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市场互动

政府-市场互动（精选12篇）

政府-市场互动 篇1

20世纪30年代以来, 公共服务市场化已逐渐成为西方公共事业改革以及治理模式变革的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目前国内学界大多仍是从公共事业民营化来泛泛探讨公共服务市场化, 错误地把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理解为公共服务民营化。

笔者认为公共服务市场化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政府部门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半市场化, 另一是政府部门把公共服务提供者身份完全交由市场主体的完全市场化, 不仅应包括民营化, 还应包括着代理政府, 市场治理以及公私伙伴关系等等其他具体形式。目前而言, 学界没有对公共服务市场化如何发生以及发生路径做出专门探讨, 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加以阐释。

一、公共服务从“政府化”到“市场化”的范式突破

伴随着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化”危机, 公众虽继续向政府提供资金, 但政府却未必向社会公众提供及时足够的公共服务。因而, 西方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了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 其基本思路就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打破政府垄断,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通过充分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而达到有效改善与提升公共服务, 由此最终实现了公共服务的“政府化”向“市场化”转变。

(一) 公共服务市场化对公共服务供给缺失的弥补

公共服务供给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从主体结构的层面而言, 这是讨论公共服务由谁来供给的问题, 它表明多个主体及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关系;二是从提供过程的层面而言, 这是讨论怎么供给的问题, 它表明公共服务提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竞争规律我们可以得知公共服务供给应该存在着多个竞争主体, 竞争能够带动许多参与主体去设计许多市场尚未涉及的领域, 能够弥补供给的不足。

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政府, 小社会”的行政观念, 导致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始终处于垄断地位, 加之, 政府工作人员及其部门在利益再分配过程中的自利性, 政府机构臃肿, 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等现实状况, 都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畸形, 与此同时, 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低下, 无法满足公共需求。因而, 进行公共服务改革, 引入多元公共服务供给竞争机制, 无疑是改进我国目前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供给质量的有效尝试。

(二) 公共服务市场化对公共领域外部不经济的纠正

“外部不经济性”理论是1910年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 (A.Marshall) 提出的, 随后, 他的学生庇古 (H.C.Pigou) 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 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是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与公共服务领域有关的外部性, 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尤其是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

由于公共领域的公共物品, 没有明确的产权,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无节制的使用公共资源并不付费。这种无节制的滥用会最终导致公共服务提供的不足。人们在滥用资源, 损害他人 (带来巨大的外部不经济性) 的时候, 造成公共服务产品的缺乏 (社会资源的低效和浪费) , 同时也损害了自己的经济福利。Hardin (哈丁, 1968) 关于“公地的悲剧”1的著名论断就描述了所有权缺失所导致的公共福利损失的后果。

纠正公共领域的这种外部不经济性, 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可行性措施。通过市场化改革, 明确产权的界定, 政府把一部分公共产品的提供权通过与市场主体签订合同的形式外包给市场主体, 通过使用者的用者付费机制 (通常是只需付少量的费用) 来调控公共产品提供的外部不经济性领域。

(三) 公共服务市场化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动

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具体实施就是表现在公共产品方面的生产和提供。我国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产品投资比重较少;二是改革中出了认识上的偏差, 在解决公共产品供不应求上存在着决策失误, 导致最终的市场错位倾向。三是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府应该开放一些政府职能, 把一些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通过合同的形式交由市场主体去做。

(一) 通过公共服务市场化对公共管理现实窘境的突破

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对政府的治理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指出的, “每一公民都不由‘一个’政府服务, 而是由大量的各不相同的公共服务产业所服务……大多数公共服务产业都有重要的私人成分”这意味着政府作为公共领域垄断者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已经发生改变, 公共领域的治理已出现了某种多中心倾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政府公共管理出现了危机。因而, 就要求通过社会力量去帮助政府实现善治。

公共服务市场化主要是引入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来发展公共服务, 给公民以用脚投票的机会, 从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

(二) 通过公共服务市场化对行政改革国际趋势的认同

公共服务市场化方案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依莲·修拉·卡马克的统计, 世界上超过34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的123个国家中, 99个国家开展了行政改革运动, 其中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包括在内。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影响, 是由于其正是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之上, 以其较为有效地解决了政府供给能力有限和社会对公共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因而, 作为我国政府而言, 积极回应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国际趋势将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新的职能。

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特征

(一) 政府决策与决策执行的二分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各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潮流, 其基本特征是政府职能的退缩和市场价值的回归。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将决策和执行分开。决策与执行分开属于政府行政机构内部纵向的管理职能的划分和转变, 是政府职能与行政体制的深刻变革。当代西方决策与执行分开的行政改革经验, 对我国政府职能模式转变, 无疑具有着有利于我国政府决策与执行二分化。

(二) 消费者具有公共服务选择权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真正把消费者主动权从政府手里还到了消费者手里, 使得公民在公共服务提供领域获得用脚投票的机会, 公民支持的服务者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 反之则否。

(三) 公共服务供给者存在多元性和多元竞争

市场化竞争的特点就是存在多个竞争主体, 以市场化竞争为特征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同样具有着这种多元性和多元竞争。这种多元性打破了政府对公共领域的长期垄断, 一方面, 有利于带来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 给政府部门内部运营带来了生机动力, 迫使政府部门必须想办法提供某些必须由其提供的公共产品, 如国防。

三、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路径解

读

(一) 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理念变革

1. 顾客服务竞争理念。

顾客服务竞争理念倡导以顾客为主, 在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 让顾客在不同的市场中主体之间获得用脚投票的机会。

2. 新公共服务运动兴起。

西方主要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掀起了一场“新公共服务运动”。“新公共服务运动”的主要精神就是主张用一种基于公民权、民主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公共服务模式。这些主张无疑要求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模式强调公民服务理念, 建立和重新整合公共产品供给机构, 强调公共服务的及时性和到位性。

(二) 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技术变革

1. 公民社会治理的社会参与。

现代社会的发展促使公民和社会组织日益扩大了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有了公民日益参与到了公共治理中去, 才能达到善治。

2. 推进政府市场化改革, 用市场力量改造政府。

目前而言, 就是要求政府要敢于放开某些公共服务提供领域 (如城市自来水提供领域) , 与国有企业形成“鲇鱼效应”, 以提高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和效率。

3. 推进行政改革, 构建“公民导向型”行政模式。

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型扩张型政府的弊端已日益突显。因而, 必须依法推进行政改革, 倡导“公民导向型”政府行政模式, 实现真正的“民养型政府”。

(三) 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现实变革

笔者总结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特点无非有三类: (1) 委托授权, 有时又称部分市场化。 (2) 撤资。 (3) 政府淡出, 即政府逐渐被民营部门代替。就目前而言, 可以比较好地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模式, 笔者认为主要有:

1. 公共事业民营化。

E.S.萨瓦斯认为, 公共事业民营化就是要把本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通过合同外包给民营企业, 使政府成为公共服务的购买者, 民营企业成为公共服务的供应者。公共事业民营化其核心做法就是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引入市场竞争的力量, 形成多元竞争的格局。公共事业民营化一方面可以减轻目前政府职能过大压力, 另一方面可以在政府已无力提供的公共服务领域通过民营化合作再次树立政府形象, 同时提高服务供给, 实现政府的善治。例如, “在合肥市公交客运市场的改革中, 合肥公交公司与香港白马巴士集团共同投资5000万元, 成立各占50%股份的合肥白马巴士有限公司, 模拟市场化运作。这样使得整个客运市场上共有六个公交营运公司共同运营, 有序竞争, 协调发展。”

2. 合同承包, 合同出租。

公共服务的合同承包和合同出租就是要破除政府传统的单中心治理原则, 在政府之外提倡其他多元供给主体对公共领域的介入。政府把公共服务推向市场,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 公共事业组织、营利性企业、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通过政府与他们签订生产合同、授予经营权, 通过政府参股、减免税收、直接投资的形式, 以BOT (建设—经营—转让) , BOOT (建设—经营—拥有—转让) , BOO (建设—拥有—经营) 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

参考文献

[1]唐娟, 曹富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模式分析[J].华中师范人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3) .P14..[1]唐娟, 曹富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模式分析[J].华中师范人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3) .P14..

[2][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上海:三联书店, 2000.P114.[2][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上海:三联书店, 2000.P114.

[3]金正帅.当代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及启示[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1) .P118.[3]金正帅.当代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及启示[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1) .P118.

[4]李军鹏.政府职能转的新视角:决策与执行分开[J].新视野.2001 (1) P4.[4]李军鹏.政府职能转的新视角:决策与执行分开[J].新视野.2001 (1) P4.

[5]唐进:试论城市公交市场化改革的模式选择[J].城市公共交通.2004 (4) .P12.[5]唐进:试论城市公交市场化改革的模式选择[J].城市公共交通.2004 (4) .P12.

政府-市场互动 篇2

经过广大建设者、运营者、使用者和技术提供者的多年努力，政府网站从最初简单的信息发布到目前已形成功能强大、应用广泛的综合电子政务平台，其所承载的信息公开、在线服务和互动交流三大功能定位也得到了普遍认同。当前，如何把三大功能定位做好，做到位，做到有用，这是我们作为政府网站运营者一直思考并努力实践但始终感到困惑的问题。

作为电子政务最综合的应用，政府网站的归属问题一直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正视，因此在建设、使用、管理、运营等方面各部门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内容维护这个关系到网站整体影响力的核心工作，更是困扰着众多政府网站的运营者。面对困境，我们在运营过程中始终都在努力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努力把政府网站运营维护工作做好。下面，笔者重点谈谈三个方面的体会。

一、对政府网站三大功能定位的一些认识

（一）信息公开取得突破

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施行，明确了政府网站作为信息公开重要渠道的法定地位，明确规定了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以及监督和保障。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各部门信息公开职能机构主动与网站协作，在政府网站开发建设信息公开目录系统，主动协调信息发布工作，主动为网站提供信息公开报告，形成了运转顺畅的维护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网站以其信息海量、快速及时、维护便捷、查找方便、成本低廉等特点，成为政府和公众的普遍首选。很显然，有明确的政策保障和监督机制是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功能得以充分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在线服务应用平稳

目前政府网站在线服务分为两类，一类是提供办理流程的；一类是通过业务应用系统直接办理业务的。前者可一次性提供，除非流程有变化，一般没有日常维护工作；后者是业务部门因工作需要而开展的应用，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履行职责密切相关，归属明确，各级公务员在维护、管理上有内在动力。因此，在线服务作为政府网站的重要功能，总体上看建设和管理权责明晰，有人建、有人管。

（三）互动交流尚需推动

互动交流功能以其即时性和不受空间限制等特点，成为网络平台区别于其他各类平面媒体最重要的特征。互动交流是一种双向行为，因此在管理和维护上较之信息公开和在线服务更有难度，加上维护主体不明确，难度就更大。部门内部互动交流功能分工明确、流程清晰的开展得较好；而大多数情况是，网站建设单位成了互动交流的主体，真正需要提供回复口径的职能部门则很少主动参与其中。政府网站互动交流功能总体还很薄弱，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和激发职能部门的内在动力。

二、民政部在互动栏目维护方面的主要做法

民政部网站互动栏目通过宣讲政策、答疑释惑、引导舆论，协调各司局等职能部门及时回答群众关心的问题，与公众形成良性互动，为公众提供方便、优质、高效的咨询互动服务，为促进民政部履行职责、诠释理念、落实宗旨、树立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民心互通”频道开通了留言咨询、网上信访、部长信箱、访谈直播、民政论坛、网上调查等多个栏目，由民政部信息中心负责维护，在加强政民互动、汇集民智民意、提供舆情参考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其中，留言咨询后台每天有100余个问题，民政论坛后台每天有近百个主帖、跟帖；网上信访和部长信箱每年处理来信超过千封。经粗略统计，2010年1-5月，与民政业务相关的咨询留言有8662条，回复619条；与民政业务相关的主贴、跟帖共有4412条。

（一）用网站群推动部门和系统广泛开展互动交流

目前民政部采用网站群技术搭建了可供各层级民政部门建设网站所使用的平台，从技术上实现了民政部门户网站和各业务司局、各地方网站后台的互联互通和相互协作。只要在这一平台上建站，就可以使用各种互动交流工具，无需再自行购置。民政部信息中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建站单位提供的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理念，以此推动各建站单位开展与公众的交流互动。

目前已加入网站群的地方民政网站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互动交流，其中青岛市民政局开展的“社区服务听民声”活动，通过网络、信件、电话等方式，请市民为青岛市社区服务发展建言献策。活动期间，市民通过信函和电话，热心地献上建议，表达想法，更多的是在网上谈出自己的建议。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接入市民电话50余次，收到市民建议132条，网上发帖38个，点击12919次。

（二）互动平台栏目设置丰富全面、层次鲜明、针对性强

网站的互动交流是为公众提供一个反映诉求、发表看法的通道。考虑到民政工作对象的多样性，民政部信息中心最初规划栏目时按照咨询政策、反映诉求、交流思想等不同角度，分别设置了网上咨询、网上留言、网上信访和民政论坛等栏目，同时在业务司局子站开设了直接的咨询通道和分论坛，使公众的各种反映和诉求能直接通达业务部门。为更加方便公众参与，我们不断调整栏目设置，根据网上留言和网上咨询两个栏目有一定重叠的情况，及时将两个栏目整合为留言咨询，减少公众不知将意见提交到哪个栏目的问题。为了突出互动栏目的影响力，我们通过页面优化，提供更加直接的展现方式，把比较集中的咨询问题在首页突出位置展示，力图实现一种面对面的效果。我们还根据当年业务工作的热点，提供网上调查，协助业务部门征集和了解民意，为科学决策提供一些辅助手段。目前，留言咨询栏目备受网民欢迎。实时开放、及时审核的民政论坛已成为门户网站的特色栏目，涉及优抚安置、民间组织、救灾等与民政业务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

（三）维护工作尽可能到位，使互动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互动栏目的维护是一项日常性工作，需要持续关注。为此，民政部信息中心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一是设置专门岗位，二是规范答复口径和流程，三是进行舆情通报。经过分析发现，网民在互动栏目上的主要需求在于信息，是对相关政策文件的咨询，这一需求占到互动栏目需求的80%以上。针对互动栏目信息量大、维护任务重，缺少必要的行政资源等情况，我们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办法，设置了专门岗位，制定了详细的岗位职责，招聘专门人员集中进行政策解答，统一维护互动栏目。对留言咨询和民政论坛栏目提交的问题进行筛选，利用网站（群）已有的信息资源，对留言咨询进行回复，审核民政论坛发帖，并对热点问题给予引导。

为了保证回复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我们逐步对回复的内容来源、答复的基本要素等进行规范，要求一般的答复必须以网站已发布的文件为依据，相关内容原文引用；对比较敏感、没有把握的问题要主动向业务司局了解和确认；对比较集中、相同或重复的问题进行汇总，尝试设置相关专题，对政策进行深入解读，为公众提供更加翔实的政策解答。

互动栏目建设的目的是实现政民良性互动，汇集民智民意，促进民政事业发展。这就要求互动栏目建设不能囿于网站与栏目本身。因此，根据互动栏目后台留言、发帖情况，我们及时编写舆情通报并向分管部领导及相关司局报送。舆情通报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需要各司局等职能部门提供回复意见的，大多是经常出现的具体问题；一类是民政部门业务范围内的、一段时间内比较集中的争论和反响比较强烈的社会热点，且大多是尚未有定论或者新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留言咨询和民政论坛反映的问题，无论是前台发布的还是留在后台的，很多是对现行政策的评论，反映了公众对某一政策或某一事件的态度，为了让部领导和业务部门对此有更多了解，我们建立了舆情通报制度，重点对后台信息进行汇总和分析，编发舆情通报，报送分管部领导和相关司局参考。舆情通报为民政部工作开展和科学决策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数据和信息支持，受到了重视、采纳和好评，有效增加了部领导和业务司局领导对网站舆情的关注，推动了业务司局直接参与留言咨询维护工作。截至6月中旬，2010年针对玉树地震、优抚安置、高龄津贴、婚姻登记证明、社会工作、福利彩票、殡葬免费等问题共编发呈报舆情通报14期。

此外，我们还根据互动栏目汇总的舆情，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结合民政部重要工作、活动会议和突发灾情，积极策划，采取访谈直播、网上调查和专题等方式，第一时间在部网站上进行集中宣传和解答。连续三年推出“文明祭扫平安清明”专题，在配合清明节宣传的基础上，2010年首次推出了针对殡葬工作的题为“深化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在线访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三、关于互动栏目精品化建设的一点想法

政府-市场互动 篇3

与 会 人 员

吴光耀上海市黄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袁 军上海市黄浦区科技创业中心主任

王国龙上海龙祥电脑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顺喜上海赛富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韶真上海富杰乐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厚朴上海强新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练丽华上海彩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洪兵《科技创业》杂志社 记者

徐 国《科技创业》杂志社 记者

政府、园区、企业形成互动，实现联动发展

吴光耀：上海市政府提出“科教兴市”战略，但市里更多是抓基础工作，产业化需要落实到区县一级，因此，区县政府必须对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提供优质环境，使其能够健康顺利地发展，实现“科教兴市”的战略目标。

这里说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黄浦区适合哪些专业方向的科技企业？广东某些地方实行“一镇一业”，这是政府培育和市场需求相结合的结果，黄浦区也可以借鉴这种经验，寻找适合在黄浦区发展的企业。其次是我自己做科技工作的一些体会和感受：黄浦区应该提供哪些支持来推动科技企业的发展？另外，黄浦区高校较少，这和科技企业对高校的技术需求产生了矛盾，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过去常说的“产、学、研、政、经、商”六位一体应该如何沟通，如何形成联动机制，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

我们举办这次沙龙活动，其实是向各位老总取经和讨教，为黄浦区产业规划的制定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各位都是走南闯北的人，可以交流一下在各地获得的经验。我们的目的不是总结过去，而是为了规划黄浦区科技事业的下一步发展，希望各位能够敞开地、毫无保留地谈谈你们的看法，例如从企业需求角度看，黄浦区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王国龙：我的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主要从事计算机配件和网络工程，一开始没有知名度。筹建时得到了黄浦区科委和区创业中心的支持，公司销售额从2000年的300万到2004年达到一个亿，并成为英特尔公司的华东代理商，在业内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我对区科委的支持感受特别深刻，比如退税、低房租等，很多领导也都到我们公司来过。2004年宏观调控，企业资金出现困难，创业中心袁主任提供了短期资金支持，使企业顺利度过难关，所以我们心里一直非常感激。

我的几点看法是，创业中心的各个企业之间产品不同，区科委可以在各企业间牵头、介绍，牵针引线，看他们能不能在产业之间形成互补，做到资源共享。或者做一个网络，企业之间可以经常有沟通，另外还可以组织企业之间的参观交流，比如展示各自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有效的管理模式等。

黄浦区有很多工业楼宇，能不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比如由区科委出面申请一栋楼宇，给它一个概念，如电动玩具产品，然后利用企业的资金力量进行重新包装，实现工业楼宇的改建。卢湾区的8号桥，在卢湾区经委的主持操作下，成立了文化休闲中心，赋予它创意设计的概念。黄浦区也可以学习借鉴这种模式。如果政府有这种意愿，大楼的设计包装等，我个人非常愿意参与筹划。虽然我的房产在卢湾，但公司永远不会离开黄浦，因为我的起步是在这里，并且得到了很多帮助，这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吴光耀：你提到这个企业之间的合作，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实际。构想还可以再大一些，例如企业之间可以购买服务，创业中心也可以向企业购买服务。

至于工业楼宇的改建问题，政府职能部门出面反而行不通，而企业间进行招揽相对容易，通过各种业务联系，以及现身说法，各种力量容易聚集起来。

袁军：对，园区内部企业之间先要搞活，再拓展到园区之外，形成更强大的产业力量。

因地制宜，利用区域优势发展科技产业

余韶真：我刚进黄浦科技创业中心的时候，没有王总扎根在黄浦的坚定信念。上海有两个国家级科技园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漕河泾开发区。2001年我创办了奥力健公司，公司先在黄浦，后来搬迁到了张江。我发现作为小企业，到大型科技园区较少有人过问，因为大企业太多了，小企业是锦上添花，不影响整体形象。

离开张江后，我回到黄浦，得到了科委的很多关注和关心。后来我整合广东的原有资源，组建成一个总公司，就是现在的富杰乐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还是选择了黄浦。

世界500强企业，有400多入驻上海，上海的吸引力在哪里？现在也在讲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我原来在广东各方面也都很不错，为什么还是会选择上海呢？我是奔科技政策而来，而在黄浦区的一进一出之间，我发现区里非常关心企业成长之后的去留问题。

黄浦创业中心注重抓服务，但各地都在提升服务的时候，黄浦区如何吸引小企业？广州有“一镇一业”，上海或许业可以尝试这种模式，“一区一业”，甚至“一楼一业”，缺少科技资源的黄浦区，关键就在于实施怎么样的科技措施，比如一些工业楼盘，是用来做科技产业化还是单纯把它卖掉？企业发展有各阶段的需求，是去还是留，关键要看黄浦区怎么做。

袁军：现在的孵化器已经在朝专业孵化器的方向发展，对核心企业提供核心服务、专业服务，再吸引相关企业进来。

吴光耀：对，当初长宁区为留住联想，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虽然联想为长宁区创造的税收并不多，但却吸引了很多上下游的企业进来，形成了集聚效应，由他们为长宁区创造了税收。就比如广东的花木镇，为什么某一个镇的花木卖的特别好？因为它有了名气，而这名气最初是靠几家企业打造出的。现在讲国家竞争力，这也主要是看国家的一些核心企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余韶真：很多概念必须在市中心做，在郊县就不太合适。比如我们公司下一步准备进入体育服务业，体育作为新产业，延伸服务很多，比如衰落中的芯片公司，他可以将芯片植入运动鞋，从而赋予两者新的概念。另外比如电子体育，可以将静态的电脑游戏和动态运动相结合，通过各种神经元件、传感器等装置调动人体感受。这些概念，在郊县做显然是很困难的，只有市中心才容易找到合适的资源。

多角度理解科技产业

黄顺喜：我个人经历了从国营企业到合资企业再到民营企业的工作经验，所以会有些不同的感受。我觉得科技不一定要走时髦的道路，比如一窝蜂去搞IT，这样导致竞争十分激烈，无益于企业的发展。

作为科技企业，平常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发上面，较少关注科技政策。比如我们企业的主导产品，用了2年时间做研发，其间相当困难。作为区科委和创业中心，我想可以每年组织各企业老总开一到两次会议，介绍一些新的科技政策，以及区里对企业的看法和建议。

吴光耀：黄浦区“十一五”规划将对产业布局作出大的调整，将现代服务业摆在了第一位，其中主要是信息服务业。首先是从平面到立体的调整，即从南京路的商铺、商业向楼宇经济发展。因为商业已经逐渐趋于饱和，而且随着流通的发达，南京路的优势将逐渐减少。另外，将科技融合于商业中，让商业在巩固中提升，比如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物流手段、支付手段，甚至商业内容的科技化，这些都是从黄浦区商业的强势地位出发，结合科技手段，从而提升其整体竞争能力。

林厚朴：我在黄浦创业中心待的时间最久，和黄浦区科委的接触已经有18年之久，知道黄浦区科委在外省市享受相当的知名度，作为企业，这也是可以利用的一个资本，通过与其他省市科委及创业中心的合作，从中也许能发现商机。

我个人专门发明各种和工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专利产品，最近的发明是一项新型的麻袋生产工艺，大大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麻袋不过是用来装粮食，或者抗洪时做沙包，科技含量算不上很高，但这项产品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是非常惊人的。由此我觉得，黄浦区发展科技产业，是不是可以有更广阔的眼光？作为科技企业，不能只盯着产品有多么高的科技含量，还要有独到的眼光，看到产品蕴藏的市场潜力，因为盈利能力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练丽华：我的公司1月底刚刚成立，做信息服务业。服务是实业的终端，是很重要的一环。企业对很多信息，或者对国内一些很成功的销售模式不懂得如何整合，这就需要有人为他们提供相关的信息服务。黄浦区现在已经有很多信息产业，但还是留下很多空白点。商业作为黄浦区的主业，通过信息服务可以带动它的发展，同时，商业的发展也会对信息服务业产生推动，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对创业者来说，蕴藏了商机。

现有科技产业格局再思考

练丽华：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信息服务业在黄浦区科技规划中战略地位的提升，对我们企业当然是带来好处的。作为中心城区，人流、资金、知识等方面的高密集度，为信息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我选择离个人专业相距甚远的信息服务业，也有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从黄浦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凭空给它一些概念然后打造一条产业链，这是很困难的，我们必须考虑现有的基础和特点，发展适合自身的产业，在我看来，这个基础也许首先是在商业上面。我们可以围绕商业做文章，思考它需要怎么样的信息服务，这可能会为企业找到新的盈利点。

林厚朴：以我在黄浦区这么多年的经验，见识了很多新的概念、新的产业、新的产品，但真正有生命力的企业却不多，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有产品产业本身的原因，也可能它不合时宜，不符合黄浦区的实际情况。

政府-市场互动 篇4

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是指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相辅相成, 协同合作, 为产业发展带来动力和合力。

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是由于市场与政府各自的缺陷提出来的。光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 市场有多大, 其规模就多大。当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成为产业发展主旋律的时候, 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其清洁、安全、便利、高效的优势受到人们的青睐, 极大地调动了业界进入光伏产业的动力, 引来投资力度不断加大, 立刻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可是, 好景不长, 市场上的资本角逐的是利润, 社会资本便一哄而上, 涌向利多领域, 国内市场不如国际市场, 便涌向国际市场, 由此造成风险大增, 往往带来业界重新洗牌, 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是市场缺陷导致的结果。据统计, 2007—2010年中国太阳电池产业以高污染、牺牲廉价劳力为代价, 产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 太阳电池产品90%以上出口到海外, 还不断遭受“双反”调查。这究竟“喜”还是“忧”是令人深思的。或许有人说, 这是“喜忧参半”,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种“喜”是难以持续的, 这种“忧”给人带来的悲哀是有目共睹的。市场“看不见的手”的缺陷由谁来解决?要靠的还是政府“看得见的手”。政府的作用就是针对市场缺陷, 通过制定光伏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 确定发展目标, 并通过财税、金融政策引导社会资源有效配置, 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当然, 这也不是万能的。政府的政策、手段必须充分尊重市场竞争规律, 有助于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应通过政策“挥旗”指引产业发展的方向, 通过法律“棍棒”设置产业发展的禁区。千万不能以长官意志代替市场运作, 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国内外经验和做法表明, 光伏产业的发展全靠市场的想法是幼稚的, 全靠政府的想法是愚蠢的。只有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才是保证光伏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

二、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发展光伏产业的方式

1. 微观层面上的良性互动。

这是在企业层面上展开的。企业是光伏产业发展的主体, 又是这一领域市场竞争的主体。一方面, 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 切切实实感受着政府各项政策的影响。因此, 在企业层面上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是最基础的、最关键的互动。什么是成功的互动?看的是是否影响企业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战略。每个企业具有的优势和劣势、所面临的机会和威胁是不同的, 由此采取的战略也是有区别的。由于信息不对称, 企业自身决定是否进入光伏产业有一定难度。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提供有关战略规划、政策措施的宣讲及咨询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企业能否在现有政策条件下, 具有相应的技术优势、相关的管理经验优势, 成功进入光伏产业, 加快成长, 既需要企业自身努力, 也需要政府帮助。政府通过制定必要的市场准入标准, 限定一些企业无序进入光伏产业, 也是预先防止过度竞争必不可少的。市场竞争需要优胜劣汰, 政府也希望扶优扶强, 避免盲目投资、一哄而上、产能过剩的局面, 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就体现在影响企业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上。

2. 中观层面上的良性互动。

这一方面是在产业层面上, 另一方面是在相对应的地方政府层面上展开的。由于太阳能光伏产业市场带有突出的地域应用市场特点, 中观层面上的良性互动也显得十分重要。从太阳能光伏产业链看, 一般包括硅材料提炼、硅片生产、电池片生产、组装封装4个链条, 但实际上还有很重要的链条光伏发电, 如光伏集成建筑、风光互补等。作为低碳、绿色能源而言, 这是最重要的链条。但由于发电价格、太阳能电池并网发电环节上的问题, 中国光伏应用市场的开发显得非常滞后。如何突破这一瓶颈?需要的是光伏产业层面上和各级地方政府层面上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也就是说, 期待着光伏产业技术上的突破, 促进发电成本逐步下降;也期待着在这一过程中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 打开光伏发电应用市场。

3. 宏观层面上的良性互动。

这是在全国性统一市场和中央政府层面上展开的。目前, 中国光伏产业面临的挑战是, 在未来的能源供应中光伏发电战略定位到底如何?是主体还是补充?光伏产业将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如何看国外发展光伏产业的做法和经验?等等。这需要在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中寻求正确的答案。从中国的光伏产业应用市场而言, 目前从总体上看还是个潜在的市场, 尚未形成理想的现实市场。这要求在微观、中观市场不断拓展的基础上, 靠中央政府有力的保护和扶持, 没有明确的战略定位和政策方针指引是不行的。因此, 在宏观层面上的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主要体现在能否把握住市场发展趋势, 制定出有效的国家层次上的发展规划。从2011年推出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征求意见稿) 看, 觉得还是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的。如, 对中国乃至全球光伏产业的潜在需求预测和分析不够, 未能确认光伏发电的战略定位, 未来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不明。提出“中国光伏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要在未来的五年间得到显著提升, 继续保持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问题是针对这一“整体竞争力”是如何界定的?要不要包括光伏发电应用市场?未来五年继续保持国际上的领先地位重点在哪里?如何治理光伏产业过度竞争?等等问题, 未能给出切入要害的、可操作性的规划措施。或许考虑到发展光伏产业充满不确定性, 规划中长期发展存在诸多风险, 不可能提得“过细”, 但规划的价值在于“站得高, 看得远”, 若做不到这一点, 规划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三、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 发展光伏产业的措施

1. 划清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边界。

一般地, 市场最基本的功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提倡自由竞争, 反对垄断。而政府最基本的功能则是运用金融、财税手段, 实施宏观调控, 弥补市场缺陷。如, 当光伏产业投资过热, 出现盲目投资, 产能过剩时, 通过控制贷款规模, 遏制投资需求;当市场出现过度竞争时, 通过制定产业规范标准, 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加以调控;当市场因光伏发电成本导致价格过高, 无法承受时, 通过上网电价补贴来缓解市场压力等。但政府的功能归根到底是为市场、产业、企业服务的。有的地方提出“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理念是值得借鉴的。实际上, 在市场与企业良性互动过程中, 两者的功能是有联系、有区别的。联系在于都是围绕企业和产业发挥各自的功能, 区别在于互为补充, 避免各自的缺陷。因此, 政府政策的好坏要由市场来评判, 是否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看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如何。在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过程中, 政府要做的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其余的要由市场做主, 集中精力打造中国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

2. 注意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良性互动。

可以说, 产业有4个阶段发展规律, 即, 初创、规模化、积聚、联盟与平衡阶段。在产业不同的发展阶段上, 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初创阶段, 良性互动表现在是否有效地保护幼稚产业的发展, 为迅速成长铺平了道路;在规模化阶段, 良性互动特点是能否满足光伏产业发展的投融资需求和生产线的投入, 降低成本;积聚阶段, 良性互动看社会化协作与专业化分工程度如何;在联盟与平衡阶段, 看市场秩序是否有利于光伏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于三点:一是从光伏产业链看, 不仅硅材料提炼、硅片生产、电池片生产、组装封装、光伏发电每个链条都需要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而且受相互的上下游关系的制约, 需要整个产业链的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如, 在有的链条上可能产能过剩, 但在其他链条上就不一定。还有, 从目前看太阳能光伏电池产能过剩, 但从光伏发电潜在需求看又是相对不足等。二是光伏产业市场的地域市场细分特点并不平衡, 有些地方呈现的发展阶段特征与全国市场发展阶段不一致。这就要求在不同的地域, 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 地域市场与全国市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也需要良性互动。也就是说, 宏观政策和中观政策相互协调, 避免“政策不出中南海”的被动局面。三是即使在同一个产业链上也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 不断调整相应的政策。如, 在光伏发电这一链条上, 因价格高市场无法承受, 需要价格补贴, 那么补贴到什么程度, 怎样变化, 都要审时度势, 做出正确的决策。

3. 把握国际竞争中的良性互动。

由于中国太阳能电池大量出口, 而面临国际竞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虽然, 中国光伏产业原材料自给率已达到一半, 相关国产设备技术进步也很快, 国内光伏装机量也迅速增长, 但是从光伏产业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和空间分布情况看, 价值量高的硅材料提炼和市场还是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欧洲一些国家。说明在国际竞争中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显得更加紧迫。在国际竞争中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重要措施是组织实施重大技术攻关, 降低成本。近来, 国外发布的光伏发电成本发展趋势的预测显示, 第二代薄膜电池发电成本为第一代晶体硅光电池发电成本的一半, 第三代以“聚光”技术为核心的光伏发电成本又是第二代技术的一半。中国能否在“改进式聚光+跟踪+晶硅”上加以突破, 使用地效率达50—60W/m2, 以10年为回报, 同期每度电成本为1.0元/kwh, 是进一步发展中国光伏发电的关键。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就要通过扶优扶强, 形成光伏产业战略联盟, 在第三代光伏发电技术上率先突破, 增强国际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 应对贸易保护主义运作自如, 走在全球光伏产业发展的前列。

摘要：发展中国光伏产业需要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要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上, 划清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边界, 注意产业发展不同阶段和国际竞争中的良性互动, 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市场,政府,良性互动,光伏产业

参考文献

[1]汪锋, 等.“十二五”时期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对策[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 .

[2]张兴科.中国光伏产业面临的压力及其应对措施[J].电力与能源, 2012, (2) .

[3]工信部.太阳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J].太阳能杂志, 2011, (18) .

政府-市场互动 篇5

良性互动的思考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城乡社区已成为各类社会群体人员的聚合点，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多发趋势；另一方面，基层群众自主管理和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社区管理体制存在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面对新课题新挑战，全国各地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行政性社区管理模式正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公民自治性社区治理模式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不但是社区建设的方向，也是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但是，要真正实现两者之间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还必须不断探索，不断改革。根据中青班学习实践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围绕如何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一课题，我们作了一些调查研究，现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建议。

一、我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社区自治的基本情况和成效 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转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把“以人为本、服务居民，扩大民主、居民自治”规定为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

研究班”上的讲话指出，“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

正是在这时代背景下，我区从2004年开始，在全市率先开展“议行分设”和“两委一站”试点工作。2005年6月，我区分别选取了XX社区、XX社区、XX社区、XX社区和XX社区5个社区试行“两委一站”社区管理运作模式。“两委一站”把政务社工和事务社工进行分设，明确规定社区党委主要的工作任务是落实上级党组织布置的各项工作，领导和协调社区居委会和政务工作站的各项工作协调运作。社区居委会的任务是落实收集民意，集结民力，解决处理辖区内居民事务；政务工作站的工作职能是完成社区“两委”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交办的工作。“两委一站”社区管理模式，是我区完善社区管理机制，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实现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区依法自治有效对接的一项有益的尝试。

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2007年9月，区政府正式下发了《XX区关于推广社区两委一站运作模式指导意见》，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在全区条件成熟的社区逐步推广“两委一站”运作模式，并对“两委一站”的职责和相互关系，制度建设，办公场地，人员配置，经费和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目前全区262个社区，实施“两委一站”的社区共75个，占社区总数的29%。

经过3年多的探索和推广，“两委一站”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社区居委会的自治组织主体地位得到加强，社区居委会由过去只负责落实好政府的工作任务逐步转变为在协助政府落实好各项工作的前提下，努力开展社区居民自治和服务工作。二是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与参与意识得到了一定的加强。社区居委会在为民解难的过程中逐步唤醒了居民群众的自治意识，提高了居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居民群众的凝聚力增强了，社区居委会形象和支持率得到有效的提高。三是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加强。社区党组织通过改进工作方式，创新工作载体，提高了社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发挥了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促进了社区党组织从“工作支部”向“领导核心支部”的转变。四是政府的依法行政工作得到落实和加强。通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政务工作站的合理分设，在社区建起一个行政事务的工作组织平台，负责承接政府在社区的各项指令性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的依法行政。

二、我区社区管理体制和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区已经启动了第一轮社区体制改革，实现了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一定的分权，缔造了具有自治倾向的社区居委会（“两委一站”），但就整个社区体制结构来讲仍然是行政一体化，政府行政管

理与社区自治的关系依然不均衡，政府管理主导，社区自治辅助，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严重影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

从制度设置上来看，社区居委会是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不是政府，也不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但是，长期以来，政府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把社区居委会当作下属机构，直接管理居委会的日常活动，直接向居委会布置工作、下达任务和考核目标。政府与社区居委会职能边界不清晰，直接导致了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使社区居委会一直承担着各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向社区延伸的工作职能，社区工作者每天疲于完成各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下达的工作任务，应付各种形式的检查，至使社区居民群众自己的事项，没时间办，没精力去管，社区居委会事实上已成为了政府部门的“触角”和街道办事处的“派出部门”。社区居委会行政工作负担过重，严重影响着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

（二）“以政代社”，政府包办过多本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所承担的职能。

社区自治事务、社区公共服务、社区行政事务是三种不同的职能，应该由不同的组织来分别承担。政府部门履行社区行政事务，社会中介组织履行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社区组织履行社区自治职能。然而，从目前我区政府部门所履行的具体职能来看，基本上都包含两部分，即行政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这使得政府部门既

是行政机构，又是社会组织。政府包揽了过多的本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所承担的职能，而忽视了对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等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培育。政府既包办社会，也包办社区，这种政社不分，以政代社直接导致了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不分，既出现社区行政管理不到位，也出现社区公共服务不到位问题；而社区居委会既履行社区行政代理职能，又供给社区公共服务，还开展社区自治活动，既出现社区行政管理和社区公共服务不到位，也出现社区自治效能低下。

（三）社区居民依法自治的运行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两委一站”的改革，目的是实行议行分设，有效地避免政府的行政工作干预，“还权”于社区，回归到社区的依法自治。这种改革实现了社区自治管理与社区行政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在组织上分开，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社区自治管理与社区行政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在职能上却不能完全分开。以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为例，计生属政务工作站的工作，计生专干管理内容上的复合性，既要协助计生部门从事对育龄妇女的管理，又要开展人口服务，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没有分开。“两委一站”里的交叉任职同样也影响了社区自治的发展。以XXX社区为例，居委会编制4人，工作站编制8人，其中，居委主任与党务书记一肩挑，是各项行政工作的直接责任人，与街道签定各种责任书，街道布置的重要工作及每次工作例会，居委主任都要参加，年终街道对居委主任的考核也是以其社区政务工作开展的情况作为主要依据，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居委主任还是以政务工作为其中心工作，名为居

委主任，实际上还是政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工作站站长兼任居委会副主任，但主要从事政务工作；还有另一名居委会的同志因工作站计生人员配备不足而兼职计生工作。这种交叉任职，几乎使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变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两委一站”仍陷入行政事务中。此外，街道办事处随意调换、任免社区居委会成员的现象时有发生，对社区居民依法民主选举社区自治组织的程序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四）社区自治程度较低，居民参与意识不强。

从目前我区各社区自治情况来看，居民参与率低，且存在参与不平衡的现象。老人、青少年参与多，中青年参与少，如果没有单位动员组织，中青年的会更少。不在职居民（包括离退休者、下岗人员、个体无业者等）社区参与居多，而单位在职人员参与少，有的甚至是在一年内从未参加过社区自治活动。从参与的内容来看，事务性参与多，如社区文体活动、社区公益活动、社区学校活动、社区老人活动等；而政治性参与少，在各类选举过程中，不少社区选民登记转变为登记选民，而且被登记的选民自觉投票意愿不强。造成居民参与率低且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理解和要求不同，造成社区自治动力不足，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二是社区民间组织数量偏少，社区组织活动频率低。三是居民自发组织程度不高，目前我区社区自治组织，大部分是应政府要求成立的，且组织负责人大多数是由“政府或居委会指定或推荐的”，使自治活动的形式大于实质，容易使居民失去参与的热情和动力。

三、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建议

当前新型社区公民自治性治理模式刚刚起步，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过渡阶段，社区自治组织和制度发育尚不健全。要建构公民自治性社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主要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建立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有效衔接的运行机制。首先，正确处理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关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划分行政和自治的权责边界，充分认识社区居民自治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自觉地尊重社区居民依法自治的权利。政府部门应主动指导、支持和帮助社区居委会工作，而不是把社区变成一级小政府。凡是政府部门行政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随意下达到社区居委会，确实需要社区承担和参与的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区政府下发的《XX区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的要求，实行“申报准入”，并实行“费随事转、权随责走”的运作方式。同时区政府也要根据社区的发展，及时修改和调整《XX区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对于一些可以交由中介组织完成的工作则不应再交给社区完成。

其次，在管理方式上要实现由微观直接管理向宏观间接管理转变。政府在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推动主体的作用，而不是扮演实施主体的角色。尽量减少行政干预，把社会可以自我调节和管理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把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交给群众自己依法处理，使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目标更多地来

自于社区居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政府对社区建设的设想，可以通过制定实施法规政策、健全规章制度等法律手段和财力支持等经济手段来实现，以此增强社区工作的自主性，为社区依法民主自治创造好的环境。

第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政务工作站工作制度，明确职责，规范操作。理顺居委会与工作站的工作关系，政府政务工作任务要直接下达到政务工作站，再由政务工作站向社区居委会进行通报，取得社区居委会的支持和协助。落实政务工作站站长待遇问题，配齐社区工作人员，取消居委会和政务工作站交叉任职现象。

第四，改革考评机制。建立社区考核街道和政府部门工作、居民考核居委会工作的考评机制，从体制上切断政府职能部门向社区委员会下派行政事务的可能性，社区居委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是满足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不再是围绕着上级的指令转，而是围绕着居民的需求转。真正把评议权、监督权交给社区群众。

第五，加大经费的投入。改变目前政府注重社区硬环境的投入，轻软环境的投入的现状，将每月定额下拨经费给社区改革为用项目申请经费，没项目不给经费的制度，为社区开展自治活动提供必要 的资金支持。

（二）大力培育发展社区服务组织，建立有效的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制度。

政府可以通过拨款和减免税等形式鼓励支持引导社区服务组织为生活在社区中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服务，并根据他们提供的服务给予资金资助。同时，也可以购买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以支持他们的壮大和发展，使这些组织逐步发展为民办公助，自收自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以人口计生工作为例，政府部门和社区政务工作站负责辖内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的管理，而人口服务（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部分宣传教育服务）则可交给社区服务组织。发展社区服务组织，加快社区服务的社会化、网络化、市场化进程，是为了逐步减少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包揽，实现政社分开，在切实减轻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负担的同时，又使社区居民享受到优质专业的服务。

（三）建立完善有效的居民社区参与制度，提高居民社区参与意识。

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来自居民对自己在社区中的主体地位的确认，而这种主体地位的确认只有在参与社区管理的过程中才可能实现。在目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自治经验缺乏的现实情况下，政府要通过加强社区参与制度建设，积极为社区成员提供参与机会，从而提高社区成员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参与制度建设的建设可以从事关居民切身利益、为居民深切关注的事务入手，引导居民围

政府-市场互动 篇6

事实上，这件由美国国防部3月9日率先曝光的摩擦事件，与奥巴马的对华总体战略不甚合拍。事发两周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一周前，中美恢复了2008年10月以来中断五个月的军事磋商。事发一个月后，在刚刚落下帷幕的G20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双边会晤，并就奥巴马总统今年下半年访华事宜达成一致。

“武盛文衰”，亨氏献策

五角大楼在多大程度上是在“试探”或“干扰”新任总统的对华政策，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议题。有关美国海军“无瑕”号测量船主演的南海事件的决策内幕仍未公布于世。然而在美国外交、防务政策的制定、操作和理念层面，美国军方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且具有相当的“自主权”。美国政治学泰斗亨廷顿在其成名作《士兵与国家》中首次提出，美国文官政府应当允许军界在专业化和现代化等领域拥有相当的自主权，以换取军方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文官政府的认可和服从；文官政府不必时时处处插手军界事务。

亨廷顿为美国的军政关系确立的理论规范，有其历史原因，即美国冷战期间日益庞大和技术含量突飞猛进的军事力量，已经难以用传统的方式，即文官政府以美国主流社会的自由主义理念对美军进行“思想控制”。更加专业化、技术化的美军势必拓展其专业领域，而这对大都是“通才”的政界人士来说日益困难。军方的自主管理与自我调节势在必行。

亨廷顿的“药方”在多大程度上理顺了美国的军政关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和理想目标。在此前后，美国军政关系中军人抗命和犯上的例子屡见不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坐镇日本，在朝鲜战争初期我行我素，并对杜鲁门总统不屑一顾，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势，迫使杜鲁门中途换将。朝战以后，美国军方的开支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又与政界和商界打造盘根错节、无孔不入的军工集团，甚至连行伍出身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为之震动。在1961年1月17日的卸任演说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美国军工集团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亨廷顿的《士兵与国家》一书，致力于重新规范日益失调的美国军政关系，不失为及时雨，雪中炭。

导弹危机，总统“上当”

到肯尼迪总统时期，军界对总统身边书生背景的所谓“出类拔萃”之辈不屑一顾。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各路将领对总统任命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指令阳奉阴违，坚持以军方的“标准行动条令”行事，即以舰炮对甲板上载有弹道导弹的苏联货船上空发炮警告。在麦克纳马拉看来这无疑是在拿核战当儿戏。事实上，美国军方一直在伺机扩大事态，以实现军事上入侵古巴的最终目的，这与肯尼迪政府尽量控制、最终化解危机的设想南辕北辙。有关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内部的“文武”之争，各种史料和研究不计其数，好莱坞在2000年还以《十三天》为片名，将美苏在冷战时期剑拔弩张的13天危机搬上银幕。

其实，美国军方在肯尼迪就职以前就开始酝酿入侵古巴，而此时中情局也在秘密训练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并在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即向新总统呈报入侵方案。九十年代末美国官方解密档案表明，肯尼迪对中情局的方案犹豫不决，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莱姆尼泽将军对该方案加以评估。而莱姆尼泽明知中情局的入侵计划漏洞百出，风险极大，却予以放行，从而导致1961年“猪湾事件”的惨败。令就职不足百日的肯尼迪政府尴尬万分。而军方的真正目的则是期待中情局的行动失败，军方即可“名正言顺”地大举入侵古巴。肯尼迪事后大有上当受骗之感，然而悔之晚矣，只能对亲信发牢骚说：“那些婊子养的只坐在那里一边吃水果沙拉，一边点头说没问题。”此后肯尼迪本人对中情局和军方极不信任，大力加强由麦乔洽·邦迪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在一年半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启用其任司法部长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通过克格勃在纽约的特工，直接与赫鲁晓夫单线联系，最终化解了危机。

美国军政间积怨之深，可见一斑。导弹危机一年后肯尼迪遇刺身亡，美国人至今仍在争论谁是真正的凶手，不时有人把矛头指向军工集团及其在政界的代理人，在2003年威廉·派珀所著《国家行为》一书中，就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五角大楼，国中之国

亨廷顿的《士兵与国家》问世50年有余，作者所规范的美国的军政关系亦多有变异，不变的是美国军方和军工集团在美国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日益扩展。在美国政府各部门中，国防部的预算最多，2008年度达7110亿美元，占全球军事总开支的48％。如此天文数字的军费，支持着遍布美国及世界各地3000余处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包括700余处分布于130个国家的海外基地，供养了130万现役军人，70万文职人员，以及110万后备役军人。而五角大楼本身使用面积达34.4万平方米，走廊垒长28公里，停车场可容纳8770辆汽车，还有131座楼梯，691个饮水器，284个厕所，4200个挂钟。每天使用这些设备的雇员有2.3万人，每天要打20万次电话。相比之下，主管美国外交的国务院2008年预算仅90亿美元，为军事预算的1.26％。为此，现任国防部长盖茨曾打趣说，美军中的乐师人数都比美国外交官的数量多。

铁腕防长，蒙在鼓中

对于如此庞大的官僚机构，就连两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感到力不从心。拉氏作风强悍，为人苛刻，是华盛顿圈内有名的铁腕人物，曾在福特和小布什总统期间两次就任国防部，创下最年轻(43岁)和最年老(74岁)防长的记录。2001年拉氏再度接管国防部后，理应轻车熟路，然而上任不足百日，即发生中美南中国海撞机事件，而身为防长的拉氏据说对美机沿中国周边“例行”飞行一事浑然不知。

据美国著名记者伍德沃德2008年出版的《白宫内战》一书记载，这位美国海军任飞行员出身的防长在公开场合谴责中方飞行员动作“鲁莽”，极力为美国间谍飞机的行为辩护。关起门来，据说，拉氏则大发雷霆，对其所不知的海军的“例行”飞行追根寻底，不仅要“揪出”授权者，还要求对整个情报行动的目的、手段和价值重新评估。

在此之后数月，拉氏力图“整肃”五角大楼，使美军“消肿”，同时裁减过时和昂贵的武器研发项目。虽然这些努力有所斩获，然而阻力重重，怨声载道。拉氏对此十分失望，又无可奈何。9.11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拉氏对五角大楼雇员“训话”时表示：

今天的议题是一个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敌人，这个敌人是世界上中央计划体制最后的堡垒之一。它以五年计划的强制方式，从一国之首都发号施令，力图使其指令跨越时空，达及五洲四海。这个敌人对自由思想和新颖思维的打压不竭余力。它干扰美国的国防，使在美军服役的男女公民处于危险之中。

也许这个敌人听起来像是苏联，但苏联已不复存在。而今天的这个敌人则相当狡猾和残忍。也许你们认为我是在描述世界上所剩无几的老朽的独裁者，但那些独裁者亦来日不多。无法与这个敌人的实力和规模相提并论。

这个敌人近在眼前，它就是五角大楼的官僚机构。

危机事件中传媒与政府的互动 篇7

关键词：“黑砖窑”,危机事件,新闻传媒,党政部门,良性互动

事发初始期, 媒体与政府的互动

山西政府不作为, 导致媒体监督。

事件被广泛关注前, 山西本地媒体就曾报道过。2007年5月28日, 洪洞电视台播出了关于“黑砖窑”的新闻, 但未引起山西政府的重视, 当地政府认为“不是个大事”, 并未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也没有采取措施妥善处理。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媒体舆论监督发挥了作用。河南媒体最先对事件进行报道, 此后各大媒体跟进报道, 这才使问题受到政府的重视。有“揭开山西黑砖窑内幕第一人”之称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早在2007年5月9日便已亲赴山西调查。2007年6月6日晚, 大河网首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的帖子, 6月7日晚, 附加了都市频道报道图片的专帖被大河论坛置顶, 引起强烈反响。河南媒体的舆论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

媒体广泛报道, 使政府知悉情况。

事件的解决得益于公权力介入, 沿循的是“媒体报道——高层重视——作出批示——行动解决”的路径。媒体在使公权力介入并发挥实质作用上起到了重大作用, 可以说“媒体报道——高层重视”是事件得以解决的关键环节。事件是媒体首先揭露的, 广泛报道, 真相及民意被迅速反映给相关部门, 引起重视, 产生了认知层面上的大众传播效果。

笔者认为, 报道中媒体发挥了点燃部分导火线的作用。新闻媒体就是社会的探雷报警器, 随时探测“地雷”——社会的丑恶现象。但媒体不是权力机关, 没有强制力, 它们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能力排除“地雷”, 只能通过报道发出警报, 告知人们有“地雷”存在, 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使有能力排雷的人去排除“地雷”。但有时媒体的告知并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地雷”的危险性, 对其视而不见。于是, 媒体便点燃部分导火线, 让导火线上的闪闪火花和“哧哧”声响引起人们的重视, 产生危机感, 意识到“地雷”快要爆炸了, 到了必须尽快排除的时候了, 这样便促使有能力排雷的人迅速行动去排除“地雷”。事件中媒体最初的报道并未引起山西政府的重视, 没有意识到“黑砖窑”事件这个“地雷”的危险性, 甚至有人还不知道“地雷”的存在。于是媒体广泛报道并将事件公布全国, 形成全国性舆论, 点燃了导火线。随后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并迅速行动解决了问题, “地雷”被排除, 化解了社会险情。

事件处理阶段, 媒体与政府的互动

报道促使政府迅速行动解决问题。

媒体的报道导致公权力介入, 产生了行动层面上的大众传播效果。胡锦涛、温家宝等多次批示要求查处, 派出工作组督察;公安部门立即部署查找工作;党政最高权力开始介入, 至此, 山西政府才以“从没有过的迅速”开始行动;纪检监察部门也开始调查违法乱纪问题;各级司法机关也做好了审理案件的准备。媒体还发挥了“权力制衡”功能, 我国的新闻媒体是行政职能的一种延伸 (喻国明语) , 报道形成舆论压力, 并促使高层行动形成政治压力, 迫使山西政府行动解决问题, 媒体是政府行动的“助推器”。

沟通上下信息, 正确引导舆论, 维护社会安定。

事件中媒体沟通人民与党和政府间的信息, 使党和政府及时准确地知悉事件状态、舆论动向, 为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保证决策和行动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为整治行动打下基础, 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黑砖窑”事件这颗地雷的导火线是媒体点燃的, 但媒体点燃导火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地雷”爆炸, 而是让人们意识到它的危险性, 促使有能力排雷的人除去“地雷”, 媒体会只点燃导火线的一部分, 在“地雷”爆炸之前适时将其熄灭。笔者认为, 媒体在发挥点燃导火线作用时也要掌握好度, 点的导火线过多, 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 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之, 又跟不上社会发展的形势, 使许多社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还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

监督公权力, 规范政府行为。

媒体对政府部门的组织涣散和管理缺位、公职人员的麻木不仁和失职渎职腐败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 发挥了监督公权力的作用, 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迫使他们履行职责, 解决问题, 维护人民利益。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曾表扬新闻媒体在此事件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 (1) 违法违纪人员均受到了应有的惩处。笔者认为, 新闻媒体不仅是国家航船的“瞭望者”, 而且也是水手, 随时准备救助落水的船员。媒体的揭露批评也是为了“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对他们起到了威慑、警示和教育的作用, 使他们能改邪归正, 保持自己的人生方向与国家航船的航向一致, 合力前行。

事件中媒体始终关注司法动向。全程追踪报道案件审理准备工作、检察院的起诉、法院的审理, 对判决结果、司法权力进行监督, 有利于司法公正。此外, 媒体在报道中还有一个令人欣慰的变化和闪光点, 那就是没有出现“媒介审判”。说明我国的媒体进一步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和角色定位, 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这也是此次媒体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和影响的原因之一。

通过报道为政府重树形象、重拾民心。

山西“黑砖窑”事件在国内外均产生了恶劣影响, 不仅使政府丢失了颜面和威信, 损害了政府形象, 而且也导致了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的信心和拥护有所动摇。媒体是作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纽带而存在的, 是政府与人民的“协调器”, 它在为政府重树形象、重拾民众信心上的作用十分重要, 这也是媒介责任意识的体现。

事件中媒体始终关注政府动向, 通过调查、访问、参加新闻发布会等及时发出最新报道, 告知人们政府打击黑砖窑、解救农民工、严惩违法乱纪人员、出台政策法规、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的决心和行动。报道使政府的行动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给人们打了一针“强心剂”, 增强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为政府重树了形象和威信、赢得了尊严和信任。

事件总结阶段, 媒体与政府的互动

促成政府出台相关法规、政策、制度。

报道揭示出许多社会问题, 凸显出诸多体制和法制上的漏洞, 促成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等, 媒体可以说是“孵化器”。这对健全我国法制、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具有长效作用, 也对党和政府更好地管理国家事务具有重大作用, 不仅体现在当前问题的解决上, 更有长远的社会效益。山西省7月1日正式实施的《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是我国第一部通过省级人大常委会立法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性法规。

开展社会讨论, 为政府提供借鉴。

问题解决后媒体并未停止关注, 而是组织开展社会讨论, 引发了全社会的深层次思索与探讨, 从不同角度向事件的核心问题探进。媒体舆论的道德勇气和理性力量构成了解决“黑砖窑”问题过程中最令人欣慰的亮点。媒体不仅尖锐地点明了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还揭露出其他诸多问题, 并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和对策, 为党和政府指明了工作和努力的方向, 改善了政府的工作。

媒体发挥了“重申社会准则”的功能。从媒体对当地某些官员沦为“黑砖窑”的“保护伞”和食利者的批评中, 我们看到了媒体重申的是“民主、法制”……新闻传媒是文化的载体, 它理应传承文明, 体现文化的力量, 发挥价值指导作用。大众媒体在全面的公民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 能让他们在选择的时候作出有见识的判断。 (2) 从媒体的评论中, 可以看出对官场文化和官员道德准则的重申, 这对党和政府的道德养成、不断增强自身的修养具有重要作用。

促使政府反思, 增强免疫力。

此次报道也促使政府进行深刻的反思, 从中汲取了不少经验教训, 对政府加强管理,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具有积极作用。就好比给党和政府打了一针“预防针”, 增强了“免疫力”, 能有效地防止此类问题的复发。

结语

事件中, 媒体可以做的已经在允许的范围内做到了极限, 它的表现是事件中的一大亮点。对查处事件乃至全国开展整治非法用工和打击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 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孙宝树:《媒体专项行动中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 载2007年8月13日16:22的人民网——社会频道。

政府-市场互动 篇8

非政府组织是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公益性和志愿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的正式组织。这些组织根据组织目标以及组织与成员间的关系,又大致可划分为公益型非政府组织和互益型非政府组织两大类型。[1]

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最早出现在16、17 世纪的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最初以开展慈善救济等社会公益活动为主。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垄断,非政府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很多以开展科教文卫等国家公共事务的社会团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政府组织真正开始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中国非政府组织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不断壮大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这是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国内政治环境较为复杂,非政府组织经历了初始发展及停滞期。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到20 世纪90 年代。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飞速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政府开始进行机构改革,转变职能,还权于社会,政治环境开始宽松。1989 年以后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社会团体数量分别为1600 和20 万左右,是1978 年的16 倍和33 倍。[2]第三阶段,从20 世纪90 年代至今。中国非政府组织进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机构的精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 “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逐步确立; 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亟待非政府组织的接入参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成为中国实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助推器。

通过上述梳理可见,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发展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等国情密切相联,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2 非政府组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依据

2. 1 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理论

公共物品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即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技术上的非排他性。根据这一特性,传统的观点认为政府应该是公共物品的最好的提供者。政府虽然是一定意义上的“最佳提供者”,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可能会失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 Burton Weisbrod) 最早提出政府失灵理论。他运用 “需求—供给”这一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政府无法满足人们对公共物品需求的多样性,也无法实现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最小化。此外,政府的寻租行为还使得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效率低下。因此,政府在实现其职能的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 “失灵”,这就从经济学领域论证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合理性。

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资源最佳配置、效率最高的情况,最终导致无效率。这是因为,一方面,市场经济活动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主要方面,市场不可能解决经济社会中的一切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干扰,市场机制可能不能正常地发挥调节作用,因而造成资源配置失误或浪费性使用。

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理论据此认为政府、非政府组织与营利组织都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补充依赖的关系。政府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制约“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上依然存在着缺陷,政府难以满足消费者差别化的需求,而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也存在着浪费和低效率的问题, “政府失灵”依然不可避免。[3]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就具有必然性,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和市场的 “失灵”,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功能上与政府和市场相互替代、补充。同时要求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各自的优势,以提高公共物品的质量与数量。

2. 2 契约失灵理论

契约失灵理论是由美国学者汉斯曼提出的,它也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非政府组织问题,研究的是私人产品也要由非政府组织提供。这一理论认为,在养老院、私立学校、医院等领域,消费者往往不能拥有完全的市场信息来评估服务的质量,而营利性的企业在追逐利益的目标的驱使下,会利用自己在信息不对称中的优势通过提供劣质商品来获得额外的收益,甚至出现所谓逆向选择问题,即劣质商品把优质商品驱逐出市场的现象的一般的契约机制,从而出现契约失灵。

契约失灵无法靠市场自行解决,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往往会选择依靠市场之外的一些组织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是市场之外的组织机构,它们都不以营利为目的,它们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时不会借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获取利润,从而成为消费者购买物品时的另外选择。

2. 3 第三方治理及志愿失灵理论

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提出了著名的第三方治理和志愿失灵理论,指出了非政府组织的几大缺陷: 慈善不足、存在家长作风、非政府组织的业余性、对象的业余性以及容易被环境同化。萨拉蒙认为非政府组织的短处正好是政府的长处,而政府的短处正好是非政府组织的长处。非政府组织应该作为最初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只有在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才需进一步发挥作用。

莱斯特·萨拉蒙据此提出 “委托政府”理论,政府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将提供公共服务的任务委托给非政府性组织来承担,二者之间达成一种相互依赖各自比较优势的分工,政府负责资金支持,非政府组织负责提供服务,二者的合作可以使双方各自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促使它们提高生产效率,扩大消费者的选择机会和效用。

无论是韦斯布罗德的 “政府失灵理论”、汉斯曼的 “契约失灵理论”,还是萨拉蒙的 “第三方治理及志愿失灵理论”,其最终都是说明政府、市场以及非政府组织不能单独承担公共事务治理的重任,单独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失灵。市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合理分工、协调合作甚至良性竞争,三个部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并有效弥补暴露的缺陷或不足,实现动态、立体的平衡。西方学者的这些理论为理解现阶段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3 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政府与社会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我国原有的政府职能体系中,政府组织长期扮演着 “全能政府”的角色,在政治领域,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限制非政府组织的发育成长; 在经济上实行权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济组织缺乏自主权; 在文化教育领域,国家进行垄断,出资兴办各种文化事业。政府这种通过体制和组织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政治状态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组织本身具有的强制性与宏观性的特点难以做到面面兼顾,高效管理,因而亟需转变政府职能。新时期,政府着重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方面的职能。

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也是我国非政府组织逐步发展的过程,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我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的权力下放的改革措施,非政府组织从无到有,并开始逐步发展、壮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的多次分化和组合,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上的职能都大幅度削弱,改革机构,转变政府职能,非政府组织在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科教文卫经等公共事务领域,各类非政府组织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截至1995 年年底,全国各类非政府组织已达20 余万个。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政府的许多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转移到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中,我国非政府组织成为与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并列的 “第三部门”。社会管理转变成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党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政策为非政府组织的产生提供重要的契机,也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空间和机遇。

4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治改革不是一项孤立的行动,它一定是在政治主体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改革往往会创造出新的经济或社会力量,而这个力量诞生之后很快就会为了自身的成长反过来要求政治改革走向深入”。[4]从 “全能政府”向 “有限政府”转变是政府行政职能改革的主要目标,一方面应当充分认识非政府组织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行政体制改革中的积极作用。

首先,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承接政府组织下放权力,政府可以从大量烦琐的微观管理领域中退出,比如近些年来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扶贫开发、慈善救助等领域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日益成为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承担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局面,政府能集中精力搞好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

其次,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行政体制改革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非政府组织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由于非营利组织代表着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在社会组织结构中接近基层,在日常工作中,它们能够深入基层,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与人民群众有着直接联系; 同时它们又与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相对于政府而言,非政府组织与基层民众和社区的联系更为紧密,其运行机制灵活多样,更便于对一些敏感问题或热点问题进行探索,政府可以通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倾听来自群众的意见,并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这既降低了管理成本,又减少了各种社会矛盾的发生,继而完善政府的政策体系,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总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二者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互动合作的。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府职能和权力的下放。同时,政府职能转变也需要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接替政府的某些职能,否则,则容易出现权力真空,使政治体制改革陷入恶性循环。因此,我们应全力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全面伙伴关系,释放非政府组织的潜力,实现社会的协同治理。

摘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二者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互动合作的。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府职能和权力的下放。同时,政府职能转变也需要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接替政府的某些职能。因此,应全力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全面伙伴关系,释放非政府组织的潜力,实现社会的协同治理。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政府职能转变,合作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陈运雄,余晶.论非政府组织在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作用[J].改革与开放,2014(19):5.

[2]吴玉章.中国民间组织大事记(1978—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9.

[3]毕霞,张自谦.论民间组织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J].攀登,2011(1):88.

政府-市场互动 篇9

报纸、广播、电视被称为“传统媒体”, 互联网、手机被称为“新媒体”。伴随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浪潮, 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舆论格局。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第2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的数字, 截至2009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升到28.9%。其中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已达2.4亿, 每3个网民中就有2个是网络视频用户。以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网络视频新媒体, 已成为中国应用最为广泛的网络服务之一。现在中国网络新闻用户2.34亿, 受3G业务开展的影响, 使用手机上网的中国网民已达到1.55亿。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每天新闻更新超过2万条, 每天新闻信息浏览量超过20亿次。[1]我国网民规模3.84亿、手机拥有量5.5亿、宽带网民数3.2亿、国家顶级域名注册量1296万, 四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2]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 让中国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传播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大大扩展了社会舆论的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舆论格局。

网络媒体被称为新媒体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是变传统媒体的模拟传播为数字传播。数字化就是把模拟信号, 通过取样、量化和编码之后, 转化为数字信号。数字化信号的保真性强, 传输质量高, 便于各类信号的复制、传送和相互转化。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实时性、包容性, 对传统媒体提出了强大挑战。上到中央高层, 下到普通民众, 都是可以发表意见的网民, 也都是渴望了解信息的公众, 这让互联网力量尽显, 备受关注, 舆论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再是“你说我听”而是“我们都在说和听”。

新媒体造成了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 信息传递是网状的、扁平的, 人人都是传播者。3亿多网民人人面前有个麦克风, 谁都可以站到舞台中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传统媒体时代, 受众之间没有联系, 单个事件是被媒介牵着鼻子走。网络时代, 受众地位由被动变成主动, 网民可以自己设置新闻议题。媒体的新闻源头不可控, 传播速度不可控, 内容真假不可控, 舆论容易放大也不可控。网上民意汹涌, “意见领袖”众多。我们所面临的就是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 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

目前, 我国处于突发事件的高发期, 一些社会矛盾有可能借助网络的功能凸显、放大, 甚至酿成危机事件, 威胁社会稳定。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等都是由网络舆论直接或间接催生的。因此, 探讨传媒和政府借助新媒体平台应对突发事件的互动策略, 尤为重要。

二、传媒主动配合政府应对突发事件

新闻媒体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传播工具。新闻宣传工作也并非一般事务杂事, 而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 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总结以往教训和成功经验, 传媒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主动配合政府应对处置突发事件:

(一) 传媒要主动配合政府, 妥善处理突发事件

在当前时期, 凡是涉及群众利益问题, 特别是涉及群体性事件的批评性报道, 传统主流媒体都应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及时准确地传播信息, 客观顺畅地通达民意, 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舆论环境, 切不可只着眼于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 迷失方向, 热衷于“炒作”新闻, 给政府工作造成麻烦, 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010年1月4日, 浙江省乐清市发生150多辆出租车集体停运事件。当时少数司机拦住正常运营的出租车, 强行拦下乘客, 强迫司机加入停运, 否则不予放行, 有不愿意停运的司机甚至遭到殴打。对这样一个群体性事件, 乐清市市委、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和慎重思考, 将其定性为“集体上访”事件。相关媒体没有借机炒作。如果对这样一个群体性事件, 媒体将其判断为“扰乱社会治安”或是“破坏公共秩序”事件, 甚至升级为“对抗政府”事件等, 将参与事件的人定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或“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 就会激化矛盾, 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适时, 媒体很好地配合了当地政府进行报道, 帮助政府通过对话方式听取停运司机意见, 接受其合理要求, 并采取整改措施, 使矛盾得以缓解, 对事件的妥善处理起到了促进作用。[3]

这个事例对媒体如何主动配合政府处理突发性事件,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当前的矛盾凸显期, 凡是涉及群众利益问题, 特别是涉及群体性事件的批评性报道, 一定要把握好是非问题上的度, 要注意分清矛盾纠纷的来龙去脉, 准确判断其中的“是”与“非”, 适度地组织报道, 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即便是一些只涉及少数人利益的问题, 媒体在组织批评监督报道时, 也需要增强政策观念, 注意分清是非和矛盾的由来, 不要任意扩大矛盾, 更不要无限“上纲上线”, 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

(二) 传媒主动设置热点议题, 积极有效引导

当前, 热点事件多, 热点话题多。如果传媒引导不当, 则可能造成类似“湖北石首事件”的重大损失。一般突发性事件2小时内, 网上就会出现文字或视频, 6个小时就可能被多家网站转载, 24小时左右, 网上跟帖就会达到高潮, 形成热点。[4]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 新媒体曾大显身手。海量信息, 一手文字, 让互联网迅速成为震后“即时通讯”。有关部门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从5月12日地震发生至19日22时, 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共发布抗震救灾新闻 (含图片、文字、音视频) 约12.3万条, 新浪网、搜狐网、网易、腾讯网整合发布新闻13.3万条, 上述8家网站新闻总点击量达到116亿次, 跟帖量达10633万条。而《人民日报》等传统纸质媒体发布关于地震的新闻稿件数量为3.8万条左右。[5]外国媒体甚至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互联网再一次证明其主流地位, 不是靠行政级别, 而是靠强大的信息整合方式及对2亿网民的影响”。这个结论也许并不准确, 但也确实让我们看到,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已让传统的舆论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此, 传统主流媒体一方面要十分重视网络新媒体, 要学会善于运用新媒体, 来共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 在这种时代大趋势下, 也必须十分关注全局性、社会性的热点事件与热点话题, 及时发表代表社会主流的观点和声音。传媒一定要密切与政府合作, 积极地抓住社会热点, 把问题端到台面上, 理直气壮地进行解析, 阐明正确观点, 批评错误看法, 引导受众客观看待社会热点、分清问题的主流与非主流, 以此引领社会舆论。例如, 农民工讨要工钱, 老板如何诚实守信做人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2010年年关, 在北京当包工头的湖北男子孙水林, 为赶在年前把工钱发到农民工手上, 返乡途中遭遇车祸, 一家五口身亡。在天津的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 来不及处理哥哥的后事, 便赶在腊月二十九返乡, 将33.6万元工钱送到60余位农民工的手中。[6]《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媒体报道后, 央视多次在不同栏目、频道中报道。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及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网络媒体, 发新闻、评论、跟帖等数10万条。孙家兄弟诚信做人的事迹, 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这个典型事例说明, 传统主流媒体不能简单地跟着网络亦步亦趋。要十分重视通过传统主流媒体来引导和影响互联网舆情的议题和走势, 要使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而不是相反。一句话, 我们不仅要学会妥善地应对网络舆情, 而且要积极地引领网络舆情。

(三) 协助政府开展公共危机传播, 加强媒介预警教育

从“非典”、“禽流感”到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等一系列的公共危机事件发生, 表明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中, 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 都必须重视公共危机传播的作用, 认真审视传统的公共危机传播机制, 对危机传播的内容上、形式上和技术手段上等各方面进行改革, 从而建立符合现代风险社会需要的公共危机传播机制。

从媒体来说, 应当开辟专栏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 进行危机发生前的危机教育, 防患于未然。例如, 汶川地震灾害中, 震中有一所学校, 由于校长平时重视对师生进行预警教育, 师生们训练有素, 地震发生时师生们临危不乱, 安全撤离, 几百人无一伤亡。再比如, 在震惊全球的印度洋海啸灾难中, 一个10岁的英国小姑娘发现海水的异常后, 因为通过媒体懂得海啸方面的知识, 及时通知其他游客撤离, 从而使得100多位游客幸免于难。[7]媒体对受众进行危机教育, 不仅可以帮助公众掌握基本的识灾、防灾知识与技能, 还能使公众及时了解事件本身, 有效地杜绝谣言, 积极配合政府机构和各种组织, 尽可能将灾害和危机事件所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点。

三、政府借助新媒体平台应对突发事件

李长春、刘云山同志在2010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特别强调, 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善待媒体, 善用媒体, 善管媒体。政府借助新媒体平台应对突发事件, 应该注意掌握以下几点:

(一) 充分认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积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威力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舆论手段, 是社会的利器, 它能够捍卫真理和正义, 鞭挞邪恶和腐败, 对权力组织和整个社会起到批评和监督作用, 在舆论监督方面又极具重要的地位。当前, 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力度不足, 少数地方政府在认识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行动上便表现出对媒体施加压力, 导致舆论监督稿件夭折率高, 这些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一些被批评监督的单位和个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有时还会采取暴力手段来阻拦和抗拒舆论监督。2009年11月发生在河北《青年报》副总编乐倩, 在自家门口电梯间入口处遭受殴打致伤的事件, 就是典型的案例。2005年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 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团体及其工作人员, 要重视舆论监督工作, 支持新闻媒体的采访活动, 为采访报道提供方便;同时要求基层单位不得封锁消息、隐瞒事实, 干预舆论监督, 不得以行贿、说清等手段, 对舆论监督进行干预, 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应当对舆论监督做出积极反应, 对媒体揭露的问题应当及时调整处理, 并通过媒体公开处理结果。这说明党和政府对加强舆论监督的坚定决心和对做好舆论监督工作的严格要求。对此, 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组织应有充分认识。同时, 也说明要搞好舆论监督, 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努力, 靠大家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如2008年11月, 在“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中, 重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与40名出租车司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新华社及重庆主要网站、广播电台、电视台, 都现场直播这次座谈会全过程。此举为当地市民所赞赏。

(二) 成立政府公共关系部门, 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日常机制

政府成立公共关系部门, 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地区已经不是新鲜事情。香港地区警察部门早在1967年就成立了警察新闻科, 即警察公共关系科的前身;现在的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下辖两个课——小区关系课与新闻及宣传课, 分别应对做好市民大众及传媒接触的范畴工作。[8]可以说, 该公共关系科是中国内地的宣传部和信访办——这两个部门的整合。这样, 政府部门便于利用新媒体平台, 加强公民和传媒的联系与沟通, 更好的把握社情民意。当突发事件发生时, 借助媒体在第一时间引导社会舆论, 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时, 该部门还能和现代媒体一道, 成为公众舒缓社会压力的“减压阀”。

(三) 政府要注意干部的上网工程, 管好、用好、建设好互联网

互联网带来了“媒体革命”。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实时性、包容性, 对传统媒体提出了强大挑战。上到中央领导, 下至普通公民, 都是可以表达意见的网民, 也都是渴望了解信息的受众, 这让互联网力量尽显, 备受关注。“非典”期间, 胡锦涛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 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 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可见, 网络媒体在表达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方面, 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这样的事例近年来越来越多。“天价烟”、“钓鱼执法”、“七十码”等等, 都是网络监督的典型案例。因此, 党政干部要养成上网、用网的习惯。如果广大党员干部行动起来, 一定会使日益增长的网民成为舆论引导的重要力量, 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 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 政治有序参与的新渠道。

(四) 政府官员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突发事件现场, 在一线主动与灾民对话, 并在对话中抢占先机

互联网时代, 舆论引导不是靠封堵, 而是靠对话。特别是在突发大事件中, 抢占第一时间, 到第一现场在一线主动对话, 在对话中抢占先机, 赢得话语权, 才能掌握主动权。处理突发事件, 不要泛政治化, 而应尽量把问题具体化, 用专业词说专业事。善于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实话不一定全说, 假话一定不要说。政府借助新媒体处理突发事件方面, 既有失败的教训, 又有成功的例子。2009年6月17日到6月22日, 发生在湖北石首市永隆大酒店一个厨师非正常死亡而引发的突发性事件中, 面对网络上网民上传的海量图片、文字、视频信息, 地方政府仅有寥寥数篇新闻报道, 致使网络舆论出现“一边倒”的局面, 极大地破坏了当地政府的形象。石首市委、市政府面对突发事件处理不当, 受到上级领导的严肃批评和处理。

实践证明, 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县 (区) 群众更愿意在第一时间看到领导亲临现场安抚群众, 果断采取措施并对相关负责人做出迅速处理等等。贵州“瓮安事件”的成功处理经验, 就是“亲临现场, 就事论事, 信息公开, 反思自责, 开启问责, 慎用警力”。河南杞县“钴60”事件后期, 当地政府就要求副县级干部带队, 用警车开道护送外出群众返回, 使群众拥有了安全感。可见不同的处理方式, 达到的效果也不同。虽然网络传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特别是负面信息的传播, 往往会给当地政府造成极大的舆论压力。但是如果政府处理得当, 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 反而会在网络上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 有利于树立政府的公信力。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信息传播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伴随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浪潮, 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传统舆论格局, 传媒与政府面对的舆论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本文从传播学角度, 对新媒体特性与舆论新格局做出分析, 对传媒和政府借助新媒体平台应对突发事件提出了相应互动策略和操作方法。

关键词：新媒体平台,传媒,政府,突发事件,互动策略

参考文献

[1]汪文斌.中国网络电视台的战略构想与实践[J].新闻战线, 2010 (2) :4.

[2]姚欣.3G时代:媒介融合成必然趋势[J].新闻与写作, 2010 (3) :32.

[3]郑保卫.找准、把好、增强实效——对当前新闻舆论监督的思考[J].新闻战线, 2010 (2) :19.

[4]马利.对互联网与执政党建设的思考[J].新闻战线, 2009 (9) :12.

[5]张研农.引领时代变革的舆论先声[J].新闻战线, 2009 (1) :5-6.

[6]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305754.htm.

[7]危机管理可以御寒[EB/OL].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8-2.http//www.cass.net.cn/file/.2008021113888.htm.

政府-市场互动 篇10

关键词：基层政府管理,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市民社会理论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成为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基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分析,社会利益体系分化后,随着人权、公民权的确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内在统一的。因此,市民社会中利益整合、权利发展与制度文明是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基本要求。而其主要实现途径是进一步深化治理理念,提高基层民主素养和增强基层政府制度能力。

1 基层政府管理的局限性: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阻碍

基层政府管理自身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一是传统的基层政府较注重组织内部管理,缺乏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回应性。二是由于基层政府内部的个人往往不为寻求组织价值的实现而把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耗费在寻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上,因而导致组织整体效能的下降。三是基层政府失灵使得社会管理职能无法充分发挥。受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基层政府是“全能选手”而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全面扩张,但结果是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事。因此,在角色定位失误及多种因素影响下,基层政府总被认为无法满足群众的需求而效能低下。这促使基层群众自治成为可能。四是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的信息非对称使得政府行政管理成本高且透明度低。

2 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基本要求

2.1 利益整合是实现良性互动的现实条件

良性互动的现实基础市民社会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利益体系分化后伴随私人利益、阶级利益的产生,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有必要的组织和制度的社会组织。首先,社会利益的分化,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对对立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其二,社会利益体系的分化是社会矛盾的真正根源。社会每个独立个体的双重角色使得同一种社会行为在市民社会领域与政治国家领域产生不同的行为性质与利益冲突。因为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体的利益遭到抑制或损害,而且事后并未获得相应的补偿。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需要一整套快速的利益整合机制。

2.2 制度文明是良性互动的重要保障

制度是人类实践和交往活动的产物,是要求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是具有强制性和导向性双重作用的社会运行机制。当制度是合理的、有效的、统一的时候,就能使社会系统各单元的目标同系统的总目标相一致,使整个系统的运行合理、有序、高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私化与公共利益一致性之间的矛盾使得社会成员对利益分配不可能漠不关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利益冲突。这就需要制定一系列制度来指导不同利益之间的选择与分配,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

3 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主要实现途径

实现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需要在利益整合、权利发展和制度文明的基础上,构建有机联系、有序运行和协调一致的公平合作社会。这是一种秩序良好的社会,即由公平的正义价值观加以有效调节的社会。

3.1 加强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民主素养建设是提升基层民主的重要保障

基层民主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能否顺利实现在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互动过程中社会权利的共同享有。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本质就是两元主体在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的引导下,互相信任,协同合作。而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管理中民主流于形式。因此,加强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民主素养,已成为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过程中,信任、合作、规范以及社会网络等作为社会关系资源的相互融合和形成社会资本有机统一体的重要保障。

3.2 深化治理理念是实现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前提

“治理”作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其目标就是运用权力引导和规范公民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深化治理观念关键是加强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过程中对公共理性的重叠共识。这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必须加以满足的政治合法性原则,也是公共理性所支持的立法与公共政策的基础,更是良性互动过程中自由的、公共的、信息畅通的、合乎道理与思想公正等美德的保障。

3.3 增强基层政府制度能力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

互动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体与组织之间沟通的桥梁,个体可以通过网络来获取资源,组织也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聚集成员,通过相互间的沟通合作,可以整合社会力量来治理社会和承担成本,弥补政府的资源和能力的不足。而社会治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原有的一些正式制度难以有效防范互动中各种“搭便车”行为。因此,增强基层政府制度能力,完善基层政府组织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法律法规也成为必然途径。

参考文献

[1]王倩竹.马克思法制思想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1.

政府-市场互动 篇11

国外政府网站互动性应用扫描

(一)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特色互动栏目

澳大利亚政府网(http://www.australia.gov.au/)的互动栏目为Have Your Say, 其下又分为Public Consultations(公众咨询),Blogs(博客),Bright Ideas(好点子)三个子栏目。

1、“公众咨询”

此栏目的主要作用是在政府制定与大众紧密相关的政策、发展项目时,利用网络直接、广泛地与公众进行交流。在该栏目列出的咨询项目由澳大利亚政府所属各部门负责具体执行。

该栏目进行的咨询项目较为专业,如“国家安全立法—公众咨询”、“税务服务代理规章及解释展示稿”、“心性死亡后器官捐献国家协议草案”等。因此,其互动对象主要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及其它利益团体,对政府制定合理完善的政策是有益的智力补充,而普通公民的参与程度较低。

2、“博客”

此栏目展示的是澳大利亚总理的官方博客网站,总理在此不定期地撰写文章,并引导公众参与讨论。这些文章既有紧贴民生政策问题,如边远地区的医疗保健体系建设;也有紧扣时代主题、着眼于全人类的宏观话题,如气候变化等。话题讨论会有一定的时间期限,而总理并不会对网民的留言进行回复或评论,因此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总理官网还开辟有一个互动栏目:PM's Web Chat(与总理网上聊天)。在此,总理会不定期地与20位网民代表针对博客的某个主题进行互动交流。20位参与者都必须是总理博客的注册者,并且已对当期话题提出了比较有见解的意见。被选择的合格参与者会收到总理官网的邀请电子邮件,回复确认后即可在约定的时间参与网上讨论交流,形成了很好的互动氛围。

3、“好点子”

这是澳大利亚政府网站让公民提出新想法、新观点的地方,也是一个线上线下紧密联系的栏目。该栏目以组织大型论坛的方式进行:公众先在线上对某具体主题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官方再根据网上的参与度组织线下的交流,其线下论坛规模相当庞大。以其2008年4月19-20日在堪培拉组织的“澳大利亚2020高峰会议”为例,共有1000余名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参会者参加了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涉及经济、文化、气候、政治等各个方面,并与论坛指导委员会建立了互相反馈的机制。

(二)美国:新媒体平台下的政府信息传播与互动

对手机、网络等新媒体的成功运用帮助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就任后的奥巴马政府沿用并拓展了这一成功经验,着力推行“E外交”, 打造了一个以白宫本网(http://www.whitehouse.gov)为中心,各大社交网站为功能延伸的政府信息传播及互动平台,在政府与公众间建立起一条开放、互动、即时的资讯传播链条。

1、白宫网站(www.whitehouse.gov)

白宫网站主要负责发布总统日程安排、近期签署的法案、热点回应等事宜,其信息成为白宫在社交网站发布链接的信息源头。“白宫博客”每天以非正式的形式发布政府重点事件、政策解读等。网民可以通过浏览“博客”或点击“get email updates(获得邮件更新)”栏目,获得政府在重大活动、议题及突发事件中的进展报告;或者直接在“contact us(联系我们)”栏目下填写意见问询等内容发送到白宫。这些邮件经过挑选,每日将有十封呈送总统。

奥巴马政府也积极利用新媒体手段来实现与网民的即时互动。白宫已分别入住Twitter、Facebook、Myspace、Youtube、Flicker、Itune、Vimeo等目前最活跃社交网站,吸引了包括年轻网民在内的广大公众。而各社交网站与白宫本网的连接,形成了一条主要由本网提供权威完整内容,社交网站吸引关注和反馈的信息传播互动链。

2、社交网站

社交网站的强大互动功能,使网民可随时获得白宫发布的最新信息,并进行即时反馈,如讨论、留言、资料上传及分享给他人等。而手机与互联网的无线连接,解决了信息到达“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使政府的信息传播真正成为一个即时的、交互的、集市式的人际传播的过程。

Twitter

Twitter是一个通过手机短信、即时通讯软件或者网页等提交一句话博客的在线服务。因其快捷、简便、易操作,它已成为目前用户人数最多、增长最快的网络新媒体。

白宫于2009年5月入驻Twitter,同年12月拥有“追随者”超过150万,并获得9000多个不同群组的关注。白宫发布的Tweet结构主要为“标题+链接”,主要作用是通知更新,并引导网民点击链接,阅读白宫本网上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更详细的信息。白宫通过Twitter发布了总统行程、医疗热点解读、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措施等。例如2009年8月肯尼迪参议员去世后,白宫立即发出两条悼念信息;2009年8月25-27日,白宫澄清医改不会导致安乐死数量上升,预防了医改部分政策被误读。2009年12月1日,奥巴马发表“美国政府调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战略”的演讲,白宫Twitter进行了现场直播,如图2。

事实上Twitter不仅在行政领域被大量使用,在立法领域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Tweetcongress.org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8月30日,众议员在Twitter拥有427个账号,参议员拥有113个账号。议员们发布的信息内容也非常丰富:从官方活动、个人观点、日程安排到政治募捐等等均有所涉及。

Facebook——实时丰富的互动传播

Facebook拥有论坛、即时回复、资料上传等较强的互动功能。白宫自2009年5月进驻Facebook以来,利用其在信息呈现方式和传播途径上的优势,发布了以文字、视频、图片等多种形式的诸多信息,并与网民产生良性互动。例如,白宫Facebook“论坛”中搜集了网民关心的医疗改革、阿富汗战争、胡德堡事件等三百多個话题。网民在“论坛”里可以发表问题和看法、找到共同关注者,政府也能从中发现网民最关注的话题或意见等,从而获得政策反馈等民意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截至2009年11月,白宫在Facebook上的粉丝超过了40万。

白宫对Facebook的运用并未止步于此。在总统选举期间,奥巴马就曾利用它发现选民,通过发动工作人员到真实的社区组织相关活动,使双方互动由线上拓展到线下,将网民的关注转化为实际的支持。这对于提高网民支持、特别是增加年轻选民的投票率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新政府成立以后,这一做法被延续下来。白宫就曾通过Facebook组织线下的支持医改法案签名活动。

Youtube

大选时期,奥巴马在Youtube上的官方竞选频道拥有1104个视频,视频观看总数超过1400万,数量在所有候选人之上。其竞选团队曾在一星期内上传70个奥巴马的相关视频。片段化的视频,避免了长篇演讲的枯燥,轻松灵活的观赏方式帮助强化“个人”魅力,由于网络视频还可以反复观看,既可以使观者获得轻松体验,又可达到宣传的目的;而每条视频后面的大量用户留言,也形成了良好的选民交流氛围和社区感觉。

3、搜索引擎

奥巴马把美国1.5亿的搜索引擎使用者作为目标,通过“关键字购买”引导网民认识奥巴马其人及政策立场。其网络营销费用中的82%的资金被投入到了搜索引擎,仅在谷歌、雅虎和Facebook等几个网站上,奥巴马便投入了近800万美元的广告。回报是在美国深受金融危机困扰下,奥巴马筹集了比超过6亿美元的竞选经费,且其中绝大部分是不足100美元的小额捐款,87%都是通过网络募捐而来。

(三)其他国家

1、加拿大:首席信息官引领未来“3.0政府”

加拿大政府的因特网服务在发达国家中一直处于领先行列,自加政府1993年设立首席信息官以来,这个职位作用也逐渐发生演变。

早期的首席信息官主要负责信息技术架构、协同工作和建立相关的内部政策。如今首席信息官更多地在国际上引领未来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方向,确保政府在制度安排上早做准备,以更好地为加拿大民众提供服务。目前加拿大政府正在以创新的方式,利用web 2.0 技术,更好地为民众服务、与民众沟通。他们通过一种功能强大的在线工具,创新和完善了政府与市民和企业沟通的方法。比如政府允许首席信息官更加深入地了解民众对某个组织有何看法,他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首席信息官通过对网上公众舆论的研究,可以和成千上万人进行直接对话,了解他们想什么,他们对服务需求的优先级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以及他们对加拿大政府的服务期望。

未来,加拿大政府首席信息官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并将计划、发展和实施下一代政府——政府3.0。

2、墨西哥:“独立委员会”确保信息公开

墨西哥2003年制定了信息公开法案,通过五人制独立委员会等机构的有效运作,改善了该国信息公开的局面。7年来,墨西哥全国总共有约40万个向联邦政府要求信息公开的请求,一些军事采购、政府和私营公司所签署的合同、总统生日宴会的花销等都实现公开。比如,政府发放穷人补贴的标准十分复杂,经常有人认为自己和邻居情况差不多但没得到补贴,现在信息全部公开,预防了大量纷争。

如果公民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不满,可向独立委员会提起投诉。民众只需在网上点击即可,成本低、效率高。委员会可以对包括国防秘密在内的任何事项展开讨论,投票决定其应公开还是保密。独立委员会的生效决定具有强制力,政府部门必须实施。对于独立委员会的决定,公民如果不满意还可以向司法法庭申诉。

尽管独立委员会需要大量辅助人手,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但是,在信息公开方面,政府投下1美元就可以解决100万美元的问题。墨西哥是一个拥有1.5亿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贫穷、腐败、毒品走私等问题,做到信息公开绝非易事,但目前的总体状况令人满意。墨西哥属于新兴市场国家,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

新媒体特点与应用

1、利用新媒体紧密、快速、有效地联系人群

Facebook、Myspace、Twitter、Youtube等交互性较强的社会化媒体特征之一即是能有效联系人群,其构建关系的关键在于“紧密联系”。个体创造性在web.2.0中得到释放。每位用户既是信息“实时”接收者,也是信息来源,而“大家告诉大家”的几何传播速度,可以使信息在短时间内得到大范围的传播。由于以上几种工具多可与手机绑定,每一条消息都可以作为一条即时短消息发送到接受者手中,而不用主动寻找信息,有效解决信息到位问题。

2、注重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

根据对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观察,发现他们与公众的互动是相当广泛的。从政府总理到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均参与到了这些活动中。并且互动也不只局限在网络上,而是有机地把网络和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有时网络的作用是为现实活动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有时现实活动又为网络交流提供具体应对。无疑,这种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运作方式,对于充分调动公众的参与热情是很有益处的。而公众的充分参与,对于政府能否收集到足够的意见、信息为决策服务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不同的交流对象分别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方式。例如在政策咨询栏目,他们设定的交流对象主要为专家学者、学术团体、各种社会组织和利益团体,而不是泛泛的全民讨论;而在总理博客中,各方人士均可参与其中,塑造出了总理的“亲民形象”。

3、拥有独立运行的信息管理机构或团体

无论是加拿大的首席信息官还是墨西哥的独立审查委员会,都能在Web 2.0时代率先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以公民为中心提供简便、快捷、低成本的信息服务:首席信息官以民众为中心进行决策,并向他们报告政府的行动,这使得政府将从单一的服务提供模式转向与公众保持不断交流对话。

4、政府网站的专业保障和学术支持

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学术保障相当完善,几乎每一项活动从一开始就有学术机构的参与,在活动中及活动结束后常常会从多角度研究、总结。我们认为,无论是对于如何更好地建设政府网站,还是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这些学术总结都是很宝贵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建 议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且处在社会转型期,传统民意表达渠道的稀缺性、滞后性及有效性等缺陷尤显突出。随着web.2.0的广泛运用,群众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来表达观点,发布信息,各种典型网络事件更进一步激发了网民利用网络与政府沟通的热情和企盼。国外政府的经验教训说明,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实施信息公开条例才只有两年,出现问题和不足是可以理解的。美国政府运用新媒体的经验说明,互动性互联网媒体不仅可以增加信息搜集节点,简化传播环节,加快传播速度,而且有利于避免错误信息传播,在民意搜集、政策解读、及应对突发事件当中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1、设立相对独立的政府信息管理部门。政府信息公开是对政府转型的重大考验,一些部门之间的拖延推诿一时难以避免,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概莫能外。而不断发展的技术和侧重于高效健全的管理,也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期望。他们希望政府提供实时的服务,希望能从任何地方接入并完成与政府之间的业务处理;还期望服务能够在整个国家、省区和地方各级政府间进行高效的整合。因此,设立相对独立的信息管理机构负责内部协同和组织架构就显得很有必要。它可以引导政府在提供服务和信息、技术管理方面追求卓越,并通过相应的强制性制度安排,确保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管理的有效性。

2、丰富政府网站功能,适应网络从有线到无线、互联网与移动通讯工具融合的趋势,并加强与其它社区网站合作。网站设计充分利用社交网络和互动元素,用户可以在网站上讨论获得良好的体验和归属感。

3、务求专业化的团队运作。团队要承担起信息搜集、甄别、发布任务,不仅承担各路信息的入口(各种渠道的信息来源、汇集信息展示的平台),更需要有承受信息的出口任务,即将信息和要求等转达到正确的单位的功能。

建立一个有很强策划能力的团队,负责设置互动交流议题、组织线上线下交流活动等。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结合线上议题组织多种形式的下线交流活动,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热情。一方面明确定位政府网站的目标交流人群,根据不同话题挑选、限定特定人群;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不同人群设定不同的交流方式和议题。在此过程中,一定要特别注意用对方的语言方式与之交流,否则就很难真正吸引其长期参与。

4、开展广泛的社会动员,特别是注意发挥媒体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在墨西哥,有组织的社会团体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韓国,法律职业团体一直在推动信息公开。社会团体一方面可以将许多弱小的声音放大,另一方面可以合并整合雷同的民众申请和需求,使制度运行的成本降低。此类做法我国也可以尝试借鉴。另外,媒体对于信息公开的报道和讨论的开放活跃,也起到了放大声音、二次传播的作用和吸引民众的聚焦作用,成为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力量。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我国媒体在一些典型个案的报道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必要保持这样的态势,给民众表达意愿的机会,促进政府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

5、把握网民需求,增强网站建设的战略营销意识。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信息传播的效果。获得最好的信息搜集和发布效果,建立多元化且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渠道非常重要。多种手段同时使用,可增强传播效果。传播形式也非常重要。网民以往同政府交流,多以政府部门为对象,亲切感、交流感多有不足。借鉴美国国会议员的做法,可以尝试设立部门负责人在知名社区网站建立账号,以个人形象(例如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代表机构形象与网民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交流。

6、引入相对独立的学术支持保障。与全国各类高校、研究机构达成合作,对网站运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供省时便利的运作和解决方案。并且对网上互动中产生的一系列现象进行分析,以充分了解当前的民意动态。

政府-市场互动 篇12

关键词：政府,中介组织,协作机制,互动关系

0 引言

当今政府面临的治理问题越来越复杂,公民社会发展迅速,第三部门成长壮大,社会变迁速度日益加快,政府已经无法单独处理各种经济社会难题与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协作性公共管理(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CPM)理念应运而生,政府必须和新兴的社会组织处理好关系,从而实现更有效的治理。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方面,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协作空间越来越广阔,中介组织是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具有政府行政管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深入分析政府与中介组织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两者的协作机制意义非常深远。

学术界对中介组织的概念难以准确界定。在西方,中介组织概念一般与“利益集团”、“社会团体”、“经济协会”、“同行公会”、“自治团体”、“参与行政管理的社团”、“非社会组织”、“半官方组织”等交替使用,或称为“公共机构”、“独立机构”。

在我国,对中介组织的划分标准也各不相同,为方便分析,本文根据中介组织的活动领域和功能作用为划分标准,大致划分为两大部分:营利性中介组织和非营利性中介组织,或是以此为标准,划分为社会中介组织和市场中介组织。

1 政府与中介组织的互动关系分析

1.1 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互动关系

社会类中介组织范围非常广泛,但其发展水平却参差不齐,目前,与政府互动最多、承担公共管理职能最多的是行业协会和商会,因此本文选取行业协会为对象研究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互动关系。政府在与行业协会的互动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行业协会的兴衰与政府的支持力度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以“政府对行业协会的支持”为切入点,探讨两者的互动关系。

根据对广东省中山市57个行业协会的问卷调查,结论如下:

第一,从政府对行业协会的支持力度看,政府对行业协会的支持不均衡。调查显示,10%的行业协会获得的政府支持很大,40%的行业协会获得的政府支持较大,27%的行业协会获得的政府支持一般,15%的行业协会获得的政府较小,8%的行业协会没有获得过政府的支持。而获得支持较大的行业协会的发展状况明显优于获得支持力度小的行业协会,说明当前阶段,政府对行业协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从政府对行业协会的支持领域看,行业协会需要获得政府多方面的支持。71%的行业协会认为在“建立和完善对协会活动的评估和表彰体系”方面非常需要或较需要政府支持;81%的行业协会认为在“提高协会管理和组织能力”方面非常需要或较需要政府支持;92%的行业协会认为在“提高协会组织在社会中的合法性地位”方面非常需要或较需要政府支持;98%的行业协会认为在“提高协会服务能力”方面非常需要或较需要政府支持。从上述分析看,行业协会主要需要政府在维护其权威性以及提高其能力方面提供支持。

第三,从政府对行业协会的职能转移情况看,近几年政府职能有所转移,但力度不大。4%的行业协会认为政府下放给行业协会的职能大为增加,31%的行业协会认为增加了一些,58%的行业协会认为基本没有变化,2%的行业协会认为有所降低。数据显示,虽然政府职能转移是推动中介组织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其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政府转移职能应与行业协会的承接能力及承接意愿紧密结合。

1.2 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的互动关系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市场中介组织的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是先官办,后脱钩,由政府机构改革转化或产生的市场中介组织。即先按国家要求和有关规定由有关厅、局按事业单位成立,运作几年后,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脱钩,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

二是作为一些部门的事业单位,目前还未脱钩的带有中介性质的机构,如部分人才交流中心、土地房屋评估、质量技术检测机构等。

三是完全按照市场需求发展起来的中介机构,由社会中一些具有某项业务能力的人员自发组织起来,在进行合法登记后,从事市场中介活动,如房屋租赁、家政家教、婚姻介绍、劳务介绍等市场中介组织。

按照这三种来源,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的互动关系主要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政府与由政府部门脱钩后产生的市场中介组织的互动关系。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这类市场中介组织基本实行的是行业管理,由会计师协会、律师协会等进行自律性管理。以律师协会为例,律师协会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方面非常规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管理体制方面,律师协会与司法局在业务方面的合作非常密切,但司法局对律师协会的内部管理干预较少,这种模式应该说是目前中山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中运作得较成功的一种。目前这种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部门委托这些中介组织相关职能时,并没有给予相应的报酬。

第二种模式:政府与作为一些部门的事业单位的中介机构的互动关系。以人才交流中心、职业介绍中心等为例,但这些职业中介获得了政府较大的支持,但普遍市场竞争能力比较弱,造成令人费解的局面:一方面,政府主导的职业机构效益不好,门庭冷落;另一方面,市场化的职业中介又很存在较大的“信任”危机。

第三种模式:政府与市场化中介机构的互动关系。从管理体制的角度看,大部分这类中介组织缺乏行业管理,政府直接履行行业管理职责,以房屋中介为例,由于房屋中介数量众多,问题也比较突出,政府部门在面对一个个具体问题时显得非常局促,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应对,从而导致了政府职能缺位。

2 构建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协作机制

2.1 总体设计与构想

构建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协作性机制,(如图1所示),充分整合政府、社会和市场三方面的资源,使中介组织与政府共同参与对经济社会的公共管理。

2.2 配套制度的建立

2.2.1 加大行业协会的培育力度

行业协会在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协作性机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行业协会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协作水平的高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培育行业协会。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为行业协会的培育和发展开辟制度空间与职能空间;二是创新培育政策,发挥扶持作用,为行业协会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催化剂;三是对现有行业协会进行市场化、民间化改造;四是促进行业协会能力建设,提高其公信力、影响力和凝聚力。

2.2.2 制定政府职能转移方案

政府职能转移是社会类非营利中介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是政府与中介组织协作性机制成功构建的关键,但政府职能转移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分阶段、分步骤推进。

第一阶段政府职能转移:采取重点突破的转移程序和委托授权的转移方式。结合社会中介组织的资质与信用情况,以及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调查情况,由政府组织各部门对这些待转移的职能进行鳞选,采取循序渐进,以点带面,逐步推开的方式推进。可在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中,选择有独立法人地位、有较大影响、比较规范的社会中介组织为突破口。对行业管理类职能,选择以等级评估高的行业协会作为突破口;对科技类、事务类政府职能,选择科技奖励、职业资格评定、科技评估等突出的组织作为突破口。树立和倡导政府购买服务的观念,政府职能向社会中介组织转移的具体方式,可以采取委托授权的方式、契约方式和招标方式等进行。第二阶段政府职能转移:根据公共事务的类别,政府将服务性、中介性、公益性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交给社会组织,政府主要保留引导、政策制定、宏观调控、优惠扶持等职能。

2.2.3 构建政府向中介组织购买服务的机制

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建立与成熟,是政府职能转移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中介组织能否成功参与经济社会管理的关键。

可以结合政府职能转移的事项,凡是可以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的,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向社会中介组织购买,预算单位可以在年度预算中申报购买服务项目预算。另外,根据社会中介组织提供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等情况,展开考核和绩效评估工作,并根据考评结果进行奖励和资助。

2.2.4 建立中介组织信用管理制度

中介组织的社会信用是政府购买其服务的核心指标,因此,必须建立中介组织的信息档案,将中介组织的基本情况,开展中介业务情况,特别是执业过程中的职业道德、质量状况及所受奖惩记录载入信息档案,对中介组织进行信用等级评价,建立中介机构的资质等级、良好信用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的信息数据库,通过网上及时披露,以起到激励诚信、警示防范失信的作用;建立中介组织退出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和监督作用,由行业协会根据行业自律及惩戒规则和社会中介机构信用记录,对中介机构进行信用评级,实行资质升降制度,对严重违法违规的中介机构,取消资质,取消其经营资格;建立重大活动报告制度、现场检查制度、公示制度,政府对行业协会委托或授权的职能、年审的结果、对行业协会的表彰、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等信息,以适当方式公示,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建立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罗伯特·阿格拉诺夫,迈克尔·麦圭尔著,鄞益奋,李玲玲译.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周耀红著.中国社会中介组织[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3]赵立波.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推进民间组织发展[J].行政论坛,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