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通用12篇）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篇1

摘要：近年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标准化工作的新重点,受到了众多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文章对国际标准化组织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现状进行了梳理分析,将为我国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成功经验和良好借鉴。

关键词：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标准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民众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和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如何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需求,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开始推行政府治理范式的改革,通过多种举措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作为优化管理效能和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技术手段,标准化受到了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无论是以国际标准化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还是以美国、英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开展了一系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

1 国际标准化组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现状

进入21世纪,国际标准化组织(以下简称“ISO”)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标准化应“更好地体现人文精神、更注重保护消费者权益、达到提高生活与生命质量和促进人际交往的目的”的工作理念。在此指引下,ISO先后成立了7个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涉及安全、环境、城市管理等领域(见表1)。截至目前,ISO共制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7项,相关技术标准数千余项。

与工业、农业及其他服务业标准化领域相比,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ISO工作的新兴领域,因此标准数量相对较少。随着国际标准化的工作领域从传统服务业逐渐延伸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工作正日益受到重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国际标准也正在积极研制之中,并在不远的将来发布实施。

2 发达国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现状

2.1 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早在其建国时就初具规模。1978年卡特政府“文官制度改革法案”的实施,拉开了美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序幕,逐渐形成了今天由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共同治理的完备模式。

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内,美国开展了一系列标准化探索与规范化实践。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政府下辖的200多个机构,就已全面执行3,000多项内容广泛、形式各异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以其中的美国联邦质量协会为例,它提出的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标准包括7个方面(见表2)。

这些标准的发布实施,为提升美国社会管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2.2 英国

作为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英国历来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近年来也将关注重点从传统的工业领域扩展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开展了丰富实践,其中最重要的成果非“公民宪章”运动莫属。

“公民宪章”运动于1991年由时任英国首相梅杰发起,旨在推动公共组织起草、公布、实施一整套清晰完整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体系。英国政府要求所有公共服务机构和部门制定各自的标准,具体内容和实施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但标准的研制设计必须依据“明确的服务标准”、“透明度”、“顾客选择”、“礼貌服务”、“完善的监督机制”、“资金的价值”6个指导原则,以满足公民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

实践证明,公民宪章运动明显改善了政府公共服务绩效。例如:税务局公众服务满意率达到了84%,护照处办理护照的最长时间减少了79天。同时,该运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国家纷纷仿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近20个国家开展了与英国“公民宪章”运动类似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活动,促进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行为的规范化和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

2.3 德国

德国政府非常重视服务标准化工作,是世界上较早开展服务标准化工作的国家之一,在国际服务标准化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承担了多个ISO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方面,德国亦走在世界前列,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德国标准化学会(DIN)已发布实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国家标准13,009项,位居全球第一。

以公共教育为例,作为ISO/TC 232(非正规教育与培训服务)的秘书国,德国高度重视以标准化手段提升公共教育的质量与水平。目前共发布实施17项公共教育国家标准,包括服务标准、产品标准与技术标准,已初步形成优化公共教育管理、规范公共教育行为的技术框架。

在国家标准体系框架内,德国人擅长使用“标杆管理”这种标准化绩效评估活动提升社会管理效能与公共服务水平。在德国社区管理联合会(KGSt)研究实施的“公共交互指标网络”中,每一个网络都关注一个特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策领域,德国各大城市的公共服务部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相互吸取先进经验,不断优化管理效能与服务水平,有效提升了德国社会管理的整体水平,推动了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2.4 法国

作为具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法国早在1789大革命结束后便通过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该文件与《法国民法典》一道确立了法国社会管理“分级分层”的模式雏形;与此同时,作为典型的高福利国家,法国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同样历史悠久,尤其是二战后高速发展的30年,为法国形成公民高参与度的“公平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奠定了经济基础。

法国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国际舞台上表现活跃,先后承担了ISO/TC 224“与服务活动相关的饮水供应系统和废水处理系统”和ISO/TC268“社区可持续发展”两个相关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目前由法国标准协会(AFNOR)主导提出的“社区可持续发展”国际标准提案已正式提交,该标准拟就基本要求、商务区要求、居住区要求、工业园区要求以及绩效术语、绩效指标、绩效评估、服务周期计划、生命周期成本等方面对全球社区可持续发展提出规范性要求,不仅将从城市与社区管理角度提升全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同时亦将提升法国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技术地位。

2.5 日本

作为兼具西方国家经济高度发达特点和东方国家传统生活模式的国家,日本一直注重并擅长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提升民生福祉,标准化也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最受关注的民生类公共服务领域,自2000年起,日本共陆续发布实施了29项相关国家标准,细致地规范了民生类公共服务的内容、流程、环节、实施行为与交付质量。

其中,以养老公共服务为例,目前日本主要实施由厚生省老人保健福祉局制定的养老服务评价标准,涉及日常生活服务、特殊服务、其他服务、与相关业务单位的协作、设施设备与环境、经营管理6方面内容(见表3),根据这6方面设定各种问题,组成服务评价项目,将养老公共服务机构评定为A、B、C、D四个等级。

该标准内容丰富广泛、要求明确详细、可操作性强,在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以及家庭养老模式不断退化的背景下,强化了日本对养老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提升了养老服务能力与水平,进而对于日本推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国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老人提供全方位、多选择、满足不同需求的或无偿或按国家标准收费的公共养老服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3 国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特点与趋势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高新技术发轫于工业,而后逐步渗透至农业与服务业,标准化亦不例外。在世界各国政府转型升级不断加速的大背景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已成为国际及众多发达国家标准化工作新的重点领域,虽然工作模式略有差异,但就整体而言,均呈现出以下特点与趋势。

3.1 整体步伐加速

相较其他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而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对标准化的呼声日益强烈,各发达国家都在不断优化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相关标准化工作由此带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已成为各国标准化工作的重要领域之一,正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其中部分国际组织与国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数量如图1所示。

3.2 政府主导进程

由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具有全民普适性,因此,为保障民众普遍利益,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模式与途径部分市场化的同时,相关标准化工作则始终由政府牢牢把控,以确保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达到切实发挥标准化对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目的。

3.3 协调难度较大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关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此同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又与国家、地区的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地方风俗、民族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要素密切相关。开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需要统一协调广大民众意愿和众多差异化要素,协调工作量大而艰巨。

3.4 服务要素凸显

服务是无形的,具有区别于商品交换的特殊属性。因此,服务标准与产品标准亦有所区别。目前,国外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发布实施的标准主要集中于技术、管理和产品方面,真正的服务标准比例很小。随着服务业标准化技术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人们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服务要素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中的比重正在逐渐提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5 相互采标频繁

通过调研分析我们发现,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领域,有许多国家标准都是由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转化而来的,例如:欧盟《葬礼服务要求》标准就先后被英国、德国、法国所采用。相较于产品和技术标准,服务标准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更为明显。因此,目前国际、国外采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主要集中于产品或硬件标准,而纯服务标准的相互采用主要存在于民族特征、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较为接近的国家或地区。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篇2

但俗话说得好，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随着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以服务作为经营重点的企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顾客日渐挑剔，企业发生服务失误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甚至就算企业做对了，顾客也会鸡蛋里挑骨头—反正提供服务的又不是只有你一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因服务失误而导致利益损失?或者，能否通过成功的服务补救而增加利益?

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失误是服务提供者提高消费者感知服务质量的第二次机遇。企业处理服务失误的方式成为弱化或强化与消费者关系的基本平台。服务失误处理得当，有助于消费者与企业良好信任关系的建立，也会提高消费者对企业的依赖程度。因此服务补救是提高消费者感知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服务补救与服务过程质量密切相关，它会影响到消费者对过程质量的感知。

有的学者经过研究后发现，出现服务失误但得到及时而有效的补救的消费者，起满意率比那些没有遇到服务失误的消费者的满意率还要高。将服务补救概念引入到服务质量管理中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服务企业有效地管理服务失误和消费者抱怨，提高消费者感知质量，从而与消费者建立长久的服务关系。

tarp(美国技术支持研究计划协会)经过研究发现，在批量购买中，未提出批评的顾客重购率为9%，抱怨未得到解决的为19%，抱怨得到解决的为54%，抱怨得到快速解决的则达到了82%。成功的服务补救对企业收入和利润增长的影响巨大，服务补救的投资回报率可达到30%～150%。

案例一：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公司利用powership自动系统跟踪有关货件的行踪资料，以了解服务类别、送货时间及地点。这样服务人员可以及时了解到是否发生服务失误，并在第一时间采取补救措施。同时，服务人员记录和分析顾客的投诉以评估服务补救的效果，并以此了解服务失误发生的原因并作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之后把这些信息收集整理，建立数据库，用于改进内部工作程序，以减少下次服务失误的发生。当顾客打电话给联邦快递的时候，只要报出发件人的姓名和公司的名称，该顾客的一些基本资料和以往的交易记录就会显示出来，极大地提高了服务补救质量。

在这一服务补救过程中，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服务标准。公司承诺肯定于第二天上午10∶00前送达物件，这样顾客会很清楚地了解其应获得的服务水准。同时公司也非常重视员工的培训与授权，组织学习等。公司有相当好的培训制度，每时每刻联邦快递都有3%～5%的员工在接受培训,在员工培训方面的花费每年约为1.55亿美元。特别是对于一线服务员工，服务和服务补救技巧是必不可少的培训内容。同时，公司大胆对一线服务员工授权解决顾客问题。公司注重从补救经历中学习，通过追踪服务补救的努力和过程，服务人员能够获知一些在服务交付系统中需要改进的系统问题。

案例二：麦当劳

麦当劳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使其服务流程不断标准化。公司在第一时间内采取措施解决顾客问题，分析失误发生的原因并对其服务标准进行调整。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公司对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具体的标准，如任何麦当劳食品，一经制作出来，如果3小时内没有全部卖完，剩下的一律倒掉。公司积极为顾客提供投诉渠道，将投诉电话公布在店堂里，当顾客对其服务不满时，可直接拨打免费电话投诉。同时，麦当劳公司注重员工培训与组织学习。公司要求每个在麦当劳工作的员工都具有适合这项工作的个性，新员工正式上岗以前都要完成为期3天的在岗体验，以了解公司的服务理念。员工一旦被接纳，就会立即通过餐馆和汉堡包大学开始对其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产品和环境的质量标准、公司的服务理念、文化理念以及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精神，所有培训出来的员工都要得到宾馆餐饮培训公司、环境健康研究所和各种教育机构的认可。

服务补救的过程就是将消费者对企业所提供服务的不良感知转化成美好印象的过程，要让消费者感到他们受到了公平待遇，三个方面的公平缺一不可。尤其应当注意在补救过程中的程序性公平和对消费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果消费者认为服务补救的互动过程和程序是公平的，消费者会降低在物质方面的要求，从而是企业节约高昂的补救成本。谭小芳老师在培训过程中，有学员会问到——服务补救与抱怨管理什么区别呢?

谭小芳老师认为，服务补救与顾客抱怨管理的区别在于：

第一，服务补救具有实时性特点。这是服务补救与顾客抱怨管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顾客抱怨管理一般必须要等到一个服务过程结束之后，而服务补救则必须是在服务失误出现的现场。如果等到一个服务过程结束，那么，服务补救的成本会急剧的上升，补救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第二，服务补救具有主动性特点。顾客抱怨管理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只有当顾客进行抱怨时，企业才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安抚顾客，使顾客满意的离去。但据华盛顿一家名为trap的调查机构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问题的顾客中，只有4%向公司有关部门进行抱怨或投诉，而另外96%的顾客不会抱怨，但他们会向9到10人来倾诉自己的不满(坏口碑)。

顾客抱怨管理“不抱怨不处理”的原则，将严重影响顾客感知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从而影响顾客忠诚，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境界。但服务补救则不同，它要求服务提供者主动地去发现服务失误并及时地采取措施解决失误，这种前瞻性的管理模式，无疑更有利于提高顾客满意和忠诚的水平。

第三，服务补救是一项全过程的、全员性质的管理工作。而顾客抱怨管理则是由专门的部门来进行的、阶段性的管理工作。一般来说，服务补救具有鲜明的现场性，服务企业授权一线员工在服务失误发生的现场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而不是等专门的人员来处理顾客的抱怨。

gronroos在XX年出版的《服务营销与管理》一书中，提出了所谓“使员工具有解决问题能力”的概念，将其视为授权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授权给一线员工使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解决顾客问题的权限。授权可以增加员工的责任感提高其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迅速、及时地解决顾客问题。

在企业整个服务补救过程中，组织学习是极其重要的，企业应该通过组织学习在服务方式、内容、范围等各个方面全面地、不断地进行创新。企业应将服务补救与组织学习结合起来，向全体员工灌输“从服务补救中学习”的观念，把这种观念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

谭老师有一次看到《激励》杂志(incentive)报导，利兹饭店以卓越的服务闻名全球，该饭店员工为了让顾客满意，可以做出令人超乎想象的努力。例如，他们提供员工「服务满意程度表」，表上列出皱眉脸、不悦脸与生气脸。当顾客向某位员工抱怨时，该员工可以先评估顾客不满的程度，然后从工具箱里拿出折价券送给顾客，解决当下很糟的情况。

譬如，对于一个皱眉的顾客，员工可以拿午餐折价券，来补偿他长久等候的不满;而一个不悦脸顾客，员工可以赠予电影票或麦当劳午餐券;而生气脸的顾客，则可以得到一张二十美元沃尔玛百货的折价券。这些弥补服务的举动，并不需要主管的同意，员工可以依问题轻重选择弥补方法。

比如，谭小芳老师建议：我们的旅行社、风景区的管理层可以设计一个「游客服务满意程度表」，不是原来硬邦邦、冷冰冰的表格和大量的文字说明，那样只能让游客认为你在敷衍和应付他们——表上只需列出皱眉脸、不悦脸与生气脸。授权我们的导游以及营销人员可以先评估游客不满的程度，然后拿出折价券、优惠卡、门票或者哪怕一副风景区的宣传扑克送给顾客，解决当下很糟的情况。谭老师最后与您分享一下服务补救的策略和技巧：

1.跟踪并预期补救良机。企业需要建立一个跟踪并识别服务失误的系统，使其成为挽救和保持顾客与企业关系的良机。有效的服务补救策略需要企业通过听取顾客意见来确定企业服务失误之所在。即不仅被动地听取顾客的抱怨，还要主动地查找那些潜在的服务失误。市场调查是一有效方法，诸如收集顾客批评。监听顾客抱怨。开通投诉热线以听取顾客投诉。有效的服务担保和意见箱也可以使企业发觉系统中不易觉察的问题。

2.重视顾客问题。顾客认为，最有效的补救就是企业—线服务员工能主动地出现在现场，承认问题的存在，向顾客道歉(在恰当的时候可加以解释)，并将问题当面解决。解决的方法很多，可以退款，也可以服务升级。如零售业的无条件退货，如某顾客在租用已预订的别克车时发现该车已被租出，租车公司将本公司的劳斯莱斯车以别克车的租价租给该顾客。

3.尽快解决问题。—旦发现服务失误，服务人员必须在失误发生的同时迅速解决失误。否则，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服务失误会很快扩大并升级。在某些情形下，还需要员工能在问题出现之前预见到问题即将发生而予以杜绝。例如，某航班因天气恶劣而推迟降落时，服务人员应预见到乘客们会感到饥饿，特别是儿童。服务人员会向机上饥饿的乘客们说：“非常感激您的合作与耐心，我们正努力安全降落。机上有充足的晚餐和饮料。如果您们同意，我们将先给机上的儿童准备晚餐。”乘客们点头赞同服务人员的建议，因为他们知道，饥饿、哭喊的儿童会使境况变得更糟。服务人员预见到了问题的发生。在它扩大之前，员工就杜绝了问题的发生。

4.授予一线员工解决问题的权力。对于一线员工，他们真的需要特别的服务补救训练。一线员工需要服务补救的技巧、权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有效的服务补救技巧包括认真倾听顾客抱怨、确定解决办法、灵活变通的能力。员工必须被授予使用补救技巧的权力。当然这种权力的使用是受限制的。在一定的允许范围内，用于解决各种意外情况。一线员工不应因采取补救行动而受到处罚。相反，企业应鼓舞激励员工们大胆使用服务补救的权力。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篇3

关键字；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区别与互动；

【中图分类号】D035

公共行政在十九世纪末成为了一个单独的学科领域；而公共管理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兴起。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二者有着一定的区别，又有着本质的关联。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分析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区别与互动。

一、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区别。

第一，内涵区分。公共管理的主要核心是政府管理，有着多元化主体的基本特征，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公共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这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新的学位教育方式。公共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把公共行政作为基础，将管理学、经济学一级政治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整合，主要涉及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公共事务。而公共行政则是把刚性规范以及固化原则作为基本的支撑，主要依托于政府主体开展相关的政治统治工作，是国家行政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开展相关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笔者认为，公共行政主要把政府、法律法规等授权组织机构作为主体，把国家、社会以及自身的相关事务作为客体，根据法律法规展开相关决策、组织等活动的科学体系，有着工具性以及依附性的内在本质。

第二，主客体区分。首先，主体区分。主体就是行为的实施者，可以是单一亦可是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多呈现多元化，主要以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主。根据自身的业务范围，对责权范围内的事项进行统筹协调，享有法律范围内的权限自由。公共行政的主体主要为政府以及其他法律授权的相关组织，主要依靠政府代表的相关机构。大多数主要把政府作为单一的主体。其次，客体区分。客体对象主要就是指主体行为的主要内容。公共管理主要重视社会性，对公共服务、公众的参与性以及政府的行政事务的公开化等责任与义务的履行，主要彰显了客体的社会性。公共行政较重视其公共性，对公共权力与利益的执行与维护较为重视，主要有着工具性。权威性以及规范性的基本特征。公共管理的客体有着多样化的特征，在不断的变化与拓展中有着具象化的形式。公共行政有着动态性的特点，主要针对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为方向，通过其他学科知识的引入，主要包含着公共管理以及行政管理等领域。公共行政的客体有固有的管理程序，把民生利益为主要导向，维护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的主要表现。

第三，内在区分。首先，管理目标区分。公共行政对机构、过程以及程序的管理较为重视，属于内部取向；而公共管理则对项目、结果以及绩效的管理较为重视，属于外部取向。其次，管理体制以及运作模式的区分。公共行政对具体的计划、组织以及指导等基本技能的运用较为重视，主要强的是政策的科学化；而公共管理则更加重视管理的市场化模式。

二、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互动关系

公共行政在历史的舞台上一直是政府公共部门管理的重要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经历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与新公共行政学说的形式改革。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流行的行政改革主流的新公共管理，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带来一定的沖击，这种全面的公共部门管理方法取代了公共行政模式成为了新的管理理念。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在发展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一，公共管理模式与公共行政的主体都是社会公众事务进行治理，二者的管理初衷是一致的。公共管理主要是通过多元化主体采取合作管理模式开展社会治理，把公共行政中的精华与社会管理进行了细化处理，把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第二，公共行政是一种政府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主体则为政府作为主，其他非政府组织作为复制管理。公共管理的主体基本上都是以组织的形式表现的。而公共庞合作系统中的组织要通过核心的、关键性的管理部门达到提高组织整体一致性的根本目的，其组织行政有着公共性的特征。公共管理模式中的组织对其行政管理有着共同管理的权利，其行政价值有着中立性的特征，把公共行政在表现形式上转变为实质的将行政管理模式，根据公共管理组织的相关服务内容、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等因素构建行政模式，将公共服务与合作治理有效的融合起来。在公共管理中的相关管理工作是社会治理的实际的、共同需求体现，可以通过合作管理模式的表现出来；公共管理行政有着科学化、技术化理论思想，注重与合作活动的开展，彰显着合作之间的信息沟通，通过社会道德体制，优化、完善公共管理活动的开展。

第三，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有着规范性的本质特征。在开展具体的活动过程中，二者都严格的执行着相关的规章制度，有着一定的规范性特征。把管理机构作为基本的、主要的活动机构；

第四，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主要目标有着一致性的特征。在社会治理的实际过程中，二者都是将公共利益作为基本的工作目标，开展活动的过程中贯彻执行着公平性、公正性以及透明的性的政策宗旨。

第五，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工作在形式上都属于服务行政范畴之内。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都是一种社会管理的行政手段，二者有着本质的联系，都属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范畴。

结束语：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二者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与时代的二者的影响与作用下，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有着相互对立的层次也有着内在的无法割舍的必然联系，二者之间的区别与互动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会社会治理与改革带来极其重要的影响与启示。

参考文献：

[1]朱晓红，都英杰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内涵的比较与争论 [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8.79.

[2]陈庆云，曾军荣，郑益奋.关于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几点思考[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1）：456.457.

[3]王乐夫.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区别与互动[J].管理世界2013（1）：12.13.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篇4

一、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性

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主要指的是人口计生、劳动力市场以及治安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管理, 同时为该类群体提供计生、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就业等方面的服务, 促使服务与管理达到一体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主要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 将管理与服务相互结合起来。在实际的管理与服务中, 两者一体化具有其一定的必要性。

(一) 有效加强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

多年来, 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从防范式管理到综合管理就能够看出, 各地政府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已经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与此同时, 不少区域正在对流动人口管理中不断探索改革的方式。虽然政府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但是从实际现象中就可以看出, 政府管理部门在流动人口问题方面并没有承担良好的管理职责, 在管理中存在不少的不规范现象。在此过程中, 加强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 将有助于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

(二) 为流动人口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流动人口远离家乡, 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以及教育等方面需求非常迫切。但是在实际管理中, 由于流动人口处于弱势的地位, 使得其连最基本的权益都无法获得保障, 还经常受到侵害。现如今社会表现最典型的就是拖欠工资。不少用人单位在与农民工形成劳动关系的过程中不能按照相应的规定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 正是基于此, 导致不少的劳动者基本的权益无法获得保障。如果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与服务进行一体化, 不仅有助于管理的有效实施, 还能够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服务。在保障流动人口各项基本权益的过程中, 保证其获得良好的公共服务。

(三) 促使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有效的衔接。

在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 流动人口管理中的各项问题逐渐的体现出来。过去防范式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如今庞大的群体。在此过程中, 管理模式转变为综合性的管理, 也就是将劳动和社会保障、公安以及人口计生委等相关部门联合起来进行管理。但是由于不少部门对管理对象了解的缺少, 导致其在实施综合管理的过程中无法起到良好的效果。在面对此种情况下, 推进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对其具有重要影响。促使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有效的衔接。

二、制约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因素

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流动人口是其一项重要的特征。对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管理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在为劳动力区域和行业提供充裕劳动力的过程中, 促使社会劳动力市场形成, 优化了人才的配置, 同时对二元经济向医院现代化经济的转变具有重要影响。但是, 由于多方面的影响因素, 导致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存在较多的问题。

(一) “以人为本”理念尚未形成。

从上个世纪开始, 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虽然该群体也为城市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流动人口向城市涌进同样滋生出了较多的问题。在城市化建设不断实施的过程中, 这些问题也逐渐呈现多元化、全面化以及复杂化。防范的管理模式就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登记和社会治安的管理。但是在对流动人口施行管理的过程中, 由于定期或不定期的对流动相关行为进行管理, 导致流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引发社会问题的主要因素。在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加以及管理难度增加的过程中, 政府逐渐加大力度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使得服务与管理逐渐趋于一体化。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中的以人为本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实际管理与服务中并未体现这样一种理念。

(二) 跨区域服务管理机制存在脱节现象。

在现有的社会管理架构中, 流动人口实行的是属地管理原则。也就是以流入地为管理主, 但是流出地并未对其进行相应的管理和服务。也就是在现今流动人口管理中, 流入地与流出地服务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例如表现较为显著的地方有, 计划生育工作流入低不愿对管, 流出地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情况管不住。现如今的超生现象较为显著的一个原因就是管理体制缺乏协调。针对流入低和流出地缺乏有效的衔接主要表现在管理机制设置的不统一。由于区域的差别, 导致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常设机构不尽相同。其次就是管理系统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正是基于这两点, 导致跨区域服务管理体制出现脱节的现象。

(三) 流动人口跨部门管理体制存在不足。

政府在对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过程中, 通常都会由几个部门共同协作完成。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多头管理。在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责, 加强沟通与协作, 才能够对流动人口群体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务。但是现如今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存在多方面的缺陷。机构设置存在的问题较为显著。在对流动人口实际管理的过程中, 存在不少的管理领导小组, 并且管理领导小组普遍以临时机构的形式而存在, 不能对流动人口进行常态化的管理。同时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不同的部门和机构依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管理, 而并没有与其他的组织机构进行协调合作。由此可见, 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中流动人口跨部门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其构建。

三、促进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措施

为更快推进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 就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 更好的促进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一体化。笔者认为针对此方面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一) 完善政策与相关法规。

为更好地促进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 就应当加强政策保障, 完善相关法规, 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在此过程中因大纲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与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 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流动人口管理办法, 同时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机制。在政策方面推进户籍制度, 渐渐剥离依附户籍制度的各项公共服务。在此环节中一旦获得政策的保障, 也就为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方向, 对保障流动人口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明确管理职责。

流动人口的管理还需要相应的体制保障。通过体制保障能够明确相互之间的职责。首先, 在机构设置方面, 在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建立相应的综合管理和服务办法, 有专门的人负责流动人口事务。在明确区域职责的情况下, 将其工作分散到不同的服务管理工作与职能中。其次, 建立与之相应的工作协作机制。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因而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针对流动人口相关事务进行详细讨论, 将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提到日常的行为工作中。

(三) 加强信息保障。

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 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就应当建立动态监测和管理信息系统。相应的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的相关信息, 这是做好流动人口管理, 提供有效服务的基础性条件。因而, 就目前而言, 流动人口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就应当加快流动信息的建设, 建立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体系的建设, 掌握流动人口的来源地、流向区域以及人口的分布情况, 这样对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引导流动人口的合理分布。在此过程中, 还应当加快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也就是对流动人口信息管理应当加强网络系统的建设, 同时各个部门在管理的过程中加强信息交流, 这样对流动人口信息资源化, 提高流动人口管理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信息化管理模式不仅仅体现在对流动人口管理方面, 其还存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在现代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信息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 能够为社会管理提供有效的信息数据, 促使其更好地管理。同时为服务对象提供完善的服务。

四、结语

总之, 在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流动人口规模正逐步的扩大, 在该群体数量持续增加的过程中, 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与此同时, 为流动人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能够有效保障流动人口各项权益的实现, 促使社会城镇化建设更好地实行。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社会各种管理体制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各种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群不断地向发展较为迅速的区域流动。正是基于此, 流动人口管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从当前社会现状来看, 流动人口社会与公共服务明显存在严重脱节现象。管理体制重的跨区域和跨部门不能获得有效的实施。在此过程中, 实现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 有助于解决流动人口诸多问题。本文就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进行探讨, 以期能够对其有所了解。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一体化

参考文献

[1]李树茁.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 2011.9.10.

[2]杨菊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研究[J].人口与经济, 2013.9.8.

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论文 篇5

公共行政学从十九世纪末发展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数次范式的转换，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就是西方新近出现的两种不同的范式。

一、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之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企业型政府”、“后官僚制典范”等，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对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行政模式的批判，主张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思想、方法和技术来改造公共部门，强调市场取向等。学者们把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形态统称为“新公共管理”。至于新公共管理的内涵，依据0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2)服务及顾客导向的强化;(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及竞争功能的引入。学者胡德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1)在公共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2)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3)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走向分解的转变;(5)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6)重视私人部门形态的管理行为;(7)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

作为一种试图超越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因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而对于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特别是作为其思想精髓的企业家政府理论一问世，便在美国等西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也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致使其在风靡欧美等西方国家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质疑乃至尖锐的批评。新公共服务理论正是美国著名学者登哈特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特别是针对企业家政府理论缺陷的批判，提出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具体来说，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本理念包括：

(1)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4)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5)责任并不简单。(6)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7)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性认识的偏颇。新公共管理以经济人的自利性为出发点进行公共部门的制度设计，这是其与民主社会核心价值冲突的“症结所在”。很显然，一个受自利动机驱动的组织显然无法对公共利益倾注太多的关注。正如莱芮*D?泰瑞所指出的：“既然公共选择和组织经济学倾向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既然个人利益是其核心理念，那么任何关于‘公共利益’的概念都变得毫无意义”。登哈特用盲人摸象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如果参与者只是追逐自我利益，他们看到的始终是各自的利益，而不能发现共同的公共利益，并齐心协力地达成共同利益。(2)片面强调工具理性。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在于“H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能(effeteness)，也就是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然而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登哈特认为，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只会引导人们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的本身的关切。也就是说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行政工作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只是斤斤计较地减少行政成本，从而沦为公务产生过程中的工具，以致完全丧失作为行政体系行动本身的“道德系络”。(3)视公民为顾客的不当隐喻。新公共管理坚持以“顾客导向”、“顾客满意”为宗旨，将公民降格为被动的服务者和消费者(顾客)，也就忽视了当代公共行政的基础一公众参与。正是这种不当的顾客隐喻阻塞了公民进入公共管理领域的`途径，使“公民相对于国家的个人权利和法律地位无形中被降低了”。鉴于此，新公共服务理论指出公民应具有多重角色，他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参与者和监督者，亦是纳税等义务的承担者，行政官员应当把公民当作公民来看待，而不只是把他们看作投票人、委托人或顾客。(4)企业家政府理论。企业家政府理论是新公共管理的精髓，奥斯本认为企业家式的政府能“运用智谋以新的途径使生产力与效果最大化”。但是新公共服务认为，在这种足智多谋之外，企业家精神还暗含了其他的意义：首先，企业家精神意味着每个政府代理人应该以自己或代理机构的利益为基础来行动;其次，在企业家精神注重创新和改革的背后，是习惯于冒险、不愿意遵守制度和受到约束，甚至对员工横行霸道。

二、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争论的实质

纵观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历来存在着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两种倾向，公共行政改革的钟摆一直在两者之间摆动，这在美国表现的尤为突出。新近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争论也没逃出这一窠臼，其实质仍然是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之争。

管理主义以效率为中心，技术至上，以威尔逊、韦伯，中经西蒙到今天的奥斯本为代表，而宪政主义则关注社会平等、民主和回应性，以杰斐逊，中经弗雷德里克森到今天的登哈特为代表。1887年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认为政治关注的是民主，行政关注的是效率。从此，效率成为公共行政的首要目标和指导原则。如怀特提出：公共行政的目标是最有效地利用由政府官员和雇员处置的资源。古利克认为行政科学中最高的善就是效率，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传统得以确立。宪政主义则源于美国建国之初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围绕联邦宪法所展开的激烈争论，杰斐逊的有限政府、分权政府和人民主权理念无疑是宪政主义公共行政的重要思想渊源。

传统管理主义总是试图通过科学化、技术化的管理来实现政府的目标，效率中心、技术至上、价值中立是其核心内容。但其总是试图通过管理技术来解决所有社会性问题，把行政人员视为不受政治影响，完全没有感情和欲望，只有工具理性而从属于行政职位的“冷血动物”。由此，传统管理主义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20世纪50至70年代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就对“效率至上”的观念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公共行政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幸福，其核心价值在于促进社会公平。“新公共行政”的出现表明历史的钟摆摆向了宪政主义，这一时期“福利主义”国家在西方的盛行就是有力的证明。

20世纪7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兴起，它试图摆脱传统管理主义对官僚行政的依从，对传统官僚制的僵化进行大力批判，坚持顾客导向、呼吁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试图改变管理主义对民主的背离，这是新公共管理试图调和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的体现。然而，在实践中新公共管理在管理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诚然，与传统官僚体制相关联的术语是集权、内部效率、规制、稳定性等;而与新公共管理相关联的术语是分权、市场化、顾客导向、绩效评估、灵活性等，所有这些使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之间似乎相互对立。然而在这些“新鲜”术语背后，“效绩”仍是其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在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字典”里，“效绩”的本质内涵就是“花费更少、获取更多”。由此可见，与当年公共行政借鉴企业科学管理方法一样，新公共管理的实质在于用企业精神塑造政府，其本质仍然具有鲜明的管理主义色彩，只不过与传统行政采取静态研究方法相比，新公共管理拓宽了传统行政学的研究范围、方法、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正如胡德所说：“新公共管理是广告式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它实际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顶多瓶子是新的，但里面的观念却是旧的”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公共管理与早期的科学管理主义一脉相承，管理主义从韦伯的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未发生质变。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出现表明了公共行政在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之间的钟摆，由于将经济规则引入政治领域而再次摆向了管理主义。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其从产生之时就遭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以美国学者登哈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就是众多批评中较为成熟的一种。其以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市民社会的模型、组织人本主义和组织对话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公共行政的优先权应该放在个人价值上而不是组织效率上;强调政府角色由领航转变为服务，重视公民社会与公民主义，注重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沟通;旨在提升公共服务的尊严与价值，并再次确保公共行政的民主、公民资格与公共利益等前提及核心目标。显然，新公共服务既重申了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又直接继承了美国以杰斐逊为开端的民主自治的思想传统，同时，它与新公共行政也是一脉相承的。其核心理念与宪政主义主张的公平、代表与正义等民主价值不谋而合，实际上是对宪政主义公共行政的回归与张扬，这可能预示着公共行政改革的钟摆又一次从管理主义摆向了宪政主义。

三、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在多元行政观下的整合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中，尽管每次学科范式的转换都无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人们对公共行政的认识，但同时它也常常会使人们因过于倚重某一认识视角和研究途径而影响其对公共行政的完整认识。毋庸置疑，倚重于管理主义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赋予了行政组织成本和收益的意义，表现出贯通市场决策与公共选择之间界限的一种积极尝试。然而这种单一地从管理主义途径切入行政改革核心的取向，不可避免地将公民社会、公共利益等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置于公共行政的目标函数之外，破坏了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也弱化了公共部门中的道德和责任约束机制。自从登哈特提出新公共服务理论以来，有相当的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认为其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一种替代。姑且不论新公共服务能否取代新公共管理目前尚存争议，就算是一种替代，它也只是一种侧重于从宪政主义的角度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探索，不免有过于追求政治代表性和宪政性正当法律程序等价值而忽视公共行政的效率价值之虞。

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公共行政研究的单一视角所带来的狭隘性，美国当代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罗森布鲁姆提出了一种多元行政观的思想，认为应当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等多元认识视角和研究途径来认识和探究公共行政以全面、系统地把握公共行政的本质。他所谓的管理途径包括传统管理途径和新公共管理途径，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基础之上的，在实践中以官僚制为主要形态，而新公共管理途径强调管理的一般性，在实践中表现为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公共行政研究的政治途径视公共行政为一种政治过程，其核心价值观是代表性、回应性、责任等;公共行政研究的法律途径主要是将公共行政视为特定情境中应用和施行法律的活动，其核心价值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此外，罗森布鲁姆还提出，目前公共行政的迫切任务在于对政治、管理和法律这三种不同研究途径所拥有的价值、结构与程序安排以及技术方法进行整合。

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纳入这种多元行政观的思想图谱里。新公共管理的研究是基于一种管理的视角，而新公共服务关注公民权、公平、正义等民主价值，无疑是一种政治的研究途径，也就是说两者在多元的行政观下是可以共生的。以美国为例，不难发现其政府执政的精华实为自由、平等、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同样也反映在理论发展的历程中。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代表的正是以效率为中心和强调民主价值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这两者之间既存在对立又相互影响，在实践中，他们与法律研究途径一起合成了西方公共行政体制的品格构造与运作方式。

虽然罗森布洛姆的多元行政观主要是就美国公共行政的发展而言的，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呢?目前中国的公共行政还处在一个转型期，无论是在行政体制层面行政运作层面，还是行政文化层面，都还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行政的遗迹，行政实践中的不良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僚制不足而非过剩造成的。这意味着中国应从传统管理主义的途径加强对公共行政的研究，按照理性官僚制的逻辑全面改造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这方面，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盖伊?彼得斯的提醒值得我们深思：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篇6

【关键词】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营利性 公共产品

一、引言

我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长期以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随着我国城市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显得愈加重要，使得公共用地这一基本自然生产要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我国不断深化供给制度改革，给公共用地固有的浓厚政治色彩的特殊属性带来巨大的冲击，打破“国有国营”一统局面，逐步走向市场。在2001年10月国土资源部发布新的《划拨用地目录》中，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以例举的方式扩大并具体明确这一分类的涵盖范围与内容，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土地属性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从单一的国家划拨取得土地使用方式到营利性土地以有偿取得和非营利性土地仍以无偿取得并存的两种方式。公共用地在考虑公众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经济效益、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及城市合理发展。

二、我国城市土地供给方式分析

研究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营利性界定标准时，首先应先了解我国城市土地供给方式的前后变革。在改革开放以前，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一直处于我国政府调控之下，城市各单位用地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划拨。1978年后，在许多制度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土地制度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土地的供给不再是单纯的划拨。

1、行政划拨的城市土地供给方式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土地的供给模式如图1。

这是一种在计划机制的调节下，需求不完全决定供给的模式，用地单位作为需求者对用地量和用地位置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因而需求对供给的决定作用并不是充分完全的。实践表明，土地行政划拨供给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实行土地无偿供地，淡化了用地者珍惜土地、节约用地的观念。多占地、用好地能给用地者带来相应的利益和好处，造成占而不用、多占少用等浪费土地的现象发生。另外，传统的土地开发供给管理制度实行单纯的行政划拨供地，不允许土地使用权流通，土地使用者之间不能相互调剂余缺，妨碍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2、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土地供给市场化运作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市场规律在经济运行中逐渐发挥作用。城市土地供给模式逐步进入了“双轨制”。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行政划拨与有偿使用并举。土地供给的“双轨制”模式表明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在实际操作中带来诸如市场体系难以健全，公开竞争难以实现，土地价格难以透明等问题，也使一些行政管理者难以掌握实际管理中运用市场运作与行政划拨两种方式来分配公共用地，容易滋生为了谋求个人利益，不顾法纪，贪污腐败等行为的发生。

三、界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

土地供给模式引入了市场机制，给公共用地的属性也带来了巨大冲击。公共用地再不像以往单纯依靠行政划拨方式取得，无偿供给使用。而是开始从营利性的角度来分析其中的经济效益。我国开始探索该类部分用地的市场营利性，运用市场化来科学和有效地开展城市土地资产经营，发挥其经济效益，为土地用途及产权发生变化进行公平和合理的经济补偿提供依据。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本质属性是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如何划分其中的营利性用地与非营利性用地，可从该用地是否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生产经营的性质，所得产品如何分配，筹集资金的方式等方面入手进行探析。

1、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法律和秩序、环境保护、物价稳定都具有纯公共产品的性质。而准公共产品，传统上被界定为不充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郑秉文在他的《市场缺陷分析》中对准公共物品的特征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公共用地中的营利性土地属于准公共产品，非营利性土地属于纯公共产品。在实践中如何区别呢？比较有价值的一种分类方法是区别出拥挤性的公共产品。对于准公共产品，虽然它的效用可为全社会所享用，但是随着消费者数量的增加将会发生拥挤，使得每个消费者从中所获得的效用有所下降，因而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另一种分类方法是区分出价格排他的公共产品，指一种产品一方面是公共消费的，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但另一方面却又是只有承担一定的付费义务的消费者才能消费的，又具有私人产品性质。

可以看出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公共用地则具有营利性，根据享用民众的多寡来决定其效用的大小，也即以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该用地的利用价值；而那些纯粹的为广大民众享用，不因人多而增加，不因人少而减少，为城市的整体规划建设而服务的公共用地则是非营利性用地。政府把经营性的和非经营性的公共服务分开，避免造成财政的严重负担，以促进公共事业的发展，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为公民提供平等的、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2、土地经营的性质

土地生产经营性质主要依据土地开发经营的主体、投入资金的来源、土地性质、土地收益等方面界定，包括政府经营、私人经营和及公私联合经营等模式。随着我国土地一、二级市场的建立，政府将手中储备的闲置土地进行出让，将土地的使用价值“变现”，使得土地资源依据市场合理配置。由此政府职能发生转变，由过去的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者向监督管理者的角色转变。

政府为贯彻自己的公共经济职能可直接开发经营公共用地，通过建立公营企业、掌握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直接从事生产活动，为城市提供基础设施、绿地、娱乐场所等。多年实践表明，政府设立的公营企业存在缺乏降低成本和适应需求压力，经营上缺乏活力，其生产效率低，外在地表现为较高的成本和畸形的消费价格等诸多弊端，使得公益效应难以充分发挥。我国政府正探讨引进市场机制，采取政府与企业或个人联合经营的模式，提高运营效率。

3、所得产品配置方式

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不仅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还由于其隶属于城市这一特定的区域而具有特殊性。公共用地的受益范围存在有限空间性，无论是纯公共用地还是准公共用地，其受益的范围基本上被界定在城市区域之内，甚至是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如社区、商业区等范围内，对于新来居民无需耗费更多的成本便可获得其收益。如何评价公共用地的所得产品合理配置呢？应从配置主体和受益主体两方面考察。该用地的配置主体是政府，受益主体是广大市民。对于大多数公用土地仍属于行政划拨的范畴，要求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对公共用地统一供给。图2可知我国城市公共用地从划拨到使用的全过程。

4、筹集资金的方式

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高效的公共管理和丰富的公共产品需要充裕丰厚的资金做坚实的基础。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为广大民众“买单”，这毕竟是有限的。除了政府税收产生的公共支出外，还可采取吸纳社会资金入股等方式。公共产品与公共管理服务的资金来源包含政府税收产生的公共支出和经营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收费两种。具备纯公共产品属性的城市公共管理服务设施无论是增量或者存量的保养维护仍然需要政府提供，但可以通过招标以非政府方式产生；准公共产品属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可以分为经营性的和准经营性的。前者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即可以通过股票和债券方式融资；后者可以通过双方的合作协议，政府和非政府单位合作提供。随着整个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快和对内外开放度的增加，意味着政府对公共用地开发建设的垄断和控制会有所放松，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公共用地领域的投融资活动，融资渠道多元化进一步扩大。

四、结论

建立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营利性用地与非营利性用地判定标准。本文运用公共经济学、土地经济学等理论，分析公共土地属性的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本质，主要从是否具有排他性、生产经营的性质、所得产品如何分配、筹集资金的方式等方面确立判定标准，划分营利性用地与非营利性用地。从而尝试确立评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适用理论和技术方法，不应仅仅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角度出发，而应对营利性部分强化考虑市场经济效益，从而对该用地的综合效益做出整体评价。

【参考文献】

[1] 许根林：建国后我国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的演变轨迹与改革思路[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7，14（5）.

[2] 於忠祥：论中国征地制度[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6（5）.

[3] 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4] 文启湘、何文君：“看得见的手”范式的悖论及悖论困境——试论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及其选择[J].理论经济学，2002（1）.

[5] 刘卫东、罗吕榕、彭俊：城市土地资产经营与管理[M].科学出版社，2004.

[6] 席恒：公与私：公共事业运行机制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3.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篇7

一、当前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主要特点

(一) 公共需求领域不断扩展。

公共需求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 我国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并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 000美元向1万美元提升的阶段, 从国际经验看, 这一阶段也是公共服务需求激增、各种矛盾凸显的关键阶段。在这个发展与转型的特定时期, 需求类型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 人们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环境、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已呈现持续、全面增长特征。因此, 能不能满足人们日益迫切的公共需求, 是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更是政府面临的新挑战。

(二) 公共需求结构发生变化。

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引致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 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在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满足之后, 社会成员在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旅游、安全等方面的支出远远大于基本的生存支出 (如基本食品支出等) , 开始由注重生活的量向注重生活的质方面转变, 开始关注和追求生活环境、文化教育和个性发展等方面的新需求, 公共安全、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已经成为需求结构的主体。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掌握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规律, 积极回应公众不断变化的公共需求, 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创新, 切实履行好政府职责。

(三) 公共需求意愿日益强烈。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我国需求主体不但日益扩大而且呈现出多元化。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把社会保障看成是生存的基本权利, 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对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公共需求日益强烈, 广大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已发展成为公共需求的主体之一。而中高收入群体则更多的是偏向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二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广大进城务工人员渴望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其基本公共需求日益强烈, 必然导致公共需求的直线上升;三是由于历史原因, 农村的公共需求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在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村居民基本被排除在享受公共服务的主体之外,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公共需求在各个领域都将被逐步激活, 广大农村居民开始成为公共需求的重要主体之一。

二、当前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虽取得一定进展, 但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相比, 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水平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 公共服务供给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

(一) 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严重不足。

总体上看, 改革开放之初吃饭、穿衣等私人产品的严重短缺逐步成为历史, 全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长, 这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居民的发展性消费支出比例明显超过生存性消费支出比例, 特别是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公共安全、资源环境等这些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社会的突出矛盾。近年来, 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投入总量上虽有明显增加, 但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及占GDP的比重相对来说还是偏低的。比如, 我国教育支出的绝对数在明显加大, 但是相对比例却一直偏低。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长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以及公共服务的不到位, 已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因此,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扩大公共服务供給, 满足基本公共需求, 成为当前政府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

(二)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公共服务供给不但总量不足, 在资源配置方面也存在不平衡等问题。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领域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 社会发展成果还不能惠及全体人群, 公共产品供给有欠公平。

由于城乡水平地区水平差异较大, 公共资源过分集中于城市和中心城镇, 城市居民享受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以及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社会保障, 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较难享受。以教育为例, 义务教育人口的60%在农村, 却只有不到25%的资源用在农村, 一些不利于教育公平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公共卫生资源方面, 资源过度集中在城市大医院, 农村和社区卫生发展缓慢。

(三) 公共服务方式较为单一。

公共领域的改革滞后严重制约了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长期以来, 由于行政改革尚欠完善, 公共领域的许多资源由部门所有、地区分割管理, 制约了资源的共享程度和使用效率。在运行机制上, 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现象较为严重, 特别是在一些竞争性公共部门, 缺乏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公共服务信息不透明, 造成公共服务效率低下, 影响了公共服务供给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

(四) 公共服务质量不高。

从公共教育看, 基础教育普及以后, 人民群众已不满足于“有书读”, 更要“读好书”, 名校等稀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从公共医疗看, 医疗保障体系覆盖面虽有扩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病负担, 但总体保障水平并不高, 特别是遇到大病、重病更是无法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用。从公共安全看, 公共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已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最关注的大事。科教文卫等公共产品的总体水平明显滞后于社会公共需求, 公众满意度不高。

三、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对策建议

公共服务供給能否满足基本公共需求不仅是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之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毕竟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只有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朝着正确的改革方向, 持之以恒, 扎实推进,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就会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一)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当前, 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 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 成为改革发展新阶段的突出矛盾。适应公共需求深刻变化和全面增长的客观要求, 不断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基本需求已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长期以来, 经济建设型政府使得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 既不能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又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重要的是要加快推动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 积极回应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因此, 我们要从解决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突出矛盾出发, 及时确立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 不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合理界定公共服务边界, 明确公共服务范围, 把与民生关系密切、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作为核心公共服务, 把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倾斜, 把管理力量更多地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上, 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 为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增加公共服务投入。

公共财政是政府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基础。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重要的是要适应社会公共需求变化, 加快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要内容的新型财政体制。为此, 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以公共支出为重点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的范围和结构, 不断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 特别是要向社会低收入群体提供应有的社会保障, 让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同时, 要逐年增加公共服务方面财政投入的比例, 拓宽社会融资渠道, 积极调动社会资本在服务供给方面的作用。此外, 要加强对公共财政支出的监督和制约, 提高财政运行的社会参与度, 逐步实现财政预算和管理的透明化、制度化, 保证公共服务投入真正落到实处。

(三) 改进公共服务方式, 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国外的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单纯凭政府的力量, 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多元化的公共需要。只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改革公共产品供给方式, 打破行政垄断, 实行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与社会化, 才能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

一是引入市场机制。面对公共服务供求之间的矛盾, 要扩大市场参与度, 允许私人部门介入提供或生产公共产品,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二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在西方国家, 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与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并驾齐驱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并成为西方社会公共服务改革的组织保证。国际经验表明, 采取“社会化”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 建立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多中心治理结构, 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 不仅有利于拓展公共服务资源, 而且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是改革政府公共管理方式的一个重要载体, 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 大力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功能, 以有效地延伸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扩展公共管理的力量。

三是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政务公开是政府服务创新的基础性工作。政务不透明是传统管制型政府行政的重要特点, 容易造成极高的交易成本和为政府官员提供“寻租”的机会。因此, 要加快建设透明政府, 完善政务信息发布制度, 切实保障公众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知情权、表达权、选择权、监督权。

四是加快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政务建设将进一步简化政府事务运作的环节和程序, 促进政府业务流程重组与优化, 既提高办事效率, 又降低行政成本。只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政府管理方式, 才能充分发挥政务信息对经济社会活动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服务作用。随着电子政务的广泛应用, 政府公共服务将进一步贴近服务对象, 使公众更加及时地获得政府公共服务。

(四) 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激发公共服务活力。

事业单位是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主体部分, 决定着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质量、效率。我国事业单位分布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诸多领域, 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 牵一发而动全身。近年来, 事业单位改革虽取得一定进展, 但事业单位管理和运行中仍旧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事业单位改革要明确事业单位的功能定位, 强化公益属性, 充分发挥其服务功能。事业单位改革要以创新体制机制为核心, 统筹设计改革方案, 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 加快推进分类改革, 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 建立健全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特别是在事业单位的基本制度、功能定位、机构分类转型、产权制度改革以及运行机制、监管体制、法律框架、政府角色和治理结构等方面要进行系统的配套改革, 建立机制灵活、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管理规范的公益性服务体系, 强化社会事业领域的公共服务职能, 激发事业单位的生机与活力。同时, 要制定奖勤罚懒的政策, 强化政府监管, 规范和约束公益服务机构和人员的行为, 保证其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五) 建立绩效评估体系, 确保公共服务质量。

绩效考评作为一项重要的激励约束制度, 有助于落实政府的公共责任, 使政府更加重视行政活动的产出和结果, 更加重视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为此, 要加快建立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将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指标纳入干部绩效考核体系, 作为评价和考核干部的基本尺度, 充分发挥绩效评估考核的导向作用与激励约束作用。要建立多重绩效评估机制, 扩大公民和服务对象的参与, 大力开展公民评议活动, 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 建立专门的社会评估组织对各级政府绩效进行科学的诊断和评估。要建立公共服务责任机制, 强化行政问责, 追究公共服务方面的失职责任。要加强绩效考评的宣传和引导, 形成科学考评政府绩效的良好社会氛围。只有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矛盾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公共服务质量才有保证。

摘要：面对公共需求的深刻变化, 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成为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为此, 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积极回应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关键词：公共需求,公共服务,建设

参考文献

[1]迟福林.第二次改革[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2]王东京, 田清旺, 赵锦辉.中国经济改革30年政府转型卷[M].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篇8

一、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外包的困境

(一) 社会组织发展先天不足

从社会组织自身来看, 它在承接公共服务外包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 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不够。

在我国民政部出台的《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了社会组织的等级评定标准, 社会组织评估共设五个等级, 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6.1万个, 其中社会团体29.4万个, 基金会3736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26.4万个。但是从“中国社会组织网”得到的数据来看, 在评估等级有效期内达到5A的仅有48家, 4A的186家, 3A的252家。从数据上来说, 虽然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较多, 但是专业的社会组织还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造成了政府有意将一些公共服务外包出去但是找不到具备资质的社会组织来承接的窘境。

我国社会组织发育不仅在规模上较小, 而且专业的人才也较少。目前, 我国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专职从事社会组织工作的人员, 第二类是兼职人员, 第三类是志愿者。从数量上看, 我国社会组织专业的在职人员少, 长期、稳定、专业的兼职人员更是远远不够。志愿者参与以体制内为主, 主要集中在党政群团和社区层面, 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志愿者参与较少[3]。从质量上看, 由于志愿者自身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 真正参与到社会组织运营中的核心成员较少, 只能承担一些协助工作。

2、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较差。

首先表现为对政府的经济依附。在清华大学的调查问卷中显示, 在社会组织的收入来源中, 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占49.97%, 几乎占到了社会组织全部收入的一半, 其他的收入来源比例均比较小, 其中经营性收入占6%, 企业赞助和项目经费占5.63%等。在公共服务外包的实践中, 作为购买者的政府和作为承接者的社会组织应该均为独立平等的主体, 而从以上的数据来看, 作为承接者的社会组织很难说普遍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法人主体, 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政府部门的延伸。此外, 我国的社会组织在思想观念上对政府的依赖性强。我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宗法社会, 进而形成了“臣民除了君主意志以外没有别的法律”的“依附型”臣民文化, 表现出极大的“强制—服从”性。在这种“臣民文化”的传统之下, 部分社会组织在思想上表现出了对政府的依赖性, 如在公共服务外包中, 过分依赖政府以独立关系非竞争性购买模式进行定向购买, 导致社会组织失去了其本质属性和应有活力。

3、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弱。

社会组织能否承接公共服务外包的关键不仅在于社会组织自身的实力大小, 也在于社会组织公信力的高低。目前, 我国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高, 主要因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因为社会组织自身的透明度存在问题。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 不仅仅是要依靠主观道德上的判断, 更加依靠社会组织公开的组织运营资料, 这种公开不仅仅是社会组织自身的公开, 更应该是有监督的公开。而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缺乏一个权威的监督机构, 公开的信息不被信任, 公信力的缺失就是在所难免的。

二是社会组织自身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少, 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低。一方面是因为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了解不够。我国的社会组织众多, 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了解甚少, 能叫上名字的已是凤毛麟角, 就更不用说了解其发挥的作用和对社会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监督, 这就造成人们很难对社会组织产生信任感。另一方面, 公众缺乏参与社会组织的有效的途径。截至到目前我国的公众参与没有相关的制度保证, 造成了大多数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薄弱, 发起活动无人参加等困境。

(二) 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外包的外部困境

1. 社会组织的监管较松。

近几年来, 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 但是对于社会组织的监管较松。从监管理念上来看, 社会组织的监管理念落后。我国社会组织监管基本上从分散管理到归口管理、再从归口管理和双重管理到分类管理的路线演进, 大体经历了这三个主要阶段, 每一阶段都渗透出了我国目前社会组织的管理理念, 即政府主导下的“管制”理念, 强调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和管理, 但是却忽视了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自我管理的重要作用。

从监管体系上来看, 我国社会组织的监管体系落后。目前已经出台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暂行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关于社会组织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法律却迟迟没有出台, 相关的行业协会法等规制社会组织行为、管理、等方面的法律严重缺位。

2. 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外包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善。

首先, 在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外包中, 未明确这一活动的法律地位。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外包的活动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可循, 即使在与公共服务外包相关的《政府采购法》中, 也尚未明确规定政府向社会组织采购公共服务性商品, 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在承接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缺乏全国性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其次, 缺乏法律来规范公共服务外包的程序。从申请程序上来说, 目前的程序复杂冗乱, 且申请时间长、缺乏统一规范;从招标程序上说, 其过程中还不能保证完全的公平、公正、公开和保证各个社会组织以平等的身份参加招标活动。

二、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外包的思考

(一) 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1. 提升社会组织专业化水平。

首先要完善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 达到运作专业化。规范组织内部的财务制度、人力资源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等, 使组织内部能够合理分工, 明确岗位职责。其次, 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达到组织内部人员的专业化。一方面, 要健全招募机制, 寻找优秀人才。按照企业模式向社会招聘人才, 并建立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相关制度规范。另一方面, 要优化培训机制, 提高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对志愿者进行短期的培训, 并把活动过程中表现好的志愿者纳入社会组织的核心成员, 调动志愿者的积极性。最后, 要加强与政府间的沟通交流, 达到信息沟通专业化。

2. 提高自身独立性。

社会组织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最关键的还是解决资金问题。由上文可以得知, 中国社会组织的资金一半来源于政府。社会组织要保持自身独立性并不是不接受来自政府的资金, 而是要通过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的模式承接公共服务外包, 在外包活动完成时拿到资金, 这与保持自身独立性并不矛盾。与此同时, 社会组织要加强社会资金的募集能力, 建立多样化的筹资机制, 拓宽筹资渠道。此外, 社会组织要转变思想观念, 并厘清与政府间的关系, 既要积极与政府合作承接公共服务外包, 又要在职能、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与政府脱钩, 借鉴国外成熟社会组织的经验, 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法人主体, 提升自治水平和承接公共服务外包的能力。

3. 提升自身的公信力。

要提升社会公信力首先要提升社会组织的透明度, 自觉接受监督。组织可以定期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开组织的编制状况、运行结构、资金来源以及使用情况, 自觉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其次要加强与公众之间的互动, 拓宽公众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渠道。一是要发挥网络动员作用, 通过在网上招募志愿者吸纳更多的社会群体参加公共服务和公益活动。二是要扩大社会参与, 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问责机制[8]。最后, 要加强与新闻媒体之间的互动。积极地向社会公开自己, 宣传自己, 接受媒体监督, 争取社会的支持, 促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提高[9]。当然这种宣传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 是建立在组织信息的公开透明的基础上的。

(二) 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

1、加强社会组织的监管。

在监管理念上, 要突破“管制”的框架, 对社会组织的行为应以引导为主、管理为辅。发挥好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和培育作用, 不干预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 并重视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在监管的法律体系上, 要将社会组织纳入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并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管理。通过出台更高层次的法律法规, 对社会组织成立之后的工作运行进行约束, 并在法律的层面上明确社会组织的行为标准和具体行为的法律责任等。更重要的是必须按照政社分开原则, 通过立法来厘清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 减少行政干预。

2. 完善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外包的法律体系。

首先要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外包中的法律地位, 将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纳入《政府采购法》。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供应商不包括社会组织, 采购的内容大多是有形的服务。修改后的采购法应当明确社会组织的供应商地位, 并对购买的范围、程序、经费保障等做出明确规定, 使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有法可依。

其次, 要建立健全服务购买的法定流程。公共服务的外包程序是否妥当, 将直接影响外包结果。Steven Globerman和Aidan Vining将外包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一是确定外包目标, 使所有参与者的成本最小化;二是是分析外包费用, 使总成本最小化;三是评估外包环境, 对于决定费用的因素和减少费用的机会进行分析;四是设计和执行外包策略。中国也可参照这一模式, 对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流程进行明确规定。

综上所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为了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社会组织必须承接一定的公共服务外包, 然而, 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发育程度较低, 社会大环境也有待成熟, 所以在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外包时还存在重重困境有待解决, 自身的优势也有待提升。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组织网http://www.chinanpo.gov.cn/index.html

[2]康雪.关于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J].社团管理研究, 2012 (4) .

[3]王名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79c5bb0101iuod.html

[4]贾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国非营利部门战略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第95页.

[5]石国亮.中国社会组织成长困境分析及启示[J].社会科学研究.2011 (5) .

[6]王名, 孙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J].中国行政管理, 2011 (7)

[7]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第43页

[8]周耀红.社会组织社会参与的价值分析[J].福建论坛, 2013 (12) .

[9]张仲涛, 韩欢欢.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局限及优化[J], 江海学刊, 2014 (6)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篇9

(一)现代公共行政的局限性

现代公共行政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垂直管理、物化的官僚制与复杂性。

1. 垂直管理

现代公共行政的主要组成形式,就是韦伯的官僚制。这种官僚制是一种理想模式,是以权力分配作为支撑的垂直管理体系。权威和权力都位于金字塔的顶端,这导致了领导不必听取下层的意见和咨询就可以做出决策,导致了决策的不科学和不民主,带有浓厚的官僚主义。

2. 物化的官僚制

官僚制注重工具理性,强调专业化、技术化、去人格化,遏制人性,使官僚制一步一步走向物化。韦伯的官僚制成为了一台臃肿复杂的机器,而人成为了工具,只注重程序和规则而忽视结果,导致公共行政丧失了公共精神。

3. 复杂性

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除了要服务公众、谋求公共利益,还要顾及自身利益。正是因为自身利益的追逐导致机构愈加膨胀和复杂,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笨重不堪。

(二)重释公共行政的内涵

全钟燮教授认为,为了理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摒弃传统的对公共行政的定义与看法,重释公共行政的内涵。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公共行政进行解读。

首先是公众地位的转变。要从被动的客体转化为积极参与的主体。在以往概念中往往将行政管理的重要性置于公共行政之上,因而更多地强调工具理性,专业化和技术化,而忽视了公民的地位,认为他们只是被动接受公共服务。要以对话、沟通和协商为手段,鼓励不同背景身份的人参与到公共行政中来,重新建构行政管理理论。

其次是行政管理职责的转变。要从单纯的管理者转向鼓励公民参与的促进者。政府应该为公民构造双方沟通的平台与话语体系,向公民采纳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行政管理者必须为公民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以保证他们能够顺畅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行政管理者超越现代公共行政的局限性,通过沟通和公民参与来构建更加富有意义的社会框架。

再次是公共行政要重新定位。应该变管理为合作,变统治为治理。社会建构主义并不否认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和技术性,而是引入公民参与,沟通和对话能更好地实现公共行政的目标。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20世纪80年代,政府、公民社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参与治理的公民群众通过对话与协商实现了对公共利益的正确判断。

最后是民主行政。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主张建立一种平行合作关系,通过对话、分享和开放式的交往分享社会权力。社会建构通过协商与对话凸显非科层制的合作治理形式,为推进民主化的治理进程提供了一个框架。

二、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

(一)公共行政社会建构的特征

1. 社会建构是一个框架

社会建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寻求对话和协商。公共行政不再单纯是政府部门的事,同时也是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的事。社会建构框架下,鼓励多主体参与,实现公共治理的民主化。

2. 承诺通过民主过程来实现变革

社会建构承诺通过民主过程来实现变革,让公民充分参与进来,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以实现公民的价值、思想和体验。此外,更加民主的公共行政能够使政府的行政管理具有更好的接受性,使得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够更好地得到推行,提高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

3. 社会建构过程鼓励着人们的参与和奉献

社会建构旨在推动公共参与,要求行政过程更加民主与公开,鼓励人们参与和奉献。只有如此,公共行政才能够更好地运行。

(二)公共行政社会建构的途径

1. 分权与权力分享

分权就是要把权力从中央层面下放到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得以调动,进而培养能够积极参与公共行政的公民。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决策权往往位于金字塔顶层,处于下层的公务员和公民很难进入到决策过程中来,因而必须下放权力。否则,民主的社会建构就不可能实现。

2. 强化非主题讨论的实践

“民主的社会建构依赖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促进持续的互动和连续的关系,倡导批判和反思行动,强调包容姑息反对声音的真正对话与话语。”①主题性的讨论为公民更好地说出心声和意愿提供了渠道和平台。因此,要把主题性讨论和非主题性讨论都纳入到公共行政治理的民主化进程中来。

3. 促进信心和信任

现代公共行政,由于其局限性,民众无法参与到公共政策的治理当中,因而缺乏对政府的信任;同时,部分行政官员的不规范操作,丧失了民众的信任。而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就是重拾公共行政伦理的精神,重塑官员的伦理素质和职业道德,让民众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重新树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三、公共行政社会建构的反思

首先,由于政府的封闭禁锢运行模式,使得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很难参与或影响到决策过程;设若参与进去了,在一些紧急和重要时刻反而会延误决策。其次,公民是否愿意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参与公共治理的意愿是否强烈,即便主观意愿强烈,政策参与过程中也还会受到客观环境、制度条件与领导意志的影响。再次,如何保证公民顺利参与,又如何保证其参与的真实性、所表达观点的可信性,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后,不同的治理主体来自不同的背景与环境、不同的利益团体,因而难免发生冲突与矛盾,关键是如何调和且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任重而道远,但是,坚信只要把握住社会建构的内涵,公共行政就能更多关注公共利益,为一般民众所接受。

参考文献

[1]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孙柏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概念与范畴 篇10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文化建设

中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 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 政府职能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起来, 需要政策和财政的支撑, 还要发挥社会力量, 将政府主导, 社会多元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格局建立起来。

一、公共文化服务的定义及范畴

在政府公共服务中, 公共文化服务是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公共部门所提供的文化服务。作为政府公共服务中的重要内容, 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是对社会公民的基本文化生活权利予以保障, 且相应地制定文化服务制度, 所囊括的内容包括文化服务资源、各种文化服务设施以及政策、资金、技术等。

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解决的问题

(一) 观念需要转变

具体实施中, 依然以原有的“办文化”为主, 政府直接参与办文化, 使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被占用, 导致财政支出过多。政府过多地参与“办文化”, 而没有将职能过渡到“管文化”, 使公共文化活动难以满足群众的多样化需求。政府办文化难以建立市场竞争机制, 导致公共服务社会化发展遭遇瓶颈。

(二) 政策法规尚不健全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一些政府部门虽然在角色和管理职能上有所改变, 但是在公共文化服务向社会化发展和社会力量参与到文化服务建设两方面还有所欠缺。由于政府没有建立相应的配套政策, 使得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服务存在着投入不足的问题。

(三) 没有形成稳定的多元投入机制

近些年来, 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 多以捐赠、赞助的形式展开, 但是, 并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多元投入机制。多数的社会力量参与都具有广告倾向, 以打造企业品牌为重点, 而没有从公众的角度真正意义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 使公共服务社会化体系没有形成。

(四) 缺少提供文化服务的社会组织

文化服务需要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开展起来, 以激活文化产业市场。从目前的文化服务社会组织的运行状态来看, 虽然文化项目以多种形式展开, 但是由于存在着空间的不连续性, 加之时间的局限性, 导致文化服务活动处于非常态运行, 不利于文化产业市场竞争。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服务, 由于服务运行模式几乎不会涉及到文化项目的运行, 特别是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社会环境下, 大量的资金都无法按照正确的轨道投入到文化服务当中, 导致文化服务过于强调公益性, 而与现行的运行体制无法对接。文化服务的社会组织由于没有畅通的渠道, 使文化服务社会化难以顺利展开。

三、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措施

(一) 创新制度, 构建社会参与机制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 就是要实现制度创新, 通过制定相关政策,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对于一些公共文化场所, 诸如体育馆、各级别的图书馆、历史博物馆以及各种文化艺术场所等等的筹资兴建, 都可以吸引社会资金。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项目, 还要对于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给予相应的资金补助以及免税奖励, 以保证文化服务质量。通过对公共文化服务以引导, 并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以制度作为保障。比如, 建立民办博物馆, 政府对于按照公益类用地价格优先供给, 用地上给予保障的同时, 还出台专项政策以及综合扶持措施, 以降低民办博物馆的成本。包括民办博物馆场地建、临时展馆、监督考核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等, 政府都可以出面予以扶持。还可以将民办博物馆作为国办博物馆的补充, 形成博物馆集聚效应。

(二) 创新形式, 提高公众参与度

构建社会参与机制, 就需要将社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渠道扩宽, 形成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多元文化环境。通过公众参与形式的创新, 在社会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 还要鼓励多元化公众参与方式, 且实施规范化管理, 以使社会参与机制稳定运行,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发挥其社会价值。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基金, 可以以社会力量捐赠、公共财政以及文化产业所获得的收益吸纳为基金, 可以使公共文化服务运行中的资金短缺问题有所缓解。同时, 还可以鼓励社会捐赠, 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当中。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从制度上放宽相关政策, 并通过出台各项制度予以支持和鼓励。诸如, 捐赠的程序、操作手续、文化慈善组织的注册、各种设施的使用等等。为了鼓励民间文化机构发挥应有的作用, 政府需要强化扶持政策, 组织培训, 为文化机构提供生存空间。在政府的引导下, 民间文化资源得以整合, 并提高了文化活动能力。

(三) 以社区为载体, 壮大公共服务队伍

中国进入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时期, 以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 文化载体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容忽视的。社会作为政府机构的基层单位,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的一些社区正在积极地开展社区文化活动, 以活跃社区文化生活, 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社区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响应政府号召, 创建文化型社会, 通过开展学习园地、制作板报等等, 以发挥社区文体宣传作用。比如, 在重大节日开展文化体育活动, 鼓励社区的居民参加, 在社区居民热情参与的同时, 还为构建和谐社区发挥作用。以社区为公共文化服务载体, 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文化服务行列中, 在放大公共文化服务社会效应的同时, 还促使更多的单位和个人参与其中, 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 需要政府主导, 社会力量参与, 将文化服务由政府办转向政府管理, 最终形成政府支持下, 个人、非盈利组织、社区等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以充分满足群众公共文化需求。虽然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已经付诸实施, 但是在具体运行中, 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使得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难以全面展开, 这就需要创新制度、创新形式, 以社会为载体, 壮大公共服务队伍, 以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 加大社会影响力, 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崔永江.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及措施[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16) .

[2]荆晓燕, 赵立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5 (05) .

[3]江苏省文化厅.公共文化服务经费保障机制中的多元化投入探讨[A].文化部公共文化司.2013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C].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4]张永新, 孙晶莹.对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实践探索——以长春市绿园区为例[J].资政研究, 2015 (02) .

浅析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 篇11

【关键词】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发展进程

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公共管理的外延比行政管理的外延大，公共管理的内涵比行政管理的内涵更丰富，但是，在当今世界各国行政管理又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和主导者，舍去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就无从谈起。

1.这里有必要对“行政管理学”这个概念作点说明。据我所知，“行政管理学”概念在中国的出现晚于“行政学”概念。夏书章老先生1982年1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可能是“文革”后最早论及“行政学”概念的一篇文章。可是，到了1984年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部在吉林召开了行政管理研討会，同年底，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在京成立。这一年出版的《中国行政管理学初探》一书，正式公开提出了“行政管理学”这个名词。书中载有夏老的《关于开展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一些粗浅认识》一文，此后，夏老主编的教材大多用《行政管理学》这个书名。1985年国务院在全国一些高校设置了第一批行政管理学专业，我们西北大学也有幸名列其中。可是，一些学者对“行政管理学”这个名词一直有看法。因为英文administration的含义是“行政”和“管理”的意思，而不是“行政管理”的意思，如果把administration译为“行政管理”就会发生同义语重复的问题。另外，英文management的含义是管理，而“管理学”在西方又是一门研究私人企业管理的学问。因此，“行政管理”这个名词有混淆公共行政与私人管理之嫌。所以，当夏老1985年推出由他主编的《行政管理学》时，黄达强先生随后出版了《行政学》教材。当“行政管理学”专业在一些高校开办后，另一个“政治学——行政学”专业也在一些高校开办起来。当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后，另一个全国行政学研究会也成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每年有年会，参加者包括政府官员、党校、行政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广大人员；与此同时，全国高校每年也有一个“政治学——行政学”教学研讨会，参加人员基本上是高校教师。考察历史我们发现“行政学”这个概念比“行政管理学”这个概念更精确严密些，更学术化些，专业化程度更高些，而“行政管理学”概念比“行政学”概念的含义更明白些，更通俗易懂些，更大众化些。其实，“行政管理学”与“行政学”从根本上看并无实质性差别，它们研究的是同一个对象，即政府行政或政府管理，只不过是把“猫”加了个“咪”。因此，本文所使用的“行政管理学”与“行政学”概念是一个意思。所谓“行政管理”就是指政府为维护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制度、法律和公共政策等方式对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进行的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

2.从历史上看，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比行政管理早得多。可以说早在人类原始社会初期就已经有了公共管理。正如恩格斯所言：“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数情况下，历来的习惯就把一切调整好了。”而行政管理只是在有了国家之后，才有的政府管理，并且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里政府行政与立法、司法是缺乏明确分工的，那时的行政管理更确切地讲是一种政治管理。真正明确地与议会立法、法院司法相区分的政府行政管理，是资产阶级建国后实行三权分立体制的产物。

3.从理论上考察，公共管理学又晚于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作为人类的政治实践经验和零星的理论观点，可以说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俯拾即是。但是，作为科学的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人们公认（美）威尔逊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是行政管理学创立的标志。而当代“公共管理”只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从西方炒起来的一个新名词，它的含义就是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所倡导的“新公共管理”。当时，它在西方还只是一种实践运动，而并非一门学问，更不是一门理论学科，所以，在西方人的著作里只有“公共管理”的提法，没有“公共管理学”的提法，至今大学里也没有设这门学科。可是，当中国学者把西方人讲的“公共管理”引入中国后，事情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中国，“公共管理学”不仅堂而皇之进入了大学课堂，而且成为MPA教育的首门核心课程。此时，人们就不能不为“公共管理学”正名了，而且人们认为“公共管理学”应当反映和概括客观历史和现实中的实际内容，应当名实相符。这样说来，“公共管理学”这个名词的发明权似乎不是外国人，而应当归属给中国人。

4.当然，这绝不是说公共管理的各种模式在公共管理里的地位就没有主次之分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各种公共管理模式中政府的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处于核心位置、具有基础功能、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地位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其他公共管理模式可以是政府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的必要补充形式，但是在现时代不可能成为取代形式。原因在于当今世界尚处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阶级社会历史时期，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少数人要对社会绝大多数人实行有效的统治和管理，维护社会共同体有一个起码的公共秩序和良性的运转，就不得不把政府以合法强制力为主要标志的公共行政或行政管理作为首选。同时，也只有如此，政府才能组织民众成就伟大公共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讲：“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

参考文献：

[1]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　[J].中国行政管理，　2000，（5）.

[2]张康之等.公共行政学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公共管理导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汪玉凯主编.公共管理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篇12

一、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

1. 资金短缺导致基础服务设施硬件条件不健全

虽然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中包括一些基础健身或者娱乐设施,但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也在追求着生活质量的改善,由于资金和场地等问题,社区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缺乏吸引力,无法满足居民需求[2]。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短缺,社区基础服务设施缺乏,很多单元楼没有活动场地,不能满足居民就近活动、多元化活动的需求,一些老人反映晚上想要锻炼还需要走到离社区几公里的公园,很不方便,这些都影响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对社区公共服务能力的认同。

2. 以政府为主的单一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我国现在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街道办事处,由街道办事处领导下辖的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理想情况下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组织应包括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政府部门。政府作为社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同时,还充当着社区公共服务生产者角色,由此导致没有竞争,社区公共服务效率差,效果不好[3]。政府是唯一的生产者、供应者,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时候容易松懈,态度不端正。

3. 居民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参与度不高

一方面,由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主体单一,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居民委员会很难发挥其自治作用。另一方面居民认同感和参与度不够。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居民脑海里对社区的认识还不够清楚,再加上社区公共服务的发展也不够完善,随之而来的就是居民的社区意识不足,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就无从提起。居民的社区参与度不够,缺乏参与积极性和参与意识。本应作为居民自治重要部分的城市社区,现在却逐渐变成政府处理一些基础社会事务的组织。

4. 政府职能行政化倾向严重

社区承担了大量的行政管理事务,根据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规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社会治安、社区矫正、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区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消费维权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工作,某些社区承担的也许更多[4]。这样社区居民委员会本身的自治职能逐渐被淡化,社区慢慢地不再是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服务对象,而是街道办事处的下属行政机构。

二、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途径

1. 建立完善的财政体制

建设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在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社区公共服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支持,如果想让社区公共服务健康发展,就需要建立完善的财政体制,让社区公共服务效率最大化。首先,政府应建立一个完整的财政体制,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发放资金,同时可以建立一套绩效奖励机制,如果完成了限定的绩效目标,政府可以在下一季度适当增加财政支持,激发社区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5]。其次,政府要建立完善的监督体制,让居民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资金的流向,并可以质询和问责社区居委会,从而提高社区公共服务质量。

2. 建立多元化的社区公共服务主体供给模式

现阶段的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单一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由政府决定提供什么类型的公共服务,很难考虑到居民的实际需要,居民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被动地接受服务。由于没有其他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竞争,很容易产生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的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样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需要,亟待改革。一方面需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应逐渐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中抽离出来。

3. 积极推进居民参与,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

居民作为享受社区公共服务的主体应该被政府重新认识。以前居民的真正需求经常被忽略,导致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效率低下等各种问题。城市社区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仍处于基础阶段,居民对社区的了解还不够完善。政府可以丰富居民的社区生活,开展各种各样的社区文化活动,一方面寓教于乐,增强居民的凝聚力,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可度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4. 避免行政化趋势,划分清楚职能

政府应将职能明确细化,不管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部门,还是街道办事处社区都应有一套完整统一的规章制度,并将职责分配到位,使居民不管在哪里享受公共服务都能“有法可依”,同时政府应完善社区自治以弱化行政化趋势[6]。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中,政府应是政策的制定者、监督者而非执行者。正如公共财政经济学家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所说,公共需要的供应“并不要求它必须有公共生产的管理,正如公共生产的管理并不要求它必须有公共需求的供应。在决定各自的适当范围时,应根据各自不同的标准”[7]。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前期需要政府的引导,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应当逐渐抽身,由社区自己承担起自治职能,从而让社区公共服务迸发活力。

中国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兴起于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在人民的生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随之也出现了很多亟需我们解决的问题。通过结合中西方理论研究和其他地区的实例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应从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制模式逐渐转变成多元化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激发社区公共服务的活力,提高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同时合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实现城市社区服务的效率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吕慧敏.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及对策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2,3(19):8-10.

[2]陈浩天.资源下乡:农户需求治理与政府治道变革的服务转型[J].学术交流,2014(9).

[3]陈浩天.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J].湖北社会科学,2015(8).

[4]戴维∙奥斯本.谭功荣,刘霞,译.再造政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陈浩天.农户土地流转需求意愿的假设证伪与模型建构:基于全国20省236村2998个农户的实证调查[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10).

[6]陈浩天.农户个体差异与国家惠农政策嵌入的相关性研究:以20省“新农保”政策的执行效果为表达对象[J].农村经济,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