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参与

政府参与（精选12篇）

政府参与 篇1

政府参与建设的信息平台, 应该在提升功能、创新模式上有所突破, 能够真正起到典型的示范性作用, 而不是一味贪大求全, 更不应有“沽名钓誉”之心。

进入2010年以来, 各地建设物流信息平台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2月份, 由江西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批准成立, 江西省现代物流工作联席会议共建、江西省交通运输与物流协会协办的江西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正式运营;4月份, 由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支持、北京物流协会组织开发运营的北京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宣告上线;5月份, 由苏州市交通运输部门主持开发的“苏州交通物流信息平台”开始启用。

受《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政策利好刺激, 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信息化建设之于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并以建设物流信息平台为主要抓手。这些工程的纷纷上马, 一方面确实能起到提升物流信息化水平的作用;另一方面, “政府参与”色彩也在某种程度上“搅乱”了本已竞争惨烈的市场格局。此前, 物流信息平台的市场主体多为企业, 且各自功能雷同, 多数业绩不佳, 经营困难。

加剧行业竞争

浙江衢州八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五年来一直运营着“中国物流货运信息平台 (56110) ”, 目前注册会员为七万多个。2009年和2008年, 该平台逐渐开始实现微利, 公司总经理叶清风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正常情况下, 今年的注册会员应该能出现100%以上的增长, 但现在看来跟去年持平可能就已经不错了。”

“中国物流货运信息平台”只是目前国内不计其数的各类物流信息平台中的一个。近年来, 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在市场中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尴尬境地。数量多, 规模小, 功能单一, 运营模式大同小异, 缺乏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是目前物流信息平台市场的基本特征。

经过多年的市场涤荡, 能够真正生存下来并能实现盈利的企业, 其数量并不多。然而, 在这一轮各地政府积极参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具体搭建工作的风潮下, 这些信息平台和企业将迎来最大一次冲击。“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能够在市场上立足的物流信息平台公司而言, 这一轮的冲击性是很明显的, 甚至是致命性的。有可能很多公司会在这一过程中‘流产’。”电话那头的叶清风, 语气颇为无奈。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政府参与建设、运营物流信息平台将不可避免地使这一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 并提前进入“红海”;而进入市场“红海”, 则意味着立足市场或实现发展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事实上, 中国物流信息平台的市场前景被充分看好。正因如此, 即便实现网上交易和盈利相当困难, 但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依然如火如荼, 多年来不断有新的政府和企业参与其中, 也不断有信息平台悄然倒下, 但仍然没有阻挡新进入者的脚步。“目前一些物流信息平台正在积极融资, 但投资方对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政策背景等问题考虑得比较多, 在当前这种背景下, 信息平台的融资也变得更加困难。”

政府冲动不可小觑

从根本上而言, 加剧行业竞争或是与“民”争利, 这远非政府参与信息平台建设的本意。目前体制下, 对于中国的地方政府而言, “政绩”体现仍是很多政府行为的第一位原则。在这种动因下, 地方政府的建设行为容易“贪大求全”, 不计代价, 为了所谓的“公益性”, 而将纳税人的真金白银打了水漂。

5月底正式启用的“苏州交通物流信息平台”, 整合了苏州市21个物流站的信息资源, 企业及个人可通过免费注册成为该平台的用户并发布和查询相关信息。运行一个月以来, 该平台上注册的企业有3300家左右, 货源信息量达到4万条左右。苏州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 “我们的原则是避免竞争、力求公益性, 而且政府是以引导为主, 采取是的商业化运作的模式。”

然而, 事实情况是, “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发展模式, 仍然不能避免市场竞争主体不公平的现象发生。“即便政府不直接参与运营, 但政府充当某个平台或企业的推销员角色, 这是否合适?假如政府跟一家公司说, 你不加入某个信息平台, 就不能够获得某项政府补贴, 那家公司会作何选择呢?”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国内某知名物流信息平台公司负责人对此愤愤不平, 并颇为激进的指出, 政府一方面在积极扶持物流信息化发展, 另一方面又对企业进行资源掠夺。

另外一些业内人士则对政府参与的实际效果持保留观点, “最终在市场上能否给行业带来确实非常好的效益和影响, 这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然而, 当前政府参与信息平台建设有多少实际效果, 还说不清楚。”

实际上, 政府参与平台建设的效果在历史上并不可观。1999年11月8日, 在原国家经贸委、原交通部和原信息产业部的支持下, 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共同建设的“全国货运信息服务网”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试运行, 由北京“亚之桥”货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如今, 最早探索物流信息平台盈利模式的“亚之桥”, 早已于2001年转型成为一家物流实体运营公司。

另外, 早在2003年前后, 商务部也曾提出过做公共商贸平台。“当时, 在几个部门联合号召下, 提出商贸信息化, 与物流信息化的提法相似。”一位业内专家回忆说, 目前来看, 其结果是对企业树立信息化的思想有所推进, 但政府具体参与或推行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以阿里巴巴这个商贸平台为例, 马云通过自己融资和运作, 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B2B网站, 而这个过程并不需要政府的参与, 淘宝网的发展也没有政府参与的因素。”

应避免“同质化”

其实, 关于物流信息平台的发展模式, 国内外仍在探索中。专家告诉记者, 物流信息平台是有其复杂性的, 一方面, 物流服务是当地化的, 配送是跨区域性的, 通道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 在整个物流过程中, 产权是会发生变化的。因此物流服务本身非常复杂, 而为此提供服务的物流信息平台无疑更为复杂的。

但在目前, 国内信息平台的功能大多集中在信息发布、车源货源查询、软件共享、车辆跟踪等基本功能, 其盈利模式也多依靠会费、广告等, 信息平台之间缺乏核心竞争力, 市场竞争难免激烈和低价,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业内企业对于政府参与平台建设一事大多报以排斥之心。

就目前各地已经运营的信息平台来看, 政府角色的参与并没有使信息平台的功能、发展模式有所创新与提升。以规划了三期的“苏州交通物流信息平台”为例, 目前已经启动运行的第一期以以信息发布为主;二期重点是SaaS (Software-as-aservice, 软件即服务) 开发, 另外也包括一些行政服务功能, 如从业人员管理、车辆维修检测, 及诚信考核等等;三期将实现网上交易。

“‘市场’和‘市长’之间始终难以协调, 有时候‘市长’出来讲话确实出于更好的目的, 动机可能也是好的, 但结果却未必会好。”对于政府参与的现实尴尬, 上述业内专家提醒到, 政府应该下更多功夫在政策鼓励和外围环境的配套上, 而应该避免参与到信息平台的具体建设过程中来。专家指出, 很多平台在建设过程中更多考虑技术问题, 而产品一旦推出后, 市场不买账——不能真正达成线上交易。这也是近年来, 各类信息平台做不起来的主要原因。

按照当前的发展态势, 越来越多的各地政府继续上马建设信息平台, 这一冲动来势汹汹, 已无法避免。这些信息平台今后能否实现市场化运作?其启动资金来源仍不免来自于地方财政, 即纳税人的真金白银。“前车之鉴, 后事之师”, 业界更希望政府参与信息平台建设能从根本上对这一领域有所突破, 而不是原地踏步, 甚至重蹈覆辙。有鉴于此, 业界对于这些公共信息平台的发展不免产生更大期许。

政府参与 篇2

探索乡村道路管护的长效机制

——宋家镇乡村道路管护的几点做法

宋家镇距白河县城58公里，自然面积165平方公里，全镇辖10个行政村，94个村民小组，4307户，16601人。镇内乡村公路60余公里，其中火石沟公路、宋大路是承接我镇乡村道路的主动脉，两条公路全长30余公里，担负着全镇10000余人口生产生活的交通运输重任。全镇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基本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近年来，随着镇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步伐不断加快，如何提高乡村道路的通行质量，确保村级道路晴雨畅通，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是摆在镇党委、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尝试走出了一条“政府领导、村级组织、道班管护、群众监督”的乡村道路管护机制。

一、主要做法

1、加强领导重视，建立健全公路维护机构。近年来，镇党委、政府始终把道路交通问题放在突出位置，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专题研究部署道路维护管理工作。成立了由镇长任组长，分管副镇长任副组长，其它相关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明确主管副镇长及交通专干主抓道路管护和交通安全工作，各村由村主任具体负责本村道路维护工作，把道路管护同计划生育、经济工作一样纳入村级目标考核，作为年终考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公路管护好的村予以奖励，并制订印发了《宋家镇镇村公路管理办法》。通过成立领导小组落实责任，强化措施，形成了浓厚的道路管护意识，杜绝破坏道路交通的行为，提高了全镇道路的通行。

2、强化宣传，发动群众广泛参与。镇上用半个月的时间利用宣传车在公路沿线巡回宣传《公路管理法》，各村利用村级广播、板报、召开群众会议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道路交通管理法，大力宣传道路管护的重要意义，使道路管护工作家喻户晓，从而使广大群众自觉行动起来，投入到管好路、护好路的行动中。

3、专业管护，组建专门养护机构。养护工作是保证车辆畅通的基础和核心，针对本镇道路里程长及受地理条件的影响大的特点，镇政府决定从2005年元月1日起在镇村主干线公路设置三个道班，由道班负责管理维护。其管护里程是：火石沟道班负责火石沟口至东桥村杨前元处全长9公里；宋家道班负责关儿口桥至歌风楼处全长8公里；歌风道班负责歌风楼至青吉沟口处全长8公里，洞溪口至双喜初小5公里。道班设班长3人，实行合同制民工12人，由镇交通专干具体负责，统一管理考核，道班民工工资通过村级“一事一议”的办法，村民每人每年出一个工，不出工者折款20元，由各村分别筹集统一交镇道班帐户，镇考核发放，对资金不足部分由镇财政补助。道班的职责是对乡村道路进行维护，主要是对道路用砂石填补坑槽，积水处修建涵洞和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路面平整，保证晴雨大小车辆畅通。

4、明确职责，突出重点，日常养护和重点养护有机结合。落实了乡村道路落实辖区管理责任制，按公路所属地域与各村签订养护责任书，确保道路畅通。实行“人民路、人民修，人民管、人民用”的体制，各村实行“一事一议”的办法，每年定期组织村民对辖区内道路进行两次大型维修与管护。目前，“政府领导，村级组织、道班管护，群众监督”的机制逐步形成，获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和好评。

5、严格占路建房、违章占路等行为的清查清理工作。镇政府针对本镇现状出台公路管理措施，凡在公路两边建房的，严格乡道三米以外方可审批。同时，对占路建房及破坏公路的，责令该户恢复公路原状，情节严重的按相关法规予以处理。对道路恢复情况进行检查，要求维修过的道路要达到路面平整，路基稳固，排水沟清理无杂物，确保道路晴雨畅通，凡维护不合格的直至达到合格为止。2005年5月上旬，镇人大主席团组织市、县、镇三级人大代表及道班班长等共15人，对镇村四条主干道路进行了一次专题视察。通过视察，指出存在问题20余处，并将视察意见反馈给镇政府，镇政府根据反馈意见及时召开题会议，落实责任，强化措施，认真整改，确保了道路晴雨畅通。

二、取得的成效

1、镇村道路保证了高质量运行。乡村道路担负着全镇经济建设、基础建设、农民生活生产资料的运输等重任，自成立道班以来，村级道路天天有人管，时常有人修，保证了晴雨畅通，提高了通行能力，真正体现了公路的方便快捷功能，为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为全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效益。

2、建立了有效的道路管理机制。机制形成动力，以往村级道路维护主要靠镇政府来组织，村级具体负责实施，对于出义务工的群众来说，总有部分人持有不平衡心理，出工不出力，加之大部分劳力外出，在家的都是妇女劳动力，这就给道路维护来了很大的影响，且管理起来相当困难。现在把道路维护交给道班后，通过“一事一议”由农户出资、财政补贴的方法筹集道路维护经费，由道班来负责日常维护，不仅化解了群众这种不平衡的心理，而且使道路管理变得更加直接规范。加上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不定期的组织代表进行视察，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提出，及时整改，从而形成了“政府领导、村级组织、道班管护、群众监督”的这样一种有效乡村公路管理新机制。

3、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极大提高。乡村道路由于没有专人负责维护的情况下，由于自然灾害的频繁，加上重型卡车辗压，路面时常坑坑凹凹，泥泞不堪，群众对此怨声载道。自成立道班以来，村级道路有专人维护，不但减轻了农民群众的负担，并且公路路面时常都能够保持平整、畅通，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群众对这种管护机制很满意。

印刷企业如何参与政府采购 篇3

认真领会招标文件的需求

招标文件是所有投标人必须遵守的重要文件，也是投标人编写投标文件的唯一依据。投标人必须认真阅读招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每一部分涉及的所有条款、规定、格式、注意事项等要有清晰明确的了解，尤其是对招标项目一些特殊的要求要予以特别的关注。编写人应与企业负责人以及有关技术、设计、生产、物流等与项目有关的部门先行沟通，解决可预见的问题，构筑条件，为编写投标文件做好准备。

如何编写投标文件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按照完整、准确、注意细节、抓住重点等原则编写投标文件。

第一，投标文件需完整。投标人(印刷企业)必须对招标文件中要求提供的全部资料作出一一对应的实质性响应，不要遗漏任何一项资料文件。

第二，必须准确。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文件真实可靠，投标文件不仅要实事求是，更要避免提供文不对题、答非所问的问题。对一些有格式要求的文件，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填写，千万不要自行其是。

第三，要注意細节。对带星号及其他特殊规定、限定的文件要齐备，不能遗漏，需要签字、盖章的文件要确认签字盖章。要求年检的文件要提供年检证明并加盖有效年检章及日期，所提供的文件如有期限要求的一定要在规定有效期限内。企业依法纳税及缴纳社保基金的证明要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税务部门的有效影印文件，不能以本企业或上级单位证明代替，等等。

第四，要抓住重点。商务部分一般涉及资质条件，带星号的文件居多，投标人应特别加以关注，作出实质有效的响应。

第五，技术部分是招标文件的核心，技术文件要充分显示企业的实力和能力。编写技术文件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针对项目作详细的工艺流程图，并对各工序特点和采用的关键设备加以说明。不同的印刷项目其工艺流程也不尽相同，要突出本项目的工艺特点，有强烈的针对性。此外，投标人应根据企业特点和条件编写包括印前、印刷、印后生产加工的方案及质量控制方案、产品检测方案，项目的技术人员配置方案等，还应提供本企业印刷设备清单。

第六，针对服务部分，服务方案要可行，承诺应可靠，售后服务要有保障。服务方案应包括服务团队的组成，质量事故的控制和处理，生产过程的服务，仓储运输的服务、售后服务、应急方案等方面，内容要尽可能细化。

此外，企业财务状况也会对投标结果产生影响。投标人应出具专业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本企业出具的财务报告一般不予采纳。

有的印刷项目要求提供同类业绩情况，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不仅出具业绩清单，还要出具有效的证明材料。

如何提供印刷样品

对于有些项目，招标人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它是招标文件技术要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评判投标人是否具备承担印制能力和印制水平的重要依据，因此提供样品十分重要。

对于票证类制作样品，投标人(印刷企业)首先应对招标人提供的标准样张、电子文件、防伪技术等充分吃透。可通过对防伪技术、防伪材料(纸张、防伪油墨等)进行定性分析。技术部门要借助专业软件制订防伪技术方案，制版打样。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招标人(用户)所提供的标准样张往往具有权威性，投标方一定要树立尽可能复原标准样张的理念，不要自以为是，不要随意改变标准样张所规定的图形、文字和墨色。

对于书刊、画册制作样品，总的要求与票证打样相似。投标人(印刷企业)还是要根据招标人(用户)提供的标准样张、样书或电子文件、原稿等进行分色打样，提供符合要求的样品。对于多色印刷品，要求其套印误差、网点清晰度、色差、密度值等主要指标要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或尽可能与招标人提供的标准样品接近一致。投标文件还要注意语言简练，语意表达清晰，无错别字。

如何投标报价

印刷项目政府采购招投标，报价是最有影响力的因素。

报价太高，肯定不容易中标。对一些设置了最高投标报价的印刷项目，投标人若投标报价超过限定的最高报价，将会被拒绝，投标人应加以注意。

投标报价若低于成本，有可能影响中标后正规生产即品的质量，造成履约波折和困难。因此在评标时，评委有可能认为低于成本的投标报价属不正当竞争而被拒绝。

政府参与 篇4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政府,决策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很多, 从不同的角度来区分, 有不同的类别。通过调查研究西部地区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政策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直接代表、举办会议、提供信息和政策建议、私人接触、借助新闻媒体、其他途径。

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效果分析

1. 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效果

(1) 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基本情况。2003年至2004年间, 以怒江事件为标志, 环保NGO在公共政策参与领域表现活跃。怒江保卫战缘起于2003年8月递交国家发改委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怒江地区身处水资源丰富的“三江并流”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地区 ( (怒江地区水资源占云南省总量的47%, 可开发装机容量达4200万千瓦, 是全国六大水电基地之一) , 但同时却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为摆脱贫困, 当地政府决定开发利用怒江水资源。报告审查会上, 环保总局官员以在怒江中下游修建两库十三级水坝的方案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估法》为由拒绝签字。一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强烈要求修建电站, 另一方却始终坚守环保底线, 环保与发展的争议由此而生。

随后, “绿家园志愿者”、“云南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等多个环保NGO积极投入到“怒江保卫战”之中。通过媒体、网络、讲座、论坛等形式, 环保NGO积极向公众宣传怒江建坝情况,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 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参政情况。2003年两会期间, 反对怒江建坝的提案提交到了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2003年11月, 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中美环境论坛”上, 与会NGO共同讨论如何保护怒江。2003年11月底, 在泰国举行的“世界河流域人民反坝会议”上, 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的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 签名最后递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回信称“关注怒江”。NGO的努力暂缓了怒江的命运, 2004年2月, 温家宝总理对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 应慎重研究, 科学决策”, 怒江大规模建坝工程由此暂告段落。

2. 志愿者参与政府决策效果分析

(1) 志愿者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2011年3月9日, 由邓飞等媒体人在微博上发起“免费午餐”活动, 倡议社会捐款。短短两个月, 不断有人关注“免费午餐”, 捐钱捐物。该活动当时募集到176万余元善款, 贵州、河南和湖南三地的7所山村学校的孩子吃上了免费午餐, 还有10多所学校提出申请, 等待审核。

网友们的善举, 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注意。5月3日, 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承诺将捐款1万元支持免费午餐湖南项目。还有很多热心人士, 捐赠3元、30元、50元不等的费用, 爱心在网络上蔓延。20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已投入100亿元财政资金用于中西部农村1100万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

(2) 志愿者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参政效果。2011年10月2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为680个国家试点县的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提供每天3元钱的营养膳食补助。通过这一政策, 首先解决最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生在校吃饭问题, 受益学生达到2600多万, 占中西部农村学生的近30%。

2011年成为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变革之年, 正如免费午餐计划所提出的:“‘免费午餐’项目由志愿者、政府、媒体、公益机构、电商营运的互动、无所不在的网友、神出鬼没的旅友等一起参与营运及一线监管。”背靠网络, 倚赖民间, 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已经诞生。未来, 政府力量的介入必将举足轻重, 而民间公益组织也可堪当大任。

二、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影响因素

通过以上三个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非政府组织已经逐步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但能够真正参与到政府决策甚至能改变政府决策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是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 我认为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首先, 中国非政府组织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产生出来的。改革之前的中国, 国家不但垄断着绝大部分既有资源, 而且在新的资源出现后, 也总是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 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掌握NGO生存空间大小的主动权依然在国家手中, 社会力量的壮大依然寄希望于国家权力的主动推出。

其次, 西部地区非政府组织自身的能力因素。外在的环境对西部地区非政府组的产生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限制和约束作用, 但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NGO自身的能力问题。如果NGO不具备必须的能力, 那么即使外在的环境再好, NGO却缺乏承担职责的能力, 那么NGO的作用也是无法发挥出来的。

再者, 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 即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接受程度。中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为了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 往往采用利用国家权威或者行政网络的方式来使得自身合法化。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 政府给予了NGO一定的发展空间, 但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依然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注册管理过程中的限制依然非常多。

参考文献

[1]怒江建坝工程可参见《南风窗》2004年6月16日、2004年11月16日、2004年12月16日、2005年6月1日、2005年2月16日五期内容中的相关报道。

[2]南都社论:《免费午餐政府助推民间力量堪当大任》

政府参与 篇5

办学体制改革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国家积极稳妥地推进办学体制改革，改变了单一的政府包揽办学的体制，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但是从总体上看，办学体制改革还相对滞后。公办学校缺乏办学活力，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政府办学包揽过多与责任不到位的现象并存，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民办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还不完善，有关扶持政策难以落实等问题还比较突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化办学体制改革。

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要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教育活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深化办学体制改革第一要着力深化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学校办学，扶持薄弱学校发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第二要着力改进非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扶持和发展民办教育。要完善优惠政策，鼓励公平竞争，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域。

政府参与 篇6

【关键词】 公民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关系变迁;义务;信息获取权

中图分类号: G20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一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OGIPS项目组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3月31日前没有公布年度报告的国务院部门有42个,包括外交部、铁道部、文化部等部委,而地方省级政府有3个,分别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浙江省和青海省,明显没按条例的规定进行信息公开工作。并且在调研中也发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申请公开的没有公开或部分公开或答非所问;依法应该公开的要么时间滞后,要么内容过时,要么仅是一般文件的公开。由于观念和制度上的问题以及行政机关自身利益因素的干扰,使得政府在进行信息公开时有诸多顾虑和尚待完善的地方,这有赖于加大公参与、监督、检查,真正维护信息公开条例的权威和公民权益。

1 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变迁

在西方国家政府由“以等级为中心”向“以公民为中心”的改革浪潮中,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很多措施都致力于重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这些努力虽然因为国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从信任、参与、绩效、公开、透明等基本方面而言,对于我国行政改革以及构筑更加良好的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关系,同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我国政府正逐步摆脱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组织和经营管理,转向为社会提供服务,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性日益加强。具体到政府信息公开层面,综观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发现在它们出台的相关法律中都有鼓励公民参与、维护公民知情权和信息救济权的条款,并且这些法律在与公民的碰撞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虽然在出台全国性信息公开法律的时间上较晚,但是联系到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统治传统和封建思想,条例的出台绝对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也必将是中华文明史中浓重的一笔。现在,公民可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出版物、大众传播媒介、政务服务中心、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以达到双赢的效果。也即是说,公民从中获得政务信息,行使政治权利,实现政治愿望,增强政治资格,同时,也会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和信息公开的健康、科学发展,有利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公民参与的持续健康发展。

2 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凸显

信息化、网络时代与信息社会要求政府信息资源自由流动,以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是最主要的信息生产者、占有者和控制者,当前全社会80%的信息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每个公民、社会组织的切身利益。政府信息如同银行货币,只有加速其流动,才能创造巨大的效益。相反地,一出现问题就对相关信息左堵右塞、唯恐泄露,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也会极大地削弱政府的权威及其公信力,这样一来后期再多的解释和补救对公民来说都是苍白无力的。2003年以来的一系列突发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以建设“阳光政府”、保障公民知情权为宗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此外,政府法制部门接受群众对不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有关部门的举报、投诉,对因信息不真实或弄虚作假而引起不良后果或造成社会影响的,将追究其行政或刑事责任。这从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应主动公开信息的义、内容和惩罚措施,进一步凸显了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公民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成为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

3 公民信息获取权的发展

“信息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战略资源,在现代信息社会,信息消费成为一种重要的消费方式,信息获取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需”。知情权、了解权、得知权,所有这些表述方式尽管在最初的语源及由来上与信息获取权有所不同,但都与公民信息获取权都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意思。但是,公民信息获取权这一说法更能够表达出不受公权力干涉,要求政府机关公开有关信息,以及当公民的信息获取权遭到不当否决时,有权请求法院给予救济的基本内涵。

保障公民的信息获取权是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首先公民信息获取权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息拥有的多寡日益成为公民财产、地位差别的重要原因;其次公民信息获取权是社会信息化的必然要求,如果公众不能掌握全面、准确、充足的信息,势必阻碍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步伐;最后,公民信息获取权是实现开放社会的重要保证,所谓开放社会是指政府信息充分公开,公民广泛参与,决策民主、透明的社会。

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都先后制定了公民信息获取权方面的法律,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这些国家的立法实践来看,公民的信息获取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且公民所能获得的信息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说:“任何信息的索取即能创造更深层次的民主”。公民能够获取的政府信息越多,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就越强。反过来说,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越强,也就越能促进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增加公民对行政活动运作过程的了解,这样既能实现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又能增加公民和政府进行行政博弈的力量,帮助信息公开制度更好、更快地完善和发展。鉴于此,推进公民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势在必行。 

4 结语

经过对推进公民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原因的剖析,我们知道目前公民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和不可阻挡的潮流。需要注意的是,在推进公民参与信息公开建设中还要注意排除一些来自传统政治文化、相关法律制度和传统政府信息公开的体制障碍,以促进公民与政府的良好互动。

 参考文献:

李图强著.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褚松燕著.权利发展与公民参与——我国公民资格权利发展与有序参与研究[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范并思.信息获取权利: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J].图书情报工作,2008.6.

唐晶,秀霞.美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山东档案,2008.6.

公众参与背景下政府回应力探讨 篇7

(一) 公众参与的扩大。

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的核心理念。近年来,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 利益多元化格局日趋明显, 公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 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与政府合作对话的热情高涨。同时, 各种制度化安排和信息技术平台的发展, 使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增多。在这种趋势下, 公众参与的理念逐渐兴起, 公众参与的实践日益展开。

(二) 政府回应力的不足。

在公共行政的语境下, 政府回应力指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有效地运用各种社会资源与手段对社会公众、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提出的诉求及时做出反应与回复所具备的能力。对于公众来说, 公共参与不仅仅是一种利益的表达, 它的最终目标是把自己的声音反映给政府, 使其做出回应, 进而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目前的现状是, 虽然政府为公众提供了各种制度性的安排, 扩展了公众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其中, 价格决策听证更是与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公众通过价格听证会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更为普遍。但是, 当政府要提高居民生活用品价格举行听证会时, 听证会参加者中有很多人反对, 同时社会舆论也不支持涨价, 然而听证会的结果却是“逢听必涨”。政府对这些声音的漠视, 制定的公共政策不能很好地反映社情民意, 体现了政府回应力的不足。

二、公众参与背景下政府回应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在各种价格听证会上, 往往是“逢听必涨”。然而民众的实际需求有时却与听证会的结果恰恰相反。政府是否真正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是值得令人怀疑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政府部门也在不断转变自己的作风, 对于民众的利益诉求有了一定的关注和回应。但是距离回应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还有一定的距离, 其中在政府回应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有很多,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公共行政人员缺乏服务意识, 回应意识淡薄。

由于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政府部门人员尤其是领导人员自以为高人一等, 高高在上, 缺乏与民众平等交流的心态。在工作中, 对需要办事的民众缺乏耐心, 用语生硬, 表情冷漠, 内心完全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心。这可以看出, 部分政府人员没有那种为民请命的决心和为人民服务的热心, 究其原因, 是他们不愿意承担责任, 逃避风险, 安于现状的心态在支配着他们。

(二) 政府回应低效。

政府回应的有效性是指政府部门在知晓民众的利益诉求后, 能够及时地采取相关的措施妥帖地处理和解决民众反映的各种社会问题, 给予民众一个快速而满意的答复与回应。有效的政府回应是政府所应追求的, 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回应型政府的题中之意。面对公众的利益诉求, 政府本应及时、快速的回应, 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但是听证会“逢听必涨”却反映出了政府回应的低效。自从听证会被引入到价格调整的程序中, 几乎每次听证的结果都是涨价, 然而民众通过听证会表达自己不愿涨价的诉求没有得到回应。可以看出, 政府经听证后所实施的政策并不符合民众的真实利益诉求。政府以这样的政策来应对民众的利益诉求, 这样的回应不能不算是低效的, 甚至是无效的。

三、公众参与背景下政府回应力分析

(一) 政府自身建设的不足

1、公务员回应观念淡漠。

目前, 我国的行政文化还深深印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烙印, 行政人员“官本位”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 家长制作风在行政机构内部依然存在。关于政府回应的制度、规章虽然不是很完善, 但是近年来国家也确实出台了不少政策、法规。然而, 一些领导人员法制观念淡薄, 人治色彩浓厚, 对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熟视无睹, 面对一些民众的问题完全靠个人的好恶来作为是否解决以及是否及时解决的标准。家长制作风导致政府人员对上负责, 完全忽视民众的诉求, 以至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民众面对的问题。

2、政府机构设置不科学。

中国的政府层级结构从中央到基层存在着5级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的层层节制、只对上负责的管理体制造成信息、权力传递的困难。地方政府直接面对公众, 每天需要处理大量、复杂的公共事务, 这些事务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然而由于决策权以及权力和资源的配置权在上级部门控制之下, 层层的上报、层层的审核, 导致信息的失真, 传递的滞后。同时, 层级过多、部门膨胀、政府人员人浮于事, 又加剧了政府回应民众的滞后。政府部门条块分割, 部门设置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造成民众办事找不到主管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相互推诿、互相推卸责任, 也导致政府回应力低下。

(二) 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被激发, 政治参与越来越普遍, 然而由于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公众政治参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导致政府回应缺乏压力与动力, 造成政府回应不力。

1、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淡薄。

长期以来中国民众意识中普遍存在一种被管制的认知, 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几千年形成的官尊民卑的思想压制了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 他们对自己的利益不去主动争取, 反而等待政府的“恩赐”。久而久之, 普通民众普遍缺乏政治参与意识, 虽然近年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逐渐增多, 但是普通民众对于自己的利益诉求仍然不去主动争取, 这样就造成了政府对民众的利益不重视, 不去积极、主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2、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不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政治生活民主化不断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相对之前有所扩大, 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以及对社会发展发表自己的看法与建议。然而, 很多民众的政治参与往往停留在感性层面。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存在参政能力不高的情况, 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投票往往是一味的投赞成票或跟风投票。在听取各种报告时, 经常是沉默不语或仅仅举手表决。很少有一些代表、委员站起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象征性的政治参与、缺乏理性的政治参与纵容了政府部门, 不能向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不回应施压, 从而导致政府对一些民众的诉求置之不理或反应迟缓。

(三) 政治参与制度设计的缺陷。

政治参与制度设计作为民意表达的渠道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使民众的诉求得以传递到政府, 进而政府对此作出回应, 来解决民众遇到的社会问题。我国目前有一些民意表达机制, 例如听证制度。然而听证制度或多或少存在着缺陷, 在改进之前不免会导致政府回应不力。价格听证制度中消费者参与的缺失。价格决策听证制度自从引入公共事业价格制定的程序中来, 很多公共产品在价格调整时都要召开听证会, 来听取各方意见进而作为价格变动的依据。但是全国各个地方、各个层级的听证会往往是涨声一片, 听证会变成了“听涨会”。

四、提升政府回应力对策建议

政府回应不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建设服务型、回应型政府的步伐, 不利于解决当前改革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如果政府不能对民众所反映的问题加以及时解决, 则会造成社会矛盾的堆积, 影响社会的稳定。提升政府的回应能力需要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改进公众参与和完善政治参与制度设计三个方面来进行努力。

(一)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政府作为回应的主体, 其回应力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建设。在公众参与背景下, 政府回应出现那么多的问题, 究其原因是因为公务员回应观念淡漠和政府机构设置不科学等。因此,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提高政府回应力, 就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树立公共服务理念。

政府部门要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让每一位公务人员明白自身手中权力的来源与该如何去正确使用, 提高其运用权力的正当性。在政府部门营造一个良好的现代行政文化, 使公共精神、公共理念在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思想中生根发芽, 着重培养他们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念的品质, 让他们的观念中存在一种“公共利益至上”的意识。

2、优化政府组织机构。

政府回应的很大一部分是基层政府、下级政府作出的, 它们与民众直接打交道更多, 每天面对的都是民众的现实、迫切的问题。因此, 它们手中掌握一定的决策自主权和资源配置权尤为重要。我国当前政府机构层级过多、基层政府权限过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民众的回应。因此, 要优化政府组织机构, 减少管理层次、扩大管理幅度, 使决策权延伸至基层政府、下级政府, 让它们自主地去处理面对的社会问题。同时, 扁平化的组织机构也方便各级政府之间信息、资源的传递, 相对以前更加快捷、及时, 使政府部门更好地对民众的诉求及时地做出回应。

(二) 改进公众政治参与

1、培育公民参与意识。

公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 公民在现代民主社会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公民在一个国家中有着自己的尊严、自由和价值, 是国家的主人, 是政府权力的授予者。每一个公民应该有一种权利意识, 能够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有权利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当中。属于自身的权益要积极去争取, 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 应该去维护、去抗争。同时, 要有民主意识, 对于政府的不作为, 应该敢于去指出、批评, 让那些政府回应不力的现象曝光, 给政府部门以压力, 使他们去积极回应民众的诉求。

2、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

公民政治参与不仅仅是感性活动, 更是一种理性行为。高水平的公民政治参与能够给国家社会发展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将会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 会很大程度上提升政府的回应能力。然而, 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比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更任重而道远, 需要国家和社会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

(三) 完善政治参与制度设计。

价格听证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民意表达机制, 更是一种政府回应、反馈民意的制度设计。由于其存在的消费者参与不足等问题, 导致了政府回应的不畅, 因此要重塑价格听证制度。在听证会的整个过程中, 消费者参与不足是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 因此要保证消费者代表的权利, 确保消费者代表的意见完全、准确地得以表达。首先, 经营者、行业协会、政府部门要向消费者代表提供相关的材料和信息, 确保涨价的依据真实、合理;其次, 要提供一些专家、学者供消费者代表进行咨询, 对于相关的专业问题使消费者代表能够了解;最后, 对于价格调整的方案要让消费者代表参与到制定当中去, 方案所依据的材料也应该让消费者代表得以了解。

摘要：随着公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 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愿望日渐强烈, 然而政府回应能力的不足却导致公众利益诉求难以实现。通过对价格听证会“逢听必涨”现象的思考, 考察政府对公众声音的回应情况, 从政府本身、公众参与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剖析政府漠视公众利益诉求、回应能力不足的原因, 进而得出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规范公众政治参与、完善制度设计等方面来提高政府回应力的结论。

关键词：政府回应力,公众参与,政府建设,制度设计

参考文献

[1]卢坤建.政府理论研究的一个走向:从政府回应到回应型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 2009.9.

[2]何祖平.关注政府回应[J].中国行政管理, 2011.8.

[3]罗依平, 覃事顺.我国政府回应能力有效提升的路径研究[J].理论与改革, 2010.14.

[4]赵芳.公共决策中的大众、专家与政府——以中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为个案的研究视角[J].中外法学, 2006.4.

[5]武文英.政府回应视角下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1.8.

政府参与的绿色产品设计策略 篇8

随着社会的发展, 环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 为了控制环境污染, 很多国家采取了不同措施, 例如欧洲联盟对于使用某些有害物质 (RoHS) 的限制以及有关电子和电气设备废物 (WEEE) 的限制[1,2]。最近几年, 学术界也开始广泛关注环境问题。Kocabasoglu等[3]和Fuente等[4]研究了通过逆向回收供应链来降低产品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但是, 这些研究只集中于产品的回收再利用、再制造[5,6], 他们仅仅关注在产品设计后的使用和回收阶段来减少环境污染。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达到可持续发展, 必须把重点放在绿色产品的开发和设计上, 而不是传统的终端控制方法。因此, 考虑环境的设计 (eco-design) 或者绿色产品的设计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话题[7,8,9,10]。但是, 有关绿色产品设计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研究和实证研究。例如Rehfeld等[10]采用经验研究法研究了环境组织与环境产品开发设计之间的关系。Pujari等[11]研究了在新产品开发中引入环境因素的关键点。Dangelico和Pujari[1]提出了描述绿色产品设计的概念模型。Chen[12]研究了具有两个竞争性质量属性 (传统属性、环境属性) 的产品设计问题, 他假设了产品的质量一定 (传统质量水平和环境质量水平之和一定) , 设计两个竞争性属性的水平来使得利润最大化, 并通过政府制定质量标准 (质量水平必须高于一个值) 来提高绿色质量水平, 这个措施将会提高总的绿色质量水平, 但是会降低制造商的利润。因此, 需要构建一个绿色产品设计决策的理论模型, 综合考虑顾客偏好、企业产品设计策略和政府环境政策之间的交互影响。

由于社会发展的程度还不高, 有部分人群仍然没有意识到绿色产品的重要性, 仍然选择购买普通的产品, 而少数人已经开始选择购买绿色产品[13]。由于存在这样两个细分市场 (普通市场和绿色市场) , 企业在设计生产产品时就存在不同的产品设计策略, 是只设计一种产品面向不同细分市场, 还是设计不同的产品分别面向不同的细分市场。由于这两个细分市场中的顾客对产品质量的评价不同, 企业在设计产品时还必须考虑顾客购买的转移问题, 根据设计产品质量和进行合适定价来避免顾客购买的转移[14,15,16,17]。企业从利润最大的角度来选择最优的产品设计策略, 但是政府希望企业从整个社会总绿色质量最大化的角度来选择最优的产品设计策略, 而不会考虑资金问题。双方在各种产品设计策略选择上是否存在不一致性, 如果存在将如何解决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下面首先给出制造商根据利润最大化选择的产品设计策略, 然后给出根据整个社会总绿色质量最大化的角度政府希望制造商选择的产品设计策略, 最后分析各种产品设计策略选择上制造商和政府决策的不一致性并给出解决方法。

2 问题描述

考虑一个制造商设计生产一种耐用性必需产品, 他面对着一个需求固定的市场 (假设为N) , 这个市场包含两个细分市场, 一个是普通市场 (用o表示) , 占的比例为γ (0<γ<1) , 一个是绿色市场 (用g表示) , 占的比例为1-γ.与文献[12]类似, 假设产品的属性用质量表示, 质量有传统属性质量 (qt) 和环境属性质量 (qe) 两种, 含有传统质量的产品称为普通产品 (销售价格为po) , 含有环境质量的产品称为绿色产品 (销售价格为pg) , 环境属性质量水平要高于传统属性质量水平, 即qe>qt>0。

假设普通市场顾客对普通产品质量的边际效用为vo, 对绿色产品质量的边际效用为αvo (α>1, 表示普通市场顾客购买绿色产品会给他们带来额外效用) , 绿色市场顾客对绿色产品质量的边际效用为vg, 对普通产品质量的边际效用为βvg (0<β<1, 表示绿色市场的顾客购买普通产品时效用降低) 。绿色市场顾客对质量的评价要高于普通市场顾客对质量的评价, 即vg>vo>0, 另外假设βvg>v0> (1-γ) βvg和vg> (1-γ) vg> (1-γ) 2 vg>vo, 即普通产品顾客购买绿色产品增加的额外效用较低。假设顾客购买产品获得的效用不仅与产品质量水平有关, 而且与产品的零售价格有关[18], 用Uij (i, j=o, g) 表示来自i市场 (普通市场和绿色市场) 的顾客购买j产品 (普通产品和绿色产品) 获得的效用, 那么可以得到:

顾客只有在效用非负时才会购买产品, 并且购买使得自己效用最大的产品。

为了保证顾客购买设计面向他们的产品, 必须满足如下约束:

制造商有三种产品设计策略可以选择, 只设计普通产品面向两个细分市场, 只设计绿色产品面向绿色市场, 设计两种产品 (普通产品和绿色产品) 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与质量有关[19], 即ci=kiqj2 (i=o, g;j=t, e;kg>ko>0) 。假设制造商开发设计绿色产品需要开发成本, 而设计普通产品不需要开发成本, 开发绿色产品的成本与绿色产品的质量有关, cd=dqe2[20].

制造商根据自己利润最大化选择最优的产品设计策略, 然后确定最优的产品质量水平和零售价格 (在变量的最优值上加数字上标1~3分别表示四种产品设计策略下的最优值) , 在根据产品质量水平确定零售价格时, 仅考虑顾客购买产品的效用约束。制造商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决策最优的产品设计策略, 而政府从整个环境的角度考虑, 就希望制造商设计绿色产品来保护环境, 在以下部分中给出政府制定的环境标准是如何影响制造商决策的, 并且分析政府是如何采取措施使得制造商也从整个环境的角度来进行产品设计策略的选择。

3 产品设计策略

3.1 设计普通产品面向普通市场和绿色市场

当制造商只设计普通产品面向普通市场时, 只要保证普通市场顾客购买产品的效用非负就可以 (即约束条件 (2) 成立) , 由于制造商的利润是产品零售价格的增函数, 因此, 制造商将通过获得全部的普通市场顾客剩余来赚取更多的利润, 最优的产品定价通过约束条件 (2) 可得, po*=voqt.而此时绿色市场顾客购买普通产品获得的效用为Ugo=βvgqt-voqt>0, 绿色市场的顾客都会转向购买普通产品, 即制造商设计普通产品可以销售给两个市场, 就不存在只设计普通产品面向普通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在这种情况下, 制造商的优化模型为:

3.2 设计普通产品和绿色产品分别面向普通市场和绿色市场

当制造商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种市场时, 就需要考虑顾客购买转移的问题, 此时, 制造商的优化模型为:

由于制造商的利润是零售价格的增函数, 根据约束条件 (2) ~ (5) 可以得到两种产品的最优零售价格为:

将式 (8) 代入到问题 (7) 可以得到如下的无约束问题

由优化条件可得:

制造商获得的最大利润为:

3.3 只设计绿色产品面向绿色市场

当制造商只设计绿色产品面向绿色市场时, 只要保证绿色市场顾客购买产品的效用非负就可以 (即约束条件 (3) 成立) , 由于制造商的利润是产品零售价格的增函数, 因此, 制造商通过获得全部绿色市场顾客的剩余来赚取更多利润, 最优的产品定价通过约束条件 (3) 可得, pg*=vgqe.此时普通市场顾客购买绿色产品获得的效用为Uog=αvoqe-vgqe<0, 普通市场顾客不会转向购买绿色产品, 采用这种产品设计策略制造商将失去普通市场。此时, 制造商的优化模型为:

解问题 (9) 可得:

制造商获得的最大利润为:

3.4 最优产品设计策略

比较以上三种产品设计策略下制造商获得的最大利润, 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π2*>π3*.

命题1说明了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种市场时制造商获得的利润一定大于只设计绿色产品面向绿色市场时获得的利润, 因此, 只设计绿色产品面向绿色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将不会被制造商采用。在只设计绿色产品面向绿色市场时, 制造商虽然可以指定最高的价格vgqe来获得最大利润, 但是会失去普通市场的顾客。

通过比较制造商在各种产品设计策略下获得的最大利润, 可以得到如下有关最优产品设计策略的定理。

定理1

(1) 当, 制造商采取只设计普通产品面向两个细分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

(2) 当π1*<π2*, 制造商采取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

从定理1可以看出, 当市场参数、生产边际成本、开发边际成本满足不同的条件时, 制造商应该采取不同的产品设计策略, 而制造商不会单独设计绿色产品推向市场的。而制造商在保留普通产品的基础上开发绿色产品也是需要条件的, 大部分时候制造商都只会设计普通产品面向两个细分市场。

制造商仅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来确定最优的产品设计策略, 但是政府是从整个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考虑, 他希望制造商采取使得总的绿色质量最大的的产品设计策略。制造商和政府的决策可能存在不一致性。

根据文献[12]中总的绿色质量的定义, 下面给出三种产品设计策略下总的绿色质量水平, 它表示了对整个环境的影响, 四种产品设计策略下总的绿色质量水平用Qei (i=1, 2, 3) 表示, 由四种产品设计策略下的最优产品质量水平可得,

比较三种产品设计策略下总的绿色质量水平, 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2 Qe2=Qe3>Qe1.

从三种产品设计策略下总的绿色质量来看, 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与只设计绿色产品面向绿色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下, 总的绿色质量水平相同, 它们都高于只设计普通产品面向两个细分市场的情况。

政府根据最大化总的绿色质量的原则, 希望制造商采取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或者只设计绿色产品面向绿色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 而不希望制造商采取只设计普通产品面向两个细分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制造商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最优的产品设计策略, 而政府从整个社会总的绿色质量最大化角度希望制造商选择某种产品设计策略, 两者的决策往往是不一致的。因此, 在某些条件下政府需要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来改变制造商的产品设计策略的决策。

4 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下的产品设计策略

只有在只设计普通产品面向两个细分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选择上, 制造商和政府决策存在不一致性。而政府具有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权利[21,22], 假设政府制定如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企业不设计绿色产品将给予总资金F的惩罚, 如果企业设计绿色产品将根据设计产品的质量水平给予单位奖金为m的奖励。

在政府制定的这种宏观调控政策下, 再次分析各种产品设计策略下制造商的利润以及总的绿色质量水平。

(1) 只设计普通产品面向两个细分市场

(2) 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

解问题 (11) 可得:

(3) 只设计绿色产品面向绿色市场

解问题 (12) 可得:

比较三种产品设计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润和总的绿色质量, 仍然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3说明了在政府制定的措施下, 制造商仍然不会选择只设计绿色产品面向两个细分市场, 这主要是因为普通顾客群占很大比例, 而他们购买绿色产品带来的额外效用又较低, 而由于设计绿色产品成本较高并且有开发成本, 制造商是不会愿意只设计生产绿色产品推向市场的。同时, 双方只有在选择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上可能具有一致性。因此, 政府只有通过制定政策使得制造商采取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

政府为了使得制造商采取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来最大化总的绿色质量, 政府需要在某些条件下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来激励制造商, 以下定理描述了政府应该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条件,

定理2当时, 政府需要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反之, 政府不需要制定宏观调控政策。

定理3说明了当顾客的边际效用、市场规模、生产边际成本以及开发边际成本等满足不同关系时, 制造商会在某些条件下采取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当制造商自愿选择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时, 政府是不需要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即, 政府会根据市场以及企业的生产情况来选择是否采取宏观调控政策。

当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时, 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调控政策, 政府具体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用如下定理描述。

定理3

定理3说明了政府首先采取奖励 (或惩罚) 的措施来使得制造商按照政策的意愿来选择产品设计策略, 当政府对制造商设计绿色产品的奖励m (或惩罚F) 较高时, 政府不需要再对制造商不设计绿色产品进行惩罚 (或奖励) , 就可以使得制造商按照总绿色质量最大化的原则来选择最优的产品设计策略。当政府对制造商设计绿色产品的奖励m (或惩罚F) 较低时, 政府还需要再对制造商不设计绿色产品进行一定惩罚 (奖励) , 利用奖励和惩罚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政策, 制造商才会按照政府的意愿来选择产品设计策略, 即按照总的绿色质量最大化的原则来选择产品设计策略。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下, 制造商将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 分析在该产品设计策略下, 政府制定措施前后制造商的利润以及总的绿色质量, 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4珔π2*≥π2*和珚Qe2≥Qe2.

命题4说明了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下, 不仅可以增加总的绿色质量, 改善社会环境, 而且还可以增加制造商的利润, 制造商肯定会按照政府的意愿来设计产品推向市场, 双方决策达到了一致。政府为了使得制造商能够推出绿色产品, 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 例如提高顾客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能够对绿色产品有更高的评价, 愿意购买绿色产品, 从而增加绿色市场顾客的数量等方法。

5 结论

面对普通市场和绿色市场两个细分市场的顾客, 制造商有三种不同的产品设计策略, 即只设计普通产品面向两个细分市场、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和只设计绿色产品面向绿色市场。不同市场的顾客对产品质量的评价不同, 制造商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选择最优的产品设计策略, 并且设计产品最优的质量水平和对产品进行定价。研究结果表明, 制造商在某些条件下选择只设计普通产品面向两个细分市场, 在另一些条件下选择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政府从整个社会环境的角度出发, 以总的绿色质量最大化为原则希望制造商采取只设计绿色产品面向绿色市场或者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政府和制造商在选择产品设计策略上只有在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的策略上可能具有一致性。政府通过给予制造商不设计绿色产品一定的惩罚, 而对于设计绿色产品给予一定的奖励, 或者只采取奖励的措施或只采取惩罚的措施, 来使得制造商选择设计两种产品分别面向两个细分市场的产品设计策略, 从而使得制造商利润最大化, 同时也保证了总绿色质量的最大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解决了他与制造商决策的不一致性, 而且增加了总的绿色质量和制造商的利润, 制造商就有动机按照政府的意愿来选择最优的产品设计策略, 双方决策具有了一致性。

本文只考虑了普通市场和绿色市场顾客数量固定的情况, 当市场顾客的需求受到价格或者广告水平的影响时, 制造商和政府应如何决策以及决策是否存在一致性将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当顾客无法很好识别绿色质量时, 制造商应采取何种措施来使得顾客购买绿色产品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或者制造商采取何种措施来激励零售商更好地宣传绿色产品来帮助推出绿色产品也值得研究。当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政策, 制造商认为不可信时, 双方应该如何博弈决策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摘要：工业的发展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 为了解决环境问题, 必须从绿色产品设计开始, 这得到了顾客、政府和企业的广泛关注。有些顾客表示愿意改变自己的购买行为来保护环境, 而另一些只会购买普通产品。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来的决策是否要开发绿色产品, 选择何种产品设计策略面向两个细分市场。企业的最优产品设计策略并不一定有利于保护环境, 而政府需要制定宏观政策来改变企业的决策。研究结果表明, 在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影响下, 企业选择了最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绿色产品设计策略, 并且利润得到了提高, 总的环境质量也得到提高, 达到了双赢的局面。

试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篇9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政府,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作为日渐崛起的重要社会力量, 在多次公共危机事件中已凸显其独特优势。因此, 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探讨研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依据

(一)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必要性

非政府组织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 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这与政府公共机构的公共价值目标相同。两者在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多样化、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方面, 是不冲突的。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 具有非常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 因此, 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也存在“政府失灵”, 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可能出现低效与寻租的情况。所以, 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可以进行互动合作, 实现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正是以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存在为前提。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 非政府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同时还能极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

(二)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特有优势

1. 行动灵活。

当出现公共危机时, 政府组织往往由于严格的层级体系或某些政治原因、价值因素使得其反应缓慢。与政府体系相比,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 决策是分散而独立的, 它可以即时作出反应, 迅速渗入事件的各个环节, 并根据各种既定的条件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计划, 灵活调整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2. 专业性。

虽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现在专业性还很不足, 但是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是它的一个特点。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将自己的目标定得非常具体明确。例如, 关注某类社会问题或救助某些弱势群体, 然后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吸纳组织成员, 最后形成了专业特色鲜明的人员组合, 并长期从事社会或科研最前沿的工作。

3. 民间性。

政府在处置一些危机事件时, 往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作为外部角色去对待, 而非政府组织是以水平的角度、平等的眼光在与群众的交融中去对待, 其工作手法特别注重通过有效沟通来引导社会公众的参与, 与社会成员打成一片从而为问题的解决做好铺垫。它们上接政府, 下联基层群众, 社会触角和成员基础十分广泛, 具有很强的民间性[1]。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 非政府组织官办色彩较浓

现实中, 中国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是由政府的职能部门转变过来的, 或者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建立的, 它们在组织、职能、人事、活动方式和管理体制等多方面严重依赖政府, 甚至仍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过分依赖, 一方面助长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直接干预, 削弱了组织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也严重束缚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力, 妨碍了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优势的发挥。

(二) 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一是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完整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 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明确法律规定。二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权利和途径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据统计, 中国目前已经制定涉及突发危机事件主要是针对整个国家应急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逐步对应急管理体系进行了完善。但是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各级应急预案中对突发事件中非政府组织权责的规定并不明确, 缺乏可操作性的配套规定。

(三) 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够

据统计, 目前中国非政府组织中的职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专职工作人员;二是兼职工作人员;三是志愿者。其中, 专职工作人员的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 相当多的组织雇佣兼职人员, 较少使用志愿人员。缺乏志愿者大概是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最大差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缺乏广泛、深层次的社会认同, 社会公信力不够。这就使得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群众应对危机时, 很多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

(四)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缺乏沟通协调机制

长期以来, “全能政府”的管理理念使政府几乎包揽公共危机事件所有阶段的全部工作, 表现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主要依靠的力量还是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部队和相关的组织工作人员, 在整个应对过程中与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协调机制基本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 在公共危机事件应对过程中, 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或是疏于联系, 或是政府部门仅以传统行政命令的方式传达其决策, 彼此之间缺乏互动沟通;另一方面, 在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分别应该承担哪些职责、具体负责哪部分工作, 或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又应该承担哪部分工作等情况, 在中国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五) 非政府组织自身发展受限

一是资金不足。现阶段的非政府组织正处于一种从政府领域向公众领域的过渡时期, 一方面政府提供的拨款数量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政府也鼓励非政府组织财政上争取独立和自负盈亏。物质资源和财政资源是危机管理的基础, 而目前非政府组织在资金筹措和运作能力上普遍能力不足, 以至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的救助捉襟见肘。二是人才不足。这使得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所应该具备的技术和专业能力, 包括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组织架构的设定, 管理机制、运行机制的确立, 社会资源的整合, 专业资源的挖掘, 自身形象的塑造等各方面, 还有在善后处理中对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监督, 绩效的自我评估等能力, 都显得明显不足。

三、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作用的建议

(一) 从政府层次, 应重视和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第一, 政府要积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不能简单地把非政府组织作为其管理和执政的助手, 要充分认识到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重要性和长远意义。要将培育和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作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 尊重非政府组织, 努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同非政府组织进行沟通、协调和合作。第二, 要健全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一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 适时制定《非政府组织法》, 完善非政府组织管理模式, 同时要在非政府组织法律框架中明确规定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 为其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条件。二是要在有关公共危机管理法规中明确非政府组织的责任, 同时对非政府组织的运营实行必要的法律规制, 在法律上对非政府组织处理危机事件的行为加以保障和规范。第三, 要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普遍资金匮乏, 尽管有些非政府组织有一定的收入, 但经费的来源通常是其成员交纳的会费或提供的服务性收入。针对这种情况, 政府应当拨付一定的款项作为资金支持, 并通过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或是项目引导等方式创造条件, 为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和物质基础。第四, 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互助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首先要成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协调机构, 由政府部门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骨干组成, 工作人员以兼职方式任职, 平时不在位, 危机时刻则立即组合到位, 具体负责统一调度指挥分散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 为危机解决提供组织保障。其次, 要搭建两者之间强有力的危机沟通平台, 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 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通过应急平台等方式, 建立二者之间实时联动的危机信息沟通渠道。再次, 政府在常态管理中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 使它们的工作安排与政府的各级应急计划相互衔接, 避免出现脱节漏洞或职责不清[2]。

(二) 从自身角度, 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首先要加强理念建设。对于一个非政府组织, 理念或使命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灵魂, 代表组织的目标和方向, 也是它取得社会资源的基本依据。确立非政府组织的使命, 实际上就是确立它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 为它的未来发展定位。其次, 要提高专业素质。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 开展科学化、规范化的组织操作, 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引进专家和学者, 积极开展有关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的运行模式、发挥作用的程度、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绩效评估等公共危机理论与政策的研究, 从而不断提高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化素质[3]。再次, 要完善管理制度。包括制定危机处理的基本程序, 明确相关人员的责权范围, 利用各种手段来完善自身的运行机制等内容, 对其微观行为进行规范。

(三) 从社会层次讲, 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认同度

从社会层次上推进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作用的完善主要是加强公民文化建设, 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外在合法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 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公民应具备良好的参与意识, 积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 公民还必须充分明了自己的权利与责任, 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积极地承担监督和参政的责任。第二, 培养公民的志愿精神。非政府组织“志愿性为公”的性质, 决定了人们参与其中的激励依靠是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于应对公共危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这种超然物外的激励与权力、金钱相比就显得较为脆弱。所以, 培养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培养社会的公德心、使命感就显得格外必要。

参考文献

[1]沈荣华.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J].新视野, 2005, (5) .

[2]石奎.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J].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学报, 2004, (2) :15.

政府参与 篇10

一政府在私募股权基金中作用的理论解释

1. 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存在“市场失灵”

私募股权基金契约的不完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契约不完全性的原因有二: (1) 由于外部环境是复杂的、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 人们所得到的相关信息是不可能完备的, 而且由于存在着偶然性, 很多环境因素的本质超越了人们的理性, 即人们处理信息和决策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是人类的有限理性。 (2) 交易成本是普遍存在的, 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契约的某些重要规定是被省略的。

2. 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下政府的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 在经济生活中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 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 作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 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利用这一优势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各种制度安排。在各种制度供给中, 诺斯尤其重视产权制度安排。依据他的国家模型, 诺斯认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在统治者的福利最大化目标范围内界定和保护产权。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为产权提供保护, 从而节约交易成本, 使经济顺利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还具体阐明了政府 (或国家) 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一是国家可凭借其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没有国家权威, 现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无法建立起来。二是与各种民间组织相比, 政府能以更低的成本确立和实行所有权, 由此获得的好处要比经过扩大市场获得的好处明显得多。假如没有国家, 那么契约的实施费用将相当高昂, 过高的交易费用的存在将使任何契约都失去存在的意义;三是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的方式和程度的差异会导致不同产权制度的形成,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或引起经济衰落。

二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发展过程的问题

私募股权基金近几年在中国发展迅速, 进入了一个繁荣的阶段, 同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 对于改变企业融资结构、改善公司治理, 以及引导流动性方面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然而, 由于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市场发展时间较短, 各种制度依旧不成熟, 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问题。

1. 火线入股

中国当前私募股权市场的典型特征是Pre-IPO基金占主流。这类Pre-IPO投资, 既不同于传统的私募股权投资, 亦不同于境外成熟常见的Pre-IPO模式:首先, 仅仅投资于拟上市企业股权, 惟一的风险在于过会;其次, 投资周期极短, 入股的价格却远低于IPO发行价。一个典型的概括即是火线入股。火线入股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公开公正公平的基础造成了系统性的破坏, 形成了拟上市公司与权力机构之间形式隐秘但赤裸裸的利益输送。这会造成PE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 大量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阶段后移, “短平快”的浮躁心态盛行, 价值创造功能缺失, 对中国私募股权基金业未来的发展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2. 投资泡沫化

由于大量的资源涌向几个行业, 其他更多的, 或者新兴但还未被PE认可的或传统但关系国计民生或如社会公共事业等无法带来想象空间的行业将因此而更少地获得资本的支持。例如, 具有新疆特色的油砂豆产业, 它不仅可以利用沙漠边缘土地种植, 还可以改善新疆脆弱的生态环境, 既能在成熟的土地上进行规模化推广种植为农民增收创利, 也可以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饲草, 但是由于PE追逐热点的本性, 它并没有在类似行业投资。

3. 高增长陷阱

企业接受了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 虽然能够解决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但同时又走上了一条一路狂奔的不归路。幸运便是过关斩将成功上市;不幸便是关门倒闭甚至血本无归。私募股权基金由于其固有的存续期的有限性特征, 以及背后面对的投资人业绩要求的巨大压力, 在投资入股后, 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退出, 顺利收回本金和获利。因此, PE绝不允许所投企业按部就班地稳健发展, 而是常常鼓励甚至迫使企业采取激进的措施, 尽快提升其短期业绩, 以满足上市的条件。

三加强我国政府在私募股权基金的中作用的建议

市场经济不是不要政府, 而是要有限、有效和法治的政府。监管本身就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 但需要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边界, 坚持监管方式的市场。政府还应该在以下方面为私募股权基金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1. 加强政府对私募股权基金的引导作用

政府应是私募股权基金环境的提供者, 应由目前直接投资模式向引导和监管方式转变。最终表现为既能将政府的资源整合到新经济的创造中来, 又能将市场资源带入到新经济的创造中来, 从而将私募股权基金这一融资工具与中国经济发展特色相结合,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投资支持体系, 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各级政府应在发起设立引导基金的同时, 应推进私募基金机构投资的战略向新兴产业早期投资转变。在中国特色的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路径中, 政府的应该打造我国风险投资支持体系, 服务我国自主创新发展战略需要。此外, 产业投资基金的升温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由于产业投资基金是一种政府行为, 所以与政府引导基金类似, 运作机制方面仍存在问题, 市场化程度不高, 但可以预见的是, 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机制应该在政府指导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 从而带动私募股权基金业的发展。

2. 加强对基金信息披露的监管

信息披露既是监管的重要内容, 也可以视为监管的方式。在国外, 信息披露的规范主要由行业协会制定和监督执行, 金融危机后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有所强化。在中国, 行业协会至少在目前还难当此任, 由证券监管部门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规则和监督执行是现阶段可行的选择, 将来再逐步过渡移交给行业协会。

摘要：近年来, 私募股权基金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一个炙手可热的重要话题, 在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确保其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保持长久的动力。本文在阐述政府对私募股权基金中作用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现阶段私募股权基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加强我国政府在私募股权基金中作用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政府作用,政府监管

参考文献

[1]Josh Lerner, Fekda Hardymon, Ann Leamon, Venture capital and Private Equity:a casebook[M].New York:Wiley, 2005

[2]成思危.成思危论风险投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3]高正平.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作用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4]盛立军.私募股权与资本市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5]张杰.中国金融制度选择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政府参与 篇11

摘要：政府猎头现象频繁发生。通过总结和归纳基本流程，结合中小型服务企业市场层面和经营范围，探讨了参与政府猎头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提出了中小企业改善经营理念、转换经营方式，积极承接政府订单的主要路径和模式。

关键词：中小企业猎头政府猎头基本路径

0引言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政府猎头行动频繁出现。2003——2008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103个中央企业进行高管职位的公开招聘，许多中外猎头公司参与其中；湖北省、黑龙江省、浙江省等省份，先后宣布了政府猎头计划：深圳、苏州、重庆等地方政府，明确提出邀请海内外猎头公司参与高级公务员、直属企业高级经理的招募工作；等等。

政府猎头隶属于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系指以政府为主体，依照国家人才战略的部署和要求，委托专业的猎头公司，搜寻、甄别和吸纳高级人才的实践过程。它的典型特征有：政府委托并付费：公开发布招募信息；多个企业协同完成猎头方案；基本形成完整的经营链；涉及多行业多领域；等等。中国的猎头公司实力参差不齐，市场体系发育尚不健全，行业管理体制处于缺位状况。但是，市场化的政府猎头行动，毕竟为中小型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提供了新的经营理念、服务范围和利润生长点。

1政府猎头的基本流程

政府猎头的基本流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1.1拟定计划阶段。包括确定招录岗位、入围名额、报名时间、基本条件、考核程序、面试及测试等。政府部门自行或委托猎头公司在权威媒体或者指定媒体上，公布招录方案、联系人、联系方式等。

1.2委托或授权阶段。政府与猎头公司签订委托或授权合同，商定委托的时间、价格和付款方式等。经第三方公证后，政府支付猎头订金，合同正式生效。

1.3基本审核阶段。根据猎头公司提供的搜寻名单和候选人资料，进行资格复查、体质检查、背景调查、学历审核、从业经历验证等。审核完毕后，确定入围名单合格者，须发出书面通知或在媒体上公布。

1.4综合测试阶段。政府组织专家或者委托猎头公司进行综合测试，如笔试、人机对话(如测谎仪)、结构化面试、领导力测试、无领导小组讨论等。重点是进行人职匹配测评。依据综合评分，列出候选人的入选名单和排名顺序。

1.5试用考察阶段。如是单一候选人胜出，即进入为期三个月以上的试用期；如是多人同时试用，则在试用期满后，最终确定胜出人选。试用期满，政府部门和猎头公司应召开评估研究，从人职匹配、人际关系、适应力和胜任力等多个方面进行鉴定，以确定候选人合格与否。

1.6正式录用阶段。候选人试用期满，政府、猎头公司和候选人三方要签订正式的录用或聘用合同。主要是明确三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凡属于企业背景的候选人，还要考察候选人的同业禁止竞争协议及其执行情况。必要时，须签订保密协议、服务年限协议：专利免费协议等。

除此之外，规范的政府猎头还设置了跟踪反馈程序，即猎头公司每三个月必须到聘用单位，了解、考察候选人的工作情况，跟踪候选人的适应状况，双方及时互通信息、磋商异议。值得一提的是，猎头公司一般按照国际惯例，在合同中承诺并书面认可，如果在试用期满，聘用单位仍然不满意，猎头公司将免费搜寻下一个合适的候选人，再次猎头的期限不超过一年。

2中小企业参与路径分析

政府猎头是政府主导、委托并监督，由猎头公司完成的市场化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比较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政府猎头招募比较频繁、涉及行业多、人员数额较大，且通常委托猎头公司、并实行公开招标制度。如在日本，猎头公司能够取得政府的猎头订单，是企业经营稳健、获利丰厚的标志，也是同行争相推崇和仿效的经营典范之一。

结合政府猎头流程，中小企业参与的基本路径大致如下：

2.1市场调研。政府在增加或设置新的职位前，会进行必要的市场调研。如公众承受力、国外政府的类似做法、舆论预期反应、可参考的薪水标准，等等。这多由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咨询公司承接完成。

2.2职位评估。如果是旧岗位，政府会邀请专家学者或者委托企业进行必要的检讨和分析，如岗位空缺的原因，离职者的真实动机，岗位权责是否合理，等等。如果是新设的岗位，则偏重于：岗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否涉嫌重复设岗，新岗位的权限范围，可参考的年薪标准，等等。最重要的是，职位分析给政府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职位描述，是启动猎头行动的第一步。

2.3委托猎头。在确认委托猎头前，政府部门必须考虑诸多决策性的领域，比如是否委托猎头公司招募，如何委托合适的猎头公司，政府的委托成本和期限是多少，如何有效控制委托猎头带来的各种风险，等等。一些外国政府是将政府猎头方案整体打包、委托一家大型猎头公司完成。被委托的猎头公司根据方案需要，拆分成详细的零星方案，交由中小型猎头公司分头实施、完成。

2.4专业搜寻。由于猎头指向是非常明确的，也不可能大规模招募，尤其是涉及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职位，必须委托专业化公司进行。因此，中小企业完全能够发挥地域优势，利用“隔行如隔山”的行业优势，迅速为政府提供合适的候选人。如政府招募主管服装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长期从事此领域人力资源服务的中小企业，就占据了参与猎头行动的行业经验和优势地位。

2.5背景调查。包括资历调查、背景考察和履历审核等三个方面。除此之外，中小企业还能够通过关联企业、行业经验等，提供候选人的经历爱好、家庭成员、历史业绩等深层背景，多渠道、多方位调查和核实候选人资格，确保猎头方案的顺利实施。

2.6综合测试。普通的测试包括心理测试、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试和性格测试等，特殊的猎头职位，还需要领导力、适应力和胜任力测试，乃至于风险承受力、协同能力和应变能力。信誉较好、专业从事人才测试和测评的中小企业，往往能够得到政府和大型猎头公司的青睐。

2.7个性服务。一旦确定合适人选，猎头公司就会跟踪并游说候选人积极备选。规范化的猎头公司，会安排经验丰富的猎头专员，指导并辅导候选人模拟面试、笔试过程，积极应对各种职业和专业化的测试。同时，指定一至两名猪头专员，为候选人提供贴身服务。如常见的候选人体检、家庭成员安置、子女上学等细节，往往成为中小企业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2.8指导培训。中小企业可以配合政府猎头目标和要求，指导候选人实事求是、恰到好处地进行竞聘。从如何签订合同、如何准备测评，到如何辞职、何时辞职，乃至于参加面试时系什么样的领带、穿什么样的皮鞋等细节，都会一对一式地进行指导和训练。这是大型猎头公司几乎无法做到、难以企及的“盲区”。

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探析 篇12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食品安全监管,参与式治理

数据表明食品安全问题依旧非常突出,究其原因,是我国现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规制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没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依然处在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监管局面。 因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产生的对外部力量的需求,促使作为第三方力量的非政府组织以其志愿性、独立性、非营利性等特性很好地充当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消费者、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 有效的监督了政府和市场的行为,为食品安全监管注入了强有力的民间力量。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综述

奥斯本《改革政府》以及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一致提出了政府失灵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实践经验和作用的问题。1针对这一问题,伯顿·韦斯·布罗德(1974)用市场 “自由主义”下的 “市场失灵”和政府低效所表现出的“政府失灵”理论,认为只有在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有机联合的基础上,才能满足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物品的需求,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2萨拉蒙在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中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分别比较分析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成本差异,结果表明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上比政府具有绝对的优势。3伯顿.韦斯布罗德(1974)基于政府过度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理论,论证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不充分性和不完整性。 指出,只有联合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力量,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4

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结合中国国情也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优势、作用机制与模式等进行了研究。 在食品安全领域,非政府组织在医疗卫生、教育、环卫等各个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为人们将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引入到食品安全治理的过程中提供了经验和方法。 刘宁、李秉龙等人运用市场失灵理论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梳理,由此进一步揭示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必要性,同时有效界定了政府监管的边界范围,以避免与市场调节机制的冲突,从而达到对市场失灵的控制。5丁志春从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入手,强调并建议增强食品行业协会独立性和专业性,在促进食品行业协会监管功能的发挥上发挥作用。 刘录明、侯军岐从监管体系完善角度出发,促进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观点。6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困境

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表现中,非政府组织很好的充当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消费者、企业与消费者、 非政府组织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 为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水平贡献了不小的力量。但是在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还面临着一些困境:

1、参与深度不足

由于我国行政主导倾向明显,致使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数量较少,而且当前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因资金等问题而对政府过于依赖,官办色彩浓、独立性不够。 因为受到政府部门的制约,其在自身行动上受到不必要的牵制,行动上比较拘束,参与治理的深度不够,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致使其在政府决策与监督方面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2、参与能力不足

由于现行食品安全法立法中存在的封闭性和维权性, 对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的定位较低,加上非政府组织社会地位不高、难以吸纳专业性人才加入,由此影响了非政府组织自身能力和专业性的提高。

3、参与方式单一

由于非政府组织缺乏与公众的沟通, 导致公众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与支持度偏低, 影响非政府组织的权威与地位。致其在参与治理中缺位与错位,应有的“积能效应”无法充分实现,参与方式趋于单一,未能实现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角色转变。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方式与模式

1、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机制的原则

(1)法治性原则。 首先需要根据相关法律明确界定政府、 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三个部门的权利边界,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应该在现有国情及预期可控的范围内对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做出明确的法律许可。

(2)共治性原则。 共治理念建立在权力的共享和责任的共担基础之上的,治理主体间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共享共治, 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食品安全共治应以增进和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实现多中心合作治理机制。

(3)透明性原则。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重要原因,更是公众在食品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根本原因。 多元参与、平等合作过程要求对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商业机密、隐私除外)要始终及时、客观、公正地公开,这是有效消解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维护消费者、企业和相关利益方正当利益的基础。

2、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方式

非政府组织以其志愿性、独立性、非营利性等特性可有效地监督市场和政府的行为, 基于此,非政府组织参与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点:

(1)参与政策制定。 各类食品行业的非政府组织应作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消费者、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梁,积极参与有关食品安全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推动政府治理更加符合公共利益需要;推动行业技术标准的建立和完善;推动行业对自治政策的参与,促进行业自治能力提升。

(2)参与规制过程的监督。 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缺陷, 非政府组织应该发挥其非营利性、志愿性、民间性和灵活性等优势,参与规制过程的监督,即监督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协助政府治理。 一方面,非政府组应该动员社会利用其自身整合资源的能力,敦促各方公布规制过程的信息公开化,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政府提升规制公信度,另一方面增进民众对规制的参与度。

(3)促进食品安全供应链完善。 就食品本身而言, 食品的供应链直接关系到食品最终的安全与否,食品安全供应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农业源头和食品加工流通过程中的操作不规范。 非政府组织可以积极参与供应链过程管理, 协助政府进行监管,加强对供应链的监督。

3、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模式

根据上文分析, 并结合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公共食品安全领域的问题十分突出的国情,应总结前人的公共治理理论和我国社会治理的经验,构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公众(消费者)等主体共同参与的新的网络化合作治理模式,即政府主导、市场运作、非政府组织参与的“三位一体”的合作治理模式。 其中政府负责市场秩序,引导行业标准,并逐渐从制定标准中退出,通过明确和实施质量管制标准以及加强市场准入和退出管制对失信者进行相应的惩处。 市场运作的重点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并进行行业自律。非政府组织通过参与政策制定、 规制过程的监督以及食品安全供应链完善等方式协助政府和市场治理。 该模式将克服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中突出的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和社会监管力量的不足等问题。 (见图1)

四、促进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1、政府角度

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形成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 在食品安全治理领域,除了加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与法治保障外,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形成企业负责、行业自律、政府规制、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新型食品安全治理新机制。

第一,注重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差异性及其本身的差异。 明确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差异基础上对不同非政府组织实行多样化监管与引导,对于另外一些需要强力监管的可以适当加强政策力度。

第二,合理确定不同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空间及层次。 重视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特别是食品安全治理方面的巨大优势,通过规范非政府组织的准入制度来确定其参与的空间与层次。 中国应该参考国外经验并根据本国国情,一是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制定专门的法律,将其纳入法制轨道。 二是根据非政府组织的差异性简化非政府组织的备案审核,保证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合法性。

第三,丰富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制。 根据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可以建立三种机制:一是建立政府为主非政府组织为辅的合作机制,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和非政府组织的辅助作用。 比如当突发重大食品安全问题时,政府需应用一切行政手段,召回“问题食品”,并对相关企业给予法律处分,而此时非政府组织应该积极发动其掌控的资源正确引导舆论, 维护食品安全,消除不良影响。 二是建立政府为辅非政府为主的合作机制,以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的优势作用。 比如,对于一些项目因人力资源或其他的因素导致政府难于介入,政府可以通过拨款资助的方式来帮组非政府组织应用其专业优势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以达到政府为辅非政府组织为主的目的。 三是应该站在平等的位置上,相互信任,各自发挥自我优势。 比如,政府可以在非政府组织中选拔人才,担任政府职务,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研究和制定中权衡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各方的看法,公平合理的完善相应的制度。

第四,构建统一的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的平台。 一是建立具有统筹全国非政府组织能力的组织机构,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协调能力;二是加强非政府组织间的交流。 三是推动非政府组织章程建设,明确各种功能边界和服务范围。

第五,完善对非政府组织的激励环境。一是加强立法,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条文,为非政府组织在有效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上提供法律保障和法规依据。二是激励非政府组织采取合法的富有创造性的参与治理形式。三是放开部分行政管制职能,授权给相关行业协会, 积极鼓励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成立各种形式的行业协会。 四是注重对非政府组织的科学评估与矫正,尽量减少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局限性。

2、非政府组织自身角度

第一, 完善非政府组织成员的培训方式与方法。 以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为目标,非政府组织应完善相应的培训方式与方法,加强对组织成员的能力考查,做到每一个参与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成员都能够熟练地完成组织下达的任务。

第二,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优秀做法。 积极研究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特点及机制。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积极采取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参与食品安全信息供给、政策制定、规制过程的监督、规制效率的评估、食品安全教育等活动, 不断拓展合法参与空间和参与领域,丰富参与形式。

第三,扩大社会关注和投入。 非政府组织应打造良好声誉,积极吸引、调动社会各种资源如资金、设备、人员力量等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实现非政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