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市场与中国模式论文（精选11篇）
政府、市场与中国模式论文 篇1
出租车行业在我国一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租车行业改革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没有随经济协调发展。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相对下降,而行业压力在增大,比如租金在不断增长,导致矛盾激化。同时又由于缺乏畅通的行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导致出租车司机的诉求难以得到及时处理,长期累积迫使一些司机走上街头抗议,当其他司机看到效果好于正常的诉求渠道时,也纷纷效法。
一、出租车行业属性及其规制原因分析
出租车行业为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本身特有的不同于其他交通工具的属性,从城市交通的共性和出租车行业的个性来看,出租车行业具有如下几个属性:一是准公共产品属性,出租车行业属于基础性行业,具有公用性属性;二是市场收益性;三是服务性;四是规模报酬性;五是非重复博弈属性与需求价格弹性低,司机与乘客、司机与公司之间,缺乏常态性的相互博弈机制,非重复博弈已成为当下解决矛盾的重要阻碍。
出租车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该行业必须兼顾社会效益,而收益性又决定了出租车的竞争性,此外,公司与政府、公司与司机、司机与乘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些性质决定了出租车行业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只用市场手段很难解决出租车行业问题。而出租车行业的非重复博弈性质,需求价格弹性小,司机有很强的动力高价或绕道宰客。这些都需要用政府规制这个有形之手管理出租车行业。
二、中国城市出租车经营管理模式不完善
中国城市出租车经营管理模式的不完善是导致出租车行业不稳定的最核心原因,出租车经营管理模式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归属关系不清
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公司实力有限,一般只拥有出租车的经营牌照,而没有实力购车,出租车公司就以经营权向出租车司机融资,出租车司机与公司的关系是合作经营,此时谁也不能单独使用经营权,比如将出租车经营权拿去抵押,就会侵害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导致公司与司机之间的纠纷。
2、出租车经营权使用期限不一致
出租车经营权存在有限期和无限期两种转让方式。早期政府为了鼓励出租车的发展向市场投放了无限期甚至是无限期的无偿出租车经营牌照,后期主要以有限期有偿拍卖的方式将经营权投放市场。这导致了对后进入者的不公,一方面,一部分经营者可以长期无偿使用经营权,占有社会公共资源,而且可以通过转让、租借、继承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一部分出租车经营者为了获取经营权不得不高价获取,而且由于其相对稀缺性,经营权的拍卖价格越来越高,经营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3、出租车经营权转让不规范
以温州为例,温州的经营模式是个体经营模式,个人拥有经营权。由于缺乏合理管理与完善的交易平台,很多情况下是在一些不正规的小中介完成交易。这会衍生一些违纪犯法的事情,比如通过虚假信息来获取不正当收益。而由于民间的“炒卖”,经营权费用越来越高,增加了司机的营运成本。
三、国内典型城市出租车经营模式实证分析
出租车经营模式主要有公司化经营、合作经营、个体经营和挂靠经营四种模式,在中国城市出租车经营中,不同城市采取了各自差异性的经营模式,从城市主体角度看,主要有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温州模式。
1、北京模式
截止到2010 年,北京市出租车公司277 家,出租车6.7 万辆,从业人员9 万余人,主要有两种经营方式:公司经营模式与个体经营模式,个体经营模式下的个体出租车仅有一千多辆,而公司经营模式下的出租车大约有6.6 万辆。
北京模式通常情况下指的是公司化经营模式,北京的公司经营模式是出租车和各种相关手续由出租车公司统一出资办理,出租车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归属于公司所有,司机向公司承包出租车的使用权,并获得相应受益,司机按月向公司缴纳承包费即“份儿钱”。
2、温州模式
温州是我国最先在出租车行业尝试使用个体化经营模式的地区,截止到2009 年底,温州市出租车数量保持在3329 辆,出租车运力缺口依然存在。目前温州出租车经营模式也有两种:个体经营模式和公司经营模式,以个体经营模式为主,在3329 辆出租车中有3287 辆归于个人所有,比例为98.8%。个体经营模式下,司机自负盈亏,也有将经营权转租给他人经营的;另一类是指产权公有,公司规模化经营。
温州模式一般是指个体经营模式,政府将经营权以单个为单位拍卖给个人,个人出资购买车辆和经营权,依法纳税自负盈亏。温州模式的最大好处是,产权清晰,经济纠纷少。在前期的改制中,政府的主导思想也是以尊重个体经营模式,采取将产权和经营权统一的改革方式,对早期遗留的经营权不明晰的历史遗留问题,在1999 年11 月份采取交纳3 万元有偿使用金的方式已明确经营权归属个人。
3、上海模式
上海出租车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模式:公司化经营模式与个体经营模式,个体经营模式下出租车大约1000 辆,主要是20年前为解决运力不足而向个体投放的出租车运营证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但现在必须挂靠到公司名下,每月向公司交纳管理费;另一类就是公司化经营模式。
上海模式或说“公车公营”模式主要指的是公司化经营模式,公司与司机之间属于雇佣关系,司机按时上班,到月领取工作报酬。这种经营模式责任明确,产权清晰,缓解了公司与司机之间的矛盾,司机干好本职工作领取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公司负责日常正常运营,提供后勤服务支持,维护公司品牌。上海出租车行业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市民出行更喜欢乘坐大品牌旗下的出租车,公司的品牌与司机的行为表现以及公司的效益与司机的收益之间保持正相关性,公司与司机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四、国内典型城市出租车经营模式之比较分析
北京模式与上海模式同属公司模式下的不同类别,二者共性大,而与温州模式差别较大。所以,下面将北京模式与上海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温州模式单独分析。
1、北京模式与上海模式之比较
北京模式司机与公司之间属于承租关系,缺乏对司机的管理培训,司机每月向公司缴纳“份儿钱”,车辆维护等各种税费都需要司机本人从运营收益中提取,如果有其他罚款或者“份儿钱”提高,司机压力将更大,经常采取的方式是:以卖代管、以包代管,局限于收取管理费的初级管理阶段。北京模式下,公司名下的出租车司机成本较高,出现“黑车”与异地经营情况可能性较大。
上海模式司机与公司之间属于雇佣关系,司机与公司签订合同,只需交纳安全保证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基本任务即可,每月从公司领取工资,压力相对较小。
二者的公司化管理模式控制了出租车行业市场资源流通渠道,使经营权成为控制在公司手中的稀缺资源,公司获得垄断利润,作为行业主体的司机未能获得垄断利润的分成好处。而且公司化经营加上政府规制容易使公司产生寻租的冲动,俘获政府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比如提高门槛阻止企图进入者。
2、温州模式利弊分析
温州模式属于个体经营模式,最突出点是司机处在出租车行业的中心地位,大多数情况下司机拥有经营权与出租车产权,转租的除外,司机可以将所获得经营收入都归自己支配。经营权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以单车经营权为单位进行拍卖,个人与公司都可以进行拍卖,个人与企业有同等条件进入出租车行业,充分反应了市场需求,尊重了市场机制与价值规律。温州模式减少了公司这个管理环节,降低了管理费用,而且温州市出租车司机自发组织“出租车自愿服务队”,可以完成很多出租车公司的社会公益性活动。
温州模式弊处:数量管制导致经营权成为稀缺资源,在公开拍卖时,导致经营权价格过高,比如2004 年经营权价格一度拍到129 万高价。虽说明行业存在高额垄断利润,但高涨的经营权价格挤压垄断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增加了出租车司机的经营成本,而为增加收益,司机可能以降低服务质量弥补成本的提高。
五、政府规制与经营模式改革的政策建议
从各地“罢运”情况看,无论北京模式、上海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存在自己的短板,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政府规制不足和经营模式不完善所致。
1、改变传统管理思维
从“罢运”后政府的反应速度看,具有滞后性,没有及时主动解决和积极引导问题。面对新形势,政府必须及时公开信息,直面问题,及时与媒体、司机代表进行沟通,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介的信息传递功能,制止谣言和问题的扩大升级,积极引导舆论正向发展。对出租车罢运应保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不应敏感回避,武断采取过激应对措施,这样只会将问题激化。
2、完善政府管理规制
(1)规范出租车行业收费。遵循透明公开的收费公正制度,做到收费有理有据。对于新增收费或增加费用,必须进行听证,完善听证制度,不能听而不证。
(2)疏堵结合,解决“黑车”和异地经营问题。给予交通部门、城管监察部门、警察局等主管部门对“黑车”和异地经营出租车的处罚权,加大对重点区域的监管。同时适当增加出租车投放量、设计合理的城市间运费差距以及加大黑车的危害性宣传。
(3)以服务质量和经营权有偿使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招标。该方式可以减少有偿招标造成竞相出价、经营牌照价格过高而对服务质量的忽视。出租车行业提供的最重要产品就是搭乘服务,将服务质量作为标书中的重要参照变量,比如将出租车行业中的各项服务指标设定不同的权重,同时对经营权出价的不同级别设定不同的权重,二者权重相加,权重高者得,可防止只会出高价而不注重服务质量的公司出现。
(4)建立奖惩制度。设定行业打分制,给公司进行打分,可以设定不同标准进行奖励和淘汰。
3、建立互动性的利益表达沟通博弈机制
(1)完善出租车行业工会机制。目前我国的出租车行业工会功能比较弱化,据调查,目前行业工会几乎都被公司所俘获,或成为公司娱乐俱乐部,或成为领导退居二线的去处,未能履行作为司机娘家人的角色。为此要完善行业工会建立的本来功能。第一,保障出租车行业工会的资金来源,政府制定法律规定从公司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工会运行经费,司机可以以会员身份交纳会费。第二,行业工会制定行业道德标准,对出租车司机、公司和行业进行引导。第三,将行业工会作为第三方协调者角色引入行业,使政府变成中立的行业制度供给者,避免政府偏向任何一方,消除其向出租车行业获利的冲动,形成有问题首先找工会的意识。第四,突出行业工会代表司机与公司、政府的谈判协调作用,发挥行业工会的疏导作用,解决行业诉求渠道不畅的问题。
(2)建立利益诉求互动协调机制。第一,建立动态的淡旺季收费标准。第二,建立对话谈判协调机制,让行业工会成为主导协调力量,少用行政命令的手法。第三,允许常态性的相互博弈机制存在。让工会、公司、政府主管部门之间进行沟通博弈,解决行业内存在的一次性的博弈现象,实现重复博弈。公司作为一个品牌会更加维护公司形象,公司和工会也可以向乘客公布投诉电话,这样行业内部四方利益都可以维护。
4、建立城市出租车股份制公司经营模式
股份公司将司机和公司之间利益统一起来,维护了司机作为产品服务提供者、责任主要承担者和资本主要承担者的利益,符合市场经济权责相等原则。司机既是公司员工又是公司股东,拥有了工资收入和公司的利润分成,同时又可通过工会防止大股东和管理层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此外,股份制可以解决公司资金瓶颈,迅速壮大公司。
摘要：进入21世纪,“罢运”在全国各个城市不断呈现,造成出租车“罢运”的根本原因是当前出租车行业的经营模式不合理,未能协调好出租车行业内各方利益,本文认为根源在于政府的规制滞后,管理制度未能反映目前行业内的发展现实。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出租车经营模式的分析,以政府规制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出租车,经营模式,政府规制
政府、市场与中国模式论文 篇2
权威、全面、专业、细致
中国连锁超市运营商业模式与市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3-2018年）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连锁超市现状分析
第一章 2012年中国连锁超市运行环境解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季度更新)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按月度更新）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季度更新）
四、恩格尔系数（更新）
五、工业发展形势（季度更新）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季度更新）
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八、对外贸易&进出口
九、消费者信心指数
十、连锁超市业在通货膨胀中稳定增长
十一、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
十二、宏观经济对商业零售影响
第二节2012年中国节连锁超市政策环境分析
一、零售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二、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三、连锁超市门店管理规范
第二章2012年世界连锁超市发展状况及经验借鉴 第一节2012年世界连锁超市发展总况
一、世界连锁超市市场运营环境
二、世界连锁超市发展现状
三、世界连锁超市经营模式及策略
四、世界连锁超市全球布局
第二节 世界部分国家连锁超市发展情况
一、日本大型综合超市发展分析
二、南非连锁超市发展分析
三、法国超市网购业务分析
四、越南连锁超市发展分析
第三节 世界连锁超市发展经验借鉴
第四节 2013-2018年世界连锁超市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三章 2012年中国零售业整体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零售业运行概况
一、零售业态分类和基本特点
二、中国零售业市场规模
三、中国连锁零售业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12年全国大型零售企业主要商品销售情况分析
一、我国消费市场基本情况
专业市场分析报告|市场预测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可行性分析报告
权威、全面、专业、细致
二、大型零售企业基本情况
三、外资零售企业国内发展情况
四、国内国际经济环境
五、零售业发展的新趋势
第三节 2012年中国零售业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第四章 2012年中国连锁经营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连锁经营概述
一、连锁经营发展历程演进
二、连锁经营条件分析
三、连锁经营新亮点分析
第二节 2012年中国连锁经营经分行业分析
一、汽车后连锁经营市场分析
二、内衣连锁经营分析
三、手机零售商连锁经营分析
四、家纺床品连锁经营分析
第三节 2012年中国连锁经营的策略分析
一、中国连锁经营企业营销分析
二、中国连锁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部分 连锁超市市场剖析
第五章 2012年中国连锁超市运行新形势透分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连锁超市市场分析综述
一、连锁超市进入壁垒分析
二、连锁超市的市场特点分析
三、连锁超市的通道费分析
四、超市消费者购买行为分析
五、连锁超市市场绩效分析
第二节2012年中国连锁超市市场部析
一、连锁商业转变经营方式
二、超市自有品牌经营分析
三、连锁超市安防管理分析
四、连锁超市定价参照分析
五、中国连锁超市业发展趋势及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12年中国电子商务在连锁超市中的应用解析
一、连锁超市企业电子商务模式分析
二、连锁超市企业发展电子商务问题
三、连锁超市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策略
第六章 2012年中国连锁超市业物流运行探析-国研中讯 第一节 现代物流对连锁超市的影响
一、我国连锁超市的经营现状
二、我国连锁超市物流体系现状分析
专业市场分析报告|市场预测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可行性分析报告
权威、全面、专业、细致
三、我国超市业的物流管理现代化发展分析
第二节 2012年中国连锁超市物流配送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我国零售连锁超市的配送现状
二、我国常用配送模式的分析
三、我国零售连锁超市的配送对策探讨
四、影响连锁超市物流配送因素分析
第三节 2012年中国连锁超市物流配送策略分析
一、连锁超市物流配送新方法
二、连锁超市物流系统竞争力分析
三、大型连锁超市中物流配送策略
四、连锁超市的逆向物流管理
第七章2012年中国连锁超市区域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2年北京连锁超市运行分析
一、北京消费品市场分析
二、北京超市顾客满意度分析
三、北京本土超市的差异经营
四、北京连锁超市进村百姓乐享实惠
五、北京零售业竞争力总体水平稳步提高 第二节 2012年广东连锁超市市场透析
一、广东连锁超市市场现状分析
二、广东省连锁超市自有品牌定位影响要素研究
三、我省启动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大型连锁超市对接试点工作
四、广东连锁超市的前景与对策分析
第三节 2012年上海连锁超市市场分析
一、黄金周上海连锁超市销售额分析
二、上海大型连锁超市呈现新的增长态势
三、上海连锁超市同质化竞争成因与策略分析
四、上海连锁超市业迎战外资挑战
五、上海连锁超市应对外资挑战策略
第四节 其他地区连锁超市发展分析
一、江苏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析
二、武汉超市高端战愈演愈烈
三、山西省大型超市将划分等级
四、吉林省大型综合超市快速发展
第三部分 连锁超市业竞争态势分析
第八章 2012年中国连锁超市业市场竞争新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零售商业竞争新态势的观察与分析
一、跨国商业资本战略竞争优势分析
二、零售业态的演化分析
三、我国零售商业连锁经营模式分析
第二节2012年中国零售业市场竞争分析
专业市场分析报告|市场预测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可行性分析报告
权威、全面、专业、细致
一、外资进入将加剧零售业竞争
二、零售业二三线城市竞争分析
第三节 2012年中国连锁超市竞争力分析
一、连锁超市的竞争优势
二、连锁超市核心竞争力分析
三、区域零售业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第四节 2012年中国连锁便利店竞争分析
一、国内主要便利店及其发展
二、连锁便利店的特点和优势
三、经营连锁便利店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五节 2013-2018年中国连锁超市业市场竞争趋势探析
第九章 2012年跨国零售企业中国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 2012年跨国零售企业在华扩张的业态选择
一、跨国零售企业在华业态发展状况
二、跨国零售企业在华扩张的业态战略选择特征及其成因
三、我国应对跨国零售企业的策略分析
第二节2012年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与动态
一、外资零售企业竞争力分析
二、外资零售企业零售商业分析
三、外资零售企业对中国零售的影响分析
第十章 2012年中国连锁超市竞争策略分析
第一节 本土超市应对外来竞争策略分析
一、价格领先
二、差异化竞争
第二节 提升我国零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策略选择-国研中讯
一、中国零售企业所面临的环境
二、国际竞争中我国零售企业的优势与劣势
三、零售业核心竞争力的分析
四、提升中国零售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策略
第三节 超市合并扩张策略
一、成本对比首先受到重视
二、配送和跨区域服务能力面临考验
三、被抛弃的代理商
第四节 中小连锁超市的优劣势与对策
一、中小企业在组织上的特征分析
二、中小连锁超市的优劣势分析
三、中小超市企业发展中的对策
第十一章 2012年连锁超市国际主体企业在华市场运行分析
第一节 沃尔玛
一、公司概况
专业市场分析报告|市场预测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可行性分析报告
权威、全面、专业、细致
二、公司动态分析
三、公司在中国的政策性壁垒
四、公司市场再定位策略
五、沃尔玛激励经营策略
第二节 家乐福
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动态分析
三、企业竞争力分析
四、企业未来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 麦德龙
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经营理念
三、公司超市的基本特点
四、公司仓储式超市的营销策略
第四节 卜蜂莲花
一、公司概况
二、卜蜂莲花发展动态
三、卜蜂莲花发展前景
第十二章 2012年中国连锁超市主体企业在华市场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华润万家
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动态分析
三、华润万家竞争力分析
四、企业未来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600361）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苏果超市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之道
三、解读公司突出成就
四、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五、公司发展计划
第四节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专业市场分析报告|市场预测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可行性分析报告
权威、全面、专业、细致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600631）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600694）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部分 连锁超市业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研究--国研中讯 第十三章 2013-2018年中国连锁超市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全球化条件下我国超市发展趋势
一、经营理念的发展趋势
二、超市定位的发展趋势
三、经营方式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连锁超市发展趋势分析
一、中国连锁业发展展望
二、大型超市小型化趋势
三、超市的细分和规范趋势
四、连锁超市的并购趋势
五、“扩张”与“转型”趋势
六、生鲜超市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2013-2018年中国农村连锁超市预测分析
一、行政村农村连锁超市发展情景
二、农村连锁超市物流成本对策分析
第十四章2013-2018年中国连锁超市经营战略分析-国研中讯 第一节 国内外大型超市经营模式对比及启示
一、国内外大型超市发展现状
二、国内外大型超市经营模式对比
三、本土大型超市发展的经营启示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连锁超市的营销策略分析
一、连锁超市赢利模式分析
二、国内连锁超市发展四策略
三、连锁超市管理的策略分析
专业市场分析报告|市场预测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可行性分析报告
权威、全面、专业、细致
四、建设乡镇连锁超市策略分析
第三节 2013-2018年中国连锁超市企业供应链管理对策
一、我国连锁超市供应链管理主要问题分析
二、我国连锁超市供应链管理对策分析
第四节 客户关系管理在零售超市服务中应用研究
一、客户关系管理的内涵分析
二、超市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必要性
三、超市成功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策略分析
第五节 超市成功促销策略
一、超级市场的会员制促销
二、超级市场的折扣促销
三、超级市场的广告促销
四、超级市场的节 日促销
五、超级市场的网络促销
图表目录：（部分）
图表：服务业三种类型的营销 图表：西方连锁商店的兴起
图表：顾客在超市选购商品时最看重的因素 图表：影响顾客光顾超市的因素 图表：顾客判断超市价位的依据
图表：顾客对卖场人员服务的需求情况
图表：顾客对超市叫卖和促销员推销商品的看法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顾客满意度验证性因子分析 图表：综合超市消费者满意度测量模型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顾客满意度PLS模型系数与结构变量的平均分值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顾客满意度影响要素重要性与企业表现二维平面图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价对格顾客的影响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品牌对顾客的影响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店内商品对顾客的影响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购物环境对顾客的影响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人员服务对顾客的影响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结账过程对顾客的影响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售后服务对顾客的影响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商店政策对顾客的影响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商店设施对顾客的影响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购物便利对顾客的影响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顾客忠诚度调查
图表：中国大型连锁综合超市顾客对内外资超市比较 图表：2005-2012年中国GDP总量及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2年中国月度CPI、PPI指数走势图
图表：2005-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2005-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势图
专业市场分析报告|市场预测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可行性分析报告
权威、全面、专业、细致
图表：1978-2010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图 图表：2010.12-2011.1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统计
图表：2005-201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投资额走势图（2012年不含农户）图表：2005-2012年我国财政收入支出走势图 单位：亿元 图表：2005-201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2005-2012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2005-2012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负债情况图 图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大商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大商集团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大商集团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大商集团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大商集团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大商集团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2013-2018年中国连锁超市盈利空间预测 图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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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市场分析报告|市场预测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可行性分析报告
为何中国证券市场长期有政府监管 篇3
对于“5.19行情”的启动，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在回忆录中讲得很清楚：
“1999年年初，中国证监会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请示国务院。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我在任期间曾两次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复性上涨，把握了时机，推动了股市的发展。”
同时，中央政府监管机构负责人和党报破天荒的高调出面直接讲话推动证券市场持续上升。
《人民日报》在6月14日发表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陈耀先讲话中提到，“当前股票市场的上升行情是一种恢复性的，是证券市场整顿规范以来，显示市场成长性的一种表现”。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刊出了题为《坚定信心 规范发展》的评论文章，肯定了证券市场的作用和地位，对当前行情进行了良好的评价，并公开了市场盛传的几大利好政策。
6月22日，周正庆指出，“目前我国面临的不仅是一轮市场行情，而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次重大转折。对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市场参与各方都要倍加珍惜，共同推进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这些带有强烈宣示性和引导性的言论，是这轮行情被冠以“跨世纪行情”的直接因素。
1999年9月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三类企业”入市（这是在两年前由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的）；1999年10月25日，国务院又批准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2000年和2001年股指创新高的资金面的背景。
这些行为的背后都反映了当时政府监管部门在1997年以来一系列举措的体制轨迹。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虽然危机被挡在了中国证券市场之外，但危墙不远。因为尽管当时的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但在证券市场，全国统一的监管体制也尚未建立起来，存在不少非法的场外交易，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金融风险随时可能爆发。
在此期间，中国证券市场进行了自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清理整顿。这其中最为困难的就是清理场外交易。据统计，当时约有300万股民在这种场外市场进行交易，涉及的股票共有300亿元的市值。如何做到既关闭场外交易又保证这300万人的利益，是很考验智慧的一道难题。
当时的做法是，周正庆和陈耀先一起与各地方政府研究解决办法，除了一定要保证股民的分红权之外，对于关闭这些非法交易场所过程中引起的股价下跌，采取了具有“周正庆特色”的特殊干预方式。
几年以后，周正庆悠然自得地这样回忆：“股票的价格跌呢，就让它缓缓下降，不能让它直线下跌。什么道理呢？这都是我找一些专家研究出来的。比如说这只股票你花5元钱买的，然后4.9元你卖了，你赔一毛。如果我4.9元买，卖出去4.8元，不断地倒手，最后形成一个市场收购价——l元多钱。这时就要求发行这人股票的上市公司拿1块多钱把股票收回来。在这个过程中，股民受损失了吗？受损失了，但是损失大家均摊了。这是一个高招，一般的不是行家不知道啊。”
同样，由于国家审计署在1998年对证券公司做了一次大范围的审计，当时的审计结果表明，证券公司普遍存在违规吸收社会资金、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及违规从事同业拆借活动，涉及金额达1000多亿元。当时审计署审计了88家证券公司，所有的证券公司都挪用保证金，没有一家不挪用的。
对此，周正庆同样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对于挪用得不是很严重的证券公司，大部分给了一个整改期。同时给出两条政策：第一，你可以增资扩股，把挪用的客户保证金补上；第二，在市场好转的情况下，通过当年的利润把窟窿都补上。
周正庆在多年以后很感慨地总结自己当年的做法：“你得有一个区别对待，不能脑子一热全部处理，否则处理了以后资本市场就完了。”
这种为了完成政府调控目标而人为干预股价、用市场增资扩股的资金和市场上升的收益弥补机构违规亏空的做法，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中较长时期持续存在的政府监管特色。
政府、市场与中国模式论文 篇4
关键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强政府”模式
“强政府”目标蕴涵, 项目编号为QY200916。 (注:本文为结题成果论文)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应选择何种目标模式, 这是一个战略抉择。“强政府”模式是我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特别是在WTO体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释放了社会、市场的力量, “强政府”模式的构建要求我们必须以正确分析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 但从根本上说, “政府与市场其实都是人类为解决资源稀缺问题而设置的特定制度安排”[1]。因此,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进行政府职能目标模式战略决择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1) 政府与国内市场。政府在发展本国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主要限定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必须有效的推进国内市场的统一, 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 引导国内市场经济更加适合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 提高我国市场参与全球市场经济的竞争能力;二是政府应该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 依照各种法律和法规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 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三是政府应该向社会提供全面的服务,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 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培养并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 以及提供优质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 保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在环境。
(2) 政府与全球市场。政府与全球市场的关系不同于与国内市场的关系, 应主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全球化的推进, 使一国的国内市场逐渐延伸至全球, 中国政府能否处理好与国内市场的关系, 也将大大影响我国参与全球市场的能力;二是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 为一国政府与其它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处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三是全球化的推进, 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 使各国政府之间基于市场基础的经济协调进一步加强, 显现国内问题国际化, 国际问题国内化的现象;四是在处理与全球市场关系中, 必须加强各国国家政府在全球经济中步调的一致性, 一国政府成为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政策的倡议者而不是制定者, 这需要一系列的协调机制保障。
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来看, 社会先于政府而存在, 政府是基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而派生出来的, 其目标就是作为社会权力的被委托者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这里, 我们主要把握四种“政府—社会”关系模式。
一是强位政府-弱位社会模式。这种类型的国家一般政治统治功能强大, 社会管理职能相对萎缩, 社会自治程度不高;二是弱位政府-强位社会模式。在这种政体中, 缺乏有效的政府机构, 其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社会参与程度高, 社会自治混乱;三是强位政府-强位社会模式。在这种类型模式中, 一方面, 其政府机构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 社会力量及其组织化程度也相当高, 能够以强有力的地位与政府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对话;四是弱位政府-弱位社会模式。这种类型模式的特点主要是既缺乏强有力的政府, 又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整合机制, 市民社会发育程度较低, 强有力的社会力量难以形成。[2]
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上属于强位政府一弱位社会模式, 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使社会、市场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 社会利益的诉求主体日益多元化, 客观上需要一个强位社会, 以弥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真空;同时, 社会力量的释放, 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使社会利益整合的困难加剧, 另外, 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政府驾驭经济、社会问题风险的加大, 客观上也要求建立强位政府。
三、政府职能目标:“强政府”模式的特点
通过以上对经济全球化政府管理理念转变的思考, 和对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分析, 以及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思考:中国是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应把选择强位政府作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职能目标模式的首要选择。因此, 在把握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 “强政府”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 强政府是经济全球化下对“大社会、小政府”模式要求的理想政府目标模式, 应是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在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上, 强政府的权力运行已不再是传统的权力单向度的运行, 而是层层选择, 逐级授予的双向度运行。
(2) 强政府是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强政府更强调对社会成员的服务, 服务于社会成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同时, 强政府应是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府。
(3) 强政府是一个法治的政府。必须以法律的形式限制政府权力过度运用, 以法律的权威来铲除政府中权力恶性膨胀的毒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我们应该以法律作为政府与社会的界碑, 通过法律来让政府知道政府应该作什么, 不应该作什么。
(4) 强政府是一个有效的政府。强政府的构建, 必须基于政府管理理念转变。服务为核心的行政文化理念是构建有效政府的主题和灵魂。服务是政府的责任, 勇于承担起这种责任才算得上是有效的政府。
四、结语
综上所述, 经济全球化,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 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呼唤的是“强位政府-强位社会”类型的国家。两强模式的出现必然寄希望于强强联合, 特别是治理理论的要求, 使我们开始从“善治”这个角度进行把握, 要求政府与社会的强势合作, 以共同应对与化解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同时抓住机遇。所以,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 是一个政府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政府能力, 构建强位政府的过程, 也是一个政府还权于社会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M].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2].李双良等编著,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北京, 2003.136, 170-171, 115.
[3].吴爱明等编著,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4.6.
[4].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J].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5].彭向刚, 中国“入世”后政府的职能转变及行为调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7) .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政府干预 篇5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是紧密相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市场机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严格的假说条件下才成
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 ”（market 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
——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 （exter 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
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五）政府失灵还常源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或者说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政府很难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并必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正确的决策还需要决策者具备很高的素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基于对市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调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于预力度也很难确定。而于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很多并不具备上述决策素质和能力，这必然影响政府于预的效率和效果。
政府、市场与中国模式论文 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家电下乡”政策；“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村消费市场
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世界贸易额下降12％，创下自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在拉动内需和消费上采取了强有力的刺激措施，但农村市场发展仍然滞后。2008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85万亿元，农村地区(县及县以下)仅为34753亿元，占全国总人口54.32％的农村居民仅消费了32.03％的社会商品，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额的比重过低，庞大的农民消费群体与相对较少的市场份额形成鲜明的反差，目前农村消费市场难以与城市消费市场和谐发展。
2008年12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搞活流通，健全农村流通网络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政府先后出台了有目的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包括“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这对于开拓农村消费市场，促进城乡消费市场统筹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家电下乡”政策的绩效分析
2007年12月1日开始，山东、河南、四川三省成为首批“家电下乡”政策试点地区，在规定时间内农民购买包括彩电、冰箱(含冰柜)和手机三种补贴类家电产品，可得到产品售价13％的财政资金直接补贴。
以试点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2006年和2008年状况比较，每百户平均彩电拥有量，2008年比2006年增加，全国平均水平增加9.79台，河南增加11.29台，山东增加8.26台，山东增幅较小，是由于其彩电拥有量趋于饱和，四川增加10.33台；每百户平均手机拥有量，2008年比2006年增加，全国平均水平增加34.08部，河南增加40.35部，山东增加60.57部，四川增加35.38部；每百户平均冰箱拥有量，2008年比2006年增加，全国平均水平增加7.71台，河南增加11.57台，山东增加13.05台，四川增加14.47台。
从表1、表2和表3可以看出，试点省份农村居民家庭补贴类家电产品拥有量大幅增加，明显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实际数据说明，“家电下乡”政策已逐渐得到农民认可，带来了家电热，拉动了农村耐用品消费市场。“家电下乡”政策是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扩大内需一项重要举措，也是财政政策工具及运作机制的一项创新。
二、“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绩效分析
2005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目标是从2005年起，力争用三年时间，形成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消费经营网络，在全国农村乡村两级建立和培育出25万家具有现代水平的超市型“农家店”。逐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解决农民消费不安全、不方便及不实惠的问题，财政部配套拨付“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项目补贴资金。截至2009年底，农家店已达41.6万家，配送中心1467个，覆盖全国85％的县、75％的乡镇与50％的行政村。
截至2008年底，河南省累计建成合格农家店32546万家，居全国第一位。“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显著拉动了农村消费增长，确凿数据表明，从2006年开始河南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超过了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增速(见表4)；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其他财政支农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城乡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增幅差距逐步缩小，2005年河南省城乡市场消费品零售额的增幅差距为4.89个百分点，2008年城乡市场增幅差距缩小到1.11个百分点(见表5)。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为农村所需的生活用品顺利进入农村市场开辟了“绿色通道”，改善了农村消费环境，提高了农民消费质量，将现代经营方式和理念引入到农村。随着农村居民保健意识的逐渐加强，其市场参与力、依赖力和选择力不断提高，对食物消费需求由温饱转向吃好，食品饮料烟酒类等也逐渐成为农村市场新宠，农村居民对生活必需品数量的扩张有相当的影响。随着“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全面展开和深入，农村消费市场容量会大幅增加，将最终内生经济的增长。
三、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比较
城镇居民以家电为代表的第二次消费升级已经基本完成，开始了以汽车、住房、通讯产品为代表的第三次消费升级，而农村居民正开始进行以彩电、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第二次消费升级。农村居民如果不能顺利填充城镇居民第二次消费升级过程中形成的消费空间，企业生产能力会相对过剩。
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5153.00元，潜在购买力已经提升到一定水平，具有了购置高档耐用消费品的能力。通过城乡比较(见表6)，农民家庭家用电器低保有量以及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家庭，都说明了农村巨大的家电潜在需求。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消费还相对落后，但其消费欲望强烈，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因而扩大内需，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财政政策是积极有效的。
农村居民家庭彩电和手机普及率较高，但冰箱和洗衣机普及率只有50％和30％左右，市场潜力巨大，“家电下乡”的重点应放在冰箱、洗衣机等产品上，尽快提高这类传统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程度。
四、结论和建议
(一)以上分析说明，继续为拓展农村市场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建立相应的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方面的中长期作用；加快供销合作社体制创新，充分发挥其在网点、资金技术与农村联系密切等优势；支持大型流通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大力发展农村连锁经营，促进现代物流向农村延伸，使我国农村流通体系能够融入到城市流通体系中，降低工业品下乡成本，努力增加农村市场工业品有效供给，消除城乡消费断层。
(二)深入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加强对农家店的后续支持，在固定资产投资立项、税收、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一律给予政策倾斜，引入现代流通业态；要把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与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小城镇建设，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
(三)继续稳步实施“家电下乡”政策，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简化补贴程序，加大补贴力度；规范“家电下乡”市场，营造价格合理、质量可靠、售后服务绿色通道和农民信赖的惠农工程，“家电下乡”的重点应放在冰箱、洗衣机等千元级耐用消费品上。
(四)农村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拉动农民耐用品消费的重要条件，扭转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我国城市流通资源是农村的3.24倍，政府要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水电、交通通讯和电视信号接转等。
(五)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非均衡发展的态势，据统计，占我国人口较大比重的农村居民家庭的社会保障，仅占全国保障费的11％。在农村实施更加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降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预期，提高消费信心，释放农村居民的有效需求。
参考文献：
[1]赵荣：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与思考[J].《农业展望》，2009(4)。
[2]郝爱民：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对农民消费的影响[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0(5)。
政府、市场与中国模式论文 篇7
一、硅谷模式与筑波模式简介
1、硅谷模式
硅谷坐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到圣何塞的纵深约五十英里的平坦谷地上,毗邻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硅谷一词最早是由美国记者唐·霍伊夫勒在1971 年提出,被用于《每周商业》报纸电子新闻的一系列文章的题目。名字当中有一个“硅”字是因为当地的企业多数是与高纯度硅制造的半导体及电脑行业相关的。而“谷”字则是来自于圣塔克拉拉谷。硅谷的崛起与斯坦福大学是密不可分的。
20 世纪40 年代末,斯坦福大学提出了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区的构想,并且于1951 年创立了“斯坦福研究园”。“斯坦福研究园”是美国最早的科技工业园,主要的研究与开发领域涉及电子、航空与宇航、制药和化学等高新技术部门。“斯坦福研究园”的建立得益于富有创造精神的斯坦福工学院院长、被喻为“硅谷之父”的弗雷德·特曼教授的倡议。他说服校方将校园中尚未开发的土地租给工业公司,以便在为大学增加经费收入的同时,具体实践他过去提出的“技术专家社区”的设想,即将科研力量雄厚的大学和高新技术企业联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促使最新科技成果产业化。
“斯坦福研究园”的建立及成功发展,促进了整个地区经济的繁荣,带动了美国西海岸高新技术的发展,并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硅谷”奇迹般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作为全球第一个科技工业园区,它为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科技工业园区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2、筑波模式
筑波科学城位于日本东京东北约60 公里和成田国际机场西北约40 公里处,由6 个城镇组成,现有人口十余万人。筑波科学城是日本政府尝试建立的第一个科学城,完全由中央政府资助,以基础科研为主,属于国家级研究中心。有国家级研究与教育院所48 个,分别隶属于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
筑波科学城的建设启动于上个世纪日本的“技术立国”战略发展思想。1958 年,日本政府在东京的大都市区发展规划中设想建设东京的一个卫星城,并且决定城区的所有国家研究和教育机构及其人员由东京迁来。1963 年9 月,政府批准了条件较好的筑波这一选址。自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日本全国30%的国家研究机构及40%的研究人员都集聚在筑波。国家研究机构将全部预算的50%左右投资在这里。10 多年来,日本政府在这里投入的资本已达两万多亿日元。但是,由于筑波的科研不讲究与工业界联系,不追求其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也不太关心经济,因此筑波科技转化产业的产值并不高。这里的私人公司发展缓慢,并且私人研究机构只能充当研究的辅助力量。
二、硅谷模式与筑波模式的比较分析
硅谷模式和筑波模式严格来说都是通过科技园的形式推动创新,但结果却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别表现在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硅谷的形成不是由政府的计划造出来的,硅谷里的创业者和创新者的一切行为均以市场为导向,硅谷就是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而筑波科技城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在政府的包办下,一切活动均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制之下。形成机制的不同导致两个科技园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
1、文化差异
硅谷模式成功之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科学园区真正可以与美国硅谷相提并论,甚至包括美国其他依托名校建立起来的科学园区。不少人把硅谷的成功归因于“硅谷文化”,但“文化”一词又太虚泛了,它可以把我们尚不理解的因素都装在里面。然而,有一点大家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硅谷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创业文化。硅谷是一个创业和创新的国际性场所,创新的氛围完全靠内在的创新环境形成,这种创新氛围不断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正因如此,硅谷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形成了创新的观念和风气,建立起了创新的文化和环境。创新文化鼓励和提倡个人奋斗,创新的环境和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创业者们敢冒风险,敢于制胜。“硅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完全来源于市场机制的生机和活力。
筑波的形成和发展完全依靠政府的指令,从规划、审批、选址到科研等整个过程和运行完全是政府决策,甚至连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也都由政府从东京派来,并且分属于各个行政部门。各种设施都需经行政审批配备,私人机构和企业也由计划限制发展,整个园区缺乏自我生存机制和造血功能,更不可能产生敢于冒险的创业文化。在这里,个人的意志只能体现在政府的计划之中,虽然个人也有某种积极性,但从根本来说,整个国立机构和机构个人都存在着一种惰性。科学城研究人员依赖于政府资金的支持,他们的目标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于个人研究成果的发表,很少考虑让科技产品向商品转化。另外,作为个人,他们更乐意在一家国立研究机构或大公司工作到退休,而不愿意从事有风险的创新创业活动。
2、投融资机制差异
硅谷的腾飞离不开风险资本的支持和良好的融资环境。据对硅谷的一项调查表明,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在硅谷成立的高科技企业中,有30%的企业把风险资本作为主要创业资金来源,15%的企业则表示在头5 年中,风险资本是他们最主要的资金支持。在硅谷,只要有一个高科技成果出来,周围很快就有至少10 个投资基金找上门来投资。风险投资的作用不仅限于资金供给方面,更重要的是改进公司的管理水平。世界上比资本更为缺乏的是好的公司管理团队。在美国,现在有许多家大公司的CEO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们不但为创业企业投入资金支持,而且在经营计划和战略方面为企业家出谋划策,帮助寻找共同的投资者,招募重要的经营管理人员,并在董事会中供职。因此,寻求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也成为风险投资者的重要职能。哪个风险投资家这方面能力强,它所投资的公司上市的时候市场价值也高。风险公司、资本市场、投资银行、风险基金的发育和发展不断给硅谷注入新的活力。
而这种状况在筑波是看不到的,因为筑波长期以来躺在政府的怀里,不用考虑风险,也没有激励机制。政府每年给他们大量拨款,不需要靠竞争和出卖研究成果来生存。他们投资靠国家,吃饭靠政府,自我感觉良好、稳妥,所以冒风险自然就成为多余的了。
3、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差异
硅谷有着健全的人才激励机制。在硅谷,技术同资金等生产要素一样享有价值索取权。硅谷的很多技术人员就是靠技术起家,以技术、知识投资入股,成为拥有巨额财富的创业资本家。而且,硅谷的绝大多数企业都建立了期权、期股制度,能持有企业股份是对员工的一个巨大诱惑。这不仅解决了技术开发的激励问题,而且将普通技术人员与企业成败荣辱联系在一起。此外,硅谷也是培养人才、锻炼人才的地方。硅谷的一些大学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专门为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创业制定了积极政策。当然,培养和使用人才并不是没有竞争,相反,这里的人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优胜劣汰在这里体现得最充分。
而在筑波,一切人员管理隶属政府直接调控,导致研究成果创造的价值与研发人员本身的收入并无直接的联系,研发人员缺乏激励关心其成果的产业化与应用价值。筑波在人才培养方式方面也比较封闭,科技人员在质和量上都不及硅谷。筑波的研究人员靠政府配备,相互之间没有真正的竞争,更不是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各部门的大学培养人才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本部门和机构补充人力,而不是为了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创新。
三、对我国创新模式选择的启示
硅谷与筑波的比较是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的比较。从中我们看到了市场与计划的力量对比,也看到了成功与失败的对比。通过对硅谷与筑波成败体制原因的分析,对我国创新模式选择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1、改革科研创新体制,以市场为主导,减少政府干预
目前,我国的科研创新体制还是以政府主导为主。创新流程基本上还是按照政府立项、政府拨款、政府组织科研、组织成果鉴定等环节进行,其结果导致科研效率低下。我国改革科研创新体制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要让科技创新真正由政府主导走向由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其自我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宏观指导,制定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划,为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定法律、规定,保障科研人员、科研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他们提供开展科研必要的工作条件。
2、发展资本市场,完善风险投资机制,鼓励民间风险投资
近年来,中国吸引的风险投资规模不断增长,但本土的风险投资公司数量十分有限,外资风险投资主导着我国创业投资行业。此外,我国缺少风险投资基金运行的法律环境,尚未制定风险投资相关法律,对成立科技公司、中小企业的门槛要求过高,一些风险投资基金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我们可以从高新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入手,积极发展非政府创办的风险投资公司,发展和规范各类非政府风险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形成灵活多样的投入和退出机制,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3、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科技创新人才的激励机制
政府、市场与中国模式论文 篇8
强调预算“合规”的一系列预算管理制度并不是独立运行的, 而是相互依存, 共同组成当前政府预算管理中的核心制度。部门预算要求预算的精细化、透明化, 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制度的实施提供基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规范了国库管理, 为落实部门预算、规范政府采购制度提供了技术支持;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为部门预算、政府采购预算提供细化、规范分类科目, 促进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和科学合理性;政府采购制度为部门预算管理提供依据, 也成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实施的应用对象。为支持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改革, 财政部新增了一些会计核算办法, 或者对原有的会计核算进行了修订。
(一) 部门预算管理改革与会计制度
部门预算是由政府各部门编制, 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报立法机关审议通过的、反映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的预算。相对于部门预算, 我国传统预算是收入按类别、支出按功能的汇总预算, 没有划分组织单位和开支对象。传统的政府预算往往是财政替部门、部门替下属单位按资金性质不同进行代编而成。部门预算编制内容不完整, 不利于发挥各部门应有的预算监督职能, 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为此, 2000年我国采用了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预算编制方法—部门预算, 并围绕计划性、归一性、公开性、法制性等展开, 目的是为了细化预算编制, 充分了解部门资源的使用情况。从中央部门预算改革成果看, 部门预算改革内容包括:一个部门一本预算的实行、采用综合预算的编制方法、提前编制预算与延长预算编制时间、编制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预算等等。经过十多年的改革, 各省市的部门预算在预算编制方法、编制时间、编制形式、编制内容、预算细化编制的规范化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比如采用“零基预算”、“自下而上”方法等。对于政府会计制度而言, 并没有出台专门适用于部门预算管理的会计制度。然而, 由部门预算管理改革为中心引发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收支分类和政府采购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改变了预算资金的运动方式, 也改变了政府会计的核算内容, 为此财政部颁布了相应的会计核算办法。
(二)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与会计制度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也称为“国库单一账户制度”, 是指政府在国库或国库指定的代理银行开设账户, 集中收纳和支付所有财政性资金, 财政收支均通过单一账户进出, 从而实现对财政资金流向、流量的全程监控。1998年, 我国启动了国库制度改革。2001年2月, 国务院第95次总理办公会议原则同意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定改革方案》, 将原来的国库分散收付制度改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改变了财政部门向各部门和单位根据预算要求按期拨付资金的做法, 同时取消原有部门和单位分设的银行账户, 实行国库管理部门对各部门单位的支出实行全程、直接的监督。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从2000年开始在少数地区进行试点。到2005年12月底, 中央160多个部门及所属的3300多个基层单位均实施国库集中收付改革, 涉及预算资金3700多亿元。同时, 地方36个省市区200多个地市和500多个县也开始推行国库集中收付改革。现在,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已作为构建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一部分, 成为各地市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将各级政府的资金收付活动经由一个账户得以实现, 不仅可以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也可促进公共财政职能的有效发挥。
为保证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顺利实施, 财政部颁布了一系列关于适应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会计核算办法, 主要针对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引发的会计核算变化分别对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事业单位会计、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会计及建设单位会计进行规范。在会计基础方面, 首次规定对实施国库管理制度试点形成的年终预算结余资金, 总预算会计可以实行个别事项的权责发生制。
(三)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与会计制度
政府采购是指在财政的监督下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以法定的程序, 为满足日常政务活动或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而进行的购买活动。政府采购制度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调控经济运行, 实现政府目标, 增加行政透明度, 防止政府腐败等功能。我国1995年至1997年间, 在上海、深圳、河北等省市相继开展了政府采购试点, 均得到了显著的节约开支的效果, 为政府采购制度的制定积累了实践经验。1998年, 财政部被列为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 主要负责制定和执行政府采购政策。2000年, 各地方政府的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基本设立。2001年6月《政府采购法》正式颁布, 具体规定了政府采购的方式、采购程序、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的等内容, 200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正式建立, 政府采购工作开始步入法制化管理时期。政府采购在管理体制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府采购制度框架。为促进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 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相关规定, 将政府采购核算中的不同环节进行区分, 针对政府采购中将资金划入采购资金专户、政府集中支付采购资金、在采购收尾阶段划回采购资金节约额、对采购资金支付额进行追加以及采购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收入等事项进行了会计核算规定。
(四)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与会计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 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日益增强, 财政收支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思路下预算收支的划分, 如基本建设支出、科技三项费用科目, 既不能清晰反映和描述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活动, 也弱化了财政预算和监督职能。在这种背景下, 于2007年全面实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 这是我国财政管理的一次基础性改革, 也是我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一大创新。新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对政府收入和支出都进行了统一分类, 全面细致的反映了政府的各项收支。同时, 建立了支出功能分类体系和支出经济分类体系, 从功能和经济两层面更清晰、具体的反映了政府各项职能活动。政府收支分类的项目纳入了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和财政专户管理的收支, 与一般预算、基金预算和债务预算收支共同形成了完整的政府收支概念。在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下, 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都根据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内容在会计明细科目的设置上进行了调整, 基本达到了政府预算收支分类科目与会计明细科目一一对应的关系。
二、以绩效透明为特征的政府预算与会计制度
部门预算管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这些注重预算合规管理制度实施后, 预算绩效管理一直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和突破口。财政部于2005年和2009年分别颁布了《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对中央部门和地方财政部门的支出绩效评价予以规范, 明确评价对象、范围和基本方法。2011年, 财政部将这两个办法进行了合并, 出台了《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 统一指导全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文件出台后, 各地方政府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和实践工作经验, 进一步细化了个地方的绩效评价目标和标准。到2012年12月底, 全国大部分地区设立了单独的预算绩效管理机构, 部分地区还在市、县财政部门设立了绩效管理机构。
与此同时, 政府预算的公开透明成为我国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2007年, 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和“财政收支、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列为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这是第一个涉及预算公开的制度文本。2009年财政部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全国人代会审议通过后的中央财政预算数据, 具体包括2009年中央财政收入预算表、2009年中央财政支出预算表、2009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表以及2009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表。2010年的两会, 国务院将预算透明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要求74个中央部门公开预算信息, 2010年成为中央部门预算公开的第一年, 为地方财政的预算公开提供了示范。从2012年预算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一个月期满收到的反馈意见来看, 民众对预算最直接、最感性的需求就是预算公开, 尤其是“三公经费”的公开。2012年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 并作为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内容。尽管如此, 我国政府预算的透明化进程仍处于起步阶段。
在政府预算绩效改革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的推动下, 医院高校等事业单位掀起新一轮政府会计改革浪潮。2009年, 财政部颁布了高校会计和医院会计制度的两份征求意见稿, 开始了新一轮的政府会计改革。这两份征求意见稿在会计核算中的权责发生制应用程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展和加深。新医院会计制度和高校会计意见征求稿均在原会计制度基础上扩大了权责发生制的应用范围。新医院会计制度明确规定:“医院会计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新会计制度不仅要求医院在首次执行日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还要求对已经入账的全部在用固定资产追溯计提折旧。在负债核算方面, 也增设了“预计负债”科目。此外, 新医院会计制度通过“在加工物资”对医院自制物资的成本项目、成本归集和核算方法做出了详细要求, 通过成本相关报表向公众披露医院在各个层面、不同角度的成本, 来了解医疗收费是否合理的问题。高校会计的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采用修正的权责发生制, 并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同时将基建会计纳入“大账”。
三、政府预算与会计制度的演进发展
政府预算与会计在制度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 这仅仅是从两者制度内容方面进行的考察。因此需要从制度学角度进一步从制度供给层面分析, 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我国未来政府预算和会计制度的发展趋势如何等问题的探索。
(一) 现阶段特点:“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并存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考察, 政府预算制度与政府会计制度在深入改革阶段的变迁中都不同程度的体现了“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并存的变迁模式。
在政府预算制度方面, 以1999年年初河北省正式启动“预算管理改革方案”以及同年9月财政部提出“试编部门预算”为标志, 我国预算管理制度的变迁就进入到“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并存的变迁模式。此外, 天津市在1999年推行标准周期预算管理制度;安徽省从1999年开始在全省实行综合财政预算;江苏省2011年实现绩效目标管理和部门预算“二上、二下”的全面融合等。至今为止, 地方政府预算管理改革逐步形成了“系统规范型”和“阳光财政型”两大地方政府改革主流。
在会计制度改革方面, 2009年前多为“供给主导型”模式;自2009年海南进行会计改革试点开始, 政府会计制度开始走向“中间扩散型”和“供给主导型”的变迁模式。海南省进行了权责发生制的试点, 政府会计概念框架也基本搭建完成,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工作也接近尾声。海南省政府会计改革已经逐步走出了可供全国参考借鉴的“海南模式”, 并在改革上成为“领头羊”。
根据制度变迁方式的三阶段理论, 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必须经过权力中心的事后追认。根据我国现行《预算法》的规定, 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创新的行为无需上级政府追认。其地方政府的成功经验可以由其他地方直接借鉴, 也可以由权力中心推荐其他地方政府参考学习, 或直接用于权力中心本级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创新的实践。在地方政府逐步认识到预算管理的自主创新对于缓解资金紧张有其好处, 而且又有一定经济实力来改革时, 预算管理的创新就出现了全国地方政府“遍地开花”的局面;当然, 还需要认识到仅仅靠地方政府进行“中间扩散型”创新是不可行的, 需要结合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 保持全国预算管理制度的一致性。
与政府预算制度的变迁有所不同, 政府会计制度的地方政府的创新必须通过权力中心的追认, 在取得相关成功经验以后, 再由权力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广。这不仅是《会计法》决定的, 也是会计信息的特征决定的, 政府会计只有保持会计信息在地方政府间的可比性和口径的统一性, 才能在此基础上编制合并政府会计报告。因此, 即使在海南进行了会计改革试点, 但在权力中心未授权的情况下不允许其他各地方政府自主创新会计制度, 以防止政府会计成为随意调节收支和结余的工具。
(二) 民主化进程推动政府预算与会计制度向“需求诱致型”模式转变
从政府预算和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来考察, 现阶段我国权力中心和各级地方政府扮演的是强势集团的角色, 政府预算制度和会计制度都由强势集团来设计和执行。这样, 难免存在预算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 并极力掩饰预算分配中产生的“寻租”行为, 使得受人民委托的监督机构和广大人民难以享有知情权。2010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对我国省级财政信息和部门行政收支公开状况评估结论表明, 当前我国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意识薄弱, 公开的信息也十分有限, 远未能满足社会公众对政府信息的诉求。此时政府会计充当的仅仅是为预算主管部门对下级单位监控的工具, 绝对不会像上市公司会计那样具有强大的对外披露信息的功能。
然而, 政府预算的第一委托人是公众, 作为政府收支活动的集中体现, 政府理应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预算管理模式应逐渐公共化, 政府会计也应成为民众监督预算对外披露信息的工具。当预算制度存在问题, 或者在强势集团发起的变迁过程中受到既有路径依赖的影响, 所进行的制度创新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需求时, 在公民参与预算的“民主化”意识增强的前提下, 会与政府预算部门进行集体博弈, 影响和推动强势集团完成“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然而, 受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这一制度变迁的过程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三) 政府预算和会计制度的发展路径
从制度变革的发展路径分析, 一般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思路:一是率先完成技术规则与操作程序层面的制度规范, 并以此为基础, 先易后难改革, 逐次深入;二是以重构整体运行机制的改革为突破口, 进一步规范程序与规则层面的具体管理制度重点突破, 先难后易。
从我国政府预算改革的演进路径来看, 首先解决的是部门预算编制、国库管理等技术层面的制度规范, 选择的是第一条思路, 这比较符合改革之初存在相对薄弱基础的国情, 因此, 采用渐进的方式是现实的选择。现阶段注重的预算管理技术层面虽然只是政府预算改革的最基本层面, 但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只有夯实这一阶段的预算管理改革成果, 才能逐渐推动预算法规变革的程序规则层面和更高层次的宪政层面。
相对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预算管理技术层面的制度, 会计不仅为政府预算提供必要的信息, 更是一项能够促进政府预算发展的技术制度。笔者认为, 在预算制度和会计制度的发展先后次序上, 不一定总是政府会计紧随政府预算改革发展, 也可以尝试先对会计制度进行改革, 然后再促进政府预算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政府预算制度和会计制度相比, 会计制度属于更为微观和基础的技术层次。在进一步的推动政府预算改革当中, 如果先解决会计这一微观的基础性技术制度的改革问题, 提高政府预算信息的透明度, 对于促进政府预算管理技术规则制度、最终推动预算制度的整体运行机制, 不失为一种较符合国情的由易入难、逐次深入的渐进性改革思路和方法, 也比较符合前面所述的两种思路中的第一种思路。
参考文献
政府、市场与中国模式论文 篇9
一、NGO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大多公民性和志愿性非政府组织人员大多是从事某项专业的人士, 他们热心公益, 服务社会, 积极关心社会现状, 深入调查分析, 并通过他们关注的境遇的研究, 掌握了大量的事实信息, 利用这些信息和研究成果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例如某些NGO为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为民工权益提供保障办法;或者宣传环保常识, 并通过大众传媒为他们争取话语权或采取行动, 以此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同情。这些组织的行动不禁推进政府制度的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从而推进初级阶段民主化进程, 而且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全民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和公德意识。又如, 在重大事件面前部分NGO充分体现了“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民族美德:在雅安地震中, 红十字会、心理辅导组等“官办”或“草根”组织组织捐款捐物, 协助救援, 让每个人在无情大的大灾面前体会到人性的温暖和民族的团结。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提倡创新的合理政策, 提供公共服务, 温暖社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NGO的不足之处
但是涉及经济性、政治性、宗教性、种族性的非政府组织就不那么单纯了。美国堪称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国家, NGO相当发达, 但是诸如军火商们组成的组织, 这些组织并不那么单纯和独立, 若与美国政府部门联系, 它倡导的就是政府部门的观点和政策。实则是“在资本的架构下, 资本家也可以与官权结合, 组建一些不同寻常的非政府组织”。又如, “索罗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席卷了亚洲的财富, 损害了亿万人民的利益。但是他自己却是美国政界的知名人士、金融家、慈善家, 他组建了索罗斯基金会。它宣称‘索罗斯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开放社会的世界联盟, 所以他创办开放社会协会, 旨在于推广开放社会, 传播民主自由思想, 使各国朝合理、开明的现代社会发展迈进, 达至世界大同。一些在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方面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开放社会协会的重点关注地区。’索罗斯一手抢劫世界人民的财富, 一手在全世界宣扬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 , 给自己脸上贴金。”这表明非政府组织并不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光明正义, 在慈善的掩盖下更多的是利益问题。
在中国, NGO分为“官办”非政府组织和“草根”组织。然而积极贡献恐怕只是少部分草根组织的爱心行为。实际上, 这些团体与他们所代表的人群的关系, 以及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之间差别很大。官办的组织更多的是与政府部门的话语一致, 难以做到全面真实的反映社会、服务社会。而某些所谓的专业行业基金会、协会只是其行业提升知名度的宣传工具, 例如, 某些所谓的为消费者提供房地产排名情况的组织, 表面上看是在为买房提供参考和帮助, 实则是在为房地产商服务。人们应当认清某些NGO的本质, 理性对待NGO参与社会民主管理中的角色和作用。
三、现阶段的中国的NGO不合理、不健全
公益性非政府组织中:“郭美美事件”、“宋庆龄基金会塑雕像事件”等新闻的一再曝光, 使NGO的不健全问题也相应浮出水面, 中国红十字会的天价帐篷、万元餐费等不良记录, 也有学者公开质疑中国红十字会插手地产生意;宋庆龄基金会利用募捐资金建起了盈利性的会议厅等等。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公益事业和各种协会、基金会的质疑, 并由此引发了社会的信任危机, 雅安地震中红十字会的救援引发了网友的批评就是很好的证明。NGO吸收资金、运行资金的透明度缺失, 社会监督真空, “社会中介管理体制上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自律管理能力薄弱, 法律地位不独立”。
宗教性政治性非政府组织中:在册的近近百余家国外在华NGO, 在宣传宗教的同时或多或少会带来隐形的文化“侵略”, 无论时传统宗教抑或新兴宗教都有可能在借公益之名行传教之实, 同时也会成为新殖民主义的重要途径之一, 无不值得警惕。
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法外”范畴。对于它的分类、分区;行为规范、法定权限都缺乏完善的体系。例如, 中国目前存在的NGO数量无法统计, 各类组织的性质缺乏统一的鉴别标准, 这种组织的混乱, 反而成为了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例如, 最近几年在中东等地区爆发的颜色革命, 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四、正确定位中国的NGO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方向
在我看来, 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民主, 并不适合大力发展NGO和进行“小政府大社会”式的改革方向。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或形式, 它必须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相联系, 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决定了我们的政府不能被削弱, 在宏观调控的配合下, 积极才能又好又快发展。罗斯福执政时期的经济危机就是在国家干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举措下经济才得到复苏。在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更是如此:在已经消退的经济危机中, 中国之所以具有能抵抗风险、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能力, 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一性、有序性的生动体现。中国不是没有进行过试点:上海深圳以及海南都做过尝试, 但是“浦东新区的改革也遭到了海南式的‘孤军奋战’的困境”。
NGO作为社会转型过程中在民主建设道路上出现的新事物。应当以适度的态度看待, 不应将它看的过于积极, 应当由表及里, 有现象到本质的去看待NGO的本土化和壮大过程。
我认为NGO在当今中国并不健全, 即使发展起来了, 也不能成为一种国家的“治理”力量。“官民共治”的局面会使治理陷入无主体的状态。会使中国处于一个由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所构成的所谓的“三足鼎立”格局。
民主的道路上需要新活力的注入。但是, 在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局面下, NGO还有待规范、完善。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NGO会在党和国家的积极引导与管理步入正常轨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摘要：伴随民主化进程的加快, 建构“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初见端倪, 各种社会团体大量涌现, 作为民主监督与民主管理的重要途径之一。NGO, “即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各个不同层次的公民自发组织的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和网络形态”。然而中国的这些组织的形式、作用及对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民主建设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是否能很好的适合中国国情?
关键词：小政府大社会,NGO,作用,定位
参考文献
[1]王名.关于中国NGO发展的总体看法和政策建议[J].民间组织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国际论坛, 2005 (9) .
[2]程芬.走进国际NGO:数千家机构正悄然走入中国[N].公益时报, 2008-6-11.
[3]陈兴祖.培育和发展中介机构的组织的对策研究[J].青岛大学东港论坛, 2007 (04) .
中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篇10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是以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建立和完善为前提的, 而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和完善, 目前我国出现很多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现象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或非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所导致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及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将是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要解决的问题。
1 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1.1 理论上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所谓‘市场失灵’是指利用市场法则的结果造成对市场发展的阻碍。”[1]“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干预经济不当, 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 却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 从而导致经济关系扭曲, 市场缺陷和混乱加重。
1.2 理论上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的关系
“市场失灵的存在是实施政府干预的必要前提。”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 也有其不能。一方面, 市场经济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但是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 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 因而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来纠正市场失灵。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介入的必要条件, 因为市场失灵并不等于政府干预就一定灵, 且政府失灵的危害可能比市场失灵更大。
2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2.1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
经济学中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理论以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为前提。然而现代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 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资源配置达不到最大化。当经济学在运用当中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时, 人们才意识到:“与市场失灵相比, 政府失灵是更需要警惕和后果更严重的失灵。”
2.2 我国现阶段的两种市场失灵和两种政府失灵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有两种:一种是在市场机制健全下的市场失灵, 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它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和完善的条件下, 市场机制本身仍有缺陷。第二种是在市场机制不健全下的市场失灵, 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或尚不完善的条件下, 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正常发挥。
我国现阶段的政府失灵有两种:一种是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失灵, 即无效调节导致的政府失灵;却由于财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 致使政府在其该发挥的领域无力作为, 从而造成了政府失灵。另一种是非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失灵, 即过度干预导致的政府失灵。政府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 结果不仅没能弥补市场的缺陷, 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3 我国现阶段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之间的特殊关系
3.1 在市场机制健全下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关系
在市场机制健全下的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无法自行克服, 所以必须要由政府的干预来调节, 这就要求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然而要让资源完全合理配置是不可能的, 市场有一些缺陷是难以克服的, 同时政府本身的能力也很有限。非市场经济性质的干预, 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 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 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3.2 在市场机制不健全下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关系
市场机制不健全下的市场失灵是由于国家性质和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市场发育不完全, 运行不稳定所出现的问题。这种失灵要通过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解决是不可能的。当政府的干预过多或不恰当时, 就会扭曲市场本身, 这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缺陷, 同时导致市场失灵更加严重。所以, 非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是导致市场机制不健全下的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
4 正确处理我国现阶段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的特殊关系
4.1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我国现阶段非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主要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如果政府干预过度, 将极易扭曲市场机制, 创造出可由各种利益集团 (寻租者) 通过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攫取的超过市场竞争性收益率以上的收益 (租金) 。非市场的计划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国家或政府干预广泛地存在于经济活动中。非市场经济的干预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4.2 解决和预防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措施
既然市场经济不能缺少政府的干预调节, 而这种干预调节行为又存在种种缺陷, 因而必须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来防范政府失灵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
坚持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调节的前提下实行宏观调控的原则。首先, 要先正确判断市场失灵的类型, 才能对症下药。再者, 实行宏观调控政策。消除非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以完善市场调节机制;中国当前寻租活动猖獗, 从制度上说, 主要源于资源配置大权过多的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这种问题一方面有赖于建章立制, 使政府行为法治化;另一方面则要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干预的作用以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这就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明确政府职责。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主要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 由强制性行政干预转向服务监控。注意市场经济性质的政府失灵可能导致的危害。政府要及时地收集相关信息, 完善各种公共决策体制, 努力使公共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接近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
5 结语
中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较容易出现非市场经济性质政府失灵, 进而导致更严重的市场失灵, 因此, 在市场正常运作的情况下, 政府要严格地规范自己, 尽量避免效率低下和腐败等问题, 防止政府失灵, 预防更严重的市场失灵, 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政府、市场与中国模式论文 篇11
我国的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经济职能干预, 一个好的政府经济管理模式是不可或缺的, 如何对政府经济管理模式进行有效界定以确定其对市场失灵的干预和控制范围,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与市场相融以及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市场经济潜能。同时, 政府经济管理模式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不成熟、不完善, 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特别是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其变化频率还有可能会非常快, 由此我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就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 同时根据市场失灵、管理制失灵和政府干预失败来适时界定并调整政府经济管理模式, 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
2 市场经济对政府经济管理的要求
2.1 行政体制简单明晰
我国原有的行政体制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 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不可避免地带有诸多弊端, 与当前经济全球化下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已经格格不入了。政府仍然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过宽、过细, 行政执政不够规范、执法混乱等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机构庞大、效率极其低下、行政环节多、办事程序复杂、透明度很低、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可预见性都相当混乱, 这些所有的一切陋习都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影响我国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取竞争的优势。
2.2 法律体系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法制环境的建议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有力地配合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也保障了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在经济建设方方面面的实现。但是, 我国法律和政府法规体系的建立还远远不够完善, 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与国际通行惯例和做法还远未接轨, 差距还很大, 有些法规、法制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在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 已经明显表现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了, 某些法规仍然按所有制成分来管理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 许多地方政府制定的基本法规、法案以及行政法规都明显地带有强制性的地方保护色彩, 分割了本应该统一的全国市场, 这些弊端都已经开始非常明显地滞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 因此完善当前的法律体系迫在眉睫。
2.3 管理方式市场化
市场经济一定要市场化, 包括政府的管理方式也应该由市场说了算。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正是违背了这一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行政垄断、行业部门垄断盛行, 不仅在我国内部表现出严重的地域分割, 而且在行业与行业、部门与部门之间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独立性, 这就必然导致某些部门和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 贫富差距悬殊, 内部矛盾日益突出。同时, 政府凭借其无所不包的资源垄断地位, 一味地、过分地干预正常合理的经济运行, 使经济偏离正常轨道, 导致资源配置、利用效率极其低下, 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严重地扰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完善。因此, 只有管理方式市场化, 充分调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及利用效率, 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2.4 政府政策服务化
市场经济体制, 其实就是社会分工的市场化, 包括投资、贸易、生产的市场化, 特别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 政府对于市场分工模式的相关政策出台前, 就要有服务型理念, 政策执行时要体现人性化角色, 要促使我国政府将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维护我国经济利益的经济政策重点放在为我国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方面, 特别是建立起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促使资本、技术以及专业人才朝向我国利益方面流动, 尽力提高本土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以更好的面貌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因此, 政府政策服务化才能吸引投资, 扩大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增值空间。
3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