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产品

社会公共产品（精选12篇）

社会公共产品 篇1

中国已经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 这是一个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 由农村向城镇化转移的阶段, 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 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社会性公共产品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在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二元分割体制下, 城乡之间, 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被人为地分割, 造成区域、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恩格尔系数的差距的扩大, 在基本社会性公共产品上也享受着不均等的待遇。差距的扩大不仅会造成不稳定因素, 还将进一步阻碍经济社会的进步。分析造成这些差距的制度、政策原因,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对我国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性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治理的基本内涵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将公共产品定义为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由于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以及在消费过程中的非排他和非竞争性, 决定了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社会性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中的一个主要分类。“社会性公共产品是公民社会权利所规定的、以公共事业为依托的公共产品, 是与经济性公共产品、政治性公共产品、文化性公共产品相并列的公共产品。公民的社会权利决定了社会性公共产品的性质和构成。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构成了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主要内容。”社会性公共产品也是和经济发展中“人”的核心要素密切联系的, 是保证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条件, 是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阀”。

城乡一体化的基本概念是从城乡空间规划延伸出来的, 目前学者们从城乡规划, 城乡经济发展, 城乡社会、文化融合, 城乡发展的制度统筹安排等多方面进行了阐述。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提出的城乡一体化, 是针对城乡之间实行不同的土地使用、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分割, 意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消除城乡之间的制度隔离, 创建缩小城乡差距的融合机制。城乡一体化并不是意味着将农村转换为城市, 也不是说城乡在资源占用上平均化, 而是城乡之间在“基本、平等、普遍、均衡”的要求下, 打破当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分割, 建立统一的供给机制和城乡的融合机制。社会性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治理就是要打破城乡、区域间的二元分割的体制安排, 综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结合城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统筹安排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在城乡间、区域间的供给。我国城乡之间, 区域之间在社会性公共产品是不均等的,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这一方面是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相关, 但另一方面是和我国的制度安排、政策实施密切相联系, 因此对我国区域城乡之间的社会性公共产品进行研究, 找出我国社会性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治理的症结所在, 对我国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区域间城乡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实证分析

我国区域间在城乡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总的来说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基本情况:东部地区的城乡总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要高于中部, 次高于西部地区, 在城镇和农村分类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上东部也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是从城乡差距上, 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却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乡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在三大区域中是最少的, 但是其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是最小的。本文将以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为例进行分析。

(一) 基础教育

我国地区间、城乡之间的基础教育无论是从“硬件”还是从“软件”上, 差距是比较大的。

从生均教育经费来看, 农村的生均教育经费远远的低于城镇。东部地区的生均教育经费远远的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区域之间, 中部的生均教育经费是最低的, 东部最高, 是中部和西部地区之和。2004年东部地区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城镇为2862元, 农村为2646.33元;中部地区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 城镇为1360.6元, 农村为1285.17元;而西部地区的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城镇为1509.04元, 农村为1428.92元。东中西部的城乡生均教育经费都存在着差距, 东部的城乡差距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在师资力量上, 城镇教师的资源要远远的优于农村。首先从教师学历和职称上来看, 从2004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无论是在东部还是中西部, 城镇小学教师的学历主要是以专科学历为主, 高中阶段和本科居于其次。而在农村则以高中阶段的学历为主, 其次为本科。其次从教师负担学生数上来看, 农村的学生总数和教师总数都要高于城镇, 但是在教师负担学生数上, 农村教师也要比城镇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

在办学条件上, 我国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 教学设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危房面积比例不断的下降。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在贵州, 云南等地区, 农村危房面积仍然在5%以上。2004年, 西部地区城镇危房面积占总面积的3.5%, 农村则达到了5.8%;中部地区农村为4.7%, 城镇为2%;东部的危房面积是最少的, 城镇为0.84%, 农村为1.5%。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来开始推行对农村中小学的危房改造工程。但是由于农村的危房面积比例高, 而且新增危房面积不断的增加, 使得危房改造工程还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

(二) 医疗卫生

我国的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长期存在着不均衡的情况, 由于城镇的经济水平较高, 人口相对比较集中, 保健意识强, 聚集了大量的卫生资源。东部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在农村, 虽然20世纪50年代就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 但是到了80年代, 随着农业合作经济的解体, 农村合作医疗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 以及80年代末国家将医疗卫生实行了市场经济化的运作, 农村的医疗卫生很大程度上是处于缺位的状态上。

从医疗单位数上来看, 我国由于城镇人口集中, 聚集了全国绝大比例的医疗机构资源, 而农村人口多, 比较分散, 所拥有的医疗资源却很少。我国60%以上的农村人口所拥有的医疗机构数大约是40%的城镇人口所拥有的医疗机构数的一半。医疗机构分布是影响居民享受医疗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城市到最近医疗点距离不足一公里的医疗单位占81.8%, 而在农村到最近医疗距离点不足一公里的则占61.1%。很多的病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而使得小病恶化成大病。医疗点分布不均, 农村离医疗点距离远, 是农民看病难的重要原因。

从城乡卫生费用来看, 从1990年到2006年城乡卫生费用一直在不断的增长, 但是城乡之间无论是总的卫生费用还是人均卫生费用都在不断的拉大差距。在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卫生费用构成变化上, 个人的现金卫生支出的比重在不断的加大, 而政府的预算卫生支出比重却在不断地缩小。

在医疗保障制度构成上, 城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3年, 城镇中无医疗保险的占44.8%, 农村则占79%。在城市则主要以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为主, 占医疗保障中的30.4%, 农村的医疗主要的是以合作医疗制度为主, 这项制度是以农民自筹资金为主, 政府予以一定的补助, 占17.6%。当大城市享受着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占37.6%的时候, 第四类农村没有医疗保险占70.8%。在医疗保障制度构成中, 城市的大病医疗保险占1.8%, 在大城市更高些有3.6%, 而在农村则只有0.1%。我们可以看出在覆盖面上, 农村远远低于城镇, 而且在资金来源上和费用负担上, 农村也要相对高于城镇。

三、社会性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治理对策研究

我国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无论从城乡之间还是从区域之间, 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而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传统的制度的分割造成的, 市场经济要求区域间、城乡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同时市场经济的缺陷也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因此提供均等的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 建立统筹区域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是缩小差距, 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选择。

第一, 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 实现社会性公共产品统一供给的项目管理制度。导致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广为诟病, 其深层次原因是由于附加在其上的各种利益关系, 这种附加的利益关系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 也使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事实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 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 废除地域之间的限制, 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个人的职业特征, 设立全国性的公共服务项目, 建立“个人账户”, 使“公共服务项目”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突出个人的发展特征以及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和发展。

第二, 建立城乡、区域间可以相衔接的公共服务运行机制, 实现社会性公共产品的有效衔接。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标准在地区之间是有所差异的, 应该建立区域间可以相互衔接的机制以保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从我国当前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来看, 城市和农村在社会保障的种类, 社会保障水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全国性公共服务项目的基础上, 建立相应的“基金”, 缓解因区域差异造成的壁垒, 使“个人账户”可以在城乡间、区域间自由流动。

第三, 建立社会性公共产品均等供给的长效机制, 保证社会性公共产品在城乡间、区域间的财政“均等”和“公平”。我国的财政制度长期以来是以“支持东部”和“支持城镇”的财政体制。在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中, 东部地区的城镇享受了“最高的待遇”, 而上海、北京等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上遭遇的种种难题, 也是建立在这种财政支持之上的。要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分割、区域分割, 就必须保证在财政上中央及东部地区要“支持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 应该建设“全局财政”和“发展财政”。

第四, 建立和完善“需求为导向”的政府回应机制, 保证社会性公共产品满足人们的有效需求。不可忽视的是, 我国当前的资源还是相对稀缺的, 要合理地利用现有的资源, 就要保证所提供的社会性公共产品符合人们的基本需求, 保证人们普遍、平等、公平地享有社会性公共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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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家统计局.中国卫生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社会公共产品 篇2

本文由弘毅投资副总Howard Zheng推荐

导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解释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要通过改革让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实际指向就是PPP模式” 据了解，财政部下一步工作重心是，一方面消除PPP发展的制度障碍、明确相关规则。另一方面试点先行，积极推动设立PPP的管理机构，尝试在市政供水，污水、垃圾处理，保障房建设等领域率先引入PPP模式，树立行业样本。待试点成熟后，再大范围推广。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首字母缩写）模式，这项源起于英国的“公共私营合作”的融资机制，已被中国视为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将有序引入到城市基础建设领域。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减缓和财政支出上升的矛盾，PPP成为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模式，迎来发展高峰。其本质是，社会资本和政府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产品，最终使各方达到比单独行动更高的效率。为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改革措施的落地。

2013年底以来，财政部多次召开相关PPP专题会议、培训班和研讨会，并从制度、机构、项目和能力建设等多方面着手推广PPP模式。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明确提出“要实实在在把这件事开展起来”。

4月初，财政部金融司巡视员刘健接受《财经》采访，围绕推广PPP模式初衷和背景、推进的整体思路和方式，以及如何构建适合PPP发展的市场制度和法律环境等方面，他详细阐述了财政部的思路和想法。同时他还回应了外界的部分质疑和忧虑。

目前国内PPP模式的实践，尚处在比较“浅层次”的层面。如鸟巢项目、北京地铁4号线和很多BOT领域的实践，在利益分配、风险分担、政府监督等环节，与真正意义的PPP模式相比，“形似神不似”。从项目的发起目的看，更多的是从招商和投资角度吸引资金，后续监管也不到位。

那么，真正意义的PPP模式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对此，财政部相关人士认为，在项目设计方面，要达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目标，坚持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确保PPP项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有所提高，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项目利益分配“盈利但不暴利”。在风险分担方面，政府和社会资本应该平等参与，按照合同办事，坚持风险分担最优原则，政府和社会资本谁对哪种风险更有控制力，谁就承担相应的风险，双方不过度转移风险至合作方。

PPP模式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论证科学、重诺履约”。据了解，财政部下一步工作重心是，一方面消除PPP发展的制度障碍、明确相关规则。另一方面试点先行，积极推动设立PPP的管理机构，尝试在市政供水，污水、垃圾处理，保障房建设等领域率先引入PPP模式，树立行业样本。待试点成熟后，再大范围推广。

从国际经验看，PPP模式对政府的定位和能力要求极高，中国以往“政府管理”的理念，恐怕与PPP模式要求很难兼容。业内人士普遍认为，PPP模式更加注重契约精神、公开透明和市场观念，这要求政府要完成从“经营者”到“监督者”角色转换。

PPP模式在中国的顺利开花结果，还需要适宜生长的制度性土壤。不过，在中国尚未完全市场化的经济制度下，相关制度建设尚显滞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负债观念扭曲，外界担心PPP模式可能沦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甚至还有质疑认为，会出现新的利益输送，若操之过急，可能走偏，或酝酿新的市场风险。试点先行

2013年底，在财政部年底工作会议期间，财政部组织套开PPP专题会议，这次会议从体制机制创新的角度，对发展PPP模式做出了全面、系统的安排。春节过后，财政部门便密集组织召开各类研讨会和培训班。

3月17日，财政部组织PPP专题培训班，来自亚洲开发银行、中投公司、财科所的相关专家就PPP模式的实践进行交流，地方财政部门、中央大型企业的相关人员参加了这次培训。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要求，要认真做好PPP模式的推广和运用。同时，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方财政部门也举办了类似的培训。

PPP模式被寄予如此大的期望，前所未见。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解释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要通过改革让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实际指向就是PPP模式”。据悉，当前涉及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和金融相关部门，都在为落实这一改革任务研究、探索。

PPP模式兴起于英国，普遍运用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是一种被广为接受的新的融资方式，BT、BOT等是其主要的实现方式。其实质是在公用事业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将项目所有权和经营权交给社会投资者，政府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目的在于建立社会竞争机制，提高公共事业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而这一模式在中国发展较为缓慢，始于20世纪90年代，如北京鸟巢、北京地铁4号线和大量的地方政府的BOT项目。不过，国内的这些实践活动，在利益分配、风险分担、政府监督方面，并不具备真正意义的PPP项目的特征。去年底以来，财政部相关司局先后前往上海、湖南实地调研，对地方的试点意愿、进展和潜在项目进行了解。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农综办等相关司局对管理的项目进行了梳理，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项目，目前正在进行项目筛选。

总体看地方政府热情较高。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目前，地方融资依靠融资平台和土地收入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PPP模式是化解地方债务和解决城镇化融资的有效方式。其次，地方政府响应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号召，改革热情空前高涨。

下一步的重点之一，挑选合适的项目，推进试点。据悉，财政部门将把收益性项目作为PPP模式推广的重点，优先选择收益比较稳定、投资规模比较大、长期合同关系比较清楚、技术发展比较成熟的项目，如市政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保障房建设等。由于这种模式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试点启动初期，必然面临诸多困难。例如，没有与之配套的公开透明的招标制度和标书，招标暗箱操作普遍存在，定价机制缺失，市场信息分散，缺乏基本的规范标准等。

财政部也正在着手化解这些困难。据悉，财政部已经在推动机构建设、建立工作机制方面形成了初步思路。据了解，财政部正在建立PPP工作机制，积极推动设立PPP管理机构，加强对风险分担、竞争机制、政府合理承诺、后续合同管理方面的统一指导。

地方政府正在探讨在地方财政部门建立PPP中心的可行性，一些省市表达了强烈兴趣，浙江省有望成为首个在省级政府层面设立PPP中心的地方之一。

业内有建议认为，比较理想的模式是，由省级地方政府牵头成立PPP中心，负责PPP信息的统一发布和技术指导，并由经验丰富的相关人员组织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进行评议，协助地方政府确定中标者。

不过，刘健认为，试点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只有经过大量的试点，看到好的案例和经验，才能形成总体的制度设计和框架。他亦坦承，PPP模式在国内能否落地，还存在不确定性，试点过程中，还要看跟现有的制度和法律、合同和执行能不能匹配。重在“激励相容”

PPP是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吸引社会资本的关键在于建立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降低政策风险。对于民营资本来讲，在满足项目建设和运营服务质量的前提下，要追求相对稳定的收益和回报率，而对于公共部门来说，要从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角度出发，平衡项目的风险和收益，避免出现暴利和亏损，达到“激励相容”效果。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往往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需要政府的补贴，这要求合作各方要建立起“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合作机制。从国际上看，PPP模式在发达国家也有很多不成功的案例，归根结底，成败的关键在于收益和风险分担不对等。利益分配的实质就是定价，最理想的状态是让私营资本盈利但不暴利。从中国情况看，通常项目论证、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主要由政府完成，很难准确地估算项目未来现金流，缺乏定价的基础数据，大多没有在相关协议中对私人收益作出“可调整”的原则性条款，导致项目暴利。或者政府干预过多，导致社会资本亏损。

从具体实践看，北京地铁4号线、杭州湾跨海大桥等PPP项目，在运营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定价机制、收益分配机制不尽合理的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出于吸引资金的目的，往往给与社会资本过多承诺，甚至“兜底”了一些市场风险。

例如，中国北方某城市水厂BOT项目，政府特许经营20年按高水价购水，但企业5年就收回全部投资，政府遭受了巨额亏损，政府兜底了运营风险，而私人资本获得了无风险高额回报。

对于如何建立科学的定价机制，避免项目参与各方暴利和亏损，国际上有这方面比较成熟的经验可循。

以英国希思罗机场（BAA）为例，英国航空管理委员会（CAA）负责机场监管，采取了价格上限定价方法，每五年根据机场的收益率、运营维护成本、税收、非航空资产收入、预测客流量等指标重新确定机场收入。

同样的道理，刘健进一步解释道，每个周期执行一个固定价格，企业通过减员增效，能够提高效率，便可获得一定的超额利润。到下一个周期后，政府可以适当打掉部分超额利润，定一个更低的价格，这时企业就要考虑如何进一步提高效率，以此反复，对价格进行动态调整，有助于形成比较良性的正向激励。相反，倘若此项公共服务由政府单一提供，可能容易出现逆向激励，政府会雇更多的员工，带来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

可见，PPP模式涉及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经济效益，又涉及政府和公众的社会效益，既要避免社会资本利润超出合理区间，公共服务价格高企引发公众不满情绪，又要保障社会资本的长期合理回报，确保项目运营可持续，“度”的拿捏就非常重要。

对此，王保安在PPP专题培训班上表示，需要建立动态调整的收费定价或政府补贴机制，对社会资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形成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预期。同时还要建立严格的绩效评价机制，对项目运作、公共服务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率等进行综合考核评价。

稳定的收益能够得到保障，还需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和良好的契约精神，目前国内推动PPP发展还面临着法律层面的制约，最突出的表现是法律的权威性不足，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

比如，国际上通行做法是，为了降低项目风险，政府往往提供担保或者未来最低流量承诺，未来的承诺折成现值，反映在当前，作为政府或有负债，而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规定，政府不允许提供担保和承诺。又如，国内原有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与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体制相挂钩的，现在私人部门参与后，很多微观的政策、体系都要做出调整。业内人士也担忧，在当前国内市场化并不充分的条件下，政府和社会合作意识和政府的契约精神仍显不足，“一个和尚、两个和尚、三个和尚”的故事屡见不鲜，缺乏适合PPP生长的制度性土壤，可能成为制约其推广的最大障碍。

正是因为如此，财政部正在对现行的法规政策进行梳理，逐渐梳理出PPP运用所必需的制度和体制框架，并协同相关部门解决当前PPP法规政策在立法层级和操作流程方面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的问题，消除障碍、明确规则，逐步构建适宜PPP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法律保障。

政府角色再定位

PPP模式的核心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政府要注重处理好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从国际经验看，运用PPP模式需要政府减少在公共资源的直接配置，发挥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创造力，凸显市场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反观中国现实情况，政府依然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有形的手往往伸的过多、过长。在此背景下，推广PPP模式无疑对政府定位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部分参与地方环保领域的社会资本反映，这些年来，在与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社会资本“与狼共舞”的恐惧心态一直存在，地方政府过于强势，缺乏合作意识和契约精神，市场意识薄弱。比如，大到高速公路，小到垃圾焚烧项目，都要由市委书记或者市长拍板决定。如要推广PPP机制，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和边界显得尤为重要。

多位权威人士均认为，政府应该由“经营者”转变为“监管者”、“合作者”，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发展战略上和加强监管上，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和干预。

事实上，过去这几年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提供方面，地方政府大包大揽，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从投资规模上看，地方政府通过银行、债券市场、影子银行等各种途径，大规模举借债务。反观民营资本玻璃门、弹簧门一直存在，投资渠道受限，规模不断萎缩。很显然，由于地方政府的“越位”，导致部分项目不但未能提高效率，反而滋生了腐败。例如，一些高速公路的BOT项目中，政府或多或少存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如准入期缺乏竞争程序的监督，建设期缺乏对资金使用的监督，运营期缺乏对服务质量的监督等。政府不但不能“越位”，还要做好监管，防止“缺位”。刘健认为，对PPP模式有效的监管和激励相容同等重要。由于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如供水、供电等，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私人资本的逐利特性，决定了其定价倾向于高价，谋取暴利，需要政府进行监督。引入PPP模式后，如果政府无法发挥好监管者的职责，可能使得政府和公共消费者承担更高的成本。

在刘健看来，在公共部门引入社会资本后，相当于原来政府是提供者、监管者转变成为服务者，此时就要把其他的制度分开，政府充当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投资和运营交给专业化的公司去做，政府来做利益的平衡。

从国际经验看，推广PPP模式往往需要国家层面设立管理机构，协调各部门创新机制，对PPP的全过程进行管理。通常还要有必然的财政约束，以控制PPP项目中的财政承诺，实行总体风险控制。国内这些制度的顶层设计，还需要通过试点不断探索完善。

对此，财政部权威人士建议，全局层面可以考虑构建一个初步的监管框架，引入行业监管的理念，例如交通设施、水务、垃圾处理由对口交通、水利、卫生部门监管。在公共产品价格监管方面，现在各地标准不尽相同、松紧不一，可以考虑统一的标准和规则。此外，刘健还提醒：“PPP是一种机制、一种制度设计，不仅仅是单纯是融资方式。”在过去这些年，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压力，想尽办法筹集资金，大量使用了BT、BOT等融资模式，不顾成本举债，甚至不惜牺牲政府和公众利益为代价。

社会公共产品 篇3

关键词：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使用价值；西方经济学；排他性；竞争性；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F0-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6-0005-04

一、西方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离开了这一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就无法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套用到政治领域，西方公共选择理论也就失去了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解释市场失灵的现象，同时又不能妨碍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的崇拜，西方经济学家必须借助公共产品这一概念。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历来十分重视对公共产品概念的研究。借助这一概念，他们得以解释公共产品提供上的市场失灵现象和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当将政府的职能局限于仅仅提供公共产品的有限政府的理念。

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公共产品一般是指那些在消费上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而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产品一旦被提供出来，就不可能排除任何人对它的不付代价的消费。它包含三层含义：（1）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让别人消费它，即使有些人有心独占对它的消费，但（或者）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或者在技术上可行但成本却过高，因而是不值得的；（2）任何人自己都不得不消费它，即使有些人可能不情愿，但却无法对它加以拒绝；（3）任何人都可以恰好消费相同的数量。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旦公共产品被提供出来，增加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任何消费者的受益；也不会增加社会成本，其新增消费者使用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而国防被视为就是这样的公共产品。①

二、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局限

就国防而论，迈尔斯认为国防支出“最终具有竞争性，排他性也有可能”②，尽管他没有明确举出相应的例子。事实上，当张学良把他的军队撤进关内时，当年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对关外的东三省民众来说就是具有排他性的。海曼认为，“只要我们保卫了一个人，我们也就保卫了所有人。”③但事实并非如此。而要让收复失地，让敌占区的人民也享有国防，而不是割让土地，谋求“和平”，那就要增加国防支出即增加社会成本，把敌人打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防同样是具有竞争性的。这样一来，国防还能算是公共产品吗？如果它不是，那么西方公共经济学若不是要让政府放弃国防这一重要职能，就只得承认需要政府去提供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而这样的产品按照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它只能是私人产品。事实上，“在某些场合下，人们认为，保健服务和住房就是两个由公共部门提供私人产品的例子。”④当然，政府（公共部门）不会去提供任意的私人产品，它之所以提供住房而不提供私家轿车，是因为住房和私家轿车相比虽然同样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但前者更具有公共意义。例如，新加坡的政府领导人曾经意识到，为了让军队和士兵保卫国家，就得让他们有自己的不动产，以便驱使他们至少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而战。“于是，‘居者有其屋、公共住房、公积金、全面防卫等政策一脉相承、一气呵成。”⑤另一方面，梁小民等指出，“某一种公共产品只可以使很小的团体，比如包括两个人的小团体受益，而另外一些公共产品却可以使很大的团体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受益。”⑥虽然情侣套餐使两个情侣受益，但它无疑不能被归入公共产品，否则任何非单个人独享独用之物，如一个多人口家庭的私家轿车，都成了公共产品。最关键的是，这里其实承认，许多公共产品的覆盖面是十分有限的，从而未被这些公共产品覆盖到的人就被排除在公共产品的消费之外了，这也是排他性。所以，非排他性并不能作为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西方公共经济学将有排他性无竞争性的产品称为俱乐部产品；将无排他性有竞争的产品称为公共资源。⑦按照上述理论，一条道路，如果收费即交费才能通过，那就是排他性的；如果人员和车辆来往过多导致拥挤就是竞争性的；而如果它既不收费，又不拥挤，那它就符合公共产品的属性。然而，道路是否收费，与道路本身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一条道路是否是公共产品呢？在古代，土匪的两把板斧，就能使一条道路从不收费变成收费的。难道这条道路就因此而不再是公共产品了吗？如果是这样，古代政府就没有必要剿匪来恢复道路的不收费了。如今在西班牙，有一女子将太阳登记为她的财产，要求所有使用太阳的人都必须付费给她。⑧难道人们就应当屈从于所谓的法律而付费给她吗？

此外，如果一条不收费的道路在高峰期拥堵，那它就成了公共资源，而它在非高峰期不拥堵时，又成了公共产品。那么，我们又如何就一条道路本身来说它是公共产品还是非公共产品呢？其实拥挤最多只不过表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不应当就此改变产品的公共产品属性。另一方面，一些生产厂家的虚假广告和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病毒以及网络上的电脑病毒，在传播上倒也是非排他和非竞争的，难道它们就能算是公共产品，并要由公共部门来提供吗？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关于公共产品的定义是从消费的角度来规定的，与其说定义的是公共产品，不如说定义的是公共消费品。西方公共经济学如此定义公共产品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剥削者，其消费者的属性远大于生产者的属性。西方经济学自然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对于有钱人来说，消费本身的成本不是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也忽略了这个问题，并避免了因此而陷入阶级分析的风险。事实上，消费本身的成本对于消费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对于城市里一条免费开放又不拥挤的供汽车行驶的道路，显然私家车主的消费要比没有私家车的穷人消费得多，而出租车司机及其所在的出租车公司的消费又比私家车主多。同样地，美国石油大亨与美国贫民对美国政府提供的攻占伊拉克的所谓国防消费也不是一样的。

萨缪尔森等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摆出一副让被统治阶级占了便宜的施舍面孔强调，“公共产品是这样一些产品，无论每个人是否愿意购买它们，它们带来的好处不可分割地散布到整个社区里”。⑨然而，这种“好处”的散布却有强买强卖和强制消费之嫌。朱柏铭也指出，“任何人也不能用拒绝付款的办法，将与其消费偏好不一致的公共产品排除在他的消费范围之外。”⑩其实，这种公共产品消费上的不可逃避性，恰恰是公共产品区别于私人产品的最重要的特性，它表明，对于不同的人，尤其是不同阶级的人来说，公共产品带来的并非只有好处，也有可能带来的是坏处。比如英国的国防军曾经奉命驱赶公有土地上的农民，并烧死了拒绝离开小屋的老太婆{11}，对于这些被驱赶的人来说，他们显然不愿意这样来消费国防。如果说，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反映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公共产品时的经济视角，那么，不可逃避性则反映的是西方经济学所看不到的政治视角。它不仅隐隐地揭示出了西方经济学力图回避的公共产品的阶级性，而且它也昭示了西方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几乎都回避了的否决预算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当然，也有西方学者从生产的角度来定义公共产品，例如，布坎南关于公共产品的定义是：“任何集团或社团因为任何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都将被定义为公共产品。”{12}但是，作为公共产品理论，恰恰要说明的是被布坎南所回避了的“任何原因”，说明为什么这样的原因会导致需要通过集体组织来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由私人来提供。而且，布坎南的这个定义意味着，私人是不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或者说，私人提供的都不是公共产品。但是，在历史上的确存在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例子。例如，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早期的运河“也像铁路和公路一样，几乎全部是私人和公司修筑的。”{13}西方经济学家把公共产品视为正外部性的极端情况{14}。但是，公共产品的生产本身也会具有负外部性。例如，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垃圾的处理就是公共产品，尽管它具有明显的竞争性，也就是说，垃圾越多，垃圾处理的成本越高。正因为垃圾处理是公共产品，所以当清洁工们参加游行时，法国军队才会被派到街头去清理街头垃圾。{15}然而，垃圾最终处理，无论是焚烧还是填埋都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产生负外部性，以至于垃圾焚烧厂或垃圾填埋场周边的居民会反对建造这些设施。而最具有正外部性的知识，本身没有交换价值{16}，也就是说，本不具有排他性。但是，就像土地所有权剥夺了原始社会以来土地的公有性质一样，随着知识产权的出现，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也被剥夺了，知识成为少数垄断者私有的私人产品了。当然，这并不排除知识在小范围内是公共产品。例如，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的大银行设立了各种专门的技术研究会，研究成果当然只能由‘友好的工业企业来享用。这一类机构有电气铁路问题研究会、中央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等。”{17}总之，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剥削发展中国家和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利器。从这个角度说，它也是欧美帝国主义的一种公共产品。

最后，西方公共产品理论还忽略了公共产品的不可或缺性（至少对某些人如此）。如果公共产品不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尽管它可以非排他性地给某些人带来一些好处，人们也可以不去消费它，从而也就不需要政府，更不需要西方公共经济学了。

三、现实中的公共产品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归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废置，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放任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但是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18}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了三个公共部门：财政部门、战争部门和公共工程部门。其中，前两个部门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服务的，后一个部门虽然也有利于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但更多的是为全社会提供服务的。对于亚洲古代的统治阶级来说，这三个部门都提供公共产品；而对于那时那里的被统治阶级来说，第三个部门提供的才是主要的公共产品。其实，西欧各国虽然国土面积不大，没有大江大河的水利工程需要治理，但是，对于跨越多国的河流也有保持其航行通畅的需要，例如，维也纳条约就规定：“每个国家都应出资维修纤路和进行一些必要工作，以便使航行通畅无阻。”{19}显然，在存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除了完成帮助统治阶级进行剥削的职责外，也要完成一些对所有国民都有一些益处的更广泛的公共事务。这是因为，“要能够掠夺，就要有可以掠夺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20}也就要有服务于生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

马克思还指出，“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们认为，旧英国的每一种制度都是既昂贵又无用的机器，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国家以最低的生产费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最终的要求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在自由竞争的无限的统治之下，总共只留下一个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行政管理，以便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保障资产阶级的共同阶级利益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而且就连这个最低限度的行政管理也必须组织得尽可能合理而经济。”{21}由此可见，“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保障资产阶级的共同阶级利益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所提供给资产阶级的公共产品。不仅如此，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公共产品，尤其是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恩格斯指出：“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22}而对于不同的阶级来说，其所倚靠的国家机器即相应的公共产品也有所不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23}而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机器这样的公共产品也会消亡，或者更严格地说，是被另一种公共产品所取代。“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这也表明，在未来消灭了阶级的社会里，公共产品的性质将是普遍性，即不会把任何一个人排除在公共产品的受益者之外。

对于人类社会来讲，语言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它不可能是单个人的产物。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一个共同体内语言也不一定是共同的了{25}。这其中，下层阶级的俗语与上层阶级的雅语差别也日益显现出来。而有些殖民地，也被殖民者强行用外来的语言取代了本地的语言。科学及其研究、知识和教育也是公共产品。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这些公共产品垄断并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成为他们奴役被统治阶级的一个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虽然它们仍然是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但也多少开始向被统治阶级普及，以便这些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被统治者能够在生产上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当然，资产阶级是极其吝啬的，他们只会安排工人阶级受他们所许可的基本技能教育和带有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奴役教育，提防教育导致工人阶级觉醒。我们在前面还指出，私有化的知识产权妨碍了这些公共产品的公共性。

在阶级社会里，法律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也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恩格斯曾经指出：“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作为政党、甚至作为国家政权来反对无产阶级的种种情况。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现出来，例如取缔漂泊流浪和露宿街头行为的法律就宣布无产阶级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重要基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是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立刻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如果富人被传唤，或者更确切些说，被请到法庭上来，法官便会为打搅了这位富人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尽力使案件变得对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给他判罪，那么法官又要为此表示极大的歉意，如此等等，判决的结果是让他交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于是资产者轻蔑地把钱往桌上一扔，就扬长而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穷鬼被传唤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么他几乎总是被带到拘留所，和其他许多这样的人一起过一夜，他一开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骂，他的辩护被一声轻蔑的‘啊，我们懂得这些借口制止，最后被处以罚款，他付不出这一笔钱，于是只好在监狱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役来抵罪。即使不能给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做流氓和流浪汉（a rogue and a vagabond——这两个词几乎总是连在一起用）送去做苦役。”{26}西方公共经济学常常举对外的国防作为公共产品的例子，而少提或不提对内的治安尤其是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作为公共产品的例子，是因为后者比较容易引导出关于人群对立进而阶级对立的分析。

而社会稳定或者说有秩序通常也是一种公共产品。邓小平曾经提到，当年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人民对我们第一件要求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27}

四、公共产品的定义

综上所述，现实中公共产品的种类十分丰富，要给它下一个定义并不容易。受马克思关于知识是没有交换价值的说法的启发，再根据《资本论》中关于“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28}以及“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29}的说法，我们给公共产品下的定义是：公共产品是以人的活动为中介的没有交换价值或不是价值的使用价值。这个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吻合西方公共经济学关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的说法。因为所谓的非排他性的特点就是无法排除搭便车的人，无法向企图搭便车的人索取报酬，也就是无法获得交换价值。同时，这个定义还说明了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中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没有明确涵盖的公共产品的有用性。这个定义还摆脱了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不可逃避性和不可或缺性，使公共产品不再是对所有阶级和人群，尤其是排斥它的人，是普适的。这个定义使公共产品只对那些认为它对自己有用的人来说才是公共产品，从而适用于阶级分析。这个定义还使虚假广告和人造病毒难以混进公共产品的概念中。总之，这个定义很好地克服了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局限性。需要加以明确的只是，正如服务有时也像物品一样是使用价值，这个定义中的“使用价值”不仅仅是指具体的物品，也包括语言、法律、政府、科学、教育等客观存在的东西和行为。有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定义的公共产品，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可能。这就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④⑥⑦⑨{12}黄恒学主编：《公共经济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94页、第95页、第92-93页、第96页、第92页、第92页。

②【英】加雷斯·D.迈尔斯著，匡小平译：《公共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③【美】大卫·N.海曼著，章彤译：《公共财政：现代理论在政策中的应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⑤陈抗：《序（最常任秘书眼里的新加坡经验）》，载严崇涛著，陈抗编选，《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一位老常任秘书的回顾和反思》，新加坡：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2007年版。

⑧《西班牙女子“抢”到太阳 所有人都必须付费》，http：//www.chinanews.com/gj/2010/11-29/2685924.shtml，2014年7月14日。

⑩朱柏铭：《公共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11}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9页。

{13}{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页、第481-482页。

{14}【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萧琛主译，《微观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15}《法国罢工民众堵机场5小时 军队被派清垃圾》，http：//news.cntv.cn/world/20101022/100392.shtml，2014年7月21日。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4页。

{17}《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0页。

{18}{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9-680页、第53页。

{19}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9页。

{20}{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第14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42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30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2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28}{29}《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第54页。

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

Abstract： The public product concept is the core of the western public economics. Western theory of public product definition is not so much the public products， as defined are public goods. The types of public goods is very rich in reality， it's not easy to give it a definition. Our products to the publ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re defined as： public products are based on exchange value of a man's activities for the mediation is not or not the use of value. As service sometimes like items is to use value， the definition of "use value" is not only refers to the specific items， including language， law， government， science， education and other objective existence and behavior.

社会公共产品 篇4

本届博览会以“创新图强, 和谐平安”为宗旨, 规模宏大, 展品丰富, 占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全馆, 总面积超过60000m2, 共有约3000个展位, 800余家企业参展, 其中国际展商约120家, 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以色列以及香港、台湾等25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展区划分为监控报警展区、门禁及通道安全展区, 楼宇对讲及家庭安防产品展区, 以及综合展区。此外, 在前广场显著位置还专门搭建了技防成果及创新产品展篷, 展示公安部技防建设成果以及部分创新产品评比活动中获奖的产品;在2号馆2层开辟了消费安防体验区, 以模拟体验的方式, 展示和推荐家庭和个人安防产品和技术;在5号馆2层开辟了安防产品贸易洽谈区, 方便中外采购商和供应商进行现场洽谈。

为提高专业观众的比例, 增强展会的贸易实效, 主办方和承办方共同组织了第三届中外安防产品采购洽谈会, 并在吸取前两届洽谈会经验的基础上, 转变思路, 将以往的“参展商主导”、“参展商搭台销售”的模式改为了“采购商主导”、“采购商搭台采购”的模式, 重点围绕采购商组织活动。此外, 主办方还与慧聪网合作, 组织了“2010年国内安防买家团”, 吸引了众多国内优质买家代表的参加。

为加强国际交流, 引导安防行业的技术发展和技术创新, 本届安博会积极组织了中国安防论坛、第三届创新产品评比活动, 以及近40场的技术交流会, 为国内外的研讨和交流以及企业技术产品的个性化宣传提供了平台。

中国安防论坛由2010中国国际高峰论坛、2010中国安防技术发展峰会和专题论坛三部分组成。其中国际高峰论坛包括国际论坛和政府论坛两部分, 国际论坛邀请到了俄罗斯国际非政府安全委员会、美国安全工业协会、巴西电子安防协会、台湾安防协会, 他们围绕本国和本地区安防行业发展情况以及城市反恐与应急案例等内容作精彩报告;2010中国安防技术发展峰会重点探讨了视频监控、门禁与生物识别技术、智能楼宇控制等安防业内的热门技术问题;专题论坛包括中国首届物联网技术与安防应用发展论坛和2010科技北京国际论坛——城市安全技术交流会两部分, 针对业内关注度高的专项领域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篇5

公共产品基本供给制度的不合理性与创新。在我国过去“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下，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型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不均衡的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基本制度。这种供给制度主要表现为：城市所需的公共产品由政府包揽供给，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安排，而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较少，许多方面主要由农村基层负责提供，所需资金主要通过筹措方式解决，成本支出主要由农村居民来承担。并且，政府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及其界限不明确，本应完全由政府提供的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等，由于受财力限制，政府并未提供或未完全提供。这就使得在各级政府财力一定和有限的情况下，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了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形成了很大的历史欠账。因此，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必须首先加快推进城乡分割的`“二元”宏观体制及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一是要进一步调整现有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和模式，加快推进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惯例，城乡统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新型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二是以实现两种供给制度的并轨为目标，以坚持城乡供给的统筹为原则，对城乡供给逐步实行统一筹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三是要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层次，确定城乡各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边界、职责和义务范围，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应提供哪些公共产品，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四是要明确区分政府与农民各自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类别、范围，合理划分二者在公共产品成本支出上的责任界限，把应由政府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划归政府承担，所需资金、费用纳入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五是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快归还历史欠账，尽早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平衡、平等。

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体制的不合理性与创新。我国过去的财政体制，是一种向城市倾斜的财政体系和体制，在财政预算支出中，用于城市建设、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偏重，而用于农村的偏轻，甚至过少，并常常出现“挤农补城、保城”的现象。并且，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欠缺、不规范，从而使落后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更得不到有效保障。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必须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创新。要彻底破除传统的财政体制和政策，加快新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及其框架下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实现由“重城轻乡”的传统型公共产品财政供给体制和制度，向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协调平衡、公平合理的现代公共产品财政供给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根本转变。其中，一是要通过进一步调整和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合理划分、科学确定其事权和财权，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事权和财权，使两者相对称、相统一。二是要加快有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调整支出结构和资金使用方向，使资金支出更多地向农业农村倾斜，确实实现投入向以农村为重点的转移。三是要进一步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向农村转移支付力度，深化农村基层财政体制改革，理顺、完善农村财政体系。

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村税费制度的不合理性与创新。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后，我国对农民实行的是既收税又收费的制度和政策。农民缴税可以看作是农民为消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负担的成本，税外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可以看作是为向农民提供一定公共产品而实行的一种政策性、准制度性筹资手段，而农民交费可以看作是农民为消费一定公共产品所承担的成本支出。就税收而言，主要问题在于税制设置一直不尽合理，农

民税负总体一直偏高。就收费而言，各种政策性收费更是不尽合理，项目繁多，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公共产品，本应由政府制度来义务提供，却变成了由政策性提供和由农民负担。这种税费并存的、不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筹资制度安排，既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也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问题的症结和根源所在。已进行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虽使其向合理的方向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果，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有一定缓解，但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尤其是不该由农民来负担而由农民来负担的问题仍未解决。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创新，一是要加快城乡统一税制的步伐，合理确定农村税收，逐步建立起科学、公平、合理、规范、优化的农村新税制；二是要进一步对农村税费体系进行合理重构，尽快建立起新的有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制度，及早实现一些公共产品由政策性提供为制度提供，其成本由农民负担为政府负担的转变，从而最终实现其城乡统一的、单一的政府制度提供；三是要使税费改革既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又让农民真正在公共产品和利益分配上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此外，还必须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体制、融资体制、公共决策制度，彻底消除不适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展要求的体制和制度性因素与障碍，建立有利于促进其发展的新的体制、制度和机制，从而为增加其供给奠定体制基础，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除了推进制度性改革，进行体制和制度系统创新，构建新的供给体制和制度外，还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切实转变发展观念，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加快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必须站在实现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战略内涵、意义和迫切性，切实实现发展观念的根本转变。要按照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全面指导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各项实践，将其具体体现在增加供给的各项内容、各个方面和各项工作中。要彻底纠正只重视个人消费、不重视社会福利，只重视生活物质质量、不重视生活综合质量，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社会发展，只重视人的经济关系、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传统发展观念；摆脱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城乡居民社会权益“天然有别”的思想观念影响，以及思维方式、习惯和定势的束缚；要进一步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加快实现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增强责任意识，搞好各政府部门职能作用的协调与配合，形成强大推动力，积极促进农村公共产品的增加和发展。加大农村政策的支持力度，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要切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政策。要积极进行农村政策的完善与创新，尤其是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发展和供给的配套相关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农业、农村，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政府投入和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支农投入政策，加大扶贫政策的力度，增加对农业的补贴，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把各种支农资金的使用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结合起来。要在使城市对公共产品需求继续得到一定程度满足的情况下，逐步把农村公共产品领域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和投资的重点。

从幸福角度谈公共产品 篇6

关键词：幸福；公共产品；政府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改革开放之前提高了许多，生活越来也富足。春节期间，央视也对国民进行过调查，走访基层，询问大家对幸福的理解，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有人认为，家庭美满即是幸福；也有人认为金钱富足就是幸福。我觉得，幸福就是生活安定，除了自己可以买到满足生活的商品外，人们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权利和社会服务，人权得到尊重和保护，有自己的奋斗理想，这样的生活就是幸福的。

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对，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是可以为公众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有两个重要区别：首先，看它在消费中是否具有竞争性。无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基本特点，有竞争性，至少是混合产品其次，对无竞争性的产品，看其是否排他。能排他，是私人产品，不能排他或排他成本高，可能成为准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

在市场“自由放任”条件下，竞争性市场运行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将是帕累托最优的。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不使他人的境况变坏的同时，任何人的境况都不会变好。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市场无法达到帕累托最有的条件，如：所有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所有行业的成本是递增的等。因此会出现市场不能自发解决外部性问题，市场不能自动消除垄断现象，市场不能自动避免或消除风险及不确定性问题等市场失灵状态。

而政府可以通过介入可以消除市场失灵。现代政府活动的出发点是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从动机上来说，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能从“全国一盘棋”上进行整体把握，统筹安排，总体上协调公共产品在全国的供给。政府部门作为买者同时出现在要素市場和产品市场，因此，政府部门的购买行为成为价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影响市场机制，引导非政府部门的行为。对于市场机制不予提供或提供的数量不足的公共物品，政府部门将直接向非政府部门提供，并以征税的方式为这种活动融资。（或提供向资本市场举债为其活动融资）这样，政府部门参与市场经济运行，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手段就包括支出、税收及公债。由此看来，通过征税，政府可以从根本上抑制“免费搭车”的现象，从而避免完全有市场调节而出现的外部性这种市场失灵，每个纳税人都要支都要向政府缴纳税收，虽然每人支出的税收数额不全一样。因此，政府主要通过强制征税来提供公共物品。

鉴于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为全体国民提供普惠的公共服务。政府确实应该加大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为广大民众补账。可是，也要注意到，公共服务中还包括制度产品的供给，作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公共产品，制度比起有形的物质公共产品来，对社会的作用更大更持久。从这一角度看，政府应该在制度建设上，为社会提供一个包括优良的法制环境在内的制度产品，这其实也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但就目前来看，就这一块的公共服务，政府还应该有待加强。

政府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应从过去传统完全由政府提供的“单一模式” 向“多元化模式”方向发展。所谓提供，就是谁拿钱的问题。公共产品的提供应有公共生产和私人生产相结合。

（一）公共生产方式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方式生产是指完全由政府生产、公共提供，不能排他的产品，由公共部门提供是唯一选择。准公共产品的特性使部分产品的政府供给比私人供给更具有优势，因为这样可以能够有效解决准公共产品由私人供给的低效率和外部效应问题，可以消除“市场失灵”的缺陷问题。

（二）私人生产方式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物品除政府提供外，还可以有私人企业提供，企业应提高自身的积极性，提供某些公共物品，与政府合作，与政府责任相结合，转变私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单一的行政管理关系向经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这种共赢关系转变。

1. 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经济合同。某些公共物品，，政府可以向社会公开招标，与一家或几家私人企业签订经济合同，通过合同的方式，让私人企业提供公共物品。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财政费用，还可以提高公共物品提供的质量，使公共物品能够更好地服务大众，增加大众的幸福感。

2.政府授权企业独家经营。对于像发电厂这种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自然垄断行业，政府授权企业在这一领域独家经营，保证私人企业的经济利益。

3.政府对企业经济资助。当私人企业提供公共物品时，对于某些物品，政府会考虑到广大民众的利益，而限制这种物品的价格，避免价格过高或过低，但价格限制可能会导致私人企业亏损，因此，政府要对这些私人企业提供补助，降低企业的经济损失，鼓励私人企业生产这些公共物品。常见的补助的方式包括补贴、贷款贴息和减免税等，比如对私人公共汽车公司和对私立学校的补贴等。

（三）公共生产与私人生产合作提供公共产品

这是目前公共物品提供方式最常见的形式。主要的公私合作方式有两种：公私业务合作、公私资金合作。公私业务合作方式是指政府通过委托购买，由政府从私人企业方购买公共产品的方式，在政府不适合发挥作用的领域与私营组织合作实现“补缺”。公私资金合作主要有股份合作中的政府控股方式和股份合作中的“金边股”方式。（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参考文献：

[1]张馨、杨志勇、郝联峰、袁东著，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吴俊培，公共财政研究文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社会公共产品 篇7

当农村缺少公共产品供给时, 将会增加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加剧私人产品的竞争, 降低农村社会的收益水平, 从而恶化农村的发展环境。从我国农村总体来看, 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 基础公共设施、基础教育水平、基础卫生医疗保障制度、基础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及社会科技服务体系等与农民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制度体系虽已建立, 但与城市相比, 与农村实际需要相比,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究其原因, 主要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存在着诸多问题, 所以, 必须要做到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是合理表达控制, 确保农村公共产品能够有效的供给。

1 农村公共产品的基本内容

1.1 农村公共产品的概念

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概念, 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定, 不同的研究者对其理解也不同。有的研究者认为,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要, 市场不能提供或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 包括有形的实物产品和无形的服务。有的研究者认为,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求, 市场不能提供或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 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社会服务或产品。还有的研究者认为,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需要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服务。一般来说, 农村公共财政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有的研究者指出, 农村公共产品指分布在农村地区、能同时被多人共同消费和使用的公共产品。地方公共产品是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门, “农村”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 因此,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往往归于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农民集体等。

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或家庭消费的所谓的“私人产品”, 由当地农村社区居民共同享有的产品, 它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等一般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

1.2 农村公共产品的划分情况

从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上来说, 农村公共产品, 可分为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完全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 例如:农业自然环境保护、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国家综合规划、农业发展和水土保持信息系统的安全及农业气象预报等。而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的准公共产品, 即纯公共产品和私人公共产品间, 只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例如:农村基础公共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基础卫生医疗保障、农村养老社会保障及农业病虫害管理等。

从农村公共产品用途上来说, 农村公共产品, 可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是指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一类公共产品, 包括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建设等, 而生活性农村公共产品则主要指饮用水安全、教育、医疗及社保等方面。

根据公共产品服务范围的大小, 公共产品通常又可分为全国性的 (跨省、跨流域、跨行业的) 公共产品、地区性的 (省级、市级、县级及乡级) 公共产品和社区性的 (村级) 公共产品。

2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状况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双轨”制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一直在我国实行, 即:城市中的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供给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提供的, 如:水、电、道路、通信、医院、学校及图书馆等, 而农村大多数公共产品则是由农户自筹资金进行建设, 政府只是提供一定金额的补贴。近年来,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虽然有所增加, 但与城市相比, 与农村实际需要相比, 还有相当差距。

2.1 农村公共产品严重不足

从成本角度来看农村公共产品的分配制度, 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支出非常有限, 相反, 农民承担了更多的本应由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 在理论上应直接为大多数农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的特殊功能职责, 领导在自己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民政、司法、健康教育及计划生育等工作。但乡镇政权执行这些功能的费用并非都是由乡镇财政负担, 整个城镇政策允许计划生育、材料、民兵训练和运输成本等公共事业所需要的资金可在全乡范围内统筹和使用, 但却不包括在政府预算收支范围内。除此之外, 农民承担相应村级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现行政策规定村级组织可以收取农民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用3项“提留”。从资本的角度使用来看, 这3项“提留”应属于村级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分配。在城市中这些公共产品供给完全由政府提供, 城市居民也享受政府大量的的补贴, 例如:电、水、气及公共交通补贴等。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制度分配, 基层政府的现实经济困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还有许多地方的居民无法得到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饮用水, 农村有一半的人没有自来水喝;缺乏必要的卫生医疗保障设施和服务;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目标未能充分实现;运输网络、能源网络、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农村公共产品的短缺, 导致了农民通信难、就医难、行路难、饮水难及供电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也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二元结构日益突出的重要原因。

2.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

从农村公共产品决策系统的角度来看, 目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的偏好, 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 由“上级”决定公共产品的品种和数量。但这种决策制度将农民排除在公共决策、项目操作和监督之外, 难以真正反映农村社区内的需求, 从而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偏离需求, 结构失衡。

现阶段,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是基于地方政府决策者的“政绩”和“利益”的需要。例如地方政府决策者热衷于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公共产品, 像农村的通讯、交通、电网、农业基本的农田水利设施等, 而不愿意提供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服务、农业技能培训等无形公共产品;热衷于一些见效速度快、容易于出政绩的短期的公共项目, 而不愿意提供一些见效速度慢、实施时间长, 但有真正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

3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改革的思路

3.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改进对策

3.1.1 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要划分明确

我国实行从中央到省、市、县和乡镇政府系统多级供应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在这之中, 乡镇政府作为直接为农村地区的居民提供各类公共产品的国家财政系统的基础。农村公共产品构成上的层次性, 决定了作为供应主体的各级政府之间的项目责任:中央政府承担属于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 地方政府承担属于当地的农村公共产品, 一其中些跨地区公共工程和项目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为主, 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 参与和协调。根据这一原则, 如社会福利、计划生育、抢险救灾、安置优抚、环境保护及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 县级政府负责乡镇政府承担具体事务的管理。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卫生医疗保障支出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乡镇政府作为基层力量, 主要负责管辖范围内的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

3.1.2 对各类农村公共产品加大供给和投入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不断增长, 供给严重不足, 因此, 在为农村社区提供必要的行政和社会保障和其他服务的同时, 增加各类农村公共产品增加有效供给, 如农村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基础卫生医疗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农业发展的综合规划、农业信息供给农业信息及农业技能培训等无形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等。

3.1.3 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程序进行改革

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因此, 在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同时, 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构建农村公共产品的表达需求机制, 把原有“自上而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转变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结合的科学化、民主化的供给决策机制。它还需要以下2点, 第一, 改革农村社区领导人的选举办法。村、乡两级领导人应由社区选举产生, 而不是由组织部安排的。通过选举, 才能对当地选民真正负责, 优先维护和保障当地选民的利益。第二, 建立农村社区公共资源使用和监度。通过乡、村务信息公开化, 提高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

3.1.4 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

按照公共财政理论, 很多农村准公共物品的提供可使用政府和市场 (个人) 混合的方法。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条件下, 可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 动员社会资源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供给, 建立起以财政为主体的, 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如联合通过政府之间的谈判和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 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 赋予私人部分收益权, 充分调动私人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积极性。

3.2 与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 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只有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 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才能真正建立起农村公共财政体制。

3.2.1 以权利平等、放开准入、公平分享为重点,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现行土地制度存在权利二元、市场进入不平等、价格扭曲和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等弊端。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 应对农村的土地实行严格的保护。我们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 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期不变, 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同时,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选择若干试点, 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3.2.2 调整乡镇区划, 精简县、乡 (镇) 两级机构

目前, 各地乡镇规模偏小, 财政供养人口众多, 运行成本过高, 造成基层财政困难。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 适度扩大乡镇区划规模, 精简乡镇机构,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大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效率。对县、乡 (镇) 两级政府机构及人员进行合理编制, 做到定编定岗, 把事业单位与政府职能部门区分开来并实行人员分流, 大力清退各类不必要的临时工, 切实降低农村基层政府的运作成本, 减轻基层财政负担和农民负担。

3.2.3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平稳转移

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要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平稳转移, 一方面, 需要加速城镇化的步伐, 降低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 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应把一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高、环境污染少及资源消耗低的产业引进在县城和条件好的中心镇, 以此带动周边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另一方面, 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 建立一套租金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就业的市场中介组织, 建立健全保障劳动者的法律法规, 并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

4 结语

社会公共产品 篇8

行业化应用

从单纯的产品提供者向解决方案提供者的转变与扩展，是安防行业各领域厂家共同的发展趋势。而这一发展趋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的不断涌现。在本届南京安防展上，众多厂家根据自身的业务重点，推出了丰富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除了公安及平安城市外，还涉及工厂、学校、社区、智能楼宇等多种应用类型。一方面，这种现象彰显了国内安防行业整体在自身发展上积极的心态;另一方面，各厂家推出的不同行业的解决方案也展示出了各厂家面向市场需求的洞察力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学习能力。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针对汽车4S店、汽修厂的安防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正是捷顺总结去年所做的约100个4S店安防项目的经验整合开发出的。除此之外，捷顺还推出了社区、校园、工厂及智能商业楼宇等行业解决方案。其中平安校园解决方案正在广东省公安厅于东莞、中山、惠州、深圳等地小学、幼儿园开展的平安校园试点中得到广泛应用。

行业解决方案的诞生是为了满足某行业应用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殊需求;因此对于行业解决方案而言，理念、设计和细节上的处理是否与所针对行业的应用特点相适应，是决定其能否为市场所接受的关键。而所谓“特殊需求”的内容是多样的，不仅包括应用上需求，还包括施工建设、运营维护等多方面的需求，这对行业解决方案的设计提出了多角度统筹考虑的要求。杭州立方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陈齐云在介绍立方地面停车管理系统时，重点介绍的“无线地感+车位锁”的设计，恰好体现了这样的设计理念：其无线地感及ZigBee技术的引入与地面环境施工和维护特点相契合，联动车位锁和自助缴费的功能又与我国的应用特点相适应。

与行业解决方案的“细分”相呼应，各种相关应用系统的“整合”也是本届南京安防展展现出的，安防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这方面，金鹏电子信息机器有限公司推出的城市视频监控联网管理平台、城市车辆智能监测与管理信息平台和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大公安”行业解决方案颇具代表性。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将彼此无交界的多种细化应用融合于统一的平台，金鹏城市视频监控联网管理平台的主要价值是实现城市所有安防系统的联网和监控录像的跨部门检索;城市车辆智能监测与管理信息平台的主要价值是实现传统的电子警察和卡口系统、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和社会停车场的车辆信息库，以及借助智能化算法从高清视频监控系统视频流中截取的车辆信息的对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车辆全程跟踪和智能化分析;科达的“大公安”行业解决方案则面向公安行业视频监控、视频会议、数字审讯、平安城市、公安视频督查、看守所综合管理等的整合。按照金鹏电子信息机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志雷的话来说，这种模式最大的意义是实现了各种具体应用系统间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业务互通，有助于提高各应用系统信息的利用率和日常工作及紧急事件的处置效率、实现智能化的资源分配和各部门协同工作的快速调度。

跨专业集成

应该说，跨专业集成是安防解决方案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正如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新跃所说，随着应用需求的不断提高，各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引入，安防系统越来越复杂，对综合管理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只能实现单一专业管理的平台已不能满足应用的需要，各专业系统间的彼此隔离大大增加应用复杂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致力于成为解决方案提供者的安防厂商来说，不同安防专业间，甚至是与安防以外的弱电专业的交叉、融合，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厂商都已开始在其安防解决方案中不同程度地引入跨专业集成的理念。例如，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届南京安防展上展出的平安校园通道、大门安防管理解决方案中，即实现了录像、报警、抓拍、上传等一系列功能，从而将该解决方案打造成了融合通道管理、门禁、巡更与视频监控的完整的解决方案。再比如，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的综合视频管理平台，也集成了视频监控系统、卡口管理系统、GIS系统和多种报警应用。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技术部技术工程师杭飞在介绍南自“完整的视频及环境监控系统”理念时，对安防系统的跨专业集成进行了精到的阐释。他说：“包括视频、报警、门禁、消防等在内的弱电系统的复合信息，其维度越高，可挖掘的价值就越深厚。南自也正是秉承着这一理念，才开发出了可以通过数字视频及环境监控主机，完成防护区域内所有前端视频及报警信号采集，并可实现对多种新型弱电系统，包括楼宇自控系统的集成的，完整的视频及环境监控系统。”目前，该系统已大范围应用于成都电网、广东电网项目中。

对多专业产品及系统的集成，要求安防系统具有广泛的兼容性和充分的开放性。杭飞将之总结为“系统应保证对主流产品的兼容;并能够在得到开发包，或者接口标准支持的情况下，在很短的研发周期内完成对特殊产品的集成”。在安防系统移动终端日渐成为市场热点的今天，与电信相关应用的集成是兼容性与开放性之于安防系统的重要性的最好证明。捷顺与广东省电信合作的手机一卡通项目、东方网力对Windows Mobile、Symbian、Android、iOS等多种平台智能手机的支持，以及金鹏基于其两大平台深挖出的移动督办等应用，都是最直接的例子。

实用性设计

与跨专业集成相比，实用性设计对于安防系统解决方案来说是更为基础性的要求，但同时，实用性设计也是伴随安防系统解决方案发展的全过程，体现于安防系统设计、实现各环节中的要求。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各厂商独具慧眼、风格各异的实用性设计，成就了丰富多彩的安防系统解决方案市场。在本届南京安防展上有很多紧跟应用需求、贯彻实用性理念的产品和设计，它们可以大致地分为针对现有应用形式进行改进和完善的，以及深挖市场需求而开发出的。前者如杭州立方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在其地面停车管理系统中，为解决临近大型车辆对地磁感应装置的干扰而引入的地磁、红外感应双鉴应用形式;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于现有网络支持条件，为满足应急指挥等特殊应用及有线线路不畅时的需要开发的，通过与运营商的合作，利用自身转码技术将监控中心取到的图像送入3G或其他无线通信网络，从而实现通过移动终端访问监控图像的应用形式;以及福建求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家居控制信号和家庭报警信号在智能小区局域网与Internet和3G等无线通信网络间的交互，在其QSA9000系列智能对讲终端系统中引入的，网络IP电话、Vo IP、3G手机远程遥控等远程多媒体通信服务。后者如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展出的，可以根据照度进行双镜头自动切换，保证全天候监控图像效果的M114摄像机和配备鱼眼镜头，可实现室内360°全景无死角监控、录像，并同时完成放大显示等动作的Q24摄像机，以及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专为审讯解决方案开发的，适应其室内应用环境的室内型4寸高清高速球和以实现新建会议室插电插网即用的为目标的, 集摄像机、触摸屏、编解码器于一体的桌面终端设备。包括这些产品在内, 所有亮相于本届南京安防展上的各种或新颖、或成熟的产品与设计, 都有可能对未来的行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事实上, 正是各厂家对自身产品和技术持续不断的完善, 对贴合市场日新月异的需求的不懈追求, 促成了整个行业的不断向前发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将实用性设计这样基础性的内容视为安防厂商实力与决心的证明, 亦不为过。

社会公共产品 篇9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中心总经理张伟:

大华始终认为, 设备厂商应该对技术非常关注, 因为技术是产品的灵魂。基于这种理念, 我们在本届展会上对我们全新一代的技术平台进行了重点展示。当前安防监控市场的应用需求不断提高, 而更高品质的图像, 更多功能、更加便捷的软件, 都对硬件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 安防的视频监控平台不是通用的平台, 它的技术链条还不够成熟, 监控厂商必须要自己去研究技术方案。因为没有过硬的技术平台, 产品的优质、商品的热销统统无从谈起;必须首先完成技术上的提升, 才能实现产品的丰富, 进而构建解决方案、为用户创造价值。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的手机都将支持高清摄录当成一个卖点, 这充分说明了小平台在显示能力方面较为弱势, 在嵌入式产品上实现高清应用比较困难的事实;而我们的N6平台, 体积虽小, 却能支持1080p的高清应用, 可以接更多的摄像机, 包括模拟的、数字的、高清的都可以, 具有录像、回放、网传的功能, 网传能力是原架构产品的二到三倍——有了这样的技术平台, 可以开发出众多的产品, 适应不同用户、各种应用环境的要求。

此外, 我们还带来了智能交通领域的产品。交通管理涉及静态和动态两种数据的管理, 前者如GIS系统, 后者如人流车流情况的实时管理。我们此次展出的产品主要着眼于车流的管理, 可以满足违章行为监控和交通流量管理两方面的需求。我们实现了在一台摄像机中集成多种复杂算法, 完成对闯红灯、超速、压黄线等违章行为和违章车辆车牌的识别, 可是系统相比以往“前端摄像机、后端软件”的模式得到很大的简化。与此同时, 还可帮助城市交通管理部门获知实时的交通流状态, 为生成交通管理策略提供数据支持。这款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可用性已经在世博会上得到了验证。

喜恩碧电子 (深圳)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勇:

我们在此次展会上展示的IP高清摄像机延续了我们的监控产品在兼容性、可用性上的一贯优势。我们产品的兼容性在以axxon、milestone、GVD、honeywell、tyco等为代表的国际知名厂商中历来有着良好的口碑——我们的IP产品支持支持ONVIF、PSIA国际标准协议, 可以和众多厂商的平台软件实现无缝对接。在可用性上, 我们可以拿IP摄像机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码流来举例。一般的200万像素摄像机网络传输的带宽大概需要4～6M, 而我们的IP高清摄像机采用25帧全实时传输, 可以在保证提供高质量图像, 实现良好流畅性的同时大幅降低网络传输带宽——大约只需要900k的带宽。这同时也有助于节省存储空间, 对优化平台的整体设计是非常有好处的。

此外, 我们还带来了130万像素的HD-SDI高清数字摄像机。它的特点是采用无损压缩, 拥有很高的清晰度, 并且支持视频信号高速率、几乎零延时的传输, 与需要对数据封装、编码, 因而延时较大的普通IP摄像机相比有很大优势。这款摄像机可以通过传统的同轴电缆传输高达1.485Gbps的数据流, 组网方式简单灵活, 易于被传统CCTV厂商接受。也正是由于具有这些优点, 这款产品的应用方向主要是为车牌识别、人脸识别等智能分析提供高清数据源。这些应用对图像清晰度的要求非常高, 如果能获得高画质视频的支持, 识别准确率会更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对很多早期的模拟监控系统进行数字化改造的项目中, 我们这款产品在可以利用其现有的线路直接传输高清图像, 从而为用户节省改造费用。

金三立视频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北方区销售总监王兴林:

我们一贯的理念是只有整个高清网络监控系统整体上的完善, 才能成就真正意义上的高清。因此, 我们以为客户提供从高清网络摄像机、高清管理平台到高清解码器等的, 完整的高清监控整体解决方案为己任。我们推出了包括百万高清球机、高清枪机、高清半球、高清红外摄像机在内的多种前端设备, 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要求;推出了E-NVS嵌入式高清网络视频管理平台, 以通过有效的音视频流管理确保整个高清系统运营稳定;推出了高清解码器, 以保证视频画面能够在高清显示系统拼接大屏上得到清晰呈现。

在此次展会上最为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展出的高清红外网络摄像机和高清网络半球摄像机。这两款产品均采用H.264压缩方式;分辨率可调, 最高可达到1080p;最高帧率为30fps;码流为256kbps～12Mbps;具有移动侦测报警功能, 可设定12×16块侦测区域及9级灵敏度, 支持设定抓拍图像或进行录像及其他报警相关动作;具备IEEE802.11b/g无线传输能力, 可以彻底摆脱对网络接口的依赖, 根据实际需要安装到任何位置, 并且支持WPA和WPA2安全协议, 能够为无线网络传输提供良好的保护。其中高清红外网络摄像机可自动切换红外滤光片并同步打开红外灯, 支持黑白、彩色图像切换与滤光片切换同步。

本届展会我们的展示有两大特点, 一是以行业展示为主。比如, 我们重点展示了高清平安城市和智能交通应用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都是经过实际考验的成熟方案。前者仅在三线城市平安城市项目中的应用, 去年一年就有湘潭、如皋、银川多例应用;后者更是仅卡口一项, 就有北京和山西太原、阳泉等地的几千个卡口, 以及许多国外项目的应用。再比如, 我们还展示了面向公检法行业的一系列解决方案, 包括数字审讯系统, 顺应市场高清化潮流推出的高清数字化审讯系统——这些系统在北京的公安预审, 以及吉林、合肥等地相关领域中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以及供公安系统外出办案时使用的便携式审讯系统。这些充分凸显出了我们的自身定位和对行业发展的理解:不但要做产品的供应商——对我们来说是安防监控全线产品的供应商——更要做行业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副经理王首峰:

另外, 我们针对监控行业进入高清时代, 大小厂家纷纷打高清牌的现状, 开辟了应用深挖的新路。比如, 我们推出了颇具先进性的高清红外快球。再比如, 我们实现了通过手机实时查看高清系统视频的先进应用。苹果iOS、Android、Windows Mobile平台的智能手机用户都可以通过登录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 免费下载我们的Easy Mobile软件, 实现通过3G网络实现远程查看监控视频和控制监控系统。Easy Mobile是我们从2008年开始投入很大精力开发的一款软件, 能够支持最多16个通道, 拥有很强的兼容性, 适用于多种系统环境。今年, Easy Mobile通过了iPhone的认证, iPhone用户除了登陆我们的官网之外, 也可以在苹果的官网上下载Easy Mobile了。

北京金瑞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孙京秋:

此次参展, 是对我们的“三高”定位和乐见竞争态度的又一次具体阐释。所谓“三高”是指高端、高档领域, 高流量应用, 高安全级别要求。举例来说, 我们的安全亭门HISEC以杜绝一切能够想得到的安全隐患为己任, 拥有极高的防护级别。它采用防弹玻璃制成, 非常坚固;装有金属探测器, 能够把被藏起来的凶器或其他有威胁的金属物件探测出来——除了传统的安保的作用以外, 这一功能还可以帮助造币厂防止内部人员将贵重金属窃取出厂;采用双锁门设计, 第二道门处装有生物识别装置和地秤, 能够保证即使不法分子使用胁迫手段通过第一道门, 也无法打开第二道门……完备的防护手段使它成为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数据中心、工商银行总行数据中心等金融机构和上海金茂大厦、北京盘古大观等高档大厦的宠儿。尤其是对于银行的卡厂来说, 这种防护等级的门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VISA组织规定, 必须使用达到这种安防级别的门才能获得资质生产EMV芯片卡。而在高流量应用方面, 我们的产品在机场、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仅扇形门就为包括北京地铁在内的中国轨道交通项目的14000多个通道提供了服务。而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在我们通过与固力保的合作, 成为第一批将安防通道的概念引入中国的先行者后, 这个概念在中国遍地开花, 我们并不将众多竞争品牌的出现视为威胁——包括我们在内, 各厂家只要细化市场需求, 找准自己的定位, 完全可以将市场做大, 促使市场走上不断丰富化的良性循环, 实现共赢。

北京市门吉利磁电工程研究所销售部经理赵永江:

研发更细致、产品更精细是我们对自身一贯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自我鞭策下, 我们的产品在能在应用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在本届展会上得到大家的瞩目。除了外观之外, 这种细致、精细还体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业主的需求, 进行一些模块化的功能定制, 实现区域管理、会议签到管理等功能;体现在我们可以在保证系统功能的前提下, 通过将产品做得更加精细减少一些主控设备, 从而为用户节约成本。拿门禁来说,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系统拥有较强的可扩展性, 通过一个主控制器可以控制、管理上百个门。

从应用上来看, 以高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和住宅小区、私人住宅是我们的门禁产品大放异彩的主要领域。在住宅领域, 我们可以开发综合指纹和刷卡两种应用的软件;可以通过网络传输信号, 实现通过手机下达指令, 控制系统完成附属工作, 如通过固态计算器控制电饭煲、冰箱、淋浴器等家电。在轨道交通领域, 广深线、哈大线、哈尔滨西客站, 以及北京地铁的6号线、8号线, 都应用了我们的门禁系统。除此之外, 在体育场馆领域, 我们也参与到了葫芦岛、奥林匹克游泳馆等几个项目的投标工作中, 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进行深化设计, 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

天津市亚安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产品市场经理刘海通:

在此次展会上, 我们带来了高清通用整体解决方案、高清混合通用整体解决方案、车载系统方案、审讯系统方案等6套整体解决方案, 并通过对包括高清前端设备、高清编码器、高清的存储录像矩阵主机在内的完整系统的展示, 为客户演示了我们的高清系统的整体效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有智能红外高速球、百万像素高清高速球, 以及我们2011年的主打产品之一, HDM高清视频录像矩阵主机。HDM是一款嵌入式存储管理及矩阵控制设备, 是集图像监控、本地和远程浏览、录像和回放、PTZ控制、报警联动与管理功能于一体的全网络化监控主机。它支持多种分辨率显示及存储, 本地显示最高分辨率可达到1080p, 支持RAID 0/1/5数据容错, 拥有智能数据管理机制和智能运行方式。今年四月, 此款产品已经在南京城区交通及治安监控项目中得到了应用。

成熟的解决方案、完备的产品线、成功的应用都反映出了我们的产品, 尤其是高清产品的重要特点, 那就是背后有着强大的技术支撑。正是因为有了庞大研发团队这一坚强后盾的支持, 以及多年研发经验的积累, 我们才能保证推向市场的产品技术上的成熟性和先进性, 确保其质量和稳定性。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销售经理赵凡:

本次参展, 海康主要以集中存储、大规模视频综合平台、智能分析和高清智能球机为展示重点。在集中存储方面, 海康展出了自己研发生产的, 支持IP-SAN、DAS、NAS的存储服务器, 以及支持RAID, 模拟及网络摄像机均可接入的混合型网络硬盘录像机。此次展出的视频综合平台是海康自己独有的一套综合处理系统, 音视频的接入、高清解码上墙, 网络数据和模拟数据的交互接入以及多级数据的级联都可以在这套平台上实现, 它最大的特色是音视频处理由可自由组合的、独立的编解码板卡来完成, 支持用户根据自身系统需求进行选择, 在功能配置和成本控制上都十分灵活。

在智能分析方面, 海康对自己研发的人流量统计软件, 以及智能跟踪系统进行了展示。众所周知, 海康是H.264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相关技术是非常完备的;而采用自己的编码系统, 使得海康的智能分析系统在系统处理和识别率上得到了很大的优势。此外, 海康的智能分析系统从跟踪球等前端设备到后端的处理软件, 全部都是自有的, 这使得海康的智能分析系统相比一些不同厂家的前端设备和后端软件拼凑而成的系统, 在兼容性上有非常大的优势;而在视频处理技术方面的优势更使得其在智能视频分析能力上更胜一筹。

目前, 海康能够提供从前端摄像机、自动跟踪球机到后端硬盘录像机等的全系列智能视频分析设备和智能监控管理平台, 在智能视频分析技术方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相对于一些单纯提供设备的厂家, 海康在后续的产品开发、售后服务、系统兼容性上有独特的优势。

至今, 海康威视的智能视频分析技术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国际著名奢侈品店GUCCI在中国的门店采用了海康开发的客流统计系统对各门店的客流量进行统计分析, 为市场营销和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2010年上海世博会也采用了众多的海康智能分析产品, 比如双摄像机跟踪系统和智能周界防范系统。

社会公共产品 篇10

一、陕西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概况

陕西神木县实施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并非仓促而行, 而是根据神木县县情的特点深入调研, 进而出台这项惠民政策。

神木县的县情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快速发展的能源经济为神木县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神木县2008年财政收入72.27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17.19亿元, 2009年财政总收入达93亿元, 2010年神木县跃居全国百强县第四十四位, 神木县“富财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二是神木县的贫富差距和全国一样, 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原因, 目前这种差距是越来越大, “穷百姓”是神木县情的又一特点。面对“富财政穷百姓”这一明显的反差, 2008年神木县委、政府站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实施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十大惠民工程”,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全民免费医疗工作。为了使这一全新工作平稳顺利进行, 从2008年开始, 神木县成立了康复工作委员会并下设办公室 (以下简称康复办) , 负责全县全民免费医疗工作的具体实施, 并开展了为期一年零三个月的调研论证、技术评估、经费测算, 之后, 根据中、省、市政策规定的原则, 制定了《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 (试行) 及《实施细则》 (草案) 。从2009年3月1日起, 在神木县域内正式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

神木医改具有破冰性, 不仅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 还拉平了公务员与普通老百姓的报销待遇, 其中涉及诸多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1.财政选择性。神木医改, 当地政府明确地、大胆地承担起主导责任, 将一年财政收入的近9%即1.5亿元用在社会医疗保障上, 并冠以“全民免费医疗”, 以实际行动表明政府对医疗保障这个第一民生问题的重视, 而一旦迈出了这一步, 形势就发生了令人兴奋的变化, 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与喝彩。

2.保障公平性。神木医改, 以全民为目标。打破城乡区别、职务身份背景区别, 拉近了不同社会人群的距离, 为实现原始平等迈出重要一步。

3.“实践一小步, 超过理论一大步”。神木医改, 为医改如何回归公益拨正了方向, 在实行医改以来, 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两点:神木医改大大提高了群众的保障水平;占财政收入9%的投入, 对政府来说是可控的。医改三十年, 尤其是“医改不成功”结论透露以来的四年, 边“反思”边“改革”, 证明将全面市场化的改革手段用于医疗卫生领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神木医改的借鉴作用和示范作用才是新医改的兴奋点, 是三十年医改争论的结晶。

二、神木医改存在的问题

审视神木医改, 应当承认其远非完美。比如, 费用控制标准和报销比例皆由政府单方制定, 在缺乏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 科学性难以有效保证;长远来看, 政府主导的竞争机制, 是否能稳定而积极地运行, 尚需观察;此外, 由于地域发展差异巨大, 以巨额财政投入支撑医疗系统运行的做法, 短期内恐难在更大范围内复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轻视预防, 医疗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

由于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这一普遍性的存在, 直接导致全民免费医疗这项政策实施后居民疯狂涌进医院, 使得医院的各项医疗服务, 各个医疗卫生资源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最为直观的显示是住院人数的狂增和床位的爆满, 小病没病的人得到治疗后不出院, 真正有病需要急需治疗的人却住不进去院, 县政府指定的各个定点医院一瞬间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许多病人无法安置, 住走廊的比比皆是, 更甚于有的没办法给予及时的治疗。这也间接地导致了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浪费, 出现了供需矛盾, 整个形势显得凌乱和措手不及。

(二)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偏低, 不能满足广大群众不断增长的求医治病的需要

神木作为一个县级的城市, 自身通过资源优势和前所未有的契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腾飞, 但居民健康状况并未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而发生明显变化, 居民的患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这说明神木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提供的服务质量偏低, 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求医治病、追求健康的实际需要。特别是优秀医疗人才十分薄弱。在实施免费医疗以来, 在医院的“硬件”方面投入比重较大, 最为显著的就是新的县医院的建成, 在医院的“软件”方面, 虽然在各个定点医院常年有来自北京、西安的专家坐诊, 但不可否认的是医院中层尤其基层骨干医疗技术偏低, 难当重任, 这也是现在几个定点医院普遍存在的问题, 直接使得群众对于其缺乏信任度。

(三) 相关医改的法律法规, 医疗报销制度不完善

根据《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 (试行) 》我们可以对全民免费医疗有个大体的了解, 在神木籍户口的城乡居民中 (未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除外) , 实行门诊医疗卡和住院报销制。规定门诊中实行医疗卡制度, 每人每年可享受100元门诊补贴, 门诊医疗卡结余资金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住院报销设定有起付线, 乡镇医院住院报销起付线为每人次200元, 县级医院为每人次400元, 县境外医院为每人次3 000元。起付线以下 (含起付线) 的住院医疗费用由患者自付, 起付线以上的费用按规定由县财政买单。我们不难看出, 以上的条例基本反映了医疗的报销制度, 但一项新的事物的出现时需要在不断地实践活动中来得以印证和检验。同是在最后的医疗报销的运行方面, 存在医疗发票管理混乱, 开具发票的随意性较大, 缺乏发票审核机制及财务核算方面存在弊端等等问题, 这些都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一一给予解决。

(四) 医疗卫生监督工作不足, 各医疗定点医院缺乏有效协调

自从实施全民免费医疗这项政策以来, 县政府就此专门成立了“医疗康复办公室”, 就关于免费医疗政策进行全权负责, 虽然该项部门的成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监督、组织、协调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但基于医疗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本身来说, 其根深蒂固的体制弊病也显露出来, 主要表现为内部职责分工不对称, 现有运作模式协调性差。作为一个新型成立的行政监管部门来说, 在日常监督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当然也需要相关各个部门、医院的配合, 但由于潜意识里存在级差, 配合起来不太协调, 影响监督效果, 又加上利益的诱惑, 出现避重就轻, 也影响了监督工作。在政府所指定免费医疗的定点医院中, 由于医院本身的规模, 以及医疗资源的配备上, 依次有县医院、县二院、电力医院、大兴医院、开发医院、高新医院、麟州医院七家医院, 但由于本省的差异性, 在免费医疗实施中, 患者自主倾向与排名靠前的医院, 迅速导致了在某一时间段县医院, 县二院的人数激增, 人流如潮, 从而使得整个医治过程混乱拥挤。

(五) 广大居民的公共卫生意识和公众意识淡薄, 自我管理能力差

自免费医疗政策实施时也就是3月1日以来, 大量的求医者涌入县级定点医院, 其数量超过了能够估计到的最高数量, 几天里, 病床爆满。一位政府官员无奈地说“:病床爆满现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受到免费医疗的诱惑, 有的患者是生病后非等到3月1日以后来看的;有的是多年看不起病的;还有的是小病非要住院看的。”其次的问题是病人通过住院治疗后完全可以出院休养, 可病人就是住着不想出院, 因为他们心里有本账:他们也是经历最短四五天, 最长一二十天, 实属不易才住了院;而且, 办理了出院手续, 按规定, “免费午餐”就会戛然断供, 与其回家自己花钱休养, 还不如再住两个礼拜继续免费治疗。一位医院领导说“有些出院, 后面的病人又等着入院, 医护人员不得不与患者进行沟通”。由此可见, 居民在享有免费医疗的同时, 却忘记了自己作为受益者需要的公众意识, 自觉性差, 给公共的医疗资源造成了浪费。

三、神木医改的对策建议

和谐社会呼唤一个健康的医疗体制, 在这个体制中, 既要提高社会公平和全民的福利水平, 又要保证有限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高效率的使用。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在医疗体制的改革中, 做好自己的角色定位, 回归其“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的公共职能本位, 完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一) 进一步健全医疗卫生体系, 完善医疗改革的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加快推进神木医疗改革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

首先, 加大立法力度, 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规范免费医疗政策的推进工作。神木医改告诉我们的是, 政府在医疗公共服务提供上应该做些什么, 做到什么程度。当然, 政府的投入不是无限的, 因此, 需要界定医疗的范围, 比较具有可行性的, 其范围应当是基本医疗。还需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以此作为基础, 政府的投入进入基本医疗领域, 一部分投入公立医疗机构, 另一部分分解到个人医保账户。

其次, 完善公共卫生医疗改革工作的管理机制。鉴于全民免费医疗政策的实施和推动, 是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和积极配合, 为做好公共医疗卫生的服务管理工作, 神木县政府成立了“医疗康复办公室”, 在成立初始, 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委书记郭宝成领导担任, 成员分别由县纪委、检察院、财政局、卫生局, 审计局等相关业务部门组成。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分析和研究免费医疗的实施发展的状况, 针对存在的问题来做相应的调整并制定相应的措施, 以确保全名免费医疗政策得以贯彻实施。

最后, 明确分工与职责, 健全神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做好神木卫生工作关键要健全神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为了加强对定点医院监管、医疗费用控制、运行监督等方面的精细化管理, 神木县还出台了《关于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的通知》、《关于对慢性病门诊治疗全年限额报销的规定》、《关于慢性病门诊治疗的有关规定和评审标准》、《关于做好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统计信息工作的通知》、《关于神木县全民免费定额付费办法的规定》等一系列相关制度。

(二) 加强监管工作, 保证免费医疗政策运行平稳

为了加强管理参保患者入院审查、住院治疗、出院报销等各个环节, 神木县对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动态管理。通过自愿申请、组织考核、社会公布的方式, 初步确定49所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 基本上能满足参保患者需求。各定点医疗机构人均住院费、药品比例、检查阳性率、日均住院费用等项目不得超过规定指标, 县上按月进行考核, 严格奖罚, 控制医药费不合理增长, 防止浪费医疗资源。并成立全民免费医疗检查大队进行日常监督工作, 严格实行“筹钱不管钱, 管钱不用钱、用钱不见钱”的封闭运行模式, 落实公示告知制度, 每月向社会公布各类信息。各相关机构设立意见箱, 公布举报电话,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每季度开展一次满意度测评, 并组织专家对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量化考核评比。对超过控制标准的定点医疗机构及时给予书面告诫并限期整改, 对整改不力的不予支付报销款项, 情节严重者取消定点资格。

(三) 加强与国际间的接轨, 借鉴外国免费医疗的先进经验

其实“免费医疗”并非神木创举。1949年印度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 所有国民都享受免费医疗。于是印度自独立以来, 尽管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排名仍旧靠后, 但全国人口预期寿命已增长了1倍, 婴儿死亡率也下降了70个百分点。因此, 作为现在实施全民免费医疗的神木县来说, 应该组织有关部门人员和农民代表到英国、印度、巴西等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进行考察, 取长补短, 制定出最完善的医疗惠民政策。真是使得, 神木的免费医疗成为利在当代, 功在千秋的伟业, 进而对全国的医疗改革都具典型示范意义。

(四) 加强医疗队伍建设, 完善后备医疗队伍

神木医疗卫生事业必须牢固树立科技兴医的思想, 要千方百计把公共医疗卫生的管理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卫生人员、管理人员素质的轨道上来, 以加强医疗队伍建设。具体应该做到:一是要重视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 要对现有从事医疗卫生人员的专业、年龄、知识结构等进行调查分析, 在此基础上制订人才培养计划, 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向, 分层次、分类别、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医疗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二是要重视科技成果的引进和应用。采取得力措施积极引进、推广和应用新技术、新设备和新的管理方式, 以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预防、医疗、保健和康复的需要。三是要制定相应办法, 出台相应的培训法规和方案。县政府应该健全和落实继续教育制度, 建立符合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培训基地, 采取脱产学习、在职函授、临床进修等多种途径, 提高卫生技术人员的业务知识和实际技能, 为县里各个定点医疗免费医院培训实用型技术骨干。

(五) 推进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建设, 完善全民免费医疗信息网络管理中心

推进医疗信息化建设有利于医疗信息共享, 有利于医疗责任追踪, 有利于降低成本。因此, 免费医疗的实施就需要与时俱进, 推进医疗信息化建设, 尽快完善全民免费医疗信息网络管理中心, 重点抓好各定点医院的管理工作和稽查工作, 鼓励慢性病、小病患者门诊治疗, 确保大病、重病患者住院治疗, 降低医疗费用、执行好医改的各项政策。使全民免费医疗的覆盖的可及性加大, 更好的使本县居民充分享有免费医疗的福利。

(六) 提高居民的医疗卫生意识和公共道德素质

从免费医疗实施后的出现的情况来看, 广大县区百姓公共卫生意识淡薄和公众意识的缺乏, 由此需要提高百姓的医疗卫生意识和公众道德素质刻不容缓。首先, 县政府应科学制定提高居民总体素质的计划;其次,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再次, 加大科学的医疗宣传力度, 提高居民卫生医疗意识;最后, 加强县区文化建设, 提高居民的公共道德素质。

和谐社会呼唤一个健康的医疗体制, 在这个体制中, 既要提高社会公平和全民的福利水平, 又要保证有限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高效率的使用。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在医疗体制的改革中, 做好自己的角色定位, 回归其“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的公共职能本位。

参考文献

[1]李强, 敷治平.公共产品供给与建设和谐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2]李军鹏.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指南[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3]林挺进.医疗改革中的政府角色[J].社会观察, 2006, (4) :10.

[4]刘建凡.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探讨[J].医学与社会, 2007, (1) :30.

[5]杨永华, 陆汉红, 郝文红.和谐社会视角的中国医疗改革思考[J].医院院长论坛, 2008, (1) :5.

浅谈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 篇11

【摘 要】受以往计划经济体制和我国政治经济现状的影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政府负担过重、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虽然也有私人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尝试,但缺乏较为系统性的模式。文章综合了西方众多学者关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理论,从不同层面论证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便为我国私人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借鉴。

【关键词】公共产品;私人供给;政府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271-01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包办一切,特别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更是由政府统一承担提供,虽然起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但供给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现象严重,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公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放松了对某些行业的管制和垄断,允许私人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其中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研究借鉴西方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相关理论,将其运用到解决我国实际问题中,对于改善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1 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必要性

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据此,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要比私人具有更高的效率,是公共产品的唯一合理提供者。然而,从20世纪60、70年代起,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福利经济学家的这一论断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一些主张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怀疑政府作为公共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认为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处理的必要条件,他们从经济人的角度深入剖析私人供给公共产品的必要性。

1.1 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存在着失灵的问题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引入政治领域,他们从经济人的角度深入剖析了政府失灵的表现:(1)政治家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倾向于夸大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缺陷,即使政府干预的社会成本超过社会收益的贴现值也在所不惜。(2)政府干预可能无效,表现为官僚主义作风、体制僵硬机构臃肿和运行效率低下,导致通过政府配置带来的效率损失甚至比市场配置的损失还大。(3)政府过度干预为特殊利益集团寻租行为的产生和泛滥提供了极大便利。

由于以上缺陷,现实中政府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能够完全代表公众利益,恰到好处地提供公共产品,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在现实中比较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惟一供给者就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

1.2 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可以增强竞争意识,有利于经济和社会ば率的提高

同时,有利于解决基础性项目的资金短缺,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消除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障碍。

2 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理论和现实的可行性

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不仅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现状是必要的,而且西方许多专家学者也在理论上论证了其可行性,并且在实践当中得到了验证。

2.1 戈尔丁关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理论

戈尔丁认为,在公共产品的消费上存在着“平等进入”和“选择性进入”。“平等进入”指公共产品可由任何人来消费,一般是纯公共产品;“选择性进入”指消费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才可以进行消费,一般是俱乐部产品。戈尔丁认为福利经济学忽视了公共产品供给供给方式上的“选择性进入”。产品和服务采取何种供给方式取决于排他性技术和个人偏好的多样化。

戈尔丁的分析尤其是他提出的“选择性进入”方式是极富有创见的。这为探讨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问题、尤其为解决准公共产品的“拥挤性”问题指明了方向。

2.2 德姆塞茨关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理论

德姆塞茨在《公共产品的私人生产》一文中指出,在能够排除不付费者的情况下,私人企业能够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他进一步认为,若一个产品是公共产品,那么对同一产品付不同价格是满足竞争性均衡条件的。由于不同的消费者对同一公共产品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可以通过价格歧视的方法来对不同的消费者收费。

可以说,德姆塞茨的论点是对戈尔丁论点的发展,二者都从技术的角度讨论了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即如果存在排他性技术,则私人可以很好地供给某些公共产品。

2.3 科斯关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理论

如果说上述学者是从理论角度论证了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可能性,科斯则是从经验的角度论证了这种可能性。

众所周知,灯塔作为一种公共产品,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只能由政府提供。而科斯在其经典论文《经济学上的灯塔》中认为,从17 世纪开始,在英国灯塔一直是由私人提供的,并且不存在不充分供给的情况,政府的作用仅限于灯塔产权的确定与行使方面。私人从国王那里获得修建灯塔的专利权,国王允许私人向船只收费,费用通过港口代理者来收取。

科斯的研究表明,一向认为必须由政府经营的公共产品也是可以由私人提供和经营的。

3 對于我国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思考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轨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方面原因,我国的公共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仍困于传统体制的影响,存在着供给效率低下和相对不足的问题。因此,政府应该顺势而行,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理论和成功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适当放开某些领域的垄断,允许并引导更多的私人资本投入到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提高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减轻政府压力,进而提高我国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げ慰嘉南:

[1] 李成威.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的理论分析及启示[J]. 财政研究,2003,(3)

[2] 吕恒立.试论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3] 赵海生.公共产品的提供:一个市场经济的视角[J]. 经济师,2008,(9)

[4] 周敏.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分析及改革[J]. 现代商贸工业,2009,(1)

社会公共产品 篇12

一、国外对公共产品的研究

最早的“公共产品”的思想出现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霍布斯著作的《利维坦》第二部分“论国家”, 在分析他的观点来看, 国家和政府是为个人提供诸如公共防卫类的公共产品。从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的思想来看, 政府的职责是保护社会, 使之不受侵犯, 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设施等。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1920年出版的第一版《福利经济学》的研究中, 庇古也将公共产品列为福利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对公共产品这一理论作出了贡献。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他的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中, 对于公共产品进行了分类, 第一类型的公共产品属于“纯公共产品”, 其定义是“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 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的减少”。也就是说, 增加一个消费者, 其边际成本等于零, 这种“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第二类型的公共产品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 但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第三类型的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 但无法排他[1]。但也有人在研究中认为, 第二类型为俱乐部产品, 第三类型为共同资源, 并把这两种统称为“准公共产品”, 其“准公共产品”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但一般都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因此, 对公共产品的使用含义和范围界定为: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称为“纯公共产品”。而同时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为“纯私人产品”。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称为“混合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二、公共产品特征的分析与判断

对公共产品的分类, 首先要对产品的特征进行分析和判断, 才能进行准确划分。根据某一公共产品满足其特性的程度, 可以将其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 即向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提供的, 且在消费上不具竞争性、受益上不具排他性。非竞争性是指新增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等于零。这就意味着, 如果公共产品按边际成本定价, 那么私人部门提供就得不到它所期望的最大利润。而纯私人产品具有竞争性, 排他成本较低由私人公司生产通过市场分配和销售收入融资。在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还可分为拥挤性的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准公共产品、公共资源, 这些被称为混合性产品也叫做非纯粹产品, 而这种混合性产品, 同时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某些特征的产品。根据某一产品具有这两个特征的地域范围, 还可分为不同层级的地方公共产品。

拥挤性的公共产品是指随着消费人数的增加, 对某个特定的消费者来讲, 其所能消费的公共产品的数量或质量而减少和下降。而拥挤性的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性, 但具有非排他性;非排他就意味着, 一个人使用公共产品, 并不排除其他人同时使用, 即使从技术上可以排他, 但花费成本太大。

俱乐部产品是指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 容量的约束范围超过之后, 该产品的消费就变得拥挤了, 从而减少观众的效用和收益。俱乐部产品与拥挤性的公共产品的区别是:拥挤性公共产品只要不是一个消费者, 就会相互影响对该产品的消费, 并且有减少消费者数量或质量的特点;而俱乐部产品的消费者只有达到一定的限额后才会彼此影响消费的质量。因此, 俱乐部产品具有非竞争性, 但却具有排他性。

准公共产品是指这样一些性质的产品, 其所提供产品的利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的享有, 是可分的, 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 “但其利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人所享有, 是不可分的, 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2], 这种现象也就是具有它的外部性。如卫生事业和教育等行业基本都具有这种特点, 但也有把混合产品统称为准公共产品,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 只有具有这种利益外部性的产品才是真正的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 但却有排他性。

具有公共资源性的产品。即公共资源 (也有纯自然性的资源) 也是指一些产品而言, 公共资源也具有竞争性, 在技术上也具有排他性, 排他的成本是可接受的但有些成本非常高。但由于某些原因, 其产品的权不能交换, 不能分配给任何个人, 人人都享用该财产的利益, 这也就不具有排他性了, 这种产品也就是公共资源。

按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大小也可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对于一些公共产品来说, 即使是同时被不同的消费者共同地集体消费, 但因消费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而获得的效用也是有所不同的。如受益范围仅仅局限于地方辖区之内的公共产品, 应为地方性公共产品, 或者一些产品仅一些少数民族在生活中使用, 也可以称为是民族性的。如公共产品的受益远远超出了区域性范围, 使一国内所有居民所共同享用它就具有全国性公共产品的特征。当然在地方性公共产品中, 也存在范围大小之分, 因此, 地方性公共产品内部也存在层次性。

从理论上通过对公共产品的特征分析后, 也可以对产品的分类进行判断。一是看该产品在消费中是否具有非竞争性, 如果不存在非竞争性, 该产品就不是纯公共产品。二是看该产品在消费中是否具有非排他性, 如果有非排他性则为拥挤性公共产品或公共资源。三是如该产品既没有非竞争性, 也不存在非排他性, 该产品肯定是私人产品。四是该产品如具有非竞争性, 排他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其成本在经济上是可接受的, 此产品应是准公共产品或俱乐部产品。五是该产品具有非竞争性, 和有非排他性, 则该产品必然为纯公共产品, 即使该产品在技术上可以排他, 但排他成本很高, 此产品也是纯公共产品。需要指出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其产品原来排他在技术上不可行或排他成本很高, 由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不但在技术上可行, 而且在经济成本上也可接受的产品。因此, 对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以及私人产品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对同一种产品究竟属于何种类型产品的认识可能有所不同。此外, 按公共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可对公共产品的内容和形式, 还可以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实物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性公共产品 (即公共服务) 。同时对产品性质的区分还应考虑市场发展的程度。

三、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认为, 依照公共产品受益区域的大小, 可区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区性公共产品, 并且地区性公共产品内部还可以继续细分, 这就为地方财政体制划分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即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 范围大小不同的地区性公共产品由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 几个地区共同受益的公共产品主要由有关地区联合提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经历了一个由公共性程度最高到公共性程度逐渐降低的深化过程。后来, 学术界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和途径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其基本观点是, 公共品根据其性质可通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或者志愿者组织来共同提供。

一是从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来看。由于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性, 以及考虑社会公平、公正等问题, 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是不可能或者成本高昂的。而政府具有依靠其社会管理者身份有纳税的权力, 可以将所得到的税收用以补偿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 从这些传统的研究者的观点认为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最好提供者。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政府提供, 从不同发展历史时期, 以及不同国家的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范围和种类也是不一样的。纯公共产品, 一般应由政府提供。但准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 以及受益上的外部性, 因而有的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支付其成本。从许多产品的外部性来看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在过去, 一些纯公共产品可能没有私人部门和企业愿意提供或者没有能力提供。但现在却可以由私人提供或者私人愿意提供, 这些就有可能从特征上发生了变化, 成为准公共产品了。

二是从市场供给公共产品的理论来看。福利国家在20世纪中后期, 由于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形成了政府财政的支付压力, 甚至造成了支付危机。而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 从此这些经济学家从理论和经验方面论证了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的可能性。而论证从三个方面提出市场供给的理由:其一是公共产品供给的无效率和质量低劣。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者, 其本身并没有任何动力和激励去创新, 由此造成公共产品的成本或价格居高不下和质量低劣。其二是从公共产品供给和管理中的亏损和债务引发财政支付危机。公共产品的成本居高不下会导致大量的公营事业部门出现大量的亏损和债务, 造成预算紧张, 对政府财政构成强大的支付压力甚至造成支付危机。其三是由于大量的公共产品都是通过政府以税收的形式筹集收入, 如果政府的税收形式比较复杂和隐蔽, 也会造成政府规模的增加和监督政府的困难。使腐败和政府规模上升, 造成公众的普遍不满。但如果政府将大量的私有产品, 也列入公共产品的范畴, 这也会形成一个“全能型的政府”。这也就是完全计划下的体制, 人们实际得到的和人们原本期望的会截然不同。由于这三种原因而构成了政府应推动公共产品民营化的强大动力。

三是公共产品的第三部门也称民间组织[3]。这是通过自愿的机制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从提供的理论来看;通过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供给公共产品, 并不能完全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这是因为在具体运行过程中, 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都会失灵。为了克服这种缺陷, 弥补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中的失灵, 那么对有些失灵中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可以通过第三部门来提供, 这样可以更好地满足一部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需求。这种组织 (如慈善机构、自愿者协会等) 主要是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的一种补充机制”。其目的是通过对那些特殊人群供给他们急需要的基本公共产品, 这种供给具有效率的优势, 也弥补了政府失灵的缺陷。

摘要：“公共产品”这一古老而应用最广泛的词语, 在学术界存在许多的争议, 本文将国内外学者对它的研究应用、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各学科领域中的应用, 和各学术界学者的不同观点, 从理论概念和实际应用上进行综合分析, 给予不同的界定, 有助于在现实中的应用。

关键词：公共产品,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1]P·A·samuelson, The pur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 Economices and Statistics, 36.

[2]韩康.公共经济学概论[M].华文出版社,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