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精选12篇）

社会公共利益 篇1

一、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

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极为抽象和模糊的概念, 历史上许多学者曾把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对立面加以阐述。社会公共利益是否是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一直为古今中外学者所争论。英国功利主义学派创始人边沁就否认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 而认为:“共同体的利益 (即社会公共利益) 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不理解什么是个体利益, 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1]这就是说, 个体利益居于重要的地位, 社会公共利益只不过是个体利益的总和, 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公共利益, 个人利益应与公共利益相统一, 增进个人利益就增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就认为, 个人利益不能违背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 主张要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2]。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罗斯科·庞德则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是指直接包含在个人生活之中, 并以这种生活的名义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 包括人格利益、家庭关系利益和物质利益。公共利益则是指国家的人格利益与物质利益以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社会利益是指包含在文明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和愿望[3]。从庞德的描述来看, 他所谓的公共利益就是指国家利益, 而此处的社会利益可解释为本文所说的社会公共利益。

尽管社会公共利益一词频频出现于我国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几乎每一部法律、法规都有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条款, 但我国学者对此研究并不多, 执法部门援引这些条款的就更少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已有表述可大致分为两类, 一是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包括了国家利益。如学者陈运来认为, 公共利益是指在法与道德等社会规范所调整的秩序中形成的带有社会普遍性的利益, 在目前市场经济新时期, 随着“国家——社会”二元化结构的初步形成, 社会利益逐渐从国家利益中分离出来, 两者共同构成公共利益的内容[4]。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孙笑侠教授认为社会利益是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并列的一种利益, 它是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与需要[5]。

笔者认为, 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应是指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 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原则、道德的一般原则及隐藏于它们之后的与时代相适应的公平正义观念, 体现了社会的平等、正义和秩序。

二、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

现代社会必须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以后, 社会的其它方面也需要得到应有的发展。如果只是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民生却发展滞后的话, 最终不仅会导致经济也得不到发展, 甚至会出现社会整体性的后退。这就是所谓的和谐社会的理论, 只有整个社会和谐发展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只有一个社会经济和社会协调平衡发展, 这个社会的发展才有后劲才能持久。因此, 我们的法律制度也应从法律的层面上来反映这种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需要。能够协调这种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具有强烈社会法特征的经济法正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干预和调整的法律手段, 对于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实现社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6]。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社会公共利益的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例如法国学者罗柏萨维认为经济法是旨在保证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中特殊利益与普遍经济利益之间平衡的规则, 瑞士学者也认为经济法是从公共福利出发协调物、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经济关系的法律, 其调整结果是要使普遍的经济利益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到达平衡。这里的社会公共利益以经济方面的利益为核心。在我国主流的经济法研究中, 都将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作为经济法的重要范畴, 而在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的分析范式中, 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关键范畴, 几乎将社会公共利益视为经济法的基石。在经济法中, 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不仅涉及经济利益, 还包括非经济利益, 这些利益形态主要表现为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良好的社会公德, 以及稳定的社会秩序[7]。

三、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法保护

经济法从产生之日起, 就肩负者从社会本位出发、以社会整体效益的最优为根本价值目标的重任,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普遍化、持续化。

(一) 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重要责任

由于公共利益在其“利益内容”和“受益对象”上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 决定了公共利益的保护问题是一个需要国家进行适时、适当干预和调控方能得到很好保护的问题。我国《宪法》虽然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公民在行使自由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然而, 《宪法》对行政机关如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未作出规定, 从而使得行政机关根据自己的判断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 以社会公共利益之名义获取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 如在土地征收、行政垄断等领域, 都体现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滥用。以民商法为核心的私法制度的主要任务在于维护私人利益, 尽管将民事行为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来规定, 但是, 在民法理论和实践中, 社会公共利益强调的是私权的公共性, 即更加积极的要求个人为公共利益而牺牲, 从而使个人有为公共利益而适用的义务。在民事法律中, 个人利益优先于社会公共利益, 私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也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的。在以调整私人利益关系为重心的私法体系中, 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互补充的范畴, 主要是从对私人利益和私权进行适当限制的角度承认社会公共利益的客观性, 而社会公共利益是私权行使的边界。

很显然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是传统的民商法力所不能及的, 作为具有强烈的社会法属性的经济法正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干预和调整的法律手段, 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是其一个重要的使命和任务。

(二)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立法的重要内容

从我国经济法立法情况看, 诸多经济法规范都是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其立法目标。例如, 在市场秩序监管法中, 维护公平竞争的微观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等社会群体的利益都是经济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经济法出于对社会经济公共利益的保护, 它除了注意到了市场主体的共性和平等性之外, 更敏锐地注意到大企业和小企业对市场秩序不同的影响力, 由此对大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限制竞争协议和企业合并等行为进行规制而产生反垄断法。在生产和消费领域, 注意到了消费者相对于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弱势地位, 才有了消费者权利在消法的确定和生产者、经营者在生产经营中的相关义务和产品责任的确定。在宏观调控法中, 维护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保证国家财政、金融体系的良性运行也是经济法追求其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表现。所以, 在经济法的理论建构和具体制度设计中, 社会公共利益都属于基石性范畴[8]。

(三) 经济法中的公益诉讼是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的最佳途径。

公益诉讼是随着法治的进步, 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从个体权利到群体权利再到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诉讼模式, 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依法对违反法律法规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人提起诉讼, 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根本区别在于原告提起诉讼是否以维护社会利益为目的。公益诉讼是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 其根本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 它不以当事人本身法律权利的存在为限, 因而不同于以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普通的法律争议, 即私益诉讼, 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公共利益整体性、普遍性带来的主体不确定的问题, 突破了传统诉讼法中原告必须是利害关系人的限制。

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最终要落实到诉讼上面来。现代经济法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调整并不主要靠经济命令等行政手段, 而是靠法律的手段, 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影响相关当事人的经济利益进而实现调整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既然法律手段是经济法调整的一个重要手段, 那么经济法的可诉性就成为了经济法的命脉。如果国家立法规定了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 然而却没有赋予这些法律法规予可诉性, 这样的经济法无疑是具有重大缺陷的, 而且也不益于发挥经济法应有的作用。

公益诉讼所涉及的社会问题, 本身是诉讼问题同时也是经济社会问题, 把经济社会问题诉讼化, 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公共利益保护这座空中楼阁搭建了一架达至楼阁中央且人人可以通行的阶梯, 使得普通大众都有了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和门路, 也使得国家公共管理的途径和方法日趋多元化和合理化, 直接实现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旨。

参考文献

[1][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2]哲学词典[Z].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5.545~546.转引自张文显, 李步云.法理学论丛 (第一卷) [C].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394.

[3][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41.

[4]陈运来.罗马法公共利益原则及其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启示[J].岳麓法学评论, 第2卷.

[5]孙笑侠.论法律与社会利益[A].张文显, 李步云.法理学论丛 (第一卷) [C].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39.

[6]李旸.从公共利益到公益诉讼”---读《公益诉讼理念研究》http://www2.ccelaws.com/int/artpage/11/art_8901.htm.2007-11-24.

[7][8]王宏.和谐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实现.大众日报网络版, 2008-03-13.

社会公共利益 篇2

开展整治社会治安维护公共安全

百日攻坚会战实施方案

春节、自治区“两会”、全国“两会”将至，为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社会氛围。按照市综治委要求，区综治委发【 】 号文件要求，从即日起至全国两会闭幕，在全街范围集中开展整治社会治安维护公共安全百日攻坚会战，为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各社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本次会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将安全隐患治理工作摆上重要议程，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层层抓好落实。全面强化、固化、深化政府监管责任，落实安全生产和消防网格化管理，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要落实网格责任人负责跟踪整改。

为加强此次百日攻坚会战的组织领导，确保排查整治工作落到实处，成立领导小组如下： 组

长： 副组长：

成员：

二、明确任务，压实工作责任

一是街道领导负责督促指导并带领各科室工作人员与社区一起开展排查整治行动。各科室负责组织实施本科室包片区域的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同时加强对社区排查整治工作的业务指导。

二是各社区、各相关单位要强化对各类涉稳重点人员的核查登记和防范控制，凡是对国家安全、社会政治稳定、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员都要纳入工作视线，实施动态管控，努力将重点人员稳控在当地，严防漏管失控。要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社区矫正对象、吸毒人员、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落实教育、矫治、管理等措施，严防发生个人极端案事件。要做好防控打击教育转化各类邪教人员的工作，严防发生各种破坏和宣传。加强情报信息搜集、研判及时发现有进京滋事苗头的各类重点人员，并进行有效控制，妥善处置。

三是各社区、各相关单位要进一步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深入居民区滚动式地毯式开展矛盾纠纷隐患排查，特别是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涉及到的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可能引起的各种矛盾隐患，要及时排查到位。对未化解的矛盾纠纷，进行认真梳理分类。逐案登记建立台帐。对排查到的矛盾纠纷隐患，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确定包案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确定化解措施和完成时限，做好化解工作，对存在进京到重点地区上访隐患的信访事项，及时向有关单位预警。

三、抓住节点分布有序，推进推进 各社区、各相关单位要抓住春节、十九届二中全会、全国和自治区“两会”等重要时间节点，常态化、基础性排查、整治、打击、防范、管控等工作与重大节点安保维稳工作统筹考虑、分级分布上人力、上措施、上手段。研究制定好周密的攻坚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有战法、有章法，突出重点、抓住重关键点，分布有序推进。

四、畅通信息，抓好工作调度

文化社会与公共创意 篇3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如果从1998年文化部成立文化产业司开始计算，至今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十五年的文化产业发展，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内涵式支撑。十五年来，文化产业发展除了增进经济转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除了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健全，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我们文化态度的转变，促进了我们文化发展观念的转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的高层曾高度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重视文化的国家凝聚和思想统合的作用，把新闻传媒出版当作舆论控制的工具，在文化立场上发展到极端就陷入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元思维模式，甚至出现了“文化革命”、“样板戏”等不同形式的文化破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渐深入，我们开始理性地看待人们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逐渐看到文化的经济价值和商品属性。在上个世纪末，文化产业进入中国政府宏观管理视野，我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化事件，标志着我们的执政思维进入辩证主义的二元思维模式阶段，意味着我们开始正视文化的双重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开始发挥文化的双重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韩国和中国台湾先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并辅以多样化的文化扶持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本国和本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

随着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十八大报告等先后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这些论断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的时代，要以多元思维模式来看待文化的综合价值。

多元思维的文化发展模式，在我看来，就是要看到文化的四个发展层次：文化艺术、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和文化社会。这四个文化发展层次构成了文化金字塔结构，最上端是文化艺术，最下端是文化社会。文化艺术强调文化的原创性和原真性，以文艺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戏剧等艺术形式为载体；文化产业强调复制性和商业性，推进“文化的产业化”，具有技术化的生产手段、规模化的生产效益、市场化的生产目的和企业化的生产主体等文化生产特点；文化经济强调文化资本、知识产权和符号价值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协同推进“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文化化”，通过整合产业价值链和文化品牌的塑造来提升各个产业的附加价值；文化社会强调文化的外部效应和创意的溢出效益，实行生产、生态与生活的立体互动、园区与社区的双向融合、乡村、城镇与都市的全面耦合，以文化力和创意力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环境营造和社会治理。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们进入文化的时代，就是要重视文化发展在文化社会的高级层次。

文化社会强调文化追求和底层创意。文化社会追求有意义和价值的社会发展目标，追求有情趣和品位的生活目标。文化社会彰显了一个有灵魂、有诗意、有精神追求的民族的社会范式；文化社会显示了一个大国崛起的文化品位和国际尊严。文化社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树立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念，引导国民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成为文化发展的核心任务。要求整个社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的时代，“把更高的精神追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一个标志，有极为深刻、极为深远的意义”。文化社会要改造和提升我们的国民性，要重铸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社会的公民是经济公民、政治公民和文化公民的复合公民体，公民的文化权益不仅包括文化消费权利，还包括文化创意权利，自由表达的权利，要充分调度市民的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意，要营造自由创意、宽松多元的社会氛围。

文化社会重视社会设计和公共创意。文化社会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参与”和“沟通”，注重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公共空间的扩展。创意设计作为文化资源的显现手段，不仅仅是让商品、空间和建筑显得更华丽、美观和养眼，而更是一种确保公民在追求美好生活及面向未来所需的力量所在。文化社会重视社区深耕、空间再造、资源再生和环境保护。一个成熟、优雅、精致的文化社会的文化形象，不是在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或富丽堂皇的大剧院和美术馆，不是在名目繁多的节庆会展或琳琅满目的影视演艺，而是在庙堂之外的百姓生活和普通自在的街景巷弄。在这样的文化社会里，十字街头或社区广场可能就是先锋戏剧的表演场所，地铁也可能是提供文化信息、艺术展览和文创商品的文化场地；在这样的文化社会里，公司办公大楼的大堂可能就是艺术展览的文化空间和艺术画廊，咖啡馆、茶馆、书店可能就是提供创意灵感、文化体验的创意空间。当银行的客服大厅成为艺术书屋或创意茶屋，当政府部门的机关大楼成为表演艺术和当代美术进行艺术实验的公共展场，那么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文化社会形态；当一家企业的社会责任以文化责任为最高使命、当一座城市的发展目标以文化发展为最高目标、当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以文化进步为最高尺度，这那么就是一个完美的文化中国形象。

文化产业的发展最宝贵的价值就是赋予我们每一个人以创意精神和文化力量，去建设我们理想中的文化社会。

向勇：

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副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英国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访问学者，英国伦敦Metropolitan大学商学院访问教授。兼任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国家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西城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海淀区创意产业协会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韩国文化院顾问委员会文化产业组委员，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创意经济学术交流网络成员。

四川宣汉人，北京大学哲学学士、辅修经济学、艺术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2003年留校任教，多次赴英国、美国、意大利、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研究。第十一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电影《孟二冬》总制片人、出品人。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术月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行政管理》等国家核心報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参与和主持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文化部委托的研究课题和地方文化产业规划项目数十项。曾获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优秀奖、日本桐山教育基金。

著作成果

《文化立国》（2012，华文出版社）

《创意领导力》（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

社会公共利益 篇4

(一)现代公共行政的局限性

现代公共行政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垂直管理、物化的官僚制与复杂性。

1. 垂直管理

现代公共行政的主要组成形式,就是韦伯的官僚制。这种官僚制是一种理想模式,是以权力分配作为支撑的垂直管理体系。权威和权力都位于金字塔的顶端,这导致了领导不必听取下层的意见和咨询就可以做出决策,导致了决策的不科学和不民主,带有浓厚的官僚主义。

2. 物化的官僚制

官僚制注重工具理性,强调专业化、技术化、去人格化,遏制人性,使官僚制一步一步走向物化。韦伯的官僚制成为了一台臃肿复杂的机器,而人成为了工具,只注重程序和规则而忽视结果,导致公共行政丧失了公共精神。

3. 复杂性

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除了要服务公众、谋求公共利益,还要顾及自身利益。正是因为自身利益的追逐导致机构愈加膨胀和复杂,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笨重不堪。

(二)重释公共行政的内涵

全钟燮教授认为,为了理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摒弃传统的对公共行政的定义与看法,重释公共行政的内涵。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公共行政进行解读。

首先是公众地位的转变。要从被动的客体转化为积极参与的主体。在以往概念中往往将行政管理的重要性置于公共行政之上,因而更多地强调工具理性,专业化和技术化,而忽视了公民的地位,认为他们只是被动接受公共服务。要以对话、沟通和协商为手段,鼓励不同背景身份的人参与到公共行政中来,重新建构行政管理理论。

其次是行政管理职责的转变。要从单纯的管理者转向鼓励公民参与的促进者。政府应该为公民构造双方沟通的平台与话语体系,向公民采纳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行政管理者必须为公民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以保证他们能够顺畅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行政管理者超越现代公共行政的局限性,通过沟通和公民参与来构建更加富有意义的社会框架。

再次是公共行政要重新定位。应该变管理为合作,变统治为治理。社会建构主义并不否认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和技术性,而是引入公民参与,沟通和对话能更好地实现公共行政的目标。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20世纪80年代,政府、公民社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参与治理的公民群众通过对话与协商实现了对公共利益的正确判断。

最后是民主行政。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主张建立一种平行合作关系,通过对话、分享和开放式的交往分享社会权力。社会建构通过协商与对话凸显非科层制的合作治理形式,为推进民主化的治理进程提供了一个框架。

二、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

(一)公共行政社会建构的特征

1. 社会建构是一个框架

社会建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寻求对话和协商。公共行政不再单纯是政府部门的事,同时也是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的事。社会建构框架下,鼓励多主体参与,实现公共治理的民主化。

2. 承诺通过民主过程来实现变革

社会建构承诺通过民主过程来实现变革,让公民充分参与进来,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以实现公民的价值、思想和体验。此外,更加民主的公共行政能够使政府的行政管理具有更好的接受性,使得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够更好地得到推行,提高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

3. 社会建构过程鼓励着人们的参与和奉献

社会建构旨在推动公共参与,要求行政过程更加民主与公开,鼓励人们参与和奉献。只有如此,公共行政才能够更好地运行。

(二)公共行政社会建构的途径

1. 分权与权力分享

分权就是要把权力从中央层面下放到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得以调动,进而培养能够积极参与公共行政的公民。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决策权往往位于金字塔顶层,处于下层的公务员和公民很难进入到决策过程中来,因而必须下放权力。否则,民主的社会建构就不可能实现。

2. 强化非主题讨论的实践

“民主的社会建构依赖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促进持续的互动和连续的关系,倡导批判和反思行动,强调包容姑息反对声音的真正对话与话语。”①主题性的讨论为公民更好地说出心声和意愿提供了渠道和平台。因此,要把主题性讨论和非主题性讨论都纳入到公共行政治理的民主化进程中来。

3. 促进信心和信任

现代公共行政,由于其局限性,民众无法参与到公共政策的治理当中,因而缺乏对政府的信任;同时,部分行政官员的不规范操作,丧失了民众的信任。而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就是重拾公共行政伦理的精神,重塑官员的伦理素质和职业道德,让民众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重新树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三、公共行政社会建构的反思

首先,由于政府的封闭禁锢运行模式,使得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很难参与或影响到决策过程;设若参与进去了,在一些紧急和重要时刻反而会延误决策。其次,公民是否愿意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参与公共治理的意愿是否强烈,即便主观意愿强烈,政策参与过程中也还会受到客观环境、制度条件与领导意志的影响。再次,如何保证公民顺利参与,又如何保证其参与的真实性、所表达观点的可信性,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后,不同的治理主体来自不同的背景与环境、不同的利益团体,因而难免发生冲突与矛盾,关键是如何调和且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任重而道远,但是,坚信只要把握住社会建构的内涵,公共行政就能更多关注公共利益,为一般民众所接受。

参考文献

[1]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孙柏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公共交通的社会共享 篇5

公共交通的社会共享

城市生活,包括就业、上学、购物、休闲娱乐等,都有赖于交通.所有的市民,包括弱势群体,都有这方面的.需求,并且有权得到保障.只有建立一个高效、便捷、安全、可靠、环境友好,覆盖全市的公共交通系统,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保持城市的活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总政策应当使所有市民受益,为社会可持续性作出贡献.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在努力达到这个目标,下面举几个例子.

作 者：章希 Zhang Xi  作者单位： 刊 名：城市公用事业 英文刊名：PUBLIC UTILITIES 年，卷(期)： 24(1) 分类号： 关键词： 

落实社会价值，打破既得利益 篇6

闹剧中却暴露出重大的社会问题。网民心理的失序，舆论生态的混乱，社会价值的迷失，无一不在指向一个重大命题：站在物质高峰上的中国，到底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

郭美美式的社会闹剧并不少见。梳理这些年来的社会热点新闻，就能清晰地看到，经济发展的一路高歌，并未自动带来社会的公序良俗。美德沦陷、竞争无序、行为失范等问题日益凸显：福喜曝光了，舌尖上的安全雪上加霜；老人跌倒了，道德与冷漠在殊死搏斗，人们对法治有更高的诉求。价值混乱、功利至上、钱权开路等现象频频发生：上学拼爹了，寒门望着名校只能一声叹息；招聘“就着萝卜设条件”了，背景与背影的差别决不只是三撇，人们对公平有了更急切的渴望。许多人在心中发问，难道真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这样的“问题意识”进入决策渠道之后，在十八大上被凝练地总结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共识，代表着官方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想象。而且，也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名著《大转型》中提出“双重运动”理论——市场来势汹汹，一旦它打破了经济和社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社会就会发起自我保护运动。就此而言，在经济崛起导致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可谓恰当其时。

市场经济本就崇尚身份平等和规则公平。没有法治和公平的底线，经济发展必然裹足不前，物质财富就成了虚幻的画饼；缺少法治和公平的共识，多元思想就无法共存，反而会变成社会族群的撕裂；失去法治和公平的引领，社会发展就会迷失方向，在五花八门的“价值丛林”中无所适从。

社会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桥梁。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既能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的伤害，又能保证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既能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又能为公民制造“公共的善”。对国家而言，社会组织越完善、社会诚信越高，就越能充分地向社会分权；对公民来说，社会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个人的道德修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其中的纽带，就在于社会的发育成长。

然而，在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恰恰是社会没有发育起来。过去那种“全能型国家”逐渐退回本位，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地带。在这片空白地带上，该怎样培育社会的成长？我们摸索了30多年，才找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答案。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多么简单的口号。不，这些字面意义很好理解的词，一旦落实起来，就是触动既得利益、打破阶层固化，这是血雨腥风一般的冲突和调整。若没有极大的勇气和决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会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社会公共利益 篇7

一、当前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主要特点

(一) 公共需求领域不断扩展。

公共需求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 我国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并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 000美元向1万美元提升的阶段, 从国际经验看, 这一阶段也是公共服务需求激增、各种矛盾凸显的关键阶段。在这个发展与转型的特定时期, 需求类型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 人们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环境、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已呈现持续、全面增长特征。因此, 能不能满足人们日益迫切的公共需求, 是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更是政府面临的新挑战。

(二) 公共需求结构发生变化。

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引致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 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在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满足之后, 社会成员在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旅游、安全等方面的支出远远大于基本的生存支出 (如基本食品支出等) , 开始由注重生活的量向注重生活的质方面转变, 开始关注和追求生活环境、文化教育和个性发展等方面的新需求, 公共安全、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已经成为需求结构的主体。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掌握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规律, 积极回应公众不断变化的公共需求, 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创新, 切实履行好政府职责。

(三) 公共需求意愿日益强烈。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我国需求主体不但日益扩大而且呈现出多元化。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把社会保障看成是生存的基本权利, 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对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公共需求日益强烈, 广大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已发展成为公共需求的主体之一。而中高收入群体则更多的是偏向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二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广大进城务工人员渴望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其基本公共需求日益强烈, 必然导致公共需求的直线上升;三是由于历史原因, 农村的公共需求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在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村居民基本被排除在享受公共服务的主体之外,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公共需求在各个领域都将被逐步激活, 广大农村居民开始成为公共需求的重要主体之一。

二、当前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虽取得一定进展, 但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相比, 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水平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 公共服务供给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

(一) 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严重不足。

总体上看, 改革开放之初吃饭、穿衣等私人产品的严重短缺逐步成为历史, 全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长, 这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居民的发展性消费支出比例明显超过生存性消费支出比例, 特别是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公共安全、资源环境等这些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社会的突出矛盾。近年来, 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投入总量上虽有明显增加, 但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及占GDP的比重相对来说还是偏低的。比如, 我国教育支出的绝对数在明显加大, 但是相对比例却一直偏低。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长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以及公共服务的不到位, 已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因此,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扩大公共服务供給, 满足基本公共需求, 成为当前政府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

(二)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公共服务供给不但总量不足, 在资源配置方面也存在不平衡等问题。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领域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 社会发展成果还不能惠及全体人群, 公共产品供给有欠公平。

由于城乡水平地区水平差异较大, 公共资源过分集中于城市和中心城镇, 城市居民享受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以及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社会保障, 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较难享受。以教育为例, 义务教育人口的60%在农村, 却只有不到25%的资源用在农村, 一些不利于教育公平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公共卫生资源方面, 资源过度集中在城市大医院, 农村和社区卫生发展缓慢。

(三) 公共服务方式较为单一。

公共领域的改革滞后严重制约了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长期以来, 由于行政改革尚欠完善, 公共领域的许多资源由部门所有、地区分割管理, 制约了资源的共享程度和使用效率。在运行机制上, 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现象较为严重, 特别是在一些竞争性公共部门, 缺乏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公共服务信息不透明, 造成公共服务效率低下, 影响了公共服务供给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

(四) 公共服务质量不高。

从公共教育看, 基础教育普及以后, 人民群众已不满足于“有书读”, 更要“读好书”, 名校等稀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从公共医疗看, 医疗保障体系覆盖面虽有扩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病负担, 但总体保障水平并不高, 特别是遇到大病、重病更是无法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用。从公共安全看, 公共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已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最关注的大事。科教文卫等公共产品的总体水平明显滞后于社会公共需求, 公众满意度不高。

三、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对策建议

公共服务供給能否满足基本公共需求不仅是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之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毕竟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只有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朝着正确的改革方向, 持之以恒, 扎实推进,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就会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一)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当前, 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 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 成为改革发展新阶段的突出矛盾。适应公共需求深刻变化和全面增长的客观要求, 不断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基本需求已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长期以来, 经济建设型政府使得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 既不能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又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重要的是要加快推动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 积极回应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因此, 我们要从解决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突出矛盾出发, 及时确立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 不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合理界定公共服务边界, 明确公共服务范围, 把与民生关系密切、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作为核心公共服务, 把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倾斜, 把管理力量更多地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上, 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 为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增加公共服务投入。

公共财政是政府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基础。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重要的是要适应社会公共需求变化, 加快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要内容的新型财政体制。为此, 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以公共支出为重点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的范围和结构, 不断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 特别是要向社会低收入群体提供应有的社会保障, 让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同时, 要逐年增加公共服务方面财政投入的比例, 拓宽社会融资渠道, 积极调动社会资本在服务供给方面的作用。此外, 要加强对公共财政支出的监督和制约, 提高财政运行的社会参与度, 逐步实现财政预算和管理的透明化、制度化, 保证公共服务投入真正落到实处。

(三) 改进公共服务方式, 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国外的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单纯凭政府的力量, 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多元化的公共需要。只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改革公共产品供给方式, 打破行政垄断, 实行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与社会化, 才能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

一是引入市场机制。面对公共服务供求之间的矛盾, 要扩大市场参与度, 允许私人部门介入提供或生产公共产品,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二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在西方国家, 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与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并驾齐驱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并成为西方社会公共服务改革的组织保证。国际经验表明, 采取“社会化”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 建立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多中心治理结构, 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 不仅有利于拓展公共服务资源, 而且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是改革政府公共管理方式的一个重要载体, 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 大力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功能, 以有效地延伸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扩展公共管理的力量。

三是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政务公开是政府服务创新的基础性工作。政务不透明是传统管制型政府行政的重要特点, 容易造成极高的交易成本和为政府官员提供“寻租”的机会。因此, 要加快建设透明政府, 完善政务信息发布制度, 切实保障公众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知情权、表达权、选择权、监督权。

四是加快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政务建设将进一步简化政府事务运作的环节和程序, 促进政府业务流程重组与优化, 既提高办事效率, 又降低行政成本。只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政府管理方式, 才能充分发挥政务信息对经济社会活动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服务作用。随着电子政务的广泛应用, 政府公共服务将进一步贴近服务对象, 使公众更加及时地获得政府公共服务。

(四) 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激发公共服务活力。

事业单位是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主体部分, 决定着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质量、效率。我国事业单位分布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诸多领域, 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 牵一发而动全身。近年来, 事业单位改革虽取得一定进展, 但事业单位管理和运行中仍旧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事业单位改革要明确事业单位的功能定位, 强化公益属性, 充分发挥其服务功能。事业单位改革要以创新体制机制为核心, 统筹设计改革方案, 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 加快推进分类改革, 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 建立健全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特别是在事业单位的基本制度、功能定位、机构分类转型、产权制度改革以及运行机制、监管体制、法律框架、政府角色和治理结构等方面要进行系统的配套改革, 建立机制灵活、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管理规范的公益性服务体系, 强化社会事业领域的公共服务职能, 激发事业单位的生机与活力。同时, 要制定奖勤罚懒的政策, 强化政府监管, 规范和约束公益服务机构和人员的行为, 保证其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五) 建立绩效评估体系, 确保公共服务质量。

绩效考评作为一项重要的激励约束制度, 有助于落实政府的公共责任, 使政府更加重视行政活动的产出和结果, 更加重视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为此, 要加快建立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将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指标纳入干部绩效考核体系, 作为评价和考核干部的基本尺度, 充分发挥绩效评估考核的导向作用与激励约束作用。要建立多重绩效评估机制, 扩大公民和服务对象的参与, 大力开展公民评议活动, 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 建立专门的社会评估组织对各级政府绩效进行科学的诊断和评估。要建立公共服务责任机制, 强化行政问责, 追究公共服务方面的失职责任。要加强绩效考评的宣传和引导, 形成科学考评政府绩效的良好社会氛围。只有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矛盾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公共服务质量才有保证。

摘要：面对公共需求的深刻变化, 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成为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为此, 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积极回应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关键词：公共需求,公共服务,建设

参考文献

[1]迟福林.第二次改革[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2]王东京, 田清旺, 赵锦辉.中国经济改革30年政府转型卷[M].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社会公共利益 篇8

关键词：创新,垄断,三星苹果,利益平衡

有一个被称为“世界专利大战”的、在很多国家都掀起“战火”的经典案例就是“苹果VS三星”智能手机专利大战。本文即是从该案例入手, 来分析如何平衡专利制度带来的利与弊, 如何实现专利的垄断性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一、专利制度中的利与弊

(一) 专利制度对创新的推动

专利制度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完善。一方面, 新技术拥有者需要一种能保护其经济利益的制度来激发创造积极性;另一方面, 社会需要一种制度使得新技术尽快被公开, 使新技术更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产, 而不是被当作商业秘密保护起来。由此, 专利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展起来。可见, 鼓励创新是专利制度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

(二) 专利权是合法的垄断

作为一个法律概念, 专利 (Patent) 来源于英文“LettersPatent”①, 最初是指由英国国王亲自签署的带有御玺印鉴的独占权利证书。证书的内容就是国王授予某人对某项技术享有的独占权, 而且这种证书没有封口, 证书内容是公开的, 任何人都可以观看到里面的内容。因此, “Patent”的原意就包含两层意思:垄断、公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垄断就成为专利的最基本的特征。

(三) 专利制度中利弊冲突

因为要鼓励创新, 所以专利制度应运而生;但与此同时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市场垄断。曾经有位学者说过知识产权不能太脆弱, 太脆弱不利于激励创新和促进传播。同时, 他又说:知识产权不能太强大, 太强同样会扼压创新和阻遏传播。这种扼压很大程度就来自于可能造成的垄断。专利本身的性质, 会使得权利人可能利用自己在技术、信息、品牌等方面的独占权利来尽力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从而做到可以排除或限制他人的竞争。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知识产权反而成了限制他人竞争并垄断市场, 同时又可以阻碍技术转移和信息传播的有力工具。最终, 这些弊端所带来的后果还是社会和我们每一个人来承担的。

二、苹果VS三星案件的利益平衡分析

当美国地方法院关于此案的裁定———三星公司侵权事实成立, 赔偿苹果公司10.5亿美元出来时, 这个本来就备受关注的世纪大案带给我们的震撼实在太多, 也让很多人看到了专利制度对于市场的影响, 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专利的力量。

(一) 案情发展

苹果公司于2011年在美国对三星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三星随后提出反诉。此外, 双方还在英澳韩相互提出诉讼。苹果侵权起诉17款三星产品, 共计8项专利, 索赔数额更是达到了25亿美元。当然, 三星否认了苹果的指控, 并且同时反咬了苹果一口, 认为其涉嫌侵犯三星的5项专利, 要求赔偿5.19亿美元。

(二) 专利制度的存在对于智能手机市场发展的推动与阻碍

在推动方面, 苹果以前所未有的思维和视角给手机行业带来了巨变, 这种巨变就源于它的创新。而这种创新, 正是得益于专利制度的发展。正如诺斯②曾给予专利高度评价:“一套鼓励技术变化、提高创新私人收益率, 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系统的激励机制, 仅仅随着专利制度的建立才被确立起来。”

推动伴随着阻碍。权利要求书中的各项权利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被作为专利来保护的, 不能将权利要求书中的某一个权利拿出来单独给予专利保护。但苹果在起诉中却将整个专利拆成了几个部分, 要求保护其整体专利中的某一个小的设计。苹果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开发圆角矩形、大尺寸屏幕的设备, 这种想法非常可笑。智能手机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只能有几种形状, 不可能被设计成三角形或者其他形状。如果圆角弧形被单独保护的话, 无疑会造成垄断, 使得整个智能手机市场被限制在一两家企业。权利人利用专利制度, 滥用专利权利, 该行为就会超越专利权的正当界限或背离法律设定该权利的初衷。

三、创新和垄断的平衡

(一) 反垄断法对专利权不合法垄断的规制

日本、欧盟、美国等国家是经济、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 这得益于其对专利权的保护。尽管如此, 它们也很重视对专利权垄断进行规制, 都用反垄断法规制了该行为。它们不光有原则性的规定, 比较强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也是比较完善的。

我国应如何完善反垄断法?首先, 要有具体的规定来与第55条的原则性规定相配套。我国反垄断立法过于原则, 与此有关的内容仅在第55条作原则性的规定。更具体的规定包括要严格区分专利权垄断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罗列典型的专利权非法垄断表现形式、反垄断的兜底条款及审查原则等。其次, 加强行政立法。由国务院批准一个相关的执法指南, 有利于在司法和行政执法活动中适用。最后, 提升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地位, 建立权威的监管机构。没有监督的权利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催化剂, 滥用权力的行为都要有强有力的执法手段来打击。③

(二) 合理安排专利的有效期限

Nordhaus模型展示了专利长度的这样一个特征④:当创新收益与社会福利损失在边际上相等时, 专利长度就是最优的, 并且是有限、严格为正的。过长的期限会阻碍技术进入公有领域被社会使用, 过短的期限又会使得专利制度形同虚设。因此, 欧美国家实行专利更新制度来弥补固定专利长度的不足, 即专利申请者可根据专利收益和费用的比较来选择专利长度, 从而实现专利长度差别化的目的。

(三) 将授予专利的门槛科学化

该案也凸显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专利实在太多了, 多到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专利的陷阱而产生纠纷。专利过多, 除了是依赖于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的创造热情, 还因为授予专利的门槛太低了, 以致于出现很多不该被保护的专利。

(四) 完善强制许可制度

专利保护期限过长会加剧社会福利的损失, 造成垄断。上文提到要合理安排专利有效期限, 还有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将专利和强制许可相结合。引进强制许可后, 创新技术以一定费用被许可给其他企业, 市场上同样功能的产品不断出现, 这将有效的减少专利的垄断。

那么如何完善呢?笔者认为, 首先要设置初步审查, 使得通过初步审查的申请人在行政诉讼期间内可以实施该专利。这样的制度设置是为了防止被申请人利用诉讼程序来拖延许可的事宜, 等到行政诉讼程序终结, 很多专利强制许可已没有意义, 强制许可制度的设计目的就无法实现。其次, 保持此种制度的灵活性, 与国家经济政策相结合。最后, 完善许可费用计算, 使其更加方便、更具操作性。

四、结语

“知识产权法是以利益平衡为基础的法, 利益平衡构成知识产权法的基石。在知识产权法中引入并切实贯彻利益平衡原则, 可以保障知识产权法调整的利益各得其所, 在总体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效用。”⑤具体到专利制度, 也是要实现一种理想的平衡:技术拥有者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法律背后是商业, 案件背后是利益”。如何实现二者的平衡就是我们今后专利制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向, 也是关乎我们专利制度发展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曹新明.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1.

[3]陈丽苹.论专利权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J].法学论坛, 2005 (2) :28.

[4]林艳坤.外国反垄断法对中国立法的启示[J].电子知识产权, 2007 (10) :29.

[5]薛卫, 雷家驍.创新激励、市场垄断与专利的理论评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8 (06) :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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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伟君, 张韬略.TRIPS协议和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完善[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09 (06) :24-29.

[8]张波.德先诉索尼垄断案及其启示-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规制之时政分析[J].调节仲裁诉讼, 2006 (04) :50-56.

[9]郭德忠.专利法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与一致性[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5, 31 (03) :27-31.

公共舆论的社会矫正功能 篇9

首先是揭发与揭露公共领域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共舆论的监督、揭发、揭露是发现和制止公共领域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最有效手段之一。由于权力的先天腐败性和人性中恶的成分的存在, 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的统治者, 在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以后, 都完全有失去控制、以一己私欲损害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可能。因此对权力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 它构成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核心。根据人类的政治经验, 政治权力具有普遍的被非公共运用倾向, 孟德斯鸠对此有过经典的论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1) 事实上, 官员的道德自律是有限的, 滥用职权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而这些官员们“东窗事发”大部分是被揭发、举报或是舆论揭露的结果, 有些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没有公共舆论的强烈介入是不可能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的, 也许就蒙混过关、逍遥法外了。比如“躲猫猫事件”就是由于公共舆论的强烈介入, 从而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的一个典型案例。24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 在看守所度过11天后却因重伤入院, 因“重度颅脑损伤”于2009年2月12日6时57分不治身亡。对此, 云南晋宁县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声称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的。这就是著名的“躲猫猫”事件。在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成本之后, 才最终认定“死者系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无独有偶。就在曾惊动一时的昆明市“躲猫猫”、“死角角”事件之后不久, 河南鲁山再传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意外死亡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给公众选择观点和信息的自由, 其实就等于给了他们政治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信息控制得很严, 那么很快这个国家的政治氛围就会紧张。” (2) 事实表明, 越是在事件发生后“躲猫猫”越是被动。再联系“周老虎”事件、邓玉娇事件等,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遮掩手段和隐匿真相手法, 事实终究会败露, 这也正是类似的公众事件因“躲猫猫”而得出的惨痛教训。

可以说, 如果没有舆论的介入与揭露, 这些违法乱纪、草菅人命的案件就不能得到及时处理, 犯罪行为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公共舆论“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首要角色便是对国家政府部门实施监督”, 而且“应当全面监督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应当无所畏惧地揭露滥用官方权威的行为”。 (3)

其次是弥补公共政策中的漏洞和缺陷。公共利益是一切政策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也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和目的。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共价值为基础, 以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合理分配为坐标, 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其效果的衡量标准。但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 表现出多元的形态, “在实际操作中, 受各种因素影响, 价值取向极易出现偏差”。 (4) 所以说,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在本质上都是“试验的”, 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尽管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出台, 各级政府部门都是慎之又慎, 但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才能发现其中的不足和漏洞, 对这些公共政策反映最集中、最快捷、最全面的就是公共舆论。

2009年10月14日晚, 河南小伙孙中界在上海被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钓鱼执法”。10月20日上海浦东新区行政执法局发布调查报告称他们执法无误, 并再次声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而公共舆论纷纷质疑此事涉嫌“钓鱼”执法。对这起事件, 上海市委领导明确表示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肯定是错误的, 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发布的所谓调查结论是在未经深入调查、仔细核实的情况下简单草率作出的, 与事实不符, 误导了公众和舆论, 损害了上海和浦东的形象。

上海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有鉴于此, 《辽宁省行政执法监督规定》于2010年2月22日起正式施行, 这意味着全省涉及50多个行政执法部门的近15万名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将受到依法监督: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 城管执法被重点监督, 行政执法人员有八条高压线, 一旦行政执法人员出现违法行为, 将会受到严惩。

可见, 公共舆论对各级政府的依法行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公共舆论来源于各种社会矛盾, 却同时又拥有了解决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目标和方向, 是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而形成的一种公共见解体系。“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是自发的行为, 带有职务行为而发表的公共见解并不属于舆论的范畴, 因此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是从具体社会矛盾出发, 抱有解决社会矛盾的良好愿望, 这是舆论发展的方向, 也是舆论发展的规律。” (5)

再次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鞭挞和公德的弘扬。“扒粪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 但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 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 其中最核心、最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如同某种“综合征”一样突然发作。在此关键时刻, 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运动”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 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 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哈贝马斯认为, “公共意见, 按其理想, 只有从事理性讨论的公众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形成”。 (6) 也就是说, 公共舆论是在受过教育和知情的社会成员在广泛的辩论和商榷中推敲出来的, 且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承认。这是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 也是一个启蒙过程, 还是理性的公开运用过程, 它起到了明辨是非的作用。

“扒粪”一词虽然不雅, 但却道出了公共舆论的最主要的社会功能, 从2003年底的哈尔滨“宝马撞人事件”, 到2004年的山东“副市长下跪事件”, 直至余秋雨、章子怡的“捐款门”以及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中小品中过多地充斥广告, 等等, 这些都显现出了公共舆论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有些事情虽然没有达到违法乱纪的程度, 但严重违背了社会功德, 败坏了社会风气, 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这时候就需要公共舆论站出来, 主持社会正义, 弘扬社会公德。

2010年1月28日, 重庆市渝北区鸳鸯奥林匹克花园小区59号别墅业主放任其两条烈犬咬伤两名垂钓者。此前还发生过把垂钓者打落湖里、纵狗吓人的事。这一挑战道德底线的恶行激起了公共舆论的普遍声讨, 遭到了公共舆论的强烈谴责。这位富人的德行显然与社会弘扬的热爱生命、以人为本的理念背道而驰。在法制还不够健全的当下社会, 钱和权的确能摆平很多事情, 但也并非没有底线, 公共舆论的广泛关注, 估计狗的主人花钱就能平事儿的想法很有可能落空, 他将不得不承担责任, 包括受到惩罚。

公共舆论对这种严重违背社会公德行为的披露和谴责, 是对社会道德风气的净化, 是对社会正义的弘扬, 起到了法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这正是公共舆论所特有的“讨伐精神”, 即公共舆论“能唤起公众对一桩正义事件的关注”。“具体化的邪魔是公众能采取手段压制的唯一邪魔”。 (7)

总之, 公共舆论是社会民智的集中反映, “本质和它所反映的是人民大众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人民的意志和情绪, 人民的意见和批评, 通过新闻媒体反映出来” (8) 便形成了公共舆论。因此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样的舆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都是民众有效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结果, 特别是在民众综合素质达到一定高度的当今中国, 社会舆论所包含的民智与民力就是一个“精神财富宝藏”,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文为大连市社科联项目《论舆论导向与和谐大连的构建》之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10DLSK350)

参考文献

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 ,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第154页。

②兰斯·班尼特著, 杨晓红、王家全译:《新闻:政治的幻象》,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年版, 第269页。

③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78页。

④李发戈:《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10 (1) 。

⑤李昌祖:《加强政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的探究》,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8 (4) 。

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 汪晖等编《文化与公共性》, 三联书店, 1998年版, 第126页。

⑦弗林特:《报纸的良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42页。

社会公共利益 篇10

1.园林的公共性

“公共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范畴。公共性的增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园林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是舒适惬意的物质空间和寄情山水的精神空间的综合体现。园林的公共性,突出特点是园林面向大众开放,公共性的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是一致的。“公共园林”一词,诠释了园林的公共性内涵,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反映。历史上的公共园林是现代城市公园产生的基础。古今中外,历代大规模的公共园林建设均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城镇、村落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也积淀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因此,对于公共园林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共性意识,对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2.公共园林发展的动力因素

城市公共园林的起源,最早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在早期神话中,关于绿洲园和山地林苑的描述,就有着为公众服务的类似城市公园或娱乐的场地。随着人们社交、体育、节庆、祭祀等公共活动日益盛行,出现了供人们集会之需的城市广场,为体育运动而设置的竞技场所,为祭祀神灵而设置的神苑等。在这些公共活动场所周围,大多设置林荫道、草地等活动场地,并配置花架、凉亭、座椅等休息设施,点缀着花瓶、雕像等装饰性景物。这些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城市公共园林的雏形。

在西方园林史上,公共园林的发展包括从圣林到竞技场、再到公共园林和后来的文人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传统欧洲的城市生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集聚性,自由民主制度便是促使公共园林产生的政治性因素。在工业革命后,当时工业化的大生产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引发了广泛的社会问题。随后以英法等国为首,率先开展了拯救城市环境的措施,并开始通过努力建造城市公园来构建绿色景观体系,进而解决城市的环境问题[3]。为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不同程度的园林开放则是促使城市公共园林发展的社会性因素。

3.不同文化背景下西方各国公共园林的发展

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下,推翻了欧洲君主专制政权,将曾经隶属于皇室的宫苑陆续向广大民众开放。随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国公共园林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3.1社会改革推动城市公共园林与公共空间协调发展

英国的公共园林建设先后经历了从“公共走廊”,到通过颁布“私人法令”兴建城市公园,再到大规模城市公园的建设热潮等一系列过程。

英国近代城市先后着手进行的公园建设是英国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解决环境问题,提高大众健康水平的需要。[4]在英国的城市建设史上,公共园林的建设一直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改造和建设联系在一起,并将公共园林作为改善人居环境,增强人们身心健康的重要载体。事实证明,公共空间的改善的确会极大地调动和激发市民户外活动的热情。尤其在英国工业革命后,面临城市人口骤然剧增,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公共空间的极度缺乏,瘟疫猖獗而导致的大规模霍乱,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健康,引起人们对公共空间与大众健康的关注。而此时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强烈呼吁社会改革,并于1835年颁布“私人法令”,允许在多数纳税人要求兴建公共园林的城镇,动用税收兴建城市公园。1838年的报告还要求在未来所有的圈地中,都必须留出足够的开放空间,同时允许使用税收来建设下水道、环卫、园林绿地等城市基础设施。此后,英国的一些城市中开始出现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画廊等供市民“合理娱乐”的设施,帮助居民提高对自然的欣赏力,以及对高雅艺术的鉴赏力。[5]在1859年,通过并颁布了《娱乐地法》允许地方当局为建设公园而征收地方税。这种以法律的形式定下来的政策对后世的园林建设和城市发展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1| 英国伦敦海德公园图片来源:[1]百度百科

2| 法国丢勒里花园图片来源:[2]百度百科

3| 法国布劳涅林苑图片来源:[3]《西方园林史》

英国城市公园的建设热潮是从19世纪的40年代开始的。在“私人法令”颁布以后,1844年,由英国人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1803-1865)设计的利物浦伯肯海德公园(Birkenhead Park)是世界造园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城市公园。随后在英国各地均发起了公共园林的建设浪潮,维多利亚公园的正式开放是在1845年,另外,曼彻斯特的菲力普公园、王后公园,索尔福德的皮尔公园也于1846年相继开放。除上述英国各地兴建并开放城市公园之外,1847年以后的很多私家园林也纷纷面向社会开放,或将其改为城市公园。著名的皇家园林,如伦敦的海德公园(Hyde park)(图1)由之前的皇家猎苑变成伦敦人的时尚旅游地。尤其是每年的五朔节,园内游人如织,这座占地142公顷的大公园现在是伦敦市民喜爱的日常活动,以及举办各种庆典活动、娱乐表演和群众聚会的场所。肯辛顿园(Kensigton Garden)现在是深受伦敦市民喜爱的散步休闲和慢跑场所,园林气氛也比毗邻的海德公园更加轻松怡人。圣·詹姆斯园(St.James`s)是昔日的皇家园林中规模最小、但却最古老和最富装饰性的一个,如今是伦敦市民与游客最喜爱的休闲游憩场所。另外,还有绿园(Green prak)、摄政王公园(Regent Park)等等,都逐渐转变成对公众开放的城市公园。这些昔日的皇家园林几乎连成一片,占据着市区中心最重要的地段,总面积达到480公顷。并且经过改造后,更适宜于大量游人的活动,十分方便市民的日常生活,这些由一系列公园组成的公园群构成今日城市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对城市环境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随着这些为大众服务的城市公园不断兴起,必然使园林艺术走向通俗化也成为一种必然,古典使园林变得更有人情味。

英国的造园活动在经过半个世纪后,其公共园林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开敞空间与公园的建设和城市的改造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公共园林的建设与居民身体健康的提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扩大公共空间的方式满足人们的健康之需。同时,公共园林更具综合的城市功能,即环境教育与教化的功能、一定意义上的政治功能,以及为城市居民提供宽敞活动空间的综合功能。城市公共空间与公共园林对于整个社会和谐气氛的营造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3.2公共园林的发展引导城市发展的方向

19世纪初的法国巴黎,仅有100多公顷的园林,而且只有在园主人同意时才对公众开放。而占地面积约25公顷的丢勒里花园,就是在巴黎建造的最早的大型花园之一(图2)。这座大型花园从路易十三统治时期开始,就定期向广大巴黎市民开放。因此可以说,基于社会变革而出现的园林开放,可以看作是法国历史上的首个“公共园林”。公园位于塞纳河北岸而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基点,丢勒里花园的轴线奠定了巴黎城市的发展方向。其构图对城市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8世纪末成为城市公园。原是法国皇家狩猎地的巴黎郊外的布劳涅林园(图3),几经改造后,也以其自然式优美景观向游人开放。在巴黎市区开放的一些原属皇家的园林成为公众聚会的场所,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一些真正为居民设计,供居民游乐的休息花园和绿地。同时盛行私家园林在一些时候向公众开放的风气,并伴随着文艺复兴的传播,这种情况迎合了一些大众需求。不过,在人文主义精神还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上层精英文化的时候,这种贵族富豪的慷慨行为,更主要出于显示家族荣耀的一种虚荣心。[6]此类园林向园林大众提供了休闲环境,更使人们体验到原属社会上层的高贵园林艺术,不过,大规模自然式园林和林苑的开放,对公众生活以及城市发展的影响或许更大。

因此,18世纪到19世纪,是欧洲逐步由贵族社会走向平民化社会的世纪,贵族、王室园林向平民开放,以及建立直接为公众服务的公园,在园林史上是一个反映近代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现象。这些定期或不定期对公众开放的园林,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但因其仍属于王公贵族所有,将其向公众开放,只是为满足王公贵族的虚荣而已,与真正意义上的为大众服务的公共园林有着天壤之别。

3.3真正为大众服务的公共园林的诞生

直到19世纪中叶,受现实主义所提倡的“真正的艺术必须为广大民众服务”思想的影响,以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为代表的很多艺术家们逐渐加强对当代生活的评价和对大众生活的关注,而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园林艺术从为特权服务的贵族艺术逐渐向为大众服务的公共艺术迈进。城市公园在将自然引入城市,并改善城市卫生环境的同时,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亲近自然、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场所。大城市及周边自然式园林的开放,更为市民方便地接近和享受一片自然提供了可能。城市公共绿化环境,在古代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以各种名义存在。但当把为大众服务的园林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并且通过相应的法律确定下来时,真正意义的大众公共园林才得以最终确立。此时的公共园林变革,还涉及工业革命和近现代初期城市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4| 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图片来源:[4] 北京林业大学《西方园林史》精品课程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公园建设,是从美国的纽约中央公园开始的。美国历史上没有过皇家宫苑,在18世纪城市发展中也很少有留出空地用于公共娱乐,到19世纪初,才开始有公共园林的萌芽。最初是把城市广场种上树,供居民游憩,后来将乡村墓地适当修饰,这些自然风景式的墓地是为全市居民服务的。而19世纪30年代开始营建的费城劳雷尔山(Laurel Hillin philadeplhia)在1848年的4-9月间,有3万人游玩,而同期到纽约的Greenwood的游人竟达6万人之多,这充分说明了建设城市公园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于是,在19世纪的美国展开了一场关于建造公园的大讨论,要点有四个方面:公众的健康、人民的道德、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经济效益。

F.L.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3)是开创自然保护和现代城市公共园林的先驱者之一。在欧美兴起的城市公园运动,使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风景如画的自然片段。纽约“中央公园”(图4)是利用纽约市大约348公顷的一块空地改造、规划成为市民公共游览、娱乐的用地,奥姆斯特德提出“把乡村带进城市”,建立公共园林、开放性的空间和绿地系统。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赏,继而掀起了一场城市公园运动。这种新兴的公共园林在欧美的大城市中普遍建成,并陆续出现街道、广场绿化,以及公共建筑、校园、住宅区的园林绿化等多种形式的公共园林。纽约中央公园采用回游式环路和波状线型小径相结合的园路系统,四周有四条路与城市街道立体交叉相连接,使游人在园内散步、骑马、驾驭马车等活动与城市交通互不干扰。

19世纪末兴起的生态学到20世纪50年代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的理论,为了不断地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而兴建了一系列的公共园林。造园家探索着运用生态学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来指导大型园林的规划,开始了在城市中兴建公园的活动。随后,受其影响,公共园林的建设也逐渐扩展至社会主义国家。

4.结语

公共服务是社会稳定之本 篇11

《瞭望东方周刊》：近来，广州市政府网发布规定，外地来穗人员到达居住地三日内需向有关机构报到，并登记信息。广州为什么会忽然出台这样一个引发争议的规定？

黄石鼎：首先，“穗府36号文”不是新鲜事物，“三日内登记”的要求一直都存在，全国各地都一样，并不是最近提出来的。

再者，这里边体现出的是越来越精细化的城市管理思路。我们常说，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要实现均等化，但是到底要给多少人提供服务？他们是谁？年龄结构是怎么样的？他们什么时候来，又是什么时候走的？等等，这些基本情况要了解到位。

例如，一个地方要提供基础教育设施，如果放在以前，只要统计一下这个地方的户籍人口，就可以推算出一年有多少学龄儿童，以此为依据修建学校，提供学位。

问题是，现在城市的状况变复杂了，除了常住人口，广州还有一半的流动人口，他们很多人是没带小孩的，有的小孩还是“候鸟儿童”，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呢？

跟常住人口比起来，流动人口是流动的，这些信息自然很难被人掌握。交通、医疗、社会保障，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对流动人口的地域分布，年龄结构这些信息不了解，怎么可能“对症下药”提供公共服务？登记的规定也是这种治理思路的延伸，还是希望能拿到这部分数据。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不是意味着，随着城市管理压力增大，广州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尺度会越来越紧。

黄石鼎：以后是收紧还是放松，这个很难评价。一个城市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城市里路越修越多，交通却越来越拥挤，因为人太多了，导致投入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水平反而不断下降。

而且，广州的流动人口治理形式是非常严峻的，压力非常大。我们调研的数据是，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达到了一比一，流动人口有800多万，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而且类型也越来越复杂。

但是，获取信息，不仅仅是对社会治安的控制，很重要的原因是为公共决策提供依据。当然，随着技术进步，完全可以采用移动终端、智能网络等灵活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至于很多人担心的信息安全，也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有法律法规来保障信息安全。

如何消除不稳定因素

《瞭望东方周刊》：既然服务这么重要，为什么还是会看到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权益未能得到很好保障的现象？

黄石鼎：流动人口在一个地方得不到应有的服务、保障，就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可是，怎么样能让流动人口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里有一个关键性问题，目前我们国家的财政体系是“分灶吃饭”，各家各管自家的娃，修路也好，建学校也好，用的都是地方财政的钱。

比如，一个湖南户籍的小孩，到广州来读书，这笔公共教育支出谁来掏呢？如果所有人一视同仁，全部实现“市民化”，广州的财政是支撑不起的。

《瞭望东方周刊》：流动人口来到一个城市工作，也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也理应分享到发展带来的成果。

黄石鼎：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的城市治理还精细不到这种程度。因为，还有很多人是没在当地交税的，如果一刀切，全部都做到本地市民待遇，就会导致落后地区的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地区流动，城市规模无限膨胀，最后瘫痪。

这就造成一些作了贡献的人群，暂时没办法享受到相应的服务。目前能想到的办法是积分制，根据你在广州生活的年限、交税年限等等，综合多方条件，给你一个积分，积分累计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享受更多到医疗、教育保障。

市场手段可平衡人口结构

《瞭望东方周刊》：总体来讲，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的区别应该是越来越小的，这在哪个方面最显著？

黄石鼎：在政治层面，会让更多的流动人口参与到城市发展的决策过程中来，赋予他们更多的政治权益。比如说，流动人口可以参选人大代表，参与到社区基层治理，等等。

《瞭望东方周刊》：未来广州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会是什么趋势？

黄石鼎：在理念上，城市管理会越来越文明，会渐渐地从过去单纯的管理，向服务转变。服务是首位的，手法也会越来越柔性。

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篇12

改革对我们的社会进步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极大的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改善了社会的生产关系。然而, 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 以市场经济为固有属性, 在一定范围内刺激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与扩展, 这导致了社会上的一些客观存在的不良因素以及各种矛盾也层出不穷。再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缺乏完善的约束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 社会的调控能力也比较弱, 成为了非法犯罪行为迅速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但是, 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正常发展的规范化轨道后, 社会经济必将得到协调发展, 犯罪问题也将得到有效控制。本文尝试从社会经济转型的角度揭示其与违法犯罪之间的关系, 探索维护和促进公共安全的对策。

二、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产生的因素

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公共安全包含信息安全, 食品安全, 公共卫生安全, 公众出行规律安全、避难者行为安全, 人员疏散的场地安全、建筑安全、城市生命线安全, 恶意和非恶意的人身安全和人员疏散等。国际规律显示,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范围之内后, 将会灾害事故频发, 社会安全问题凸显。社会经济失调、社会伦理失范、国民心理失衡社会失序等现象成为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问题。

中国社会转型中公共安全管理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政府方面。目前, 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统一并具有权威的公共安全处理协调机构。在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能分配方面, 也是交叉重叠, 不能在面对危机时统一调度, 及时解除危机。除此之外, 对于制度建设方面, 我国也没有关于公共安全方面的高层次的基本法。其次就是社会规范的失灵。我国体制转型之后, 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蓬勃起来, 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并且分化严重, 这也就导致了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分化现象的产生。因此, 在原有的社会规范不能跟随时代的发展而被人否定的同时新的社会规范也没有完善的建立的大背景下, 社会规范调节功能必然失灵, 也就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公共安全。最后是公民自身缺乏安全教育。要想彻底的解决公共安全问题, 还需要从公民自身入手, 必须要加强公民的公共安全教育, 提高防范意识。然而目前来看, 目前的教育和培训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三、对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建议

(一) 健全公共安全法律体系

治理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首先应该建立并健全我国的公共安全法律体系。通过这样的法律体系, 可以明确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公共安全职能, 从而避免各部门之间交叉重叠、多头管理而不能整体合力的现象出现。通过立法界定政府和各部门在危机情况下的安全管理职责, 还有助于避免大规模的临时性政治动员而产生的混乱无序。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法律体系, 当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出现时, 有能够有效的保证受害者的权益, 在惩治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人员方面也会有理可寻, 有法可依。

(二) 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教育

从社会来看, 大多数群众都认为公共安全是政府的事, 与自己无关, 并且公众对公共安全的认识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狭窄的公共安全层面。公共安全工作不只是公共安全部门的事, 还要充分认识到在应对突发事件上全体公民的作用, 应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能力, 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安全问题, 增强安全意识。

(三) 加强公共安全科技研究

公共安全科技是提高公共安全程度的重要基础。不仅要加强公共安全的科技理论研究, 还要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预防、预测、预警以及调查处置的关键技术进行不断更新, 对于生产安全、火灾与爆炸安全、核安全、食品安全、社会安全、国境检验检疫等领域的技术研究是重中之重, 应该加大资金进行研究改善, 并将这些科技推广普及, 从而通过科技的进步提高公共安全的安全系数。除此之外还要加强科技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 在面临危机危害时可以从容冷静的对危机进行处理, 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民的公共安全。

四、结束语

一个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机制, 反映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平和综合的竞争能力。一个国家控制风险的能力, 公共安全的状况, 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 做好城市社会公共安全工作, 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摘要：目前,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变局之中, 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城市改革安全的问题已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中央政府已着手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管理体制, 从而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

关键词：转型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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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伟怡, 陈伟珂.城市公共安全两级预警机制的基础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5 (6) :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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