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共11篇）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篇1

摘要：PPP项目在我国已出现了三四十年的历史,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PPP项目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成功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PPP项目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PPP项目发展过程中,我国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本文通过失败的风险分析,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对PPP项目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PPP项目,社会资本,风险防范

一、引言

PPP模式的出现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国家为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顺应了现阶段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一方面,它有利于转换政府的职能,有效减轻政府的财务负担。以往,国家公共基础设施都是政府投资建设,但是长期单一方式的发展已使政府“积劳成疾”,债务负担不断加重,PPP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PPP模式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它可以使政府从繁重的事务中脱身出来,从过去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变成一个监管的角色,从而保证质量,也可以在财政预算方面减轻政府压力。另一方面,还可以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来,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PPP项目的推广可以充分利用社会闲置资金,提高生产效率,传播最佳管理理念和经验。

PPP项目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成熟,失败的案例也时有发生,在其背后存在许多问题和风险。我们应该从中发现潜在的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我相信我国的PPP项目会有一片新天地。

二、PPP项目存在的风险

(一)融资风险

一般,PPP项目周期比较长,要持续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建设和运营资金十分巨大,加上我国融资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不健全,资金筹措将是PPP项目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金融机构主要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需求,而对于私营企业的贷款门槛较高,加之项目周期较长,信用风险大,更成为金融机构为其放贷的一大顾虑。社会资本筹措不到所需资金,PPP项目就不能顺利落地实施,这也是许多PPP项目夭折的重要原因。

(二)法律政策变动风险

任何PPP项目的实施,都是以项目落地之时有效的法律政策为依据,而PPP项目周期较长,谁也不能保证法律政策不会变化。法律政策一旦变动,很可能偏离合同签订时各方的预期,对合同的某一方带来严重不利的后果,很可能造成项目成本增加、项目不可行,也有些是影响关联产业发展,进而间接造成项目收益下降的情况,使一个项目由盛转衰。这方面的风险,在高速公路行业,目前受影响比较大的有免征鲜活农产品的“绿色通道”政策、节假日免征小客车通行费政策,以及酝酿之中的降低通行费标准的政策,都将对项目的预期收益造成严重的影响。

(三)市场收益不足风险

PPP项目多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计高速公路、区域开发、环境治理等方面,盈利能力较弱,而盈利能力是社会资本最看中的地方,这又成为社会资本望而却步的壁垒。以前基础设施都是由政府投资建设,以提高人们的社会福利,收益甚微甚至无收益可言,以至于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重。而社会资本却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来投资建设项目,PPP项目的微薄收入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如果提高价格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使社会福利降低,社会资本不是慈善机构,他们不会“赔本赚吆喝”,所以,这一问题有待解决。

(四)市场需求变化风险

由于宏观经济、社会环境、人口变化等方面的原因是PPP项目的产出与人们的需求不匹配,使PPP项目提前进入衰退期。因为此项目周期较长,经济的发展又如此迅速,这一风险的发生也不容小觑。就拿我国老百姓常提的三大件来说,上世纪50~60年代,“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80年代是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90年代是电话、电脑和空调。这些变化都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更是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消费需求自然会有所变化。

三、P P P项目的风险防范

PPP项目在我国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虽然国家近年来积极推进PPP项目,但是由于存在以上风险和种种问题,使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项目不能有效实施。PPP项目是国家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与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不谋而合。因此,国家和社会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规避PPP项目的潜在风险和各种问题,为PPP项目的成功实施保驾护航。

(一)建立合理的风险分配机制

风险分配的核心原则是有效分配,也就是将风险转移给最有能力承担的一方,使政府和社会资本各施其职,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提高整个项目的效率,最终实现互利共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承担风险的一方必须对该风险具有一定的控制力,有将风险转移的渠道,对于该风险具有更大的控制力或经济动机,承担该风险更有效率;在风险发生时,不应将风险转移给合同的另一方。因此政府应对此进行周密的考虑,并设置清晰合理的风险分配框架。投资估算风险、建设风险、资金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政策风险、政府采购风险由政府承担。之所以这样分配,其实就是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儿,让最有能力承担风险的合作者承担风险。并通过一些边界条件的设定,使得项目在建设运营过程中既做到成本最低,又做到收益最大。

(二)采取适当的利益补偿措施

企业的本质是获得利润,而PPP模式的盈利性却很差,这正是吸引不到民间资本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从而让更多的社会资本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其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增加项目的盈利性。政府可以租用其场地,开展各种活动,比如国家可以租用体育馆举行各种比赛等;其二,给予适当的资源补偿。在将此项目交由社会资本运营时,可以适当划拨一定的土地让其进行开发,以满足项目公司通过合理合法渠道获得预期收益。

(三)完善与之有关的法律和监管制度

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法可依,PPP项目也不例外。PPP项目作为我国的新生事物,正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发展,国家和政府对于它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PPP知识的学习,制定完善的法律和监管制度,为PPP项目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政策支持,必要情况下可以开设PPP项目的咨询服务。

PPP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会存在许多风险,本文通过对我国PPP项目进程中的主要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措施,希望能对PPP项目在我国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志明,张明,司丹.中国的PPP实践:发展、模式、困境与出路[J].国际经济评论,2015(4):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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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am PTI,Kumaraswamy MM and Ng TST.The use of 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s in Singapore[J],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2004,22:1067-1079.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篇2

南昌日报 2015年03月10日 星期二

3月9号上午，市政协举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课题调研学习交流座谈会。邀请北京财（政）指南咨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徐向东就“PPP模式”有关内容进行授课。市政协主席周关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陈斌主持。

周关说，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探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PPP模式，是今年市委、市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后，市政协课题组成员要在实际调研中，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企业、单位的沟通合作，紧密结合南昌发展实际、项目实际和企业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要不断把PPP模式中的重要观点和具体操作提炼出来相互分享，形成有价值、操作性强的调研成果，为市委、市政府推进和实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篇3

【关键词】政府；社会资本；合作；投资项目；财务分析

3.折旧摊销费用

根据基础设施PPP项目的特点及行业惯例，本项目建设的公共基础设施不作为项目公司的固定资产，不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费。项目投资计入无形资产进行摊销，摊销采用平均年限法，残值为0，摊销年限18年，运营期内平年每年摊销费用为746.04万元。

4.利息支出

财务模型利息费用的测算采取项目总投资的75%由社会资本通过项目公司负责融资，融资成本为4.90%，运营期等额还本，还款年限18年。项目公司需支付的利息费用为4441.56万元。

5.营业收入

由于本项目为非经营性项目，无营业收入。

6.财政付费

本项目按照合作期限20年，财政在运营期向项目公司支付可用性付费与运营维护付费的方式，计算得出本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为8%，政府在合作期限内需要支付的资金之和为28454.11万元。

二、财务测算结果

通过各年度净现金流量及其现值的计算，得到表3所示的财务测算结果（详细计算结果：政府付费上限财务分析及测算表格分表见表1至4）。

根据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

1.在财政付费上限条件下，本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为8%，在后续采购环节中，政府方可通过引入合理的价格竞争机制，进一步降低项目投资回报率，以节省财政资金支出。

2.从静态上看，本项目“最迟”约在合作期第12年实现收支平衡，考虑到合作期限相对非基础设施类PPP项目较短及行业特征，也属于可接受水平。

3.为全面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灵活设计政府付费的时间周期——在不超过财政年度支付能力的情况下，可尽早完成对于本项目可用性服务费的支付。

此外，本项目应该做好绩效考核工作，合理设计可用性付费及运营维护付费标准，以起到激励社会资本切实提供符合设计标准及能力的建设和运营维护服务工作，使得政府付费“物有所值”。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篇4

关键词：政府,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会计处理

现在对于采用PPP的模式来替换原有的由政府主导的以及公共的服务部门提供的基础设施服务现象越来越广泛。现在,我国已经把PPP作为现在的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重要手段了。虽然现在PPP已经渐渐的被广泛应用,但是对于相关的会计规定还不够全面,还缺乏一定的规章制度。对于这方面的管理不够充分,非常不利于评估PPP中一些项目的风险以及不足,这样就会导致决策失误阻碍项目的顺利运行,并且对于宏观的影响还会导致政府以及一些事业单位利用PPP来进行财政的隐藏,影响到政府财政的透明度。

一、PPP介绍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简称PPP,这种模式指的是政府与社会资本进行合作的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政府与社会资本可以利用自己本身的优缺点进行相互合作,通过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势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投资风险的担当以及成本与利益的共享,积极的参与到社会的公共服务以及设施建设中。

关于PPP的模式其实是通过将我国的社会主义资本引进到公共设施的基础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的建设中,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质量以及服务质量与效率,减少各个公共服务项目之间的生命周期所需的成本,还可以进一步的完善财务程序之间的透明度,公开公正性,有利于公众进行积极地参与以及监督;通过恰当的进行风险的规避;很好的改善财务的管理水平以及行业之间的改革。在PPP的模式下不仅可以很好的将风险进行分散,还可以使资本的回收以及服务质量得到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对于PPP的应用,非常有利于将合适的市场有关机制很好的引入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提升关于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水平,还可以促进公共服务对于社会的推进。PPP对于社会的发展非常的广泛,PPP的应用有助于政府相关政策的实现,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社会的公共服务的需求以及可以很好的缓解关于地方的一些压力和相关的财政需求。像PPP这种风险共同承担的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规避了一些不必要的风险以及成本,并且将付费模式进行转变。

二、我国关于PPP相关的项目合作的形式以及特征

现在的政府以及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已经渐渐的趋于成熟,并且两者相结合可以将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上来,还可以提高社会的供应概率,通过政府的经营许可以及购买的服务等形式,达到社会主义资本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减小。可以长期的保持相互联系和长期的合作关系。

PPP的公共服务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包括6种模式,委托运营、管理合同、建设-运营-移交、拥有-运营、转让-运营-移交以及改建-运营-移交。

三、PPP项目合作模式的会计处理探讨

(一)委托运营:委托运营的实质就是将政府对于社会的维护责任托付给相关的项目公司或是社会资本进行管理,采用付费的方式进行建设。

社会资本在进行维护的同时要注意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效率问题。在进行支付相关的维护费用方面需要记录的会计分录是:

当社会资本或是相关的企业接收到政府支付的费用时需要记录的会计分录是

(二)管理合同的核算方式与上述的委托运营相同。

(三)建设-运营-移交简称(BOT)的核算方式比较复杂,在成立有关的项目公司是,需要接受社会的投资,这时候需要记录的会计记录是:

关于项目公司的融资项目发生款项时,一定要在有关的项目达到提前考虑的状态下进行资本化的处理以及费用的处理。

(四)根据企业的会计准则的规定,设计、建造费用的核算有两种情况。

1.与政府合作的项目公司的自己的相关的施工项目,在工程的进行阶段需要依据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相关的合同规定,在建筑的经营期间需要向有关的使用对象收取不等的费用,并将此确认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关于这方面的施工费用需要计入工程的施工和合同成本中,相关的项目公司需要根据施工完成的情况进行确认收入以及费用,在建设期间以及完工之后产生的无形资产,需要企业进行确认。当然,如果企业在建筑期间形成的固定资产以及在建工程,在项目运行期间可以取得固定的或是可提现的相关的金额,并且可以将此确认为长期的应收款。2.项目公司并不是亲自的进行项目的施工,而是将项目进行外包给独立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并且项目公司并没有真正的参与到施工的过程中,没有提供任何的服务。而是将项目的一切建筑方案等都交给承包的单位,这期间这个项目不应该计算在项目工程公司中,而是应按照工程施工建造的过程中根据实际发生的相关的支出进行资金的确认以及资产的清查。

(五)关于项目合同标的物以外的政府提供的相关资产。在现实的公共服务行业中,政府会向企业提供相关的与建筑的项目无关的其他的资产,当然,这一部分资产若是按照公允价值来进行认可与承认,在企业没有拿出任何与之相关的符合确认该资产的相应的服务前,应该把这项资产确认为负债。如果这项资产并不能确立为合同的其中一部分,按照相关的企业会计法则的规定,进行详细的会计处理。

(六)项目公司在进行建设项目的同时,需要涉及的很多的机械项目也分不同的种类一种是关于项目的经营方面的,但是根据不同的合同规定的范围不同所以就会导致机械设备不同,还有一种是与项目相关的器械设备。第一类的器械项目在进行公司的账目核算时应当将类的设备算作公司的自有资产并且在会计的存货或是固定资产中进行核算。另一类的相关项目的机械设备需要判断它的寿命期,如果器械的寿命期小于企业的特许的经营期,那么这些设备就需要在报废的时候进行无形资产的处理,通过无形资产的账面上的减少进行处理。需要的会计分录是“无形资产减值”。当然,如果对原有的机械设备进行同时日常的维护以及处理,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机械的正常的维护,出现比较小的金额可以直接进行费用的处理,金额比较大的就可以通过企业的“长期待摊费用”进行记录,并且在项目的经营期内进行摊销处理。

(七)项目之间的资产移交与转让。在一般的情况下,企业账务中的实务账务进行移交或是转让等,需要根据合同的相关的规定进行。分为两种补偿,一种是无偿的补偿,一种是有偿的补偿。无偿的补偿项目不仅仅需要合约中的项目资产的范围,更需要关于项目涉及的一些资产,将项目中的全部资产进行归类总结,在进行资产的核算时将已经存在与无形资产的和长期的企业项目待摊费用中进行核算,这项账目的账面价值此时是为零的。在项目公司的无形资产需要进行注销时,无形资产的等级以及核算的会计分录为:

同时需要根据相关的办理程序进行上交资产并且移交清册。对于项目中的有偿的资产进行移交时的会计核算,需要根据相关的合同中的规定进行款项补偿。

四、结束语

PPP是现在推进城镇建设以及公共服务措施的重要的方针政策,不仅仅是解决现在的基础设施的融资方面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发挥了提高效率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格利高里·琼斯,胡远航,张晓慧等.从承包商到投资商——BOT/PPP项目中工程企业的角色转换[J].国际工程与劳务,2014(05).

[2]朱佳佳,谈飞.建筑施工项目PPP风险分配研究[J].项目管理技术,2014(06).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篇5

自20xx年底财政部印发92号文以来，全国PPP项目的发展进入了严格的整改期和规范期，我省将今年定位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规范管理年”，这对我市的PPP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按照国家和省及各级PPP政策要求，通过反复整改老项目“两评一案”、规范操作新项目等一系列努力，目前工作机制基本建立，项目实施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积极进展并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对20xx年上半年PPP工作和下半年工作打算简要汇报如下：

一、主要的工作完成情况

(一)项目进展情况

1、金光街改造及南环路配套工程和侯镇高分子新材料产业园项目。两个项目经过反复整改及规范，已成功入库。这标志着我市PPP工作进入了规范发展期，未来的各项审核材料的编制将有范例可遵循。

2、弥河流域综合治理和地表水利用工程。该项目取得重要进展：一是工作机制上，首先成立了由赵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其次又成立了弥河领导小组办公室，并由组长牵头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二是技术层面上，确定了潜流湿地位置及规模、新建污水处理厂的选址、调水管网的输送量及走向等一系列关键点。

3、潍坊海洋科技职业学院、智慧交通、西城经济产业综合提升及高新区新动能科技园等也由咨询机构正在稳步推进。

4、东城普通高中项目。由于项目运作较早，操作存在诸多不规范，我们主动进行了退库申请，目前已退出财政部项目库。项目退库后，我们委托中介机构对东城高中进行了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积极探索退库后项目的运作模式并进行操作，确保了项目的正常运行。

5、福缘颐养项目。项目运作较早，相关程序及材料存在诸多不规范，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实施方案中缺乏运营且实施方案过于简单，PPP合同中缺乏运营方案和绩效考核指标。由于在当前PPP政策的要求下，该项目已经不符合PPP基本要求，为避免项目被退库，我们委托了咨询机构，并通过与各方的沟通谈判正在对项目的材料进行完善和对PPP协议进行修改。

6、镇街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项目为我市20xx年重大民生项目，中建一局与上海宏信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中标至今已经三个月，未签署PPP合同，未做进场施工准备，导致项目进度严重滞后。于6月5日在第二名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放弃的情况下，我们和第三名青建集团股份公司进行了第一轮谈判工作，接下来将对PPP合同的具体条款进行进一步谈判，确保项目的尽快推动。

7、潍坊港西港区5000吨级航道工程。该项目是潍坊地区唯一一个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示范项目的PPP项目。目前项目因海域使用权证未办理的原因已全面停工半年，同时由于中标社会资本方中交天津航道局擅自拉入昆融投资作为项目公司股东并控股，且项目的政府出资单位(港投集团)注册资本金未到位等问题对该项目奖补资金、PPP项目审计等各方面造成了严重影响。我们于20xx年11月27日对中标社会资本方中交天津航道局发出了律师函，并与20xx年1月11日对中交天津航道局进行了约谈且经公证处进行了公证，积极推进股权整改;同时已督促港投集团注入到位780万注册资本金。

8、其他落地项目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二期、羊临路三号路维修改造工程、绿化提升工程均已完工;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一期、北环路排水、大沂路北伸、金光街跨弥河大桥项目及看守所改扩建项目均在顺利开工建设中。

(二)综合工作方面

1、制定寿光市PPP发展中期规划。根据上级规范文件要求、寿光市各项规划及PPP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我市PPP发展中期规划，规划中涵盖了已实施项目10项，近期新增项目6项，以及中期项目7项。

2、邀请专家对PPP中心人员进行指导。财政部王泽彩就国家示范项目入库标准进行了讲解及指导，促使我市潍坊港西港区5000吨航道项目成功入选国家示范项目库。

3、明晰职责，普及对PPP目标、原则和操作程序的认识。PPP发改委、财政部双库专家王利彬博士，于3月15日对全市有关人员进行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培训。

4、对PPP项目的推进进行合理的顶层设计。市里成立项目领导小组，明确全市所有PPP项目的包靠市领导和主管责任单位，协调多方力量共同推进项目。

5、有效利用外脑和专家的.力量，做优方案设计。在实施方案上下功夫，严格根据规范管理年活动等的有关要求，经各行业专家反复论证，细化、优化实施方案，相应的做好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为项目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6、严格整改规范信息平台项目内容。一是对于已入库项目，严格按照财政部92号文及项目库新的管理要求重新整改已入库PPP项目信息，成功赶在全国清理退库工作之前，补充完善了要求上传的文件信息。二是对于新运作项目，以最快的方式取得所有审批文件，及时录入平台并提交入库申请。随时关注并与潍坊、省厅沟通，争取及早通过审核。目前我市通过审核成功入库的项目已达12个，总投资额40.38亿元。

7、完善所有项目的前期手续。我市新建项目均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完成可研、环评、能评、稳评、土地、规划等前期工作，对各类报告编制单位均通过规范的政府采购程序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择，项目运作手续严谨、规范。

8、重新梳理所有PPP项目。依托《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 》(财办金〔20xx〕9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库管理的通知》(鲁财合便函〔20xx〕4号)、《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规范管理年”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鲁财金〔20xx〕21号)等规范实施PPP项目有关文件，对我市所有PPP项目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改和规范，并取得了认可，这为下一步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9、加强咨询机构监督管理，提高咨询服务质量。根据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咨询机构库管理暂行办法》(财金〔201〕8号)等文件及我市实际情况，制定了《寿光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咨询机构绩效评价办法》。

10、明确科室内部职责分工，提高工作效率。为更加有效高质的推进项目，将科室人员划分为项目前期和后期两组，明确两组人员各自负责工作范围，前后期高效衔接，分工明确，确保了项目运作的成效。

11、建立PPP项目绩效评价咨询机构备选库。严格规范PPP项目绩效评价咨询机构选择流程，目前我们已发布招标公告，将于6月22号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方式采购5家中介机构，组建PPP项目绩效评价咨询机构备选库，参与我市PPP项目建设期或者运营期绩效考核，为政府付费提供依据。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

1、项目推进总体缓慢。因政策要求越来越严格规范，项目前期立项手续，特别是土地指标存在解决困难的问题。这使得所有的PPP项目无法加快进展，拖慢了后续工作的开展。

2、各职责部门工作积极性依旧不足。因每个PPP项目均是需要很多职能部门通力协作才能顺利推进的，虽建立了工作机制，但部门之间仍存在具体工作环节无法顺利推进问题。

3、作为中标社会资本方的联合体内部矛盾导致项目进度严重滞后。例如我们的乡镇卫生院项目，由于中建一局和上海宏信联合体内部一直未达成一致协议，导致项目中标至今三个多月仍未签订PPP合同及进场施工，致使作为20xx年我市民生重点项目的乡镇卫生院项目严重延期。在以后的PPP项目运作中我们原则上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或者对于联合体投标的谨慎选择。

4、较为早期的已落地项目的不规范问题为后期付费带来了严重影响。初始我市运作的部分PPP项目由于当时PPP模式刚推行，项目的运作缺乏明确的规定，项目存在诸多的操作不规范，造成这些项目后期进入付费期后的付费及运营管理混乱。例如有些项目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过于简单甚至没有，后期绩效考核小组对项目进行考核时没有考核依据，难以科学考核，这就造成后期政府依据考核分数付费时缺乏科学依据。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项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确保政府付费有据可依。

5、项目退库后如何继续运作没有明确规定。自92号文以来，项目运作规范性要求越来越高，全国各地诸多项目被退库。而这些项目退库以后该以什么模式继续运作，既能让项目继续发挥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的作用，又不出现增加政府债务等违规问题，目前缺乏明确的指导，退库项目的后续运作面临迷茫。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1、制度建设方面。为社会资本创造更加透明的制度环境。按照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进一步研究制定评价论证、购买服务、绩效管理、风险管控、监督检查等具体制度办法，探索形成简便易操作的实施细则，构建起更加完整清晰的制度架构，切实做到事事有章可循、处处有规可依。

2、完善政策方面。为社会资本创造更加优越的发展条件，统筹财政专项资金优先支持PPP项目建设，认真落实国家支持公共服务事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公共服务项目采取PPP模式的，可按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积极对接银行、保险、担保、信托等金融机构，运用PPP发展基金，为PPP项目提供后续融资支持。在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时，优先推荐PPP项目。

3、项目管理方面。为社会资本创造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坚持分类管理、精准施策，动态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全面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助推项目按时落地、顺利实施。深入挖掘项目内涵，做大做强示范项目，尽快推出一批在全国有代表性的精品项目。

4、人才建设方面。为社会资本提供更加周到的专业服务。重点挑选责任心强、业务素质高的同志，参与到PPP事业发展中来。坚持业务培训与项目实践相结合，综合运用多种形式，为项目管理人员送上更多丰富的“专业大餐”，增强一线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专业素质。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篇6

【关键词】 社会资本;信任;政府角色

一、社会资本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于1961年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将“邻里关系网络”界定为社会资本应用于城市邻里关系的研究。这种做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且成为研究社会资本的主要范式之。迄今为止,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弟厄(P·Bourdieu)系统阐述了社会资本的含义,科尔曼和帕特南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补充论述。根据布尔弟厄的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科尔曼则从社会结构的意义上论述了社会资本概念,“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真正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则是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D·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促进合作运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二、社会资本在我国的发展分析

(一)取得的成绩

一方面从理论研究上看,一些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学者系统提出社会资本理论时,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及其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海外的华裔学者首先尝试用它来解释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杜维明、林楠和金耀基都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成果。紧接着内地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也开始关注社会资本理论,并且发表了若干研究成果。如李路路《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等。

另一方面从社会实践上看,社会资本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铁道部2006年6月统计资料显示,自2005年开始,铁路已引入440多亿元社会资本参与新线建设。“十一五”期间,铁路将建设新线17000公里,其中客运专线7000公里,投资规模将达12500亿元,为开辟多元化融资渠道,铁道部推出一系列融资新项目吸引社会资金合资建设。如石太铁路客运专线是全国首家引入民营资本铁路客运专线。另外,沪杭客运专线是我国拉动内需政策启动后,再次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建设铁路项目。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财政困难,也是社会资本互惠特征的表现。

(二)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资本的三要素信任、互惠与参与网络来分析,其发展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2003年学者们设计的对东亚十国的调查问卷来看,受访的800位中国人中,对他人持防范心理的人数超过了信任他人的人,半数以上——53%的中国人认为自己不得不小心和他人相处,只有不到一半的(46.3%)人认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一调查充分说明人们之间存在信任危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我国政府管理现状分析

(一)政府管理的困境:政府失灵

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及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没有单纯的市场经济,只有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市场经济活动中,由于纯粹的市场有盲目性、竞争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先天性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市场失灵,当市场机制不能按照人们的意愿有效地配置资源时,会发生市场失灵。当政府充当掌舵者,调控经济并力求“万能”的时候,也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即在政府干预市场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失效,使社会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优状态。究其原因是政府本身也有其局限性,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得好。无论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都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涨”现象以及其他社会经济问题,正是政府失灵的集中表现。

(二)应对政府失灵的措施

为了克服“政府失灵”,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如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俄罗斯精简政府的改革、新西兰公共部门改革和美国的“再造政府”运动。从1952年至今,我国先后经历了八次较大的行政体制改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次较大的改革效果都不是很理想,虽一再机构改革,但政府规模始终难以控制,陷入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恶性循环。

四、政府在推动社会资本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一)制定相关法律,为社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民营企业家就坚持这样的理念: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社会资本就可以进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大力发展社会资本应着手以下工作:一是改革投资管理制度,国家鼓励社会投资,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二是完善政府投资体制,提高政府投资的社会效益和效率。各级政府要创造条件,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全国人大尽快出台鼓励社会资本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创造有利于社会资本发展的法律环境。

(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为社会资本的形成和扩大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肯尼思·纽顿认为信任和宽容作为社会资本,则是对多样性的相互平等和求同存异,是对人道、人权、多元主义的肯定,是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对公民权利的维护。政府要注重信用体系的建设。首先,要加快建立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其次,贯彻和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件,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再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建立市场信用;最后,规范政府行为,严格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执法部门要公正、廉明,保证执法的公正、公平、公开,以提高政府公信力,成为社会诚信的表率。

(三)鼓励并逐渐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构建良好的参与网络与规范意识

社会资本理论所强调的参与网络因素,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关键,也是政府创新的重要基础。帕特南曾断定:“如果说,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那么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社会资本不仅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也是一切政治共同体的基础。缺乏公民社会与社群的社会资本只是空壳子,具备社群意识与伙伴关系的社会资本将为未来的政治新时代打下烙印。帕特南所说的横向参与网络可以理解为公民的相互信任和制约性的有序政治参与。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是治理政府失灵的主要措施之一,政府要将公民权利落到实处,培养公民意识,鼓励促进公民社会建设。

(四)支持并引导非政府组织发展,培育第三部门力量

根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对全国社团组织的抽样调查(有效样本1546个),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被民间组织列为主要问题,有92.5%的民间组织表示在开展活动和组织发展方面,需要政府的支持。之所以要争取政府的支持,是因为获得政府支持的NGO筹集资金能得到保障。如据深圳关爱行动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政府发起的公益组织仅占到公益组织总数的7%,筹得的资金却占85%;草根公益组织占93%,筹集到的资金却是很少,只占15%。政府要加快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的立法工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参考文献

[1]Richard DAveni.Hypercompetition: The Dynamics of Strategic Maneuvering〔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4

[2]李惠斌等.《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篇7

1.1 PPP模式的定义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是政府采购和提供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模式之一。PPP模式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即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择优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合同,明确责权利关系,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对价,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1]。

PPP模式的实质是政府通过给予社会资本长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将市场中的竞争机制引入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提高社会公共服务的效率。与此同时,政府并不是把所有项目的责任全部转移给社会资本,政府与社会资本通过签订合同,成为合作伙伴,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风险由最适宜管理风险的一方承担,这样的风险分担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规避项目风险。

1.2 PPP模式的发展

英国是PPP领域内的先行者。1992年,为了提升基础设施水平、解决公共服务的资金匮乏和公共部门效率低下等问题,英国政府正式提出PFI(Private Financing Initiative)模式。1997年,布莱尔政府上台后将PFI作为主要施政手段,在几乎所有公共服务领域予以推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全球总需求不足,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提倡PPP模式,英国政府也相应改进提出PF2(Private Financing InitiativeⅡ)模式,更加注重股权融资和政府监管[2,3]。目前,英国不仅将PPP模式成功运用于公用事业、社区建设中,而且在医疗、监狱及地方政府部门事业的建设应用中也取得了成功。

近年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政府性债务规范清理的形势下,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进一步投资的空间受到制约。传统投融资模式,存在重投入、轻产出,重建设、轻运营维护,重准入、轻监管等问题,部分地区重复建设、公共设施使用效率不高等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实际效果,这些都表明传统政府“包打天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难以为继。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改革”为主题,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决议》提到“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会后,形成一套有效的促进PPP规范健康发展的制度体系,培育一个高效、规范、透明的PPP市场,构建一个高效运行、保障有力的组织体系,已经成为政府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4年5月,财政部正式成立PPP工作领导小组,作为推广PPP工作的政策平台,承担制度建设、宣传培训、指导地方开展工作等职责。2014年11月,经中编办批准,清洁中心加挂“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牌子,作为推广PPP工作的操作平台,负责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承担政策研究、咨询培训、信息统计和国际交流等职责。2015年5月,财政部等三部委出台《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经国务院同意并以国办发[2015]42号(以下简称国办发42号文)加以转发,明确将PPP作为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打造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改革举措,提出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广泛采用PPP模式。

国家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作为中央部委的牵头单位,相继推出各类PPP示范项目。2014年12月,国家财政部推出首批30个PPP示范项目,其中22个存量项目,8个新增项目,总投资约1 786亿元,项目分布在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涉及到供水、供暖、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环境综合治理、地下综合管廊、轨道交通、交通、新能源汽车、医疗、体育等11个行业。继第一批财政部示范项目公布以后,国家财政部经由地方财政部门推荐和专家评审,于2015年9月推出第二批PPP示范项目,第二批示范项目共计206个,总投资6 589亿元。2015年5月,国家发改委也在其门户网站上专门开辟了PPP项目库专栏,集中向社会公开推介PPP项目。截至2015年年底,国家发改委项目库共推出2 125个PPP项目,总投资约3.5万亿元。

1.3 PPP模式的特点

根据国办发42号文对PPP模式的定义可知,PPP模式是政府和社会资本通过签订合同,确立平等的合作关系,共同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事业,从而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结合财政部相继出台的规范文件来看,PPP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点[4,5]:

(1)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

PPP模式下的物有所值主要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确认和评估方案时使用的一种方法。通过与传统政府投资运营方式提供公共服务项目进行定量及定性评价,主要比较一个项目采用PPP模式和传统采购模式的优劣,论证该项目采用PPP模式能否高效、经济地提供公共服务。物有所值考虑的是项目全生命周期内不同方案的成本和风险,主要包括定性评价(可行性、合理性、可完成性)和定量评价(公共部门比较值)。

(2)风险分担

在PPP项目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理分担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风险,是PPP模式区别传统政府采购模式的显著特点。风险分担并不是在确认风险承担主体时“一边倒”或者“平摊”,而是合作双方根据自己对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风险的控制能力,尽可能减少对方承担的风险,减少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政府部门一般承担政策、法律、需求等风险,而设计、施工、融资、运营、财务等风险一般由社会资本承担。这种合理的分担模式可尽可能的降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3)全生命周期管理

PPP流程包括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执行和项目移交。合作期间可能涉及到设计、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等内容,避免了传统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各环节割裂脱节问题[6]。政府和社会资本通过合同明确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在项目的生命周期中,统筹考虑项目从初期的设计规划到后期的运营管理,实现项目效益最大化。

1.4 PPP模式的付费机制

PPP模式的运用逐渐从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扩大到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并发展出三种付费机制。

使用者付费模式:通常用于可经营系数较高、财务效益良好、直接向最终用户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市政供水、城市管道燃气、高速公路等。

政府付费模式:通常用于不直接向最终用户提供服务的终端型基础设施项目,如市政污水处理、垃圾焚烧发电、水源净化、市政道路等不具备收益性的基础设施项目。

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Viability Gap Fund,VGF):通常用于可经营性系数较低、财务效益欠佳、直接向最终用户提供服务但收费无法覆盖投资和运营回报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医院、学校、文化及体育场馆、保障房、市政公用项目等。

1.5 PPP模式的运作方式

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根据项目所有权、合作期限等具体情况,PPP模式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运作方式[1,3,4,5]。

1.5.1 管理外包类

(1)委托运营(Operations&Maintenance,O&M)是指政府将存量公共资产的运营维护职责委托给社会资本或者项目公司,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不负责用户服务的PPP运作模式,政府保留资产所有权,只向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支付委托运营费。委托运营的合同期限一般不超过8年。

(2)管理合同(Management Contract,MC)是指政府将存量公共资产的运营、维护及用户服务职责授权给社会资本或者项目公司的PPP运作模式。政府保留资产所有权,只向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支付管理费。合同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

1.5.2 特许经营类

(1)建设-租赁-移交(Build-Lease-Transfer,BLT)是指政府出让项目建设权,由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融资、建设和管理,在项目建成后租赁给政府,并由政府负责项目运行和日常维护,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用政府付给的租金回收项目投资、获得合理回报,租赁期结束后,项目所有权移交给政府。

(2)建设-移交-运营(Build-Transfer-Operate,BTO)是指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为设施融资并负责建设,完工后即将设施所有权移交给政府,随后政府再授予其经营权。

(3)建设-运营-移交(Build-Operate-Transfer,BOT)是指由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承担新建项目设计、融资、建造、运营、维护和用户服务职责,合同期满后项目资产及相关权利等移交给政府的项目运作方式。BOT模式合同期限一般为20~30年。

(4)移交-经营-移交(Transfer-Operate-Transfer,TOT)是指政府部门将存量资产所有权有偿转让给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并由其负责运营、维护和用户服务,合同期满后资产及其所有权等移交给政府的项目运作方式。TOT模式合同期限一般为20~30年。

(5)改建-运营-移交(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ROT)是指政府在TOT模式的基础上,增加改扩建内容的项目运作方式。ROT模式合同期限一般为20~30年。

1.5.3 私有化类

(1)建设-拥有-运营(Build-Own-Operate,BOO)由BOT方式演变而来,二者主要区别是BOO方式下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拥有项目所有权,但必须在合同中注明保证公益性的约束条款,一般不涉及项目期满移交。

(2)移交-拥有-运营(Transfer-Own-Operate,TOO)由投资者投资收购已建成的项目并承担项目的运行、维护、培训等工作,资产的产权归属于为项目专门设立的项目公司,而由企业负责宏观协调、创建环境、提出需求。

2 PPP模式的优点

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较大的投资,政府的资金预算限制了投融资的空间,基础设施的建设环节资本性支出大,后期运营环节资本性支出较少,造成政府支出在年度间波动较大,难以公平地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分担基础设施成本。同时,政府部门主要承担国家经济、社会宏观管理职责,对于基础设施设计、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等具体事务,不具备优势。因此,政府投资运营公共服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公共服务领域同样也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基础设施领域初始投资大、回收期长,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容易造成自然垄断。如果垄断企业可以自由定价,则有动力通过高于边际成本定价、减少公共产品供给来获得垄断租金,损害消费者福利。如果要求垄断者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则由于初始投资过大,企业可能难以实现盈亏平衡,无法保证长期稳定地提供服务。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是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将造成供给不足或需求过度。

针对公有化和私有化存在的“不足”,PPP模式开始兴起与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后,为应对全球总需求不足,G20、APEC多次倡议,创新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在全球范围推广PPP模式。

PPP模式可以有效弥补当期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平滑年度间财政支出波动,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对于传统公共服务采购,支出是基于投入的,无论服务是否提供,政府都需付款,而对于PPP模式,社会资本只有按照要求提供服务,公共部门或用户才会付费,这样有效避免了公有化的局限性和私有化的盲目性。

3 我国开展PPP项目的现实意义

政府采取竞争性采购方式,向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购买服务,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保障和改善民生。政府以运营补贴等方式作为购买公共服务的支付对价,有利于完善财政投入和管理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政府由运动员和裁判员转变为监督者和合作者,解决了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的问题,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有利于拓展社会资本的发展空间,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政府推广PPP项目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现有PPP法律框架对PPP项目实施的法律保障作用有限,我国PPP立法存在“缺乏PPP专门法律,立法层级低”等问题[1,7]。

参考文献

[1]周兰萍.PPP项目运作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2]李秀辉,张世英.PPP:一种新型的项目融资方式[J].中国软科学,2002,(2):52-55.

[3]刘志.PPP模式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应用和分析[J].建筑经济,2005,(7):15-20.

[4]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Z].财金[2014]76号.2014.

[5]贾康,孙洁.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的概念、起源与功能[J].中国政府采购,2014,(6):18-27.

[6]David heald,George Georgeou.The substance of accounting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J].Financial Accountability&Management,2011,27(2):217-247.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篇8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即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缩写, 国外通常译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我国, 由于参与PPP的除了民营企业还有大量的国有企业, 故经常译为“政企合伙/合营”。2014年9月, 财政部印发的《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中, 将国内PPP模式统一定义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模式是政府和企业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社会资本承担基础设施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等大部分工作, 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和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 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PPP模式通常包含4个显著特征, 即:全生命周期;物有所值;风险共担;激励相容。

PPP模式的核心单位是项目公司, 一般由独家企业或企业联合体在获得政府授权后, 以特许经营公司的形式建立。项目公司是PPP管理模式的主体, 承担着直接对项目进行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的角色。围绕在项目公司周围、通过与项目公司发生联系而参与PPP建设模式的有政府部门、实施机构、金融机构、承包商等, 他们分别承担着项目某一方面和环节的建设任务。

最具代表性的PPP建设模式如图1所示。

2 甘肃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运用PPP模式的积极作用

1) 有利于缓解公路建设资金压力。2014年以来, 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清理规范地方债务的政策性文件, 对传统的公路项目建设投融资方式带来了颠覆性地变化。具体讲就是公路项目建设举债主体由交通运输部门变为政府及财政部门, 举债方式由银行贷款变为政府发行债券举借, 交通投融资平台将不能继续为政府还贷公路举债, 这对甘肃省公路建设资金筹集带来了巨大压力。与此同时, 全省公路建设任务却愈加繁重, 目前全省纳入《国家公路网规划 (2013-2030年) 》的高速公路5118km, 截至2014年底建成3300km, 剩余1818km。《甘肃省省道网规划 (2013-2030年) 》规划的地方高速和普通省道总规模约20620km, 除争取的国家补助资金外, 全省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积极推广PPP模式,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路建设, 有利于盘活社会存量资本, 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 促进公路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 弥补地方建设资金的不足, 缓解交通主管部门筹融资压力。

2) 有利于控制项目建设整体成本。在PPP模式下, 社会投资主体为保证自身利益, 在初始阶段即可参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物有所值评估、经济效益分析等, 保证了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经济性。而且PPP模式在项目完成并通过政府验收批准使用后, 社会投资主体才能取得收益, 政府还可以通过合同约定不定期调整控制项目收益水平, 因此, 社会资本在遵守规范的前提下会尽可能提高建设效率和节约资金成本, 避免了传统项目建设模式中管理主体责任心不够强及项目成本控制缺乏约束的弊端。

3) 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经营效率。传统模式下公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经营由政府部门委托相关职能单位全权负责, 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 而这种垄断性造成了基础设施长期存在经营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采用PPP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模式的垄断性质, 形成公共交通产品供给的竞争局面, 有利于提高交通产品的整体服务质量。同时社会资本在PPP模式下会更多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问题, 在设计、施工、运营、养护等过程中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推行代建制、设计施工总承包等新的建设管理模式, 有利于提高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整体管理服务质量。

4) 有利于改善公路基础设施服务质量。规范的PPP模式与现行的业主负责制模式以及BT、BOT的最大区别是把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起来, 在此模式下能够将政府的发展规划、市场监管、公共管理职能与社会资本的管理效率、技术创新动力有机结合。交通主管部门摆脱了大量的微观管理事务, 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项目质量监管、运营服务水平监督等工作中, 更好地发挥宏观指导和过程监督作用。而社会资本在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管下, 为确保投资收益回报, 会更加注重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更主动地采用先进管理理念, 更积极地提高产品服务质量, 双方各取所需, 取长补短, 实现双赢。

3 对甘肃公路基础设施推广运用PPP模式的建议

1) 要加快角色转变。甘肃公路基础设施建设长期采用的是交通主管部门统一领导下的业主负责制建设模式, 业主作为项目法人全面负责基础设施项目的报批、招标和建设全过程管理, 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在PPP模式下, 交通主管部门、业主单位与社会投资主体在法律上属于对等地位, 双方是以PPP合同为基础的合作伙伴关系。交通主管部门及授权的实施机构应由过去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经营者, 转变为给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的监督者和合作者。在此过程中, 交通部门应积极强化契约意识、市场意识和大局意识, 对原有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建设管理体制、项目管理模式等进行改革创新, 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 主动适应PPP模式建设需要。

2) 要完善管理制度。PPP模式作为一种合同式的项目投资方式, 需要有一套完善的符合公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实际的法律制度体系, 使双方的谈判合作有章可循。同时, 由于公路基础设施项目一般周期长、投入大、环节多、回收慢, 合作过程中各种突发性事件和不可预知的风险因素较多, 交通部门应从项目的立项、设计、融资、运营、养护、管理等各个环节对双方的责任、义务、风险做出明确界定, 在保护双方利益的前提下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3) 要合理分担风险。风险分担是否合理是PPP项目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PPP模式下, 社会资本的主要目的是追求项目收益和回报率, 而政府部门更注重项目的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同时由于公路基础设施带有较强的公益性色彩, 国家对公路收费标准等有明确的政策约束, 社会资本的利润空间有限, 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亏损。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篇9

随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 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 这些研究都局限在对组织自身的研究上, 对于那些创立组织, 并在组织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农村经济精英的关注却未能纳入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视野。事实上, 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关键成员, 通常也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起者或领导者。他们在组织中的核心地位来自个人的社会资本, 主要是其技术知识、管理能力、财富和社会关系网。与普通成员相比, 他们无论是在最初的组织发起、制度订立, 还是日常的管理决策中都有着突出的影响力, 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经济精英的社会资本获取

农村经济精英是客观地存在于农村社会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 这些人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 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精英, 是因为他们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社会资本”。

所谓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该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 社会资本的构成主要包括社会网络 (即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信任等内容。

总体上说, 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种圈子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复杂的圈子系统中, 包括血缘圈子、姻缘圈子、学缘 (战友) 圈子。虽然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之中, 但各自地位却有不同, 精英与能人往往出在网络的核心地位, 不仅信誉、人缘好, 而且调动网络的能量大, 而且与外界的网络有着别人所没有的联系。这种能量一旦被某个人物吸收或继承下来, 就必然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而成为农村社会的精英分子。

二是财富支撑的信任和威望。在农村社会, 一个人是否有号召力、影响力, 能否成为圈子的核心人物,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其财富占有量的多少。在资本积累过程中, 总会有一部分人凭借自己的本事率先富裕起来。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 其能力、信任度、威望等等也随之树立起来。

三是由技能而产生的信任和网络。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农村经济精英, 除了有社会网络关系和财富外, 其本身必然拥有一项或几项致富的技能和本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农村一部分有知识、踏实肯干的人纷纷走出村庄, 到城市打工, 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技能后回村从事各种行业, 在村里走上了先富的道路, 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自身的技能, 以及由此获得的经济上的实力。

二、社会资本与农村经济精英的财富积累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总是期望自身的资本在市场中得到回报, 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资本的属性决定的, 也是经济精英的普遍心理。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在自己从事的经济活动领域获得的成功, 都有社会资本在发挥着作用, 影响着这些精英们的行为。并且, 通过组建农村经济组织, 使自身的社会资本得以增值, 为他们走向核心精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农村经济精英来说, 社会资本可以为其经济实力的壮大带来一系列的利益。

首先, 它弥补了致富资金的不足。精英分子能够发展到壮大,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他们有着由各种社会关系构筑起来的社会网络的支持, 使得他能够获得足以保障起步和发展的原始资本。换言之, 精英分子的经济资本的获得, 取决于他的社会资本的雄厚。这也恰恰是一般人所无法实现的。

其次, 它提供了致富的关键信息和技术。精英分子的成功, 是其广泛的社会网络提供的充分的、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带来的。而这些信息和技术的获得, 又归功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量。

再次, 保障了营销网络的畅通。保障购销渠道畅通无阻的关键, 就是营销网络。营销网络是由人组成的, 是无数个个体构筑起来的庞大网络系统。社会资本的核心概念就是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 是可供人们可持续利用的具有存在和理性的丰富的资源。

在社会资本为农村经济精英提供了诸如资金、信息和技术、营销网络等发展条件, 为今后壮大经济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 也正是由于社会资本的作用, 才能够使那些头脑灵活、能力突出、思想开放、有一定魄力的农民, 率先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而成为经济精英。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社会资本, 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和增值。反过来, 他们又要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 去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

三、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增值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完全靠个人的才华, 而重在整合资源的能力。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精英, 多年的打拼使他们深深感到, 在市场和政府权威失灵的背景下, 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在市场中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必须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才能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 一些精英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协会。

在调查中, 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动机, 总结起来, 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 抵御市场风险, 谋求更大经济效益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开展专业化合作, 可以使单个农民获得协作的生产力, 形成足以抗击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竞争力, 从而使单家独户进入市场的弱势地位得以改变, 解决农民进入市场的难题。既可以让村民受益, 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可支配资源, 为获取更大的利益创造条件。

(二) 谋取政治权益, 寻求政治保护

新崛起的经济精英阶层, 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社会资本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 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 因而对政治权力有着强烈的需求。而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为将来走向政治精英积累足够的资本。

(三) 奉献农村公益事业的价值取向

一部分农村经济精英出于对农村公益事业的关心而积极参与其中, 通过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农民的支持, 支配集中起来的资金, 带领农民改造家乡的落后面貌, 为造福家乡人民做出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牺牲。

通过创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一部分经济精英分子利用自己的财富、社会资本、威望以及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逐渐确立起自己的核心地位, 为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他们之所以要在致富后, 承担起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任,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求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农村社会中的富有阶层。他们在当地不仅在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 而且在社会生活领域又扮演着农民利益的保护神和意见领袖的角色。

农村经济精英大都属于农村社会中见多识广、受过“良好教育”、有思想的现代农民, 加之在经济领域的支配力, 对诸如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财务公开、政务公开等涉及民众利益的活动有强烈的要求, 更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于是, 很容易将本人的意见和要求, 通过游说、拉拢等途径来干扰和“引导”群体的认同, 而形成群体意愿和选择, 又能将农民无力表达的意见和要求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使之得以顺利地进入到决策层, 使农村经济精英既是农民利益的保护者, 又是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不仅为农民利益进行保护和代言, 而且在农村公益事业领域也充当主要力量。

当前, 兴办村级公益事业的突出问题是资金短缺。受资金短缺的限制, 很多农村公益事业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很难落实到行动上。但, 正是个别村中存在着精英分子, 才能通过雄厚的社会关系网络、资金和各种途径弥补政府在公益事业职能上的缺位, 改变本村的面貌, 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正是因为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有着较好地群众基础, 又富有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 自然也就成了农民心目中的核心。由此就使得这些精英的意见能够左右和影响村民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也才能够顺利地将农民的朴素的愿望变为现实。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带领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 也在思想观念上给农民以影响。

通过创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将农民组织起来, 又通过为村民办公益事业、维护农民利益、做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的核心地位最终确立起来。对于经济精英来说, 最终他们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

一种是成为农村的政治精英。农民在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的支配下, 对农村两委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更愿意通过民主的程序, 将能够代表自身利益和愿望的那些“意见领袖”选举上来,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民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 农村经济精英凭借自身和协会的财力优势、在经营过程中得到的信任、支持、威望, 开始向体制内的权力机构发起挑战。同时在村内公益事业、执行政策或命令的行为选择、土地的承包租赁和征占等方面, 起到了体制外监督的作用, 而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也逐渐地获得了更多村民的拥护和信任, 自然会在民主选举中胜出而成为新的民选政治精英。

另一种可能是成为不良势力的代表。一些无法成为政治精英的经济精英, 很可能会利用手中的经济支配权而逐渐扩大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他们一方面通过经济诱惑来腐蚀乡镇领导干部和村党支部及村委会, 并逐渐拥有实际的管理权, 使村级组织成为其影子政权;还有的利用人多势众, 用自己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 来胁迫村级干部, 使一些村级干部在威胁和利诱面前, 放弃了原则和权利, 而成为这些不良势力的幕后帮凶。另一方面, 一些具有不良势力倾向的农村经济精英, 通过收买、贿赂、恐吓威胁等手段, 把自己的心腹或手下安插到乡村政权当中, 通过对他们的控制间接地控制乡村政权, 为自己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披上一层合情、合理、合法的外衣, 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当然, 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可能, 并非必然。但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美) 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 (美) 罗伯特.帕特南著;王列, 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M].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冷明权, 张智勇.经济社团的理论与案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4]、张鸣, 孙艳红.政府的作为与民间社会的成长[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 .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篇10

1 文献回顾

1.1 技术创新能力

自20世纪初约瑟夫·熊彼特提出技术创新以来, 技术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较大发展, 然而技术创新能力则由于包含因素众多而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技术创新能力作了解释, 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⑴基于能力构成的观点

Larry (1981) 从能力构成的角度给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下了定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组织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技术与信息的获得能力的综合[1];Meyer和Utterback (1993) 认为企业技术核心能力是企业研究开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的系统整合;官建成 (2002) 则指出这些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资产或资源, 包括:学习能力、研究开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组织创新能力和战略计划能力[2]。

⑵基于创新过程的观点

Subramaniam (2005) 将创新能力分为渐进式创新能力 (incrementalinnovativecapabilities) 和根本性创新能力 (radical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3];Marqués (2006) 在研究创新对智力资本的影响时, 则将企业创新能力分为熊彼特能力 (Schumpeteriancompetences) 和持续改进能力 (continuousimprovementcompetences) [4]。这两种定义都侧重于创新过程, 分类依据是创新过程的激进程度。

⑶基于能力来源的观点

Sher (2005) 在研究台湾半导体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簇 (R&D clustering)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 指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来源有内外之分, 将其划分为内生创新能力和外生创新连接两类[5]。与Sher的研究类似, Zhao (2005) 研究了新加坡制造企业技术来源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并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划分为从属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6]。

本文认为第三类观点更为合理, 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它涉及到了企业外部资源的获取和利用, 更符合处于快速变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对技术合作的需求。本文以Sher和Zhao所作研究为基础, 结合我国自主创新理论及实证研究的现状, 依据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是否具有主导地位, 将企业技术创新划分为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两类。

自主创新是指企业处于主导地位的创新行为, 具有以下特定内涵: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7]。对应的创新能力可以视为自主创新能力, 强调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的主导作用。合作创新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或机构凭借各自技术力量合作实施的创新, 企业在合作创新关系中处于对等地位或者从属地位, 对应的创新能力可以视为合作创新能力。

1.2 社会资本

早期的社会资本研究侧重个人层面, 随着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的发展, 组织社会资本逐渐成为管理学界研究的热点。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内涵始终没有统一的观点, 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社会资本所包含的内容。在众多定义中, 认同度较高的是社会资本资源观,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 是实际和潜在资源的总和, 它嵌入于、源自、可通过社会组织占有的关系网络利用资源[8]。

社会资本具有很多不同的属性, 因而研究角度呈现出多样性。边燕杰等人 (2000) 研究了我国企业社会资本及其功效, 指出企业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是一种社会资本, 而且对其经营绩效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Nahapiet和Ghoshal (1998) 从结构维、关系维和认知维三个方面研究了社会资本对组织利益的影响。结构维涉及社会系统和整个关系网络的所有权, 描述了企业间连接的非个人布局, 结构维度最重要的方面是行为者间网络联系的存在与否;关系维描述人们 (组织) 通过历史的交互作用与他人 (组织) 发展起来的个体关系的种类, 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强度;认知维指那些提供共同叙事、共同理解和共同意图的资源[8], 反映了关系双方共同的经历、相互的理解以及对各自意图的认知。这三个维度更加全面地解释了社会资本的构成。

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已经非常丰富, 然而, 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并不多见, 学者们已经意识到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国外已开始出现特定行业内的实证研究, 而国内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社会资本各维度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如何, 影响路径是否与国外的研究结论一致, 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3 合作

合作指双方共同努力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意愿, 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各方资源互补, 各自都能为合作提供独有的资源, 这种互补、互相依赖是合作关系能够维持的基础。在之前的研究中, 企业–供应商关系研究比较深入的分析了企业的合作行为。已有的研究表明, 企业与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促进企业间的合作, 企业与供应商间的关系与合作交易具有相关关系, 合作行为对企业的利润绩效有一定的积极影响[9]。Emberson (2006) 采用了纵向研究方法分析了企业–供应商协作关系, 认为环境、协作关系实践对组织行为影响较大[10]。

2 假设提出与模型构建

Nahapiet和Ghoshal (1998) 所做的研究实际上将原有的社会资本定义广义和普遍化了, 将属于整体组织的心理认同、组织内各类连带的网络关系、以及透过网络、规范、认同建立的信任都纳入社会资本的范围内。通过文献回顾, 本文总结了众多学者基于Nahapiet模型的社会资本度量构面。结构维常用的度量维度主要有信息共享、连接数量、联系频繁程度、联系密切程度、关系长度;关系维常用的度量维度主要有信任与值得信赖、规范与制裁、义务与期望、一致性与认同和信守承诺;认知维常用的度量维度主要有共同语言、共有编码、相似的价值观、共有叙事。本文从中选取使用频率较高且符合我国企业实际的要素, 用以度量企业的社会资本, 各要素的定义见表1。

2.1 理论模型

社会资本是企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加强与合作者的关系[11]。企业具有的网络属性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源, 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能够借助结构洞在信息获取和控制方面有所受益[12], 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 其他组织在寻求合作者时会首先考虑处于重要网络位置的企业。微观层面上, 企业内部管理中的信任和交流以及共同的叙事框架能够减少管理成本, 如果无法创造一个有助于产生信任和承诺的内部环境, 企业将无法获得来自合作及联合作业的利益。中观层面上, 企业与合作者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 以及彼此之间有效沟通和高水平的信息共享,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合作中的分歧, 合作各方在合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值得信任和信守承诺以及以往的合作经历能够减少监督行为, 共有编码和语言的存在以及对合作目标的相互理解能够有效降低合作过程中的交换成本, 提高合作效率并改善合作效果。

合作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 技术合作在国外企业界得到广泛应用, 已经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强大催化剂[13]。技术合作可以降低研发难度, 缩短研发周期, 加快新技术商业化的进程。企业在合作过程中获得或创造的新知识、新技术会在之后的生产、研发中不断的具体化、丰富化, 而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则会进一步将新技术、新知识固化为企业的无形资本, 增加企业技术知识存量。从而, 企业的合作行为可能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积极影响, 可以为企业后续的自主创新或者合作创新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此外, 在已有的企业–供应商关系研究中, 双方关系对合作以及合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已经得到了部分证实。企业–供应商关系是企业的社会关系之一, 是企业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 因而, 本文认为企业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合作也可能有类似的影响, 故此, 将合作作为企业社会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关系模型的中介变量。

在已有的社会资本研究中,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创新活动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Tsai (1998) 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企业结构维社会资本、关系维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活动有间接的正向影响, 而认知维社会资本的作用则不显著[14]。Landry (2002) 认为创新并非不连续的事件, 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他将创新视为一个两阶段决策过程:决策是否创新以及决定创新的激进程度, 研究了结构性社会资本 (商业网络资产、信息网络资产、学术研究网络资产、参与资产和关系资产) 、关系性社会资本 (相互信任) 对创新两个阶段的影响, 其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资产对第一阶段有较强影响, 增加了企业创新的可能性, 学术研究网络资产是对第二阶段影响最大的因素, 而关系资产则对两个阶段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5]。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构建企业社会资本——技术创新能力理论模型如图1。

2.2 社会资本与合作

2.2.1 结构维社会资本对合作的影响分析。

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是指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结模式, 描述了企业在所属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 关注的焦点是社会行为主体认识谁以及如何认识和接触到他们[8], 使用较多的测量维度是信息共享、网络属性。信息共享是企业间无形资源的共享, 是企业间交流共享最重要的一部分, 高水平的信息共享程度显示了企业合作的诚意, 能够增强企业现有合作者以及潜在合作者进一步合作的意愿。Burt (1997) 认为在社会网络中拥有结构洞的行为者可以直接获得两种优势:信息获取和控制, 这表明, 如果企业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 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较好的位置, 则能够获得更多的合作信息, 更好的把握合作机会, 企业借助网络位置优势控制或影响其他组织的行为, 使合作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因此, 提出如下假设:

H1:结构维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合作行为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2.2.2 关系维社会资本对合作的影响分析。

企业的关系维社会资本是指通过历史的交互作用与其他外部组织发展起来的关系[8]。信任是关系维社会资本中最为重要的构面,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管理学领域众多学者的认同。信任能促进伙伴间正确、及时、有效的沟通进而排除合作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对合作具有显著影响, 使企业更能好的把握创新机会。企业间只有存在信任才能提供合作的物质激励, 并减少不确定性, 同时, 企业所表现出来的值得信赖和信守承诺, 会提高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声誉,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一个社会行为主体在社会网络中打造的声誉对其他行为主体而言是重要的信息, 一个更值得信赖的行为主体更有可能成为受其他行为主体欢迎的合作伙伴。企业值得信赖的水平对企业的资源交换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由此可见, 高水平的信任可能有助于技术和知识的引进, 同时企业所表现出的对以往承诺的及时履行可能会增加企业与其他组织结成同盟的机会, 提高合作的成功率。因而, 提出如下假设:

H2:关系维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合作行为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2.2.3 认知维社会资本对合作的影响分析。

认知维社会资本的定义可以追溯于Uphoff (1996) , 他将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分解为“结构性 (Structual) 社会资本”和“认知性 (Cognitive) 社会资本”, 其中, 认知性社会资本源于共同的规范、价值观、态度与信仰, 引导人们走向共同受益的集体行动, 它反映的是人们的想法与感觉。认知维社会资本常用的测量维度有共同语言与编码、相似的价值观以及对共同目标的相互理解。Nahapiet和Ghoshal (1998) 指出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的共同语言会提高他们接近他人及信息的能力, 如果他们的语言和编码存在差异, 则会导致彼此分离及限制他们接近的机会[8]。这一观点对企业与外部组织间的合作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企业和其合作者可能具有不同的行业背景, 双方的合作必须建立在有效沟通的基础之上, 有效沟通离不开共同的语言和共有的编码, 共同语言和编码应该能够促进双方的合作, 降低合作难度。高水平的认知维社会资本会增加企业与外部组织合作的可能性, 减少合作中的分歧。故而, 提出假设如下:

H3:认知维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合作行为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2.3 合作与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从根本上说是合作的成就[3], 合作对利润绩效有积极影响, 而合作过程中发生的资源交换与组合对其创新活动有正向影响[14]。畅通的国际国内合作是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外部组织引进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造成为企业吸收新知识的重要途径。基于合作关系的技术来源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积极影响, 企业通过合作从外部获取的知识, 经过吸收和转化, 可以固化为自身的知识。随着企业知识存量的增加, 可能会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 从而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企业的创新实践活动表明, 企业通过技术合作获得的先进制造技术或设备可以为企业带来新产品财务绩效的改善, 而通过技术合作获得的研发技术或设备则会提升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 可以更容易的实现产品或工艺上的创新, 缩短创新周期, 提高创新成功率。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4a:企业的合作行为对其自主创新能力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H4b:企业的合作行为对其合作创新能力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2.4 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的自主创新并非无中生有, 而是以行业内原有的知识为基础的。企业丰富的社会资本会增加知识获取的来源, 提高企业知识获取的程度, 而共同的语言及编码的存在, 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引进的难度, 强化技术和知识的吸收、内化。Burt (1992) 的结构洞观点认为, 行为主体可以占据其他未连接节点之间被称为结构洞的位置在网络中获取稀缺资源, 而其他行为主体只有通过他才能获取相应的资源[12]。对企业而言, 一方面处于自身构建网络的核心位置, 占据了网络的结构洞, 可以享用网络中的各种资源来满足企业创新的需要, 另一方面还处于其他网络的从属位置, 虽不能像利用自身网络那样获取充足的资源, 但仍可以通过处于其他网络结构洞的企业获取对自身创新有用的资源。因此, 企业与拥有独特资源的外部组织的关系越强, 即企业的社会资本越丰富, 企业就越容易获得创新所需的外部资源, 而企业与外部组织之间存在的信任、承诺和共同语言可以提高获取创新资源的效率。因而, 企业的社会资本存量与企业自主创新可能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故而提出如下假设:

H5a:结构维社会资本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H5b:关系维社会资本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H5c:认知维社会资本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企业通过合作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动机在于企业难以单独完成研发或者成本过高, 企业需要有相同意愿或者拥有独特资源的组织共同完成创新, 在各自核心能力的基础上合作产生新的核心能力。企业与外部组织结成合作关系的成功率, 以及合作的效率和效果可以视为企业合作创新能力的外在体现。基于市场的、基于供应链的和基于合作关系的技术来源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积极影响[6], 企业还可以通过技术战略联盟或者并购获取外部创新能力, 表明企业可以通过与外部组织的关系, 借助企业的社会资本获得技术创新能力。区域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 是区域创新网络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对企业而言, 丰富的社会资本可能有助于企业与外部组织结成创新联盟或网络, 并能够提高该网络的创新效率。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a:结构维社会资本对企业合作创新能力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H6b:关系维社会资本对企业合作创新能力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H6c:认知维社会资本对企业合作创新能力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2.5 假设模型

基于以上论述, 本文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对其合作行为有积极的影响, 并通过合作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同时, 企业的社会资本对其技术创新能力可能存在直接影响, 故而, 本文构建的企业社会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假设模型如图2。

3 结语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篇11

在中国, “社会组织”一直被颇具中国特色的词语“民间组织”所替代, 直到民政部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决定开始启用“社会组织”这一新的概念。在中国, “社会组织的主体是由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三类组织”[1]。社会组织既具有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的某些特征, 又具有中国特定的国情和制度赋予的特点。主要有:不以营利为目的;有特定的使命与目标;不同于政府机构和市场组织;其行为不是追求剩余利润的分配, 而是为了完成其特定使命。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共同已构成当今社会三大支柱,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伤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发挥着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独特作用, 形成与政府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合力。可见, 当前研究和借鉴国外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经验, 对中国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反映群众诉求、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将对搭建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平台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从而也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组织体系起到启示作用。

经验一: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形式的多样化

应该说, 在许多情况下, 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合作治理能够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的问题提供好的解决方案。当前, 随着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的深入, 双方合作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 其合作方式主要有:购买服务、授权委托及政策引导等。

1. 购买服务。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是指政府将原来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 通过公开招标或直接拨款等方式, 交给有资质的社会服务组织, 规定其服务的内容、范围和要求, 并最终根据中标的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来支付其服务费用。在发达国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机制。政府在符合购买服务程序与方式前提下, 遵循物有所值、鼓励竞争和效率效益、合乎职业道德等基本原则的情况下, 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其购买服务的领域主要有市政服务、社区公共服务、非基础性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行业性公共服务、技术性与中立性公共服务以及其他适宜向市场购买的服务。同时, 还设立了包括对社会组织与对政府相关部门监督的购买服务的监督机制, 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对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的监督。政府对购买服务过程实施动态管理与动态监督方法, 实现对社会组织进行动态保护与动态监督, 并进行服务评审, 保证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资金使用的有效性。政府购买服务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公共服务, 降低政府社会治理成本,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社会组织实现组织理念, 并获取自身运作必需的资源。

2.授权委托。授权委托是指社会组织通过获得政府授权、接受政府的委托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 而政府并不出钱购买公共服务, 而是由使用者付费。其运行方式是“政府发布相关公告, 非营利组织提交材料, 通过对提交申请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审核, 政府授权其中符合要求的非营利组织提供某项服务, 费用由服务的受用者 (一般是民众) 向非营利组织支付”[2]。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 若使用者支付的费用难以维持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转, 差额多由政府补贴。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助有两种主要方式:直接给予资金支持和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间接给予援助。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社会服务委员会受州政府委托为组织、政府、公众及其他机关提供独立的、负责任的建议与信息, 并向受用者收取费用;但该委员会资金运转一直不畅, 因而每年不得不向政府申请拨款以维持正常运转。“根据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比较项目研究, 在39个有可靠数据支持的国家中, 非营利组织收入中政府资助与慈善捐赠的比例是2∶1 (分别为36%∶15%) ”[3]。如德国社会组织收入的64%来自政府, 澳大利亚社会组织收入的31%来自于政府。

3.政策引导。政策引导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或与社会组织签订合作协议, 实现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支持, 最终达到解决社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与公平正义, 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发展之目的。社会组织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是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新形式。社会组织的公共政策参与, 就是其通过各种合法的组织途径, 向政府转达民众利益诉求, 或提出各种政策意见和建议, 协助政府改进公共政策, 以保证政策制定符合广大民众的最大利益, 并确保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偏离预定轨道, 以期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一般来说, 社会组织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主要有建设性提议、参与式合作与利益诉求三种形式, 并开始出现制度化倾向。如政府通过改革税法、减免社会组织税负等;同时,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 作为双方下一步合作的指导方针。可见, 社会组织不仅是服务提供者, 而且还是社会协同者、宣传者, 收集与反馈信息, 协助政府发展政策, 及时反映民心与评估政府政策, 双方寻求合作, 形成社会公共服务合力。

经验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具有实践典型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范围不断扩大, 合作形式不断拓展, 取得了较多的合作实践成果。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的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部门签署的合作协议。1998年11月, 英国中央政府和全英慈善与社区中心共同签署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协议———“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关系协定” (COMPACT) 。“COMPACT是英国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一项指导协议, 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以达到互益的效果。”[4]它在黑人与少数民族志愿组织、政府采购、志愿活动、咨询和政策评估、社区等方面确立了合作原则和适度放宽了一些政府补助的政策限制。协议签署后, 由地方政府和全英慈善组织与社区中心签署的地方版COMPACT也相继问世。2001年, 英国的1/3地方实行了这一协议, 到2004年, 英国地方政府都实行了这一协议。

2001年12月, 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正式签署“加拿大政府与志愿部门协议” (ACCORD) 。2003年12月, 又签订了《良好实践准则》, 在一个较为实际的层面上, 将ACCORD带进社会生活, 使之成为协调各部门工作的方式。这是英国COMPACT迅速在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的结果。ACCORD提出双方在遵循独立性、相互依赖、对话、合作与协作、对加拿大负责等原则前提下, 规定了合作双方的民主、活跃的公民意识、平等、多样性、包容性、社会公平等价值理念。同时, ACCORD也产生了自己一套完善的运行机制及其监督与评估机制。从而保证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一切行为都应当本着对加拿大负责态度, 平等享有参与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权利。

2010年3月17日,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代表联邦政府在议会正式签署“全国性协议———携手合作” (National Compact) 。此后, 政府与社会组织在该合作协议框架内建立多方面、多领域、多角度的全面合作关系。National Compact的内容主要是由共同的使命、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志向等方面构成, 并确定了合作双方的原则和各自的责任, 合作双方将携手共同努力全面推进社会、文化、公民、经济和环境的发展, 提升澳大利亚公民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首先,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在其本国的社会组织比较发达, 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也是三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签署合作协议的基础。其次, 签署合作协议是一个双方情愿的事情, 并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谈判过程, COMPACT、ACCORD、National Compact的签署分别经历了十年、六年和四年。再次, 合作协议的内容上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最后, 在实施机制上, 三国合作协议总体差别不大, “都是由政府代表与非营利部门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委员会或小组负责协调工作;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方面均设立一套领导机构;都设立了监督机构, 负责协议的顺利实施和处理纠纷”[2]。

经验三: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管理途径的多样化

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实质就在于规范社会组织的活动, 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和公共利益。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合作治理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 社会组织成为合作治理的重要伙伴,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途径逐渐发展为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三种途径并存的格局实现其管理目标。“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管理不再是目的, 而是手段, 目的是为了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促进社会的合作治理。”[2]

1. 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手段。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 是伴随着现代法治精神的产生而出现的, 是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法律代表理性、规范、权威、稳定和连续等特点, 这就便于更好地管理社会组织。目前, 法律手段已成为各国社会组织管理的一条基本途径。运用法律手段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 一方面赋予社会组织合法性与独立性,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手段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制定专门法, 如1901年法国颁布实施了《非营利社会社团法》;二是制定其他法律法规, 有些国家, 如美国、英国、瑞士等, 并未就社会组织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 它们只是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对其做出相应的规范, 其中瑞士在《民法典》中就社会组织写出一章做出规定;三是二者兼有之, 即部分国家对社会组织既制定专门法, 又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也作相关事宜规定, 这也是未来社会组织发展趋势, 如1998年日本制定社会组织的专门性法律———《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 而《民法典》等中的部分章节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成立及税收等方面也做出规定。

2. 社会组织管理的经济手段。目前, 国外社会组织管理的经济手段主要有筹资、税收和营利禁止, 而且这些手段往往又是借助于法律法规形式表现出来。国外社会组织经费来源是多元性的, 主要有捐赠 (包括个人、企业和国外的捐赠) 、政府资助、服务收费。一般情况下, 只要社会组织的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在法律规定范围内, 国家就不干涉, 而只是通过对主体资格和筹资方式进行明确界定和限制, 实现对其管理。“税收是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最有效工具。”[5]国外尤其是税收制度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 为了鼓励和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它们从税法方面对捐赠人和社会组织及其不同类型的活动作了税收优惠的制度安排。社会组织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社会组织自身的税收优惠, 另一个是对企业和个人公益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目前国际上对社会组织的首要分类原则就是从税法的角度, 因其与税收优惠政策的关联度不同, 把非营利组织分为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和互益性非营利组织, 同时也区分为公益活动与商业活动、捐赠活动与赞助活动、国内组织与境外组织。”[2]因而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类型的不同, 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标准有利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 势必激发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的积极性, 势必激发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 从而推动社会组织在社会中发挥较大作用, 更多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满足人民多元化需求。另外, 世界各国对社会组织营利禁止的态度不一, 主要是因社会组织服务于社会与资金短缺之间存在矛盾。但多数国家都认为只要社会组织在遵守纪律法规的范围内, 以收入用途为标准, 即社会组织经济活动所得应用于社会组织的目的, 实现公益宗旨的活动当中, 就是可行的。

3. 社会组织管理的行政手段。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行政手段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组织的设立与运作等两方面进行的。因此, 行政管理主要包括登记管理和日常管理两方面。登记既是社会组织通过一定形式取得社会承认、得到法律保护, 又是政府对其监管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就是指政府设置其进入门槛, 包括设立资质、组织类型、规模、人员、资金及组织使命等, 政府对这些门槛的调节达到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这种制度源于英国。同时, 我们知道, 公信力是社会组织赢得组织声誉和维护免税地位, 吸引志愿者、获取社会资助和财政支持以及实现组织终极目标的必要前提。这靠的是社会组织正常的日常运作与管理, 而监管是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的关键。从监管主体看, 国际社会关于社会组织监管体系的构成一般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政府监管, 二是社会监督, 三是作为互律的行业监督。政府监管主要通过强化报告制度、年度报告制度及对社会组织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等多样化监管手段;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信息披露制度、捐赠者监督与舆论监督等手段;行业监督要通过组建同业组织、制定行业标准、加强评估与认证、强化社会组织内部的人员、财务、信息化、组织自律建设等多样化监管。因此, 通过建立不同层次、多元化的监管机制, 用以保证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 增加其透明度, 保证其规范操作, 从而提高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经验四: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具有启示性

纵观世界各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关系, 总结公共服务供给多样化模式, 我们可以发现若干经验与启示。

1.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趋势加强。大量的国际性证据表明, 随着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需要社会组织的帮助来解决它们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其他有关问题, 世界范围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趋势在不断增加, 并呈现出多样的合作方式。在中国, “现实中各级党委政府、各个部门对社会组织的认识是复杂的、矛盾的、敏感的甚至是歧视的。有的轻视社会组织, 认为可有可无;有的否定社会组织, 存在担忧、防范和限制心理, 有用个别负面典型否定整个体系的倾向;有的担心社会组织, 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会分化社会利益、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有的敌视社会组织, 认为应坚决予以遏制。也有些美化社会组织, 对社会组织尤其是非法组织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6]。因此, 对于社会组织, 我们应当尽快更新理念, 做到放心, 应该对其思想认识上重视、信任和接受, 政治上认可, 政策上支持, 体制上吸纳, 引导其在党和政府、民众需要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 限制其消极影响, 不断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真正把社会组织发展成为党和政府放心, 人民满意的可靠力量, 以期有效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 给民众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产品。

2.拓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平台与制度化。从国际上的发展趋势看,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授权委托和政策引导, 是国外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三大平台。在中国, 公共服务供给主要还是由政府承担, 尽管不少地方已探索购买服务, 但目前政府购买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企业, 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主体的地位往往被忽视, 处于不对等地位;同时, 对于社会组织参与政策发展方面也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 一方面是因社会组织的政策建议角色未扮演好, 另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上, 社会组织还缺乏参与政策发展的常规途径。因此, 我们要不断拓宽社会组织参与购买服务的途径, 明确地将其纳入公共服务购买的对象, 同时, 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购买竞争提供公平公正的政策环境, 并推进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政策发展, 寻求与政府合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真正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让渡空间, 最终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建设服务型政府。

3. 创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良好体制、机制环境。应当说, 中国的社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截至2009年, 在民政部所属各级登记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累计总数达43.1万个, 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伤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544.7万人, 形成固定资产1 030亿元, 接收社会捐赠440.7亿元。但从国际比较看, 目前中国现有的社会组织总量还不够大, 服务领域还不够宽, 远远低于萨拉蒙等人进行比较研究的世界上42个国家社会组织的平均规模, 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民众的社会需求。因此,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 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 “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 扶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7]。为此, 我们应当管理创新, 进一步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和发展空间, 调整登记管理制度, 放宽准入门槛, 让更多社会组织成为合法独立实体, 促进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功能发挥;建立社会组织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体系, 进一步落实个人、企业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优惠政策等;建立健全政府配套扶持政策, 健全社会组织的财务制度、职称评定、岗位培训、社会保障、人事管理和信息化管理等一系列制度政策;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治理结构与管理合作创新;加强社会组织高素质人才队伍与日常管理建设, 推动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4. 重视加快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与发展步伐。社会组织得以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参与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弥补政府和企业不足方面有独特的功能。但从我们的调查来看, 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发育尚不成熟,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功能的发挥。因此, 可根据实际情况, 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经验, 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规范其内部治理, 提高组织自身能力, 加快中国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步伐。

一是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是强化社会组织自律机制的前提。社会组织治理结构的构建要以组织价值目标为主旨, 内容包括组织结构的设置和运行规范。机构设置应有权力机关 (成员大会) 、执行管理 (理事会或董事会) 和运营决策机关以及监察机关;运行规范上, 三大机关之间应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运转协调和决策科学的统一机制, 并依照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等予以制度化;同时还应接受外在的监督。这样使得社会组织能够做到组织独立、运作协调、监督有效、正常运转。二是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当前, 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现有国情和社会组织管理特点, 完善人事管理公共政策, 另一方面要提高和保障社会组织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一方面要重视社会组织人才工作, 树立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职业化建设目标。在目前现有条件下, 社会组织内部坚持社会化、职业化的人员管理原则, 提高服务素质, 提升组织声誉, 扩展服务对象, 增加服务性收入, 增强员工认同感与归属感, 吸收储备人才;同时, 完善包括薪酬、招聘、福利、培训等一系列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发挥人力资源的积极性、创造性,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三是健全社会组织财务管理制度。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有效的财务管理可以提高社会组织的资金整合能力和社会公信力, 促进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组织对财务管理重视程度不高, 曾出现诸如“牙防组事件”、“胡曼莉事件”等, 凸显出财务管理方面的混乱状况。因此, 我们应该重视社会组织财务管理的规范性, 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科学合理的预算制度以及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 寻求在满足公益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提高自身社会公信力。四是提高社会组织信息化管理水平。目前, 我们应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 提高社会组织工作效率, 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在人员上, 实现信息化部门和人员的组建;在管理上, 运用信息技术改造公益运作流程, 实现组织的网络化;在运用领域, 广泛应用于社会组织决策、筹资、营销、服务和信息共享等各个环节。这样一来, 定将迎来E-NPO即电子非营利组织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王名, 刘求实.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J].中国非营利评论, 2007, (1) .

[2]廖鸿, 石国亮, 朱晓红.国外非营利组织管理创新与启示[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1:21-119.

[3]王浦劬, [美]莱斯特.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203.

[4]The UK Voluntary Sector Almanac 2006:The 2006 State of the Sector, 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5][美]贝奇.布查特.阿德勒.美国慈善指南[M].NPO信息咨询中心,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

[6]孙伟林.新概括新论述新要求——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社会组织论述学习心得[J].社团管理研究, 2010,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