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指导与企业合作

政府指导与企业合作（精选10篇）

政府指导与企业合作 篇1

摘要：目前我国产学研合作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产学研各方尚未形成真正的合力, 技术创新要素分散、交叉、重复, 没有集成聚焦于产业持续创新链上。针对这些问题, 从产学研合作模式入手, 深入剖析合作模式与合作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找出合作中的制约因素, 并从政府、企业、高校三个纬度提出改进措施与办法。

关键词：产学研合作,合作模式,制约因素

在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内外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 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金融危机深深地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 各国政府都在探求危机的成因, 思索避免危机再次出现的良方。经济学家们把泡沫经济比喻成建筑于沙滩上的高地, 认为它是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导引。抛弃泡沫经济, 采取健康发展的经济模式, 最佳的选择就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综合竞争能力,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但是目前我国产学研合作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产学研各方尚未形成真正的合力, 技术创新要素分散、交叉、重复, 没有集成聚焦于产业持续创新链上。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从产学研合作模式入手, 深入剖析合作模式与合作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找出合作中的制约因素, 并从政府、企业、高校三个纬度提出改进措施与办法。

1 我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目前, 我国产学研合作采取的主要模式有:联合开发、委托开发、聘任科研人员到企业协助开发、共建研发机构、共建经济实体、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建立技术创新联盟等。其中:联合开发、委托开发是所有曾有过产学研合作经历的企业通常采用的做法, 是企业初期参加合作的主要形式, 同时它也贯穿合作的全部发展阶段。聘任科研人员到企业协助开发, 这在合作中是避免不了的, 科研人员要经常进驻企业了解企业需求, 有的被企业聘为顾问, 但这在以前都属于零星的、分散的行为, 科研人员一般要利用业余时间去, 属于非公开的“地下工作”, 而真正有组织、有计划、具有政策保障地选派科研人员进驻企业始于广东省开展的“省部产学研合作”的“企业科技特派员”计划, 它不同于以往的非正式的进驻企业行为, 具有组织性和持续性的特点。2009年, 科技部颁布了《关于做好支持科技人员服务企业工作的通知》, 各地已开始着手筹划和组织工作。共建研发机构、共建经济实体、共建人才培养基地是在产学研合作成功的前提下, 部分企业出于继续保持技术实力, 稳固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关系等多种因素的考虑而采取的合作模式, 是产学研合作继续深化的体现。建立技术创新联盟是近两年我国政府积极倡导的一种合作模式, 它可以集结一个行业、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 追赶世界前沿技术, 形成核心技术优势, 推动技术整体升级换代, 进而全面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 是一种深化的合作组织形式。

2 产学研合作模式与合作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合作模式下, 合作的稳定性与合作深度是不同的 (见图1) 。联合开发、委托开发有两种情形:一是企业与个人进行合作, 个人所在的组织不介入;二是企业先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研究人员由组织进行委派, 其优点是灵活方便, 合作关系简单, 缺点是合作的稳定性较弱, 合作过程风险系数高, 因为它以项目作为合作的纽带, 项目结束后合作的关系即告终结, 易受研究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合作共建 (共建研发机构、共建经济实体、共建人才培养基地等) 是双方或多方组织之间的合作行为, 这种合作模式可以聚集多种创新要素, 包括项目、资金、人才、技术、成果等, 这些因素在合作过程中得到传递、分享、组合, 由此产生新的创新力、新的创新能量, 形成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当然这种合作模式也有其弱点, 在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合作关系也会终止破灭。建立技术创新联盟是政府直接参与的合作模式, 政府在政策、资金和组织协调方面都要进行引导和支持, 其影响面广, 可大面积惠及中小企业和科研院所。根据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技术创新联盟形成的技术合力巨大, 可整体提升行业或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 保持技术优势, 只要政府始终坚持其支持和引导作用, 给予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 合作的深度和广大巨大, 合作关系稳固。

可以看出, 在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建立技术创新体系的过程中, 产学研合作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稳定的合作关系会给企业带来持续的创新力和技术优势, 带动技术的升级换代, 增强企业竞争实力。但是据本课题组调查, 目前很多企业尚未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有的企业开展联合开发或委托开发之后, 不能继续向合作共建 (共建研发机构、共建经济实体、共建人才培养基地等) 方向发展;更严重的是, 有些企业在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中问题频出, 企业不得不频繁更换合作伙伴, 合作关系松散、不稳定。为什么会出现此类现象呢?是因为有各种因素制约着产学研的发展。

3 制约我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因素

3.1 在体制和机制上缺乏制约因素, 造成合作行为短期化和形式化

目前我国产学研结合仍然不够紧密, 在体制和机制上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如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政策环境有待完善;产学研结合的组织形式比较松散, 行为短期化、形式化, 缺乏满足产业技术创新的持续性, 缺乏创新成果产业化的保障机制。

目前我国企业,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多采取与研究人员个人直接订立合作合同的形式, 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只负责盖章、管理课题经费, 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基本是由个人与企业进行协商解决, 单位对研究者个人的合作行为几乎没有约束力。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一些研究人员在与企业签订合同后不积极开展研究工作, 借助合作项目去申请更多相近的研究课题, 目的是获取更多的经费和课题数量, 而对原来的合作项目草草应付了事;更有甚者, 有些研究人员没有时间观念, 没有合同观念, 无法按期完成合作项目, 例如我国某名牌大学教师不能按合同要求完成某企业的合作项目, 该企业所属的上级主管部门将其列入了合作伙伴“黑名单”, 使得该教师所在学校丧失了与此企业所在行业系统未来的合作机会。

3.2 合作双方研究理念存在差异, 技术创新不能形成合力

调查显示, 企业与高校在合作方面追求的目标各不相同。高校将技术突破放在首位, 研发的目的是推动学科发展, 多出原创性成果, 在研制过程中追求技术指标, 缺乏市场观念, 忽略成本价格;而企业是将市场效益放在首位, 技术突破是开拓市场的手段与途径, 因此企业要兼顾产品成本、产品的市场化, 即使是技术突破, 但如果生产成本高、无法大批量投产, 企业也会放弃这个项目。双方研究理念的差异, 影响了企业合作开发的信心, 技术创新存在“纸上谈兵”的窘迫, 无法形成合力。

3.3 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 严重阻碍产学研合作

“利益”是市场经济运作下核心价值观, 市场导向下的产学研合作中利益是整合的纽带, 在利益驱动下, 产学研合作的根本目的是共赢, 因此处理得好, 则产生强大的动力, 处理不好, 则严重阻碍合作进行。产学研合作是在各方产生有效需求条件下, 充分利用各方优势资源而进行的合作, 资源的稀缺性是产生利益的基础, 因此必须要有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来保障各方的利益。但是目前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机制严重滞后, 利益分配方式和比例缺乏科学依据, 法制建设跟不上, 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导致产学研合作缺乏效率和绩效, 始终处于低层次状态, 浪费了国家资源, 不利于产学研健康发展[1]。

3.4 大学评价机制僵化, 难以满足企业创新需求

大学评价机制僵化, 形式单一, 突出的表现是:仅以论文数量、专著数量、课题级别作为教师评职称、晋职的标准。自然学科的论文以SCI收录为标准, 课题级别则是以政府发布的纵向课题为评价依据 (政府课题一般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和局 (市) 级等) , 而政府课题的选题范围长期以来固守统一模式, 重视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领域, 忽视技术产业化的研究, 原因在于课题指南出自大学、研究所的专家学者, 而不是来自企业界的技术人员, 从而造成选题方向单边倒现象。大学僵化的评价机制很难契合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需求, 阻碍了技术产品化的创新研究。

4 对策措施

产学研合作涉及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 各方都分别起着独特的作用。实践证明, 只有各方都采取积极措施, 从制度、组织、管理等多方面进行改进, 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合作中出现的问题, 产学研合作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轨道。

4.1 基于政府视角

产学研合作涉及不同行业、不同部门间的合作, 其发展自然离不开政府的促进和支持。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 为了提升本国产业技术竞争力, 政府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通过立法和科技计划等多种措施推动产学研发展。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薄弱, 即使国有大型企业, 其技术创新也存在“目光短浅”、“势单力薄”的状况, 因此, 政府出面进行宏观规划与资金支持, 引导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4.1.1 完善产学研合作政策环境, 建立合作保障机制

目前, 我国需要出台促进产学研合作的相关政策和管理办法, 明确产学研各方的权利、职责, 规范产学研合作行为, 并在资金管理、利益分配、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加以规范协调, 解决目前组织松散、行为短期、不能持续发展的现象, 为产学研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

4.1.2 调整科技投入结构, 建立支持产学研合作的专项科技计划

根据国外发达国家产学研合作成功经验, 建立专项资助计划以及利用国家科技计划来推进产学研合作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 OECD的成员国几乎都开展有支持产学研合作的国家科技计划, 而我国迄今还没有一项专门支持产学研合作的计划或基金, 由于缺乏有效的产学研合作平台, 致使原本就不善于合作的我国企业始终难以摆脱孤立和封闭研发的窘境。因此我国科技主管机构应尽快建立支持产学研合作的国家科技计划, 在实施这些计划时应当注意坚持以企业为主体, 研发的优先领域由产业界确定, 研发项目由企业提出, 政府资助直接拨给企业而不是高校和科研院所, 企业享有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

4.2 基于企业视角

4.2.1 鼓励企业参加技术创新联盟,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从国家提出技术创新联盟这种新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起, 全国已建立了四个大型行业技术创新联盟, 各地区也纷纷出台政策, 由地方政府牵头建立创新联盟, 目前, 广东省是建立技术创新联盟最多的省份, 已有28个。虽然技术创新联盟正在悄然兴起, 但据调查, 很多内陆省份参与产学研联盟的企业数量较少, 企业多以与高校、科研单位进行一对一的合作研究为主, 研究课题主要针对具体的技术问题, 如此形成一种“短视”现象, 企业将目标锁定在具体的技术产品研发项目上, 而不是关注共性技术的研究, 缺乏长远性。建立技术创新联盟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重大缺陷, 集结各方人才资源开展该领域共性技术的研究, 形成核心技术优势。企业可以在联盟中摆脱“单兵作战”、“势单力薄”的境地,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也能在结合短期研究项目的同时考虑长远的技术研究路线。因此今后国家还应大力提倡企业参加技术创新联盟。

应当注意的是, 在技术创新联盟建立之初, 联盟成员应该将合作中的权利义务、资金管理、利益分配、知识产权归属等问题界定清晰, 责任到位, 避免出现“虎头蛇尾”、“流于形式”的现象。

4.2.2 完善企业考核体系和分配激励机制

制定企业骨干技术人员中长期分配激励机制与政策, 将福利待遇、晋职、职称评审等与此挂钩, 调动发挥骨干技术人员积极性。在对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中, 完善对技术创新能力的考核指标体系, 发挥业绩考核引导作用, 推动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对于大型企业集团而言, 将技术创新能力指标纳入内部各层级企业的考核评价体系中, 提高企业集团内部的技术创新动能。

4.2.3 积极与高校开展合作共建工作, 实现双赢的目标

合作共建包括共建研发机构和人才培养基地, 属于产学研的深度合作模式, 它可以为各方提供研发、培训、研习、交流的合作平台, 有效避免合作的短期行为, 保持合作的长期性、持久性。其受惠是双方的:一方面推动企业对技术创新进行持续投入, 使科研更贴近市场需求, 缩短产品周期;另一方面促进高校开展新一轮的知识创新, 进一步提高科技水平。因为科学发展的规律显示, 基础性研究为技术开发提供理论基石, 反过来技术开发也时常开辟新的基础性研究领域, 从而产生新的知识创新。因此, 合作共建实现了双方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与互惠互利, 是企业与高校实现双赢的合作形式。

4.3 基于高校视角

4.3.1 建立教师进驻企业制度, 加强双方信息沟通

在前述的产学研合作出现的问题中, 有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就是, 企业与高校的研究理念不同、追求的研究目的不同:高校侧重学术研究, 突出原创性成果, 而企业追求技术的市场化、商业化。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强双方的信息沟通, 高校教师进驻企业, 了解企业的需求, 了解企业对技术创新中的成本控制, 提高教师的合同观念, 按质按量完成合同的约定。

其实在国外一些国家, 派遣高校教师担当企业顾问, 进驻企业开展技术指导、技术开发已形成一项长期的制度。例如德国的许多企业与高校都有产学研方面的“顾问合作制”, 许多学校要求教师要尽可能担任各行各业的顾问, 特别是工科教师要求必须担任工厂顾问, 且不论企业的大小;企业一般也都把其顾问权授予高等工业大学的教授, 特别尊重教授的建议, 并随时将企业的信息向顾问们传输与开放, 而且产学研合作关系一旦建立, 将是长期的、稳固的和紧密的[2]。

据调查, 我国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 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给于鼓励、扶持和保障, 科研人员进驻企业普遍不被认可, 教师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到企业开展科研攻关, 表现出一种零星的、分散的、自觉的科研行为, 而不是一种制度化、组织化的科研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政府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2009年科技部颁布了《关于做好支持科技人员服务企业工作的通知》, 各地已开始着手筹划和组织工作, 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应该注意的是, 科研人员服务企业应有相关的鼓励政策, 并与评职称、晋职等相挂钩, 使之无后顾之忧。这项工作只有不断地开展下去, 形成一项长期的制度, 才能消除企业与高校之间的研究差距, 促进产学研的发展。

4.3.2 高校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提高企业对新技术的敏锐性

高校除了直接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外, 还可为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目前, 大中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产生了一些新的难题, 例如:企业面临生存压力, 没有太多精力考虑创新规划;由于业务多元化, 对新技术了解不深, 不知道把钱“投向何处”。因此, 对于大中型企业, 高校在提供技术创新管理和决策的咨询服务方面有很大的运作空间, 特别是对一些发展快、规模大、影响力强的大中型企业的技术中心, 这些服务显得尤为紧迫[3]。

4.3.3 建立健全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评价、考核与激励机制

完善高校内部分类考核制度, 对从事教学、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的不同工作进行分类评价, 将分类评价措施引入职称评审制度中, 使上述各类人员具有同等地位。

建立技术转移激励机制。高校应建立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 负责教师研究成果向企业技术转移的工作。对技术转移成功的成果完成人, 或者参加企业横向课题的个人和研究团队, 根据企业获得收益的大小实施奖励措施, 以激发教师参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热情。

今后对高校的评估, 应加大对科研成果转化率及其实施效果的考评, 对于工科院校更应适当提高考评比重, 引导高校主动与企业对接, 将项目、资金、人才、技术、成果等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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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学勇.要大胆创新产学研结合思路和模式[EB/OL].陕西省产学研服务网, (2007-05-29) http://www.iura.gov.cn/.

[3]王昕红, 崔瑞锋, 陆根书, 席酉民, 梁磊.加强产学研合作,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企业的视角[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7 (2)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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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导与企业合作 篇2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为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中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现就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模式，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重大意义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即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择优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合同，明确责权利关系，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对价，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一）有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作为社会资本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承担公共服务涉及的设计、建设、投资、融资、运营和维护等责任，政府作为监督者和合作者，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直接参与，加强发展战略制定、社会管理、市场监管、绩效考核等职责，有助于解决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的问题，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有利于打破行业准入限制，激发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可以有效打破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各种不合理限制，鼓励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各类型企业积极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给予中小企业更多参与机会，大幅拓展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潜力，有利于盘活社会存量资本，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公共服务资金投入渠道，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增长动力。

（三）有利于完善财政投入和管理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下，政府以运营补贴等作为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的对价，以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对价支付依据，并纳入预算管理、财政中期规划和政府财务报告，能够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分担公共资金投入，符合代际公平原则，有效弥补当期财政投入不足，有利于减轻当期财政支出压力，平滑间财政支出波动，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

二、总体要求

（四）指导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立足国内实际情况，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和投入方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五）基本原则。

依法合规。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健全制度体系，保护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明确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确保项目规范实施。

重诺履约。政府和社会资本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对等，必须树立契约理念，坚持平等协商、互利互惠、诚实守信、严格履约。公开透明。实行阳光化运作，依法充分披露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重要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对参与各方形成有效监督和约束。

公众受益。加强政府监管，将政府的政策目标、社会目标和社会资本的运营效率、技术进步有机结合，促进社会资本竞争和创新，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

积极稳妥。鼓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当地实际和行业特点的做法，总结提炼经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坚持必要、合理、可持续的财政投入原则，有序推进项目实施，控制项目的政府支付责任，防止政府支付责任过重加剧财政收支矛盾，带来支出压力。

（六）发展目标。立足于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形成有效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规范健康发展的制度体系，培育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监管有力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市场。着力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改造，争取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减少地方政府性债务。在新建公共服务项目中，逐步增加使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比例。

三、构建保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体系

（七）明确项目实施的管理框架。建立健全制度规范体系，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保证项目实施质量。进一步完善操作指南，规范项目识别、准备、采购、执行、移交各环节操作流程，明确操作要求，指导社会资本参与实施。制定合同指南，推动共性问题处理方式标准化。制定分行业、分领域的标准化合同文本，提高合同编制效率和谈判效率。按照预算法、合同法、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等要求，建立完善管理细则，规范选择合作伙伴的程序和方法，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

（八）健全财政管理制度。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统筹评估和控制项目的财政支出责任，促进中长期财政可持续发展。建立完善公共服务成本财政管理和会计制度，创新资源组合开发模式，针对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等不同支付机制，将项目涉及的运营补贴、经营收费权和其他支付对价等，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核算，纳入预算、中期财政规划，在政府财务报告中进行反映和管理，并向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报告。存量公共服务项目转型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过程中，应依法进行资产评估，合理确定价值，防止公共资产流失和贱卖。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依法获得的国有资本收益、约定的超额收益分成等公共收入应上缴国库。

（九）建立多层次监督管理体系。行业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专项规划发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社会资本也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建议发起。行业主管部门应制定不同领域的行业技术标准、公共产品或服务技术规范，加强对公共服务质量和价格的监管。建立政府、公众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评价体系，建立事前设定绩效目标、事中进行绩效跟踪、事后进行绩效评价的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机制，将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与绩效评价挂钩，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调价的重要依据，确保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依法充分披露项目实施相关信息，切实保障公众知情权，接受社会监督。

（十）完善公共服务价格调整机制。积极推进公共服务领域价格改革，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节约资源、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则，加快理顺公共服务价格。依据项目运行情况和绩效评价结果，健全公共服务价格调整机制，完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制度，广泛听取社会资本、公众和有关部门意见，确保定价调价的科学性。及时披露项目运行过程中的成本变化、公共服务质量等信息，提高定价调价的透明度。

（十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相关立法，填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域立法空白，着力解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运作与现行法律之间的衔接协调问题，明确政府出资的法律依据和出资性质，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的责权利关系，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和稳定的政策预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立足当地实际，依据立法法相关规定，出台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运用。

四、规范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实施

（十二）广泛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提供公共服务。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特定领域需要实施特许经营的，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执行。

（十三）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积极运用转让—运营—移交（TOT）、改建—运营—移交（ROT）等方式，将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公共服务项目转型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改造和运营，在征得债权人同意的前提下，将政府性债务转换为非政府性债务，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腾出资金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建设。大力推动融资平台公司与政府脱钩，进行市场化改制，健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化运营的，在其承担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得到妥善处置并明确公告今后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职能的前提下，可作为社会资本参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方式，明确责权利关系。严禁融资平台公司通过保底承诺等方式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进行变相融资。

（十四）提高新建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财政收支平衡状况，统筹论证新建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保证决策质量。根据项目实施周期、收费定价机制、投资收益水平、风险分配基本框架和所需要的政府投入等因素，合理选择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BOO）等运作方式。

（十五）择优选择项目合作伙伴。对使用财政性资金作为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对价的项目，地方政府应当根据预算法、合同法、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选择项目合作伙伴。依托政府采购信息平台，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项目采购信息。综合评估项目合作伙伴的专业资质、技术能力、管理经验、财务实力和信用状况等因素，依法择优选择诚实守信的合作伙伴。加强项目政府采购环节的监督管理，保证采购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十六）合理确定合作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树立平等协商的理念，按照权责对等原则合理分配项目风险，按照激励相容原则科学设计合同条款，明确项目的产出说明和绩效要求、收益回报机制、退出安排、应急和临时接管预案等关键环节，实现责权利对等。引入价格和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充分考虑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如单方面构成违约的，违约方应当给予对方相应赔偿。建立投资、补贴与价格的协同机制，为社会资本获得合理回报创造条件。

（十七）增强责任意识和履约能力。社会资本要将自身经济利益诉求与政府政策目标、社会目标相结合，不断加强管理和创新，提升运营效率，在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严格按照约定保质保量提供服务，维护公众利益；要积极进行业务转型和升级，从工程承包商、建设施工方向运营商转变，实现跨不同领域、多元化发展；要不断提升运营实力和管理经验，增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咨询、法律、会计等中介机构要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促进项目增效升级。

（十八）保障公共服务持续有效。按照合同约定，对项目建设情况和公共服务质量进行验收，逾期未完成或不符合标准的，社会资本要限期完工或整改，并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健全合同争议解决机制，依法积极协调解决争议。确需变更合同内容、延长合同期限以及变更社会资本方的，由政府和社会资本方协商解决，但应当保持公共服务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项目资产移交时，要对移交资产进行性能测试、资产评估和登记入账，并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核算，在政府财务报告中进行反映和管理。

五、政策保障

（十九）简化项目审核流程。进一步减少审批环节，建立项目实施方案联评联审机制，提高审查工作效率。项目合同签署后，可并行办理必要的审批手续，有关部门要简化办理手续，优化办理程序，主动加强服务，对实施方案中已经明确的内容不再作实质性审查。

（二十）多种方式保障项目用地。实行多样化土地供应，保障项目建设用地。对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项目，可按划拨方式供地，划拨土地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建成的项目经依法批准可以抵押，土地使用权性质不变，待合同经营期满后，连同公共设施一并移交政府；实现抵押权后改变项目性质应该以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依法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项目，以租赁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租金收入参照土地出让收入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以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当以市、县人民政府作为出资人，制定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案，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二十一）完善财税支持政策。积极探索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有效方式。中央财政出资引导设立中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支持基金，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项目，提高项目融资的可获得性。探索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引导和鼓励地方融资平台存量项目转型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落实和完善国家支持公共服务事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公共服务项目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可按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在承担有限损失的前提下，与具有投资管理经验的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基金，并通过引入结构化设计，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

（二十二）做好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应创新符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特点的金融服务，优化信贷评审方式，积极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发挥中长期贷款优势，参与改造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拓宽项目融资渠道。鼓励符合条件的项目运营主体在资本市场通过发行公司债券、企业债券、中期票据、定向票据等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鼓励项目公司发行项目收益债券、项目收益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等。鼓励社保资金和保险资金按照市场化原则，创新运用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等多种方式参与项目。对符合条件的“走出去”项目，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中长期信贷支持。依托各类产权、股权交易市场，为社会资本提供多元化、规范化、市场化的退出渠道。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督管理，引导金融机构正确识别、计量和控制风险，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融资。

六、组织实施

（二十三）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负责相关领域具体工作，加强对地方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和监督。财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沟通协调和信息交流，完善体制机制。教育、科技、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商务、文化、卫生计生等行业主管部门，要结合本行业特点，积极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提供公共服务，探索完善相关监管制度体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已有规划和各地实际，出台具体政策措施并抓好落实；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落地实施。

（二十四）加强人才培养。大力培养专业人才，加快形成政府部门、高校、企业、专业咨询机构联合培养人才的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加大人才培训力度，开展业务人员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统筹内部机构改革需要，进一步整合专门力量，承担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广职责，提高专业水平和能力。

（二十五）搭建信息平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规划指导、识别评估、咨询服务、宣传培训、绩效评价、信息统计、专家库和项目库建设等职责，建立统一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开项目实施情况等相关信息，确保项目实施公开透明、有序推进。

政府指导与企业合作 篇3

BOT，是由说政府引进民间资金参与公共建设的兴建，并释出权力由民间企业组织来经营管理，到了一定年限再由民间企业无偿移转给政府（宋力生，2006）。透过BOT的方式，政府得以利用民间企业的丰沛资金，加快公共建设的兴建，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同时达成企业经营获利、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效益。

既然BOT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经常听到BOT失败的例子？在先天条件上，民间企业组织系以谋取最大利润为导向的积极经营方针，往往和政府机构依法行政的保守作风格格不入，双方价值观认知的差异若无法经由良好沟通协商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点，最后走向冲突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结果。进一步来说，科普社教机构服务民众的非营利精神宗旨，和商业经营理念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导入BOT的作法几乎等于宣告失败灾难的开始。也因为如此，位于南台湾恒春半岛地区的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便成为非常值得探究的科普社教机构BOT成功案例。

1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

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是台湾第一所科普社教机构，采用BOT模式委托民间企业经营管理，于2000年和南仁湖集团正式签订25年的合约。海景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只负责展示馆和游客服务的经营管理，教育、研究、推广、典藏等专业工作，仍然由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的公务及学术研究人员负责（李怡君，2006）。

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座落在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半岛，行政区域属于台湾省屏东县车城乡，乡内居民约一万一千人以闽南族群为主，多半从事农业和渔业为主，主要的宗教信仰中心为福安宫，供奉着由清朝乾隆皇帝御赐龙袍的福德正神（锺国南，2002）。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以实体展示的典藏资源，辅助正规学校体系无法提供的教学资源，推广海洋生物教育、进行海洋生物研究（徐纯，2006）。虽然位于偏远的台湾南端，由于邻近着名的观光渡假胜地－垦丁，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第一期展示馆－台湾水域馆完工开放，平均每日就吸引了五千人次以上的游客，大洋池的“喂食秀”更是游客最为感到满意之展示项目（黄庆源、高明瑞、朱斌妤、刘庆忠，2004）。珊瑚王馆是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第二期展示馆，走在81米长的海底隧道，倘佯在150万加仑海水的人造海洋之中，更是成功塑造了游客的优质海洋教育体验（李怡君，2006）。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引进俄罗斯的小白鲸，可爱的模样深深抓住每个游客的目光，吸引更多的人潮来认识海洋生物（薛平山、薛平海，2006）。BOT特许企业－海景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规划了”夜宿海生馆”的活动，结合了观光旅游和海洋教育，吸引了许多小朋友和大朋友一起来认识海洋生物，在寓教于乐的活动中学到海洋保育观念（李怡君，2006）。透过数字科技和声光剧场，第三期展示馆－世界水域馆呈现出古代海洋和现代世界的各个水域，引领参观游客认识海洋的过去和目前世界各个不同水域的海洋生物，是台湾第一座数字水族展示馆（黄营芳、林文庆，2008）。

2行动展示箱

在终身学习的时代潮流之下，博物馆更应该将发展小区教育纳入主要设立宗旨，扎根小区落实服务社会大众的理念与精神，也有助于博物馆长远发展的顺畅营运（林振春，1997）。透过开放博物馆理念，经由提供资源箱的方式，博物馆除了静待吸引参观游客的教育模式，也可以主动走入学校、小区推广科普教育（陈佳利，2009）。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除了不定期地举办各式各样的特别展示，吸引广大民众进行社会教育功能，也在特别展示期间过后，利用“行动展示箱”整理收纳展品，主动出借到各个学校、小区延长特别展示的主题教育功能性（刘铭钦、姜海、陈勇辉、周伟融，2010）。由于行动展示箱的空间有限，不可能容纳特别展示的所有展品，因此选择那些展示品的决定便成为行动展示教学非常重要的关键。挑选展示品首先要考虑对象的体积大小，因为对于行动展示箱而言，空间是最为珍贵的资源。其次，要考虑展示品的教育意义，因为有限的展示品必须具体而微地呈现出特别展示的主题教育，才不会造成知识、观念的误导或片面传递而失真。第三，挑选展示品要考虑组装便利，因为出借到各个学校、小区的展品，如果无法比照博物馆的展出组装，就会失去行动展示教学的意义。第四，要考虑展示品的安全性，举例来说展示对象就不该有玻璃之类的易碎物品，避免在搬运过程中破裂损坏，让下一个使用者在取出时可能不慎受伤。最后，挑选展示品要考虑合法性，要注意影音、图像、照片的着作权问题，授权过期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法律纠纷。除此之外，为了充分达到行动展示教学的目的，重要的展示品也可以考虑缩小重制，或者以较易维护携带的材质重制。

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于2007年至2008年4月，曾经进行“台湾淡水鱼的来龙去脉特展”，结束后发展为一个行动展示箱（刘铭钦、姜海、陈勇辉、周伟融，2010）。当时展出的现场被规划设计成为一个大迷宫，让游览民众透过回答关于台湾淡水鱼的是非题目，找出正确的路径指引离开迷宫。行动展示箱自然无法将这样大的一个迷宫收纳进来，便利用Flash程序制作计算机游戏，烧录成为游戏光盘，在进行展示教学时利用一部单机计算机，便可以创造相近的虚拟迷宫体验。除了大迷宫的部置之外，当时展出的现场有许多的解说图版，这些图版因为尺寸和规格的缘故必须利用大量的支架设施。在发展行动展示箱时，无法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这些解说图版。况且，到各个学校、小区行动展示教学时，这些解说图版的组装也相对较为困难。因此，发展“台湾淡水鱼的来龙去脉”的行动展示箱时，便另行制作解说图版，改用布面材质和磁铁吊挂，减轻重量以方便携带，同时也容易组装应用。由于特别展示时，并没有考虑到教案和学习单的需求，在发展“台湾淡水鱼的来龙去脉”的行动展示箱时，便委请实际教学现场的老师和教育专家志工，协助发展行动展示教学时的辅助教案、教材和学习单。

3结论与建议

从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的成功，可以证明采用BOT模式引进企业经营管理思维，能够协助科普社教机构营运得更有效率，扩大自有财源维持科普社教机构的永续发展。BOT成功关键因素在于彼此沟通协调，在冲突妥协适应的过程相互砥砺、互利互补，一方面兼顾教育、研究、典藏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成功达到向社会大众推广的目的。同时，引进私人企业参与科普社教机构的经营，可以提供一定的工作机会，帮助营造良好小区互动关系，对科普小区教育的推动也会发生间接或直接的正面效益。当然，透过BOT的企业合作伙伴，科普社教机构能够引进更多外部资源，协助本身业务的顺利推动。

总而言之，公共部门科普社教机构如果有意愿采用BOT模式，应该要确认本身的教育核心业务和可以切割适用BOT企业经营的部分，因为并非所有公共部门事务都适合采用BOT模式。同时，政府科普社教机构也必须理解，引进私人企业参与，如果没有提供相对的回馈，处处在合约规范上加以限制，是无法吸引真正优秀的企业。而在科普小区教育的推广方面，引进企业经营管理思维，建构顾客关系的良好互动，提升顾客服务质量水平，能够吸引更多小区民众愿意参与投入。

参考文献：

[1] 方力行. 海生馆BOT的目的与理想[C]. 发表于“‘国立’社教机构永续业务发展”学术研讨会，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2000.

[2] 宋力生.民间参与公共建设采OT结合BOT模式经营管理机制之研究[D]. 台湾科技大学，2006.

[3] 李怡君. 屏东海生馆开启海洋宝库[J].书香远传，2006, 36，34-37.

[4] 林振春. 博物馆如何推动小区之终身学习[J]. 博物馆学季刊，1997, 11（4）: 17-26.

[5] 徐纯. 寄望海生馆的科学研究可以扮演它的社会角色[J]. 博物馆学季刊，2006, 20（1）:127-130.

[6] 张家铭. 由企业型政府谈博物馆的营运趋势－以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为例[J]. 博物馆学季刊，2002, 16（2）:97-111.

[7] 陈佳利. 小区互动与文化参与新取径：探莱思特郡开放博物馆的理念与实务[J]. 博物馆学季刊，2009, 23（2）:21-39.

[8] 陈勇辉, 姜海, 刘铭钦. 公与私的对话－委外监督管理[C]. 2010“博物馆经营管理与绩效评估”学术研讨会，台湾科学工艺博物馆，2010.

[9] 黄庆源, 高明瑞, 朱斌妤, 刘庆忠. 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之两段式观众调查研究[J]. 科技博物，2004, 8（3）:65-90.

[10] 黄营芳, 林文庆. 以AHP法分析海生馆委外经营模式之关键成功因素[J].工程科技与教育学刊，2008, 5（2）:200-222.

[11] 刘铭钦, 姜海, 陈勇辉, 周伟融. 行动展示箱于特别展示之运用[C].2010“博物馆经营管理与绩效评估”学术研讨会，台湾科学工艺博物馆，2010.

[12] 薛平山, 薛平海. BOT，博物馆的最佳抉择？[J].博物馆学季刊，2006, 20（2）: 117-121.

[13] 钟国南. 公办民营模式下博物馆的小区互动[J].博物馆学季刊，2002, 16（1）:53-61.

作者简介:

郑经文，屏东教育大学小区学习中心主任，信息科学系硕士班教育科技组副教授，博士。

张鸣珊，嘉南药理科技大学休闲保健管理学系副教授，博士。

政府指导与企业合作 篇4

博弈论又名对策论,是“研究对抗冲突中最优解决问题的科学”[1]。博弈论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则形成经济博弈论,是“研究当某一经济主体的决策受到其他经济主体决策的影响,同时该经济主体的相应决策又反过来影响其他经济主体选择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现今,博弈论已渗透到几乎所有经济学领域,被经济学家当做最适合的分析工具来分析各类经济问题。

均衡是博弈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要在合作的基础上达到一种均衡,必须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当双方实力相当时,必须是双方得失相当;双方力量不对称时,也要让对方获得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本,从而获得博弈均衡[2]。策略是博弈论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博弈中参与人的一组完整的相机的行动计划”[3]。博弈均衡则指一个稳定的博弈结果,是可以预测的。纳什均衡是其中最常见的均衡,它的含义为一个策略组合中,在其他参与者的策略确定的情况下,每个参与者的策略都是最好的。在经济学中,均衡指相关量处于稳定值。纳什均衡对经济学意义重大,是对经济学的重要分析。

2 政府与旅游企业在会展旅游业中的博弈

2.1 政府与旅游企业两大利益主体

政府与旅游企业在会展旅游发展进程中由于各自作用不同而形成2个相互影响的利益群体。一方面,以旅游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各级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的主要目标。会展旅游市场具有吸引外资多、自身增值快、占用国家资金少、易于吸纳社会资金并能创造广泛就业机会等优[4]。政府发展旅游业,不仅能获得直接经济利益,还能通过旅游业对其他相关行业的带动作用获得间接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旅游企业作为旅游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在发挥行业优势、为会展的举办提供相应的外围服务,进而拓展会展旅游业务、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各种获利对策,从而减少应承担的成本并扩大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坚持政府主导型战略的中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府的“扶持之手”和防止政府的“掠夺之手”,是会展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

2.2 政府与旅游企业间“博弈—均衡”模型

政府与旅游企业在发展会展旅游中的博弈关系,可以借助如下粗略的博弈模型来分析二者的相互作用。该博弈模型可做以下假定。

(1)假定政府只有2种策略可选,即假定当地政府只能在2种策略中做出选择,一种是激励投资策略,即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与鼓励旅游企业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的集合;一种是限制投资策略,即当地政府限制旅游企业直接投资的各种政策措施的集合。

(2)假定各旅游企业也只有2种策略可选择,即合作式投资策略集合和非合作式投资策略集合。

(3)假定旅游企业对会展旅游的直接投资对双方来说都存在盈利,双方存在博弈关系,那么双方所采取的策略会相互作用,互为影响。在不同的策略组合下,各自盈利矩阵如下:

假如旅游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只是一次性的博弈关系,我们就可假定e>a>g>c且d>b>h>f,通过累次严优的方法,可以求出博弈的唯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解为(非合作式投资,投资限制);如果旅游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进行的是重复博弈的,那么更合乎逻辑的假定应该是a>e>g>c且b>d>h>f,此时,博弈有2个纯策略纳什均衡解,分别为(非合作式投资,投资限制)和(合作式投资,投资鼓励)。

从对会展旅游业的投资中,政府可获得税收增加、GDP增长、就业机会、产业结构调整等各种好处,这些利益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当地政府与旅游企业重复博弈的倾向。而对于旅游企业来说,拓展会展旅游既可以获得丰厚利润,也是其突破发展瓶颈、开辟新市场的有效举措,这些也决定了旅游企业与当地政府重复博弈的倾向。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双方将按照(合作式投资,投资激励)的均衡方式重复博弈。因此,对于双方来说,在会展旅游发展中的最优策略组合就是联合开发,实现互赢互利。

3 政府对旅游企业政策支持机制

在会展旅游业发展中,政府对会展业和旅游业的调控程度和强度影响着两大产业的联盟实现程度[5]。经济博弈论认为,政府与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博弈过程就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过程。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历史记载了政府对旅游市场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6]。会展旅游巨大的发展前景,引起了各地政府的极大关注。政府及其部门通过组织或制度的方式,有形或无形、直接或间接地对旅游业进行控制和规范、协调,并指导和监督旅游企业在市场机制中有效地竞争与合作。

3.1 政府在会展旅游发展中的主导领域

在会展旅游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通常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在发展会展旅游时,各级政府显现出少有的急迫性;二是在进入会展旅游市场时,又表现出少有的盲目性[7]。根据旅游业和会展业发展阶段和程度的不同,政府对会展旅游的管理分为政府主导和政府调控两种。“在会展旅游的发展中,政府主导作用要得到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发挥,就必须结合会展旅游发展现状,明确政府在会展旅游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合理的职能范围”[8]。在旅游市场和旅游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和发展阶段,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近年来,广西会展旅游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起步晚,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仍处于行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行业管理、市场开拓、基础设施等均有待提高和完善。政府应通过政策干预和引导对会展旅游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并约束微观会展旅游企业的行为,为企业公平竞争制定行之有效的行业规则。首先,政府应积极充当会展旅游发展的推手,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该产业及其发展的重要性。其次,由政府主导制定会展旅游产业发展政策,在产业布局、产业保护、产业促进方面确保会展旅游业有序发展。同时,制定会展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产业发展目标及系列措施。再次,政府应在会展场馆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发挥主导作用,确保会展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再有,政府应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为会展旅游的发展在资金投入、市场推广、环境营造、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有力的保障。

3.2 政府对会展旅游业的宏观调控行为

会展旅游业发展初期,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培育和发展该产业的重要保障,但其主导作用应该是一种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应尽量减少对会展旅游业的盲目介入,根据其发展程度实施宏观调控行为。政府可通过改善区位环境和政策环境来对行业实施引导性调控,强化性调控则通过行政管理手段来干预会展业与旅游业的协调和管理。首先,政府应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不断完善旅游产品和服务,从财政上扶持旅游企业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升级。其次,积极鼓励旅游相关企业开拓会展旅游新产品,并给予税收优惠。再次,在人力资源方面,应督促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充分利用本地教育资源联合培养适应本地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同时引进高学历、高技术的国际化人才。最后,为避免管理上的混乱,政府应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对会展旅游活动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

3.3 政府对旅游相关企业建立奖励协调机制

政府通过制度规制、政策引导等激励方式推动会展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由于会展和旅游同样存在着产品同质化问题,政府应在产品创新上充分发挥其主导型战略,制定有效的奖励协调机制,鼓励旅游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并给予政策支持和奖励,同时监督由于旅游企业产品同质化导致的“零、负团费”而引起的各种争端。虽然旅游企业进行产品创新与政府的奖励有关,但自身在产品创新过程中获得的利益才是其积极进行差异化的真正动因。因此,政府的奖励机制必须使旅游企业差异化收益之和至少能弥补差异化成本。同时,政府在设计机制对旅游企业进行奖励的过程中,也应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奖励标准应依据相关指标来调整,游客对产品的投诉率、旅游市场中的矛盾冲突等应成为重要的奖励指标。

4 旅游企业加强与政府的联系与合作策略

政府通过政策和法规引导、干预企业经营,而企业不仅要在市场中谋求生存,更要在政府所规制的制度环境中生存。旅游业关联性强、独立性弱的特点决定了旅游企业必须依赖政府,与政府协调、与市场共生,才能获得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各旅游企业在进行会展旅游业务拓展时,既要协调好与旅游相关部门的关系,为旅游业务的开展提供保障,又要加强与政府的联系与合作。首先,旅游企业在拓展会展旅游业务时,合法经营应成为首要选择。其次,企业要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了解政府的发展方针、政策,及时获取各项相关信息;定期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举行座谈会,关注和研究政府政策法规的变化趋势,以此作为企业进行有效的投资和经营决策的依据。最后,在企业内部建立专门的公司治理机构,专门就与政府合作事宜进行有效的监管与协调。

5 结语

作为一项新兴、高端的旅游产品,广西会展旅游业的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其巨大的市场潜力,需要各级政府及会展、旅游相关企业共同去挖掘、去开发。探索促进该行业良性循环发展的各项措施,同时规范会展旅游市场的开发与管理模式,为广西会展旅游业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摘要：以博弈论为基础,分析会展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与旅游企业两大经济主体的利益相关性,并构建二者“博弈—均衡”模型,指出对于双方来说,在会展旅游发展中的最优策略组合,就是联合开发,实现互赢互利。同时,探讨了政府的政策支持机制和旅游企业与政府联系和合作策略。

关键词：政府,旅游企业,“博弈—均衡”,合作开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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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开军.基于产业链视角的会展业和旅游业战略联盟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56.

[6]杨丽.旅游供应链合作协调研究——从产品差异化视角[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191.

[7]谷玉芬.试论政府在发展会展旅游中的定位[J].商业研究,2004(15):174.

政府指导与企业合作 篇5

为进一步完善合作企业兼职教师队伍管理，经学校研究决定，特制定兼职教师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为聘请的所有兼职教师。

二、考核原则：

学校本着“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对学校聘请的兼职教师进行考核，使兼职教师适应电大教学模式的改革，能胜任电大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学工作。

三、考核办法：

（一）学校成立兼职教师考核领导机构：

1.领导小组

组 长：王凤娟

副组长：朱安源

组 员：崔开成、李红旗、田明菊、崔德合2.专家评审组

组 长：李继军

副组长：聂鲁菊、李琴、秦杉浩、张现如

（二）考核方法：

学校实行双向考核办法，一是由学校组织专家评审组以抽查的形式进行听课，直接了解兼职教师上课情况，并进行综合评定，最终给予客观评价；二是由学生进行民意测验，直接听取学生的反映。评审组抽查和学生民意测验均采取表格形式，根据表格内容逐项打分(总分100分)。兼职教师最终评价成绩为这两方面的成绩之和，其中评审组占40%，学生民意测验占60%。

（三）考核内容：

兼职教师考核内容包括四个方面：课堂教学效果（从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技能、教学效果、专业水平五大方面进行评价）、网络资源建设、网上交互式教学、作业批阅。

（四）考核结果：

考核结果分为四等：90分以上为优秀；80—89分以上为良好；70—79分以上为中等；60—69分为差。

（五）考核评价：

政府指导与企业合作 篇6

IBM在硅谷实验室的虚拟化云基础架构上托管创新门户网站已有四年多的时间, 注册用户超过100, 000。在这四年中, 挑选出了120多个创新项目作为重点扶持对象, 每个项目持续时间平均为6个月。在这些创新中, 有50%是Web2.0项目 (搜索、协作和社交网络) , 27%已转化为产品或解决方案。事实证明, 通过云计算有助于尽早利用创新为IBM及其客户带来业务价值。

2008年3月, IBM与无锡市共建了中国第一个云计算中心, 旨在加快其软件外包业务, 向该地区的软件开发者提供IT服务, 逐步向以服务为主导的经济转型, 行业包括物联网、新能源、软件服务外包、工业设计、新材料、生物医药、自动化、数字旅游、教育等快速增长的行业。

发展软件外包是中国的战略, 也是无锡市政府的一项战略。传统的制造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劳动力低端化、能源与资源巨大消耗, 以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的今天, 同传统的制造业相比, 软件外包具有了明显的优势:它不仅能够吸引高端人才的流入, 提高外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更能够促使服务业结构顺利转型, 确保经济的持续繁荣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IBM结合自身技术与经验, 针对其具体情况和需求开发出了先进的基础架构管理平台, 通过虚拟化技术和自动化技术, 实现了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统一部署、统一监控和统一备份, 打破了应用对资源的独占。

投入运营两年来, IBM和无锡市太湖云计算中心相互合作, 积极创新, 为太湖云计算中心对外提供IT外包服务平台奠定技术基础, 并使云计算中心从一个单纯的软件外包服务平台转变成为一个能够提供软件即服务 (SaaS) 、平台即服务 (PaaS) 以及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即服务 (IaaS) 的全方位的云计算服务平台。

云计算中心为企业提供了高品质的电子商务服务。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无锡太湖云计算中心合作建立了商业云平台, 七匹狼的信息化工作都在云平台上完成, 满足了七匹狼对电子商务的需求。七匹狼在网络的后端整合现有的各种线上渠道, 可以捕获、分析顾客的每一条购买信息, 将对客户的服务从被动转为主动。未来, 商务云平台将在供应链上增加七匹狼自主开发的一些应用系统, 这些系统将涉及到较多的供应商和客户仓库。

云计算中心的建立不仅吸引了国内外一流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选择无锡落户发展, 而且云计算创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也为无锡市的软件和外包企业带来了竞争优势。

大连高新区建于1991年3月, 是国务院批准建立的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也是大连市对外开放先导区、科教兴市的示范区。目前, 大连高新区已与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密切联系, 从1994年中国华录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率先入驻园区到现在, 园区已拥有企业近2000家。园区经济高速增长, 已成为大连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连高新科技区目前近2000家企业中, 包含了大批软件外包企业, 这些软件企业规模虽然各不相同, 但往往有共同需求, 若不能得到统一的资源调配或规划, 势必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开发测试成本、效率、人员培训、研发测试管理等相关工作, 进而会影响到高新区的整体发展。

为克服软件高端人才紧缺、软件外包企业规模较小、软件生产过程的成熟度较低等制约条件, 大连市政府在IBM公司的指导下在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统一打造了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公共支撑平台即云计算平台, 以此为基础, 建立了高端软件人才培训基地、软件开发、测试、交付共享中心, 从而实现资源共享, 降低软件开发测试成本, 提高业务响应速度, 帮助大连软件外包企业提升了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能力。

此外, IBM与东营市政府共建的黄河三角洲云计算中心, 为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建立的公共服务云平台等均达到了预期效果, 深刻改变了政府的工作方式和企业的运营模式。

IBM云计算中心全球示意图:

IBM云计算, 正以难以抵挡的高科技魅力, 跨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阻碍, 为人类开拓着更高的自由度。

IBM, 即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1911年创立于美国, 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公司, 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7年, IBM公司的全球营业收入达到988亿美元。

在过去的九十多年里, 世界经济不断发展, 现代科学日新月异, IBM始终以超前的技术、出色的管理和独树一帜的产品领导着全球信息工业的发展, 保证了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行业用户对信息处理的全方位需求。

二十多年来, IBM的各类信息系统已成为中国金融、电信、冶金、石化、交通、商品流通、政府和教育等许多重要业务领域中最可靠的信息技术手段。IBM的客户遍及中国经济的各条战线。与此同时, IBM在多个重要领域占据着领先的市场份额, 包括:服务器、存储、服务、软件等。

2009年, IBM中国公司将秉承“成就客户、创新为要、诚信负责”的核心价值观, 在全球化的视野和布局下, 努力成为中国客户的创新伙伴, 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尽一份心力。

IBM云计算中心 (IBM CloudComputing Center)

基于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和IBM一直以来对中国的承诺, IBM把云计算的创新理念和先进技术引入中国, 旨在通过云计算提供的优质服务帮助中国客户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 摆脱困境, 并持之以恒, 帮助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 促进中国科技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此, IBM在中国成立了IBM大中华区云计算中心团队 (IBM Cloud Computing Center) 。在以下几方面为客户提供服务:

◎咨询

提供云计算技术和商业咨询, 帮助客户进行云计算规划。

◎架构设计

提供端到端的完整解决方案, 根据客户需求, 设计云计算架构, 融合IBM的硬件、软件、服务以及合作伙伴的应用。

◎定制化开发

根据客户需求, 提供功能的定制化开发。

◎概念验证

快速部署和实施云计算的概念验证以及试运行。

◎实施

现场实施云计算服务, 帮助客户搭建云计算平台, 建立云中心。

◎培训

提供云计算相关技术与实施服务的培训。

IBM大中华区云计算中心地址:

北京, 中国Email:

cloud@cn.ibm.com;

IBM大中华区云计算中心网站:

政府指导与企业合作 篇7

一、研究的视角———三螺旋

三螺旋是由美国的亨利·埃茨科瓦茨和荷兰的勒特·雷德斯道夫首次提出的关于创新模式的概念模型。该模型认为大学、产业、政府都可以成为创新的来源, 三者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大学产业政府这三个机构都表现出另两者的一些能力, 同时又保留着自己原有的作用和独特的身份。大学将知识资本化作为学术目标, 通过鼓励起源于大学学术研究的新公司的形成, 起到了产业的作用;公司为了提高层次对员工进行培训, 并通过合作经营来分享知识, 与大学有些相像;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 不仅有自己的研究室, 还在公司的创建和经营过程中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由于联系与作用, 每条螺线的作用被放大, 各个机构已有作用增强。大学、产业、政府三者相互交叉所形成的三边网络混成组织如孵化器是创新的组织, 是创新中的创新。

三重螺旋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 而在我国内地的直接采用和改进却不多, 起源于发达国家的三螺旋在国内的运用须结合我国的实际。

用合作社来代替大学、产业、政府中的大学一方来分析农业企业、合作社、政府的三螺旋关系, 与原有三螺旋相比, 在内涵方面会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 三者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跨越彼此边界的这种作用机制仍然是成立的, 故用三螺旋来分析政府、农业企业、合作社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可行的。

二、三螺旋视角下政府、农业企业、合作社关系分析

(一) 、政府、农业企业、合作社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核心作用的比较分析

1.政府—农业农业企业核心作用比较分析。古典经济学主张政府应给成为“守夜人”, 凯恩斯主义主张一个积极干预的政府, 但无论如何, 政府应给成为一个社会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首先, 我国农村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政府在农村地区兴建基础设施, 改善交通和通讯状况, 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市场信息的传播, 降低农民交易费用, 提高农民收入;其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农业必须走上科技化的道路, 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必须提高, 农业科技的创新和推广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农民科技素质的提高和培养, 都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 只能依靠政府, 作为私营部门的农业企业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动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生产农产品的目的在于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经济价值, 农民找到了农产品购销商、农产品加工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 这些处于农业产业中农业工商企业因其大额农产品需求解决农民的“卖难”的问题, 农业企业不仅自身是农户的市场, 而且它会以其营销策略开拓消费者终端市场, 以扩大对初级农产品的需求。

2.农业企业—合作社核心作用比较分析。作为农民经济互助的合作社, 其功能在于连结农户与市场, 而处于产业中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收购农户初级农产品并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 延长产业链, 从而使农户有望分享一部分农产品的增值。然而作为利润最大化并且在市场交易中占有市场优势的农业企业不但不会去保护农民的利益, 而且经常会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使农民利益受损。初级农产品的增值部分也不会自动转移到农户手中。农民合作社通过规模化的经营和集体性的谈判获得一种制衡力量和制约机制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 保护农民利益, 增加农民收入。

3.政府—合作社核心作用比较分析。非市场、非政府的合作社是广大农民为了避免市场风险和提高市场谈判地位, 在自发、自愿的基础上结成的互助组织, 社员和管理者一般都是农民自身。合作社在最大限度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基础上, 能有效将农民组织起来, 进行规模化的生产经营和集体性的谈判, 失去了合作社这个组织基础, 农民市场进入风险的规避, 市场地位的提高都无从谈起。政府代表农民利益, 显然无法像农民自身代表其利益一样那样直接, 政府组织也无法像合作社这样的民间组织一样能够将农民整合起来。合作常常是有利的, 但他往往需要借助以政府作为后盾, 以变得充分可靠。合作社首先需要政府的制度支持和保障, 其次, 合作社的建立和运行不能做无米之炊, 需要会员缴纳一定的费用来开展业务, 广大农民本身就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 往往对于会费缴纳望而却步, 为农户提供入门资金结成合作组织, 最终只能依靠促进公共利益的政府。

(二) 政府、农业企业、合作社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关系

1.农业企业—合作社关系分析。农业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在一定程度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企业在市场交易中需要稳定的原料—初级农产品的供应, 以满足其正常的运作。与单个农户进行交易相比, 企业易签订合同关系, 有效克服交易当中的机会主义。而农民合作社也需要避免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 找到相对稳定的农产品需求方将其农产品销售出去。农业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在一定条件下会主动带动农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农业企业向合作社提供资金、市场信息、技术服务等, 而合作社通过规模化的经营和组织化的生产向龙头公司提供可靠的初级农产品。

在某些情况下, 农产品加工企业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到农民合作社, 本身就成为合作社的一分子;农业企业为了自身利益组织农民形成生产基地发挥了与合作社类似的功能。在农业企业跨越其边界, 向合作社渗透时, 合作社也超越自身功能, 向企业转化。随着合作事业的向前发展, 一些合作社从单纯服务于农民社员转型为加工生产型企业。例如80年代后期出现, 90年代后期得到较快发展的北美“新一代合作社”将传统农业合作社主要负责销售社员初级产品转向对社员的初级产品进行加工, 使农民获得农产品加工的增加值。在国内, 一些经济实力强、农户专业化生产初具规模的地方也出现了农民合作社自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形式。

2.政府—合作社关系分析。与一般营利公司相比, 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具有较强的反市场性, 需要政府的扶持。政府首先应该成为合作社制度供给的来源, 通过合作社立法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来保障合作社的运行。其次, 政府为合作社提供财政资金的扶持, 帮助解决合作社在初建和运行过程当中的资金匮乏问题。

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中, 政府由于掌握了公共权威资源而一般处于主导和主动地位, 但这种关系不总是单向的。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也会对政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有很多管不好, 也不该管的事情, 需要转变管理方式。在政府与农民之间, 应该有一个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 来进行自我协调、管理和服务。农民合作组织正是这样的一种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使政府工作多了一个有力的抓手, 有利于贯彻落实政府的农业政策。加强与农民的沟通、联系和服务, 促进基层政府转变职能。

合作社在对政府部门起到影响作用的同时, 还起到政府的一些功能: (1) 政府合作社通过帮助和服务于农民, 缩小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和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 (2) 合作社高度关注社区发展。 (3) 合作社是存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组织, 其生存和发展取决于自身业务开展状况。但是由于合作社资金来源有限, 经济实力和经营规模一般较小, 市场竞争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 因此一些国家有针对性的给予合作社一些业务机会。例如, 1917年, 日本制订了《农业仓库法》, 委托农协经营管理国家粮库。1921年, 日本又通过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谷米法》, 由农协担当该法的执行机构。

3.政府—农业企业关系分析。农业企业能够扩大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 延长农业产业链, 在一个地区内, 一定数量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存在, 对于拉动本地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 我国农村地区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缓慢, 由于受到资金的限制, 龙头企业经常难以发挥出对整个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同时一般性农业加工企业数量少, 规模小。政府应该完善对农业企业的财政扶持政策, 在对重点型龙头企业继续实行贷款贴息的政策, 帮助其发展, 以发挥产业带动和辐射作用的同时, 可设共风险资本, 促进中小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 加速其向龙头企业的转变, 并培育一批新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繁荣农村经济, 促进农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企业与政府在繁荣农村经济的共同基础上, 与政府保持良性互动, 及时与政府部门沟通, 反映自身意愿和要求, 以获得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

由分析可以看出, 农业、政府、合作社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都有自身独特的作用, 三者在运行过程中, 相互作用, 相互渗透, 跨越了彼此的边界, 一条螺线获得了另一条螺线的作用, 各条螺线自身功能放大。由于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可以在合作社发展的基础上, 形成地区或全国性的合作组织, 与农业有关的商业性企业集团和政府部门之间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代表农民利益的合作社, 代表企业利益的农业产业界与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 可各选一定数量的代表, 组成一个三边网络混合组织—董事会。董事会可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会议, 商讨农产品的生产布局、结构和数量、合作社与农业企业自身发展等农村经济问题,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亨利·埃茨科瓦茨.三螺线〔M〕.东方出版社, 2005.

〔2〕涂俊, 吴贵生.农业推广体系的“三重螺旋”制度创新—以宝鸡市农业专家大院为例〔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6, (8) .

〔3〕苑鹏.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化的有效载体〔J〕.农村经营管理, 2003 (5) .

〔4〕国鲁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促进政策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6, (6) .

〔5〕牛若峰.也论合作制 (下) 〔J〕.调研世界, 2000, (9) .

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模式 篇8

一、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发展现状

(一) 政府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和履行职能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初步完成了从以微观管理为主向以宏观管理为主、从以直接管理为主向以间接管理为主、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的转变, 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同时, 我国政府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表现在:首先, 在对社会产品的性质界定上,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全部的社会产品实质上都被圈定在公共产品的范围内, 许多私人物品具有了公共物品的属性, 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 重新区分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其次, 政府充分认识到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 政府可能出现的低效率, 进而将一部分公共物品的提供主动地转移出去;再次, 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上, 充分听取非政府部门的意见, 并将一部分政府的管理职能转移给非政府公共部门, 主动地推进政府行政管理的民主化。

(二) 非营利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

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民间公益事业起步, 九十年代非营利组织在数量、规模、种类及作用上都有较大发展。如今我国大约300万家各类民间组织, 表现为同业组织、行业协会、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社区组织、职业性利益集团、公民的自主组织和兴趣组织以及非营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 活跃在与经济建设、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政治文明和文化生活相关的颇为广泛的领域里,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三) 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作用分析

1、政府转变职能的主要承载体。

首先, 非营利组织能够创造就业机会, 可以接纳政府职能转变产生的富余人员。其次, 非营利组织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社会公平, 体现政府的社会职能。再次, 非营利组织发展有助于促进社会变革, 加速政府职能的重构。

2、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还有着如下潜在价值。

第一, 提高社会运行质量。社会运行质量的抽象指标是社会有序化程度。它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效能, 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自身状况, 两者互为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育情况能够反映社会进行自我组织、自我运作、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的水平。非营利组织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资本, 并且发达的民间组织本身便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体现着社会的基本质量状况。第二, 有利于防范行政权力滥用, 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利益。政府权力需要制约, 而最重要的制约来自社会。以社会制约政府, 是民主的根本要求。一方面政府处于宏观调控, 行政权力与微观活动分离, 行政权力滥用的机会减少;另一方面完善的非营利组织能够为力量分散的公民提供自我组织的空间。

二、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非营利组织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是出现了普遍功能缺失的情况,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不强, 组织的行政化倾向明显。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由于经济改革以来市场关系和所有权的重新确立,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引起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型。但在社会转型时期, 国家-社会关系依然是建立在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渗透这一前提下的, 我国很多非营利组织都是从国家或政府处获得公共权力, 具有官民身份, 公私混合, 行政化倾向严重。在我国这种从国家处转移公共权力、实际行使政府职能的非营利组织, 除了国家根据特定目的或特定法律设立的特殊社会团体, 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 主要还有一些由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社会化而产生的非营利组织。随着政府力图从由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的全能政府向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者与管理者转变, 政府精简了大量机构, 但许多机构从政府分离出来所形成的“形形色色”的协会、团体等依然占有国家编制、行使政府职能、享受国家预算、拥有行政级别。这类非营利组织几乎都保持着类似政府部门的行政化运作方式。

(二)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普遍缺失。

长期以来,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都被置于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 从属于政府的意志和安排, 在许多社会事务的处理上都没有发言权。西方非营利组织是公民社会发展和市场制度导向的结果, 而我国非营利组织则更多地从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 它们是随着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使其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处于一种极为弱势的状态, 自身社会功能的发挥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当前, 我国这种客观的社会环境, 使许多初衷在于服务社会公众的非营利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受各种因素影响, 已经逐渐将公共利益淡化了, 偏离了其本来的意愿。从实际的情况来看, “公共利益”对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来说, 已经蜕变为包括物化的资助者的利益、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利益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利益在内的多种利益的综合体, 而其中本来应该实现的服务对象的利益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

(三) 非营利组织内部管理松弛, 管理混乱。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制度不健全;二是活动无规则, 民间组织的理事会、常务会等长期不开会、不讨论民间事务, 各种机构形同虚设;三是办公条件不具备;四是不遵守规章制度。

(四) 资金来源不足。

非营利组织要正常运转, 必须有足够的资金, 而经费不足是我国非营利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非政府组织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无法开展活动。有的非营利组织由于经费太少, 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非营利组织由政府控制, 其资金也大部分来自政府拨款。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 政府正逐步使非政府组织成为独立主体, 不断减少对非政府组织的经费支持。而广大非营利组织还没有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没有学会通过为会员和公众提供服务而从会员和公众那里取得经费支持。

(五) 非营利组织监管体制存在弊端。

表现在:法律规范欠缺和不明晰;政府有限监管理念欠缺;监管主体职责界限不明;社会力量边缘化, 从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历程来看, 社会力量在对非营利组织监督制约上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三、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模式构建

(一) 政府应尽的职责。

我国非营利组织在发展过程中, 由于受到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或制约, 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诸如资金不足、生存能力较弱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政府行为。因此,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资助和扶持。政府应履行以下职责:第一, 推行“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分担的运行机制, 提高我国非营利组织在经济上的自主性, 同时摒弃那种认为非营利组织发展就会出现与政府对立的观念。第二, 要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创建互益互动的合作模式。同时, 政府要认清与非营利组织可能在公共事务权力与财政资源上的竞争。第三,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将更多的职能下放给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主要接替以往由政府包揽的部分中观层次的职责, 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宏观与微观之间进行协调, 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它们相互独立又协调互动, 构成有效的市场机制。这使得政府职能转变的内涵更加明确, 对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的转变, 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第四, 建立科学合理的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首先, 完善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制度, 这就需在法律上明确各类非营利组织的设立条件, 把对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 作为一项重要措施加以实施。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非营利组织, 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开的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和考核制度。此外, 要对现有的审批进行清理。对非政府组织的审批, 应当由法律、行政法规设定。对一些确有必要保留的审批, 向社会公布审批的各种程序和界限, 增加非政府组织审批的透明度。其次, 要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监督工作, 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行为。目前, 非营利组织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主要是缺乏监管而形成的, 如管理混乱、缺乏公信力, 甚至有的组织以政府名义进行寻租。政府应当且应该负担起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工作, 促进非营利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健康发展。

(二) 非营利组织应加快自身的成长。

首先, 建立良好的内部管理机制是非营利组织获得公信力和维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障。非营利组织要完善自身的自律机制、财务管理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和激励监督机制, 建立一系列的内部控制机制。非营利组织内部管理要加快实行民主化、公开化和透明化。其次, 增强自主筹款的能力。广大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要转变思想, 认真经营非营利组织, 通过为广大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满足不同需求的公共服务来获取本组织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再次, 非营利组织要勇于承担由政府和企业中转移出来的、微观领域的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 协调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帮助政府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 支持企业的发展, 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实现社会福利的多元化供给, 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

此外, 非营利组织要积极推进政府改革, 约束政府的腐败和寻租行为, 调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

摘要：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轨时期, 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然而, 市场并非政府职能转变的唯一承载者, 政府的某些社会职能应当且只能由非市场主体承担。发展非营利组织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 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我国非营利组织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探讨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发展问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校企合作中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定位 篇9

一、我国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特征———问题的起点

从世界范围看,校企合作形式多样,形态各异。但是根据学校和企业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以企业为主的模式,其代表是德国的双元培训制、英国的工读交替式培训以及日本的产学合作;一是以学校为主的模式,其代表是美国的合作教育计划和苏联的学校———基地企业培训计划。可以说,两种形式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情境,各有特色。

校企合作中,企业和学校归属不同的部门,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存在着天然的冲突。这种冲突即使在被公认为校企合作教育楷模的德国也不例外。导致校企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校企双方利益上存在的差异。如双方都遵循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或遵循教育规律运行;前者更倾向于遵循企业的自我管理规律及相互协调发挥功能而排除职业学校的参与;后者则希望在获得企业资助的前提下保持教育的独立性,反对企业的过度介入。对企业而言,企业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运行,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在资本背景下就是利润最大化。凡是与利润无关的活动常常被排斥或忽视。教育往往因为不能带来现实利益而与该目标相背离。如德国的小企业缺乏教学车间,或常忽视理论知识的传授,或常有破坏培训的事情发生,或不能即时调整培训的专业等,都与此价值取向相关;对学校而言,教学具有周期性和滞后性,本质上并不能迅速、完全地适应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需要,教学计划容易变得陈旧、师资容易变得脱离市场、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容易忽视对学生的审美和个性教育,等等。

在20余年的发展中,我国职业院校形成了大量的校企合作模式。由于根深蒂固的教育与市场脱节的传统,这些校企合作基本上属于以学校为主的模式。这个结论是我国职业院校校企合作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与以企业为主的校企合作模式相比,以学校为主导的校企合作模式有三个特点:(1)企业的需求更容易被忽视。学校的发展遵循的是教育的规律性。以学校为主的模式把校企分开,企业成为学校的附属机构。受传统惯性的影响,学校的优势体现在书本、理论、显性知识的传授,往往忽略职业教育中广泛存在的实践知识和缄默知识。学生注重于追求各种证书的获取和各种考试的过级,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后者恰恰是企业的需求所在。(2)企业更容易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校企合作中,企业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定期获得充足的合格、优秀职业人才,不必担心人力资源的缺乏;利用学校资源对职工进行培

训,实施继续教育,提升职工职业能力;与学校合作进行新产品的研制开发、新技术的引进,开展技术服务和设备技术改造;通过对教育的支持扩大企业人脉,提升员工忠诚度,等等。只有这些现实和潜在的利益目标得以达成,企业才会有意愿和动力进行校企合作。问题在于,目前我国职业院校中大多数校企合作缺乏对这种利益的有效的稳定的机制。校企合作的建立和维系主要还是靠人际关系和信誉。这种机制是校企合作的最初形式,形式简单方便灵活,但缺乏稳定性,不利于充分调动企业进行校企合作的积极性。

校企合作中以学校为主的校企合作模式,企业的地位和利益往往更容易被忽视。这是导致我国当前职业院校校企合作运行不畅的重要原因。这种冲突,是学校和企业两个利益相关者本身无法解决的,亟需具有独立功能的第三方———政府的强势介入。

二、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具有独立、强势功能的第三方

从国外校企合作发展的历程看,政府普遍对职业教育进行干预。实践证明,没有这种必要的干预,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不可能建立,职业教育也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发展。政府对教育的干预主要通过立法和财政资助手段来间接地实现。

1. 立法

立法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是政府干预职业教育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普遍比较完备和深入,使校企合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政府通过立法对校企合作实施有效的干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国迄今已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建立了一系列关于职业教育的立法。如《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以及《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粤发[2006]21号)和《广东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实施纲要(2006-2020年)》(粤府[2007]11号)。这些法令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这些法令条例均处于宏观、中观层面,较少涉及微观。比如,普遍缺乏对企业的奖励性措施和企业的强制性义务规定,缺乏对企业利益的保护和对企业的监督。这些都导致企业缺乏校企合作的内在动力。二是缺乏对教育标准的严格认定。教育标准具有通用性和权威性,不可能由各个院校自行确定。在行业和市场弱势的情况下,理应由政府来确定。韩国在1973年制定了《国家技术资格法》,规定产业界各种技术人员和技能人

高职教育

员要具备国家统一的技术技能标准,要求凡是接受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后参加工作者,必须按该法规定的内容进行考核,对获得技术资格者,给予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待遇。这种技术资格考核相当严格。据统计,1975至1980年间,韩国共有35万人应试,合格者仅占20%。《国家技术资格法》的颁布与实施大大提高了韩国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在澳大利亚,有较严格的教育培训质量监督体系。全部的注册培训机构必须满足量化了的办学质量保障体系———质量培训框架(Australian Quality Trainramework)进行监控。这个机构担负政府实施干预教育标准的重要职责。

在立法层面,浙江省宁波市制定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是我国第一部由地方政府颁布的关于校企合作的专门法案。该方案对校企合作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规定。比如,该条例确定了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强调在加强政府统筹引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独特作用;明确了职业院校权利与义务,鼓励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界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概念,如确定了校企合作的目标、内容、形式的多样性。这些从地方需要出发,明确了职业院校、企业和政府部门职责,使校企合作进一步细化,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预防学生在实习期间意外伤害事故,保护企业商业秘密,进一步开展校企联手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促进校企合作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宁波市关于校企合作的法律规定体现出地方政府应是立法的主力。因为职业教育是为地方服务的,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地方政府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2. 经济手段

职业教育是一种成本较高的教育,一般认为其成本比普通教育高一倍以上。要确保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成效,必须投入大量的经费,以确保校企合作的运行。这是已被广泛接受的事实。据我国江苏太仓和德国企业合作实施双元制的经验,从成本上来说,培养一个符合德国公司要求的合格毕业生大约需要7万元人民币,学生所缴纳的学费为1.5万元,企业聘用毕业生时需要为每位学生支付约4万元的培养费,另外还有每人约1.5万元的缺口,则是由太仓市财政补贴。

广东深圳的宝安模式可以值得借鉴。2008年,宝安区政府出台了《宝安区关于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实施办法》等扶持校企合作的一揽子政策文件,其中规定:“全区各中职学校申请、经区教育局批准设立的区级职业教育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基本建设经费由区财政以基地一次性能容纳的实习学生数为基

高职教育7

数,按平均每生1万元的标准核拨;中职学校学生在实习期间,每人每月享受650元的生活补贴;对接纳中职学校学生实习的企业,给予每人每月300元的实训补贴。”结果,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宝安职校先后与德昌机电(世界500强企业)、中海物流(世界500强企业)、奋达集团、高新奇科技、汇科盛科技、利华动画、英大证券等知名企业共建了10个“企业校区”。“企业校区”建设按“企业出场地,政府出资金,学校出师资,校企共同管理”的模式,具备了“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接纳联办学生、承担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订单式人才培养服务、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服务”等五大功能。这种契约式合作产生的效果显著。通过校企之间的深度合作,学校的办学效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企业也获得了优秀和适用的人力资源。可以想象,这种成果,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是不可能完成的。

“十一五”期间政府拟投入100亿元用于职业教育,各地方政府也相应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支持,这使得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拨款比较单向,主要集中在对学校的支持,缺乏对企业的相应补助。这是和政府统筹能力有关,教育和企业隶属于两个系统,政府部门没有设立在校企合作上进行统合拨款的机制。在这点上,宁波市作出了尝试。如在《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中,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规定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并对专项资金的用途、逐步增长以及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等作了详细的规定。目前政府还缺乏对拨款使用效率的监控。主要原因在于这种监管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超出了政府现有的专业能力,同时增加了工作量。结果就是降低了学校使用拨款的效率和效益意识。

金融和税收政策也是促进校企结合的重要手段。学校和企业作为经营实体,其运行需要资金的不断推动。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调动学校、企业、社会力量、个人的积极性。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可以充分扮演行政干预角色,制定相关利好政策鼓励企业参与教育。行政部门可以依据企业参与教育的贡献大小,对其进行相应的税收倾斜和政策照顾,这是刺激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一个有效手段,也是帮助学校打通校企合作瓶颈的得力措施。如可以对职业院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职业院校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学生勤工俭学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韩国政府在1981年制定《职业培训法》,规定凡拥有2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必须设职业训练班,对不搞技术培训的企业,征收培训负担税,并提高纳税额。

3. 协调者

校企合作具有天然的冲突。因此,亟需具有独立地位的政府强势发挥出组织协调功能。政府可以采取以下举措:一是建立合作教育协调机构,如职业教育工作委员会,领导、统筹、协调职业教育工作;二是建立健全各级行业协会,充分利用政府中的高级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教育人才;三是制订职业教育的框架结构和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的专业与课程标准;四是与本地的高职院校实行政校互动,在行业、企业和院校的合作教育中起沟通作用。

当前,政府的联络机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尚未建立专门的校企合作的协调机构,由这些机构负责设计、监督、考核和推行校企合作,很多项目难以获得企业主管单位、劳动部门、教育部门的充分协调。据报载,2010年5月16日,广东省技工院校“百校千企”校企合作大会在广州召开。现场进行了100所优质技工院校代表与228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签约仪式。涵盖校企共建“生产实训中心”;产品研发、工艺改进;企业在职员工培训、技能等级提升;校企共建课程专业建设、科研共融、产学合作;订单培养、合作办学等多个领域。在当前情况下,这种“百校千企”平台的搭建往往需要政府来协调,政府也具备这样的能力。

在校企合作中,学校、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解决了三者的关系,校企合作就走在了正确的轨道上,从而可以大大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三者关系中,合理地发挥出政府的功能,是决定职业教育成效的关键。而这必将是一个要被长期关注的话题。

摘要：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基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天然的冲突性,我国职业院校以学校为主的校企合作模式,加剧了这一冲突。在此前提下,政府应加强从法律、经济以及协调者三个角度入手,强化自己的角色,确定自己的功能,最大限度发挥出影响力。

关键词：校企合作,政府,职业院校

参考文献

[1]黄亚妮.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模式的国际比较[J].高教探索,2004,(4).

[2]黄亚妮.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初探[J].教育发展研究,2006,(5B).

[3]黄日强,黄勇明.战后韩国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经验[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3,(25).

[4]芮小兰.澳大利亚政府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作用[J].职业技术(上半月),2008,(4).

指导学生合作学习的方法与实践 篇10

基于此, 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 谈谈如何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正确指导学生进行合作学习。

一、合理分组, 促进学生合作学习

在落实小组合作学习之前, 首先, 教师要对全体学生进行合理的分组, 以此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锻炼和发展的机会。所以, 在分组时教师可以事先考虑学生个体之间的综合能力差异。其次, 教师可以按照分层教学的方式划分小组, 即每组6人, 优秀生1名、中等生3名、学困生2名。分组完毕, 下一步便是对小组长进行培训。合作学习讲究的是团队的、集体的力量。所以, 教师要培训小组长合理地安排小组成员的任务分工能力以及对组员的号召力, 并帮助组长建立威信, 加强小组的凝聚力。

分组完成之后, 便是合作学习的具体操作。首先, 我们要利用一些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合作意识。如对于一些相对宽泛的问题, 学生无法一个人全面地回答, 在这样的情况下, 教师再去引导他们进行合作学习。如在苏教版四年级下册古诗《江南春》的教学中, 分完组、对组长培训过后, 我没有立即让大家采取合作学习的模式, 而是抛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在《江南春》这首诗里, 作者一共描写了哪些景物?这些景物哪些是作者看到的景物, 哪些是作者听到的景物, 哪些是作者想象的景物?这些景物都有什么特点?大家结合预习过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生平来说一说。限时8分钟, 看谁能说得全面。”起初学生都各自思考, 想到什么就说出来, 但是很难有学生能够全部说出来, 后来开始跟同桌讨论。时间到了, 学生都只是找出其中的一些元素, 没有全部找出问题的答案。之后我引导大家进行合作学习:“大家想到的都对, 但是都不够全面。现在, 小组长安排自己的小组进行讨论, 最后把小组得出的答案告诉大家。”这一次我限时5分钟。经过培训的小组长很快开始了组员的分工, 让成绩好一些的组员去分析如景物特点等这些难度稍微大一点的问题, 让成绩稍差的组员去总结描写的景物等。这样, 还不到5分钟, 各小组便都完成了这些问题的解答任务。因为齐心协力完成了任务, 学生进行合作学习的情绪高涨。

二、限时讲授, 明确学生主体地位

在传统小学语文课堂中, 通常教师都是主角, 教师教什么, 学生就学什么;教师说什么, 学生就听什么。这种学习方法不但被动性强, 而且存在着局限性。倘若教师不予理会, 只会严重影响课堂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基于上述原因, 在渗透合作学习指导机制时, 教师首先要转变教学态度, 变革传统的由教师主导课堂的教学模式, 实施“限时讲授”对策, 以此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 让他们成为语文课堂的真正小主人。

那么, 何为限时讲授呢?即教师讲授的时间应有所限制, 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在此之前, 教师可以事先对问题和知识做出大概的描述, 然后由学生对问题和知识进行“添枝加叶”。如在教学苏教版二年级下册《台湾的蝴蝶谷》时, 我只是简单地为学生说明了这篇课文的重点和难点, 并带领学生学习了生字和生词等基础知识。在接下来的一半时间里, 我则将课堂还给了学生, 让他们自行去探索问题, 并解答问题。如, 有的小组提出问题:“课文中说‘一群群色彩斑斓的蝴蝶飞过花丛, 穿过树林, 越过小溪’, 为什么树林是用‘穿’过, 小溪是用‘越’过, 而花丛是用‘飞’过呢?”有的小组的组员 提出这样 的问题 :“黄色蝴蝶在阳光照射下为什么会是金光灿灿的?花瓣那么轻, 只有风吹动它, 它才会飞, 但蝴蝶是会自己飞的, 课文中为什么要把蝴蝶比作花瓣?”而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 小组内部组员集思广益,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想法, 课堂气氛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涨。考虑到小学生好胜心强的特点, 教师可以间接地渗透竞争机制。如在教室的后黑板上标注各个小组的序号, 然后在下面预设红花榜, 哪个小组表现得最好, 成绩提升得最快, 就可获得一朵红花, 每月评估一次。如此一来, 必然会全面落实小学生的主体地位。

三、课后合作, 培养学生合作习惯

假如仅凭课堂40分钟, 就想全面提高小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 这无疑是不可能的。不论是学习哪一门学科的知识, 或者采用哪一种学习方法, 都需要持之以恒的锤炼才行, 合作学习亦是如此。因此, 在课堂中培养小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 这只能算作入门阶段, 唯一的作用就是帮助小学生了解合作式学习, 让学生懂得如何去合作。但是, 若想让学生善于运用合作式学习, 这还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锤炼。所以, 教师要珍惜课后时光, 并在布置课后练习题的时候渗透合作学习机制, 以此激发学生的合作动力和积极性。但是, 合作探究习题的布置不是盲目的, 切忌随意性。因此, 教师需要事先做出合理的规划, 选取最符合小学生合作学习能力培养的问题, 并控制好问题的难易程度, 确保每一名学生都能获得技能上的锤炼。

如在教学完苏教版三年级下册的寓言《揠苗助长》《鹬蚌相争》之后, 我给学生布置了以下合作探究任务:“除了教材中的两则寓言之外, 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寓言故事, 请同学们借助互联网和书本搜集一些其他的寓言故事, 并以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分析寓言故事所蕴含的意义和思想, 并谈谈看法。”这类延伸性较强的问题深受小学生的喜爱, 可以有效激发他们的探究热情和参与兴趣。

此外, 在布置课后合作探究任务时, 教师还可以间接渗透辩论机制。如在教学完《诚实和信任》之后, 我将四组学生重新分成了两组, 并为两组学生提出了辩论题目, 即“诚实”和“信任”哪个更重要?正方学生认为诚实最重要, 反方学生认为信任最重要。在整个辩论的过程中, 双方学生争执得面红耳赤, 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如正方学生认为:“时代是不断进步的, 人的内心肯定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有时太过信任一个人, 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比如有些坏人, 假如我们盲目信任他们, 肯定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反方学生认为:“有时太诚实了不好, 比如考试的时候, 我们想询问别的同学答案, 如果他诚实地回答了, 这无疑是错误的。”合作式辩论活动, 不但可以增进学生之间的情感, 还能增强他们的合作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