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偿（精选9篇）
政府补偿 篇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 21世纪对全人类最具有影响的两件大事:一个是新技术革命, 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目前,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加速时期, 在这一进程中, 土地的征用和补偿问题势必成为聚焦点。
征地补偿制度基本概况
土地不仅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要素, 而且具有所有权功能、就业发展功能和保障功能。土地是农民的生活风险保障和就业保障, 绝大多数农民只能以承包土地作为谋生的手段。因此, 征地补偿金应该是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必要补偿。
1.征地补偿制度的基本规定
征地制度问题的核心在于征地补偿标准, 目前的补偿依据是《土地管理法》及其它相关规定。按《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 “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另外, 《土地管理法》中还有类似的规定, “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 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 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由其他单位安置的, 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 安置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等等。
2.征地补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 征地补偿的构成及其标准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现实收益补偿, 即仅从土地收益方面考虑了失地农民的现实利益损失补偿, 没有考虑他们在土地使用权上的基本利益方面的问题。
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欠科学。征地补偿按照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若干倍来计算。实际上, 由于受生产资金、技术投入等因素的影响, 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差异很大, 相近地块, 各经营户所经营的土地产值并不一样, 同一地块在目前和将来的产值效益也不能等同, 因此, 不考虑土地生产的增长值是不妥当的。
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未反映土地增值的实际情况。农用土地转为经营性建设用地时, 农民无权平等地与用地者谈判, 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补偿标准获得有限补偿, 于是出现了政府能以很低的补偿费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 又以很高的价格向土地开发商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现象, 明显偏离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实际上只是部分考虑了土地的生活保障功能, 只能保证短期内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 这种生活水平指的是农村的生活水平, 忽视了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 忽视了失地农民已经城镇化的实际。这意味着失地农民不能通过补偿和安置, 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成果, 也意味着失地农民必然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
补偿办法简单化。目前采用的征地补偿方式通常是一次性的货币补偿方式, 旨在减轻国土部门和用地单位的工作量和安置压力。但有限的一次性补偿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长期、稳定的基本生活问题, 许多失地农民宁愿按月领取有限的基本生活费, 也不愿一次性领取安置补偿金, 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次性安置补偿金不具有长期保障效益。
政府能力分析
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始终处于关键环节、起着决定性作用, 对市场经济仍不发达的国家来讲, 权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愿望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因此, 解决土地征用补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意愿和能力。
1.政府意愿分析
从国家功能看, 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供给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就表现为政府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政策。从制度自身特点看, 制度是一种公共品, 而公共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政府已逐渐淡出直接的经济建设领域, 转而承担起社会保障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制度建设职能。国务院2004年下发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国发[2004]28号) , 明确提出要“尽快提出建立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性意见”, 为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政策保证。
2.政府财政能力的分析
政府必须在社会保障中承担着一定的财政责任。对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 普遍认为是国家财力不够。在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中, 同样认为国家并不具备相应的财力。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能力的大小, 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根据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经验, 在政府间的财政收入分配中, 中央政府一级要占主导地位, 比重一般都在50%以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 中央政府所占的份额应在50%—60%之间。
从表1中看到,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 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24.1亿元迅速攀升到2003年的116694亿元。国家财政收入更是从1978年的1132.3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21691亿元,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接近20%, 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率已经超过50%。从1993年开始, 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2002年仍维持在15.4%的高速度) 。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使得政府能够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更加充足。从改革前的平均60%左右下降到2002年的30.3%, 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 仍有下降的空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财政的重要职能是保证公益型或准公益型的社会共同需要。但是在财政支出结构中, 社会文教支出所占比重上升缓慢, 仍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在发达国家,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项目的支出在中央政府财政总支出中占了很高的比重 (见表2) , 1998年瑞士达到72.9%、美国达到53.8%。再对比1990年和1998年的数据, 可以发现各国社会服务总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增加的幅度大小不一。
目前, 我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到10%, 根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 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般为10%左右, 中等发达国家一般为25%左右, 发达国家一般为40% (刘钧, 2003) 。相比之下, 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还是比较低的。“十五”计划提出的目标是国家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要提高到15%—20%的水平。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真正建立, 国家财政结构的调整, 用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比率应该能够达到预定的目标。
根据上面的分析, 笔者认为, 在政府财政实力增强,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条件下, 国家完全有足够的财政资金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财政能力并不构成政府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障碍因素。
3.政府行政能力的分析
在再分配过程中, 政府的角色是关键性的。政府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取舍直接影响着再分配的实际水平和效果。因此, 除了政府的财政能力之外, 另外一种能力即政府行政能力逐步受到重视。
从目前看, 在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过程中, 政府行政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政府制定和执行保护失地农民利益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能力有待加强。我国虽然已经进入法制社会, 但是具体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存在种种漏洞, 更不能够满足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某些权利诉求。
第二, 政府以往的“收费形象”影响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的推行。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的推行是失地农民“无保障”问题进人政府视野的体现, 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障碍重重,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的“收费形象”。
第三, 政府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不力影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的推行和持续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充足的基金, 尤其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制度的“父爱主义”理论认为:个人不是充分理性的, 而国家是拥有完备信息、有远见的并且是充分理性的。实际操作中,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缺乏透明度, 不向缴费人定期公布缴费记录和积累投资收益情况, 使缴费的个人难免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抱怀疑态度, 从而影响了政策的推行。
因此, 从目前看, 是政府的行政能力、而不是财政能力限制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政府的行政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 政府的行政能力将会有很大的改善和显著的提高。在政府财政能力充足的前提下, 通过进一步提高政府行政能力, 完全能够建立有效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政府补偿 篇2
坚决制止为获取政府拆迁补偿的违法抢建行为
为认真贯彻落实本月17日海安县城乡建设管理动员大会精神，积极推动和加快安置房建设，城东镇五坝村12组区域被定为我县建设安置地点之一，在这一规划确定后，该村村民临时抢搭违章建筑现象非常严重。作为责任主体单位的开发区城东镇和海安县城管局高度重视，前期县城管局执法人员对涉及该区域内搬迁户挨家挨户进行宣传教育，并对已经着手进行突击偷搭乱建的行为进行制止，但在利益驱动下，村民们对执法人员的提示和制止置若罔闻，这一行为严肃影响了拆迁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破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增加了政府拆迁成本，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和资源破坏。11月18日上午，开发区城东镇主要负责人和海安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周晓建副局长亲临一线，现场办公，要求坚决制止这一歪风邪气。11时许，开发区城东镇出动30余名工作人员，县城管局出动50余名执法人员联合县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和治安巡防大队对五坝村12组涉及搬迁区域的违章搭建进行强制拆除，当日共拆除该村29户村民的违章搭建，拆除违法建筑面积达1200余平方米，围墙达1400余米。这一行为极大地震慑了为获取政府拆迁补偿而无视法律尊严的违法行为，维护了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政府采购补偿交易支持产业发展 篇3
补偿贸易最早由德国发明并被广泛使用的一种贸易形式。按照当前中国经济贸易理论的解释, 补偿贸易是一种由买方以赊购形式向卖方购进机器设备、技术知识等, 兴建工厂企业, 投产后以所生产的全部产品、部分产品或双方商定的其他商品, 在一定期限内, 逐步偿还贷款本息的贸易形式。
1. 补偿贸易的形式
早期的补偿贸易主要有直接产品补偿、其他产品补偿和劳务补偿等三种形式。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补偿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
(1) 传统的补偿贸易形式。按照补偿商品的不同, 补偿贸易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直接产品补偿、其他产品补偿和劳务补偿。在实际经济交往中, 上述三种做法可结合使用, 也可以部分用直接产品或其他产品或劳务补偿, 部分用现汇支付等等。
(2) 扩展的补偿贸易形式。一些具有较大成本优势和国际收支存在困难的发展中国家, 往往通过补偿贸易引进必须的技术、开展共同开发、引入国内成分要求等。补偿贸易的形式被明显扩大。具体地说, 扩展后的补偿贸易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技术转移。在补偿贸易实践中, 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求发达国家简单地提供贷款和设备, 而且提出技术转移要求。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层出不穷的条件下, 发展中国家可以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新的技术和工艺, 达到避开非关税壁垒的目的。
第二, 研究开发。由于消费领域的摩尔定律, 产品的寿命周期越来越短。尽管发达国家的合作方同意以相当熟练的产品来抵扣所投入的资金和技术, 但是, 为了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能够与发达国家合作, 提高自身的产品开发能力。
第三, 购买国内产品或配件。在来料加工中, 发达国家提供图纸、原料, 委托发展中国家进行加工, 所加工的产品由发达国家在母国或其他国家销售, 发展中国家的加工企业收取加工费。
第四, 营销服务。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展按图纸加工、合作研发的条件下, 补偿贸易中属于发展中国家成分和利益有了较大的提高。可以通过附加销售其他商品的条件, 扩大出口。
第五, 人员培训。在补偿贸易中, 为了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 或提高本国的技术开发能力, 发展中国家可以向发达国家和与之开展合作跨国公司要求进行人员培训。
第六, 管理服务。管理服务要求具有合作关系国外企业派遣雇员到发展中国家从事直接的管理业务。在补偿贸易的初期, 一般要求派遣一些管理者进行工作流程设计、质量管理等基本的管理工作。在合作的后期, 一般要求发达国家派遣的管理人员协助和指导材料采购、物流管理等高端管理工作。
第七, 产品质量认证。在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广泛的条件下, 跨国公司的质量认证是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补偿贸易中的质量认证是从事加工业务的发展中国家, 通过合同关系要求具有质量认证权威的合作方, 对加工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质量认证并颁发认证证书。
2. 补偿贸易的作用
(1) 对资金和技术引进方的作用。由于资金匮乏、技术落后, 开展补偿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有助于解决外汇储备不足、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扩大出口等。
(2) 补偿贸易对设备、技术出口方的作用。贸易是互惠的,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方式必然也会给发达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
(3) 补偿贸易存在的问题。尽管补偿贸易是一种有利于合作双方的贸易形式, 但是它具有明显的不公平性等问题。 (1) 寻找合作对象比较困难; (2) 设备和技术的先进性受到明显压制; (3) 返销产品价格相对降低; (4) 出口方尽力压低补偿产品价格。
二、政府采购补偿交易支持产业发展的措施
总的说来, 政府采购补偿交易支持产业发展的措施可以总结为技术补偿、克服贸易壁垒补偿、营销渠道补偿、价格补偿、促进相关技术发展的市场打包型补偿、资源的第三方补偿、就业机会补偿、环境补偿等。
1. 技术补偿
技术补偿是竞争弱势方和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采购所需货物、劳务, 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时, 要求国外供应商直接或间接提供相关技术的交易形式。按照技术补偿的形式, 该补偿交易包括直接补偿技术、间接补偿技术和具有扩大销售的半技术补偿等三种形式。
(1) 直接补偿。直接补偿就是政府采购的进口方在采购竞争强势方的物品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时附加的无偿附赠进口方一定技术的补偿方式。
(2) 间接补偿。间接补偿不以直接的技术转移为手段, 而是出口国通过合作生产、共同研发、技术培训、参观考察、技术指导等方式, 间接地提高进口国的技术水平。
(3) 半技术补偿。所谓不计数补偿是指具有扩大销售性质的国内成分。为了提高国内的配套能力和扩大销售, 政府采购商品和劳务的进口国要求出口方按照一定比例采购进口国生产的材料和部件。特别是在进口国生产的零件、部件质量水平较低的条件下, 出口方必须想办法帮助其提高质量、改善性能。所以, 国内采购具有半技术转移的属性。
2. 克服贸易壁垒补偿
由于中国已经是WTO成员国, 美国政府年复一年的市场经济地位审查对中国已经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了。但是, 由于美国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和国际条约, 美国一方面可以利用WTO框架内的合法措施 (如反补贴法和反倾销) ,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出口制造障碍, 积极利用《购买美国产品法》、301条款等对其挥舞贸易制裁的大棒;另一方面, 它利用技术壁垒、以及汇率等贸易政策给其他国家制造麻烦。政府采购的补偿交易也可以利用供应商的影响力, 在消除贸易壁垒方面给进口国一定的补偿。
由于大型跨国公司都与母国东道国政府和媒体有着良好的关系, 他们比较容易取得政府的信任, 媒体也乐于提供有偿或无偿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一般从本国的产业竞争力、增加就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角度现身说法, 更具有说服力。
政府采购的主体是政府, 政府采购补偿交易的受益者不仅仅是本国向政府采购提供商品或劳务的部门或行业。相反, 可以关系到国家出口的非官税壁垒、技术壁垒和直接针对某国行业的反补贴、反倾销案件, 并与涉及整个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汇率政策等密切相关。与其他私人消费不同, 采购者主要是政府机构, 能够比较好的克服完全竞争市场的盲目性。在加入GPA以前, 中国政府可以在那些无压力开放政府采购中, 要求国外供应商提供拆除关税壁垒、技术壁垒、反补贴、反倾销调查等方面的游说和帮助。加入GPA以后, 补偿交易措施受到严格的限制。根据WTO或GPA规定, 一方面, 补偿交易仅限于过渡期内, 另一方面, 补偿交易不得被用作歧视其他供应商的手段。在GPA框架下, 可以通过改变竞标方式或设立详细的指标体系的方法, 以变相的方式指定具有游说能力和意向的供应商。具体地说, 可以通过改变采购数量的方式, 把公开招标转变为邀请招标和议标的方式, 缩小招标范围, 使采购方和供应方能够直接表达补偿交易要求。设立详细的指标体系, 变相指定供应商则要求采购人和采购代理人设立具有明确与合理的价格目标和技术标准的招标公告, 并与意向中的供应商达成默契。
当然, 这种操作性很强的补偿交易设计容易给腐败提供滋生的土壤。必须注意通过制度建设和强化信息披露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3. 国内投资
国内投资是政府采购商品和服务进口国要求供应商在向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同时, 对进口国进行投资的补偿形式。从进口国的角度, 供应商向进口国进行投资, 不仅带来可观的外资, 可以使用本国低廉的劳动力, 更重要的是投资带来的设备、人员、工艺中所蕴含的先进的技术;从供应商的角度看, 在进口国进行生产可以避开各种贸易壁垒并减少关税支出。所以, 国内投资也是政府采购广泛运用的一种补偿交易形式。例如, 澳大利亚就广泛和成功地使用国内投资补偿措施。
4. 营销补偿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 市场营销体系更为复杂, 市场营销的专业化要求更高。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更加重视销售渠道的建设和控制不惜巨资通过资产并购, 购入其他公司的营销系统、营销资源。与此同时, 市场中分化出一些专门从事营销的企业和公司 (沃尔玛、家乐福等) 。出现了一流企业搞标准、二流企业搞渠道、三流企业搞产品的局面。
作为全球最具成长性的市场,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都充满了诱惑, 跨国公司、政府采购供应商无不梦寐以求、处心积虑地打入这些市场。特别是在政府采购方面, 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设立补偿交易条款, 要求那些具备条件、急于进入本国政府采购市场的供应商采购本国零件和部件, 或直接代理销售中国的商品。
营销补偿实际上包括国内采购和代理销售本国产品两种形式。
(1) 采购国内产品。供应商出口物品和服务, 对进口国实施国内采购补偿, 可以根据进口的规模和种类, 协商采购的种类和数量。对于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强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可以选择那些产品线多的跨国企业作为营销补偿的对象。
尽管中国在世界经济分配体系中并不处于高段位置, 但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不仅能够向世界提供大量的制成品, 作为世界工厂, 中国的零部件生产能力也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大量向世界出口零部件不仅可以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更重要的是, 主要零部件进入世界高端制造体是中国成为制造强国的第一步和先决条件。
由于中国的成本优势, 中国主要在一些低端部件上向世界高端制造商输出轮胎等零部件。而在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领域, 不仅不能出口高档零部件, 而且还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 如发动机等。
所以, 在中国加入GPA之前, 必须尽快设立采购中国零部件的条款, 促进中国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加入GPA以后, 可以利用GPA关于发展中国家过渡期的特殊安排, 扩大中国零部件的销售, 提高中国相关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和质量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加入GPA的后期, 则可以利用WTO的原产地规则的相关规定促使发达国家的高端供应商扩大对中国产零部件的采购。
(2) 具有销售渠道的供应商在全球代理本国产品。在剩余经济条件下, 市场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丧失了市场, 不仅产品无法销售, 而且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技术研发骨干) 也会流失。所以, 在当前的剩余经济条件下, 中国同时应该执行市场换技术和市场换市场的战略。
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在中国未加入GPA的条件下, 可以通过对国外供应商的谈判, 明确代理销售任务。
二是在中国加入GPA的过渡期内, 通过明确招标条件的方式, 鼓励国外供应商扩大代理销售中国产品。
三是在中国加入GPA以后, 可以在非公开招标方式中推行国外供应商代理销售责任。
5. 价格补偿
政府采购的价格补偿的第一目标就是建立由国外垄断企业支付的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相关基金。在国外垄断市场的条件下, 即使国外垄断企业不采取“挖墙角、参砂子”的行为, 即使国内创新企业研发出了自己的新产品, 由于国外垄断产品营销体系完整, 影响力巨大, 国内企业根本无法孵化自己的产品。对于国外的垄断供应商, 应该按照总交易额一定的比例, 收取一定的产业发展扶植基金, 用于支持国内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研发成果的孵化。
政府采购价格补偿的第二目标是按照国际通行的反垄断规则, 通过社会各方面代表举行价格听证会, 决定国外垄断产品政府采购的供应价格, 不仅符合国际反垄断管理, 而且可以提高政府采购的价格决定能力, 可以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率。
6. 促进相关技术发展的市场打包型补偿
由于市场经济鼓励市场行为主体通过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实现利益最大化, 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市场失灵。作为克服市场失灵的政府干预行为, 政府采购可以通过把市场打包的方式提高引力, 促进本国产业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
(1) 问题的提出。由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和相关技术垄断着的逆向选择, 特定行业和市场被垄断者长时间垄断, 延误了技术创新和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损失, 以及妨碍相关国家该产业的发展。政府采购可以通过市场打包的方式, 提高市场引力, 鼓励更多技术研发人员和技术创新机构, 投入到相关技术的研发上和创新上来。
针对未来市场打包竞标的补偿交易策略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解决市场引力不足的问题。通过把未来一定时期特定市场的打包后竞标, 一方面, 可以通过限制市场分割、扩大单个厂商的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引力;另一方面,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垄断厂商采取的组织进入行为。
第二, 解决原垄断者掺沙子行为。由于垄断企业追逐利润的特性, 垄断厂商总会在社会监管不力的条件下, 实施利益最大化措施。经济理论研究成果证明, 垄断企业会才千方百计地阻止潜在竞争者的介入。通过将未来市场打包竞标的方式, 把未来一定时期的市场交给具有竞争力的研发者或竞争者, 可以有效防范垄断者的参沙子行为。
(2) 注意的几个问题。剩余经济条件下, 有效购买力 (需求) 是一个国家最为宝贵的经济发展资源。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必须认真研究有效利用本国购买力资源的问题。在特殊历史条件下, 市场换技术可能是一个双赢的战略选择。
第一, 只适用于在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的技术。市场经济必须以发挥市场的作用为基础。只有在出现了市场失灵的条件下, 政府干预才是必须的, 而且政府干预必须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 避免政府失灵。由于市场失灵表现在垄断和市场引力不足等方面, 只有市场 (如计算机的系统软件的研发、发动机生产) 上出现国外垄断现象, 才可以采用该措施。
第二, 在政府采购立法中得到体现。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目前, 政府采购立法比较完善的发达经济国家, 由于竞争优势, 很少关注市场打包竞标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中国应该高度重视经济立法。在政府采购立法中, 反映政府对市场的统筹处置要求和能力。
第三, 具有明显的市场效应或社会效应。市场经济, 理所当然地要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由于把未来市场整体打包后竞标的策略是一个政府干预市场、解决市场失灵的举措。一般地说来, 它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不仅要测算直接经济效益, 同时也要计算诸如控制权等间接收益。更重要的是, 在很多情况下, 必须从经济安全的高度来审视相关措施的社会效益。不言而喻, 可能会出现实施特定措施出现短期内亏损的现象。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应把社会效应作为实施该措施的首要目标。
7. 资源的第三方补偿
中国可以利用市场巨大、具有相当创新和重大国际影响等优势, 开展政府采购的第三方资源补偿。
(1) 概念。所谓第三方资源补偿, 就是政府采购采购国通过透过供应商或供应商所在国政府向拥有资源的第三方, 通过合作开发、易货贸易等形式向采购方提供资源或以较为优惠的价格保障相关资源的供给的一种补偿交易。
(2) 由于寡头垄断导致的中国的利益损失。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 中国对石油、铁矿石的需求越来越大, 每年花费巨资从海外购进大量的石油和铁矿石。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铁矿石寡头的价格同盟, 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甚至使国内具有绝对数量优势的产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但是,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铁矿石原料的价格高位, 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钢铁行业的健康发展。所以, 中国通过第三方资源补偿, 保障中国能够以较为合理的价格获得资源已经是迫在眉睫。
8. 就业机会补偿
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 主要提供就业机会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帮助更多的求职人员特别是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保证国内的就业, WTO设立了专门的原产地规则。通过原产地认定, 避免因零部件的大量进口而导致就业机会的流失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
很显然, 进口商品就是开放市场, 就是让出了市场机会和社会宝贵的有效需求。由于中国政府采购商品和劳务没有原产地和国产化率要求, 使中国重要的和众多的就业机会流失到国外。所以, 中国应该通过政府采购立法, 通过进口政府采购立法设立国产化率要求, 增加国内市场的就业机会供给。
9. 环境补偿
在当代科技条件下, 很多产品在其使用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废气、废渣、废水, 对使用地造成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源污染。环境补偿就是进口国由国外供应商负责的消除污染带来损失的补偿措施。环境补偿, 一般包括经济补偿和恢复生态的行为补偿。经济补偿是由国外供应商支付的用以恢复生态的一定数量金钱。而行为补偿则要求国外供应商就进口国所存在的环境污染采取的防治污染的行为。进口国存在的污染可以是该供应商提供产品引发的污染, 也可以是由其他原因引起而发生的污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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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天法, 温晓红.政府采购补偿交易研究.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政府补偿 篇4
抄录如下：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
渝府发〔2005〕67号
（来源：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精神和国家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市政府决定调整我市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并经市政府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就我市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通知如下：
一、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一）主城区
1．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
征地补偿实行统一年产值标准。征地统一年产值和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按附表1执行。今后，主城区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每两年由市统计局会同市国土房管局等部门制定并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2．地上建（构）筑物和青苗补偿标准
地上建（构）筑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按附表2、3、4、5执行。人均住房安置面积标准按《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5号）规定执行。凡拟征地告知后抢栽抢种青苗、抢搭抢建建（构）筑物的，一律不予补偿。
鼓励推行住房货币安置，其标准由主城各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自行制定。
3．继续推进储蓄式养老保险工作
继续推进储蓄式养老保险工作，着力解决征地农转非人员老化劳动力的生活保障问题，主城各区可通过招标方式选择保险公司从事此项工作。
（1）征地公告发布之日，男满50周岁、女满40周岁的征地农转非人员属老化劳动力人员，可办理储蓄式养老保险。经本人申请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中的23500元交由保险公司办理储蓄式养老保险，余额支付给本人。
（2）征地公告发布之日，16周岁以上男未满50周岁、女未满40周岁的征地农转非人员属劳动力（再就业）人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全额支付给个人。
当地人民政府要组织劳动力（再就业）人员参加劳动和就业技能培训。劳动力（再就业）人员享受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优惠政策。劳动力（再就业）人员可依照城镇社会保障的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二）主城区外其他区县（自治县、市）
主城区外的有关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按照本通知要求，结合各地实际，相应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并制定具体政策。有关区县（自治县、市）的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每两年由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依法制定并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二、调整征地农转非人数计算方法
征地中应严格依照《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3号）的规定计算应安置的农转非人员人数。
零星征地中被征地农户承包的耕地（多种经营地、牧草地、果园地和养殖水面按耕地算）被征收后其人平承包耕地不足0.5亩的，在被征地农户自愿选择的前提下，可按规定实行农转非，或者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调整承包耕地。被征地农户选择农转非的，可以户为单位按规定计算该户农转非人数并计发农转非人员有关费用；选择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调整承包耕地的，按《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3号）计算农转非人数。
三、加大征地农转非人员生活保障力度
被征地农民农转非后即为城镇居民，按城镇居民管理。因生活困难，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条件的，由民政部门按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规定办理。征地农转非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待国家有关政策出台后另行制定。
四、建立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统筹经费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建立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统筹经费，其标准为主城区按征地面积每亩2万元，其他区县（自治县、市）每亩1万元，计入征地成本费，由财政部门设立专户统一管理，专项用于统筹我市征地农转非老化劳动力的养老保险。若各区县（自治县、市）统筹经费不足以解决其问题的，由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予以补贴，并纳入财政预算。
五、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一）各级人民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贯彻执行本通知精神，切实做好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和征地补偿安置工作。
（二）坚持依法行政，耐心细致地做好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调整和征地补偿安置的宣传、解释工作。同时，对截留、克扣、侵占、挪用征地补偿安置费用的，市、区县（自治县、市）有关部门要依法严肃查处。
（三）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各职能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
劳动保障部门要做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和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制定相应的办法。
民政部门要做好征地农转非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公安部门要做好被征地农村居民户籍的审核、统计、确认工作，并办理农转非的户籍登记。农业部门要做好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财产的分配、核销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调整工作。
统计部门要会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制定工作。
六、征占用林地、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征地的补偿安置按照国家和我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本通知所称主城区是指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所属行政区域（含北部新区、经开区、高新区规划范围）。
八、本通知自2005年1月1日起执行。
九、本通知执行中的有关问题由市国土房管局、市劳动保障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和市统计局负责解释。
政府补偿 篇5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一直保持了较快的发展, 经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 但理性的分析以后我们发现: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更多的是靠资金、靠劳动力和靠自然资源粗放式的投入实现的。仍然未摆脱高投入, 高消耗, 高污染, 低效率的增长特点, 资源的粗放型使用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以及污染物的过度排放情况十分严重。现今, 我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及早着手保护环境、治理环境的重要性,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我国就生态补偿进行了逐步探索,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许多法规政策。特别是2007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准备在四个领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总体而言, 我国的生态补偿基本完全由政府来承担, 生态效益以政府购买为主, 政府规划在生态补偿机制中起到关键作用。
一、政府规划视角下生态补偿机制持续发展的意义
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激励生态保护与建设、遏制生态破坏行为的经济手段, 在取得环境效益的同时也能取得社会效益, 起到调节社会相关者经济利益的作用。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 政府和市场都可以发挥作用。就目前环境保护阶段和市场经济而言, 政府在建立生态补偿中起到主导作用。
1.政府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定者
我国人口众多, 人均自然资源严重不足, 加之长期掠夺式的过度开发, 使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生态环境面临严峻形势, 其保护和建设的任务繁重, 不是靠一朝一夕高强度投入就能完成的, 即使在国家规定的保护和建设任务完成以后, 也还需要相应的机制来保证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巩固生态环境的建设成果。同时,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事业, 且投入的资金在短期内一般难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回报, 有时甚至根本不会给投资者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虽然目前我国已开始实施生态环境补偿政策, 如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排污收费制度, 一部分地区已开始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 但我国的生态环境补偿政策还很不完善, 通过各种渠道征收的生态环境补偿费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可以弥补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投入不足, 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与稳定的资金来源, 并通过补偿资金的投入和反馈机制、有效运作与管理, 使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针得以长期稳定实施, 突出生态环境治理重点, 以最少的资金投入达到最佳的恢复治理效果, 从而使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因此,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不仅第一次提出了生态文明命题, 而且还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要求和措施。总体目标是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环境相协调, 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主要任务是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机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总体要求是把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 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 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2.政府是生态补偿机制的管理者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长期偏重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 我国政府在90年代末启动了以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生态建设工程, 其涉及区域之广, 政府投入力度之大, 史无前例, 影响深远, 与之相应的补偿措施将我国的生态补偿由初步探索推向了试点实施阶段。近些年来, 除了大型的林业工程之外, 我国还在其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生态补偿计划或项目。政府通过生态法规政策来实现生态补偿, 此外, 一些地方性生态补偿项目也逐步兴起。经过近20年的发展, 我国在探索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来促进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3.政府是生态补偿机制的激励者
政府是生态效益的激励者, 政府利用投资等方式实现对生态效益的购买补偿。政府投资主要通过几个渠道进行生态补偿:一是对林业部门进行持续投资;二是对生态环境污染治理进行投资;三是以重大生态工程项目方式进行生态投资。政府以重点生态工程项目如退耕还林、天保工程等对生态保护进行投资, 其实质就是对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经济补偿。如2000年, 国务院《关于退耕还林还草的决定》中规定在长江上游、黄河上游各有关地区开展退耕还林还草的试点工作, 规定国家无偿向退耕户提供粮食、现金、种苗补助。
4.政府是生态补偿机制的监督者
政府利用经济手段对干扰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调节, 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内在化。许多税收政策都做出了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 具有生态补偿的性质。在增值税方面, 主要对资源综合利用的产品、废物处理、利用清洁能源生产的无污染产品实行减征、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对资源土地课税的税种有资源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这些税种对合理利用资源, 限制资源的滥采滥用起到了作用。1993年, 我国确定了14个省的18个市、县 (区) 作为试点, 开展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试点工作。生态环境补偿费的征收涉及了矿产开发、土地开发、旅游开发、自然资源开发、药用植物开发和电力资源开发等六大领域, 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发挥了作用, 但是在2002年全国清理整顿乱收费时被取消, 各地的试点工作基本停止了。
二、完善政府规划, 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加强政府规划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所以我们必须完善政府规划, 采取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上进行一系列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的制度安排、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1.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力度
我国虽然尚未建立明确的财政制度, 但是中央对生态效益地区的转移支付实际上是履行了一部分生态补偿的职责, 下一步中央财政将配合有关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在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 改进转移支付办法, 突出对生态效益地区的转移支付, 应采取有效措施, 引导省级政府完善省以下的财政体制, 不仅妥善处理江河上游地区的生态补偿问题, 而且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 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次进一步完善对重点生态地区的专项资金支持模式, 强化生态补偿的功能, 对长江黄河主要的生活区中央安排了专项资金, 尤其是从2002年起国务院实施所得税分缴制度以后, 中央把改革税收分享办法增加的收入, 全面用于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 建立了一般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的机制, “十一五”期间将继续对这些重点生态地区进行专项资金支持。并积极研究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 进一步强化生态补偿成本。此外要探索和引导区域内政府间、政府和企业间, 以及企业和企业间的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2.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和政策依据
根据经济社会“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 国家应颁布实施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方案, 并制订相应的经济主体功能区划, 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法律和政策依据。生态功能分区可以清晰界定接受或支付生态补偿的区域和人群, 同时, 提供了补偿的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在生态功能分区基础上的经济主体功能分区, 可以进一步明确这些区域为什么被补偿或支付补偿的经济发展原因。同时, 国家应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纳入环境保护法或其他相关法律之中, 增强实践的法律推动力。在立法条件成熟之前, 可以以国务院决定或指导意见的方式, 形成专门的政策文件, 推动中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进程。对重要生态功能区或禁止及限制开发区, 实行GDP豁免, 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地方官员绿色政绩考核制度。
3.加强环境污染整治, 逐步健全生态环境破坏责任者经济赔偿制度
全面实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切实加大超标排放处罚力度, 处罚所得资金由各级财政充实环境污染整治专项资金。严格执行跨行政区河流交接断面水质管理制度, 导致水质达不到规定标准的责任方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限期实现交接断面水质达标。因上游地区排污导致水质不达标, 对下游地区造成重大污染的, 上游地区应给予下游地区相应的经济赔偿。逐步探索建立其他生态环境因素破坏责任者经济赔偿制度, 各级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环境污染经济赔偿实施办法。
4.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为生态补偿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
单一的融资渠道, 使生态补偿仅能在一些重大的生态项目或生态问题上展开, 且不能充分体现“受益者付费”的原则, 参考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国生态补偿的融资方式应该向国家、集体、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融资机制转变, 拓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投入渠道。例如, 可考虑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流域上下游位置, 开征一种有差别的生态环境建设税, 培育和发展生态资本市场, 等等。另外, 加强对外合作交流, 争取国际性金融机构优惠贷款和民间社团组织及个人捐款, 支持开展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 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生态补偿和生态建设投融资机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支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整治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积极探索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整治与城乡土地开发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在改善环境中提高土地开发效益, 在土地开发中积累生态环境保护资金, 形成良性循环的机制。积极争取利用国债资金、开发性贷款, 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或赠款, 重点支持水系源头、饮用水源涵养地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5.强化科技和理论支撑, 建立健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进一步完善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地区或单位完成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任务, 达到生态环境保护标准, 是给予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生态补偿的基本前提。如达标了, 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而不能达标的, 就要扣减相应的补偿经费;对环境造成污染的, 应由责任主体做出相应的赔偿。因此, 我们应在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中增加生态补偿项目, 建立有利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进各种资源费的征收和管理工作, 提高资源费的征收标准, 并将生态补偿纳入资源费的开支项目。在资源费的使用项目中, 增加对上游区、水源涵养区、大型水库区及搬迁移民的补偿, 并适当增加经费, 提高补偿标准。同时, 要逐步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各类专项资金额, 逐步探索和建立资源环境价值评价体系, 积极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试点工作。加快建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积极探索定量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评价方法, 为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各级统计、环保、科技、国土资源、林业、水利等部门要协同配合, 依托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联合攻关, 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代价分析, 着手研究资源、环境实物量统计, 开展资源耗减、环境损失估价方法等课题的研究工作, 积极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试点工作。加快建立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完成当地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任务, 达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标准要求, 是给予一个地区生态补偿的基本前提。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包括当地生态保护和建设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 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建设标准, 污染控制特别是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以及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标准等。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测算和论证的基础上。要抓紧开展钱塘江等重点水系水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研究, 在此基础上, 结合生态功能区划编制, 建立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的达标情况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体系, 纳入生态建设考评体系。
6.调动市场资源参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形成完善的生态补偿体系
生态补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当前, 要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通过完善环境税收制度, 充分调动各类市场资源。在生态补偿体系的构建中, 积极探索绿色税收制度, 加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引导企业、公众参与到生态补偿中来。一是通过把生态成本内置为企业内部成本, 实现资源环境的有偿使用, 促使企业真正承担起生态建设、生态补偿的责任。我国当前执行的资源税税率有所偏低, 应进一步完善资源税制度, 提高资源有偿使用收益标准, 对排放工业废水、废气等污染环境、具有负外部性生态效应的经济行为实施生态惩罚性收费。二是通过政府引导, 如财政补贴、贴息、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吸引市场资金进入生态补偿领域, 同时推动和支持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
摘要：政府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定者、策划者、激励者和监督者, 在政府规划的视角下, 生态机制得到持续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健全公共财政体制,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力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加强环境污染整治, 逐步健全生态环境责任者经济补偿制度;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为生态补偿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强化科技和理论支撑, 建立健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调动市场资源参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形成完善的生态补偿体系等。
关键词：政府规划,生态补偿,发展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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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辽宁省财政厅课题.关于完善我国生态补偿体系的思考[J].地方财政研究, 2008, (2) .
政府补偿 篇6
关键词：公立医院,政府补偿,上海市
当前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分为经常性补偿和专项补偿。其中, 经常性补偿主要根据人员编制和床位数, 专项补偿是根据公立医院的基础建设、大型设备购置等给予补助。这种补偿方式可能会造成医院盲目扩张、效率低下、无法发挥财政补偿的激励作用。本研究根据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方向, 探索制定了上海市某区政府对区属公立医院的补偿方案, 为改变公立医院的政府投入机制提供决策依据。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课题组通过文献查阅, 收集我国和上海市医药卫生改革政策的相关文献;对上海市某区所有区属公立二、三级医院 (6所二级综合性医院, 1所三级综合性医院, 9所二级专科医院) 进行了机构调查, 并从某区卫生行政部门收集了医院的报表数据, 以了解这些医院的资源状况、医疗业务状况和财务状况;对某区卫生行政部门、财政部门的相关领导及医院院长进行了焦点组讨论, 听取他们对某区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指导思想、原则、补偿机制、补偿方案等的意见与建议;最后根据前期相关数据分析, 课题组提出了某区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方案。
根据确定的某区区属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方案, 课题组重点分析了2012年某区区属公立医院财政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科教与学科发展及大型设备购置4项补贴估计值, 并与实际值进行了比较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财政补偿原则
本研究在构建某区区属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时, 按照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的公立医院补偿改革要求, 拟定了区财政对公立医院补偿的几个原则: (1) 保障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政策性亏损补偿等; (2) 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给予专项补助, 保障政府指定的紧急救治、援外、支农、支边等公共服务经费; (3) 对中医院、传染病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妇幼保健院、老年医院以及中医科和儿科的医疗服务, 在投入政策上予以倾斜; (4) 以绩效考核指标为依据。
2.2 财政补偿机制
在某区区属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中, 按照某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财政将足额补偿公立医院基本建设经费;按照上海市、某区的人事政策, 对公立医院离退休人员的经费予以足额补偿;按照某区公立医院发展和运行的特殊需要 (包括区内新引入或医院新增必备的大型设备) 及政策性因素的需要, 财政将对相关公立医院予以一次性的补偿;对于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科教与学科发展、大型设备购置, 将依据财政补偿原则和各公立医院的实际运行状况予以财政补偿。根据某区区属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 财政补偿公式为:区属公立医院财政补贴额=公立医院基本建设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财政一次性补贴+医疗服务补贴+公共卫生服务补贴+科教与学科发展补贴+大型设备购置补贴。
在某区各区属公立二、三级医院的实际财政运行补贴金额确定时, 在按上述各类医院补偿方案所计算的财政补贴额的基础上, 还将根据各公立医院的其他绩效考核状况进行适度调整, 以全面反映财政补贴的政策导向。
在其他绩效考核中, 将考虑医疗服务质量 (治愈好转率、入出院诊断符合率、门诊与出院诊断符合率、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恶性肿瘤手术前诊断与术后病理诊断符合率、院内感染率、I类手术切口甲级愈合率、医疗事故发生数、甲级病案率、处方合格率、门诊和住院药品费用比例、门诊和住院抗生素使用率 (按人次数计算) , 效率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人均门急诊人次数、人均出院人次数或人均床日数) 、费用控制 (门急诊均次费用、出院病人均次费用、平均每一住院床日费用) 和政府指令性计划任务完成状况。
2.3 财政4项补贴方式
由于公立医院基本建设经费和财政一次性补贴需要根据政策和实际需要逐项确定补贴额, 离退休人员经费由国家和地方人事政策确定, 所以本次财政补偿方案机制研究中, 重点分析了医疗服务补贴、公共卫生服务补贴、科教与学科发展补贴和大型设备购置补贴这4项 (以下简称为“财政4项补贴”) 。
某区区属公立医院财政4项补贴方式如下。
2.3.1 医疗服务财政补贴。
根据前期课题研究结果[1], 医疗服务财政补贴额计算公式确定为:医疗服务补贴额=上一年度医疗服务折算人次数×每一医疗服务折算人次数的补贴额。
其中, 上一年度医疗服务折算人次数=上一年度门急诊医疗服务人次数+4×上一年度住院床日数;每一医疗服务折算人次数的补贴额为:综合性医院补贴9元, 妇幼保健院补贴10元, 中医医院补贴15元, 老年医院补贴24元, 精神卫生中心补贴28元, 传染病医院补贴70元, 肺科医院补贴45元;对每一中医医疗服务量增加财政补贴额为6元 (中医医院除外) , 对每一儿科医疗服务量的财政补贴额增至70元。
2.3.2 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贴。
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贴额计算公式:公共卫生服务补贴额=上一年度公共卫生服务折算人次数×每一公共卫生服务折算人次数的补贴额。
其中, 公共卫生服务包括: (1) 公立医院承担的免疫接种; (2) 政府指令性的疾病监测任务、体检与筛查任务、门诊免费计划生育咨询、社区义诊任务、援助120的任务等; (3) 非传染病医院的传染病门诊和发热门诊; (4) 重大医疗保障、援边、援外、援助基层与农村和突发事件的紧急救治等公共服务; (5) 其他政府指令性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公共服务的任务。
公共卫生服务折算人次数的计算方法见《上海市某区区属公立医院运行状况分析》一文[1];对未预见到的公共卫生服务在折算人次数时, 由区卫生局与财政局协商确定, 传染病医院不另行计算公共卫生服务。每一公共卫生服务折算人次数的补贴额参照每一医疗服务折算人次数的补贴额。
2.3.3科教与学科发展补贴。
科教与学科发展财政补贴额计算公式:科教与学科发展补贴额=医院科教与学科发展基本经费+区科教兴医各类项目经费。
其中, 财政对医院科教与学科发展基本经费的补贴额, 公立综合性医院为80万元, 专科医院为40万元, 以维持区属公立医院基本的科教与学科发展需要;区科教兴医各类项目经费根据各医院实际获得的区卫生局科教兴医项目及各级各类政府科教与人才培养项目等需区卫生局匹配的经费拨付, 以促进区属公立医院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的竞争力。
2.3.4 大型设备购置财政补贴。
大型设备购置财政补贴额计算公式:大型设备购置补贴额=公立医院现有大型设备的购置总额/8。其中, 本补偿方案中定义的大型设备为综合性医院100万元或以上的设备、专科医院50万元或以上的设备;大型设备按8年折旧计算。
2.4 财政4项补贴估计值分析
根据某区区属公立医院财政4项补贴方案, 2012年区属公立医院平均财政补贴估计值见表1。2012年某区区属各类公立医院的财政4项补贴的平均估计值分别为实际值的0.98~1.22倍 (表2) 。
*:财政4项补贴估计值按财政补偿方案测算**:财政4项补贴实际值是指去基本建设、去离退休人员经费、去一次性补贴后的财政补贴值
3 讨论
3.1 财政补偿方案应符合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要求
2010年2月23日, 由中央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加大政府投入, 政府负责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政策性亏损补偿等, 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给予专项补助, 保障政府指定的紧急救治、援外、支农、支边等公共服务经费, 对中医院 (民族医院) 、传染病医院、职业病防治院、精神病医院、妇产医院和儿童医院等在投入政策上予以倾斜。
本次课题组研制的某区区属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方案中, 按照我国医改政策要求, 区财政足额补偿公立医院基本建设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 并包含医疗服务补贴、公共卫生服务补贴、科教与学科发展补贴和大型设备购置补贴4项补贴。区财政对不同类型医院还实行分类补偿, 界定每一类医疗机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人次的补贴额, 充分考虑了各类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 向承担了较多公共卫生服务功能的专科医院倾斜, 且注重医院科教与学科的基本建设[2], 顺应了公立医院补偿改革要求。同时政府在拨付公立医院财政补偿额时, 结合医院绩效考核结果, 引导公立医院优化资源配置, 节约成本, 控制费用, 兼顾社会效益[3]。合理的补偿方案有助于减轻医院负担, 降低医院的趋利性, 改变公立医院医疗行为, 减少医疗服务中诱导需求的行为, 保障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及医院科教与学科的发展。
3.2 财政补偿方案应发挥积极引导作用
某区区属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方案对每一中医医疗服务人次增加财政补贴6元 (中医医院除外, 因其每一服务人次的补贴额中已予以考虑) , 对每一儿科医疗服务人次的财政补贴额增至70元。本次通过增加对中医与儿科服务的补贴额, 鼓励公立医院提供中医与儿科医疗服务, 以彰显我国中医发展的国策和促进区域儿科医疗服务的政策导向。在对公立医院大型设备购置补贴方案的确定时, 既考虑了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在设备配置上的差异, 又考虑了医院现有设备的配置状况, 并利用8年折旧的策略, 保证了不同类型公立医院大型设备更新的需求, 努力控制大型设备不合理增长。
3.3 财政补偿方案应加强对公立专科医院学科建设投入
学科建设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关系到人才培养、资源的优化配置等[4]。某区区属专科医院的综合实力总体较综合性医院薄弱, 较难获得区科教兴医和人才培养项目[1]。为此, 本次提出的某区区属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方案中专门设立了医院科教与学科发展基本经费, 综合性医院与专科医院的财政补贴额分别为80万元和40万元, 以促进公立医院 (尤其是专科医院) 加强学科建设, 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增强医院核心竞争力, 进而增强卫生系统的整体素质和力量[5]。
参考文献
[1]王兰钧, 孙昕, 顾建钧, 等.上海市某区区属公立医院运行状况分析[J].中国卫生资源, 2013, 17 (3) :199-201.
[2]项莉, 周武, 冯博, 等.部分国家公立医院政府补偿机制概述及启示[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12, 28 (7) :553-556.
[3]张仁华.以成本核算为基础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1:394-400.
[4]黄葭燕, 梁斐, 陈英耀, 等.上海市公共卫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成效评价[J].中国卫生资源, 2011, 14 (5) :334-336.
政府补偿 篇7
第一, 健康需要管理, 医患并非一次性交易行为, 这是医疗服务公益性的立足点;现代医疗从看医生到服务, 是一个从社区医疗到医疗中心的派送体系, 政府的责任在于打造一个让任何时点的医生处方均为患者终生健康负责任 (如不滥用抗生素) 的健康保障体系。第二, 标杆管理应当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建立公立医院的目的在于树立公益医疗服务的标杆, 承担基本医疗保障、急救、计划生育等服务。政府投入基础设施和部分医疗器械, 医院不必急功近利地向患者转嫁财务危机, 政府才有资格控制医疗服务价格, 抑制看病贵的问题, 为医疗服务市场树立标杆。第三, 公立医院应当拥有最好的医生, 医生劳务补偿应当按照30%、50%、20%的比例, 由地方财政、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和患者个人三方埋单, 建议基本工资补偿最高起点 (指专家级主任医师, 其余逐级下降) 等同社会平均工资, 即财政补贴的30%, 其余70%分别由后两者补偿;建立绩效点数工资制度, 按照绩效兑现工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杨燕绥教授认为, 公立医院是公益医疗服务的标杆, 政府的责任是建立补偿机制, 并非单纯财政补贴。
政府补偿 篇8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根据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方向, 某区探索制定了政府对区属公立医院的补偿方案。本研究对上海市某区制定的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方案进行了敏感度分析, 包括2012年财政4项补贴 (医疗服务补贴、公共卫生服务补贴、科教与学科发展补贴和大型设备配置补贴) 的敏感度分析及4项补贴的综合敏感度分析, 并就医疗服务量变动对2012年财政补贴估计值的影响做了敏感度分析。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医院调查和区卫生行政部门的报表数据。
2 研究结果
2.1 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补贴估计值的敏感度分析
均次服务补贴额对医疗卫生服务补贴总额的影响分析见表1。
*:补贴标准为每一服务量综合性医院补贴9元, 妇幼保健院补贴10元, 中医医院补贴15元, 老年医院补贴24元, 精神卫生中心补贴28元, 传染病医院补贴70元, 肺科医院补贴45元
2.2 科教与学科发展补贴估计值的敏感度分析
基本经费的变动对科教与学科发展补贴总额的影响分析见表2。
*:补贴标准为财政对医院科教与学科发展基本经费补贴额, 公立综合性医院为80万元, 专科医院为40万元
2.3 大型设备购置补贴估计值的敏感度分析
大型设备界定标准对大型设备补贴总额的影响分析见表3。
*:补贴标准为综合性医院100万元或以上、专科医院50万元或以上的设备, 界定为大型设备;大型设备按8年折旧计算
2.4 不同补贴方案对财政补贴估计值的综合影响分析
根据2012年某区区属公立二、三级医院的状况, 在新的政府补贴方案下, 2012年某区财政对区属公立二、三级医院的补贴额将达到4.53亿元。若均次服务补贴额升高2元, 对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科教与学科发展基本经费分别补贴100万元、50万元, 大型设备分别按50万元或以上和30万元或以上界定, 则财政补贴额将变为5.21亿元, 比按补贴标准预测的财政补贴额增长15.03% ;若均次服务补贴额降低1元, 对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科教与学科发展基本经费分别补贴50万元、30万元, 大型设备分别按150万元或以上和80万元或以上界定, 则财政补贴额将变为4.17亿元, 比按补贴标准预测的财政补贴额降低7.93%。详细的敏感度变化见表4。
2.5 医疗卫生服务量变动对财政补贴估计值的影响分析
分析显示, 若2012年医疗服务量降低5%, 则财政补贴估计值降低至4.40亿元, 比按标准补贴的财政补贴总额 (4.53亿元) 减少1 296.00万元, 减少了2.86% ;若2012年医疗服务量升高10%, 财政补贴估计值增加至4.79亿元, 比按标准补贴的财政补贴总额 (4.53亿元) 增加2 591.99万元, 增加了5.72% ;若2012年医疗服务量升高15%, 财政补贴估计值增加至4.92亿元, 比按标准补贴的财政补贴总额 (4.53亿元) 增加3 887.99万元, 增加了8.58%。
*:分析补贴方案对财政补贴估计值的影响;**:补贴标准:每一服务量综合性医院补贴9元, 妇幼保健院补贴10元, 中医医院补贴15元, 老年医院补贴24元, 精神卫生中心补贴28元, 传染病医院补贴70元, 肺科医院补贴45元
3 讨论
3.1 敏感度分析是卫生政策制定重要的定量分析工具
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 敏感度是指政府依照相关标准而制定的政策, 受一种或多种重要变量影响的程度。该敏感度能够反映相关的政府政策是否和诸多变量形成了有效“连接”, 能否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塑性, 是否可随其他变量的变迁而适时调整。如果某项政策的设计规则涉及多种重要变量并且对这些变量的敏感程度也较高, 那么该政策就可以依照不同情况进行调整从而做出最优选择。但敏感度高也会增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本［2］。在卫生政策的制定中, 很多影响方案结果的参数具有不确定性, 敏感度分析可通过观察这些参数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动对方案结果带来的影响［3］, 定量分析结果变化率, 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3.2 敏感度分析有利于财政补贴方案的选择
在政府财政补偿方案的设计中, 可根据按不同标准估计的财政各项补贴额及补贴总额的变化, 结合财政的经济承受能力, 制定最佳的财政补偿方案, 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财政补贴效用, 促进公立医院发展。
本次敏感度分析显示, 与课题组建议的标准补贴方案相比, 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补贴额降低或增加3元, 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补贴估计值将上下变动17.97% ;科教与学科发展基本补贴标准和大型设备购置补贴标准的变动, 也会导致财政补贴额的波动。政府可以根据敏感度分析结果、依据财力及政策导向, 选择4项补贴的最佳补贴标准。
3.3 财政补偿方案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方案的优劣不仅会影响到公立医院的健康发展, 也会影响到政府的财政风险。为了避免某区政府承受太大的财政风险, 还有必要对影响区财政补偿总额影响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行敏感度分析, 以评估财政补偿方案的稳定性。根据本课题拟定的某区区属公立医院的补偿方案, 各类医院财政4项补贴中, 以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补贴比重最大。因此本课题对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人次数的变动做了财政补贴总额的敏感度分析。分析显示, 医疗服务量升高10%, 财政补贴估计值增长率不超过6%。由于2010—2012年某区区属公立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的年诊疗人次数增加21%~23%, 估计2013年的服务量变化不超过10%, 故根据本财政补偿方案预测的未来财政4项补贴的估计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摘要：对前期制定的某区区属公立医院政府补偿方案做了敏感度分析, 提出了敏感度分析是卫生政策制定重要的定量分析工具、有利于财政补贴方案的选择, 并建议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方案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关键词：补偿方案,敏感度分析,上海,公立医院
参考文献
[1]朱坤, 程晓明, 袁杰, 等.敏感性分析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应用——来自甘肃省灵台县的实证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05, 19 (9) :8-10.
[2]骆永民, 樊丽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的选择问题研究——基于政策敏感度和福利效果的比较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 2011 (5) :16-26.
政府补偿 篇9
一、甘肃玛曲县草原生态补偿政策
玛曲县地处青藏高原东缘, 甘青川三省交界处, 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乃至甘肃省主要的纯牧业县之一。境内气候高寒阴湿, 冬季较长、暖季较短, 全年无绝对无霜期, 全县平均海拔3300m, 年平均气温在1.1摄氏度左右。总土地面积为101.9×104hm2, 其中草地面积91.1×104hm2, 占总土地面积的84.27%。草原畜牧业是全县的主要支柱产业, 是广大牧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 由于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 天然草原退化日趋加剧, 鼠虫害严重, “黑土滩”型和退化草地面积不断扩大, 草地生态环境面临极大挑战。
自2003年实施“退牧还草”工程以来, 玛曲县按照国家政策在草原牧区以恢复草原植被、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为目标, 以禁牧舍饲减轻草场压力为核心, 以调整优化畜牧生产结构为出发点, 坚持草原建设与保护、禁牧舍饲与转变畜牧产业结构、生态建设与增加牧民收入相结合, 多渠道筹措资金为总体思路。在禁牧、休牧、划区轮牧框架下, 对其中的沙化、极度退化和“黑土滩”型草地采取了补播、灌溉、施肥、灭鼠、除莠等综合治理措施恢复草原植被, 为使牧草得到休养生息, 积极鼓励引导牧民实行舍饲圈养;同时按照甘肃省的要求, 禁休牧饲料粮补助 (禁牧每年补助饲料粮11.815斤/亩, 补助5年;休牧每年补助饲料粮1.38斤/亩, 补助5年) 折现资金不对牧户直接兑现, 以修建暖棚 (200元/M2, 每户不小于80M2) 、饲草料购置 (0.9元/斤) 、建植人工饲草料基地 (80元/亩) 、本品种选育 (以村为单位进行) 为主兑现给牧民;将项目区的牲畜, 采用牧民已有暖棚转移一部分, 利用饲料粮折现资金修建的暖棚转移一部分, 出栏一部分和往其他草场转移一部分的方法转移牲畜, 同时加大对这部分牲畜饲草粮的补饲力度, 缓解草场压力。截止2008年年底, 共完成禁牧30万亩、休牧685万亩、划区轮牧10万亩、补播改良草场155.2万亩、围栏建设1746.36万米、牲畜转移87.8810个羊单位, 共完成投资21625.920785万元, 其中国家投资16045.003697万元, 地方配套及牧民自筹5580.917088万元。 (1)
为巩固“退牧还草”工程成果, 促进牧民增收, 加大对草原的保护力度, 2010年12月玛曲县开始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工作, 开展了草场承包细化完善、基本草原划定、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域划定、牧户补贴信息录入和审核等各项基础工作。于2011年共完成8010.4336万元补奖资金的发放, 受益户达到8101户: (2) (1) 禁牧补助265万亩, 对禁牧封育区采取每年20元/亩的标准予以补助; (2) 草畜平衡奖励面积1023.02万亩, 即对禁牧区域以外的可利用草原, 在核定合理载畜量的基础上, 按照2.18元/亩的标准对未超载放牧的牧户给予补贴; (3) 落实对牧民的生产性补贴政策, 包括增加牧区畜牧良种补贴、实施牧草良种补贴、实施牧民生产资料综合补贴三项内容, 其中玛曲县按照人工种草10元/亩、生产资料补贴500元/户的标准进行了补贴; (4) 建立了监督考核机制。
二、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
1. 成本分析
要对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成本进行合理的判断, 首先必须弄清楚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经济利益损失。根据项目执行和牧民参与的情况, 牧民的经济利益损失一般由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构成。
(1) 直接成本。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草原生态补偿项目只包括工程的投资款和禁牧、休牧区的饲料粮补助款, 其他配套建设项目均未有专项投资。而直接成本却包括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给牧民直接造成的钱粮损失和其他配套建设项目必须支付的材料费、管护费和人工成本等。即使是工程的投资款, 也还需要牧民自筹30%的资金, 围栏建设 (20元/亩, 其中国家补助14元/亩, 占70%, 牧民自筹6元, 占30%) ;而且, 禁牧、休牧区的饲料粮补助款并未专项用于饲料粮补助, 而是分流出部分资金用于暖棚建设、建植人工饲草料基地、本品种选育等, 使本就不足的补助资金雪上加霜。此外, 在对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区中沙化、极度退化和“黑土滩”型草地采取的补播、灌溉、施肥、灭鼠、除莠等综合治理措施也未有专项投资或补助, 对于推行的舍饲圈养也没有进行技术补偿, 无形之中加重了牧民的负担。
(2) 机会成本。据调查发现, 草原对于牧民来说除了可以用于放牧牲畜, 还可以用来出租, 这两种方式均会给牧民带来可观的收入。就机会成本而言, 牧民因禁牧失去了 (禁牧期限内) 部分可供放牧牲畜的草地或可供出租的草场, 经济利益的损失也就不可避免;在草畜平衡政策中, 由于限畜, 牧民则会失去超载牲畜和依托超载牲畜所获取的畜牧业经营收入, 如售卖牲畜和畜牧业产品 (牛肉、羊肉、牛皮、羊皮、毛制品、酥油、曲拉等) 所获取的收入。然而, 至今草原生态补偿政策也没有考虑对牧民因禁牧和减畜所承担的这部分机会成本予以补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钱粮补贴到期停止后, 即使牧民能够通过其他途径 (如转产就业、外出打工、开小卖店) 来填补部分经济利益损失, 但与牧民所投入的劳动量和在草原放牧生活所带来的生活享受相比, 都是在增加牧民的负担。倘若国家对牧民因禁牧和减畜所承担的这部分机会成本不予以补偿, 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 再加上基层地方政府监督的弱化, 对于禁牧和减畜的牧民来说, 尤其对于经济贫困的牧民来说, 在难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增产增收时, 必然返牧或增加放牧牲畜数量。
2. 收益分析
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收益, 短期内主要是政府给予的补助, 从长期来看是主要因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草原生态环境的改善而带来的持续稳定的收益。
但就生产性基础设施来看, 一方面, 现行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并没有专项资金用于牧民亟需的暖棚建设、建植人工饲草料基地等;另一方面, 对于牧民, 尤其是经济贫困的牧民来说, 没有能力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草原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持续的治理, 未来草原生态环境会变好还是变坏, 对于牧民来说都是无法预知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使牧民的长期收益具有较高的风险。
综上所述, 在草原生态补偿项目中政府要生态与牧民要生计, 二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利益冲突, 尽管政府在草原生态补偿项目中采取的公共财政补贴等经济激励政策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一冲突。但是, 目前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是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 还是消极参与的态度, 主要是在看政府能够提供哪些层面的补助, 补助多少, 能否解决生产生活中所面临的困难, 将政府提供的补助资金与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之前的收益进行比较后的理性选择。但就目前牧民在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中承担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性来看, 现行草原生态建设补偿项目的补助层面、补助资金明显不足。
三、草原生态补偿中政府与牧民之间激励不相容的博弈分析
借用博弈模型, [4]进一步分析在政府补偿不足的情形下, 政府与牧民在草原生态补偿项目中的行为特征及其对草原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的影响。
在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执行过程中, 对于牧民来说,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都是他们博弈的对立方, 政府既是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者, 也是执行者。从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的行为互动中分析政府的政策选择和牧民行为对草原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的影响。
1. 模型设立
首先假定博弈双方的行为都是一次性的, 政府首先决定是否在实现生态保护目标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补偿牧民的经济利益损失, 即重视牧民利益, 而牧民在观察政府的政策选择之后, 在积极参与和消极参与中做出选择。
这个假定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事实做出的: (1) 受受教育程度和对新事物接受能力的影响, 再加上思维定式现象的存在, 牧民较难改变自己最初对政府的看法, 即使政府在观察到牧民的行为之后, 在重视和不重视牧民利益之间重新做出选择, 牧民在短期内也不会改变自己的选择; (2) 群体成员之间存在着相互认同、激励和学习的效应, 其他牧民的看法对单个牧民来说具有强化作用。假设政府和牧民都是序贯理性的, 并且理性和支付函数都是双方的共同知识。由此, 该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可以用扩展式来表示, 如图1所示。
在图1中, 每一个支付向量的第一个数字代表政府的支付, 第二个数字代表牧民的支付。
博弈方一:政府。政府的收益是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时所做出的选择的函数, 当牧民选择积极参与时, 政府将会获得较高的收益 (EH) ;当牧民选择消极参与时, 政府将会获得较低的收益 (EL) 。同时, 当政府重视牧民利益时, 将会选择支付较高的成本 (CH) ;当政府选择不重视牧民利益时, 将会选择支付较低的成本 (CL) 。
博弈方二:牧民。牧民的收益由短期收益 (RL、Rl) 和长期受益 (RH、Rh) 构成, 且RH>RL、Rh>Rl。牧民选择积极参与时, 会支付较高的成本 (DH) ;牧民选择消极参与时, 会支付较低的成本 (DL) 。
2. 模型分析
采用逆推归纳法求解该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首先, 先从第二阶段来看, 据我们在玛曲县的调查发现, 在现行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下, 由于补偿不足 (只针对直接成本进行了部分补偿, 对机会成本则完全未考虑) 、补偿方式单一, (3) 再加上生产性基础设施 (暖棚畜舍、人工饲草料基地等) 的严重缺位, 因此牧民对未来的经济收益普遍持不乐观的态度, 认为参加草原生态建设补偿项目后的预期收益不高, 不足以弥补积极参与带来的额外成本支出和所面临的收益风险, 就有RL-DL>RH-DH, Rl-DL>Rh-DH成立。此时, 无论政府是选择重视牧民的利益, 还是选择不重视牧民的利益, 牧民都会选择消极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 因为目前情况下这是牧民的严格占优策略。
其次, 从第一阶段来看, 政府知道该博弈进入第二阶段之后, 牧民将选择消极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 又由于EL-CL>EL-CH。因此, 政府也将在第一阶段选择不重视牧民的利益, 使双方的成本支付为 (EL-CL, Rl-DL) 。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该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为 (不重视, 消极参与) , 该结果也就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一低效均衡点形成的根源是政府要生态与牧民要生计在草原生态补偿项目上激励不相容的体现。
四、基本结论及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
在现行的草原生态补偿项目政策下, 牧民参与项目后的收益 (短期收益) 不足以弥补其承担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 政府要生态与牧民要生计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激励不相容, 导致二者之间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为:政府选择不重视牧民的经济利益, 牧民则选择消极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这必将严重影响草原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绩效和可持续性。政府要想破解这一难题, 可通过引入可置信的承诺或可置信的威胁 (惩罚) 来强化对牧民的激励, 以提高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积极性。
但就现实情况而言, 一方面, 现有的草原生态补偿项目是政府“自上而下”主导制定和推行的, 牧民只是被动的参与, 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参与到项目的设计、规划、制定与管理之中。为了保证生态保护目标的实现, 草原生态补偿项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手段。但就调查的结果而言, 草原围栏已经破旧不堪, 有些地区只剩几根铁丝线连在一起, 有些水泥柱已经换成了树枝, 有些地区道路两旁已经完全没有围栏, 只剩几根水泥柱立在那里;生产性基础设施, 受调查牧户中有52.38%的牧民家庭没有暖棚畜舍, 有61.90%的牧民家庭没有人工饲草料基地;牲畜方面, 草原生态补偿项目实施前2002年年初各类牲畜合计66.16万头 (只、匹) , 出栏率24.56%, 到2011年年初各类牲畜合计103, 28万头 (只、匹) , 出栏率28.57%, 虽然10年间出栏率增长了4.01个百分点, 但是牲畜的总量却增加了37.12万头 (只、匹) 。以上各方面表明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意愿不强, 多为政府强制实施下的消极参与。另一方面, 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政府知道博弈进入第二阶段以后, 牧民将选择消极参与。但不幸的是, 在2008年“退牧还草”工程结束之后, 2011年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虽然提高了禁牧补助标准, 并就草畜平衡奖励、生产性补贴 (畜牧良种补贴、牧草良种补贴、生产资料补贴) 进行了细化, 但仍没有针对牧民由于禁牧和减畜所承担的机会成本予以充分考虑, 也没有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 客观上仍是对牧民经济利益的不重视。这就使政府和牧民在草原生态补偿项目上陷入了上述低效的博弈均衡状态。
虽然, 政府可以通过引入可置信的威胁 (惩罚) 来破解这种低效的博弈均衡状态, 如通过加大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监管力度和对违背政策的牧民进行严惩等手段来督促牧民采取积极的参与行为, 但这种过度依赖政府强制推行的方式不仅因草原生态补偿项目涉及的地域范围广、参与牧民众多, 执行成本高昂, 实际操作难度极大, 对提高草原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绩效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一旦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 基层地方政府的监管弱化, 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成果也就将难以保存。因此, 通过引入可置信的承诺 (如对牧民因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而损失的经济利益和承担的成本进行充分的补偿, 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对牧民的经济激励, 提高牧民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积极性, 才是政府必然的选择。
所以, 政府若要使草原生态补偿项目具有较高的实施绩效, 在草原生态补偿项目及相关配套政策的设计上必须以充分尊重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牧民的利益为核心, 对其所承担的经济利益损失和成本 (直接成本、机会成本) 予以充分的考虑, 以实现政府要生态与牧民要生计的激励相容。[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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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