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思考

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思考（共8篇）

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思考 篇1

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任务时，提出了“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要求，体现了党对各人民团体的高度重视和充分信任。那么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的妇联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中如何发挥作用，对这一课题，我们必须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作出完整的理解，力求抓住实质、明晰关系、找准位置，全面加以落实。

一、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必然性

首先，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妇联组织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随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的逐步建立及“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逐步形成，政府的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将逐步转移出来，交还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承担，那么作为社会利益“调节器”、社会稳定“变压器”、社会大众“服务器”的妇联组织，必须在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

其次，妇联自身的职能要求妇联组织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是妇联组织适应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真正发挥代表妇女利益的群团组织功能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妇联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虽不能直接出台政策、也不能直接行政，但应该充分发挥妇联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自主性与灵活性，主动承接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能，协助政府管理妇女儿童事务。要多途径反映妇女的意愿和诉求，把急需解决的妇女问题转化为政府关注的问题，促进党委、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充分考虑女性的权益，使政策在资源调整、利益分配上向女性倾斜。

第三，妇女群众的需求呼唤妇联组织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当前，虽然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意识已逐步深入人心，妇女地位不断得到提高，但妇女群众在生产生活中仍处于劣势，在权益维护方面仍存在盲点和难点，突出表现为社会上对男女平等、两性和谐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妇女整体素质不高、不能充分享有发展资源，老年妇女关爱贫乏、女大学生就业、外出女工的权益保护、妇女人身权益侵害等问题仍然存在。作为妇女群众的“娘家人”，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妇联不断拓展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二、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渠道和途径

1.调研入手，源头参与。通过对涉及妇女儿童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尤其是一些倾向性、苗头性等问题进行充分调研和综合分析，利用每年人大、政协“两会”契机，及时反映社情民意，提出建议和对策，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从而提高妇联组织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同时，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参政议政的作用，强化她们的性别意识，准确及时地表达妇女利益，为妇女平等地获得发展机会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大力呼吁，增强妇联对人大立法、政府制定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推动政府把妇女问题真正看作社会问题，从源头上强化解决妇女问题的政府行为、法律行为。

2.市场运作，项目参与。项目参与有两种模式即委托和替代。委托即由妇联组织主动争取政府授权，政府通过合同或协议等形式委托妇联组织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事关妇女儿童生存、发展的职能和项目；替代是由妇联组织整合社会资源，通过活动设计以项目方式推出，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为妇女儿童提供公共服务，事实上起到替代政府一部分职能的效果。

3.发挥优势，协同参与。充分利用妇儿工委办设在妇联的资源优势，通过议事协调、监测督导，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信息沟通与工作协调，利用妇联与政府机构套挂的运作机制来影响其决策、协调管理活动，推动形成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健康发展的整体优势。同时依托妇联组织的组织网络优势，加强联络，扩大覆盖，通过组织创新推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妇女组织的整合，建立健全妇女工作的社会支持系统，形成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合力。

4.围绕中心，活动参与。妇联组织自身或依托妇女工作者队伍、志愿者队伍，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针对妇女群众的实际需求，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活动，为妇女群众提供公共服务，这是妇联组织最常用、最擅长、也是效果最快的参与方式。

三、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

1、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当好协助者。政府掌握公共权力，拥有大量公共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温家宝总理曾多次强调，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说明，政府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全面负责构建社会管理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进行相关的立法、决策，分配公共财政资源，实施社会、公众无力或不宜承担的社会管理，提供社会、公众无力或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进行规范等。与政府角色身份不同的是，妇联组织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党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这种参与只能是有限的、有序的参与，在参与中对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起协助的作用。妇联组织不是政府的组成部门，不能履行政府部门的职能；但也不是局外人、旁观者，不能放弃责任、不闻不问。因此，妇联组织要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明确参与的角色身份，做到不越位，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2、正确处理与其他团体、组织及公众的关系，当好同行者。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等，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也有着大量的工作要做。党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这种参与必须以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为前提。妇联组织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应当在维护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着力代表和维护妇女的权益，着力为妇女儿童服务，包括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协调和推动社会各界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妇联组织要抓住重点、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各个团体、组织所代表的利益群体间会有一定的交叉关系，对一些涉及多方面利益的问题，妇联组织必须注意从男女平等的视角参与解决，防止大包大揽，也避免与其他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撞车”。

3、正确处理与妇女群众的关系，当好代表者。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党的十七大再次要求切实改进党的作风，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妇联组织是各族各界妇女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进一步解放而联合起来的人民团体，是妇女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妇联组织除了代表和维护妇女的权益，不存在自身的特殊利益。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依靠妇女群众，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妇女群众，参与的成效最终也要由妇女群众来评价。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赋权于妇女，提高妇女的参与能力，鼓励和帮助妇女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引导妇女自身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是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因此，妇联组织要牢固树立为妇女儿童服务的意识，明确参与的根本目的，做到不缺位，从妇女儿童利益出发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总之，妇联作为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一定要抓住国家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的重要契机，选准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定位和切入点，用好方式方法,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切实推动妇女儿童的全面发展。

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思考 篇2

1.1 养老需求多元性

近年来,城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对养老服务的需求除了物质层面之外变得更加多元化。近几年,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对提高,他们往往在文化、自我价值的实现等方面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其精神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另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老年人对医疗服务方面具有更高的要求,例如大部分老年人都希望有医疗团队能够进行上门服务等。

1.2 养老服务供不应求

城郊地区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相对应的养老服务需求也持续增加,而提供养老服务的组织却较少,政策以及基础设施等相对不够完善,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这就导致许多老年人得不到满意的养老服务。

1.3 养老服务质量较低

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但城郊地区往往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导致养老服务的质量相对较低。例如医疗卫生服务组织的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相应的需求,进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相应的社区活动难以有效开展,进而导致老年人产生孤独等心理问题。

2 完善我国城郊养老服务的措施

2.1 完善政策,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组织对养老服务的参与程度,与当地政府的有关政策具有直接关系,城郊地区的发展与中心城区相对较同步,但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当地养老服务系统中的政策仍需进一步完善。

2.1.1 社会组织管理方面

政府职能部门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将社会组织的地位、功能以及责任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明确,进而使其与政府和市场之间能够形成互利、互补的关系。同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也应当出台更加切合市场规律的政策,使其运转更加灵活,进而以多种形式参与到城郊养老服务的建设中。

2.1.2 社会组织资金支持方面

养老服务是高成本、低回报的社会服务,因此,政府在财政、税收等方面应出台一定的优惠政策,例如降低或免除社会组织的所得税标准。另外,政府应从长远的角度进行考虑,将养老服务的供给列入当地预算及相关规划中,在用地、基础设施等方面为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

2.2 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人才是完善养老服务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社会组织在城郊社区开展工作时,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队伍建设,这对养老服务的质量也有重要的影响。

2.2.1 健全人才培养体系

引进相关专业人才,使社会组织服务团队建设达到较高水平;定期对相关服务人员进行培训,并实行资格认证制度,完善相应的激励和考核制度,打造具有较高素质的专业服务团队。

2.2.2 扩大人员培养范围

提供养老服务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家属和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因此,通过社会组织的参与,对有关家属和志愿者也进行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输送,使其具备相对专业的养老服务知识,并不断进行完善,同样也能使老人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2.3 优化合作关系,整合养老资源

城郊养老社区地理环境较为特殊,社会组织在参与城郊养老服务提供过程中,应结合实际情况,与当地居民自治组织、社区服务机构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进而实现资源的整合。

2.3.1 社会组织与社区服务体系的合作

相对城郊本地的社区服务体系而言,社会组织作为“外来者”,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因此,在社区进行养老服务普及时,应促使社会组织与当地社区已有的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使两者取长补短,互利共赢。

2.3.2 社会组织与居民自治组织的合作

一方面,社会组织为城郊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相应的服务,应与居民自治组织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居民满意度的提升为服务准则;另一方面,居民自治组织对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的服务进行监督,促使养老服务更加人性化,两者相互促进,使当地的养老服务系统更加完善。

3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在城郊养老服务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积极解决当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同时,当地政府应正视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在制度和政策方面进行完善,为社会组织更好地进行养老服务提供更多的便利;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进行队伍建设,提高其养老服务的质量,高效地满足当前城郊地区老年人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李长远.国外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典型经验及借鉴[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2]刘毅,曹清连.城郊养老社区合作开发模式的构想[J].中国城市经济,2010(11).

[3]邹宜珺,李梅芳.城郊居民养老现状调查研究——以烟台市为例[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4(6).

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思考 篇3

摘要：相较于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中国NG（）和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互动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在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它们扮演着信息提供、沟通桥梁和居中联系的角色，从而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其次，政府想要加强公共外交，这使得它们获得外交政策参与的渠道。最后，它们在行动形式和诉求内容上采取自我约束的策略。随着我国政治环境变得比较开放，它们的政策言论空间也慢慢扩大。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135（2016）05-0570-06

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一项重要发展是国际化，这显示它们开始思考中国崛起对于全球社会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全球社会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是它们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下简称气候大会）。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相较于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它们参与气候大会有哪些特点。

一、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学者对于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研究，较少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情形。例如，巴斯·阿茨（Bas Arts）认为非政府组织对气候变化条约具有影响，这些影响取决于它们的专业知识、国家的态度和行为、环境机制的重要性、政府问谈判的性质。米歇尔·贝茨尔（Michele M.Betsill）提出非政府组织影响京都议定书谈判，议题性质、制度因素、组织自身情况可以解释影响程度。邁克尔·利索夫斯基（Michael lisowski）认为非政府组织运用权力和优势去影响国际气候谈判，权力包括人际沟通和过程管理的技巧，优势来自于建立跨国联盟、提升谈判透明度、声称具有合法性的能力。然而，比较中西非政府组织的现状，由于前者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其制约因素。

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情形。例如，张丽君从公共外交的视角分析它们在政府气候外交中的价值以及政府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些价值。郇庆治从国际原则国内化的视角分析它们在政府再阐释和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的促动性作用及其局限。赖钰麟从政策倡议联盟的视角分析它们应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主张和活动。本文对于张丽君的研究的补充是，发现它们已开始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本文对于郇庆治的研究的补充是，深入探讨它们影响的制约因素。此外，赖钰麟的研究范围仅局限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它们的主张和行动。相较而言，本文的研究范围还包括其他气候大会，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它们的公共外交和外交政策参与。

中国学者对于公共外交主体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例如，韩方明认为公共外交是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来进行的。有些人认为不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例如，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次。梁婷婷、张庆园、余金城等对于公共外交主体的界定也没有强调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本文的理论观点是跨国主义，也就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主张社会行为者在全球政治中发挥独立的作用，因此采纳的是后一种看法。本文所提出的预期是，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它们开始参与公共外交的工作，而且其利益考量和政府并非完全相同。

中国学者较少研究非政府组织的外交政策参与，因此讨论他们对于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研究。就中国非政府组织而言，高红和朴贞子分析其政策参与存在的问题、政策参与的制度制约因素、促使政策参与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孙发锋提出它们的弱小化、行政化、营利化是其政策参与的主要障碍。就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而言，郑琦建议它们和政府应该从信息公开、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组织自身建设人手，以加强它们的政策参与。刘虹探讨其政策参与的历史和现状、方式、影响因素。本文对于政策参与的理论观点是碎片化的权威主义，也就是我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变得更为多元化，包括非政府组织、媒体和个人。本文所提出的预期是，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它们政策参与的范围将从国内政策扩展到外交政策。

二、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

三个特点

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活动主要可分为抗议、倡导、游说和建立网络等四类。本文以天津气候会议为例，简要说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抗议方面，它们并未举办任何抗议活动。在倡导方面，它们举办了宣传活动、边会和新闻发布会。在游说方面，它们将“中国公民社会致UNFCCC天津站的立场书”（以下简称“天津立场书”）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并和他进行正式会面。在建立网络方面，它们分别和日韩两国非政府组织、欧洲国家非政府组织、美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活动，并为这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举办欢迎晚宴。

（一）公共外交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扮演着信息传递的角色，从而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相较而言，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较少扮演这个角色。

首先，就中国非政府组织而言，一方面它们希望让国际非政府组织增加对我国的了解，进而减少误解和偏见；一方面它们自身对政府的影响较小，因此希望维系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互动，使政府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张，借此影响我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发展。就政府而言，政府认识到它们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眼中具有良好信誉，某些信息通过它们表达将更有说服力。因此，政府希望通过它们让国际非政府组织了解其立场，借此改善在国际舆论环境的国家形象，并减少在气候大会的国际压力。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以下简称气候司）一些官员的发言表明，他们认识到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作用。例如，2010年5月16日，气候司司长苏伟参加“后哥本哈根时代政府、媒体、NGO的角色及影响力研讨会”时表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扮演不同角色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国的媒体和NGO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体现了三者的互动与配合，以政府为主导，媒体和NGO发挥辅助作用，是中国气候传播的一次有力尝试”。2012年11月5日，气候司副司长李高参加搜狐绿色沙龙时表示，“希望中国社会组织在与国际上的社会组织、公众、媒体的交流中，能够帮助他们客观认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做出的贡献，以及我们面临的特殊困难”。

其次，信息传递的角色具体包括信息提供、沟通桥梁和居中联系。政府与国际非政府组织起初并不了解彼此，中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着信息提供与沟通桥梁的作用，努力促进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前者是指它们主动提供信息给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对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提供比其他来源（像是国际媒体）更为详实的信息。例如，它们在天津气候会议发布《绿色中国，竞跑未来》中英文报告，内容包括政府针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行动，让国际非政府组织更加了解政府的行动。后者是指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想要传递信息给对方，或是想从对方身上获得信息时，它们会通过中国非政府组织去进行沟通。例如，在气候大会期间的内部会议上，气候行动网络对中国代表团某些发言不太清楚的话，它会请中国非政府组织加以解渎，或是请中国非政府组织进行确认。中国非政府组织也会向中国代表团解释气候行动网络对许多议题的看法。同时，中国代表团会请中国非政府组织向气候行动网络解释其发言的缘由和脉络。无论是政府和中国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还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和中国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都会比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更为坦率和深入，这也是中国非政府组织适合发挥沟通桥梁作用的主要原因。

此外，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想要直接会面的话，通常会请中国非政府组织居中联系。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气候行动网络在每次气候会议都会尝试和中国代表团进行意见交流，这时会请中国非政府组织协助联系；二是解振华从坎昆气候大会开始，每次气候大会都会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举行正式会面，中国代表团这时会请中国非政府组织代为邀请，并擔任会面时的主持人和翻译。具体而言，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研部气候政策研究员李莉娜、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气候变化项目官员徐嘉忆、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气候变化网络协调员毕欣欣等人都曾发挥沟通桥梁和居中联系的作用。然而，在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互动中，中国非政府组织如何更好地运用中介角色，借此获得对政府的更大影响力，这是它们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

（二）外交政策参与

第二个特点是气候大会使得中国非政府组织开始获得外交政策参与的非制度性渠道。相较而言，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早已拥有外交政策参与的制度性渠道。

首先，巴厘岛气候大会促使它们开始提出气候变化外交政策建议。2007年12月20日，“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项目发布成果报告《公民社会在行动》，内容包含“中国公民社会的立场”（以下简称“巴厘岛立场书”）。立场书向政府提出气候变化外交政策建议，包括立场一、立场二和立场三。例如，它们建议政府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在维护国家发展权的同时，承担全球气候保护责任。这是它们第一次提出气候变化外交政策建议，而且不仅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还在巴厘岛气候大会的乐施会边会发布。

其次，天津气候会议期间它们开始获得渠道向政府提交外交政策建议。它们先前相继提出“巴厘岛立场书”和“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以下简称“哥本哈根立场书”），然而并没有渠道将立场书提交给政府。直到天津气候会议期间，它们才有机会将“天津立场书”提交给解振华，这和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想要加强公共外交有关。政府认为在那次大会做出相当大的努力，却仍然遭受国际舆论的很大压力，一个原因是缺乏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因此，它开始积极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直接沟通，也希望通过中国非政府组织进行间接沟通。这点反映于解振华开始和中外非政府组织举办正式会面，天津气候会议、坎昆气候大会、德班气候大会、多哈气候大会和华沙气候大会都是如此。例如，2010年10月8日，解振华在天津会见中外非政府组织代表，不但介绍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解释政府对于谈判中的关键议题的看法。此外，政府还开始在气候大会之前举办对话会，这也反映出公共外交与外交政策参与的关系。例如，2013年11月4日，气候司召开“气候变化领域NGO对话会”，主要是希望向中国非政府组织介绍政府的原则立场和基本预期，以及政府未来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动向，并希望它们向国际非政府组织说明，争取后者的理解和认同。它们也利用这次机会与政府进行对话和交流。

最后，虽然它们获得外交政策参与的渠道，但是尚未影响政府政策的发展，这是受到意愿、机会和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前面文献综述曾经提到，米歇尔·贝茨尔认为议题性质、制度因素、组织自身情况可以解释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影响。本文认为这些因素也制约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就议题性质而言，相较于气候变化而言，我国还有许多环境议题（例如雾霾、水污染、垃圾围城）更加直接地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我国民众和资助方较少关注气候变化议题，这降低了它们的政策参与意愿。例如，民政部《201 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共有6964个生态环境类社会团体和398个生态环境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然而，2015年12月13日，“中国NGO联合回应《巴黎协定》”声明只有十家中国非政府组织联名。就制度因素而言，无论是气候大会期间和解振华的正式会面，还是气候大会之前的气候司对话会，都还只是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而不是制度化的参与渠道，这限制了它们的政策参与机会。许多学者也提出制度化渠道将有助于政策参与。就组织自身情况而言，虽然它们努力学习气候变化议题，然而其专业化程度依然不足，还无法提出可操作的具体建议，这限制了它们的政策参与能力。例如，李高表示它们“需要进一步更深刻地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在加强研究方面需做进一步的努力”。郇庆治也认为它们需要尽快提高政策专业化水平。

（三）自我约束

第三个特点是它们采取自我约束的策略。比较中西非政府组织的情形，可以发现前者的一个明显不同是，它们并未举办任何抗议活动（例如群众集会），也未公开批评本国政府的政策。换句话说，它们在行动形式和诉求内容上采取自我约束的策略。李莉娜比较参加气候大会的中外青年，提出两者的不同。外国青年的行动往往采用激进极端的方法，例如绝食、静坐、游行示威等。中国青年的行动主要以更加平和的方式进行，例如展示、文化活动、交流等。此外，外国青年常常会反思本国政府和其他政府的不足，并大声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中国青年无论对本国政府还是其他政府都比较温和，不会过多地直接提出反对的声音。本文所访谈的八位中国非政府组织成员都表示，他们在气候大会不会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守望家园发起人姚遥也表示，“国内NGO活动的政治空间非常微小。即便来到了貌似空间更为广阔的联合国，这种自我审查反而会更加严格。”此外，卢宇航（Alex Y.Lo）和米丽娅姆·施罗德（Miriam Schroeder）也指出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自我约束策略。

然而，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气候大会不会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并不代表它们不能公开发表和政府不同的意见，也不代表它们不能讨论政府的政策，这反映出我国政治环境开始变得比较开放。一方面，政府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0年度报告》中，引用“哥本哈根立场书”时删除某些内容，表示它并未完全同意里面的内容，例如“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应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应开始向零碳排放方向发展”，“中国作为碳排放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它们还是可以公开发表“哥本哈根立场书”。另一方面，它们在气候大会讨论政府的政策时，措词会比较小心谨慎，将批评转变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通常的做法是先赞扬政府的成就，或是表态支持政府的立场，然后再提出某些政策建议。这种说法比较容易让政府接受，也更容易达成自己的政策目标。例如，“中国公民社会致联合国气候变化坎昆会议立场书”先说支持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再提出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三、结论

首先，基于跨国主义和碎片化的权威主义的理论假定，本文所提出的预期获得研究案例的验证。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它们开始从事公共外交的工作，而且其利益考量和政府并非完全相同。除了想增加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的了解，还想推动我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发展。它们政策参与的范围从国内政策扩展到外交政策，开始提出气候变化外交政策建议。此外，政府的公共外交需要使得中国非政府组织获得政策参与渠道，这反映出随着中国非政治组织的国际化，我国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互动。

其次，政府现阶段对于中国非政府组织采取“嵌入性控制”策略，也就是较强的吸纳能力、明确的重点识别、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和多元化的管理手段。在双方不对等的权力格局下，中国非政府组织采取自我约束策略，避免和政府发生冲突。然而，随着我国政治环境变得比较开放，它们的政策言论空间也慢慢扩大。此外，公共外交可以用阿迪尔·纳贾姆（A（Iil Najam）的四C框架加以解释。它们和政府偏好相同的目的和手段，也就是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公共外交，增加后者对我国的了解，因此两者进行合作。更重要的是，它们发现这有助于推动我国政策的发展。一方面，公共外交是双向沟通的活动，这让政府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张。另一方面，政府想要加强公共外交，这让它们获得政策参与渠道。然而，议题性质、制度因素和组织自身情况制约着它们的意愿、机会和能力，进而限制了它们政策参与的影响。

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思考 篇4

为有效预防及制止家庭暴力，全国妇联通过开设 ** 妇女权益热线及**反家暴热线、建立反家暴庇护中心、在基层派出所建立反家暴受理点、开展医疗救助等举措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帮助与服务，同时对保护家暴受害者的“远离令”进行实践与探索。建立健全集“信访接待、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心理疏导”为一体的维权服务模式，依法维护家庭成员的合法利益。妇联作为群团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和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更是妇女群众的“娘家人”。为进一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妇联组织协调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及基层妇联组织建立了反家暴三载体和一个司法救济机制。

一、**街道女性总体概况及家庭暴力情况调研

（一）女性总体概况及问题调查

**街道现有育龄妇女 7832人，其中文盲 454）人（18岁以上）、大专以上293人；未婚1006人、离异及丧偶的空巢女性865人；在职女性 3250人。

1.就业不充分是困扰女性最大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一是失业人口较多。近年来，由于动迁，赖土地为生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进镇农民”，户口性质改变了，但失去了一定经济来源。全街道现有女性失业人口 600 余人。二是工资收入较低。尽管女性工作领域不断拓展，但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就业的女性仍占多数，户籍内女性大多从事服装、玩具加工等简单的手工劳作。从收入情况看，女性工资待遇仍未有大幅增长，月收入在 1500 元以下的女性为 1800 人。三是择业观念落后。不少妇女认为“女人天生可以靠男人”，“女子无才便是德”，安于在家靠丈夫。一名久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经常控诉被丈夫殴打，却不愿意自谋职业自强自立，这样的女性还有一定的数量。

2.文化水平低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深层次问题。**街道现有 10014 名户籍女性，文盲大多为 60 岁以上女性，年轻女性文盲较少，但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妇女仍占较大比例。由于女性婚育后，生活的重心往往围绕丈夫、孩子，没有太多的时间继续学习，多年下来，往往有与社会脱节的感觉。虽然现在街道妇联、成人学校为不少女性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但由于无法完成系统的学习，实际文化水平提高的不多。

3、健康状况总体上不容乐观。妇科普查数据显示：经过几年的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以及健康教育措施的落实，呈现一些新特点：一是女性防病意识明显提高。与五年前相比，妇女的普查率有明显提高，女性更加关心自身健康，对街道组织的其它体检及健康讲座也非常欢迎，2015 年妇女普查率达到 60%。二是患病率仍有上升。从近年体检情况看，患病人数逐年上升。3000多名普查妇女中，患病人数380 名，患病率为 12%左右，患病率及肿瘤患者人数均略有上升。三是政府投入不断增加。随着政府关爱力度加大，普查对象从原来的育龄女性扩增到全街道所有户籍女性及外来流动人口女性。四是仍存在安全隐患、宣传死角。由于梅毒等性传播疾病诊断要求更加严格，故“性病”确诊率有所下降，但就诊率有所上升。有些女性流动性强，而且往往排斥体检，尤其不愿配合参与“性传播疾病”的健康检查，给疾病的防治带来困难。

4、女性权益保障工作任重道远。街道妇联及司法等部门每年接待女性来信来访好几起，其中家庭暴力投诉案件占较大比重。有的女性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有的女性离异后仍经常受到前夫骚扰，有的女性离异后婚姻财产分配不公，有的女性长期处于家庭冷暴力氛围中精神压抑。受到种种不公待遇的女性却很少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少女性选择了默默忍受。

5、女性心理疏导仍是妇女组织的工作重点。近年来，随着动迁人数增加，群众上访人数也不断递增，50 岁以上女性已成为上访主力军，不少妇女思想有困惑，容易钻“牛角尖”，把对生活不满意产生的怨气撒在政府及家庭身上。上访女性大都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生活来源，近一半女性家庭生活不如意。长期压抑的情绪得不到疏导后，选择找妇联倾诉上访，放弃了对家庭的照顾并且使家人也生活在焦虑中。

（二）家庭暴力情况调研及原因分析 2010年至 2015 年五年中，**妇联共接待各类来信来访 26起，受理各类信访 18 起，其中，涉及婚姻家庭权益的 16起，占信访总数88 %，主要集中在丈夫有外遇、家庭暴力、离婚投诉及家庭经济纠纷等问题上。各类家庭暴力投诉 6起，占婚姻家庭问题投诉的 37%，家庭暴力投诉在婚姻家庭类投诉中占据相当比重，成为全街道妇女儿童维权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家庭暴力受害者均为女性。调研发现，在这些家庭暴力案件中，妇女维权之所以困难，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要面子。很多女性仍未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感觉离婚丢脸，担心离婚的女人被人看不起，所以宁愿选择咬牙承受也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不幸；二是觉悟低。不少女性文化水平不高，法制意识不强，不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只是默默承受侵害。三是途径少。不少女性受到侵害后，有时会拨打“110”，而民警处理这类家庭纠纷大多是请社区干部出面协同调解，有时直接叫当事人来找妇联，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一般很少采取行政措施。有些女性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因诉讼程序流程原因，不少女性在司法援助成功前，仍可能继续受到侵害。调研中，70%的村、居委妇女干部认为，做好妇女维权工作的关键在于提高妇女自身素质及维权意识，要发扬女性“四自精神”，而政府各相关部门既要各司其职，也要协同合作，形成合力，共同营造遏制“家庭暴力”的社会环境。

二、妇联组织参与解决家暴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首先，妇联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性质决定了它的特殊地位与角色，妇联不是执法部门，没有执法权，面对家庭暴力案件，如果施暴方拒绝进行沟通调解，妇联无法强制要求他进行沟通，只能通过诸如公安等具有公权力的职能部门的介入，才能顺利开展接下来一系列的调解工作。其次，妇联组织在处理婚姻家庭等投诉案件时，通常采取“以和为贵”、“调和不调散”的态度，运用较为柔性的调解手段，使矛盾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实际家庭暴力案件中，虽然妇联对家庭暴力的施暴行为感到愤怒，对受害人感到痛惜，但是，在实际调解工作中，仍然以双方和解、继续维系婚姻关系作为工作出发点。

最后，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妇联组织在处理受害人投诉案件时，相关职能部门有义务或必须出面协助，一般情况，妇联还是以运用自身优势与资源开展援助服务为主，如果请求相关部门协作时，对方态度不积极，妇联组织对此也只能无可奈何。此外，妇联与相关部门协作时，关于经费分派、职能界定、服务范畴等也均未得到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联动机制的欠缺给实际工作带来了一定困扰。

三、干预家庭暴力的对策和思考

1、强化妇联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功能

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中，党委政府对群团组织参与做好维权与维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1 年全国妇联通过几项联合发文，与法院、司法、综治、信访等相关部门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为维权工作开辟了广阔阵地，今后维权工作就是妇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点之一，而干预家庭暴力是做好维权工作的重要举措。妇联组织代表着广大妇女的权益，是妇女群众的“代言人”和“娘家人”，是妇女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传达妇情民意的“驿站”。妇联组织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组织妇女、引导妇女、服务妇女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职责，努力成为宣传法规政策的阵地、传授知识的课堂、传递信息的纽带、服务妇女的窗口。应具有：

1、宣传教育功能。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有关妇女儿童的法律法规知识。引导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

2、维权服务功能。提供矛盾调处和维权服务，调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协调处理家庭暴力事件，引导妇女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婚姻家庭、道德规范、心理调适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

2、继续推进反家庭暴力的立法

“文明的社会不能容忍家庭暴力的存在。”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案件频繁发生引起各方关注，全国妇联一直致力于反家庭暴力，并积极付诸于行动，为推动反家暴立法做了大量工作。为配合全国法工委开展反家暴的立法论证，2011年末，全国妇联维权部开展了家庭暴力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出公众对妇联的信任及对全国妇联和相关部门推进反家暴立法寄予了厚望。全国妇联历来注重推进反家暴的立法工作，目前，《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对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全国妇联、中宣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制定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地方妇联组织也积极推进反家暴及妇女维权立法工作，今后，妇联组织要继续增强各类反家暴立法工作的推进力度，积极与综治、司法、公安等部门密切协调联动，从源头上预防制止家庭暴力。

3、增强公权力介入的作用

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思考 篇5

研报告

为进一步总结**妇联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工作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找出存在的问题，探索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创新工作的新途径、新载体，镇妇联对全镇展开了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工作的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发挥基层妇联组织优势，创新基层组织新形式让“半边天”闪耀新农村。

为了提高农村妇女组织化程度，推动农村基层妇女组织建设创新发展，有效促进妇女工作与农村工作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妇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半边天”作用，****妇联积极探索创新基层组织，促进妇女工作与农村工作结合。

一是积极成立各类妇女协会和“两新”组织，使其成为妇女基层重要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战略性结构调整，农村各种协会组织、“两新”组织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我镇成立了以妇女为主体的刺绣协会1个，“两新”组织4个，同时鼓励妇女积极参与其他各类协会、组织、团体等。我镇妇联组织在适应新形势下，不断积极探索、创新、拓展农村妇女组织形式，推动妇女工作的延伸和组织功能的实现。

二是实现“妇女之家”全覆盖，建立制度促成效。我镇妇联按照中央党建共建创先争优视频会议精神，以“三个共建”为抓手，把活动阵地建设作为加强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镇实现“妇女之家”全覆盖，并设制度上墙，努力在服务妇女工作上创先争优。我镇29个行政村的“妇女之家”建成后，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育培训活动，使“妇女之家”成为农家女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的课堂。今年

年初以来我镇各村的“妇女之家”经常利用农闲时间，结合本地特色对农村妇女开展了各种教育培训活动。村蔬菜病虫害防治、村棉花种植技术等各种培训

活动在各村的“妇女之家”全面展开。同时，村的“妇女之家”还开展劳务外出培训招聘会，共培训农村妇女人。村依托“妇女之家”，利用多媒体开展远程教育、还邀请法律工作者为农村妇女讲解维权法律知识。并根据妇

女的兴趣爱好和实际情况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升农村妇

女的文化素质和致富技能；村“妇女之家”组织

农村妇女成立社火团，开展秧歌比赛、文艺演出等寓教于乐的活动，既丰富了妇女业余文化生活，也陶冶了她们的情操。

三是助力妇代会主任进村“两委”，提升妇代会主任在村上的影响力。妇女进村“两委”是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民主

管理、民主决策的最有效途径。我镇经常组织妇女主任学习，提升她们的综合素质。举办各类培训班、座谈会等活动，学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业务知识、法律知识、新农村建设知

识等，提升她们的综合素质和参政能力，增强妇女主任的自

身优势，为妇女主任进入村“两委”提供“本钱”。全镇现任村“两委”班子成员中，妇女占28%。

二、充分发挥妇联职能，关爱帮扶妇女中的弱势群体。

妇联是妇女的娘家，是娘家就有娘家人的情怀，有娘家

人的挚爱。尤其是对妇女中的弱势群体，我们更应该加倍爱护和支持。

去今年四月，镇妇联组织干部深入29个村，展开了专题调研工作。调查对象涉及全镇40户单亲家庭，31 户单亲母亲家庭，并对全镇10户单亲贫困母亲家庭进行了家庭信息统计，对人均月收入500元以下的单亲贫困母亲家庭登记造册，建立档案。调查中发现，由于单亲母亲生活压力大，部分单亲贫困母亲对自己和孩子的人生出现迷茫状态，以及对异性的不信任直接影响到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镇妇联开展对子女学习教育和心理疏导的帮扶活动，点燃单亲贫困家庭的希望。我们对在校单亲学生成绩优异的给予奖励和支持，对成绩一般的孩子给予重点指导和帮助。

三、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创新维权手段。

为进一步拓宽妇女维权工作渠道，探索运用人民调解手段化解涉及婚姻家庭矛盾、邻里纠纷、民事纠纷，更好地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去年3月我镇建立了“妇女维权站”成立了****妇女维权人民调解小组，小组成员由妇联主席、综治办主任、司法所副所长、法庭律师、计生办主任组成。今年以来，我镇共调处各类相关纠纷6件。

我镇“妇女维权站”主要受理来信、来访；妇女群众因婚姻家庭纠纷、妇女、少年儿童的抚养费、赡养费纠纷；妇女的劳动保障纠纷、其他民事纠纷以及接受人民法院委托调解的案件。纠纷调解适用人民调解程序，使用司法部统一制作的调解格式文书，其调解协议书效力与其他人民调解协议书等同。在坚持依法调解的原则下，我们本着“娘家人”的责

任感，情法互动，努力提高办事效率。在调解工作中，尽量给姐妹多一点温暖，多一点解决矛盾的力量支持。我们发挥人民调解作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手段，为需要法律帮助的妇女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我镇着力探索传统的妇女维权方式的新转变，创新妇女调解工作机制，不仅改写了传统的妇联信访工作，而且发展和延伸了妇女维权工作载体，初步尝试到妇女维权事半功倍的效果，更好的履行妇联组织的职责和义务，为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点滴贡献。

四、情系妇女发展，推动妇女创业增收。

让妇女小额贷款惠及“半边天”。为将妇女创业低息贷款和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的政策真正惠及广大妇女，我镇妇联多次与镇社保所、镇农村合作银行单位和部门领导及相关业务人员进行研究探讨，结合****实际，推动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贴息政策。今年我镇共有27名妇女享受贴息贷款，总共放贷金额为102.5万元。预计年底可为贷款妇女增收10%。贷款妇女主要讲款项用于种养殖业，巴润古尔村妇女魏红霞贷得8万元，不仅扩大了已有大雁养殖规模，还承包了鱼塘，开起了农家乐。(增添)

充分利用农闲时间劳务创收。

近年来，在国家鼓励发展经济及地方政策积极引导下，许多妇女也从传统观念中走出来，主动参与社会劳动，不仅增加了家庭收入，提高了自身素质，她们中有的带动妇女姐妹成立打工队共同致富。今年7月，***村的带领着名妇女组成打工队前往***乡抢摘枸杞子。**红花片

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思考 篇6

全国妇联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意见》

2011-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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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部署，日前，全国妇联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协助党和政府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妇女群众工作作出部署。

《意见》指出，中央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部署中，把群众工作作为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把工青妇等人民团体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力量，突出强调要支持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明确要求工青妇组织充分运用党委和政府赋予的工作资源和条件，做好直接服务群众的工作，为妇联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作用，进一步创造性地做好新形势下的妇女群众工作，指明了方向、赋予了重任。各级妇联组织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作用、主动作为。

《意见》强调，各级妇联组织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的部署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切实找准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和着力点，重点在“六个创新”上下功夫。

《意见》指出，各级妇联组织要创新联系妇女方式，将下基层开展妇女需求调研的工作制度化，发挥妇联执委、妇女代表等骨干力量的作用，建立妇女民情调查员、信息员队伍，加强对12338妇女维权服务热线的统计分析和研判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快捷准确地搜集传递妇女的利益诉求，及时向有关部门呼吁反映。要创新思想工作方法，组织妇联干部进村入户，发挥建在农村和社区“妇女之家”的“悄悄话室”、“心灵驿站”、“心语屋”等的作用，进一步加大促进家庭平安和谐的工作力度，通过与妇女面对面、手拉手地交流沟通，及时为妇女化解心理困惑，把妇女群众的情绪引导好、疏导好，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意见》强调，要创新维权服务手段，进一步健全维权工作机制，用足用好妇女儿童维权协调组、联席会议等平台，加强与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合作，高度关注妇女儿童权益问题，探索和推广妇女信访代理制和协理制，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妇女的切身利益。要强化妇女的主体意识，创新妇女的参与模式，通过进一步推动女性进农村和社区“两委”，推广妇女议事会、理事会制度，建立农村留守妇女互助小组，大力开展巾帼志愿服务等途径和方式，拓展妇女参与社会管理的平台，促进妇女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意见》指出，各级妇联要创新工作活动载体，加大建设“妇女之家”力度，扩大“妇女之家”覆盖面，密切关注妇女就业和流动的新趋势，在女性集中的特色产业链、生产基地、经济合作组织、女白领居多的商务楼宇中，因地制宜地建设“妇女之家”，努力做到妇女群众集中到哪里，“妇女之家”就建设到哪里，妇女工作就开展和活跃到哪里；要依托“妇女之家”深化创业就业、综合维权、教育培训、家庭教育、文体健身、婚姻家庭、帮扶救助等服务，通过“妇女之家”这一载体，使妇联组织真正成为妇女群众心目中常惦念、感情上可依托、平时找得到、遇事用得上的“温暖之家”。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妇女群体的变化，巩固和壮大妇联在农村、社区等传统领域中的基层组织，因地制宜地创新妇联基层组织的设置形式，进一步加强对妇联团体会员工作的指导和服务，最大限度地把妇女群众凝聚到妇联组织中来；要把热心妇女工作的农村和社区的女能人、女带头人和各方面妇女骨干，吸纳到基层妇联干部队伍中来，扩大基层妇联干部队伍，切实加强对各级妇联干部特别是农村、社区专兼职妇联干部的培训，不断提高她们应对复杂局面、解决实际问题、做好妇女群众工作的能力，努力为基层妇联干部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搭建平台。

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思考 篇7

关键词：农村,公共事业管理,非政府组织,参与

0 引言

在新时代下,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性日渐显现,有利于我国顺利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协调城乡发展,促进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同时,在工业化、城镇化日益发展的浪潮中,“三农”问题不断显现,逐渐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焦点。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社会都需要集中大量的政策资源,投入到农村中,而基层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在农村公共管理中的主体作用,要与时俱进,树立全新的理念,以社会市场为导向,通过不同途径吸纳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力量,使其参与到农村改革发展、公共事务管理全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加强农村公共事业管理,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1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业管理的必要性

就非政府组织而言,其概念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不同国家文化,其适用的对象范围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美国,它被叫做“非赢利组织”“第三部门”;在英国,被叫做“志愿组织”;在我国,非政府组织也有新的意义。在农村公共事业管理过程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至关重要,体现在以下不同方面。

1.1 可以有效解决当下农村公共事业服务短缺问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公共服务“均衡化”已成为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通过不同途径,进一步缩小城乡、城市各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促进其持续发展。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同地区出现很多喜人景象,比如,文化下乡、村村通公路,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公共事业产品、服务缺失的问题,很多方面供给不足现象普遍化,比如,文化、教育、社会保障。面对这种情况,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物品,满足农民的超常需求、特殊化需求,而这些是政府乃至社会市场都无法满足的,有利于解决农村公共事业管理过程中的难题,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健康发展。

1.2 有利于减轻是政府在农村公共事业管理方面的压力

为了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比如,“两减免、三补贴”支农政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对这方面予以了高度的关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等。但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地方政府已有的财政收入无法承担该地区发展的所有费用,上级政府在这方面的拨款也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根本问题,加上社会市场筹资资金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导致地方政府无法为该地区发展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面临着巨大多财政压力。面对这种情况,非政府组织可以根据地区发展情况,投资建设一些重要的基础性设施,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此外,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农民的知识水平持续提高,社会市场意识不断强化,可以自行组织相关人员,筹集资金修建相关的设施,共同使用,构建一种极具特色的农村产品供给形式,满足所需的公共产品。

1.3 有效解决公共事业建设存在的“政府失灵”问题

就公共选择理论而言,政府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政府失灵”问题时有发生,无法为农村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就其非长期行为来说,极易出现这些问题,比如,效率低下、弄虚作假,加上农村公共产品投入方面模糊化等问题,农村公共物品短缺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非政府组织作用下,“政府失灵”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率。具体来说,体现在不同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是非政府组织记忆接近被服务的对象,及时作出相应的反应,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完善经营管理方法,在减少运营成本的基础上,提高运营效率,成为政府的好帮手,在和政府共同作用下,有效解决民生问题,为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提供有利的保障。

1.4 倡导草根民主,有利于构建社会民主平等网络。

就非政府组织而言,极具优势,体现在不同方面,比如,有效贯彻党一系列方针政策,维护好新时期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加快基层民主化管理步伐做好铺垫。在治理乡村过程中,作为最广大、最有力的农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利于加强农村社会管理。自治组织具有的其它功能也进一步优化完善,比如,参与农村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已有的协调功能。此外,在非政府组织作用下,能够动态监督政府啊、官员等,进行多样化的评议,有效防止社会大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确保政府行为更加合法、合理。

2 农村公共事业管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对策

2.1 转变政府施政理念,优化完善非政府组织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政府要以社会市场为导向,与时俱进,转变已有的观念,已有的施政理念,为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要优化“全能政府”传统模式,确保政府有清晰的行为边界,明确侧重点,把重心放在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大力支持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对应的农村公共管理中,构建全新的公共管理新体制,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点,更好地满足新时期的客观需求。

2.2 优化行政管理体制,优化政府管理形式

在新时代下,行业协会、群众团体等的社会资源动员组织能力都比较强,扮演着全新的角色——“准政府组织”。面对日渐复杂的社会市场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要让相关的组织和政府机构保持独立状态,成为一种重要的中介组织,优化公共管理,提供更加优质的个性化服务。还要积极引导城市非政府组织,优化配置公共管理资源,提高其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管理水平,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日常运营过程中,政府还要根据实际情况,为非政府组织出谋划策,制定可行的发展方案,科学布局,防止盲目发展,要根据地区发展特点,适当增加一些公益性质的非政府组织,随时动态关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有效解决农民关心的实际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2.3 政府要坚持培育发展、监督管理同步进行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逐渐步入崭新的阶段,农村非政府组织日渐增多,规模日渐扩大。随之,相关的业务主管部门、登记管理机关等无法进行有效的动态监督,巧妙地引入社会评估机制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是实现监督管理社会化的关键所在。在监督管理过程中,需要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比如,以定期、不定期形式有效开展绩效评估报告,定期组织群众类型的评议,促使非政府组织更加健康、高效。在服务方面,要积极引导非政府组织性质,使其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使其更好地应用到实践中,从根源上解决存在的缺陷,有效抵制各类非法行为。

2.4 培育急需要的非政府组织

在新形势下,规模小、人才缺乏等都非政府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地区。面对这种情况,政府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培育更多新型的非政府组织,满足农村多元化发展客观要求,促使非政府组织走上均衡发展的长远道路。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让社会更好地了解非政府组织,筹集更多的民间资本,使其拥有足够的资金。还要动员农民,构建不同形式的互动组织,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政府要统筹兼顾,要有所侧重点,加大这些非政府组织投入力度,作为重点培育、发展的对象,比如,公益性民间组织、科技教育民间组织。

2.5 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所需的资金、组织保障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多角度、多层次提高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服务力。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加大支持力度,适时注入适量的资金,确保非政府组织运营有足够的资金,避免出现资金链断裂现象。还要采用构建专项资金的形式,促进农村非政府组织持续发展,要全方位分析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客观要求,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所需的各种资源,有效完成本应该政府提供的服务。还要优化完善相关条例,提高个人、企业事业慈善资助的积极性、主动性,促使非政府组织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可以发挥信贷政策等作用,给以非政府组织一定的优惠,为使其拥有足够的发展资金。此外,政府要以定期、不定期形式全面而系统地培训农村非政府组织骨干力量,对其进行再教育学习,完善他们已有的知识结构体系,具备必要的国家法律法规理论知识,具备专业化的技能,能够为非政府组织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有效帮扶普通成员,共同进步,提高自身综合技能。

3 结语

总而言之,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加强农村公共事业管理是非常必要的,而非政府组织在此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缓解中央、地方政府压力,解决存在的“政府失灵”问题,公共事业服务短缺问题等,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健康发展,不断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要通过不同途径,促使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其中,比如,寻求国际组织的帮助,在农村构建城市相关组织分机构,为农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比如,中介、医疗,促使非政府组织在这些方面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比如,文化建设、科技事业、卫生事业。以此,改变农村公共事业管理现状,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思考 篇8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社会力量 图书馆建设

分类号 G25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03.018

Reflection on the Problems of Social Powers Assisting in Public Library Construction

Ma Xiangtao， Wang Wei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drawing social forces into public librarianship， then sums up and probes into the cooperated mode and implemented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icipation. At last， it puts forward relevant security measures：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and policy support； creating favorable social culture and atmosphere； setting up and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competition mechanism；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foundation.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Social power. Library construction.

2007年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召开第二届“百县馆长论坛”会议，对“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主题进行讨论[1]，认为社会力量也是支撑图书馆建设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认识越来越受到图书馆学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2]。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为顺利推动我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3]。由此，关于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问题得到了政府部门、图书馆学界、图书馆业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并为其顺利开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理论支撑和实践探索。为此，本文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几个问题进行思考，以供参考。

1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长期以来，社会力量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原动力[4]。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必要性，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滞后和政府投入不足是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主要原因[5]。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公共图书馆实施免费开放政策以来，公共图书馆馆藏购书经费和对外服务成本日益增加，尤其是在基层图书馆事业发展滞后且不受地方政府重视的情况下，来自图书馆行业外部力量的支持越发显得更为重要。

借助社会力量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首先，可在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中，大力助推基层图书馆、县（市）级图书馆、省级图书馆体系建设，提高文化系统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其次，引入竞争和创新机制，提高社会资金的优化配置和投入产出效率，督促图书馆创新服务模式、发展核心业务，有利于图书馆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第三，更好地维护公民文化权益，促进社会民主进程，鼓励社会力量助建图书馆能够保障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有利于提高公众的民主意识和社会的民主水平。

国外图书馆的兴办和建设经费来源多样，并不单纯地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而是把吸引社会力量（包括各种形式的捐款、捐书、捐物）作为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必要途径之一，其较成熟的“经费筹措”和“募资”经验可供借鉴[6]。此外，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公益捐赠机制和社会公益环境日臻完善，图书馆的社会感召力不断增强，这些都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力条件。

2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参与模式

社会力量是支撑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研究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问题，首先应对社会力量进行概念范围上的界定和类型划分。参照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社会力量定义为除图书馆机构之外的能够对图书馆事业发展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的各种参与主体，具体包括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非营利性组织或团体、个人等力量，虽然类型不同，但其对图书馆事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却无大小之分。

2.1 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