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关系方（精选12篇）
利益关系方 篇1
一、解析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
1. 公共利益的内涵
公共利益, 从字面上理解, 可称之为公共的利益, 简称公益。公共利益是与私人利益相对的概念。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一般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关系, 公共利益的实现通常以减损私人利益作为成本, 或者说以限制或者剥夺某种公民权利作为代价。
公共利益有以下特征:第一, 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性。公共利益首先是一种公众利益, 受益主体具有普遍性或不特定性的显着特点;同时这种利益的实现主要依赖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选择机制, 一般难以通过市场等私人选择机制来实现。第二, 公共利益具有合理性。因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有的时候会损害到一部分群体或个人的利益, 而国家立法机关也通过法律等一系列手段予以控制, 使它达到了一个尽可能减少损害私人利益, 同时也权衡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 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等问题, 因此其具有合理性。第三, 公共利益具有正当性。它代表广泛公众的利益, 因此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要广泛地听取人民的意见, 遵循人民的意愿。第四, 公共利益体现公平性。公共利益是一种公众利益, 在实现公众利益的时候如果损害了私人的利益, 那么一定要予以补偿, 而且还不能是象征性的补偿, 应当是正义的公平的合理的补偿。
2. 政府利益的内涵
尽管政治家和学者们给政府所下的定义各有不同, 但对作为公共管理核心主体的政府的地位所作的判断却是大体一致的:政府是国家机器中的执行机关, 它代表国家实施公共管理, 以国家的名义执行宪法、法律和法规。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因此, 政府是实现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政府的这种地位, 决定了它实施的公共管理必然以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和功利目标, 也决定了统治阶级利益构成了政府利益的主体部分。然而, 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价值取向是多维的, 功利目标是多层次的, 加之政府实质上就是社会的重新结合, 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存在的正当理由就是服务于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 政府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即狭义上的国家利益, 它还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二、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区分
1. 公共利益的理论内涵及本质
公共利益是指社会或国家占绝对地位的集体利益, 而不是某个狭隘或专门行业的利益。公共利益是构成一个政体的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 因此, 公共政策也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
2. 政府利益的客观存在性及其内涵
首先, 政府利益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并且它会影响政府的行为。政府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 一个系统的运转也是通过利益关系来协调和发展的, 其利益主要有政府的权力及相关的物质利益, 政府受拥护的程度和政局稳定性, 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其他集团利益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等等。这些利益是伴随着政府的产生而产生的, 它超越了历史阶段和意识形态, 是各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这为政府利益影响其行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其次, 政府作为权力执行机关, 拥有在全社会推行自己意愿的强制力量, 这为其利益对其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前提条件。不可否认, 政府产生及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目标、公共服务以及创造具有公益精神的意识形态等。“为人民服务的实质内容就是维护公共利益, 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也就是公共利益至上的信念。”政府作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手段之一, 政府的公共性是它的第一属性, 政府是为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而设立, 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是, 政府并非总是为着公共目的而存在, 政府在公共目的的背后隐藏着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3. 政府的正当利益与非正当利益并存
分析了不同层次的政府利益, 也承认了它们存在的客观性, 说明它们的存在并不都是不合理的。首先, 政府利益的存在具有其客观合理性。个人和组织的一切行为都源于对利益的追求, 换言之, 利益是个人和组织活动的根本动因。实际上, 没有利益支撑的公利行为是难以稳定的、持续的、理性的和有节制的。“人们对什么是公共利益, 现实中是否存在一种符合每一个人或多数人利益的公共利益, 并没有普遍一致的标准和意见。”不管是哪个层次的政府利益, 都存在一个限度问题。如果在这个限度之内, 就是合理的利益;超出了限度, 才是不合理的利益。其次, 政府利益具有扩张性。政府利益虽然是从属性的, 应受到合理的控制, 但是政府是拥有行政权力的组织, 一旦权力失去了制衡, 权力就会走向正确行使的反面, 政府利益就具有了膨胀的实现条件。
三、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之间的关系
1. 公共利益决定政府活动的基本方向
政府致力于公共事务、满足公共需要, 维护公共利益, 这也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只有这种认识, 才能够全面反映政府所有活动领域的内容和特征, 才能够反映政府的起源、性质、观念和价值目标, 才能成为整个政府制度大厦的基石。
2. 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不存在隶属关系
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 其利益指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实践中甚至有时是完全背离的, 因此二者不存在隶属关系。公共利益是凌驾于一切具体社会利益主体利益之上的最高利益, 维护公共利益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和追求的最高目标。政府利益与其他社会利益主体的利益处于平行的地位, 公共权力的属性决定了政府只能用它来谋求公共利益。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一员, 必须和其他利益主体一样合法、合理地追求自身利益。
3. 明确公共利益的边界是约束政府利益扩张的保障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要行使者, 与公共利益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 但是也容易对公共利益产生侵犯, 公共利益是政府在公权限制私权的过程中的行为边界, 也是公民接受限制行为的边界。“毫无疑问, 假若把权利授予一群称之为代表的人, 如果可能的话, 他们也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 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利谋求滋生的利益而不会谋求社会的利益。”所以要以法律的形式, 对公共利益做出严格的界定, 以防止假借公共利益之名从事违反法律的行为。
综上所诉, 完全从谋求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来界定公共利益显然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基本要求, 不能完全表达公共利益。政府正确地界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 其自身的利益也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得到实现, 并且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满足。政府的自利性不应被认为是错误的, 不应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利益诉求, 同时如果对政府的利益缺乏正确的界定, 将不利于增强政府能力, 也不利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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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关系方 篇2
——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佛语有云“云何复名为大涅盘？有大我故，名为大涅盘。涅盘无我，大自在故，名为大我。”与“大我”相对的是“小我”，自我就是“小我”，超我就是“大我”。如果说“小我”是个人利益，那么“大我”可以说是集体利益。“小我”与“大我”，无处不在，相互依存。
不可避免的，我们会在人生的各种节点面临“成全小我”和“成就大我”的抉择，在这种时刻，责任是一个人职业精神的闪光点，它可以让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得出色。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不乏肩负重任的顶梁柱，他们对工作热情负责，服从公司安排，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爱岗敬业，在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面前，始终以企业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也许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是应该做的。其实不然，工作用心与否，正是由于员工对工作的爱与责任。所有员工的成长，都与企业息息相关，“小我”必须服从“大我”，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一个人若能以集体利益为重，就会自觉地服从上级的命令指示；否则，就会在服从命令面前打折扣，即使勉强服从，也是消极应付，口服心不服，因而造成个人工作的失误，甚至公司利益的受损。
从根本上来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一致的。一方面，个人利益是集体利益的基础，个人利益的发展促进群体利益的发展，群体利益的向好促进个人利益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利益又依赖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是满足个人利益的保障和前提，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
从管理学角度来讲，员工必须服从和尊重团队的规定，领导者以身作则，使管理者和员工都对团队规章有明确的理解并实行公平的奖惩，这些对于保证纪律的有效性都非常重要。每一项具有共同目标的活动，都应当在一位管理者和一个计划的指导下进行。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任何员工个人或员工群体的利益，不能够超越组织整体的利益。
盘点共同利益 把脉中美关系 篇3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强调的，中美关系对双方而言均十分重要：“长期以来，中美两国人民一直相互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友好的感情。中国人民欣赏美国人民的开拓进取精神，钦佩美国人民在建设国家中取得的骄人业绩。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美合作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把目光投向中国，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进步。”但中国的崛起也引起了美国某些利益集团的不安，他们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以及种种妖魔化中国、遏制中国的主张和做法，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
胡锦涛主席指出，中美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互利合作是两国的正确选择，我们应该以宽广深邃的战略眼光、以互利共赢的时代思维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确保两国关系沿着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正确轨道稳定发展。针对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胡锦涛主席宣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负责任、建设性的作用。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胡锦涛主席介绍了中华文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传统理念，表达了中国“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真诚愿望。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长期保有惟我独尊心态，加之国内政治的地方化色彩，国民的国际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国际交往中某些令他国不快的做法部分原因是肇始于对他国的误解。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从中华文明历史流变和现实发展的角度，向美国人民阐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前进方向，既介绍了中国从清王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解放历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又说明了当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理念所蕴涵的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和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为美国人民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消除以往的误会和隔阂开辟了道路。
中美两国近年来经贸往来和社会交往日益频密，目前需要稳定两国“利益攸关”的紧密合作关系。美方常借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失衡、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向中方施压，其实一个硬币必有两面，以贸易失衡而论，它使美国得以消费中国制造的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实质是中国的部分资源转移到美国，弥补了美国的储蓄不足，如果没有中国在低附加值产业做贡献，美国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也难以为继。胡锦涛主席从“双赢、互利”的立场出发，指出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发展，而且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提出了“把握机遇，开拓思路，巩固和扩大经贸合作基础”的建设性主张。
利益关系方 篇4
对于社会利益的含义, 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边沁认为:“共同体的利益 ( 即社会利益) 是组织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可见, 在边沁看来, 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单纯相加, 并没有独立存在的社会共同体。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 是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各种具有普遍性的主张、需要和愿望。社会利益的主体是公众, 即公共社会。社会利益表现的权利形式上, 其主体可以是公民个人、法人或国家。大多数人都偏向这样一种界定: 社会利益是相对于国家利益而言的, 某一时期某一特定区域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社会利益的主体被界定为不特定多数人, 其本质上是一种群体利益。作为一种群体利益, 社会利益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相对性。社会利益是一种相对于特定社会成员利益而言的相对利益。也就是说, 社会利益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部分人, 只有在具体情境下, 结合需要对比的对象, 才能作出合理的认定。第二、区域性。首先, 有些需要法律特别保护的群体, 可能只会在特定区域内才会存在; 其次, 在不同的区域内, 按照既定标准确立的某一群体所代表的利益能否构成社会利益也有所不同; 第三、历史性。社会利益是群体分化的产物, 而群体分化总在特定历史阶段才会发生, 故某一群体所代表的利益, 也只有特定阶段才构成社会利益。
但是, 在一些研究以及实践中, 社会利益的概念往往与国家利益相混淆, 在使用中往往不加区分。可事实上, 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并行的两种不同的利益, 是公共利益的两个方面。从法理上说, 经济法同时注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两个方面, 可见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 要想全面认知社会主义, 必须还要对国家利益以及其与国家利益的区别与联系。
由于国家具有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 它比其他主体更适合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现实中, 国家多是以社会利益为由实施相关活动, 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 社会利益与国家和国家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法学角度来说, 经济法是调整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它在赋予政府经济管理权以救治“市场失灵”问题的同时, 也约束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以防止出现新的“政府失灵”。经济法赋予政府权力, 而政府又是国家权力的掌控者, 其行为代表的是国家的意志所以, 政府在执法时不可避免的维护国家利益。从立法上说, 法是统治者阶级利益的体现, 经济法在制定过程中就笼罩着国家利益的色彩。所以, 经济法在坚持社会本位论注重社会利益时, 势必也会保护国家的利益。
具体看二者的不同:
一、主体不同。国家利益的主体指国家, 理论上也指全体国民。所有国民实际上也是特定多数人。而社会利益相对于国家利益而言, 所维护的是某一时期某一特定区域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二、衡量标准不一致。理论上, 国家利益的主体是国民, 而国民是特定的, 虽然因数量众多无法一一表达意志, 但可以进行投票。所以对国家利益最好的衡量方式是拿到立法机关进行表决。至于社会利益, 因为利益主体不特定, 就无法让这些主体一一来表达意志, 也没有办法进行投票, 故在社会利益衡量上, 只能坚持客观标准, 即看结果是否让大多数主体获利。
三、产生机制不同。国家利益的产生机制就是政治权利的运作机制, 国家利益强调统一性, 通常以法律、法规、命令的形式来表达; 社会利益的产生机制既可以是政治权力的运作机制, 也可以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交往机制。而且社会利益可以具有地域性和阶层性, 不必也无需强求一律, 它既可以借助法律、法规、命令等形式来表达, 也可以通过舆论或习俗等形式进行表达或传播。
摘要：部门法之间的本质区别常从法所维护的种类和性质来界定, 法所体现的意志背后就是利益, 法被认为是利益分配的工具。经济法作为社会本位法, 即社会利益维护之法, 其所保护的是社会利益。因此, 要想更透彻地掌握经济法的本质, 必须对社会利益有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 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关键词：社会利益,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华国庆主编.经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利益关系方 篇5
伴随着公司不断向前发展，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集体利益势必会产生摩擦，导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凝心聚力”的基本要求之一，更是考量一个员工是否有集体意识、大局观念的重要标准。
2014年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董事会工作报告》中已经充分强调了“凝心聚力”的重要性。
“因各方市场主体、经济成分、经济利益在各个层面上存在着不同思想、情绪，不同的愿望追求、责任主体、利益诉求时时交织碰撞，需要我们应有开明的思想、合作共赢的理念、承受与和谐包容的肚量，努力营造和谐共心的公司团队。” 从以上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员工在公司里有着自己的追求与利益诉求，而且每个员工的利益诉求都不尽相同，但公司要从整体的利益出发、谋求更长远的发展，对每个人不同的利益追求就不可能同时兼顾，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体利益的关系时找到契合点，必要时甚至要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只有集体利益实现了，个人利益及价值才能得以充分体现。
企业立足长远发展，保护并尊重个人利益，绝对不会因公司利益而去故意削减、损害个人利益。个人对公司作出的决定在涉及到自身利益时可以保留意见的权利，但不能正面冲突，更不能把自身意志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必须绝对服从公司最终决定，即个人利益在必要时要给集体利益让路，这样公司才能健康发展。一个有集体意识的员工必定坚决按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去执行，不能因自认为个人利益受到损害而独断专行、闹情绪，更不能视公司制度与公司权力机构的决定而不顾。
宽容、大度、体谅、包涵，我想这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应有的素质与风度，更是个人在处理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关系时应有的表现，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站在公司整体的角度看问题，理解对方的难处与用意。只有人人都这样，才能营造一个和谐共心的工作团队，营造其乐融融的工作氛围。
公司要发展，个人价值要体现。必须坚持从公司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省建设工程管理局领导一行
来公司调研指导工作
2014年4月10日下午，湖北省建设工程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张晓曦、市场管理处处长李昌阳、质量与安全监督处处长刘中强一行莅临公司调研并指导工作。市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党组成员刘俊、市建筑业科科长朱肇赋、副县长杨辉、县建设局局长、党组书记査海滨出席了调研会议并讲话，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段卫昌及公司相关领导和科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省建管局领导此次来访主要是就公司晋升特级资质方面工作来进行调研和指导。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段卫昌，代表公司对省、市、县三级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汇报了公司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和公司晋升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方面的工作情况。最后请求省住建厅把我公司列为晋升特级资质扶持对象。
省、市、县三级领导均充分肯定了公司近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尤其是我公司对英山县作出的贡献，同时就公司晋升特级资质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也表示对我公司晋升特级资质方面的工作做最大限度的支持。
张晓曦指出：长安的发展，稳中求进，要把企业长远发展与升特结合在一起，意志要高度统一，升特决心要坚定，目标要明确，思路要清晰。同时他也对公司晋升特级资质方面的几个难点工作即设计专业技术人员、省技术中心、行业标准、工法等做了详细的指导，张副局长表示，把公司列为晋升特级资质重点扶持对象，他希望长安抓住晋升特级的契机，大力开拓市场，继续做强做大，发挥作为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
黄冈市召开建筑工程安全质量
文明施工现场观摩会
为推动黄冈市建筑业的持续发展，2014年4月11日，在黄冈市住建局组织下，“黄冈市教育优秀人才安居小区工程现场观摩会”在黄冈安居小区项目部召开。湖北省建管局副局长张晓曦、质安总站副站长杨碧华,市安监局副局长曹玉海,市住建委主任刘俊、副调研员郝革西等省市领导及监理单位、兄弟企业300多人参加。
黄冈市教育优秀人才安居小区是湖北长安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房产公司开发，在工程开工前就确定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创省优质工程“楚天杯”为工程目标，项目负责人易尚平，项目红理张明。
为落实该项目工程达到省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施工现场，全面贯彻公司制定质量、安全目标，项目部精心组织，加强项目管理，成立创优领导小组，明确目标和目标考核办法，并将目标考核办法具体化。在具体施工过程中，采用深基坑、高支模的施工方法，在质量控制、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等方面都从严要求。湖北省建设工程管理局副局长张晓曦强调，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提高对标准化的认识,以示范创建为基础，完善管理。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增强质量安全意识，强化企业管理，全面推进安全标准化工作。刘俊要求，要全面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吸取我省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血的教训，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严峻形势。要增强做好建筑工程安全质量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监管、统筹协调，确保完成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目标任务。要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推动我市建筑工程安全质量工作再上新台阶。并对安居小区项目在省部级工法的应用及狠抓现场安全文明、标准化施工方面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
时空视角里的乡村利益关系 篇6
一、引言
以往对乡村利益冲突的研究占最主要方面的是国家与社会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乡与村权利之间的纠葛，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调整，村委会与村支部之间关系的分析较少，而关于村民之间利益关系的研究较少。
在国家与社会的视角里，中国近现代经历着国家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过程，到集体时期达到顶点。在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学者都对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状况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呼吁社会的组织与成长。从政府的基层民主建设到各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力培养，其实一直想推动社会的发展。
许多学者指出要实现社会的发展必须实现各方面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的组织和发展最主要表现在利益的界限清晰和表达。但在农村，村民之间的利益纠葛似乎是不明显的。是否果真如此，文章准备从公路的毛细化过程对此进行一番时间和空间的检视和探讨。
二、七条公路的修建
黔江原位于四川东南，今属于重庆市管辖，处于武陵山区腹地，春秋时为黔中郡，自古乃是湖广入巴蜀门户。自从民国时代修通几条入川国道，集体时期筑黔枫公路连通彭水以后，长久不复有兴建。近年武陵山区的交通地位再次得以展现。就县内而言亦是乡道改观，村寨连通。尤其近年，小型公路渐次开工，遍地开花。
公路从无到有，到方便当地居民，到必不可少。公路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选取黔江县太极乡内一户人家，以此户为中心考察此地公路的发展过程，与S户相关的公路建设主要有：
1、连通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的道路，即今319国道，西连武隆、涪陵，到重庆。公路最近点离S户大约30公里（非以直线距离，而以最近的山路距离）。这条路在民国时期已经修通，主要为经济、军事的目的，尤其在民国迁都重庆后，这条路即成重要的交通补给线。硬化后，在2004年改造为二级公路。这条路自始至终都是政府在主导，可以说是在机动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后关系着国计民生。近年又大体沿着此路修筑湘渝高速公路，即将开通。
2、黔江—青—金溪—太极—石家—鹅池—渗坝公路，即黔枫公路，西连彭水。公路最近点离S户大约5公里。这条路修筑于上世纪60年代集体时期。主要解决当时粮食等物资的运输问题。因为是集体时期，所以当时土地全部无偿占用，动员了沿线的大量的公社社员参加修建，经费由政府解决，劳动力却是各地无偿征集的。在2000年时硬化。
3、太极乡—鹿子坪—白虎山—核桃园—石钟乡—新华乡际公路，后连通彭水小厂乡、大厂乡。公路最近点离S户大约1公里。修筑于1980年代，占用的土地给予了补偿。这条路由附近乡镇的施工队受雇完成。硬化于2005年，为“澳援项目”，由村里和乡里的施工队承包，存在很大的质量问题。
4、核桃园—堡上村道，距S户大约0.6公里。大约是2003年修通，政府给予爆炸物资的支持，其余当地受益户全部负责，包括土地以及劳动力。当时岩屵坪以及桃子洼挨西边的人户包括S户在内都承担了一定得费用而且交了搭伙费，并且一起出力修筑，虽然当时还没有修到寨子，打算有能力时再去接通。
5、白虎山—狮子塆—松林—冯家岩村道。公路最近点离S户大约0.8公里。主要为发展烟草产业与方便居民的出行与物资的运输。主干道的经费、施工由当地政府和烟草公司负责，条件是受益者连续3年必须种满100亩烤烟。土地调配由自己负责，主干道分出的岔道受益者自己负责，挖机为当地政府和烟公司联系。当地几个寨子原来筹划过几次准备修筑公路，但山下的人家的刁难而半途而废。现在得到这么优厚的照顾，山下人家当然觉得不公平，不让轻易得逞，在土地调整上百般刁难。于是只得换了方案，从山后绕着走。这时当地的修路多采用挖机，减少了炸药的使用量，工程进度很快，修成于2008年春。
6、堡上—岩屵坪—桃子洼村道。最近处距离S户0.2公里。2010年春修通。之前曾多次打算修筑，但都由于岩屵坪一户人家的无理要求而无果而终。2009年冬天时谋划修筑，除S户外桃子洼当年入伙的人家Y先和岩屵坪的人家一起策划过，当S户意欲加入的时候，人家说已经迟了，讥其与此地他人无力修通公路。这条公路完全自筹。
7、狮子塆—桃子洼村道。距离S户0.1公里。当初修建狮子塆公路时，因为怀疑政府的信誉，认为必不能履行承诺，于是在联络时放弃了加入这条公路的修建。虽然承诺实现得有点拖沓，但在修通后他们后悔莫及，第二年就要求加入，但是当地政府说计划已经没有了。主要是当地居民为方便出行和运输，且受激于附近寨子的冷嘲热讽，于是临时发奋，召回在外打工的人。经费完全自筹，土地内部调配，挖机自行联系，在2010年春修通。因为其中一块挨着S户的地属于桃子洼加入岩屵坪公路修筑的Y家，没达成一致，结果公路修到距离S户100米左右的地方不得不戛然而止，始终没有修到家门口。而且岩屵坪路与桃子洼路终端相距不过100米，但是由于修路时闹下了矛盾，大概很难连通。
三、历时的组织方式
如果我们对上面这些公路按不同修筑的组织方式进行一下分类的话，可以分成以下5种情况：
Ⅰ型：政府全权负责。
Ⅱ型：政府组织所需的全部物资，无偿征用当地劳动力修建。
Ⅲ型：当地政府提供爆炸物资的支持，其余受益户自己筹划组织。
Ⅳ型：当地政府只管修通主干道，规划、土地等自己负责。
Ⅴ型：受益户完全自筹组织。
这大体是近现代中国政府职能实现的演变过程，也完全符合当地公路修筑组织方式的发展历程。这个过程，是政府从完全代理到逐渐退出、公路的影响逐步凸显到成为必不可少、当地人逐渐代替政府而成为组织主体的过程，而且后面的类型比前面的类型时间间隔更短、变换更快。
这其中政府的角色各有不同，政府影响的方式不一。在Ⅰ、Ⅱ型中，完全是政府行为，最重要的效用都是政府的，毕竟主要是政治军事需要。在Ⅲ、Ⅳ型中，政府只是起到了引导作用，用资助一定物资的方式，这方式当地受益户最后都比较满意。但是这也有承诺没有兑现的事，就因为当地政府经常有这样的事发生，而且还有其它行为，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所以最后一类就是自筹。当然这种组织方式还只是初露苗头，在当地还不普遍。
四、远、近距离事件
以上公路修筑的不同组织实施的演变过程也是当地公路逐步毛细化的过程。因为这里只选取了S户作为中心，其实在公路一步步走近S户的每一步，在周围同样的地方都有同样类型的筑路工程。
如果按是否对当地受益群体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或是造成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加强来划分的话，可以把公路修筑划分为两类：
（1）远距离事件。没有对当地群体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或是没有造成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加强。
（2）近距离事件。对当地受益群体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或是造成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加强。
当然这些都是和空间位置紧密相关的，公路与居民点之间的关系也是建立在空间位置的关系之上，这其中必然内含有地理空间的意味。如果以S户所在的村为范围来考察的话，公路A、B的修建可以算作远距离事件，而公路C—G则属于近距离事件。
五、凝聚剂
公路A修筑的年代较远，当时的情况不甚明了。因为当年B公路修通时，S户周围的寨子距离公路都相当远，而且在集体时全村的人都曾经从山下挑过东西，像煤炭以及其它物资等。那时以村或是以大队为单位的劳动力经常一起劳动。当时各个寨子的联系反而胜过其它任何时候。
而到C公路修通后，山下的寨子正好公路通过，于是其它寨子就包括山下寨子的人开始有了不同的观点，感觉山下的人与外面世界的距离近得多，尤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力种植烤烟，每年都会买几千斤煤炭用于烤烟，每次每回背挑煤炭时，但是这时的区分不明显，寨与寨之间还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直到筹备修筑E公路时，寨与寨之间利益界限才清晰起来。山下的寨子认为他们不会再在修公路上受到其它人的难为和限制，所以就可以使劲地刁难别人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虽然离老公路很近，但他们只有在2003年修叶家屋基到火石堡的公路他们才真正通路到家门口。他们当时修路时政府只解决爆炸物资，所以对E公路得到这么大的扶持感到极大的不平衡，于是故意出难题甚至就是根本不给机会。于是山上的几个寨子和山下的寨子之间有了利益冲突，界限日益明显，同时相关寨子内部则更加团结。
这样一个关于公路投入带来的利益划界，强化了各个寨子或寨子联盟之间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寨子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地的利益格局随之改变。而D、F公路的修建更是彰显了这一点。
桃子洼西面的人家原来入股与公路D，自然是和D公路的受益户达到了一致的认同的，东面的人家则是没有这种认同的，而且他们当时也没有和E公路的受益人家达到认同。但是当Y人家加入公路F的修建，自己受到讥讽时，S户和其它东面的人家立即形成了一种身份认同，又通过和公路E的人家商讨并最后达成了一种认同，而且这种认同和联系会随着公路的使用而逐步得到加强，和另外一条公路F相关的人家的认同和联系都会削弱，甚至还种下了矛盾的种子。
如此可见，修筑公路而引发的利益分歧会影响群体的认同和群体间的关系。虽然其间的作用方式只有粗略的分析，但其影响却是非常地明显。
六、结论与其他
农村公路系统的毛细化是政府从完全代理到逐渐退出、当地人逐渐受影响于公路并逐步凸显公路的重要性、当地人逐渐代替政府而成为组织主体的过程，而且变换得越来越快。国家渗入社会的时候，在某些层面却正逐步退出。
在时空两方面的考察中，其意味更加深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亦复如是。公路从国计民生到生活必需，随着毛细化的过程，逐渐从远距离事件演变为近距离事件，乡村里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进行了重组。
政府在修路是带来的利益，就像一剂化学药水，凝聚了群体内部而与外部的界限也因此更加明确。如果有足够的相关性和吸引力，利益的产生提高了内部的团结和参与。
因此，利益冲突在地理空间上和历史时间中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乡村社会里也同样是存在着利益冲突。随着演变为近距离事件，利益日渐清晰，界限趋于明朗，表达逐步明显。
在笔者后来的研究中发现，乡村里的社会关系对于村民自治（这里先不讨论村民自治是否合宜）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表现在它对利益冲突的消融，对社会关系的弥合。因而对于社会发展在某些层面上也是有所罣碍的。
当然，仅仅一个点还不足以全面地揭示其中的深刻含义，这种利益的明晰是否具有普遍性，其更深远的影响如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1]罗强强.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J].社会主义研究,2010（3）.
利益关系方 篇7
1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发端于对公司治理的理论探讨,经历了 “股东为主导”和 “利益相关者为主导”两个重要的理论发展阶段。20 世纪60 年代,美国斯坦福研究所( SRI) 首次提出 “利益相关者”概念,他们认为一个企业的发展前景不仅与股东有关,还与能够影响企业发展进度与规模的个人或组织有关, 比如员工、 工会等。1984 年, 弗里曼( Freeman) 在继承 “利益相关者”概念的基础上将理论升华,在 《战略管理: 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中系统提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也可能在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中受到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换言之,组织目标的周围还存在许多关系到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个体和群体利益,这些个体和群体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后的30 多年,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企业发展实践中被不断地总结和完善,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具体而言,利益相关者的理论核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织所有者的定位。组织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广义上的投资,包括无形投资和有形投资,因此,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个人或某个团体所有,而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有。第二,组织存在的目的。既然组织的所有权归属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其存在的目的便是最大效率地为各利益相关者创造收益。第三,组织决策的模式。组织存在的目的是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因此决策中须由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参与,并听取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第四,组织收益的内容。利益相关者模式下,组织收益不仅仅指经济收益,还包括对各利益相关者的伦理责任、法律责任等的考虑。
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不断被充实和发展,利益相关者的核心思想被各学科学者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其早已超脱出最初的公司治理范畴,如今已是被广为接受的媒体舆情分析、旅游管理等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
2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利益相关者
2. 1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根据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利益相关者应该是能够影响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前景或者会受到转基因技术应用前景目标影响的个人或组织,具体包括政府、生物科技公司、转基因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转基因作物种植农民、消费者、科学家、社会组织。按照利益相关者的核心理论,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为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项目、范围等内容应由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并决策。通过考察各利益相关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影响及被影响程度,将其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和非核心利益相关者。
政府不仅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承载体,也是实际执行体。政府代表公共权力掌握大量的行政资源,有权实施转基因技术发展战略布局,制定转基因技术评估、检验检测、监督等政策与法规,对个人或组织申请转基因技术应用有权进行审批、考核与监督。也就是说,政府的行为与转基因食品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一段时间内、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规模与速度。政府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决策不但能够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还促使国家在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权,因此,政府是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生物科技公司掌握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主导转基因技术研发并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进行检验,为政府的转基因技术应用决策做科学的支撑。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份子,生物科技公司具有市场化的特点———逐利性,期望其研发的转基因技术能够尽快投入生产经营,以收回高额研发投入并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最大收益。如果转基因技术应用受阻,生物科技公司的收益将大大受损。因此,生物科技公司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转基因产品是将通过转基因技术研制出的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原材料生产加工而成的产品。与生物科技公司相同的是,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希望将产品通过市场交换取得盈利,转基因技术应用受阻同样会影响转基因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收益。因此,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也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农民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直接接触者,受到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影响很大。转基因作物具有比传统作物明显的优势。转基因技术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不但减少农民接触杀虫剂的机率,还可以使作物品质更好,并增加农民收入。截止到2014年,我国有710 万农民从种植转基因作物中获利162亿美元[4]。除了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外,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还可以节省农民劳动时间,减少劳动量。因此,转基因技术应用中,转基因作物种植农民是其核心利益相关者。
消费者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最后承受者。最令消费者关注的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产品是否对人体健康带来风险[5]。换言之,消费者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社会评价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发展转基因产业的重要参照,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接受度取决于其感知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产品的风险性和获益度之间的权衡,例如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是否能改善现有的生活水准,是否提高人体健康水平,是否能降低产品价格等。
现代科技具有细分化的特征,转基因技术是非常前沿的科技,在该领域里,科学家具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和较高的职业素养,能够从专业的角度分析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各种技术问题。整体而言,科学家是一个中立的群体,他们具有对人类和社会深切的关怀和悲悯情怀,比较多地关注人类与社会的发展,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并能够准确分析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利与弊。即使有个别科学家违背科学规范和职业道德的行为,但不能代表整个科学家的队伍都是如此。科学家并未从转基因技术应用中获得直接利益,也不会过于影响转基因技术应用。因此,科学家是非核心利益相关者。
社会组织是为了共同目标结合的非政府组织,与转基因技术应用利益相关的社会组织中最为著名的是绿色和平组织。但因为社会组织没有切实的权力,无法真正左右转基因技术应用,而转基因技术应用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影响亦不大。因此,社会组织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非核心利益相关者。
2. 2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析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各利益相关者站在自身角度和立场对转基因技术应用评价,评价结果呈多元化,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需求形成错综复杂的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利益关系。
( 1) 政府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影响重大,目前我国政府发展转基因技术应用受到牵绊。政府的关切点是国内的经济平稳、民生安乐、生态和谐。政府期望通过转基因技术应用提升国内农作物产量和质量,有效解决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粮食安全、粮食主权问题,并通过扩大贸易出口增强经济能力,提升国力。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国内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规模。比如,美国政府认为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于是1997 年在国内推广种植转基因玉米,至2010年美国转基因玉米占美国玉米总产量的86%[6]。2011 年,美国转基因玉米产量占全世界的32%[7]。对转基因技术应用持预防原则(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的欧盟则在发展转基因技术应用中非常谨慎。2011 年,全球范围内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总数1. 7亿hm2,欧盟仅有9 个国家种植114. 525 hm2[8]。
目前,我国政府推动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步伐受阻,一方面阻力来自国内科学家、社会组织出于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担忧而对转基因技术应用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消费者亦非常抵触; 另一方面阻力来自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渎职,具体包括因为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被其他利益相关者所输送的利益俘获和政府在其他管理工作中的腐败。由于内外部因素导致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受阻,使得政府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解决经济、民生和生态环境问题。
( 2) 生物科技公司不遗余力推动转基因技术应用。目前我国生物科技公司以短期利益为主,竞争实力较弱。显然,生物科技公司极其欢迎政府支持转基因推广决策,因为政府的决策能够使生物科技公司发展转基因技术获得政策支持,将技术尽快投入市场从而获得较多利益。同时,生物科技公司的科技研究结果能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技支撑。当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成果及其相关实验论证和社会调查结果存在主观性是极有可能的。生物科技公司不但是转基因技术研发者,也是推广者。转基因技术的研究通常首先是在生物科技公司的推动下着手的,生物科技公司将研发技术申请专利,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其他个人或组织如需使用该技术,必须向公司支付相关费用。掌握世界先进转基因技术的生物科技公司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获利颇丰,如世界上三大转基因种子公司孟山都、先正达、杜邦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转基因技术专利,2011 年三大公司使用种子绝育的技术手段掌握了世界上近70%的种子销售业务[9]。2011 年,仅孟山都一家公司就控制了印度90% 的棉花种子市场,造成当年印度棉花价格大大增涨[10]。为了获得巨额盈利,生物科技公司在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上不遗余力。在全球对转基因技术应用及转基因产品议论纷纷的当下,生物科技公司通过撰文、发表声明、赞助社会调查和会议讨论等方式,试图向公众解释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尽管如此,仍有公众不相信生物科技公司的片面之词,他们认为生物科技公司所谓的解释都是站在自身立场的; 社会调查和会议讨论是由生物科技公司赞助,自然由其操控话语权,调查结果和会议讨论结果不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生物科技公司的营利性决定了其生存的价值在于追求更多的利润而忽略社会责任,比如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风险、基因漂流导致的生态污染等。
在我国,由于转基因技术应用产业链条还未完善、以农民小规模经营为主、国内种子市场条块分割的原因,转基因技术应用率较低,因此,生物科技公司普遍以短期利益为主,缺乏长远战略的目标。在国际竞争中,我国生物科技公司竞争实力较弱,尤其和美国的生物技术应用的抗衡中趋于劣势。为了增强竞争实力,追求市场利益最大化,生物科技公司可能会寻求国际合作,也许侧重销售、流通。
( 3) 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欢迎转基因技术应用。同样,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也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拥护者。因为转基因产品相对传统产品有明显优势,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销售可观,能为生产者和销售者带来更多利益。市场经济中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很多,比如转基因食品、转基因药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份子,必然带有逐利性的特征,而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将转基因产品销售获得利益,会忽略这些对公众的身体健康及生态与社会风险,为了节省成本,可能不遵守法律规定标识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比如,欧盟立法( 2001 /0180 / COD) 规定,任何食品或原料中包含或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必须被标识,以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但是这种身份保护的成本是很高的,以转基因作物为例,每吨的成本将增加5% ~ 25%[11],因此很多生产者和销售者为节省成本,或为了不影响销量,不愿标识。曾有学者对北美消费者调查发现,尽管消费者强烈呼吁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并将该意愿反馈给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但从未得到有效回应,因此消费者内心得出一个结论,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口口声声说消费者拥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但都是花言巧语,实际行动上并未落实,与消费者的期待形成强烈反差[12]。
在我国,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追求商业化利益永远是主要目标。利益的动力促使生产者和销售者通过成本低利润高的转基因产品获得,换言之,转基因产品深受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欢迎。
( 4) 种植转基因作物能够使农民获益,但由于农民受自身素质所限及外部环境影响,农民利益容易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尤其生物科技公司和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排挤。
从目前研发的转基因种子的种植效果来看,同等面积相同条件的土壤,种植转基因作物将获得更大产量,能够减少使用有害农药和杀虫剂的必要性,还能节省劳动时间和节省人力,因此广受农民的欢迎。例如,美国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无论从面积和操作技术上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截止到2011年6 月,美国农民种植的大豆中90% 是转基因的,75% 的棉花是转基因的,80% 的玉米是转基因的[13]。转基因作物比传统作物的优势一目了然,其潜在的风险还未可知,而且农民并未将转基因作物的风险作为重要考虑,他们最关心的是同等面积相同条件的土地的作物产量增长多少,是否能减少有害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从而以更小的人力财力获得更多的收益。
我国农民由于自身的科技知识储备不足,受教育程度不高,收入普遍较低[14],因此其关切点是种植转基因作物能否减少投入并获得较多收益,重视短期效益,对人体健康、生态风险和国家贸易发展的意识较淡薄。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制度与政治的保障供给,农民权益极易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排挤和吞噬。
( 5) 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及产品认知不科学,抵触情绪严重。消费者没有政府的高瞻远瞩,也不具有科学家的专业背景,一边是政府和生物科技公司宣传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优点,另一方有反转人士的强烈反对,因此,消费者始终处于迷乱和混沌状态。在双方激辩未有定论之时,消费者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的心态,在心理有了预判,对转基因技术应用有抵触心理。消费者在选购商品与其经济收入有很大关联,经济收入较高的消费者比较注重质量,而经济收入较低的消费者首先解决温饱。转基因产品相对传统产品价格低廉,因此受到经济收入低的消费者的欢迎。实际上,这是收入低的消费者做出的被动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核心利益相关者中,政府与生物科技公司处于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主导地位,农民与消费者处于劣势。由于普通消费者不具有生物科学专业知识,因此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认知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认知可能与真实情况有误差,甚至相距甚远。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的转基因技术应用接受程度的研究来看,大多数消费者有排斥心理,部分消费者甚至将排斥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心理以指桑骂槐式的情绪宣泄出来,将矛头直指政府和生物科学家。尽管政府与专家一再的解释经反复试验批准的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对人体无害,仍不能打消消费者的质疑和抵触。
( 6) 科学家队伍的利益淡化,立场客观,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未充分发挥出来。相较于政府、生物科技公司、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农民和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关切程度而言,科学家基于特殊的价值观,有着对人类与社会的悲悯情怀,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不具有自身的利益或利益淡化,相对而言,科学家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看待转基因技术应用。事实上,科学的专业性要求转基因技术应用必须由科学家来解释。美国有学者曾对美国各界人士和组织做过一项关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信用体系的调查问卷,受访者普遍认为,科学家相对值得信赖,政府、食品生产商和销售商不能信赖[15]。此项调查说明,在美国,科学家的形象趋于正面,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迷乱中的公众有意愿倾听科学家的解释,以视正听。
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争议越来越激烈的时刻,我国科学家的声音有日渐弱小之势。究其原因,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争议中参入了外界更多的声音。新闻媒体的不实报道、不具有转基因技术专业背景的知名公众人物的不恰当评论等误导公众的视听,使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产生强烈的抵触心理。也有少部分科学家对人类与社会的过度关注可能演变成过度谨慎,致使转基因技术应用踯躅不前。与此同时,科学家还未充分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科技新闻参与少、呐喊少,忽略了科普责任,不能够自觉地科学理性地向公众解释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原理、前景、转基因技术试验环境及流程、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中风险防范及管理。
( 7) 社会组织对转基因技术应用态度非常谨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受限,没有独立的权力,则话语权较弱。社会组织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但是这类组织有宏远的明确的价值目标,即保护地球生态和人类健康,因此该类组织有着异常审慎的态度,反对将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实践,并对目前转基因技术已经应用的领域忧心忡忡。依照社会组织的观点,目前的转基因技术应用给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和社会带来什么风险还未可知,如此冒险行为将把人类带入一个不可知的危险境地。此外,还有一些宗教和文化组织认为转基因食品是通过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不是通过天然的方式制作出的东西是违背天性[1]。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价值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其经费来源被政府和企业绑架,独立性不强,以至于社会组织在连接政府、企业、农民和消费者间的沟通与交流的作用发挥不足。
3 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利益协调
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各利益相关者站在自身立场评价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表达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的多元决定了社会评价的多元。理性认知能够推动转基因技术应用; 反之,情绪化认知会成为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巨大障碍。在多元化的社会关系中,一个利益相关者难以实现利益最优效果,需要兼顾多元利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要求协调和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达到整体利益最优效果,因此,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只有形成科学合理的社会评价,才能达到利益相关者最优化,并有助于转基因技术应用健康和谐发展,为人类带来更多福祉。
( 1) 政府担任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的主导角色。为使各利益相关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达成科学合理一致的社会评价,需要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角色,它可以借助公共权力和法律制度使各利益相关者间形成平衡的利益关系,因此,该角色非政府莫属。在国家发展转基因技术过程中,政府应有良好的形象,并有较高的公信力。近年来,我国政府腐败兴盛,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因此政府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行为受到公众的质疑和反对。为了提升政府形象,政府须清除腐败现象,保持公正廉洁。
( 2) 利益相关者参与转基因技术应用决策。转基因技术应用中的决策对利益相关者有重要影响,为了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决策中,这就需要搭建一个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参与的平台。政府作为转基因技术应用协调机制的主导,应鼓励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中,并培育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环境。比如,召集利益相关者为转基因技术应用建言献策,召开由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决策会议,分析并可能采纳利益相关者的建议和意见。由于利益相关者总是站在自身立场看待转基因技术应用,难免有失偏颇,影响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进程,因此,政府和科学家还应向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科学普及,使其他利益相关者科学理性认知转基因技术应用。
( 3) 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转基因技术应用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科学技术,除了政府相关部门、生物科学家和生物科技公司之外,其他利益相关者因缺乏专业知识,参与应用过程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加之反转人士的激烈言辞致使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抵触情绪严重,因此,政府和科学家应鼓励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中实施监督。政府还应制定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序,包括参与人员的限定、参与方式、权利边界。政府为各利益相关者参与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提供条件,比如开展座谈会、科普课堂、邀请参观试验过程等行之有效的方式,力求使各利益相关者能够畅通表达利益诉求,积极进行利益沟通和利益协商,并有效获得利益补偿。
利益关系方 篇8
一、完善农产品与其它产品和服务的合理比价关系
市场上各种不同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决定了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通过市场可能获得的利益, 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节大都是通过市场上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升降得以实现的。其中, 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变动, 直接决定着城乡居民之间利益分配的变化, 是城乡利益分配最直接也是最集中的反应。目前在我国, 粮食每涨1分钱, 农民平均可以增收10元钱。所以, 千万不要小看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于农民增收所能带来的巨大效应。建国初期, 我们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 拿走了农业的收益去补贴工业, 为的是加快工业化进程。尽管那时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并不合理, 但在当时却有其必要性。然而, 目前中国已经不是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不但不应再拿农业的收益去补贴工业, 相反, 应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协调发展阶段。这就需要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 使农产品与其它产品和服务间的比价关系趋向合理, 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即使政府在履行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时, 也应当兼顾好城乡之间的利益分配。
但是在现实中, 政府的调控和监管往往沿袭工业化初期利益分配倾向城市的做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原本是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导致了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各种产品价格的上涨, 但是调控和监管的“板子”却主要落在了农产品价格上。其它, 如房地产调控, 尽管2010年4月出台了像“国十条”那样所谓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 可是全国房价在2009年上涨25%的基础上, 2010年又上涨了15%。农产品则不然, 2010年1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四项政策措施后, 11月20日又发布了“国十六条”, 在几天时间内的一系列重拳之下, 农产品价格趋稳甚至走低也就势在必然。但是理性地看, 这次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其实是我国新一轮通胀预期在各个产业之间传导的结果, 由于其它产业产品价格上涨所形成的比价效应, 才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攀升。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从通胀预期的源头抓起管住货币, 而只是从保障城市市民生活出发管住农产品价格, 不但难以扭转大局, 还会影响农民的收入, 出现顾此失彼的结果。事实上, 目前我国农产品价格并未真实地反映出耕地和淡水等资源的稀缺程度, 与其它产品和服务之间的比价关系依旧处于较低水平, 并因此导致了农民的低收入。如果进一步打压农产品价格, 农民收入势必还会减少,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曾一度出现下降, 1983年降到1.82倍的历史最低水平?就是因为那时国家对农产品的计划价格体制有所松动, 提高了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有了增加, 但此后却少有这样的举措。
毋庸讳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责任对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施以调控乃至监管。但是, 这种调控和监管应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对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实行严格的监管。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的一个最大教训是, 宏观调控不能只盯住通胀和就业, 以房地产价格为主的资产价格, 才应当是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主要指标。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背景下, 某种商品如果价格上涨过快并超出国际市场均价水平, 就会导致国际市场上的此种商品大量涌入, 从而对其价格产生一种“封顶”效应, 尤其是粮食等大宗商品的贸易更是如此。2010年韩国“泡菜危机”中, 大白菜价格的涨跌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 房价上涨过快却不能指望国际市场上的房地产进来“封顶”, 搞不好还会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 因为房地产与金融如影随形, 房地产的实质是金融。正因为如此, 国外许多国家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弃之不管, 但对房价却有着极为严格的监管措施, 房价暴利者甚至要被判刑坐牢。我国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监管和抑制, 主要为的是防止通胀和保障城市的民生。且不说这会给农村的民生带来负面影响, 如果农产品价格在监管和打压下出现低于国际市场的情况, 还会导致国内农产品外流造成市场短缺, 而这同样会伤及城市的民生。
诚然, 2010年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利益大都被中间环节收入囊中, 农民并未得到多少实惠。但这只是暂时的, 从一个长过程看, 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最终还是会受益的。中国农民是勤劳智慧的群体, 如果他们应得的那份劳动成果长期被中间环节尽收囊中, 那他们就会自己到市场上去“提篮小卖”, 从而逼迫中间商必须向农民让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 如今中国不仅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人均GDP也已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 从国际经验看, 今后将进入劳动在社会收益分配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的阶段, 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会成为趋势。面对这种趋势,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能依旧停留在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惯性思维上, 如何减少农产品运销环节、降低各种税费, 不仅让市民受益也让农民增收, 这才是政府最应该做的。不仅如此, 政府还应当在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时, 对城市低收入困难人群实行价格补贴, 使他们的基本生活能够得以保障。
二、完善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的劳动分配关系
“同工同酬”, 最初在我国主要是针对由社会政治生活反映到分配领域中的男女不平等而提出来的。新中国建立以来,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 那种在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支配下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能说绝迹, 却已经大为改观。但是, 由于封建主义残余并未根除, 以及制度建设方面的不尽完善, 近些年来在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但正在滋生, 而且还呈蔓延和扩大的趋势。其中, 最突出的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与正式职工之间的同工不同酬现象。在许多企业, 正式职工与农民工之间往往存在着高达数倍的收入差距, 而且还不算在休假、医疗、社保、住房、取暖以及其它隐性福利方面存在着的差距。例如, 在电力这个被人们公认的垄断性行业, 如果是正式职工即使是抄表工也有年薪十万元的收入, 可是一个农电临时工才只有七、八百元的月薪, 还没有包括养老在内的各种社会保障。
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许多地方都把引导农民外出打工作为增收的重要途径。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统计监测调查, 2008年末全国共有农民工24522万人, 占农村人口的33.4%, 这个数据大大超出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外出打工的比例。按理说, 有如此之多的农民外出打工, 不但农民的收入会增加,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应当缩小才是, 然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能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究其原因, 尽管农民外出打工的人数增加了, 但是他们的打工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 相反, 城市正式职工的工资收入却在逐年增加着, 造成农民工与城市正式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以根本改变, 那么试图通过外出打工来增加农民收入, 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设想, 只能是一种空想不说, 而且还会进一步助推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分化。因为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农村劳动力, 在为城市企业进一步拓展了利润空间的同时, 也为进一步增加城市正式职工的收入提供了条件,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有了稳固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 实行同工同酬。同工不同酬显然与国家法律、与按劳分配原则背道而驰, 人为地扩大了社会群体间收入上的差距, 不利于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更难有社会和谐。因为社会分配的不公平、付出与收获的不均衡, 通常是不能靠人们的心态调整就可以实现自慰和心理平衡的。尤其应当引起关注的是, 那些在同一单位甚至同一工作岗位上, 农民工与正式职工之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所带来的对社会不满和可能引发的冲击力, 要远比城乡、区域、行业、阶层差距大得多, 甚至要比贫民区与灯红酒绿邻里相望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工不同酬的背后, 实际上是封建主义制度下的等级制和身份歧视在社会分配领域的表现。我国最初的男女同工不同酬是封建主义残余的表现, 如今农民工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同工不同酬也还是封建主义作祟。当今世界上, 即使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在内的各种身份歧视, 都已经日益遭到社会的抵制和反对。国际劳工组织甚至将“同工同酬”写进了国际劳动公约, 明确地反对劳动分配中的身份歧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社会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那就更不应该将人分成三六九等, 在劳动分配中对一部分公民实行着歧视性待遇, 让封建主义的身份性占有合法化。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也逐步提高。在看到这种发展和提高的同时, 也还应当看到, 由于分配领域同工不同酬等各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 目前我国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 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显现。正因为如此,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但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还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而充分体现和贯彻同工同酬的劳动分配原则, 则应当是我们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首要内容, 否则就谈不上科学合理, 更不足以体现公平正义, 也不会有社会和谐。试想, 若是在同一个单位甚至在同样岗位上劳动或工作着的人们都不能实现同工同酬, 又怎么会有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乃至和谐呢?所以, 每个地方、单位和企业都应当摒弃身份歧视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自觉地遵守相关法律制度规定, 从同工同酬做起, 规范分配秩序, 健全分配制度, 完善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的劳动分配关系, 彻底消除对农民工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歧视现象。
三、完善城乡平等的土地等资源要素交换关系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这一趋势中会有大批农民进入城市, 我国也不例外。然而,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的是, 其他国家的农民在进入城市时可以卖掉自己的土地, 用卖地所得不仅可以解决在城市的住房问题, 甚至还可以用来作为在城市谋生的资本。我国却不同,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进城农民难以得到来自于土地的收益, 即使是政府的征地所得也不能普遍用于改善农村的民生。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计算, 1978年以来, 城市建设用地和工矿用地增加了9500万亩左右, 这还不包括上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两次大的房地产和开发区热时“征用”而后来被整改“退还”的农村集体土地。按照2007年土地出让平均价格41.82万元计算, 仅土地价值高达39.7万亿元。如果保守计算只有70%是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来的, 其他30%是通过另外的途径获得的建设用地, 则1978年以来, 农民给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积累的资金也高达28万亿元左右。而且, 这些钱大都未用在农民身上, 而是作为财政收入用在了政府的各项开支上, 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甚至还会因为低价征地使许多留在农村的农民变成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农民。
鉴于现行土地制度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从农民身上揩油和谋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筹谋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构建并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保护和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势在必行。尽管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也属于集体所有。”但是, 要将宪法的这一规定落到实处, 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还应当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覆盖所有土地资源的确认权、登记、颁证工作, 确认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权属关系, 赋予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 并对现存的两种所有制土地享有的权利予以平等的保护。在此基础上, 应按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关“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的要求, 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必须由地方政府收购后方可进入非农使用的现行制度, 对农村集体土地进入非农使用, 实行与其他主体土地平等的以用途管制为唯一标准的准入制度, 并享有平等进入非农使用和平等分享非农收益的权利。允许农村集体所有非农用地进入交易市场, 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非农用地交易平台和交易规则, 打破目前由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土地交易的局面。活跃土地二级市场, 促进土地抵押、租赁、出让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从而让农民的土地真正变为资本, 可以从中获得创业的资金乃至财产性收入。尊重和保证被征地农民在征地中的话语权和谈判权, 是保护和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应通过平等协商谈判乃至市场博弈, 实现失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能够获得市场价格的公平补偿。
土地制度的改革既要保护和保障农民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的合法财产权, 同时又要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然而, 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可观的增值收益, 从而导致许多农村人口即使已经在城市有了稳定的生存出路, 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农村户籍, 以及同户籍相联系的那部分农村集体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加之, 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住房、社保等某些制度因素, 不仅削弱了进城农民的住房可支付能力, 也让他们对改变在城市的生存状况不抱信心。于是, 他们在城里挣了钱, 很大一部分拿回农村老家盖房子, 而人在城里又不回去住, 造成农村住房的高空置率, 这既是个人的损失, 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鉴于这种情况, 应当考虑实施另一项土地制度的改革, 即由政府部门按照不低于当地的市场价格回购进城农民工的土地, 使进城农民工得到一部分进城购房置业的资本, 然后, 再把政府回购的土地交由农村社区分配给留在农村的原居民使用。这样, 既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 又可以让农民工有了解决住房问题的资金来源, 还可以提高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程度, 是一项一举多得的战略之举。为了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被突破, 还可以将进城农民工的宅基地由政府回购后复垦为耕地, 并以等量的复垦指标, 将城市周边的耕地置换为住房建设用地。这样一来, 既解决了目前城市建设用地的不足, 也可以有效控制耕地总量, 从而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而所有关于土地的回购、置换等, 都应以市场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交换原则, 让农民得到他们应得的土地增值收益。
利益分享视角下的劳资关系 篇9
一、中国劳资矛盾的现状分析
劳资矛盾的核心即是受雇者与雇主间的冲突与合作, 是劳方与资方间力量博弈的过程, 在中国劳资双方博弈中资强劳弱, 资方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所以劳资矛盾通常表现为员工的利益受到损害, 具体表现为:一是企业用人不规范。很大一部分企业在用人过程中, 不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 不走法律规定的用人程序和规范;二是员工报酬不合理。如工资低于当地法定最低工资标准, 甚至长期不发工资, 企业欠薪成为严重的社会现象。在某些地区, “血汗工厂”重新出现。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广东省外资企业中半数以上工人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有1/4以上的员工不能按时领取工资。过长的劳动时间, 近一半的人被迫每人工作8小时以上, 约62%的人一周工作7天, 大大超过《劳动法》的规定, 且相当一部分企业不按法律规定支付加班工资, 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三是员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当员工的利益受到损害时, 员工没有很顺畅的途径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
另外, 中国劳动争议处理总量大, 下降趋势不明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自2007年到2010年, 我国劳动争议按原因分类的话, 劳动报酬引起的劳动争议是最主要的原因。劳动争议的案件从结果方面来看, 劳动者胜诉的比例只有30%左右。
二、中国劳资关系“三方机制”的进展
(一) 三方机制的概念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76年144号《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的规定, 三方机制是指政府 (通常以劳动部门为代表) 、雇主、工人 (由工会来代表) 之间, 就制定与实施经济与社会政策而进行的所有交往和活动, 即由政府、雇工组织和工会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机制共同处理所有涉及劳动关系的问题, 如劳动立法、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就业与劳动条件、工资水平、劳动标准、职业培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与卫生、劳动争议处理以及对产业行为的规范与防范等。对三方机制的理解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三方机制是指三方共同协商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和协调劳动关系方面的所有交往和活动, 狭义的三方机制则仅指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三方参与和协商机制。三方机制的形式可以是比较固定的三方性专门机构或委员会, 也可以是在某个社会层面召开的三方性会议, 还可以通过三方签署的文件形式得以体现。
(二) 三方机制的结构模式
从三方组成上讲, 三方机制表现为三方权力制衡与利益求同的博弈组织。其一是独立和强大的民主工会。工会是由雇员组成的组织, 主要通过集体谈判代表雇员在工作场所以及整个社会中的利益。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雇员利益和组织工人行动、处理劳资关系和进行集体谈判、促进工业民主和参与政府决策等。其二是利益和责任取向下的雇主及其组织。雇主协会是由雇主组成, 旨在维护雇主利益, 并努力调整雇主与雇员以及雇主与工会之间关系的组织。雇主协会是由法人而不是自然人组成的协会, 大多数先进国家雇主组织的主要功能, “一为保障会员这一般利益, 二则为劳资关系”。其三是公平和政策导向下的政府。在现代社会中, 政府已经广泛干预和普遍参加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层次。政府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参与劳资关系:通过立法来制定和实施劳工就业政策、通过司法来实现和保障社会正义以及通过行政执法来预防和处理冲突。
从运作模式上讲, 三方机制是指同一级别或地域上劳动者、雇主和政府部门的权能分野, 体现三方的抽象制衡和利益协调关系。三方机制强调的是三方主体的对话、协商和调解, 基本法理在于确保劳资双方利益磋商的志愿和自治性, 同时体现政府在劳资关系处理中的指导作用和斡旋功能。劳动者基于工资最大化的诉求, 会尽力约束雇主的权利而保护和扩张已方的利益, 并要求政府制定更好的劳动政策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雇主基于利益最大化会对劳动者提出更多的要求和更严的标准, 并要求政府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和更利于资方的产业政策, 而政府则立足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 希望劳资双方能在良好的劳资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协商和运作, 同时采取相应政策和措施来对劳资双方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做出平衡和整合。
从时代发展上讲, 三方机制开始体现出对抗与对话、平衡与发展交互共存的样态。随着新经济增长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蔓延, “各国资产者联合起来”成为一种趋势, 而劳动者范围的扩大和力量的联合使得劳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处于经常的对抗和妥协中, 而政府部门的干预在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下也凸显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劳动者参与到企业的股权投资和经营管理中甚或国家产业、劳工、社会等国家政策的决策和制定中来, 如德国的职工参与制;而雇主给予劳动者更好的劳动条件和更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激励劳动者更大化地为企业贡献力量, 同时与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格局和公共关系, 如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政府部门则在协调劳资双方中更可以贯彻政府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 并积极介入和推动各级各地区三方协商机制, 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三) 三方机制在我国的推进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形势下劳动关系发展的要求, 我国从1983年开始探索并着手国际劳工理论与实践中三方机制的引入和建立。1990年11月2日全国人大批准第144号国际劳工组织《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后, 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由计划经济下传统的取向趋同和利益一致关系过渡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协商和利益制约关系。三方机制在明晰劳动者、企业、国家的利益关系、化解和处理市场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培育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环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家层次的三方机制平台国家三方协商委员会已于2001年8月成立, 而且重点放在协调劳动关系领域, 目的在于通过三方的对话与协调来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需求而带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目前全国有30个省 (区、市) 建立了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 并正向市、区、县、乡镇、街道、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延伸, 各产业也在逐步推进和建立产业三方协调机制, 多层次多形式的三方协调机制已开始形成, 由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组成一个利益平衡体来进行对话和协商。但其作为一种处理劳资关系和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手段, 还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
三、中国劳资关系“三方机制”的问题
“三方机制”作为一种处理劳资关系和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手段, 在中国的运作和实现还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 这也是我国劳资矛盾尖锐的原因所在。
(一) 政府方面
三方机制的运行前提在于主体的合格和权利行使的保障, 而在我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的现实经济社会环境里, 政府的目标和职能还不能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中得到准确地把握和定位。公共政府、国有资产所有者、产业组织的代表者等不能正确区分, 三方机制中政府不是充当了雇主的角色, 就是主导了工会的行动, 或者要完成政绩考核指标, 政府无法在公平和效率的二维空间里找到自己的坐标和平衡点。
1. 不合理的政绩观
首先, 从观念意识上看, 政府在追求经济发展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之间往往会选择前者, 牺牲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而使得投资者能继续投资于经济建设。其次, 在劳资关系的演变上看, 市场体制的转型使得劳资关系从国家的背影中脱离出来而日益市场化。在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的背景下, 没有组织起来的劳动者由于本身的技能欠缺已无力与资本对抗, 政府对资本的渴望和希求使得公正的天平向资方倾斜。所以, 在我国不难看到政府官员从县长到省长亲自招商引资的现象。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引资上项目, 为了完成经济指标, 对资方损害员工利益的行为姑息纵容, 对损害劳工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的安全问题置若罔闻。因为招商引资上项目能给当地带来GDP的快速增长, 地方政府能获得更多的税收, 这才最显示政绩。在经济增长面前, 民众利益、安全已无足轻重。至于低工资、廉价劳动力正是被当作招商引资的优势。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变成了以维护投资者利益、讨投资者欢心为中心。对这种片面的经济增长来说, 以牺牲劳工权益获得的经济增长, 其合理性在哪里?这种以牺牲现代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应引起反省。
2. 法制不健全
三方机制在我国从无到有取决于政府公权的推动和主导。传统的劳资双方斗争和谈判过渡到加入政府的三方协商, 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体现。但是公权的过于膨胀和侵入私领域又使得市场的灵活性和配置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公权力的干预一方面推动了三方机制的建立和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又约束了劳资双方的合理自治。政府的问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主导力过强但推动性不足;二是参与面太宽但欠缺调控性;三是注重救济性但漠视协调性。与此同时, 同样作为公权力体现的立法和司法也在三方机制中显得动力和支持不足。在立法方面:立法的层次不高使得三方机制无法取得法律的强力保证, 也无法得到各方对运行效力的确定性的认同;立法上关于三方机制运行的程序性规定很少并难以落实, 也使立法的权威性和确定性受损。在司法方面, 劳动专门审判机关的缺位和劳动争议专业法官的不足使得三方机制的运行无法得到程序上的保障和最终效率上的解决;争议诉讼中的受案范围的狭窄和先裁后审的解决方式双使得司法约束的领域过小, 纠纷解决的力量分散, 公权力的规制变得弱化和散失。这样, 行政的误区、立法的空区与司法的盲区同时使得三方机制的进一步推动和发展更加困难。如此, 三方机制无法从应然状态走到实然状态。
(二) 工会方面
从三方机制的主体来看, 在我国弱势一方是由劳动者组成的工会。即便是国际劳工运动发展到今天, 限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水平, 我国的劳动者和工会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意识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首先, 在劳动力过剩而资本稀缺的生产要素力量对比下, 资方更有话语权, 使得他们无暇顾及权利保护而仅只是在乎工作机会的获得。其次, 作为劳动者组织和利益代表者的工会的地位受制于现实法律环境而无法用稍强的手段与雇主匹敌和抗衡, 现实立法对工会的定性、职能定位和经费来源只是在文件上的权利得到承认, 然而工会独立地位未得到保障, 工会没有充分发挥其维权职能。工会的重整和工会作用的真正发挥还需要一个阶段和过程, 同时劳动者的专业素质与维权意识也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再次, 转型社会法制格局的后进使得统一的、协调的法律体系暂时还不能得到全面构建, 这也使得弱势的工会和劳动者要在法律的逐步完善中不断争取发展空间, 而这种法制格局的后进又使得工会和劳动者的权益维护和权利意识培养和增强更加困难。
(三) 企业方面
企业主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这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的行为选择, 本身无可厚非, 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是要在既定的法律环境下, 通过正当合法的经营来实现的。无视社会责任, 有法不依, 甚至认为违反《劳动法》不算违法, 这是企业伦理价值观的缺失, 也是法律虚化的表现。据报道, 在欧美发达国家, 新闻媒体指责“血汗工厂”、消费者抵制“血汗工厂”的产品, 造成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 声誉受损, 对跨国公司造成很大压力和损失。企业如果无视消费者的呼声, 无视公众的社会关注意识, 就必然会受到惩罚。
从雇主组织本身来看, 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商会等, 到底哪一个能成为合格的雇主组织来行使其职能和权利?现在多种所有制下企业利益的代表者规模相差较大且层次不一, 使得这一原本复杂的问题更加混乱化, 同时导致相关的雇主组织没有广泛代表性, 三方机制无法正常展开运作和活动。另外, 不同所有制、不同区域的企业和雇主利益和组织如何统一起来也是一个不可绕过的问题。
从上述三方主体当前的状况来看, 如此不平衡的利益分配关系已经导致劳动者心态有严重失衡的发展趋势, 需要尽快从体制机制上彻底加以解决。当前, 随着文化程度比父辈高, 法律、权利意识比父辈强的80后、90后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 当工人不满工资太低、收入差距太大、工作时间太长、生活成本不断增高时, 当他们的正当要求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得到解决时, 就会试图通过体制外行动维护自身权益, 要求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这是经济高速发展同步伴生的社会现象。
四、建立利益分享模型, 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文明理念的不断进化, 以及对劳动关系本质认识的厘清, 现代社会中劳动关系的价值取向已由劳资双方的利益平衡过渡并发展到促进工业民主, 即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者权益取舍博弈的民主构成和过程。市场机制和知识经济下的社会日益变得注重劳资双方的对话与和谐, 雇主、劳动者和政府一起参与到员工权益保障、企业持续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中来, 共同推进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微观方面劳动者参与企业经营和分配, 政府参与劳资纠纷处理, 宏观方面劳资参与立法和政策制定。和谐劳资关系也就是指雇主 (以及他们的组织) 与员工 (以及他们的组织) 在政府主导的环境下, 能通过有效的机制实现双方权力的制衡, 以畅通的渠道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冲突, 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从而达到互惠互利, 三方共赢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它们之间各自协调发展, 政府、雇主、员工三方的力量处于动态均衡变化中。基于“三方机制”的理念, 可以建立一个利益分享模型, 以此促进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
(一) 三方互利的利益分享模型
利益分享主要包括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三者共同的分享。经济分享更多是通过促进效率来实现的, 它通过劳资双方相互合作, 形成一个更大的利益基础。权力分享更多是通过话语权来表现的, 它通过让员工共同参与, 来形成一个对称的信息流, 以避免劳动者在利益分享中处于弱势地位或被边缘化。知识分享则既包括国家所提供的免费义务教育和自己所参与的高等教育, 还包括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就业能力培训。利益分享设计建立在公平、效率和发言权的基础之上, 由注重效率的“分"与兼顾弱势群体利益的“享”组成。
企业的利益分享是通过企业不断得到发展来实现的, 员工的利益分享是通过在此过程中员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得到满足来实现的, 政府的利益分享通过实现公平, 稳定的社会环境来实现的。
劳资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 是以权力作为其构建基础的, 权力的结构状况决定着劳资关系的结构状况、运行状况以及实现形式。正因为如此, 劳资关系和谐的核心问题是各方利益能否在权力上形成相互制约或制衡的状态。
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所以和谐劳资关系的形成与治理应贯穿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不同的阶段。所谓的事前、事中和事后, 指的是劳资双方在签约 (关系确立) 之前、合约执行 (关系存续) 期间和合约到期或即将到期 (关系废止或即将废止) 之后。劳资关系的和谐的形成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前和事中的治理。关注前两阶段, 有助于将劳资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而事后的治理, 则是将双方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二) 基于利益分享模型的劳资矛盾解决对策
1. 政府方面
政府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中坚力量, 是调节劳资矛盾、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的主要因素, 因此政府应大力推行一系列政策来引导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
政府要积极有力地介入劳资关系, 才能平衡双方的利益关系。政府首先得转变劳资关系中的角色, 转变职能, 纠正政府倾向自身利益和雇主集团利益的偏差, 剔除权力对劳资关系的侵蚀, 捍卫劳方合法权益, 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关系, 在尊重市场经济自由和平等交易原则的基础上, 建立劳工权益的刚性保护制度, 既重视资本拥有者的竞争力和利益, 也重视劳工等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 维护社会正义。
另外, 要完善有关调节劳资关系的制度和机制安排, 如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2009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会同司法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颁布了《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的意见》, 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进一步贯彻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强调了加强各类调解组织建设、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与仲裁的相互衔接、建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导, 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及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突发性、集体性劳动人事争议应急调解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明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工会、企业代表组织的职责分工, 四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 共同推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取得新进展等5个方面的内容。它的提出适应了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需要, 目的是发挥四部门的职能优势, 形成调解工作合力, 共同应对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的态势, 尽量通过调解化解争议, 维护和谐的劳动人事关系, 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2. 工会方面
在西方发达国家, 工会代表职工的利益和企业和政府谈判, 真正的维护员工的利益。而我国的工会组织很不健全, 经济不独立, 根本无法独立表达员工的利益, 也就无法代表员工与资方谈判, 所以发挥作用的范围与影响力极其有限。《劳动法》、《工会法》得不到完全遵守, 个别法律条文模糊和配套法规政策不到位, 工会为职工维权面临诸多障碍;在许多企业, 工会独立地位未得到保障, 职能缺失导致部分劳动者对工会缺乏信任;企业工人维权意识不强, 加入工会比例比较低, 有些行业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加入工会;已经建立的工会组织形同虚设, 还有更多的私企、外企根本就未建立工会组织。
虽然工会从建国起在我国就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 但其定位却从来没有作为资方的相对方存在过,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这种不能真正为劳动者争取权益的工会组织越来越不能适应保护弱势者和人力资源的工业价值取向和立法趋势, 而这种情形又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参与国际一体化更进一步显得不适应和严重滞后, 如何调和和落实工会的维权职能与保护引资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统一是摆在工会和劳动立法者面前的一道难关。只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工会, 工会才能发挥维护职工权益的职能, 也才能建立起劳动关系双方的集体协商机制。
3. 企业方面
正确地定位企业。企业不能武断地将定义为资方私有, 存在目的不能仅为了资方利益最大化。企业本质是什么?企业不是资方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手段, 劳方不是资方实现利润而役使的工具, 劳资是利益协作双方, 企业是劳资双方利益共同载体。
首先要有意识地逐渐稀释过分集中于资方的股权, 构建新型股东股本结构。资方以资金入股, 劳方以劳动力入股, 劳资双方通过协商谈判确定的相对利益额度。这样无论劳方、资方都是企业的股东, 人人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 企业实现部分或全部社会化, 自然也就缓解或瓦解了劳资矛盾。其次, 要建立劳资双方共同的价值或利益追求。企业创造顾客需要劳资双方共同的价值或利益追求。为此应营造劳资双方的共赢机制:一是改变“家族”或“家亲”式经营管理模式, 消除资方强势的代表和特征, 实现企业经营管理过程公正、公平和人性化;二是抑制资方过强利益分配优势, 制定所有员工共同分享企业利益的薪、利润共享计划;三是改变劳资双方观念, 升华人生价值, 人不能只为金钱地位而生活;四是营造企业所有成员认同的目标和价值, 遵循共同理念和行为原则, 形成相似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 缩小利益和文化差异, 使劳资双方置身于同一个发展方向。再次, 企业规章制度要完善。如企业招聘、试用、录用员工, 企业人员培训等, 企业与员工关系在何情况下解除等方面要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新员工的入职审查要严谨, 特别是要认真审查其相关内容。比如:要搞清楚此人是从哪个单位来的, 是否在原单位参加过培训;挖来的人才是否会对原单位造成损失, 如若会造成损失, 那么接纳此人的企业将要承担连带责任。企业要将《劳动合同法》书面化,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摘要：目前中国的劳资矛盾依然较为严重, 而这些劳资纠纷的发生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进步、企业的发展。“三方机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形成并推广的一种社会关系和企业劳资关系的协调机制, 其价值取向在于考量劳资双方利益平衡和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两个要素。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 “三方机制”已推广到许多国家和地区, 协调劳资关系、处理劳资纠纷的共同准则。根据“三方机制”的理念, 构建一个利益分享模型, 形成权力资源、经济资源、知识资源的共享局面, 使各方相互协调, 共同努力, 实现和谐劳资关系的共赢局面。
关键词：劳资矛盾,三方机制,利益分享,和谐劳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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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利益关系研究 篇10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征用农村尤其城乡结合部分的土地面积大增,失地农民逐渐增多。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成为各级政府普遍关注的焦点。同时我国的征地补偿制度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因征地而产生的失地农民上访人数越来越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我国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之下,研究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关系,对提高基层政府执政能力,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发展及早日实现城乡一体化都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1 相关概念
(1)基层政府:我国一般把政府界定为执行国家权力,进行政治统治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广义的政府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公共机关的总和;狭义的政府是指一个国家的行政机关。一般我们使用狭义的政府概念。[1]本文中的基层政府是指中国国家农村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最底层,即县、镇一级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2)利益:就是在一定的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利益在法学范畴中指受客观规律制约的,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人们对于一定对象的各种客观需求。[2]人人认可的利益就是金钱、地位、享受等“好处”。
(3)农民利益:本文主要指农民的非报酬性的东西和事件中包含着某些报酬性的成分,即农民对征地的知情权等相关权利和征地过程中的就业保障、养老保障等相关利益。
(4)博弈论:也称对策论,是描述和研究行为者之间策略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一种决策理论。[3]其假设是:人是理性的。简单说博弈就是人们为了谋取利益而竞争。竞争博弈是一种零和博弈,即博弈一方的收益等于另一方的损失。
2 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利益互动关系分析
2.1 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利益博弈关系的产生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征地和农民失地成为必然。政府征地,农民失地,这样一方得到,另一方失去,就出现一种零和博弈。
笔者所调查的C市为实现其宏伟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市政府积极开展规划、考察、招商引资等工作,并在××县实施大面积征地。征地这一工作的落实,必然关系到政府、农民等多方的利益,而不同群体皆要追求其自身的利益。“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面对征地这项工作,政府一方面想要维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又想要增加自身经济收益以加强地区基础建设。农民也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失地后尽可能得到较满意的补偿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和今后发展。双方都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在利益竞争中博弈关系就产生了。
2.2 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博弈过程
为解决生计问题,失地农民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以便得到较满意的答案,尽可能使利益博弈趋于公平。
失地农民抗争,首先采取本能手段,不领取补偿费,不愿让出自己的土地。面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的局面,××县政府邀请了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进行商议、动员。土地是大家的,利益也是大家的,几个村干部做不了主。A村××老村干部介绍说,村里召开过全村会议,号召村民团结一致,并以村干部家人相威胁来阻止签字领钱。其次,动用人力进行阻挠。在政府用地奠基仪式上,发动群众进行阻挠,对工程的奠基造成了影响。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相关人士也动用了警力。
农民失利后,便进行一系列的上访,先后上访过县政府、市政府、区政府,甚至是中央,结果中央要求其到地方解决,地方则相互推诿。县政府先后多次做思想工作,大部分农民无奈了,只有妥协,他们领取了补偿费并建设住房,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部分村庄依然挣扎,他们知道不公平,但缺乏正确可行的维权手段,至今还处于不接受的抗争状态。
总体来说,农民对失去土地的利益受损,采取了非法抗争和合法抗争两种手段:
(1)非法途径抗争当失地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未达到预期结果,便会采取滋事骚乱行动,如在政府奠基现场使用暴力,对相关人员进行人身攻击等。但结果适得其反。政府动用了警力进行压制,逮捕了相关人士并追究其责任。
(2)合法途径抗争合法的抗争是指失地农民通过正式的体制内途径所进行的抗争行动。从现实情况来看,这种抗争方式是失地农民维权抗争的主要途径,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社会网络。在社会危机时刻,凝聚力合成性更高,形成速度也更快。失地农民众多,面临问题相同。因此,利益群体很快就能形成。一旦失地农民结成利益联盟,在利益争取过程中,便容易取得成功,加之集体行动影响力大,也更容易引起政府的关注。二是寻求社会帮助。首先,采取上访。在××县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利益得不到合理补偿,首先想到的就是上访。上访先从基层政府开始,问题没有解决,则继续向上一级上访,直至上访到中央,但其答复是“地方解决”,地方则互相推诿;其次,媒体帮助。××县征地暴力事件发生后,记者亲临用地现场,并在网上公布政府征地的视频资料;最后,采取法律援助手段。××县发生征地暴力冲突后,村民也曾聘请过律师,但由于事情的发展较为复杂,几经曲折后,律师与村民解除了关系。对于以上农民的合法途径抗议,政府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应付、推诿与不作为。应付是与农民代表进行交流、协商,力图以“推诿”的态度来否定问题的存在。久而久之,部分农民无力抗争,只能是妥协。
2.3 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利益博弈的结果
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博弈实质上是权力、信息和资源的较量。农民群体文化素质较低,处于信息化边缘,缺乏最基本的关于自身利益的征地政策信息;而政府作为中央信息通往农民的主要渠道,具有执行政策的权力,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信息。这种权力、信息、资源的不对等,在博弈中容易造成政府对部分信息的垄断。处劣势地位的农民往往只能被动抵抗,无力于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政府主动出击,有时以推诿、不理会来漠视问题的存在或让时间来冲淡农民的不满,最终在博弈中获胜,达到不公平、不满意的平衡。因而双方在博弈表中更多是处于C状态。
3 几点思考
(1)失地农民文化素质低、思想落后是导致不公正、不平等博弈结果的一个因素。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农民群体政治参与意识淡薄,他们缺乏科学的维权方法与途径,当自身权益受损时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护,要么听天由命,要么莽撞行事,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加大了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农村地区经济、物质、文化等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
同时,落后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失地农民的观念。他们将征地补偿作为唯一的保命钱,除现实生活困难外,他们无法从支持城镇化的角度去配合政府一系列的征地工作,也难以从长远的角度认识到城市化将给自己带来发展和机遇。
(2)在征地过程中,信息传播途径不通畅也是导致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博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能够形成一种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制度,那么双方之间的矛盾关系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消除或弱化。
(3)在博弈过程中,政府由于制度化力量的保障,处于一种天然的优势地位,所以政府在博弈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动用过多的资源,博弈成本很低;而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经济人”观念深入民众,农民日益缺乏组织性和集体力量,当集体利益受损时,缺乏团结统一的抗争,在博弈过程中易处于劣势地位,博弈成本高,因此较易屈从于政府力量。
(4)在征地过程中,涉及的不只是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还牵涉到开发商这一“隐身”主体的利益。只不过由于市场力量被扭曲,导致在征地过程中开发商无法作为一个正常的主体,以市场化的方式与农民进行谈判,因而三者之间的利益互动关系便形成一种扭曲的“三角博弈”模式。
本文以政府征地为出发点,对我国现行条件下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之间的利益互动关系进行探究,针对二者在权力、信息和资源上的不对等性,认为基层政府在利益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最终导致一种不公平、不满意的均衡。为了构建基层政府与失地农民和谐的利益关系,促进农村发展及早日实现城乡一体化,应该加强双方核心利益沟通,健全法制和监督机制,实行征地市场化运作,达到双方的利益共赢,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及工业用地的增加,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深入剖析了基层政府和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及利益互动关系,并提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基层政府,失地农民,利益,博弈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78407.htm.
[2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0.htm.
谈新型关系下如何保障职工利益 篇11
【关键词】新型关系；职工利益
保障好职工利益，在新形势下它直接与企业发展战略和布局、业务和岗位调整、员工的自身素质的提高相联系。因此，给予员工“体面劳动”能更好留住人才，为企业架起与员工沟通的桥梁。
1.何谓“体面劳动”
“体面劳动”是通过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来保证员工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
实际上，“体面劳动”的本质含义反映着一种广义的劳动关系，而这种劳动关系，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利益劳动者风采关系，它是一种反映了组织内部与外部，组织与员工之间所体现的劳动地位、劳动者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文化，体现的是包括社会政治、价值、法律、道德、习俗、礼仪等关系等文化范畴。“体面劳动”是双向的，在企业内部不仅要创造出体面劳动的氛围和环境，而且企业员工同样要体会到劳动的愉悦和幸福……要实现企业的体面劳动，不仅要在保护员工权益、体现员工的价值、创造良好工作环境等打造体面劳动的氛围上下功夫，也要在打造“德才”兼备的劳动者队伍，提高劳动者素质上做努力。没有和谐的企业基础是不可能体现出“体面劳动”在企业的价值；一个企业或组织没有和谐的劳动关系就难以实现“体面劳动”，没有高素质的劳动者不可能体会到劳动的愉悦和幸福。员工的素质高低决定了“体面劳动”所体现的认可度和价值。
2.员工“体面劳动”的价值所在
近几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维护劳动者权益，保障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已经将“体面劳动”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来推进和认识，要推进和实现“体面劳动”，就必须充分发挥企业的引导作用。企业在努力推动科学发展，创造更多生产性的同时，体面的工作岗位，为员工提供更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会，大力提高员工的技能和素质，为一线员工实现体面劳动创造条件。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员工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保障员工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要围绕企业员工最关心，最直接予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体面劳动的实现。
“体面”的角度讨论劳动和就业，将其作为劳动的重要属性专门提出，在当前局面下确实很有必要。企业工会为员工主张权利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然而，让员工获得更多体面，还有着更为深远和重要的意义：无数经验证明，体面的劳动是更高效率、更有质量的劳动，让更多人实现体面劳动，是企业发展的活力之源。知之者莫如好之者，好之者莫如乐之者。同样一个人，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其完成的质量与其精神状态息息相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能够让自己感觉到体面的职业才能真正热爱，而热爱了就更容易提高劳动水平，通过同样的劳动形式和时间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反之，比如一个企业里的多数员工都感觉不体面、不自信，以自己的工作为羞，可以肯定企业的发展创新和发展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让更多的员工获得体面的感觉，从小处说可以提高一件产品、一项工程的质量，从大处说可以促进一个企业的发展。关于员工的心态可以左右产品质量，有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例证：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了一个结论，即考证证明，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而并非希罗多德所描述的“由奴隶所建造”。但同样的推断，早在1560年就有人作出过了。当时一名瑞士钟表匠在游历金字塔时，以自己曾在被囚禁状态下制造钟表的经历悟出：金字塔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建造者必定是一批体面的、怀有虔诚敬业之心的自由人。440多年以后，考古终于证实了这位钟表匠的直感。这件史实，很好的证明了员工体面劳动对员工工作精神状态的重要性。
3.正视“体面劳动”的反作用
造成反作用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一是部分员工思想和行为与企业战略转型的现实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二是部分员工的素质较难承受新型商业模式的新要求。三是岗位压力超载挫伤员工参与企业战略转型的积极性。四是利益调整变化引起部分员工对企业战略转型的负面情绪。五是局部人才流失情况值得关注。企业想留的留不住、要走的走不掉。当某个员工长期感觉不到职业的尊严，很可能修正自己的行为标准；当过多的员工感觉不到体面，就会形成一种不良的社会价值取向。有许多是因为长期欠缺职业尊严感，导致对自身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要求不断降低，终至模糊了法律的界限。让员工在体面的劳动中得到尊严和自身价值的体现，进而形成进取向上的职业精神，不断提升各行各业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能获得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
4.筑造牢牢的“尊严底线”保障员工的利益
尊重劳动，保护劳动，维护员工权益，不仅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应奉行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也是“通过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能够成为一个企业发展共同追求的先决条件。为此，尊重劳动，必须使员工通过劳动能换来美好生活，通过劳动拥有尊严，而“体面劳动”，正是尊严的底线。
4.1“体面劳动”必须是安全的
尽管企业的发展有着比较乐观的预测，但针对种种的问题显现无疑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隐忧。中国依然是世界上矿难最多的国家，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高达2.041，是美国的近50倍。这个事实说明企业对员工进行体面劳动，必须狠抓安全生产，杜绝安全隐患。
4.2“体面劳动”必须是快乐的
应该建立一定的幸福归属感指数调查，让企业掌握员工幸福归属感。目前的物价水平高企，许多外来的员工背井离乡，披星戴月，为企业贡献了繁荣，却得不到栖身之所，令员工的幸福归属感低于预期。因此，体面劳动必须以衡量员工幸福感指数作为重要的指标。
4.3“体面劳动”必须令员工获得对等的报酬
深化改革须从理顺利益关系入手 篇12
一、当前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焦点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本质上要求相关的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实现重大突破和制度创新。然而, 相关的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改变相应群体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也必然会影响其与之相关的利益得失。而这将直接影响他们对改革采取的态度和行动, 从而也将影响改革的进程乃至成败。
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如何确保人民政权牢牢掌控在代表多数人利益的“人民公仆”手中的问题, 其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以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政治体制改革的焦点是如何理顺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关系, 人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是解决利益冲突最根本的保证, 故理顺关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政治民主进程。虽然, 总的来说, 不同群体间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不容否认的是, 其中确有一部分人把自已的利益临驾于人民利益之上, 事实上已经成为人民利益的损害者。目前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完善, 使干部群体中的部分以权谋利者将权力作为追求利益最有效手段, 通过权力寻租直接窃取社会利益蛋糕中本该属于他人的部分, 这些热衷于轻松获得不当利益的群体将是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 改革能否继续深入, 取决于能否冲破这种隐藏在社会内部的阻力。
二、加快推进政治民主进程
马克思认为, 权力会腐化人, 人一旦掌握了权力, 就会追求自己的利益, 将自己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如果不加以防范, 无产阶级也必然会“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例如, 若干部任用主要由上级决定, 与民意关系不大, 就会造成官员对上不对下“负责”, 这将使国家或地区发展前景完全维系在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政治道德上, 因而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若此官员自身并不廉洁, 就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人民防范“公仆变主人”手段的缺失是现行政治体制难以根治以权谋私的重要原因。政治民主化是从制度上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举措。因此,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加快政治民主进程。
政治民主就是让人民真正享有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 并运用这些权利来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通过充分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形式, 确保政权掌握在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社会精英手中, 并让“社会公仆”按照人民的政治意志行事, 让权力接受公众的监督。人民大众的选票和舆论监督也是制约腐败的最有效武器之一, 也是保证胡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理念得以落实的关键所在。
政治民主的核心是要实现党内民主, 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政治民主是协调干部与群众利益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形成干部既要对上更要对下负责, 干部利益与人民利益协调一致的制度保障时, 才能确保干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人民的政治权利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或者说人民当家作主才不再是一句空话。从理顺利益关系的角度来说, 贪污腐败主要是借助权力来谋取利益, 其权力是获利的基础, 若人民有监督甚至收回权力的能力, 对以权谋私者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威慑。从这个意义出发, 基层干部的公推直选是政治民主中最有效最重要的利益协调机制之一, 逐渐升级基层单位民选官范围, 从村逐渐向乡、县、市级扩大, 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重要方向。民众的选票是对以权谋利者的强烈威慑, 是对无为庸人的根本否定和对那些有能力、有志向、真心为人民谋利益者的充分肯定和拥戴的优胜劣汰机制, 可确保国家政权始终掌握在代表人民利益的能人精英群体手中, 因而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
然而, 政治民主对权力滥用和以权谋私构成强大的制约, 必将减少希望以权谋利群体的未来利益, 因此也必然会遭到来自该群体的强烈阻击。他们一定会找出各种理由来阻挠或拖延其进程, 以最大限度的维持其权力寻租的时间和机会。
政治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要求, 是广大群众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有效武器, 也是保持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邓小平同志曾精辟地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 享有各项公民权利”。
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 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 是人民大众渴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最深层动因和强大动力, 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的愿望, 充分汲取人民群众支持改革的力量, 并且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热情参与, 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并取得成效。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及阻力
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积极性, 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并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是如何理顺不同经济主体 (中央与地方、不同行政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政府与企业、老板与工人等) 之间的利益关系。例如, 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 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要理顺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 投资体制改革需要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一系列改革都与政府改革的取向密切相关, 而政府改革成功的关键是通过理顺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减小社会冲突成本, 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不同群体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政府作为强势群体在主导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有政策、资源配置、税收和动员能力等多种优势, 行政权力就是其获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垄断优势。政府与其他主体 (企业、居民) 争利稳操胜券, 但政府垄断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低效益。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打破这种行政垄断, 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需要构造反映资源要素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产权边界清晰的微观主体。这是提高市场活力、促进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优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条件。但实现这些的前提是, 政府改革将自己从经济主导者地位解脱出来, 弱化自己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完成政府的职能及角色转换。然而, 政府改革进程中放弃的每一项行政权力, 都意味着放弃相应的既得利益, 这无疑需要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 其难度可想而知。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任何行为主体 (各级政府、企业、个人) 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从这个意义出发, 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应当主要来自有更多既得利益的经济主体———例如某些地方政府、某些垄断行业 (或企业) 集团。而推动经济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其他在经济发展中利益受损 (或减少) 的经济主体。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主要是不同经济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 来自强势主体的阻力远大于来自弱势主体的改革动力。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理顺利益关系”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来实现的, 而由强势主体主导的政策和法律必然会对强势主体有利, 就很难达到“理顺”的初衷。最典型的实例是:近年来, 在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情况下, 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通过立法、出台实施细则、颁布各种文件获取部门利益, 设置寻租机会、创造产生腐败条件的现象却越来越多;在分税制调动地方抓经济积极性,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中央各部门为与地方争利出台的条条框框限制也日益增多。于是跑部立项, 跑部钱进又盛行起来;创业、投资和企业经营, 受到越来越多的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繁多和重复的注册登记、审批、年检、检查、执法、收费、罚款等等制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多年, 但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冲突愈演愈烈, 而每次获益最大的都是强势主体的实践已经表明, 绕开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
突破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 (例如通过政治民主程序确保官员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执政代表) 并监督其按多数人意志执政, 或是人民群众对政策、法律的制定有充分的发言权的前提下, 才有可能制定且认真实施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政策和法律, 并以此约束或规范强势主体的不当利益冲动等等。“理顺利益关系”才有根本的保障和实现的可能。
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联动
总之, 改革的本质是不同主体间利益的调整, 即使利益的蛋糕不断在做大, 也不可能让所有群体的利益分配比例同时增加。改革的深入必然会影响 (甚至损害) 某些群体的利益, 而利益受损群体为保护现有利益而作出的抵制将是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无法兼顾所有群体利益的情况下, 保证改革稳步推进并且阻力最小的方案是:从理顺利益关系入手, 在充分兼顾不同群体改革利益诉求的前提下, 改革的取向须更多地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事实上, 只有让利益的天平向大多数人倾斜, 改革才能得到最广泛的社会支持, 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 才能形成推动改革延续不断直到成功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 为了防止政治民主自身的局限性, 还需要加强法制建设, 在照顾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 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利益, 以保证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关系, 决定了深化改革必须二者联动。由于改革涉及利益调整错综复杂, 也决定了其进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只能在保证政治经济大局稳定的前提下不断探索, 循序渐进, 并不断总结, 逐步完善。
任何一种改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也不可能因坐等条件完全成熟而延误时机。深化改革肯定有风险, 但维持现状可能风险更大。为了促进社会进步, 我们应该义无反顾, 敢为人先地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尽管可能遇到挫折, 但只要把利益调整的天平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倾斜, 就把握了深化改革的大方向, 就一定会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成功。
摘要：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 目前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因此, 深化改革须从理顺利益关系入手, 其利益的天平必须向大多数人倾斜, 其成功的关键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不同群体的积极性。改革的策略是在确保政治大局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循序渐进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