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政府-社会

市场-政府-社会（精选12篇）

市场-政府-社会 篇1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要求政府必须处理好于社会、政府的关系, 全球经济的发展大大释放了社会、市场的力量, 客观上也要求这两种制度安排发挥作用, 以弥补政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特别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失灵”, 为此, 政府在放权于市场, 还权于社会, 收缩政府权能触角的同时, 必须提升政府能力, 成为一个强政府。强政府应该是一个有责任的政府、一个法治的政府, 一个有效的政府, 服务行政的理念贯穿于强政府的各个方面。

关键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强政府”模式

“强政府”目标蕴涵, 项目编号为QY200916。 (注:本文为结题成果论文)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应选择何种目标模式, 这是一个战略抉择。“强政府”模式是我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特别是在WTO体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释放了社会、市场的力量, “强政府”模式的构建要求我们必须以正确分析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 但从根本上说, “政府与市场其实都是人类为解决资源稀缺问题而设置的特定制度安排”[1]。因此,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进行政府职能目标模式战略决择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1) 政府与国内市场。政府在发展本国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主要限定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必须有效的推进国内市场的统一, 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 引导国内市场经济更加适合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 提高我国市场参与全球市场经济的竞争能力;二是政府应该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 依照各种法律和法规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 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三是政府应该向社会提供全面的服务,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 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培养并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 以及提供优质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 保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在环境。

(2) 政府与全球市场。政府与全球市场的关系不同于与国内市场的关系, 应主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全球化的推进, 使一国的国内市场逐渐延伸至全球, 中国政府能否处理好与国内市场的关系, 也将大大影响我国参与全球市场的能力;二是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 为一国政府与其它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处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三是全球化的推进, 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 使各国政府之间基于市场基础的经济协调进一步加强, 显现国内问题国际化, 国际问题国内化的现象;四是在处理与全球市场关系中, 必须加强各国国家政府在全球经济中步调的一致性, 一国政府成为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政策的倡议者而不是制定者, 这需要一系列的协调机制保障。

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来看, 社会先于政府而存在, 政府是基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而派生出来的, 其目标就是作为社会权力的被委托者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这里, 我们主要把握四种“政府—社会”关系模式。

一是强位政府-弱位社会模式。这种类型的国家一般政治统治功能强大, 社会管理职能相对萎缩, 社会自治程度不高;二是弱位政府-强位社会模式。在这种政体中, 缺乏有效的政府机构, 其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社会参与程度高, 社会自治混乱;三是强位政府-强位社会模式。在这种类型模式中, 一方面, 其政府机构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 社会力量及其组织化程度也相当高, 能够以强有力的地位与政府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对话;四是弱位政府-弱位社会模式。这种类型模式的特点主要是既缺乏强有力的政府, 又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整合机制, 市民社会发育程度较低, 强有力的社会力量难以形成。[2]

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上属于强位政府一弱位社会模式, 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使社会、市场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 社会利益的诉求主体日益多元化, 客观上需要一个强位社会, 以弥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真空;同时, 社会力量的释放, 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使社会利益整合的困难加剧, 另外, 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政府驾驭经济、社会问题风险的加大, 客观上也要求建立强位政府。

三、政府职能目标:“强政府”模式的特点

通过以上对经济全球化政府管理理念转变的思考, 和对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分析, 以及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思考:中国是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应把选择强位政府作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职能目标模式的首要选择。因此, 在把握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 “强政府”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 强政府是经济全球化下对“大社会、小政府”模式要求的理想政府目标模式, 应是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在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上, 强政府的权力运行已不再是传统的权力单向度的运行, 而是层层选择, 逐级授予的双向度运行。

(2) 强政府是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强政府更强调对社会成员的服务, 服务于社会成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同时, 强政府应是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府。

(3) 强政府是一个法治的政府。必须以法律的形式限制政府权力过度运用, 以法律的权威来铲除政府中权力恶性膨胀的毒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我们应该以法律作为政府与社会的界碑, 通过法律来让政府知道政府应该作什么, 不应该作什么。

(4) 强政府是一个有效的政府。强政府的构建, 必须基于政府管理理念转变。服务为核心的行政文化理念是构建有效政府的主题和灵魂。服务是政府的责任, 勇于承担起这种责任才算得上是有效的政府。

四、结语

综上所述, 经济全球化,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 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呼唤的是“强位政府-强位社会”类型的国家。两强模式的出现必然寄希望于强强联合, 特别是治理理论的要求, 使我们开始从“善治”这个角度进行把握, 要求政府与社会的强势合作, 以共同应对与化解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同时抓住机遇。所以,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 是一个政府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政府能力, 构建强位政府的过程, 也是一个政府还权于社会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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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双良等编著,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北京, 2003.136, 170-171, 115.

[3].吴爱明等编著,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4.6.

[4].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J].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5].彭向刚, 中国“入世”后政府的职能转变及行为调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7) .

[6].崔运武, 服务行政:理念及基本内涵[J].公共行政 (人大复印资料) , 2004.11.

市场-政府-社会 篇2

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制不同，中国必须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根深蒂固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为了稳定社会环境，政府就必须对体制转轨的模式、着力点与突破口、速度与力度等问题进行战略设计来推进市场现代化改革。

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并不意味着政府管的事情越来越少，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展开说即是两个过程的交汇：一是政府不断消解计划经济同志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合时宜的旧职能，其特点是收缩政府权限。二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针对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市场失灵”问题多而需要的干预。

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是深化政府经济职能改革的重要前提。任何行为本质上都是在人的观念指导下的产物，市场化改革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是在人的观念支配下进行，因此观念转变在转轨进程中是根本前提。

例如让那种“重管理、轻服务”、“重事前管理、轻过程管理”的政府治理经济的传统理念让位于“重服务、轻管理”和“重事后监管，轻过程干预”的“服务性政府”的新理念。山东的“政府提速”就是其中生动一例。

“政府提速，让我一年少交了2400元的管理费。”山东“政府提速热线”开通后，济南市民李培阳第一个打进电话来，诉说了自己两年来的经历。

李培阳2000年开办了一个非盈利性的“老年择偶广场”。按说，他只要到民政局办理民办非企业登记，不需要在工商局办理营业执照，但在政府“提速令”下达之前的两年，他却不得不按照市中区工商分局的要求，到该局办理了营业执照，每年分别高达1200元的工商和民政部门的管理费令他头痛不已。今年3月，当他像往年一样到市中区工商分局办理新的营业执照时，被明确告知不需办理营业执照，撤消手续前后用了不到10分钟。“高了几十倍”的工作效率，令李培阳感到惊奇不已。另外，民政部门也告诉他，以后也不再收取管理费。曾为此苦恼了许久的李培阳对此表示“很满意，很满意”。

２.加强法制建设。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政府应重视借助法律手段来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和环境。

今年6月29日，《政府采购法》施行后，“阳光采购”的概念不仅为更多公众所知，而且有了法律作为后盾。在我国政府采购规模逐年增长（今年预计达1000亿元）的同时，采购行为也纳入到严格的规范中去。

然而更多人关注的一部新法是《行政许可法》，因为不少人曾有这样的经历：从一个地方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要跑一二十个政府部门，盖上一二十个红彤彤的公章，甚至包括跑一个叫“粮油办公室”的地方，虽然粮油票早已经成为历史。开

办一个企业则更麻烦，有人曾因此需要盖上100多个公章，跑上一两年„„《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将彻底改变这种现象。“行政许可法草案体现了严格限制政府行政审批权限的原则，”担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的应松年教授对记者说：“行政许可法————规范政府行政审批权限的法律————将是迄今为止对老百姓影响最为广泛的法律，它的出台将会从体制上影响政府机关„„”

３.政企分开、政务公开。广大百姓对审批权繁多和“暗箱操作”深恶痛绝。改

变这一损害政府形象的重要措施是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彻底割断各级政府行政权力与市场利益之间的关系。政府及其他各部门决不能稿任何形式的创收。政务公开是政企分开的必然体现。

同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要认识到一点。最好的办法是降低国有经济的比

重和退出竞争性行业，但是这只能逐步地进行，如果像俄罗斯和东欧那样迅速的“私有化”，在中国的政治条件下，恐怕首先是各级官员利用权力和知识信息优势，形成“权贵私有化”，结果是“官僚资本”垄断和政治极端腐败，从而导致社会**。

４.改革政绩评价机制和提高公务员素质。目前之所以出现了许多有违价值规

律的短期行为和反市场的行政措施，很大原因是“上级压力”和“政绩冲动”。

其中举个颇为普遍的例子——要转变政府的会议工作模式。开会是研究问题、交流意见、部署工作、发布信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会议开得好，对沟通、宣传、部署工作有促进作用，如果将会议和现代信息系统结合起来，还可节省时、空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但在现实中，各级政府的会议太多，时间太长，有时规模太大，会议方式太落后。它不仅浪费了台上台下与会人员的时间，影响了行政工作效率，而且也浪费了财政经费，影响了合理的经常性支出。所以，有必要强调压缩政府会议，转变一般性会议模式, 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控制会议的制度。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政府的某些决策及其决策结果的公布，不一定要采取文山

会海的形式，而可以利用网络、新闻媒体和其他信息工具（电视、电话等）来进行。这既能提高政府决策和信息的透明度，加快人民知情的速度，又能降低行政工作的时空成本，减少费用开支，提高政府决策的效果，同时还可以使政府的一般性行政行为受到广泛监督和约束，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行政、司法腐败行为的发生。

简化政务工作程序，提高政务信息水平，使我们的政府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政

务管理能力的政府

现代政府管理要求决策科学化，而决策科学化主要依赖于人员、制度、决策程序和手段的现代化。这就要求在建立一个具有开放、创新、协同的政府体制的条件下，要求政府公务员队伍吸收更多的专家、知识分子，强化现有人员的培训、学习，运用科学方法改善政府决策程序，同时，也要求采用先进的办公方式，包括运用数字化和网络技术。为此，我们要加快政府部门信息化建设，打破政府内部门管理在时、空上的分割，使政务处理更为集约、快捷，建立一网式办公系统（政府机构各国职能部门的工作集中到一个网络平台上），不同政府部门协同工作，实现内、外网的工作流程整合，提高政府办公信息化、一体化水平，推进政府管理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由于与政府经济行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使得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成为一个关键环节。相信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政府会逐步成为一个高效、廉洁、人民满意的政府。

汉语言文学1班

市场-政府-社会 篇3

[关键词] 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 经济法 社会中间层主体

社会和谐和稳定的首要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多年计划经济弊端影响犹在。政府职责定位不清，职能越位、缺位，结果导致市场秩序混乱、经济结构失调。因此，市场与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界限时有错位，市场与政的良性互动远未形成。

一、市场机制的缺陷与政府规制的失效

政府直接管制与市场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配置两种方式，都有各自的适用条件，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1．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分散的经济决策者，在市场中自由竞争，根据市场价格自主决定资源的配置。但竞争的优胜劣汰却会使市场主体之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垄断与限制竞争就随之产生。

单个的市场主体在对自身利益无限追求的同时，极易对他人、社会利益造成影响，而这种影响并不能通过价格机制得到合理的反映，即产生所谓的外部效应。当社会边际成本大于私人边际成本时，将产生外部不经济，即负的外部效应，供给就会过多；相反，如果社会边际成本小于私人边际成本，则为外部经济，即正的外部效应，供给就会不足。当存在外部效应时，就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国家应该运用强制措施进行干预，将外部影响内在化，尽量减少外部不经济。

2.政府规制的失效。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正好为政府作用预留了空间。但是政府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在对经济管制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管制俘获”等现象的存在，将会产生所谓的“政府失灵”。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的正当性。实际上，政府管制被看作是政府对一种公共需要的反应，暗含这样一个前提：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而政府管制是对社会的公正和效率需求所作出的无代价、有效和仁慈的反应。但此后的“政府管制的俘虏理论”认为，政府管制与其说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毋宁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管制提高的是产业利润而不是社会福利，也就存在政府失灵的可能。

二、政府与市场均衡博弈

1．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市场经济复杂程度的加剧，产生了市场运行和政府规制都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或者都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双重失灵。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由严格监管，到放松准入、过度的恶性竞争都不是政府和企业期望的理想状态。为了克服就需要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实现两种力量均衡博弈。

从法律上要看到他们之间深层次的矛盾与关联，构建二者的协调互动机制。传统的法律部门囿于自身的有限空间，均无法兼顾国家与市场两者的协调与共同发展。

2.社会中间层主体对“双重失灵”的克服。这里的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借与国家和企业等市场主体之间的辅助管理主体。由其代理行业内企业统一实施某些行为，更符合经济效益原则；政府受到限制的行为，社会中间层主体，更有合适的理由完成。作为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行业协会，可以代表成员企业的合法权益，向社会和政府表达成员企业的意愿，反映行业的利益要求；可以从整个行业视角出发，维护企业的共同的利益。

3.现有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缺陷。就中国行业协会而言，其特殊的产生路径（一般可以分为三种基本路径：企业自主推动的行业协会；政府主导推动的行业协会；政府与企业合力推动的行业协会）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自愿结合成立的情形。大多数行业协会行政色彩浓厚，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和能力较差，沦为“二政府”或“部分行业管制职能的转移和延伸”；独立性差，其活动受政府部门干预过多。突出表现为职能上的缺位，越位。

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职能缺位、错位，真正的原因是法律规制的欠缺。因此，完善相关立法成为当务之急。

三、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关系的法律构建

构建良性互动的“政府——市场”关系，需要准确界定、充分发挥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职能，建立、完善相应的具体法律制度，而前提必须是厘定相关立法的经济法理念。法律理念，是统领法律制度的精髓，是完善立法的核心。

1．社会中间层主体相关立法的欠缺。强调社会中间层主体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放弃市场规制。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者，规范和监督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运行，防止行业垄断。而要保证规制的有效性、适度性，就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

但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统一的行业协会立法，现行关于行业协会的立法比较零乱、分散，主要体现为法规与规章，以及一些省市出台的关于行业协会管理的法规。这些法律规范，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足。《条例》将行业协会与学术性社会团体等混同管理，不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此，要克服法律制度瓶颈的制约，完善相关立法已刻不容缓。

2．厘定社会中间层主体立法的经济法理念。进一步需要明确的是，社会中间层主体是哪一部门法的主体。首先，社会中间层主体，由其参加的社会关系兼有横向性和纵向性特征。这正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典型特征。其次，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涌现，是为了克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塑造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这也正是经济法的产生的经济学背景。最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区分，导致“市场——国家”的对立，反映在法律上“私法——公法”的二元结构，即“权利——权力”的关系。利益关系的融合，“市场－社会中间层主体（行业协会）－政府”的三元经济结构的成立，市场国家关系的协调，与之相适应的是 “私法－社会法－公法”的三元法律结构。

参考文献：

[1]查尔斯·沃尔夫:政府与市场一权衡两种不同的选择[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31

[2]單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214

[3]徐家良:双重赋权:中国行业协会的基本特征[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3（1）34-35

[4]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533

[5]郑少华:社会经济法散论[J].法商研究，2001（4）：75.

市场-政府-社会 篇4

关键词：政府放权,市场,社会,活力,政府改革,简政放权,权力清单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完善, 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市场之间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 坚持市场的主体地位, 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 就成为了我国市场发展的主要办法。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路, 政府要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 严格遵守《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 将改革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 而所谓的改革就是要改变传统的经济运行模式, 突出市场的主体地位, 进一步简政放权。我国浙江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加快政府自身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的工作要点。但是受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限制, 我国的政府宏观调控仍占据主要地位, 简政放权常常流于形式, 实质上依旧是政府主导经济的运行, 不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针对这样的现象, 本文就结合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 简单阐述一下在政府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找到有效的对策下放权力。

一、政府在改革和简政放权等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在现代化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下, 我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了要改变原来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 突出市场的活力, 下放权力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存在很多不足。

(一)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市场经济开放之前, 我国一直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 上百年的传统早已根深蒂固, 即便人们意识到了市场经济开放的意义, 也难以一下子做好执行。具体而言, 就是我国大部门地区仍旧是政府主导经济, 市场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供求关系、价值规律的优势没有真正凸显出来。

(二) 改革和放权不彻底

市场经济是世界市场开放、世界交流不断深入的结果, 利用市场方式做好经济运行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随着我国加入WTO组织, 我国市场开放的程度也明显的加深。然而, 有关简政放权、权力清单的话题依旧是敏感话题。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政府, 常常谈论的“放权”、“简政”、“改革”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权力的下放不到位, 实际权力也根本没有下放, 政府的改革也不够全面, 涉及到权力的改革依旧没有被触动。与此同时, 政府的权力清单在透明度上不够真实, 百姓和企业对政府的行为和决策依旧不了解。

(三) 缺乏健全的政府改革制度

想要打破多年以来我国根深蒂固的理念, 做好政府的改革工作, 将权力实现真正的下放, 就必须制定合理的制度体系, 将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加以整合, 设计出合理的改革措施, 明确如何一步步的将权力下放到位。然而, 一些政府过于追求速度, 对政府改革的认识也不够明确, 没有根据市场的运行情况制定健全的改革办法, 阻碍了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发挥, 无法突出市场的优势。

二、以政府放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的有效方法

从以上内容中, 我们已经能够直观清楚的了解到, 政府在权力下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以及改革的制约因素。想要打破这些限制, 真正发挥出市场的活力, 就必须从三个方面强化政府改革, 深入推进市场经济。

(一) 政府改革

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 从根本上而言, 需要政府的全面支持,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也离不开政府。回顾我国的发展历史, 不难发现政府在任何一个巨大的经济变动期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只有保证政府改革的精准性, 才能激发社会和市场的活力。以往的改革重心在市场, 而今天的改革虽然也是要为市场服务, 但是最重要的在于需要深化政府自我改革, 不断的完善政府自身的行为, 也只有找到内因, 从内部进行变革, 才能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 为国家的全面发展做基础。

目前,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 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显现, 政府的改革作为其中的重点, 难度更大, 也更复杂。所谓的政府改革就是要将行政审批权下放, 减少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简言之, 政府改革的重点是要打造一个有效、有力、有为的新政府, 改变过去“高高在上”的形象。我国新一届的政府领导班子明确提出了政府改革, 简政放权的新思路, 希望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化, 并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简政放权要成为改革的“当头炮”。因此, 不断强化管理, 改革权力, 推进发展, 是政府应当遵循的新思路, 政府也要拿出勇气, 面对新的市场形势, 打好政府改革的攻坚战。

(二) 简政放权

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 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做出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其中明确提出了市场与政府不应该交叉控制, 造成市场的混乱现象。市场作为发挥活力的主体, 应该由其负责的必须交给市场, 那些市场不能做的, 或者无法做好的, 才能让政府参与进来。近年来, 我国的政府职能虽然不断放权, 但是职能的界定仍旧不够清晰, 越位、错位问题时有发生, 对市场的干预也过多, 导致经济活动经常受到制约, 成本开销大。如果依旧按照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政府仍旧不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 那么市场的作用就无法凸显, 所谓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成为了空谈。下放权力, 实施简政放权, 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有助于突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也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政府简政放权的程度有多大,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有多大, 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率就有多大。

李克强总理多次反复强调简政放权的重要性, 希望通过政府权力的下放, 激活市场的活力。他还重点强调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政府要从‘越位点’退出, 把‘缺位点’补上”。政府错放在市场和企业上的有形的“手”, 必须把它拿下, 把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 将政府越位所做的工作也还给市场, 集中市场的力量办大事。过去一年, 我国政府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这颗先行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13年, 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审批事项就有416项, 五年的承诺在一年中完成一多半, 并修订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今年还将“要取消和下放200项以上行政审批事项”, “全面清理非行政审批事项”, 从而实现权力的真正下放。

要做到简政放权一是要降低政府资金的直接配置, 避免政府管理直接干预市场的行为, 坚持市场运行的原则不动摇。只有这样, 才能通过市场的竞争为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让消费者自由选择, 平等交换。与此同时, 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 简政放权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 必须制定科学的目标, 把握好放什么、怎么放之间的关系, 真正保证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

(三) 权力清单

通过实践表面, 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有效解决, 关键在于确立政府的权力。因为政府有其内在的惯性和利益驱动, 权力边界不清意味着行政权力的无限权威和扩张冲动, 必然会在运行中出现权力滥用、权力寻租等异化现象, 遏制市场的创造活力和滋生各种腐败行为。针对这样的现象, 国家和地方政府都要坚持权力清单的公开, 依照法律规范向百姓公开政府权力运行的流程。这种权力清单的公开, 有助于加强公众对政府的了解度, 按照法律对政府职责和权力进行界定, 还可以防止政府权力的越位和错位。因此, 权力清单的公布, 会推进和带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发展, 为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提供基础。

我国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权力清单, 确认审批程序, 向社会公开的新原则。权力清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从法律上对政府市场约束行为的一种体现, 在法治上重构了政府和市场的联系。我们不难发现, 近年来政府权力清单的公开遇到的重重困难, 公开的清单多了, 但是内容却不具备全面性。针对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对政府权力清单进行重新设置, 明确必须公开和不能公开的内容, 一方面可以避免暗箱操作, 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社会的监管, 让百姓明确权力的概念, 市场的发展, 真正做好民主管理。当然, 政府权力清单的下放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也不能一蹴而就, 要将其落实到实处, 就必须确立程序清单, 保证权力的真正公开。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 在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 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此, 政府要对宏观调控进行完善管理, 做好政府改革工作, 将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 坚持简政放权, 并下放权力清单, 更好的突出市场作用。

参考文献

[1]史瑞杰, 李欣.简政放权不能一放了之[J].行政科学论坛, 2014, 03:7-12.

[2]张定安.全面推进地方政府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J].中国行政管理, 2014, 08:16-21.

[3]李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J].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 2014, 09:6-8.

[4]陈坤, 仲帅.权力清单制度对简政放权的价值[J].行政论坛, 2014, 06:23-26.

[5]胡税根, 徐靖芮.我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建设与完善[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5, 01:67-77.

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5

经济学院

2011 级

工商管理一班

摘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过程的剖析来分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并在分析了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走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 :政府与市场;新“公共管理”理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各国实践表明,调整市

场与政府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探讨市场经济进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演进,剖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以及两者关系演进的基本规律,这对我国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功能定位,建设民主、有效、服务的政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过程

在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础性体制确立以后,西方学者在政府与市场领域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按照理论取向的不同,可以把他们的观点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主张尽可能少的政府干预;二是主张全面广泛的政府干预;三是主张有选择的政府干预。从经济学说史与政府实践的历史来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自由市场——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互补整合的演变过程。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自由主义时期 自由主义时期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主要观点就是强调自由经济,发挥市场经济自身的功能,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翻开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可见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近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认为,人们听命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其结果是无意中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人类需要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亚当.斯密的“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成为政府发展的基本观念。政府在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干涉极为有限,仅限于制定维护市场秩序的法规,提供最低限度的政府扶助,履行防御外敌和保卫公共安全等职责直到 20 世纪初, 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一直处于主流地位, 政府一直充当着“守夜人” 的角色。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打破了市场力量的神话,市场的种种缺陷都暴露出来,市场失灵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2.国家主义时期 “市场失灵”之后,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弥补市场缺陷,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开始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政府取代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的广泛干预以及为缓解市场矛盾而逐渐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使政府职能急剧扩张,政府公共部门的数量和公共支出迅

速膨胀。然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像设计者们当初预想的那样完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对滞胀束手无策,人们开始正视政府干预失败的恶果。

3.新自由主义时期 面对国家主义的“政府缺陷”或“政府失灵”,人们开始重新怀念自由主义,从而开始了自由主义更高层次的回归,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全面干预。新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市场的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指引国家发展的主导理论,英、美等国政府也回到保守主义政策上来,进行了较大调整。其总体趋势是寻求市场与政府的平衡, 在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也肯定政府介入的必要性。

二、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

新中国建立之后, 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任何需求的满足基本上都有赖于政府的计划和管理, 政府的职能范围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任何计划外的经济活动都被认为是不道德或非法的,如果说存在着所谓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也只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畸形市场。政府对经济实行超常规严密控制,完全否认和排斥市场的机制和作用。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干预,政府的职能也随之分化和扩张,政府的专业经济管理机构就急剧膨胀, 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全能政府”。

在实践中, 传统的全能政府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已越来越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政府因为干预经济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政府以各种公共政策干预经济,但由于政府官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以及其他社会要素的影响,使实施公共政策的结果与制订公共政策的意图大相径庭。其次,政府的全面干预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最后,全能政府会动摇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政府统治基础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同和信任。公共政策的低效率以及高昂的成本,必然导致经济的落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缓慢,必然会使人民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降低,从而引发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 80 年代以来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到 1993 年开始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

到 200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我国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与改革开放前截然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篇章。市场经济是一种承认市场主体在经济领域的自主性、排除政府对市场行为、企业行为等进行干预的经济制度。它尤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它的政治含义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其政治前提是政府不直接插手民间的事务。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它恰恰是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来创造市场经济所依托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最为根本的职能是保障财产和经济自由,政府任何时候都不能, 也不允许他人侵犯这种权利和自由。因此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不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即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不再试图将国家的经济活动纳入政府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因为政府确信只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如相关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市场将会是有效而公平的。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法律意识的增强,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市场连带整个市民社会都处于一个迅速发展、完善的过程当中。这种现状也要求政府交还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退出不应干预的领域,尊重市场、社会自身的力量,逐步培育市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该是实现有限干预的“有限政府”。

目前,“有限政府”、“ 服务型政府”理念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其中政府通过宏观调控、采取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市场服务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机构中会长期存在着把自己凌驾于一切社会要素, 包括市场之上的弊端,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着政府是市场发展的动力的认识误区;同时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市场发育程度和自我管理水平较低,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我国现行的政府机构及其管理体制虽然经过若干次改革,但是从总体上说, 仍然是与比较落后的产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清。

三、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分析与展望

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可见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新中国也植根于半殖民半封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并未曾出现过所谓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会有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经济的蓬勃

发展和稍后的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时,首先要明确, 我国市场经济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独立的、统一的、完善的市场,资源使用效率还很低下,竞争尚未充分,市场仍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不存在市场发育完善后带来的所谓“市场失灵”的危机。

那么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西方社会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干预、政府失灵现象呢?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事实上中国经济走过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首先,西方社会在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后实行的政府干预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为基础的,尽管“市场万能”的神话已经破灭,但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大发展、生产效率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等。西方的政府干预是对市场缺陷的补充,它所面对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其次,西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尽管是积极全面的,但相对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干预而言它的干预还是比较宏观的,方式也还是比较多样的,除行政手段外, 还包括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而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似乎也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导致社会经济几近崩溃、政府效能低下、社会全面停滞的所谓“政府失灵”状态,但笔者认为这种状态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曾经出现的“政府失灵”状态。我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出现的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是沿袭苏联模式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实行的干预完全不同于西方“ 国家主义”阶段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它是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的全面干预。

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演变的历史是短暂而独特的,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失灵”,也没有在此基础上随后出现“政府失灵”,因此要解决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根据国情，借鉴西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经验,寻找出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

1.以市场为中心,建设服务型政府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市场是社会的基础性的内容,而国家则是从社会产生的上层建筑,尽管国家最终将会消亡,政府的行政权力最终将回归社会,但只要国家政府存在,它就必须履行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职能,为社会服务,为市场服务。因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政府职能应该围绕着市场优化,即应该在经济领域中寻求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其目的在于使

政府更恰当、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方面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政府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2.立足社会及市场需要, 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政府失灵导致的经济滞胀以后,普遍调整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力图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90 年代以后,为了更好适应社会的需要,提高政府效能,西方国家普遍开始了新一轮的行政制度改革,西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实践与西方流行的现代行政学理论“新公共管理”不谋而合。所谓“新公共管理”概念具有这样的基本内涵,它提出政府行政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追求公共服务的绩效和结果,使政府的决策能够体现社会的反应,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接近公众的实际需求,使决策增加适应性,行政增加效益性。西方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行政实践为我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

(1)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服务的目的性 市场经济意味着自由、公平和竞争,它需要的是政府的有限干预,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一切的观念,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调整政府的某些职能,使服务型政府的服务目的更明确,从而提高政府效能。

(2)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 自由、平等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能够提高效率的重要原因。而在西方新一轮的行政改革中,竞争机制已经被引入政府运行过程。政府履行制定政策的职能,而政策的执行则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盈利部门共同承担, 这一机制既体现社会公正、防止政府垄断,又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效能。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了许多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部门”,它们的出现为政府竞争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前提,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当然也包括面对市场的公共服务。

(3)改变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管理方式 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消失,事实上政府正是通过管理的方式来实现服务的功能。我国政府以往干预经济的手段比较

单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对经济实行全面直接的调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培育市场,改直接的微观调控为间接的宏观调控,给市场以充分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必须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生活的方式,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灵活多变的干预,使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与政府效能的提高能够相互促进。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处于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过程中,因此寻找和确立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将是一个动态的艰难的过程,但无疑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我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市场企盼政府引路 篇6

市场与政府的根本差异

从《市场的逻辑》来看，如果你想活得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让别人幸福，你也得不到幸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同样道理。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企业和个人完全不一样，它是靠税收，税收有法定的强制性。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里程，错综复杂的矛盾，让政府走到“前进”、“后退”的两难节点上。

市场本身是一种力量。作为一个企业老板，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要让员工得到幸福。员工是自由人，觉得有奔头，才会留下来。奴隶制度下，领主不给奴隶幸福，自己就能幸福。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机构，不需要人家幸福，自己就能很幸福，它就是政府。当你买一瓶矿泉水的时候，你有选择的自由，你觉得值才会买。但是，给政府缴税的时候，没有值不值的问题，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

尽管政府存在，具有充分理由，它能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秩序。但是，政府一旦获得功能，就会产生异化。政府创造的价值，是否超过成本，谁也不知道。没有私权和它竞争，它是垄断性、强制性的，它是唯一使用暴力获取收入的机构，特别是现代政府“寻租”现象盛行。

政治家出于某种理念、利益，让政府不断侵占私人领域，还能获得民众支持。遇到危机、惊惶失措的时候，老百姓总希望政府出面，比方像SARS、金融危机、特大自然灾害。政府天然有一种内在自我扩张的倾向，政府官员预算越多，越可以做更多事情，修高铁、建公路，地方政府为什么有积极性？因为很多人可以从中捞到油水，可以从中养活自己。

换个角度来说，也就是有些人在不断的“寻租”中“掠夺”别人的财富。这样的情况，就算在欧美民主国家里也是一样，欧美唯一的好处，预算更加透明一点。美国几千亿美元救市，有一个很长的国会讨论过程；中国几万亿元经济刺激，这么快就顺利通过，资源浪费相当严重。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人都想吃免费午餐，政府提供的机制是：自已得到好处，别人会来买单。最后的结果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是一般人都觉得，我不去争这个资源，就会被别人争了，就要吃亏了，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

权力背后就有既得利益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政府监管力度越来越大。就算在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是获得相当大赞许。政府权力几乎都是通过危机来扩张的，每次经济危机都能创造机会，给政府提供扩张权力的理由。政府权力一旦上去就下不来，权力背后就有既得利益，既得利益一旦获得，没人愿意放弃。

打着国家利益旗号的背后，基本上都是谋取私利。每个人花一元钱，中国十三亿人，就要花掉十三亿。有人花十个亿去游说政府，那他最后还能赚三亿。好多资源都是通过政府、准政府机构浪费的，大家都很无能为力。

买房要付一个维修基金，房子真要维修的时候，却拿不到这个钱，拿钱的程序非常复杂，最后让人觉得：“算了，不去拿这个钱修房子。”所有人都没有能力去动用这笔钱修房子，让少数人拥有了这笔钱，却没有人能管得到。

政府类似这种机构，形成不对称机制，获利的是少数人，付出成本的是大量普通人，被损害的利益也许很小，可能就是一二块钱，受损的人没有办法联合起来去争取利益，受益的人总能联合起来得到好处。

金融危机也是这样，美国花了那么多美元救助华尔街。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救助呢？口号是“拯救华尔街、拯救美国经济”，事实不是这样。遇到危机的时候，政府最容易束缚百姓。很多市场矛盾，是忽悠出来的，是吃药吃出来的。宏观调控也是这样，不断给市场吃药。

在中国，不允许自由办学，办学门槛很高，造成私立学校学费昂贵。政府反而跑出来说，我要管管你们乱收费。其实，根源是没有市场竞争，有竞争就有最合理的定价。当年反垄断法出来之后，反而成为一些机构谋私利的工具。

政府不应当在危机时刻做出更多的干预。表面上，四万亿经济刺激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没有看到将来的后果。政府的刺激手段，很多是拖延、掩盖问题，拆东墙、补西墙。政府对危机的承受能力大于私人，承受能力越强的机构，问题爆发后毁灭性的结果就越大。政府的坏账比私人坏账持续的时间更长，后果更严重。政府可以印货币，最后对货币体系的破坏将更严重。

加强市场监管，增强行政刺激。两年前，有人曾担心中国存在反市场冲动，市场上有假冒伪劣产品，有人就说，市场不行了吧，需要政府监管。当一个企业没有动力去塑造好的声誉时，当然愿意去假冒伪劣商品。

企业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呢？恰恰是政府干预过多，让人对未来感觉有不确定性，企业真不知道明天能干什么，先捞一把再说。解决假冒伪劣最好的办法是市场，让每个生产者和企业对未来有一个安全感，有长远的打算，有一个长久的预期。

“反市场”，从政治家角度来讲，有机会主义因素，市场亟盼有长远眼光的政治家。现在，世界上的国家难有这样的政治家，民主国家也为选举而短视。英国每次大选期间，一定会抑制通货膨胀、减少失业率，那是为了拉选票；一旦选举结束，马上通货膨胀，失业立刻上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政治周期。一个负责的领导，不会随便允诺；一个不负责的领导，才会开出好多支票，透支未来。

政府要当好市场引路人

现代经济发展，依靠科技合作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成为企业做大、做好、做强的制胜法宝。近年来，各地政府为推动企业发展、为企业提供更好服务，争相举办规格不一、规模不同、形式多样的科技合作对接会、洽谈会、推介会、交易会、签约会等活动。

鉴于科技合作涉及面宽、专业性强、头绪繁多、公益性突出等特点，为更好地适应科技合作自身发展规律，推动科技合作快速发展，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政府需要从四个方面想办法、下苦功、求突破。

一是在思想上多引导。各级政府要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广泛、深入地宣传科技合作的重要意义、成功案例、有关政策、工作举措，激发、提高中小企业对科技合作重要性、实效性、战略性、政策性的知识了解和认识，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二是在合作上多服务。政府要引导企业科学地整合人力资源，把科技合作的事务性工作，下移到企业中去；设立专项工作经费，确保科技合作正常运行；建立与国内外大学、科研院所互信互惠互利的科技合作网络，确保长期稳定的科技合作关系；建立科技成果与无形资产评估机构，解决技术交易问题；强化科技合作人员素质，不断提高科技质量和水平。

三是在项目上多支持。各级政府需要对企业科技合作十分重视，引导企业将科技合作纳入企业评价体系、设计了一定的权重。各级政府还要引导企业在科技计划中设立科技合作专项，更好地支持合作效果好、发挥作用大的项目，引导和带动企业依靠科技合作，推动企业不断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实效发展，为企业快发展、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持。

四是在成果上多帮助。对企业在科技合作中取得的科技成果，政府有关部门要及时提供优质科技服务，引导和协助企业申报成果专利，申请国家、省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基金、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资金等，指导企业认真学习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协助企业把各种优惠政策落实到位。从而保护企业科技合作成果、促进科技合作成果产业化，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不断为经济快速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人类所有经济制度中，市场需要政府职能转变，最紧迫的是政治制度改革，实现服务型、职能型政府。一个真正高明的政府，不在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而是善于抓住牛鼻子、四两拨千斤，当好引路人。企业有了高明的引路人，摆脱了市场束缚，发挥了聪明才智，甩开膀子大胆干，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像一艘万吨级航船，满载整个社会，冲破惊涛骇浪，驰向幸福的彼岸。

市场-政府-社会 篇7

一、市场经济要求建设与之匹配的诚信政府

不同于物物交换的简单商品经济时代, 最基本的公共信用和个人诚信就可以实现交换的目的, 达到交换双方双赢的结果, 在市场经济下, 商品的交换往往具有数量庞大, 种类各异, 交易渠道纷繁复杂等特点, 这使得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地位加以巩固, 同时, 也加速了“虚拟货币”的出现。原本的依靠个人信誉度而建立的简单交换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建立市场的诚信机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就随之突显出来。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同时, 市场主体对诚信机制的建设和加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政府除了是市场的干预者, 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补救市场的缺陷, 政府同市场一样作为资源配置的调节者, 作为市场调节背后的二次调节者。市场经济的规则是竞争, 而竞争就意味着“优胜劣汰”, 意味着得失胜负。如果竞争背后的机制不合理不科学, 那么竞争可能转为恶性竞争, 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源头。而政府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所扮演的隐形干预者和分配者的形象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诚信机制的建设, 影响市场主体参与交换的信心, 以及参与的积极性。如果由政府主导或政府牵头的市场活动背后存在着政府不合理的操纵行为, 那么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就会降低, 市场的活跃度势必下跌, 同时贪污腐败问题也同时滋生, 不公平, 不公正, 不公开必然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赖, 从而形成政府的诚信危机。

二、现行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对诚信政府建立的阻碍

诚信政府是指政府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 实施公共管理时, 必须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 并且以诚实守信来规范和约束自身的行为。从政府的纵向组织结构看, 我国政府由中央政府 (国务院) 和各级地方政府组成。两者的区别从管辖范围上展开, 国务院所制定的法规、规范, 大政方略是宏观协调指导各部门, 各级政府, 使全国上下保持一致。因各辖区的实际状况不尽相同, 因地制宜的地方决策应运而生。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文件等与该辖区的民众息息相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对民众需要的回应速度和力度。“政治锦标赛把考核的焦点放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地方官员更关心的是任期内经济的指标的高低, 而教育、科技和医疗卫生这些投入均是在长期内产生影响的, 短期内无法“兑现”为经济增长, 所以这样的人事干部激励机制不能化解地方干部个人私利与民众公共利益的心理冲突, 进而忽视了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领域, 使其长时间处于缺漏状态。诚信政府的建设需要地方干部人事激励机制的更进, 只有合理的科学的激励机制, 才能有效减小干部, 尤其是行政领导, 在做出行政决策时面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心理冲突, 从而提高所作决策符合民众利益的可能性, 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信赖度的提高, 政府就更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 行政效率自然也会提升, 整个区域政治和区域社会也就获得了良性循环的基础。

三、诚信政府建设中的要点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 公民为更好的维护自身利益, 主动将自己的部分权力让渡出来, 通过与公共组织共同确定符合大众意愿的法律规范, 借助公共组织的监督管理和宏观规划来确保自身的利益安全。政府就是这样一个集成了大多数人权力让渡的公共组织, 然而, 政府并没有完全脱离公众, 而是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行使其分内的权力, 担负其应有的责任, 完成其相应的义务。俗话说“人无信不立, 业无信难兴, 政无信必衰”。公众与政府之间因为建立了彼此的信任, 从而达成契约。所以不难看出, 信任是公众与政府沟通合作的基石, 如果政府的行为偏离了其对公众的承诺, 偏离了契约内容, 偏离了公众的期望, 那么双方的沟通将面临危机。公众若对政府产生了怀疑, 那么公民继续依托该政府代施其所让渡的权力的可能性将降低, 政府所作的政策决策也就不能获得预期的民众支持。

诚信政府, 不是一个单纯的口号, 而是实实在在的贯穿于行政理念, 行政行为中。诚信是道德, 政府的诚信就是对民众的尊重, 对契约的尊重。政府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自然会做出相应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必须严格做到职权合法内容合法以及程序合法, 在抽象行政行为作出前, 应一视同仁的对待不同的市场主体, 考虑和尊重各主体的利益诉求, 在资源配置, 规范管理方面, 要做到合理合法;公务人员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 在整个市场秩序整治、监督、维护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都代表着政府形象,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对政府会产生多大程度的信赖。这就要求公务执行人员在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管, 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要做到公正、公平, 严格按照法律精神, 遵循法律法规执行公务。防止经济利益流入个别利益群体, 导致市场混乱无章, 阻碍经济健康良好的发展。

其次政府在政策的制定方面除了要保证政策在内容上的合法性, 还要保持其稳定性、连续性、持续性和相关性, 防止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这是信赖保护原则对政府行政行为提出的基本要求。政策制定相对于法律的制定来说, 频繁度更好, 更为直接的引导着民众的生产生活, 民众也更为关注政策的动向, 从而依托政策做出更多的个人决策。如果行政决策不符合民众的根本利益, 不能有效地解决民众的现实问题, 或者决策出现前后不一致, 决策变动幅度过大, 决策反复无常, 必然会激起民众的不满情绪, 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赖度。所以诚信政府必须在政策的制定上坚持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结合, 根据社会现状及时做出科学的体现民众利益的行政决策。

最后, 诚信政府还体现在政府自身监督中, 也就是在政府内部贯彻“法不阿贵”的思想精神。如果行政领导或行政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了违反程序, 以权谋私、圈钱交易、“暗箱操作”等现象, 就必须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严格遵照法律精神, 法律原则, 根据法律条文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理。这是对法律的尊重, 是对民众和政府之间契约的维护的诚信行为。那些“知法故犯”的违法行为不仅不符合诚信道德的要求, 并且与民意相背离, 是对民众和政府之间建立的契约的践踏, 政府内部对此类现象的制约力度和制约速度都反映着政府对民众的诚信度。

参考文献

[1]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市场-政府-社会 篇8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体育管理特征分析

(一)政府包办体育事业,不承认其产业价值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运用计划手段调配体育资源,体育被看成纯“福利型”的事业,不承认其产业价值。事业单位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一般不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但直接或间接为上层建筑服务。对体育的非生产性定位导致体育活动性质的政治化,造成体育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分离,乃至将体育看成“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甚至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理论定位使体育的经济功能难以体现,政府独家投入、行政手段调控、管办结合是发展体育事业的必然选择。

(二)政事不分、管办结合,体育事业处于结构性失衡状态

国家要包办体育事业,就必然要建立一系列相应的体育事业机构,为了实行对体育事业的领导与控制,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了层层衔接的体育行政机构。政府的体育行政管理机构处于主导地位,而其它体育事业单位则要接受这些国家机关的领导,使体育事业单位变成政府部门的附属物,从而造成事业单位与行政单位的一体化,并导致体育事业的行政化。在这个庞大的体育组织体系中,政府充当着体育事业的所有者、行政管理者、经营者等多种角色,扩大并泛化了政府的体育管理职能。

(三)政府垄断体育事业,抑制了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

体育产品不能通过市场竞争供给,体育事业的运行只能处于低效率、高投入状态。首先,政府根本不可能获得有关体育事业发展的完备信息,因而难以做出有利于全社会体育事业发展的决策;其次,政府制度的有效运作,要求从体育决策的参与者、制定者到执行者都是没有道德风险的人,没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诉求,这个假设已经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以及经济学理论否定;再次,体育事业内涵丰富、群众需求多样,政府没有能力满足多层次的体育需求,因此,一方面政府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各级体育组织要求财政拨款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体育管理职能

(一)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成为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与此相适应,国家正努力构建现代政府制度与现代事业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体育事业不可能成为改革的“避风港”、“防空洞”。事实上,体育发展目标和服务的市场化,以及体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要求等等,致使体育事业不能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

在体育体制改革进程中,体育的产业价值日益突显,体育部门开始尝试以市场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如体育场馆实行个人承包、发行体育彩票、开发体育无形资产、对部分运动项目实行市场化运作、运动竞赛实行招投标制度等。应该说,改革已经改变了过去政府独家承办体育事业的格局,动员了部分社会资源流动到体育行业中来,体育的投资渠道日益多元化,体育的产业化、社会化程度有所提高。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改革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在现阶段,体育领域的“双轨制”特征较为明显,即政府与社会共同举办体育事务,双方活动的领域没有明确的划分,交易费用较高,财政包袱仍然过大,体育的发展与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不能正确划分政府职能,产业进入门槛过高,则难以吸引社会资源进入体育领域,体育的产业化运作将长期锁定在低效状态。

(二)以市场为导向,明确界定政府的体育管理职能

市场经济原则上要求分散决策,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资源配置主要通过人们的自愿交易过程来实现。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自然地使社会福利得到增进。然而,市场也存在失灵的领域,如市场难以生产公共物品、市场难以自动形成保障其运行的法律制度、市场机制单纯追求效率难以照顾到社会公平等,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仍然需要政府在相应的领域发挥作用。

根据经济学理论,人们所享用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分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混合物品,不同的物品可以根据其性质分别由政府、市场及非营利组织(也称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民间组织等)供给,以提高产出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体育产品同样可以分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混合物品三大类。私人体育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可以供给市场组织生产,通过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提高体育产品和服务质量。如已经走向职业化的足球、篮球等运动项目,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完全可以通过产业化运作获得盈利,这已经为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发展实际所证实。公共体育物品不具有竞争性与排他性,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非营利组织生产,企业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生产这类产品由于难以消除“搭便车”行为,企业往往无利可图。非营利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增进社会福利为宗旨,能够有效动员自愿者无私奉献,并且能够吸引社会赞助和捐赠,因此非营利组织提供的。

公共体育物品往往价格很低,能够满足大众的体育需求。由于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现阶段还不能起主渠道作用,因此公共体育物品的提供仍应由政府起主导作用。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社会成立各种非营利体育组织,如社区体育俱乐部、单项体育协会等,在政策上给予扶持,资金上给予资助,因为非营利组织代替政府为大众谋取体育福利,其志愿精神以及为民服务的宗旨,使其比政府更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体育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及官僚主义缺陷。根据国际经验,非营利体育组织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是社区体育,社区体育的繁荣还可以促进青少年体育的开展。我国政府多年来十分重视大众体育的开展,由于缺乏高效率的组织载体一直收效不大,非营利体育组织在未来杜区体育发展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混合体育物品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不具有排他性。混合体育物品,如政府兴建的公共体育场馆,尽管在一定人数的条件下消费者的增多并不影响原有消费者的效用,但是可以通过收取门票限制那些不想买门票的人进入。这一类物品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部分收入,政府可视其经营收入情况确定是否需要财政补贴或上缴税收。另一类是具有竞争性但却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比如公共体育活动绿地、活动广场等,这类物品需要政府提供。

(三)市场导向的政府制度创新

1. 从权力无限政府转变为权力有限政府

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是权力无限政府,权力无限政府不受法律和社会制约,在社会中处于享有特权的控制和垄断地位,这种特权使政府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过去,政府对体育的高度集权管理尽管在竞技体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发展缓慢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当前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体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举国体制”所依存的土壤已经失去,政府体育管理体制必需进行新一轮创新,才能使政府制度与体育运行产生“互动增进”效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需进一步收缩职能,从具有竞争性的私人体育物品生产领域退出,加强公共体育物品的供给,同时加强政策引导、信息咨询等为体育发展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政策平台。没有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就没有市场经济。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府行动上明确的范围,对政府权力进行分立和制约,与权力无限的政府相比,权力有限的政府是廉价(成本较低)而高效的政府。从表面看,政府权力有所削弱,竞技体育可能会产生滑坡,实际上,政府财力更为集中,能够更好地提供公共体育物品,反而会更好地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因此,在政府制度创新中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权力有限的政府至关重要。

2. 从行政治体转向依法治体

计划经济下,政府统包体育发展事务,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调配体育资源,容易导致权力寻租以及腐败滋生,加上管理信息链较长,信息容易失真,体育的发展只能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市场经济的政治含义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其政治前提是政府不直接插手民间事务,而是明确政府作用的边界以及自身的职能定位,政府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容易出现具有过渡特征的危机,如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与现行制度之间的矛盾,缺乏规则与可操作性等。另外可能出现政策与制度的交叉、重复与冲突,还可能出现政策与制度都缺失的“真空领域”。政府在行使体育管理职能过程中,应明确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与权力,严格按制度办事,以创新的姿态对待体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 从无所不为转向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体育管理职能从无限政府模式下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状态,向有限政府模式下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现实目标转变。具体内容为:由政府统管体育资源转向只管公共体育资源;由政府提供所有体育物品转向只提供公共体育物品的社会服务者角色转变;从政府通过行政机制配置体育资源,转向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政府体育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管、办分离,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重新调整政府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与体育事业单位的关系,逐渐从一般性、赢利性、竞争性体育行业退出,由政府充当唯一运行主体转向由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共同组成体育市场运行主体。

三、结论

现阶段,我国的体育管理体制呈现出“双轨制”特征,政府对体育的管制过多,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配置体育资源,阻碍了体育的产业化、社会化进程。要建立、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必须重新界定政府的体育管理职能,引导社会资源进入体育领域,政府与社会力量在各自领域内生产、提供体育产品与服务,促进体育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鲍明晓.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C].战略抉择——2001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2001:54-167

[2]胡小明“.举国体制”的改革[J].体育学刊,2002(1):1-3

[3]李艳翎.论我国竞技体育的渐进式改革[J].体育科学,2002,22(2):27-30

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篇9

春节前夕, 各大媒体均报道了“国资委向包括五家电力集团和两家电网公司等在内的七家电力企业注资百亿”的消息。这是继东航、南航两大航空集团公司相继获国资委注资后, 国资委送上的第二个“新年礼物”。

有消息称, 此次国资委向电力企业注资主要是弥补这些电力央企因政策性亏损和受冰灾和震灾造成的破坏损失。但众所周知的是, 无论是电力央企, 还是两大航空集团, 已经深陷冬天阴霾。虽然, 国资委500多亿元的注资预算没有4万亿元扩大内需的单子大, 但对利润下滑和饱受危机困扰的央企来讲, 获得注资能部分降低资产负债率, 缓解经济下滑之际的巨大财务压力。

所以, 不难理解的是, 此次国资委连番出手, 颇带有几分“救市托企”的意味。

现在, 不妨回头看看美国政府于2008年10月份通过的7000亿美元投资计划, 或许有可鉴之资。其一, 从对象而言, 美国政府的救助是有选择的, 选择救助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 而对投行相对放手;其二, 从规避风险而言, 美国政府在被救助机构股价“跳水”之后出手, 政府承担的市场风险得以适当降低。

美国救助行动的含义十分明显。救助本身只是一个政府基于管理经济事务的责任而采取的不得已措施, 是“非常时期非常之举”。无论美国此次救助行动效果和影响力如何, 对中国而言, 需要警惕的是, 如果将美国“救市”行动理解为常规之举, 则有可能动摇中国坚持迈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信心。

“最困难的一年”已然到来, 忍受阵痛, 推进改革,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方向已经相当清晰。注资只能是缓企业一时之阵痛, 而非长远之计。如果把政府施以援手当作是“灵丹妙药”, 则只能混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对朝向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将百害而无一利。

市场-政府-社会 篇10

一、政府市场与企业市场营销的内容与特点

(一) 政府市场营销的内容。

政府市场, 也可以称之为政府采购市场, 主要指政府的消费行为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市场, 这个市场规模通常为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中消费和投资的总和, 因而总量较大, 一般能占到一个国家和地区财政支出的10%以上, 有的发展中国家占比甚至能达到20%~30%。政府市场的采购需要透明化, 因其采购资金主要来源于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金, 按照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 采购的目的主要是为政府履行职能所提供必要的消费品, 以及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根据财政部国库司数据, 2014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17, 305.34亿元, 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1.4%和2.7%。上万亿元的采购资金, 对于市场营销领域而言, 确实值得商品供应商和生产企业认真研究。

(二) 政府市场营销的特点。

一是政府市场营销的主体特殊性。政府作为政府市场中的唯一主体, 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定性。政府的各项采购内容, 除了协议采购外, 大部分为通过政府采购中心招投标采购。因此, 政府对于投标商或者商品供应商的选择也极为严格, 企业必须符合一系列规定才能入选该领域。政府市场有政府作为保障, 信誉度较其他市场主体要高, 必然会引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 政府采购的商品关系到国家、社会及个人的根本利益, 因此在采购过程中会极为谨慎, 程序复杂, 要求也较高;二是政府市场营销的资金信誉度较高。政府采购是有资金预算的, 且该预算在每年年初各地“两会”上由政府制定, 人大审议, 公开发布, 对于资金的使用和流向都有一套完整的监管流程, 这也就为政府市场的资金提供了极高的信誉。在企业市场中时常见到的“三角债”情况, 在政府市场中难以见到;三是政府市场营销的配套性和批量性。政府采购一般而言数量和规模都较大, 且显示出明显的配套性和批量性。上至政府工程下至办公用品的采购, 通过政府采购中心很难见到单一的采购行为。基于政府部门众多的情况, 采购中心组织一次招投标采购, 往往批量较大, 种类较全。这更对投标商或者商品供应商提出了较高要求, 不但自身实力要过硬, 而且配套的设施和服务也必须符合要求。

(三) 企业市场营销的内容。

在本文中, 企业市场营销是针对商品供应商和生产企业而言的, 主要是将市场的主体———企业作为营销对象而进行的营销行为。任何具有购买意愿和消费企图的市场行为, 都可以称之为企业市场。市场内的企业均为和自身业务相关联的企业, 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9月7日发布的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初步核实数据, 去年我国GDP现价总量为636, 139亿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为58, 336亿元, 增长速度为4.1%,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71, 764亿元, 增长速度为7.3%, 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06, 038亿元, 增长速度为7.8%。这其中, 企业市场占到了相当大的份额, 说明企业市场一直并将长期蓬勃发展, 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企业市场应该更加值得重视。

(四) 企业市场营销的特点。

一是企业市场营销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 是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的, 其目的也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 企业市场营销不需考虑太多的社会责任, 而是主要与企业自身相关联。因此, 企业的市场营销在数量、规模、金额上, 都具有较大的自主性, 根据企业自身情况选择相应的商品供应商和生产企业。同时, 企业市场营销的灵活性又体现在, 可以随时随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企业市场营销行为, 可以在市场中自由选择购买和消费对象, 除了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及商业市场相关规定之外, 没有更多的约束因素, 政府对企业市场营销也持积极和支持态度;二是企业市场营销的透明化。企业市场营销是完整的企业间行为, 双方都需要进行必要的情况了解, 而且还要对市场上的其他企业以及整个市场环境做出了解。同时, 企业间激烈的市场竞争, 也使得在市场营销的过程中进行了一次优胜劣汰, 将不规范不透明的企业予以剔除, 留下实力雄厚的相关企业进行竞争, 更加促进了信息的高效运转以及营销过程的规范透明。

二、政府市场与企业市场差异化营销策略

在市场营销理论中, 营销的两个关键步骤是生产产品 (服务) 和营销流通渠道。这两方面内容较为丰富, 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营销流程。因此, 本文将从这两方面进行差异化营销策略研究。

(一) 生产产品 (服务) 差异化营销策略。

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企业市场, 双方都会看重产品 (服务) 的功能、特点、实用性和创新性。所不同的是各有侧重。在功能和特点都较为相似的产品 (服务) 中, 政府市场对于产品 (服务) 的实用性更为看重, 而企业市场则对其创新性更为看重。

在政府市场, 前文提到政府营销市场的主体特殊性和配套批量性, 政府在进行采购时, 会综合考虑产品 (服务) 所使用对象的具体情况来考虑采购什么样的产品。如政府采购公共体育设施, 因其使用范围多在人员较为密集的广场、小区等, 因此并不需要具有太多新功能的设施, 而是考虑较为大众化的设施。如在中国政府采购招标网上查询到2015年9月3日山东某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健身器材采购, 采购项目为一个配套, 内容包括篮球架、乒乓球台、仰卧起坐板等常用的健身器材, 再查询其他相似的采购公告, 也都大同小异。这说明, 对于政府市场采购, 要突出说明产品 (服务) 的实用性、大众性和配套性, 同时向政府提供一切可能需要的相关正式文件, 保证其在采购程序上顺利通过, 这样就能在政府采购市场上占得先手。另外, 在生产产品 (服务) 的价格上来说, 近年来政府采购对于成本的控制越来越严格, 这也要求产品 (服务) 生产商和供应商尽力控制成本, 面对大批量的政府采购往往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 注重价格的公道公平, 以达到政府采购的相关要求。

而在企业市场, 企业所具有的营销灵活性, 以及企业个体的特色性, 企业市场的营销, 要在产品 (服务) 所具有的基本性能的基础上, 重点体现其特色性和创新性, 符合企业的具体要求。对于大品牌企业而言, 要重点说明产品 (服务) 符合其企业的特色特点, 以及其对企业发展所提供的促进作用, 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 要突出其创新功能, 突出这一功能对其中小型企业的创新发展作用。同时, 对于企业市场的后续产品 (服务) 也要尤为重视, 提供相应的后续配套服务, 做好生意伙伴联系, 为今后的再次合作打下基础。在产品 (服务) 价格方面, 企业市场所具有的多样性特点, 使得不同价位的产品 (服务) 均有其营销市场。如在手机行业, 经销商可以选择高端的苹果、三星等机型, 也可以选择中低端的国产品牌中兴、华为、酷派、联想等机型, 还可以选择低价的红米系列、荣耀系列、大神系列等品牌手机。这其中, 针对不同的客户角色进行不同价位的手机营销策略是关键。针对商务企业群体角色可选择高端机型, 针对普通工薪群体角色可选择中低端机型, 等等。

(二) 营销流通渠道差异化营销策略。

营销渠道是连接生产企业和目标客户企业的桥梁, 营销过程始于渠道, 应用于渠道, 并对渠道产生作用。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企业市场, 在进行营销时的主要途径也是渠道。因此, 在面对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目标客户时, 就需要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

在政府市场, 基于政府的主体特殊性, 对于产品和服务的要求也比较高, 实用性和批量配套性成为重要考虑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 规模较大、实力较为雄厚的生产企业就有着较大的优势, 政府在进行采购时也会偏向于知名度较高、市场占有率较大、营销渠道较为全面的企业。对于这些企业而言, 一个较为稳妥的方法, 就是向各级政府及财政采购部门申请进入政府的采购企业名录中。这样, 政府在进行采购行为之前, 会对已经进入采购名单的企业进行资格预审, 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企业进入下一步的采购环节。于是, 这些企业在面对政府采购时就会有一定的优先权。同时, 生产企业也要对自身营销渠道进行优化, 尤其是对于其分布于各地的分销代理商进行严格资格审定, 确保其具有较强的品牌塑造能力和政府公关能力。另外, 对于其自身的渠道分销商也要加强建设, 有了品牌作为基础, 更要培养起对于政府市场的重视程度与沟通能力, 抓好核心建设。

在此不得不提的是, 虽然实力较强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市场的青睐, 但并不代表中小企业就完全没有机会。对于实力较为弱小的企业而言, 若想在政府市场取得一定竞争力, 还是需要走大品牌之路。一方面和大品牌企业进行合作, 打通特许产品的渠道。所谓特许产品, 就是利用企业之间所签订的关于甲方企业特许乙方企业使用其品牌和营销渠道的合法协议, 使自身产品可以在大品牌企业的品牌和渠道下进行营销。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 自身的产品和服务要符合大品牌企业的要求, 所依靠的大品牌企业需要在政府市场有着成熟而稳定的渠道。有了这两点作保障, 特许产品就能打开中小企业的营销渠道;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可以稳扎稳打做好自身的渠道建设。但是基于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选择此策略的中小企业较为稳妥的方式是进行差异化发展, 避开大品牌企业已经成熟的营销渠道和营销产品, 同时将自身的产品和服务集中于某一行业、某一产品和某一服务, 或者是在大品牌企业的“产品夹缝”中寻找生存空间。2011年底,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下发了文件《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 鼓励政府采购多考虑中小企业。这一政策的有效实施, 也成为中小企业参与政府市场营销的福音。

在企业市场, 产品提供商和供应商所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 这是因为供求双方的企业均处于市场之中, 身份角色不停转换, 信息流通更为透明, 资产流动更为频繁, 选择余地更为多样。因此, 对于大品牌实力雄厚的企业而言, 在市场上的渠道建设也更为完整, 竞争优势也更加突出。这种情况下, 大品牌企业可以选择集中建立营销渠道, 也可以建立特色品牌引领营销渠道。山东兰陵酒业有限公司的“兰陵”系列白酒在山东本地市场具有较大竞争力, 该公司在选择营销模式时, 充分运用传统渠道模式———大经销商代理、完全直供模式———建立自身零售终端、联合直供模式———代理与自身相结合、混合直供模式——对各级经销商和各级代理商全部选择直供等多种方式进行渠道建设。同时, 兰陵酒业有限公司还运用其主打的“兰陵王酒”来建立此品牌酒的营销渠道, 建设成熟后再助推该公司其他品牌的白酒, 同样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

而对于实力较为弱小的中小企业而言, 其所需的渠道建设成本也较高, 要扩大营销渠道, 就需要节约成本。比较常见的做法是让利于经销商, 同时采取特价、折扣等促销方式来增大经销商的积极性, 从而完善渠道建设。同时, 对核心经销商采取奖励政策, 鼓励其运用自身的营销渠道来进行企业的产品营销, 或者是鼓励核心经销商发展多级营销体系, 用量的优势来进行市场竞争。但是使用此营销策略企业自身也要重视发展控制, 如果过度使用, 不仅对企业自身的品牌形象和实力受损, 而且也可能会扰乱市场秩序, 造成市场不良竞争。来自“电缆网”的数据显示, 业内有超过40%的电缆企业经历过低于成本价销售、同行恶意压价等不良竞争现象, 2012年甚至出现了行业平均利润率跌至2%的困境。中小企业还需要防范的一个现象是, 大品牌企业间掀起“价格战”等现象, 对于自身一定要守好核心经销商, 不盲目加入“价格战”, 防止自身受到较大损伤。2014年, 康师傅和统一两家方便面企业展开了市场营销之战, 作为我国方便面行业的两家巨头企业, 双方之间的竞争不仅使得自身毛利率下滑, 出现亏损, 而且对于其他中小品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今麦郎、白象等方便面“第二梯队”也收到较大影响, 但是这两家企业采取了保护核心经销商和一级经销商利益的方式, 同时在自身方便面所占领域根据自身情况相应进行一定的价格调整, 努力将自身市场份额进行了维持。这在说明建立核心经销商体系的重要性的同时, 也对其他行业的中小企业是一次有益的借鉴。

政府市场和企业市场是我国主要的两大营销市场类型, 各有特色, 但都需认真对待。商品供应商和生产企业一定要在产品 (服务) 本身以及渠道建设上下工夫, 才能在这两个市场中游刃有余, 实现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伟, 唐含宇.论政府营销及其中国化[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4.5.

[2]吕金刚.客户关系管理在企业市场营销中的作用探讨[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4.23.

政府与市场关系探析 篇11

关键词：政府；市场：国家干预；边界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恒新的话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要合理确定政府经济职能的边界。关于这一边界，世界银行在1991年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题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友善于市场”的发展战略。该战略认为，对市场友善的干预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不做主动干预，除非干预能产生更明显的良好效果；把干预持续地置于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制约下，确保干预不致造成相关价格的过度扭曲，如果市场显示干预有误，则应该取消干预；公开干预，使干预简单明了，把干预置于制度的规范约束下。以上3点，对于确定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方式和力度很有借鉴意义。

一、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边界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其重要原因是，政府行为目标与市场行为目标不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社会目标，追求社会得益最大化；后者则是为进入市场的行为者提供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平台。因此，界定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干预方式和干预范围，划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无论是对提高市场调节效率还是提高政府效率都十分重要。

政府的职能边界到底如何确定并不取决于政府本身，也不能简单地以“大政府”或“小政府”作为标准取向，政府职能的边界是由行政环境及与政府活动相互作用的客体决定的，并且会随着环境和客体的变化而变化。合理的政府职能边界的衡量尺度主要有：一是作用与能力相一致的原则。政府权力扩张应限定在其能力范围内，明确政府不应该做什么与应该做什么，没有能力做什么与有能力做什么同等重要。二是成本收益原则即效率原则。政府规模过大或过小可能都是有害的，政府规模增长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效益时，政府规模是合理的。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需要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只有将政府职能界定在其能力的基础性工作上才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的效能，防止政府失效的产生。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但它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容易形成市场失灵。但政府干预过多，也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降低市场效率，形成政府失灵。因此，合理的市场干预应该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资本短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市场发育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多、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这些都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政府干预是有边界的，它不能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因此，在我国当前市场发育尚不成熟阶段，仅靠市场还无法解决的方面。可以由政府去做，但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就要放给市场去调节。在这个问题上。要合理划分二者的边界，充分发挥两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市场分权

市场产权的唯一主体是中央政府。虽然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对于各国市场体系与市场制度的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与中央政府仅仅是一种代理关系。虽然一个国家在其市场产权制度的建设与供给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制度学习与制度模仿现象，但国家的“暴力潜能”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才是市场发动机的灵魂，中央政府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市场产权制度的建设安排与制度供给。从本质上讲，中央政府是一国市场制度的唯一投资者与供给者，任何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都不能代替中央政府行使市场所有权的主体功能。

因此，应该合理划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界限，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市场分权。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应该涵盖：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管制；制定反垄断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还包括全国性的发展和改革政策；进行再分配，包括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提供全国性和区域性外溢效应比较强的公共产品是首要和基本的职能。

省级及省以下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应该是：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承担部分經济性管制及社会性管制职能；执行反垄断的法律和政策；配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制定地方发展战略规划和改革思路方案；配合实施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承担地方性的社会保障统筹。总体来看，提供公共产品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其中：提供排污、消防、垃圾清理和供水、围海设施、电视转播、大坝、城市交通、图书馆、电影院等地方性公共产品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与上下级政府共同提供电视节目、信息、医疗保健、环境保护、计划生育，以及教育、医疗、道路等存在“交叉性”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也是各级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三、建立“有限”与“有效”政府

钱颖一教授在《市场与法治》一文中提出了“有限”的政府和“有效”的政府的概念。面对政府增长的趋势，为了最大限度地克服政府失败，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政府权力及政府增长进行约束。

(一)“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职能限制在公共领域的政府。“有限”政府的治理，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制约机制，即通过“法治”，实现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法治不仅意味着市场行为要依据法律，更意味着政府行为也必须依据法律。政府的权力大小、范围、规模、职能必须由法律和制度予以严格明确的规定，只有当执行法律的政府权力服从于明晰的、非人格化的法律控制时，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普遍的法律秩序。

(二)“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是指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者是否能有效地履行一般政府都应履行的基本职能。政府经济管理的有效性，是政府校正市场失灵的前提，是政府能力的表现，同时也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理性要求与客观结果。“有效”的政府经济管理有以下特点：高效率、强效能、优效益。

(三)构建“有限、有效”政府的途径

1、构建“有限”政府的法律体系，明确政府经济管理的边界。“有限”政府是“有效”政府的前提。倡导“有限”政府的构建，并不仅仅是构建一个“有限”的政府，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为“有效”政府的构建提供前提和基础。要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其主要内涵在于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以此为政府的运作提供一个恰当的边界和行动准则。对于这一法律体系而言，首要任务是宪制的确立。诺思认为，经济发展没有国家万万不行，但国家又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祸害。这就是所谓的“诺思

悖论”。解决“诺思悖论”的关键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及如何用一套宪政规则来控制政府权力的问题。就我国而言，首先是确立最基本的宪治观念，即要真正确立宪法的“法律之法”的崇高地位，具体法以及政府的条例、党派的规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超越于宪法，从而为一个“有效”政府的构建奠定坚实的规则基础。其次是加强行政法的建设。行政法确立的所有具体的法律制度应当与规范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宪政框架一脉相承。行政法最主要的功能体现在对宪法的落实上。

2、加强法治和制度建设，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1)把法律机制引进政府决策，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程度。引进立法机制。使政府决策符合法律的权限、符合法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引进司法机制，建立决策听众机制的准司法制度、仲裁调解的准司法制度、接受司法审查的制度。(2)政府干预行为应该规范化，必须通过一定的法规、制度和条例，对政府干预的具体职能、干预方式、管理經济的手段以及干预经济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予以明确的规定，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法律规范，限制政府的越轨干预。(3)要通过一定的制度组织形式。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机制，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并明确政府干预的责任。(4)加强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督、约束。从外部看，社会监督包括公共监督、新闻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组织监督；从内部看主要是政府机构从上至下的纵向监督和同级之间的横向监督。

3、培养中介组织。缩小政府规模。建设有限政府，需要社会机制的配套。小政府的前提是大社会，即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以外的第三方力量即非政府组织充分有效作用时，或者非政府组织代替政府行使职能时，政府才可能向小政府方向发展。非政府组织主要是各种类型的中介组织。政府应通过培养中介组织，将部分政府职能社会化，从而精简政府机构，缩小政府规模。中介机构有3种类型：行业协会之类的中介机构，协调行业发展；商会之类的中介机构，协调各种类型企业的发展；会计师事务所之类的中介机构，监督和评价市场活动。

政府与市场关系探析 篇12

一、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边界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 “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 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其重要原因是, 政府行为目标与市场行为目标不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社会目标, 追求社会得益最大化;后者则是为进入市场的行为者提供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平台。因此, 界定政府职能, 明确政府的干预方式和干预范围, 划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 无论是对提高市场调节效率还是提高政府效率都十分重要。

政府的职能边界到底如何确定并不取决于政府本身, 也不能简单地以“大政府”或“小政府”作为标准取向, 政府职能的边界是由行政环境及与政府活动相互作用的客体决定的, 并且会随着环境和客体的变化而变化。合理的政府职能边界的衡量尺度主要有:一是作用与能力相一致的原则。政府权力扩张应限定在其能力范围内, 明确政府不应该做什么与应该做什么, 没有能力做什么与有能力做什么同等重要。二是成本收益原则即效率原则。政府规模过大或过小可能都是有害的, 政府规模增长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效益时, 政府规模是合理的。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需要不断转变政府职能, 只有将政府职能界定在其能力的基础性工作上才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的效能, 防止政府失效的产生。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 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 但它自身也是有缺陷的, 容易形成市场失灵。但政府干预过多, 也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降低市场效率, 形成政府失灵。因此, 合理的市场干预应该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 面临着资本短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市场发育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多、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这些都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 政府干预是有边界的, 它不能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因此, 在我国当前市场发育尚不成熟阶段, 仅靠市场还无法解决的方面, 可以由政府去做, 但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发挥作用, 只要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 就要放给市场去调节。在这个问题上, 要合理划分二者的边界, 充分发挥两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市场分权

市场产权的唯一主体是中央政府。虽然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对于各国市场体系与市场制度的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与中央政府仅仅是一种代理关系。虽然一个国家在其市场产权制度的建设与供给过程中, 或多或少存在制度学习与制度模仿现象, 但国家的“暴力潜能”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才是市场发动机的灵魂, 中央政府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市场产权制度的建设安排与制度供给。从本质上讲, 中央政府是一国市场制度的唯一投资者与供给者, 任何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都不能代替中央政府行使市场所有权的主体功能。

因此, 应该合理划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界限, 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市场分权。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应该涵盖: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管制;制定反垄断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还包括全国性的发展和改革政策;进行再分配, 包括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以及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提供全国性和区域性外溢效应比较强的公共产品是首要和基本的职能。

省级及省以下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应该是: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承担部分经济性管制及社会性管制职能;执行反垄断的法律和政策;配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施, 制定地方发展战略规划和改革思路方案;配合实施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 承担地方性的社会保障统筹。总体来看, 提供公共产品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其中:提供排污、消防、垃圾清理和供水、围海设施、电视转播、大坝、城市交通、图书馆、电影院等地方性公共产品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与上下级政府共同提供电视节目、信息、医疗保健、环境保护、计划生育, 以及教育、医疗、道路等存在“交叉性”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 也是各级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三、建立“有限”与“有效”政府

钱颖一教授在《市场与法治》一文中提出了“有限”的政府和“有效”的政府的概念。面对政府增长的趋势, 为了最大限度地克服政府失败, 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政府权力及政府增长进行约束。

(一) “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职能限制在公共领域的政府。“有限”政府的治理, 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制约机制, 即通过“法治”, 实现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法治不仅意味着市场行为要依据法律, 更意味着政府行为也必须依据法律。政府的权力大小、范围、规模、职能必须由法律和制度予以严格明确的规定, 只有当执行法律的政府权力服从于明晰的、非人格化的法律控制时, 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普遍的法律秩序。

(二) “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是指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者是否能有效地履行一般政府都应履行的基本职能。政府经济管理的有效性, 是政府校正市场失灵的前提, 是政府能力的表现, 同时也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理性要求与客观结果。“有效”的政府经济管理有以下特点:高效率、强效能、优效益。

(三) 构建“有限、有效”政府的途径

1、构建“有限”政府的法律体系, 明确政府经济管理的边界。

“有限”政府是“有效”政府的前提。倡导“有限”政府的构建, 并不仅仅是构建一个“有限”的政府, 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为“有效”政府的构建提供前提和基础。要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 其主要内涵在于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 以此为政府的运作提供一个恰当的边界和行动准则。对于这一法律体系而言, 首要任务是宪制的确立。诺思认为, 经济发展没有国家万万不行, 但国家又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祸害。这就是所谓的“诺思悖论”。解决“诺思悖论”的关键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以及如何用一套宪政规则来控制政府权力的问题。就我国而言, 首先是确立最基本的宪治观念, 即要真正确立宪法的“法律之法”的崇高地位, 具体法以及政府的条例、党派的规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超越于宪法, 从而为一个“有效”政府的构建奠定坚实的规则基础。其次是加强行政法的建设。行政法确立的所有具体的法律制度应当与规范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宪政框架一脉相承。行政法最主要的功能体现在对宪法的落实上。

2、加强法治和制度建设,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 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 把法律机制引进政府决策, 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程度。引进立法机制, 使政府决策符合法律的权限、符合法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引进司法机制, 建立决策听众机制的准司法制度、仲裁调解的准司法制度、接受司法审查的制度。 (2) 政府干预行为应该规范化, 必须通过一定的法规、制度和条例, 对政府干预的具体职能、干预方式、管理经济的手段以及干预经济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予以明确的规定, 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法律规范, 限制政府的越轨干预。 (3) 要通过一定的制度组织形式, 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机制, 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 并明确政府干预的责任。 (4) 加强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督、约束。从外部看, 社会监督包括公共监督、新闻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组织监督;从内部看主要是政府机构从上至下的纵向监督和同级之间的横向监督。

3、培养中介组织, 缩小政府规模。

建设有限政府, 需要社会机制的配套。小政府的前提是大社会, 即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以外的第三方力量即非政府组织充分有效作用时, 或者非政府组织代替政府行使职能时, 政府才可能向小政府方向发展。非政府组织主要是各种类型的中介组织。政府应通过培养中介组织, 将部分政府职能社会化, 从而精简政府机构, 缩小政府规模。中介机构有3种类型:行业协会之类的中介机构, 协调行业发展;商会之类的中介机构, 协调各种类型企业的发展;会计师事务所之类的中介机构, 监督和评价市场活动。

4、控制政府规模, 抑制机构膨胀, 提高政府效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说, 政府规模小一点, 对市场自由运行有好处。但是, 在市场失灵面前, 政府不能无所作为, 政府应有适度的规模, 对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干预。国际上通常用经济自由化的尺度衡量市场发展程度, 对经济自由化研究比较著名的两份报告———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共同主办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和大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报告》, 都运用政府规模大小衡量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 并且他们认为, 政府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 即政府规模越大, 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可以从政府收入、政府机构与人员、政府消费支出、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等方面来评价。在最近一个世纪里, 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同时, 政府的规模和范围也大幅度地扩张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在最近一个世纪里, 我国政府规模及膨胀的速度是惊人的。政府规模自身有一种扩张的趋势, 政府规模过大, 本身就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同时, 必然会造成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为此, 必须控制政府规模、抑制机构膨胀。具体措施有:对政府机构进行结构性调整, 把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和自律性行业组织, 大幅度裁减非常设机构, 严格把好国家公务员的入口关, 实现机关后勤服务工作社会化, 规范官员的利益, 加强对政府部门预算的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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