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2024-11-10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共7篇)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篇1

摘要:本文通过对《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主人公爱情观的比较研究, 指出封建时代中日两国男人的爱情观念既有相同也有相异之外, 以及造成这种异同的种种原因, 从而探讨了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

关键词:《红楼梦》,《源氏物语》,男人爱情观

《源氏物语》的主人公源氏公子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出身在封建贵族之家, 同处于封建贵族社会由盛及衰的时期, 但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性格迥异, 最大的差别无不体现在他们的爱情生活上。

源氏公子小名光君, 是桐壶天皇同更衣所生的小皇子。母子颇受天皇的宠爱, 却受到弘徽殿女御的欺压。可以说, 源氏公子从一生下来便处于纷繁芜杂的权力之争中。当他逐渐长大成人之后, 后宫嫔妃打击源氏及其一派。逼死其母更衣, 迫使天皇将源氏降为臣籍, 赐姓源氏。源氏公子完全失势, 屡不得志, 终日穿梭往返于烟楼雨巷、亭楼阁台中, 他依仗自己的权势, 糟蹋了不少妇女, 他半夜冒然闯进地方官夫人空蝉的居室, 玷污了这个有夫之妇, 他糟蹋了出身低贱的夕颜的爱情, 使她郁郁死去。他看见继母藤壶肖似自己的母亲, 由思慕进而同他通奸, 他闯入家道中落的末摘花的内室调戏她, 发现她长相丑陋, 又加以奚落。此外, 他对紫姬、明石姬等许多身份不同的女子, 也都大体如此。由此可见, 源氏公子对待女性完全是处于本能的占有, 从不顾及对方的感受, 也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 他仿佛一只花蝴蝶, 终日穿梭周游于不同女性之间, 往往旧情未已, 新的恋情又被点燃。可以说, 源氏公子在爱情生活方面是率性而为的, 完全视女人为男人天生的玩物。

而贾宝玉与源氏公子不同, 他不但把女人当人, 而且对女性相当尊重。贾宝玉从生下来就与众多女性为伴, 他爱她们、尊重她们, 还尊重世界上一切青年女性。他真心坚信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男子是泥做的骨肉, 这无疑是一个优秀的男性对女性唱出的最热烈的赞歌。

众所周知, 封建社会对女人特别残酷, 压迫妇女的从根本上来说是封建制度, 而不是男性, 在那样的制度下, 几乎没有一个男性不是夫权主义者、大男子主义者, 骂他们是“贱人”。所以同处于日本封建社会时期的源氏公子视女人为玩物也是情理中的事了。但就在中国几千年的黑沉沉的囚禁和虐杀女性的牢狱中, 贾宝玉竟发出“我见了女儿便清爽, 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的呼声, 这也许是源氏公子之流的夫权主义者所不齿的, 但在当今社会的我们看来, 贾宝玉可以说是首个开尊重女性先河的文学人物形象。他不但不以男子汉大丈夫在女性面前自骄, 也不以通灵宝玉的化身自傲, 而是由衷的自惭形秽, 自称“浊玉”。想想看, 宝玉是多么自惭, 而源氏公子又显得多么自大不可一世。

源氏公子妻妾成群, 而贾宝玉最终想娶的妻子只有一个, 就是林黛玉。源氏公子与许多女子成婚并不完全是基于爱情。在他所处的贵族社会里, 爱情往往是同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男女婚嫁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如源氏公子在四十岁得势之时, 娶朱雀天皇年方十六岁的女儿三公主也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 并不完全基于爱情。源氏公子在爱情方面对凡是与他有过往来的女人, 即使经过多年, 他还是不能忘怀。为了恋情, 多情的他一生一世也不得安宁, 他对越难得到的女人就越是追求, 体现出他对女人强烈的征服欲, 如他对空蝉、藤壶、胧月夜总是念念不忘, 只要一逮着机会便不忘对其调戏偷情, 而对已经得到的末摘花、明姬又不懂珍惜, 肆意玩弄。

贾宝玉则不同, 结婚对象的选择是基于精神上的渴慕与追求。他爱林黛玉, 所以想娶她为妻, 而对家长安排的妻子薛宝钗却心有不大情愿, 他不愿舍弃唯一的知己林黛玉, 更不愿与心灵上总有一层隔膜的薛宝钗结为夫妻。由此看来, 他虽多情却不滥情, 视崇高的真爱为结婚的第一要素。另外, 贾宝玉也不同于“淫魔色鬼”似的源氏公子, 因为他除了自家姐妹外, 对周围美丽的青年女性也是爱的, 他的爱也有直接或间接的, 或隐或现的性爱成分, 但是, 他的爱又有一个全新的性质, 就是鲁迅曾深刻地指出了的“昵而敬之, 恐拂其意, 爱博而心劳, 而忧患亦日甚亦”。“昵而敬之”就是多少有性爱因素的爱。正如何其芳曾经指出的一样, 贾宝玉这个典型形象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多情。。但是, 贾宝玉这种多情, 不但不是西门庆的, 惟其实昵而敬之, 方能看出他所敬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悲剧, 把她们每一个的悲欢喜乐、荣辱得失, 都不得不包括在自己的关心注意当中, 这就叫做“爱博而心劳”。

如此看来, 虽然同生于封建贵族之家, 虽然同处于封建社会时期, 但贾宝玉与源氏公子这两个典型的中外人物形象却对自己的爱情作出了不同的诠释。

参考文献

[2]安源:《紫式部与曹雪芹美学思想之比较》[J]内蒙古电大学刊1994年2期[2]安源:《紫式部与曹雪芹美学思想之比较》[J]内蒙古电大学刊1994年2期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篇2

贾宝玉,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男主角。前世真身为赤霞宫神瑛侍者,荣国府贾政与王夫人所生的次子。因衔通灵宝玉而诞,系贾府玉字辈嫡孙,故名贾宝玉,贾府通称宝二爷。

贾宝玉是封建贵族家庭的叛逆者,是作者所大力肯定的人物。他把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孩子身上,这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的大胆挑战。他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促使他一步步走向叛逆的主要原因。

贾宝玉的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以男子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那些围绕着他的丫鬟们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卑下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

论《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美学观 篇3

关键词:贾宝玉 美学 悲态 童心 《红楼梦》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历来也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成功、最具魅力的典型形象之一。对于贾宝玉的人物分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他“痴”,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稚”,有人说他“狂”,殊不知这些外化的形象分析总是容易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只有从内在的深层的精神领悟与感性认知去观察才能够剖析真实而全面的贾宝玉。宗白华《艺境》认为中国美学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人物品藻是以人为着眼点,进行由表及里、由外及内,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审美批评和道德判断。细致分析贾宝玉的诗词创作、言谈举止、思想观念等方面,可以发现他有着同所处时代不相一致的独特美学观,不仅表现出深受中国传统老庄玄学和明代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与西方现代美学观点的完美契合,具有高度的美学研究价值,由此也能够更为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贾宝玉的这个人物形象,领略他在《红楼梦》中更为纯粹的内心世界。

一.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谈起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开山之作,也是红学史上最早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进行研究。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描写人生悲剧的杰作。《红楼梦》的创作本旨是宣传人生的苦痛和解脱之道,王国维借用叔本华划分悲剧的标准,“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红楼梦》属于第三种,既没有“极恶之人”左右全局,也不是由于出现非常而变故,却“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但“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之事,在美学上更具典型意义,堪称“悲剧中之悲剧”。王国维从消极颓废的人生观出发来评论《红楼梦》,是第一个自觉地从悲剧角度探讨《红楼梦》的美学意义和悲剧价值,在国学与西学的碰撞中开辟了红学在美学领域的新方向。

当然,《红楼梦》的悲剧性并非一悲到底、彻彻底底的悲,那样只会让读者感到不真实;相反,在酸甜苦辣的人生百态中展现悲才能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在这部典型悲剧性著作中,作为核心人物的贾宝玉,看似无忧无虑的养尊处优的荣国府之娇子、“混世魔王”、“孽根祸胎”,充满嬉笑怒骂的生活趣味气息;但实则为情所困,为爱所难,为事所烦,为仕所扰,为父所迫……,再加上大观园中“万艳同悲、千红一哭”式的悲剧氛围,最终导致贾宝玉选择了悬崖撒手,弃而为僧,遁入空门的悲剧性结局。以上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贾宝玉的悲态性美学观。这不仅是由外在的生存环境给贾宝玉增添的悲态审美,从根本上说是由他与生俱来的内在“童心”洁质所决定。

二.悲态: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悲态是由人生失意的沉痛生华为宇宙人生本体询问的感伤情怀。悲态基于对宇宙规律的信仰,源于对宇宙规律正常性的偏离。悲态在偏离中询问的,不是宇宙规律何以要设置偏离,而是“为什么是我碰上了偏离”。贾宝玉的生活正如薛宝钗形容的那样,“富贵闲人”。别人富贵未必有闲,有闲未必富贵,独有他两者都占全了。但是当我们透过这位贵族公子荣华富贵的生活表层,对他的灵魂深处作内在的观察时,不难发现,他被大观园的高墙囚禁着,被无形的黄金锁链捆绑着,人人都在关心他,实则人人都在约束他。因此,慢慢地,贾宝玉就察觉到了这种“偏离”,开始自我追问,去渐悟何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与文学艺术相比,爱情的选择在体现个体的审美观点方面更为深刻,直入内心,来不得丝毫的虚假敷衍。在贾宝玉的丰富感情生活中,爱情无疑占去相当重要的位置。贾宝玉在封建大家族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的婚姻绝非一己之事,而是牵动所有家族成员,甚至背后充满着矛盾和斗争、阴谋和机诈。论门第,薛宝钗是四大家族之一的皇商出身,母兄俱在,声势显赫;而林黛玉虽也是出身书香门第,但是父母先后去世,家道中落,寄居于外祖母家。论美貌,薛宝钗和林黛玉,一如娇花、一如纤柳,一个妩媚、一个袅娜,各尽其美。论脾性,薛宝钗稳重平和,安分守常,而林黛玉爱使小性,说话尖利。再论身体,薛宝钗健康富态,林黛玉柔弱病态。但正是林黛玉的悲态美,与贾宝玉的悲态性审美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这也是两人相爱相亲的关键所在。到第三十四回宝玉赠帕,以及黛玉的帕上题诗,在多次交心的基础上,两人终于有了一件真正的爱情信物,可以说宝黛的爱情至此正式确立。对于贾宝玉来说,他似乎有了一个满意的结果,急切地自信地等待幸福的到来。

然而,对于封建家族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随着林黛玉生命的结束,贾宝玉美好的爱情理想一同归于幻灭,他的痛苦而执着的追求也走到了终点,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动力。人生追求是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追求的事物,总是闪耀着理想的尽善尽美的光芒。而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在具体的现实条件下,不是都能实现的。面对追求不可能实现,有知难而退之人,有明知不能实现而又偏要追求的人,后者则进入了美学的悲态。贾宝玉对爱情的追求正是如此。

三.童心:质本洁来还洁去

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换言之,就是使人的精神进入一种无欲求、无得失、无功利的极端平静的状态,这样事物的一切美和丰富性就会展现在眼前。所以“童心”可以理解为审美活动时的心理状态。虽然“童心”二字是明代李贽首次提出,但实则与老庄“虚静”等思想一脉相承,乃与时俱进之产物尔。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中有“参禅悟道”,在第二十一回“续《庄子》”与第二十二回“参禅”的情节中,表现了他对佛道悲观厌世智慧较深层次的感悟,由此可见一斑。

《红楼梦》开篇写明贾宝玉是神瑛侍者堕入尘世的化身,与生俱来具有纯洁的本质。“意淫”是警幻赋予贾宝玉的名号,实则可以看作贾宝玉的审美寄托,是以情抗礼和追求自由的文学审美传统于封建末期的综合表现。无论是认为贾宝玉“非世俗淫乱公子”纯情论,还是赞许贾宝玉平等对待女性的泛情论,都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贾宝玉天真率直、纯乎自然的秉性。贾宝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突破了传统的束缚,把处于封建压迫之下的女性看得无比圣洁。他对少女的喜爱或同情,都是建立在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使其与那些浮浪子弟、好色之徒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一句话道出贾宝玉对女子的偏爱,是对封建男尊女卑思想的直接反叛,也正是贾宝玉摆脱世俗观点的内心最纯粹的“童心”写照。

贾宝玉的“童心”所造就的无功利性美学观更为深刻得体现在对封建正统的态度上。身处封建大家族,人生之路几乎已成定局,但是贾宝玉偏偏要以自己的无功利“童心”来反抗这功利的污浊世道,保持自己的本性,维护内心的纯洁。他极为反对仕途道路,凡是以读书求取功名的人都被称作“禄蠹”;批判孔孟之道,把清代奉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斥为“混编纂”;嘲弄“文死谏,武死战”的封建伦理道德,认为这些都是“须眉浊物”的沽名钓誉。在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贾宝玉每到一处,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即便父亲在旁,依然随心所谈,忘却了父亲所代表的封建家长制的绝对权威,不被外界思想和时代观念约束自己的意趣,大胆表达出内在的“童心”本质。诸如此类,不再赘述。

对于《红楼梦》,正如美学家李泽厚所言:“人们已经说过了千言万语,大概也还有万语千言要说。”贾宝玉,一个具有多重性格内涵和美学理念的复杂形象,很难准确地断定他究竟是何等人物,即使是作者曹雪芹也绝不会把贾宝玉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正因如此,才给了后人更多咀嚼玩味的余地,能够长久地描绘甚至丰富这个古代文学艺术画廊上最为成功的审美对象。曹雪芹创造贾宝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贾宝玉及其美学观却成为一种独特而永恒的印象符号,给人们提供了无限的阐释空间,使红学研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

参考文献

1.(清)曹雪芹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蔡元培.石头记索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张法.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篇4

关于袭人的姓名年龄外貌等确切情况,《红楼梦》直接叙述之处不多,仅有几处为例:

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素喜袭人心地纯良,克尽职任,遂与了宝玉。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上有“花气袭人”之句,遂回明贾母,更名袭人。(引自第三回,53页)

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两岁。

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引自第六回,93页)

宝玉便把脸凑在他(鸳鸯)脖项上,闻那油香气,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引自第二十四回,329页)

那贾芸口里和宝玉说着话,眼睛却溜瞅那丫鬟:细挑身材,容长脸面,穿着银红袄儿,清缎背心,白绫细折裙。--不是别个,却是袭人。(引自第二十六回,364页)(1)

以上引文呈现的袭人是一个身材苗条、皮肤白嫩、柔媚娇俏、心地纯良比宝玉大两岁的姐姐模样。具体从外形上看袭人是何等人物并不确切,似写非写、似虚非虚、似实非实,这是《红楼梦》描写人物的笔法之一,也是其艺术特色之一。

一.袭人在贾府中的地位

1.看服侍的主子

袭人家距离贾府“不过一里半路”。家境贫寒,自小被父母卖入贾府,不是贾府“根生土长的奴才”。袭人“自小儿服侍了我(贾母)一场,又服侍了云儿一场,末后给了一个魔王宝玉。”贾府丫鬟众多,丫鬟的地位跟着服侍的主人的地位水涨船高。贾母在府中最为年长,地位自然最为尊贵。服侍她的丫鬟如鸳鸯、鹦哥(紫鹃)、袭人、琥珀等人的地位较半个正经主子地位还高。

袭人第一次出场是在文中第三回,即黛玉进贾府之日。林黛玉七岁进京,宝玉较黛玉大一岁,袭人较宝玉大两岁。可推知袭人至少在十岁以前也就是宝玉八岁以前就开始服侍宝玉。宝玉不光是“衔玉而生”的奇人,更是贾母的掌上明珠,是贾府上下合府倍加疼爱并寄予厚望的孙子。袭人服侍了三位主子,特别是服侍了贾母、宝玉两人,使得袭人在贾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看每个月的工资

除了通过服侍的主子看丫鬟的地位以外,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方式便是丫鬟的月例钱。贾府的月例具有严格的等级分配制度,地位越高月例越多。月例钱的多寡在某种程度上即代表此人地位高低。

随着元春省亲、众姊妹搬进大观园、宝玉挨打等事件以后,袭人向王夫人进言,说“怎么变个法儿,以后竟还教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如何保全宝玉“一生名声品行”等道理。“王夫人听了这话,如雷轰电掣的一般”,连呼袭人“我的儿”。以后视袭人为贴己心腹,时常增衣送菜,就连月例钱王夫人也说“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银子里,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以后凡是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按照贾府的“例”,可知姨娘的月例钱为二两;姨娘的丫鬟为一吊(后从旧年商议,减半,故为五百钱);“晴雯麝月等七个大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五百”。袭人没有小丫头伺候,独拿“二两一吊钱”,比姨娘还多出一吊,可见袭人的地位实际上要比赵、周姨娘高得多。

二.对袭人的评价

《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袭人的评价历来争议颇多。主要是两个极端:1、可称为恶袭人者。评价袭人奸恶、阴险、势力、狠毒,说她是麻木不仁的小人,甚至于大观园中的女特务等等。评家如涂瀛(《红楼梦赞》)、西园主人(《红楼梦辨》)、张其信(《红楼梦偶评》)、俞平伯(《关于十二金钗的描写》)。2、可称为赞袭人者。评价袭人温柔、善良、贤惠、识大礼。评家首推脂砚斋,她的评语也最为公正可信,她称袭人为“贤袭人”“义女”“孝女”“晴卿不及袭人远矣”等语。(2)近年来为袭人翻案、向袭人道歉的文章比比皆是。

前面粗略分析了袭人在贾府中的实际地位,再通过原文中贾府“生着一双富贵眼”的诸人眼中来看袭人。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

1.从众人口中眼中得知,袭人的确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毫无保留地完成照顾宝玉之责。如果把贾府比作一个大公司,袭人无疑是最专一最任劳任怨的员工。

2.贾府从上到下不管是贾母王夫人王熙凤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李纨小丫头等等,对待袭人的态度基本一致,即赞其贤、对她表示友善表示满意。众人对待袭人的态度足以说明袭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一味迎合贾府上层人物。

3.从贾母将袭人“与了宝玉”开始,贾府中的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袭人当作姨娘看待。那个时代丫鬟最高的追求最高的地位就是做妾、做姨娘(如平儿),既然长辈同意、宝玉愿意,周围的人都以姨娘眼光相待,也就不能责怪袭人有时忘情地以姨娘自居。

三.袭人与宝玉的关系

1.主仆关系

主仆是宝玉和袭人的正面关系。袭人这样的仆人,类似于今天所说的保姆。袭人和宝玉的关系密切,他们又不是一般的主仆关系。比如说文中第二十回,袭人生病,宝玉“连忙忍气吞声”,又是安慰又是劝。第三十回,袭人被宝玉误踢吐血,宝玉连夜服侍。除了宝玉,也难找这么好的主子了。当然,宝玉不仅善待袭人,对别的女儿如晴雯平儿四儿等,宝玉也情愿甘当仆役,鞍前马后为其效力。宝玉天生一段风流,也难怪如此。

2.姐弟关系

袭人较宝玉大两岁,时时处处以姐姐的身份来完成照顾、规劝宝玉的责任。对于袭人的规劝宝玉无有不听,因此怡红院才会上演“情切切良宵花解语”“贤袭人娇嗔箴宝玉”等幕。为什么宝玉这样一个混世魔王能够对袭人百依百顺呢?除了宝玉天生对女儿体贴关爱、袭人的“温柔和顺”以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贾宝玉与自家亲姐姐贾元春的关系。

根据弗洛伊德“奥狄帕斯情节”和“雌雄同体”的原理,参照贾宝玉在贾府中的生活环境,可以说贾宝玉有严重的“恋母情结”也即“奥狄帕斯情节”。贾母和王夫人对宝玉百般溺爱,而贾政从宝玉“抓周”开始就对他及其厌恶,贾宝玉和贾政的关系始终处于强烈矛盾之中。“对父亲的矛盾态度和对母亲的那种充满纯粹深情的对象关系,构成了男孩子身上简单积极的奥狄帕斯情节的内容”。“在两种性别中,男性素质和女性素质的相对强度,是确定奥狄帕斯情节的结果,将是一种与父亲认同还是与母亲认同的作用。这是雌雄同体借以取代后来发生了变化的奥狄帕斯情节的方式之一。”“随着奥狄帕斯情节的退化,对母亲的对象贯注就必须被放弃。它的位置可被这两种情况之一所取代:要么与母亲认同,要么加强与父亲认同的作用。”(3)我们知道,“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的贾宝玉和贾政的矛盾只有日渐加深,没有消解的可能,所以无论从意识还是潜意识上我们都可以断定宝玉只能加强与母亲也即女性的认同。

贾宝玉的亲哥哥贾珠早逝,关系自然不会亲密。亲姐姐贾元春较宝玉大十多岁,宝玉自小跟着元春“同随祖母,刻未暂离”“其名分虽系姊弟。其情状有如母子。”两人之间缺少辈分之隔,言谈行事更为自由活泼,这是作为母亲的王夫人不能相比的。元春的年纪可作宝玉之母,又每天“手引口传”教书习字,在宝玉的眼里,元春就扮演着亦姐亦母亦师亦父的多重角色。宝玉的“奥狄帕斯情节”由母亲身上转移到姐姐元春身上顺理成章。

元春入宫,再难返家。姐姐的空缺就由袭人填补,“花姐姐”论年纪才貌学识自然不能和“元妃姐姐”相提并论。但毕竟在元春离开以后和宝玉朝夕相处能称得上姐姐的就数袭人一个。比如说袭人对待宝玉的生活起居,时时处处充满着母性光辉,仿佛一位慈爱的母亲。如文中第三十六回生怕宝玉睡着不留神着凉,袭人“特特的”做成精致鲜亮的肚兜,哄着宝玉带上。宝钗见了还笑问:“这么大了,还带这个?”又如第三十二回可知,小的大的针线活计,宝玉一概不要别人做的,袭人“只好慢慢的累去罢了”。而袭人对宝玉的规劝,虽不遂宝玉的意愿,但袭人的“娇嗔”却如同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可见其良苦用心。

3.夫妻关系

要说夫妻关系(当然,这里说的“妻”对于袭人来说只是“妾”,身为“奴才”的袭人对“妻”是不敢想象的),免不了先提男女之事。《红楼梦》中唯一与宝玉发生过云雨之事的女人是袭人。这与贾府里那些偷偷摸摸的男女之事大相径庭,一则当时的袭人“渐通人事”,宝玉仍是懵懂顽童,二人年纪尚小;二则宝玉与那些“皮肤淫滥之蠢物”的“世之好淫者”完全不同。而袭人,在书内,就因此事被晴雯讥讽,在书外,也因此事时常被冠以“勾引”的骂名。

撇开袭人和宝玉之间那次类似儿戏的“云雨情”,细细体会,袭人和宝玉之间是明显存在夫妻之情的。特别是在王夫人指定袭人为宝玉没有明说的妾之后,袭人在贾府的地位似乎比赵、周姨娘的还高,这已经是贾府(除了贾母贾政等不管事的人除外)人所共知心照不宣的事实。当然,心照不宣的自然包括宝玉本人,他是“喜不自禁”并没有半点不悦。

除了日常生活中,两人相互关照爱护的例子,我们还能找到不少类似于恋人、情人的情节。比如第九回宝玉上学之前,“袭人说一句,宝玉应一句。”两人相互宽慰体贴之情,有评家就说像是一对惜别的恋人。又如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宝玉在宁府看戏无趣,烦闷之下,径自到袭人家“瞧他在家做什么。”主子往奴才家里跑,除了宝玉再难找到第二个人来。袭人回来之后,以骗词规劝宝玉,其情其心真挚可见。宝玉因袭人要返家,急切泪流哀怨叹息。两人之情不浅。宝玉虽对所有的女孩都是真诚相待,“见了女儿,我便清爽”,但并不是所有的女儿都能拥有宝玉对待袭人之情。宝玉胆小,夜里醒来必叫“袭人”;遇上什么事,返回怡红院多半第一个找袭人相叙;袭人回家料理母亲后事,宝玉坐着纳闷,也想着袭人……此类例子甚多。

按照正常路线发展,袭人成为宝玉之妾顺理成章,纳袭人为妾,正中宝玉下怀。可以说,《红楼梦》三十六回以后的袭人和宝玉除了没有正式的“圆房”以外,心理上都是自觉地以夫妻情分相待。晴雯讽刺袭人说“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晴雯的这些话显然刺到了袭人的短处。袭人虽然“从小儿不言不语”像个“没嘴的葫芦”,但是“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平素也有“争荣夸耀之心”。袭人是个“有些痴处”的人,除了忠心,不排除“渐通人事”的袭人对待宝玉是一往情深,含有男女倾慕之情,她每天服侍宝玉,日久情深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贾母将袭人“与了”宝玉之时按照“贾府的例”就暗含着将来纳袭人为宝玉之妾。这样看来,袭人在心里是把宝玉当作自己的人的,无怪乎袭人含酸排斥与宝玉接近的人,包含晴雯四儿甚至黛玉。比如第七十八回,怡红院阶下的一株海棠花无故死了半边,宝玉将晴雯与孔子诸葛岳飞等人相比,袭人说“还有一说,他纵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可以看出袭人的封建等级观念,在心里她是认为自己的地位比晴雯要高的。

值得一问的是,袭人和宝玉之间有没有爱情?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是爱情吗?似乎是也似乎不是。袭人是《红楼梦》中唯一与宝玉有着暧昧不清的“夫妻”情分的女子。这种情不是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心灵相通之情,也不是宝玉和至死还担着“勾引”“虚名”的晴雯之间纯真率性之情。按照曹雪芹的原意,《红楼梦》后四十回中袭人与宝玉的关系终是“谁知公子无缘”。袭人和宝玉的情只是停留在浅层次,因为没有心心相印的可能,通往宝玉心灵深处的大门对于袭人来说永远都是关闭的。

摘要:花袭人是《红楼梦》中着墨最多篇幅最长贯穿始终的重要丫鬟。表面上看,她是贾宝玉的贴身大丫头,潜层里看,她又是王夫人、王熙凤等人默认的未来的姨娘。实际上,宝玉与袭人之间的关系还更为复杂。袭人因为在贾府中特殊的地位,与宝玉的关系是多重的,他们既是主仆、姐弟,又有夫妻情分。分析宝袭关系,可以让我们更加真切地去理解袭人,更深刻地去解读《红楼梦》。

关键词:袭人,宝玉,关系,无缘

参考文献

(1)《红楼梦》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原文均引自此)

(2)《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人物评价贾宝玉 篇5

贾宝玉是女娲补天弃在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和赤霞宫神瑛侍者转世真身,荣国府贾政与王夫人所生的次子。因衔玉而诞,系贾府玉字辈嫡孙,故名贾宝玉。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第一主人公;是曹雪芹满怀理想和激情,倾其心血和才力创造的艺术形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全新的不朽典型。脂砚斋称贾宝玉是“古今未见之一人”,并说“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古今小说传奇中,也未见这样的文字:”同时,贾宝玉这一人物形像既丰满深刻,又生动鲜明,至今还流行在生活中,并且将会永远活在人间。

然而,旧世界里出现的新人,往往被世俗看成乖僻邪谬,不近人情,甚至被人看成狂、疯、痴、呆、傻,无复人理。这正是先觉者们普遍的命运。贾宝玉不仅在《红楼梦》中成了“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对像,被看作疯、痴、呆、傻,被王夫人骂为“孽根祸胎”、“混世魔王”,就是在读者和“红学”家眼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贾宝玉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有人说他是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还有人说,贾宝玉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古已有之”的,他的叛逆性格是对古代民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有人说,贾宝王叛逆性格的形成,是由于受大观园“女儿国”的影响。贾宝玉到底是一个什么形像?他在书中处于什么地位,起着什么作用?这一形像有什么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关于贾宝玉的来历,《红楼梦》开篇讲了个荒诞神奇而又寓意颇深的故事,女娲炼石补天,炼成了三万六干五百零一块;结果单单剩下一块,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块顽石自经女娲锻炼,灵性已通,自来自去,可大可小;原来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的庞然大物、却缩小到扇坠儿一般,而且是鲜莹明洁的宝玉模样。一天,遇着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在它上面缕了几个字,携它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走一遭。于是,石头城中,荣国府内,生下一位公子,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这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那块顽石的幻相。

本来一块顽石,无知无觉;坦然洪荒之中,平静安宁,悠远恒久。偏偏又通了性灵,并且变成了人,有了感觉,有了情义,有了灵魂,享受了人间的诸种美妙,也吃尽了人间的种种痛苦。但最终还要变成石头,还要回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是一个圆环,无始无终。这不但是贾宝玉的“历史”;也是宇宙和人类的历史。——如今且书归正传,分析一下贾宝玉这个人物形像。

热爱女性、尊重女性、崇拜女性,是贾宝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的特征。《红楼梦》反复写了这个特征,有时还用神话(如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故事,“太虚幻境”的描写)和夸张的笔墨(如“抓周”试志,对刘姥姥信口开河信以为真)渲染强调这一特征。他还没有出场之前,别人就介绍了他七八岁时说的孩子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骨肉。”后来书中又写他这样的想法:“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对许多少女都多情。不但对于活人,连画上的美人也伯她寂寞,特意去“望慰”一番。他既然对许多少女都多情,就不能不发生苦恼。有一次,当林黛玉和史湘云都对他不满的时候,他就不能不“越想越无趣”——“目下不过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又欲何为?”又一次,当晴要和袭人吵闹的时候,他就伤心地说:“叫我怎么样才好呢?把这个心使碎了,也没有人知道。”虽然通过“龄官画蔷”一事,“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不可能死时得到所有女孩子的眼泪,但他喜欢在女孩子身上用心的痴性并没有改变。这就是鲁迅所概括的:“爱博而心劳”。也如警幻仙子所说的“意淫”。这样概括和形容贾宝玉的性格特性,不单因为贾宝玉生长在少女群中,多所眷爱,而且他的爱并非只是男女之爱,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对周围不幸者的爱。所谓“爱博”或云“博大的爱”似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这种爱是广义的,包括亲近、爱恋、体贴、尊重、同情等;因此其二:这爱所及的对像也就是比较广泛的。不限于黛、钗、湘,也包括晴、袭、紫鹃、鸳鸯、平儿、香菱和其他一些小丫头,等等。惟其“博爱”,所以“心劳”。设想贾宝玉心目中仅有一黛玉,他哪里至于如此劳碌!为人担忧,代人受过,替丫头充役,这类事在贾宝玉的“行状”中简直多不胜举,俯拾即是。即如“平儿理妆”一节,事情原本与宝玉毫不相干,然而他十分同情平儿的不幸,不仅“劳形”、为其理妆,而且“劳心”、叹其身世。他想到“贾琏惟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淫,凤姐之威,他竞能周全妥帖,今日还遭荼毒,想来此人命薄,比黛玉尤甚。”但因他能为平儿理妆,补偿了他平日不能“尽心”的“恨事”,竟感到是“今生意中不想之乐”。香菱因斗草弄脏了石榴红绫裙之后,他让袭人将同样一条裙子送给她换,也是很高兴得到这样一次“意外之意外”的体贴和尽心的机会。后来他又把香菱斗草时采来的夫妻蕙和并蒂莲用落花铺垫着埋在土里,以至香菱说他“使人肉麻”。可见宝玉并不因为钟情林妹妹而一叶障目,无视其他众多女儿的不幸和痛苦。他的心怀,可算得较为博大的。即以其对林黛玉的`爱而言,如果仅属单纯的性爱,也不至于“劳心”到那种地步。他对黛玉的爱,正是以同情、关切、尊重、相知为基础的。同情和爱情自然是两回事,但同情可以是爱情的起点和支柱。这边,一曲《葬花辞》尚未吟罢;那边,早已恸倒在山坡之上了。足见宝玉对黛玉的身世、处境、病体、心性体察最深,感受最切,这些绝不是单纯的性爱所能包容的。贾宝玉的“多所爱”的确包含了对弱者的不幸和痛苦的同情和关切。这种性质的爱,或许就叫人道主义吧!

《红楼梦》用许多笔墨描写和渲染了贾宝玉的这一性格特点,使之异常鲜明和突出,并且又是如此重要:去掉了它也就没有贾宝玉。这就是这个叛逆者得以鲜明地同文学上和历史上其他叛逆者区别开来的缘故。这就是曹雪芹的独特的创造。

贾宝玉的这种崇拜女性的性格特点,是和他身上的整个叛逆精神一致的。封建社会是“男尊女卑”,而贾宝玉竞翻了个过儿:“女清男浊”。这在封建统者看来就是一种叛逆,自然会引起“百口嘲谤,万目睚眦”;而且贾宝玉完全否定了他的家庭给他规定的道路之后,除了少女们的纯洁可爱,能使他尊敬和爱悦之外、现实生活中再也没有什么事物值得他献出青春和生命的了,特别是对林黛玉的坚贞不变的爱情,成了他精神上的唯一支柱。第七十一回,鸳鸯和探春诉说着大家庭的矛盾和苦恼,尤氏说宝玉“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说:“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这句话虽是玩笑话,却说得很悲伤。宝玉为什么那样爱和女孩子亲近?怎样解释他的“女神崇拜”的特点?第七十八回,贾母曾这样说到她对宝玉的看法:

我也解不过来,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更叫人难懂。我也为此提心。每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顽闹,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他们。既细细奎试,究竟不是如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这像是作者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要求我们来解答。第二回,贾雨村对这个问题曾作过解释。他说:天地有什么正气邪气,二气相遇必然互相搏击。人要是偶秉这正邪交错之气而生,生于诗书清贫之家则为逸士高人,生于薄祚寒门则为奇优名倡,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这种解释,我们当然不会同意。但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解释这一形像呢?这必须从贾宝玉所处的物质世界和生活环境中找答案。

少年男女本来容易有互相爱悦之情。贾宝玉又是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和很多美丽聪明的少女很接近。而那些男人和已婚的女人本来没有或极少使他喜欢的,只有少女们比较天真纯洁,而那些被压迫的奴隶身分的丫头,其身世遭遇更容易引起他的同情。贾宝玉说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这是一个有着诗意像征的概念,跟林黛玉以花自喻是很一致的。“女儿”是像花一样鲜艳、美丽、芳香,像水一样的清澈、晶莹、明洁,她们的青春生命里闪耀着真和美的光彩。贾宝玉正是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人生的价值,发现了优美的灵魂和纯真的爱情。这感动着他,使他甚至忘却了自己。他对少女的爱,本质上是纯真无私的。这正反映着他的人本主义的理想。

但是,贾宝玉的女性崇拜并不是无限的。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然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书中小丫头春燕评论得很对,她说:“这话虽是混说,到也有些不差。”为什么说不差呢?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不论是统治阶级的结了婚的妇女,还是他们的女仆,也是年龄越大就沾染恶习越多。抄检大观园时,斥逐司棋的周瑞的老婆气势汹汹的样子,曾经深深地激怒了贾宝玉,他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子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这说明贾宝玉并非无缘无故恨结了婚的老婆子,而是她们沾染了恶习,失去了纯朴,将自己曾经受过的苦再如到别人身上。

贾宝玉对待妇女的态度,反映了他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这不是“性爱的美感”,而是充满了社会的理想。贾宝玉所爱的正是受压迫的一群弱者,而他所憎恶所痛恨的却只是压迫者及其爪牙。这在客观意义上,就有着从封建礼教压迫下解放妇女的要求。这种初步民主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与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是一致的。构成贾宝玉叛逆性格的还有其它方面,如他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反对科举,反对八股文,反对封建礼教等等。他是封建贵族阶级的贰臣逆子;他是新生的市民阶层的典型。他的出现无疑是对封建社会的冲击和破坏,意味着封建社会“忽喇喇似大厦倾”!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明白曹雪芹用他的高度的想像力所创造的石头故事的深刻寓意,以及那个通灵宝玉究竟实质是什么。原来问题的核心是:贾宝玉处于荣国府继承人的地位;他的“聪俊灵秀”的天赋,使这个贵族家庭对他寄于特别高特别殷切的希酬要求;然而,他不仅丝毫无意于立身扬名、治家经国,而且他对那个家、国已经彻底绝望,并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亲是那样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不爱读的书,偏偏要他读;他不爱做八股文,偏偏要他做;他不爱和那些峨冠博带的家伙应酬,偏偏逼他出去应酬;他认为茫茫尘世,只有女孩子们的世界是一片净土,他的父亲总要把他拉出这片净土,他的母亲总要来摧残这一片净土,还有他的伯父、哥哥、侄辈之流总要来污秽、践踏这片净土。特别是,他爱的人,偏偏不许他爱;他不愿结的姻缘,偏偏要他结。“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这个人物就是处在这样纠缠不解的矛盾痛苦中。所谓顽石幻化通灵宝玉,无非就是对于这种纠缠不解的矛盾的解释。这就是说:贾宝玉的本质,对于封建贵族家庭来说,本来只是无用的顽石;而他的地位和天赋,却又使他在贵族家长心目中是“宝玉”。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相关评论/贾宝玉

宝玉是作者树立的反面教材

听说《红楼梦》要重拍了,希望编导和演员把握好剧中人物的性格、思想,更重要的是人物的命运,尤其是男一号贾宝玉。窃以为,如果把贾宝玉塑造成一个美好可爱的情种,或者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叛逆者,那就违背曹雪芹的原意了;对贾宝玉,曹雪芹是持否定态度的。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这一番描写和评价,无论如何不是赞美之词。“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这是在夸奖人吗?最后两句的意思是,贵族之家的子弟们,不要学这个孩子!既然曹雪芹是不赞成贾宝玉的,为何还要不厌其琐碎细腻地讲述他的故事呢?只有一个合理的答案:曹雪芹用贾宝玉的例子警告他的读者:如果你们也像贾宝玉这样生活,最后难免落得个“贫穷难耐凄凉”的下场。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篇6

作为世界名著, 《红楼梦》中人物关系纷繁复杂, 各色人物类型丰富, 人物数量也很难确定。上海师范大学学者徐恭时, 根据多年的杂记以及细致的版本考究, 对《红楼梦》中各色人物做了扎实分析, 得出结论, 人物总计:男495人, 女480人, 两计975人。

《红楼梦》人物类型多样, 上至王孙公子, 下至贩夫走卒, 旁至和尚、尼姑与道士, 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丰富的封建社会图景。

与核心人物贾宝玉相关的人物也数量也十分庞大, 其中, 各色性格鲜明、感情丰富、内涵深厚的丫鬟及女仆特别是与贾宝玉最亲近的“袭人”和“晴雯”, 与贾宝玉命运紧相连属, 十分值得分析探讨。

二、贾宝玉的审美判断与命运——晴雯与袭人

方晓编制的红楼梦人物性格图中统计出与贾宝玉直接相关的丫鬟共计14个, 每个丫鬟都承载着曹雪芹对贾宝玉的深情厚谊。然而, 其中处于核心圈层又与贾宝玉命运密切相关的两个丫鬟是晴雯与袭人。

晴雯与袭人代表了贾宝玉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 清末红学家陈其泰在其论著《红楼梦回评》中提到“或问《红楼梦》写黛玉如此, 写晴雯亦如此, 则何也?曰:晴雯, 黛玉之影子也。写晴雯所以写黛玉也。”张新之在他的《红楼梦读法》中写道:“是书叙钗黛比肩, 袭人、晴雯乃二人影子也。”袭人贤淑, 善解人意, 而晴雯刚烈不羁、率性直言,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恰与钗黛相合。

试看霍克斯对这两位性格迥异的女子姓名的翻译:

(1) “袭人”译为“Aroma”:宝玉的审美标准

脂评本中对袭人的描述是在第三回“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贾母因溺爱宝玉, 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 素喜袭人心地纯良, 恪尽职守, 遂与了宝玉。宝玉因知他本姓花, 又曾见旧人诗句上有‘花气袭人’之句, 遂回明贾母, 即更名袭人。”

这段话交代了袭人命名的来源, 袭人的性格乃是心地善良, 淳朴, 这是作者给读者的第一印象。《红楼梦》中多次提到“花袭人”, 袭人乃从花从, 风流公子贾宝玉更是从诗句中摘出这样一段独具特色的诗句为其姓名注解。

“花气袭人”出自陆游的诗歌, 陆游在其多首诗歌中提到这一短句, “花气袭人知骤暖”, “花气袭人娱独夜”, 花香在夜晚弥漫, 诗人独独感受到这种独特的气氛, 这也为“花袭人”的名字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

霍克斯在处理这段话的时候, 是用了连贯的写法来串联的,

“Discovering that Pearl’s surname was Hua, which means‘Flowers’, and having recently come across the line--

The flowers’aroma breathes of hotter days.”

霍克斯对中文“花”做了诠释, 陆游的诗歌在其翻译中尤其译得传神。其实, 霍克斯译此名是用了转移的方法的。“袭人”本是动作, 指的是花香散开的场景, 霍克斯翻译的版本中, 动作用了“breath”, 非常动人的一个词汇, 这既把香气扑鼻的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也将此景的“精神”之处提取得独到而自然。而“aroma”则是那美妙场景中提神之物, 所谓“花气”、“香气”, 姓名翻译的曼妙之处正在于此。

贾宝玉是个风流多情郎, 用多深的感情才能自然地展现这一段才华, “袭人”是宝玉的丫鬟, 但宝玉从来不把自己的丫鬟当做粗使者, “女人是水做的, 男人是泥做的”, 宝玉心中这一段花香永远都能让他感受到清凉的气味, 这就是宝玉的审美。

(2) “晴雯”译为“skybright”:宝玉的精神与命运

在《红楼梦》中晴雯是大观园中众女儿中十分独特的人物, 晴雯虽是下贱的丫鬟, 但她独立的人格与高尚的风格令红楼中众多女子失色。她就像是黑夜长空中一颗闪亮的星星, 照亮了整个大观园。所谓“晴为黛影”, 晴雯的命运恰好为虽尚未看到完整版本的黛玉的坎坷命运注解, 她们都是宝玉的精神反馈与命运写照。

晴雯的名字来源于宝玉梦幻进入太虚幻境, 一首诗, 既是晴雯姓名的来源, 更是晴雯命运的写照:

“霁月难逢, 彩云易逝。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 多情公子空牵念!”

这首诗歌中展现的是晴雯高贵的品质, “霁月难逢, 彩云易散”, 光风霁月, 这正是她性格的写照, 多彩风格, 这正是她的行事。但是, 一个“难”字, 一个“易”字, 注定了晴雯精彩的人生是短暂的。

试看霍克斯对这段文字中的前两句的翻译:

“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

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

译文巧妙地将“seldom”提前, “seldom”蕴含了译者无限的怅惘与不尽的无奈, 用“and”链接, 第二句“too soon”惋惜主人公光风霁月的品格与才华。译者很聪明, 他将这最重要的两句话作为晴雯命名的依据, 把晴雯的拆分为“sky”和“bright”, 这恰是晴雯最靓丽的品质, 也是晴雯质朴的光华。译者将作者不愿看到晴雯逝去的芳华悄悄溜走, 只愿这份精神永驻的心理传达出来, 实在难能可贵。这也是宝玉对晴雯最初的情感。

三、小结

“袭人”和“晴雯”, 恰如“宝钗”与“黛玉”, 是贾宝玉身边最重要的丫鬟。袭人代表了宝玉的审美标准, 晴雯则则是宝玉精神领域的反馈与不羁性格的照射。霍克斯的巧妙姓名译法十分独特地传达了作者的一片良苦用心, 与原文的情感契合也给读者带来了与原著一样的情感体验。

参考文献

[1]徐恭时《<红楼梦>究竟写了多少人物》。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82年02期。

[2]王增斌《红楼梦》脂评本与还原脂评本。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年9月第5期第6卷。

[3]方晓《色裁红楼—红楼梦人物性格色彩解读》。

[4]Cao Xueqin, Gao E, John Minford.The Story of the Stone.1982.12, Penguin Classics.

贾宝玉出家在明清文化中的意蕴 篇7

(一) 贾宝玉的出家之举, 是对男人治家的一种否定。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家国同构”观念中, “国”不过是“家”的放大, “家”与“国”有着共同的特征:“治国在于齐其家”,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1]。“家”与“国”的关系非常微妙, “家长是关门皇帝, 皇帝便是全国的总家长。家国既属相通, 齐家之道可通于治国之道”[2]。所以, 在《红楼梦》中, 作者也借“齐家”之道谈“治国平天下”。在作品中, 曹雪芹还借袭人之口说出贾宝玉对可读之书的评价:“只除了‘明明德’外无书。” (第十九回) , 这又何尝不是作者借贾宝玉之口说出的自己的观念。而“明明德”出自《大学》一章, 是儒家关于做人的理想境界。

从《金瓶梅》问世之后, 以家庭兴衰为题材的小说开始涌现, 这类小说多是以家庭的兴衰来喻国家的兴亡。身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的曹雪芹, 从“家庭”的视角出发, 来展现人物的命运, 也是在情理之中, 不足为怪的。

宝玉是这个家庭中都看好的立家主事之人,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不断地让人失望:讨厌读功利的书, 经常毁僧谤道。他也压根儿不想管家, 别人一提“仕途经济”他就恼, 读书上进的人被他称为“禄蠹”, 他是一个“富贵闲人”、“无事忙”。他追求的不是“富贵”, 他经常说:“富贵二字, 真真把人给荼毒了。”贾宝玉在神游太虚仙境时, 警幻仙子有这样一段话:“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 适从宁府所过, 偶遇宁荣二公之灵, 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 功名奕世, 富贵传流, 虽历百年, 奈运终数尽, 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 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 禀性乖张, 生情怪谲, 虽聪明灵慧, 略可望成, 无奈吾家运数合终, 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 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 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 然后入于正路, 亦吾兄弟之幸矣。’”在太虚仙境里, 贾宝玉看过了诸女子的命运, 听了曲子, 饮了“万艳同杯”酒, 喝了“千红一窟”茶, 又与一仙子领略云雨之事, 警幻仙子希望其能“改悟前情, 留意于孔孟之间, 委身于经济之道”。然而贾宝玉却冥顽不化, 迷途而不知返, 从梦境中吓醒。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证明了警幻仙子也没有真正“警醒唤起”贾宝玉的担当救济之责任。

况且在全书中, 也未见贾宝玉有治家的意识和行动, 虽然他一再强调这个家没有什么可以让人留恋的, 但是也没有实际的行动来改变家族的状况。第十四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办公中有人来拿对牌领东西, 贾宝玉说:“怎么咱们家没人领牌子做东西?”此处评本有庚辰侧批:“写不理家务公子之语。”黛玉说贾家如不节俭, 恐后手不接, 贾宝玉不但没有忧虑, 反而说:“凭他们怎么后手不接, 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

在贾宝玉的生活中, 没有关系家族生计的责任和念头, 虽有警幻仙子的警示, 但依然不觉悟, 所以《西江月》中的“于家于国无望”, 既是戏谑, 又是实指。贾宝玉是作者重力描写的人物, 他不能治家, 其他的男人更无济于治家了。

(二) 贾宝玉的出家, 是作者思想的无奈选择。

贾宝玉对佛和道是排斥否定的, 但他最后的人生选择却是出家, 这是矛盾的。但这也正是他人生的悲剧。以贾宝玉的人生哲学, 现实社会不是他生存的理想场所, 对于僧和道也是否定的, 而在儒、释、道三者之间徘徊, 最终选择了佛道之途, 这也是作者的一种无奈而又痛苦的抉择。“怡红公子绝不仅仅是洞察女子悲剧的主观镜头, 更不仅仅是标志家族衰亡的重要征兆, 他的价值主要存在于他的精神悲剧本身”[3]。

儒家的思想从孔孟之始经汉初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 到作者所生活的清朝的前期, 已被教条化成了读书做官的工具, 而最初的“仁”“礼”的要义早已淡出了读书人的视野。“程朱理学已经以它枯燥的教条形式弥漫在整个社会生活中, 也侵蚀着知识界, 它已成为钳制人们思想的冰冷工具”[4]。

读书只读“四书”, 《西厢记》、《牡丹亭》等均成了“淫词艳曲”, 读书的目的也只是“仕途经济”之道, 也不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有不利于功名的书都会“移性情”, 而一旦移了性情, 必然偏离社会轨道, 这是大家所不能容许的, 理想的儒家已无处可寻。书中的贾政最喜读书, 但是做诗、题词很是平平。第九回中贾政教训跟宝玉读书的小厮时说:“什么《诗经》、古文, 一概不用虚应故事, 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 是最要紧的。”贾政的清客们也是乏善可陈, 缺乏才思, 也没有士人的建功立业的济世热情。

在当时社会所能提供的思想资源中, 除了儒家, 就是释和道, 但作者对佛道也是否定的。通过诸多事例可以看出来, 另外也通过袭人之口告诉我们贾宝玉是经常“毁僧谤道”。再如馒头庵净虚的插手世俗事务, 张道士亦不可免俗, 干预起宝玉的婚事。马道婆更是让人讨厌, 她和赵姨娘勾结在一起, 勒索赵姨娘的银子、东西, 更有甚者, 帮助赵姨娘弄鬼做法, 利用巫术搅得贾家家宅不宁, 实在是一个无聊的俗人。还有妙玉, 看似修行, 但是凡心未灭:宝玉过生日, 她以“槛外人”的身份送帖来庆贺;刘姥姥到她那里吃茶, 茶杯她也不要了, 并且要提两桶水来清扫地面。书中诸如此类的人和事, 还有许多。

这些俗世的佛道, 不是作者心仪的释道两家。“作者对贾母、凤姐一干人, 特别是对张真人、‘王一贴’、色空等体制化宗教人员及其活动之颇具否定、嘲讽色彩的描写中, 其态度差不多是昭然若揭了”[5]。这些世俗化的宗教行为, 对于一个要从中找到解脱之径的宝玉来说, 不具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作者也是以否定和排斥的态度对待这些俗化的修行人士。

(三) 贾宝玉的出家, 是作者“捡尽寒枝不肯栖”的无奈抉择。

既然作者否定了儒家的仕途经济、世俗的佛道修行, 那么作者理想的生活图景是什么样的呢?从书中人物的命运背后, 我们不难看出, 作者在儒释道三家之间徘徊犹豫, 失望之后, 只好作出无奈的选择, 这也正是作者经过苦苦追寻之后, 在儒释道之间的一种痛苦的思考和抉择, 选取了一个无奈的结局:出家———让贾宝玉被一僧一道裹挟着前进, 终于冲破红尘的樊篱, 归入一个相对理想的世界, 虽然这个理想的世界是模糊的。当年携“通灵宝玉”下凡的一僧一道, 是“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 (在第一回中被作者称为“必有补天济世之材, 利物济人之德”的二师) , 一个“渺渺”, 一个“茫茫”, 合在一起是“渺茫”, 那是何等的不真切和不明朗。对于一个满怀救世理想和积极人生态度的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痛苦而无奈的决定。

作者在世事中痛苦而又艰难地行走, 想通过自己的眼睛, 寻找可以寄托精神的家园, 然而却无路可走。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高贵的精神追求。然而在作者的能力范围之内, 冷眼观察选择之后, 却是蓦然回首, 那人不在灯火阑珊处。

曹雪芹作为一个封建社会末期的知识分子, 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 自身又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家族变迁, 自然, 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会与众不同。面对自己家族的命运无常, 和自己的人生际遇, 曹雪芹借贾宝玉的人生道路向读者传达他的人生思考和感悟。其中, 有他自觉的一面, 也有他不能超越的一面。

(一) 曹雪芹的思想有进步的一面。

曹雪芹作为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高级知识分子超越了当时的文学和文化。对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和大团圆结局创作模式有一个大的突破, “没有因袭才子佳人小说家的创作套路, 在反映理想和现实的选择上毅然回归现实, 并且在清醒的悲剧意识的支配下, 将《红楼梦》创作成一个‘悲凉之雾, 遍被华林’的悲剧, 使《红楼梦》无论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还是美学价值的发掘, 都远远高出了才子佳人小说, 成为当时文坛及中国小说史上的顶峰之作”[6]。也正如鲁迅所说, 自《红楼梦》以来, 以往的写法全变了。曹雪芹不写“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写异样文章, 使“作品既有作者家世的艺术再现, 也有对家族没落的深刻思考, 正是这种反思和感悟, 使作者对悲剧发生的不可避免性和挽救的不可能性进行毫不掩饰的描写, 从而使作品在浓郁的悲剧气氛中完成了对时代悲剧和文化悲剧的揭示”[7]。在书中, 作者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的创作理念:第一回借石头之口, 否定才子佳人小说的套路;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又通过贾母之口否定了才子佳人一见倾心最终成亲的故事老套。在创作理念上, 作者自觉地对现有的创作模式反思和突破, 体现了一个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作家的自觉行为。

而且曹雪芹在作品中写了一群异样女子和她们的命运, 以女性为主要的写作对象这也是一个突破。文中所写的女子, 异常聪明灵秀, 有些有冰清玉洁的个性, 有些有超常的才华, 有些有精明强干的才能, 等等, 有别于宋明理学教育出的“无才有德”的恪守礼教的女子。这也是作者的进步之处, 从“情”和“真”的角度塑造了一批融入了作者理想的人物形象。

曹雪芹别号“梦阮”, 朋友说他“狂于阮步兵”, 曹雪芹还擅长画石, 敦敏《题芹圃画石》诗:“傲骨如君世已奇, 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 写出胸中块垒时。”从中可以看出, 曹雪芹的思想是特立独行的。

作者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 与当时的哲学纷争也有密切的关系。程朱理学历经近千年的传承, 到了清代, 更成为朝廷教化百姓的一种工具, 除了“四书”、“五经”外, 几乎没有其他的被统治阶级看好的书籍, 教条化的儒学必然引起有思想的读书人的反思。从明朝末年开始, 李贽等人提出了“童心说”, 反对程朱理学。曹雪芹写出这本《红楼梦》,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受到了社会思潮反对程朱理学的刺激以及家族败落的影响。包括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论, 实际上也反映的是程朱理学与反程朱理学之间的斗争。作者身处这种思辨当中, 并且在此之前已有了那么多的争论, 作者作为一个有独特人生际遇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受这些争论的影响。

因此, 曹雪芹在作品中, 自然会主动地去反思影响人的灵魂的原因和造成不同人的不同命运的根源, 也自然通过人物的命运流露出自己的哲学观念和对于社会人生的哲学思考。这也是一个时代行将结束时, 知识分子自觉地对其成长的文化背景的反思。《红楼梦》所写的内容十分庞杂, 涉及面也十分广, 是一部具有总结性质的小说。“无论《红楼梦》反映了多么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 也无论它表现了曹雪芹个人何种复杂曲折的情感和体验, 作为艺术作品, 它在本质上乃是中国人通过作者反思其存在、追求其意义、归返其家园的一种方式”[8]。作品中不仅反映当时民众的生存状态, 而且对其后民众的生存状态有一定的影响。从《红楼梦》的成书时代来看, 文化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成熟和丰富的资源, 《红楼梦》是作者对生活的时代文化存在的一种反思和揭示, 是一个知识分子自觉的行为, 是其对读书人理想的精神家园的追寻。

(二) 曹雪芹的思想有不可超越时代的另一面。

曹雪芹毕竟是一个旧时代的文人, 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 从他生活的时代和背景上, 以及《红楼梦》的文本中都可以看出来。书中最爱读书的贾政, 所读之书也不过是一些儒家科举之书, “贾宝玉虽然对‘仕途经济’和程朱理学作了大胆的否定, 却又不敢不遵从封建家长的旨意去读‘四书’、‘五经’”[9]。宋明以后儒家的思想, 绝对地占有统治读书人头脑和灵魂的地位。除此之外, 出格的无非是一些古今小说、外传传奇等, 另外就是佛教的经文、老庄的文章。从整体上看, 一个读书人可以选择的阅读对象和影响其思想观念的形成, 无非就是儒家思想、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曹雪芹所受到的教育跳不出这三者的影响。从唐朝以来, 读书人信奉“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人生得意时往往是儒家的“济世”, 高官厚禄, 报效国家;失意时往往是佛道的“出世”, 退隐山林, 著书立说。曹雪芹的思想构成也不过是这些, 在书中他借贾宝玉之口痛骂儒家, 又毁僧谤道, 但是, 一旦当需要作出决定时, 却又无可奈何地从其中作出选择, 这是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

而他又比一般的知识分子警醒, 能从当时的程朱理学和反程朱理学的纷争中, 从明末以来的异端思想 (李贽的“童心说”、阳明心学等) 和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学说中嗅到了一丝异常, 感觉到了这个社会似乎要发生什么, 这种社会制度也将面临着挑战。面对这样的时代, 他感到无所适从, 感到社会将要发生裂变, 人们也似乎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曹雪芹可以说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 洞察到了潜藏在这个社会下面的危机, 并似乎看到了它的结局, 因而努力地在通过自己的探索, 苦苦地追寻可以让知识分子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

但即使他感觉到了一些东西, 也不能超越, 因为没有外来的先进的思想来启蒙。作者虽然对儒家思想有所质疑, 但是他的骨子里还是不能剔除儒家的一些观念。如“孝悌”观念, 在书中尤为鲜明, 元春省亲之前, 借贾琏之口有大段的议论;包括贾宝玉的行为, 虽然“行为偏僻”, 但是在家庭中仍然恪守秩序。

所以, 作者以一个知识分子敏锐的感知力, 感受到了社会将会发生裂变, 但又由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深入其心, 他有一种不知将来结果如何的矛盾。时代的局限使他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 不可能超出封建文人的正常水平, 曹雪芹“虽然具有区别于以往的, 包含有民主和自由观念的新思想, 但在当时, 他还无法去设想一条大胆的反叛之道来同这个罪恶的封建制度决裂”[10]。因此书中关于理想的境地大多是“梦”“幻”等, 都是不确切的, 因为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向哪里。作者也借“梦”“幻”等来提醒读者, 也是作者向读者传达自己痛苦徘徊的思想的一个窗口。

曹雪芹既是旧的人生理想的总结者, 又是新的人生理想的开创者。从春秋时代开始, 孔子就开始为儒家的知识分子寻求处理好个人和社会的理想的状态, 树立了个人修养的最高追求境界, “入世”的原则和做法, 随着后世儒家经典的一再被注解, 这个“入世”的理想越来越具体和明晰, 尤其是南宋时期, 朱熹注解“四书”之后, “四书”成为了后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籍。在这种思想被钳制的大环境下, 即使有激进的思想, 也会在强大的固有势力面前消解, 而不可能成为主流, 所以曹雪芹有这种情怀也是必然的。然而, 曹雪芹和以往的儒家的知识分子不一样, 在他的时代以前, 曾经有较大的思想的冲击, 明末清初的“童心说”、阳明心学等在曹雪芹生活的时代还有一些余力, 再加上在曹雪芹自己的人生经历中, 其家族也遭遇到从盛到衰的过程, 看到了封建家庭内在的问题, 从自己家族的兴亡中窥探到了封建家庭的危机和弊病, 这些都会使他对僵化的儒家论调产生质疑, 怀疑这样的人生理想能否实现。因而, 在《红楼梦》中, 总是有这样两种思想的对垒和交织, 这也是曹雪芹思想矛盾的一个表现。但是在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成长的知识分子, 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仍是传统的观念和思想。因而, 他只是质疑和否定, 对于未来他也没有一个明朗的认识, 所以作品中的“梦幻”色彩非常浓厚。曹雪芹的这种怀疑和迷茫, 构成了作品的独特的魅力。

总之, 曹雪芹虽然是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 其思想始终没有超脱出传统的既有的模式, 但是思想的另一面却告诉他, 这个传统的僵化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模式都可能不再适应接下来会到来的时代。而且, 他的人生遭遇也使得他对传统的文化发生怀疑。因而即便他对未来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具有建设性的构想, 但是他却能以一个较高的姿态来自觉地审视当时的文学和文化, 以形象的故事和人物的独特命运来向读者传达自己的人生感悟, 以主人公贾宝玉的人生道路的痛苦抉择最终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对精神家园的探索。

参考文献

[1]王媛, 徐阳鸿译注.大学.中庸.广州出版社, 2001:236-237.

[2]俞平伯.红楼梦:俞平伯点评.团结出版社, 2004:56.

[3]张锦池, 邹进先.中外学者论红楼——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选.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9:151.

[4]杜景华.《红楼梦》创作的人文环境.红楼梦学刊, 2005, (2) :159.

[5]成穷.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131.

[6]王颖.《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借鉴和超越.红楼梦学刊, 2005, (1) :34.

[7]王颖.《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借鉴和超越.红楼梦学刊, 2005, (1) :35.

[8]成穷.《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44.

[9]杨国学.朱熹理学在《红楼梦》中的两难境地.红楼梦学刊, 2005, (3)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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