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执行力与政府问责制

政府执行力与政府问责制（通用8篇）

政府执行力与政府问责制 篇1

政府执行力与政府问责制

执行力是组织能动地实施决策的能力，执行力的大小取决于执行者个体能力和组织效能两个方面。政府执行力与行政机关对执政党、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所承担的责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从政府所负责任的角度来把握政府执行力的内涵。首先，政府执行力是一种政治执行力。它强调的是政府对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所负的责任，即政府公共行政必须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人大的决议。其次，政府执行力是一种法律执行力。它强调的是政府对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所负的责任，即政府公共行政必须遵循宪法和法律，政府制定的法规和规章不得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矛盾。行政机关有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实施，并接受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监督的义务。提高法律执行力的关键是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防止其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避免执法不严、执法不公行为的发生。再次，政府执行力是一种行政执行力。它强调的是行政机关内部下级对上级所负的责任。从国务院到基层政府是一个统一的公共行政体系，为了保证政令的统一和畅通，必须强调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负责，强调行政效率和行政责任，不得各行其是，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政府执行不力的表现及其成因

长期以来，执行不力成为影响我国政府行政效能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府执行不力的表现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公共政策执行扭曲。从宏观调控政策到各项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在执行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我所用”的现象，符合本地方或本部门利益的政策就用足用活，不符合本地方或本部门利益的政策就消极执行，甚至软拖硬抗，形成政策执行的阻滞效应。同时，一些政府领导在执行公共政策时缺乏开拓创新精神，思想慵懒，不深入调查研究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机械地执行公共政策，使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僵化、死板的现象，致使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其实，这是另一种政策走形现象。

第二，国家法律法规执行不力。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国家法律法规至今仍然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权大于法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出台与法律相抵触的政策和地方规章，对于严肃的国家法律法规执行不严、不公，甚至拒不执行。最典型的就是有关安全生产的法规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导致全国煤矿安全事故频频发生。

第三，行政效率低下，政令难以落实到位。部分政府机关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争权夺利、推诿拖拉等问题，如对有利可图的工作相互争权，对无利可图的事相互推脱，造成政府工作中的无原则纠纷、摩擦增多，牵扯了大量领导精力，也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了办事效率，致使政令难以真正落实到位。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从根本上说，这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的必然反映。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影响政府执行力提高的基本因素。

其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滞后，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行政体制建立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虽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不断地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但是仍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最明显的就是在利益多元化的影响下，政府及其部门客观上也成了利益主体，而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对资源控制过多、成为经济建设主角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以致政府在执行政策和法律的过程中难以摆脱功利的动机。

其二，政府转变职能不到位、职责划分不清晰，为政府行为不规范留下了空间。长期以来存在的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地方政府在扩大财力、追求政绩等因素的驱动下，必然会利用转变职能不到位留下来的空间，作出有利于自己而不一定有利于中央政府或者国家利益的机会主义选择。同时，在部门利益膨胀的情况下，职责不清必然导致政府部门争权夺利行为的发生，凡是容易转化为利益的职权就抓住不放，凡是仅仅只有服务而难以转化为利益的职能就一推了之或者降低服务质量。

其三，服务型政府建设滞后，科层制的弊端在新的条件下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我国政府结构也是符合科层制基本特征的。问题是，由于受长期的人治等因素的影响，科层制讲规范不讲人情的优点在我国难以发挥出来，而科层制中过分强调等级、程式等问题与我国政治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政府对气派、威严、权势的追求超过了为公民服务的追求，一些官员甚至认为政府服务根本不是应尽的义务，而是对公民的恩赐。这样，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办事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低劣等问题就难以避免。其四，政府公务员的政治、思想、法律、道德、管理素质还有待提高。虽然我国政府公务员绝大多数都属于综合素质较高的社会成员，但是相对于他们所担负的职责来说，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素质不高的问题。部分公务员缺乏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政治意识，缺乏严格的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不屈服于任何权势和不受任何利诱的精神，缺乏公正无私的道德情怀和现代公共服务理念，缺乏与所承担的职责相适应的管理能力。这些素质不高的公务员的存在，必然导致政府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推诿拖拉、争功诿过和不负责任等现象。

二、实行问责制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通过对政府执行不力的表现与产生原因的分析，我们看到责任在提高政府执行力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实行问责制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一，实行对政府的政治问责制。政府要对执政党和人民代表大会负政治责任。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族人民和各种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地位，这就明确了党的唯一合法的执政地位。党对政府工作实行全面的政治领导，必然要求政府对党负政治责任。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对授权给它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包括负政治责任，也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因此，实行对政府的政治问责制，问责的主体就是党委（组）和人大。根据我国政治制度的安排，政府应该对上级党委负政治责任，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政治责任。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对党委负责有具体保证，而政府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却缺乏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因此，健全政治问责制的重点是完善政府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制度和机制。

第二，实行对政府的法律问责制。政府要对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负责，承担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国家的法制建设特别是依法行政、以法治国能否得到有效的落实，政府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对政府进行法律问责的主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司法机关。人大作为国家立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具有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的神圣权力和责任。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重点，就是防范和纠正行政机关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并且追究其责任。从我国宪政原则和权力制衡原理进行分析，确立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负法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第三，实行政府内部的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是指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机构对个人实行问责的制度。它包括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面：一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或者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问责，问责的重点应是公共政策执行情况，对执行公共政策不力的行政机构追究责任。二是机构对干部个人问责，问责的重点是干部履行职责的情况，行政机构对干部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不作为所造成的不良行政后果追究责任。

第四，实行对政府公务员的道德问责制。我国公务员与西方国家公务员的不同之处，就是不实行“政治中立”。因此，政治忠诚是对我国公务员的基本要求，即政府公务员应该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应该具备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理想。政府公务员应该忠诚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树立宪法和法律高于一切的信念，自觉地依法行政，在履行公务的活动中忠于职守、廉洁奉公。

政府公务员还应该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树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公务员道德法》，把对公务员的道德规范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为依据对政府公务员实行严格的道德问责制。问责的主体是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三者形成的联合主体。可以考虑在人大建立公务员道德委员会，检查政府公务员遵守道德规范的情况，对政府公务员尤其是由人大任免的干部的道德水平作出评估，以此作为评价政府信用度和任免政府干部的重要依据。在政府人事部门建立专门机构，对公务员的职业操守、公共服务精神进行考核和评估，以此作为公务员任职和晋升的重要依据，并对违反《公务员道德法》的一般案件作出行政处理。国家司法机关要对严重违反《公务员道德法》，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政行为依法立案审查，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违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的行政决定作出无效的裁决，对构成犯罪的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实行政府问责制，关键是要有一套科学的界定责任的标准和方法，其前提就是政府职能的清晰化和职能分工的明晰化。只有在准确界定政府职能、精确划分其职能界限、政府内部职能分工明确清楚的条件下，才可能建立科学的责任分担体系和责任追究机制。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难以落实的原因，除了一些政府领导奉行官僚主义、好人主义等原因外，主要是行政责任难以分清。我们往往难以区分改革创新中不可避免的失误与不负责任造成的失误，难以界定行政失误的责任主体，对政府工作中的重大失误更是以集体负责为由免于追究，从而使政府问责制流于形式。

总之，实行政府问责制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健全政府问责制需要准确界定政府职能，改革与完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科学合理地进行职能分工，明确责任主体。

政府执行力与政府问责制 篇2

关键词：问责,政府问责制,经济责任审计

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主权在民与平等正义,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和授予, 人民是权力的最终源泉, 政府在授予权力时被赋予相应的责任。如果政府违背了自己的责任, 那么人民作为权力的终极拥有者就可以进行责任追究。基于这样的理念, 政府应该是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 即责任政府。建设责任政府最核心的环节就是构建完善的政府问责制。早在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对全国人民做出庄严承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只有人民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会懈怠”, 这是他对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建设现代责任政府做出的精辟概括。随后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 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这既表明国家领导人对政府责任和政府问责的高度重视, 也表明中国的政府问责制将逐渐走向制度化的轨道。可以预见, “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政府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 政府问责制将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

一、政府问责制的涵义

(一) 政府问责制

问责, 顾名思义, 有着“你的责任, 出了差错, 惟你是问”的意思, 它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公共责任承担者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追究。顾杰认为, 问责制就是责任追究制。问责制起源于现代西方, 是伴随现代政党制和议会制度而产生和发展的。将问责制引入公共行政领域, 就形成了政府问责制。黄健荣认为, 政府问责制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

(二) 政府责任剖析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政府问责制, 必须对政府责任的内涵做深入剖析。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责任”, 就是指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因其公权地位和公职身份而对授权者和法律法规所承担的责任。毛寿龙认为, 行政高官承担责任有四个层面:一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二是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三是承担民主的责任;四是承担法律的责任。因此, 现代政府的责任内涵体现了伦理 (道德) 学、法理学、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多学科的价值诉求, 并在系统架构上相应地体现为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本文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 着重强调政府的经济责任, 进一步将政府责任分为非经济责任 (或公共管理责任) 和经济责任两大类, 具体如下:

1. 非经济责任 (公共管理责任) 。

按照其具体内容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社会责任:实现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及重要工作, 也是政府权力的重要体现。第二, 政治责任: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必须符合人民的意志, 并且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如果决策失误、行为失当而造成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 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如果违反了法规, 还应当承担法律制裁。第三, 文化责任:政府有权力保证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抵制和打击有害民众心理、道德的不良文化以及阻碍健康文化发展的行为。第四, 道德责任:政府及其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时必须承担道德上的责任。所谓道德上的责任, 也就是指政府及其公务员虽然不违背宪法和法律, 但如果行为明显与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相悖, 就应承担道德责任。

2. 经济责任。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务院, 即中央人民政府, 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在组织法中, 也明确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 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等工作。可见, 在我国的最高法律中就体现了政府的经济责任, 经济责任是政府责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责任。

总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阶段, 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新形势下, 经济责任是政府诸多责任中最重要的一种责任。那么如何检验政府是否履行了经济责任以及履行的效率如何, 都需要通过经济责任的审计来完成。

二、政府问责制在我国实施的困境

自2003年“非典”以来, 政府问责制一度成为社会的热点, 在随后的几年中, 每年都有大量问责事件发生。据统计, 在2003—2006年, 《人民日报》报道的涉及官员问责事件共44件, 剔除相同报道内容, 《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涉及其他的官员问责事件共29件, 二者合计73个事件。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法规的出台, 政府问责制已经从个案追责走向制度化的构建, 并逐渐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问责的制度框架。即便如此, 政府问责制的实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还存在许多现实的困境。

(一) 问责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 我国还没有以立法的形式创制一部全国统一的整合各类有关法规的政府问责法规, 政府问责制法律规定仍比较零散、薄弱。现行政府问责制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宪法、政府及公务员的相关法律规范、党内文件的规定等, 如《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条例》等。另外, 各级地方政府也以中央文件和政策法规为依据, 出台了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问责暂行办法。这些法规文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政府问责制的发展, 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问责方式过于笼统, 各地问责办法中对问责方式只进行了列举, 并无说明该种处理方式应针对何种责任, 应由哪个部门监管等更细层面的问题。又如:各办法对问责客体也只进行了笼统的规定, 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那么责任在党政领导之间、正副职之间、不同层级领导之间、责任领导人与直接责任人之间如何分配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

因此, 仅仅以这些法规文件为依据来追究公务人员的责任, 特别是道德责任, 没有具体详实的法律法规作支撑就难免有些牵强, 在实施中缺乏持续性和公正性。

(二) “问责”主体方面, 以同体问责为主, 异体问责薄弱

“问责”主体是指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有权启动“问责”程序、决定“问责”方式、实施责任追究的机关和个人。根据“问责”主体的不同, 政府问责制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所谓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 行政系统对其行政人员的问责。所谓异体问责即指问责主体是本系统之外的问责。在我国异体问责的内容为五大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 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制。异体问责较之同体问责无疑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机制。但据统计, 在2003-2006年发生的官员问责事件中81%的问责发起者是上级党政部门, 99%的问责事件启动者是上级党政部门。可见, 异体问责的缺乏是目前政府问责制实施中的又一困境, 长此以往会削弱政府问责制的实施效果。

(三) “问责”客体方面, 问责对象的责任不明确

问责的前提是在不同部门、不同官职之间有严格的职责划分。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仍然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人治型体制, 党政关系错综复杂, 有权无责、有责无权、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相当普遍, 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权责区分不清。公务员构成结构及分类体系不清, 岗位设置及其职责规定不明, 各系统各层级官员的任职尚无规范的法律形式的职位说明书, 也没有建立起配套的官员绩效评估和公示体制, 权责区分缺乏透明合理的判断依据。

确定问责客体是问责的关键之一, 问责对象的责任不明确, 问责效果难免大打折扣, 这构成了行政问责制度化进程中有待克服的体制性障碍, 需要一种可以清晰“定责”的机制 (如经济责任审计) 引入到目前的政府问责制中。

(四) “问责”的原因单一

目前的问责事件的原因以事故灾害为主, 没有将“无为”纳入“问责”实施的范围中。虽然一些地方政府所制定的问责制的政策文件中, 已经从只追究过错责任到追究非过错责任, 将无作为、不作为、乱作为、作为不力等都纳入问责范围, 转变“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为“无为就是过”的理念。但从实际案例来看, 2003-2006年的73件有影响力的官员问责事件中, 有40件是因为事故灾害, 14件是因为公共卫生安全引起的, 但没有一件事因为行政不作为引起的。这给很多不作为的“庸官”留下了生存的土壤, 影响到建设责任政府的大局。

总之, 政府问责制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面临着很多困境, 政府问责制还没有形成一种常态渗透到政治生活中, 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问责制也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从“问责”必先“定责”的理念入手, 将经济责任审计纳入政府问责制体系中, 使经济责任审计成为政府问责制进行“问责”之前必不可少的一环, 促进政府问责制的常态化, 希望从制度设计层面解决“问责主体单一”和“问责客体不清”等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完善目前的政府问责制。

三、以经济责任审计为基础的政府问责制体系构建

从前文的论述可知, 经济责任是政府责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责任, 谈责任政府或者政府问责制, 政府的经济责任是不可逃避的, 经济责任的界定可以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来完成。经济责任审计是一种主要通过核查账务, 对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执行财经纪律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并在一定程度上判断领导干部是否正确履行其经济职责、是否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的审计制度。在美国, 政府问责局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的前身就是是美国总审计局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 是美国国会的下属机构, 负责调查、监督联邦政府的规划和支出。可见, 审计与问责制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将经济责任审计纳入政府问责制具有可行性, 由此我们构建出一个新型的政府问责制体系, 见图1:

(一) 经济责任审计的“定责”是政府问责制的前提

对领导干部进行“问责”的前提是清楚地界定他所承担的责任, 需要一种制度定期地检查他是否履行了责任以及履行的效果如何。任何领导干部上任前, 应被告知应该履行哪些经济责任, 并作出书面承诺, 针对这些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后续的经济责任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是新的政府问责制的一部分。新的政府问责制由两个部分构成, 即以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为主的“定责”部分和以联席会议制度为主的“问责”部分。

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是一种常态的审计、检查制度, 这一制度不仅仅在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后才启动, 也不再认为领导干部“无过便是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通过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使责任监督制度化、日常化, 加强领导干部对于责任履行的意识。有利于政府问责制由追究有过向无为的转变, 由偶发的灾难事故问责向常规性履职问责转变。有利于分清各责任主体的责任, 克服目前政府问责制中问责客体不清的问题。

另外, 在目前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运用中, “审”、“用”两张皮的现象突出, 审计的结果对干部监督管理工作不发生作用, 审计归审计, 任用归任用。审计机关只管完成项目审计, 然后向政府提交审计结果报告就标志着该项目审计工作的基本完结, 至于审计结论能否发挥作用、能发挥多大作用, 基本不予关注, 重审轻用的现象比较普遍。如果将经济责任审计纳入到政府问责制中, 让审计部门也成为一种问责主体, 将有利于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运用。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推行, 则进一步把民情舆情引入到干部监督机制, 促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好地履行公共责任。

(二) 联席会议制度的“问责”是政府问责制的关键

在新的政府问责制体系中, 问责主体是一个由多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 该联席会议直接向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参加该联席会议的除纪委、组织、人事、法院等部门外, 还应该包括审计、人大代表、民主党派、新闻媒体等。

1.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问责职能。

中国国家行政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监督政府的工作, 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威尔逊在《国会政体》中阐述议会职能时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和立法同等重要的事, 是对政府的严密监督。一个有效率的被赋予统治权力的代议机构, 应该不只是像国会那样, 仅限于表达全国民众的意志, 还应该领导民众最终实现其目的, 做民众意见的代言人并且做民众的眼睛, 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督。”各级人大对于政府和政府工作的监督问责权力必须细化、具体化和强化。细化和具体化是指要通过法规制度使这样的监督问责范围明确、渠道清晰并具有可操作性。比如, 人大机关所拥有的对政府行为监督问责的直接作用——审查权、建议权和否决权, 必须明确规定其应用方式和运作机制。强化则是指这样的监督问责必须通过增强人大在行使其权力时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来予以大力加强。

目前各级人大作为我国的权力机构, 其问责效能并未充分发挥与实现。我国人大代表是兼职的, 大多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履行代表的职责, 专职人大代表的比例应予增加, 常任人大代表应配置相应的工作人员、办公场所和设备, 人大代表的职能应当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 加强人大的刚性问责功能是我国政府问责制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突破口。

2. 重视审计结果运用。

审计部门要改变过去只管审计不管结果的状况, 要及时将审计结果提交给联席会议, 督促联席会议充分利用审计结果。经济责任审计成果具有“一果多用”的功能, 党政领导可作为管理宏观经济的参考, 组织、人事部门应将审计机关提交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 作为对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业绩考评和职务任免的参考依据。纪检监察部门要把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机结合起来, 严肃处理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经济责任审计通过对领导干部任期内财经纪律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领导干部是否正确履行其经济职责、是否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开展这项工作中, 要注意发现案件线索, 深挖细查违反财经纪律行为背后的腐败问题, 坚决惩治各种腐败行为。国资部门可作为国有资产管理及评价保值增值的依据, 财政部门可作为改进和加强财政资金管理的参考。因此, 必须完善审计成果运用机制, 建立一个各相关部门都适用的成果运用办法, 使经济责任审计成果得以充分地利用, 规范地运作。同时, 联席会议中的纪检、组织、监察、人事等部门应及时将经济责任审计成果利用情况反馈给审计机关。

3. 努力培育以民主党派和新闻媒体为主的第三方问责主体。

为此, 法律和行政环境必须允许媒体在不涉及国家机密和公共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自由报道, 提高媒体的独立性。在必要的新闻审查制度以外, 各级政府不应以各种理由干预或主导新闻报道的方向和内容, 使媒体能够向大众迅速、充分和客观地报道事实真相, 充分披露各种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信息, 使公众获得更多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尤其是在揭露不正当和不公正的行政行为和腐败方面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保障新闻媒体自由、公正的报道权。另外, 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 畅通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渠道, 让其更好地对政府进行监督与问责。

总之, 建立责任政府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方向, 建立政府问责制是必然的选择, 如何克服目前政府问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改善目前的政府问责制, 我们认为建立一个引入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新的政府问责制是可行的。该制度体系由“定责”和“问责”两个部分组成,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问责客体不清”和“异体问责缺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行政问责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2〕杜文娟.依据法治理念加快构建政府问责制——与南京大学教授黄健荣谈政府问责与人大监督〔J〕.人民日报, 2004-7-7.

〔3〕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4〕宋涛.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 2008 (5)

政府执行力与政府问责制 篇3

关键词：依法治国；行政问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行政問责制

1.行政问责制的内涵

行政问责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为了维护行政秩序、提高行政效率、避免行政失误、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由行政机关监督部门、社会公众、社会团体以及新闻媒体依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策行政行为、行政权责等进行监督和追责的行为。

行政问责的主体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异体问责是政府行政问责社会化的一个发展趋势。从行政问责的客体来看，主要是指“向谁问责”、“问谁的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定是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基础和前提。

行政问责的范围，主要包括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等。

行政问责的程序，指的是“如何问责”。从当前我国政府行政问责的程序来看，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常态化的听证质询，二是行政追责，与之相伴的包括监督、调查和权利救济。

行政问责的结果是依据行政问责的具体事实，根据问责程序的相关规范性要求，依法追究行政问责客体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等。

2.行政问责制的功能价值分析

从行政问责制度的功能价值来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具有监督与纠偏功能、惩处与教育功能、引导与评价功能。

（1）监督与纠偏功能。在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中，监督和纠偏是其所具有的两大基本价值。一方面，权利的行使需要监督，行政权利直指民生，乱作为、不作为都是对权利本身和受益者的伤害，行政问责将常态化的权力运行监督和即时性的权利责任追究相结合，权责明确。另一方面，行政行为的过程性因素繁多，行政目标的期望设定与预期构成不尽相同，常态化的行政问责机制对行政过程中的不合理因素进行质询和改善，能够起到纠偏的实效。

（2）惩处与教育功能。惩处与教育功能是行政问责制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价值。对于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中的失误，在对社会公众利益造成不同程度伤害的同时，行政决策者在做出决定之前理应进行理性和全方位的考量论证，对于决策失误，决策者应当承担因决策不力带来的损失，这就是行政问责的惩处机制。同时，通过设立行政问责制，将惩处功能引入到该机制的内在逻辑中，对于类似行政行为起到一定的宣传督导和教育功能。

（3）引导与评价功能。行政问责制的另一个功能价值在于引导和评价。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失误的责任归属在于政府机关及其负责人，行政问责制度的设立能够正确引导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避免失误，朝着最大公益性的方向出发。同时，也可以作为考核评价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一个重要指标。

二、依法治国视域下行政问责制度存在问题及新要求

从我国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发展轨迹来看，我国逐步建立健全完善的长效型的行政问责机制，问责督查制度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动态化的行政问责机制有效的保障了行政问责效力，同时，进一步拓展行政问责的范围，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变，行政问责文化体系逐步完善，对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问责进一步强化，行政问责的程序进一步规范化，通过规范性条例的形式推动了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化和执行力，有效的保障了行政问责的效能。

1.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逐步建起了相对完善的行政问责制，从行政问责的实施和保障来看，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法制、程序、方式、范围和思想层面。

（1）法制层面。依法行政和行政问责都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自2003年“非典”以来，相继出台了多个行政问责规范性文件，如《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规定》等，行政问责制度也从起初的追究重大安全事故拓展到了追究滥用行政职权和行政不作为的责任。但从立法形式来看，有关行政问责制的全国性法律法规尚未建立，法律位阶低、问责标准不统一、惩处力度不一致等影响着行政问责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同时，从当前现有的问责规范文件来看，违法违纪的行政处分所占行政问责比例大，更为广泛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未建立。

（2）程序层面。问责程序是行政问责制得以有效性实施的重要保障。一方面，行政问责的实现需要法律层面的程序性规定，通过“法律程序问责权力”①，而从当前的问责程序来看，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权力问责权力”，这就大大增加了行政问责的随意性。与此同时，从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程序的制度设计来看，缺乏可操作性，笼统的问责程序抑制了行政问责的执行力和生命力。

（3）方式层面。行政问责的方式既包括主体问责也包括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②。异体问责是由行政机关以外的问责主体，包括人大、新闻媒体、检察机关、审计机关、第三部门组织而组成的问责主体。这种行政机关外部监督问责主体有效的保障了行政问责的有效性。从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方式来看，大多数是行政机关体制内“自上而下”的同体问责形式，人大问责、司法问责、新闻媒体问责受到制约，问责方式不完善。

（4）范围层面。行政问责制度的范围指的是对问责客体的哪些行为问责，即“问什么”。从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范围来看，主要集中于对重大安全事故的问责，而对于关涉范围更加广泛、社会公众利益需求指向更加明确的行政效率、行政不作为、用人不当、决策失误等的问责相对较少。同时，行政问责的范围缺乏统一的标准，问责范围的规定笼统模糊，缺乏具体操作性，制约了行政问责应有的效果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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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思想层面。行政问责的行政文化和政治氛围对于行政生态环境中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相对匮乏，公务员队伍中的行政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亟待提升，问责势必会关涉到“人”，加之法制意识和政治民主意识的缺乏，使得行政问责男贯彻、难执行。

2.依法治国对行政问责制的新要求

法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依法治国对政府行政问责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立依法制约和防止权力滥用的系统性、全方位、无缝隙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行政机关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严格界定政府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界限，以提高行政效率主要抓手，面向普遍的、大众的、最为广泛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行政问责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法律体制，明确行政问责的方式、范围、程序规范、承担后果，推进行政问责体系的规范化、统一化建设，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依法治国视域下的行政问责制需要严格的法律规范、严密的制度保障、严苛的执行力度。严格的法律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的立法保障，提升立法位阶，改变原有的“权力问责权力”的问责机制，重新构建新型的“立法程序问责权力”的问责机制；严密的制度保障需要理性规划和确定行政问责的方式、范围、程序、应承担后果，严格遵照行政问责制度进行问责，保障行政问责的规范性、统一性和有效性；严苛的执行力度需要构建行政问责制的配套措施，通过政府绩效评价制度、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等方式增强行政问责的执行力，同时，通过深化政务公开透明制度、增强行政问责文化体系建设巩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

三、依法治国视域下行政问责制度创新与优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行政问责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统一完善的行政问责机制需要从完善问责主体、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增强问责保障等方面进行创新和优化。

1.完善问责主体

完善问责主体是依法治国视域下政府行政问责制度创新和优化的重要保障。问责主体包括主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需要进一步规范同体问责，更为重要的是拓宽和强化异体问责。

（1）规范同体问责。同体问责事行政问责的重要方式，主要包括了执政党的问责，行政官员自身问责和行政系统内部的专属、权属问责三类③。规范同体问责就是改变原有状态下同体问责不及时、走过场等现状，充分发挥同体问责的洞察力和适应性，在程序上加以完善，在制度上增强配套措施建设，转变同体问责主体的思想观念，增强行政责任感。同时，为了改变同体问责不作为的行政问责现状，可以考虑将问责不作为纳入到行政考核中，以激发和促进行政問责主体的问责主动性。

（2）强化异体问责。完善问责主体的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指的是人大、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司法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及公众尤其是第三部门组织对于政府的问责，相对于同体问责，它是一种由外部主体所构成的监督和问责。就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情况来看，行政问责制几乎都是按“自上而下”的体制运作的。第一，完善人大代表问责制。通过法律的形式制定人大代表问责制的法律法规，建立有效的代表公示制度和议案、建议、意见、批评采纳的财政补贴制度，以有效地以量化形式，客观、公正地达到对人大代表的问责目的，促使人大代表积极履职。第二，完善民主党派问责制。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具有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功能，因此，民主党派理应成为行政问责的发起主体，提供线索和来源，接受民主党派的问责和监督。第三，完善司法机关问责制。法院、检察院在审理自身管辖范围内的案件时，如果发现行政官员应当被问责，可以通过向问责决定主体提交司法建议书的形式提出问责建议。第四，完善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问责。公共行政管理处理的是公共事务，目的是公共利益，决定了公共行政过程就是参与过程。从问责制的实施来看，由于政府责任是公共责任，公共责任的审查和追究就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公众是最终裁判者。第五，应完善相关制度，保证公民及低层官员能够参与到问责制实施的各个环节，包括监督官员职责的实施、审查官员责任履行结果动议对官员责任的追究、决定对失职官员处罚。由于参与是否有效，涉及到公民掌握的资源参与意识、参与渠道等方面的因素，目前应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在一些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部门，建立公众评议行政机构及其人员的评议制度，吸收公民参与官员的问责过程，然后逐步推广到其他政府部门。

2.明确问责范围

明确问责范围是依法治国视域下行政问责制度创新和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而问责范围的确定不可能通过一一列举的形式使其详尽，但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其框定在一定的框架范围内。

（1）问责范围确定的原则。首先，问责范围的确定需要遵循有限性的原则。所谓有限性就是遵循权责一致的原则，问责的范围必须与其所承担的任务和使命存在一致性，不能无限制扩大问责范围，同时，在法律的要求下，结合具体情况，使得免于问责的情形只存在于法定的抗辩理由。其次，问责范围的确定需要遵循明确性的原则。问责范围的确定不能是模棱两可的，模糊笼统的问责范围不仅不会起到应有的问责效果，相反还会基于行政机关免于问责的缝隙。因此，问责范围的确定要建立统一的普遍的标准，必要时通过列举的方式加以限定。最后，问责范围的确定需要遵循可操作性的原则。一方面，可操作性需要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对于同一种行政行为，不同部门、不同地区需要实行一致的裁量标准。

（2）问责范围内容的倾向性调整。从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范围来看，主要集中于对重大安全事故的问责，而对于关涉范围更加广泛、社会公众利益需求指向更加明确的行政效率、行政不作为、用人不当、决策失误等的问责相对较少。因此，从问责范围内容的倾向性来看，需要向行政效率、行政不作为、用人不当、决策失误等具体的、与社会公众关联更为密切的内容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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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范问责程序

政府行政问责制只有在法定的程序框架范围内运行才能起到良好的问责效果。完整的行政问责程序包括问责启动程序、问责调查程序、问责决定程序、问责申诉程序。

（1）问责启动程序。问责启动程序是整个行政问责体制的开端，行政问责决定主体在对行政问责任人做出逻辑判断后，确定是否对其启动问责程序。问责启动程序同时有包括了依职权启动程序和依申请启动程序两种。

（2）问责调查程序。问责调查程序指的是在问责决定人确定启动问责程序之后，对行政问责责任人的行政行为等展开的调查，为了确保问责调查的公正性，需要充分听取问责相关人员的意见，包括问责发起主题、被问责人和被问责案件的相关人员等。

（3）问责决定程序。问责决定主体一般是问责委员会所属的人大常委会，其在对整个问责过程进行审议和充分听取被问责人陈述和申辩的基础上做出问责决定书。

4.增强问责保障

问责保障机制包括了问责的动态评价机制和问责文化体制建设。

（1）构建问责动态评价制度。过程问责制的立意，强调健全一整套全过程问责制度，在责任履行的每个阶段都要问责，问责内容与履责内容完全吻合，一一对应，使问责常态化"这样，问责制不仅具有监督与惩戒功能，而且具有了预警和纠错功能，能有效预防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的行政行为因个别环节的疏漏而铸成大错，将损失程度降到最低。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及行政官员的行为和业绩都要受到监督，必须公开自己的政治活动，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工作方法和工作绩效负责，接受来自上级和选民的评判，乃至罢免和起诉。必须建立一套职责明确、目标具体、评判有据、标准统一的行政问责制的动态评价系统。建立政府部门责任的动态评价系统，需要具备相应的管理条件：第一，按照行政工作流程，建立职责相配、明确具体的过程责任制；第二，根据行政职责的目标性和过程性，健全与动态责任制相协调的过程问责机制；第三，问责必须与履责有机结合，使行政问责规范化、常态化。

（2）强化行政问责文化体制。行政问责文化是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文化是行政问责文化存在的前提。如果公共行政人员具有充分的行政伦理责任意识，他就能够超越法律制度对他的职业责任的规定，在最充分履行职业责任的同时，使法律的不充分性得到补充，并提升法律责任。行政问责制须有良好的行政环境才能顺利运行。健康的行政文化可以增强行政主体的免疫力，提高其执政为民的自觉性，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推动政治进程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最终促进社会和谐。

四、小结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总体性目标和要求，依法治国视域下的政府行政问责制需要充分尊重法治理念，创新问责方式，以推进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创新和法治化进程。

注释：

①姚伟.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研究[D].苏州大学，2009

②黄枧，万泽民.试论我国依法执政条件下的行政问责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5）：97-99

③厉俊.论我国行政问责立法的完善[D].南京师范大学，2014

参考文献：

[1]方堃，冉鹏程.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行政纠错问责常态化研究[J].行政科学论坛，2015（3）

[2]庞丽峰.着力提升行政问责效力[J].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学报，2012（1）

[3]王晓萍，李景春.政府部门责任的动态维度与过程问责制研究[J].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5）

[4]段振东.行政同体问责制研究[D].吉林大学，2014年

[5]黄枧，万泽民.试论我国依法执政条件下的行政问责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5）：97-99

作者简介：

陈鹏，山东青岛人，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警察管理系2013级行政管理二班学生。

注：本文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项目，项目编号：XYX201415。

指导老师：王怡然

课题主持人：陈鹏

小组成员：李嘉琦 王明好 陈楠

落实问责制 提升执行力 篇4

作为支持“三农”15年的银行,在金融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新农村建设全面推进的关键节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如何通过强化问责来提升执行力,成为解决改革发展难题、更好地履行支持新农村建设职能的关键问题。

一、问责制的发展沿革

“问责”是舶来词,是西方党争的产物,10年前从港台地区引入内地。问责制,是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好分内之事的公共权力使用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例等制度的总称。

农发行问责制的建立完善,既伴随着问责制逐步深入我国政治生活的社会潮流,也有近年来面临环境压力、发展压力、改革压力、案件压力催生的内在动因。2006年陆续出台了《违反信贷和资金管理规章制度行为处理办法》、《违反财务会计规章制度行为处理办法》、《违反组织、人力资源管理规章制度行为处理办法》和《违反安全保卫规章制度行为处理办法》四个处理办法和《违反业务规章制度行为经济处罚规定》试行稿,2009年在修订完善的基础上印发了正式文件,2009、2010年还相继出台了《违规积分管理办法》和《违规问责办法》试行稿,初步形成了一套覆盖了业务发展、内部管理、风险防控等主要板块、相对完整的问责体系,为全面开展问责提供了依据。

由于问责体系内各个制度办法的出台有明显的时间差,出台前提、外部环境、管理需求有较大的变化,因此各个制度办法之间的逻辑性不够严谨,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问责死角和重复问责。问责制中的漏洞,就好像是管理中的“破窗”,看似微不足道,但带来的后果却让人触目惊心。对玩忽职守的人不处置,对敷衍了事的人不鞭策,对勤奋敬业的人不鼓励,就像冷水煮青蛙,慢慢地全行就会处在一个集体懈怠的状态,在不思进取的氛围中想要加快发展,便会陷入泥淖。因此,我们必须亡羊补牢,扎紧篱笆,通过制度的强制力、道德的感化力,从而营造见贤思齐的环境影响力,提升众志成城的团队执行力。

二、建立完善的问责体系

问责,问的是工作责任心,与其说是事后追溯责任,不如说意在传递新的理念——职权相应、权责相等、错责相当。问责的对象不仅包括各级行、各个部门,各级领导干部,也包括每一位员工。问责的目的是提升执行力,只有每一位员工都有执行力,这个团队才会有执行力,农发行这个整体才会有凝聚力和战斗力。要用点、线、面、网相结合,编织问责的天罗地网,解决“为什么问责、对谁问责、怎样问责”的问题,最终实现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由事故问责到行为问责,由运动式问责到常态化问责的转变。

(一)突出重点,让问责有的放矢。要以各级领导班子,尤其是各行“一把手”为重点,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有错必究的原则,建立领导干部问责制度。问责的条件不以主观上存在过错为前提,只要其管辖范围内发生规定应当问责的事项即可问责。问责的重点包括: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应为不为、放任不管、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处置突发事件失职渎职的行为;个人言行严重损害农发行声誉等行为。要创新集体讨论、集体决策的问责方式,防止借“集体决策”推卸责任,明确决策责任由主持会议领导负责;重大决策失误“集体决策”要承担“集体责任”;建立决策讨论、辩论、投票记录与备案制度,对于决策会议上持赞成态度的要严厉追究责任,对于不表明态度者也要进行追究,对于反对者可以免予追究。

(二)明晰条线,让问责有理可循。充分发挥组织、纪检,内审,专业各个条线的垂直管理作用:组织部门将履职问责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与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结合起来,及时调整不负责任、不讲原则的干部,使履职者不敢专权;纪检监察部门将干部的履职问责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结合起来,抓住典型,严厉惩处腐败违纪分子,使履职者不敢腐败;内审部门将履职问责与内控机制建设、制度执行结合起来,通过现场序时审计、非现场审计和任期审计等方式进行监督,使履职者不敢失责;各专业条线将干部履职问责与贯彻落实方针政策和制度规定、促进业务发展和内部改革结合起来,使履职者不敢懈怠。

(三)区分层面,让问责有条不紊。问责要按照“统一管理、逐级有限、权责一致”的原则,实行一级法人体制下的授权管理。层级的划分要有利于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履行支农职能,有利于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有利于和谐有效发展。《违规问责办法》规定,总行管总行管的干部、省分行管省分行管的干部、市级分行管市分行和县支行,这种划分比较科学,可推广到其他问责制的实施中。通过分级授权、分级问责的方式,可增强履责监督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既维护了集中统一管理,又有利于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避免问责权限过于集中带来的压力和过于分散造成的差异。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篇5

摘要：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问责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推行行政问责制无论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还是对重塑政府、优化公务员队伍、密切干群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困境；路径优化

行政问责肇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而2008年以来，全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问责风暴”。因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黑龙江鹤岗煤矿大火、深圳龙岗特大火灾和河南登封矿难等严重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一大批官员被追究责任。目前我国社会各界对问责制的认识极其混乱，存在泛化、滥化、简单化的倾向，问责制似乎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责任体系。本文试图从我国行政问责内涵及本质特征出发，发掘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根源，探寻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以期对我国构建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制度有所裨益。

一、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本质特点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行政问责制是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约束辐射到行政权力履行的全过程，使决策、执行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把原有的事后结果追究的单一模式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多重教育约束机制，把惩前和毖后有效地结合起来，是把社会监督制度化，使监督主体在行使问责制度时，能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督促政府工作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行政制度上保证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二、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的困境分析

1．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及特有的政治生态影响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人治传统浓厚的国家，封建意识在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人们对权力的本原缺乏清晰正确的认识

在此种政治生态环境下，我国的行政问责还无

法进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行政问责确切地说还

停留在权力问责而非制度问责的阶段。

2．权责不清、异体问责不到位问题直接影响问

责效果

科学的问责制度是以清晰的权、责、利为前提的。权责不清晰，行政问责将无从着手。由于历史

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有些职责不清

晰、权限不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以至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责任的情况。特别

是在问责过程中，被问责的官员具体应该承担什么

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

责任，以及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该如何确定，时常很难下结论。历次行政体制

改革都在解决这一问题，但至今效果不明显，这使

行政问责在一开始就陷入困境。

3．行政问责的范围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制约

行政问责的发展

行政问责的范围是指行政问责对象的行为或

方式受到责任追究的范围。我国目前行政问责的范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表现在问责还停

留在事后的处理和惩戒上，发生了事故引起中央高

度关注，问责才能启动。而诸如决策失误、行政不

作为、用人失察等问题还提不上问责日程，这与国

际社会普遍推行的行政问责相比，范围显然过于狭

窄。

三、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的路径选择

1．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

从2003年启动行政问责以来，一系列问责事件始

终停留在：出现问题——领导批示——成立临时调

查机构——严肃处理这一公式内。这

种“权力问责”从表面上看是起到了一定的问责作

用，但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政原则。因此，中国的行政问

责要走向民主化、制度化轨道，必须实现从“权力

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这首先要求政府官

员树立如下理念：一是政府公共性理念。二是权责一致理念。三是依法问责的理念。

2．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变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通常是由上级

追究下级的责任、领导追究其下属的责任，这种问

责只能叫同体问责，而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民主问责。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异体

问责”制。从目前我国的现行体制安排来看，启动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对政府官员的问责，是一

条比较有效的途径。除此之外，还应该提倡问责主体多元化，要 追究行政违宪或违法行为责任时，应适时启动司法

问责；要追究侵害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责任 时，应启动公众问责，同时，应鼓励各民主党派、新 闻媒体在行政问责中发挥作用。要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异体问责”，关键的一条是政务公开，权力透 明，实行阳光行政。

3．由“过错问责”向“绩效问责”转变

“绩效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种新形式，它通

过对政府绩效的考察，对未达到绩效目标的政府组 织及其公务人员追究相应的责任，是行政问责的深 化和发展。“绩效问责”把问责制与政府绩效相结 合，对政府行为具有激励和约束的双重功能。

4．由“风暴问责”向“常规问责”转变

我国的行政问责目前还停留在“风暴问责”阶

段。也就是说，出了问题才启动问责机制，而平时 偃旗息鼓。而真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应该有一整 套的常规问责机制，这套机制时刻处在运行当中。由此，我国的“风暴问

责”必须向“常规问责”转变。建立起一

套具有法律效力的问责程序，用以规范问责的顺

政府执行力与政府问责制 篇6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一）引言：抗击“非典”催生“官员问责”(见附录1)

（二）行政问责制的涵义及意义

（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历程

（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特点

二、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成效分析

（一）引言：“重大责任事故或严重违法行政案件将问责至行政首长”

（二）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成效

1、法制机制更加完善

2、中央和地方的实践成果

3、问责意识普遍提高

三、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问题分析

（一）引言：“孟学农五年两度丢官”

（二）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1、问责程序不够健全

2、问责法治化水平较低

3、异体问责的力度不强

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路径分析

（一）从同体问责为主向异体问责为主发展

（二）从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发展

政府执行力与政府问责制 篇7

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

建设“服务型”政府

把“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校正过来

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最重要特点，是“全能大政府”包揽了从经济到政治一切事务的决策权。从经济方面说，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垄断了所有类别的经济信息和经济资源，企业只是政府手里的“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子，个人更是从摇篮到坟墓一切听从政府安排。

这样的经济体制最终把中国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带来了转机。它促成了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转变的过程虽然纷繁复杂，但就其本质来说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政府放弃垄断，把经济决策权归还给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由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各自的利益判断，分散地进行决策。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伟力获得解放的结果。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在一些重大的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毕竟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政治体制方面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要逊色得多。邓小平在前就提出过政治改革不能长期落后于经济改革，不过即使在那以后，它的推进仍然十分缓慢。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启动政治改革，但迄今为止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次SARS危机就使政治社会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暴露无遗。

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130年前马克思在讨论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社会的公仆成为社会的主人”。在“全能大政府”的体制下，虽然一些党政机关和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可以以“国家目标”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自己治下的“百姓”做主。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例如地方官员被称为百姓的“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赞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惯不怪的事情。至于一些不法官员则利用自己的权势对百姓颐指气使，不但不受选民和纳税人的监督，甚至连请愿和“上访”也被看成“违法”“犯上”行为从而被禁止,事主甚至遭到迫害。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SARS传播这个关系大众生命安全的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封锁消息、隐瞒疫情、散布虚假信息，居然还自认为理所当然，合乎政府办事的规程。

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这就是说，要按照中共十六大的决定，推进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社会。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必须是可问责的。人民群众对公务人员监督权和罢免权的行使，要通过可操作的法定程序切实得到保证。

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化

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

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对于决策权的垄断，通常靠他们对于公共信息的垄断来支撑。政府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本来是一种公共资源，是公众得以了解公共事务和政府工作状况，监督公务人员的必要条件。因此现代国家通常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但是,全能政府的体制却往往把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反映处理过程的信息看做是党政机关的“内部秘密”。这种体制的长期运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危机事件的套路：无视人民的知情权，实行所谓“外松内紧”，严格“保密”，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

于是，获取信息成为一种特权，不法官员可以把公共信息化为私有，用以作为寻租的工具。他们不但可以利用这种不透明的制度牟取私利愚弄公众，也可以利用它来蒙骗上级行政机关。近年来许多贪赃枉法的官员利用舆论钳制，一手遮天，欺压群众，作威作福的案件长期不能得到揭露，实在足以使人触目惊心。

由于对待疫病等突发事件的这种老做法基本没有受到触动，在SARS疫情开始扩散的时期，一些政府官员就是按照老套路办事的。SARS疫情于11月初现于珠江三角洲。到今年的二三月间，公共卫生部门已经清楚地知道广东地区爆发了一种病因和传染途径都不分明的烈性传染病。

推行问责制 篇8

为加强对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监督制约，有效预防税 收执法、廉政风险，提高税收执法和服务工作效能，按照市、区 纪委和省、市局的总体工作部署，张店分局从规范工作流程、梳 理权力事项、排查执法廉政风险点入手，探索推行了工作人员行 政过错问责制，并着力建立健全各项配套措施，促进了机关作风 的转变和行政效能的提高。此项工作得到了市、区领导的高度关 注，新华社《高管信息》、市委《决策参考》、《淄博工作》分 别以专刊形式进行了介绍，并在全市地税系统进行了推广。

一、健全各项制度，规范程序运行机制健全各项制度，提高行政效能要有科学的管理方法。

当前工作中，由于工作 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程序不规范、纪律意识淡薄等原因导致的 “疏于管理、淡化责任”问题时有发生。表面上看，上述问题和行为在短时间内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达不到违犯党纪、政纪的标准；但从长远来看，上述问题和行为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地税机 关的行政、执法和服务效能，也造成干部队伍工作不扎实、作风散漫以及推诿扯皮等现象的发生；从当前对上述问题和行为的约 束机制来看，存在明显缺位，尤其是对“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的现象缺乏科学有效的制约措施。为此，张店分局按照合法性、合理性的原则，根据税收管理的各个不同环节，制定出台了 工作人员行政过错问责制度。

（一）健全问责制度。对过错事项分类、责任界定原则、问责方式、工作机制、问责程序等要素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并采取正列举的方式，明确了具体过错行为、责任认定方式、依据以及过错程度界定标准等内容。

（二）明确问责内容。应作为而不作为或不正确作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的过错进行问责，着重对日常工作中出现过错，但又达不到违犯党纪、政纪标准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处理，重点突出对工作事项落实质效的责任查究。

（三）细化问责标准。采取正列举的方式，对问责标准进行了细化。应当说，明确问责标准的过程，也是对所有工作流程进行重新梳理、分析的过程，一方面明确了应当怎样做，一方面明确了不这样做将如何处理，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干部职工的日常行为进行了严格规范。问责标准的确定，为工作人员行政过错问责制的组织实施，提供了规范和依据。

（四）规范问责程序。该局严格按照问责发起、问责审核、问责启动、调查核实、问责审理、问责执行、结果公示的工作流程执行，并引入了处罚告知、稽查审理、法律救济等理念，充分保障被问责人陈述、申辩权利，坚持集体审理的原则，确保问责结果公平公正。为推动行政过错问责制的顺利推行，该局成立了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巡查和受理问责申请、启动问责程序等日常工作,从机制上畅通过错行为的发现渠道，确保及时 发现、纠正过错行为，准确界定、追究过错责任。行政过错问责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组织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工作落实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做好检查记录。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明确过 错事项、过错责任人、过错程度等，提出启动问责建议。同时，将各级部门组织的审计、纪律检查、税收（稽查）检查、工作考核等结果，作为启动问责的重要依据，随时启动问责程序。

二、加强教育引导，提高依法行政意识 加强教育引导，（一）加强执法廉政风险预防教育。该局聘请 2 名检察院专 家作为法制辅导员，每季度举办一次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提 高干部对预防职务犯罪的认识程度和防范意识。设立了廉政教育 基地，定期组织开展日常性廉政法制教育辅导和警示教育活动，培养干部“有限权力、无限责任”的执法观念，筑牢防范税收执 法风险的思想防线。

（二）加强执法、廉政风险知识培训。将问责制度相关内容 编印成册，分发到每一名干部职工，结合税收实体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贯彻落实，采取专题培训、重点辅导、交流研

讨等多种灵活有效的方式，组织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并定期组织考试，检验 学习成果，确保执法人员能够熟练掌握税收法律规范，自觉遵守 税收法律规定，提高执法水平，规避执法风险。

三、建立监督网络，实现对税收执法的全方位监控 建立监督网络，加强监督制约是提高作风效能的重要保障。按照“人脑+电 脑”“内部+外部”的工作思路，该局进一步拓宽税收执法监督方、式，努力开辟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的新阵地。

（一）拓宽外部监督方式，开发“网上在线交流服务平台”。该局充分利用信息网络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在互联网上建 立了“网上在线交流服务平台”。该平台突出“监督”与“服务” 两大功能，一方面通过在线交流平台受理涉税举报，主动接受纳 税人

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另一方面，通过在线交流的方式，为纳 税人提供网上涉税咨询、预约服务等特色服务。通过“网上在线 交流服务平台”，赋予纳税人实时监督税收执法情况的权力，使税 收执法过程始终处于纳税人的监督之下，得到了广大纳税人和社 会各界的肯定与认可。该平台开通以来，共在线解答网民提问 128 人次，受理预约服务 33 次，纳税人满意率 100%。近期，新华社 《每 日电讯》 《中国现代企业报》等中央级媒体对该做法给予了宣传、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加强监督载体建设，形成浓厚的监督氛围。一是深入开 展了“廉政承诺”公开公示活动，所属 8 个基层单位、税收征管一线干部职工，根据各自岗位职责向社会及纳税人做出廉政承诺； 在税务检查工作中，要求税收管理员将廉政承诺书与稽查文书、稽查通知书一并送达纳税人，主动接受纳税人监督；二是要求党 组成员每人选择 3—5 户纳税业户，作为联系点，定期和不定期沟 通联系，实现零距离接触，了解真实情况；三是从社会各界聘请 36 位特邀监察员和执法监督员，明确了监察范围、职责、任务、权力，并定期召开座谈会，采取各种联系方式征求他们的意见和 建议；四是在机关和办税厅等醒目的地方设立了投诉箱，公开了 投诉电话和网址。同时公开了税务工作人员的“十条禁令”和“三 个不准”，使监督渠道畅通无阻，为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提高执 法、服务效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五是推行了监察员派驻制，在 各中心税务所内部确定一名中层干部作为派驻监察员，充分发挥 他们亲临一线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有利条件，及时发现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以监察建议的形式书面上报区局分管 领导，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切实起到强化税收管理，防 范执法隐患的作用。

四、严格实行责任追究，确保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在责任追究过程中，张店分局坚持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 错必究的工作方式，坚持制度的严肃性，反对主观随意性；坚持 公开、公正，反对循私舞弊；坚持惩教结合，使有错者心服口服，无错者引以为戒。通过日常巡查、在线监控、重点抽查等方式，发现并记录在案各类过错行为 42 项，内容涉及上下班纪律、着装、财务报表采集、重大项目基础信息录入、税务登记、减 免税申报等项目； 其中，“未按规定审核减免税申报” “未 共对、及时处理国地税联合办证系统信息或随意强制办结有关信息” 等 9 项过错行为进行了问责，对 7 名税收管理员、2 名前台工 作人员进行了通报批评，并扣发能级补贴 2600 元；对其余 33 项 达不到问责标准的过错行为记录在案，并及时对责任人进行了提 醒警示；对在问责制运行过程中发现的管理漏洞，责成责任科室 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管理措施，防止类似过错行为的发生。目前，张店分局干部职工严于律己、高效行政蔚然成风，在提高各项工 作管理水平方面成效逐步显现，五、创新权力制衡机制，努力提高行政效能 创新权力制衡机制，去年以来，该局以规范征管业务流程为主线，以强化纳税评 估为重点，以健全税源管理体系为载体，整体形成了“前台窗口 受理、后台核查反馈、内部流程传递、限时出件办结”的管理格 局。通过改革，建立起了职权清楚、责任明确，既相互制约又相 互协调的权力制衡机制，取消了专管员与纳税人“一一对应”的 关系，实现了税收管理员由分片管户到分岗管事与管户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