利益相关者界定（精选9篇）
利益相关者界定 篇1
一、引言
随着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提高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将办学特色作为评价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 纳入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 各高职院校认识到, 特色办学将是高职院校发展的未来趋势, 纷纷提出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的战略, 甚至借鉴企业战略管理的成功经验, 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 强调与社会各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争取社会各方面对大学的广泛支持, 抢占职业教育发展先机。本文拟从利益相关者视角, 综合其他研究者成果的基础上, 根据高职院校特色办学实际, 对高职院校特色办学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类进行探讨。
二、理论背景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公司治理时提出的一种理论主张, 它强调, 企业决策的参与人应该是受企业影响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企业管理者应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负责;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
学术界普遍认同, 将利益相关者理论用于高等教育领域符合时代的要求, 同时高职院校作为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 要想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 理应考虑各个利益相关者及其诉求形成一个良性的运营机制。问题在于, 对于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 学术界暂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高职院校特色办学利益相关者进行研究过程中, 高职院校特色办学利益相关者如何界定?以什么标准分类?在国外, 有学者从大学的“拥有者”角度, 将大学利益相关者分为:最重要群体、重要群体、部分拥有者和次要群体4类:在国内, 也有学者从大学的“拥有者”角度, 将大学利益相关者分为:教授、校长、院长, 行政人员, 学生及校友, 社会及纳税人4类 (张维迎, 2004) , 也有学者从大学的“教育资源主体”角度对大学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 (胡赤弟, 2004) 。各持一说, 莫衷一是。
三、界定与分类
高职院校办学特色即其在长期办学过程积淀形成的, 具有本校鲜明个性特征, 优于其他同类学校, 且能够形成传统、代代相传的文化特质。它由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活动、课程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管理体制和校园文化等内容组成。高职院校利益相关者与高职院校办学特色的创建关系密切。按高职院校校内、外来划分, 高职院校特色办学利益相关者有23个。如图1。
根据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 (高、低) 、影响力 (大、小) 、参与度 (深、浅) 三个维度, 高职院校特色办学利益相关者可划分为重要利益相关者、一般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 (李超玲、钟洪, 2008) 。
在在职教职工 (校领导、中层干部、专任教师、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 、在校学生、深度合作企业等8个利益相关者主体中, 在职教职工是高职院校教育的主体, 办学资源的提供者, 肩负着管理、教学、教育、科研、实践指导等使命, 是学校存在的基本要素;在校学生是高职院校教育的服务对象和教育行为的“产品”, 是高职院校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深度合作企业是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特性”的有效组成部分。他们与高职院校的生存发展、与高职院校的特色办学之间重要性高、影响力大、参与度深, 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故而划为核心利益相关者。高职院校特色办学越鲜明越能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和自我价值;利益诉求和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利益相关者主体也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实践为高职院校强化特色办学作出贡献, 从而形成高职院校特色办学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良性互动。
相对而言, 驻地社区、一般合作企业、兄弟院校等3个利益相关者主体中, 驻地社区是高职院校所处的周边环境, 一般合作企业主要指高职院校的供应企业、潜在就业单位或浅层合作企业, 兄弟院校多指同类的院校, 甚至彼此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竞争。他们与高职院校的特色办学之间重要性低、影响力小、参与度浅, 故而划为边缘利益相关者。通过这部分边缘利益相关者主体, 能更好地彰显高职院校特色办学;高职院校特色办学的成果也将给边缘利益相关者主体带来经济或非经济的利好, 实现互惠双赢。
其他12个高职院校特色办学利益相关者主体, 或重要性高、或影响力大、或参与度深, 如:校友虽然不直接参与高职院校工作, 对高职院校办学影响也不大, 但是对高职院校办学重要性强;勤杂工、临时工对高职院校而言, 虽然重要性不强、影响力不大, 但会深入参与学校后勤保障、教育教学等具体工作;各类社会媒体虽然对高职院校的重要性不强、参与度不深, 但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大。他们大多不直接参与高职院校特色办学各项日常工作, 故而称之为一般的利益相关者。一般利益相关者主体虽然不直接参与高职院校的办学, 却与高职院校特色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结语
高职院校特色办学是内涵发展的必然途径, 是一所院校文化传承的创新、实践、积淀、提炼和发展, 更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高职院校要走特色办学之路, 除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形成科学办学理念、明确自身发展目标等等工作之外, 还要充分分析各利益相关者主体的利益诉求, 并尽可能帮助各利益相关者主体实现利益诉求, 从而形成良好的特色办学发展合力。在高职院校特色办学过程中, 针对重要利益相关者群体, 要充分加强教职工队伍的建设, 凝聚教职工特色办学的合力;尊重学生群体的权利, 听取学生群体对特色办学最感性、直观的意见;重视深度合作企业对毕业生培养和使用的意见建议。针对边缘利益相关者群体, 要统筹边缘利益相关者对特色办学的正面负面影响, 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和目标, 强化高职院校特色办学的自我监督与约束, 主动适应与边缘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磨合;针对一般利益相关者群体, 要构建与一般利益相关者主体的合作关系,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组织各方参与特色办学的凝练, 以实现高职院校各层次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本文对高职院校特色办学利益相关者主体进行了初步的界定与分类, 但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主体的利益诉求进行针对性分析研究, 尚未深入, 有待进一步挖掘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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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界定 篇2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对职业体育与职业体育赛事进行理论概述，对国内外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分类研究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从市场营销全过程对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结论认为：投资者、项目协会、管理者、政府、赞助商、赛事生产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观众和媒介确定为职业体育赛事的利益相关者。本研究把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依据重要性评分原则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次核心利益相关者、支持型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型利益相关者。
关键词：市场营销全过程；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界定；分类
中图分类号：G8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6-0023-05
1. Dept. of P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1， Guangdong， China； 2. D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Sport University， Jinan 250102， Shandong， China1职业体育与职业体育赛事概述
1.1职业体育概述
关于职业体育的界定，不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不同的解读，目前为止，还没有权威和确定的界定。Freedman指出职业体育是职业体育赛事进行买卖各项权利和运动员通过参加体育比赛展示运动技能并获得金钱回报的商业活动[1]；杨铁黎把职业体育看作一个经营体系，认为职业体育俱乐部是一个经济实体，他们把职业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职业赛事作为商品来经营，以此获取利润[2]；张保华认为职业体育就是以生产体育赛事作为一种谋生手段，通过劳动向消费者提供体育赛事服务产品的一种经济活动[3]；日本体育产业联合会认为职业体育是把作为体育表演提供给消费者，球队所有者、比赛主办方和职业运动员从中获得报酬的经济行为[4]。综合以上多视角的观点可以看出，职业体育是经济行为，而其核心产品是职业体育赛事，所有的管理活动和经营行为都是围绕着职业体育赛事进行的，而职业体育赛事成功运营管理离不开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协同配合。因此，本研究认为，职业体育是以职业体育赛事为核心产品，围绕着职业体育赛事进行营销和管理的一种经济活动，职业体育赛事各利益相关者从中获得各自收益和权益。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0卷第6期2014年12月 刘苹，等基于市场营销全过程的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分类No.6 20141.2职业体育赛事概述
职业体育赛事概念是从两个母概念体育赛事和职业体育概念衍生而来。体育赛事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职业体育赛事属商业性赛事，是以获得利润和经济收益为目的的市场性体育赛事，职业体育俱乐部和职业体育运动员是赛事的主体，赛事周期长，一般实行主客场制，赛事水平因赛事级别和运动员竞技能力高低不同存在较大差异。
2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分类述评
2.1利益相关者理论概述
利益相关者理论萌芽始于杜德（Dodd，1932），利益相关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独立的理论分支。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过程包含了“影响企业生存”、“实施战略管理”、“参与所有权分配”三个阶段。根据弗里曼的经典定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指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被企业目标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通常包括股东、员工、顾客、供应商、合作伙伴、政府、公众等[5]。根据现代企业理论，企业是一个法律实体，它是由一组不同目标和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及个体，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缔结联合而成。Donaldson和Dunfee将这一系列复杂契约的组合称为“综合性社会契约”，并运用理论和案例对综合性契约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根源这一论断进行论证[6]。
2.2国内外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分类研究进展与述评
作为管理学领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一直是企业研究的主体。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演变，其研究主体开始从企业拓展到会展、旅游、政府管理等方面，而体育赛事和体育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也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领域。国外学者对体育赛事和体育组织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和分类研究主要基于会展、节事活动和项目管理等视角进行的。马斯特曼·G研究认为运动员、裁判员、随队人员、供应者、赛事管理者、工作人员、观众、媒体和重要人物（VIP）等是体育赛事的主要利益相关者[7]；Getz认为体育赛事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赛事的组织者、合作伙伴、赞助商、消费者、贵宾及城市社区等，这些利益相关者分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8]。国内学者叶庆辉在其博士论文《体育赛事运作》中指出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主办组织、赞助商和经费支持者、主办社区、供应商、工作团队（受雇职员和志愿者）、媒体（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参与者和观众等[9]；黄海燕认为体育赛事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赛事主办组织、赛事所有权人、举办地政府、主办社区、媒体、赞助商、赛事观众、赛事参与者（运动员、裁判员及教练员）等，并从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10]；陈存志从利害关系视角界定了大型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并从职能关系视角把利益相关者划分为一级利益相关者和二级利益相关者[11]。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体育赛事和体育组织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分类研究更为深入和系统，基本都是在区分研究视角和依据赛事属性定位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而国内对体育赛事和体育组织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大多是在借鉴和学习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种拓展和延伸，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和脉络，也没有把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于体育赛事的运营管理理论和实践。国内对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没有体现出体育赛事整个生命周期或者体育组织发展不同阶段利益相关者的动态发展的特征，也没有体现出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3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概念界定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发展和运用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界定谁是企业或组织的利益相关者，这是研究和运用的逻辑起点。尽管利益相关者被频繁的应用到在不同研究领域，但不同的专家学者对于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却存在较大分歧。目前为止，利益相关者理论中没有一个定义得到普遍的赞同。但是，在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时候也并非无迹可寻，利益相关者与其所在的企业或者组织有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这种内在和逻辑关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益相关者和企业或组织是相互依存关系；第二，契约是利益相关者与企业或组织相互依存关系维系的基础；第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或组织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并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理论和现实运用实践过程来看，以上三种逻辑关系是界定利益相关者的基础和前提。
根据利益相关者与所在企业或组织的内在逻辑关系，结合职业体育赛事自身属性和特点，本研究对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界定为：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是指在职业体育赛事举办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并承担一定风险的个人或组织，这些个人或组织与职业体育赛事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
4基于市场营销全过程视角的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界定
4.1职业体育赛事市场营销全过程的影响因素
职业体育赛事是在体育与经济日趋融合的趋势下快速发展起来的，其自身具备的商业价值和经济价值越来越被认可和重视，职业体育赛事已成为企业和组织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载体，市场营销在职业体育运营管理中地位与价值越显突出。职业体育赛事营销就是以职业体育比赛及其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为载体来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需求为目标的一种运营管理过程。职业体育赛事市场营销全过程同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其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环境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6P理论是近代营销理论界提出的新的营销组合，它涵盖了市场营销的全过程，6P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推广（promotion）、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政治力量（political power）。6P理论同样适用于职业体育赛事市场营销全过程，在职业体育市场营销全过程几乎涉及到职业体育赛事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是职业体育赛事市场营销全过程的直接环境，他们对职业体育赛事的运营管理直接产生影响，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形成职业体育赛事市场营销全过程的间接环境，这些间接环境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从而对职业体育赛事运营管理产生间接影响，这些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是由一系列因素组成。
图1职业体育赛事市场营销全过程影响因素4.2职业体育赛事市场营销全过程利益相关群体
以盈利为目的是职业体育赛事的主要特征之一，商业运作和市场营销是职业体育赛事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以职业体育赛事市场营销全过程影响因素系列模型为基础，参考国内外关于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研究理论，结合我国职业体育赛事发展的实际，本研究对职业体育赛事市场营销全过程利益相关群体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如图2），这个初步归纳是对职业体育赛事市场营销全过程的利益相关者系列的一个分类，它涵盖了市场营销活动完整过程各主要相关因素，并且可以大体反映出大型体育赛事各利益相关群体之间利益关系。
图2职业体育赛事市场营销全过程利益相关群体4.3职业体育赛事系统及其利益相关者的选择与确定
4.3.1职业体育赛事系统及其要素构成
系统是指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12]。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方式形成了系统的结构，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有机组织起来的过程形成了系统的功能。职业体育赛事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职业体育赛事市场营销全过程需要系统内各方共同协作。而职业体育赛事系统要素主要包括赛事供给方、赛事需求方、中介组织、举办赛事所需要的基础和赛事支持系统（如图3和表1所示）。
图3职业体育赛事系统及其要素表1职业体育赛事要素构成
赛事系统要素要素组成赛事供给方投资者、项目协会、管理者、赛事生产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赛事需求方政府、运营商、社区、观众、媒介、赞助商、其他消费者群体、合作伙伴、关联企业、特殊利益群体等中介专业代理机构、经纪人赛事举办基础举办地经济、文化、政治环境、信息、科技和旅游资源等赛事支持系统举办地交通等公用设施、酒店接待等服务设施、赛事场馆等硬件条件，主办组织管理运营能力、公共服务水平、相关的政策法规和人力资源等软件条件
4.3.2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的选择与确定
运用文献分析及对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概念界定的分析，并结合市场营销全过程和职业体育赛事系统的构成要素，课题组初步拟定选择了国内外学者认同度比较高的16种利益相关者。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设计了调查问卷，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相关的职业体育管理部门管理人员、赞助企业人员根据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和内涵对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共发放了80分，回收有效问卷76份，问卷回收有效率达95%。问卷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调查统计结果
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选择数频率投资者76100%项目协会76100%管理者7193.4%政府7497.4%赞助商7294.7%社区4153.9%赛事生产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76100%供应商4559.2%媒介6281.6%观众6686.8%其他消费者群体4356.6%合作伙伴4153.9%特殊利益群体3039.5%关联企业1114.5%专业代理机构3850%经纪人3242.1%债权人2938.2%
为了进行对比研究和研究的重点突出，选择频率超过60%以上的被调研人员认同度高的8类确定为职业体育赛事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项目协会、管理者、政府、赞助商、赛事生产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观众、媒介。
特别说明：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各地方体育局等行政管理部门；管理者主要是指俱乐部的经理、除教练员外负责职业体育运动队等管理人员；供应商指器材设备、场地、营养、后备人才等方面；观众指现场观众与电视、网络观众；债权人指职业体育俱乐部资金债务融资中的银行、商业信用机构等。
5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的分类
在选择和确定职业体育利益相关者之后，要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进行系统的分类。利益相关者可以从多视角进行细分，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对职业体育影响程度和利益诉求程度也不相同。本研究探索性地运用问卷调查和逻辑分析法两种方法共同确定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的分类。
对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重要性的实证研究同样是同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完成的。被调查的对象依然是上述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相关的体育行政部门管理人员、赞助企业人员，本问卷是和利益相关者选择调查问卷一同发放的。问卷对所有最初拟定的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用数字1-8进行排序。其中“1”代表最不重要，“2”代表很不重要，以此类推，“8”代表最重要。问卷共发放80份，回收有效问卷72份，问卷回收有效率达90%。运用SPSS12.0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数据分析结果如表3。
从理论上来说，重要性排序的最小均值为1，最大均值为8，均值越大，利益相关者重要程度越高。根据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将利益相关者得分的均值划分为1～4分、4～5分、5～6分、6～8分四个等级区间，根据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程度把四个等级区间分别边缘型利益相关者、支持型利益相关者、次核心利益相关者和核心利益相关者。对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的分类界定与解释如下：
核心利益相关者：重要性评分均值介于6～8分之间，没有此类利益相关者，赛事就无法正常举办。这类利益相关者是职业体育赛事顺利举办的基础性条件。他们是职业体育联赛的核心主体。包括投资者、项目协会、赛事生产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次核心利益相关者：重要性评分均值介于5～6分之间，他们是职业体育赛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在职业体育联赛中主要起到监督、服务功能。包括政府、管理者、赞助商。这类利益相关者是职业体育赛事成功举办的重要保障。表3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重要性评分调查结果
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N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投资者72787.641.642项目协会72787.521.431管理者72585.732.571政府72685.981.617赞助商72685.781.572社区72263.261.793赛事生产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72787.321.469运营商72364.351.982媒介72374.421.438观众72374.531.579其他消费者群体72253.791.741合作伙伴72163.981.862特殊利益群体72152.471.885关联企业72162.792.431专业代理机构72374.151.796经纪人72253.132.365债权人72142.212.133支持型利益相关者：重要性评分介于4～5分之间，这类利益相关者在职业体育联赛中起到支持、宣传和推广等作用。包括运营商、观众、媒介、专业代理机构。这类利益相关者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会加大职业体育赛事成功举办可能。
边缘型利益相关者：重要性评分介于1～4分之间，职业体育赛事与这类利益相关者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或者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是非常明显，这类利益相关者对职业体育赛事绩效评估的要求和利益诉求不强烈。包括社区、其他消费者群体、合作伙伴、特殊利益群体、关联企业、经纪人、债权人。
分类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大型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分类结果
利益相关者分类利益相关者核心利益相关者投资者，项目协会，赛事生产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次核心利益相关者政府，管理者、赞助商支持型利益相关者运营商、观众、媒介、专业代理机构边缘型利益相关者社区、其他消费者群体、合作伙伴、特殊利益群体、关联企业、经纪人、债权人从上述职业体育赛事利益相关者选择与确定和体分类可以看出，本研究确定的8种利益相关者在分类中分别属于核心利益相关者、次核心利益相关者和支持型利益相关者，这8种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评分标准都是比较高的（大于4）。
6结束语
职业体育赛事一般具有多目标性，但是以盈利为目的依然是职业体育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对职业体育赛事的市场营销管理与运营也理所当然的成为职业体育管理活动的核心内容，加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职业体育赛事的目标要求存在差异，因此通过市场营销全过程来选择和确定职业体育赛事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可以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而且也对职业体育赛事的运营管理绩效可以进行有效评估。但是，在展开体育赛事绩效评估之前，首先要对利益相关者进行选择与确定，而在选择与确定的过程中必须要把握的原则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分清哪些是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哪些利益相关者相对没有那么重要。那些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对体育赛事绩效评估和利益要求非常强烈，他们组成了体育赛事绩效评估的主体。对不同利益相关者主体的利益诉求判定和分析是确定体育赛事绩效评估目标及指标的重要依据。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类是体育赛事绩效评估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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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界定 篇3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文献聚合分析法
1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缺陷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学术界就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认识。多年来,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体集中在“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应当承担何种社会责任”等问题上。
近年来, 理论上, 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主流企业理论进行批判;现实中, 社会各界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加强。对于企业应当 (或者说必须) 承担社会责任似乎已达成共识, 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指导企业实践的过程中, 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对象的模糊性。意欲进一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并使之能够切实指导企业的实践活动, 就必须明确回答一个问题, 即“企业要对谁承担社会责任”或者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对象是哪些个人或群体”。答案似乎很明显,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对象当然是“社会”了。但是这个回答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
首先, “社会”这一概念, 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和抽象性。“社会”大而化之没有具体的指向性, 让一家具体的“企业”去向社会承担社会责任是不可能实现。
其次, 对整个社会承担责任, 是对主要关联群体的不负责任。企业将有限资源消耗在几乎没有关联性的个人或群体上, 会导致没有足够的资源满足主要关联群体的合理要求和期望, 这样做是对这些主要关联群体的应承担的责任的放弃。
可见, 要确定企业对谁承担社会责任, 仅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本身出发无法找到突破口, 而不解决这一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就不可能得到应用, 单纯提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又不能指出对谁承担, “企业社会责任”无异于一句空话。于是, 寻求其他理论的支撑势在必行。
2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界定
利益相关者理论 (Stakeholder Theory) 是对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股东至上主义理念的挑战。自20世纪60年代, 由斯坦福研究院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的学者首次命名并给出定义后, 利益相关者理论得到了众多学科, 如管理学、企业伦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者的关注, 并在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方面取得很大发展。经济学家迪尔 (Dill , 1975) 曾经这样描述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影响:“我们原本只是认为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会作为外因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和管理过程, 但变化已经表明, 我们今天正从利益相关者影响 (Stakeholder influence) 迈向利益相关者参与 (Stake Holder Participation)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六章“利益相关者”的第81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尊重银行及其他债权人、职工、顾客、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这说明利益相关者理论正日益受到理论界和社会的重视和认可。本文试图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新发展及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 运用文献聚合分析法对本文所研究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
2.1利益相关者理论
最早使用“利益相关者”概念的经济学家是Ansoff, 他认为“要想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 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 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1984年, 宗师级学者Freeman给予广义利益相关者以经典定义是:“企业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在这个定义中Freeman强调企业的“影响”可能是单向的, 也可能是双向的。它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视为利益相关者, 同时还把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 受企业所采取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看作利益相关者, 如把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的队伍行列。
Mitchell在考察了27种之多的利益相关者定义后认为, 作为利益相关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 影响力, 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企业决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 (2) 合法性, 即某一群体是否被法律和道义上赋有对企业拥有的索取权; (3) 紧迫性, 即某一群体的要求能否立即引起企业管理层的关注。基于这三个特征的不同组合产生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 显然这一界定对利益相关者的权重大小进行细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owley (1997) 指出,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取决于两个问题: (1) 对利益相关者概念的定义; (2) 能够把利益相关者划分不同种类, 以理解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他认为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识别公司利益相关者是谁, 以及公司决定他们会产生什么影响。因此, 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中, 建立具有普遍性的识别标准是这一问题的关键。
国内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理论也有研究。杨瑞龙、周业安 (2001) 认为利益相关者是与特定联合生产过程有联系的个体 (生产要素所有者) 或企业联合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者。陈宏辉 (2003) 结合关联性和投资专用性两个角度来界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 并承担了一定的风险的个体和群体, 其活动能够影响该企业目标的实现, 或者受到该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企业是由各个相关利益者构成的“契约联合体”。首先, 企业的资本不仅仅来自于股东, 而且来自于企业的员工、消费者、政府、社区和社会公众等。股东提供的仅仅是物质资本, 而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提供相应的资本来维持企业的运行和发展。因此, 企业不仅承担经济责任, 还承担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会计作为信息系统不仅仅是为股东服务, 还要为企业各利益相关者服务。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投入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 他们需要会计提供的信息以了解自己投入资本的保值增值情况, 了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其次, 利益相关者与企业是相互制约的,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 同样, 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实现也受到企业的影响, 他们对企业进行了一定的投资并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因此, 利益相关者需要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来评价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自身利益的影响。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是企业对社会各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这正是利益相关者决策所需要的, 因此, 利益相关者对社会责任信息有着强烈的需求。
2.2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2.2.1 文献聚合分析法的引入
本文所使用的“文献聚合分析法”, 就是尽可能多地选择已经发表的文献, 通过比较和聚类从中找出比较一致的意见, 作为最终界定利益相关者的基础。就目前国内外关于利益相关者研究领域的状况而言, 这种方法不失为一种较为客观合理的界定方法, 而且由于网络搜索技术的不断发展, 使得这种方法更容易实现。
为了比较客观地对我国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 本文主要依据“以国内为主, 国外为辅, 文献版本最新或较新、文献具有代表性、同名作者文献不多取”等原则, 研读了200多篇相关文献, 从中选择了50篇作为本文文献聚合分析的基础, 其中书籍有2部、文章41篇, 涉及33种期刊, 其中外文期刊8种, 国内期刊不少是国内知名刊物, 比如《会计研究》、《财会通讯》、《会计之友》、《理论与探索》、《管理科学》、《财会月刊》、《经济问题探索》等, 另外还选择了7篇硕士论文。通过研读发现, 各文献对利益相关者的称谓并不相同, 因此, 在文献聚合分析的过程中, 对其称谓进行了统一化处理。如雇员、职员、工人、员工, 一律称为员工, 投资者、所有者、股东, 一律称为股东, 消费者、客户、顾客, 一律称为顾客, 经营者、管理层、管理当局, 一律称为经营者。
2.2.2 文献聚合分析的结果
通过对50篇文献的聚合分析得到, 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认同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股东, 员工, 顾客, 债权人, 政府, 社区和社会公众, 供应商, 经营者, 经销商, 环境组织, 商业伙伴, 媒体, 行业协会。本文拟依据选取文献中认同程度大于60%的原则, 选取股东 (100%) , 债权人 (74%) , 员工 (96%) , 顾客 (90%) , 政府 (70%) , 社会公众 (68%) (为书写方便将社区和社会公众简称为社会公众) 作为企业应当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对象, 即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 (如图1所示)
因此,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确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需求主体, 即股东、债权人、员工、顾客、政府、社会公众, 将这六类利益相关者界定为企业应该并必须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范围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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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enrose, E.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195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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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tarik, M.A Speech, in Jones, T.M., The Toronto conference:reflections on Stakeholder theory.Business and Society, 1994, 33 (l) :82-131.
[7]Rowley.Toward a stakeholder theory of the firm:The case of the Saturn Partnership.Working Paper.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1997.
[8]杨瑞龙, 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人格标识利益在我国民法上的界定 篇4
关键词：人格标识；特点；属性；表现形式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117-03
一、人格标识称谓的来源
关于姓名、肖像、声音等，这些可以用来识别自然人的标记的统一称谓，英文文献中有“personality”或“valuable attributes of personality”[1]，直译为“人格”或“具有经济价值的人格特征”；其来源于拉丁语persona，persona原指戏台上演员所戴的面具，不同的角色，不同的面具[2]。在语源上可以看出，标识角色的面具具有识别性作用，使人的角色得以区分。 荷兰学者Pinckaers倾向于用“persona”，其指所有确定特定人的符号或标志，这些符号包括姓名、肖像、声音、签字、特征以及其他据以识别特定人的区别性标志。而Pincaers 之所以倾向于用“persona” 的原因是“这个词在荷兰语也能被使用，而且其与不可转让的一般人格权没有联系”德文的表述有“Identit tsmerkmale”[3]，直译为“身份标记”“身份特征”“Elemente der Pers lichket”直译为“人格要素”（这里可能是一般要素，不限于姓名、肖像等标志）。德国联邦法院（BGH）则称之为“Merkemalen der Pers？nlichkeit”，可译为“人格标志”。
本文采用“人格标识”作为这类标记的统称，主要在于人格标识所具有的特点之——识别性，人格标识比人格标志从字面上看更能体现识别性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知，概念的逻辑学解读是“种差+属性”。在法律逻辑上，人格标识的内涵正是由其特点和属性所决定的。
二、人格标识利益的概念
（一）人格标识利益的特点
1.识别性
有学者认为人格标识是“民事主体标表其个性特征的人身因素，如自然人的肖像、姓名、形象、声音、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等”。虽然标志与标识在外文资料中的名称是一样的，（在德语中为“Merkmal”）但是在汉语中，“标识”的“识”名称上更能体现其识别性的特征，便于理解。而标志对此则无从体现。所以，人格标识体现的如肖像、姓名这样的利益共同点是具有识别性，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可以借助这些标志来识别出其所指代的人。
人格标识体现强烈的识别性特征，基于这种可识别性特征的人格标识有扩张保护的趋势。在普通法上，美国第九巡回法院明确指出，虽然加利福尼亚州的制定法不保护其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但加利福尼亚州的普通法仍然对制定法规定之外的其他可识别性身份特征进行保护。美国判例法上的典型案例是1947年的一宗案件，原告是一名著名赛车手，被告擅自将原告驾驶赛车的照片用于商业广告中，虽然照片里的原告面部模糊、不能被识别，但由于原告的赛车具有独特的装饰风格，人们能从照片中认出原告的车，因而原告应当受到公开权的保护。
虽然说“可识别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作为判定人格标识的标准之一又是最符合逻辑的。许多国家的法律往往只保护特定的身份特征如姓名、肖像，但是这些国家的法院也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创设出类似“可识别性”的概念。
2.个性化
所谓个性化，是指人格标识具有使一个人区别于他人，拥有自己的特点，表征自己社会存在，进而达到社会交往的目的。可以说，个性化是内容，识别性结果。这是因为人格标识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要素。比如姓名是用以确定和代表个体自然人并与其他自然人相区别的文字符号和标记。姓名包括姓和名两个部分，姓是一定血缘关系的记号，标志着个体自然人从属于哪个家族血缘系统；名则是特定的自然人区别于其他自然人的称谓。姓名的组合，才构成自然人完整的文字符号和标记，因而姓名是自然人的人身专用符号和标记。姓名的法律意义在于，姓名在法律上使一个自然人与其他自然人区别开来，在一定意义上姓名是主体存在的标志，也是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行使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和承担相应义务的前提条件， “姓名是公民特定的人身专用的文字符号，是公民自身人格特征的重要标志，是区别于其他公民的文字符号。”[4]因此，姓名要素的个性化特征能够使其区分于其他人，表彰个性，达到社会交往的目的。
（二）人格标识利益的属性—符号利益
Pinckaers 教授认为人格标识是指，“所有能够识别特定人的符号（symbol）或标识（indicia）”，“这些符号包括姓名、肖像、声音、签名、特征以及其他别人据以识别特定人的区别性标志”根据他的观点，人格标识的属性是一种符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在其社会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5]。此外，正如王泽鉴教授所说，民法以“人”为核心，但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社会性，共同经营社会及经济生活，所以，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就需要借助符号传递信息，创造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借助符合这个要素对资源进行配置，符号承担着各种各样的内容。例如某人的肖像、姓名、声音等以特定的符号出现，用来标表自己的身份和存在时，其他人也是通过这些符号来认识这个人。但符号的作用不仅限于表征一个人的身份，排斥他人的使用或者他人不得对人格标识进行贬损，即人格权传统的精神领域，它也同样被用于商业领域。
综上所述，人格标识是自然人在社会交往中，以个性化和识别性为特征，以标表自己身份特征，其他人足以通过这种符号将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它具有精神利益并且可以带来财产利益。人格标识利益是人格标识所体现的精神利益和所带来的财产利益的综合体。
三、人格标识的表现形式
人格标识所包括的标现形式包括：个人外部形象、姓名、声音及其他具有识别性特点的表现形式。
首先，作为人格标识的个人外部形象不限于肖像。因为肖像是人的真实形象及其个性特征的再现，但由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它的载体变得多元，它可以用视频、胶片、相片、画像、雕刻、雕塑等载体表现出来。如果认为肖像仅仅指的是自然人的面部形象，突出强调了物质载体上所体现的自然人的面部或以面部为主体的形象。那么这种对肖像的理解太过狭隘，不符合人格标识的特征——表现一个人的形象。本文中作为人格标识要素之一的肖像并不仅仅限于自然人的面部，它还包括具有可识别性的自然人形象的载体。正是因为作为个人外部形象的肖像不限于面部，本文直接以个人外部形象来指代这种标识。
其次，姓名的法律意义在于使一个自然人与其他自然人区别开来，在一定意义上姓名是主体存在的标志，也是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行使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和承担相应义务的前提条件。人的姓名旨在区别人己，彰显个别性同一性，并具有定名止争的秩序规范功能， 因此，各国、各地区通常将姓名权作为人格权加以保护。（《德国民法典》第12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9条）姓名因为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的特点，即识别性而被物化在书刊影视等载体上就变成了一个人格标识。
再次，声音。人的独特的声音也能起到和肖像、姓名等人格要素相同的识别功能，如香港歌星张学友独特的哭腔唱法、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节目解说人赵忠祥的独特声音等。作为物化载体的声音标识则不仅能指代特定人的功能，还具备可开发的商业价值，如商业性模仿秀节目，参与者通过模仿名人的声音直接获得利益，媒体也可通过此种节目获得利益。能被作为人格标识的声音的标准是可识别性，应当包括自然人独特的声音或者说话的风格，演唱者独特的演唱声音，主持人独特的说话声音或说话风格，以及其他名人可识别性的声音等。
最后，具有识别性和个性化的标识。识别性和个性化，是人格标识利益的特点，由于人格标识利益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并且对人格标识的保护可以是整体性的保护，所以物品具有这种识别性能够使人们认定是特定的人，也应当是人格标识的表现形式。进行这种兜底保护的原因是防止他人恶意利用人格标识。这就好比说，如果规定侵犯他人人格标识利益的方式有5种，那么这一规定不过是向聪明的广告商给出提示，让他们创造出第十种方式。具有识别性的标识只要足以使人辨别或是做出共同的相关联想，都应当是人格标识保护的范围。
从形式上看，我国法律以单独列举的形式对生命、身体、健康、隐私、荣誉、姓名、肖像等人格利益进行了规定；而人格标识利益是以识别性为特征，包括我国法律已经规定的肖像、姓名，也包括声音等其他具有识别性特点的人格符号，但不包括不具有识别性特征的生命、身体等人格要素；人格标识既是对姓名、肖像等具体的人格利益的单独保护，又是对其他单独的人格标识利益的保护，也是对具有识别性人格特征的人的形象的整体利益进行保护。
从内容上看，我国法律以人格权具有不可转让，不可继承的非物质性，认为姓名权、肖像权只具有精神利益，对其侵犯是对权利人人格的贬损，缺乏对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带来的财产利益的保护；人格标识利益不仅在表现形式上扩大了我国人格权所没有规定的人格标识，而且在内容上保护姓名、肖像等具有识别性特征的人格标识所带来的财产利益。
由此，我国法定人格利益与人格标识利益的关系是不完全相同的，关于两者的关系，为了方便理解，如图1所示。
综上所述，人格标识的表现形式不仅包括肖像、姓名，也包括具有识别性特征的标识，这种标识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特有形象。人格标识之所以不限于肖像和姓名，主要在于它所能带来的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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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凤民.人格权法-理论与实务研究[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1：112-113.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 篇5
一、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目的
一般认为, 公共利益是指有关国防、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1] 。学界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不一致, 各国或地区的立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也不完全相同。英国立法主要从目的性方面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德国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使用了“社会福利”一词[2] 。日本以列举方式具体规定了“公共利益”的范围。我国台湾地区以其事业所必须者为限, 以列举方式列出。
笔者认为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动态的概念, 应当说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宗教等的不同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也是不一样, 并且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公共利益具有的这种不确定性, 使它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难有一个确切的界定;利益内容本身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范畴, 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所以也难以有个可衡量的标准[3] , 并且主观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流逝发生一定的变化。例如, 环境问题如生态平衡、自然资源等的关注都将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公共利益。因此, 笔者认为与其在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在定义上作讨论, 不如在具体的可操作性层面对其范围作出界定, 以便征收方和被征收方都能找到可参考依据, 以求达到双方的诉讼权力地位的动态平衡。
二、土地征收中对公共利益界定的现状分析
笔者试图通过两个维度对我国征地中公共利益的界定现状进行分析。一是立法层面的界定;二是学界对立法模式的相关研究。对公共利益界定的现状分析如下:
(一) 我国现行立法上对公共利益的界定
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第42条第1款中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修改后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9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 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出让的土地使用权。”从立法层面看, 我国现行立法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只停留在概括式层面上, 含糊其词。因此笔者认为还需要待出台具体的法律法规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规范。
(二) 公共利益的立法模式
在公共利益上的界定有相关实践可供参考。主要的立法模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概括式, 即在立法中概括规定征收须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 而不指出具体事项或范围。概括式虽能够广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但会加重公共利益界定模糊性, 赋予征地机关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易造成权利的滥用。二是列举式, 即详细列举用于征收的公共利益的范围。对于发动土地征收权的公共利益事业较为明确, 但基于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难免会出现遗漏或不周全之处。三是概括加列举式, 即一方面列举公共利益的范围, 另一方面又对公共利益作出概括性规定。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地区较多。有学者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就能集合两者优势。其实不然, 在实践中征收主体为达到征地目的在缺乏外部监督机制的条件下可能会自然地利用到两者的不足之处。四是列举式加排除法[4] , 即一方面最大限度的发挥立法的预见功能, 制定较为详细的公共事业范围, 另一方面利用排除法将过去的存在过的, 或者将来可能出现的不属于公共利益事业范围排除在外, 以达到对公共利益范围的全面科学界定。
对于以上四种模式, 笔者更认同以列举排除法的方式阐明对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列举式虽缺乏灵活性, 但可以在总结我国土地征收中的教训的基础上, 吸收境外经验, 充分发挥立法的预见功能, 克服灵活性不足的一面, 同时发挥其易于操作的优点。再结合排除法将过去的存在过的, 或者将来可能出现的不属于公共利益事业范围排除在外, 此模式是一种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并且是更为明确、简洁, 易于操作的方式。
三、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建议
(一) 对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立法可采用列举式加排除法
综观各国和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 我国目前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目的范围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国防设施; (2) 交通事业; (3) 公用事业; (4) 水利事业; (5) 公共事业; (6) 行政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他公共建筑; (7) 教育、慈善事业; (8) 旧城改造; (9) 其他由政府兴办, 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事业。[5] 根据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发展性和开放性等的特点可能会引起土地征收的法定事项的设定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通过列举排除法的方法对公共利益范围进行界定, 最大限度的在科学的实践调研基础上发挥法律预期设想, 分门别类的界定范围。在大类划分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论证和民主表决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细化拟定事项, 规定出下一级子类, 形成纸质文本和电子查询目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而进行年度的不断更新, 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人民群众维权提供明确、高操作性的法律依据。
(二) 界定公共利益主体的选择
在我国理论界, 关于公共利益界定的主体选择, 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应由立法机关作为界定主体。二是认为应由行政机关作为界定主体[6] 。三是认为应由司法机关作为界定的主体[7] 。对于公共利益的认定主体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 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应根据各自的职能范围及其特点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进行相互分工合作。立法机关可以为公共利益识别提供立法范围的界定, 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具体化工作确立法律规范依据;行政机关为征收权的发动提供一个目的性前提, 进行事前界定;司法机关为征收的司法审查提供裁判依据, 并控制征收权的滥用, 提供事后保障。
(三) 完善征地补偿规定, 保护被征地人合法利益
在征地程序中, 公共利益与合理补偿是相辅相成的。实践中征地补偿不合理是产生征地纠纷的直接原因, 对公共利益的异议更多的是为了防止受到不公平的经济对待的一种保护手段。因此建议同时在补偿机制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从而减少因为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给被征收人所带来的损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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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的界定是《宪法》的任务 篇6
首先, 公共利益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物权法》第42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在此, 如果没有一部法律对公共利益进行必要的界定, 确实在进行征收时存在很大的争议, 此时的利益博弈是非常激烈的。公共利益就其字面意思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可直接享受的利益, 但问题是“全体社会成员”如何来进行衡量, “直接享受的利益”中的“直接”如何衡量, 哪些又是“间接享受的利益”。而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 在《辞海》中也没有该词条, 那么在具体的实践中如何去把握就成了法律必须加以解决的任务, 而不是留下一个问题, 等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拿重庆的吴苹一家的拆迁来看, 《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江平教授支持强制拆迁, 并认为:“她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但是, 由于法律没有规定, 就存在这这样一个悖论———“尽管你是专家, 你认为是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利益了?!”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对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遇到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存在争议的进行全民投票。但是, 且不论对于每一个争议进行全民投票是不是经济的问题, 在这里全民投票中的“全民”又如何把握, 是全社会还是涉及到利益相关的人进行投票。如果是全社会投票显然不合适, 那么只能是涉及到的利益相关的人进行投票, 这样无形中就等于给公共利益下了一个界定的范围。而且这里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进行投票采取什么方式, 传统的方式是少数服从多数, 但是笔者认为在这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并不可取, 因为多数人同意了, 那少数人的利益还要不要保护, 怎么保护。所以笔者认为, 必须有一部法律对公共利益进行一个明确的定义, 只有这样在实践中才能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事。
其次, 公共利益的界定是《宪法》的任务。既然公共利益必须要由一部法律来进行明确的界定, 那么到底是应该由《物权法》来明确规定还是由其他法律来进行明确规定。现在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公共利益应当由《物权法》来进行规定, 究其原因无外乎是《物权法》出台后, 引发了社会对于公共利益的极大关注与争论。但是笔者认为, 无论从我国的法律体系的构成还是公共利益本身的性质抑或是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来看, 公共利益都不应当由《物权法》来进行规定, 而应当由《宪法》来进行规定。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从我国的法律体系构成来看, 公共利益应当由《宪法》来规定。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并非《物权法》的首创;相反, 在《物权法》出台前, 我国的多部法律法规中都有关于公共利益的内容。比如《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还有比如《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 裁定不予执行。再比如《引渡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引渡合作, 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由此可见, 将公共利益的概念交由作为民事基本法的《物权法》来规定显然并不合适。笔者认为,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 由其来对公共利益进行规定是最合适的。一方面,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 是其他所有法律法规的上位法, 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必须以《宪法》为依据, 并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由《宪法》对公共利益进行规定, 具有全局上的指导意义, 而这恰恰是《物权法》和其他法律所欠缺的。将公共利益的概念交由《宪法》进行规定, 能够对所有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法律都产生法律效力。另一方面, 从我国的《宪法》的具体内容来看, 我国的《宪法》主要规定的是一些原则性较强、理论性较高的内容, 并不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以及如何保障这些权利义务的履行。而公共利益的概念则属于原则性强且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的内容, 所以将公共利益的概念交由《宪法》来进行规定并不违背宪法的内容, 也不会影响《宪法》的体系。
第二, 从公共利益本身的性质来看, 公共利益的概念只能由《宪法》来规定。公共利益本身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概念, 例如《物权法》中所规定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个人物权 (房屋、财产等) 征收征用, 这里的公共利益涉及到个人的民事权利与社会公共权利的关系, 强调的是“为大多数人的直接利益”, 从这方面来看, 公共利益属于《物权法》的范畴, 《物权法》可以对其进行规定, 但是公共利益还涉及到其他方面, 特别是涉及到本国法与外国法的冲突问题。例如在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只要本国法院认为依本国法律选择规则应适用的外国法违背了本国的公共秩序或国际公共秩序时即可采取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还有, 比如国际司法协作的问题等等, 在这方面公共利益强调的又是“国家安全”, 很显然这是《物权法》所不能涉及的。而《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 不受部门法的局限, 可以从各个方面对公共利益进行合理的规定。
第三, 从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来看, 公共利益的概念必须由《宪法》来规定。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法律理论和实践中的最重要的划分之一是‘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乌尔比安在《学术汇编》中指出“它们 (指法律) 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 有的则造福于私人。公法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之中”。可见关于传统的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最初的标准就是“公共利益”, 换句话说“公共利益”就是认定公法的一个主要标准。而《物权法》作为民事基本法, 很显然是属于私法的范畴, 由一部私法范畴的法律去规范一个典型的公法概念显然并不合适。当然这是从传统的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来看, 随着社会的发展, 法理学的发展, 现代的法律逐渐呈现出公法和私法的融合, 即便这样, 将“公共利益”交由《物权法》规定也存在着问题。按照法理学的研究保护公共利益的法既非私法也非公法, 而应当是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孙笑侠曾论述, “社会利益的主体是公众, 即公共社会。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既不能与个人、集体相混淆, 也不是国家所能替代的, 尽管社会利益表现在权利形式上, 其主体可以是公民个人、法人、利益阶层或国家”。一方面社会法更倾向于公法的范畴, 它需要倚重公权力, 借助引导性、促进性和保护性规范, 为“守法主体” (它不等同于公民或法人等) 规定义务;另一方面社会法不能像私法那样, 确认、尊重、保护个人的民事权利, 不能贯彻公民个人私权神圣与契约自由原则。公共利益的社会法属性也决定了它不能由《物权法》来规定, 毕竟作为典型的私法, 其贯彻的原则是公民个人私权神圣和契约自由, 而这对于公共利益而言是不可能的。而《宪法》一方面规定了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原则、方式、程序等问题, 同时也规定了对公民个人合法私权的保护问题。从这个方面来看, 《宪法》是典型的社会法, 所以既涉及公法问题又涵盖私法问题的公共利益的概念必须由《宪法》来进行规定才更为合适。
论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出路 篇7
关键词：公共利益,界定,实体法,程序法,听证程序
为什么近年来会有这么多的侵犯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的事件发生?这些政府的拆迁征用是否符合宪法中规定的“公共利益”的标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后, 这些类似行为彻底的消失了么?我们认为法律不能有瑕疵, 因为只要有瑕疵, 它就可以成为恶意人们攻击的突破点, 法律便形同虚设。我们的目的是让“公共利益”的瑕疵消灭, 更彻底的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本文试图探讨通过实体法与程序法两者结合的方式来完善“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
1.“公共利益”成为学界讨论热点的原因
1.1 以“公共利益”为旗号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事件屡见不鲜。
2003年北京的野蛮拆迁事, 2004年湖南的“嘉禾事件”, 2006年江苏的“铁本事件”, 2011年4月30日湖南株洲强拆事件中自焚村民抢救无效去世, 2011年12月13日山东枣庄又出现老人自焚阻止强拆等。由此可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地实施并未能从根本上截止暴力强拆事件的发生。这些强拆都符合“公共利益”的真实需求么?这是值得思考的。
1.2 “公共利益”难界定。
公共利益, 从字面上理解, 可称之为公共的利益。那么什么又是公共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和民众。正是由于其民众性、大众性, 公共利益的实现通常是要以减损私人利益为成本, 或者说以限制或者剥夺某种公民权利作为代价。对公共利益的内容做出界定的确是有难度的。“公共利益”自身的抽象性、不确定性决定了“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不可能做到精确化。
2.“公共利益”界定现状
2.1 境外“公共利益”界定做法。
2.1.1 概括式界定。采用此方式的国家有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菲律宾。其具体做法是对“公共利益”做原则性的规定, 通常表现为以程序的方式来确定“公共利益”。一种途径是以议会来认定征收和征用是符合公益目的的, 美国采用此方式;另一种途径是法院通过判决对公共利益作出诠释, 英国采用此方式。
2.1.2 列举式界定。采用此方式的国家 (地区) 有日本、韩国、印度、德国、波兰、墨西哥、巴西、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日本采用了穷尽列举方式, 共列举了35种公共利益;我国的台湾地区则采用了列举与概括并用的方式, 即在法律条文的最后设有“兜底”条款。
2.1.3 还有一些国家对“公共利益”范围规定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公共利益认定, 如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
2.2 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
在2011年1月19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之前, 我国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也是范围不明确并且也没有相应的认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对公共利益进行了列举的界定, 但条文后设有兜底条款。我们认为该兜底条款的存在使得我国公共利益的界定还要往前走一步。正是这样的兜底条款使得强拆事件不停息。地方政府和商业组织正是利用了此缺陷而穿上了“公共利益”的外衣去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3.“公共利益”界定的出路
我们认为现阶段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方法均有瑕疵。采用概括式来界定“公共利益”无疑是加重了议会或法院的工作量, 必定影响工作效率。从另一方面看, 此种做法使得法律缺少了稳定性。而穷尽列举式来界定“公共利益”虽体现了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法律的可预测性并不是万能的, 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 有很多的社会现象是我们不可预测的。另外兜底条款也是非常可怕的, 它的实质可以看成是一个“大箩筐”, 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都可以放入其中, 因此就可以被地方政府和商业组织所非正常的利用。
我们认为要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 首先要对公共利益进行适当的分类: (一) 按有无争议, 可把公共利益分为绝对公共利益和非绝对的公共利益。绝对公共利益是指征收后所设立的项目为公认的公共利益, 公众对其不会有争议的事项, 例如国家的国防建设、交通事业、水利事业、公共卫生、教育学术及慈善事业。非绝对公共利益是指征收后所设立的项目为非公认的公共利益, 公众对其会有争议的事项, 例为城市化建设而征收土地。 (二) 按征收所对应事件的紧急性, 分为紧急性公共利益与非紧急性公共利益。紧急性公共利益是指行政机关基于自由裁量权在紧急情况下的临时征用, 如为对应海啸、地震、洪水、雪灾等紧急情况而进行的征收, 因此紧急性的公共利益均为绝对性的公共利益。非紧急性的公共利益指针对除了紧急性公共利益之外进行的征用, 因此非紧急性公共利益可能是绝对性的公共利益也可能是非绝对性的公共利益。
我们认为根据公共利益的绝对性与非绝对性分类来界定公共利益是比较适宜的。其中绝对性的公共利益应该采用列举的方式来界定, 即在实体法中进行详细的穷尽的列举。对于非绝对性的公共利益的界定则是重点和难点。我们认为对于非绝对性的公共利益应当通过民众的投票或者通过听证程序来确定, 即在程序法中以程序的方式来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对于非绝对性公共利益的确定只有通过公民投票或听证的方式来确定才能体现公共利益的真实含义, 即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应的, 在确定公共利益之后, 更重要的是采取合适的救济方式来补偿那些因征收而减损或消失的个人利益。
4.结论
我们认为要彻底解决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 唯一的出路是上文所论述的实体法加程序法的方式才能准确的界定。如若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方式来解决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 都会有很大的弊端, 在此不在赘述。实体法+程序法才是“公共利益”界定的最终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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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扬峰.财产征收中“公共利益”如何界定[J].法学, 2005。
公共利益的界定方法与完善对策 篇8
一、“公共利益”解释的几种观点
当然, 理论界对“公共利益”的说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的, 笔者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学者的观点, 这里仅就笔者认为有一定影响和道理的说法简单概述。
第一种说法认为可以采取反向排除法。反面排除法就是将常被误认为是公共利益而不属于公共利益的事项明文排除在外。将若干种貌似“公共利益”但不是真正“公共利益”的情形 (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共利益”的假冒形态) 排除出去, 只有在无法通过反向排除的情形下才套用对“公共利益”的正面说明, 以甄别公共权力部门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1]这种说法将政府利益和主动的、主观的商业利益以及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都排除在外了。
第二种说法是将“公共利益”的理论界定转移到制度建设上。此种观点认为公共利益在实体法上难以界定, 那么可以将问题转移, “谁来界定公共利益”问题上来, 此时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制度问题, 提倡用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认为“如果人大代表确实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 他们必须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而如果由他们决定征收计划和补偿方案, 那么我们可以期望被征收者的利益可以得到充分保护”。[2]
第三种说法是程序限定法。有的学者主张可以通过预先公告程序、通知程序、听证程序、异议程序和增加中立机构来确定补偿标准这些程序上的措施来防止行政征收征用权的滥用。[3]其中, 对于听证程序范振国老师更加细致地从各个方面阐述了通过程序限定来使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可以发挥相应的作用。“为了保障相关人切实享有听证权, 必须将听证程序提高到判断公共利益合法性标准之一的高度, 而不是将其视为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宣示性的权利;充实听证程序的内容;完善听证程序中参与人的范围、参与人的选择, 加强各级人大及常委会在听证程序中的作用”。[4]有的学者提出“我国立法应借鉴征收法制发达国家的经验, 将征收公告由现在的征收决定做出之后的‘拆迁公告’转变为征收决定做出之前的‘公共利益决策和形成公告’, 把‘公共利益’的形成和决策置于广大公众的直接监督之下。同时, 辅之以必要的行政与司法救济措施, 真正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和意见表达权。”[5]这些都是从程序不同方面来限定公共利益的适用, 以防止执法机关的滥用, 解决社会矛盾。
第四种出路主要是借鉴美国和德国的立法经验而提出我国的公共利益界定标准。认为“可以采用‘正面列举’的立法方式来明确‘哪些事项属于公共利益’, ‘反面排除’立法方式将‘一些明显不属于公共利益’的征收事由排除, 以此降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 ‘辅以一般条款’的立法方式”。[6]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反向解释的方法。
二、“公共利益”问题的完善对策
以上几种对中国当下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提出的几种方法, 都有其合理性, 笔者更赞同第四种观点。但是即使通过“列举+排除+辅以一般条款”的方式限定公共利益范围, 它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笔者认为试图在立法上明确“公共利益”界限同时还应该再辅以程序上的限定才能更加完善。首先, 在公共利益的形成过程中就置于广大民众的监督之下, 在决定征收、征用之前就用法律程序来限定这个决定的产生。在做出之前可以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协商, 进行民意检测, 广泛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以后将预先公告、异议程序、听证程序落实到实处。其次, 给予有选择的救济程序, 发挥司法的公正作用。权利如果得不到救济就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因此, 对于因“公共利益”财产被征收、征用的公民、法人, 应当拥有除了行政复议以外的行政诉讼等其他救济途径。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公共利益”的形成过程中所规定的一些程序以及预先公告、听证等每一个程序都应该是可救济的。最后, 在公共利益的认定中, 发挥其他主体的监督作用。从立法主体来看, 诚如张千帆教授所说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度, 充分发挥尤其是地方人大和常委会在征收和补偿方案的作用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从社会主体来看, 还应当及时公布共利益相关信息, 让公众了解国家政策决定, 参与公共决策, 形成对公共决策的监督和约束机制, 从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综上所述, 由于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和抽象性的特点, 在适用过程中容易被滥用和曲解, 因此, 必须将公共利益成文化, 即将公共利益内容尽可能地条文化, 得到可能的确定性。因此, 笔者认为对“公共利益”在实体法上进行界定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程序上的建议来辅佐实体公共利益的适用, 希望能够在对当代中国关于土地征收征用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摘要：通过对反向解释、问题转移、程序限定以及“正面列举+反面排除+辅以一般条款”这几种方法的阐述提出从形成程序上、救济途径和人大监督以及群众监督方面来保障“公共利益”的实施。
关键词：公共利益,界定方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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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土地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篇9
公共利益 (The Public Interest) , 起源于古希腊的一种“整体国家观”, 被视为一个社会存在所必需的一元的、抽象的价值, 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解释:public为“公众的, 与公众有关的”、“为公众的, 公用的”。“interest”原义为“处于…之中”, 在其中就必然有关系、产生兴趣, 直至认识利害关系, 最终形成利害关系, 即为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即公共利益, 指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为公众的、公用的需要的利益。
在英美法等国家, 公共利益经常和公共政策被作为法学和政治学通用的一个概念, 被视为与整个国家和社会根本有关的原则, 且该原则要求将一般公共利益与社会福祉纳入考虑范围。德国学者华特·克莱思主张“量广”、“质高”理论。“量广”指受益人的数量尽可能多, 同时也对弱势群体的受益者给予必要的照顾, “质高”指以对受益人生活需要的紧密性为准, 凡是对满足受益人生活愈紧密的需要就是“质最高”的需要。在日本学术界, 公共利益是指社会中个人利益的集合, 是调整人权相互之间冲突的实质性公平原理。台湾学者陈新民认为, 公共利益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利益内容”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
从诸多有关公共利益内涵的描述中抽取其合理的精华, 给公共利益一个粗略的定义:公共利益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 是公民个人利益最终的价值取向, 它是对一定区域内不特定的大多数人需要 (利益) 的一种满足。当然, 这一定义仍然是浅显的, 无法涵盖所有公共利益的内涵。
二、公共利益的特征
莫大川教授提出了六性说:合理性、受益性、补偿性、参与性、制约性、权责统一性, 韩大元教授也提出了六性说:公益性、个体性、目标性、合理性、制约性、补偿性, 袁曙宏教授提出了四性:公共性、合理性、正当性、公平性。也有学者从无法给予公共利益明确界定范围的角度, 认为公共利益具有概念的宽泛性、内容的发展性、层次复杂性、内容及收益主体的不确定性。结合我国有关公共利益的立法及现有的理论, 笔者认为公共利益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公共利益的客观性。客观性是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它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机械相加, 也不能把它理解为从个人利益中衍生出的共同利益。现实当中有很多并没有被利益共同体成员明确意识到的利益, 但这些利益却客观地影响着社会整体的发展, 他们对社会的未来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 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包含内容和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两方面。利益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社会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公共利益的内容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所以公共利益内容的弹性和发展性导致了其不确定性。美国学者克鲁斯克和杰克逊认为:“公共利益是指社会或国家占绝对地位的集体利益而不是某个狭隘或专门行业的利益。”可见, 公共利益的受益对象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或群体, 而是不特定的大多数人, 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第三, 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公共利益代表社会共同体所有成员或者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取向。社会性是指公共利益具有相对普遍性, 它不仅仅是特定部分人的利益。共享性是指公共利益的共同收益性, 即社会共同体的成员都可以从公共利益中获益。当然, 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并不必然表现为对于共同体成员直接明显的受益, 也无法保证给每个成员均等的利益, 但只要整个社会受益了, 那么该利益就是具有社会共享性的。
第四, 公共利益的层次复杂性。公共利益, 一般可以分为全人类的利益、国家利益、地方利益、集体组织或者社区利益, 不同层次的公共利益, 对其保护的力度不同。当不同层次的公共利益之间发生冲突, 法律就要确定哪种利益是较高层次的利益, 从而给予其更多的保护, 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些分层次的考虑只能是在财产权争议发生之后界定公共利益时加以考虑的因素, 在立法上很难对公共利益的层次作出准确的表述。结合以上公共利益的特点, 要给予公共利益法律上的明确界定实非易事。
三、我国土地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及其问题
在我国, 土地征用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 并给予农民集体和个人补偿的一种行为。在现实中, 我国有关“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定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方面, 法律规定存在相互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里的土地显然是指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 需要使用土地的, 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意味着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使用土地时, 必须先将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 也就是说即使不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 只要经过征用转为国有土地, 单位和个人对土地的使用便是合法。现行法律规定存在缺陷、相互矛盾, 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这一前提在土地征用中经常被无视, 同时也是土地征用权被滥用的法律根源, 为政府任意扩大征地范围提供了可乘之机。不仅严重损害了原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利益, 还滋生了行政腐败, 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另一方面, 法律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我国法律从《宪法》到《土地管理法》均规定“公共利益”是国家征用土地的前提, 征用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会的公共需要。但是对何谓“公共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范围, 宪法和相关法律都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对“公共利益”的解释实际上政府可以自由裁量。从而政府可以将征地范围从“公共利益”的需要扩大到包括非公共利益需要的一切用地项目, 在现实中, 许多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用地和房地产开发用地都申请由国家动用征地权来满足其用地需求。造成了征地权的滥用和征地范围过宽以及严重损害农民权益等问题。
四、我国土地征用中公共利益界定的探析
(一) 公共利益界定之原则
1、公益性原则。公共利益的受益主体应当是社会公众, , 即不特定的大多数人。其公益性具体体现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改善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发展科教文卫、促进与增加社会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保障社会公共福利等等。
2、合法性原则。在土地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必须坚持法定原则。因为, 土地征用实际上是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限制, 财产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 是否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3、公平性原则。公正公平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公共利益是维护不确定大多数人的利益, 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损害或侵犯了少数特定人的权利, 因此应当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给予适当的补偿和救济。
4、公众参与原则。公共利益涉及公众, 公众参与必不可少, 政府不应是认定“公共利益”的唯一主体, 还应包括直接利害关系主体和独立的第三主体。在土地征用中被征地农民有知情权、听证权、申辩权、参与决策权等。
5、制约性原则。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是政府行使征地权的前提, 严格界定“公共利益”正是对政府行使公权力的一种制约。目的是防止土地征用权的滥用。
(二) 公共利益界定之重构
1、现有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模式比较。
(1) 概括式, 是用概括性的规定来确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只作原则性的规定, 没有对其内涵, 外延和范围作出明确界定。采取此种方式的以英美法系为主, 我国也属于此种类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49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可以征收征用单位和个人的动产和不动产”。综上, 概括式具有明显的宽泛性, 增加了执法者在解释公共利益时的随意性、主观性和自由裁量权, 导致现实中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谋取商业利益之实的现象严重。
(2) 列举式。是法律规定详尽的列出公共利益的范围, 内容等, 比较明确具体, 有利于对征收权进行制约。大陆法系多采用此种立法模式, 如韩国和日本在法律法规中都尽可能的罗列了属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但是这种规定具有滞后性, 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况是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 在实际操作中新问题层出不穷, 从所有的情况中抽象概括出一个公共利益的具体界限, 试图穷尽属于公共利益的所有内容, 在技术上是很难达到的, 也与公共利益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发展性等特征相矛盾。
(3) 概括兼列举式。大多数国家一般都采取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模式, 既对公共利益作出概括性规定, 同时又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公共利益类型化并明确列举。这样就更利于政府在行使征地权时有范围可依, 把原本抽象化的概念变得具体化、形象化。
各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规定是由本国的土地资源开发状况、土地征收法律渊源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我们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 以本国国情为前提来进行制度设计。
2、公共利益界定的重构探析。
(1) 建立更加统一的法律规范。鉴于当前关于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定中, 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今后必须通过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对公共利益的界定, 而且各项法律规定应保持一致性和统一性。
(2) 建立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定。鉴于公共利益抽象性、不确定性、复杂性等特点, 在法律规定中对“公共利益”的内涵, 必须坚持狭义的从严解释, 要清楚明确, 不能让土地使用主体和土地征收主体有机可乘, 任意自由裁量。同时, 对“公共利益”的外延加以限制, 严格禁止征收土地用于商业开发的目的。
(3) 建立更加完善的立法模式。概括式和列举式的做法均有其弊端, 建议《土地管理法》在日后的修改完善过程中, 对符合公共利益的公益性用地界定时采取概括兼列举式的做法, 此种方式可以取以上两种方式之长处。所谓符合公共利益的项目应当是指:基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需要,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为社会全体公众谋利益并为社会公众所共享的公共设施或公益项目。具体来讲包括:一是国防、军事设施用地;二是国家政府机关及公益性事业研究单位用地;三是非经营性的交通、水利、电力、能源设施等用地, 如铁路、公路、水路及民用机场设施, 水利设施, 电力设施, 石油、天然气、煤炭设施;四是科教文卫及慈善福利事业等项目用地, 如学校、医院、敬老院等;五是城市基础设施用地, 如供水、供热、燃气、公共交通、环境卫生、道路广场等基础设施;六是其他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项目用地。
综上, 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 是防止土地征用权滥用和限制土地征用范围任意扩大的关键。对于保护土地所有者的财产权利,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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