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补偿（共5篇）
缺失补偿 篇1
一、西部实施生态补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法律的视角看,所谓生态补偿是指为了恢复、维持和增强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国家对导致生态功能减损的自然资源开发或利用者收费(税)以及国家或生态受益者对以改善、维持或增强生态服务功能为目的而做出特别牺牲者给予经济和非经济形式的补偿。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利用宏观调控管理政策和法律手段调整相关主体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促进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实现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重要制度和手段。显然,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维持和增强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这个目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不但要对已有的生态之债进行偿还,也要对恢复后的生态功能进行维持。
我国西部地区海拔高,地貌特征复杂;土地资源丰富,再生资源潜力巨大;非再生资源总量丰富,品种齐全;气候类型多样,又是我国大江大河的发源之地,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随着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的进行,我国西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问题与潜在的危机。虽然具有生态补偿意义的生态工程相继启动,但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制度,很难有效解决西部地区生态的特殊问题。所以,在我国西部地区实施特定的生态补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或缓解相应的矛盾,达到开发与保护的有序与平衡。生态补偿法律关系涉及两个主体:一个是补偿实施主体,一个是补偿接受主体。对于负外部性行为,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和接受主体分别是导致生态功能减损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和生态功能减损区域及国家,对于正外部性行为,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是国家或生态服务功能受益者。对于负外部性行为的补偿依据是导致了生态功能的减损,对于正外部性行为的补偿依据是有目的地改善、维持或增强了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主要以经济(如金钱、实物等)和非经济(如技术、兴办企业、劳动力安置等)形式补偿。[1] “恢复、维持和增强”作为生态补偿的目的在我国西部也显得尤为重要。
1.我国西部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与不可恢复性。
据勘察显示,我国西部地区虽然是全球环境资源丰富的地区之一,但也是最脆弱的地区。西部地区的土壤、地质、气候生态具有不稳定性,同时西部的生态环境敏感性对人类活动具有快速反应的特性,直接反映了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其脆弱性与不稳定性决定了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难以恢复与不可再生性,[2]西部的生态环境一旦破坏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2.我国西部生态所面临的问题日趋严峻。
首先,西部的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漠化不断扩大。20世纪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万平方千米,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3。同时,沙漠化土地与潜在沙漠化土地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18%,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已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次,西部草场退化严重,森林资源减少。由于自然条件严酷以及严重超放牧导致了西部地区草原退化与沙化;森林储备虽然巨大,但开发单一,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最后,人类的经济活动加剧了对西部生态环境的破坏。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伴随人口的增长、旅游资源的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强度必将超速,这些都将给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冲击和巨大的压力。
二、西部生态补偿制度的缺失
1.国家立法体系上的缺陷。
我国还没有“环境基本法”,而《环境保护法》又非常明显的轻视生态保护问题。由于当时的立法背景,《环境保护法》偏重于污染防治,只规定了对排污行为所产生的负外部经济进行收费,而没有考虑对生态保护行为所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补偿。其他诸如自然资源保护的单行法对生态保护的力度也明显不够。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保护法律中资源有偿使用原则未体现资源生态效益价值,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主体应承担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未作规定以及资源保护法律的有些规定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新刑法虽然将环境犯罪独立出来进行规定,但生态保护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贯彻始终。有些罪名注重保护的是人身和财产,对生态利益的损失没有纳入考虑的范围(《刑法》第338 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若没有人身伤亡和财产重大损失,即使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也不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3]这与该罪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包括清洁、舒适的环境权益和合理开发利用的环境资源保护权益等相违背。还有一些罪名如盗伐、滥伐林木罪等环境犯罪的规定也有类似的问题。
2.西部地方法律法规对生态补偿规定的相对模糊。
与西部生态环境紧密相关的地方立法,在本地区生态补偿方面的规定同样显得相对模糊,缺乏应有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很多条例只规定了什么情况下应当予以补偿,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的补偿金额与方式。同时,基于西部地区的生态的脆弱性与难以修复性,对于西部生态补偿主体的要求必须严格控制,凡是对于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主体都必须纳入生态补偿的范畴之内,即使是国家和集体实施的出于公众利益但属于外部不经济性行为,也应对相应的受损群体进行补偿,但在西部地方的条例中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有些地方为了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用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建厂,但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时候往往忽视了生态效益的损失。显然,这种生态补偿立法的缺憾,导致了在西部生态补偿实现过程中的空白,尤其是在负外部性行为的处理中,容易因为人为因素而影响环境的公平。
3.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标准过低,难以起到“恢复、维持和增强”的效果。
西部生态补偿采取全国“一刀切”的政策设计,导致西部地区的生态补偿经常是“低补偿”甚至出现“踩空”现象。中央政府在森林资源保护和恢复以及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保护区建设、公益林补偿等方面投入了部分资金,但是在上述资金中,只有公益林补偿基金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补偿资金,并执行全国统一标准(75元/Km2 ),其余的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工程建设国拨资金中有一小部分作为生态补偿支付给相应农户。同时,这些补偿还没有考虑西部地区高成本的因素。[4]
从西部地区森林面积、蓄积在全国中的比例和西部的生态地位来看,应该扩大补偿面积,提高补偿的标准。又如我国三江源地区,源区退耕还草(林) 补助的标准是参照青海省历来草原建设资金按户投入的方式,源区地处偏远,运距长、成本高、花费大。以目前补助标准只能修建低档次的房屋,而且以户补助造成人为的不公平现象。同时,源区高寒缺氧,不少地方土层薄、降水少,植被生长期短、修复期长,草场禁牧五年效果不明显。另外,就西部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投资成本方面来看,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应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再次,由于西部地区交通不便,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比较恶劣,生活、工作成本都高于其他地方,西部的生态补偿的投入理应高于全国其它地区。
4.补偿方式的局限性导致部分公民财产权与发展权的受损。
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补偿方式以货币补偿为主,以一些项目工程为表现形式(退耕还林、天保工程),与这些工程配套的补偿政策通常固定为5-8年,在此期间对相应主体发放固定金额的补偿金。这种补偿方式缺乏稳定性,时限一过受偿主体就很难得到生活保障,而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资源也已另有归属,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大江大河源区经常发生。在三江源地区,为了保护环境,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生态环境价值减损,政府对源区林木所有人的林木所有权进行限制,不能随意砍伐甚至不能砍伐,这对财产所有人构成一种直接的经济损失。同时,政府通过公用征收等方式来进行生态维护,必将给当地居民带来发展权的限制。[5]对国家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这些区域,其发展权的受限应由国家、开发地区、受益企业和个人给以多方面长效性的生态补偿。如果继续按照统一的标准,以固定的模式进行西部地区的生态补偿,受偿体(大多数为农牧民)在补偿届满后,由于没有相应的技术扶持,难以在社会找到立足点,很容易重操旧业,对环境造成新一轮的破坏,或者加剧西部地区的贫困程度。
三、重构西部生态补偿制度的政策建议
1.出台“环境基本法”或环境法典。
生态补偿立法的缺失是限制和阻碍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应尽快出台环境基本法或环境法典,建立权威、高效、规范的管理机制,促进生态补偿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并以此将补偿的对象、范围、方式、标准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仅就生态补偿而言,应当建立以下原则:第一,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原则。第二,生态补偿的公平原则。第三,生态补偿中的代际公平原则。第四,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相结合的原则。第五,可持续发展原则。
2.加强西部地区横向生态补偿力度,完善省际之间的投资转移机制。
我国生态环境补偿渠道主要有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基金两种,其中财政转移支付是最主要的生态补偿资金来源。但这种完全由中央政府买单的方式显然与“受益者付费”的原则不协调,不仅没有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而且使许多地方产生了依赖思想。我国西部地区提供的生态环境公共物品和服务对中、东部地区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性,所以,要对中、东部地区生态环境受益部分进行货币计量,使受益方对实际受益进行支付,从GDP 中拿出一定的比例用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援助。通过补偿,可以减缓我国西部地区因贫困和生存压力而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活动,从资金上支持和保证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为我国西部居民提供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评估体系,对于接受西部生态利益的中、东部省份采取统一的衡量标准,通过税收与财政分流等方式,采取相应的经济和非经济形式,以省际之间的横向补偿弥补来加强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补偿的力度,达到一种共赢的局面。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来加强省际之间的生态补偿力度:一是对下游用水地区增加征收水费,使下游用水地区从上游地区生态保护治理所获得的转移性收益再返回于我国西部土地退化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二是对下游地区的投资者或生产者征收上游资源维护费。付出适当的上游资源维护费等于是一种远程投资,上游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的改善可以大幅度减少防洪治水开支,从长远看,这将是有双赢性质的投资。三是在下游开征生态税。近年来,西方各国陆续开征了各种生态税种,不少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生态税制,将税收用于环境保护,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创新西部特有的生态补偿方式,提供长效的补偿机制。
第一,政策补偿,“给政策,也是一种补偿”。第二,项目补偿,政府和补偿者为西部地区受补偿者提供项目,将补偿资金转化成为技术项目和产品。第三,培训与技术补偿,对西部地区受补偿者无偿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提高其生产技能和管理组织水平,使他们掌握更多的生存本领。第四,共同开发补偿,共同开发是指生态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共同开发经营由受偿者保护的生态资源,基于生态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生态补偿制度将受偿体的利益纳入实体的利益之中,以实现西部的可持续发展。第五,道德补偿,道德补偿是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理念的教育和树立在公民心中的道德要求。保护生态环境、补偿生态资源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法律仅仅是手段,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使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者进行自觉补偿才是目的。
4.确立清晰的产权补偿关系,保障西部公民的基本权利。
通过完善生态补偿的手段,可以很好地解决西部公民的环境权、生存权与发展权之间的矛盾。但是在我国西部的生态补偿过程中经常出现这三种权利“撞车”的尴尬局面。由于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与善后政策,我国的生态补偿很难走上协调国家所有权与个体所有权、经济权益与环境权益、个体权益和社会权益之间的道路。也只有根据中国各地的现实情况,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设计人性的生态补偿制度,才能及时、合理、合法地解决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例如在我国西部地区实施的退耕还林(草)的过程中,对于农户在退耕还林(草)中所形成的产权,不仅包括对林草的所有权,而且林草的依法转让、出租、入股经营、抵押和收益等权利也应当予以补偿估算并考虑划入补偿范围。[6]所以在补偿的内容上应参考西部公民的利益和意愿,对“还二、还三甚至更多”的产权进行适当的补偿。建立起农户对退耕地林草的排他性产权,可以实现林草资源的长期最优配置,可以使西部农户对生态补偿做出合理的预期和正确的成本估算,可以使农户在制度化的经济利益刺激下,使西部生态逐步改善。确定并尊重西部公民的生态效益产权是一个西部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前提条件,也是明确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关系主体责、权、利的关键性因素。因此,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就必须明确自然产权关系,只有用法律的形式确认生态补偿区域居民的经营权、收益权,才能更好地调动区域内居民进行生态环境管护的积极性。
摘要：西部的生态保护对我国乃至亚洲均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西部地区的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缺失,生态补偿问题已成为影响西部地区生态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只有结合西部地区生态的特殊性、现状与社会构成,分析西部地区生态补偿面临的制度性困境,才能从制度重构的视角探寻符合西部地区现实情况的生态补偿之路。
关键词：西部地区,生态补偿,补偿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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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意义缺失与补偿 篇2
如果说翻译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可译性的话,那么翻译补偿存在的理由就是不可译性,或可译性限度。可译性指的是双语转换中的可译程度。全球现在有数千种语言,虽然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存在各自的特色,但是它们同样存在着很多共同性。人类拥有共同的生理与心理语言基础,而语言又有共同的语言功能基础以及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沟通人类思想的同构机制,所以不同语言之间是可以通过语言的转换进行交流的。但是,真正的、完全对等的翻译在很多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那些难以进行翻译的情况就被归结为翻译限度。总体上来说,可译性限度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 语法结构与词汇形态的可译性限度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翻译中最常见的、最难解决的要属于语言表达上的结构或手段构建。因为语言结构通常体现出某种语言文字的结构上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一般只能在同族语言或同系语言之间找到对应体。同系语言之间同时出现语符共用现象,不需要完全转码;而类似转换却很难在非亲属语言之间实现,因为非亲属语言之间需要借助其他的方法来实现完全转码。
2. 语义的可译性限度
两种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差别越大,可译性限度就会逐渐增加,直至不可译。汉语双关辞格正是利用汉语的文字形式、音位特征及特有的搭配关系来制造歧义,达到“说此意彼”的效果。尽管英语在格式上和修辞作用上有与之基本相同的辞格,但汉语双关大多数不能用英语双关对等译出,即英语双关汉译时存在相当大的可译性限度。如影片《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的台词“人和妖精都是妈生的。不同的是人是他妈的。妖,是妖他妈的”,其英文字幕译为Htmans and devils are born by their mothers.A human is a human's mom;a devil is a devil's mom。汉语中“他妈的”这个词一语双关,表示某人的妈,有时指骂人的脏话。而英文中mom却没有诋毁人的意思。
3. 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词汇、成语、典故等,有人把这些有文化印痕的词称为“文化负载词”,翻译时有些文化负载词往往使译者绞尽脑汁却无计可施,有的只得“宁信而不达雅”。如中西方文化中的“东西风之争”。汉语的“东风”与英语的east wind,尽管其所指意义相同,但其联想意思则出入很大。中国人偏爱东风,因为中国位于西太平洋,东风会给中国的土地带来温暖与雨水,是温暖和希望的象征;英国人的东风是从欧洲大陆吹过来的,象征着寒冷和阴暗。若将east wind不假思索地译成“东风”,起到的效果也许会相反。
二、翻译意义缺失补偿方法
1. 词汇层面上的补偿
(1)换位补偿法。这一方法对修辞手法有很大作用,对可译性限度中的语言结构障碍和惯用法障碍中的词语搭配和成语搭配等都有很有效的翻译作用。如对语言结构障碍中的一些诗韵律的翻译,在英语中常常很难找到恰当的对应,这时利用词位的补偿则可有效达到用句中的其他词汇或结构上应用相似点的效果进行这种补偿。如电影《功夫》的一段对白:
火云邪神:这种气势,难道就是人称神雕侠侣的?
包租公:杨过。
包租婆:小龙女。
Beast:Could you two be the fated lovers?
Landlord:Paris.
Landlady:and Helen of Troy.
将汉语中人们知晓的对应转化成西方人所熟知的神话人物,很好实现了翻译上的意义对等。
(2)词语融合补偿法。这种补偿法主要是针对源语的多种表达很难在目标语言中找到对应的翻译文化背景和信息所采取的手段。词语融合补偿的方法对与可译性限度中的文化障碍有辅助作用。如“沉鱼落雁之容,闭花羞月只貌”可以直接合并为一个直译的句子his beauty puts flowers shame。
(3)词语分拆的补偿法。词语拆分是给这些文化障碍另一种解决手段,就是加以详细的补充和说明使目标语的读者能更全面明白其表达的意思。如“东施效颦”句对句翻译是明显不够的,所以需要拆开来解释:Xi Shi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e,Dong Shi was an ugly girl who tried to intimate her ways,which brings a lot of laugh。这种用法对于可译性限度中文化障碍的由于意识,民族、社会,地域风俗所引起的难译起到有效调节。
2. 语义层面上的补偿
中西方由于社会背景、文化及语言的不同,很多表达在翻译时难于进行补偿,有的甚至无法补偿。这种情况下,要设法做到意义上的等值,以各种手段对原文进行补偿性翻译。下面是笔者用方言进行补偿的一种尝试。
在电影《月亮上的男人》中,John不允许同国外同行分享其研究信息,因为这涉及安全机密。而在给国外同行写的信被英国国家安全部门检查后,与约见警察的谈话:
"I never for one moment believed that my letterswould be opened.Had I known that,I would have found other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Such as?"asked de Vouvanay."
Pigeons."spat John.
对话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约翰最后幽默的回答。Pigeons是编剧的特殊安排,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回话,这可从spat这个词看出。因为,他没想到自己的信会被拦截,这让他很气愤,所以用相当于“呸”的语气回答“信鸽”,特别是Pigeons这个词的发音方式就像“呸”一样的形式。这也一种巧妙地对警察暗中拆开他的信的行为的憎恶。如果这里简单地译为“信鸽”的话,其中约翰的幽默风趣和气愤就会大打折扣。这个看似简单的回答,应该怎么译呢?在此,笔者给出了一个探索性的翻译,就是可以用方言的方法进行补偿。可以翻译成“醒哥(信鸽)”(桂林方言,意为傻瓜)。这不仅翻译了Pigeons的意义,也凸显了他暗地里骂那个警察是“傻瓜”,与原文的布局设计产生了等值,比较好地完成了翻译。
翻译,是科学又是艺术,是技巧也是鉴赏,是选择与决断。尽管由于不同语言的不同特征,译者在翻译时,不论语言方面还是文化方面,努力保持原文的语用意义及其风格,把语言转换过程中的意义丢失减少到最小程度。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弥补损失比较常用的手段,需要译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探索新的手段。只有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加深了解不同文化,才能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减少翻译过程中的意义缺失,提高翻译质量。
摘要：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进行变流的纽带。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常遇到翻译中意义的缺失,这有时阻碍了交流的正常进行,甚至会造成文化冲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对意义缺失进行补偿。其具体方法有词汇层面补偿和语义层面补偿两种形式。
关键词：翻译,意义缺失,翻译补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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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补偿 篇3
一、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市场缺失的根源:产权市场的缺失
西方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角度, 将自然生态环境等要素资源的问题的实质归结为一个外部性问题。在这样的理论范畴内, 外部性的效应存在正负之分, 但是其内在化都与相关的产权制度密切相关。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的产权制度安排, 需要从法律层面对不同利益主体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而产生的产权关系进行明确, 这其中既包括了产权的归属权, 也包括产权的流转以及监管等全过程的内容。不同的产权安排决定着各类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配置的有效性、监管的适度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1、所有权与产权理论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所有权是隶属于物权的自物权, 亦即权利全体对自己的所有物享有的物权。而物权是又隶属于财产权。即所有权是财产权的一种。产权概念是由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提出来的, 产权这一概念重要性在于其经济学分析和与市场经济的同步发展。
科斯认为产权是人们“所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力”, 这种权力的配置与经济利益的获得具有密切相关性。在经济学界比较权威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 阿尔钦把产权作了如下的表述:“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将产权的概念和涵义做出精准定义的是美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弗鲁博顿和佩杰维奇, 产权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是一系列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也是与经济运行息息相关的, 其所有权的本质也看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强调所有权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对于产权本质的分析是在所有制的框架中进行的。
2、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的产权
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 矿藏、水流、土地、森林、草原等这一系列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 在我们国家现有的市场体制里, 是属于全民所有的, 其产权在在理论和市场实践中, 都是无法分割存在的, 全民共同占有自然生态环境资源, 全体人民是作为一个整合体, 对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共同行使产权并获得收益。现阶段来看, 这种全民共同占有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产权的实现形式是国家政府所有制。
下面通过土地这一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来分析其产权安排。土地作为一种很特殊的自然生产要素资源, 在我们国家, 任何地区的土地资源都不是无主之地。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源, 其处置权和收益权 (无论是作为所有权还是市场经济里的产权)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都是存在明确的权利主体的。一般来说, 在农村地区, 现阶段的土地产权形式被称之为“集体所有”。但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除了我国, 各经济体和国家在对产权的规定中, 没有“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形式的存在。然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 土地尤其是城市工业用地, 绝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政府作为其产权的所有者和管理者, 同时也是直接的收益者。
在我们国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的时期, 同时又是市场经济体系下, 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的所有权较为明确, 但是其产权的实现形式和权利主体等都很模糊, 所以, 相应的现实中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的市场也存在着各种乱象, 市场体系结构中这部分的市场存在着产权缺失导致的制度性缺失。
在很大程度上, 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等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是无节制和无理性的, 佩珀认为, 这一系列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和控制手段本身并不是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在于对人类对待自然生态环境的“特殊方式”。这种特殊方式就是一种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不合理的管理方式。而造成这一存在的根源在于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产权市场的缺失, 产权在市场中没有交易, 或者其交易的范围和程度都没有在市场中得到充分的表达。
3、自然生态环境要素产权的实现与产权市场
市场经济体系中, 自然生态环境要素市场、副产品市场和排污市场等的结构缺损, 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关的市场交易, 只是缺乏一个成熟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相关交易市场。这种缺失的根源不在于交易本身, 而在于交易行为之外决定着其交易基础的产权制度的缺失。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产权的实现, 最终途径也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 因此, 自然生态环境要素产权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成为自然前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产权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交易中的资源稀缺性矛盾的凸显, 因为某种要素资源在市场中出现了稀缺无法实现充分供应的状态, 这种稀缺就成为了人们确立产权边界和产权主体以享有此类资源的配置权利的基本条件。因为, 只有在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等资源稀缺的情况下, 自然生态环境等才被看成是一种可以提供各种服务的财产, 对这些资源过度消费才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等资源财产 (用货币衡量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等资源) 的过度贬值。这种情况下, 如果产权没有被清晰界定, 必然会导致因自然生态环境要素市场缺失带来的所谓“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等问题的产生。
二、生态文明下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市场补偿与回归
生态文明在社会形态中表现为人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与自然生态属性全面统一的形态。这种形态的统一不是集中属性相互间的服从与被服从, 而是一种良性的契合形态。人与自热的良性循环与和谐共生, 是生态文明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 不仅需要人类伦理价值观的转变, 更需要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最直接有效也是最根本的途径是通过市场, 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补偿, 这种补偿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的真实回归, 真正建立去能够反映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最大程度体现其未来存在价值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价格体系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 稀缺资源的合理市场价格应该等于反映其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 等于使用该资源的边际成本。而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 自然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 生态环境资源的无产权和零价格制度, 致使其生产和消费中存在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以及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差异, 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竞争性使用和环境质量的不断降低, 产生了外部性问题。将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推向市场, 让环境资源日益提高的稀缺价格在市场中显现, 才能真正在市场中体现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的经济价值。
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其没有被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 致使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价格没有准确反映其稀缺程度, 导致市场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配置失灵。当资源已经日益稀缺时, 依然实行零价格或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使用制度, 其市场价格与其相对价格严重偏离, 导致消费者的竞争性消费, 使需求扩张, 致使供求之间的矛盾激化, 进而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环境资源危机日益严重。因此, 通过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定价和有偿使用, 使市场价格能有效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 才能最终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价格是资源作为商品的相对稀缺性在市场实践中的信号和度量, 它综合反映着相关要素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的市场状态。
库兹涅茨通过对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现代经济增长史的研究, 证明了“经济增长的负效应”的存在。“负效应”中包括了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矛盾和问题的累积。这些负效应的累积对于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明显的阻滞作用。根据库兹涅兹的环境污染的倒U曲线, 从我国自然生态环境污染情况来看, 没有经过处理或不达标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排放总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自然生态环境污染的发展还处于倒U曲线的左侧, 且离拐点还有一定距离。
符合建设生态文明要求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必然是通过市场机制对自然生态环境价值补偿的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 这种市场机制的实现包括生态环境资源在内的社会总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市场机制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价值补偿, 最终引导经济发展方式朝着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前进。
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自然生产要素等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不到重视, 在市场中也没有体现。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也逐步丧失了生态环境资源等带来的红利。由此带来的的影响是, 自然生态等因素成为了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因子。在市场经济运行中, 只有恢复副产品等要素资源的真实经济价值, 使自然生产要素的生态价值在市场运行中得到最充分的价格体现, 用价格机制对自然生产要素等资源定价并提高市场主体 (企业生产者和市场消费者等) 对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识。
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补偿, 离不开副产品市场循环机制的有序和高效运转。副产品市场外部制度环境的滞后是各种二次污染的现实滋生土壤。现代社会的很多经济活动都要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或者说这些经济活动都要消费原有自然生态环境的使用价值而使生态环境的质量下降。建立健全相应的副产品市场体系, 通过市场体系的调节作用, 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合理和充分的价值补偿, 而使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得到必要的保护欲重新建设的费用。这应是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和管理纳入市场经济轨道的根本之路。也只有采取这种方法, 才能使生态环境的价值在市场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并运用市场规律来解决产生负效应的生态环境的价值补偿问题, 并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筹措到可靠的资金, 逐步解决一些原材料和重工业基地城市长期存在的“输出资源和产品、留下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副产品市场混乱的现状, 促使资源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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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云燕:基于稀缺性和外部性的环境资源产权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 2008 (6) .
缺失补偿 篇4
一、桌面虚拟实验研究概述
虚拟实验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 借助于多媒体和VR等技术, 模拟创造出可以辅助或者部分替代甚至全部替代真实实验操作环境和过程的虚拟的计算机模拟程序。实验者可以在这种虚拟的计算机模拟环境中像在真实的环境中一样完成所需要的实验项目, 所获得的实验效果对于真实实验相等甚至更优, 以弥补部分真实实验的不足, 是随着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而兴起的一种实验手段。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计算机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 给教育也带来了深刻变化。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 》提出, 到2020 年, 需形成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 其中一条要基本建成人人可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学习环境。在信息化进程中, 教育的内容、方法、理念及手段等均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教育领域的变革, 为虚拟实验走向教学应用创造了契机。实验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实验能够提升学生者的动手能力。但是由于一些实验的危险程度和实验成本很大, 造成很难提供真实的实验环境, 基于此, 桌面虚拟实验应运而生。
虚拟实验系统的概念提出至今已有十多年时间, 关于桌面虚拟实验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 多集中于一些著名大学的研究所和实验室中。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发的关于化学工程的虚拟实验VRICHEL。印地安那州立大学的MBL化学实验室在给新生开化学实验课时用计算机来辅助做这样一些事, 用计算机采集与分析实验数据, 用计算机展示实验, 在网上发布相关的实验指导材料。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利用Java技术建立了基于Web的探索式虚拟物理实验室的LAAP, 主要有以下几个模块:基于Java Applet的虚拟实验设备和实验设施, 相关的实验课程模块, 实验学习结果评价模块, 协作学习模块。国外的这些虚拟实验研究主要集中在感知、后台软硬件平台、用户界面等方面。
在国内,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尝试将虚拟现实应用于教育, 2000 年以后对虚拟实验的研究才进入蓬勃发展期。笔者通过知网以“桌面虚拟实验”为关键字进行学术论文搜索, 得到7328 条结果。通过对搜索结果的整理分析发现, 国内桌面虚拟实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桌面虚拟实验环境的或系统的开发与实现, 其次是桌面虚拟实验教学理论的研究, 再次是具体学科或针对某一实验的虚拟实验的设计。总体来看, 国内外关于桌面虚拟实验的研究多集中在对虚拟实验的设计和环境的搭建, 以实验为主体, 而忽视了学习者。而桌面虚拟实验本身是一种人机交互的教学模式, 长期处在这种虚拟学习环境中, 对学习者的身心发展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认识是由外界刺激和认知主体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现在的桌面虚拟实验研究正缺乏这种情感的研究。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情感体验不足是目前桌面虚拟实验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也是设计和开发网络虚拟实验系统未来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桌面虚拟实验存在情感缺失的问题
在当今信息发展非常迅速的今天, 计算机辅助教学对实验教学有其特有的优势, 但也存在很多不足。首先由于桌面虚拟实验的实验环境的虚拟性, 实验过程中桌面虚拟实验室通过图像和声音等实验要素对真实实验进行模拟, 模拟后的实验效果通过显示器音响等设备进行反馈, 纵观虚拟实验当中学习者整个情感交流活动, 学习者总是围绕计算机界面来进行学习, 始终面对的是图像化的计算机界面和程序化的实验环节, 所以造成了“人—机”交互这一实验特征, 使得桌面虚拟实验变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实验环境。学习者长期的面对这种虚拟的枯燥单一的“人—机”交互实验环境会产生视觉和听觉的疲劳, 降低实验感受效果, 而且由于感情交流的缺乏, 很容易对学习者造成情感缺失。其次在心理方面, 首先由于虚拟实验的非真实感, 给学习者一种对实验的不可信感, 信度的降低造成学习者的心理影响, 学习者对待实验的态度就会有所影响;另外, 由于桌面虚拟实验安全性这一特点, 将真实实验的危险性降低了很多, 满足了学习者心理安全这一需要, 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安全感, 使得学习者在实验过程中, 产生一种自己无需为自己的实验操作承担任何后果的误导, 从而造成学习者实验责任感的缺失。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或对象所持态度的主观体验。实验教学当中的情感来源一般来自两方面:一是来自实验本身学习者在实验学习过程中来自精神层面而引发的情感, 比如对实验的态度, 对实验过程的满意度, 对整个实验过程的满意度等等。其次来自实验当中参与者这一要素引发的情感, 比如学习者之间的交流讨论, 实验教师的协调指导。然而正是由于桌面虚拟实验“人—机”交互这样一方面特征, 使学习个体面对的都是一些“冷冰冰”的, 缺乏情感, 被动枯燥的虚拟实验图形图像, 缺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整个实验学习不能使学习者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 体现不到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三、桌面虚拟实验情感补偿策略
情感交互对人的心理有着很大的影响, 情绪好坏影响着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虽然当今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很好的模拟出真实的实验环境, 大多数的虚拟实验只能模拟出理想状况下实验现象和结果, 学习者只能被动接受, 僵化学习者实验思维, 学习者的情感得到不了满足, 完全指望桌面虚拟实验来达到学习者技能和情感教学目的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就需要有一些情感补偿策略来完善桌面虚拟实验。
其一, 可以采用真实实验和虚拟实验相结合的方法, 针对一些在一般环境下无法实现的或非常危险的实验, 可以将其由专业人士完成的真实实验影响资料插入到虚拟实验模拟系统当中, 学习者在开始进行模拟实验时, 先观看一遍这些真实实验影像, 使其对真实实验有一定了解, 不至于脱离现实;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完成的实验, 可以采用混合学习法, 将虚拟实验与课堂实验教学相结合, 以课堂实验演示为主、虚拟实验为辅, 发挥教师启发引导实验教学的情感作用, 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互, 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使学生的情感得到归属, 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学习实验效果。
其二, 在虚拟实验过程中设置交互环节。情感交互对培养学习者合作精神有着重要作用, 在真实实验当中许多实验需要几个人组成一个团队共同完成, 必要时还要有老师的指导。因此, 在桌面虚拟实验当中, 可以设置交互环节, 让学习者不只是独自面对冷冰冰的计算机。例如, 在计算机组装虚拟实验当中, 将学习者分成不同小组, 不同成员选择不同型号的硬件进行组装实验, 最后选择最合适的硬件进行最终的组装合成实验, 在这过程中, 成员之间可以交流讨论各自的实验心得、分享经验。交互环节的设置可以弥补桌面虚拟实验中情感的缺失, 减小真实实验和虚拟实验中情感的心理差距。
其三, 可以在虚拟实验系统当中设置故障反馈程序。在真实实验中, 学习者在做实验时, 由于疏忽或错误操作总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或问题, 对实验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在桌面虚拟实验当中, 实验过程是按照程序设定好的, 学习者只要按照一定的步骤一步一步完成即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学习者与真实实验缺乏一定的心理情感体验, 造成责任感缺失和对现实的漠视。因此在桌面虚拟实验当中设定一些在真实实验当中学习者容易出现的故障程序, 比如在计算机组装虚拟实验当中, 如果学习者没有将内存的位置放置正确, 系统将给出错误提示让学习者处理, 并扣掉一定分数, 最后的实验得分体现到课堂表现分数当中。通过增加故障程序, 使学习者获得真实实验相同的心理情感体验, 培养其解决问题处理事故的能力, 积累实验经验, 提升责任感, 以至于面对真实实验时不至于手忙脚乱, 不知所措, 有利于学习者在虚拟实验当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有效迁移到真实的生活当中。
另外, 还可以通过增强虚拟实验沉浸感来提升实验中学习者的情感。人的情感体验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需要外界刺激才能产生, 同样, 桌面虚拟实验当中学习者的情感体验也需要外在的刺激, 而这种刺激主要来源于学习者所面对的计算机虚拟实验沉浸感程度。因此, 桌面虚拟实验的界面设计和实验内容相对真实实验模拟出的现实程度, 对桌面虚拟实验情感补偿有着重要意义。以为桌面虚拟实验主要是通过个人计算机组建起来的, 因此这种情感体验刺激就主要通过显示器模拟出的实验场面的视觉刺激和音响设备的听觉刺激。所以在设计制作虚拟实验的时候应该在运用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之上, 合理运用形状、颜色、光影、质感、声音音效等图像声音元素之间的组合, 增强虚拟实验环境的真实感, 提高学习者实验的沉浸感以提升他们的情感体验。
四、结束语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虚拟现实技术等非常多的功能被应用于教育教学当中。但在传统教育模式向现代新的教育模式发展过程中, 人和技术之间的问题则凸显出来。情感对人的学习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尤其在教育活动中, 良好的情感活动有助于提高学习者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 在教育过程中学习者在掌握知识技能之外还应该强调情感教育。然而, 在虚拟实验当中对学习者进行情感补偿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涉及到很多的理论和技术问题, 因此, 对桌面虚拟实验的研究还有很多路要走。
摘要：桌面虚拟实验因其打破了传统实验教学时间空间的限制以及弥补了一些危险的或当前真实实验条件不足的问题, 为实验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但是在完成一系列实验教学工作的同时, 学习者情感缺失问题也广泛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首先对桌面虚拟试验的发展做了简单的介绍, 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讨论了桌面虚拟实验中学习者情感缺失的问题, 最后提出了一些弥补情感缺失的策略。
关键词：桌面虚拟实验,情感缺失,情感补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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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补偿 篇5
十八大报告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即 “新四化”道路。”其中, 工业化、信息化及农业现代化是从三大产业角度出发提出的, 而新型城镇化独树一帜, 可见其重要性。李克强也在多次讲话和会议中提出新型城镇化道路, 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发展还很不平衡, 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 差距就是潜力, 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图1显示的是2002到2012年这十年城镇化率的变化, 可见城镇化已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城镇化背景下, 由于城市建设及整合规划的需要, 使得农民的农用土地以及农村居住地被迫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农民失去土地后, 一方面丧失土地保障, 成为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又没有城市居民的福利保障及工资待遇, 成为一类处于尴尬境地的特殊群体。按照 “十二五”规划, 我国城镇化速度每年增0.8个百分点, 意味着每年将有1100万人口进入城市。据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指出, 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达到5450万亩。按照人均耕地不足0.7亩算, 每征用1亩地意味着1.43个人失去土地, 也就是说到2030年我国失去土地的农民将达到1.12亿。有效的安置这一数额庞大的群体, 保障他们在生活及心理上真正融入城市, 这对于社会稳定及新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
农民失去土地后, 由于劳动能力弱, 文化水平低, 思想观念较为落后, 城市融入效果并不理想, 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后成为 “无地、无业、无保障”的新3无群体。虽然由政府主导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地以不同程度和形式展开, 取得一些成效。但是, 由于政府公共性的缺失, 导致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法律监管力度不够、土地补偿机制漏洞百出等现象的产生。失地农民失去土地保障后, 基本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
二、基本概念界定
1.失地农民
陈绍军认为失地农民是指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 由于政府土地征收行为导致的土地全部被征用或征地后人均实有耕地不足一定数量的农民。
黄建伟把失地农民定义为一类法律主体, 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 失地农民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土地上包括的财产权利、就业权利以及基本生活保障权利。因此, 在界定失地农民的概念时, 认为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如图2所示, 从第一到第四象限分别指主动的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主动的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被动的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及被动的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广义上的失地农民即指包括四个象限的失地农民法律主体, 即主动或被动失去所有或部分土地的农民;中义的指包括两个或三个象限的失地农民法律主体;狭义的即指只包括一个象限的失地农民法律主体。
本文中指的失地农民主要是指被动的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 即第四象限所表示的失地农民法律主体。“被动”表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以及没有从心理角度完全接受征地的农民, 是由于国家、机构或个人的需要,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农民被迫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其他衍生权。与主动城市化的农村迁移劳动力相比, 当前失地农民基本上属于被动城市化的群体, 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非自愿性、彻底性和不可逆性。〔1〕“完全”即指身份发生根本性转变, 完全丧失土地保障以及土地所包含的一切权利, 并且在今后的劳动中, 与之前自身所拥有的土地资源完全脱离, 其生活状态也被迫随之发生很大改变。这类被动的完全丧失土地资源的失地农民, 最具有代表性, 对其合理有效的补偿安置十分必要。
2.政府公共性
当前, 我国面临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问题, 致使公共性理论及政府公共性研究随之兴起。
公共性起源于古希腊词汇 “Pubes” 或 “Ma-turity”, 意指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 在古希腊政治社会里与早期明主相关联。〔2〕它的一般含义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属性, 是在人的利己性与利他性的整合中形成的人类生存的共和性, 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依性。在这个过程中, 人既不断为生存创造条件, 又不断实现自身价值和提升自我, 推动社会发展。〔3〕政府公共性是指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组织, 对在现实中由于人与人、人与组织的互动所构成的公共事务的认知所形成的、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理念。〔4〕其在本质上即表现为一种公共精神, 一条维护公共利益至上性的群体价值判断标准。〔5〕黑龙江大学教军章教授在其 《政府公共性的责任解读》一文中提到, 政府公共性及其实现应该是我们试图解决 “集体行动困境”最常规的方式之一。政府公共性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 在实际工作中, 政府公共性主要是体现在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以及提供公共物品这3个方面。
对于失地农民补偿安置问题, 政府公共性不可或缺。因为耕种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重要的经济来源途径, 而失去土地就意味着丧失了这样一种天然的保障。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者以及公权的执行者, 必须发挥好公共性特征, 为失地农民提供合理的补偿安置措施, 保障其在城镇化过程中基本生存权不会受到侵害, 并且应该共享城镇化带来的积极成果。
三、失地农民补偿安置制度政府公共性缺失表现
1.补偿安置制度设计不合理
(1) 补偿标准低, 无法可持续保障失地农民基本生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及国务院[2004]28号文件规定, “失地农民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征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至30倍, 安置费为4到6倍。”由于农业收入受气候影响比较大, 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单纯的以前3年平均产值为标准有失公平性, 且此补偿费用远远小于农民进城生活的成本。如果1 亩水稻年均产值大约3000元, 乘上 《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最高倍数 (30倍) , 失地补偿也不过每亩9万元。但是对于之前完全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来说, 由于自身能力限制以及社会排斥等原因, 失去土地后生活来源受阻, 将面临长期的生活困难。另外, 国家重点项目补偿标准也比较低。
(2) 补偿项目设计不合理。目前, 我国大部分地区采取的失地农民补偿方式主要是一次性现金补偿, 难以维持失地农民生活的可持续性。表1来源于2012年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以武汉市中心城区和远城区的失地农民为总体的调查数据。此次调查发放问卷1200余份, 回收有效问卷997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90%。从表1可见, 采取一次性补偿金方式的占比重达到94.46%, 但失地农民中期望此种补偿方式只有66.09%, 对就业安置及土地分红的期望也比较高, 分别为61.96%和50.45%, 然而实际上, 获得这两中补偿方式的人数只达到2.92%和14.80%。因为对于失地农民来说, 相对于一次性现金补偿, 就业安置和土地分红具有长期的受益性, 受到更大的欢迎。然而, 对于土地分红制度, 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目前并没有对此明文规定, 没能提供失地农民此项权利。另外, 由政府组织开展的失地农民技能培训不到位。由于监督不够以及信息不对称, 部分劳动机构只做表面工程, 应付上级, 缺乏跟踪和反馈。使得技能培训和就业促进没能达到应有效果, 失地农民就业依然面临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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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欠缺
失地农民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产物, 在城镇化过程中, 他们失去以往的土地保障, 同时由于知识文化水平以及劳动技能有限, 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工作, 其生活保障应该由政府承担责任。
目前,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呈现城乡二元化状态, 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差距比较大。例如, 就医疗保障而言, 农村居民实行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 而城市中采用的是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险的缴费办法、报销方式及管理机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性的存在, 导致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 心理上产生落差感, 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这与新城镇化的内涵是相背离的。
从调查数据表1中可以看出, 就武汉市失地农民调研对象来看, 只有半数的失地农民得到了社保安置, 然而对期望得到社保安置失地农民的比例达到78.30%, 可见社保安置力度远远不够。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政府户籍改革力度不够, 有很大一部分失地农民依然还是农村户口, 如表1中调研对象只有16.62% 的失地农民获得城市户口, 83.38%的失地农民依然是农村户口。户籍差异, 必然导致失地农民很难享受城市的保障及福利。且即使是转为城市户口的失地农民, 由于制度跟进效率不够, 失地农民的保障依然没有纳入城市居民保障之中, 其得到的保障水平相当低。二是政府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投入不够, 重短期收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的现象存在, 且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项目单一, 只能保基本生活, 没有考虑其发展需求。三是缺乏社会保障精算基础, 很多地区的保费是根据土地补偿金的一定比例缴纳, 随意性比较大。另外, 由于失地农民社保基金一般由县 (区) 政府管理, 但对于保障基金如何运营管理和监督, 各地没有明确的成文规定, 制度漏洞大, 影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性。
3.相关法律制度滞后
当前, 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政策主要由3部分组成:一是国务院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如 《国务院过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的通知》。二是国务院职能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如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三是地方政府根据当地情况及实际需要制定的一些地方性文件, 如 《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法》。由于上述文件都属于政策性规定, 不是法律性条文, 强制性和权威性都不及法律。这就导致了在实际安置补偿过程中, 存在侵犯失地农民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依照有关规定, 对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费应该占到土地收益总额的68.6%, 但实际上农民只得到5%~10%, 村集体得到25%~30%, 村以上政府及部门确得到了60%~70%。〔6〕可见, 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很难保证公平合理性, 再加上信息不对称及政府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四、失地农民补偿安置制度政府公共性缺失的原因分析
1.政府盲目追求城镇化率
目前, 各级政府对新一轮城镇化进程干劲十足, 但是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偏差。
新城镇化道路应该是一条稳定和谐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虽然城镇化率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是对城镇化率的盲目崇拜, 无疑将导致比GDP崇拜更为严重的恶果。在城镇化过程中, 必须考虑中国现实国情, 即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民人口众多。即使当前拥有超过50%的城镇化率, 但是农业人口依然有6.7亿人。相比, 同一城镇化率的英国、巴西, 其农业人口仅1300万人和4500万人。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 不是剥削农民、铲除农业、消灭农村, 而是富裕农民、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实现 “美丽乡村”建设。盲目追求城镇化, 城镇人口增长了, 城市面积扩大了, 但是被城镇化的失地农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 处于一种 “半城镇化”的状态, 相应的住房、就业、养老、医疗等无合理保障。这样的城镇化只不过是空壳和表象, 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2.政府利用行政职权寻租
由于我国土地产权不明晰以及土地征收补偿机制不完善, 导致在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政府利用职权之便, 在征地过程中, 获得高额 “租金”。这种寻租收入主要来源于两种途径:一是 “土地置换”。低价征地, 高价卖地, 从中获取高额利差。二是税费收入。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借征地和出让之际, 征收名目繁多的税目, 如征地管理费、耕地占用费等, 以增加财政收入。这种寻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 “土地征占越多, 政府利益越大, 部门福利越好”的现象。且在涉及土地利益的博弈中, 各个相关主体遇到权利时就相互争夺;遇到责任时, 则互相推诿, 无人负责。失地农民作为弱势群体, 往往在各方权益之争时成为牺牲品。〔7〕就是在这样一种寻租利益的推动下, 地方政府违法征地、强制征地、过度征地的现象持续上演, 产生大量失地农民, 其中还有一批是非必要性失地的农民, 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受到侵害, 失去土地进入城市, 但没有得到城市生活的待遇。对于政府的利益寻租以及公共性的缺失, 他们缺乏反抗的机会和能力。
3.政府职能越位
当前, 我国的征地程序分为征地批准程序和征地补偿程序。以大型建设项目为例, 征地批准程序为:第一, 建设项目得到国务院或者省政府批准;第二, 建设单位向市、县政府地政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第三, 市、县政府地政部门审查后拟订征收土地等方案;第四, 经市、县政府同意后逐级上报;第五, 征收土地等方案依法由国务院或者省政府批准。征地补偿程序为:第一, 市、县政府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发布征地公告, 公告内容包括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第二, 被征地所有权人及使用权人携带相关证件按照公告指定的政府地政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第三, 市、县政府地政部门会同有关单位拟定征地补偿方案;第四, 市、县政府确定征地补偿方案;第五, 县级以上市政部门实施征地补偿方案;第六, 被征地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期限交付土地。从此征地程序中可以看出, 整个过程主要是建设单位和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 而农民并没有发挥主动权的余地, 只能被动的 “被公告”, 而不是作为利益相关方而参与到征地过程, 进行诸如征地许可、补偿标准、安置办法、征地时间等方面的参与协商。原有的土地使用者和最终土地获得者没有直接的谈判和交易, 土地最终获得者只需与国土部门及地方政府协商, 不需要考虑失地农民的需求。可见, 从征地到公地的全过程中, 政府完全垄断着农村集体土地, 这是政府职能的越位, 造成补偿主体间信息不对称。〔8〕且上级部门颁布的征地补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规章制度及文件政策, 无法顺利落实下去, 存在滥用政府的权力和信任违法征收土地的现象, 并对失地农民进行最简单的、无法持久的安置或未能建立相应的基本保障措施, 侵犯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9〕
五、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安置制度政府公共性缺失的防治
1.强化政府公共意识, 打造 “服务型政府”
目前, 我国正处于从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时期。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在征地过程中, 政府、村集体和农民等相关主体中, 农民的力量最薄弱, 缺乏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村委会主要也听从上级政府的指示, 宁愿牺牲村民利益也要对上级政府负责。最有力量承担起保障农民权益的是政府, 因此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发挥好服务型政府的作用, 转变观念和行为, 积极维护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10〕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要避免自利性心理的存在, 不能以获得寻租利益为目的而侵害到农民的利益。政府作为国家的性质机关, 代表广大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其本身就应该是一种服务性的机构, 要忠于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其二, 不能盲目追求GDP的增长和城镇化率的提高。使用GDP和城镇化率这样的概念是为了衡量经济增长以及城市现代化水平, 它们只是个衡量指标, 并不是一切工作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三, 提供公共服务, 提高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面临就业、养老、医疗及子女教育等问题, 如果解决不好必然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应该对此发挥公共性, 为其提供恰当的公共产品, 包括各种保障制度、公共福利设施以及就业培训等内容。
2.完善监督机制, 惩治政府部门的自利性行为
对地方政府、地政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监督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从征地程序及补偿程序中可见, 他们与农民失去土地后的赔偿及安置密切相关。如果其中出现贪污腐败现象, 那么对于力量薄弱的失地农民来说, 他们很难与政府相抗衡, 无法维护自身权利。这里就必须有一个力量强大的监督体制, 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 有效的避免侵害农民的事情发生。且一旦发现政府寻租倾向产生要及时制止, 杜绝非法行为的产生。
2011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部署, 切实加强对征地拆迁政策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行为。通知强调, 要督促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畅通被征地拆迁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的渠道,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妥善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紧紧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开展征地拆迁。要督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 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防止矛盾纠纷积累激化。要及时总结依法拆迁、 “阳光”拆迁、和谐拆迁的好经验、好做法, 组织力量进行宣传报道;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突发性事件, 依法妥善处置,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虽然, 我国一直积极制定和完善监督机制, 但是由于体制与国情特点, 我国的监督机制经常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 这种弊端对于各项工作都是很不利的, 必须积极探索解决措施, 完善披露机制和内部透明化, 保障政府机构的廉洁性和公共性, 为实现广大失地农民的利益服务。
3.健全法律法规, 政府依法征地、补偿及安置
由于法律特有的强制性和权威性, 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可以发挥很大的效用。在征地过程中也是如此, 有效的法律规范和导向, 可以使得政府在征地、补偿及安置中必须按照规定来办事, 减少侵害失地农民权益的事件发生。然而, 目前, 我国保障失地农民的法律是缺乏的, 只有几个政策性的文件对原则性的事项进行规定, 缺少具体的、详细的法律条文规范。这使得近些年来, 许多地方接连发生因征地协商不妥的恶性事件。对于此类事件, 法律规定的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中规定, “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进行协调;协调解决不成的, 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解决”。二是通过法律诉讼。而我国没有 《征用土地法》, 《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对土地征用补偿的内容不完备, 在实际的司法裁定中, 很多案件的审理只能自行裁定。因此, 亟需制定和健全关于征地补偿和安置方面的法律法规, 把土地征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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