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利益（精选8篇）
核心利益 篇1
在法学中, 我们习惯讲利益依据其性质分成私益和公益两种, 私益即私人利益, 公益则为公共利益。各国立法基本上都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精确的定义, 而只是采取了抽象概括的方式来规定。究其原因, 乃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方式。因为公共利益的最大特点在于, 它是一个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相类似的框架性概念, 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可见, 公共利益是内涵更广泛的概念, 它既包括国家利益也包括社会利益。
对于社会利益的含义, 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边沁认为:“共同体的利益 ( 即社会利益) 是组织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可见, 在边沁看来, 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单纯相加, 并没有独立存在的社会共同体。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 是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各种具有普遍性的主张、需要和愿望。社会利益的主体是公众, 即公共社会。社会利益表现的权利形式上, 其主体可以是公民个人、法人或国家。大多数人都偏向这样一种界定: 社会利益是相对于国家利益而言的, 某一时期某一特定区域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社会利益的主体被界定为不特定多数人, 其本质上是一种群体利益。作为一种群体利益, 社会利益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相对性。社会利益是一种相对于特定社会成员利益而言的相对利益。也就是说, 社会利益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部分人, 只有在具体情境下, 结合需要对比的对象, 才能作出合理的认定。第二、区域性。首先, 有些需要法律特别保护的群体, 可能只会在特定区域内才会存在; 其次, 在不同的区域内, 按照既定标准确立的某一群体所代表的利益能否构成社会利益也有所不同; 第三、历史性。社会利益是群体分化的产物, 而群体分化总在特定历史阶段才会发生, 故某一群体所代表的利益, 也只有特定阶段才构成社会利益。
但是, 在一些研究以及实践中, 社会利益的概念往往与国家利益相混淆, 在使用中往往不加区分。可事实上, 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并行的两种不同的利益, 是公共利益的两个方面。从法理上说, 经济法同时注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两个方面, 可见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 要想全面认知社会主义, 必须还要对国家利益以及其与国家利益的区别与联系。
由于国家具有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 它比其他主体更适合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现实中, 国家多是以社会利益为由实施相关活动, 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 社会利益与国家和国家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法学角度来说, 经济法是调整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它在赋予政府经济管理权以救治“市场失灵”问题的同时, 也约束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以防止出现新的“政府失灵”。经济法赋予政府权力, 而政府又是国家权力的掌控者, 其行为代表的是国家的意志所以, 政府在执法时不可避免的维护国家利益。从立法上说, 法是统治者阶级利益的体现, 经济法在制定过程中就笼罩着国家利益的色彩。所以, 经济法在坚持社会本位论注重社会利益时, 势必也会保护国家的利益。
具体看二者的不同:
一、主体不同。国家利益的主体指国家, 理论上也指全体国民。所有国民实际上也是特定多数人。而社会利益相对于国家利益而言, 所维护的是某一时期某一特定区域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二、衡量标准不一致。理论上, 国家利益的主体是国民, 而国民是特定的, 虽然因数量众多无法一一表达意志, 但可以进行投票。所以对国家利益最好的衡量方式是拿到立法机关进行表决。至于社会利益, 因为利益主体不特定, 就无法让这些主体一一来表达意志, 也没有办法进行投票, 故在社会利益衡量上, 只能坚持客观标准, 即看结果是否让大多数主体获利。
三、产生机制不同。国家利益的产生机制就是政治权利的运作机制, 国家利益强调统一性, 通常以法律、法规、命令的形式来表达; 社会利益的产生机制既可以是政治权力的运作机制, 也可以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交往机制。而且社会利益可以具有地域性和阶层性, 不必也无需强求一律, 它既可以借助法律、法规、命令等形式来表达, 也可以通过舆论或习俗等形式进行表达或传播。
摘要：部门法之间的本质区别常从法所维护的种类和性质来界定, 法所体现的意志背后就是利益, 法被认为是利益分配的工具。经济法作为社会本位法, 即社会利益维护之法, 其所保护的是社会利益。因此, 要想更透彻地掌握经济法的本质, 必须对社会利益有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 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关键词：社会利益,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华国庆主编.经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2]陈乃馨.经济法理论论纲—以剩余价值论权化为中心[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核心利益 篇2
内容摘要:目前市场上出现了网络营销、绿色营销、形象营销、认同营销以及体验营销等新思潮,但产品的核心利益仍是营销的灵魂,新的思潮与发展只是对产品的完善。企业应高度重视新市场形势下的产品质量在产品整体概念中的地位,并力争给市场创造更优秀的产品。
关键词:产品核心 优质产品 营销新思潮
在工业时代,以生产为中心,产品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如今,市场上出现了网络营销、绿色营销、形象营销、认同营销以及体验营销等新的思潮和发展。这些新的思潮与发展似乎降低了产品核心利益在整体概念中的份量。但深入分析起来,在市场营销的诸多因素中,产品的核心利益仍是营销的灵魂,其它诸因素只是围绕产品而展开的。产品的整体概念分三个层次:核心产品、形式产品和延伸产品。企业应该重视产品的整体概念,向市场提供一个具有质量保证和一定灵活性并且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产品。现代企业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是比较透彻的,但也有一些企业只是从理论上理解的,实践中有点过犹不及,也就是说过于重视形式,而忽略了产品本身的质量。本文着重分析新市场形势下的产品质量在产品整体概念中的地位,并提出企业如何给市场创造更优秀的产品。
产品的核心问题
(一)产品的核心利益是决定营销渠道畅通与否的关键
商家更乐于销售品质优秀的产品,质量差的产品渠道开拓更难。因为消费者购买产品主要是看重产品本身给他带来的核心利益。不管厂商再努力,那些作为上帝的消费者只要不说你产品好,渠道即使开拓了,也难以维持下去。现在很多厂商都在高呼终端为王,决胜终端,于是不惜巨资买断终端。在酒类企业,出现“谁买断的终端销售权越多谁就能称霸”的说法,诚然终端销售对产品的销售影响巨大,但买断终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吗?这种简单的营销手段是解决不了产品销售问题的。只有消费者形成购买行为和购买习惯才能真正地带动终端的积极性和销售的持续性。然而,消费者真正关心的是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核心利益,是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价值。产品的核心利益是消费者追求的目标,是影响销售渠道畅通与否的关键因素。
(二)产品的核心利益是各种促销活动取得效果的基础
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其成绩斐然,效果明显。促销可以使消费者建立购买习惯,可以让消费者做出风险决策,使消费者提前购买或大量购买等等,但是有一定市场动作经验的人都非常清楚,促销本身并不能改变产品本身的命运,只能加速产品本身或兴或衰的命运。如果产品本身能够被市场接受,促销则加速被接受的过程;相反,如果产品本身不能被市场接受,促销则加速产品不被接受的过程。如化妆品厂开发了一种新产品本身存在缺陷,经过一次大面积的派送促销之后,该化妆品得到了绝大多数潜在顾客的体验机会,但体验之后就放弃了购买的念头。满意的顾客是产品最好的广告。优秀品质本身具有极大的促销作用,高质量产品回头率高,品质优让顾客满足感更强,品质高可以培养更多的忠诚顾客。有调查:买到品质好的产品的人会把信息传递给其他8个人;反之,不满意的话会把信息传递给22个人。现代企业的商业价值是以顾客的忠诚度来度量的。而顾客的满意度是与产品本身给他带来的效用息息相关。费尽心血开拓的市场若因质量问题而失去太可惜,低质量的产品会让顾客望而却步。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都应该以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与消费者需求相吻合,消费者追求的.仍然是产品自身的效用。作为企业来说,不要总是沉迷于开拓市场,巩固市场也很重要。
(三)产品质量仍是企业的生命
产品的质量是产品价值的重要因素,是商家竞争的焦点之一,是商品的灵魂和核心。酒店的饭菜是其经营的核心,不管环境多么优美、服务多么优质,没有质量就像一个人没有了灵魂,就没有了存在意义。目前,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不理想。多方面的信息显示中国市场的质量状况还很不理想,造成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技术、设备、管理、法律、诚信以及意识等等。中国市场产品质量差对那些有心人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机会,只要稍微把质量提高一下就会有出路。质量是根本,如果一味不顾根本,报有侥幸心理,迷信广告,甚至做虚假宣传,这是很幼稚的,是市场营销的歧途。宣传是会创造一时的销量,但不会长远。信息越来越透明,消费者早晚会醒悟。再加上法律的约束,不求质量的企业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许多生意人在刚开始时,能保质保量地生产、交货,中间就开始做假,就忘记了产品的根本所在。所以从根本上看,质量是产品价值的重要因素,是影响顾客购买的重要内容。优秀品质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顾客是冲着质优去的。许多名牌品质就是好,不服还真不行。
(四)高质量仍是参与竞争的制胜法宝
有时候,营销甚至被看作是神奇的、高明的,它能化腐朽为神奇,变滞销为畅销,营销的杰出人物被看作是魔术大师,变无为有,变不能为可能。打胜营销战需要很多利器,品质优是其中之一。可以看看,那些市场上的佼佼者,其中大部分是优秀品质的制造者,比如创造日本神话的企业、中国的海尔等。帅康空调营销中心总经理王哲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了空调行业质量及营销方面存在的问题:“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炒作概念,促销欺诈”,并直接点名指出“一分钱空调”是作秀,矛头直指奥克斯空调,此举在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帅康空调也借机公布了自己的空调质量白皮书,作出质量、服务承诺,而且还号召成立“空调行业质量联盟”。帅康这种自曝黑幕的做法,虽然在曝“自身”的内幕的同时造成产业链各环节关系紧张,对帅康空调品牌的促销造成压力,但仍然增加了行业的透明度,这首先在赢得消费者支持方面有利。同时,消费者在购买空调时,由于有了企业的公开承诺,使帅康品牌的知名度大幅提升;塑造起自己为消费者“请命”的“斗士”形象。可见,在企业的竞争过程中,仍然是以产品质量为竞争核心的。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存在这样一个规律:速度竞争、品质竞争、规模竞争。速度会让人抢占先机,但不重视质量会让人快快退出市场。品质优秀促进销售,销售增长形成规模。这是企业的良性生长,生长剂就是优秀质量。
新形势下创造优质产品的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营销观念
某些名牌的生产者,他们认为制造的东西不是卖的,他们是在追求一种完美,唯其如此,才成为名牌。世界第二大啤酒厂,一空荷兰公司,在例行检查中发现有些瓶中有玻璃碎片,于是决定把已发送到世界各地的几十万瓶啤酒都返回工厂重新检验以免给顾客造成伤害。大家都知道
,产品召回制度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规范。同时,它也反映了一种思想,即本文所强调的这种为顾客着想的思想,我们的生活中太缺少这种思想了:所以,企业应该真心地为顾客着想,不能仅仅流于口头上,而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上。
(二)质量意识放在首位
首先,全体员工都要有质量意识。质量意识就是全员意识,据国外研究表明,成功的企业主要领导把30%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质量上,现场出现的各种质量问题,80%产生于中上层管理人员,20%来自于一线员工。所有麦当劳的营运都要遵守一个严格的品管系统,经营的口号是Q、S、C、V。即质量、服务、干净、价值。麦当劳的原始菜单只强调汉堡,现在已经发展为包括鸡肉、鱼、沙拉、完整的早餐、炸薯条、饼干、奶昔、圣代等,在餐饮业,依然独领风骚。麦当劳汉堡包的牛肉馅,规定绝对不能含牛的内脏,脂肪含量严格控制在19%以下,而且,其肉块是经过严格炸制的,直径一律为98.5毫米,重47.32毫克,厚度5.56毫米,做好后10分钟内未售完,就一律作废倒掉,要求所有的连锁店奉为宗旨。第二,质量意识就是第一意识,标准在高。质量意识就是严字当头,真正重视质量。麦当劳的成功得益于高标准的清洁卫生和高质量的服务。对于一个遍布全世界的快餐店来说尤其是困难,但它做到了。第三,质量意识就是把质量体会到最深处,比如,手表厂的工人不吃葱蒜;饭店的餐具上没有污渍且真正的消毒等。质量意识是超常的思维和理解。要想打动别人,首先要打动自己。
(三)产品设计和改进听取用户意见
在当今和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任何产品的推出,如果得不到顾客的认同,销售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无法销售。同时,消费者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网络信息的发达,获得信息的机会越来越多,厂家不能随意决定产品,而应由消费者主宰质量,所有质量的各种努力是因为顾客需要,用户最有发言权,那种认为用户不懂质量的观念是错误的,生产人员、技术人员有时存在盲点,根据用户的意见和建议改进质量是捷径,是明智之举。长期以来,许多厂商精力集中在生产线上,用防堵性的质检来防不良产品流出生产线。而有关专家指出应从设计开始,在海外的工业生产线中有一种所谓1:1000的法则,即在生产前发现问题进行纠正只需花费1元钱,在生产中花10元钱,到了消费者手中则要花1000元钱。当然,对于设计的理解,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理解是不同的,生产者认为好的设计是易于制造和销售,而消费者认为好的设计应该是赏心悦目、易于打开、易于使用以及易于修理等等。重生产设计是我国很多企业的一贯做法,低的设计影响质量、降低效率。
(四)产品质量的优劣由市场决定
产品观念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其中,产品观念认为,顾客喜欢高质量、多功能和有特色的产品,认为只要产品好就会顾客盈门。因此,企业只要致力于生产优质产品,并不断地改进产品,使之日臻完善。在产品导向型企业中,管理人员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公司现有的产品上,而将市场需求置于一边。但是,现在所说的产品质量与产品观念下的产品质量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所说的优秀产品是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是有一定需求的优秀产品。莱州啤酒面对日益增长的终端买断费和激烈的竞争不得不考虑新的出路。首先对莱阳、青岛、烟台、股东等区域市场的消费者需要什么口感、什么度数等问题进行详细调查后,对现有产品进行梳理,结合山东人对酒精度数的偏好开发出针对性产品,在原料中加入德国优质香型酒花和澳洲阳光二棱大麦,以及具有解酒调节血脂作用的营养因子“α-亚麻酸”这在当地乃至全国啤酒行业中都是一次产品革新,为该啤酒的销售找到了新的突破。可见,产品优秀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基础。
(五)高质量是由高素质的人创造的
人是关键因素,高质量的产品是由高质量的人创造出来的,所以,一定要提高员工素质,这是关键和前提,联系到我国目前的现状,熟练的技术人员非常缺乏,这是制约我国产品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员工知道了重要性,但是如果没有技术也是不行的。高素质的队伍如何建立,有两种途径,吸收高素质人才和进行培训。
以上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产品质量在产品整体概念中的作用和意义,在4PS策略中,产品仍是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也从四个方面提出了企业如何创造优秀产品。总之,不管营销形式多么前沿,都应该以产品质量或品质为经营的核心;不管营销如何发展,企业都应该重视产品的实体价值与核心利益。营销的新发展仍然是以产品的核心利益为基础的,仍然不能忽视产品的内在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凯文?莱恩?凯勒着,梅清豪等译.营销管理.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走出“核心利益”的陷阱 篇3
“核心利益”近来成为外交界琅琅上口的时髦话。从周恩来主持外交以来，一向重视的是中国对世界整体的贡献。他所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的以中国自我为中心的思路，现在竟然如此流行。难到这真的是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结果吗？还是在进入哲人其萎的物质年代后，中国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强权所签订浮士德之约，以谋一席之地？
在中国传统的外交智慧中，从来不讲自己的利益，而只会讲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大群体的利益。这个更大的群体，在帝国时代是天下与兄弟之邦，后来是亚非拉国家，再后来是第三世界。如果讲自己的利益，后果会是第三世界没了、兄弟之邦没了、天下也没了。换言之，在传统智慧中，中国永远应该是小我，世界才是大我，中国的利益应该放在世界整体利益中考量。而表达世界整体的概念也与时俱进，以前是“天下”，如今是“三个世界”。过去儒家讲无为，如今社会主义改讲无产阶级。固然，此无为之无，非彼无产阶级之无，但其间都蕴含了“天下为公”的思想。
“和谐世界”与“负责任的大国”这两个重要原则的提出，其外交战略上的意义，皆是为了化解华府面对中国崛起所感到的不安。“负责任的大国”提出较早，是向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保证中国不会造次；“和谐世界”提出较晚，是重申中国没有要与美国争霸的图谋。不过，这两个原则还有更深厚的文化涵养，不能单纯以战略理解之。这两个原则与欧美熟悉的世界政治原则大相径庭，然而在帝国主义东来导致天朝制度瓦解以降，一度销声匿迹了数百年。和谐再度成为江湖中一种理想世界，不能不说是中国实力渐次恢复之故。
中西国际政治原则的差异，当溯及中西文化的比较。一言以蔽之，就在于对群己的价值观不同。中国文化重视群体，欧美文化重视个体。在中国文化下，群体是个体的内涵，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但在欧美文化下，个体反而是群体的基础与前提。美国的外交动辄引用国家利益、核心利益之类的观念，不在乎旁人感受，而仍能夸夸其谈。美国相信，任何国家都应有自己的核心利益。同理，美国就也坚持，任何群体中的个体，都应该有其自己的核心利益。在个人，就是所谓“普世人权”。
美国与中国看待世界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美国认为个体应该高于群体，故个人应该高于国家，国家应该高于世界。如此，为了个体权利，美国可以理直气壮干预别国内政，而另一方面，为了美国利益，美国可以理直气壮牺牲别国人民的人权。但为何美国常常大言不惭，为自己国家利益而牺牲别人的人权？这是因为，当美国作为个体时，这个国家个体的利益一定是最高的，所以其他国家的利益，或世界的利益，或其他国家的人权，相对之下就不重要了。
可是，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主张人权为“普世价值”。在个体高于群体的大前提下，美国高于世界，美国也期待别国认为他们自己高于世界。另一方面，各国人权应高于各国的国家，当然，美国的人权也高于美国的国家。假如各国国民的人权可以低于国家，就等于美国的利益可以低于世界。这就不能接受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认为，美国眼中关于中国人权的问题，是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因为美国眼中的中国人权问题，关乎群己关系的根本假设。
中国则是群体文化。外交若以和谐为原则，则中美之间理当存在某种群体伦理，反映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文化情怀。那中国负责任的做法，就是自我克制，不要为一时之气，而破坏与美国的长远关系。以至于中国领导人到美国后，竟愿意承受在人权问题上的大肆攻讦而不与辩论。然而，光是要求自己负责，以求维持对美和谐，只能说是做到群体文化的一个面向。如果美国得寸进尺，不知反省，甚至放纵自己，予取予求，就不可能维持和谐。在固有文化的理想中，并不鼓励乡愿。既然实践上总是很困难，所以道统只能“不绝如缕”。
义理与责任之辨
文天祥说，唯其义尽，所以仁至。如果美国的行为破坏义理，则苟且与美国妥协所得到的和谐世界中，中国是没有办法负什么责任的，只能流于配合。什么程度的妥协是为了和谐，什么程度的妥协是破坏群体，答案存乎一心，究其本，就在于是否合于义理。也就是说，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只是要求自己容忍，而必须进行判断。有待判断的至少有两件事，一是什么是合乎义理的做法。遇有不合乎义理的做法，就不能相忍配合，倘若不确定是否合乎义理，至少必须先观察等待。否则，和谐世界反将鼓励美国片面放纵。
第二要判断的是，中国自己有没有实力重振义理。在固有文化理想中，实力不是用来征收好处，而是用来维系“天下为公”。故有实力时，便应该制止美国，指出美国行为的不当。若经判断，认为自己实力不足，宁可独行其是，也不能为了和谐而助纣为虐。如今，美国动辄以国家利益为理由，遂行围堵，已然逾越义理分际。美国所谓期盼中国负更多责任，举其大者，不外乎三端，一是要求中国协助或分摊介入所谓失败国家的责任，二是分摊全球治理的成本，三是以“普世价值”之名同意华府干预中国内政。
于今之计，首须厘清中国自己的理想价值，根据群体价值与和谐理想，判断华府所作所为是否合宜，然后可以决定与华府折冲的原则。既然标举了和谐世界，那么中国要负的责任除了是治理好自己之外，就不可避免要对世界大事，提出义之所在。和谐世界的达成，一是要求自己不输出问题到世界，这是今天理解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内涵；二是保障各国有治理自己的能力，这要求中国培养更大的实力，以能有朝一日提供美国之外解决各国问题的多种思路与资源，化解美国的放纵与自我，这是负责任的和谐。
1980年代以后，国家利益的观念从西方输入。也许感觉在外交场合讲道理，常讲不通，而且中国的道理讲一百遍，欧美都听不明白，或明白了也不相信。但若改讲国家利益，一切变得好解决。愈是强权，就愈可以只讲国家利益。君不见美国每次背信弃义的时候，就说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国崛起之后，也学会用国家利益的观念与美国沟通，果然看似减轻了外交工作的负担。对于自己能摆脱意识形态，务实地与美国周旋，斗而不破，让许多人感到得意，也让许多观众感到佩服。
可是，没有大我，岂有小我？连“文革”都革不掉的文化心理，外交官何能铲除？结果，中国人在放弃讲道理的舞台以后，也就失去自己赖以认识世界的大我或群体意识。一时之间，什么是国家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内涵是什么，也就分不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一旦没有大我或群体的论述当基础，事事看起来都涉及国家利益。现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导致外界把中国自我疏离之后表现出来的焦虑，解读成是中国愈来愈傲慢。
如何把在短期和实际议题上的斗争，放进更大的框架内理解，首先是中国自己的问题，然后才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在遭逢帝国主义包围的年代中，仍能宏观地认识世界，长远地认识目标。所以周恩来时代讲的是立场（purpose），不是利益（interest）。
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立场，是让自己能站在群体高度面对当下的议题，不急于解决、不困于技术、不介意让步、不害怕冲突。一旦能知其不可而为，为而不有，对自己才会有自信，对各国才会有信用。
其实，在实践上，核心利益从来不是真的核心，而是某项利益一旦说成是核心以后，就可以选择性地在需要时测试对方的意图，或在展现自己的良好愿望时，透过对核心利益的让步来表达。打着核心利益的旗号，实质是以便对核心利益进行暂时性的牺牲。比如曾闹的沸沸扬扬的对台军售事件，在美国对台军售政策丝毫不变的情况下，为何曾恢复中断的军事交流？目的是要在两国领导人互访前，让美国体会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愿望，并暗含着访问结束后，中国随时准备重新升高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对立的意味。这代表良好的关系比具体的利益更需要维护，也代表对美国在若干问题上让步后对回馈的期待。然而，在美国所认识到的，几乎必然与国人希望的相反。
外界期盼的是中国领导人会到美国继续摆脸色，如此才能让外界体会到什么是核心利益。结果却是，核心利益的主张往往遮蔽了中国服膺的义理何在。
比如，就像南海问题的多元复杂关系，只用中国的核心利益怎么能交代得了呢？难道别的国家不能在南海有他们自己的核心利益吗？再比如，中国的国家利益说，把海外广大心向祖国的侨民们放在何处，他们必须在居住所在国与中国之间选边吗？而这又将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边疆民族与大中华地区边陲的孤臣孽子置于何地，他们只能自我放逐吗？
核心利益的真正基础
从2009年始，“核心利益”与“和谐世界”已成为21世纪中国外交的两大论述。和谐世界的构成基础是国家，而国家的构成基础是核心利益，故在理论上，若要达到和谐世界的境界，国家自须相互尊重，而国家相互尊重之道，是避免伤害各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可否以此类推国内的情况说，和谐社会的构成基础是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的构成基础是每个人民自己的核心利益。故在理论上，要达到和谐社会，必须避免伤害每个人民的核心利益？个人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如果笃信和谐社会价值的我们回答不出来，甚至觉得这样发问不得体，奥巴马在国会的朋友会快速接续话题，告诉我们，个人的核心利益就是人权嘛！
简言之，坚持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和谐世界的基础，就形同主张个人的核心利益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倘若坚持个人核心利益有碍于和谐社会，那坚持国家核心利益如何达到和谐世界？如果个人可以主张自己有核心利益，这样的核心利益是否应该包括社会整体的利益在内？能否有一种个人的核心利益，是不顾及国家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仍然可以合情合理称之为和谐社会的基础呢？美国与中国两种政治文化所提供的答案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政治文化认可个人价值为最高，个人组成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伸张个人的权利，所以人权、财产权等等就是属于个人不可剥夺的核心利益。
相对于美国，中国政治文化首先认可的，是群体共同生活与生存的价值，所以包括的是每个人都能免除贫困饥饿的权利，亦即社会的发展不应在一些人困于贫穷与饥饿的环境中前进。到了国际的层次，美国的政治文化所理解的国家的核心利益，当然就是各个国家的主权与占有资源以利己的权利，而中国的政治文化所理解的，应当是各个国家都能得到发展的权利。
国内的和谐社会靠的是，大公无私的领导人是以政治与道德教育，确保先富带后富。国际社会没有领导人，便必须靠最强的国家来示范，若中国实力不够强，便难以示范，若中国的实力够强，便可以起相当的示范作用。中国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有意识的起着示范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在与美国从事关于人权的对话上，一直坚持着发展权作为国家核心利益的内涵。这一直也与在国内推动改革开放时，强调先富带后富的政治与道德责任相互辉映。但是，这样的立场在现实主义话语输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30年后，终于被攻陷。
现今的两个思路，即和平发展与核心利益，前者建立在北京对和谐世界的宣传上，后者则是采用了新近日益受到重视的现实主义论述。和平发展或和谐世界的建构，其假设是国家之间共同构成一个大群体，彼此有责任与义务，因此要有意识的照顾彼此，避免用冲突方式解决争端。然而核心利益论的前提是，每个国家有其自身不可分享、不可退让的绝对领域，因此预设了国家间绝不可能真正构成一个群体。北京的设想是，大家把核心利益讲清楚，相互不要去挑战，如此就成世界和谐。倘若核心利益之间有冲突，应该让有关国家自己协商解决，其中，当事国不应该动武，外人则不要置喙。
现在，中国的核心利益已经不再是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发展权，而是只适用于中国自己的主权完整、安全与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如今，核心利益不但成为流行话语，也已经主导了和谐世界的论述方向。但如果说，和谐世界论是中国在世界上展现软实力的颜面，核心利益就是转动中国颜面的美国脖子，是美国的软实力所在，也是软实力的真谛所在。
究其源，核心利益最早是专门用来与美国折冲所用的术语，还没有泛滥到用来全面规范对日本、印度等国的政策，更没有用来处理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互动。可见，中国并没有发展出真正超越对美外交攻防战术的、具有思想性的核心利益概念。核心利益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聪明反应，是故意用美国熟悉的话语，来抵挡美国的单边主义。
然而，在实际上没有核心利益概念，却以为自己有核心利益概念时，就容易导致美国误以为中国每每所谓的核心利益都是虚张声势，或误以为中国对某些看似坚持的问题永远不会有弹性。
对中国而言，什么是可以接受，什么是不能接受，要从意图来判断。中国传统外交智慧重视正确的关系，也就是名分。任何重大利益必须随时为维护名分而牺牲，而任何周边利益也必须在确认名分之际，转为重大利益来对待。就好像在处理两岸关系时，如果觉得马英九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真实的，许多原则问题可以模糊处理，核心利益可以少讲或不讲。但之前在陈水扁主政时，则即使是芝麻大豆的事，也必须寸土必争，以防他“台独”借此成事。
同理，如果美国的意图是和解，就算卖给台湾武器，也可以暂时容忍；如果美国的意图是围堵，就算在越南进行每月联合军事演习的目的是人道救援，也不可接受。正因为如此，没有所谓核心不核心的问题，故今天的重大利益，可以在明天为了奖励或营造和谐而放弃，而今天的边陲利益，可以在明天为了抵抗或惩罚而坚持。如果讲核心利益的话，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倘若两国的核心利益抵触的话，要怎么办呢？是谁的核心利益要让步呢？但如果讲和谐世界的话，让步或不让步是要看对方有没有加入和谐世界的诚意来决定。让步表示相信对方有诚意，或为了探测对方有没有诚意，或给对方表现诚意的机会，否则什么让步都不答应。
这就像为了对国内和谐社会的维护，国家有时不得不遏制个人权利。至于是否妥当，历史与文化的最后判决依据，是其人有没有诚意顾及整体的利益，而不是有没有聪明的政治计算与权宜考虑。假如冒昧地把国家在主权范围之内的垄断与成长，当成是所谓的核心利益，再把这样的核心利益说成是和谐世界的绝对基础，等于就呼应了人权与财产权是和谐社会的绝对基础，那和谐社会就难有充分基础，和谐世界的理想也会失其号召力。
因此必须思考的是，“和谐世界”作为当前中国外交界提出对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的期许，是否中国为了和谐便应凡事相忍？维持和谐的理由是什么？比如，为维持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和谐气氛，应该对华府我行我素的行为容忍到什么程度？“负责任的大国”是当前中国外交界对中国在世界中所扮演角色的期许。中国能否片面决定自己如何负责？中国面对世界和谐遭破坏时的责任是什么？比如，面对华府主张人权为“普世价值”，北京是否应该服膺之以表现对世界负责？
和谐不等于让利
准此，在实践和谐世界上不能也不应该是和谐的，这就像在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是一样的，核心利益不能也不应该是绝对的。所以，在适当的关系得到承诺之前，中国不能径行让利，因为靠让利来与他国建立默契所营造的表面和谐，在尔虞我诈的国际间与政治权谋的各国国内，都非常脆弱。最起码，在情况要求必须片面让利的同时，己方不可阿Q地假定对方已经接受某种默契，才不至于因让利而制造自己面子的压力，最后陷入恶性循环。
至今，台湾朝野政党抗拒统一的立场仍待扭转；华府围堵中国的战略并未化解；边疆依旧大小事故不断，南海更见各方动作频频。简言之，和谐固可培养体谅之情，促成彼此相让，但是相让却未必带来和谐。为处理各种不满或猜忌，促成和谐，往往是中国片面让步，以为为对方带来的好处，或可缓和冲突。但是所有的让步都隐含了责任预期，亦即对方应同意以和谐为交往原则，不继续在争议的事情上片面行使自己的主张。
然而，因为获得让利而暂缓的对方，多数不接受这样的责任预期。他们体会不了让利的意义，甚至怀疑是缓兵之计，所以他们只是便宜行事，并无责任感，在拿到好处之际，暂不做声而已。等到形势有不同发展，往往故态复萌。之所以形势会变得更严重，是因为对方为短期好处暂时默不做声，因而就有罪恶感；即使个人没罪恶感，也会被他们的政敌攻击为背叛，所以就需要在隔一段时间后做出强硬表态。这样的强硬表态，就是对中国过河拆桥、违背承诺的报复，甚至变成引蛇出洞的证据。于是中国不得不进行某种惩处，才能维持自身信用。然后惩处行动又变为中国居心叵测的证据。
用片面让利来营造和谐，结果常是自己下不了台。和谐政策的推动，因而不能只靠片面让利的政策。中国准备自己做多大程度让利，对周边各个内外相关行为者有什么责任期望，而他们分别对华府有什么战略利益？往往周边地区行为者都舍不得放弃中国在短期中自愿的让利，但将试探性的让利当成示弱，拒绝自己互惠反馈的责任。长此以往，所谓和平白皮书在实质上将成为“冲突白皮书”，因为它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在将来冲突升级时，用来为中国为何愤怒以至于采取冲突的正当性辩护。
传播B2B品牌的核心利益 篇4
B2B产业链中供应商、渠道、下游使用者基本是长期稳定的,尤其是大宗交易,一旦形成上下游产业链,这种合作关系一般都会维持较长时间,由于这种产业链的关系,多数企业以销售人员作为关键决策者沟通。但这种产业链关系必定会有调整机会,而且这种调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需要考察其潜在供应商不同领域的特点和口碑,而且可能考察对象数目庞大,需收集大量信息,评估过程复杂,大部分企业没有时间或资源去盘点所有的潜在供应商,因此会选择有影响力、放心的品牌,B2B品牌的价值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那么该如何打造一个B2B品牌呢?从品牌利益的角度看,可以总结成三个方向:
产品(服务)使用利益
产品和服务是绝大多数B2B企业向下游客户传递的信息,以技术优势、产业地位、领导者言行为传播内容,观察很多技术导向型企业,甚至某些行业的领导品牌,其传播也是以产品和技术为主,长期强调其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形成高质量的品牌联想。
情感利益
情感诉求似乎是B2C品牌的专利,但在购买复杂性高的工业产品时,减少风险非常重要;如果是购买复杂性高且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和系统,简化信息收集和评估过程也很关键,因此,减少可感知使用风险、增加信心和信任的“情感利益”是和“产品使用利益”并重的品牌利益。在B2B客户的购买决策流程中,领导层、财务、市场及其他辅助部门中,有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用情感利益传递他们听得懂的信息,会促进潜在客户决策。
同时,B2B品牌大都强调对产业链的贡献、与上游供应链稳定关系及对渠道的贴心支持,甚至关联品牌会联合行动以证明整合的价值。其中,“全球化、国际化”是与利益关系人沟通时非常有效的一个信息,国际型大品牌大都实现国际化,依托全球化资源和技术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地服务的有效性、企业社会责任等是其诉求点;专门化的或定位很好的小品牌,也因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全球市场交易平台而需要进行国际化传播,物流保障、在地配套等信息会增加下游企业信任,增加投资者信心。
自我价值利益
自我价值似乎又是一个B2C品牌的诉求,在B2C领域,我们一般会传递消费者体验与品牌精神的一致性,B2B企业大多不会去描绘自己的品牌脸谱。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消费者转移到企业员工身上,传递“被服务对象的有关个人和职业满意度”,传递企业的不拘一格用人才、传递下游被服务者在这一领域的提高和收获、传播福利待遇等,那对于增加企业凝聚力、化解内部矛盾、增强合作和招募员工就很有帮助,在人才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这也是B2B企业未来的一个沟通重点。
B2B品牌沟通模型
如图一，是我们思考B2B品牌沟通的模型,每种品牌元素除了可以单独使用与目标对象沟通外,联合使用也会很有能量,比如产品使用利益和情感利益结合非常适合于渠道、供应链及下游中小企业的沟通。
产品使用利益和自我价值利益组合,非常适合内部沟通和招募员工,既能让新进人员感受到“没有入错行”,又能让他们体会到选择这家公司可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个关键节点。这种组合也可以应用在CSR领域,对于B2B企业来讲,CSR不仅是慈善和捐赠,更应该连接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强调企业的经济责任,并传播品牌背后的健康信息。
核心利益 篇5
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近期成为内地的舆论焦点,一是因他率团与印度进行了两国第13次边界谈判,二是他7月份在华盛顿出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一番阐释,引起了内地互联网上的一片热论。
根据中新社7月28日发自华盛顿的新闻稿,戴秉国在总结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指出:“确保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很重要一条是相互理解、尊重支持对方,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报道中戴秉国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正是这3条“核心利益”及其排列顺序,在内地网民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舆论更炒得沸沸扬扬。
中美之间要彼此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这是北京近年反复对美国强调的观点,但对于何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却一直未予明确界定,以往提到“核心利益”时,往往是在交涉台湾、西藏等问题时,因此外界一直认为这些就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从戴秉国的讲话中可见,这些只是核心利益的一部分,甚至不是核心利益的首要部分。这正是引发网民抨击的要点。
不过,明乎此,对于中共的很多看似难以理解的动作就可略懂一二,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当年在“六四”事件中仍会坚持毫不退让,甘冒西方全面制裁的重大风险,“国家安全”才是凌驾一切的“核心中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戴秉国只说维护“基本制度”而未說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是意味深长的,在四项基本原则当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目前都已虚化,只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制度”。
核心利益 篇6
1.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
企业社会责任( CSR) ,也被称为公司社会责任,最早由美国学者谢尔顿提出。在1924年发表的《管理的哲学》一书中,谢尔顿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应与满足企业内外相关利益群体各种诉求的其他企业责任相关联,其内容包括了伦理因素[1]。而被学界认为首次提出较为明确和规范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是美国学者伯文。伯文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 商人根据社会的期望和价值观而承担某种义务的行为。这种义务需要符合国家的有关政策和决策,并且这种义务具有理想的形态。
直至1979年,美国学者卡罗尔提出了著名的“企业社会表现的三维概念模型”。在这个模型里,企业社会责任处于第一维度,卡罗尔认为企业对社会应承担四种责任: 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2]。所谓经济责任指企业负有生产良好的产品,提供优质的服务, 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最大程度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社会责任; 所谓法律责任指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的过程中,既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及行业标准,同时也要遵守本企业的规章制度; 所谓伦理责任指企业必须遵守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要求,企业要对其外部相关利益群体和内部相关利益群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所谓自愿责任指企业应具有救危扶困的慈善情怀,应自愿对社会的危困群体承担帮助、辅助、安置等社会责任。
卡罗尔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对企业的各种期望的整合,这种期望内涵包括了社会对企业的经济期望、法律期望、道德期望和慈善期望。他认为,经济、法律、伦理、慈善四种责任呈现一种金字塔型结构,在金字塔的底部是企业的经济责任,经济责任构成了整个社会责任框架的基础和核心,在责任内容中占优势比例,金字塔往上依次是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这三种责任在责任内容中占较少的比例。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演变过程显示,尽管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做出不同的界定,但是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 企业作为营利性工具,追求经济利润只是其目标之一,维护其他内外利益群体的利益也是其目标,企业对平衡两种目标性利益都负有社会责任。
2.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社会学和管理学的一个交叉领域,是研究社会各相关群体与企业之间关系的理论。斯坦福研究所最早定义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随后,利益相关者鼻祖佛里曼也提出: 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承载着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是各类群体利益集合的团体。 在企业内外,有的群体其利益与企业息息相关,他们或对企业进行了资本投入,或有能力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而有的群体其利益虽然与企业无关或关系松散,但他们在某些事项上也能影响企业的决策。因此,佛里曼认为企业对以上群体,无论其利益是否和企业相关,在某种范围内都有义务承担某种责任。
在此基础上,卡罗尔又结合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矩阵( 见图1)[3]。
卡罗尔的利益相关者模型显示: 企业是一种社会组织,企业内外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或追逐盈利,或要求企业行事守法、合乎伦理,或寄望能成为好企业公民,企业要在不同的领域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即企业要对内外不同的利益群体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比如,股东对企业的利益诉求主要是保证其作为投资人的经济利益,因此企业对股东承担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责任;而消费者对企业的利益诉求是希望企业能生产优质产品和提供优良服务,所以企业对消费者主要负有法律和伦理方面的义务。卡罗尔从企业内外利益群体的角度重新解读了企业社会责任,这是一种新的突破。
二、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内在关系
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一直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没有关联并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分开进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企业和社会的关系; 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主要研究范围则是企业和其内部、外部的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关系。然而到20世纪末,人们逐渐发现两者之间似乎具有某种关联。他们总是被放在一起研究,因为企业对社会承担责任的对象离不开企业的内部、外部利益群体,而在实践中对企业内部、外部利益群体诉求的满足程度也往往被看作对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情况的评判标准。鉴于此,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对社会承担责任和企业内外利益群体之间不但是互相关联的,并且他们之间具有紧密的互相辅助关系。
对企业内外相关利益群体的研究为进一步解读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依据。企业是社会组织,企业的构成包括各种资本的组合,其中既有股东投资者的物质资本投入,也有职工、管理者等人力资本投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构成了企业维持和发展的基础,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企业不复存在。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股东、员工、经营者等主体都可以称之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对企业都享有所有权,只是在实践中存在着对所有权不同的分配。企业不但要对物质资本的投入者———股东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而且还要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员工、管理者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内外利益相关者众多,他们在多个维度上呈现不同的表现形态,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性,他们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呈现不同的表现方式。国内学者陈宏辉首先提出了核心利益相关者的概念: “在任何一个企业中,必然离不开股东、管理者和员工,他们作为企业经营运作的直接参与者,其利害关系必然与企业息息相关。 无论如何,他们都应该被视作企业的核心利益相关者[4]。”陈宏辉还进一步指出: 现代企业中,由于管理权重心的转移,股东和管理者的身份可能是重合的,甚至股东和员工的身份也可能重合,但这对核心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并不影响。陈宏辉关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分类是从企业运营实证的角度,对企业利益相关者做出较为细化和外延周密的界定,更符合中国目前的现代企业制度。
三、企业对核心利益群体的社会责任
1. 企业对股东的责任
股东是企业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在传统 “股东至上”理论中,股东是最为重要的,甚至是企业的所有者。 股东为企业生产投入了大量的物质资本,股东也承担了因企业可能出现经营失败而导致的风险。从规范的角度看,物质资本是企业实现目标所需的必要投入,缺少物质资本的投入,企业将无法在市场中立足,更不能进一步扩张和壮大。现代企业制度中,股东作为构成企业生存基础的物质资本投入者,股东和企业之间已不仅仅是出资者和企业之间的股权关系,更是一种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关系,企业作为一种营利性工具,被看作股东的代理人,它的首要责任是要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
( 1) 通过法律规定和尊重股东权利是企业对股东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股东通过专业性资产投入取得相对应的股权,股权是对股东投入的回报,因此,通过法律规定股东权利内容,并在实践中尊重股东对权利的享有和行使,这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 企业若不遵守该道德底线,如企业罔顾股东的利益恣意妄为,任意损害股东利益,那么企业的行为不但可能构成法律上的不正当行为,甚至可能会受到社会的道德谴责, 其原因在于作为股东代理人的企业违背了它对被代理人股东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 2) 企业要保证股东的投资收益回报及投资安全。 企业对股东的该项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经济责任的一部分。现代企业的成立和存续,通常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缺少了股东的物质性投入,企业通常无法维持和发展,企业是一种社员的集合,也就是股东的集合,因此,当股东对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甚至可谓是毕生积蓄的投入后,企业要保证股东投资收益的回报和投资安全,这不仅是股东对企业投资回报的期望,也是企业对股东应尽之责。
( 3) 企业有保证股东享有信息知情权的责任。现代企业制度中,股东和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导致股东对企业行使管理权的不便,因此法律规定了股东对企业享有信息知情权。企业要保证股东知情权的实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供给股东涉及企业生产、经营、投资、担保等方面的真实信息。特别是具有人合属性的企业,还有责任保证股东对企业财务情况、企业账簿、企业章程、 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等会议决议的知情权。同时,企业必须保证其向股东所提供的相关信息是真实、可靠的。知情权是法律规定的股东权利内容之一,企业若无法保证股东享有和行使,可能因此要承担法律责任。
2. 企业对管理者的责任
企业管理者是企业管理创新的灵魂和企业治理的核心,是真正在企业中倾注心血的人,他们虽然没有像股东那样为企业的生存提供物质基础,但他们对企业的人力资本投入也是企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构成。他们的命运也和企业息息相关。企业一旦经营失败或破产,经营者不但自身面临失业和财产损失,甚至可能殃及家人。 既然管理者对企业经营承担了高风险,同时又对企业进行了高成本投入,那么企业就必然要对管理者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一份关于管理者对企业有何诉求的问卷调查中显示,管理者对企业的诉求依次顺序是( 1) 高额薪酬; ( 2) 稳定的工作; ( 3) 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 4) 较高的社会地位; ( 5) 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 6) 融合的组织气氛和人际关系; ( 7) 上级的信任; ( 8) 晋升的职位; ( 9) 良好的企业形象[5]。鉴于此,企业对管理者的责任主要表现为: 企业要保证管理者合理薪酬、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企业要尊重管理者对企业的管理决策; 企业要为管理者创造和谐的组织氛围和优质便利的工作环境。同时,为促进管理者自身的提高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企业也应对管理者进行鼓励性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3. 企业对员工的责任
员工是企业利益相关者构成中至关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利益相关者的分类中,无论是内部利益相关者,还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员工都处于其中的起点地位, 其他利益相关者诸如股东、经营者、消费者等的行为都会受到员工行为的影响。员工和企业之间既有劳动和雇佣的契约经济关系,又有法律法规制约下的管理关系和协作基础上的互相尊重、信任的伦理关系。员工为企业提供了发展的创新力,企业作为员工的依靠和期望载体,也有义务保证员工在就业权、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健康权和福利权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这既是法律上的责任也是道义上的责任。具体而言,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包括:
( 1) 企业要保证员工的健康权和安全工作权,这是企业对员工的第一要责。健康权是员工的基本权利,也是现代企业维持人力资本长久的基本保证,没有员工的健康,企业就无从发展。而安全是对健康的保障,安全也是企业对员工的保证。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要严格遵守相关行业标准和健康标准,减少职业危害。同时,企业还要对女员工进行特殊保护。
( 2) 企业要保证员工享有就业平等权、升迁平等权、 教育平等权。也就是说,在就业政策、升迁机会中,企业不能搞歧视,要体现性别、年龄、民族平等。同时,企业还应在继续教育方面尽可能为员工提供良好的条件和一定的激励政策,促进员工的自我发展和完善。
( 3) 企业要赋予员工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参与权。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重要程度的转变,使得员工对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员工是企业创新能力的来源,更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要扩大规模,股东要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就必然要重视员工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因此,赋予员工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参与权已经从立法上得到很多国家的认同: 企业要保证员工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在企业的重大决策和发展目标等问题上,应允许员工参与。企业要尊重员工的创新能力和参与权,这也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一项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企业要对其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即股东、管理者和员工承担经济上、法律上和道德伦理上的社会责任。
摘要：利益相关者理论使传统的唯股东利益、股东是企业主人的观念受到冲击。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发展更注重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作为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员工和经营者同股东一样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并同企业有着紧密的直接联系。从企业的核心相关利益群体视角出发,探讨企业对股东、管理者、员工所应承担的经济上、法律上和道德伦理上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核心,利益相关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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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艳华,凌文辁.世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与实践概述[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1):17-19.
[3]Carroll,A.B.Ethics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Cincinnati:South-Weatern,1996.
[4]陈宏辉.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出版社,2004.
核心利益 篇7
中国自古就有“仓禀实,天下定”的古训,“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大国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选择自给为主的粮食安全战略是由国情所决定,也是我国的既定方针。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然而在我国经济总体水平得以不断提升的同时,由于地区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强力推进,内陆地区为解决温饱的不懈奋斗,不仅经济的差距越拉越大,并由此引发了我国粮食生产流通格局发生了由“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的大逆转。“鱼米之乡”之美誉已难再名副其实,“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等说辞也不再有闻。
上世纪末期,我国发生了以粮食为主等大宗农产品的全面过剩现象。中央据此做出了我国农业已告别短缺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并提出了对农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从而也标志着我国广大内陆地区开始进入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时期。进入新世纪后,全国粮食面积开始出现急剧下降,到200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440hm2,降幅14.5%,粮食产量减产816亿kg,减幅16%,基本上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1]。粮食产量的大幅下降,还引发了全面通胀的发生。由此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中央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之后年份,中央开始连续出台一系列高含金量的刺激粮食生产的优惠政策,使我国粮食生产得以快速回复和持续增长。也正是由于这种高瞻远瞩的举措,使得我国在近年来发生的世界粮食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中立于极为难得主动地位。
2 不均等的现代化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现行的粮食安全政策,多是注重和围绕如何提高粮食产量、提高种粮农民收益等问题开展分析研究和政策制度的设计等。然而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我国粮食生产格局大逆转形成的新的粮食主产区,由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约束,其现代化发展将不允许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以牺牲农业尤其是粮食为代价的推进路径。下面以粮食第一生产大省河南为例,分析粮食主产区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2.1 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反差
历史上河南曾是粮食净调入省,自身温饱问题长期未能得以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后,河南粮食产量逐年提升,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粮食播种面积保持了长期稳定,成为了我国第一产粮大省。浙江省历史上是我国的“鱼米之乡”,上世纪80年代与河南省人均粮食种植面积差距并不明显,1985年浙江省人均粮食种植面积813.4 m2,河南省为1146.7 m2。2007的变化是河南960 m2,浙江260 m2。然而经济的发展看,1978年河南省、浙江省的人均GDP分别是232元、331元,相差99元。到2007年,河南、浙江的人均GDP分别是16012元、37411元,差距增大到21399元,浙江省是河南省的2.34倍(图1)。
数据来源:根据1978~2007年《河南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
2.2 粮食生产与地方财力严重不均衡
仍以两省比较,1978年河南省、浙江省的人均财政收入分别是48元和73元,两省相差25元。以后二者差距逐年加大,特别是1998年以后,差距更是出现增速趋势,到2007年,河南、浙江二省的人均财政收入分别是874元和6953元,差距增大到6080元,浙江省是河南省的7.96倍(图2)。由于人均财政收入水平比较低,粮食主产省份、粮食主产县的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吃饭财政”,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社会福利改善极大受限。
2.3 粮食生产与较低的农民收入和尴尬的贫困现象
根据统计,农民人均纯收入全省排名后30名的县中有25个县属于平原农区粮食主产县。更为尴尬的是,近几年,河南贫困人口出现了向粮食主产区集中的趋势。2000年,河南省有52个县的粮食产量在5×104以上,按照国家确定的扶贫标准,当年52个县(市、区)有贫困人口576.12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69.41%;据河南省扶贫办的资料,到2008年年底,贫困人口为334.55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78.9%。8年间52个产量大县(市、区)的贫困人口比例上升了9.49个百分点。按照《国家粮食战略工程河南核心区建设规划》确定的93个粮食主产区县,有52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耕地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8%,粮食产量占全省粮食产量的57%,目前还有33个县是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省重点县数的3/4。
2.4 粮食生产与滞后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农民收入与福利水平与所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呈密切正相关[2]。对于地方政府,粮食生产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任务,加之发展二、三产业的政策环境与先发达地区相比已从紧得多。因此导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长期滞后。2007年河南省工业化水平49.46%(非农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城镇化率34.3%;同期浙江省为79.9%和57.2%。“黄淮四市”(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是河南的4个产粮大区,城市化率平均只有25%。
3 粮食生产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区域发展的视角,粮食生产与区域发展的目标并未有效耦合。由于粮食主产区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不得重复以牺牲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为代价的传统路径,这就意味着粮食主产区的现代化道路,将在土地资源配置、资金投向等诸多经济社会资源上,比先发达地区付出更多更高昂的机会成本[3]。分析粮食生产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机理,可以为粮食安全政策的改进和完善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具体分析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3.1 付出较高的耕地机会成本
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开始实施越来越严格的土地政策,实行了基本农田制度,从而为粮食主产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形成了紧约束。我国的先发达地区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无一不是伴随着大规模占用耕地、大面积放弃粮食生产。张梦琳等在对江苏省1979-2006年的耕地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后得出结论,江苏省经济增长是以消耗大量耕地资源为代价的[4]。与此相反,坚持“粮食比较优势”的粮食大省,大都成了“农业大省、工业小省、财政穷省”,粮食大县大都成了“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30个省市区中,有21个是粮食输出区(包括江苏、广东、浙江在内),到了2007年,我国新确定的粮食主产区有13个,其中只有6个是粮食净调出省份。
从种植业内部来看,粮食与其他经济作物比较收益也是较低的。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稻谷、小麦、玉米的纯收益分别是3436.95元/hm2、1879.5元/hm2、3012.3元/hm2,三种粮食平均纯收益2777.7元/hm2,其他主要经济作物如棉花、花生、苹果、甜菜、蔬菜、桑蚕茧的每公顷纯收益分别是5818.8元、9300.2元、36638.6元、3764.3元、57000元、6295.2元。通过粮食作物与其他作物的收益比较,反映出了粮食生产在种植业内部也存在较高的机会成本。
3.2 农民择业就业的机会成本
据河南省农调队的调查,2008年河南纯种粮农户年均收入为1350元,种植高效经济作物的农户年均收入为4550元,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年均收入为9600元。此外尽管目前不少种粮农民家庭外出打工人员也较普遍,但由于家庭种有粮食,往往在农忙季节仍赶回家里忙农活,很多时间耽误在路途中和重新寻业中。一般从外地回到家里到重新出去打工需要1-2月的时间,外出打工农民一年中真正务工并能领到工资的时间在4-5个月,并且也花费了不少交通费用,因此限制了他们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和效益。另一方面,外出务工家庭平时的农田管理基本成了“三八六零部队”,即妇女和老人,也影响了农田的管理。
3.3 付出过多的配套资金机会成本
随着国家对农业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粮食主产区承担的农业投资项目也越来越多。按照现行的投资政策,地方因此配套的资金也越来越多,无疑这些配套资金也存在着更高的机会成本。虽然目前粮食风险基金分担比例由原来中央40%、地方配套60%,调到现在中央60%、地方配套40%,地方仍然要拿出很大一笔钱来,使得粮食主产区陷入“产粮越多财政负担越重”、“贡献越大义务越多”的境地。一些地方政府把这种现象叫做“背着包袱抓粮食,抓了粮食背包袱”。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6个净调出省地方粮食风险基金配套负担重、欠账多,涉农配套资金的要求已使粮食主产区不堪重负。在河南省产粮大区驻马店市,近四年来市县两级涉农配套名目和配套资金逐年增加,配套资金从2004年的12项增加到2006、2007年的23项和31项,市级配套资金从2004年的6692.2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59178.1万元,增加了7.8倍,涉农配套资金占全市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也从2004年的5.2%增加到2007年的27.8%。
3.4 流通环节粮食生产成果转移到其它地区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村工业消费品价格存在着剪刀差,在这种“剪刀差”中,粮食主产区因粮食低价而利益受损害,而作为粮食主销区的沿海发达地区从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高价中获得较多利益,导致粮食主产区在投入产出过程中利益外流,经济建设成果随着粮食输出流向其它区域。二是粮食主产区初加工的粮食产品(上游产品)价格低于精加工粮食产品(下游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粮食主产区一般都是生产初加工的粮食产品,而沿海发达城市、粮食主销区一般都是精深加工,这样使沿海发达地区有可能利用粮食主产区提供的廉价粮食原料或半成品,通过先进精细的加工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三是在粮食输出过程中,粮食主产区遭受的不公平市场竞争,粮食主产区不能自主粮食输出,粮食输出价格、数量都不能按照市场供需规律得到有效控制。粮食主产区为完成储备粮任务,除了生产者承受粮食成本增加的负担外,地方政府及粮食企业(流通者)还承受了巨额的仓储、损耗、利息等费用[5],而沿海发达地区获得商品粮并非完全由市场调节,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行政手段调剂的,他们所得到的粮食价格低于粮食的生产、运输和储藏成本,生产成果再次流失。
4 政策建议
尽管我国在不断加强着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但从构建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角度分析,现行的粮食安全政策在产生一系列成效的同时,也积聚着巨大隐患。如果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地方财力不能摆脱窘迫的局面,种粮农民的收入得不到应有提高,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就不可能奠定我国粮食安全的牢固根基。未雨绸缪,我们必须探索一个能够调动国家、地方和农民三方积极性,融国家粮食安全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粮农收入增加三方利益协调一致互为促进的粮食安全长效机制。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4.1 建立以中央财政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种粮补贴政策
明确粮食安全是国家层面的目标,出于一盘棋考虑和科学合理产业布局的需要,可由粮食主产区承担粮食生产的主要责任和义务,但不能因此承担或增加更多的负担。因此,对粮食主产区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投入和对种粮农民的补贴,要不断加大力度,提高标准,不断提高中央财政的支出比重,缩减地方配套比例,直至取消地方配套政策。
4.2 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奖励扶持力度
要提高粮食主产区抓粮的积极性,就必须尽快改善其地方财力收入低下的状况,使其感到抓粮种粮不吃亏。可以结合国家正在实施的粮食核心区建设工程,将核心区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通盘考虑,在财政转移支付的补贴机制上进行积极探索,如实行粮食生产转移支付奖励资金与粮食产量、调出量直接挂钩的联动办法,依据粮食生产目标完成情况和全国县级一般性财力水平确定补贴奖励标准等。既能极大调动地方政府开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又能形成地方粮食生产与财力同步增长的互促机制,从而推进粮食主产区社会事业的均衡发展。
4.3 建立产、销区共同承担的粮食安全责任机制
为形成粮食安全责任共担的局面,积极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建立和完善产销区之间相对稳定的购销衔接和利益补偿机制。鼓励销区与产区通过远期合约方式建立稳定的长期购销关系;鼓励销区到产区直接投入,建立稳定的粮食生产供应基地;择机开征粮食消费税,建立粮食生产发展基金,专项用于增加粮食调出省的农业投入。
4.4 实施倾斜、优惠政策,积极推进粮食主产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在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要采取输血和造血并重的方针。一是在粮食主产区要优先安排支农工业项目,粮食生产重大科技项目,一些非农业的大型项目也可酌情优先安排;二是制定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加工和食品工业的优惠政策,如建立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将粮食产业的有关税收全部留给地方等。通过优惠政策,推进粮食主产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缩小与先发达地区的差距。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2]亢霞.当前我国粮食支持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J].中国粮食经济,2009(1):27-29.
[3]邓大才.中国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研究[J].经济评论,2005(6):78-88.
[4]张梦琳,陈利根,龙开胜.江苏省耕地资源与经济发展计量与协调性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3):82-86.
核心利益 篇8
【关键词】 核心利益相关者 剩余索取权 博弈
1. 核心利益相关者共享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动因分析
股东作为物质资本的提供者，股东最有动力和能力参与到公司治理当中去，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也就成为了必然。
管理者在追求其个人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他人的利益，为了实现公司财富的增值，管理者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也就成了必然。
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有足够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只能来自人力资本。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员工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日趋增强，员工参与制度也日益得到各国立法的认同与重视。员工作为一个集体有更大的不可分散的风险，也更有动力参与公司治理，获取剩余收益。
2. 参加博弈的要素谈判力
本文假设:“市场里的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特别合约。”股东是非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管理者和员工是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企业出现的本身就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博弈的结果，双方对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争夺就取决于各自的博弈能力，即谈判力。
谈判力主要表现在：在社会中的稀缺程度、对生产的贡献、退出成本、承担风险的能力、禀赋。正是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要素谈判力，也正是这些方面的变化导致了企业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博弈均衡的变化，使人力资本得以参与企业收益分配。
3. 核心利益相关者共享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博弈分析
初始阶段，人力资本缺乏有效的信号显示机制，无法充分表达自身的真实实力；一个拥有足够物质资本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却可以向市场传递自身实力的信号，占据了主动的优势。这就是罗宾斯泰英模型中的先动优势。物质资本所有者在博弈的第一阶段占据了先出价的位置，人力资本所有者往往要选择接受。因此，企业剩余索取权分配的初始契约常常是物质资本所有者单边治理型的契约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内外部的经理市场人力资本的信号显示机制也开始有效地显示管理者的真实人力资本。在之后的谈判过程中，要么是人力资本所有者拒绝接受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出价份额，提出还价要求，要么是其自身先主动出价与他们进行叫价。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不同的时空状态和自由契约的制度环境下，谈判主体的谈判力是可变的，谈判是重复进行的，长期互动的过程。因此，模型的选取与运用一定要体现谈判契约的长期性、动态性与复杂性。罗宾斯泰英(Rubin-stein，1982)的轮流出价的讨价还价模型正好符合这样的谈判特征。
该模型中，两个参与人试图分割一块蛋糕，参与人1先出价，参人2可以接受或拒绝。如果接受，博弈结束，蛋糕按参与人1的方案分配；如果拒绝，参与人2出价(即还价)，参与人1可以接受或拒绝。如果参与人1接受，博弈结束,蛋糕按参与人2的方案分配；如果参与人1拒绝，参与人1再出价。如此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一个参与人的出价被另一个参与人接受为止。
我们用x表示参与人1的份额，用 (1-x) 表示参与人2的份额。假定参与人1和参与人2的贴现因子分别为δ1和δ2。如果博弈在时期t结束，t是参与人1的出价阶段，参与人1支付的贴现值是Л1=δt-11xi，参与人2支付的贴现值是Л2=δt-12(1-xi)。罗宾斯泰英证明，在无限期轮流出价博弈中，唯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结果是：X*=(1-δ2)/(1-δ1δ2)，若δ1=δ2，X*=1/(1+δ)。
本文假定参与人1是物质资本所有者，参与人2是人力资本所有者，那么这块蛋糕就是企业剩余索取权，两者之间就企业剩余索取权的争夺与分享就类似于罗宾斯泰英的轮流出价的讨价还价情形。模型中的贴现因子δ可理解为参与人的耐心程度和信息掌握程度，在企业剩余索取权的谈判中，这主要取决于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各自拥有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量的大小。资本量越大，信息掌握得越充分，其所有者就越有耐心。给定正常的人力资本，也就给定了δ2的值。式中的X*在此表示剩余索取权的配置方案。当δ1→1时,X*=1，即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全部企业剩余索取权；当δ2→1时，X*=0，即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全部企业剩余索取权。
随着谈判力的变化，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二者的耐心程度δ也就出现相应变化，企业剩余索取权的配置方案X*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当δ1=0.8，δ2=0.4时，X*=0.88；当δ1=0.4，δ2=0.8时，X*=0.63；当δ1=0.2，δ2=0.9时，X*=0.12。因此，给定出价次序,越有耐心者得到企业剩余索取权的份额越大。或者，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谈判实力就不断增强，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的份额也就逐步增大。
结语
通过对罗宾斯泰英模型的简单应用，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重要启示：（1）企业剩余索取权的配置是个动态的调整过程，当事人之间不同的谈判力格局，往往产生不同的企业剩余索取权配置形态。（2）企业剩余索取权的配置是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也是个极其微妙的心理博弈过程，参与方对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实际获取与各自的行为特征紧密相关。（3）企业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形態是内生于各当事人之间的多阶段谈判过程之中的，这决定了剩余索取权配置模式的多样化。由于契约谈判中各方的自身特征在不同时空状态下的差异，结果必然也是不同的。因此，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强求只有一种统一的企业所有权模式。
参考文献：
[1]吕永红,葛玉辉.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应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主体[J].企业经济2005,(4):101-103.
[2]刘小玄.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剩余支配权[J].经济研究,1996,(5):3-11.
[3]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71-79.
[4]张维迎.所有制、治理机构及委托代理关系[J].经济研究,1996,(6): 3-15.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