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利益发展

社会利益发展（精选5篇）

社会利益发展 篇1

在法学中, 我们习惯讲利益依据其性质分成私益和公益两种, 私益即私人利益, 公益则为公共利益。各国立法基本上都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精确的定义, 而只是采取了抽象概括的方式来规定。究其原因, 乃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方式。因为公共利益的最大特点在于, 它是一个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相类似的框架性概念, 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可见, 公共利益是内涵更广泛的概念, 它既包括国家利益也包括社会利益。

对于社会利益的含义, 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边沁认为:“共同体的利益 ( 即社会利益) 是组织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可见, 在边沁看来, 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单纯相加, 并没有独立存在的社会共同体。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 是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各种具有普遍性的主张、需要和愿望。社会利益的主体是公众, 即公共社会。社会利益表现的权利形式上, 其主体可以是公民个人、法人或国家。大多数人都偏向这样一种界定: 社会利益是相对于国家利益而言的, 某一时期某一特定区域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社会利益的主体被界定为不特定多数人, 其本质上是一种群体利益。作为一种群体利益, 社会利益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相对性。社会利益是一种相对于特定社会成员利益而言的相对利益。也就是说, 社会利益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部分人, 只有在具体情境下, 结合需要对比的对象, 才能作出合理的认定。第二、区域性。首先, 有些需要法律特别保护的群体, 可能只会在特定区域内才会存在; 其次, 在不同的区域内, 按照既定标准确立的某一群体所代表的利益能否构成社会利益也有所不同; 第三、历史性。社会利益是群体分化的产物, 而群体分化总在特定历史阶段才会发生, 故某一群体所代表的利益, 也只有特定阶段才构成社会利益。

但是, 在一些研究以及实践中, 社会利益的概念往往与国家利益相混淆, 在使用中往往不加区分。可事实上, 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并行的两种不同的利益, 是公共利益的两个方面。从法理上说, 经济法同时注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两个方面, 可见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 要想全面认知社会主义, 必须还要对国家利益以及其与国家利益的区别与联系。

由于国家具有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 它比其他主体更适合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现实中, 国家多是以社会利益为由实施相关活动, 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 社会利益与国家和国家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法学角度来说, 经济法是调整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它在赋予政府经济管理权以救治“市场失灵”问题的同时, 也约束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以防止出现新的“政府失灵”。经济法赋予政府权力, 而政府又是国家权力的掌控者, 其行为代表的是国家的意志所以, 政府在执法时不可避免的维护国家利益。从立法上说, 法是统治者阶级利益的体现, 经济法在制定过程中就笼罩着国家利益的色彩。所以, 经济法在坚持社会本位论注重社会利益时, 势必也会保护国家的利益。

具体看二者的不同:

一、主体不同。国家利益的主体指国家, 理论上也指全体国民。所有国民实际上也是特定多数人。而社会利益相对于国家利益而言, 所维护的是某一时期某一特定区域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二、衡量标准不一致。理论上, 国家利益的主体是国民, 而国民是特定的, 虽然因数量众多无法一一表达意志, 但可以进行投票。所以对国家利益最好的衡量方式是拿到立法机关进行表决。至于社会利益, 因为利益主体不特定, 就无法让这些主体一一来表达意志, 也没有办法进行投票, 故在社会利益衡量上, 只能坚持客观标准, 即看结果是否让大多数主体获利。

三、产生机制不同。国家利益的产生机制就是政治权利的运作机制, 国家利益强调统一性, 通常以法律、法规、命令的形式来表达; 社会利益的产生机制既可以是政治权力的运作机制, 也可以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交往机制。而且社会利益可以具有地域性和阶层性, 不必也无需强求一律, 它既可以借助法律、法规、命令等形式来表达, 也可以通过舆论或习俗等形式进行表达或传播。

摘要：部门法之间的本质区别常从法所维护的种类和性质来界定, 法所体现的意志背后就是利益, 法被认为是利益分配的工具。经济法作为社会本位法, 即社会利益维护之法, 其所保护的是社会利益。因此, 要想更透彻地掌握经济法的本质, 必须对社会利益有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 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关键词：社会利益,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华国庆主编.经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2]陈乃馨.经济法理论论纲—以剩余价值论权化为中心[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社会利益发展 篇2

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山东省滕州市荆河街道：宗亮，邮编：277500）

积极推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转变群众生育观念，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稳定人口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改革和制度创新。

200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国家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对这一制度的建立提出了明确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创新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路和机制，建立健全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把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同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建立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社会保障体系。温家宝总理指出，这项政策是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举措，有关部门和地区要认真组织好试点，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推开。这项政策以公共财政政策为支撑，通过国家奖励扶助的形式直接帮助实行计划生

1育的农民群众，使他们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能够享受到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的好处，亲身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解除后顾之忧，亲身感受到响应计划生育号召，政治上有地位，生活上有帮助，经济上有实惠，跟共产党走有奔头。这不仅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而且实现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从社会制约向利益导向、从单纯依靠思想工作向解决实际困难的重大转变。

一、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形势

我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于80年代初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30多年来，我国少生了3亿多人，节约了7万亿元抚养费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比1970年一对夫妇平均少生了4个孩子，极大地减轻了社会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使我国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二、国家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的理论依据

（一）计划生育人人平等的公平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目前农村的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体力在生产劳动中仍扮演重要角色，加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养老仍以家庭为主，因此，男孩的地位举足轻重。城镇居民因为有工作，有工资，所以等退休后生活上有一定保障，而

在农村，因为农民没有固定的收入，所以那些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的家庭利益就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从社会角度看，这些农村实施计划生育独女户、双女户家庭为国家、社会做出了牺牲和贡献，晚年却由于身边子女少，遇到一些困难和不便自身无力解决。所以党和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使其晚年生育得比别人更好，更有保障。

（二）生育需求的可变性与可替代性

生育要求和生育动机变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但在特殊环境下，这种变化可以大大加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计划生育广泛开展，特别是90年代以后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千年延续不变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生育需求大大弱化了。但从整体上说，目前“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仍然是老百姓尤其是偏过农村多数农民生儿育女的主要生育需求。这些生育需求的根源来源于不同的侧面。如：“传宗接代”主要与生育文化中的传统观念有关；“养儿防老”主要与实际生活保障有关；对于与生育观念有关的需求，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生育行为来满足和达到目的；对于与生活保障有关的需求，既可以选择生育，也可以选择生育之外的替代手段（如用经济手段加以保障），来达到生育行为所能达到的同样目的，这说明，这种生育需要具有可替代性。

（三）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调节的必要手段

人们生育需求和生育动机的多样性、可变性与可替代性

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基础，有针对性地对育龄群众的生育需求进行调适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基本特征。

在生育需求的驱动下，人们对子女数量与性别产生特定期望，并将这种期望付诸实施，当条件具备时就会导致相应的生育行为。社会中较多的人对子女数量期望过高或对男孩的偏好过强时，就会造成人口过快增长和性别比结构严重失调，因此除了通过社会行政法规等直接干预外，就须通过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特别是通过经济发展和利益导向手段，从根本上削弱人们生育意愿上的这种本质动力。

三、国家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的实施及奖励人群的确定

自2004年起，我国开始推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根据规定，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以后，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给予奖励金。目前，我国开展试点的地区有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和重庆，以及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江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各1个地（州、市）和贵州省遵义市。同时，国家鼓励东部地区自行试点。对于符合条件的奖励扶助对象，政府按人年均不低于600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西部试点地区的奖励扶助资金中央财政负担80%，地方财政负担20%；中部试点地区的奖励资金中央和地方财政分别按50%负担。在推行

奖励扶助制度的过程中，各地建立了资格确认、资金管理、资金发放、社会监督“四权分离”的运行机制。

奖励人群的确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60岁以上。具体标准为：

1、本人及配偶均为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的本辖区居民；

2、年满60周岁符合奖励条件并且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生育的公民；

3、现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者子女死亡现无子女的公民；二是双女户，即按计划安排生育两个女孩并落实长效节育措施的公民；三是有生育能力自愿放弃二孩生育指标，终身只生育一女孩户；四是农村申请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户。国家提倡在兑现优扶条件的同时，对农村实施计划生育的困难家庭，在经济、生产、生活上也给予一定补助。

四、计生利益导向机制的落实与“关爱女孩行动” “关爱女孩行动”，是国家人口计生委根据中央的要求，针对我国近些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现状，从维护人口安全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人口环境的大局出发，提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务。目的是通过大力传播文明、健康的婚育新风，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科普知识，营造有利于女孩成长的生活环境，向女孩和生育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提供优质的服务，建立有利于女孩及其家庭发展的利益导向和社会保障机制。通过开展“关爱女孩行动”，依法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要把计生利益导向机制的落实与“关爱女孩行动”有机结合起来，切实为女孩的成才成长

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坚决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依法打击贩卖、残害女婴的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和杜绝违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终止妊娠的行为发生。

五、深刻理解实行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意义 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扶助奖励，是实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两个转变”的具体体现，是健全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大举措。是改革群众婚育观念，稳定人口急剧增长，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指出，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把农村社会保障与控制人口紧密结合起来，对于稳定农村独生子女和两女家庭、抑制超生具有重要作用。从单纯“处罚多生”到“处罚多生”与“奖励少生”并重，这是我国人口控制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我国正在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家庭的利益导向机制。

落实社会价值，打破既得利益 篇3

闹剧中却暴露出重大的社会问题。网民心理的失序，舆论生态的混乱，社会价值的迷失，无一不在指向一个重大命题：站在物质高峰上的中国，到底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

郭美美式的社会闹剧并不少见。梳理这些年来的社会热点新闻，就能清晰地看到，经济发展的一路高歌，并未自动带来社会的公序良俗。美德沦陷、竞争无序、行为失范等问题日益凸显：福喜曝光了，舌尖上的安全雪上加霜；老人跌倒了，道德与冷漠在殊死搏斗，人们对法治有更高的诉求。价值混乱、功利至上、钱权开路等现象频频发生：上学拼爹了，寒门望着名校只能一声叹息；招聘“就着萝卜设条件”了，背景与背影的差别决不只是三撇，人们对公平有了更急切的渴望。许多人在心中发问，难道真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这样的“问题意识”进入决策渠道之后，在十八大上被凝练地总结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共识，代表着官方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想象。而且，也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名著《大转型》中提出“双重运动”理论——市场来势汹汹，一旦它打破了经济和社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社会就会发起自我保护运动。就此而言，在经济崛起导致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可谓恰当其时。

市场经济本就崇尚身份平等和规则公平。没有法治和公平的底线，经济发展必然裹足不前，物质财富就成了虚幻的画饼；缺少法治和公平的共识，多元思想就无法共存，反而会变成社会族群的撕裂；失去法治和公平的引领，社会发展就会迷失方向，在五花八门的“价值丛林”中无所适从。

社会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桥梁。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既能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的伤害，又能保证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既能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又能为公民制造“公共的善”。对国家而言，社会组织越完善、社会诚信越高，就越能充分地向社会分权；对公民来说，社会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个人的道德修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其中的纽带，就在于社会的发育成长。

然而，在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恰恰是社会没有发育起来。过去那种“全能型国家”逐渐退回本位，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地带。在这片空白地带上，该怎样培育社会的成长？我们摸索了30多年，才找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答案。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多么简单的口号。不，这些字面意义很好理解的词，一旦落实起来，就是触动既得利益、打破阶层固化，这是血雨腥风一般的冲突和调整。若没有极大的勇气和决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会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的平衡 篇4

汶川地震

第一时间捐助行动

伊利

“5·12”地震时，伊利股份立即启动了企业社会责任应急机制。按照这一机制，伊利在企业内部设立了“绿色通道”，重大事件发生时，不管是谁都可以在第一时间直接联系到董事长潘刚。地震后两个小时之内，伊利从四川邛崃工厂紧急调配了两吨伊利金典纯牛奶送至成都市红十字会。当天下午，伊利又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灾区捐助100万元物资，并连夜从广东佛山、四川邛崃等地分批运往四川。

盛大

地震发生后，盛大首先捐了400万元。不久，一首名为《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的小诗在盛大内部员工中流传。陈天桥看后不禁潸然泪下。在当晚的赈灾小组例会上，陈天桥作出了再捐款600万元的决定。并宣布，从2008年5月19日至5月21日，停止游戏运营三天。

国美

地震发生后，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理事的黄光裕，在第一时间成立了赈灾指挥部，全面了解国美、永乐在四川地区各门店员工的安全和生活情况，并迅速与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行动组一同派人前往受灾地区参加救灾工作。同时拨款200万元，紧急安排国美重庆分公司购买赈灾物资，安排国美自己的物流车从重庆连夜送往灾区。第二天，又向灾区群众捐款500万元现金，用于紧急医疗救助。5月18日，黄光裕的母亲曾婵贞代表黄光裕在赈灾晚会上捐赠5000万港元。

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人们在震惊的同时，并不十分清楚灾区受灾的严重程度。但社会各界还是以最快的速度伸出了援助之手，个人和企业纷纷捐款捐物。作为地产老大的万科也在第一时间捐款200万元。随着灾区形势的严峻，很多个人和企业纷纷追加捐款，万科在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后，给出了“200万元是一个合适数额”的答复，结果遭到万科股东的不满。

5月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每股社会贡献值”概念。

6月5日，万科召开了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的唯一议题是《关于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灾后安置及恢复重建工作的议案》，万科股东以高票通过1亿元援建议案。于是，一场如何平衡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的大讨论由此展开。本期，《新财经》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独立财经撰稿人曹中铭参与了这一话题的讨论。

在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

之间寻找平衡点

《新财经》：作为上市公司，维护股东利益是应该的。从您的角度，怎样看待王石当初对于捐款的做法？

赵锡军：企业是股东投资的，股东对其有经济利益的诉求是很正常的。同时，企业也是按照法律建立起来的社会法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也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目前企业碰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在其经济利益的诉求与履行社会责任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二是将社会责任履行到何种程度最为恰当。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环境条件和不同的。社会氛围对此的要求是不同的。企业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很好地处理上述两个问题，其行为就会因之而招来社会舆论的诟病，使企业的整体形象受损。

曹中铭：客观地说，万科公司几乎在第一时间宣布捐款200万元，其反应还是迅速的。万科的问题主要出在王石的辩解上，捐多捐少都是献出爱心的表现，但王石对于网上质疑的答复，与众多企业或上市公司的慷慨解囊相比，确实形成了鲜明反差，也激起了网友更大的不满。事实上，万科最终同意出资不超过1亿元进行纯公益性的建设，也说明200万元并不是“适当的数额”。

当然，出现如此戏剧性的结果，有王石本人对于此次地震所造成的后果认识上的不足，更多的则是万科公司已无法承受外界的巨大压力所致。而且，在当时的捐赠榜上，万科公司的捐款多少也显得有点“小家子气”。

先捐再补捐并非万科公司一家，如果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尚可理解。毕竟随着对地震报道的不断深入，地震的严重后果才逐渐被人们意识到。但如果仅仅是由于无法承受压力而补捐，说明企业并没有最大限度履行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新财经》：对于上市公司，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捐款的数额及形式，应该由谁来定？

赵锡军：原则上，任何捐赠行为都是自愿的，不应该存在强制性规定。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面临的氛围以及自己形象建设的需要来确定捐赠的具体数额与形式，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公众的期望。

曹中铭：上市公司对于重大投资事项或捐款事项，其董事会一般都会授权董事长在一定的额度内可以行使相关职权，此授权当然也应获得股东大会通过才能生效。王石所说的“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也有这方面因素。此前，王石作为董事长的额度只剩下200万元，捐款200万元已经触及董事会授权权限。

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此次汶川大地震，为了保证救灾的及时与有效，无论是捐款的数额还是形式（如捐物），由董事会甚至董事长一个人决定即可，以体现“特事特办”的原则。

《新财经》：您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如何看的？除了捐款这种形式，企业还应该在哪些方面、以哪种形式来承担社会责任？

赵锡军：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多方面的，应该说，除了对投资者提供经济利益方面的回报之外，都可以列入社会责任的范畴：如对员工的责任、对社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对其他社会公众的责任，等等。可以是临时性的捐款或物资捐赠、设立长期的慈善基金、支持社区的某项公益事业，也可以是对员工、消费者的某些责任，等等。

曹中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其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即使能为股东创造不菲的利益，也不能称之为好企业。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该从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来看。对内主要包括追求经济效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提高产品质量、为职工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为股东负责等。对外则主要包括注重环保、服务好客户、维护债权人利益、及时足额上缴税收以及参与公益活动等。

用“每股社会贡献值”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新财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日前发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其中“每股社会贡献值”概念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赵锡军：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的“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做法是一种进步，它强化了对上市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公众评价，树立了除市场评价之外的另一根标杆。有利于帮助上市公司解决其经济利益的诉求与履行社会责任之间寻找恰当平衡点的问题。但是，它似乎更多地强调上市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所付出的经济性贡献，而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所作的贡献应该是多元化的。

曹中铭：“每股社会贡献值”，即上市公司在为股东创造基本每股收益的基础上，增加公司年内为国家创造的税收、向员工支付的工资、向银行等债权人给付的借款利息、公司对外捐赠额等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额，并扣除公司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会成本，计算形成的公司为社会创造的每股增值額。“每股社会贡献值”其实是将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了“量化”，以数字的形式来表现，将更直观，也有利于横向与纵向之间进行比较。

《新财经》：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每股社会贡献值”？

曹中铭：如果要衡量“每股社会贡献值”，只有采用“量化”指标。但目前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在某些方面本身无法用数字体现出来，所以，真正要衡量每家上市公司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显然有点勉为其难。因此，即使按照上交所的口径来衡量，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新财经》：“每股社会贡献值”将在上市公司中起到什么作用？

曹中铭：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必然会受到关注。将“每股社会贡献值”作为上市公司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应披露的内容，有助于促进上市公司更加注重经营管理，以回报股东与社会，亦有助于促进上市公司更加切实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

赵锡军：“每股社会贡献值”是评价上市公司除了经济指标之外的另一套指标，更多强调了上市公司除了对股东以外，对国家、对员工等相关的责任。这也是对目前上市公司是否只强调对股东负责的一个判断。完全的市场化评价以后增加的非市场化(经济利益)方面的评价，有助于公众更加全面了解上市公司的价值。

《新财经》：您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企业、对社会、对公众都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曹中铭：应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社会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的产物。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为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员工、社区、环境等多方面的责任。其作用不仅是积极的，更具有标杆性的意义。对于引导更多的企业来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均不可忽视。

赵锡军：作为上市公司，不能忽视对其核心竞争力的评价。有了核心竞争力，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能为股东、为公众、为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多的贡献值，使上市公司的名誉度得到提升，进而带来更多的客户。

《新财经》：做一个有社會责任感的企业或企业家，还是做一个为股东创造更多利润的企业或企业家，您认为哪个更重要？

曹中铭：实际上两者都重要，不应片面地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作为企业来讲，肯定要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这是资本的逐利性所决定的，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将社会责任抛在一边。两者应该是有机的和谐统一体，忽视其中哪一个方面，企业都是“跛脚”的，也不会得到社会的尊敬。

《新财经》：如何平衡社会责任和股东利益？

曹中铭：股东利益离不开社会的支持，社会各界支持企业，从而形成股东利益，企业反过来“反哺”社会，继而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两者之间是“被哺”与“反哺”的关系。

社会利益发展 篇5

经过38年的努力，达能集团在整个世界的食品领域已经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销售业绩超过137亿欧元，产品畅销120多个国家，在全世界拥有200多个生产工厂和89000名员工。达能集团已经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跨国食品公司，世界五百强企业。

达能集团总部设在法国巴黎，欧洲是它的主要市场。在最近5年中，达能集团不断扩展在中国的业务范围，目前已经拥有十多家合资企业。在饮用水及饼干市场上，达能公司的产品销售都位居前列。集团旗下的达能饼干，依云矿泉水，娃哈哈，乐百氏, 淘大, 都是消费者熟知并喜爱的品牌。

中国达能饼干公司在享受着快速发展的喜悦之时，也像其他公司一样面临着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恶性竞争,片面注重短期利益，轻视社会责任……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提高效益？怎样平衡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高速健康的发展能否保持？中国达能饼干公司，甚至整个达能集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于这些问题，达能集团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总监伯纳德·吉拉德先生以身作则：他担任欧洲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执行理事，在企业社会责任讨论中不遗余力。确实，达能集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始终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因为达能集团在企业发展之初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那就是：企业的目的不仅在于实现经济利益, 而且还应同时实现社会的目标。一个高速发展的庞大集团，应该平衡好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只有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才能取得消费者的信赖，从而更有效地达到经济目标。

为了更好地平衡社会责任和经济目标，为了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做到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并保证消费者、供应商和员工的利益，实现多赢，达能集团制定了名为“达能之路”的全球经营模式。

“达能之路”和它的运作方式

“达能之路”是达能集团为保障集团长期发展而制定的企业战略，是公司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几乎涵盖了公司运作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员工、供应商、股东、消费者、环境和所在地的行政管理机构等等。它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甚至可以说是达能集团的自我监督和不断完善机制。

达能公司确立了对公司运作有重要影响的环节，这些重要环节被分别归类，成为一个个确定的主题。每个主题由一个小组具体负责, 小组成员包括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公司一般员工。公司详细地确定在每个环节上应该做到什么，并制成详尽的表格, 作为公司评估目前状况的工具。根据总的方向性要求，公司又在这个主题的每一个关键点上建立具体的标准。

整个体系的运作都是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员工们一起完成的。通过这一次次的互动，公司与员工，与其它各个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沟通和理解, 使行动计划得以实现。公司的运作不断自我完善，从而使得公司在良性循环中得以发展。

“达能之路”在中国

中国达能饼干公司不但严格执行了总部的标准，而且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此进行了改进，制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使它更适合集团在中国的发展。

给予温暖

中国达能饼干公司的管理层和员工一起对公司的运作进行评估后, 认为公司需进一步注重与社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联系，鼓励自己的员工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在达能饼干公司制定的行动计划中决定响应达能集团的号召，在每年冬天组织一个特别的“儿童日”。儿童日这天，由公司邀请社区中一些残障，单亲或经济困难的孩子参与达能为他们组织的活动。按自愿的原则, 员工们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参加。员工的孩子与他们结成对子，一起做游戏, 成为朋友。达能人通过这个活动对弱势群体的孩子给予关心爱护, 使员工在活动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对企业的认同感。达能人始终牢记，公司不但要实现经济效益，还要履行社会责任。

给予关爱

在达能，有一批有经验, 懂管理的精兵强将，公司每年根据需要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工作技能, 以更好地适应公司不断发展中的新挑战。公司开发员工培训和发展计划来支持业务发展及员工职业生涯的发展。考虑到员工个人需求和期望，给予员工与能力相适应的培训机会。这样, 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技能, 而且增强了他们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工人更容易面临就业危机，更需要关怀。对于这样的员工，公司考虑通过换岗，熟练多项技能的方式尽量缓解下岗再就业的压力。“达能之路”的原则还要求公司在架构重组的时候对受到影响的员工提供支持，尽量避免使员工独自面对自己的就业问题。这些措施无疑使得员工能够更安心、更有效率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给予健康

“健康饮食”是现代消费者对饮食文化的新标准。达能一向以提供给消费者“健康”的食品作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基本准则。达能公司在饼干生产过程中以标准化的质检严格控制每一道工序，保证食品安全。但达能公司对产品的高质量要求并不止步于此，他们在不断改进产品口味的同时，注重提高产品的营养价值。公司与营养学专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过与营养学专家讨论研究，确定了钙、铁等多种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并将它们添加到饼干中，使达能饼干成为营养的载体。公司将“健康饮食”的理念通过海报，小册子等形式灌输给每一位员工，使他们更多地了解健康营养方面的知识，树立健康品牌形象，同时对促销员进行严格的营养知识培训,使他们在介绍给消费者安全营养的食品的同时, 也提供给他们一定的营养知识。

在给予中收获

公司的价值观并非一句空头口号，它在其下属达能江门公司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于公司内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员工建议反馈系统，用于收集各层员工对提高工作效率，帮助企业发展的有效建议。员工建议反馈系统正为员工全员参与管理、集思广益提供了一个平台。由于很多员工都来自于生产第一线，故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往往具有普遍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员工可以就安全管理、质量控制、工艺技术、管理方法等各个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改善意见。员工的建议和意见，由公司建议评审管理小组做出评价并给予反馈信，根据员工建议和意见的可行性，实施和改进后带来的效益给予员工相应的奖励。

达能公司通过员工的评估，制订了进一步鼓励员工参与管理，通过听取员工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管理的政策。事实证明，这样的努力是有效的。“达能之路”在员工心中所强化的“我能做”的意识和精神在达能公司上下已经深入人心。达能员工把它当作自己的价值观，把它渗透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达能之路”使公司更有吸引力

作为一个在校学习的大学生，最希望得到的一定是一个检验自己所学知识的机会，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达能集团每年在大学中举行“信任”（Trust game)大赛，为大学生们提供了解商场的挑战, 同时提供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

Trust game是一个模拟实战的商业游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游戏并非单纯给予大学生们一个实战演练的机会。在游戏中, 一切的活动都要在“达能之路”的价值体系中进行。达能公司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演习，将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在学生中广泛地传播。这种珍贵的经验不但能让大学生们在走上社会之前学习处理复杂的商业问题，更能引导他们思考如何平衡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参加过这个比赛之后，更多未来的经营者、商业人就能够认同达能的价值观，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不少大学生表示，游戏是达能社会责任既形象又生动的具体体现，增强了我们对公司的信任。

在竞争激烈、强手如林的食品领域，八万九千达能人本着“开放心态，热忱向上，以人为本，亲和信赖”的价值观进行自我完善，向前迈进。他们用“达能之路”的标准要求, 不断改进。这样的公司对待自身看似“苛刻”，实际上却完全体现了21世纪企业健康发展的新要求：不再片面追求短期效益；不通过恶性降低成本，坑害消费者的方式取得利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肩负社会责任，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努力做到多赢；让每一个员工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使每一个与公司有关的人感到快乐。

在良性互动中追求效益，在互相关怀中谋求发展。确实，达能集团以自身独特的发展战略走出了属于他们的一条多赢之路。展望未来，相信他们会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