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关系（精选12篇）
利益相关者关系 篇1
转基因技术是新兴的技术[1],被誉为类似于20世纪50 年代的绿色革命的基因革命[2]。转基因技术应用已久,早期主要应用于医药、环保、疫苗、非食品材料行业。1994 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农产品———延迟衰老番茄在美国上市[3],各国掀起轩然大波。1996 年,转基因食品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当年世界范围内种植面积170 万hm2。2014 年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第19 年,世界范围内种植面积达到1. 185 亿hm2,比2013 年增加了630 万hm2。我国是转基因作物第六大种植国,710 万小农户种植转基因作物[4]。转基因技术应用不仅仅涉及科学技术的范畴,其相关战略选择和政策决定还涉及诸多利益主体,因此在公共决策中应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并对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纠葛进行协调和平衡,使利益相关者形成科学合理的利益共同体。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系统分析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并提出协调我国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的路径,为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战略选择、政策决定及风险控制决策管理提供帮助,以期推动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进程。
1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发端于对公司治理的理论探讨,经历了 “股东为主导”和 “利益相关者为主导”两个重要的理论发展阶段。20 世纪60 年代,美国斯坦福研究所( SRI) 首次提出 “利益相关者”概念,他们认为一个企业的发展前景不仅与股东有关,还与能够影响企业发展进度与规模的个人或组织有关, 比如员工、 工会等。1984 年, 弗里曼( Freeman) 在继承 “利益相关者”概念的基础上将理论升华,在 《战略管理: 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中系统提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也可能在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中受到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换言之,组织目标的周围还存在许多关系到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个体和群体利益,这些个体和群体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后的30 多年,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企业发展实践中被不断地总结和完善,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具体而言,利益相关者的理论核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织所有者的定位。组织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广义上的投资,包括无形投资和有形投资,因此,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个人或某个团体所有,而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有。第二,组织存在的目的。既然组织的所有权归属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其存在的目的便是最大效率地为各利益相关者创造收益。第三,组织决策的模式。组织存在的目的是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因此决策中须由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参与,并听取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第四,组织收益的内容。利益相关者模式下,组织收益不仅仅指经济收益,还包括对各利益相关者的伦理责任、法律责任等的考虑。
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不断被充实和发展,利益相关者的核心思想被各学科学者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其早已超脱出最初的公司治理范畴,如今已是被广为接受的媒体舆情分析、旅游管理等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
2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利益相关者
2. 1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根据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利益相关者应该是能够影响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前景或者会受到转基因技术应用前景目标影响的个人或组织,具体包括政府、生物科技公司、转基因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转基因作物种植农民、消费者、科学家、社会组织。按照利益相关者的核心理论,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为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项目、范围等内容应由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并决策。通过考察各利益相关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影响及被影响程度,将其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和非核心利益相关者。
政府不仅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承载体,也是实际执行体。政府代表公共权力掌握大量的行政资源,有权实施转基因技术发展战略布局,制定转基因技术评估、检验检测、监督等政策与法规,对个人或组织申请转基因技术应用有权进行审批、考核与监督。也就是说,政府的行为与转基因食品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一段时间内、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规模与速度。政府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决策不但能够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还促使国家在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权,因此,政府是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生物科技公司掌握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主导转基因技术研发并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进行检验,为政府的转基因技术应用决策做科学的支撑。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份子,生物科技公司具有市场化的特点———逐利性,期望其研发的转基因技术能够尽快投入生产经营,以收回高额研发投入并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最大收益。如果转基因技术应用受阻,生物科技公司的收益将大大受损。因此,生物科技公司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转基因产品是将通过转基因技术研制出的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原材料生产加工而成的产品。与生物科技公司相同的是,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希望将产品通过市场交换取得盈利,转基因技术应用受阻同样会影响转基因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收益。因此,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也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农民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直接接触者,受到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影响很大。转基因作物具有比传统作物明显的优势。转基因技术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不但减少农民接触杀虫剂的机率,还可以使作物品质更好,并增加农民收入。截止到2014年,我国有710 万农民从种植转基因作物中获利162亿美元[4]。除了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外,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还可以节省农民劳动时间,减少劳动量。因此,转基因技术应用中,转基因作物种植农民是其核心利益相关者。
消费者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最后承受者。最令消费者关注的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产品是否对人体健康带来风险[5]。换言之,消费者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社会评价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发展转基因产业的重要参照,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接受度取决于其感知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产品的风险性和获益度之间的权衡,例如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是否能改善现有的生活水准,是否提高人体健康水平,是否能降低产品价格等。
现代科技具有细分化的特征,转基因技术是非常前沿的科技,在该领域里,科学家具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和较高的职业素养,能够从专业的角度分析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各种技术问题。整体而言,科学家是一个中立的群体,他们具有对人类和社会深切的关怀和悲悯情怀,比较多地关注人类与社会的发展,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并能够准确分析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利与弊。即使有个别科学家违背科学规范和职业道德的行为,但不能代表整个科学家的队伍都是如此。科学家并未从转基因技术应用中获得直接利益,也不会过于影响转基因技术应用。因此,科学家是非核心利益相关者。
社会组织是为了共同目标结合的非政府组织,与转基因技术应用利益相关的社会组织中最为著名的是绿色和平组织。但因为社会组织没有切实的权力,无法真正左右转基因技术应用,而转基因技术应用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影响亦不大。因此,社会组织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非核心利益相关者。
2. 2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析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各利益相关者站在自身角度和立场对转基因技术应用评价,评价结果呈多元化,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需求形成错综复杂的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利益关系。
( 1) 政府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影响重大,目前我国政府发展转基因技术应用受到牵绊。政府的关切点是国内的经济平稳、民生安乐、生态和谐。政府期望通过转基因技术应用提升国内农作物产量和质量,有效解决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粮食安全、粮食主权问题,并通过扩大贸易出口增强经济能力,提升国力。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国内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规模。比如,美国政府认为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于是1997 年在国内推广种植转基因玉米,至2010年美国转基因玉米占美国玉米总产量的86%[6]。2011 年,美国转基因玉米产量占全世界的32%[7]。对转基因技术应用持预防原则(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的欧盟则在发展转基因技术应用中非常谨慎。2011 年,全球范围内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总数1. 7亿hm2,欧盟仅有9 个国家种植114. 525 hm2[8]。
目前,我国政府推动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步伐受阻,一方面阻力来自国内科学家、社会组织出于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担忧而对转基因技术应用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消费者亦非常抵触; 另一方面阻力来自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渎职,具体包括因为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被其他利益相关者所输送的利益俘获和政府在其他管理工作中的腐败。由于内外部因素导致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受阻,使得政府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解决经济、民生和生态环境问题。
( 2) 生物科技公司不遗余力推动转基因技术应用。目前我国生物科技公司以短期利益为主,竞争实力较弱。显然,生物科技公司极其欢迎政府支持转基因推广决策,因为政府的决策能够使生物科技公司发展转基因技术获得政策支持,将技术尽快投入市场从而获得较多利益。同时,生物科技公司的科技研究结果能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技支撑。当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成果及其相关实验论证和社会调查结果存在主观性是极有可能的。生物科技公司不但是转基因技术研发者,也是推广者。转基因技术的研究通常首先是在生物科技公司的推动下着手的,生物科技公司将研发技术申请专利,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其他个人或组织如需使用该技术,必须向公司支付相关费用。掌握世界先进转基因技术的生物科技公司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获利颇丰,如世界上三大转基因种子公司孟山都、先正达、杜邦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转基因技术专利,2011 年三大公司使用种子绝育的技术手段掌握了世界上近70%的种子销售业务[9]。2011 年,仅孟山都一家公司就控制了印度90% 的棉花种子市场,造成当年印度棉花价格大大增涨[10]。为了获得巨额盈利,生物科技公司在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上不遗余力。在全球对转基因技术应用及转基因产品议论纷纷的当下,生物科技公司通过撰文、发表声明、赞助社会调查和会议讨论等方式,试图向公众解释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尽管如此,仍有公众不相信生物科技公司的片面之词,他们认为生物科技公司所谓的解释都是站在自身立场的; 社会调查和会议讨论是由生物科技公司赞助,自然由其操控话语权,调查结果和会议讨论结果不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生物科技公司的营利性决定了其生存的价值在于追求更多的利润而忽略社会责任,比如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风险、基因漂流导致的生态污染等。
在我国,由于转基因技术应用产业链条还未完善、以农民小规模经营为主、国内种子市场条块分割的原因,转基因技术应用率较低,因此,生物科技公司普遍以短期利益为主,缺乏长远战略的目标。在国际竞争中,我国生物科技公司竞争实力较弱,尤其和美国的生物技术应用的抗衡中趋于劣势。为了增强竞争实力,追求市场利益最大化,生物科技公司可能会寻求国际合作,也许侧重销售、流通。
( 3) 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欢迎转基因技术应用。同样,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也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拥护者。因为转基因产品相对传统产品有明显优势,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销售可观,能为生产者和销售者带来更多利益。市场经济中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很多,比如转基因食品、转基因药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份子,必然带有逐利性的特征,而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将转基因产品销售获得利益,会忽略这些对公众的身体健康及生态与社会风险,为了节省成本,可能不遵守法律规定标识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比如,欧盟立法( 2001 /0180 / COD) 规定,任何食品或原料中包含或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必须被标识,以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但是这种身份保护的成本是很高的,以转基因作物为例,每吨的成本将增加5% ~ 25%[11],因此很多生产者和销售者为节省成本,或为了不影响销量,不愿标识。曾有学者对北美消费者调查发现,尽管消费者强烈呼吁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并将该意愿反馈给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但从未得到有效回应,因此消费者内心得出一个结论,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口口声声说消费者拥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但都是花言巧语,实际行动上并未落实,与消费者的期待形成强烈反差[12]。
在我国,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追求商业化利益永远是主要目标。利益的动力促使生产者和销售者通过成本低利润高的转基因产品获得,换言之,转基因产品深受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欢迎。
( 4) 种植转基因作物能够使农民获益,但由于农民受自身素质所限及外部环境影响,农民利益容易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尤其生物科技公司和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排挤。
从目前研发的转基因种子的种植效果来看,同等面积相同条件的土壤,种植转基因作物将获得更大产量,能够减少使用有害农药和杀虫剂的必要性,还能节省劳动时间和节省人力,因此广受农民的欢迎。例如,美国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无论从面积和操作技术上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截止到2011年6 月,美国农民种植的大豆中90% 是转基因的,75% 的棉花是转基因的,80% 的玉米是转基因的[13]。转基因作物比传统作物的优势一目了然,其潜在的风险还未可知,而且农民并未将转基因作物的风险作为重要考虑,他们最关心的是同等面积相同条件的土地的作物产量增长多少,是否能减少有害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从而以更小的人力财力获得更多的收益。
我国农民由于自身的科技知识储备不足,受教育程度不高,收入普遍较低[14],因此其关切点是种植转基因作物能否减少投入并获得较多收益,重视短期效益,对人体健康、生态风险和国家贸易发展的意识较淡薄。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制度与政治的保障供给,农民权益极易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排挤和吞噬。
( 5) 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及产品认知不科学,抵触情绪严重。消费者没有政府的高瞻远瞩,也不具有科学家的专业背景,一边是政府和生物科技公司宣传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优点,另一方有反转人士的强烈反对,因此,消费者始终处于迷乱和混沌状态。在双方激辩未有定论之时,消费者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的心态,在心理有了预判,对转基因技术应用有抵触心理。消费者在选购商品与其经济收入有很大关联,经济收入较高的消费者比较注重质量,而经济收入较低的消费者首先解决温饱。转基因产品相对传统产品价格低廉,因此受到经济收入低的消费者的欢迎。实际上,这是收入低的消费者做出的被动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核心利益相关者中,政府与生物科技公司处于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主导地位,农民与消费者处于劣势。由于普通消费者不具有生物科学专业知识,因此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认知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认知可能与真实情况有误差,甚至相距甚远。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的转基因技术应用接受程度的研究来看,大多数消费者有排斥心理,部分消费者甚至将排斥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心理以指桑骂槐式的情绪宣泄出来,将矛头直指政府和生物科学家。尽管政府与专家一再的解释经反复试验批准的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对人体无害,仍不能打消消费者的质疑和抵触。
( 6) 科学家队伍的利益淡化,立场客观,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未充分发挥出来。相较于政府、生物科技公司、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农民和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关切程度而言,科学家基于特殊的价值观,有着对人类与社会的悲悯情怀,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不具有自身的利益或利益淡化,相对而言,科学家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看待转基因技术应用。事实上,科学的专业性要求转基因技术应用必须由科学家来解释。美国有学者曾对美国各界人士和组织做过一项关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信用体系的调查问卷,受访者普遍认为,科学家相对值得信赖,政府、食品生产商和销售商不能信赖[15]。此项调查说明,在美国,科学家的形象趋于正面,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迷乱中的公众有意愿倾听科学家的解释,以视正听。
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争议越来越激烈的时刻,我国科学家的声音有日渐弱小之势。究其原因,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争议中参入了外界更多的声音。新闻媒体的不实报道、不具有转基因技术专业背景的知名公众人物的不恰当评论等误导公众的视听,使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产生强烈的抵触心理。也有少部分科学家对人类与社会的过度关注可能演变成过度谨慎,致使转基因技术应用踯躅不前。与此同时,科学家还未充分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科技新闻参与少、呐喊少,忽略了科普责任,不能够自觉地科学理性地向公众解释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原理、前景、转基因技术试验环境及流程、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中风险防范及管理。
( 7) 社会组织对转基因技术应用态度非常谨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受限,没有独立的权力,则话语权较弱。社会组织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但是这类组织有宏远的明确的价值目标,即保护地球生态和人类健康,因此该类组织有着异常审慎的态度,反对将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实践,并对目前转基因技术已经应用的领域忧心忡忡。依照社会组织的观点,目前的转基因技术应用给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和社会带来什么风险还未可知,如此冒险行为将把人类带入一个不可知的危险境地。此外,还有一些宗教和文化组织认为转基因食品是通过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不是通过天然的方式制作出的东西是违背天性[1]。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价值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其经费来源被政府和企业绑架,独立性不强,以至于社会组织在连接政府、企业、农民和消费者间的沟通与交流的作用发挥不足。
3 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利益协调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各利益相关者站在自身立场评价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表达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的多元决定了社会评价的多元。理性认知能够推动转基因技术应用; 反之,情绪化认知会成为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巨大障碍。在多元化的社会关系中,一个利益相关者难以实现利益最优效果,需要兼顾多元利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要求协调和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达到整体利益最优效果,因此,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只有形成科学合理的社会评价,才能达到利益相关者最优化,并有助于转基因技术应用健康和谐发展,为人类带来更多福祉。
( 1) 政府担任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的主导角色。为使各利益相关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达成科学合理一致的社会评价,需要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角色,它可以借助公共权力和法律制度使各利益相关者间形成平衡的利益关系,因此,该角色非政府莫属。在国家发展转基因技术过程中,政府应有良好的形象,并有较高的公信力。近年来,我国政府腐败兴盛,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因此政府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行为受到公众的质疑和反对。为了提升政府形象,政府须清除腐败现象,保持公正廉洁。
( 2) 利益相关者参与转基因技术应用决策。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决策对利益相关者有重要影响,为了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决策中,这就需要搭建一个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参与的平台。政府作为转基因技术应用协调机制的主导,应鼓励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中,并培育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环境。比如,召集利益相关者为转基因技术应用建言献策,召开由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决策会议,分析并可能采纳利益相关者的建议和意见。由于利益相关者总是站在自身立场看待转基因技术应用,难免有失偏颇,影响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进程,因此,政府和科学家还应向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科学普及,使其他利益相关者科学理性认知转基因技术应用。
( 3) 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转基因技术应用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科学技术,除了政府相关部门、生物科学家和生物科技公司之外,其他利益相关者因缺乏专业知识,参与应用过程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加之反转人士的激烈言辞致使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抵触情绪严重,因此,政府和科学家应鼓励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中实施监督。政府还应制定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序,包括参与人员的限定、参与方式、权利边界。政府为各利益相关者参与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提供条件,比如开展座谈会、科普课堂、邀请参观试验过程等行之有效的方式,力求使各利益相关者能够畅通表达利益诉求,积极进行利益沟通和利益协商,并有效获得利益补偿。
( 4) 利益相关者共同监督。转基因技术应用中须建立各利益相关者共同监督的机制,政府、生物科技公司、农民种植户代表、消费者代表、科学家、社会组织在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中共同参与到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政策决定和战略实施,并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具体而言,政府的权力寻租行为须被监督; 生物科技公司和部分科学家被物质、职称和荣誉等利益捕获等行为须被监督。
利益相关者关系 篇2
随着会计信息的理论逐渐完善，以及利益理论观的逐渐完善，不同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于会计信息的需求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主要变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范围逐渐扩大，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都有需要：2利益相关者位保证决策的准确性，对会计信息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会计信息的概念，会计信息主要用来处理企业经营过程中价值运动所产生的数据按照规定的会计制度法规方法和程序把他们加工成有助于决策的财务信息和其他经济信息。具体地说会计信息是指会计数据经过加工处理后产生的为会计管理和企业管理所需要的经济信息。会计通过信息的提供与使用来反映过去的经济活动控制目前的经济活动预测未来的经济活动。它包括反映过去所发生的财务信息即有关资金的取得分配与使用的信息，如资产负债表等；管理所需要的定向信息如各种财务分析报表对未来具有预测作用的决策信息，计划，规划金额等。
会计信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外提供的企业财务会计信息；另一类是对内提供的管理会计信息。财务会计信息的作用在于反映企业过去已发生的经济业务的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外提供会计报告，满足企业外部债权人、投资者、财政税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等的需要而管理会计，则侧重于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预测、决策、规划和控制并对各个部门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为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提供有用信息，它不只局限于分析过去 更主要在于控制现在预测和规划未来。
一、财务会计信息的重要作用1服务于企业的微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公正合理地确定企业损益。财务会计以公正合理地计量和确定损益以形成一系列财务信息。因此企业平时发生的各项收支均须及时入账。有关资产负债也须准确地按照损益的要求予以账项调整最终形成企业的损益。
接下来继续分析，不同会计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动机有哪些。从宏观方面来讲，分成两大类，即对内的信息使用者门外不信息使用者
1．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 1）、立法者
我国会计立法者主要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等。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作为社会和经济的组织和管理者，政府有权也有必要了解企业的各种情况。依法要求现代企业提供和半年、季、月财务报告，了解企业会计准则和其他会计制度的遵守和执行情况，制定补充规定或采取监督措施，同时还可通过分析企业的财务报告，掌握资金的流向以及实行宏观经济控制。而立法者就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制定或修改会计准则，使社会经济有序稳定的发展。2）．证券承销人及证券交易所
证券承销人及证券交易所都是投资者。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是现代企业财务会计报表的主要使用者。一般投资人利用财务会计报告信息分析该公司的经营、财务前景、预测股价的涨落，作为持有、买入或抛出该公司股票的依据。控股的投资人是对该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人，利用财务报告信息还可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更换该公司经理层，变更该公司的经营与财务政策的决定。凡由国家派出监事会的企业，还应向监事会提供财务会计报告。对投资人来说，最关心的信息是企业盈利和现金流量信息。
3）律师。律师主要是为了了解会计政策法规，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为解决经济纠纷等。4）．债权人。债权人是指对企业贷款或持有企业债券的个人或组织。一般来说，债权人分为短期债权人和长期债权人。短期债权人关注的是企业在短期内偿债能力，因此它们需要获得资产的变现能力的信息。长期债权人需要了解企业长期偿债能力，这种能力反映在企业预期的财务状况上，如企业的资本结构、资产的流动性、资产的市场价值以及长期盈利前景。5）．供应商与客户
作为供应商，他们关注的是企业长期经营能力、商业信用和偿债能力，会计信息提供他们判断企业在这方面的经营状况。客户关心有关企业长期供应商品的能力、产品价格、成本行性能以及售后服务。会计信息能够帮助客户预测企业生存于发展的可能性，评估产品价格的合理性行售后继续提供维修、调换等服务。
2．内部信息使用者（如企业研究人员、公会等）
内部会计信息需求主要是服务于企业管理决策与控制的需要，通过会计信息来管理、控制业务流程的活动。内部信息使用者包括组织结构中各个层面的管理者和员工。不同的管理层面需要不同类型的内部会计信息，支持他们不同的决策行为。1）．业务活动层面，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主要包括业务作业的员工和部门主管人员。决策行为具体涉及日常业务活动如订货、支付原材料、服务、组织产品生产、销售和交付商品及劳务等。决策的信息主要是以短期需要、以历史记录为基础。这些信息如顾客订货历史信息、商品分类目录、价格目录、生产计划、付款要求和汇款等，所产生记录是以实物或货币形式反映的交易的详细情况，这些记录是实际的，一般不做会计调整。设计支持业务活动层决策的会计信息系统，主要是为了获得详细的会计数据，2）．管理控制层面这一层次的决策行为包括人员计划、原材料采购计划、设备租赁或购买决策开展广告和促销活动、建立销售网络、选择研究与开发项目、安排主要设备或建筑物的维修计划和恰当的筹资方法。这一层次试图尽可能有效地计划和控制企业可获得的资源，以确保已确立的目标。3）．战术决策层面。企业研究人员就属于这一层面。他以业务层面的会计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这些会计数据分类汇总、提供例外的及临时的会计报告，为这一层面的管理者进行预算管理、资金管理、资本预算、投资管理等活动提供会计信息。这些会计信息来源于历史销售数据、销售变动因素数据、产品生产成本数据、短期融资投资决策等数据，它还涉及取得和分配必须的资源，以实现最高层确定的企业目标和计划。根据经营控制层次取得的信息可以对资源分配作战术性的改变。这一层次的重点是确定如何取得、企业和使用特定资源。4）．战略规划层面的会计信息需求 在多数企业结构中，只有少数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制定主要的目标并选择确保实现目标的战略。战略决策主要涉及的会计信息主要有长期性融资，资本性投资、对责任中心的考核所需信息、内部转移价格制定的依据等。除此之外，还要求大量与企业有关的环境的信息，主要处理确定性或不确定性的因果关系。决策包括考虑竞争优势、市场营销、经理人激励措施、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机会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如考虑治理环境污染所需的或有成本。
那么这些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究竟有哪些呢？我国会计准则规定会计信息使用者括：投资者、债权人、其他使用者（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社会公众、其它）。其中
社会公众包括：商品和劳务供应商，顾客，企业雇员，社会公众，竞争对手等，业主、财务分析咨询人员、贷款者、经纪人、供货者、证券承销人、证券交易所、潜在的投资者、潜在的信贷者、律师、职工、管理人员、税务机构、监管机构、董事会、立法者、客户、工会、企业研究人员、教师、学生等。
不同会计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的不同需求。
（一）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1大股东与小股东对会计信息的不同需要.大股东持股时间长和持股数量大，与企业利益联系密切，一般比较关心企业的长期持续经营状况。大股东们的高持股额使他们能够对企业政策的制定施加重要影响，这需要较全面的会计信息才能完成。而小股东则只关注利润分红以及高管人员的人事任免
（二）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与所有者不同，因为他们的收益一般都是在合同中规定好的，正常情况下收益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债权人最关心企业的偿债能力、付息能力和所贷资产的安全性等等。
1.长期债权人和短期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不同需要。短期债权人款项期限较短，一般关心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和资产流动性；长期债权人除了关心企业的偿债能力外,还关心企业的获利能力，企业获利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债券安全。
2.银行对会计信息的需要。新的技术和金融工具的大量出现，使风险的产生与变化速度加快, 这对信息披露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条件下，企业应当尽快披露那些反映业务运作状况的信息，促使银行经营管理者得到及时、可靠的决策有用信息,及时发现和控制各种经济风险。
（三）政府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政府设立了国资委这个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能部门。该部门需要使用大量的会计信息，以了解国有资产的管理使用状况，考核企业的经营效率，同时还对管理者进行监督。证券监管部门需要促进证券主体和证券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化, 是会计信息的直接使用者。
（四）经营管理人员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管理层对会计信息的一般需要，他们不仅要了解如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内部信息，还需要了解诸如外部经济环境、国家政策及行业状况等外部信息。
（五）员工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关心的是诸如待遇，发展等信息，在实际工作后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企业固有状况变化的一些信息，如企业政策变更、职工基金的使用和高管人员的更替 六）社会公众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在企业的各种行为中，环境保护、慈善事业等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是对社会公众利益造成影响的主要方面。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企业的对环境的保护力度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条件
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1、相关性（首要质量）：与决策相关，具有改变决策的能力。三个因素：预测价值信息能够帮助决策者预测过去、现在、未来事项的可能结果，使决策者作出最佳期决策。如：预测投资及信贷的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不确定性，以决定持有、购买、出售其投资或贷款。
2、可理解性：便于使用者理解。
3、相关性：与使用者决策相关，包括预测价值、反馈价值、重要性。
4、可靠性：会计信息必须真实、可信，包括如实反映、实质重于形式、中立性、审慎性、完整性等。
利益相关者关系 篇3
关键词： 利益相关者理论；伯顿二分法；社区工作关系；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6005706
一、相关理论回顾
1.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经常被用于企业管理领域，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Ansolft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互相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1]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相比，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2]社区管理与企业管理虽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关注一个组织整体目标实现和平衡各个相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特征方面存在相似点。
依据Freeman提出的概念框架，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利益相关者指“那些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狭义概念是基于企业的立场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企业为了生存必须依赖的群体和个人”。[2]在社区治理问题上，那些影响社区发展目标实现的个人和群体可谓广义上的利益相关者。而社区发展所依赖的群体和个人可谓狭义上的利益相关者。
Mitchell和Wood将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类相结合，形成了米切尔评分法，他们认为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必须具备3个属性中至少1个，即合法性、权利性以及紧迫性，并以此评分，而后根据分值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3个类型：（1）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同时拥有合法性、权力性和紧迫性；（2）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拥有3个属性中任意2个；（3）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具备3个属性中的其中1个。[3]米切尔评分法能够用于判断和界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操作起来比较简单，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大进步。
国内一些学者根据中国国情，从利益相关者的其他属性对其进行了界定和划分。李心合从合作性与威胁性两方面入手，将利益相关者分为支持型、混合型、不支持型以及边缘型四类。[4]陈宏辉从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三方面，将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蛰伏和边缘利益相关者三种类型。[5]以上分类方法都着眼于企业管理方面。
而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对社区问题进行分析的研究也不少见，陈伟东、王梅、胡建勇等人从明确利益相关者角色与社区治理主体出发探讨社区治理的有效模式。[6-8]徐延辉则根据米切尔评分法，按照确定型、预期型、潜在型三种类型对中国城市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内涵、角色与功能等进行了分析。[9]但如何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有效的社区社会工作关系、解决社区问题，目前尚未有相关实践研究，这也是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对该问题进行探讨的意图所在。
2.社区社会工作实务方法之“伯顿二分法”
社区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包括社区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对社区社会问题的假设、工作目标、工作原则、工作手法等内容。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社区社会工作中的指导效果，同时检验“伯顿二分法”这一社区社会工作方法在J社区环境治理工作中的适用性。
“伯顿二分法”是指通过直接干预和非直接干预的方法开展社区社会工作。直接干预法是指由社区工作人员直接去界定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要；直接教导、帮助社区居民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干预法的基本前提是社区社会工作者对社区问题有充分了解，所提出的目标切合实际，所采取的方法是最有效的。非直接干预法是指在社区工作者的协助下，社区居民认识和发掘自己的潜能，自主决定事情的缓急，自主解决问题，满足社区需要；社区工作者和居民共同寻找需要的资源和支持，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10]在社区居民行动的过程中，社区社会工作者只起到协助和辅助的作用，他们只提供资料、联络其他组织和团体、对居民的方案提出修改建议等，并不直接干预社区问题的解决。比较两种方法可以发现，直接干预法的最大特点是高效率，诊断社区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速度快，但是缺乏民主；非直接干预法的优点是民主合作性强，但工作效率低，需要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讨论、协商的过程中。在西方社会，社区社会工作开展的主体是社区居民，所以伯顿的这两种工作方法被认为是相对立的，或者说需要分阶段结合使用。
在中国社会情景之下，这两种工作方法是存在并用可能性的。首先，中国城市社区是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是实施城市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的社会治理单元，社区主体组织（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在社区工作中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其次，中国物业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服务标准，社区的类型以及物业公司之间的差异都会使物业在社区中的服务效果有所不同。那么，可以通过直接干预社区主体组织和物业公司，与其共同诊断社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最后，对社区居民采取间接干预的方法，促成居民参与解决社区问题，发挥其参与者、监督者的角色。这样既可以发挥直接干预工作方法的效率性，又可以体现社区工作的民主性，不失为探讨中国本土社区社会工作方法的重要尝试。
二、J社区环境问题分析
J社区于2001年经南京市计经委批准立项，2002年由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发展中心分4期开工建设。每一期都由不同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承建，该社区在2006年12月全部建成。J社区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城市安置社区，与一般城市化拆迁安置性质的社区不同的是，该社区收容了南京市13个区人均住房面积在8平米以下的贫困家庭，社区人口中60%以上为低保户，60岁以上人口超过社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此外残疾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吸毒人员所占人口比例也远远超过一般社区。近些年，在房地产市场交易的作用之下J社区的居民结构发生了变化，另外在该社区租住房屋的外地流动人口也在不断增加，目前该社区居住人口已经超过2万人。①
由于J社区的环境、卫生等问题凸显，2015年9月南京市民政局与恩派社会组织（汇丰社区伙伴计划）通过招募专业的社区环境治理社工机构入驻社区开展工作，这也是本实务研究在J社区开展的契机所在。研究发现，社工机构介入之前J社区存在如下问题。
1.J社区的外观
J社区内车辆停放无序，主干道车辆通行困难，尤其超市、菜场、商铺周边常常堵塞；垃圾随意堆积、丢掷现象严重；公共设施毁坏严重，如照明灯、防盗门、防护栏等多数被毁损；公共空间滥用现象严重，如楼道、房前屋后私物堆放；毁绿栽种、毁绿造停车场等问题普遍存在；宠物随地便溺、普遍散养，影响社区卫生和居民安全；菜场、公共厕所等地气味异常难闻，卫生状况堪忧。
2.J社区的内部关系
（1）居委会的观点。一是物业公司未尽责，这是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保洁人员数量少、年龄大、工作效率低。社区环境维护工作不及时、不到位，拖沓现象严重。二是居民素质普遍低下，人口结构不合理。
我们社区的老百姓各种各样，低保户多、老年人多、残疾人多、吸毒人员多，还有数量不少的刑满释放人员，除了管不了的就是不敢管的。很多人不愿下楼扔垃圾就从楼上往下扔，就这么恶劣，我们的工作难度太大了。（居委会工作人员Z）
（2）物业公司的观点。一是J社区的物业费为本市最低，而且很多居民拒绝缴纳物业费，因此没有足够经费雇佣更多员工提供较好的社区服务。二是居民素质差，表现为生活习惯差、公共环境维护意识薄弱。三是居委会惯常使用行政手段治理，把一切责任归于物业公司。如需要居委会、物业、城管、民警等多方协商共同解决的问题，居委会只是简单指令物业公司执行。
比如在处理居民乱搭建这一问题上，居委会总是责令物业去强行拆除，我们觉得居委会应该统一制定相关禁止乱搭建的规定，这样物业也好出师有名。另外处理乱搭建问题难免会与居民产生冲突，居委会也应该出面与老百姓交涉，并委托城管和社区民警共同执行。（物业Z主任）
（3）居民的观点。一是居委会管理不当，二是物业公司未尽责，三是居民自身素质差。
我们社区的居委会不知都干什么呢？估计J社区已经是南京市最差的社区了，又脏又乱又差，跟没人管一样。物业公司拿钱不做事，这么多年竟然都没有变化。（居民L）
我们社区基础设施虽然不错，有幼儿园、小学、养老院这些，可是因为居民素质太差、社区环境不好，有条件的家庭都不会让小孩在这个社区上学，也不会送老人去社区养老院。留在社区的人都是没条件、没办法的人。（居民W）
按徐延辉对中国城市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分类方法[9]，J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社区居民都属于确定性利益相关者，而且是J社区环境问题中的主要相关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将J社区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对彼此的认知与评价以关系图的形式进行展示会更加容易理解，见图1。居委会、物业、居民对社区环境问题成因的看法表现为互相否定，值得关注的是居民不但否定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也否定了居民自身，也就是说J社区居民对该社区评价很低，严重缺乏社区归属感。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对J社区的环境问题做如下假设：“不良的社区工作关系是J社区环境问题持续存在重要原因”。后文将就这一假设进行推理证实。
三、社区社会工作关系的建立与协调
1.J社区利益相关者与利益制衡关系分析
社工介入J社区的环境治理工作之初，对J社区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者与利益制衡关系进行了如下分析。
（1）社区居委会指责物业未尽责和居民素质差是社区环境问题产生和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可是在中国情境下，居委会在社区工作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在整个问题当中，居委会的压力最大，利益受损情况严重。作为基层行政组织，居委会未能对社区环境问题进行妥善治理，势必影响居委会的绩效和在社区的公信力。
（2）物业公司通过提供社区服务获得利润，执行的是商业化运营模式。物业公司以居民素质差、居委会管理不当以及物业费低且不能足额收缴等理由推卸责任，逻辑上看似合理。但是，物业管理行业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极有可能会导致其因服务质量问题被解聘。在居委会方面了解到的信息，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居委会的J书记声称：物业公司做的太差了，我们正在考虑解聘他们，打算成立业主委员会自己治理自己的社区。物业公司作为社区环境问题的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正在面临被淘汰的危机。
关于居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需要补充说明两点。第一，居委会虽提及有意解雇物业公司，可是在深入的访谈中也了解到，J社区的居民结构特殊，60%以上都属于低保对象，物业费属南京市最低，而且确实存在物业费无法足额收缴的问题。J社区居委会书记反映：“要是解雇现在的物业公司，恐怕没有哪个物业公司愿意来我们社区。另外，我们社区居住人群实在太特殊了，自己组织业委会来管理谈何容易，搞不好还会更糟糕。”可见，对居委会来说通过解雇物业公司解决社区的环境问题并非是最佳举措。第二，J社区的物业费虽低，而且存在很多居民拒绝缴纳物业费的问题，可是作为福利安置社区，市政府对物业公司有物业费“保底”补贴政策。所以物业公司在J社区的工作虽然存在难度，但是仍然“有利可图”。
（3）居民是直接受社区环境问题困扰和影响的一方。在J社区这样特殊的安置社区，传统的“领导与群众式”的社区关系较为明显。在社区环境问题的解决上，居民更加依赖于居委会，如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就是“领导”失职。居民遇到切身利益受损的状况不论巨细，首先要到居委会去找“领导”，然后再去物业公司那里“闹”。同时，居民虽然也认为大多数居民的素质较差，可是闹归闹，如何改善社区环境仍然要依靠居委会和物业。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J社区的居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作为社区环境问题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相互指责、相互推卸责任的同时也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对于J社区来说，居委会存在绩效差和群众评价低的压力、物业公司存在被淘汰的危机、居民存在受不良社区环境困扰的问题。三方因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改善社区环境”紧密连接在一起，任何一方要维护自身利益都不可能与其他两方脱离关系。事实上，J社区环境问题的主要三方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利益制衡关系。经过对社区环境问题的分析与诊断，可知该社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未能就共同利益目标“改善社区环境”达成有效协作机制，而是陷在如图1所呈现的互相指责与推责的困境之中。要改善社区环境问题，社会工作者须整合社区居委会、社区精英、社区骨干、积极分子、驻区单位等多方资源。[11]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制衡关系，社工介入有利于帮助各方实现利益，进而达成社区资源整合。
以上分析一方面证实“J社区不良的工作关系是其环境问题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这一假设；另一方面尝试使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J社区工作关系进行了有效分析。
2.“伯顿二分法”在协调社区工作关系中的运用
良好的社区社会工作关系非常重要，其建立与协调过程，比个案工作或小组工作更复杂。社会工作者不得不分别与多方建立工作关系，并在他们之间进行协商和调节，进而为实现共同利益目标搭建协作平台。本研究所涉及社区社会工作关系建立有两层意义：第一，社工分别与社区环境问题利益相关者建立工作关系；第二，在社工的协调之下使J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居民建立相互协作的工作关系。虽然“伯顿二分法”即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的工作方法一般用于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实施阶段，但是就J社区案例来说，社区工作关系建立阶段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这与在中国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社工机构作为第三方介入解决社区问题的认知程度有很大关系。在与各方建立工作关系的过程中充分证明：建立关系阶段与介入实施阶段的区分不是非常明显，在建立社区工作关系阶段便需要区分使用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的方法。
依据“伯顿二分法”，基于对J社区环境问题有较为全面和充分的了解，并对利益相关者与利益制衡关系进行了分析，因此，可以针对责任程度和压力较大的居委会、物业公司采用直接干预法，以便充分利用居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较强的利益制衡关系和缓解矛盾的需求。如果二者达成协作关系，对社区环境的治理效果会比较明显，而且能够增强其共同协作解决社区其他问题的信心。对于社区居民来说，采取间接干预法更加有效。原因在于，采取直接干预法将会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而通过间接干预法不仅节时省力，还可以通过倡导和宣传选出居民代表，自主参与到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工作机制当中，进而增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与社区归属意识。在与居民建立工作关系的过程中，社工侧重于引导居民如何与居委会、物业公司进行有效沟通与协作。
既然确定不良社区工作关系是J社区环境问题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那么社工就需要分别向三方利益相关者澄清自己协助各方解决社区环境问题的立场，并帮助各方分析其在社区环境问题中的职责与角色。社工能够为三方提供的协助内容有：（1）帮助三方就社区环境问题进行沟通与调节，缓解矛盾，协助建立三方协作工作机制；（2）协助居委会理清社区环境问题具体成因，制定治理方案；（3）促进物业公司与居委会和居民之间沟通，主动接受居委会与居民监督；（4）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治理，指导居民招募成立社区环境治理志愿者组织。
社工在与各方建立工作关系的过程中，尤其要强调各方达成 “改善社区环境”这一共同利益目标与达成他们自身根本利益目标之间的关系。即，只有通过协作，居委会才能实现良好管理效果、物业才能实现企业利润、居民才能获得较好社区服务并拥有较好社区生活环境。社工在介入J社区环境治理工作中成功运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分析，并依据该理论澄清三方利益制衡点、协调社区工作关系，为居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三方共同改善社区环境构建了良好的工作机制。目前J社区的经验已经被作为社区工作的成功模式在其他社区进行试用与推广。
实践证明了“伯顿二分法”不仅可以用于社会工作开展介入阶段，也可以用于社会工作关系建立阶段。此外，其在中国社会社区管理模式下的应用，与其理论的内涵并非完全一致。“伯顿二分法”社区工作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居民作为社区工作对象主体的背景，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的方法不能并用。而在中国情境下，以J社区为例的社区工作主体不一定只是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行政组织往往成为社区工作的主体，而在社区环境问题上物业公司也是主体之一。所以在中国社区工作中，“伯顿二分法”的理念虽然可以借鉴和参考，但由于社区工作主体不同，所以可以针对不同的主体同时采用不同的干预方式。
四、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社工介入J社区环境问题进行研究，证实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建立社区工作关系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企业和社区都存在整体目标与多方利益相关者这两个要素，这为在社区工作中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了条件。不仅如此，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具体利益多表现为经济利益相比，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具体利益更加多元。协调企业多个经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时，难免会出现此消彼长、难顾周全的问题。而社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需求存在异质性，如居委会需要管理绩效、物业公司需要获得经营利润、社区居民需要良好生活环境并提升生活品质。所以相对企业而言，社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容易协调，进而达成社区发展核心目标。总之，利益相关者理论完全可以用于开展社区社会工作，并且具有良好的适宜性。
开展社区社会工作除了需要适合的理论支持外，还需要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社工在介入J社区环境工作的过程中，基于对社区环境问题的了解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制衡关系的分析，依据“伯顿二分法”分别对居委会和物业公司采用了直接干预方法，对社区居民采取了间接干预方法，在关注介入效果和效率的同时充分顾及社区社会工作重视社区民主和居民参与的专业理念。在西方社会情境下，社区社会工作对象主体为居民，所以“伯顿二分法”认为一般不可能对同一主体同时使用两种干预方法。但是在中国社会情景下，由于存在基层社区组织的主导性作用、物业行业服务标准的不一致性等因素，为针对不同工作对象同时使用“伯顿二分法”提供了可能性。在该种意义上，本研究可谓是探索本土社区社会工作方法的一次有益尝试。
J社区环境问题所呈现的利益相关者较为清晰，为在社区社会工作中尝试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了案例素材。值得思考的是：第一，针对除社区环境以外的社区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导社工实践的可行性仍需验证；第二，J社区的情况具有特殊性，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否可以广泛运用于分析和解决社区问题仍有待研究；第三，探讨本土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是否可以依据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更加广泛地引入“非社工的理论与方法”。
①2015年9月下旬，在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J社区，通过与社区书记及其他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座谈，并对社区物业公司的主任进行访谈获得文中有关J社区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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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关系 篇4
关键词：高校,利益相关者,互动关系,模式
一、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一对一”的互动关系模式分析
1.高校与学生、家长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
根据对全国著名大学的学生及家长调查得知, 学生及家长的满意度与其所在高校的声誉成正比, 学生的就业率和毕业后的预期收入与其所在高校的知名度基本是一致的[1] 。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 名牌大学能为学生提供较好的学习条件, 安排合理的教学内容以及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高校只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实力, 才能获得更好的声誉、争取到更多的优秀生源。学生们对学术问题的影响比通常认为的更为重大。学生们对学科和专业的选择, 像消费者一样, 引导着大学的扩展和收缩[2] 。为此, 高校首先必须倾听学生及家长意见, 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 建立让学生与高校同步成长的政策、制度、环境等, 设计合理的、人性化的学生管理系统, 努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这将是实现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基础。
2.高校与教师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
教师是高等教育的提供者、组织指导者、参与者与合作者, 他们是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的所有者之一, 而且是最主要的人力资源的所有者;他们既是大学的雇员, 又是大学的主人[3] 。 罗索夫斯基曾指出:“大学教师常常认为他们就是大学。教学和研究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使命, 而这种使命就掌握在他们手中。没有教师, 就不成其为大学。”[4] 高校要维持一定的声誉, 必须努力吸纳有较高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教师, 人力资源的竞争已成为现代高校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 建立高校与教师之间的良好关系能为高校人力资源提供重要保障, 高校与教师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也能显著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平, 实现高校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升。
3.高校与政府部门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
政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高等教育, 成为大学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从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看, 政府是高校的投资者、经费提供者、管理者和监督者, 高校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政府部门通过立法、规划、拨款等重要手段来影响高校的改革和发展。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 不仅承担着维护高等教育平等和质量的责任, 也是保证高等教育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重要力量[5] 。由于政府部门必须保持监管部门独立客观的位置, 因此, 政府需要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式与高等学校建立一个良性互动、深化沟通了解的关系, 进而把握高校人才培养与科研活动的发展方向。通过高校与政府部门的互动关系, 政府部门就能制定出更加有利于高校发展的政策制度, 高校则能在人才培养和科研活动中与政府的办学理念和需求尽量相一致。
4.高校与校友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
校友网络对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主要表现在[6] :对大学声誉的影响力及观念支持;为学校提供财政支持;毕业安置服务;参与教学过程;校园文化建设等。近年来, 校友网络在教育机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美国, 几乎所有大学都有校友办公室直接管理各地校友会, 这些官方组织和校友的自发组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校友网络。芝加哥大学每年投资100万美元改进对校友的服务, 如组建新的校友俱乐部、提供求职指导和编撰分地区、分行业的校友名录。美国大学对校友的终身服务已经上升为一种义务, 一种日常工作, 联络校友不再是一种偶然性的需要 [6] 。
5.高校与用人单位、科研服务单位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
高校向社会单位 (用户) 提供服务的“产品”主要包括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 (多以项目的形式展开, 承接企事业单位的项目被称为横向课题, 承接政府的项目被称为纵向课题) ;向用户输送毕业生和向用户提供各种培训服务等三种形式[6] 。如何有效满足用户需求, 实现用户利益的最大化将是高等院校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其中, 横向科研项目是高校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重要途径, 并从科技服务中获得科研经费;高校的人才培养应以用人单位的专业需要和能力技巧等方面的要求为基础, 组织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这是高校专业特色、学科优势定位的重要前提, 也是指导学生专业技能训练的基本要求;同时, 高校还是最大的培训市场, 承载着向社会培训人才的任务。
6.高校与公众、社区、媒体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
社会公众是高校利益相关者中最边缘的一部分, 主要包括市民、社区、媒体等。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知识创新的日新月异, 对高等教育及其毕业生适应社会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社会热门话题, 故高等学校应当不断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 并对社会预期进行分析和预测[9] 。任何组织的使命都是“服务社会, 发展自己”, 服务社会是由其社会职能所决定的, 发展自己是由其个体职能所决定的, 其相互关系是通过服务社会获得的支持来发展自己。因此, 高校应根据社会所需的服务要求决定其发展方向。对社区而言, 高校已融入了当地社区的生活, 高校的影响已经扩散到社区生活的多个方面。高校的发展会给当地社区带来各种利益, 包括经济和非经济的利益。如高校发展有助于拉动当地消费;高校可通过研究成果转化和其他社会服务, 促进社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高校发展还有助于扩大当地社区的社会影响, 提高社区的知名度。对于社会公众, 他们一方面作为纳税人与学校有着一定的经济联系, 另一方面, 高校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进而保护和增加社会公众的利益。当今社会, 传媒业的发展越来越快, 传播方式已不局限于传统的电视、报纸、杂志、广播, 随着网络媒体及其他新兴媒体的出现与发展, 第一时间就能够使信息全球化。网络媒体的出现改变了高校的生存方式, 高校要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学会与各种媒体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 发展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就是要建立一种信任互利、稳定合作的关系。这就需要深入理解利益相关者对高校发展的利益要求和期望, 通过营建互惠互利的关系网络, 有效调动和利用利益相关者参与、合作、支持的积极性, 最终通过培养高素质人才和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提高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满意感和认同感, 实现各方利益的共赢。
二、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模式分析
高校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模式除了“一对一”双向关系之外, 还存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模式。人际关系模式的基本思想就是利益相关者会将其对高校的体验和感知 (积极的或消极的) 通过人际交往, 有意或无意地向其他利益相关者和与他们关系密切者 (如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以及与一些有共同价值需求的陌生人) 进行传播。高校利益相关者已形成的对高校的体验和感知会通过人际关系交往相互产生影响, 若体验或感知是积极的, 则会加深他们对该高校的信任、认同和满意感。对于社会公众而言, 则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人际交流, 从利益相关者对某高校的体验和感知中获得该高校的信息, 形成基本认知, 有时这将直接 (或间接) 影响社会公众对该高校的后续行为, 如报考、支持、赞助或参与等。比如家长和学生们通常认为从关系密切者的教育体验中获得的推荐是最可靠的信息来源, 远超过其他信息渠道, 如教师介绍、报考指南、媒体宣传等。
高校利益相关者在人际关系交往中的口碑 (有正面和负面两种) 主要受利益相关者事前与高校的互动关系, 以及其价值需求的满足程度中所获得的对高校的体验或感知所影响。利益相关者与高校之间的互动关系越好、价值需求越满足, 则其对外传播的口碑就越积极。高校虽然无法控制利益相关者的口碑传播过程, 但可以通过提供比其它高校更好的政策、制度和良好的互动关系, 最大化地影响高校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感知 (如信任、认同度和满意度等) , 从而形成正面口碑。
三、高校利益相关者的角色重叠关系模式分析
利益相关者之间除了以人际关系形式出现的互动关系外, 还存在利益相关者自身对高校发展所扮演的多重角色。这是因为高校利益相关者作为社会公众成员, 他们同时需要履行多种角色。我们把这种关系现象称之为“角色多重性或角色重叠交集”。比如:学生在高校的利益相关者中, 既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 又担当了高校运营的产品角色, 是高校生产加工的对象;一名教师可能是学校的行政人员, 也可能是某个学生的家长;一名学生毕业后就成为学校的校友, 还可能成为影响学校发展的政府要员、媒体工作者, 日后成为家长等。利益相关者角色的这种重叠交集现象, 增加了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关系网络的复杂性, 这是利益相关者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特征, 对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效应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不同利益相关者虽然在高校发展中可能兼扮多种角色, 这种集多重角色于一身的情况在高校构建教育关系网时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高校利益相关者作为其他关系人角色的行为主要受到利益相关者在与高校的初期互动关系中所形成的感知及行为的影响。尽管高校无法控制利益相关者多重角色行为, 但完全可以从高校利益相关者的多重角色行为的响应机理出发, 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经常性地了解利益相关者对高校的价值需求和期待;通过一定的政策、制度最大化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 (至少要比竞争者能更好满足其价值需求) , 最大化地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高校的信任、满意度、认同度或忠诚度等, 形成高校与利益相关者良好的互动关系, 从而最大化地正面影响利益相关者作为高校其他关系人角色时的行为选择。
四、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发展的管理策略
在现实中, 高校管理者首先面临以下问题:第一, 高度重视为创造高校声誉作出贡献的利益相关者及其互动关系;第二, 要对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关系进行有效评价和管理;第三, 如何平衡和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根据前述分析, 初步提出以下管理策略或建议:
⑴ 高校管理者需要对学校的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满意度进行审视, 它决定了高校的办学理念和可能采取的政策和规章制度等, 也决定了高校发展过程中的一切态度和行为。
⑵ 了解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和期望。高校应建立适当的交流沟通机制, 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充分了解利益相关者对高校的价值需求和期待。这将有助于指导高校及时调整或改进有关的管理政策、管理方法等。因此, 理解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是高校组织管理创新的首要前提。
⑶ 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高校应通过改革人力资源管理政策, 实行人性化和民主式管理, 高度重视教师的价值需求和期望, 培育教师与高校之间的良好关系, 提高教师的满意度, 最大限度调动教师的敬业精神, 使其做好本职工作, 向利益相关者提供优质服务。
⑷ 满足高校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和期望。利益相关者主要是通过高校对自身价值需求的满足程度来决定其内心的高校感知 (如信任、认同、满意和忠诚等) , 进而影响利益相关者及其多重角色的持续支持、参与、合作和服务的行为, 同时他们还会把自己对高校的感知通过人际关系网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口碑宣传, 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或与之关系密切者的高校感知和行为。因此, 发展良好的高校与利益相关者关系, 最大化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 是高校发展的核心和本质。
⑸ 有效利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和能力, 如学生的求学欲望和口碑效应、教师的工作热情、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供给、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科研合作单位的科研经费提供、校友及捐赠者的赞助意愿、媒体积极的正面报道和在危机事件上的配合与公正报道等等。同时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和认同度将是其传播知名度最重要的资源。虽然高校无法控制口碑传播过程, 但高校可以通过培育良好的互动关系, 提高利益相关者价值满意度来影响口碑传播的积极性、正面性和显著性。
总之, 随着高校之间竞争的加剧, 各院校迫切需要从办学理念、治理结构、组织创新、行为规范、价值创造、互动关系与交流沟通等方面, 创新现行的高校组织模式和管理体制[10] , 以发展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吸纳全社会的力量办学, 快速提升学校的办学实力和声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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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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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界银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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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中建.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展望及其行动框架[J].上海高教研究, 1998, (12) :6-10.
危机管理：要围绕利益相关者展开 篇5
无论面临的是什么类型的危机，当危机来临的时候，首先，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得保持冷静和从容，确保自身不能乱了阵脚。其次，则要体现出速度，要迅速作出反应，要在危机发生后的黄金24小时内有企业自己的声音或者声明出现，否则各类臆测和谣言就有可能会将企业淹没。第三，企业要以坦诚的态度对待危机，不能有任何企业隐瞒和遮拦的想法，否则一旦被揭漏出来，企业将被冠上不坦诚和非诚信的头衔，这样企业将很难再走出危机。第四，要体现出企业的社会责任，要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处理危机事务，该赔偿要赔偿、该致歉的要致歉。如果如上这些都能够做到的话，还需要做下一步，即企业如何应对危机，都采取了和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应对危机？给公众一个“未来预期”至关重要。
从顺丰武汉中转库火灾危机案例来看，顺丰在处理企业危机的时候，基本上遵循了以上的几个关键环节进行危机处理，就从阶段性处理过程所撰写的案例来看，应当看作是一次成功的危机管理案例。顺丰在危机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能够将上述五大原则进行拆解活用，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采取了相应的沟通行为，让每个环节都处于知情状态。比如顺丰能够在第一时间成立危机事故处理小组，及时对遭受损失的客户作出承诺赔偿，并及时安抚内部员工，而且把事故情况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并及时与媒体沟通等，都是值得肯定。与那些一旦遭遇危机便不知所措甚至就此依据不振的结果比较起来，顺丰能够成功启动危机应对机制，显然是与其前期的危机管理知识的积累和培训分不开的。
无论面临的是什么类型的危机，当危机来临的时候，首先，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得保持冷静和从容，确保自身不能乱了阵脚。其次，则要体现出速度，要迅速作出反应，要在危机发生后的黄金24小时内有企业自己的声音或者声明出现，否则各类臆测和谣言就有可能会将企业淹没。第三，企业要以坦诚的态度对待危机，不能有任何企业隐瞒和遮拦的想法，否则一旦被揭漏出来，企业将被冠上不坦诚和非诚信的头衔，这样企业将很难再走出危机。第四，要体现出企业的社会责任，要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处理危机事务，该赔偿要赔偿、该致歉的要致歉。如果如上这些都能够做到的话，还需要做下一步，即企业如何应对危机，都采取了和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应对危机？给公众一个“未来预期”至关重要。
从顺丰武汉中转库火灾危机案例来看，顺丰在处理企业危机的时候，基本上遵循了以上的几个关键环节进行危机处理，就从阶段性处理过程所撰写的案例来看，应当看作是一次成功的危机管理案例。顺丰在危机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能够将上述五大原则进行拆解活用，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采取了相应的沟通行为，让每个环节都处于知情状态。比如顺丰能够在第一时间成立危机事故处理小组，及时对遭受损失的客户作出承诺赔偿，并及时安抚内部员工，而且把事故情况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并及时与媒体沟通等，都是值得肯定。与那些一旦遭遇危机便不知所措甚至就此依据不振的结果比较起来，顺丰能够成功启动危机应对机制，显然是与其前期的危机管理知识的积累和培训分不开的。
案例： 顺丰：危机处理并非速度一个选项
在快递行业，顺丰是一个处于成长阶段的全国知名品牌。顺丰货运是中国第一家用飞机做快递的公司，近三年来平均50％的增长，16亿元的年营业额，确实是一家非常成功的隐行冠军。
他在武汉的事业也风生水起。由于很早就立足武汉，速度快，网点全，还送货上门，得到了众多商家的认可，是武汉比较有实力的货运公司之一。
然而，一场危机考验，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降临到它的头上。
2008年1月14日凌晨，由于隔壁供电线路短路引起了火灾，火势波及到了顺丰的武汉中转仓库。起火时库存有2千多单快件，其中80%烧毁，损失数额非常巨大。
启动应急机制，以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
得益于事前建立的良好应急机制，顺丰湖北区在第一时间就将事故汇报给顺丰总部，区部管理人员冒着风雪赶到火灾现场。并迅速组织在场员工抢救尚未被波及的客户财产。
为了应对此次重大事故，顺丰总部迅速成立了应急领导小组，由营运本部总裁任组长，成员为企划总监、客服总监、营运总监、行政总监，于事发当天由集团副总裁带队，火速赶往湖北。
接着，顺丰迅速将此事汇报至国家邮政总局备案，同时，由湖北区总经理向湖北省邮政局汇报情况。并迅速启动位于长丰的一处备用场地，以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
此时，距离消防队扑灭火灾才过去不到半小时。
说明事实真相掌握话语权，避免误解信息流传
考虑到客户作息时间的问题，顺丰在14日当天上午8点就通过各地的呼叫中心开始向受到影响的寄方、收件方致电，对情况进行说明，作好解释工作。为了避免客户延误重要事情，顺丰还在电话中通知客户。愿意免费帮客户及时补寄重要文件或出具相应证明。
14日下午，总部应急小组到达后，顺丰再次向公安、邮政相关主管部门汇报了详细情况。在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主管部门给予了极大的谅解和肯定，要求顺丰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客户的利益，照顾客户情绪，避免造成群体性的事件。省邮政局还专门成立了相应的应急小组，协助顺丰处理善后事宜。
预见到湖北地区可能会有大量咨询电话，为避免客户等待，造成误解，顺丰及时切换其他地区的呼叫中心，对湖北进行支援，接受客户的咨询。
这次的事故波及到了顺丰全国的客户，为此，各地区呼叫中心也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应对本次重大事故的专项客户服务工作；
湖北区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接待亲临顺丰公司的客户，由总经理对客户进行交流和详细解释，对极少数激动情绪的客户进行耐心的安抚。
为了避免网络上流传的各种不确定的信息误解消费者，客服部门进行了及时的跟贴和解释，争取将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
为了缓解广大客户的疑虑，17日顺丰向权威媒体通告了事件的真相，借助各种媒体向广大消费者申明此次事故系第三方原因造成，顺丰同广大客户一样，也是火灾的受害者的客观事实。
不诿过事故源头方，提出数倍于国家标准的赔偿方案
同时，顺丰也通过媒体表达了在相关部门的具体调查结果未出台前，公司本着做最值得信赖和尊敬的中国速运公司的愿景，为及时维护顺丰客户的权益，顺丰不会把这次火灾事故的损失转嫁到客户。
由于事故尚在调查之中，相关部门封锁了火灾现场，因损失鉴定难度较大，考虑到客户的心情，顺丰在参考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快递服务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简化理赔程序，提出了数倍于国家标准的赔偿方案。
面对情绪低落的湖北公司员工，总裁王卫发布了《致湖北区参与江汉中转场重大火灾事故救灾工作同事书》。在书中，王卫向员工通告了公司在事故中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并表示将当月薪酬的30％比例对所有参与救灾的基层员工进行奖励，鼓励员工同舟共济，顺丰完全有信心和实力度过此次难关。
利益相关者关系 篇6
一 、公共利益的概念界定
关于公共利益的概念，英国学者边沁认为：“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美国思想家潘恩认为：“公共利益不是一个与个人利益相对立的术语；相反，公共利益是每个个人利益的总和。它是所有人的利益，因为它是每个人的利益；因为正如社会是每个人的总和，公共利益也是这些个人利益的总和。”而美国学者庞德则认为公共利益是“包含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一组织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求或愿望。”德国学者洛厚德认为：“公益是一个相关空间内关系到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地区内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就足以形成公益。”概括地说，公共利益就是全社会范围的共同利益。
从经济学上分析公共利益就是公共产品或者说公共物品。西方经济学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目前，西方经济学广泛使用的是萨缭尔森还以数学形式表述纯私人产品与纯公共产品之间的区别。公共产品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三个基本特征，但是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也不是完全没有范围限定的。公共产品是指在全世界，或者一国或一国地方的范围内具有收益的非排他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的产品。这样，也可以将公共产品分为全球性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地方性公共产品。如果从广义上理解集体产品（或称集体物品），公共产品可以认为是集体产品的一种。
二、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
要明确社会利益的概念，首先要明确社会的概念，而“社会”一词的含义是非常宽泛的。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但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形成知识在近代才开始的，至今仍然只是雏形。在原始社会，社会共同体是氏族和部落。步入阶级社会之后，国家随之产生，国家是包含了垄断性强制力的社会共同体。如果把国家看作社会共同体，把社会理解为国家这一层次的社会共同体，那么国家与社会的含义是等同的。社会的含义还可以指一国地方政权辖区内的社会共同体，这样，社会和一国的地方的含义也是等同的。社会还可以指社区、行业、阶级、阶层等等这一些社会共同体。如果把社会的概念界定为全人类、国家以及国家的地方，那么，社会利益的概念与公共利益的概念就是等同的。由此，公共利益也可以被称为社会公共利益。这样，与公共利益在同等意义上使用的社会利益的概念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也是等同的。
社会既可以作为与国家想重合的概念，也可以作为与国家想对立的概念。作为两个相对立的概念，社会和国家是社会共同体中两个不同的系统。社会是社会成员自由交往和自治管理的系统，在社会系统中，任何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对他人都不具有对他人的强制力；而国家则是合法拥有垄断性强制力的政治统治系统，是一种暴力机器。有学者认为：“社会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多为民族国家），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它包括除国家机构和制度（组织与安排）以外的所有个人和群体，以及一切经济的、文化的、交往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的总和。”作为与社会相对而言的国家则是“在特定的领土范围内，根据既定的规则，借助公共权利实现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和调节成员间关系的社会组织、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在此意义上使用“社会”这一概念，那么，社会利益则是指除政治统治机构及其成员之外的全体社会成员或者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与这种社会利益相对而言的国家利益则是指政治统治系统的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和与之相对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二者又有着重要的共同点，国家产生于社会，公共利益就是这种社会利益容纳了合理的国家
利益的结果。国家是社会实现其目标的工具，而非相反。
三、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关系
关于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关系，不少学者都有涉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公共利益隶属于政府利益，是政府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
林子英在考察政府利益时，从它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组织利益以及政府组织成员的利益三方面理解，认为政府利益应该由统治阶级利益、公众利益和政府自身利益三个部分组成。他们认为，现在民主政治的逻辑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代表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以群体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公共利益，看政府行为在多大程度代表公共利益，首先要取决于政府政策反映法律制度的程度，是否具体地体现了法律所蕴涵的抽象的价值，是否在法律授予的权限范围内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共利益就是合法的、制度化的政府利益。
第二，认为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不存在隶属关系。
刘玉蓉认为，公共利益与通常所说的“社会利益”的内涵更为一致，因为公共利益要面向社会所有的人，对社会每一个成员提出要求和提供价值，应独立于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偏好，不以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需要和价值目标为转移。而政府利益与“集体利益”相接近，它指的仅仅是政府组织及成员自身的利益，因而政府存在着个人或团体偏好，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利益指向并不完全一致，在实践中甚至有时是完全背离的，因此两者不存在隶属关系。臧乃康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利益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只是政府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更加密切和规范更加严格。政府也是经济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只不过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要求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持同一方向。
第三，从政府的公共性出发，认为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政府没有自身的利
益，政府利益就是公共利益。
四、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一组相对应的概念，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对立论，即个人利益必须屈服于公共利益。这一观点认为，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一对矛盾体中，公共利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支配地位；个人利益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居于受支配地位，个人利益应服从公共利益。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公共利益决定矛盾的质；二是公共利益的总量超过了个人利益的总量；三是个人利益有必要和可能服从公共利益。在正确处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时，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因为国家的整体利益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也代表民族生存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另一种观点是公共利益不必然优于个人利益。这一观点认为，在现在宪政理念的影响下，无条件的牺牲个人利益来满足公共利益的绝对性已面临挑战。要调和两者之间的冲突，可以考虑遵循四个原则。一是法律保留原则，即只有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才能设定公益条款来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机关在运用公益条款对相对人权进行限制时，应当遵循正当法律程序。三是比例原则和有利于相对人原则。四是利益衡量原则，即在具体的个案中对利益冲突进行具体的考量，确定对双方利益的取舍程度。
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遇到冲突需要处理谁先谁后时，必须遵循四个原则：一是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整体利益最大化是指在充分考虑双方利益的前提下，让当事人双方利益同时得到最大的满足，使两者利益之和最大。二是损害最小化原则。这一原则是前一原则的补充。因为有时只考虑利益最大化不足以得出明晰的结论，特别是矛盾解决方案造成的损害是最小的。三是比例原则和充分正当性原则。比例原则是一种目的和手段间的考量，即国家一切措施之目的和为达到目的所采取手段而产生对人民负担的考量。充分正当性原则是指考虑所有应当考虑的因素，排除所有应当排除的因素，是利益平衡结果是否公正和合理的重要条件。四是社会一般标准原则。法官作为利益平衡的运用者，必须坚持其做出的法律决定应反映社会价值，应当考虑个案裁判结果的现实性，充分注意社会效果，达到被社会公众认知和接受的程度。
五、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国家这一词汇本身就具有多义性，如果把国家看作是由人民、领土、主权、政府构成的社会共同体，那么，国家利益也就是国家这一层次的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亦即全国性公共利益。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这是将国家利益与全国性公共利益相等同。如果如前文所述把国家看成是合法拥有垄断性强制力的政治统治系统，那么，国家利益是公共利益和统治集团利益的混合。国家的主权存在代表了全民族利益，而统治集团则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主权是抽象层面的，而统治机构则是具体层面的。因此，把国家看作政治统治系统，国家利益具体体现为统治集团的利益。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诺思认为，国家的目的是双重的：第一个目的是通过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而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这一理论揭示了统治集团的经济人本性。
为了使国家真正成为实现公共利益的工具，防范国家对社会的危害，必须建立民主制度。从形式上看，直接民主制最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但是，直接民主制通常是不具有可行性的，而且易于导致多数暴政。因此，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制成为各国普遍的民主制度选择。然而，在代议制下的公共选择也可能与公共利益相悖。公共利益的确定与实现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如果没有最优解，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制度建设，同时，也需要全社会成员的集体理性和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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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闫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公共利益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 篇7
在很多的情形之下, 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经常会混淆, 作为同一个概念来使用。但其实, 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者在涵义和范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 刘跃进认为, “国家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应该是全体国民共同的利益, 是任何一个国民作为国家平等的一员在概率上能够平等分享的公共利益。”[1]
国家利益从字面上来看, 显然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 国家民族所追求的可以得到的利益、权利, 体现着在这个国家中的所有的国民以及各种的利益集团兴趣和需要。虽然说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代表了整个国家里所有国民的公共利益, 但是, 国家利益和所有国民的个人利益不能同一而论, 它其实只是从某种意义上或者在确切的某种范围内, 代表或者体现着所有国民的公共利益, 由此可见, 国家利益和所有国民的公共利益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切不可混淆而论。
二、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
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也是有其内在的相互关系, 余敏江、梁莹研究认为政府利益的本质是公共利益, 政府利益是群体利益的代表, 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又建立在群体利益上, 政治从某种方面来说是为了实现并且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个群体的公共利益。
“看政府行为在多大程度代表公共利益, 首先要取决于政府政策反映法律制度的程度, 是否具体地体现了法律所蕴涵的抽象的价值, 是否在法律授予的权限范围内, 按照法定的程序指定和执行公共政策。”[2]基于这个层面来看, 公共利益才是合法化的、制度化的政府利益。
而任晓林、谢斌认为, “政府是一种特殊组织形态, 有独特的属于公共利益的个性, 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 政府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 目前存在的政府自利行为不是政府应有现象, 是发展不成熟的表现, 是一种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克服的现有现象。”[3]
三、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要从“公共”和“社会”出发, 而社会与国家两个概念有时可以统一, 但也有时却与国家相对立。在社会系统中, 国家是具有合法的强制性、垄断力的一个政治统治系统;社会是一个总称, 是全体个人以及群体, 还有所有的制度的总称, 当然不包含组织与安排。
庞金友认为, “社会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 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国家则是指在特定的领土范围内, 根据既定的规则, 借助公共权力实现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和调解成员关系的社会组织、规则和制度的总称。”[4]
社会利益顾名思义就是指不包含国家机构及其成员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 虽然它与国家政治系统的利益有所不同, 但是两者之间又有着相通点, 社会需要国家为其提供一些必需的服务, 国家在此同时亦会获取自己合理的利益, 两者互相作用之后即产生了公共利益, 显然公共利益是包含有着合理的国家利益的社会利益。
四、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关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 应当首先考虑公共利益, 本着个人利益必须遵循于公共利益的原则。郑智贞、左琳认为, “在正确处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时, 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 因为国家的整体利益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也代表民族生存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5]
另一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正好相反,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立足于现代宪政理念, 通过研究法律认为, 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匹配时, 不应当纯粹绝对的牺牲掉个人利益, 从而来服从于公共利益。当两者产生矛盾时, 站在法律的角度上, 用法律来规定或者限制个人的基本权利, 但与此同时也要本着合法的程序, 具体到个别的行为中, 然后再来确认两者的利益取舍。王新艳对此提出了四个原则, “一是法律保留原则;二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三是比例原则和有利于相对人原则;四是利益衡量原则。”[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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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智贞, 左琳.谈谈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0 (06) .
利益相关者关系 篇8
关键词：显性利益,转向管理,利益相关者,中小企业
1 引言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数量众多。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资料,截止2007年6月底,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8%。中小企业己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中小企业的寿命普遍比较短,这是因为中小企业规模小,更容易受环境影响,特别是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因此,研究如何从生存困境中摆脱并恢复活力是中小企业成长的重要问题之一。这种让企业从绩效困境中得到恢复,重新获得生长能力的过程被称为企业业绩的转向过程,企业实施和控制转向过程的一系列活动被称为业绩的转向管理。研究中小企业业绩转向对于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
有关转向管理的实证先期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 Schendel和Patton对业绩下滑企业恢复其业绩的行为作了深度的分析,开始了转向管理的先驱性研究。自此之后,相关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有关转向管理实证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引起企业转向的原因,影响转向成功的因素分析。转向原因方面,Schendel、Patton等认为行业的衰退、竞争环境的恶劣等外部原因是引起企业转向的主要原因[1];而Bibeault和Slatter等则认为管理失控等内部问题是造成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2]。Hofer没有把导致企业绩效下滑的原因简单分为外部和内部原因,而是分成了营运问题和战略问题[3]。
在影响转向成功的因素分析中,主要分为转向战略、组织规模因素以及转向位置等对转向成功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成本削减和资产削减与企业转向成功的关系。Hambrick和Schecter等研究者都认为成本和资产削减在企业转向中运用最为广泛[4],也最受转向管理的执行者们推崇,但是在Slatter,Robbins的研究中这两个因素都未获支持。Francis和Desai则认为当企业资源利用率不高时,采取削减战略有利于转向成功[5]。Rasheed认为小企业是否选择削减战略作为转向战略,依赖于其对于业绩的判断和资源可获得性的相互作用[6]。
现有对转向管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引起转向的原因和影响转向成功的因素方面。根据现代企业理论,企业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中小企业因为规模小,沟通更顺畅,其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更为紧密。但由于资源匮乏,中小企业在业绩转向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更多,其要想取得转向成功,更需要取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中小企业为取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则必须尽可能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尤其是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本文跳出已有的研究框架,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研究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显性利益与我国中小上市公司业绩转向管理的关系。
3 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显性利益分析
在已有的相关文献中, 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的研究较为丰富, 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评分法。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陈宏辉与贾生华、 任海云等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界定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分析他们的主要显性利益要求,并以传统财务报表为基础, 从各报表中科目的组合对他们的显性利益进行了量化分析[7,8]。本文以陈宏辉和贾生华的分类为基础, 将股东、债权人、供应商、管理层、员工、政府、顾客七个主体界定为主要利益相关者, 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量化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显性利益。指标的计算公式见表1。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的是中小上市公司的业绩转向过程,而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一般为10年,企业不可避免地受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 故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中研究其转向过程更为合理,因此本文的研究时间跨度选定为1998~2007年。研究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和公司年报。
(1)中小上市公司定义
中小企业板的公司符合中小上市公司的定义,但中小企业板推出只有4年,其较短的年限不适合对其进行纵向业绩观察研究,因此本文以主板的中小上市公司为研究整体。
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共同设立的《大中小型企业划分标准》规定, 本文定义的中小上市公司应满足的第一个条件为:1998~2007年营业收入和资产规模不同时高于5亿元。除了收入和资产外,流通股股本数据也是上市公司规模的重要指标。在选取本文的中小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本规模时,参照了中小板上市公司流通股股本规模。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小企业板流通股小于1.2亿股的公司共有185家,占整个中小板上市公司总数的91.58%,因此本文定义中小上市公司应满足的第二个条件为:流通股股本规模小于1.2亿股。
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主板上市公司流通股股本小于1.2亿股的公司共有368家,其中16家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资产规模不满足上述定义,故满足上述条件的共有352家中小上市公司。
(2)转向位置定义
对企业业绩的衡量使用较多的指标是ROI和ROA。ROI(投入资本回报率)是衡量资本的获利能力的重要指标,ROA(资产报酬率)也是衡量企业获利能力的一个比较好的指标。考虑到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波动较大,中小上市公司受其影响更大,有些公司可能出现投入资本为负值的现象,所以本文采用ROA定义转向位置。
转向位置是指企业的业绩突变恶化到一定程度,或者持续一段时期恶化到一定程度时达到的业绩最低点。在此位置后,企业业绩都能达到某种程度回升。以前研究关于业绩恶化持续期的定义一般为2~3年,最长的为4年。同时考虑到国债利率较好地代表了无风险利率水平,而无风险利率代表了投资者能接受的最低获利水平,故本研究以长期国债利率作为获利能力的参考标准。1998年至2007年间凭证式3到5年期国债利率最低为2.07%。综上考虑,本研究定义转向位置为:ROA连续三年呈单调性下降,并且至少有一年低于2%;或ROA连续两年为负值;或ROA某年低于-8%(研究期第一年除外);具体概念描述见图1。
截至2007年12月31日,在满足本研究中小企业定义的352家主板中小上市公司中,符合达到转向位置条件的有143家,删除4家资料不全的公司,初步样本企业为139家。
4.2 操作变量定义
(1)因变量(转向结果)的定义
在判断企业转向成功与否时,前人研究的考察期为1~4年,大多为2~3年,而根据陈放的调查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2.9年,故本文以3年为观察期,标记判断转向结果的时点为t3. 考虑到中小上市公司尚不成熟稳定,其业绩波动较大,3年的观察期相对较短,所以选取比较低的ROA水平能够更好地对转向成功与失败的企业进行对比研究。考虑到1998~2007年凭证式3~5年期国债利率为2%~4%,因此在确定转向成功时的ROA水平时,选取4%作为衡量标准。综上考虑,本研究转向结果的定义如下:
转向成功:在达到转向位置(t0)后的第三年(t3)的ROA大于4%;且在恢复期(t1到t3),ROA和收入都不得低于转向位置(t0)的水平;且在达到转向位置(t0)后的第三年(t3)的收入不低于业绩下滑前水平的50%。
转向失败:在达到转向位置(t0)后的第三年(t3)的ROA小于1%.
在初步选取的139家样本公司中有56家公司转向成功,以1.00表示, 40家公司转向失败,以0.00表示,还有43家公司业绩属于成功和失败之间。因此最终样本企业为96家。
(2)自变量的定义
本文表1列示了主要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的显性利益测量,在此基础上可定义本研究的自变量。以股东净资产周转率为例,股东净资产增长率X1=(净资产t3-净资产t0)/净资产t0.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自变量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研究对象是两类公司:转向成功与失败,故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选用的统计软件为SPSS 13.0。为了提高模型预测准确率和稳定性, 首先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文采用的检验指标是容许度(TOL)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可知,本研究的自变量的TOL远大于0.1; VIF均为1.0~1.7,远小于10,因此可以认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
5.2 逐步Logistic回归模型
本文逐步引入各利益相关者的显性利益进行Logistic回归,引入的顺序是从非财务类利益相关者到财务类利益相关者,在非财务类中是又是从外部利益相关者到内部利益相关者。采用全部纳入法(Enter),即强制将所有变量纳入模型。
第一步以政府的显性利益与转向成功的关系建立模型一,第二步在第一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顾客的显性利益建立模型二,它们的回归结果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模型一中纳税增长率为强显著,政府单独的显性利益与转向成功正相关。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引入顾客的显性利益后,回归模型发生了重大变化,纳税增长率由强显著变为中等显著,而营业成本率变动也为中等强度显著。在模型二中纳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单位,转向成功的概率就提高1.251倍;营业成本率每减少一个单位,转向成功的概率就提高0.635倍。这说明在引入顾客的显性利益之后,政府的显性利益不再那么重要,但综合考虑他们的显性利益,都与转向成功正相关,说明他们的显性利益越被得到满足,转向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注: **代表中等显著(<0.10), ***代表强显著(<0.05)。
第三步在第二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供应商的显性利益建立模型三,它们的回归结果见表4。纳税增长率和营业成本率变动都不再显著,只有应付账款、票据保障比率变动是强显著的,这说明在转向过程中,供应商的显性利益更为重要。
第四步在第三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员工的显性利益建立模型四,它们的回归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模型变化不大,只有应付账款、票据保障比率变动是强显著。这说明在转向过程中综合考虑政府、顾客、供应商和员工的显性利益时,供应商的显性利益仍然最重要,其显性利益越被得到满足,转向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第五步在第四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管理层的显性利益,模型五的回归结果见表6。从表6可以看出,应付账款、票据保障比率变动依旧强显著,但同时管理层平均报酬增长率也是强显著的。这说明在转向过程中,综合考虑政府、顾客、供应商、员工和管理层的显性利益时,供应商和管理层的显性利益最重要。
注: ***代表强显著(<0.05)。
注: ***代表强显著(<0.05)。
注: ***代表强显著(<0.05)。
第六步在第五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债权人的显性利益建立模型六,它们的回归结果见表7。模型发生了重大变化,流动资产应付帐款、票据比率变动不再显著,管理层平均报酬增长率由强显著变为中等强度显著,而同时资产负债率也是中等强度显著。这说明在引入债权人的显性利益后,供应商的显性利益被取代。
第七步在第六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股东的显性利益建立模型七,它们的回归结果见表8。资产负债率由中等强度显著变为强显著,管理层平均报酬率依旧是中等强度显著,同时总资产周转率强显著。这说明在转向过程中综合考虑所有利益时,管理层、债权人和股东的显性利益最重要,他们的显性利益越被满足,转向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注: **代表中等显著(<0.10), ***代表强显著(<0.05)。
注: **代表中等显著(<0.10), ***代表强显著(<0.05)。
6 研究分析与结论
本文通过对1998~2007年主板96家中小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分析,实证研究了主要利益相关者与公司业绩转向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
(1)在公司的业绩转向过程中,考虑非财务类利益相关者的显性利益时,与公司经营联系越紧密的利益相关者的显性利益越重要,例如政府的显性利益不如顾客的显性利益重要,而政府、员工和顾客的显性利益又不如供应商和管理层的显性利益重要。
作为监管者的政府不如顾客与企业的关系紧密,其显性利益被顾客的显性利益分化;在政府、顾客、供应商和管理层中,供应商是企业的原材料的提供者,管理层负责企业的运营管理,他们与企业经营的关系更紧密,所以他们的显性利益对于企业的转向成功更重要。
(2)在公司的业绩转向过程中,综合考虑财务类利益相关者和非财务类利益相关者的显性利益时,股东、债权人和管理层的显性利益最重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们的显性利益优先得到满足,转向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股东是企业自有资金的提供者,对企业资产拥有支配权,是企业的所有者。其显性利益得到满足,就会给予企业更多的支持和信任,企业也就越易转向成功。在企业运营中,债权人是企业资金的重要提供者。债权人的显性利益越被得到满足,其越可能对转向中的企业给予更多的支持,如提供更多的贷款、延长债务的偿还期限等等;而转向中的企业面临最大困难就是流动资金匮乏,债权人的显性利益和企业转向成功正相关。管理层负责企业的日常运营,能够对企业施加最直接的影响,其显性利益越被得到满足,其越会努力经营企业,管理层的显性利益和转向成功正相关。
因此我国中小上市公司在制定转向战略时,不应考虑单纯采用成本削减或增长战略,应该优先满足股东、债权人和管理层的显性利益,取得他们的支持,这样可以增加转向成功的机会。但应注意到,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1)仅考察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显性利益,其隐性利益可能对对转向也具有一定影响。(2)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显性利益的度量可能并不全面,需要进一步补充。这也是本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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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关系 篇9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 是指企业在其发展经营过程中, 不能单一地追求经济责任。因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经济责任, 还有社会责任, 要兼顾且平等对待各方利益相关者, 来追求综合的利益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企业在所有权的分配上, 不仅仅要安排到股东, 同样要考虑债权人、经营者、员工、供应商、政府的大力投入。企业的发展是依赖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 因此企业要想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充分重视社会责任, 做到利人利己, 才能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
企业的财务管理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联系, 主要表现在: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需要资金支撑, 而且有关财务的各种决策制定和行为, 都对利益相关者有着重要的影响。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财务管理体系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财务管理的目标, 分为基本的和具体的两个方面。
1.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
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 就是传统的财务管理目标所认为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但在经济的发展动荡中, 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 因企业的资本结构改变, 财务管理目标也有所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 知识资本的重要性逐年上升, 导致了物质资本重要性的相应改变。这种观念上和现实的挑战, 使企业的经济受益者不再只是股东, 而相应地增加了员工、合作商、消费者、政府等利益相关者。
(2) 利益分配对象不再仅仅限于股东, 进而扩大到为企业提供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在进行利益分配时, 要根据各种资源提供者所做出贡献的比例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 由此才能达到利益分配的均衡和合理, 才能更加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另外, 当前的经济形势, 要求企业必须重视并实际承担起社会责任, 而这种社会责任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责任, 还包括道德、法律、社会等方面的责任。
(3) 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要根据时代的进步而有所改变, 进而形成相关利益者综合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正是由于现阶段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和依存越来越紧密, 企业才更加重视合理地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 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新的基本目标能够适应财务管理工作的要求, 而新的财务管理工作, 也同样能满足新的基本目标的达成, 两者相辅相成。
2.财务管理的具体目标
按照财务管理基本目标的要求, 寻求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 从市场角度要重视企业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 从企业财务角度要增加企业利润。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一个方面有所降低, 相应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就会减少, 损失就会增加;相反, 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一个方面有所提升, 相应的利益相关者得到的利益就会增加, 从而达到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价值最大化方面, “公司股价最大化”可作为上市公司的衡量标准, 而“企业经济增加值率最大化”可作为一般企业的衡量标准, 这些指标都是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指标。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的关系
1.企业财务目标方面
(1) 传统意义上的财务目标最受大家认同的看法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认为, 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受限制的状况下, 只要有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一切决定都是最好最对的。然而, 随着现代经济形势的转变, 单一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 必然会导致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忽视, 甚至会不利于各利益相关者。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财务管理之间, 在财务目标方面的关系为, 确保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以及重视利益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理分配。
(2) 企业价值最大化要求企业能够在确保合法条件下进行生产经营, 制定合理、相应的财务策略, 保证企业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来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利益要求必然有所不一, 例如员工希望工作环境良好薪资最大化;合作商希望得到回报最大化;消费者希望商品物有所值、服务到位;而政府希望企业按时按规定缴纳税金并且维护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等等。企业价值最大化包括以上所述的所有要求, 是一个综合的体现。然而合理、公平、均衡地分配利益并不容易, 因为总体利益是固定不变的, 而各利益相关者在分配中会遇到利益此消彼长的尴尬。为了满足各方要求, 则要充分利用各方所提供的资源, 使得总体利益最大化。至此, 重新确立财务目标并建立相应的策略至关重要。
2.企业财务治理机制方面
(1) 企业的财务治理机制, 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在治理企业的同时来维护其权益, 在合约的约束下, 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实施积极干预和管控。企业财务治理机制关系着各治理主体在进行利益分配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由于受传统财务目标的影响, 企业的财务治理着重围绕股东的利益进行管理。但是这样的财务治理机制必然不能维护其他各治理者的利益。
(2) 所谓治理主体, 就是在企业生存经营中提供了重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个人或团体, 这些个人或团体都可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行为实施有效控制和影响, 这使得企业在分配所有权时, 要充分考虑资源提供者的贡献。照此分析, 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本的员工、为企业提供债务资本的债权人、为企业提供收入的消费者、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的政府都是提供重要资源的相关者, 理应参与企业的所有权分配。
(3) 建立企业财务治理机制的内容主要包括:财务收益共享机制、财务决策共谋机制、财务监督共担机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之间在财务治理机制方面的关系为, 通过有效的财务治理机制来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3.企业财务政策方面
企业所制定的财务政策必然是以企业的财务目标为导向的, 因而传统的财务目标和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财务目标所引导的财务政策必然不一样。传统的财务目标所引导的财务政策必然也是主要甚至只对股东有利的, 大多不会考虑社会责任的承担。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财务政策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财务政策要稳健, 二是要兼顾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当企业面临投资选择的时候, 不要盲目选择仅仅对股东有利的投资项目, 同时要考虑员工的工作能力、债权人的投资风险、对消费者的质量承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的利益。在企业进行利润分配已融资的时候, 同样要考虑上述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障。企业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之间, 在财务政策方面的关系为, 选择以“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为导向的财务政策。
4.企业财务评价方面
传统的企业财务评价仅考虑了经济责任而忽视了社会责任, 以此实行的业绩评价, 必然与现代的经济趋势背道而驰。根据以往专家学者的研究,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经营业绩, 对企业有积极影响, 这种影响在经济市场发达的地区更为明显。虽然从短期看,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耗费一定的资金成本, 甚至利润有一定的减少, 但是企业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 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从长远看反而减低了成本、提高了经营业绩、增加了收益。
提高企业经营业绩可从5个方面入手:一是确定各方利益相关者;二是考虑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贡献;三是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四是确定相应流程;五是确定所需能力。企业在进行财务评价时, 要将社会责任考虑其中, 进而全面地对企业现状和发展进行有效的评估。否则, 有可能低估了有发展潜力的企业, 也有可能不能灵敏地发觉潜在危机。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之间在财务评价方面的关系为, 考虑社会责任会获得更出色的经营业绩。
结论
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 其与财务管理的关系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笔者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为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两者的关系, 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总体说, 财务目标、财务治理、财务政策、财务评价, 是主要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关系的方面。另外, 其引发的传统“股东论”财务管理, 向“利益相关者论”财务管理模式的革命性转变, 能够更好地使企业适应社会形势, 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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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关系 篇10
一、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内涵
（一）公司治理理论
“公司治理”一词最早出现于1932年Berle和Means的《现代公司与私人财产》的著作中，而我国有关公司治理的概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要是从西方借鉴而来。随后我国学者积极展开了对公司治理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公司治理”的概念被广泛运用于学术研究与实务中。
公司治理的概念及内涵随着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变革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通常，公司治理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仅仅指公司的内部治理，即对公司内部各个权力机构及权限的制衡与监控机制的设计，以及对公司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进行分配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核心内容是公司内部的权限结构的设计和公司权利的分配。具体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等方面。广义的公司治理包括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这两大方面的范畴，泛指借以管理和控制公司的一切制度。其中，公司的外部治理是指对公司边界以外的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并购市场等采取的管理与约束机制。显然，公司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划分是以公司管理的边界为依据的，而且公司治理是联系各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目的是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分配和制衡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合理统一，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因此，广义的公司治理概念是包括股东、债权人、职工、管理层、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各个集团之间的权责利分配与制衡的制度设计与实施。为更好地探讨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广义上的公司治理概念，并将研究范围定位在现代股份公司的治理上。
（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于90年代中期传人我国，现已广泛运用于国内外的学术研究和企业实务中。通常企业社会责任被分类为经济责任、法律价值和道德责任。
Bowen (1953) 将商人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目标和价值观确定和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行动而应承担的义务。卢代富 (2002) 在考察和评说国外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计内涵后，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应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我国财政部于2010年在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中明确指出，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应当履行的社会职责和义务，包括安全生产、保证产品质量(含服务)、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促进就业、员工权益保护等。
综合上述学者对社会责任定义的研究，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谋求公司利润最大化和合理化的同时应承担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即公司除了为股东追求利润外，还应考虑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与要求。显然，“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中已经对传统的股东利润最大化原则作了一定的修正与补充，将利润目标和社会利益目标这二元目标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首先由斯坦福研究所于1963年提出，随后该理论定义与内涵不断得到完善，而我国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Freeman (1984)给出了比较经典的定义，他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凡是能够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或被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都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管理层、员工、政府及社区等等，他们享有参与权、求偿权和知情权。企业的发展需要股东的股权资本、债权人的债务资本、员工的人力资本，还需要合作伙伴、政府及社区的社会资本等。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要根据各个利益相关者提供的资本进行合理分配，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分配给股东。通常，在市场非完全有效的环境下，企业只有积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取得各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从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取各类所需资源，维持和扩大自身发展。可见，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支持。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将公司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归纳，具体的利益相关者模型如图1所示。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的互动分析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目标发展的最高形式，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离不开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企业实施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不仅是规范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和企业业绩的必要条件，还是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保护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前提和基础。显然，公司治理机制、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及相关性。
我国学者关于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的相关性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如仇书勇 (2003) 从公司外部治理的角度，分析了在完全放任的市场中，公司主要在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并购市场中通过优胜劣汰竞争机制来发挥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治理作用。作者在揭示了自由市场的局限性之后，提出了如何通过完善公司的外部治理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思路和建议。王长义 (2007) 基于历史的视角，通过分析得出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都产生于现代大公司的出现，都统一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和实践中，前者是后者得以实施的重要途径，后者能推动前者的有效改善和良性发展，即二者具有历史渊源性和发展的共生性。具体而言，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治理模式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程度的高低;股东目标的多样化、股东结构的变化和股东权利的变化等都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高汉祥、郑济孝(2010)认为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具有共同的理论溯源和内涵，而且在当前社会环境变革和经济发展模式变迁的推动下，二者分流发展的趋势得到了改变。因此，二者的融合和协调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和外部条件支持。
基于上述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同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指导下相辅相成和相互影响，具体的脉络关系如图2所示。
首先，公司治理是保证社会责任有效履行的治理机制，良好的公司治理通过制度安排对公司整个价值链系统进行充分协调和有效管理，能够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其中，公司内部治理机制通过制度安排形成股东、债权人、管理层等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制衡与约束的管理框架结构，而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是利用制度或契约安排对公司运作的外部市场环境进行监控或约束，二者共同对公司整体的财务、人事、预算、生产、营销等各个环节进行治理。同时，公司治理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这集中表现为：只有公司治理机制综合体现了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保证公司重大决策或市场行为满足股东、债权人、管理层、顾客、供应商、政府、员工、社区等的利益和要求，才能形成比较完善和合理的“三会”规模和结构、激励约束机制、内部控制制度等等，也才能有效制定和发挥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从而企业社会责任也容易实现。显然，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与实现产生很大影响。
反过来，企业社会责任也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不仅要重视股东的利益和需求，还要考虑其他诸如债权人、管理层、政府、供应商、顾客、员工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需求，这就需要企业转变公司治理相应的内容或模式，即从股东利益至上的“单边治理”转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要求企业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公司治理决策上来，不仅能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确保公司的正常运营，还能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和市场形象。此外，当前企业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要求，公司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承担社会责任的压力和管理压力。为维护公司形象、巩固或提升市场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公司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以权衡各方利益，从而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可以说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嵌入公司治理机制中是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治理发挥作用的突出表现。
三、完善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匹配的建议
近来食品安全事件的频频曝光将公众的关注焦点转向了企业社会责任层面，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些曝光企业漠视社会责任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导致公司和管理层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行为。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社会责任间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当前，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越来越为广大企业和社会公众认可，广大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与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因此，要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一方面，需要改革传统的以“股东利益至上”为本位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以保障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真正体现出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政府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和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为公司营造良好的外部市场运作环境，以充分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作用。显然，单从市场主体——企业来说，公司治理的实质就是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对此，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公司治理角度提出完善企业有效承担社会责任的建议。
（一）内部治理机制
1、完善董事会制度。
目前我国不少企业的董事会对履行社会责任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董事会制度的建设急需完善。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在公司重大决策的审议和批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公司应完善董事会制度，实施有效的董事激励约束机制和声誉机制，以促使各董事积极参与到公司决策中来。此外，还要实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制度，形成董事会内部成员的相牵制状态，以代表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增加独立董事的席位和增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最终使董事会的决策既能改善公司治理、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快速发展，又能代表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使社会责任的有效履行。
2、完善监事会制度。
监事会制度也是公司治理架构中重要的一环。首先，需要保证监事会的独立性和代表性，这是监事会进行有效监督的基本前提，这就需要从不同的机构或部门中选用能代表员工、投资者、债权人、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监事，并建立岗位轮换制度;其次，赋予监事的监督权限和独立发表意见的权限，从有效保护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角度出发，保证监事会既能对企业的财务进行监督，也能对管理层的经营决策进行监督;最后，建立针对监事的激励与约束制度，力促监事更好地履行相应职责。
3、完善相关利益者参与制度。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将职工、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作为公司治理主体并赋予他们享有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这更有助于保证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实现。因此，应将完善相关利益者参与制度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方面，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在监事会、董事会及其薪酬委员会、战略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中合理配置能代表各利益相关者的成员。
4、改善股权结构。
在我国，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绝大多数企业都存在“一股独大”的局面，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往往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甚至在董事会中担任要职，掌握着公司决策的权力。而且中小股东不仅持股比例很低，而且股权较分散，他们往往会受表决权的限制而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这样股权的过度集中造成公司治理代表着大股东的利益。因此，要改变这种“大股东利益至上”的局面，就应形成多个股东股权制衡的股权结构。如银行或其它债权人作为公司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公司可以通过“债转股”方式降低还债风险和保障资金流的畅通，这样不仅分散了公司股权，还能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这也能促使公司社会责任的有效履行。
5、成立专门的社会责任管理机构。
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都同源于现代大公司的出现，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影响和引导下，二者具有共同的责任内涵。公司治理主要是解决受托责任和权责利配置等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则是围绕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企业对社会责任和社会发展的问题(高汉祥、郑济孝，2010)。但现有研究多将社会责任作为外生变量加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中，将其作为公司治理应该承担的一项新任务。对此，公司应成立社会责任管理机构，专职负责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和利益。
（二）外部治理机制
1、完善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提高市场运作水平。
随着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度的提高，各市场参与主体应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力促经济利益、环境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全面发展。但这种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因为克服市场失灵的最好方式在于国家干预(仇书勇，2003)，国家应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有所作为。一方面，政府需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确保市场的正常运转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赋予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权益，调动他们监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在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公司治理和监控公司重大经营管理活动的情况下，既提高了市场化运作水平，也能确保公司和管理层作出符合广大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2、政府应尽快建立健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提高企业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
企业和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企业不仅是一个“理性经济人”，更是一个“社会生态经济人”。如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充分暴露了我国部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和道德观念淡薄的现实，这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浪费了有限资源，不利于我国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形态，还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状况是企业道德水平和责任意识的直接反映，它的好坏直接影响其商品和服务在社会和市场上的形象和声誉。因此，政府应尽快建立健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提高社会各界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已显得十分必要和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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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关系 篇11
关键词：多元股权；重庆高速公路融资；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需求
重庆为山地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凹凸不平的地形地貌使工程施工难度增大，因此，修建高速公路的工程成本和施工造价大大增加。因此建设资金的短缺历来是影响各地修建高速公路的极大难题。为此重庆高速公路实行股权多元化，涉及投资建设的利益各方，从实现多元化股权重庆高速公路融资项目的角度出发，从实现以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来实现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建设的关键。要充分识别融资过程中的利益投资者，并确定他们的利益需求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将以融资建设的利益相关者的鉴定和各方的利益需求分析为基础，找出融资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获取，以期为重庆高速公路建设吸引资金。
1.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在1780年出现利益相关者的相关概念”，到了20世纪60年代，利益相关方理论才在美欧美等国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次不同的学者对利益相关者做出不同的定义，下面列举了不同时期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
①Stanford memo （ 1963）：利.益相关者是指没有团体的支持，组织便无法生存的特殊团体。②Freeman （1984）：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一组织目标实现或是能够被一组织实现目标的过程所影响的一些人。③Evan&Freeman （ 1988）：利益相关者是指在企业中一些有权益或是对企业一些有要求权的人。④Alkhafaji （1989）：利益相关者是一些公司对其负责的人。
直到由瑞安曼（Eri。renman）和安索夫（IgorAnso）的开创性研究使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系的理论体系，后在经布莱尔（Blair）、弗里曼（Freeman）、米切尔（Mitehell）、多纳德逊（Donaldson）、克拉克森（Clarksen）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比较完善的理论系统最终得以产生，然后将其应用到实际一些与之有关的工作或实践中，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才使人们逐渐重视利益相关者理论。
2.重庆高速公路融资特点
①特殊的地形地貌是造价成本高。重庆市为山地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凹凸不平的地形地貌使工程施工难度大大增加，工程造价和施工成本因重庆特殊的地质条件而不断提高。
②总投资普遍超过预算。重庆建设高速公路的过程中，总存在总成本高于预算，高出10%的平均水平，有的甚至超出达到26%。征地拆迁、建设管理、工程变更等是单个费用项目超出预算的代表项目，它们也是项目总投资超出预算的重要原因。下表为单个项目超出预算的多少。
③建成后的高速公路项目的经济效益小于社会效益。因重庆为山地城市，高速公路沿线都为经济不发达地区，车流量增加的较慢，很多条高速公路在银行借款期结束时，都没有达到预计的车流量，以至于短期内预期收益普遍较低，从而导致后续建设的高速公路的经济效益远远低于社会效益。
以上三点是重庆高速融资现在面临的问题，因此重庆市政府实行多元化的融资模式，要充分识别融资当中的利益相关者，找到核心利益关着，分析其需求，更好的吸引投资。
3.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利益相关者识别
3.1研究假设。本文主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期望需求，探究重庆高速融资建设中有利益相关的人和组织，充分采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方法找出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建设中的利益相关者和期望要求，并确定重庆高速公路融资中需要满足的核心利益需求。
3.2研究方法。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并不是要对他们等量齐观，通过科学的划分，对他们进行分类治理。自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现后，许多著名学者提出来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方法，其中影响大的有弗里曼界定法、威勒的多个维度法、米切尔的评分法。通过在实际项目操作中发现弗里曼界定法和威勒的多个维度法缺乏操作性，而米切尔的评分法是最具有操作性的，使利益相关者理论越来越得到推广和使用。
米切尔通过大量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状况，总结出了27种有操作性利益相关者定义，在此基础上提出采用一种评分法来界定利益相关者。米切尔指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谁是利益相关者，二是凭什么认定他们是利益相关者。
因此，可以通过三个属性对潜在的利益向者进行打分，然后根据分数的高低确定该个人或组织是不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属于哪一类利益相关者。
这些属性为：①合法性；②权力性；③紧急性。以这三条属性为基准，利益相关者可以细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即他们同时拥有对企业问题的合法性、权力性和紧迫性；二是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即他们与企业保持较密切的联系，拥有上述属性中的两项；三是潜在利益相关者，即只有三种属性中的一种的群体。
综上所诉，通过三个属性，对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建设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评分，在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建设中政府、银行、社会投资人和高速公路使用者是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另外，还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社会资金投资重庆高速建设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媒体、教育机构、高速公路周边居民等。
4.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当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需求分析
4.1 地方政府。政府作为公共项目的提供者，重庆高速公路融资建设利需求包括二个方面，从宏观方面讲满足城市交通发展需要，完善交通网络，为社会提供便利、安全、有效的运输服务，完善城市空间布局，利用交通带动城市区域经济。微观层面主要是指导并支撑城市合理布局，优化城市结构，使城市更加高效、优美、宜居；缓解交通压力，提高沿线土地价值，增加市政府垄断一级土地收入，促进沿线房地产开发，带动一笔产业发展，长期拉动城市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减少社会矛盾引起的不安定因素，增加城市综合实力，吸引更多城市外来人群职业、旅游、购物、娱乐，从而繁荣城市经济。
4.2 银行。高速公路建设是作为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行的一种社会公共服务性产品而存在的，其自身具有资金投入量大、建设周期长、风险不高的特点，在政府的支持下，银行投资高速公路，是资金得以周转，获取丰厚的利息，是银行资金变成流通资金，防止通货膨胀，投资大型的公路建设，可以是银行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吸引更的资金。
4.3社会投资人。投资人最重要的需求是尽快回收投资并取得利润，为其创造出一些可以经营的设施，供其运营经营和管理，用这些收入来补偿建设投资，最终能够保证其投资得到很好的补偿。此外，通过大型工程建设管理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其今后类似工程建设的发展，可以提高其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4高速公路使用者。高速公路的修建为使用者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高速公路的质量和管理会影响到使用者，使用者必须得到高效的管理服务和安全的服务设施，这样的高速公路才会有益于使用者。
5.结论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重庆高速融资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利用Mitchell 的评分法确定核心利益相关者，对其要求做进一步分析，最终为重庆高速融资提供依据，是重庆高速融资在满足各方利益需求的条件下全面实现其功能价值。（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1]王辉：《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从资本结构到资源结构》[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分析 篇12
西方学者真正给出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1963年, 美国上演了一出名叫《股东》的戏, 斯坦佛大学研究小组受此启发, 利用另外一个与之对应的词“利益相关者”来表示与企业密切关联的所有人。他们给出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 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 企业就无法生存。虽然这样的界定是非常狭义的, 但毕竟使人们认识到, 企业存在的目的并非就是为了股东服务, 在企业的周围还存在许多关乎企业生存的利益群体。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企业间竞争的日趋激烈, 人们逐渐意识到经济学家早期从“是否影响企业生存”的角度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Freeman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做了较详细的研究, 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这个定义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看作是利益相关者, 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也看作是利益相关者, 正式将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范畴, 大大拓宽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
Mitchell在考察了27种之多的利益相关者定义后认为, 作为利益相关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影响力, 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企业决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合法性, 即某一群体是否被法律和道义上赋有对企业拥有的索取权;紧迫性, 即某一群体的要求能否立即引起企业管理层的关注。基于这三个特征的不同组合产生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 显然这一界定对利益相关者的权重大小进行细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已有学者结合外界环境的变化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作了文字分析, 认为在不同的外在条件, 利益相关者通过博弈, 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 随之产生了围绕利益主体的一系列财务目标。本文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 拟建立一个博弈模型, 从数学角度来看博弈, 看得出的结果是否能印证有的学者的研究结果。
2. 本文所采用的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本文采用的定义是:利益相关者是专用性资源的供应者, 企业是专用性资源的需求者 (袁振兴, 2004) , 企业要为要素提供者增加价值和创造财富。本文按要素 (专用性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 的提供者界定企业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供应商、经营者、员工、政府。相应的, 各利益相关者在为企业提供要素的同时, 也有相应的利益要求权。
为方便研究, 根据向企业提供财、物、人的角度, 将前述企业利益相关者分为4大类:政策制定者 (政府) , 为企业提供各种政策、公共方面的服务, 因此通过税收方式分享企业收益;资金提供者, 包括股东和债权人, 为企业提供资金, 通过不同方式分享企业收益;物料提供者, 包括供应商, 为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所需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生产资料) ,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公司营运享有监督权 (其利润是维护其利益的保障, 间接参与利益分配) ;人力提供者, 包括一般员工和经理人员, 为企业提供运营的人力、资金运作、物料生产。公司运营都需要靠人力来实现, 通过不同方式分享企业利益。
3.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分析
3.1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
3.1.1 博弈模型中要素的界定
在本文中, 博弈模型中博弈的参与人是资金提供者、物流提供者、人力提供者、政府环境;博弈信息是博弈者所掌握的对选择策略有帮助的情报资料, 比如了解各博弈方的相关信息, 尽量获取其行动信息, 收益大小, 风险大小, 其他人要分享, 是否有保障等;博弈的行动空间, 即博弈方可选择的全部行为或策略的集合:政策环境、资金提供者 (提供与不提供) 、物流提供者 (提供与不提供) 、人力提供者 (提供与不提供) ;博弈的次序: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博弈方的收益, 即各博弈方做出决策后的得失:政府环境、资金提供者 (提供收益多少、不提供损失多少) 、物流提供者 (提供收益多少、不提供损失多少) 、人力提供者 (提供收益多少、不提供损失多少) 。
3.1.2 建立博弈模型分析
政策制定者 (政府) , 资金提供者 (Z) , 物料提供者 (W) , 人力提供者 (R) 。
UZ1=o (z1p+z3 (1-p) ) + (1-o) (z2p+z4 (1-p) )
UW1=p (w1o+w2 (1-o) ) + (1-p) (w3o+w4 (1-o) )
UW2=p (w5q+w7 (1-q) ) + (1-p) (w6 q+w8 (1-q) )
UR1=q (r1p+r2 (1-p) ) + (1-q) (r3p+r4 (1-p) )
UR2=q (r5o+r7 (1-o) ) + (1-q) (r6o+r8 (1-o) )
UZ2=o (z5q+z6 (1-q) ) + (1-o) (z7q+z8 (1-q) )
结合研究目的, 要比较在什么情况下UZ、UW、UR最大, 当其中一个最大时即说明其是利益主体, 通过利益的博弈得出的利益主体。将问题转化成三元一次函数求极值的问题, 运用拉格朗日法来求解。
建立辅助函数:L (o, p, q) =f (o, p, q) +λφ (o, p, q) , 其中,
其中λ是一个待定的常数, 称为拉格朗日乘数,
约束条件φ (o, p, q) =o+p+q-1=0,
利益U=f (o, p, q) ,
UZ=fZ (o, p, q) =o (z1p+z3 (1-p) ) + (1-o) (z2p+z4 (1-p) ) +o (z5q+z6 (1-q) ) + (1-o) (z7q+z8 (1-q) ) ,
UW=fW (o, p, q) =p (w1o+w2 (1-o) ) + (1-p) (w3o+w4 (1-o) ) +p (w5q+w7 (1-q) ) + (1-p) (w6q+w8 (1-q) ) ,
UR=fR (o, p, q) =q (r1p+r2 (1-p) ) + (1-q) (r3p+r4 (1-p) ) +q (r5o+r7 (1-o) ) + (1-q) (r6o+r8 (1-o) ) 。
LZ (o, p, q) =fZ (o, p, q) +λφ (o, p, q) =o (z1p+z3 (1-p) ) + (1-o) (z2p+z4 (1-p) ) +o (z5q+z6 (1-q) ) + (1-o) (z7q+z8 (1-q) ) +λ (o+p+q-1)
LW (o, p, q) =fW (o, p, q) +λφ (o, p, q) =p (w1o+w2 (1-o) ) + (1-p) (w3o+w4 (1-o) ) +p (w5q+w7 (1-q) ) + (1-p) (w6q+w8 (1-q) ) +λ (o+p+q-1)
LR (o, p, q) =fR (o, p, q) +λφ (o, p, q) =q (r1p+r2 (1-p) ) + (1-q) (r3p+r4 (1-p) ) +q (r5o+r7 (1-o) ) + (1-q) (r6o+r8 (1-o) ) +λ (o+p+q-1)
求辅助函数的偏导数L’Z、L’W、L’R,
求出满足方程组L’Z=0、L’W=0、L’R=0、φ (o, p, q) =0的所有解 (o0, p0, q0) ,
把求得的解 (o0, p0, q0) 带入UZ=fZ (o, p, q) 、UW=fW (o, p, q) 、UR=fR (o, p, q) 中, 若UZ=fZ (o, p, q) 的值最大, 说明在博弈后资金提供者取得胜利, 成为利益主体;若UW=fW (o, p, q) 的值最大, 说明在博弈后无聊提供者取得胜利, 成为利益主体;若UR=fR (o, p, q) 的值最大, 说明在博弈后人力提供者取得胜利, 成为利益主体。
可以看出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博弈, 当其利益达到一定条件后, 即成为利益主体, 因此利益主体是动态变化的。
3.2 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博弈
通过前面博弈模型决定好利益主体以后, 其利益主体内部也存在内部力量的博弈。
3.2.1 财力提供者的内部博弈
财力提供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同是财务资源提供者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也存在一个博弈问题。尽管双方提供的均为财务资源, 都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但债权人让渡的仅仅是财务资源有限期的使用权。所以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博弈中, 股东仍是赢家, 而最终成为企业的真正所有者, 债权人只能按期收回本息, 即博弈的结果由股东独占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后来, 同样作为财务资源的提供者——债权人不堪忍受股东损害其利益, 开始对企业关注, 要求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与股东重新博弈后, 博弈的结果是没有哪一方有绝对优势, 那么股东和债权人只能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3.2.2 人力提供者的内部博弈
人力提供者包括一般员工和经营者。同是人力资源提供者的一般员工和经营者之间也存在一个博弈问题。经营者一般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 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会损害一般员工的利益。如果一般员工没有意识维护自身利益, 那么通过博弈, 经营者就会成为赢家, 对利益的分配有控制权, 导致一般员工利益相应就得不到保障。但是随着员工的利益被损害后, 员工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 只有对经营者进行监督才能保障自身利益不被损害, 或者使其损害降至最小。所以, 同样作为人力资源的提供者——一般员工不堪忍受经营者损害其利益, 开始对企业关注, 监督经营者的行为, 与经营者重新博弈后, 改变经营者与一般员工之间的力量对比, 进而改变了经营者与一般员工之间的利益分配。
3.2.3 物力提供者的内部博弈
供应商与公司利益相关的程度, 取决于以下三个维度:交易规模, 包括交易额度和交易频率;合同期限;资产专用性程度。公司运营良好, 产量增加, 规模扩大, 对供应商产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众多供应商得知公司的需求信息后, 通过各自与企业的谈判中, 其实也在与众多的供应商展开博弈, 最终由产品质量高, 价格合理的供应商成为赢家, 形成企业稳定的供应商。
综上所述, 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得知, 在政策环境一定的前提下, 资金提供者、物料提供者和人力提供者之间展开利益博弈, 在博弈过程中利益主体是动态变化的, 这正和已有学者的文字研究结论一致。另外, 还分析了资金提供者、物料提供者和人力提供者各自的内部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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