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参与

非政府组织参与（共12篇）

非政府组织参与 篇1

摘要：在应对公共危机中, 政府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是大势所趋, 但非政府组织有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要性和优势,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现实中存在着多种制约因素影响着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对此, 应在从政府层次、非政府组织自身角度以及社会层次三方面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使其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政府,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作为日渐崛起的重要社会力量, 在多次公共危机事件中已凸显其独特优势。因此, 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探讨研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依据

(一)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必要性

非政府组织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 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这与政府公共机构的公共价值目标相同。两者在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多样化、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方面, 是不冲突的。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 具有非常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 因此, 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也存在“政府失灵”, 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可能出现低效与寻租的情况。所以, 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可以进行互动合作, 实现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正是以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存在为前提。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 非政府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同时还能极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

(二)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特有优势

1. 行动灵活。

当出现公共危机时, 政府组织往往由于严格的层级体系或某些政治原因、价值因素使得其反应缓慢。与政府体系相比,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 决策是分散而独立的, 它可以即时作出反应, 迅速渗入事件的各个环节, 并根据各种既定的条件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计划, 灵活调整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2. 专业性。

虽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现在专业性还很不足, 但是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是它的一个特点。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将自己的目标定得非常具体明确。例如, 关注某类社会问题或救助某些弱势群体, 然后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吸纳组织成员, 最后形成了专业特色鲜明的人员组合, 并长期从事社会或科研最前沿的工作。

3. 民间性。

政府在处置一些危机事件时, 往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作为外部角色去对待, 而非政府组织是以水平的角度、平等的眼光在与群众的交融中去对待, 其工作手法特别注重通过有效沟通来引导社会公众的参与, 与社会成员打成一片从而为问题的解决做好铺垫。它们上接政府, 下联基层群众, 社会触角和成员基础十分广泛, 具有很强的民间性[1]。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 非政府组织官办色彩较浓

现实中, 中国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是由政府的职能部门转变过来的, 或者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建立的, 它们在组织、职能、人事、活动方式和管理体制等多方面严重依赖政府, 甚至仍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过分依赖, 一方面助长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直接干预, 削弱了组织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也严重束缚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力, 妨碍了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优势的发挥。

(二) 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一是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完整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 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明确法律规定。二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权利和途径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据统计, 中国目前已经制定涉及突发危机事件主要是针对整个国家应急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逐步对应急管理体系进行了完善。但是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各级应急预案中对突发事件中非政府组织权责的规定并不明确, 缺乏可操作性的配套规定。

(三) 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够

据统计, 目前中国非政府组织中的职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专职工作人员;二是兼职工作人员;三是志愿者。其中, 专职工作人员的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 相当多的组织雇佣兼职人员, 较少使用志愿人员。缺乏志愿者大概是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最大差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缺乏广泛、深层次的社会认同, 社会公信力不够。这就使得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群众应对危机时, 很多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

(四)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缺乏沟通协调机制

长期以来, “全能政府”的管理理念使政府几乎包揽公共危机事件所有阶段的全部工作, 表现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主要依靠的力量还是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部队和相关的组织工作人员, 在整个应对过程中与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协调机制基本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 在公共危机事件应对过程中, 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或是疏于联系, 或是政府部门仅以传统行政命令的方式传达其决策, 彼此之间缺乏互动沟通;另一方面, 在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分别应该承担哪些职责、具体负责哪部分工作, 或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又应该承担哪部分工作等情况, 在中国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五) 非政府组织自身发展受限

一是资金不足。现阶段的非政府组织正处于一种从政府领域向公众领域的过渡时期, 一方面政府提供的拨款数量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政府也鼓励非政府组织财政上争取独立和自负盈亏。物质资源和财政资源是危机管理的基础, 而目前非政府组织在资金筹措和运作能力上普遍能力不足, 以至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的救助捉襟见肘。二是人才不足。这使得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所应该具备的技术和专业能力, 包括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组织架构的设定, 管理机制、运行机制的确立, 社会资源的整合, 专业资源的挖掘, 自身形象的塑造等各方面, 还有在善后处理中对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监督, 绩效的自我评估等能力, 都显得明显不足。

三、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作用的建议

(一) 从政府层次, 应重视和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第一, 政府要积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不能简单地把非政府组织作为其管理和执政的助手, 要充分认识到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重要性和长远意义。要将培育和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作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 尊重非政府组织, 努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同非政府组织进行沟通、协调和合作。第二, 要健全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一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 适时制定《非政府组织法》, 完善非政府组织管理模式, 同时要在非政府组织法律框架中明确规定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 为其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条件。二是要在有关公共危机管理法规中明确非政府组织的责任, 同时对非政府组织的运营实行必要的法律规制, 在法律上对非政府组织处理危机事件的行为加以保障和规范。第三, 要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普遍资金匮乏, 尽管有些非政府组织有一定的收入, 但经费的来源通常是其成员交纳的会费或提供的服务性收入。针对这种情况, 政府应当拨付一定的款项作为资金支持, 并通过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或是项目引导等方式创造条件, 为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和物质基础。第四, 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互助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首先要成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协调机构, 由政府部门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骨干组成, 工作人员以兼职方式任职, 平时不在位, 危机时刻则立即组合到位, 具体负责统一调度指挥分散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 为危机解决提供组织保障。其次, 要搭建两者之间强有力的危机沟通平台, 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 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通过应急平台等方式, 建立二者之间实时联动的危机信息沟通渠道。再次, 政府在常态管理中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 使它们的工作安排与政府的各级应急计划相互衔接, 避免出现脱节漏洞或职责不清[2]。

(二) 从自身角度, 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首先要加强理念建设。对于一个非政府组织, 理念或使命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灵魂, 代表组织的目标和方向, 也是它取得社会资源的基本依据。确立非政府组织的使命, 实际上就是确立它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 为它的未来发展定位。其次, 要提高专业素质。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 开展科学化、规范化的组织操作, 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引进专家和学者, 积极开展有关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的运行模式、发挥作用的程度、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绩效评估等公共危机理论与政策的研究, 从而不断提高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化素质[3]。再次, 要完善管理制度。包括制定危机处理的基本程序, 明确相关人员的责权范围, 利用各种手段来完善自身的运行机制等内容, 对其微观行为进行规范。

(三) 从社会层次讲, 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认同度

从社会层次上推进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作用的完善主要是加强公民文化建设, 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外在合法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 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公民应具备良好的参与意识, 积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 公民还必须充分明了自己的权利与责任, 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积极地承担监督和参政的责任。第二, 培养公民的志愿精神。非政府组织“志愿性为公”的性质, 决定了人们参与其中的激励依靠是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于应对公共危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这种超然物外的激励与权力、金钱相比就显得较为脆弱。所以, 培养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培养社会的公德心、使命感就显得格外必要。

参考文献

[1]沈荣华.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J].新视野, 2005, (5) .

[2]石奎.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J].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学报, 2004, (2) :15.

[3]赵语慧.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 2006.

非政府组织参与 篇2

【发布文号】吉政办发[1999]11号 【发布日期】1999-04-01 【生效日期】1999-04-0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地方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司法厅、信访办关于组织律师参与信访工作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1999〕11号）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各直属机构：

省司法厅、信访办《关于组织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切实重视和支持律师参与信访工作，做到依法处理信访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

关于组织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意见

（省司法厅、信访办 1999年3月23日）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主要领导关于组织律师参与信访工作，依法处理信访工作的指示精神，现就组织律师参与信访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一、各级信访部门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认识组织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重要意义。组织律师参与信访工作是省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决策的具体体现，是对广大律师的充分信任，对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全省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各级信访部门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日程，认真抓好抓实，抓出成效。

二、二、要明确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职责任务。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义务为上访群众解答法律咨询；对需要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解决的案件，引导上访群众运用相应的程序和办法进行解决；当事人有要求的，应协助搞好依法代理工作、根据当地党委、政府领导指示或信访部门的委托参与个别重大疑难案件的法律论证，提出司法建议；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协助有关部门对无理上访户做好息诉工作。

三、三、要组织律师依法参与清理信访老户工作。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根据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安排，组织一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律师，依法参与和协助各级信访部门清理信访老户，从法律角度对信访老户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为党委、政府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或建议。

四、四、组织律师参与信访工作要把握好政策。信访案件一般时间较长，涉及部门较多，情况复杂，政策性极强，参与信访工作的律师必须把握好相关的政策，从稳定社会大局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依法办事，认真负责地为党委、政府当好参谋，为上访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充分运用律师的职业优势，最大限度地做好息诉解纷、化解矛盾的工作。

五、五、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以各级法律援助中心和政府法律顾问机构为依托，组建起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班子和队伍，尽快介入工作。工作中要加强督促、指导，及时帮助律师搞好重大疑难案件的协调和研究，确保咨询代理工作质量，促进依法处理信访工作的健康发展。

各地要及时将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当地党委、政府，信访部门与司法行政机关要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发挥合力，共同做好这项工作，并要注意总结和推广好的经验。

非政府组织参与 篇3

摘要：相较于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中国NG（）和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互动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在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它们扮演着信息提供、沟通桥梁和居中联系的角色，从而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其次，政府想要加强公共外交，这使得它们获得外交政策参与的渠道。最后，它们在行动形式和诉求内容上采取自我约束的策略。随着我国政治环境变得比较开放，它们的政策言论空间也慢慢扩大。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135（2016）05-0570-06

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一项重要发展是国际化，这显示它们开始思考中国崛起对于全球社会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全球社会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是它们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下简称气候大会）。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相较于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它们参与气候大会有哪些特点。

一、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学者对于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研究，较少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情形。例如，巴斯·阿茨（Bas Arts）认为非政府组织对气候变化条约具有影响，这些影响取决于它们的专业知识、国家的态度和行为、环境机制的重要性、政府问谈判的性质。米歇尔·贝茨尔（Michele M.Betsill）提出非政府组织影响京都议定书谈判，议题性质、制度因素、组织自身情况可以解释影响程度。邁克尔·利索夫斯基（Michael lisowski）认为非政府组织运用权力和优势去影响国际气候谈判，权力包括人际沟通和过程管理的技巧，优势来自于建立跨国联盟、提升谈判透明度、声称具有合法性的能力。然而，比较中西非政府组织的现状，由于前者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其制约因素。

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情形。例如，张丽君从公共外交的视角分析它们在政府气候外交中的价值以及政府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些价值。郇庆治从国际原则国内化的视角分析它们在政府再阐释和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的促动性作用及其局限。赖钰麟从政策倡议联盟的视角分析它们应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主张和活动。本文对于张丽君的研究的补充是，发现它们已开始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本文对于郇庆治的研究的补充是，深入探讨它们影响的制约因素。此外，赖钰麟的研究范围仅局限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它们的主张和行动。相较而言，本文的研究范围还包括其他气候大会，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它们的公共外交和外交政策参与。

中国学者对于公共外交主体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例如，韩方明认为公共外交是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来进行的。有些人认为不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例如，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次。梁婷婷、张庆园、余金城等对于公共外交主体的界定也没有强调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本文的理论观点是跨国主义，也就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主张社会行为者在全球政治中发挥独立的作用，因此采纳的是后一种看法。本文所提出的预期是，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它们开始参与公共外交的工作，而且其利益考量和政府并非完全相同。

中国学者较少研究非政府组织的外交政策参与，因此讨论他们对于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研究。就中国非政府组织而言，高红和朴贞子分析其政策参与存在的问题、政策参与的制度制约因素、促使政策参与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孙发锋提出它们的弱小化、行政化、营利化是其政策参与的主要障碍。就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而言，郑琦建议它们和政府应该从信息公开、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组织自身建设人手，以加强它们的政策参与。刘虹探讨其政策参与的历史和现状、方式、影响因素。本文对于政策参与的理论观点是碎片化的权威主义，也就是我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变得更为多元化，包括非政府组织、媒体和个人。本文所提出的预期是，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它们政策参与的范围将从国内政策扩展到外交政策。

二、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

三个特点

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活动主要可分为抗议、倡导、游说和建立网络等四类。本文以天津气候会议为例，简要说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抗议方面，它们并未举办任何抗议活动。在倡导方面，它们举办了宣传活动、边会和新闻发布会。在游说方面，它们将“中国公民社会致UNFCCC天津站的立场书”（以下简称“天津立场书”）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并和他进行正式会面。在建立网络方面，它们分别和日韩两国非政府组织、欧洲国家非政府组织、美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活动，并为这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举办欢迎晚宴。

（一）公共外交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扮演着信息传递的角色，从而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相较而言，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较少扮演这个角色。

首先，就中国非政府组织而言，一方面它们希望让国际非政府组织增加对我国的了解，进而减少误解和偏见；一方面它们自身对政府的影响较小，因此希望维系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互动，使政府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张，借此影响我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发展。就政府而言，政府认识到它们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眼中具有良好信誉，某些信息通过它们表达将更有说服力。因此，政府希望通过它们让国际非政府组织了解其立场，借此改善在国际舆论环境的国家形象，并减少在气候大会的国际压力。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以下简称气候司）一些官员的发言表明，他们认识到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作用。例如，2010年5月16日，气候司司长苏伟参加“后哥本哈根时代政府、媒体、NGO的角色及影响力研讨会”时表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扮演不同角色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国的媒体和NGO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体现了三者的互动与配合，以政府为主导，媒体和NGO发挥辅助作用，是中国气候传播的一次有力尝试”。2012年11月5日，气候司副司长李高参加搜狐绿色沙龙时表示，“希望中国社会组织在与国际上的社会组织、公众、媒体的交流中，能够帮助他们客观认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做出的贡献，以及我们面临的特殊困难”。

其次，信息传递的角色具体包括信息提供、沟通桥梁和居中联系。政府与国际非政府组织起初并不了解彼此，中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着信息提供与沟通桥梁的作用，努力促进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前者是指它们主动提供信息给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对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提供比其他来源（像是国际媒体）更为详实的信息。例如，它们在天津气候会议发布《绿色中国，竞跑未来》中英文报告，内容包括政府针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行动，让国际非政府组织更加了解政府的行动。后者是指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想要传递信息给对方，或是想从对方身上获得信息时，它们会通过中国非政府组织去进行沟通。例如，在气候大会期间的内部会议上，气候行动网络对中国代表团某些发言不太清楚的话，它会请中国非政府组织加以解渎，或是请中国非政府组织进行确认。中国非政府组织也会向中国代表团解释气候行动网络对许多议题的看法。同时，中国代表团会请中国非政府组织向气候行动网络解释其发言的缘由和脉络。无论是政府和中国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还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和中国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都会比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更为坦率和深入，这也是中国非政府组织适合发挥沟通桥梁作用的主要原因。

此外，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想要直接会面的话，通常会请中国非政府组织居中联系。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气候行动网络在每次气候会议都会尝试和中国代表团进行意见交流，这时会请中国非政府组织协助联系；二是解振华从坎昆气候大会开始，每次气候大会都会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举行正式会面，中国代表团这时会请中国非政府组织代为邀请，并擔任会面时的主持人和翻译。具体而言，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研部气候政策研究员李莉娜、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气候变化项目官员徐嘉忆、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气候变化网络协调员毕欣欣等人都曾发挥沟通桥梁和居中联系的作用。然而，在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互动中，中国非政府组织如何更好地运用中介角色，借此获得对政府的更大影响力，这是它们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

（二）外交政策参与

第二个特点是气候大会使得中国非政府组织开始获得外交政策参与的非制度性渠道。相较而言，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早已拥有外交政策参与的制度性渠道。

首先，巴厘岛气候大会促使它们开始提出气候变化外交政策建议。2007年12月20日，“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项目发布成果报告《公民社会在行动》，内容包含“中国公民社会的立场”（以下简称“巴厘岛立场书”）。立场书向政府提出气候变化外交政策建议，包括立场一、立场二和立场三。例如，它们建议政府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在维护国家发展权的同时，承担全球气候保护责任。这是它们第一次提出气候变化外交政策建议，而且不仅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还在巴厘岛气候大会的乐施会边会发布。

其次，天津气候会议期间它们开始获得渠道向政府提交外交政策建议。它们先前相继提出“巴厘岛立场书”和“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以下简称“哥本哈根立场书”），然而并没有渠道将立场书提交给政府。直到天津气候会议期间，它们才有机会将“天津立场书”提交给解振华，这和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想要加强公共外交有关。政府认为在那次大会做出相当大的努力，却仍然遭受国际舆论的很大压力，一个原因是缺乏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因此，它开始积极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直接沟通，也希望通过中国非政府组织进行间接沟通。这点反映于解振华开始和中外非政府组织举办正式会面，天津气候会议、坎昆气候大会、德班气候大会、多哈气候大会和华沙气候大会都是如此。例如，2010年10月8日，解振华在天津会见中外非政府组织代表，不但介绍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解释政府对于谈判中的关键议题的看法。此外，政府还开始在气候大会之前举办对话会，这也反映出公共外交与外交政策参与的关系。例如，2013年11月4日，气候司召开“气候变化领域NGO对话会”，主要是希望向中国非政府组织介绍政府的原则立场和基本预期，以及政府未来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动向，并希望它们向国际非政府组织说明，争取后者的理解和认同。它们也利用这次机会与政府进行对话和交流。

最后，虽然它们获得外交政策参与的渠道，但是尚未影响政府政策的发展，这是受到意愿、机会和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前面文献综述曾经提到，米歇尔·贝茨尔认为议题性质、制度因素、组织自身情况可以解释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影响。本文认为这些因素也制约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就议题性质而言，相较于气候变化而言，我国还有许多环境议题（例如雾霾、水污染、垃圾围城）更加直接地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我国民众和资助方较少关注气候变化议题，这降低了它们的政策参与意愿。例如，民政部《201 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共有6964个生态环境类社会团体和398个生态环境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然而，2015年12月13日，“中国NGO联合回应《巴黎协定》”声明只有十家中国非政府组织联名。就制度因素而言，无论是气候大会期间和解振华的正式会面，还是气候大会之前的气候司对话会，都还只是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而不是制度化的参与渠道，这限制了它们的政策参与机会。许多学者也提出制度化渠道将有助于政策参与。就组织自身情况而言，虽然它们努力学习气候变化议题，然而其专业化程度依然不足，还无法提出可操作的具体建议，这限制了它们的政策参与能力。例如，李高表示它们“需要进一步更深刻地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在加强研究方面需做进一步的努力”。郇庆治也认为它们需要尽快提高政策专业化水平。

（三）自我约束

第三个特点是它们采取自我约束的策略。比较中西非政府组织的情形，可以发现前者的一个明显不同是，它们并未举办任何抗议活动（例如群众集会），也未公开批评本国政府的政策。换句话说，它们在行动形式和诉求内容上采取自我约束的策略。李莉娜比较参加气候大会的中外青年，提出两者的不同。外国青年的行动往往采用激进极端的方法，例如绝食、静坐、游行示威等。中国青年的行动主要以更加平和的方式进行，例如展示、文化活动、交流等。此外，外国青年常常会反思本国政府和其他政府的不足，并大声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中国青年无论对本国政府还是其他政府都比较温和，不会过多地直接提出反对的声音。本文所访谈的八位中国非政府组织成员都表示，他们在气候大会不会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守望家园发起人姚遥也表示，“国内NGO活动的政治空间非常微小。即便来到了貌似空间更为广阔的联合国，这种自我审查反而会更加严格。”此外，卢宇航（Alex Y.Lo）和米丽娅姆·施罗德（Miriam Schroeder）也指出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自我约束策略。

然而，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气候大会不会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并不代表它们不能公开发表和政府不同的意见，也不代表它们不能讨论政府的政策，这反映出我国政治环境开始变得比较开放。一方面，政府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0年度报告》中，引用“哥本哈根立场书”时删除某些内容，表示它并未完全同意里面的内容，例如“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应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应开始向零碳排放方向发展”，“中国作为碳排放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它们还是可以公开发表“哥本哈根立场书”。另一方面，它们在气候大会讨论政府的政策时，措词会比较小心谨慎，将批评转变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通常的做法是先赞扬政府的成就，或是表态支持政府的立场，然后再提出某些政策建议。这种说法比较容易让政府接受，也更容易达成自己的政策目标。例如，“中国公民社会致联合国气候变化坎昆会议立场书”先说支持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再提出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三、结论

首先，基于跨国主义和碎片化的权威主义的理论假定，本文所提出的预期获得研究案例的验证。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它们开始从事公共外交的工作，而且其利益考量和政府并非完全相同。除了想增加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的了解，还想推动我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发展。它们政策参与的范围从国内政策扩展到外交政策，开始提出气候变化外交政策建议。此外，政府的公共外交需要使得中国非政府组织获得政策参与渠道，这反映出随着中国非政治组织的国际化，我国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互动。

其次，政府现阶段对于中国非政府组织采取“嵌入性控制”策略，也就是较强的吸纳能力、明确的重点识别、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和多元化的管理手段。在双方不对等的权力格局下，中国非政府组织采取自我约束策略，避免和政府发生冲突。然而，随着我国政治环境变得比较开放，它们的政策言论空间也慢慢扩大。此外，公共外交可以用阿迪尔·纳贾姆（A（Iil Najam）的四C框架加以解释。它们和政府偏好相同的目的和手段，也就是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公共外交，增加后者对我国的了解，因此两者进行合作。更重要的是，它们发现这有助于推动我国政策的发展。一方面，公共外交是双向沟通的活动，这让政府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张。另一方面，政府想要加强公共外交，这让它们获得政策参与渠道。然而，议题性质、制度因素和组织自身情况制约着它们的意愿、机会和能力，进而限制了它们政策参与的影响。

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探析 篇4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食品安全监管,参与式治理

数据表明食品安全问题依旧非常突出,究其原因,是我国现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规制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没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依然处在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监管局面。 因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产生的对外部力量的需求,促使作为第三方力量的非政府组织以其志愿性、独立性、非营利性等特性很好地充当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消费者、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 有效的监督了政府和市场的行为,为食品安全监管注入了强有力的民间力量。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综述

奥斯本《改革政府》以及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一致提出了政府失灵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实践经验和作用的问题。1针对这一问题,伯顿·韦斯·布罗德(1974)用市场 “自由主义”下的 “市场失灵”和政府低效所表现出的“政府失灵”理论,认为只有在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有机联合的基础上,才能满足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物品的需求,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2萨拉蒙在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中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分别比较分析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成本差异,结果表明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上比政府具有绝对的优势。3伯顿.韦斯布罗德(1974)基于政府过度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理论,论证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不充分性和不完整性。 指出,只有联合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力量,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4

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结合中国国情也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优势、作用机制与模式等进行了研究。 在食品安全领域,非政府组织在医疗卫生、教育、环卫等各个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为人们将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引入到食品安全治理的过程中提供了经验和方法。 刘宁、李秉龙等人运用市场失灵理论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梳理,由此进一步揭示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必要性,同时有效界定了政府监管的边界范围,以避免与市场调节机制的冲突,从而达到对市场失灵的控制。5丁志春从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入手,强调并建议增强食品行业协会独立性和专业性,在促进食品行业协会监管功能的发挥上发挥作用。 刘录明、侯军岐从监管体系完善角度出发,促进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观点。6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困境

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表现中,非政府组织很好的充当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消费者、企业与消费者、 非政府组织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 为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水平贡献了不小的力量。但是在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还面临着一些困境:

1、参与深度不足

由于我国行政主导倾向明显,致使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数量较少,而且当前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因资金等问题而对政府过于依赖,官办色彩浓、独立性不够。 因为受到政府部门的制约,其在自身行动上受到不必要的牵制,行动上比较拘束,参与治理的深度不够,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致使其在政府决策与监督方面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2、参与能力不足

由于现行食品安全法立法中存在的封闭性和维权性, 对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的定位较低,加上非政府组织社会地位不高、难以吸纳专业性人才加入,由此影响了非政府组织自身能力和专业性的提高。

3、参与方式单一

由于非政府组织缺乏与公众的沟通, 导致公众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与支持度偏低, 影响非政府组织的权威与地位。致其在参与治理中缺位与错位,应有的“积能效应”无法充分实现,参与方式趋于单一,未能实现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角色转变。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方式与模式

1、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机制的原则

(1)法治性原则。 首先需要根据相关法律明确界定政府、 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三个部门的权利边界,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应该在现有国情及预期可控的范围内对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做出明确的法律许可。

(2)共治性原则。 共治理念建立在权力的共享和责任的共担基础之上的,治理主体间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共享共治, 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食品安全共治应以增进和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实现多中心合作治理机制。

(3)透明性原则。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重要原因,更是公众在食品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根本原因。 多元参与、平等合作过程要求对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商业机密、隐私除外)要始终及时、客观、公正地公开,这是有效消解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维护消费者、企业和相关利益方正当利益的基础。

2、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方式

非政府组织以其志愿性、独立性、非营利性等特性可有效地监督市场和政府的行为, 基于此,非政府组织参与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点:

(1)参与政策制定。 各类食品行业的非政府组织应作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消费者、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梁,积极参与有关食品安全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推动政府治理更加符合公共利益需要;推动行业技术标准的建立和完善;推动行业对自治政策的参与,促进行业自治能力提升。

(2)参与规制过程的监督。 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缺陷, 非政府组织应该发挥其非营利性、志愿性、民间性和灵活性等优势,参与规制过程的监督,即监督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协助政府治理。 一方面,非政府组应该动员社会利用其自身整合资源的能力,敦促各方公布规制过程的信息公开化,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政府提升规制公信度,另一方面增进民众对规制的参与度。

(3)促进食品安全供应链完善。 就食品本身而言, 食品的供应链直接关系到食品最终的安全与否,食品安全供应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农业源头和食品加工流通过程中的操作不规范。 非政府组织可以积极参与供应链过程管理, 协助政府进行监管,加强对供应链的监督。

3、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模式

根据上文分析, 并结合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公共食品安全领域的问题十分突出的国情,应总结前人的公共治理理论和我国社会治理的经验,构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公众(消费者)等主体共同参与的新的网络化合作治理模式,即政府主导、市场运作、非政府组织参与的“三位一体”的合作治理模式。 其中政府负责市场秩序,引导行业标准,并逐渐从制定标准中退出,通过明确和实施质量管制标准以及加强市场准入和退出管制对失信者进行相应的惩处。 市场运作的重点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并进行行业自律。非政府组织通过参与政策制定、 规制过程的监督以及食品安全供应链完善等方式协助政府和市场治理。 该模式将克服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中突出的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和社会监管力量的不足等问题。 (见图1)

四、促进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1、政府角度

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形成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 在食品安全治理领域,除了加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与法治保障外,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形成企业负责、行业自律、政府规制、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新型食品安全治理新机制。

第一,注重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差异性及其本身的差异。 明确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差异基础上对不同非政府组织实行多样化监管与引导,对于另外一些需要强力监管的可以适当加强政策力度。

第二,合理确定不同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空间及层次。 重视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特别是食品安全治理方面的巨大优势,通过规范非政府组织的准入制度来确定其参与的空间与层次。 中国应该参考国外经验并根据本国国情,一是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制定专门的法律,将其纳入法制轨道。 二是根据非政府组织的差异性简化非政府组织的备案审核,保证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合法性。

第三,丰富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制。 根据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可以建立三种机制:一是建立政府为主非政府组织为辅的合作机制,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和非政府组织的辅助作用。 比如当突发重大食品安全问题时,政府需应用一切行政手段,召回“问题食品”,并对相关企业给予法律处分,而此时非政府组织应该积极发动其掌控的资源正确引导舆论, 维护食品安全,消除不良影响。 二是建立政府为辅非政府为主的合作机制,以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的优势作用。 比如,对于一些项目因人力资源或其他的因素导致政府难于介入,政府可以通过拨款资助的方式来帮组非政府组织应用其专业优势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以达到政府为辅非政府组织为主的目的。 三是应该站在平等的位置上,相互信任,各自发挥自我优势。 比如,政府可以在非政府组织中选拔人才,担任政府职务,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研究和制定中权衡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各方的看法,公平合理的完善相应的制度。

第四,构建统一的非政府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的平台。 一是建立具有统筹全国非政府组织能力的组织机构,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协调能力;二是加强非政府组织间的交流。 三是推动非政府组织章程建设,明确各种功能边界和服务范围。

第五,完善对非政府组织的激励环境。一是加强立法,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条文,为非政府组织在有效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上提供法律保障和法规依据。二是激励非政府组织采取合法的富有创造性的参与治理形式。三是放开部分行政管制职能,授权给相关行业协会, 积极鼓励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成立各种形式的行业协会。 四是注重对非政府组织的科学评估与矫正,尽量减少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局限性。

2、非政府组织自身角度

第一, 完善非政府组织成员的培训方式与方法。 以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为目标,非政府组织应完善相应的培训方式与方法,加强对组织成员的能力考查,做到每一个参与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成员都能够熟练地完成组织下达的任务。

第二,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优秀做法。 积极研究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特点及机制。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积极采取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参与食品安全信息供给、政策制定、规制过程的监督、规制效率的评估、食品安全教育等活动, 不断拓展合法参与空间和参与领域,丰富参与形式。

第三,扩大社会关注和投入。 非政府组织应打造良好声誉,积极吸引、调动社会各种资源如资金、设备、人员力量等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实现非政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非政府组织参与 篇5

工作总结

根据上级部门有关规定，乡政府分管领导半年对我辖区计划免疫规划工作进行督导，结合我乡卫生院实际情况，于

一、计免工作

能掌握每月新增目标儿童信息及孕产妇信息，如实开展预防接种，接种信息相符，对流出的儿童及信息登记，建卡率100%，建证率100%，单苗接种率90%，二、冷链管理

温度计记录完整，冰箱正常运行，均按要求摆放，与乡级冷链档案记录吻合。

三、计免接种

由于该村人员分布散，大部分均采取上门接种方式，接种前做好疫苗及急救药品准备，进行三查七对，接种冰排未融化，打一个上一个卡，注射器收回统一销毁。

四、存在问题及提出建议

该村存在的问题有：宣传力度不够好，针对这一问题向该村强调特别加强计免宣传力度，多做努力提高合格接种率，加强对免疫资料的管理和疫苗的管理，认真开展每次冷连运转工作。

宁旺乡卫生院

公众外交：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 篇6

“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也称“公共外交”，有时还称为“宣传”，是指一国政府针对外国非官方的公众、媒体和组织，通过沟通、对话等途径，取得对本国政策和行动的了解、理解直至支持。“公众外交”英文词最早出现于１９６５年。当时，美国波士顿市突福茨大学法律和外交学院建立“公共外交”学院，院长爱德蒙·古连用了这个词。公众外交与传统外交的区别是对象不同。传统外交主要与外国政府、官方机构和政策精英打交道。我们许多人都对公众外交有所了解，如外交部举行记者会，政府在国外主办演出展览，记者与外国使馆新闻官联系采访，学者接受外国政府资助去交流等。

信息化带动公众参与外交

历史上，公众外交就受到重视。拿破仑说，精神和公关是战争的半个战场。拿破仑讲这番话时，还没有收音机和电视，可见公共外交的威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发明了“宣传艺术”和“宣传艺术家”等词汇，实施了“欧洲最现代化和最大规模的宣传”，为推行法西斯政策发挥了极大作用。二战中出现的另一个新词汇是“宣传与第五纵队”，即战争宣传，用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精神的控制。

公众外交在当今世界进入信息化新时代后愈显重要。互联网造就了“地球村”，世界越来越小，信息传播越来越快。只要安坐一隅，通过互联网和卫星电视，就可尽览天下事，并发表见解，施加影响，更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外交。信息化催生了外交的变化。外交不再是少数人的职业，它开始从幕后走到前台。这意味着，外交不再只停留在政府与政府间的交流，还要重视、回应公众的意见。

笔者年初应邀到伦敦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了解到英国正改进对公众外交的认识和做法。他们认为，单向给公众灌输信息已不合时宜，应该进行双向的交流和伙伴式的沟通；政府不能再包办维护国家形象的任务；公众外交必须成为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应把公众的关注点作为公众外交的出发点；公众外交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英国正改革公共外交机制，如设立信息指导办公室，直接协调BBC电台和“英国文化委员会”，作为公众外交的主要途径；设立针对伊斯兰国家的媒体；设立针对国内少数族裔沟通的组织；研究国际社会对英国的态度；外交部、贸工部、旅游部门和BBC等联合制定公共外交战略。

美国：“赢得人心”的公众外交

美国是世界大国，参与国际事务最广，影响最大，得到的褒贬也最多，也更推崇公众外交。９．１１事件后，布什总统和美国人不只一次地自问：为何恐怖分子仇恨美国？美国盖勒普等机构在九个伊斯兰国家的调查表明，５３％的穆斯林对美国没有好感，７０％的人不相信阿拉伯人发动了９．１１袭击。很多人觉得西方价值观对伊斯兰价值体系有消极影响，认为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不合法，厌烦美国明显袒护以色列的政策。这种情况不仅限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西欧、拉美和亚洲的公众也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自大、自私、伪善、自我沉溺与轻蔑其他国家的做法非常反感。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大大跌份。打伊倒萨战争后，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声誉更加每况愈下。

为了改变这种形象，美国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大张旗鼓地发动了“赢得人心”的公众外交。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智库，如外交关系协会、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等，先后提出报告献策，要求美国加强公众外交，特别是针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公众外交，恢复美国的“形象”。他们提议制定一套策略，整合外交政策与公众外交，建立公众外交协调机制；国务院将公众外交作为所有驻外使节与外交官的工作重点；鼓励私人部门利用优势，参与公众外交。２００２年８月，白宫和国务院组成全球信息办公室，负责协调、整合政府部门间、政府与民间部门间的公众外交议题，提供政府对外交政策与促进美国形象的建议。国防部专门成立了战略影响局，希望将信息战范围扩大到中东、亚洲乃至西欧盟国。

美国国务院很早就设有专门负责公众外交事务的部门。２００１年底，原领导美第六大广告公司、６６岁的夏洛特·比尔斯女士被任命为负责公众外交的副国务卿。她从兜售广告转为推销美国政府的政策。

比尔斯认为，她从事的公众外交“或许是一项上百年的大工程”。她制作了一个用３０多种语言写成的册子，介绍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情况，开辟了“伊斯兰在美国”网页；利用老关系，与广告商协会一同开发了招贴画，预备在阿拉伯国家张贴，悬赏捉拿美国通缉的恐怖分子。她还努力改善同记者的关系，向外国媒体提供材料，并新建一个２４小时用阿拉伯语广播、名为SAWA的卫星频道，在黄金时段播出惠特尼·休斯顿等当红歌星的流行金曲，以期感化阿拉伯年轻人。比尔斯还成功地从国会争取到数亿美元拨款，兴建对外广播电视。她还安排官员到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接受采访。

尽管美国展开了公众外交的强大攻势，但近来许多调查表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公众对美国的支持率仍在下降，仍未“赢得人心”。今年年初，比尔斯女士突然宣布由于“健康原因”辞职，人们猜测她的离去可能同无力提升美国的形象有关。

学者支招，公众外交要制定国别政策

美学者分析认为，公众外交成效不大的原因，是美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差异，不了解他们的政治、文化和宗教。有人提出告诫，本·拉登并不代表“真正的伊斯兰”，应注意不要妄评伊斯兰教，而要把矛头对准“极端主义”和“暴力”。他们还说，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情绪被媒体夸大了，真正公开反美的只是一小部分政治组织，“绝大多数是沉默的”，他们对美国知之甚少。此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千姿百态，各自的文化和社会形态差异很大，“泛阿拉伯主义”或“泛伊斯兰主义”的市场日趋式微。因此，他们认为公众外交不能笼统地针对“阿拉伯世界”或“伊斯兰世界”，而要制定国别政策。

有鉴于此，学者们支了一招，就是找内行人来做针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公众外交。最近有学者指出，文化差异损害了美国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公众外交的有效性。美国官员认为阿拉伯人信息匮乏，“不了解美国”，公众外交应集中提供大量信息。但不可辩驳的事实是，很多人痛恨美国，不是因为美国的公众外交做得不够，而是美国失误的对外政策。如果美国政府不做本质的改变，公众外交做得再多，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公众外交在我国

我国自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的联系和互动越来越多，外交工作更加繁忙、复杂，我国公众也更加关注外交。前一时期万人空巷关注电视报道伊拉克战况，国际时政类报刊的热销，网上有关外交政策辩论的热烈，这些现象都体现了社会的开放和进步。外交部门也把公众外交作为工作重点，尽可能多地、主动地扩大公众的知情范围。外交部除举办新闻发布会外，还通过网站（www．fmprc．gov．cn）提供充分和及时的信息，时常邀请地区业务司的主管领导，通过互联网与国内外公众在线交流讨论外交形势和政策。同时，外交决策也充分吸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非政府组织参与 篇7

一般认为, 凡是依法成立的正式组织, 从事非营利性活动, 满足公益性和志愿性要求, 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 即可称为“非政府组织”, 包括行业组织、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社区组织、公民互助组织、同人组织、非营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 (1)

社区矫正, 依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它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 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现状与问题

经中央批准,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从2003年开始, 2005年扩大试点, 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通过九年的试点试行, 社区矫正工作的覆盖面稳步扩大, 社区矫正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截至2011年12月底, 全国31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有97%的地 (市、州) 、94%的县 (市、区) 和89%的乡镇 (街道)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88万余人, 累计解除矫正48.2万人, 现有社区矫正人员40万余人, 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一直控制在0.2%左右。 (2)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 各地普遍建立完善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 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 相关部门协调配合,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全面落实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等工作任务。但是,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还不尽如人意, 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参与社区矫正的非政府组织发育不足。

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非政府组织登记管理以及非政府组织的管辖都进行了规范, 确立了统一登记制度、双重负责制和分级管理制度。《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第6条规定,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 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第7条规定, 全国性的社会团体, 由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地方性的社会团体, 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 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第8条规定, 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与其管辖的社会团体的住所不在一地的, 可以委托社会团体住所地的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委托范围内的监督管理工作。这些规定确定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 目的是防止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发展初期泛滥乃至不受控制。但是, 实践证明, 这些制度并没有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有效的管理、监督, 反而导致了非政府组织登记上的困难, 限制了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同时, 由于对非政府的活动范围的限定, 浪费了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资源。另外, 社会团体成立的条件严苛、门槛过高。依《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0条的规定, 成立社会团体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第一, 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 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第二, 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第三, 有固定的住所;第四, 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第五, 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 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有10万元以上活动资金, 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有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第六, 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这些规定限制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加之我国社区矫正发展历程尚短, 公众对社区矫正这种新的刑罚执行工作了解甚少, 对罪犯在社区服刑存在恐惧、抵触思想, 不愿主动加入非政府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由于能够承担社区矫正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极少, 使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缺乏更多的选择对象。

2.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法制不健全。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条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有关部门、村 (居) 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该办法尽管使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有了法律依据, 但条文笼统, 可操作性不强。实践中, 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多为非政府组织成员, 但该办法对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并不能给予有效的法律保障, 非政府组织不具备开展社区矫正这种“刑罚执行”工作的权威。社区矫正工作中, 矫正对象不配合, 矫正对象所在单位不给予监督等现状十分普遍, 矫正效果并不理想。另外, 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法制也不健全, 很多省份的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刚刚起步, 在社区矫正工作上更没有系统、全面的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文件。

社区矫正的重要内容是执行刑罚, 但非政府组织作为我国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 却不具有法律的权威性, 这就造成了现实的社区矫正需求和法制不完善之间的冲突, 削弱了非政府组织对社区矫正的参与效果, 限制了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

3. 缺乏科学、健全的工作及评价机制。

非政府组织内部还没有建立健全符合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要求的管理机制、自律机制和监督机制, 在组织运行以及活动履行的能力上有待提高和规范, 常常出现不规范和不专业行为, 造成组织本身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削弱, 这是非政府组织缺乏自身组织建设, 没有一个健全的工作机制导致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从计划到执行, 再到信息反馈、结果, 都需要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由于社会力量的运作缺乏科学的工作及其评价机制, 其开展帮教活动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不足, 获得的社会效益有限。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要求与专业力量 (司法厅、基层司法所) 相互配合, 优势互补, 形成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合力, 但是这种力量整合需要建立在专业力量和社会力量本身达到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专业力量依托执法权限和专业知识, 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 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 非政府组织作为辅助或补充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然而, 非政府组织的自身工作机制不健全, 再加上缺乏理性的约束的运行模式, 大大阻碍了社会力量的良性发展, 削弱了非政府组织在社区矫正中应有的作用。

4. 社区矫正非政府组织成员素质及待遇有待提高。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很多都是非政府组织的成员, 他们与矫正对象直接对接, 是沟通、帮扶的直接桥梁。从理论上而言, 在社区矫正这种专业性含量比较高的工作中, 工作人员应包括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教师、高校学生、专职工作者等具有专业技能的成员, 同社区服刑人员所在单位的工作人员等构成多元化、层次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特点, 但是现实表明, 社区矫正工作成员的人员素质却不理想, 有待提高。

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中, 一是年龄较大的离退休人员占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比例较高, 其中不少人的职业技能已跟不上社区矫正的专业性要求, 精力也有限。二是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社区矫正工作缺乏应当具备相应的心理学、法学、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专业知识的人才。三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主体成分单一, 他们与社区矫正对象所处的环境、人生遭遇可能完全不同, 不能结合社区矫正对象的个体实际进行针对性、个性化的帮教服务, 也容易引发社区矫正对象的抵触情绪。

另外, 我国社区矫正社工人员在待遇上也很不理想。据调研, 2013年, 湖南省社区矫正社工的人均年收入仅为16000元, 远低于湖南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约为23000元/人/年) 。由于薪酬远低于正常收入水平,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得不到基本的正常生活保障。此外,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职业晋升通道也缺乏。

三、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对策

1. 加快社区矫正非政府组织的培育。

要加快社区矫正中非政府组织的培育, 一是积极倡导非政府组织基本法的确立, 制定一个基本法来贯彻宪法的有关规定, 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这样一项基本法要使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在总体上置于一个统一和基本的法律框架下, 要能够较好体现宪法所规定的若干重要原则并使之具体化, 同时又对民间组织的发展从总体上作出规范和协调, 明确国家利益和国家原则。二是改革社团管理模式。我国目前采取的主要是严格许可制度, 未经登记许可的非政府组组织即为非法组织, 这种管理制度有可能使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社团, 干涉公民的私有空间, 造成社会被国家同化。 (3) 我国应该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制度, 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只要不违背我国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社会道德, 那么国家对社团的成立及后期活动应采取不干预政策, 只作成立登记后的备案。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在我国, 社区矫正是一个新鲜事物, 需要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力度, 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及媒体要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力度, 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社区矫正工作, 如通过开办社区矫正信息网、宣传专栏以及开展形式多样的有关社区矫正的活动等, 对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任务、工作规程、目的及意义等向公众进行宣传普及, 扩大社会影响面, 增强社会影响力, 消除公众对社区矫正的偏见和误解, 提高公众对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可度和自觉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 为社区矫正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不断提供新鲜血液。

2. 健全非政府组织内部管理机制。

目前, 我国非政府组织内部制度不完善, 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健全的内部制度是实现组织管理规范化和专业化、形成高效而有序运作的保证。我国非政府组织应首先健全内部制度, 加强组织战略管理, 参照我国企业法人的管理方式, 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健全职能、强化功能, 不断提高对社区居民的感召力。其次, 规范治理架构, 保证组织高效运转。确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是保证社区社会组织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 非政府组织治理的关键是建立和形成类似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机制, 以章程为依据健全分工与制衡的组织机构, 保障决策和程序的合法性和法理性, 从而实现和提高其治理绩效, 并最终实现组织的宗旨和使命。非政府组织内部治理架构包括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四个方面。最后, 构建绩效评价体系, 形成反馈约束。非政府组织作为增进社会公益和福利的组织, 非营利性决定其无法像企业组织那样通过业绩的晴雨表———利润的量化来评价组织运行的效率和效益。应当重视并运用绩效评价这一引导机制, 运用科学的标准、方法和程序来评判其业绩, 通过对效率水平和结果导向与预期效果之间进行对比参照和评定反馈, 找出差距, 发现不足, 改进提高, 确保其工作始终沿着既定的价值方向和管理目标前行。一般来说, 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过程必须以组织的战略规划为依据, 聚焦于组织使命, 立足于公益价值, 按照“突出重点、综合全面、可操作性和动态调整”的原则, 对关键成功要素进行层层分解, 找出各层次上的评价标准。

3. 加大政府购买非政府组织社区矫正服务工作的力度。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 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吸取国外优秀经验的体现, 也是社区矫正工作日趋专业化发展的要求。应遵循国务院办公厅2013年9月30日颁发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 充分认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重要性。司法行政部门应进一步加强与共青团、工会、妇联、志愿者协会、义工组织的沟通协作, 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引导,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对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 与非政府组织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变一次性帮扶为长期性合作。司法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应尽快出台具体购买方案, 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或者非政府组织发展较差的地区, 政府也可先行购买部分岗位, 逐步过渡到购买服务项目, 从而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4. 加强社区矫正非政府组织人才的培养, 提高其待遇。

社区矫正非政府组织成员作为社区矫正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其整体素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因此,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 必须提高社会力量成员的整体素质, 提高其薪资待遇。

民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对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养力度, 不断提升其专业化水平。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引导力度, 不断壮大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一是建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准入规范。社区矫正具有刑罚的执行性, 其工作内容以及地位特殊性决定了社会矫正工作人员应该具备符合社区矫正工作要求的职业技能素养。现阶段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缺乏, 但不能依靠降低工作人员素质来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去参与社会矫正。吸收社区矫正工作人员, 要建立相应的标准, 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资格准入制度, 根据各地经济水平和社区矫正工作实际, 建立不同标准, 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专业化, 制度化, 同时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更好地针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矫正、帮扶工作。 (4) 二是注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培训, 定期组织训练和课程学习, 明确课程要求, 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与专业水平, 使社区矫正工作者接受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训练, 于其本专业的学科知识上, 不断完善自我。三是合理搭配不同年龄层次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 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效果。社区矫正的帮扶教育工作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长期的事业, 需要参与人员具有相当的专业素养, 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目前社区矫正非政府组织成员中离退休人员所占比例过大, 社区矫正工作需提高中青年在队伍中的比例。对此, 各地非政府组织可以同当地高校、企事业部门联系, 争取吸纳高校学生和企事业单位中的中青年工作者加入该队伍, 完善工作人员的主体结构。四是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薪资福利待遇, 构建福利保障体系。薪资待遇关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薪酬待遇低, 要想留住他们从事这项公益性工作, 必须保障其基本的生活需求, 有稳定较高的酬劳。政府应调整公共服务财政预算收支结构, 设立社区矫正工作保障经费, 在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基本薪资福利保障的基础上, 还要尽最大努力提高工作人员的待遇, 要不仅“留人”, 更要“吸引人”。

注释

11 陈运雄, 王奕萱, 许佑民.论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支持[J].西江月, 2013, 42 (1) :86

22 秦静《.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解读[EB/OL].http://www.moj.gov.cn/sqjzbgs/content/2012-05/17/content_3580987.htmnode=24071.2012-05-17

33 王名.改革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分析和建议[J].中国行政管理, 2007 (4) :63

非政府组织参与 篇8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政府,决策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很多, 从不同的角度来区分, 有不同的类别。通过调查研究西部地区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政策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直接代表、举办会议、提供信息和政策建议、私人接触、借助新闻媒体、其他途径。

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效果分析

1. 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效果

(1) 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基本情况。2003年至2004年间, 以怒江事件为标志, 环保NGO在公共政策参与领域表现活跃。怒江保卫战缘起于2003年8月递交国家发改委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怒江地区身处水资源丰富的“三江并流”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地区 ( (怒江地区水资源占云南省总量的47%, 可开发装机容量达4200万千瓦, 是全国六大水电基地之一) , 但同时却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为摆脱贫困, 当地政府决定开发利用怒江水资源。报告审查会上, 环保总局官员以在怒江中下游修建两库十三级水坝的方案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估法》为由拒绝签字。一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强烈要求修建电站, 另一方却始终坚守环保底线, 环保与发展的争议由此而生。

随后, “绿家园志愿者”、“云南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等多个环保NGO积极投入到“怒江保卫战”之中。通过媒体、网络、讲座、论坛等形式, 环保NGO积极向公众宣传怒江建坝情况,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 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参政情况。2003年两会期间, 反对怒江建坝的提案提交到了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2003年11月, 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中美环境论坛”上, 与会NGO共同讨论如何保护怒江。2003年11月底, 在泰国举行的“世界河流域人民反坝会议”上, 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的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 签名最后递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回信称“关注怒江”。NGO的努力暂缓了怒江的命运, 2004年2月, 温家宝总理对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 应慎重研究, 科学决策”, 怒江大规模建坝工程由此暂告段落。

2. 志愿者参与政府决策效果分析

(1) 志愿者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2011年3月9日, 由邓飞等媒体人在微博上发起“免费午餐”活动, 倡议社会捐款。短短两个月, 不断有人关注“免费午餐”, 捐钱捐物。该活动当时募集到176万余元善款, 贵州、河南和湖南三地的7所山村学校的孩子吃上了免费午餐, 还有10多所学校提出申请, 等待审核。

网友们的善举, 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注意。5月3日, 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承诺将捐款1万元支持免费午餐湖南项目。还有很多热心人士, 捐赠3元、30元、50元不等的费用, 爱心在网络上蔓延。20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已投入100亿元财政资金用于中西部农村1100万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

(2) 志愿者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参政效果。2011年10月2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为680个国家试点县的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提供每天3元钱的营养膳食补助。通过这一政策, 首先解决最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生在校吃饭问题, 受益学生达到2600多万, 占中西部农村学生的近30%。

2011年成为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变革之年, 正如免费午餐计划所提出的:“‘免费午餐’项目由志愿者、政府、媒体、公益机构、电商营运的互动、无所不在的网友、神出鬼没的旅友等一起参与营运及一线监管。”背靠网络, 倚赖民间, 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已经诞生。未来, 政府力量的介入必将举足轻重, 而民间公益组织也可堪当大任。

二、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影响因素

通过以上三个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非政府组织已经逐步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但能够真正参与到政府决策甚至能改变政府决策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是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 我认为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首先, 中国非政府组织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产生出来的。改革之前的中国, 国家不但垄断着绝大部分既有资源, 而且在新的资源出现后, 也总是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 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掌握NGO生存空间大小的主动权依然在国家手中, 社会力量的壮大依然寄希望于国家权力的主动推出。

其次, 西部地区非政府组织自身的能力因素。外在的环境对西部地区非政府组的产生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限制和约束作用, 但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NGO自身的能力问题。如果NGO不具备必须的能力, 那么即使外在的环境再好, NGO却缺乏承担职责的能力, 那么NGO的作用也是无法发挥出来的。

再者, 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 即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接受程度。中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为了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 往往采用利用国家权威或者行政网络的方式来使得自身合法化。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 政府给予了NGO一定的发展空间, 但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依然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注册管理过程中的限制依然非常多。

参考文献

[1]怒江建坝工程可参见《南风窗》2004年6月16日、2004年11月16日、2004年12月16日、2005年6月1日、2005年2月16日五期内容中的相关报道。

[2]南都社论:《免费午餐政府助推民间力量堪当大任》

非政府组织参与 篇9

1 非政府组织应对重大危及的方式

1.1 非政府组织应对潜伏状态的重大危机

经过多年的研究表明, 正确预防和处置重大危机的最佳方式就是防患于未然, 非政府组织成分发挥掌握的技术优势, 努力探寻重大危机发生前的各类征兆, 并及时作出预警预报, 努力将重大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或者尽可能地降低重大危机所带来的危害程度。争取用最少的社会资源, 维护最大的公共安全和公共财产。非政府组织具有与群众更为接近的优势, 其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优势也是其他组织所无法比拟的, 可以利用优势在危机发生的潜伏期就进行大量的信息收集和数据分析, 通过有效的科学的分析方式, 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1.2 非政府组织应对爆发状态的重大危机

有的重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自然灾害,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已经建立健全较为完善的应急抢险和救灾体系, 在重大危机发生之后, 非政府组织可以采取募捐、宣讲、组织志愿队伍等行之有效的方式第一时间参与到政府组织的应急抢险中来。特别是组织的志愿者队伍, 具有人数众多、人才汇聚、技术多样等优势, 能够有效地发挥针对受灾群众的政策和技术的指导和服务, 及时为受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的支持。非政府组织虽然不属于政府序列, 但是在维护政府权威、宣传政府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化优势, 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群众, 及时处置危机。能够在群众与政府组织之间搞好沟通协调工作, 确保群众知晓政府的救灾措施和政策, 及时将群众的信息反馈上来。

2 非政府组织参与重大危机的对策建议

2.1 进一步提升非政府组织的应急应变能力

作为非政府组织具有比较优势, 但是由于其组织结构比较松散, 因此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政府部门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引导和支持, 确保其更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应对重大危机过程中所能发挥出来的重大的作用, 将其作为处置和预防重大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加强对接和沟通, 科学合理界定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 建立健全正常的沟通渠道和交流机制, 在业务指导、组织建立、经费支持等方面尽可能地提供支持和帮助, 扶持非政府组织做大做强。

2.2 进一步健全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协作机制

通常认为, 非政府组织在历次重大危机处置过程中发挥着更多的正面的作用, 与此同时, 我们不能忽视非政府组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在参与重大危机处置时起到的反作用, 根本原因在于与政府间的有效运转程序没有很好地建立健全。在下步非政府组织参与重大危机过程中, 建议进一步加强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综合协调部门, 具体负责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综合协调等事项, 建立健全完善的两者之间的应急联动机制, 重大危机一旦发生, 应急联动机制随即启动, 实现双方之间的信息共享、资源共享。进一步加强重大危机监测预警系统, 重点健全完善重大危机报告制、重大危机举报制和重大危机信息通报制, 努力实现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在重大危机监测预警体系方面的无缝对接。

2.3 进一步修订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重大危机处置的法律法规

坚持从立法的层面充分肯定非政府组织参与重大危机处置的作用, 严格梳理以往的法律法规, 结合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工作, 全面开展非政府组织参与重大危机处置的立法调研, 加强处置重大危机的法制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比照政府组织在应急预案中的职能划分, 将非政府组织的职能进一步加强。建立立法部门结合非政府组织参与重大危机处置的实际情况, 定期修订完善应急预案中的有些条款, 赋予非政府组织参与重大危机处置的相应的职能和权利。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提供有效的法律或者政策依据, 营造良好的外部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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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 2003 (7) .

[3]张志刚, 姚远.论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导刊, 2007 (8) .

[4]薛澜, 张强, 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5]刘霞, 张小进.试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多元参与主体的博弈及制度选择[J].学术论坛, 2005 (3) .

[6]张晓军, 齐海丽.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非营利组织参与[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2007 (1) .

非政府组织参与 篇10

1 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问题

1.1 制度支持滞后

在西方国家, 对社会组织的建立要求比较宽松, 社会组织在政府部门的登记更多的是一种流程的体现, 且不强制要求登记, 也不决定此组织的成立是否合法。我国在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是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唯一的法律依据。在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中, 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严重影响了其快速发展, 使其利益也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近年来, 我国通过修改管理条例, 降低了登记门槛, 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流程与国外的成熟体系相比还比较繁琐。法律建设越滞后, 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就越艰难, 政府职能的转移也只能流于形式, 阻碍社会的创新性发展。

1.2 非政府组织的自身能力有限

非政府组织的能力主要包括管理能力、扩张能力、创新能力、活动能力、募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需要非政府组织帮助政府担负较多的社会管理职能, 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及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我国非政府组织起步较晚, 相对来说比较弱小, 主体能力欠缺, 目前还无法承担由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所以现在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 不管是自上而下的组织, 或是自下而上的组织, 都亟待加强自身能力。而在能力建设中最重要的是专业的人才的匮乏。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对我国非政府组织基本情况做了一系列调查, 通过对我国非政府组织中的专职人员、兼职人员及志愿者状况的调查发现, 在参与调查的1 313家组织中, 6.9%的非政府组织没有专职人员;33.5%的非政府组织专职人员为1~4人;38%的非政府组织的专职人员为5~9人;44.3%的非政府组织兼职人员为1~4人。而从工作人员的文化成度来看, 初中或初中学历以下的工作人员占11%;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工作人员占31.7%;具有大专学历的工作人员占27.4%;有本科学历的工作人员占27.8%;而有研究生学历的工作人员仅占2.07%。因此, 非政府组织人才的匮乏和人员素质低是其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3 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面临挑战

任何组织开展活动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非政府组织也不例外, 活动基础设施的建设、活动所需的消耗品、交通费及非政府组织本身运营所需的一系列费用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因此资金的缺失是套在非政府组织头上的一个枷锁。不论非政府组织规模大小, 都面临着缺少活动资金的难题, 而不开展活动则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更得不到政府及民众的认可, 所以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中, 非政府组织想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把筹措资金, 寻找生财之道当成发展的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 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也就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1.4 非政府组织过度依赖政府

造成非政府组织很难真正维护社区公众利益、承载社区公众诉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城市社区非政府组织过度依赖政府。这导致社区公民缺少对本社区的关心, 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不高, 社区公民对非政府组织信任度也很难达到一定高度, 阻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目前,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中, 尽管各地都建立了不同的制度鼓励社区公民积极参与到社区的公共事务中, 但由于社区公民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 城市社区的非政府组织服务体系尚未正式建立, 社区居民还缺少有效的组织, 每个人都把个人利益放到首要位置, 甚至在损害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获得个人利益, 从而失去了公民之间、公民与非政府组织之间、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合作的基础。

1.5 与政府合作主体间地位不平等

目前, 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处于转型阶段, 各个社会组织的分工不够合理, 功能界定也还不够明确, 因此,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改革中的重点是重新定位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的职能边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协同合作关系, 在城市社区的各项事务中, 政府扔占据着主导地位, 社区非政府组织则是为实现政府目标而奔走。在这一过程中, 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发挥其积极主动的作用, 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 阻碍城市社区治理的广泛展开。

2 推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2.1 完善制度, 为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对任何组织来说, 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建设都是保证其健康发展的最根本条件, 为了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提供激励政策和保障制度, 首先应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 创新社会治理制度, 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并在整体的体系中谋划、部署。其次, 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人才培养和政府政策支持。根据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特点制定人才引进、资格认定、福利保障等政策, 不断提升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再次, 在税收方面, 也要给予非营利组织应得的优惠政策。最后, 要通过建立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 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节奏, 加快政府职能的下放, 让非政府组织为政府分担更多的社区公共服务职能。

2.2 改革现有社会登记管理模式

《2011年民政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在开展组织管理的改革过程要有效率的发挥基层单位的作用, 放宽门槛, 简化程序的同时要加强管理。这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政策改革。首先, 要降低非政府组织成立的要求, 简化中间手续。国外对非政府组织的入会资金并没有严格的审查与要求, 组织的人数也没有固定的要求, 有明显要求的新加坡也只是10人左右, 但是在我国却要求有固定的资金来源, 一般在10万元以上, 地方性的也要3万元起步;在人数限制上面控制的也非常的严格, 要求30人左右。其次, 在登记程序方面要做到一步到位, 特别是对草根式的非政府组织来说, 登记管理改革即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的模式是值得期待的。

2.3 建立起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多种沟通渠道

政府在摒弃了权威主义观念的同时, 应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关系, 变主导关系为合作伙伴的关系, 增强彼此的信任和了解。在网络发达, 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 政府可以利用网络平台与非政府组织建立沟通渠道, 增加彼此间的了解和沟通, 加强信息回馈, 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另外, 政府也可以给予社区组织专业的指导, 包括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培训, 这样有助于提高组织的专业素养。同时, 社区非政府组织也应积极维护这种合作关系, 主动与政府汇报反馈, 积极寻求合作。

2.4 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培训, 扩大人才队伍

目标宗旨明确、工作思路清晰、领导决策系统合理、资金来渠道正规、监督机制高效, 这些都是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所必须的要素, 而要实现这些要素就必须要有更加专业化的团队, 因此, 非政府组织要把制定合理的人才计划作为工作重点。非政府组织要加快引进高素质人才, 吸收更多高学历和经验丰富的人才加入到社区服务的志愿者队伍中来, 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也是一个组织不可获缺的人员构成。非政府组织也可以以一定的薪资报酬来保证从业者的归属感, 降低岗位职员流动率。同时, 要加强对原有工作人员和新人的系统化、专业化培训, 加强理论学习、加大实践锻炼, 转变社区服务者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 在以服务社区为目的的同时为社区的建设和治理做出贡献。

2.5 扩展资金来源渠道

建立良好的发展机制, 摆脱对政府的依靠。在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可将服务作为产品出售来获取利润, 但是要建立在费用低、民众自愿付费的基础上, 这样的交易关系也会让公众认为付费能够保证服务的质量。同时, 非政府组织加要强与企业间的合作, 建立共同营利的合作平台, 利用非政府组织与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来实现双方的利益。通过这种模式, 不仅能使社区非政府组织得到更多资助, 也能加强企业员工对公益事业的认可和参与度, 增强社会影响力, 使其公益性的本质得到更好的展现。

2.6 建立有效的社区监督体系

2.6.1 加强信息公开

非政府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其在资金筹集、机构建设、财务管理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殊之处。在资金来源方面, 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社会团体或他人的捐助, 其资金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在委托代理中, 非政府组织资金的运营应该向捐助人负责, 同时非政府组织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 非政府组织在信息公开方面, 要比一般的企业做的更为彻底。在公开内容方面, 非政府组织除了要对组织资金的获取、使用和管理方面进行公开, 还要对本身的组织结构、项目活动、管理机制、决策流程、人员构成等相关信息予以公开;在时间方面, 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公开要有及时性, 使委托人或捐助人可以随时获取需要的信息, 并接受社会公众对其的监督咨询;在信息公开的渠道方面, 要呈现多元化发展, 非政府组织应该通过中介机构、监管部门、媒体等多种途径公开信息;在技术手段的运用方面, 非政府组织应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 实现信息的高效传递。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是非政府组织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高效的信息公开制度是非政府组织实现社会公益目标的基础。

2.6.2 形成互动监督

非政府组织的相对独立性, 决定了其是对公众对社会负责的, 所以对非政府组织来说, 社会监督是对其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监督。在非政府组织的运营过程中, 应把其财务、管理、活动等方面的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开, 从而形成有效的动力, 促进非政府组织绩效的提高。目前, 在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 组织自身的发展过于依赖组织领导人的能力和资源。所以, 要加强对组织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 保障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管理职能。同时, 随着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 也要加强对其财政收支情况的监管, 完善财务监督制度, 保障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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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德涛, 欧真志.社会管理与公共行政实践的创新[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网络政治参与背景下的政府治理 篇11

因此，该书的出版是中国网络政治研究领域的新探索，具有较强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首先是在理论价值方面，填补了网络政治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作者通过政治稳定机制的研究，进行抽象提升，形成了政治发展、网络治理和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相关理论。其次在现实指导方面，该研究认为网络所具有的交互性、多媒体和超文本等特性，为网络信息的收集、交流和传播提供了平台，能够形成各种各样的网络“舆论空间”，公民能够通过这些“舆论空间”促进政治参与的实现。虚拟网络政治空间里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出现，弥补了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参与的不足，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同时，该研究分析了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和社会管理中通过研究网络危机事件的生成及传播规律，积极利用和引导网络舆论，使网络民意与国家的“法定民意”有机融合，能够提升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再次，该研究有利于政府防范网络风险，维护政治稳定。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转型加速期，各种利益激烈交锋，网络风险一旦点燃，就会引发“连锁反应”，甚至威胁政治稳定。因此，该研究在借鉴和整合相关学科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稳定机制，有利于提升政府网络危机治理能力，应对和化解目前网络危机所存在的潜在风险。

当然，该书的研究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方面还不是十分完美，政府一方面如何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又如何把握网络政治参与的程度、效度以及负面影响方面还值得作者继续深入研究，目前，网络话语霸权正在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政治霸权的有力工具，在意识形态的输出方面充分利用互联网作为传播工具，利用“网络水军”大肆散布其政治主张与价值理念，诋毁和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形象，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这方面有待政府网络治理水平的提高。

非政府组织参与 篇12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在广泛和基本层面上,非政府组织的定义是非常简单易懂的。非政府组织是这样一种组织:既不是官方(公共部门)组织(例如中央或地方政府或公立医院,学校和大学),也不是私人(营利)商业组织,如本地和跨国公司。如格雷所指出的那样,在定义市民社会的更广阔的背景下,非政府组织是根据它不是什么这样一种否定形式来定义的。”(1)联合国给非政府组织的定义是:“非政府组织是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的公民组织。”国内有学者把非政府组织界定为非营利性组织,认为非政府组织“是从事解困济贫,推进穷人利益,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或从事社区发展的私人组织。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说,它是指任何独立于政府部门的非营利组织”。(2)可以说,非政府组织是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无需经过政府许可组成一定的社会组织,并通过组织化的形式表达个人意愿,维护权利,以满足自身需要的一种社会参与形式。

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环境日益宽松,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的作用显著增强,在畅通诉求渠道、协调社会各方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和完善、促进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越来越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还很不完善,具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和鲜明的营利性。“行政化”使非政府组织缺乏独立性,“营利化”导致社会公信度的缺失,这是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公信度总体上不高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两大软肋。因此,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塑造非政府组织在公众中的良好组织形象以赢得公众的信赖与支持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公共危机管理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2.1 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与特征

公共危机治理为的是最终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维护国家安全。它主要是为了避免、减缓危机危害和弥补危机损失的而采取的一种行为过程,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预测、预防、控制、处理等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在危机发生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对当前的或潜在的危机有一个清晰的意识,以期有效的预防、处理和消除危机。

公共危机管理有几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其一,具有社会公共性。一方面,公共危机管理者的行为具有公共性。公共危机管理者处理公共危机的过程中,追求的是社会公正和安全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关注的是公共利益、社会大众的利益,而不是为公共危机管理者自己谋利。另一方面,公共危机能够对特定社会系统的稳定发展产生严重威胁,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所以说,公共危机的危害也具有社会性。其二,公共危机管理的外部环境是开放的、非竞争的。社会上的各个不同单位、组织都可能成为公共危机的管理主体。其三,公共危机管理具有不确定性,它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应急预案的不确定性、预控的不确定性、预测的不确定性、管理对象的不确定性等等。其四,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应急性。面对突然爆发的公共危机,危机管理者往往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充分的决策部署,而且有些公共危机爆发前的征兆并不明显,难以做出准确的预测。面对难以确定而又存在严重危害性的危机,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应急处置,承担决策失误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最优决策。其五,危机管理的国际性。是指危机管理涉及到国际纠纷处理、国际合作、国际援助等。国内危机事件涉及到国际合作、国际援助等,也能体现国际性的特征。最后,公共危机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公共危机管理要涉及大范围的物资、人员调配,同时也必须动员、组织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

2.2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优势

从结构和运作上界定,非政府组织就是那些正式的、合法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以自我管理为主的、群众自愿组成的社会组织。这样的组织,在危机管理上,可能不会像政府组织那样具有统揽全局的权力和号召力,但是,其更贴近基层和民众,更能发挥其处理突发事件的灵活性与独立性。同时,由于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整合各种力量,将社会上的闲散力量集合起来,形成有效的合力,集思广益,从而极大的有利于危机管理。

具体而言:首先,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资源优势。在危机的应急处理阶段,可以动员政府无法充分动员的本土资源和海外资源,为危机处理提供必需的物力、人力资源。其次,机制优势。由于危机的不可预料性,因此在应对公共危机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政府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中最主要的掣肘还是工作效率的低下。非政府组织没有庞杂的行政体系和组织机构,可以灵活地调整自己具体的工作方向和工作内容,面对突发性的社会事件反而能很快地做出反应。再次,“非政府”思维优势。一般而言,政府处理日常的例行事务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在面临非例行突发事件时,其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和领域限制,必然难以适应危机事件的多样性和突发性。而非政府组织一般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集体专长,同时其思维逻辑与角度又不像行政部门那样受到种种既定的“政府"思维惯式的约束和干扰。最后,公信优势。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是它的公共性。公共危机治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不仅无利可图,而且介入其中还带有相当大的危险性,使得多数私人部门望而却步。公共性使得非政府组织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同,这样在危机来临时便能够有效的展开社会自救活动。

3 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形象塑造

由于缺乏法律法规保障、资源筹集能力弱、社会认同度低以及传统“大政府”思维的影响,我国非政府组织普遍存在着独立性差、“公信度”低等问题,以至于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处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更需要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参与到公共危机治理之中以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

3.1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增强组织内聚力与认同感

非政府组织必须要有自己的内部凝聚力、认同感,才能更好地发展。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志愿者,他们为了共同的公益性目标结合在一起。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组织成员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宗旨和使命,更清晰地认识组织的公益价值,更好地发挥其志愿精神,在危机治理中形成强大的内聚力。

3.2 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能够增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协作

非政府组织通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协助政府解决公共问题,这相当于代替政府履行了作为公共部门的一定职责,会赢得政府的信赖与支持。政府能从中充分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会把其视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力量与合作伙伴,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相互信任并尊重的良好合作关系。

3.3 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能够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

外部形象的好与坏对于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只有获得了外部的认同,非政府组织才能获取社会基础,赢得公众的支持。公共危机治理的参与,正是非政府组织展示形象、资源、能力的平台,正是在类似的公共活动中,非政府组织才能更好、更透明地接受资助者、服务对象以及公众的评估与监督,进而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4 结论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过程却孕育着不稳定。现代社会公共危机频发,缘于其本身的特质,非政府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参与公共危机的治理,不仅能够帮助减轻、消弭危机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也是非政府组织赢得政府和社会的尊重与支持,塑造组织良好公众形象的契机。

参考文献

[1]王晓成.论公共危机全球化趋势[J].社会科学,2004,6:53-57.

[2]吴琳,武兰兰.浅谈公共关系与组织形象[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