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利益（共9篇）
群体利益 篇1
中国的“真问题”是什么?社会进步运动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也可以说处于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之中,主要挑战就是社会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
市场经济带来社会结构分化,一方面市场与权力的结盟形成一个强大的支配性利益集团,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失利群体同时又必然是权力的疏离者,造就一个庞大的弱势利益群体。
基于市场和权力结盟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已经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阻力,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利益集团化,或曰“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在中国,一些公司本身就是利益集团,或者至少起着利益集团的作用。“行业”“特定利益”和“官商关系”等关键词意味着,并不能把绝大多数公司归类为利益集团,能被视为利益集团的公司主要有垄断行业的大型国有公司和暴利行业的公司。同时,有着特殊的官商关系的采矿和土地开发等行业的暴利公司则以合法或非法的形式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影响。
著名利益集团研究者格雷厄姆·E·威尔逊认为,不仅要研究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而且还要关注那些没有组织起来表达(主观的或客观的)利益需求的主体,为什么没有组成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这一问题对目前中国政治过程来说,相当重要。
大体而言,非组织化的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种形式存在:一是以政治权力或经济资源为基本依托而形成的非组织化利益集团,即前述的以官商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化利益联盟,这与前述公司型利益集团有重合之处。二是由弱势群体形成的潜在利益集团,大体包括农民、农民工、蓝领产业工人与雇员、个体工商户、城乡贫困人口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这种潜在的利益集团因为具体的特定利益而形成,因此具有来得快、去得快的组织特征。弱势群体为主的潜在利益集团更关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具体问题,而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既然无组织化利益群体基本上没有参与或影响行政决策的权力的制度框架,政府的行政决策与他们的利益诉求之间、官员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经济利益之间也就缺少有机的联结,对立因此难以避免。
解决这种问题只能从源头上找办法,即解决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机制。就公民的社会权利保障而言,社会权利优先更有可行性和操作性,更容易在国家和政府那里达成政策共识,也是社会大众的优先需求。摘自《人民论坛》
群体利益 篇2
近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47,意味着贫富差距已超过警戒线.贫富差距的扩大带来了诸多弊端:恶化了贫困者的社会处境;导致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合法性;造成社会无序,影响社会稳定;有悖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及行业间的不平等竞争、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存在、平等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没有得到切实保障等是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理顺分配关系等是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有效措施.
作 者：刘炳旭 LIU Bing-xu 作者单位：中共晋城煤业集团党校,山西,晋城,048006 刊 名：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年，卷(期)： 29(3) 分类号：F1 关键词：基尼系数 贫富差距 共同富裕
群体利益 篇3
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状态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在此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并持续扩张的弱势群体。在本文中，笔者选择通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城市边缘大学生群体的利益诉求情况。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视角出发，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五种需要由低到高依次排成一个金字塔状，某一层次的需要基本满足后，人们就会产生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欲望。这五个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要满足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一个人在同一时期会存在多种不同的需要，但在程度上一定存在主辅之分，即总有一种需要在特定时期占支配地位且对人的行为起决定作用。处于少年向青年过渡时期的大学生时代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学业不再是唯一和最重要的任务，孩子们开始拥有更多元化的视野和思维。这种变化使得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发生着相应的改变。
关键词：城市边缘大学生群体；利益诉求；产生；表达；成因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5-124-2
1 国内研究现状
1.1 城市边缘大学生群体产生的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状态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在此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并持续扩张的弱势群体。
1.2 城镇化与城市人口增长、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迁
这一群体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从农业和农村中分离出来，却未能完成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转变，未被城市和市民阶层完全接纳，因而处于两种社会角色的边缘。由于居住地与工作地的分离造成了对他们管理上的相对困难，加之社会保障、管理制度的滞后和不匹配，使得这一群体在政治上、社会生活上、文化上、道德上乃至心理上都产生了严重的边缘化趋势，甚至往往连基本权益都得不到保障。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已有超过 1 亿农民流入城市，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年 3000万左右的速度不断攀升，大多数学者称这一群体为“农民工”。而截至2005年，我国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人数约为 2000万，且同样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目前，这类青少年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有人将之称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弱势群体青少年”等等，本文中将之称为城市边缘青少年群体。
2 城市边缘大学生群体利益诉求问题的成因
2.1 利益诉求产生的成因
这部分青少年大多处在学龄期，且有相当一部分正处于大学阶段。在城市的成长和受教育的过程中，他们能明显感受到自己与城市青少年之间存在的差别。在生活的富裕程度上，城市边缘青少年群体往往只能从父母身上获取基本的生活必需，发展和享受对他们而言是奢侈，在一些困难的情况下甚至会陷于缺食少衣的境地。在父母的社会地位和工作职位上，城市边缘群体由于学历普遍较低，劳动技能也相对处于劣势，因此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靠体力劳动或简单的技能生存，加之社会资源的匮乏，许多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连最基本的就医、就学、社会保障等利益需求都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解决，更莫论在政治上、社会生活上的权益和竞争力。因此，他们虽能依靠劳动营生，但在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上却都处于绝对的劣势。这样的境遇对其子女的直接影响就表现在城市边缘青少年群体常表现出自卑、怯懦的人生态度，社会参与状况令人担忧。这些差别在城市壁垒面前显得难以逾越，这种强烈的不平等也不断加深着城市边缘青少年群体的被歧视感、被剥夺感、失望感、对立感和自卑感。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在大学阶段，他们既要面对学业和择业的压力，又要调整与父母和社会的关系、建立人际交往，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伴随着成长接踵而来。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这一群体从行为表现到精神状态总难免留给人较为弱势的印象，经常处于社会和群落边缘，与中心保持相当距离，有时甚至会逆化为敌视社会和他人。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管理者，如果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正确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健康的心理，他们很可能会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甚至产生对整个社会的对抗情绪。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此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刻剖析，并置于社会大背景中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和反思。
2.2 利益诉求表达方式选择的成因
进入大学阶段，学生们的一日三餐开始由自己做主。在食宿问题上，许多同学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不适，而对于城市边缘大学生群体而言，相对较高昂的食宿价格成了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时，身边的同学来自各种成长环境，经济条件的巨大差距和社交需求催化了他们通过打工等勤工助学途径和申请奖助学金的途径改善生活水平的诉求。
从高中升入大学，学生们开始面临人际关系的改变。从中学时期固定的班级和老师，到大学阶段的宿舍关系、师生关系，以及课堂、社团、校园活动中的同学关系和在日益增加的社会交往中产生的人际关系。大部分大学生经过一个适应期即可满足其归属和爱的需求，但对于城市边缘大学生群体而言，成长过程中长期的不被接纳和自卑感使得他们更易遭遇人际交往问题。通过对部分在校的城市边缘大学生群体的访问和调研我们了解到，相比起积极参加各类校园活动，这部分学生更多地选择了避免参加集体活动；而在与老师和同学们的互动交流中，他们也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在人群中，他们往往显得安静而敏感，喜欢独处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然而，同其他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他们渴望且需要在各种关系中收获友情与认同，在他们的离群背后隐藏的是深深的不自信和表达障碍。这就需要我们及时去了解和关注他们，进行适时的沟通和疏导，帮助他们顺利度过入学伊始的适应阶段，树立正确健康的交友观。
社交需求的实现将在一定程度上带给城市边缘大学生们追求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自信心。进入大学以后，随着心理的成熟和自我意识的不断增长，大学生们开始渴望收获尊重、信任和来自外部世界的肯定。大到奖助学金评定和各类评比的公平公正，小到老师同学的态度和关注程度，他们被尊重的需要体现在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很容易发现，获得奖励和荣誉对这一大学生群体的激励意义远大于普通学生。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让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尊重的双向性，引导大学生认识到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同时，在大学生的自尊心受挫时培养他们的归因能力，进而进行客观评价。
当以上各种需求满足之后，人们便会产生自我实现的需求，追寻自己的理想和生活的意义。城市边缘大学生群体更重视属于自我实现范畴的荣誉与成就，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许多事情，达到预设的目标。此时就需要我们去激发他们的成功动机，引导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目标，通过榜样的示范作用激励他们去追求自我完善。
3 结语
城市边缘大学生群体自身存在的困难较多，压力较大，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中不仅不利于他们自身的成长发展，也不利于大学校园的安全稳定。但即使在同一群体之中，共性和差别也是共存的。因此，在日常工作中，我们需要研究群体学生的特征，归纳群体学生的共性，同时还要研究和发现他们之间的个体差异，在充分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制定措施，才能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和工作目标，也有利于城市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成长成才。
参 考 文 献
[1] 梁德友.转型期中国弱势群体伦理关怀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10.
[2] 陈利波.转型期城市社会性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制度保障研究[D].重庆大学，2012.
[3] 万小广.转型期“农民工”群体媒介再现的社会史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
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 篇4
城市弱势群体主要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人员、下岗工人、较早退休的企业职工、效益欠佳的企业职工及城市流动人口。
城市弱势群体共同存在着经济上的贫困性、政治上的缺失性和心理上的敏感性的特点:
1. 经济上的贫困性。
社会弱势群体通常都是经济上的低收入者, 其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甚至无收入来源。弱势群体从事的工作多为劳动强度的大、技术性低、收入低的零工性质的工作。在城市的消费水平下, 他们的收入远不够应付住房、教育、保险等生活所需。因此, 城市弱势群体普遍存在生活水平的低层次性, 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高达80-100%, 入不敷出, 日常消费品多为廉价商品, 几乎无文化、娱乐消费, 存在子女失学现象。
2. 政治上的缺失性。
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率低, 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低, 受到社会的忽略。弱势群体缺乏对城市政治决策的参与机会, 易产生失落感和孤独感, 他们缺乏决策参与机会, 也本能的排斥参与的可能性, 形成政治参与的盲点。同时, 社会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 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维护。
3. 心理上的敏感性。
由于经济上的贫困性和政治上的缺失性, 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社会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他们在职业技术的竞争中失利, 或已失去年龄优势, 因此没有职业安全感, 对生活前途的压力巨大。弱势群体在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 或者感到自己被社会所抛弃。
4. 弱势的继承性。
城市弱势群体中很大一部分由于社会地位低、收入水平低和受教育水平低, 其子女接受教育也受到影响。教育特别是中高级教育的费用对于低收入家庭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相当数量弱势群体家庭子女处于失学或辍学的状态。较低的知识、技能无法改变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地位, 而导致他们的弱势还会承继下去。
二、城市弱势群体的形成原因
1. 制度原因。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必然要求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一方面, 在社会的竞争机制中, 企业之间出现了优胜劣汰, 那些长期处于不盈利、亏损状态的国有中、小型企业迅速退出竞争行列, 导致大量原来“铁饭碗”的国企工人失业。另一方面, 较具有竞争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 企业职工间出现了优胜劣汰。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精简人员、提高效率, 因此在竞争上岗中出现了下岗工人。再一方面, 被制度忽视了的一部分群体。一些效益不好的企业依然残存, 导致工人工资拖欠, 保险、福利得不到落实的现象普遍存在;还有一些提前退休的职工, 工资低且生活保障得不到完善。这部分人普遍存在年龄较大、知识技术较低、家庭生活压力较大、再就业难的问题。
2. 自身原因。
城市弱势群体的形成与这部分群体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密切相关。第一, 失业者和下岗职工多为文化素质不高、技术能力低的一般工人。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员的需求在大幅度下降, 知识密集型行业就业人员的需求在迅速扩大, 这部分人很难迅速转化为后者的就业队伍。第二, 部分下岗职工择业观念陈旧, 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下岗职工对企业、对国家的依赖思想较重, 再择业时注重工作的稳定性, 对收入和福利、保障的期望值较高, 对国有企业有较深的感情因素。
3. 社会保障原因。
主要问题表现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性:一方面, 绝大多数省市保障的对象依然只是传统的民政救济对象, 下岗失业人员还没有完全纳入保障体系;另一方面, 普遍存在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筹资困难、资金缺口增大的情况。因此, 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形成。
三、对保障城市弱势群体利益的几点思考
1. 社会政策的调适。建立和完善
补偿性社会政策体系, 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城市弱势群体的形成, 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经济制度调整的结果, 因此政府有责任对这部分群体实行政策性补偿措施。具体的说有, 对失业人员的安置补偿、对失地农民的生活补偿、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优待政策、教育收费的调整与管理以及消除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歧视等。
2. 社会保险的健全。
城市弱势群体基本上是社会保险制度没有覆盖到的群体, 失业、下岗人员与原有单位脱离了关系, 国家的保险制度在他们身上得不到落实。以医疗保险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行了新型的医疗保险制度, 但覆盖的范围还不够, 依然存在着低收入家庭有病不敢医、部分居民因病致贫的现象, 疾病风险已经成为加剧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的重大因素和导致新的贫困的重大致因。同样其他各项社会保险也急待得到完善, 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
3. 社会保障的健全。
最低生活保障是面向城乡贫困人口并以确保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为目标的, 它承担着解除贫困人口生存危机的责任。在城市, 可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 但应在坚持维护最低工资标准的条件下取消“虚拟收入”;还应当建立一个有效的家计调查系统, 居民受助的标准不仅应以当期收入状况为条件, 而且应当考虑其资产及其他收益状况, 以便在确保有需要者获得援助的同时杜绝不符合条件者分享;同时, 还需要完善相关程序, 明确贫困居民申请救助的法定权益, 在严格监管中维护受助者的尊严与体面。
群体利益 篇5
2008年6月, 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 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2009年6月, 湖北荆州市又发生一起因酒店厨师非正常死亡引起大量群众围堵扰乱正常秩序的群体性事件。诸如此类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在全国不同县市时有发生。据有关部门数据表明, 1993年至200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年平均增长17%, 1994年由一万起增长至2003年的6万起, 规模不断扩大, 参与人数平均增长12%, 从数量来看, 一直保持着上升势头。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直接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如何平息并避免此类事件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新的考验。群体性事件的背后是群体性利益的诉求, 在贫富差距愈拉愈大的今天, 一部分弱势群体无法正常的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于是他们用群体性事件这种暴力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希望由此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也凸显了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有效机制的欠缺, 在现阶段, 如何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这一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内涵和意义
弱势群体是社会结构变化和利益分配不均的产物, 也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牺牲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弱势群体是与这一理念不和谐的音符, 但它又是事实存在的一个群体。在我国, 弱势群体的提出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从国民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指标评定进行划分的结果。“弱势群体是指在生活物质条件方面、权力和权利方面、社会声望方面、竞争能力方面以及发展机会方面, 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弱势群体分为两类:即社会性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其中, 社会性弱势群体包括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中的贫困群体、农村贫困群体、农民工以及正在形成中的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处境困难的儿童。”利益是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根本动因, 人们进行政治斗争, 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不同社会阶级、集团、政党、个人从事政治参与活动, 也同样是为了通过影响社会政治来获得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 并使之落实为政治利益的分配, 因此, 利益是人们政治活动的主旋律。”而利益表达则是人们在政治活动中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一种正当的政治参与形式。公民的利益表达是党和政府作出方针政策的依据。
近年来,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健全。这一方面主观上由于弱势群体自身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表达成本过高也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这种非理性而又亟需的利益诉求最后就表现为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不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扰乱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而且影响了公民之间的团结和谐社会的建设。群体性事件的危害也凸显了我国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亟需完善。
第一, 有利于党的执政和维护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前提也是经济、社会各方面有序发展的保障。同时它还是党执政能力的体现。群体性事件以暴力、突发、破坏性大为主要特征, 如果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不能得到认可、基本权益得不到合理的维护, 那么这种危害性极大的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的会一再发生。这对党的执政和政治稳定都是极其不利的因素。
第二, 有利于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权、以人为本是我党一贯坚持的执政原则, 公平和正义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弱势群体之所以“弱”, 主要体现在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造成的经济上的贫困。就是这种经济上的贫困导致弱势群体不能平等的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造成的政治上的不公平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只有让弱势群体享有和“强势群体”同等的政治权利和利益表达机会进而实现利益均衡, 这样才能体现和促进我国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三, 有利于实现利益合理均衡分配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涵本质上指的是利益合理均衡分配, 逐步消除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目前, 由于我国贫富差距的逐步拉大, 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一个利益断裂层面。“在一个利益结构断裂的社会, 下层社会的利益诉求无从上达的情况将会导致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严重倾斜以及下层社会被剥夺情形的加剧, 并进一步恶化社会结构断裂的局面。”所以, 对于下层社会也就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进行完善, 让他们的利益诉求有合理合法的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方面。
二、从群体性事件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1.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缺乏主观能动性, 无自主意识。
在我国现阶段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他们更关心的是生活的温饱问题而很少有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意愿, 更多的是靠政府或媒体等力量来代表他们的政治诉求。这种被动的政治参与有很多的弊端, 一旦政府政策不能代表他们的呼声就会导致诸如群体性恶性事件发生。其原因还要从弱势群体这一群体构成特征来分析。前面提到, 弱势群体由农村贫困群体、城市的农民工、城镇的下岗无业人员等无经济收入的人群, 一方面这类群体文化程度较低, 知识面狭窄, 没有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另一方面, 这类人群的法律意识淡薄。在我国, 公民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有权利获得合法的利益诉求。但是绝大多数弱势群体不懂法律, 更不会运用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 弱势群体的自身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利益表达缺乏自主意识。
2.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导致利益表达成本高, 成效低。
弱势群体由于经济上处于弱势而丧失了很多的政治机会。弱势群体要想让政府了解他们的政治诉求就不可避免的会比其他群体产生更多的利益表达成本。信访部门本来是传达民众心声的部门, 但现在由于部门制度不健全、职责划分不明确等问题的存在, 信访部门很少能帮助群众解决实质性的问题。“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80%以上是有道理的, 但信访的解决率只有千分之二。由于信访部门的部门设置和地位的不合理以及很多政府部门存在着推诿、拖延的现象致使损耗了信息的传递。”另外, 由于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直接导致他们的利益诉求很难传达到政府决策层, 这样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政策影响力就大大降低了。
3.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
从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弱势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往往是孤立的个人或者是少数人松散的活动, 而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的政治活动。这样就导致利益诉求的力量分散而显得微弱。对政策的影响当然也微乎其微。利益表达要想最大可能地影响国家政策, 必须要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取决于为此而进行的政治参与的强度和持久性。如果这类政治参与是以公民个人分散零星地进行的话, 那么他们的利益表达便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难以引起政府的重视。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是其自身局限性的直接体现。
4.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缺乏制度性规范。
从群体性事件中可以看出, 弱势群体往往采用暴力、过激等制度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表达方式不仅不能实现他们的利益要求而且给社会和其他社会群体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了社会安定更破坏了我国的法制建设。
三、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建议
1. 调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主动
性, 使他们自觉地、主动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而不再是让别人代替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要想调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主动性, 首先要让他们意识到有捍卫自己合法的政治权益的权利, 摆脱政治冷漠的心理。其次是要运用正当的手段进行合理的利益诉求。根据弱势群体自身的局限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 提高弱势群体的文化水平和素质。只有文化水平提高了才能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 更好的认识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享有的正当权益。进而提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另一方面, 在弱势群体中进行普法教育, 让他们了解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 并且学会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健全弱势群体利益传达机制, 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畅通、有效。
首先要解决信访部门虚设的状况, 提高信访部门工作人员素质, 力求为群众办实事。把信访部门建设成政府与群众沟通互动的桥梁。最大程度的把弱势群体的利益反映到政府决策层。其次, 拓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当今社会信息高度发达, 要充分利用报刊、媒体、网络等现代传媒工具将弱势群体的利益更好的表达出去。
3. 建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组织。
要支持各种社会组织、利益集团尤其是代表弱势群体的社会组织在特定范围内合法发展。例如, 建立健全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行业协会, 如工会、农会与农民工协会和其他形式的社团等。只有依附一定的组织, 弱势群体才能更集中、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也更能有效地影响政府决策。
4. 引导弱势群体在法律范围内活
公众利益表达与群体性事件探讨 篇6
关键词：利益表达,群体性事件,利益表达机制
1 我国“利益表达”的现状与群体性事件
利益表达就是一定的利益表达主体, 通过一定渠接或间接地向利益表达客体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主张利益, 并以一定的方式努力实现其既定目的一种政治参与行为。俗话说“不通则痛”, 当群众 (特别是弱势群体) 有强烈的诉说欲望却无处诉说或即使诉说也无人理睬的时候, 群众内心便会产生强烈的怨恨和不满, 当这种愤恨积累到群众无法忍耐的程度时, 便会爆发出来, 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总的来说, 我国当前利益表达存在的问题有:第一, 利益表达能力发展不平衡, 利益表达机会不均等。如果把我国社会分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 那么强势群体由于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较高, 在社会决策中有能力行使更多的话语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而弱势群体受到文化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限制, 则很难顺利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由于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均衡导致两个群体的利益表达机会也不均等。第二, 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在我国现行框架内, 中国公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主要有两种:选举和信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是公民表达利益渠道的最根本途径。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自己管理国家的权利, 但是在实际的具体操作中, 一方面不能保证每个公民都能行使选举权, 另一方面不能确保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利益代表关系, 主要选举作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作用就非常微弱了。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益表达渠道, 人民群众通过来信、来访向党和政府传达利益诉求, 成为党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信息源, 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地方政府视上访群众为闹事的“刁民”, 不仅不予以接待, 反而进行搪塞和镇压, 直接导致“信访量庞大、立案量甚小”的局面, 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而这几年来,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 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加上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不配套, 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逐渐显现, 因讨薪、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矛盾冲突不断增多, 群众的诉求欲望也愈显强烈。这样, 在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 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众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切身利益, 以求快速解决或彻底解决问题, 就会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向党政部门施加压力, 而这种方式通常表现为群体性事件。
2 群体性事件预防的对策研究
2.1 建立健全政治稳定预警机制, 防患未然
在很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后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当地官员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对百姓诉求不闻不问, 向上级汇报工作时掩耳盗铃报喜不报忧, 以致矛盾得不到有效及时的引导和疏通而最终爆发成群体性暴力事件。这种情况迫切要求我们建立起完善的预警机制, 及时准确的把握社会中的矛盾与摩擦, 对可能酿成社会问题、妨碍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社会偏离现象和失序状态进行预警, 使决策者提前做到心中有数, 方便政府及时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政治不稳定, 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 即使发生也能迅速按照预案予以妥善处置。
当前, 建立和实施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的主要途径有:第一, 形成统一指挥、反应迅速、功能齐备、协调高效的应急处理机制,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迅速反应、果断处置;第二,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体制, 要将社会稳定控制系统的触角延伸到基层, 形成上而下管通的信息传达渠道, 以保证决策的及时与准确;第三, 建立完备的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和紧急状态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应对突发事件和复杂局面的机制、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机制, 做到在各种突发事件和风险面前处变不惊、迅速反应、果断处置。
2.2 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 充分保障群众的话语权
首先要保障平等化的利益表达权利, 我国宪法平等地规定了我国公民享有的各项权利,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 弱势群体的法定权利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事实权利。公平正义的核心是强调国家运用强制性力量, 保证弱势群体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利益表达机会的平等。3因此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权不仅要写在纸上, 更要落实在实际中, 把法定权利和实施权利结合起来, 消除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在话语权上存在的实际不平等。
其次要保证利益表达渠道的合理与畅通。在当今利益多元的现状下, 以搪塞、敷衍的态度对待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忌, 必须建立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协调利益关系, 化解利益矛盾。合理的利益表达渠道不在多少, 而在是否畅通, 因此应尽量减少信息传达的层级距离, 消除信息传达的障碍, 让表达主体享有足够的利益表达空间。进一步完善传统的信访制度, 提高信件处理的透明度;要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的利益表达和综合功能, 使之成为各主体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完善选举制度, 使选民和候选人之间进行充分的互动, 进一步密切选民与人大代表之间的联系, 通过人大代表畅通无阻地反映利益诉;在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时, 要通过公示、听证、论证等制度, 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知晓度, 进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2.3 建立健全社会宣泄机制, 疏导控制社会不满情绪
首先, 建立社会良性发展机制, 消除社会滋生不满情绪和不恰当行为的根源。这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党和政府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加快经济建设, 消除“绝对贫穷”;调节收入分配, 防止两极分化;加强法制建设, 维护良好治安;立足群众利益, 科学民主决策;坚决反对腐败, 树立良好形象。
其次, 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积极引导群众往良性方向发展。舆论对社会心理和公众情绪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它既可以进行正面报道, 缓解社会矛盾, 也能够火上浇油, 加剧社会矛盾。因此新闻媒体要从稳定的大局出发,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为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再次, 要采取“疏导”和“打击”相结合的方式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对待尚未“爆发”的社会不满情绪要积极地寻根问源, 并帮助寻找解决办法, 以化解不满情绪;对于以非法甚至犯罪的方式进行宣泄的要立场坚定的予以打击, 决不能纵然违法犯罪行为。当然, 我们要坚持以疏导教育为主, 以说服教育先行, 未雨绸缪, 及时化解矛盾, 避免违法犯罪的产生。
3 结语
不能否认, 当前阶段是我国矛盾多发时期, 更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 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只有健全利益表达机制, 关注群众利益诉求, 同时建立健全情报预警机制, 及时将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 才能尽可能地避免群体性事件, 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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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利益 篇7
一、土地征收中群体利益表达失范的表现
利益是社会化的需要, 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1]利益表达的程度是衡量民主政治的一个尺度。在不一致的情况下, 被征收对象必定会通过一定方式把自己的诉求表达出来, 以寻找一个双方利益平衡的基点。但被征收对象往往处于劣势, 所以组成群体是最为有效和最有影响力的方式。这些群体的利益表达主体是特定的:由利害关系人组成。另外, 群体不一定有组织化但有着共同的诉求。而这些群体利益的表达方式是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合理—失范。群体利益表达失范并不是一开始就产生的, 政府的如何应对会间接或直接导致失范的出现。对于失范, 是指主体丧失行为方向的一种社会疏离。群体利益表达失范是特定群体为利益诉求而“失”现有社会之“范”, 是一种集体冲撞法律红线的非正常的利益表达方式。[2]那么,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 群体利益表达失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利益无法表达
行政机关在作出对相对人有利益关系的行为时, 相对人有权通过一定方式来审查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土地征收中, 当群体的利益受到侵犯时, 比如群体认为征收行为不合法或者赔偿金额不合理等情况, 群体会急于将利益向相关部门表达以求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而表达的方式一般先是通过合理的手段, 但当群体利益无法表达时, 比如, 政府的不受理或是不受理又没有提供相关部门来接纳。这个时候, 利益表达从合理走向失范:处于劣势的群体深感利益表达无门, 就会采取偏激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如围堵政府, 扰乱交通秩序等一些偏激的行为引起公众的注意, 以求达成利益表达的目的。
(二) 利益表达失效
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也可体现在对相对人的诉求的消极态度。当群体向政府等相关部门进行利益表达, 相关部门接纳意见但是消极对待:回应失时或置之不理。一方面, 政府接到相关诉求, 故意采取置之不理, 拖延时间的方式来达成征收的目的。或是政府回应过慢, 体现在政府在处理利益表达时, 已经超过群体的忍耐限度, 例如, 土地征收已经开展了, 但政府仍然还没对征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种情况下, 合理的利益表达方式已经无法达到维护自身目的, 因而会采取暴力、抗议的手段去实现。另一方面, 在群体向相关部门提出对征收行为的合法合理性产生质疑, 相关部门依旧不处理相关诉求, 仍然强制的实行土地征收措施, 导致激发群体的不满和仇恨而做出相应暴力行为。
对于导致土地征收中, 群体利益表达失范原因的分析, 不难发现政府的有效应对是关键。在现代的法治社会中, 政府应该是法治和阳光的政府。作为土地征收的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征收;在应对群体利益的表达时, 要践行民主、服务的现代行政理念, 将发生群体利益表达失范的概率降到最低, 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那么, 这就要求政府在土地征收前、征收中、征收后三个环节中有效地处理群体的利益表达。
二、土地征收中政府的有效应对
(一) 征收前
广泛集中民智是正确决策的手段;切实珍惜民力是正确决策的取向。[3]政府依法作出土地征收的行政行为, 如果群体对行为的作出提出质疑或者相关利益的表达。首先, 政府应该确保利益诉求途径的顺畅开放以及途径的多样化。其次, 政府应当依法迅速处理各种利益表达, 坚决不能怠慢对待, 应该先安抚群体, 然后进行深入调查民意, 听取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在一些存在质疑或矛盾的问题上, 与群体进行协商和交流。根据调查和群体反映的意见,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再作出民主科学的决策, 力求做到双方利益平衡的最大化, 避免矛盾的升级, 能有效防止利益表达失范的出现。
(二) 征收中
政府应当是法治文明的政府。在征收过程中, 首先不得采取暴力或是不合法的征收手段来征收。比如, 采取断水、断电;强行拖走公民暴力征收土地。其次, 如果在征收土地过程中, 发生群体利益表达失范时, 政府的有效应对是防止失范发展成为冲突的重要防线。政府应当迅速作出相应的回应, 例如现场安抚群体, 承诺最大限度的保障, 但要避免采取暴力对抗暴力, 这样只会让矛盾升级从而转为不可避免的冲突。事后, 应迅速整合各种资源出台相关政策去应对。
(三) 征收后
在当土地顺利进行征收后, 群体利益表达失范同样也会有可能发生。但当政府怠慢土地补偿时, 群体有可能会触发利益表达失范。土地的补偿对于被征收对象来说是十分重要, 补偿是否及时承诺关系着被征收对象的生活居住。因此, 政府在顺利完成土地征收时, 政府应该做一个诚信的政府, 应当及时兑现补偿金额的承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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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利益 篇8
一、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取向
调节收入分配是多数群众普遍而又迫切的要求, 应该成为缩小经济利益差距的主要政策取向。这类政策的实施, 会得到多数中低收入群体的拥护, 但也要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阻挠。如果政策得到强力推行, 则能够很快取得明显效果。
(一) 规范高收入群体和富裕群体的收益
1. 构建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 财产税、消费税为补充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收体系, 控制高收益。
(1)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一是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征收模式。在继续普遍实行源泉代扣代缴的基础上, 将应税所得的主要项目实行综合征收, 同时辅之以单项征收。二是明确应税所得范围, 扩大税基。对可以转化为现金的福利性收入列入征税所得范围;对多数与职务或所在单位有关的“待遇”性实际所得, 应将“暗补”转为“明补”, 列入应税所得范围;将附加福利、股票转让所得列入课税范围。三是优化税率。简化和调整税率表, 各项综合所得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纳税, 以平衡税负;拉大应纳税所得额较低部分级距, 提高边际税率, 遏制个人收入分配的过分悬殊。 (2) 在财产税方面, 由于居民的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为财富占有上的差距, 应该通过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来进行调节。遗产税与赠与税要针对最富有人群, 实行累进税率, 征税面不宜过宽, 起征点要高一些, 以便使绝大多数人能够得到遗产的传代积聚。 (3) 在消费税方面, 调整消费税税目税率, 将更多的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提高高档消费品和服务的消费税率;加强消费环节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 将部分消费品的纳税环节改至批发或零售环节, 以堵塞漏洞, 保证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2. 完善国有企业薪酬分配政策, 控制特权收入。
(1) 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 建立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 将高管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挂钩, 对职务消费作出严格规定。 (2) 完善垄断性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 合理分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对垄断行业企业收入进行全口径调控, 不但要调控工资, 同时要调控工资外各种收入, 包括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和企业年金等延期支付待遇等;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或人工成本总额和工资水平或人均人工成本水平实行双重控制, 对垄断行业平均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倍数实行限高封顶。
3. 完善对公职人员的监督约束政策, 防范非法收入。
对公职人员的监督约束政策失灵, 导致公职人员不作为和胡作非为, 恶化扭曲了市场竞争环境, 成为非法收入产生的重要根源。中国2000~2007年的官方统计数据分析发现, 腐败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 腐败增加了20%最高收入组居民收入, 但同时降低了其它收入组居民收入。可以说, 缩小收入差距的最关键环节就是抑制腐败, 完善对公职人员的监督约束政策。一是实行干部管理制度改革, 推行干部的定期与不定期轮换制, 破坏关系网结构的形成。二是增加公职人员收入透明度, 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三是改进反腐方式。反贪机构要由中央垂直领导, 保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减少受到地方机关的行政干预。同时, 真正依靠新闻媒体和群众监督, 保护和奖励检举人, 重用有监督能力的检举人, 安排其在监督机构工作。
(二) 提高经济弱势群体的收益
1. 加强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保证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活来源。
打破城乡界限、区域界限和职业界限, 建立全国统一的全覆盖、保基本、可流转、可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央承担起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降低因经济发展方式和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地区间差异。同时,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环节建设, 大幅度提高贫困群体的边际收益。一是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解决保险覆盖面窄、保费过低的问题, 改变社会保障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二是对缴费困难的, 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保险费。三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 将低保标准与当地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和财政的增长相挂钩, 与生活费用指数相挂钩。四是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完善城市医师支援农村制度。五是扩大住房保障制度覆盖范围, 将土地拍卖所得按固定比例用于廉租房建设, 以解决住房困难群体。
2. 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 提高劳动收入占初次分配的比重。
一是完善最低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 将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生活费用指数挂钩。最低工资应该包括:维持劳动力自身生存所需要基本的衣、食、住、用、行等费用, 维持其子女生存和接受教育所需要的费用。二是完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职工工资水平随经济效益、物价及社会平均工资等变动相应增长, 普通职工与中高层岗位增资相联动, 用人单位最低岗位工资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相联动。三是建立薪酬支付保障机制, 对经常发生欠薪问题的行业或企业, 建立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 有关监管部门收取一定额度资金, 用于垫付企业不能及时足额支付的工资。四是完善工会组织, 发挥工会维护劳动者经济利益的作用。恢复工会组织的民间性、自治性, 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组建工会, 由工会会员直选工会领导人, 使工会能够通过谈判、组织工人罢工等手段进行企业、区域、行业领域的工资集体协商, 确定工资待遇及增长水平。
3.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增加农民收入。
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与财政支农投入正相关, 财政支农投入促进农民增收效应明显。农业部软科学课题“农民增收的宏观经济调节及分区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 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均财政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84。另外, 科技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也存在均衡稳定的因果关系。在1984~2006年期间,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如果下降1%, 就会导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减少0.13%。这些实证检验结果说明, 通过增加财政支农投入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切实可行的。因此, 要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农投入规模, 优化财政支农投入结构, 完善支农政策体系。除了继续加强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和农业投入保障政策外, 还要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和财政对农村金融保险支持的政策。在农业补贴方面, 一是扩大对农民直接补贴范围, 提高补贴标准, 建立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二是取消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税收减免政策, 农资产品按规定的增值税税率征税。对农资产品征税后引起的物价上涨而给农民造成的负担, 可按照大多数国家的做法, 由国家按照田亩的多少统一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在财政对农村金融保险支持方面, 一是用政策性资金支持农村信用社贷款, 适当降低农民信贷成本, 降低农民信贷门槛, 扩大农民信贷规模。在扩大利率浮动范围的基础上, 适当降低农村信贷利率, 将利率浮动控制在农民投资利润率以下。二是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政府一方面要建立农业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 设立专项保险资金, 对保费给予补贴。另一方面还要对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补贴, 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二、促进收入流动性的政策取向
所谓收入流动性, 是指某个特定的收入阶层群体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变化后, 其所拥有的收入份额或者所在的收入阶层所发生的变化。就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改善而言, 问题不仅仅是缩小收入差距本身, 而是通过完善公共政策, 加快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 进而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一) 建立城乡一体化政策体系, 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以城乡一体化政策支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是解决农村贫困的关键。它一方面使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得到更多收益, 一方面又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 使继续留在农村的人口拥有更多的土地, 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业经营收益。因此, 当务之急是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工制度、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 实现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国民待遇, 实现就业机会均等和劳动回报均等, 使农民的职业转换与区域迁移同时实现, 实现就业地与居住地的统一。同时, 把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融入城市结合起来, 国家在大幅度提高土地补偿标准基础上购买进城农民的土地经营权, 让农民成为土地增值中最大受益者。
(二) 加强开发式扶贫政策建设, 增强贫困群体的创业与就业能力
注重解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 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一是农村扶贫坚持就地扶贫与异地移民扶贫相结合, 对一些生态环境脆弱、不适合人类生活居住地区的居民, 要迁移到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 实行生态移民、异地扶贫。二是扶持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 实行以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 减小各地因财力状况造成的教育资源以及教育质量的差异;健全城乡教师交流机制, 大量选派城市教师下乡支教。同时, 立足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对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的要求, 建立职业培训与农村居民及城市贫困人口就业相衔接的机制, 增强他们的创业与就业能力。
三、缩小经济利益差距的保障性政策取向
无论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 还是促进收入流动性的政策, 它们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其它相关政策的保障, 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 这类保障性政策主要涉及个人收入监测政策和公共财政政策。
(一) 建立完整的个人收入监测体系, 为经济利益调控提供技术保障
一是实行以身份证为标志的个人经济活动实码制, 实行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金融实名制度, 减少现金交易, 扩大信用卡支付体系, 实现支付手段的支票化和个人收入帐户化。二是建立居民收入信息系统。以各级统计部门为核心, 联合企业、银行、工商、税务、劳动、社保、海关、证交所以及公检法司等可以提供居民收入信息的各部门, 设置各部门共享信息的全国范围的社会收入信息系统, 包括个人收入纳税信息系统、个人金融资产信息系统、个人财产申报信息系统、个人信用信息系统、社会保障信息系统。考虑到我国仍存在大量非法非正常收入且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还应设置一个非法非正常收入信息子系统来对这部分收入进行收集和估算 (主要数据由公检法司等机关提供) , 从而全面反映居民的各项收入情况。通过这一居民收入信息系统, 为税务、社保、公检法司等上述有关部门规范经济强势群体、扶持经济弱势群体提供准确个人收入信息。
(二) 建设公共服务型财政, 为经济利益调控提供资金保障
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幅降低政府开支, 减少公共财力滥用, 增加基本公共服务财政资源投入总量, 实现财政资金进一步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尤其要优先保障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二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合理确定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 简化转移支付形式, 优化专项拨款结构, 增加对财力薄弱体制补助地区的税收增量返还, 加大对县及县以下地区转移支付力度, 缩小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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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利益 篇9
一、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机制的和谐功能与历史地位
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依靠自身力量无法保证个人及其家庭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困难群体。有统计认为,我国弱势群体人口在1.4亿至1.8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14%。[1]因此,其利益保护和诉求问题应当重视。
1.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机制是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和完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实现分配公平、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现实需要。建设和谐社会,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关键是提高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只有唤醒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意识,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和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来,社会才能在稳定与协调中逐步进步。人们说社会是进步的,就意味着他们希望和相信进步能够发生,并且会为此做出努力,通过实践使进步得以实现。[2]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才能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2.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机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瓶颈
我国的强势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利益集团,这使得弱势群体由于“马太效应”处于更加不利地位,当其利益受到损害时,多半通过非理性的方式来维权。实践证明,中国的信访制度在目前已不能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表达,许多老百姓不是利用这种正当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是通过一些非理性甚至激进的方式来表达。长此下去,待社会弱势群体不满情绪和社会能量集聚到一定时期,就会对社会和谐构成严重威胁。“假如一旦社会控制力量被削弱,社会就容易比较迅速地陷入无序状态,各种非法的政治参与结构就会应运而生,活跃一时。” [3]这样,不仅可能使社会长期陷入混乱与经济萧条之中,而且还可能损害党的群众基础,因而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问题是我国和谐社会的瓶颈。
二、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机制发展现状与和谐目标的反差
1.弱势群体体制性和政策性利益表达渠道不畅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会导致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变形,“具体表现为下层市民的利益诉求无从上达,政府官员对市民不承担利益责任,以及执政党政治决策与下层利益诉求分离、国家对各阶层的利益配置严重失衡等这样一些情况。”[4]我国公众的利益是通过国家的法律体现出来的,法律的实现要通过政策层层落实,政策落实的好坏、执行力度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效果的实现。政策的执行是政府官员执行公共权力的行为,政府的效率以及政府官员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会直接阻碍着公共政策的执行,中断了政策上传下达的执行渠道,出现执行不力、政策失效的情况,其直接后果是政策性的利益不能被送达。对于弱势群体,其利益表达渠道的政策性阻塞后果更为严重:社会下层群体的利益诉求无门、诉求无助、诉求无方,在信访、投诉、舆论等监督渠道无力的情况下,只能以非理性的方式如静坐、集体上访、非法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等方式来表达,既影响社会的稳定,又影响了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
2.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程序性组织缺乏
程序是事物运行的非人性化模式。在我国,由于各种组织表现出较强的政治依附性,其利益表达依赖于执政党组织和各级行政力量的政治支持,不能在多元利益格局中独立地承担利益诉求任务,所以利益表达效能微弱。一份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调查的问卷中显示,当遇到动迁、矛盾冲突及民事纠纷、个人利益或权益遭侵害等问题时,他们寻求利益诉求渠道的情况是:找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基本为零,找基层党组织的为0.20%,找工、青、妇组织的不到1.50%,找市委的平均为0.40%,找区委的平均为1.10%,找政法干部及律师的平均为2.75%,找街道的平均为6.50%,找居委会的平均为11.80%。[4]这说明在整体上,我国弱势群体的程序性组织诉求渠道利用较少,表达偏弱。同时,由于弱势群体较为分散,缺乏集团意识,所以也限制了他们形成程序性组织表达能力。所以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的农民很散漫,他们必须从分散向合作里面走,以合作团结利用外部技术。”
3.弱势群体集团化利益表达意识弱化
我国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通常是分散的,难以形成合力,难以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在利益受到侵害之后,只能借助非正式的渠道进行表达,缺少通过正式渠道进行表达的意识。同时,由于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水平低,缺乏利益表达的资本,通过正当渠道表达的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通过理性渠道进行利益表达的意识和积极性。由于整体社会参与面较低,他们在对个人利益有清醒认识的同时,又对集体利益定义模糊,缺乏集体诉求与维权观念,不能有效利用集体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他们集团化维权意识不强,很难实现利益的诉求,难以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利益的适度和谐,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三、创新与提高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机制和谐效能的若干途径
1.建立合理的利益决策运行机制
要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在政治决策和政策执行环节上体现出来。首先,从源头上提高弱势群体的参政议政能力与渠道。要提升弱势群体在各级人大代表中的名额,尤其是基层和地方人大中弱势群体代表的比例。其次,拓宽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渠道。建立群众组织和自治性行业协会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促其健康发展,把它作为政府与社会基层之间联系的末梢神经与社会减震器。第三,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减少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成本,提高利益诉求效能。要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与工伤保险制度,最大限度避免部分群体沦落为弱势群体。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根据区域经济状况,实行因地制宜的农村保障体系。加快企业最低工资制度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建立起有政府介入、劳资双方参加的工资协商制度,从而维护农民工阶层的合法权益。
2.完善政府主导型弱势群体利益整合协调机制
利益整合是执政党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前提,也是衡量执政党驾驭国家制度、实现利益表达的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尺度。首先,政府要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检查、纠正因体制造成的政策偏向行为,为弱势群体创造政策条件、环境条件和制度条件。要在分配政策上注重初次分配,一方面防止弱势群体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要发挥政府在扶持弱势群体中的“献血”与“造血”功能,从源头上防止弱势群体问题的扩大。其次,要培育新型宽容型的政治文化,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吸纳,整合政治资源。“政治文化是一个民主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要通过吸纳社会弱势群体中能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精英群体,使他们参与到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来,从源头上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在利益诉求时有自己的代言人,有政治资源可以使用。要整合全社会的政治资源,形成政府主导下、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各利益团体能相互博弈,最终实现利益均衡的理想状态。
3.创新与扩大弱势群体民意参与机制
要发挥舆论工具的动员力量,提高弱势群体的参政率与民主意识,引导他们学会利用社会舆论和协商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要培养他们的村民自治、权利平等、利益自主的公民意识,通过法律宣传及政策解读使广大弱势群体知道维权的途径。还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事业,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与监控;缩减政府机关的权限,把对公共事务的控制权部分地从政府组织的手中转移到社区及其他组织,还权于民,使广大公民成为自身利益直接的监护者,从而提高他们参与自主维权的主动性。此外,要完善听证会制度,增强弱势群体参政热情与能力;完善民众对政府的网络监管与诉求平台,培养弱势群体利益诉求与执行监控意识,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双向互动,满足底层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诉求。通过政府网站的建设、听证会制度、公共传媒利益表达渠道的发展与完善,必将使弱势群体真正从心理上感受到自我利益诉求的必要性、可能性与现实性,从而实现社会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渠道和效能上质与量的统一、意识与行动的有机结合。
摘要：社会弱势群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瓶颈,其症结在于利益诉求机制缺失。要解决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组织缺乏、集团化利益表达意识弱化的问题,就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决策运行机制、完善的利益整合协调机制,并创新与扩大弱势群体民意参与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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