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参与

组织参与（精选12篇）

组织参与 篇1

预算管理是企业管理控制系统的核心要素, 是提升企业绩效的管理系统被赋予了目标设定、资源配置、内部控制和业绩评价等多重功能。然而实践中预算管理遭遇了诸多批评, 其效果不尽如人意。如何优化预算管理系统并使之发挥其应有之功能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的研究任务, 只是两者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不同而已。实务界的研究更多地是方法和技术的层面优化预算管理, 分别提出原基础上改进 (Better Budgeting) 和超越预算 (Beyond Budgeting) 两种思路。学术界的研究则是更多地从行为层面寻找和验证影响预算管理成效的因素, 行为层面的研究主题是参与预算 (Participative Budgeting) 、预算松弛 (Budgetary Slack) , 它们成为预算管理乃至管理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

预算管理是包含方法和行为的管理系统, 方法的研究层次是“企业组织”, 行为研究的立足点则是“人”, 只有以“组织——人”相互作用作为研究立场, 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改造预算管理系统。目前, 我国的预算管理研究基本属于实务界的思维, 以应用性研究为主, 针对预算管理实际运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 研究的层次是“企业”。这类研究对于企业认同并应用预算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从行为角度研究预算改进尚不多见,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为建立预算行为的研究框架, 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一、参与预算、预算松弛与组织绩效框架

参与预算之所以成为预算行为研究, 乃至管理会计研究的热点问题, Brownell (1982) 认为有两个因素的作用:一是参与是普遍承认的能够提高组织和个体绩效的管理方法;二是参与和绩效的相关性的实证研究结论存在相当程度的冲突[1] 。参与式预算与绩效之间存在三种关系:有些研究显示预算参与和管理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有些研究结果则发现两者呈负相关; 而有的研究则显示不相关。两者关系的不确定说明还存在其它变量影响其作用过程。

参与预算是预算松弛的必要条件, 但非充分条件。所谓参与预算 (Participative Budgeting) , 是指允许下级经理卷入预算编制的过程, 并能影响或决定与自身相关的预算水平, 是企业分权式民主管理在预算管理中的具体运用。下属经理只有通过参与预算编制的途径才有可能建立对己有利“秘密准备”, 即预算松弛。通常认为预算松弛导致企业资源配置的失衡, 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大部分研究认为预算松弛对组织绩效有负面影响, 也有一部分研究认为预算松弛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应付不确定性的能力 (Merchant, 1985) [2] , 尤其在任务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 预算松弛提升了组织柔性, 从而对于组织绩效有正向的作用 (Dunk, 1995) [3] 。所以, 预算松弛的正面作用在于由于秘密准备产生的抗风险能力, 负面作用则是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两者的权衡。

二、参与预算与组织绩效关系的分析路径

参与预算对组织绩效的作用过程是以激励作为中介作用的, 其理论依据是组织行为学认为参与管理和决策能够提升员工的积极性, 参与预算的激励作用必须是在具备三个条件的情境下才能有效发挥:一是员工的个性特征及其对参与激励的主观感知程度;二是企业让员工参与的客观需要, 企业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决定了企业对参与预算的程度;三是合适的组织氛围、组织权力模式、管理制度是参与预算提升组织绩效的有效保证。

(一) 员工个性特征与激励感知

心理学中的控制点 (locus of control) 是界定个体特征的重要变量, 罗特 (1966) 将控制点定义为内外控意味着一个人关于是他们或环境控制事情的信念。有些人将事件的原因和控制归于自己的力量, 这些人被称为内控者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或 internals) ;有一些人则认为事件的原因和控制是归于外部的环境, 这些人被称为外控者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或 externals) 。内控型的人倾向于自我控制和自我激励, 对参与激励感知程度较强, 让其参与预算管理的目标设定则有利于预算的完成;外控型的人则倾向于外部归因, 习惯于外部为其提供目标, 并受该目标控制, 参与预算对其无激励作用。因此, 参与预算对于外控型的人不能提高管理的绩效。Brownell (1981;1982) 证实了下列关系:以外部控制为主的个性特征和低参与程度配合产生高绩效;反之, 若与高参与配合则为低绩效;以自我内部控制的个性特征与高参与程度配合会导致高绩效, 若与低参与程度配合则为低绩效[1][2] 。

(二) 组织氛围与预算行为效果

个性特征决定了所需的主观参与需求, 外部环境决定了客观参与的程度和两者的相互作用, 并趋于一致是参与预算提升绩效的必要条件, 但最终能否提升组织绩效还取决于组织氛围与参与程度的匹配程度、组织氛围包括组织文化类型、组织权力模式和绩效评价体系等要素。

1.组织文化类型。

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用古希腊四位神代表不同类型的管理文化模式:众神之王宙斯代表霸权管理文化, 太阳神阿波罗代表角色管理文化, 女战神雅典娜代表任务型管理文化, 酒神与歌神迪奥尼索斯代表个性管理文化。霸权文化和角色文化是与理性官僚制组织相对应, 特别强调权威和对权威的服从, 在此文化中预算参与可能只是形式;任务管理文化和人本主义文化情境下的预算参与对绩效有正向的作用;实证研究中经常运用霍夫斯蒂德的文化差异理论中的权力距离作为测量文化的因素, 权力距离与参与的激励作用成反比, 只有权力距离较小的情境下, 参与预算才能提升组织绩效[3,4,5,6] 。

2.组织权力结构。

集权和分权是企业经营管理权限的分配方式, 集权是把企业经营管理权限较多集中在企业上层的一种组织形式, 其特点是经营决策权大多数集中在高层领导手中, 对下级的控制较多;分权是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适当地分散在企业中下层的一种组织形式, 其特点是中下层有较多的决策权, 是企业民主管理的一种形式。因此, 参与预算管理是与分权组织相适应的, 只有在分权组织结构的基础上, 参与预算才有意义。在集权的组织结构中员工认知到参与仅仅是形式, 参与预算不能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在高度分权的条件下参与预算与绩效正相关, 而在低度分权情形下参与预算和绩效负相关 (Gul, 1995 ) [7] 。

3.预算评价重要性。

预算指标在绩效评价的重要性 (budget emphasis) 是影响参与预算绩效的重要因素, 当预算指标的重要性越高, 员工和企业均非常重视预算参与和预算执行, 双方在比编制和执行预算时会充分博弈, 信息得到充分沟通, 对提升组织绩效有正面作用。

(三) 环境不确定性与参与预算的绩效

组织研究中将各种环境因素抽象为“不确定性”作为研究的变量, 环境的不确定性对组织行为、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均有广泛的影响, 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 分权的要求也越高, 参与管理的客观需求越高。实证研究证明外部市场竞争越激烈, 预算参与程度与业绩、工作满意度就越正向相关;环境的不确定程度越大参与预算就越有必要, 参与的绩效也越好。在高不确定环境条件下, 参与预算对减少预算松弛具有较大的作用, 而当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 参与预算对减少预算松弛的作用相对较小 (Chong, Eggleton , Leong, 2005 ) [8] 。

三、参与预算与预算松弛关系的分析路径

预算松弛可定义为在预算中有意低估收入和生产力而故意高估成本和完成工作所需资源, 参与预算是预算松弛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 对于参与预算和预算松弛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从代理的角度出发, 认为下属有私人信息, 如果报酬与预算挂钩, 则下属会利用私人信息创造预算松弛;另一种思路认为参与预算过程中更多的沟通实现了目标的一致性, 下属没有创造预算松弛的压力, 两种思路各有实证研究的支持。

本文认为影响参与预算和预算松弛关系的因素可归纳为个体、组织和环境等三个层面的变量。

(一) 员工因素

风险偏好是影响员工预算松弛倾向的重要因素, 风险厌恶型的个体相对于风险喜好型的个体而言, 其创造预算松弛的程度较强, 以回避预算要求过高带来的风险。Young (1985) 和Waller (2000) 均证实个体风险类型对于预算松弛创造的影响, 员工的伦理道德素质和对声誉态度也会影响预算松弛的程度[9] ;Webb (2002) 的研究表明对好声誉的追求会导致较低的预算松弛[10] ;Stevens (2002) 在研究了声誉、伦理对预算松弛的影响后发现, 声誉和伦理对预算松弛这种自利行为的控制是有作用的[11] 。

(二) 组织因素

组织承诺感集中体现了组织的氛围和员工对于组织的态度, 组织承诺感越强, 对于组织的认同度和忠诚度越高, 创造预算松弛的倾向就越低;反之则倾向于预算松弛的创造倾向, Nouri、Parker (1996) 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影响因素的作用[12] 。公司的激励和监控系统对于预算松弛有直接的影响, 组织激励系统中如果以预算指标作为考核激励的依据, 下属经理的预算松弛的倾向强化, 治理的对策是建立“真实诱导型的报酬计划”, 同时考核预算业绩和预算偏离度。组织监控系统的强弱, 如上级发现松弛的能力较强, 对于预算松弛有很好的抑制作用;组织内部的信息对称程度也直接影响预算松弛, 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弱松弛程度越小。

(三) 环境因素

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 组织各部门所需的“秘密准备”就越多, 以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预算松弛的倾向就较高。

四、预算松弛与组织绩效关系分析框架

预算松弛对组织绩效的作用过程受到企业的行业特征、竞争战略和生命周期等重要因素的影响。

(一) 企业的行业特征

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 其所面临的风险不同, 决定了预算松弛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不同。高科技行业由于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较大, 适当的预算松弛是企业提高风险控制能力所必需的, 对于组织绩效可能有正面的作用;传统制造业企业, 由于其所处环境相对稳定, 企业所面临的系统风险较小, 资源配置效率是组织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 预算松弛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从而降低了组织绩效。

(二) 竞争战略类型

企业实施的战略类型是预算松弛经济后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波特 (1980) 将竞争战略分为差异化、成本领先和目标聚焦等三种类型, 这三种战略类型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的:成本领先战略是内向型的领先战略, 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成本缩减的重要路径。显然预算松弛不能支撑成本领先战略, 对组织绩效有负面的影响。差异化和聚焦战略是面向市场的外向型战略, 风险的有效控制是这类战略的关键, 各业务单元适当的预算松弛与该战略的匹配是高组织绩效的保证。

(三) 企业生命周期

阿迪兹认为组织就像所有的生物体一样, 具有生命周期:出生、成长、老化、死亡;组织体系随着生命周期不断演变, 将展现出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企业初创成长时适当的预算松弛的抗风险作用强于资源的配置效率, 对于绩效表现为正面的作用;企业成熟以后, 预算松弛的资源配置效率负面效应会大于抗风险的正面效应, 对于绩效可能表现为负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

[1]Brownell, P.A Field Study Examination of Budg-etary Participation and Locus of Control[J].TheAccounting Review, 1982 (10) :766-777.

[2]Brownell, P..Participation in Budgeting, Locusof Control and Organization Effectiveness[J].TheAccounting Review, 1981 (10) :844-860.

[3]Flamboltz.E.G.Accounting, budgeting and con-trol systems in their organizational context: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J].Account-ing, Organisations and Society, 1983 (8) :153-169.

[4]O, Connor, Neale G.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n the Usefulness of Budget Partici-pation by Singaporean-Chinese Managers[J].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995 (20) :383-403.

[5]Goddard, Andrew.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Budget Related Behavior:A Contingency Study ofThree Loc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J].Th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1997 (32) :79-97.

[6]Subramaniam, Nava and Ashkanasy, N.M..The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n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Budgetary Participation and ManagerialJob-Related Outcomes[J].Australian Journal ofManagement, 2001 (6) :35-54.

[7]Gul, Ferdinand A., Tsui, Judy S.L., Fong, SteveC.C.and Kwok, Helen Y.L.Decentralisation asa Moderating Factor in the Budgetary Participation-Performance Relationship:Some Hong Kong Ev-idence[J].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1995 (25) :98:107-113.

[8]Chong, Vincent K., Eggleton, Ian R.C.and Le-ong, Michele K.C..The impact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budgetary participation on performanceand job satisfaction:a research note[J].BritishAccounting Review, 2005 (3) :115-133.

[9]Waller, W.S..Slack in Participative Budgeting:The Joint Effect of a Truth-inducing Pay Schemeand Risk Preferences[J].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988, 13 (1) :87-98.

[10]Webb, R.Alan.The impact of reputation and va-riance investigations on the creation of budget slack[J].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02 (27) :361-378.

[11]Stevens, Douglas E..The Effects of Reputationand Ethics on Budgetary Slack[J].Journal of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2002 (14) :153-171.

[12]Nouri, Hosseinand and Parker, Robert J..The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Budgetary Participation and BudgetarySlack[J].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1996 (8) :74-90.

组织参与 篇2

【党委党建范文】一

近年来，浙江象山县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强化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不断延伸党在社会组织领域的触角，引领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组织党建和社会组织发展同心同行、同频共振。

为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党建上下联动合力抓的工作体系，该县成立由组织部长担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领导小组统筹抓、两新工委和民政部门(社会组织综合党委)指导抓、相关职能部门和镇乡(街道)具体抓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格局，完善“属地管理为主、行业管理为辅、综合党委兜底”工作模式，确立上下联动、大抓社会组织党建的工作格局。每季度召开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协商基层党建重点工作及服务项目安排、志愿服务开展等具体事宜，做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抓共议。完善考评制度，明确“双强六好”考核标准，将党组织星级评定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示范性社会组织评选及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资格挂钩，推促社会组织党建与社会组织发展有机融合、联动互促。

为提升党的组织覆盖力，该县搭平台、建机制、重创新，推动党的组织有效嵌入各类社会组织，党的工作有效覆盖各类社会群体。建立县社会组织孵化园，完善社会组织和党组织双孵化流程，引进第三方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机构，打造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同步孵化、同步发展的县级综合服务阵地。孵化园建立以来，已在抗癌康复协会、塔山志愿者协会、衣重生公益服务中心、船舶协会成功培育4家党支部。全面推行社会组织登记时同步采集党员信息、年检时同步检查党建工作、评估时同步将党建工作纳入重要指标等“三同步”制度，建立县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实体化运行机制，配备专职副书记，健全工作例会、“覆盖检修”等制度，定期检查巩固社会组织领域党的组织和工作动态覆盖成果。开展社会组织党建指导员派驻工作，动员退出领导岗位的县管干部联系指导公益性社会组织，帮助社会组织培养发展党员、开展党群活动、规范自身建设，积极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壮大。

该县坚持育强建强党员骨干队伍，注重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党员队伍和骨干人才的思想教育，持之以恒推促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在思想上认同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发挥学院平台作用，依托浙江省首家社会组织学院——象山社会组织学院，组织开展“红色经理人”素质提升工程，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作为每期培训班的开讲“第一课”，常态化推进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党性教育。落细落小落实党内基本制度，严格“三会一课”“支部主题党日”等制度，组织开展社会组织负责人讲党建、党务工作者讲党课、党员职工讲身边优秀党员事迹“三讲”系列活动，引导社会组织重党建、强服务、创特色、求实效。全面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通过专项培训将优秀负责人培养成党组织书记，通过定向培养将党组织书记推荐为社会组织负责人。创新推行社会组织负责人集体约谈制度，增强社会组织抓好党建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着眼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该县强化活动载体的统筹设计、协同推进，引导社会组织党组织和党员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体现价值。推行“党建+发展”模式，围绕“六争攻坚”“最多跑一次”改革等中心工作，引导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等社会组织发挥技术、人才等优势，助力企业发展、乡村建设。特别是在基层商会领域，组织开展基层商会党建专项提升活动，实施党建规范、党员先锋、组织孵化、商企联建、感恩回报等5大工程，累计帮扶企业8838次，周转资金达71.71亿元。推行“党建+治理”模式，围绕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发动农村和谐促进会、乡贤理事会、律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聚焦社会问题，发挥专长特长，积极参与推动“村(居)民说事”的城乡全覆盖全提质。推行“党建+公益”模式，围绕社会民生和群众关切热点，每年开展以公益服务、公益“赶集”、公益倡议、公益结对为主要内容的“民间公益环岛行”活动，举办“红社领航·益暖象山”——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并融入“善行象山”品牌创建，结合“最美象山人”评选、“善行象山”论坛等活动，发动社会组织主动作为，展现象山“善行文化”。

【党委党建范文】二

中原油田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下属企业,驻地在河南省濮阳市,主要勘探开发区域包括东濮凹陷、普光气田和内蒙古探区。近年来,针对低油价寒冬期生产保障能力过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油少人多矛盾凸显的问题,油田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升级抓党建强党建,着力把政治优势转化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油田呈现出改革转型深入推进、生产经营逆势上扬、职工队伍和谐稳定的可喜局面,先后获得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先进党委等多项荣誉,连续第五次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单位。

一、强化政治引领，把好改革发展方向

在寒冬里破解困境,在危机中抢抓机遇,首要的就是选准方向、领对路子。油田党委按照“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职能定位,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企业治理全过程,确保发展方向正确、发展策略科学、发展措施有效。

在理论学习中提高站位。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化,以党委中心组学习和职工政治学习为基本途径,以专题学习、集中培训、名家讲堂为拓展延伸,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关论述,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行动上的自觉。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第一时间安排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采取中心组学习研讨、邀请专家教授来油田授课、举办集中宣讲会、干部轮训班、在油田报纸、电视刊发领导干部体会文章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大力度宣传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党员干部、教育职工群众、指导发展实践。

在研讨交流中明确思路。建立领导班子务虚制度,利用常委会、班子会、务虚会等途径和渠道,加强对企业发展的战略研究,集中集体智慧制定油田中长期发展规划。去年,在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和党组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基础上,组织召开第四次党代会,确立了今后五年油田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路线图”。今年集团公司工作会议结束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党组作出的战略部署为坐标,研究确定了用“两个三年”的时间推动油田迈上全面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再用“两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油田核心竞争力、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路径,开启了千万吨级油气田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在全程参与中推动落实。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落实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将企业战略规划、体制机制调整、关停并转、薪酬调整等事关改革发展稳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纳入党委常委会前置审议清单,并安排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工会团委、信访稳定、法律审计、经营管理等职能部门调研论证,广泛听取、正确集中各方面意见,力求把好方向关、政治关、政策关。紧扣油田重大决策、重要事项、重点工作,充分运用督查督办、巡察监督、专项治理等资源和手段,加强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有效打通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的“最后一公里”。

二、聚焦中心任务，汇聚改革发展合力

凝心聚力促发展是政治优势最鲜明的体现,是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核心标准。油田党委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主战场,紧紧围绕打好防范风险、扭亏脱困、分离移交三个攻坚战,从多角度多层面汇集智慧、调动力量,凝聚起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正能量。

着力鼓士气、增效益。持续推进形势任务教育常态化,每年安排油田领导、副总师、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成立宣讲团,深入基层单位、生产一线、居民小区开展集中宣讲,让掌握形势的人讲形势,让制定政策的人讲政策,提振了干部职工战寒冬、求生存、谋发展的精气神。以“当好主力军、奉献在岗位、建功十三五”为主题,深入开展“五项劳动竞赛”“提质增效杯”“服务效益杯”竞赛,激励干部职工在高效勘探、效益开发、降本减费、安全环保等工作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大力实施青年人才培养“__”,开办专家论坛、“新时代·新青年”成长论坛,促进了科技创新与人才成长的良性互动。如今,油气核心业务持续向好、增产提效,油气开发、油气服务、公共服务三支队伍构建成型、互为支撑,油田生存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实力明显增强。

着力保改革、促优化。针对改革调整带来的思想变化,每季度召开职工思想动态分析会,征集意见建议,提出改进措施,做到以发现思想问题找准管理短板、以补齐管理短板促进改革转型。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组织各级党组织参与改革顶层设计、监督改革措施落实,切实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和职工群众利益。坚持把政策宣传解释贯穿于改革调整全过程,组织班子成员和业务部门深入基层一线,与职工群众面对面交流、实打实交底,既讲改革初心,又讲托底政策,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在油田专业化改造、“四供一业”分离移交、部分采油厂和社区重组整合等重大改革中,涉及直属单位和机关部门57个、干部职工2.08万人,队伍整体保持稳定,改革实现平稳推进,油田转型升级、扭亏脱困取得突破性进展。

着力创品牌、拓市场。牢牢把握市场这个“生命工程”,聚焦油田四次党代会确定的打造中原普光、中原气服、中原服务、中原文化、中原党建“五个品牌”,推进“品牌创优”“我为品牌代言”,促进了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大力倡树“工资奖金自己挣”“每个单位都是利润中心,每个班组都是创效单元,每个员工都能创造价值”的理念,引导干部职工破除固守宅田、看摊守业的保守观念,以诚信拓展市场,以质量打造品牌,全业务链开拓市场,积极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油田专业化队伍分布在新疆、四川、内蒙古、山东、天津等19个省市、自治区和伊朗、沙特、土耳其等10个海外国家,外部市场项目增至274个、人员8627人,年创收14.7亿元。在集团公司品牌创优活动中,中原普光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被评为“技术类优秀品牌”。

三、着力强根固魂，筑牢改革发展支撑

打铁必须自身硬。推进事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油田党委牢牢把握国企党建“根”“魂”论断,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切实筑牢保障改革发展的硬支撑。

在责任落实上从严从实。紧紧抓住党建工作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严格落实党员领导干部抓党建“一岗双责”,区分共性责任和个性责任,明确工作标准和保障措施,进一步巩固了一体两面做工作、党政协力谋发展的工作格局。坚持以党建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建立常态化、信息化、全覆盖的党建工作考核体系,每季度开展一次日常考核,年底开展集中考核,考核结果与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绩效、干部使用、评先选优等挂钩,做到了压力层层传递、动力级级提升。2017年,对考核的18个A档、1个D档单位,按照党政正职10%、班子成员5%的基本薪酬进行奖罚,对履责不到位的党员领导干部作出了相应处理。

在干部管理上从严从实。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严格按照“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加强领导干部责任目标管理,制定容错纠错实施办法,树立了出力才能出彩、有为才能有位的导向。针对干部年龄结构老化的突出问题,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进行储备培养,择优任用年轻干部见习直属单位副职,为年轻干部成长进步创造了条件。加强退出现职领导岗位人员管理,细化安置渠道、待遇标准、监督考核等措施,促其发挥作用、树好形象。严格落实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回复组织函询等制度,切实做到严在日常、抓在经常。坚持内培与外培、专题研讨与名家讲座相结合,分层分类加强干部培训,增强了各级干部任事担当、攻坚克难的能力。

在组织建设上从严从实。认真贯彻落实“四同步”“四对接”要求,围绕油公司建设、专业化改造、市场拓展,及时调整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对外部项目党建工作实行区域化管理,确保生产经营拓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覆盖到哪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推行主题党日活动,着力增强“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实效,党内组织生活的“熔炉”作用不断彰显。成立党建研究室,建设基层党建教育基地,建立以形势任务、党章党史、党员标准3次专题党课、1次自选主题党课为主要内容的“3+X”党课教育模式,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对1937个基层党支部进行分类定级,发挥先进支部带动作用,推动后进支部晋档升级,形成了创先进、争优秀的工作局面。

在正风肃纪上从严从实。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突出重要时间节点,坚持直属单位自查、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协查、纪检监察机构专项巡查、新闻媒体督查的“纠风四查”工作机制,持之以恒地反“四风”、正作风。深入开展处级领导人员“建夹”“画像”工作,建立全覆盖的廉洁情况数据库,动态掌握领导干部的活情况。扎实开展党规党纪教育和“算账式”警示教育,收到了以案明纪、以案说法的良好效果。加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践运用,科学界定每一种形态的适用范围和处置措施,用足第一种形态,用好第二种形态,用准第三种形态,尽量避免使用第四种形态,着力消除监管盲区。

四、维护和谐稳定，优化改革发展环境

和谐稳定是企业改革发展的基石。面对挑战多、困难大、任务重的形势,油田党委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结合起来,为改革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和条件。

倡树向上向善的新风尚。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员工践行价值观量化考核,使宏观抽象的价值准则变为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坚持价值引领与实践养成相结合,广泛开展敬业典型选树、感动人物评选、志愿服务、道德讲堂等主题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油田先后两次在中宣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培训班上介绍经验,第八社区盟城小区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宋丽萍爱心服务队被评为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她本人荣获首届央企楷模称号。

释放共建共享的正效应。扎实推进棚户区安置、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设置便民服务厅33个,让职工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充分发挥职工帮扶服务中心的主渠道作用,开展金秋助学、困难家庭入户调查等系列帮扶活动,建立以互联网、手机APP为载体的职工网络服务新模式,促进各类群体生活质量共同提升。加强“员工健康快乐双提升”建设,打造企业文化、公共文化、群众文化品牌,举办“心阳光·新幸福”巡讲、“与爱同行”员工心理关爱活动,提高了职工群众幸福快乐指数。

凝聚同心同向的正能量。坚持以文励志、以文化人,深入开展“十大健身广场聚和谐、百名石油作家颂中原、千幅艺术作品展辉煌”文化艺术“十百千”主题活动,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明、引领风尚。坚持和完善职代会制度,强化厂务公开民主管理质量体系运行,深化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为目标,加强和改进对群团组织的领导,深入开展“走基层、访万家”“走基层、访青年、寻找最美青工”活动,更加紧密地把职工群众凝聚在党组织的周围。

巩固和睦和谐的好局面。坚持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稳定工作,在油田官微开通公开信箱,搭建职工群众反映情况的“快速通道”。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阅批群众来信和机关政工部门承包基层制度,推动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树立“大稳定、大安全、大信访”理念,建立油地区域协作机制,强化治安联防、反恐联动、维稳联控、问题联治、平安联创,增强了职工群众的安全感。在特殊群体数量庞大、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稳定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油田连年保持政治稳定、生产稳定和队伍稳定。

浩荡东风又起,奋进正当其时。油田党委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加快政治优势转化为主线,主动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着力补短板、强优化、促提升,努力开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局面,更好地推动油田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石化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党委党建范文】三

“以前有人觉得低保户评选不透明，最近一批低保户，在上报乡政府审批之前，都经过了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讨论并公示……”说起村里的变化，湖南省永顺县高坪乡马鞍村党员代表向显文一脸满意。

这些变化都得益于马鞍村推行的“报告日”制度。今年上半年，永顺县委组织部打算推行村级事务“报告日”制度，要求村“两委”每季度向群众报告一次工作，并接受群众的监督质询。

“这两年，各村成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监督机构。但是，如何发挥这些机构的作用，仍需不断探索实践。”永顺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延堃说。永顺县委组织部开始在全县“海选”试点单位。然而，一位副部长连探了好几个村子的村干部口风，都没人敢“接招”。任务最后落到了马鞍村党支部书记向言奎身上。

去年5月，马鞍村“两委”刚刚换届，关于新任村支书向言奎的一则传闻就在村里迅速传播开来。“告他挪用国家项目资金给自己办养猪场，另外还私占了村里的两个门面。”高坪乡党委书记覃基星说。调查很快有了结果：养猪场是向言奎个人出资办的;村里的两个门面，租金全部归村集体所有。尽管组织上给证实了清白，可向言奎心里的那根刺却迟迟未能彻底拔出。“人多嘴杂，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讲不清楚。”向言奎说，“为了充分与村民沟通，我接下了‘报告日’的试点工作。”

于是，会议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在“报告日”会上，马鞍村会议室里满满当当围坐了好几圈人，有县领导、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乡镇党委书记。坐在前排的则是村里的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村民议事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及马鞍村“两委”成员。

向言奎首先作报告。听完后，村民们没有多少客套，直接“发难”。“什么办公用品要用8万多?”马鞍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彭善菊问。原来，2017年村部搬迁，购置了一批办公用品，花了8万多元，村民们多有质疑。村主任向泽海作答后，村民向言洲要求看开支项目发票。很快，一份购置办公桌椅、文件柜和沙发等物品的明细复印件被送到了参会人员手里。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完账单明细之后，彭善菊在票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除了这笔费用，村里全年财务收支凭证也都被摆上了桌面：23个收入款项，包括门面租金16000元，收农业部结对帮扶资金100000元，上年结转20570.29元;30个支出款项，包括垃圾清运费13400元、公路养护款3300元……

“以前也搞村务公开，但就是在村部那里贴几张纸。有的群众不识字看不懂，有的群众看不明白也不知道找谁问清楚。”党员代表向梦生说，“过去群众对村里的财务不清楚，现在一笔笔查了，疑虑也打消了。”

作报告、答问题、查凭据、提建议，会议整整开了三个半小时。什么感觉?向言奎说：“一身轻松，心情舒畅。”“老百姓都欢喜这个会，但我们担心的是，这个提意见，那个提意见，还敢不敢开下去?”村民代表向显寿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

如今，向显寿已不用担心。马鞍村如期举行了第二次“报告日”活动。今年6月，永顺县出台文件，在全县正式推行村级事务“报告日”制度。“我希望这个制度，不仅成为村民实现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窗口和阵地，也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开展党建宣教、提倡文明风尚的窗口和阵地。”李延堃说。

【党委党建范文】四

去年以来，江苏丰县纵深推进“一卡、一记、一车、一网”“四个一”走村串户工作法，组织镇(街道)党员干部以“一张连心卡、一本日记本、一辆流动车、一个信息平台”为载体，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卡系民心 联系群众无缝隙

近日，丰县梁寨镇“苏北羊王”陈家振为羊场技术员招聘犯了愁。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拿起民情“连心卡”，拨通了镇长王圣喜的电话。没想到，王镇长很快帮他联系了省市农技部门和相关院校，并安排镇畜牧站技术人员去羊场进行指导。“有了‘连心卡’，啥事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陈家振满脸欣喜。

丰县大力推行党员干部包挂责任制，15个镇(街道)1970名干部每人联系100余户群众，实现372个村(社区)全覆盖。该县统一印制民情“连心卡”，正面印有干部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背面印有包村干部集体承诺，走访时发放到所联系村民手中。群众可随时拨打电话咨询。对孤寡家庭、特困家庭、留守家庭和老弱病残的诉求，驻村干部主动上门服务。

日记民情 工作决策更科学

翻开梁寨镇党委书记王磊的民情日记，密密麻麻写着与村民接触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及每家每户的困难疾苦和诉求期盼。

民情日记是“四个一”的重要组成，也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密切党群关系的有效举措。该县组织包村干部随身携带民情日记本，在入户走访过程中随手记录农户家庭基本情况、问题困难和帮扶办法，征求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走访结束后，及时撰写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综合分析群众反映的矛盾问题、民生热点、致富难题等，形成调研报告，镇党委统一登记、逐个解决，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问题不遗留、矛盾不推诿”。

流动便民 群众办事不出门

“有了“流动服务车’，在家门口就能办好养老保险，真是帮大忙了!”梁寨镇新腰里王村张大妈逢人便夸。

为给群众提供便利高效服务，丰县组织各镇(街道)分别开通2-3辆流动便民服务车，抽调医疗、司法、民政、劳保、农技等部门人员跟车服务。每月1-20日，流动便民服务车按照排定路线，到各村(社区)进行现场办公，第一时间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现场解决不了的进行登记、限时办结。除定期服务外，农忙时节实行中午、傍晚错时服务，利用集市、交流会等提供服务，实现群众聚到哪里、服务跟到哪里。

网连万户 服务群众更高效

“有了信息管理平台，我们为民办事有抓手，更精准高效了。”梁寨镇组织委员杨安宁说。

杨安宁所说的信息管理平台，就是走村串户工作法中的“一个信息平台”。丰县投资30余万元建立民情信息动态管理服务系统移动网络平台，集“数据管理、工作跟踪、网络传输、监督评估”4项功能，设有法律政策、民情日记等工作模块。每名镇(街道)机关干部有一个独立网络账号，就联系村民的基本情况建立电子档案，将全县农户家庭的基本信息、问题诉求等数据化。党委、政府通过平台全面了解群众基本情况，动态跟踪包村干部联系服务和为民办实事工作进展，客观评估工作成效。今年以来，丰县依托该系统对全县建档立卡户精准跟踪帮扶，通过“一村一品”“一户一策”，为3.1万低收入人口顺利脱贫提供了有力保障。

【党委党建范文】五

为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今年以来，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坚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该市创新提出“四有五化”即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有章理事，组织区域化、管理网格化、机制规范化、服务精细化、手段信息化工作思路，增强基层组织力，提升社区党组织规范化、精细化、制度化水平。目前，该市每年投入2000余万元夯实城市基层党建基础，1000平方米以上社区占到35%，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每年受理解决群众诉求2万余件，打造了一批精品化、规范化、标准化社区，培育志愿者服务队200余支，志愿者注册人数1.5万人，互联社区、党建直通车、微社区等信息化平台得到广泛应用，社区党组织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效提升。

为构建共驻共建、互联互动党建格局，该市加强统筹协调，在街道社区全面推行“大党委”工作机制，由处级领导任街道联合党工委书记，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任委员，打通各领域党组织壁垒。实行动态开放的信息、阵地、文化、服务共享模式，协调盟市机关、学校、医院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对场所阵地、活动设施，相互开放、统筹使用，推动资源共赢共享。下沉服务力量，引导3437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帮助社区落实帮扶资金170余万元，解决群众困难问题1000余件。

影响员工参与的组织因素研究 篇3

关键词：员工参与；信息分享；授权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5－0099－05

员工参与既是提高员工和组织绩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又是创建和谐企业劳动关系的方法。因此，在西方企业，员工参与已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确立。中国企业推动员工参与还有一些阻力，本文试图揭示组织因素对员工参与的影响，以期为探索员工参与路径提供理论支撑。

一、文献回顾及理论假设

(一)员工参与

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条件下员工参与的多样性，学者们对员工参与的理解也不同。有的学者侧重组织沟通的角度来定义，Ellzabeth F.Cabrera，Angel Cabrera and Jalme Ortega将员工参与定义为让员工分享组织信息，参与组织决策的活动。有的学者从过程或者结果的角度来定义员工参与。Strauss认为员工参与可以被定义为任何一种让员工对他们的工作和工作条件施加一些影响的过程。从参与的结果来看，Wei Chi，Freeman andKleiner将员工参与定义为能够增加员工在工作场所和业务决策上的权力的一整套人事和人力资源的各种不同的做法。在国内，员工参与制度主要指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程延园认为民主管理是企业的普通员工依据一定的制度和程序，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管理和决策的各种行为的总称。陈向聪指出员工参与不仅包括管理的参与，还包括资本的参与或经济利益的参与。综上所述，国外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界定了员工参与的内涵，国内更多的是将员工参与作为一种制度来解释，但不管何种理解，它都涉及员工参与工作场所的决策和管理，对企业的管理与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绩效与员工满意度，因此，它包含权力、信息、知识和技能、报酬四个关键性因素。本研究将结合劳勒的操作性定义，将员工参与定义为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分享权力、信息、知识、价值的意识程度。

(二)组织影响因素

在影响因素方面，员工参与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受员工个体因素、组织环境以及所在组织总体经营状态和发展前景的影响。David(1995)研究发现，员工成就动机、独立自主性、自我效能感、自我意识等都会影响员工参与程度；Marshall，Stochl(1993)、Tjosvold(1987)认为员工参与不仅与员工个人层面有关，组织活动、组织干预、组织变革对员工参与也有重大的影响。Conner(1992)认为组织规模、团队成员的总体技能水平对员工参与有显著的影响。但Growen(1991)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组织规模并未在员工收入分享计划成功实施的过程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Glew(1995)通过对研究员工参与文献的回顾，认为员工个人因素(包括个性、意愿、态度)以及组织因素(包括组织结构、团队类型、组织的社会化程度)对于员工参与的成果影响较大。组织可以通过构建反馈机制，公布参与渠道，制定奖励制度和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以及合适的社会化活动等方式来促进员工参与。张震，马力和马文静(2002)认为：组织氛围中的科层性、创新性和支持性对影响员工参与的水平有重要的影响，创新性的组织气氛比较有利于员工的参与。此外，Conger和Kanungo(1988)认为一些组织因素将会阻碍员工参与，如由于官僚制中的某些规则会限制工作的自主性和员工的表达，从而堵塞了员工参与的途径。同时Neumann(1989)也认为强调等级安排和身份地位的组织结构不利于员工参与公司决策的制定。总之，影响员工参与的组织因素多样且复杂。国外学者研究员工参与的定量成果很多，国内学者也在积极探索，但大部分是定性研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参与的组织影响因素。

(三)理论假设

本文采用Glew的参与过程理论(ParticipatlonProcess)作为理论基础，以解释组织内有哪些因素影响员工参与的形式和程度。Glew认为，员工参与的产生取决于组织或管理者对员工参与的某种预期的利益需求，管理者按照他们对员工参与的预期设计了员工参与的项目，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一系列不确定的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将会阻碍或促进员工参与的程度，如组织文化、组织历史、团队类型、组织结构和个人能力、意图、态度、性格等等都会影响员工参与的结果和形式。本文将企业性质、组织规模、组织结构、组织年龄、组织制度并称为“组织因素”。

1.企业性质。企业性质是指企业的所有制属性。不同性质的企业，其管理模式和运作方法存在差别，进而员工参与的形式和程度也存在差别。张震(2002)对全国各地区共148家企业实证调查研究表明，在组织成员的沟通和员工参与决策方面，非国有企业得分显著高于国有企业。Deree C.Jones(2003)等认为企业所有权结构会影响员工参与水平，并指出外资企业或非国有企业员工参与度更高。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企业性质对员工参与有显著影响。

H1a：外资企业员工参与程度高于国有企业。

2.组织规模。组织规模用企业所拥有的员工的人数来衡量。Alyahya(2005)发现组织规模与员工参与度呈现显著性差异，相比而言，在规模较大的组织中，员工更积极参与决策。随着公司的发展，人员不断增多，管理上会暂时失控，外力的控制及惩罚的威胁不再能促使员工努力工作，这时需要实施参与制度让人们自动自律地去完成其肩负的职责。而且，大公司比小公司更有能力承担引进员工参与制度所产生的成本，因为这种固定成本平均分摊到员工个人身上之后所花费的成本比小公司花费的个人成本低。所以，大公司比小公司更愿意实施员工参与制度，参与度也更高。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H2：组织规模对员工参与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3.组织结构。组织结构规定了人与人之间如何交往沟通以及权力关系如何定义。本研究利用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对组织结构进行试探性的测量。在传统的组织结构中，管理层次多、管理幅度小、等级观念严格，员工只对本职工作范围内的工作职责负责，对工作参与的要求不高也没有驱动力。现代组织结构出现了扁平化、多极化、网络化发展的趋势。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意味着管理幅度的增加，管理者需要面对更大的信息量，处理更多的决策，以至于必须将一部分决策权下放至员工，由员工根据自己工作情况做出相应的决策。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探讨 篇4

关键词：群团组织,社会治理,困难,工作方法,枢纽

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 所有政党都是既具有政治性, 又具有社会性。群团组织也是如此, 同时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只不过不同群团组织双重属性中的拆分比重有所不同, 而且在不同政治氛围中, 同一群团组织也会呈现出与平日不同的政治、社会属性比例。2015年初, 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 群团工作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这预示着群团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党的群团组织已成为联系和整合执政党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的中介性力量。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 党的群团组织的战略性地位将会日益提高。那么在新时期下群团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都关心和关注的话题。

1 新时期的群团工作在参与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困难

应该说, 通过群团组织开展群众工作、推进党的事业, 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工会、共青团、妇联、商会等群团组织正以积极的心态参与社会治理, 这是一股凝聚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它们在推动跨越发展的同时有了很多新举措、新亮点, 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是社会职能被遮蔽。群团组织联系着党执政最基本的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 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向社会传递党的意志, 同时努力去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作用。但在实际运作中, 群团组织的社会角色及社会职能常被其政治角色和政治职能所遮蔽。群团组织是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成立的, 组织运作方式行政化色彩浓厚, 它的首要宗旨是完成当时迫切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因为长期在体制内运行, 并承担着某些行政职能, 不少群团组织成员的工作思路和基本想法也是以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为要务, 不知不觉中, 社会职能逐渐被遮蔽。

二是作用与“枢纽型”地位不匹配。一方面群团组织自身能力建设不够, 无法充分发挥政治上的“桥梁纽带”作用、业务上的引领聚合作用以及日常管理服务上的“平台”作用;另一方面尚未出台明确的文件对群团的枢纽性功能给予明确的制度化认定和授权, 推群团组织向“枢纽型”组织转化。另外, 群团组织工作性质、内容相近, 致使工作对象、资源交叉重叠, 加之各自为战、重复劳动, 致使群团工作势单力薄、效果较差, 导致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合力难以形成。

三是工作方法有效性不断下降。群团组织的传统工作方式大多以会议和活动为主, 活动多采取层层发动的运动模式。每年群团组织应时应景的节日活动似乎没有停歇, 往往来不及延续就转入下一个活动。当前这些传统工作方式的吸引力和有效性不断下降, 原因既与群团组织的信息化程度未能及时跟进有关, 更与当前群团组织所对应的群体分化明显, 各自的兴趣需求日益多元化, 而群团组织活动的内容缺少针对性, 所采用的还是群众运动的方式而不是专业社会工作的方式有关。

2 如何推动新时期群团事业的新定位、大发展

如同大型国有企业能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龙头作用一样, 推动群团组织在社会组织蓬勃兴起的状态下发挥带动、吸附作用, 已成为当务之急。《意见》强调:新形势和新常态下, 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 必须要加强对群团组织和工作进行新定位。

2.1 汲取价值认同, 重塑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下的角色定位

群团组织来源于群众、扎根于群众, 具有广泛联系群众、紧密贴近群众、直接服务群众的特点和优势, 是调节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和调节器。长期的实践证明, 群团组织已经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群团组织基本上都是基于一定的利益诉求和功能诉求而形成的, 在利益表达、公共治理和社会服务中往往具有明确的功能定位, 既关联到社会, 也关联到党政。在政府转型的大背景下, 群团组织承担的某些党政职能会逐渐剥离, 逐渐淡出行政体制, 转化为单一的群众团体角色, 这与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方向是一致的。群团组织只有充分凸显自身的社会职能, 以代表和维护本团体群众的利益为基础, 以公共服务为首要任务, 才能真正具有良好的凝聚力与生命力。

2.2 有效参与管理, 凸显执政党与群团组织“轴心—外围”模式

我们应该看到, 群团组织要保持政治属性与群众属性的平衡,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头是政党, 一头是群众, 群团组织的位置在哪里?从统战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来看, “心应该靠党更近一些, 屁股应该靠群众更近一些”。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党对群众团体, 应加强其政治领导, 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 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 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 也不能直接下政治命令, 而是经党团去实现。”在很多时候, 站在党的外围说话, 反而会更加客观, 更有说服力, 能够更好地为党做工作。这就需要群团组织要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 而不是完全依附于党政。同时, 党政工作不能取代群团工作, 也不能包办群团工作。

2.3 适应社会变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之路

当代中国, 市场化、网络化、全球化三峰叠加, 整个社会在加速变革, 而一切变革的影响最终都要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得以体现。他们对其所属的传统组织有着更多的期待和要求, 也有更多选择的自由。新常态下群团组织的历史责任, 更需要彰显这样一种应对“各种挑战”的新态度。

(1) 应对信息化挑战。信息化正深度改变了当代人的生存方式, 也改变了群团组织的组织动员方式。要积极改变单一的行政指令管理模式, 及时整合社会资源, 加快建设工作网络平台, 建立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对话的正常机制, 引领社会思潮, 与思想观念、工作需求、生活方式同步, 把握信息化时代的新潮话语权, 积极应对信息化的挑战。建设开放型宣传阵地, 灵活运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 实现有效沟通与对话, 对模糊认识进行正确引导, 对错误言论进行驳斥, 把握思想引导主动权, 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一些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思想理念、方法手段必将会给群团工作带来边缘化的危险。

(2) 应对利益分化的挑战。当前, 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广大群众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 利益诉求从相对单纯的物质需求和生存需求, 逐步向精神需求和民主权利需求拓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从过去就业住房、就学就医为主, 逐渐扩大到社会福利保障、贫富差距、公平正义等多个层面, 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作为群众之家, 群团组织联系着亿万基层群众, 有责任引导各个群体依法有序参与政治, 依法有序表达诉求, 千方百计地发挥引导群众利益诉求有表达直通车的优势。愿不愿做群众合法权益的代言人, 敢不敢做群众合法权益的维护者, 是每一个群团组织都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

(3) 应对官僚化挑战。当前, 有的群团组织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明显, 群众“敬而远之”。作为直面群众的组织, 必须去“机关化”、去“行政化”、去“官僚化”, 不能搞“花架子”。坚持改革创新, 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旧习。注重开放性、交互性、平等性, 坚持“虚功实做”、久久为攻, 注重把各种主题活动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 注重在预防和化解矛盾、延伸公共服务“触角”上使力。加强内通外联, 发挥各群团组织在机构性质相同、工作目标和服务手段相近等特点, 整合各自的资源优势, 提高公众认知度, 进而实现群团组织“大职能、强服务”的目标。

3 结束语

基于社会成员分层分化的复杂性和个性需求的多样性, 执政党唯有不断加强群团组织覆盖影响各自所联系群众的中介性作用或称枢纽性作用, 准确定位群团部门在推动发展上的“结合点”、合理维护的“立足点”、志愿服务的“出发点”、致富工程的“落脚点”, 才能把自己的生命根系更深更广地扎在社会的沃土之中, 实现“群团一盘棋, 合力创佳绩”的工作目标。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 .

[2]习近平.群众工作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367.

[3]谭力贤.中共沐川县委.四川沐川.做好新时期团工作的思考[J].中共乐山市党校学报 (新论) 工作研究, 2009, 1, 10 (6) :142.

[4]许昌魏.党员干部.做好新时期群团工作的思考[J].党委学报, 2010-2-04, 10:105.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简报 篇5

沙井驿街道党政办公室

编

2012年5月14日

沙街支持群团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沙井驿街道党工委健全完善以基层党的建设带工会组织、带共青团组织、带妇联组织建设工作，注重引导和支持基层群团组织发挥作用，切实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环节。

一是工会组织要深刻认识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依法维权和周全服务并举，通过研究服务对象、拓宽服务方式、整合内外资源，进一步加强服务平台和队伍建设，积极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组织参与 篇6

在河南杞县、尉氏、开封县等地，笔者对90名农户进行了“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意向调查”，调查对象中71户（占78.9%）有加入合作社的意愿，但仅有10户（占11.1%）已加入合作社，其余80户（占88.9%）尚未加入任何农民合作组织。调查表明，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调动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并通过有效方式把农户的入社意愿转化为现实。

（一）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认知现状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经施行6年多了，但据笔者调查显示，仅有15.6%的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非常了解，有51.1%的农户听说过，33.3%的农户不了解或没有听说过。

从已参加和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来看，已参加的农户中有95%的受访者对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都有所了解，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各项原则都“比较关心”；而未参加的农户中有65.6%被访者对合作社比较了解，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不关心。由此看出，合作社并未被农户放到重要位置上，农民对合作社的意义和发展前景在认知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目的和实现途径

针对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目的（调研中农户参与合作目的选项可多选），50%的农户是为了得到技术培训，48.9%的农户是为了提高产品销售价格，43.3%的农户是为了稳定产品销售收益，42.2%的农户是为了降低生产费用，34.4%的农户是为了提高农产品质量，25.6%的农户是为了获得生产销售服务，24.4%的农户是为了减少销售费用。这些数据表明，农户能够认可并确信合作社可以促进信息和技术的集中，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带领农民走出“单打独斗”的困局。

在加入合作社的途径上，已加入和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略有不同。已加入合作社的农户，40%是主动寻找加入的，30%是大户或企业动员加入的，20%是通过村委会动员加入的，10%是邻居或亲朋好友介绍加入的；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34.9%希望通过村委会动员加入，27%希望通过自己主动寻找加入，22.2%希望通过政府动员加入，7.9%希望有大户或企业动员加入，7.9%希望经邻居或亲朋好友介绍加入（其他项未计）。可见未入社的农户对入社信息缺乏、信心不足，需要外部力量推动。

（三）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和预期

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组织模式、运营方式等方面各有千秋，调查显示，农户兴趣较大的合作社类型主要有：35.4%的农户希望加入能人或专业大户牵头的合作模式，31.7%的农户愿意加入政府农技服务部门领办的合作模式，18.3%的农户希望加入龙头企业推动的企业主导合作模式，9.8%的农户希望加入村委会组织领办的合作模式，3.7%的农户愿意参与协会主导的合作模式（其他项未计）。上述选择反映出，农户最信任的组织者是农业生产经营能力突出的农民，农户最迫切的需求是在销售和技术方面获得支持；这与目前开封市逐步形成的“农村专业大户+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多元化产业发展模式相辅相成。

同样，农户希望从合作社得到的帮助也不尽相同（可多选）。调查显示，70%的农户希望能得到更好的技术指导服务，53.3%的农户希望得到市场信息服务，46.7%的农户希望得到资金支持，38.9%的农户希望得到产品销售服务，33.3%的农户希望得到各种农资供应，27.8%的农户希望得到农产品加工服务，14.4%的农户希望得到产销中的人力协助劳动力方面的帮助，另有1.1%的农户希望得到其他方面的帮助。

二、制约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原因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加入合作社符合大多数农户的长期愿望，但以下因素抑制了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步伐，造成目前农户精神期待与现实参与的脱节。

（一）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有待提升

调查显示，39.1%的农户未参加合作社的主要原因是对合作社不了解，对加入合作社能否增加收入缺乏信心也是农户未参加合作的一大原因。农户对合作社的运作效率和效果、相关政策和法规缺乏深入了解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农户入社意愿徘徊不前。

（二）合作社的发展未能跟上农民的需求

调查中，部分农户因当地没有人牵头组建合作社而无法参加，这一现象说明能够带领农户合作、受农民信任的领导者稀缺；另外，调查中了解到，虽然合作社的数量不断增长，但是规模没有增大，调查的3个县平均每个合作社有7.6户成员。由于多数合作社规模小，在影响力和带动能力上还未形成气候，使得没入社的农户多数处在观望状态，造成合作社的发展相对滞缓，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

（三）合作社的服务功能显现乏力

调查中，感到加入合作社对自己帮助不大的农户占15.2%，居未入社原因第三位，合作社服务能力差制约着农户入社。农户在生产经营方面往往面临着假冒伪劣生产资料、缺少技术和资金、销售困难、农产品价格低、缺少市场信息等困境，希望能够通过合作社有效破解这些难题，而且在农产品加工、运销、服务等方面能够分享利益。但从调查情况看，当农户遇到生产资金困难时，未入社农户其主要解决方式是向亲朋好友借贷或者自己攒，认同率分别占77.5%和52.5%（已入社农户认同率分别是80%和50%），到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占13.8%（已入社农户认同率是20%），希望通过合作社借贷的仅占1.3%（已入社农户认同率分别是10%）；对于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未入社农户愿意向亲朋好友求助的占53.7%（已入社农户是30%），愿意向乡镇技术人员求助的占28.8%（已入社农户是40%），愿意向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技术人员求助的占11.2%（已入社农户是30%），向农资经销商求助、上网查询、自己想办法等其他方式解决问题的占6.3%；对于生产经营信息的了解渠道，72.5%的农户是通过各类媒体获取（已入社农户是30%），51.3%的农户是通过各类宣传广告获取（已入社农户是70%），33.8%的农户向亲朋好友咨询（已入社农户是30%），22.5%的农户从政府（乡镇）有关部门得到（已入社农户是60%），5%的农户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获取（已入社农户是70%）。

可以看出，农户在生产经营中遇到困难时，合作社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合作社功能不足，农户没有意识或感受到合作社的功能和特点；另一方面，合作社大多组织规模小、实力弱，无法为农户在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中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对于迫切需要降低市场风险的农户缺失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户对参与合作社的行为选择。

（四）农民参与合作社动力不足

合作社未能大幅增加农民收入，抑制了部分农户入社积极性。目前，很多合作社已经能够提供供种、购备农资、技术服务、保护价收购等服务，甚至合作社的经营范围扩大到了加工、贮藏、运输、品牌营销等方面，基本覆盖了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农户只管照章作业就可保证收益。调查中了解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就是农民增收困难，合作社虽然让农户省时省力省心，减轻了劳作负担，但并未实现收入的大幅增加。

三、引导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议

当前，推动合作社发展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真正有需求的农户的自主参与，提高农民自身发展能力。

一是找准合作社发展路子，增强对农户的吸引力。现阶段，合作社把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户联合起来，发展规模生产和专业化经营，促进了农户收入的提高，发展前景广阔。但是，随着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多，农业劳动力素质有所下降，加上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小，经营体制分散，这都制约了农业规模效益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制约了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合作社应及时发现问题，认真总结经验，努力增强自身实力，加强组织能力，提高运营水平和运作效果，提高农户的信任度。政府部门应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加以监管和扶持，帮助合作社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根据农民的现实需要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在构建利益制衡机制时，有效保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二是拓宽教育培训范围，大力培育新型农民。鉴于目前农村能够领办专业合作社的带头人缺乏，政府部门可采取各种形式，扶持和挖掘发展合作经济的带头人，大力培养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和愿意带领农民闯市场的专业人才，帮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增加收入。在增强对农民专业技能培训的同时，增加新农村建设、新型合作组织发展、新型农业科技等增长见识，开阔思路的培训，扭转农民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薄弱现状，拓展农民发展视角和思路，增强农民入社信心。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 篇7

社会治理与青年社会组织的内涵与角色

要做好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工作, 首先需厘清社会治理的概念和青年社会组织的定位。

1. 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构建多元化平等的社会合作伙伴关系, 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偏的过程。社会治理往往是多元的、双向的、立体的, 与之相比, 社会管理往往是一元的、单向的、平面的, 主要是指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

虽然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仅一字之差, 但是却包含了重要的理念转变和丰富的信息内涵, 更加强调主体的多元性和客体的参与性。《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 加强党委领导,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种提法与过去强调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一元地位有很大的不同。多元参与改变了政府对社会事务调控管理的理念, 将调控转变为协调与服务, 也促使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 从而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体制, 即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模式, 为社会组织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更多的可能。

2.青年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本文更多地在狭义上探讨社会组织, 即由目的性、组织性而组成的社会群体, 其有特定的目标、固定的成员、稳定的构架、普遍的规范和开放的系统。团中央2008年首次提出“青年自组织”这一概念, 并在团的“十六大”报告中多次出现这一词汇, 其主要是指由青年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我运作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 团组织普遍对青年社会组织的界定为以40周岁以下青年为主体, 自发成立、自主运作、自我管理, 以促进社会公益、引领主流文化、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为目的, 存在于党政和市场体系之外的具有非政府、非营利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 包括依法正式登记注册的青年社会组织和暂未具备登记注册条件但在发挥积极作用的青年社会组织。事实上, 对青年社会组织的界定主要依据两大要素:青年社会组织的主要成员是青年, 青年社会组织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青年, 两者取其一皆可。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内容、成效和问题

1.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

(1) 组织机构单一。青年社会组织构架往往是直线型, 由于资源的局限性, 其下设部门较单一, 职责多有交叉。很多青年社会组织没有核心的业务部门, 更多地是设置常见的行政管理部门, 其业务尚未形成较强的竞争力。

(2) 人员流动频繁。青年社会组织人员往往比较年轻, 其职业生涯规划的调整、就业岗位的变动、家庭角色的转化, 往往导致其流动频繁, 致使青年社会组织人员变化快、积累少。

(3) 管理效率低下。青年社会组织的人员构成多元化情况明显, 不少核心成员以兼职身份参与组织建设和运作, 时间、精力上都受制于本职工作, 无法全身心投入。此外, 很多青年社会组织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组织运作常处于停顿阶段, 这些“短板”极大地影响了组织效率和运营水平。

2.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容

(1) 社会公益活动。很多青年社会组织以公益为运营方向, 充分发挥其在某一领域的特长和优势, 做好社会公益服务。

(2) 行业协会发展。许多青年社会组织以行业为纽带, 自发开展基于本行业的各类活动, 促进行业协会发展, 带动企业成长。如某市真皮服饰商盟集聚了300余家从事皮革制造、销售的企业, 该商盟经常开展沙龙、讲座, 提升成员在本行业的运营能力, 突出抱团发展, 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营销模式, 提升商盟成员的市场竞争力。

(3) 促进就业创业。青年社会组织有着相当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其成员年龄、知识、爱好使其能更好地贴近和把握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年发展需求, 为青年的就业创业提供更多机会和更好平台。如某市青年联合会、青年企业家协会定期参与高校就业见习招聘会、大型校园招聘会和地方青年就业招聘会, 为青年提供实习和就业的机会。其成员还积极与创业青年结对, 实施一对一指导帮扶, 切实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4) 文体艺术活动。青年群体是最具有活力和动力的组织, 文体艺术活动是广大青年喜闻乐见的交友、聚会方式, 也是凝聚青年、服务青年、引领青年的重要载体和手段。青年社会组织通过开展题材新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文体艺术活动, 能更好地为青年创造舒适、健康、快乐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如海宁市某镇大学生联谊会, 经常性组织在该镇就业创业大学生开展各类文体艺术活动, 增强了青年对该组织的凝聚力, 还为一些青年交友、婚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深受当地政府、用人单位和青年的喜爱。

3.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成效

(1) 促进社会和谐, 维护社会稳定。青年社会组织在广大地区, 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等传统薄弱地区的社会治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组织、实施的各类活动, 能较好地反映当前青年所需所求, 从而团结好各个层级的青年, 维护好青年的合法切身利益, 促进青年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不仅为党和政府分忧, 更促进了社会和谐, 维护了社会稳定。

(2) 服务青年成长, 助力青年发展。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 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因为文化和技能不高, 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亟需引导、培训和帮助。青年社会组织能较好地承担这份责任, 通过贴近青年实际的举措, 切实帮助青年提高业务能力, 适应生存环境。尤其是用青年听得懂、看得清、想得透的方式进行宣传和引导, 更易于为青年接受, 实效明显。

4.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1) 覆盖面不广。虽然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但是对整体而言, 还存在覆盖面不广的情况。如西部地区整体覆盖比东部地区弱, 经济欠发达地区比经济较发达地区弱, 农村青年的参与度和受益面比城市青年低等。

(2) 影响力不够。目前, 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青年社会组织数量较少, 对青年的吸引力较弱。

(3) 创新性不足。青年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积极性不高、创新性不足, 在理念、制度、政策、措施方面的改革未深化, 不符合当代青年发展的要求, 不能使组织运作更加规范、科学, 因此无法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

青年社会组织应坚持“发展是前提, 建设是核心, 服务管理是基本手段”的要旨, 不断提升参与社会服务的能力, 提供有生命力的服务项目, 切实服务好广大青年, 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平台。

1.转变观念, 优化资源

政府、青年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治理创新的大潮中均需要转变理念, 优化资源。作为政府, 应立足简政放权, 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是市场能办的, 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 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青年社会组织应主动走上前台, 充发挥自身的年龄优势、行业优势、技术优势, 做好公共管理和服务, 切实履行好社会职责。作为个人尤其是青年, 应在改革大潮中奋勇前进。具体而言, 应对资源进行有效合理分配, 优化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资源配置。如政府将以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向社会组织进行采购, 或政府将一部分资源下放给青年社会组织, 委托其进行社会公共服务, 或从资金上予以扶持。如此, 可发挥政府和青年社会组织各自优势, 使治理效果最大化。

如某区采用“四化”方式孵化青年社会组织, 有着很强的参考意义。

(1) “一站式”平台支持。该区共青团联合所在街道创办“启梦空间”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采取无偿或者低偿的服务形式, 向青年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通过网络媒体平台和基层组织广发“英雄帖”, 最终与34家社会服务能力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青年社会组织达成入驻意向。同时成立运营管理委员会、监督与顾问委员会等机构, 负责日常运作。

(2) “管家式”培育帮扶。该区形成集“零门槛”接收、“专业化”辅导、“融入式”对接、“自治式”培育、“定制式”孵化等环节为一体的孵化流程, 重点向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公益理念、运行模式、项目设计、制度完善、团队建设等多元化的“栽培”服务。此外, 该区共青团还发起“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论坛”, 形成青年社会组织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联盟”, 让公益社会组织“组团发展”。

(3) “联动式”互助对接。该区建立社会组织物质资源支持系统和青年社会组织管理、联络员机制。对优秀项目的小额资助, “量身”打造孵化方案, 并实施特定的毕业制度, 有效控制风险, 做到“成熟一个, 推荐一个, 合法注册一个”。

(4) “参与式”社会治理。该区注重引导青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先后在“三改一拆”、台风灾后重建、文明城市创建、历史街区提升、铁路站开通等重点工作中投入大量精力。逐渐探索承接青少年社会事务的模式, 由青年社会组织认领承办中小学心理体验课程、周末国学课堂等项目,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多元参与, 良性互动

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政府和社会组织均要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参与者或决策者, 其将部分适合社会组织参与的领域让出来, 使社会组织有更广阔的空间。政府不直接参与并不意味着不作为, 应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 让社会组织参与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确定负面清单, 从而确保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违规必查。这也将促使青年社会组织明确自身定位, 与党和政府保持目标一致, 更好地承担原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责, 更好地表达青年切身利益和诉求, 努力获得政府支持、社会认可和青年“点赞”。目前, 互联网已经深刻影响着广大青少年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 青少年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与互联网密切相关, 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形势, 青年社会组织应充分发挥优势, 积极引导, 承担社会责任, 努力通过各方共同努力, 使网络干净起来、晴朗起来, 真正让网络成为青少年的精神家园,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年中扎根。如某市第九区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真实、随时更新的城市互动媒体, 并承担起爱心公益的社会责任。目前该网站已成功组织了50多场公益活动, 并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做好网络舆情工作, 积极引导青年理性上网。

(1) 围绕社会热点, 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展开讨论和引导:针对文明城市创建, 发起“公交车十五怪”真人模拟暴走漫画活动;针对“五水共治”, 发起微信调研活动;针对空气质量问题, 组织“圣诞老人送口罩”公益活动等。

(2) 在重要时间节点, 组织开展爱心公益活动。用好看、好听、好玩的方式做好活动的氛围营造工作, 母亲节举办“辣妈”厨艺秀活动, “六一”开展新居民子女“城市探索”活动, 6月7、8日提供高考爱心车队志愿服务等。

(3) 通过切合热点又符合导向的新闻、帖子等形式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如对马航客机失联、余姚水灾、余杭垃圾场建设、嘉兴水质问题等社会热点问题, 组织开展网上正面评论引导工作, 引导网友理性、全面看待事件。

(4) 对内积极发动青年员工, 特别是青年党团员带头做网络环境的净化者, 积极发动青年员工从自身做起, 不信谣、不传谣、不煽动、不跟风, 力所能及地为整个网络空间的净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3.提升能力, 开辟途径

社会组织参与城郊养老服务的探索 篇8

1.1 养老需求多元性

近年来,城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对养老服务的需求除了物质层面之外变得更加多元化。近几年,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对提高,他们往往在文化、自我价值的实现等方面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其精神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另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老年人对医疗服务方面具有更高的要求,例如大部分老年人都希望有医疗团队能够进行上门服务等。

1.2 养老服务供不应求

城郊地区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相对应的养老服务需求也持续增加,而提供养老服务的组织却较少,政策以及基础设施等相对不够完善,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这就导致许多老年人得不到满意的养老服务。

1.3 养老服务质量较低

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但城郊地区往往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导致养老服务的质量相对较低。例如医疗卫生服务组织的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相应的需求,进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相应的社区活动难以有效开展,进而导致老年人产生孤独等心理问题。

2 完善我国城郊养老服务的措施

2.1 完善政策,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组织对养老服务的参与程度,与当地政府的有关政策具有直接关系,城郊地区的发展与中心城区相对较同步,但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当地养老服务系统中的政策仍需进一步完善。

2.1.1 社会组织管理方面

政府职能部门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将社会组织的地位、功能以及责任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明确,进而使其与政府和市场之间能够形成互利、互补的关系。同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也应当出台更加切合市场规律的政策,使其运转更加灵活,进而以多种形式参与到城郊养老服务的建设中。

2.1.2 社会组织资金支持方面

养老服务是高成本、低回报的社会服务,因此,政府在财政、税收等方面应出台一定的优惠政策,例如降低或免除社会组织的所得税标准。另外,政府应从长远的角度进行考虑,将养老服务的供给列入当地预算及相关规划中,在用地、基础设施等方面为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

2.2 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人才是完善养老服务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社会组织在城郊社区开展工作时,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队伍建设,这对养老服务的质量也有重要的影响。

2.2.1 健全人才培养体系

引进相关专业人才,使社会组织服务团队建设达到较高水平;定期对相关服务人员进行培训,并实行资格认证制度,完善相应的激励和考核制度,打造具有较高素质的专业服务团队。

2.2.2 扩大人员培养范围

提供养老服务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家属和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因此,通过社会组织的参与,对有关家属和志愿者也进行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输送,使其具备相对专业的养老服务知识,并不断进行完善,同样也能使老人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2.3 优化合作关系,整合养老资源

城郊养老社区地理环境较为特殊,社会组织在参与城郊养老服务提供过程中,应结合实际情况,与当地居民自治组织、社区服务机构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进而实现资源的整合。

2.3.1 社会组织与社区服务体系的合作

相对城郊本地的社区服务体系而言,社会组织作为“外来者”,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因此,在社区进行养老服务普及时,应促使社会组织与当地社区已有的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使两者取长补短,互利共赢。

2.3.2 社会组织与居民自治组织的合作

一方面,社会组织为城郊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相应的服务,应与居民自治组织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居民满意度的提升为服务准则;另一方面,居民自治组织对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的服务进行监督,促使养老服务更加人性化,两者相互促进,使当地的养老服务系统更加完善。

3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在城郊养老服务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积极解决当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同时,当地政府应正视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在制度和政策方面进行完善,为社会组织更好地进行养老服务提供更多的便利;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进行队伍建设,提高其养老服务的质量,高效地满足当前城郊地区老年人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李长远.国外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典型经验及借鉴[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2]刘毅,曹清连.城郊养老社区合作开发模式的构想[J].中国城市经济,2010(11).

[3]邹宜珺,李梅芳.城郊居民养老现状调查研究——以烟台市为例[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4(6).

试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篇9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政府,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作为日渐崛起的重要社会力量, 在多次公共危机事件中已凸显其独特优势。因此, 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探讨研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依据

(一)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必要性

非政府组织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 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这与政府公共机构的公共价值目标相同。两者在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多样化、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方面, 是不冲突的。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 具有非常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 因此, 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也存在“政府失灵”, 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可能出现低效与寻租的情况。所以, 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可以进行互动合作, 实现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正是以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存在为前提。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 非政府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同时还能极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

(二)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特有优势

1. 行动灵活。

当出现公共危机时, 政府组织往往由于严格的层级体系或某些政治原因、价值因素使得其反应缓慢。与政府体系相比,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 决策是分散而独立的, 它可以即时作出反应, 迅速渗入事件的各个环节, 并根据各种既定的条件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计划, 灵活调整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2. 专业性。

虽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现在专业性还很不足, 但是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是它的一个特点。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将自己的目标定得非常具体明确。例如, 关注某类社会问题或救助某些弱势群体, 然后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吸纳组织成员, 最后形成了专业特色鲜明的人员组合, 并长期从事社会或科研最前沿的工作。

3. 民间性。

政府在处置一些危机事件时, 往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作为外部角色去对待, 而非政府组织是以水平的角度、平等的眼光在与群众的交融中去对待, 其工作手法特别注重通过有效沟通来引导社会公众的参与, 与社会成员打成一片从而为问题的解决做好铺垫。它们上接政府, 下联基层群众, 社会触角和成员基础十分广泛, 具有很强的民间性[1]。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 非政府组织官办色彩较浓

现实中, 中国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是由政府的职能部门转变过来的, 或者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建立的, 它们在组织、职能、人事、活动方式和管理体制等多方面严重依赖政府, 甚至仍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过分依赖, 一方面助长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直接干预, 削弱了组织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也严重束缚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力, 妨碍了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优势的发挥。

(二) 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一是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完整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 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明确法律规定。二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权利和途径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据统计, 中国目前已经制定涉及突发危机事件主要是针对整个国家应急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逐步对应急管理体系进行了完善。但是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各级应急预案中对突发事件中非政府组织权责的规定并不明确, 缺乏可操作性的配套规定。

(三) 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够

据统计, 目前中国非政府组织中的职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专职工作人员;二是兼职工作人员;三是志愿者。其中, 专职工作人员的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 相当多的组织雇佣兼职人员, 较少使用志愿人员。缺乏志愿者大概是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最大差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缺乏广泛、深层次的社会认同, 社会公信力不够。这就使得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群众应对危机时, 很多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

(四)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缺乏沟通协调机制

长期以来, “全能政府”的管理理念使政府几乎包揽公共危机事件所有阶段的全部工作, 表现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主要依靠的力量还是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部队和相关的组织工作人员, 在整个应对过程中与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协调机制基本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 在公共危机事件应对过程中, 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或是疏于联系, 或是政府部门仅以传统行政命令的方式传达其决策, 彼此之间缺乏互动沟通;另一方面, 在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分别应该承担哪些职责、具体负责哪部分工作, 或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又应该承担哪部分工作等情况, 在中国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五) 非政府组织自身发展受限

一是资金不足。现阶段的非政府组织正处于一种从政府领域向公众领域的过渡时期, 一方面政府提供的拨款数量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政府也鼓励非政府组织财政上争取独立和自负盈亏。物质资源和财政资源是危机管理的基础, 而目前非政府组织在资金筹措和运作能力上普遍能力不足, 以至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的救助捉襟见肘。二是人才不足。这使得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所应该具备的技术和专业能力, 包括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组织架构的设定, 管理机制、运行机制的确立, 社会资源的整合, 专业资源的挖掘, 自身形象的塑造等各方面, 还有在善后处理中对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监督, 绩效的自我评估等能力, 都显得明显不足。

三、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作用的建议

(一) 从政府层次, 应重视和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第一, 政府要积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不能简单地把非政府组织作为其管理和执政的助手, 要充分认识到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重要性和长远意义。要将培育和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作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 尊重非政府组织, 努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同非政府组织进行沟通、协调和合作。第二, 要健全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一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 适时制定《非政府组织法》, 完善非政府组织管理模式, 同时要在非政府组织法律框架中明确规定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 为其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条件。二是要在有关公共危机管理法规中明确非政府组织的责任, 同时对非政府组织的运营实行必要的法律规制, 在法律上对非政府组织处理危机事件的行为加以保障和规范。第三, 要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普遍资金匮乏, 尽管有些非政府组织有一定的收入, 但经费的来源通常是其成员交纳的会费或提供的服务性收入。针对这种情况, 政府应当拨付一定的款项作为资金支持, 并通过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或是项目引导等方式创造条件, 为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和物质基础。第四, 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互助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首先要成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协调机构, 由政府部门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骨干组成, 工作人员以兼职方式任职, 平时不在位, 危机时刻则立即组合到位, 具体负责统一调度指挥分散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 为危机解决提供组织保障。其次, 要搭建两者之间强有力的危机沟通平台, 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 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通过应急平台等方式, 建立二者之间实时联动的危机信息沟通渠道。再次, 政府在常态管理中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 使它们的工作安排与政府的各级应急计划相互衔接, 避免出现脱节漏洞或职责不清[2]。

(二) 从自身角度, 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首先要加强理念建设。对于一个非政府组织, 理念或使命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灵魂, 代表组织的目标和方向, 也是它取得社会资源的基本依据。确立非政府组织的使命, 实际上就是确立它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 为它的未来发展定位。其次, 要提高专业素质。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 开展科学化、规范化的组织操作, 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引进专家和学者, 积极开展有关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的运行模式、发挥作用的程度、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绩效评估等公共危机理论与政策的研究, 从而不断提高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化素质[3]。再次, 要完善管理制度。包括制定危机处理的基本程序, 明确相关人员的责权范围, 利用各种手段来完善自身的运行机制等内容, 对其微观行为进行规范。

(三) 从社会层次讲, 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认同度

从社会层次上推进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作用的完善主要是加强公民文化建设, 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外在合法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 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公民应具备良好的参与意识, 积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 公民还必须充分明了自己的权利与责任, 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积极地承担监督和参政的责任。第二, 培养公民的志愿精神。非政府组织“志愿性为公”的性质, 决定了人们参与其中的激励依靠是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于应对公共危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这种超然物外的激励与权力、金钱相比就显得较为脆弱。所以, 培养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培养社会的公德心、使命感就显得格外必要。

参考文献

[1]沈荣华.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J].新视野, 2005, (5) .

[2]石奎.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J].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学报, 2004, (2) :15.

组织参与 篇10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意味着在2020年以前, 我们要确保全国7000多万人如期脱贫。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扶贫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是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 遇到的困难也比以往更为艰巨。我们的扶贫投入力道逐步加大, 但是我们的扶贫效率以及扶贫质量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以往的粗放型扶贫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针对该情况,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思想。

目前学界对精准扶贫学界尚没有统一的定义, 本文采取马尚云学者的定义“所谓精准扶贫, 就是通过‘三位一体’ (政府、市场、社会) 大扶贫格局的运行, 最大限度第动员全社会的各类资源, 其中重点是运用专项扶贫政策措施, 实现对贫困人口的精确性识别、针对性扶持、动态化管理、精确性考评, 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精准扶贫包含几个内容: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云南省是经济欠发达省份, 据《中国扶贫》显示2013年, 云南省贫困人口为661万人, 贫困发生率为17.8%, 贫困发生率在全国排名第五, 贫困人口数排名第二。精准扶贫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共同努力。云南被称之为是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摇篮, 据云南省民政厅2014年统计在滇备案的境外组织有38所。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扶贫方面的合作比较成熟。根据以上多种因素考虑, 选择云南省作为调研地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目前学者关于精准扶贫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是对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的演进的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形势变化, 农村贫困治理体系结构先后呈现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贫困县瞄准为重点、贫困村瞄准为重点等阶段性演进特点 (黄承伟, 2015) 。二是对原有的粗放型扶贫方式的反思, 提倡扶贫对象的瞄准应该从单维瞄准嬗变为多维标准, 认为在瞄准的维度层面, 应该将主体、目标和程序等众多要素进行瞄准 (吴雄周, 2015;) 。二是对现在实行的精准扶贫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主要有瞄准目标偏离, 精英捕获现象, 行政成本、社会成本投入大, 贫困户参与不足, 帮扶政策缺乏差异性和灵活性不足等问题 (左亭, 2015;葛志军, 2015) 。三是分析了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 主要从贫困户参与意识淡薄、贫困原因差异性大、管理主体协同性不足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吴雄周, 2015) 。针对以上问题, 学者提出了以下建议尽快开展贫困普查、实施分类管理、处理好上下级扶贫部门的责权、事权关系以及平衡好政府的严谨性和灵活性 (邓维杰, 2014;葛志军, 2015) 。同时也有学者对扶贫瞄准方法的国际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以及总结, 分析了四个目前国际上主要使用的贫困个体的贫困瞄准方法的优缺点 (罗江月, 2014) 。

就目前文献来看, 学者们主要从政府角度进行分析, 但是正如前文所言精准扶贫需要政府、社会、市场三个主体共同努力, 因此, 本文通过调研境外M组织驻滇办事处对贫困户的识别与帮扶过程, 试图从社会组织的角度进行分析, 主要分析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组织与政府一起协同参与扶贫工作以及社会组织是如何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的。

2 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境外非营利组织M驻滇办事处。M组织是在港注册的非宗教、以义工为主导, 主要从事教育扶贫事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M组织内部机构设有会员大会、义务董事局、义务执行委员会等, 是一家以会员制为主的慈善机构。其中, 云南项目办事处隶属于义务执行委员会, 有9名工作人员, 据了解, 云南办事处是M组织在大陆唯一的一个办事处, 大陆所有项目的前期考察、审核, 中期执行, 后期监督都由云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完成。其教育扶贫事业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分别是学生资助 (主要资助高中生以及大学生、同时也有爱心冬衣等其他项目) 、希望小学建设和特殊教育师资培训。本文主要调研的范围是大学生资助这一部分。

在对M机构所进行的实地调查中, 主要运用访谈法和文献调查法, 接触与M组织有关人员, 主要涉及M组织工作人员、受助对象 (学生) 、受助社区居民、捐款人。以期了解更为详细、全面的信息。

3 管理主体协同的现实基础

3.1 精准扶贫“脱靶”现象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基础, 我国目前的扶贫治理结构是以贫困村为瞄准重点的开发式扶贫, 在贫困户识别上以农户收入为基本依据, 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 通过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和逐级审核的方式整户识别。但是由于农民流动性较强、地方精英捕获、贫困户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会出现弃真型误差和存伪型误差。这两类误差分别指符合条件的目标群体没有全部受益以及不符合条件的人享受到了社会政策。

云南省贫困发生率为17.8%, 贫困人数为661万人, 大部分贫困户居住在远离乡政府的穷乡僻壤, 调查难度大, 人口基数多, 为贫困户建立准确完整的档案难度较大。“脱靶”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此外, 我国目前主要实施“两项制度衔接”模式, 规定衔接对象要以县为单位实行“规模控制”, 贫困人口规模是基于省级扶贫单位部门测算结果自上而下分配的。在这种格局下, 各地获得的贫困村与贫困户指标未必与实际的贫困人口规模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指标溢出或不足的现象。对于遗漏的未帮扶到的贫困户, 可以由社会组织进行添补。

3.2 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

相比以往的粗放型扶贫, 精准扶贫也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这无疑会加重政府的行政成本, 后期的资金以及项目的监管同样需要人力的投入, 如果再设立单独部门进行管理, 这与我们精简政府办事人员的理念不符。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新格局, 这意味着政府的部分职能要逐步下放给社会, 在精简政府部门的同时可以激发社会活力, 充分发挥市场的优势, 盘活社会资源, 增强公民的主人公意识。扶贫事业就是一项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才能得到良好效果的大工程。尤其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政府职能转型这样的新形势下, 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3.3 对政府资助的补充

2007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以解决贫困大学生因经济原因无法接受教育的问题, 学费和住宿费方面, 主要以助学贷款为主, 以国家励志奖学金等为辅;生活费问题, 主要以国家助学金为主, 以勤工助学等为辅。贫困大学生的学费可以依靠助学金来解决, 但是由于助学金、励志奖是在该生进入大学一段时间后才进行发放, 贫困生的生活费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同时, 资助的名额也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国家助学金的比例是占在校生的20%, 国家励志奖的比例是3%, 资助名额的比例已经被限定, 但是每一个学校自身的情况是不同的, “一刀割”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名额的溢出或是不足, 部分贫困生可能因此没有得到相应的资助。在这样的背景下, 来自社会的资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4 教育扶贫对象瞄准路径

M组织资助贫困大学生主要来自以下几个地区, 分别是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贵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甘肃庆阳市环县、云南省临沧市、云南省昭通市。常年资助地为云南省临沧市和昭通市。对于县、市的筛选, M组织主要有以下考虑, 一是该县、市是否有贫困户需要资助, 判断该地是否需要资助除了当地团委向其寻求帮助以外, M组织还会派工作人员亲自到该地进行调研进行评估。二是考虑到是否好进入, 以及与当地政府协同是否有效的问题, M组织作为境外非营利组织参与云南教育扶贫事业, 需要当地团委以及青基会的支持, 如果双方配合不当, 资助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 M组织选择的资助地点大多是已和当地团委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的县市。

在名额分配方面, 一个县 (区) 大约有三到四个名额, 主要考虑三个因素, 分别是:当地的总人口数、人均GDP、贫困人口数。考虑这三个因素主要是考虑到公平性, 比如镇雄县一县有人口152万人, 是云南省人数最多的县, 人数是临沧市的一半, 如果只将人口作为唯一的参考标准, 那么资助名额的分配就会向人口大县倾斜, 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在选择具体的资助对象方面, M组织有一套标准, 除考虑家庭年收入以外, 还会考虑到家中是否有人患病, 是否单亲家庭等情况。M组织将名额确定好之后, 分配给当地团委, 由当地团委或者学校进行选拔和推荐, 并附上贫困证明。之后工作人员会进行家访调查, 以确定该生真的符合资助标准再进行资助。

通过考察M组织的资助对象的瞄准过程, 不难发现精细化是其最大的特征。对于每一个受助对象都进行上门家访, 使得精准识别几乎不会脱靶, 但是这无疑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成本, 这也是精准扶贫面临的挑战之一, 如果全部工作由政府负责, 那么扶贫的绩效将打上一个折扣。无论如何, 我们都希望将资助金额尽可能多的用在受助者身上, 而非是纠缠于行政费用。因此, 与社会组织协同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M组织识别资助对象的过程就可以体现出社会与政府良好的互动, 由政府提供名单, 由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核实。这样可以节省一定的行政成本, 同时, 资助的过程也受到了多方的监督, 可以从另一个层面保障资金能够送到受助者手中。

参考文献

[1]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 2014 (6) .

[2]葛志军, 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 2015 (5) .

[3]黄承伟, 覃志敏.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J].开发研究, 2015 (2) .

[4]刘胜林, 王雨林.基于文献研究法的精准扶贫综述[J].江西农业学报, 2015, 27 (12) .

[5]罗江月, 唐丽霞.扶贫瞄准方法与反思的国际研究成果[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1 (4) .

[6]吴雄周, 丁建军.精准扶贫:单维瞄准向多维瞄准的嬗变——兼析湘西州十八洞村扶贫调查[J].湖南社会科学, 2015 (6) .

[7]余秀兰.60年的探索:建国以来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探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 08 (1) :151-163.

组织参与 篇11

关键词：日本社会组织；社区养老

一、日本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的特点

1.坚实的法律保障

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作用，日本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有关社区养老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与政策，旨在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改革，从而建立和完善促进日本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法律保障体系。

1963年，日本政府颁布了《老人服务法》，又被称为“老人宪章”，是日本推行社会化养老的开端，该法第一次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内容作出了规定。随后1982年颁布的《老人保健法》则又进一步规定了老人的医疗保健服务，解决了老人的医疗保健需求。1989年推行的《高龄老人保健福利推进10年战略计划》（即黄金计划），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以及被服务者在为老服务中的具体权力与义务，规定了有关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和社会组织注册、经营等方面的法定条件，使得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拥有了法律的保障和规范的制度环境。1998年，日本颁布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有效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组织的发展，其中大部分社会服务和活动都集中于老年人这一特殊弱势群体。2000年颁布的《护理保险制度》（又称介护保险法）则从引入市场机制，通过保险的方式，由保险公司支付老年人的服务费用。老人可根据这笔费用自由地选择服务机构，从而促进了社会组织间的竞争机制，提升了服务质量，同时也减少了政府财政压力。

2.多样化的服务形式

目前日本提供社區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1）政府资助的社会组织，如社会福利协会，其资金收入来源大多数依靠政府资助；2）志愿者组织及其组织，主要由家庭妇女、大学生及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组成，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助；3）企业式养老服务，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会员所缴纳的会费，其服务的对象大都是组织内部成员。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日本养老服务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目前社区养老服务的提供者，社会组织已经占到了33.8%。

3.多层次的服务内容

日本的社区养老服务提供以老人的实际需求为主，并不考虑其经济状况和家庭结构。老人申请服务后，将由医生和社会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评估其基本状况，包括身体和心理健康，评估项目包括85个条目，分为3-4个级别。服务需求评估报告，每6个月更新一次，老人对评估结果存在异议的话，可以向地方部门申诉。最终，根据老人的评估报告，划分为6个服务等级。不同的服务等级对应着不同的服务内容和补贴金额。

日本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机构）主要包括老人福利中心、保健康复中心、护理援助中心和老人之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针对不同需求群体的老人，逐渐形成了多样的服务内容和多层次的服务形式（如图1所示）。

图1 日本为老服务体系

社区养老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家政服务、生活护理、医疗保健和文化娱乐。而针对不同老人的服务需求，他们可根据自身的需求申请不同的服务提供形式，如：1）上门服务，助老员或者护士到老人家中为老人提供服务，包括日常家务（清洁、购物等）、康复保健、上门会诊等；2）日间照料，白天时将老人接到社区老人护理中心、福利中心等机构，为老人提供餐饮、康复服务，开展小组娱乐活动等，晚饭后老人再回到家中；3）喘息服务，针对由于家人出差、度假或者疾病而暂时无人照顾的老人，他们可短时间（一般为1-3个月）的入住社区养老机构，接受服务； 4）长期护理服务，为老人提供3个月以上的照看服务；5）老年健康咨询和指导服务，通过各层级的老年人综合咨询中心24小时解答老年人及其家属所关心的老年保健、医疗等问题。而随着服务的发展，还提供房屋改造服务。

4.专业化的服务人才

而在加强法律建设和完善服务内容的同时，日本采取多项措施建立社区养老服务的人才体系。19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社会福利士及看护福利士法》，规定了看护福利士必须掌握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工作能力，并推出了相应的资格证书制度。紧接着，1992年日本政府又修订了《社会福利设施志愿退休法》和《社会福利事业法》，并新订了《福利人才确保法》，对福利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以及福利人才应享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等予以了法律保障。而1998年实施的《注册社会工作者法》，规定了社会工作者尤其是从事老年人社区工作服务的社会工作者的素质要求。

二、日本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对我国的启示

1.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政府如何看待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作用和地位，决定了社会组织能否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提升其服务质量。要想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加强社会组织的建设，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通过立法的形成，确保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社会地方以及社会组织应当承担的责任，为其参与公共服务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中，社会组织与政府是平等、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而非政府的附属单位和执行部门。对于社区养老服务领域，各政府行政部门可以因事制宜，结合社会组织自身的特点，以及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以及规范性文件，作为补充说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制度依据。

2.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建设，通过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做好社区养老服务调研工作，及时了解老年人需求以及养老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以不断改进服务，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针对老年人在年龄、身体状况、文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构筑一个多层次的服务体系，提供相应的卫生、医疗服务以及精神慰藉。在为老人提供身体和精神上帮助的同时，还应该满足老年人发挥余热的需求，设法为有意愿的老年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工作岗位，让有能力的老人参与到社区服务中来。

3.建立专业化的助老员人才队伍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服务，专业化程度高，服务水平质量高，且服务价格低于养老机构费用，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趋势，因此社区养老服务需要更多的专业化服务人才。政府需要发挥其主导作用，1）逐渐开办专门的养老护理学校，缓解人才短缺的压力；2）进一步完善培训机制，将护理员的职业资质与薪酬挂钩，并设立护理员行业指导价格，为护理员的薪酬标准提供制度保障，提升其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养老护理员的整体服务水平。除了政府部门的努力，社会组织自身也应通过1）建立完善的人事制度，鼓励员工参加专业技能培训，进行实质奖励，并根据员工的自身条件，对其进行职业规划，对其进行不同程度和不同专业领域的培训；2）建立民主的管理制度，在组织内部实行严格的管理，同时设置人性化的管理机制，在组织内部形成民主氛围，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组织的工作效率。（作者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Ogawa，T.（2001），The Long-Term Care for Older People in Japan，the Social Care Insurance Scheme（SCIS）and Marketisation of Elder Care，Oxford Institute of Ageing，University of Oxford

[2]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2000），Supporting Nursing Care Through Society.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3] 潘黎玫，李正龙，陈曼曼.日本为老服务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1，08：50-53.

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探析 篇12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食品安全监管,参与式治理

数据表明食品安全问题依旧非常突出,究其原因,是我国现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规制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没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依然处在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监管局面。 因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产生的对外部力量的需求,促使作为第三方力量的非政府组织以其志愿性、独立性、非营利性等特性很好地充当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消费者、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 有效的监督了政府和市场的行为,为食品安全监管注入了强有力的民间力量。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综述

奥斯本《改革政府》以及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一致提出了政府失灵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实践经验和作用的问题。1针对这一问题,伯顿·韦斯·布罗德(1974)用市场 “自由主义”下的 “市场失灵”和政府低效所表现出的“政府失灵”理论,认为只有在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有机联合的基础上,才能满足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物品的需求,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2萨拉蒙在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中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分别比较分析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成本差异,结果表明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上比政府具有绝对的优势。3伯顿.韦斯布罗德(1974)基于政府过度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理论,论证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不充分性和不完整性。 指出,只有联合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力量,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4

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结合中国国情也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优势、作用机制与模式等进行了研究。 在食品安全领域,非政府组织在医疗卫生、教育、环卫等各个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为人们将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引入到食品安全治理的过程中提供了经验和方法。 刘宁、李秉龙等人运用市场失灵理论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梳理,由此进一步揭示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必要性,同时有效界定了政府监管的边界范围,以避免与市场调节机制的冲突,从而达到对市场失灵的控制。5丁志春从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入手,强调并建议增强食品行业协会独立性和专业性,在促进食品行业协会监管功能的发挥上发挥作用。 刘录明、侯军岐从监管体系完善角度出发,促进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观点。6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困境

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表现中,非政府组织很好的充当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消费者、企业与消费者、 非政府组织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 为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水平贡献了不小的力量。但是在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还面临着一些困境:

1、参与深度不足

由于我国行政主导倾向明显,致使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数量较少,而且当前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因资金等问题而对政府过于依赖,官办色彩浓、独立性不够。 因为受到政府部门的制约,其在自身行动上受到不必要的牵制,行动上比较拘束,参与治理的深度不够,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致使其在政府决策与监督方面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2、参与能力不足

由于现行食品安全法立法中存在的封闭性和维权性, 对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的定位较低,加上非政府组织社会地位不高、难以吸纳专业性人才加入,由此影响了非政府组织自身能力和专业性的提高。

3、参与方式单一

由于非政府组织缺乏与公众的沟通, 导致公众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与支持度偏低, 影响非政府组织的权威与地位。致其在参与治理中缺位与错位,应有的“积能效应”无法充分实现,参与方式趋于单一,未能实现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角色转变。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方式与模式

1、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机制的原则

(1)法治性原则。 首先需要根据相关法律明确界定政府、 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三个部门的权利边界,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应该在现有国情及预期可控的范围内对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做出明确的法律许可。

(2)共治性原则。 共治理念建立在权力的共享和责任的共担基础之上的,治理主体间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共享共治, 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食品安全共治应以增进和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实现多中心合作治理机制。

(3)透明性原则。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重要原因,更是公众在食品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根本原因。 多元参与、平等合作过程要求对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商业机密、隐私除外)要始终及时、客观、公正地公开,这是有效消解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维护消费者、企业和相关利益方正当利益的基础。

2、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方式

非政府组织以其志愿性、独立性、非营利性等特性可有效地监督市场和政府的行为, 基于此,非政府组织参与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点:

(1)参与政策制定。 各类食品行业的非政府组织应作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消费者、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梁,积极参与有关食品安全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推动政府治理更加符合公共利益需要;推动行业技术标准的建立和完善;推动行业对自治政策的参与,促进行业自治能力提升。

(2)参与规制过程的监督。 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缺陷, 非政府组织应该发挥其非营利性、志愿性、民间性和灵活性等优势,参与规制过程的监督,即监督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协助政府治理。 一方面,非政府组应该动员社会利用其自身整合资源的能力,敦促各方公布规制过程的信息公开化,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政府提升规制公信度,另一方面增进民众对规制的参与度。

(3)促进食品安全供应链完善。 就食品本身而言, 食品的供应链直接关系到食品最终的安全与否,食品安全供应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农业源头和食品加工流通过程中的操作不规范。 非政府组织可以积极参与供应链过程管理, 协助政府进行监管,加强对供应链的监督。

3、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模式

根据上文分析, 并结合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公共食品安全领域的问题十分突出的国情,应总结前人的公共治理理论和我国社会治理的经验,构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公众(消费者)等主体共同参与的新的网络化合作治理模式,即政府主导、市场运作、非政府组织参与的“三位一体”的合作治理模式。 其中政府负责市场秩序,引导行业标准,并逐渐从制定标准中退出,通过明确和实施质量管制标准以及加强市场准入和退出管制对失信者进行相应的惩处。 市场运作的重点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并进行行业自律。非政府组织通过参与政策制定、 规制过程的监督以及食品安全供应链完善等方式协助政府和市场治理。 该模式将克服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中突出的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和社会监管力量的不足等问题。 (见图1)

四、促进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1、政府角度

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形成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 在食品安全治理领域,除了加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与法治保障外,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形成企业负责、行业自律、政府规制、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新型食品安全治理新机制。

第一,注重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差异性及其本身的差异。 明确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差异基础上对不同非政府组织实行多样化监管与引导,对于另外一些需要强力监管的可以适当加强政策力度。

第二,合理确定不同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空间及层次。 重视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特别是食品安全治理方面的巨大优势,通过规范非政府组织的准入制度来确定其参与的空间与层次。 中国应该参考国外经验并根据本国国情,一是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制定专门的法律,将其纳入法制轨道。 二是根据非政府组织的差异性简化非政府组织的备案审核,保证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合法性。

第三,丰富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制。 根据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可以建立三种机制:一是建立政府为主非政府组织为辅的合作机制,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和非政府组织的辅助作用。 比如当突发重大食品安全问题时,政府需应用一切行政手段,召回“问题食品”,并对相关企业给予法律处分,而此时非政府组织应该积极发动其掌控的资源正确引导舆论, 维护食品安全,消除不良影响。 二是建立政府为辅非政府为主的合作机制,以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的优势作用。 比如,对于一些项目因人力资源或其他的因素导致政府难于介入,政府可以通过拨款资助的方式来帮组非政府组织应用其专业优势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以达到政府为辅非政府组织为主的目的。 三是应该站在平等的位置上,相互信任,各自发挥自我优势。 比如,政府可以在非政府组织中选拔人才,担任政府职务,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研究和制定中权衡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各方的看法,公平合理的完善相应的制度。

第四,构建统一的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的平台。 一是建立具有统筹全国非政府组织能力的组织机构,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协调能力;二是加强非政府组织间的交流。 三是推动非政府组织章程建设,明确各种功能边界和服务范围。

第五,完善对非政府组织的激励环境。一是加强立法,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条文,为非政府组织在有效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上提供法律保障和法规依据。二是激励非政府组织采取合法的富有创造性的参与治理形式。三是放开部分行政管制职能,授权给相关行业协会, 积极鼓励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成立各种形式的行业协会。 四是注重对非政府组织的科学评估与矫正,尽量减少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局限性。

2、非政府组织自身角度

第一, 完善非政府组织成员的培训方式与方法。 以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为目标,非政府组织应完善相应的培训方式与方法,加强对组织成员的能力考查,做到每一个参与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成员都能够熟练地完成组织下达的任务。

第二,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优秀做法。 积极研究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特点及机制。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积极采取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参与食品安全信息供给、政策制定、规制过程的监督、规制效率的评估、食品安全教育等活动, 不断拓展合法参与空间和参与领域,丰富参与形式。

第三,扩大社会关注和投入。 非政府组织应打造良好声誉,积极吸引、调动社会各种资源如资金、设备、人员力量等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实现非政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