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缺失（共12篇）
制度缺失 篇1
一、西部实施生态补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法律的视角看,所谓生态补偿是指为了恢复、维持和增强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国家对导致生态功能减损的自然资源开发或利用者收费(税)以及国家或生态受益者对以改善、维持或增强生态服务功能为目的而做出特别牺牲者给予经济和非经济形式的补偿。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利用宏观调控管理政策和法律手段调整相关主体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促进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实现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重要制度和手段。显然,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维持和增强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这个目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不但要对已有的生态之债进行偿还,也要对恢复后的生态功能进行维持。
我国西部地区海拔高,地貌特征复杂;土地资源丰富,再生资源潜力巨大;非再生资源总量丰富,品种齐全;气候类型多样,又是我国大江大河的发源之地,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随着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的进行,我国西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问题与潜在的危机。虽然具有生态补偿意义的生态工程相继启动,但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制度,很难有效解决西部地区生态的特殊问题。所以,在我国西部地区实施特定的生态补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或缓解相应的矛盾,达到开发与保护的有序与平衡。生态补偿法律关系涉及两个主体:一个是补偿实施主体,一个是补偿接受主体。对于负外部性行为,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和接受主体分别是导致生态功能减损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和生态功能减损区域及国家,对于正外部性行为,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是国家或生态服务功能受益者。对于负外部性行为的补偿依据是导致了生态功能的减损,对于正外部性行为的补偿依据是有目的地改善、维持或增强了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主要以经济(如金钱、实物等)和非经济(如技术、兴办企业、劳动力安置等)形式补偿。[1] “恢复、维持和增强”作为生态补偿的目的在我国西部也显得尤为重要。
1.我国西部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与不可恢复性。
据勘察显示,我国西部地区虽然是全球环境资源丰富的地区之一,但也是最脆弱的地区。西部地区的土壤、地质、气候生态具有不稳定性,同时西部的生态环境敏感性对人类活动具有快速反应的特性,直接反映了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其脆弱性与不稳定性决定了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难以恢复与不可再生性,[2]西部的生态环境一旦破坏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2.我国西部生态所面临的问题日趋严峻。
首先,西部的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漠化不断扩大。20世纪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万平方千米,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3。同时,沙漠化土地与潜在沙漠化土地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18%,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已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次,西部草场退化严重,森林资源减少。由于自然条件严酷以及严重超放牧导致了西部地区草原退化与沙化;森林储备虽然巨大,但开发单一,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最后,人类的经济活动加剧了对西部生态环境的破坏。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伴随人口的增长、旅游资源的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强度必将超速,这些都将给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冲击和巨大的压力。
二、西部生态补偿制度的缺失
1.国家立法体系上的缺陷。
我国还没有“环境基本法”,而《环境保护法》又非常明显的轻视生态保护问题。由于当时的立法背景,《环境保护法》偏重于污染防治,只规定了对排污行为所产生的负外部经济进行收费,而没有考虑对生态保护行为所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补偿。其他诸如自然资源保护的单行法对生态保护的力度也明显不够。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保护法律中资源有偿使用原则未体现资源生态效益价值,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主体应承担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未作规定以及资源保护法律的有些规定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新刑法虽然将环境犯罪独立出来进行规定,但生态保护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贯彻始终。有些罪名注重保护的是人身和财产,对生态利益的损失没有纳入考虑的范围(《刑法》第338 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若没有人身伤亡和财产重大损失,即使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也不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3]这与该罪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包括清洁、舒适的环境权益和合理开发利用的环境资源保护权益等相违背。还有一些罪名如盗伐、滥伐林木罪等环境犯罪的规定也有类似的问题。
2.西部地方法律法规对生态补偿规定的相对模糊。
与西部生态环境紧密相关的地方立法,在本地区生态补偿方面的规定同样显得相对模糊,缺乏应有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很多条例只规定了什么情况下应当予以补偿,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的补偿金额与方式。同时,基于西部地区的生态的脆弱性与难以修复性,对于西部生态补偿主体的要求必须严格控制,凡是对于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主体都必须纳入生态补偿的范畴之内,即使是国家和集体实施的出于公众利益但属于外部不经济性行为,也应对相应的受损群体进行补偿,但在西部地方的条例中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有些地方为了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用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建厂,但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时候往往忽视了生态效益的损失。显然,这种生态补偿立法的缺憾,导致了在西部生态补偿实现过程中的空白,尤其是在负外部性行为的处理中,容易因为人为因素而影响环境的公平。
3.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标准过低,难以起到“恢复、维持和增强”的效果。
西部生态补偿采取全国“一刀切”的政策设计,导致西部地区的生态补偿经常是“低补偿”甚至出现“踩空”现象。中央政府在森林资源保护和恢复以及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保护区建设、公益林补偿等方面投入了部分资金,但是在上述资金中,只有公益林补偿基金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补偿资金,并执行全国统一标准(75元/Km2 ),其余的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工程建设国拨资金中有一小部分作为生态补偿支付给相应农户。同时,这些补偿还没有考虑西部地区高成本的因素。[4]
从西部地区森林面积、蓄积在全国中的比例和西部的生态地位来看,应该扩大补偿面积,提高补偿的标准。又如我国三江源地区,源区退耕还草(林) 补助的标准是参照青海省历来草原建设资金按户投入的方式,源区地处偏远,运距长、成本高、花费大。以目前补助标准只能修建低档次的房屋,而且以户补助造成人为的不公平现象。同时,源区高寒缺氧,不少地方土层薄、降水少,植被生长期短、修复期长,草场禁牧五年效果不明显。另外,就西部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投资成本方面来看,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应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再次,由于西部地区交通不便,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比较恶劣,生活、工作成本都高于其他地方,西部的生态补偿的投入理应高于全国其它地区。
4.补偿方式的局限性导致部分公民财产权与发展权的受损。
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补偿方式以货币补偿为主,以一些项目工程为表现形式(退耕还林、天保工程),与这些工程配套的补偿政策通常固定为5-8年,在此期间对相应主体发放固定金额的补偿金。这种补偿方式缺乏稳定性,时限一过受偿主体就很难得到生活保障,而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资源也已另有归属,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大江大河源区经常发生。在三江源地区,为了保护环境,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生态环境价值减损,政府对源区林木所有人的林木所有权进行限制,不能随意砍伐甚至不能砍伐,这对财产所有人构成一种直接的经济损失。同时,政府通过公用征收等方式来进行生态维护,必将给当地居民带来发展权的限制。[5]对国家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这些区域,其发展权的受限应由国家、开发地区、受益企业和个人给以多方面长效性的生态补偿。如果继续按照统一的标准,以固定的模式进行西部地区的生态补偿,受偿体(大多数为农牧民)在补偿届满后,由于没有相应的技术扶持,难以在社会找到立足点,很容易重操旧业,对环境造成新一轮的破坏,或者加剧西部地区的贫困程度。
三、重构西部生态补偿制度的政策建议
1.出台“环境基本法”或环境法典。
生态补偿立法的缺失是限制和阻碍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应尽快出台环境基本法或环境法典,建立权威、高效、规范的管理机制,促进生态补偿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并以此将补偿的对象、范围、方式、标准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仅就生态补偿而言,应当建立以下原则:第一,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原则。第二,生态补偿的公平原则。第三,生态补偿中的代际公平原则。第四,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相结合的原则。第五,可持续发展原则。
2.加强西部地区横向生态补偿力度,完善省际之间的投资转移机制。
我国生态环境补偿渠道主要有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基金两种,其中财政转移支付是最主要的生态补偿资金来源。但这种完全由中央政府买单的方式显然与“受益者付费”的原则不协调,不仅没有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而且使许多地方产生了依赖思想。我国西部地区提供的生态环境公共物品和服务对中、东部地区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性,所以,要对中、东部地区生态环境受益部分进行货币计量,使受益方对实际受益进行支付,从GDP 中拿出一定的比例用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援助。通过补偿,可以减缓我国西部地区因贫困和生存压力而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活动,从资金上支持和保证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为我国西部居民提供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评估体系,对于接受西部生态利益的中、东部省份采取统一的衡量标准,通过税收与财政分流等方式,采取相应的经济和非经济形式,以省际之间的横向补偿弥补来加强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补偿的力度,达到一种共赢的局面。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来加强省际之间的生态补偿力度:一是对下游用水地区增加征收水费,使下游用水地区从上游地区生态保护治理所获得的转移性收益再返回于我国西部土地退化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二是对下游地区的投资者或生产者征收上游资源维护费。付出适当的上游资源维护费等于是一种远程投资,上游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的改善可以大幅度减少防洪治水开支,从长远看,这将是有双赢性质的投资。三是在下游开征生态税。近年来,西方各国陆续开征了各种生态税种,不少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生态税制,将税收用于环境保护,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创新西部特有的生态补偿方式,提供长效的补偿机制。
第一,政策补偿,“给政策,也是一种补偿”。第二,项目补偿,政府和补偿者为西部地区受补偿者提供项目,将补偿资金转化成为技术项目和产品。第三,培训与技术补偿,对西部地区受补偿者无偿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提高其生产技能和管理组织水平,使他们掌握更多的生存本领。第四,共同开发补偿,共同开发是指生态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共同开发经营由受偿者保护的生态资源,基于生态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生态补偿制度将受偿体的利益纳入实体的利益之中,以实现西部的可持续发展。第五,道德补偿,道德补偿是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理念的教育和树立在公民心中的道德要求。保护生态环境、补偿生态资源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法律仅仅是手段,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使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者进行自觉补偿才是目的。
4.确立清晰的产权补偿关系,保障西部公民的基本权利。
通过完善生态补偿的手段,可以很好地解决西部公民的环境权、生存权与发展权之间的矛盾。但是在我国西部的生态补偿过程中经常出现这三种权利“撞车”的尴尬局面。由于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与善后政策,我国的生态补偿很难走上协调国家所有权与个体所有权、经济权益与环境权益、个体权益和社会权益之间的道路。也只有根据中国各地的现实情况,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设计人性的生态补偿制度,才能及时、合理、合法地解决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例如在我国西部地区实施的退耕还林(草)的过程中,对于农户在退耕还林(草)中所形成的产权,不仅包括对林草的所有权,而且林草的依法转让、出租、入股经营、抵押和收益等权利也应当予以补偿估算并考虑划入补偿范围。[6]所以在补偿的内容上应参考西部公民的利益和意愿,对“还二、还三甚至更多”的产权进行适当的补偿。建立起农户对退耕地林草的排他性产权,可以实现林草资源的长期最优配置,可以使西部农户对生态补偿做出合理的预期和正确的成本估算,可以使农户在制度化的经济利益刺激下,使西部生态逐步改善。确定并尊重西部公民的生态效益产权是一个西部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前提条件,也是明确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关系主体责、权、利的关键性因素。因此,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就必须明确自然产权关系,只有用法律的形式确认生态补偿区域居民的经营权、收益权,才能更好地调动区域内居民进行生态环境管护的积极性。
摘要：西部的生态保护对我国乃至亚洲均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西部地区的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缺失,生态补偿问题已成为影响西部地区生态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只有结合西部地区生态的特殊性、现状与社会构成,分析西部地区生态补偿面临的制度性困境,才能从制度重构的视角探寻符合西部地区现实情况的生态补偿之路。
关键词：西部地区,生态补偿,补偿制度
参考文献
[1]李爱年,刘旭芳.对我国生态补偿的立法构想[J].生态环境,2006(15).
[2]康慕谊.西部生态建设与生态补偿[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
[3]张建伟.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9).
[4]王景升.生态补偿问题以及对策[J].林业资源管理,2007(12).
[5]王作全.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胡晓红.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创新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制度缺失 篇2
诚信处于伦理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摩擦中，诚信缺失已成为中国保险业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目前中国保险业诚信缺失体现于保险供给者、中介者及消费者，保险诚信缺失的根源在于制度的缺陷，使保险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行为难以有效的保证和扩展。诚信缺失的影响及诚信的意义，说明应该建立、健全诚信制度。为保证保险业持续、健康地发展，应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健全的诚信法律制度；培育诚信理念，构建保险业的诚信文化；健全保险监管机制，推行违信惩罚制度，增大失信的成本；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行业自律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快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
诚信概念源于道德伦理领域，又在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中不断丰富和扩展，成为经济范畴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道德伦理准则，是对行为的规范要求，是内在诚实品德与外在不欺诈行为的统一。而按照经济学的视角，诚信作为经济主体间交往行为的规则及制度，既是道德规范的选择，又是一种经济利益的选择。诚信是经济主体间在长期博弈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规则，它内化为市场交易准则和秩序，外化为法律法规等制度。在保险业的发展中，诚信处于伦理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摩擦中，诚信缺失已成为中国保险业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一、中国保险业的诚信缺失及其根源分析
在保险活动中，保险双方的任何一方有违诚实信用的举动，都会导致保险交易受阻，进而影响保险服务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目前，中国保险业的诚信缺失不仅体现于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关系人，还体现于保险中介人。
1．保险供给者的诚信缺失。保险供给者即保险市场上提供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由于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缺乏及保险业务的专业性强，使保险消费者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难以了解保险公司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情况，如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偿付能力及发展状况、参加保险后能够获得的保障程度等，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及保险代理人的介绍做出判断，客观上为保险公司的失信行为创造了条件；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中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及时履行甚至拒不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义务，使一些保险消费者丧失了对保险公司的信任；一些保险公司违规经营，支付过高的手续费、给回扣、采用过低费率等恶性竞争行为，损害了保险公司的社会声誉；对保险代理人的选择、培训及管理不严，有一些保险公司误导甚至唆使保险代理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严重危害了保险公司的形象；向保险监管机关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等。
2．保险中介者的诚信缺失。保险中介者包括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等。保险中介者的诚信缺失主要表现为以下行为：在其业务中期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阻碍或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由于目前我国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的人数量众多、规模庞大，业务素质及道德水准参差不齐，保险中介者的诚信缺失较多地表现为保险代理人的诚信缺失。不少保险代理人在获得更多代理手续费的利益驱动下，片面夸大保险产品的增值功能，许诺虚假的高回报率，回避说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甚至误导投保人，给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经济损失，引起保险消费者的普遍不满。
3．保险消费者的诚信缺失。保险消费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其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投保时和索赔时：一些投保人在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使保险公司难以根据投保标的的风险状况确定是否承保、应该以什么样的条件承保；有些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或者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伪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或者指使、唆使、收买他人提供虚假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有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甚至人为制造保险事故，故意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及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事故，增大了保险标的及社会财富的损害，增加了保险人理赔的成本。
中国保险业诚信缺失的根源在于制度的缺陷，使保险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行为难以有效的保证和扩展：
1．产权制度的不明晰以及软约束，使保险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增大。合理的产权制度是正常的信用关系的制度基础。产权过分集中于国家，经济利益不完全与企业经营绩效挂钩，缺乏激励机制，就容易导致短期行为。从理论上讲，诚信状况往往与长期利益成正比，与短期利益成反比。一个考虑长远利益的人比一个考虑短期利益的人更容易诚实，更愿意维护信用。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行为者通常会从长远利益出发诺守诚信。保险公司的产权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性前提，决定着保险公司的经营目的和与社会经济各方的关系，影响到保险公司的行为方式。“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我国的保险公司(特别是在保险市场上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产权不明晰以及软约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因而保险公司不考虑长远利益，不考虑信用效应，出现追逐短期利益的短期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事实上，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在保险一方不守信的情况下，一方受损，另一方获得利益最大化，使总体利益趋于小化；在保险双方都不诚实守信的情况下，双方均难以获利。即产权制度的不明晰以及软约束，会使保险行为主体产生追逐短期利益的心理，陷入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导致诚信行为在质与量上的差异。
2．保险供给者及保险中介者的管理制度不健全，使保险公司员工及保险代理人的诚信行为具有不完全控制性。保险公司的业务运作是保险公司的内部员工及保险代理人行为集合的结果，员工及代理人的忠诚度、能力及协作精神是保险公司诚信状况的基础，当员工及代理人的诚信状况失控超过一定的范围和度，就会影响保险公司的整合状况，弱化保险公司的诚信能力。又由于对保险代理人的管理制度不完善，上岗要求不够严格，持证上岗制度实行的时间短，保险代理人总体素质偏低，保险公司难以完全控制保险代理人的不诚信行为。
3．国家信用管理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导致诚信的保障机制、惩罚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缺乏。在一个具有良好信用的社会中，不守信用将付出代价；而在一个不守信用的社会中，守
信用者却将付出代价。从诚信的保障机制来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健全的国家，会从制度上保证诚实守信的合法权益，诚信的人会获得更多的交易和赢利机会。在目前中国的保险市场上，由于国家信用管理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信用的保证主要是基于人的伦理道德要求，当社会性与“经济人”人性的矛盾相冲突时，“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使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出现利己主义动机，产生违反诚信原则的道德风险，这也是保险领域产生诚信缺失的重要根源。在惩罚机制上，信用管理制度严格的国家，对于违背诚信的行为从法律上进行惩罚，并让其承担经济上较为严重的损失，使其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失信行为不仅无利可图，而且会丧失未来的交易机会，这就促使人们尽量维护自身的信誉度。而目前在中国，对违背诚信的行为惩罚机制不健全，法律上的惩罚规定尚不完善，经济上的惩罚力度不大，约束机制软化，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从人格、伦理上进行谴责，这就难以抑制失信行为的出现。在监督机制上，中国保险业的诚信监督主要体现为道德的自律以及有限的舆论监督，法律的强制约束性监督还不完善，失信行为的屡禁屡犯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保险业诚信缺失的影响以及诚信的意义
在保险活动中，诚实守信是对保险交易对方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尊重，诚信的缺失最终也会使失信者的利益遭到损失。保险活动中对诚信行为的道德选择结果，必然逻辑地体现其经济利益基础。可以说，不诚信就没有信誉，就没有保险业的长期持续发展。当保险业的诚信缺失升级为诚信危机时，保险双方就会彼此不信任或者需要用很多事实来证明对方是值得信任的，就会使保险交易成本大大增加，缩小保险交易的范围，使保险市场的行为主体难以正常地沟通和交往，使保险市场缺乏正常运行的基础。显然，诚信对中国保险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诚信是保险公司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信誉是企业的生命。保险产品是一种典型的无形产品，是以保险公司的信用向客户所做出的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承诺。因而，保险公司是否诚实、是否守信用，在保险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消费者只有在对保险公司信任的基础上才会投保，也只会向其认为有信用的保险公司投保，这样，保险公司的信誉度，就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保险公司只有诚信，才能为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诚信是保险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入世以后，保险机构(含保险公司、保险代理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公估公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诚信已成为保险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诚实守信的保险机构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保险机构之间的竞争，最终是信誉和品牌的竞争，而信誉和品牌是建立在保险机构的诚信基础上的，失去了诚信，就没有信誉和品牌可言，就难以赢得客户及在竞争中取胜，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未来长期发展的可能。保险机构良好的信用是其赢得市场的重要保证。只有树立诚信的形象，才能提升保险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保险机构只有以诚相待，具有遵守法律和市场规则、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等信用行为，才能增强竞争实力，为更广泛地进入市场、扩大交易创造条件。
3．诚信是保险市场活力的信心指数。保险市场上失信行为的扩大化以及诚信制度的缺位，会增加保险交易的风险，使保险行为主体对保险市场缺乏信心，阻碍保险交易向纵深发展，甚至使保险市场在较长时期处于低迷状态。可以说，保险市场疲软的原因在于诚信不足。一方面，保险公司、保险中介人的不诚信，影响到保险消费者对保险市场的信心；另一方面，被保险人及其关系人、保险代理人的违信行为，也损害了保险公司从事保险交易行为的信心。即失信行为的蔓延及造成的道德风险，会降低保险双方对保险市场的信心指数。
4．诚信有助于增强凝聚力，促进保险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一方面，信用是企业员工价值的重要体现，保险机构的诚信度高，该机构的员工就会充满自豪感、荣誉感，对企业的行为容易认同，与企业共命运的意识会增强，形成企业的凝聚力。同样，有全体员工的诚信，才会有保险机构的信誉度；另一方面，在保险活动中，由于保险双方有可能出现欺诈行为，使保险交易受阻，因而，保险双方的诚信有助于保险交易的实现。在市场经济中，诚信是市场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对保险市场行为主体具有道德意义和法律意义的游戏规则，只有在行为人遵守这一规则的前提下，才能保证竞争的有序进行，在保险供给与保险需求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及均衡，促进保险业的长期、持续发展。
5．保险经营活动的特殊性要求保险双方最大诚信。保险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一方面，保险人承保的风险是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而不是已经发生的风险，保险标的本身的风险乃至保险标的所处的环境都直接影响到风险发生的概率及损失程度，而且，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在保险人承保以后可能发生变化。保险标的通常处于被保险人的控制之下，保险人难以准确把握保险标的的真实状况及变化情况，但保险人的承保抉择以及赔付，却与保险标的的状况密切相关，显然，相对于被保险方，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另一方面，保险合同的专业性、技术性强、涉及的知识面广，投保人、被保险人乃至受益人难以准确地理解，相对于保险人，被保险方对保险条款的信息也是不充分的。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成本增大，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并直接损害保险合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只有最大限度地诚实守信，才能降低保险市场的交易成本，保证保险业的发展。
诚信缺失的影响以及诚信的意义，说明应该建立、健全诚信制度，以形成良好的信用秩序，增加保险交易活动的确定性和预期性，减少保险主体之间的摩擦，规范保险交易行为，降低保险交易成本，提高保险的经济效率，保证保险业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构建中国保险业诚信制度的思路
诚信制度是对诚信行为及其关系的规范和保证。这种制度安排既有正式制度，又有非正式制度。
1．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健全的诚信法律制度。保险市场主体在从事保险活动时，往
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丧失理性而违背诚信原则，因而依靠市场机制和道德约束难以确保保险双方的诚信行为，必须借助于制度的外在强制力——明晰的产权制度及健全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相应的产权制度，产权能够引导人们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明晰产权关系是规范经济行为主体的诚信行为的制度保证。在产权制度明晰的条件下，交易者的诚信行为有助于其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只有法律保障产权的明晰，才能真正奠定诚信的约束基础；只有通过法律约束，建立和完善诚信者的利益保障机制及失信者的惩罚机制，才能促使保险市场主体的行为更加规范、符合诚信的要求，才能保障保险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我们只有通过完善与诚信相关的法律制度，使当事人诚信行为的收益大于不诚实守信的收益，诚信的成本小于不诚信的成本。通过诚信法律制度的保障，在整个保险市场形成一种诚实守信的保险交往关系，使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只有规范保险行为，注重诚信形象，不断提高自己的信誉，才能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取得更大的收益；只要保险双方的任何一方有违反诚信的记录，在日后的保险活动中，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严重不守诚信者将被淘汰出局，使保险诚信制度真正建立在法制化的轨道上。可见，明晰的产权制度是维护诚信的前提，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维持诚信的保障。
2．培育诚信理念，构建保险业的诚信文化。诚信既是一种道德追求，又具有经济意义。在市场经济中，信用是一种财富，良好的信用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市场经济越发达，就越要求诚实信用。一个不诚信的企业或个人不可能发展。保险市场上的各种行为主体，都应该转变观念，重新认识企业利益、个人利益与诚信的关系，树立维护诚信行为的责任观。全社会(特别是保险公司)应高度重视诚信问题的教育与宣传，培育诚信理念，使诚实守信的伦理精神渗透到保险各方的意识中，为诚信行为创立思想基础。保险机构应将诚信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的、核心的、不可缺少的内容，确立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为诚信行为创造良好的行业风气。在保险公司的员工培训及对保险代理人的培训中，应重视诚信教育，增加诚信内容，使保险公司的员工及其代理人明了哪些行为属于违信行为，不诚信应承担哪些法律责任等。保险公司及其有关机构应利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及手段，宣传诚信对企业、个人发展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各种管理措施的采取和道德约束，强化诚信意识，崇尚诚信观念，使诚信成为保险双方当事人的自觉行为，并以拥有良好的诚信度及较高的信用等级来体现自身的价值。
3．健全保险监管机制，推行违信惩罚制度，增大失信的成本。在建立、健全诚信法律制度的同时，应加强对现行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促使保险行为主体遵守法律、法规。中国保监会作为保险市场的监管主体，代表政府实施监管职责，应通过监管加大执行力度，鼓励、引导诚信行为，并与司法机关配合，依法惩治失信行为，促进保险诚信制度的建立。我国在提高失信者的“失信成本”方面还缺乏力度，“失信成本”轻微，没有起到惩戒作用。因此，应从法律、道德约束等方面构建违信惩罚制度，并通过健全监管机制，使守信者得到保护，失信者受到惩罚，增大失信者的利益成本、道德成本乃至政治成本，使行为主体面对高额的“失信成本”，唯一理智的选择只能是诚信，以保障整个保险市场的有序运行。
4．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行业自律制度。行业协会是协调和平衡市场主体利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组织。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所有市场主体都处于行业
协会的管理之下，行业协会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对行业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违信者都会受到行业协会的排斥和处罚。我国的保险行业协会近几年做了大量工作，但对保险公司的约束力仍然不够。要在保险业构建诚信制度，就应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起保险行业的自律制度。
5．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快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应该对保险市场主体的资信状况进行科学、准确的信用风险评级，如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保险公司、保险中介人及投保人、被保险人的道德信用水平等进行综合评定，以确定信用等级。通过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及信息披露，促使保险市场主体始终诚实守信用，认真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义务。我国在建立信用评级制度时，要注意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实行的评级标准、技术等方面的对接，吸收国外先进的评级办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形成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制度。要把分散的反映保险机构和个人的诚信状况的资料和数据进行联网管理或整合，实现诚信信息的资源共享。可以考虑创立商业化的信用运作机制，设立信用记录公司，尽可能对保险市场上参加保险活动的所有人的诚信状况进行调查登记，将记录资料输入电脑数据库，并一直跟踪调查客户的信用变化情况，并通过互联网络，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有偿的在线服务。在保险机构需要调查某一位保险客户的诚信状况时，或者在保险消费者调查某一个保险公司或保险中介人的信用时，向信用记录公司购买信用记录资料。这种新型的信用机制，能够区分和评判保险行为主体的信用状况，将有不良信用记录者列入“黑名单”，把失信者缺乏诚信的形象公诸于众，既使保险消费者能够选择有良好诚信记录的保险公司及保险代理人，又使保险公司更便于审核投保人、被保险人。
中国信用制度的缺失与建设 篇3
[关键词]诚信；市场经济；信用制度
一、中国信用制度的缺失
1.企业失信
在企业信用方面，主要表现在商品交易中的合同欺诈，例如近年来有些建筑开发商不严格执行售房合同或者在合同上“做手脚”；企业之间欠债严重，许多企业利用我国买方市场的局面和法制不健全，随意欠债，甚至有钱不还，恶意拖欠，造成全国范围内久治无效的“三角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长期拖欠银行大量贷款，以各种名义逃废银行债务，比如说企业在破产、分立、兼并、股份制改造、合作、租赁等花样繁多的改制之名的幌子下，逃废大量贷款债权；进口走私，出口骗税，这种反信用的行为也是一种构成经济犯罪的行为，给国内市场造成冲击，引发不平等竞争，损害各方利益，加剧经济秩序的混乱；非法交易，如贩卖毒品、拐卖人口，黑市交易等；商业信用工具的使用十分有限，进程缓慢。
2.政府失信
这样的例子也是频频可见。这反映出了部分基层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较普遍的信用缺失。市场经济中的信用不仅是企业信用，是交易双方的信用，更是政府的信用.政府信用的缺失，不仅会让民众处于绝境，而且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信用机制。政府利用手中权力不恰当地干预经济活动，“透支”政府信用；随意许诺，不信守承诺，出尔反尔，失信于民众；政府的制定缺乏科学性，随意性大，朝令夕改，使老百姓无所适从；滥用信用，以政府信用代替市场信用，为经济活动提供变相担保，扭曲市场机制，又使政府职能错位；地方保护与腐败现象更凸现政府的信用缺失；政治机制和政府官员选拔体制上的缺陷扭曲了市场信用，影响政府的信用。
3.个人失信
主要表现在信用观念淡薄，信用意识扭曲，各种失信的案件中都有个人违信的痕迹；个人信用水平低，信用消费能力有限，阻碍了信用交易方式的发展；大学生的诚信缺失相当普遍，如考试弄虚作假，学术抄袭成风，捏造个人简历；严重缺乏信用意识，骗贷逃贷，拖欠学费，随意违约。
二、中国信用制度的建设
1.大力加强信用道德的宣传与教育，提高全民的信用意识
长期以来，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比较重视信用（信誉）的，诚信看作是成业、修身、立政之本。但它仅仅是民间所崇尚的道德伦理，并未形成一种普遍的、浓厚的国民意识，更不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信用文化。也几乎没有经济学和法理学上的含义。而信用意识只有具有了经济学特别是法理学上的含义，形成为一种全民族的进步文化，才能在全社会牢固的树立。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信用理念的培养，以市场经济的城信特征为核心，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培养，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识，通过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大力宣传信用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对推进社会进步，维护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意义。
2.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当前社会信用意识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一个完整配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因此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迫在眉睫。首先应建立全国联网的企业信用档案和个人信用档案；二是建立科学公正的社会信用评估机构，任何人都可以向社会信用评估机构征询任何一个准备与之交易的企业或以何种方式交易；三是建立社会公示制度。法律制度不完善。从企业的方面的情况来看，信用供给与需求机制失衡。市场经济中，只要存在利益差别与对立，信用风险就必然存在，所不同的只是风险大小而已。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完善的法律是克服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手段
3.加强法制建设，切实保障社会信用秩序
重塑社会信用不仅需要强化诚信观念，加强道德建设，更要强化法制建设，通过法律手段整治社会信用。一是立法方面：立、改、廢多管齐下，以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首先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法，使信用建设有法可依。其次修改现行有关法法律，使其对信用建设更具有针对性。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增加交易透明度；对我国现行法律、规章进行清理，凡是与市场经济规则相抵触，与现行基本法律相冲突以及对相关领域信用建设不利的，要坚决废止。二是执法方面：各部门转变理念，严格执法，维护法制的权威和尊严。要认真解决执行难这一顽症，使法律真正起到惩罚失信者，警示欲违约者，保护守信者效果，维护法律尊严。
三、结语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当前，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逃骗偷税、商业欺诈、制假售假、非法集资等现象屡禁不止，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对于打击失信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群众权益，推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几年，一些部门和地区相继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总体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新的形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加强协调，确保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张桂香；我国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初探[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3年
[2]刘畅；关于我国个人信用征信制度的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3年
[3]蒋海波；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与信用评价方法研究[D]；暨南大学2004年
浅析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缺失 篇4
《婚姻法》的相关法条对无效婚姻的情形作出了“封闭式”的规定:
( 一) 重婚。《婚姻法》中规定, 有配偶者又与他人再结婚的行为属于重婚行为, 这是因为该行为人已经存在了一个婚姻法律关系, 再结婚就会又形成另一个婚姻关系, 从而构成重婚罪。重婚罪与我国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度相违背, 违反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因此自始无效。关于重婚罪, 我国《刑法》的相关法条中亦有严格的规定: “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道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都触犯了重婚罪, 要被处以2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婚罪触犯了刑法的相关规定, 因此也是无效的。
( 二) 直系血亲或者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为此出现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亦是无效的。直系血亲是指父母与子女, 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禁止结婚; 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是指同源于父母的兄弟姐妹之间, 同源于祖父母的堂兄弟姐妹或姑表兄弟姐妹之间和同源于外祖父母的表兄弟姐妹或者姨表兄弟姐妹之间以及处于不同辈分的叔伯舅姨和侄、甥之间的关系禁止结婚。为此一旦出现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之间结婚的行为, 婚姻是无效的。
( 三) 婚前患有医学中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 并且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是无效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播, 保障当事人的利益, 提高人口素质。但是关于哪些属于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 《婚姻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 四) 未达法定结婚年龄的。我国《婚姻法》规定了法定结婚年龄, 男22 周岁, 女20 周岁。如果一方属于未达法定结婚年龄的情形, 婚姻是无效的, 法律将不予认可。但是这种情形虽然没有严重的危害性, 但是由于缺少结婚的要件而被归为无效的行为, 如果出现结婚时未达法定结婚年龄, 但是婚后达到了的情形又该如何处理, 法律并没有作出相关的规定。
二、我国无效婚姻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
( 一) 无效婚姻的范围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无效婚姻的情形作了封闭式的规定, 但是其中未达法定结婚年龄和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尚未治愈的两种情形虽然也触犯了公共利益, 但毕竟这种危害比较小, 是可以弥补的, 为此可以从宽处理。但是法律并没有进行区分, 这是不足之处。当前世界各国的立法是向扩大可撤销婚姻情形, 缩小无效婚姻情形的趋势发展的。我国《婚姻法》关于此方面的处理办法还没有相关规定, 这给司法实践活动造成了阻碍。
( 二) 无效婚姻的认定机关
国外法律对于无效婚姻的认定机关明确的规定为法院, 但是我国《婚姻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有观点认为法院与婚姻登记部门相比更具有优越性, 应该由法院认定;有观点认为婚姻登记部门是管理婚姻登记工作的行政部门, 宣布婚姻无效应该由婚姻登记机关认定; 还有观点认为可以由当事人自由选择, 这就意味着婚姻登记部门和法院都有管理权。
( 三) 无效婚姻案件的审理程序
《婚姻法》中关于可撤销的婚姻的处理机关和审理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关于无效婚姻的情形的审理程序没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 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当事人如何称谓, 当事人的书面申请又该如何定义呢? 以及如果对当事人提出的无效婚姻效力确定之后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等问题如何处理呢? 现行的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 四) 婚姻被宣布无效之后的财产处理
《婚姻法》中关于婚姻被宣布无效之后的财产处理办法遵循当事人协商处理的, 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按照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进行判决的处理方式。但是我国《婚姻法》解释 ( 一) 中“对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所得按照共同共有处理”的规定与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是矛盾的。而且《婚姻法》的规定内容原本是为了照顾无过错一方的权益, 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没法保护无过错一方的权益, 反而是在放纵恶意当事人的行为, 是当初制定法律的初衷相违背。
( 五) 无效婚姻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关于婚姻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前提是离婚, 为此我国婚姻法只对合法有效的婚姻的损害赔偿制度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婚姻无效的情形下, 却没有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 这样仅仅起到了制裁恶意当事人的作用, 却忽视了保护善意当事人的权利。只有规定无效婚姻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扩大善意当事人的法律救济途径, 才能从肯本上遏制恶意当事人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梁继红.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缺失与完善[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08, 17 (3) :67-68.
[2]郭美荣.完善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探讨[J].民商法, 2010, 17 (7) :56-57.
[3]郝青.无效婚姻制度研究[J].民商法学, 2008, 18 (6) :55-57.
制度缺失 篇5
法院的民事审判，另一方面担心检察机关滥用这种监督权以致于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而特别规定将抗诉权掌握在上级检察院，而同级检察院只有提请的权力。这样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运用的后果是民行检察监督对一审监督过于宽松而效果甚徽，对二审监督过于严格而难以操作。
一、同级检察机关无抗诉权制度的缺失。
（一）、对一审生效的裁判的检察监督。
1、对一审生效的裁判抗诉对当事人不公平。《民诉法》第147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法院一审裁判的，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依照该规定当事人能够通过上诉引起二审实现上级法院的监督，足以保障了当事人的权益。在实践中绝大多数不服判决的当事人选择了上诉，但也有一些当事人因各种原因没有上诉，原因大致有当事人放弃上诉后又反悔的，有当事人因故没能在法定期间上诉的，有当事人不知道行使上诉权的等等，既然法律已经保障了权利而当事人放弃，再重新给他们获取再审的机会，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法律生效的判决，给因信赖法院生效判决的对方当事人也是不公平的，按照民法的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只要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和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当事人可以自愿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法院一审判决作出后，因在法定期间内不上诉而判决生效，可以认定是当事人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利，承认判决的结果，双方当事人就应当按照这个结果严格去履行，否则法院会依申请或职权而强制执行。
检察机关对生效的一审裁判的抗诉因没有时间的限制（一审生效后再审申诉期限为2年），这使一审判决即使生效也可能会因为抗诉在长期而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这对合理信赖法院生效判决的被申诉人是不公平的，也是与当今经济发展讲求效率不相符合的。
2、检察机关对一审生效裁判监督难有成效。在检察机关对一审生效判决的提请抗诉的实践中，尤其在基层检察院中，所遭遇的却是一种尴尬的地位，基层检察院对已生效确有错误的裁判只能提请和建议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这是一种不完整的监督权，在上级院提出抗诉后，绝大多数案件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基层院会受上级院指派参加再审法庭支持抗诉，这实际上造成了上级院监督权的不完整，而在实践中，针对一审生效裁判的监督就是在这种二级检察院都不完整的监督权下步履蹒跚的向前发展。
另一方面对一审生效裁判抗诉过程烦琐而复杂，一审生效后，当事人到检察院申诉，从一审同级的检察院经冗长的受理、立案、审查等等后决定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上级检察院又再次经过同样冗长的受理、立案、审查程序向二审法院提出抗诉，在二审法院裁定中止执行前均无法阻止生效判决的执行，无论一审生效的判决是否有错误，这个漫长的期限和再审结果的仍然难以预测在慢慢消耗检察机关的时间和监督的效果。
所以现行法律对一审生效裁判监督所制定的检察监督，起到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更多的好象是一种象征意义，昭示着各级检察机关都可以行使民事检察监督的权力，实践中绝大多数不服判决的当事人选择了上诉，基层检察院也办理不了多少提请抗诉的案件，所以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基层检察院的民行部门有空余时间发检察建议和介入国有资产流失领域，而市级以上检察院民行部门却很少有此举动。
（二）、对二审裁判的监督
与一审抗诉相比二审抗诉设计的又过于严格，二审判决是终审判决，对确有错误的二审裁判有服的当事人只能通过申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申诉可以对法院也可以对检察院，通过二审后不服的仍然很多，但大多数申诉人并不能获得再审的机会，最后当事人只能选择上访或者其它非正常途径寻求机会，造成各种不安定的社会因素。
为什么当事人在二审后不能获得上诉的机会，从民诉法的制定中猜测出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立法者认为案件经一审审查后又经二审审查后，即可以作出正确的结论。但我们在工作中面对的现实却是除了不可避免的失误外还有不容回避的审判领域内的腐败，从“大头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到“冤死不打官司”，这反映当事人心态的转变，从仅是对法官腐败无奈，转变为对法律的直接抵触，据笔者在基层工作的经验，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数量呈逐年大幅下降趋势，已受理的案件大多是离婚等非法院不能解决的诉讼案件。另一个可能是立法者认为即使法院一审、二审判决有错误，二审的终审判决可以维持经济秩序使当事人尽快回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当中。近年来高法的相关解释突出了法官完全中立、根据法律事实
判决、秩序和效率等这些价值观念，而实践中这些观念并不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法律观念，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普及到每一个当事人心中，这样就给那些玩弄法律的人（包括腐败的法官、无良的律师、恶意的当事人等）有了可乘之机，在法律没有具体制裁这些玩弄法律者的规定之前，公正这种最基本的民法价值的保障和效率秩序之间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最为艰难的选择。
通
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二审的检察监督是必须的，而且应当成为民行检察监督的重点，可是我们现行的二审检察监督是否与当事人的需求相符合呢？法律是这样规定和操作的：当事人不服二审的裁判向二审同级检察院申诉后，从二审同级的检察院经冗长的受理、立案、审查等等后决定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上级检察院又同样经过冗长的审查程序向二审法院的上级法院提出抗诉。这种制度听起来也没什么问题，但在实践操作中却困难重重，具体分析如下：一般来说，针对一个不服二审裁判的抗诉程序是这样的，市级检察院受理，向省级院提请抗诉，省级院向省高院提出抗诉。前面我们说过市级检察院要审查下级检察院提请抗诉的对一审生效裁判的案件，因为检察机关存在着上下级院领导关系，市级院要对下级院的工作进行领导，还要办理不服二审裁判提请抗诉案件。省院民行部门同样如此，形成了越是上级院民行部门办案任务越重的倒挂现象，这就是困扰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倒三角现象。试想，全省所有不服二审裁判的提请抗诉案件全部报送到省检察院审查，需要多大的人力和物力，在承担了领导下级院工作和办理不服省高院一审裁判提请抗诉案件的省检察院是否还能承受审查办理全省几十个地市检察院报送的不服二审裁判提请抗诉案件的重任呢？即使是省检察院民行部门竭尽所能完成这所有的工作，效率能否保证呢，显然不能，结果只能是重点办理那些社会影响大的，优先办理急需处理的案件，对大多数其它的错误裁判只能眼睁睁的让它错误执行，给社会留下越来越多的不安定隐患。
二、补救措施及解决的根本办法。
在现行法律规定下，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要克服困难真正体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改变现有的倒三角现象，省级检察机关民行部门可以作如下调整：成立民行办案中心，在省级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将全省民行检察人员集中起来使用，统一办理抗诉案件，中心可根据不同情况分为受理组、办案组、监督组等类似的机构，协调办案，提高效率，缓解上级院办案的压力。
上述的办法只是无法改变现有制度的一种权宜之计，其实制度缺失的根本原因是立法者担心检察机关会滥用抗诉权而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后，最终裁判仍然在法院，检察机关只是启动了再审的程序，就如同立法者相信法院最终可以作出正确的裁判一样，立法者也应当相信检察机关在监督中会正确运用监督权。因此缺失的制度最有效解决办法是改变制度，具体而言应对法律规定作如下修改：
1对一审生效判决抗诉的修改。（1）取消基层院一审生效判决的检察监督，对一审检察监督没有必要经过二级检察院相同的审查，实施这种既浪费时间又无甚效果的制度不如在法律上作如下改变：在一审裁判送达时告知放弃上诉权的后果，让当事人充分了解自己的权利以及不行使或不及时行使时应当承担的后果。（2）赋予一审同级检察院向一审法院抗诉的权利但严格限制适用的范围，改现有的“确有错误”的审查标准为“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和侵害国家、集体及他人合法权益”。把民法中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和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有机的结合起来，体现法律在民法领域最小干涉的精神。
制度缺失 篇6
事实上，早在2010年7月2日，国务院法制办就已经发布《家用电器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稿拟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家用电器产品履行召回义务，销售者、修理者等相关经营者应当协助并配合生产者履行召回义务。与此同时，征求意见稿规定家用电器生产者在我国境内的召回措施需与境外相当。未按规定实施召回的，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
意见稿发布之初受到了众多业内人士的关注，有制造商担心召回标准仍不够明确，需要进一步的政策说明。也有家电业专家称3万元的拟定罚款数额太低，不足以达到惩戒的作用。
无论细节是否合理，家电召回制度都是家电业规范化发展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标准，不仅规范了厂家的责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家电生产商对产品的质量管控，更跟消费者提供了消费保障。
不过，在一年后的今天，该制度仍然尚未实行。
近年来，随着“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家电市场逐步扩大销量稳步提升，但家电质量问题也随之频繁出现。
美的“紫砂煲”事件，惠普电脑事件、索尼电视事件、飞利浦吹风机事件、以及松下三菱3M净水器事件、以及近期的八款家电下乡热水器不合格等等事件，这些家电质量事件均因为自身家电产品的质量问题或安全隐患问题等收到了社会的关注。虽然这些事件的结果或者厂家道歉，或者厂家实行产品召回，但都属于厂家的自身行为，因为家电强制召回制度的缺失，导致目前家电产品召回只能依靠生产厂家的自觉行为，国家相关部门并没有对其实行相应的监督甚至是罚款。
其实，家电召回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消费者，也对生产商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控制体系大有益处。创维新闻发言人曾表示：“召回条例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一件好事，家电召回作为产品的一种延伸，使企业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监管，促进家电企业自身进步，使家电生产企业达到良性发展的目的。”
物流保险制度的缺失及完善建议 篇7
1 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转变过程中保险制度的应对
传统物流将物流业务的承担者限定在买方或者卖方的范围, 由买方或者卖方实现货物在空间上的移转, 也被称之为第一方物流或第二方物流。通常买方或卖方拥有自己的运输工具和仓库, 能够满足自身的物流需要。传统物流中的典型特征是货主与物流承担者相一致。此时“只要有货物运输保险即可满足物流保险市场的需要”。
现代物流主要由独立的第三方提供系统的物流服务。物流经营者既不是买方也不是卖方, 但是对物流过程中货物毁损灭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物流环节也不再局限于运输和仓储, 而是由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等有机组合的物流系统。物流经营者的重心在于整合物流链, 提供系统、高效、有序的物流服务。物流经营者与承运人、货主发生分离。在物流过程中, 直接导致货物毁损灭失的往往不是物流经营者而是搬运人、运输人等。物流经营者对货物风险的控制性降低, 风险增大。传统的财产保险和货物运输保险仅针对物流过程中某一环节, 使得物流经营者不得不按各环节办理投保手续, 增加了缔约和索赔成本。同时作为货物实质的或者名义上的占有人, 物流经营者还面临着被保险公司代位追偿的困境。也就是说, 随着物流业的发展, 第三方物流经营者出现以及物流服务日趋复杂化、一体化, 原有的保险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物流经营者分散风险的需要, 这就要求有新的保险险种转移物流经营者可能面临的风险。
为了保证物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有必要为物流经营者提供新的保险险种, 分散商业风险。2004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推出物流货物保险和物流责任保险两个险种, 显示了传统保险制度的不足, 为物流经营者分散风险提供了新的可能。
物流货物险分为物流货物财产险和物流货物运输险, 承保货物在运输、储存、加工包装、配送等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 主要是针对第一方物流或第二方物流模式的保险;物流承保过程中物流经营者对第三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主要是针对第三方物流而兴起的。物流责任险的被保险人为物流经营者, 所承保的风险为物流经营者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一旦物流过程中造成了第三人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失并且该法律责任应当由物流经营者承担时, 物流经营者可以基于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直接向第三人进行赔偿或在物流经营者向第三人进行赔偿后向保险人请求填补损失。藉此将赔偿责任在承保范围内转移给保险人。
2 物流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原因分析
从理论上而言, 物流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独立的第三方物流经营者的风险分担问题, 应当深受物流经营者欢迎。在物流业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日本等, 物流责任保险被广为接受和适用。但是, 在我国, 由于物流业起步较晚, 同时受到文化、行业规范性等因素的影响, 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践中, 国内多数保险公司没有推出专门的物流保险条款, 同时保险业所提供的责任保险产品并不能真正满足物流经营者的需求, 物流经营者投保的愿望并不强烈。
2.1 物流市场的不规范导致承保风险不确定因素增加
当前我国物流行业尚处于初期阶段, 物流企业发展参差不齐。其中相当一部分物流经营者的业务局限于传统的运输、仓储等, 并不具备现代物流的特征。该类物流经营者通过传统物流保险就能基本满足分散风险的需要, 对物流责任保险没有需求。“以客户为中心的全程服务”、系统化的现代物流运作模式虽然是未来物流行业发展的趋势。但尚处于无标准、无规范的状态。这就为物流保险人准确评估风险, 开发设计物流保险产品设置了障碍。因为保险产品的设计必须以大量同质风险存在为前提, 物流市场的不规范运作会导致保险人无法准确评估风险, 进而通过增加保险费或不提供保险产品避免损失。无论何种方式都不利于物流责任保险制度的推广和适用。
2.2 许多物流经营者无力承担根据营业收入计算的保险费
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第12条规定:保险人以本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预计发生的物流业务营业收入为基础计收预付保险费。在保险合同期满时, 再根据实际的物流业务收入结算。这一计算方式与责任保险通常的计算方式不相符合。一般而言, 责任保险的保险费率计算会考虑风险的类型、发生的几率、保险人单次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等因素, 以被保险人营业收入为标准进行计算的方式比较罕见。由于我国物流行业处于起步阶段, 管理费用相对较高, 虽然物流企业营业收入较高, 但利润未必同样高。按照营业收入计算保险费成本过高, 相当多的物流经营者难于负担。
2.3 物流责任保险范围过窄, 物流经营者化解风险的预期难于实现
首先, 现代物流的特征是服务的系统化、整体化, 因而物流责任保险应当满足分散整个物流活动风险的需要, 并由此区别于传统的运输保险、仓储保险。但是, 现有的物流责任保险条款中承保责任的环节限于运输、储存、装卸、搬运、配送等环节, 并未涵盖包装、流通、信息处理等环节。物流经营者要防范物流责任保险未涵盖的物流环节还需要采取另投附加险等措施。由此可见, 当前的物流责任保险并不是覆盖物流全过程整体的保险, 而是货物运输险、财产损失险以及传统责任保险的重新包装、组合, 并未真正解决物流保险中的核心技术性问题, 对各环节衔接点责任归属、风险分担并未提供有效的制度设计。
其次, 物流责任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远多于保险责任条款, 物流过程中的诸多损失如物流货物遭受盗窃或不明原因失踪、储存在露天或舱面上的物流货物的损失或费用、发生在境外的财产或费用的损失等都在承保责任范围以外。物流经营者投保物流责任险后仍难于分散诸多风险, 这就必然降低其投保的积极性。
再次, 物流责任保险中保险人承保的风险不包括侵权责任。物流过程中, 物流经营者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类型既有违约责任也有侵权责任。但是, 现有的物流责任保险条款仅规定了物流经营者对客户的违约责任, 并没有将物流经营者在物流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责任纳入承保的范围。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这一设计为物流经营者分散侵权责任并未提供有效的帮助。
2.4 物流责任保险条款中关于责任限额、免赔率等规定不利于物流经营者分散风险
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第11条规定:保险合同的责任限额由投保人自行确定, 并载于保险单明细表中。但事实上, 由于投保人在缔约上的弱势地位, 难于真正自行决定责任限额。该条款第21条规定:物流责任保险采用的是每次事故的责任限额与保险期内累计的责任限额同时适用的方式。法律费用在责任限额之外另行计算, 但是不能超过责任限额的30%。此外, 为了督促被保险人妥善、谨慎保管投保标的, 保险合同中通常有关于免赔率和免赔额的条款, 加重了物流经营者的责任。
3 完善物流保险制度的建议
物流责任保险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分散物流经营者的风险, 保障物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于物流这一高风险的行业而言, 物流经营者本应热衷于责任保险。但是, 当下由于物流运作的不规范、保险费过高、承保范围过于狭窄、责任限额以及免赔率等条款的限制等, 使得物流经营者的投保意愿和保险人的承保意愿均较低, 物流保险并未真正发挥其社会效用。应当规范物流行业、创新保险产品, 消除当前物流保险所处的尴尬局面。
3.1 规范物流市场, 提高对风险的控制能力
“国内大部分所谓的物流企业并不具备现代物流的特征, 多数只是传统运输、仓储企业的再包装而已, 未能达到现代物流企业的惯例和技术标准,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物流企业”。物流市场的不规范、标准化模式的缺失使得物流风险管理的信息收集和处理系统难于建立, 保险人无法合理预测风险。面对不确定的风险, 保险人只能提高保险费率或取消保险产品, 这也必然损害物流经营者的利益。因而, 物流经营者规范操作, 提高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和准确性能够保证保险人预先准确评估风险, 增强防控风险的能力, 降低保险成本。
3.2 物流风险管理信息化、规范化
物流风险的信息化直接影响保险人对物流风险可控性的判断, 并进而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以及以何种保险费率承保等。实践证明, 对于不确定风险, 保险人往往会通过不承保或收取高额保费的方式降低自己承担的风险。物流风险管理信息化、规范化可以使保险人准确评估风险, 提高对未来风险的控制能力, 并进而降低保费和扩大承保的范围, 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当下, 应当建立物流行业风险管理的传输和处理系统, 便于保险人对风险进行分析检查、动态管理。
3.3 提高物流经营者的保险意识, 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物流保险
保险是风险分担的有效方式, 是保障行业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物流经营者在物流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 倘若没有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 则难于持续稳定发展。我国当前多数物流经营者保险意识不强, 没有认识到保险的重要性, 因而投保意愿不强。一旦发生了事故, 则会直接导致物流经营者破产倒闭或无力对遭受损害的第三方、社会大众进行有效救济。要改变这一状况, 需要政府、保险人、物流经营者三方共同的努力。作为政府应当通过政策支持、制度完善等方式对物流保险进行积极宣传, 支持物流经营者与保险人合作。作为保险人应当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开发新的适合社会需要的保险产品, 满足物流活动的需要。作为物流经营者则应当意识到物流各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并积极通过物流保险事先化解风险。
3.4 设计符合物流经营者的新型保险产品
当下的物流保险产品并不能满足物流经营者的需要。物流经营者认为:“保险公司推出的更像是一种保险方案,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产品, 仅仅是把原来的财产险、货物险简单组合成一份保险建议书, 并没有改变原来存在的问题, 只是产品的简单叠加, 没有起到‘1+1>2’的效果。”当下, 保险公司应当适应现代物流行业发展的需要, 将物流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作为整体看待, 对物流各环节的风险进行评估, 设计新型的保险产品, 即建立物流综合责任保险, 从而有效分散物流经营者可能遭受的损失。
参考文献
[1]李惠阳.物流保险现状及法律原因分析[J].商法年刊,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587) .
[2]胡晓强, 周梅华.我国物流责任风险保险体系分析与对策[J].江苏商论, 2010.
从道德事件浅析法律制度的缺失 篇8
道德, 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是关于人们思想行为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偏私等观念, 原则与规范的总称。道德一般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 起着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道德这一词, 在汉语中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道德经》一书。道德它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 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 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通过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从而使社会达到和谐, 一切井然有序。康德曾经说过:“有两种东西, 我们愈时常, 愈反复加以思维, 它们就给人心灌注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二、浅析各种道德事件
(一) 小悦悦事件
2011年10月13日, 2岁的小悦悦先后被面包车和小轿车两次辗压, 1个, 2个, 3个…8个路人视而不见, 一直到第19个人, 一位拾荒老太太出现, 毫不犹豫地抱起了小悦悦。有人说, 这位“最美婆婆”扶起了“摔倒”的道德, 仔细想想, 摔倒的道德, 又何止是这18位路人。古人说过:“无善恶之心, 非人也。”人心为什么冷落到这般境地值得反思的远不止这18位路人, 是什么原因导致路人不去救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呢?因为这样的救助有莫大的风险性。
(二) 彭宇案
2006年江苏南京的彭宇因搀扶摔倒在地的徐老太而被诬陷, 被法院判处千万元的赔偿金。彭宇案导致越来越多的公民不愿意, 也不敢再去做雷锋了, 在社会转型期, 社会急剧变革与转型招致多种价值观念的相互冲突, 导致了道德内化功能的弱化, 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而人们的道德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法律制度也表现出了诸多的不完善, 季卫东曾在这样强调法律在“扶不起”现象中的重要性:“制度的不完善, 让这个问题变成了让人心寒的伦理问题—当一个人无力承担责任时, 可能必须要找一个人承担。”
(三) 几例企业道德事件
蒙牛企业, 2011年又被曝食品安全问题。其实, 字2008年陷入“三氯氰胺”事件起, 蒙牛的负面新闻连连不断, 3年以来, 已连续被曝光了7起质量问题。然而, 蒙牛企业为什么依然挺立市场;自2011年3月份的双汇瘦肉精, 到8月份的沃尔玛假绿色猪肉等, 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这背后隐藏了一个企业的道德良知;2011年6月, 央视曝光“哈药总厂对周围环境污染严重, 曾导致周边硫化氢气体超标千倍。”但哈药集团的官网上明确打着“做地道药品, 做厚道企业”的口号。这些企业为什么如此猖狂, 除了它们的道德血液含钙不足, 社会责任感缺失, 当然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也密切相关。
三、法律保障, 重建道德
综上, 通过一系列的道德事件, 中国社会“道德重建”的愿望越来越强, 应该运用法律手段为道德保驾护航。道德它本身具有模糊性, 不确定性, 而且缺乏外在的强制性, 最终要通过人们的良知发挥作用, 强调的主要是自律自觉。真正能保障道德的还是法律, 因为法律是明确的, 有外在的强制力。
(一) 国家层面立法, 提高立法质量
一部好的法律关键是看它实施以后, 有没有对社会的稳定, 对人民的健康、安全等起到有效的作用。社会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 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公民, 社会也需要公民救助, 而我国没有公民救助的激励与保障机制, 所以立法保护公民的救助行为势在必行, 而且应是一部高质量的法律, 把体现多元利益主体在内的人民意愿和反映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作为基本质量标准, 在法律体系的构建中切实提高立法质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 人大代表建议制定“好人保护法”。
(二) 司法公平公正
当时南京法官判决彭宇案的理由是“如果你没撞, 那为什么要扶她?”这是一个法官应该有的言论吗?作为人民的公仆, 在人民的拥护下, 应该依法公平公正地为人民办事。首先, 应大力加强司法执法人员的素质, 努力提高其法律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 确保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执法, 依法办事, 主持公平公正, 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保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 还应该加强对恶意欺诈的惩罚, 如果法律方面能对恶意欺诈的行为予以惩戒, 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扶不起”现象了, 法律虽然有相关规定, 但很难实施。所以, 立法与法的实施过程对社会道德的形成于普及必然起着重大作用。
(三) 完善相关制度
道德问题的出现与公民教育的缺失也有关, 政府、学校, 以及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公民道德教育的开展, 将公民道德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全过程, 完善教育制度体系, 改善社会道德状况,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更要加强制度层面的建设, 不仅要对个人道德有要求, 还要有相对应的制度设计,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见义勇为国家先行补偿制度, 明确见义勇为认定的机构, 程序等, 对见义勇为者的一次性奖励补偿转向长期保障的实施。建立保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救济机制, 引导社会公众助人向善、无私奉献的价值取向。
四、结语
从法律与道德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的出发点看, 二者相互作用, 相辅相成, 法律需要在重塑社会文明, 道德规范中起引导作用, 同时, 更好的实现道德与法律的互补作用, 运用道德的“软约束”与法律的“硬约束”来夯实现代社会的制度地基, 牢固社会文明与秩序的坚实基础, 将在法律与道德的博弈中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1]卢云主编.法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43页.
[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7版:第40页.
高校管理制度的伦理缺失及对策 篇9
(一) 从制度的内容来看
1.主客体倒置, 权责不对等。
当前不少高校的管理制度仍然把职能部门作为主体, 把师生员工作为客体, 内容大部分是规定师生员工必须尽到的义务, 而关于他们享有的权利却很少涉及。有一些规定更是与法律相抵触, 或者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近年来高校学生状告母校时有发生 (如:1998年“田永状告北京科技大学”等) , 其中学生胜多败少, 原因就在这里。
2.未能充分反映时代伦理精神。
2005年教育部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出台后, 大部分高校对原有的学生管理制度进行了及时的修订, 已注意在内容中体现人性、民主、法治的时代精神。但不容否认, 一些与时代要求不符的管理制度仍然还被管理者所采用, 当今时代的伦理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在制度内容中体现出来, 例如:民主、自由、公正等体现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更多地是停留在理论领域或者纸上文章, 并没有在高校管理制度中形成实在要素。
3.一些制度内容不科学、不规范。
制度管理的目的就是要更有效地规范人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行为, 因而高校管理制度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师生员工如何去行动, 然而现实生活中, 一些制度内容过于笼统、粗糙, 制度规定和具体措施缺乏可操作性;一些制度内容用语含混, 责任不明;更有甚者, 一些制度之间内容不一致或相冲突。
4.文字描述, 语气过于强硬。
在许多高校的管理制度中, “不得”、“不准”、“严禁”、“必须”等词语和强硬的语气频频出现。它们的出现, 更加强化了管理制度“管”人的特点, 不仅容易给人一种被压制的感觉, 更可能激起一些人心里的对抗情绪, 对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状态产生负面效果。
(二) 从制度的制定来看
1.制定主体较为单一。
高校的许多管理制度是这样制定出来的:根据工作需要,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起草, 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后适当修改, 最后经分管校领导同意或会议审议通过后颁布实施。制定过程主要是以校领导为首的行政意志主导。师生员工只是被动地参与制度的制定, 他们的意见只是以征求意见的形式得到反映 (并不是所有制度制定都征求群众意见) , 甚者, 征求归征求, 最终仍以校领导及职能部门意见为主。这种方式制定出来的制度不能充分反映师生员工的利益要求, 因而很难得到师生员工的普遍认可、遵守, 相反, 他们对制度缺乏认同感, 甚至对制度产生不同程度的排斥、逆反心理。
2.程序性制度严重缺失。
从法律学中有关程序正义的观点来看, 制度是否合理、合法, 关键是评估是否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程序性制度, 包括制度的立、改、废程序和制度的执行程序。结合时代背景, 高校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应该是民主参与的过程, 制度存在的基础在于与制度密切相关的群体对制度范围内的道德共识和共同约定。然而, 现实中, 高校几乎没有合理的、成文的程序性制度, 特别是有关制度的立、改、废的程序。很多情况下, 都是小范围内讨论后通过的, 透明度不够, 很多处于内部掌握状态, 没有为广大师生员工所了解。
(三) 从制度的实施来看
1.程序不够严谨。
制度制定需要有规范的程序, 制度实施也同样需要按章办事。在制度内容中, 往往偏重于对师生员工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而在制度实施中, 却没有配套的操作程序作为保障, 因此处理问题时容易导致作出不公正或与事实不符的决定。此外, 许多高校的申诉委员会都设在学生处或教务处, 使得违纪处理与申诉处理由同一部门进行, 也容易导致处理不公平的情况发生。
2.缺乏人文关怀。
一些管理者不是运用制度去激发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而是把管理制度作为管制人、约束人的行为的工具, 且管理方式简单、生硬, 只关心是否能满足管理工作的需要, 却忽视了师生员工的主体地位和心理感受。殊不知, 好的制度并不等于能达到很好的管理效果, 缺乏人文关怀的制度管理反而容易激发人的逆反心理, 造成管理者与师生员工之间的关系紧张。
3.缺少监控与反馈。
制度制定后, 高校往往很少关心制度执行情况和效果, 更不会在师生员工中征求反馈意见。因而, 制度是否真的切实可行, 是否能与当前的管理理念相符就很难保证, 从而使得不适宜的制度仍在继续运行, 不合理的规定得不到修改与完善。这不仅会影响高校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也抑制了师生员工对学习、工作的发展需求。
二、高校管理制度伦理化建设的对策
(一) 树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管理制度建设中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 就是要在制度建设中尊重师生员工的主体地位、个人价值和需要;就是要用师生员工的价值尺度和智慧去分析、思考和解决制度建设中的问题;就是要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培养师生员工自主意识和责任感;就是要在制度建设中体现出对师生员工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终极关怀[1] 。总之, 要将师生员工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制度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 将以师生员工为本、为师生员工服务的观念贯穿制度建设的始终[2] 。
(二) 遵循合法性与合理性相统一的原则
高校的各项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法律、法规的延伸, 或者说是将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的具体化。法律、法规是制订各项制度的依据。因此, 合法性是高校制度建设的前提[3] 。合法性不仅指高校管理制度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而且还包括高校对规章制度的制定必须要符合高校的法律地位和身份。除此之外还有程序的合法性要求, 以及执行与监督的合法性要求。合理性就是必须贯彻平等和公正的原则、权利和义务统一的原则, 必须坚持人性化服务的原则, 保证师生员工应有的主体地位和正当权益。此外, 管理制度必须切实可行,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只有遵循“合法性与合理性相统一”的原则, 才能从根本上确立学校规章制度的普适性和权威性, 确保得到各类行为主体的自觉遵守和执行[4] 。
(三) 建立健全合理的程序性制度
程序的规定实际上是对人们行为任意性的限制, 是保护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高校在进行制度建设的同时, 必须建立健全一套与制度制定、执行等相关的程序性制度, 保证制度通过正当的程序产生并依照正当的程序执行, 从而既保证师生的实体性权利, 也保证师生的程序性权利。程序性制度的确立在根本上保证着学校制度的实质公正, 也保证着学校制度的权威性, 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完全依靠领导权威来推行制度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严密的程序少不了师生员工的广泛参与。在高校管理制度的立、改、废和制度执行中, 特别是在涉及到师生员工责、权、利的相关制度的制定、修改时, 要充分尊重师生员工的主体地位, 尽可能多的让他们参与进来, 真正落实师生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赢得他们对管理制度的普遍认可和自觉遵守。高校管理民主化是推进高校改革的必然趋势和选择。
(四) 重视制度管理的监督与反馈
依法建立高校内部的监督机制, 切实发挥师生员工的民主监督作用, 是保证制度实施与制度管理公正、有效的重要途径。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 经常深入师生员工当中, 了解制度实施的情况, 一旦发现问题, 如实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 或及时改进制度的实施、管理工作, 或提供给制定者一些建议, 修正制度欠合理之处、适时制定新的制度。此外, 完善必要的权利救济制度。针对目前师生员工权利得不到有效保证的状况, 应从法治的角度对师生员工权利救济制度予以完善和重构, 如申诉制度、听证制度等。
(五) 提高管理者的道德素养
如何提高高校管理者的道德素养?主要是通过制度安排加强管理者的教育和培训, 努力提高他们的道德意识和服务意识, 使他律转化为自律。
摘要：文章主要从制度的内容、制定、实施等方面分析了我国高校现行管理制度存在的伦理缺失问题,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高校管理制度伦理化建设的对策性建议: (一) 树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二) 遵循合法性与合理性相统一的原则; (三) 建立健全合理的程序性制度; (四) 重视制度管理的监督与反馈; (五) 提高管理者的道德素养。
关键词：高校管理制度,伦理,伦理缺失
参考文献
[1]卢静.论高校以人为本管理理论的缺失与对策[J].江苏高教, 2008, (3) .
[2]林译丛.以人为本的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建设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3]许斌华, 等.加强高校制度建设的若干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 2005, (4) .
制度缺失 篇10
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 已于2014年1月1日起实施, 依据高校特点, 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在会计核算基础、科目设置、支出结构、报表组成形式、虚提折旧、基建账套合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 建立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财务会计系统, 将高校的全部资源及对外责任义务、全部财务收支活动纳入核算范围, 全面、完整、系统的反映财务状况和财务活动结果。取消借入款项新增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 充分体现了高校债务风险意识的提高及有效控制举债规模。事业支出的进一步细分, 对于核算高等学校办学成本、资金运营绩效考核提供了更加合理的信息平台。改革举措将促使高校的财务状况、事业成果、预算执行情况得到更为全面、真实、合理的反映, 对于提升高校会计信息质量和财会管理水平、强化高校资金的科学化管理、促进高校健康可持续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但是, 因制度设计本身过于理想化, 以致在实际操作中, 对一些经济事务的账务处理不能够真实、合理反映高校的资金运营及财务状况。本文立足于《制度》运用实践者的视角对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设计缺失及解决设想作初步探讨。
一、存在的问题
(一) 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虚提折旧概念的提出, 从制度上真实反映了高校资产的消耗水平, 有利于加强资产精细化管理, 为进行成本核算提供信息支持。但是, 在制度出台的同时, 固定资产目录尚未出台, 固定资产使用年限、折旧计提办法还未作统一规定, 使得各高校无所适从, 无法将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账务处理落到实处, 如果高校各自制定自己的折旧计提年限, 结果将是高校财务信息缺乏可比性。
(二) 无形资产成本构成不完整。依据《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定:自行开发并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 按照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聘请律师等费用确定成本, 确定的成本中没有包括自行开发过程中支出耗费, 不能够体现无形资产真实成本。
(三) 基建账套与财务账套合并的账务处理过于繁琐, 不利于高等学校实际操作。制度规定:高等学校执行新《制度》后, 应当至少按月根据基建账中相关科目的发生额, 在“大账”中按照新《制度》对基建相关业务进行会计处理。基建账数据定期与财务大账并账的基本原理是:将本期基建账中发生的经济业务或事项划分类别, 对每类经济业务或事项所涉及的基建账相关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进行分析, 据此按照新《制度》规定在“大账”中进行账务处理。基建账数据并入“大账”的主要账务处理, 并依此为根据在《新旧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列举事例予以说明。事例显示存在的问题如下:一是基建账套和财务大账账务处理同步进行, 财务大账支付工程款须到月底根据基建汇总再作账务处理, 结果是财务大账记账不及时, 也不能满足目前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中国库集中支付体系的要求。二是叙述繁琐, 不利于执行者操作等。
(四) 固定资产部分业务处理规定不合理。制度规定:购入固定资产扣留质保金的, 应当在取得固定资产时, 依据是否全额开具发票, 进行不同的账务处理。
以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且授权支付的高校为例:购入不许要安装的教学设备价值15万, 质保金5%, 质保金在设备验收合格后1年内付清, 按制度规定账务处理如下:
1、取得全额发票, 并支付设备款:
支付质保金时:
2、取得发票金额不包括质保金, 并支付设备款:
支付质保金时:
以上账务处理规定存在以下不慎妥当之处:
1、“其他应付款”科目运用不妥, 应使用“应付账款”科目核算高校因购买材料、物质等而应付的偿还期限在1年内的款项。同理, 如果偿还期在1年以上的款项, 应使用“长期应付款”科目核算。
2、取得发票不包括质保金的处理方式将虚增高校的净资产, 同时报表将显示负债率的降低, 不利于正确估计财务风险。
二、解决思路
(一) 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有关高校固定资产目录、计提折旧等相关规定, 使得高校固定资产建账、明细核算、计提年限标准统一, 财务数据具有可比性。高等学校进行全校范围的清产核资, 摸清家底, 统一国资、财务固定资产明细核算类型, 为计提折旧搭建可行性基础操作平台。对标准以下需核销的固定资产应严格报备、审批手续,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二) 允许高校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研发支出费用资本化, 完善无形资产计价成本核算。依托高校资金项目管理核算, 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 按照谨慎性原则, 在未形成无形资产之前, 据实列支, 在申请专利权时, 如果能够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支出信息, 经财务专家评估确认, 通过会计程序将其确认为项目形成的资产, 作为无形资产价值的一部分记入无形资产成本, 真实、完整、合理地完善无形资产成本的核算。
(三) 基建账套与财务大账合并, 考虑目前各高校的实际情况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要求。简便易行的财务并账处理思路是基建账套科目余额每月增量部分与财务大账合并。现以一般高等学校常规基建业务为例:
一是年初并账采取表1列示进行并账。 (表1)
二是当年业务处理原则
1、动用基建账套银行存款支付基建款项, 会计分录如下:
基建账套:
2、支付基建工程款, 并形成基建拨款, 会计分录如下:
基建账套:
同时, 财务账套:
三是月末依据基建账套会计科目余额表本月增量, 与财务大账并账。 (表2) 其中, 基建拨款分解原则:1、交付使用资产增量部分与财务大账非流动基金固定资产合并;2、基建账套在建工程增量部分与财务大账在建工程和非流动基金在建工程合并;3、基建拨款剩余部分区分财政资金和非财政资金依次转入财政补助结转和非财政补助结转。
(四) 购置固定资产扣除质保金的业务处理, 不再区分是否取得全额发票。当取得固定资产并验收合格付款时, 依据构成固定资产成本作如下会计分录, 通过以下账务处理可解决虚增净资产和正确反映高校资产负债率。
设备验收合格支付设备款时:
支付质保金时:
参考文献
[1]姜彤彤, 武德昆.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改革探析[J].财务与金融, 2010.5.
制度缺失 篇11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缺失
农民工在工伤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保障、养老保险、子女受教育……方面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同工不同筹，同工不同保障’是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真实写照。社会主义和谐应该是全民的和谐，不應该是城镇居民的和谐；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应该是全民的社会保障，不应该是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以至于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原因探讨，成为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头等大事。
一、社会二元结构的历史因素
成形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拉开了一条鸿沟。城镇高度发展的工业与农村落后的农业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增长也越来越大。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同的政治权益和巨大的经济差异，城市与农村之间不同的公共设施，不同的社会事业，不同的公共资源。久而久之城乡二元结构的弦被拉的越来越大，使得城乡一元制度的实现更加的艰难。
二、户籍制度的不公
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制度把农民与城镇居民贴上了“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的标签。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不仅代表的是一种身份，还是不同利益和权益的象征。进城的农民工在城市即使和城镇居民做同样的工作，却遭到不同的待遇。一些城市在单位招聘时为了保护本地户籍的居民，明确拒绝外来农民工，故意在招工程序、招工领域、招工类别方面设坎，使得农民工到处碰壁。有些农民工虽然找到了工作，但城镇实行的是户口管理，城镇居民享有的权益他们却享受不到，不能真正的融入城市。户籍制度背后引来的社会保障的不公必将阻碍城乡统筹发展的脚步，也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建立的最大障碍之一。
三、财政分灶的利益结构
国家要有充足的财力才能支撑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我国现阶段的财力很难成为全民社会保障的坚强后盾。国家和政府一贯以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为优先，以此来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呈现出短缺的局面，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基金如果单纯靠国家的支持更是不现实的事情。这就需要多渠道，多方面的资金支持，政府、企业、个人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方式。另外从企业角度看，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障的费用显然违背了当初聘用他们的初衷，企业的宗旨是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为社会做公益事业。最后，对农民工本人而言他们很少从长远的角度看待社会保障，在本来就少的可怜的工资里再拿出一部分去缴纳也许几十年之后才能兑现的社会保障基金，确实会让很多人质疑和犹豫。
四、政府责任模糊
郑功成在评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问题时明确指出，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中所遇到的资金不足问题，并非是真正的资金不足，而是各方责任不清及在这一因素制约下导致财政并未真正到位造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责任没有明确到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资金也无法真正到位，直接形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及滞后的原因。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一直存在着忽视，没有真正把农民工当成市民来对待，在农民工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没有得到市民的同等待遇。
五、企业缴费意愿和能力低下
企业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但是一些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一般不会主动给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障的费用。农民工大多就业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低劳动力成本是这类企业获取利润的最直接手段。在国家和政府没有强制规定的情况下，企业逃避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障费用，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另外，站在企业的角度，一些企业确实也无力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一般来说，企业应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大约是职工工资的30％。这个比例对于国企、外企还承受的起，对于本就囊中羞涩的私人企业和中小企业而言，确实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另外他们对社会保险本身有着错误的观念，认为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金就是自己利润的减少。很多中小非正规企业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由于职工的社会保险费高，企业的生产成本随之提高，这样它的利润就减少，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它的缴费能力不高，这样社会保障的资金就有缺口，最终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制度无法实施。
六、观念层面对农民工的歧视
长期的城乡分割，造成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隔阂。农民工在城市，他们的生活习惯、穿衣风格、为人处事都是城里人嘲笑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们也被城里人认为是社会不安定和影响城市文明的因素之一。农民工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只能接受企业苛刻的要求，连出卖人身自由也再所不惜。
其次，社会各界人士存在一种错误的观念误区，认为农民工的身份始终是农民，就算城市没有给农民工足够的生存空间，远在家乡的那块养育他们的土地仍然可以给他们基本的生活满足。哪怕城市没有给他们该有的社会保障，土地还是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很多人单纯的从经济角度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认为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必将增大成本，损害经济发展，还会间接损害城市居民的利益。然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和公民人权的角度看，这是极其错误的做法，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势必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提升的一大障碍。
参考文献：
制度缺失 篇12
一、土地流转与农村金融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一) 从中国农地制度改革与金融支持的历程看两者的相关性。
中国农地制度变革与农村金融的制度安排看似沿着两条独立的主线推进的, 但两者又或多或少具有耦合效应。1978年后, 为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 国家恢复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 形成了以农业银行为主体、农村信用社为基层机构的农村金融体系, 同时以农村合作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正规金融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农村金融的及时恢复和调整对稳定农村家庭经营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但是农村金融的保守性使其应有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 中共中央召开农村会议提出对原有耕地的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而到1997年, 我国农村基本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三足鼎立”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同时小额信贷的项目进行试点并逐步推广。但农村金融供给仍存在缺失, 也未出现专门支持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 农业银行开始大规模撤出农村地区, 农业政策性银行调整其经营范围, 农村信用社改革也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200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农民对土地的转让权, 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强化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界定。农村金融的农业生产定位是催生土地转让的外在因素之一, 是土地转让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重要条件。2007年3月9日全国首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吉林省犁鱼县闰家村正式挂牌营业, 以“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为契机, 正式启动了农村金融领域内以金融机构多元化为中心的新一轮制度变迁。同时, 农村土地流转也于2008年10月全面展开。农村金融与农村土地改革步伐的一致性决不是偶然的, 而是两者共荣共生的必然趋势。
(二) 从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金融的作用机理看两者的相关性。
1.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金融的正相关性。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金融的制度安排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提升, 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 (见图1) 。在土地流转还没有正式得到政策支持前, 小范围和自发的流转并不会产生稳定的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 小额的农业贷款不足以成为农村金融服务改善的动力。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并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新的方向辅之以政策的支持, 必然会带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 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客观上也使农户的生产性融资需求随之扩大, 催生对大额贷款、农业保险、投资、票据、清算等新兴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另一方面, 土地流转所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益的持续提高也为农村金融业务的延伸开辟了一个新的阵地。土地规模经营带来的更高的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 为农村金融的盈利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机会, 农村金融也会主动调整自身的业务结构, 创新金融产品, 积极进行制度创新, 为土地流转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就是在相互作用下共同达到了各自更高层次的目标, 实现了“双赢”。
2.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金融的协调发展。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同的, 农村土地流转代表农村土地制度更高程度的安排, 旨在提高农民的收入, 当农民从土地流转中得到的收益不断增加, 而扩大生产规模又遭遇资金“瓶颈”时, 就会产生参与金融活动的强烈愿望, 以获得支持生产的资金供给。农村金融服务的价格主要是资金借贷的利率, 利率的变动是受到国家的调控, 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农村金融的需求曲线会随着农民收入提高而向右移动, 从D1向D3方向变化 (见图2) , 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活跃, 农村金融资源报酬率和农村金融创新能力的提高决定了农村金融的供给曲线也呈现向右移动的趋势, 从S1向S3方向变化, 农村金融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均衡点也会随之从均衡点A变化到代表更高金融需求量和供给量的均衡点C, 这正是表明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金融的协调发展 (见图2) , 这种协调发展可以通过农村金融市场的自发力量调节辅之以政府的必要调控而实现。
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金融制度的缺失
(一)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
我国土地流转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 土地流转的规模总体上比较稳定。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外出打工农民数量的增多, 土地流转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农民的关注, 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的供给与需求的规模与数量渐呈加快发展的趋势。据统计截至2007年末,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高达6, 372万亩, 比上年提高了14.8%, 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5.2%。进入2008年来, 土地流转的速度更是引人注目, 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8月底,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1.06亿亩, 比2007年增长66%, 占家庭承包总面积的8.7%, 比2007年提高了3.5%。我国土地流转的市场已经逐步形成, 土地流转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我国土地流转制度还欠完善, 土地产权不清,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全等因素的影响, 目前我国土地流转仍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 土地流转的法律保障不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指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可以进行土地流转, 但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土地流转则受到严格的限制, 这就造成了土地流转过程中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第二, 土地流转的管理机制不完善。部分地方政府或集体经济组织不经农民同意将土地“贱卖”或未能按规定组织农民对其经营的土地进行登记和确认, 如上海部分农民表示在迪士尼的征地上地方政府带有强制色彩, 造成土地不能有效流转, 流转不规范, 流转纠纷多。第三, 土地流转形式单一。我国土地流转大部分集中在转包出租形式上, 2007年流转形式转包与出租占78%, 转让占8.3%;入股占3.8%;互换占4.5%;其他形式占5.4%。
(二) 农村金融制度的缺失。
1.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法律制度缺失。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只限制于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荒山、荒滩等农村土地, 经发包方同意, 并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林权证书的, 才可以设立抵押, 但并没有明确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除此之外, 《物权法》还规定除买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四荒地”等农村土地可以抵押外, 其他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是不允许抵押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5条进一步明确, “承包方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者抵偿债务的, 应当认定无效”。即使《物权法》也有规定“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 但是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仍没有明确的法律保证。受制于法律上的不健全, 农村金融机构不愿意提供给农户抵押贷款, 当出现问题时, 农村金融机构无章可循, 土地经营权变现能力差, 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
2.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操作制度缺失。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不仅受到法律规定的限制, 而且还存在着实际操作的制度缺失。一是我国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还未形成完善的评估制度。首先评估的机构存在争议。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评估主要是由乡镇的司法所、经营站和土地管理所做出, 这些评估机构从事评估工作的资格受农民质疑。其次评估的标准难以设定。土地经营权是一种无形资产, 对农户来说那是他们的“命根子”, 具有重大价值, 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 土地经营权则要结合其未来可能获得的收益来进行“定价”, 再加上我国这方面经验不足, 使评估标准还有待改善。最后评估的结果缺乏信服力。受我国产权制度方面的不足和抵押评估制度的不完善的影响, 土地经营权的评估有“暗箱操作”之嫌, 缺乏评估过程的透明性和规范性, 其结果很难令人信服。二是农业抵押贷款风险大。农业的经营受自然条件约束大, 虽然随着农业技术的推进, 情况有所缓解, 但“靠天吃饭”的本质特征并没有改变。同时农业是个“弱质产业”, 目前处于将要发展但未来发展前景还不清晰的境地。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 农业收益不稳定, 历史上拖欠款情况较严重。考虑到农业抵押贷款的风险大, 农村金融机构惜贷现象严重。
3.政府管理制度缺失。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同时又是个弱质产业, 其特殊的双重性决定农业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与扶助。改革开放以来, 为了支持工业发展, 大量的“农业剩余”、农村劳动力、农业资源流向城市工业, 为我国经济体制转轨, 实现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同时也造成农村资金不足, 金融体系不健全。通过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 逐步建立起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 但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 还有完善的空间。目前农村金融仍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突出表现为农业银行政企不分, 逐步撤并在农村的网点, 农村资金“流出”, 土地流转所需资金来源不足;农业发展银行主要职能转变为专门履行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 其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不大;农村信用社基本垄断了农村金融市场, 提高了土地流转的资金使用成本;非正规金融机构操作不规范, 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
4.金融机构业务拓展的制度缺失。
我国正规金融机构业务拓展的重点主要在城市和国有企业, 基于资金安全性、利益性等因素的考虑, 近年来农村正规金融网点逐渐被撤并。据湖南省永州市农村金融网点布局情况调查显示, 1999年全市人口479.3万人, 农村金融网点554个, 平均0.86万个村民拥有1个金融网点;截至2009年8月, 农村人口422万人, 农村金融网点427个, 平均0.99万个村民拥有1个金融网点。经过10年时间, 永州市农村金融网点减少达127个之多。而城区居民平均0.42个居民拥有1个金融网点, 是农村居民拥有数量的2.4倍。农村金融机构业务拓展的制度缺失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发达, 无法满足新时期土地流转的需要, 一方面土地流转融资渠道单一, 基本只能从农村信用社获得贷款;融资产品单一, 主要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和担保贷款, 一般为5万元以下的小额信用贷款;贷款利率高, 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是基准利率的一倍多;贷款期限短, 多为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
三、土地流转中农村金融的制度创新
(一) 土地流转中农村金融的制度设想。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普遍不高, 收入中有七八成都用来日常消费, 农民剩余储蓄较少, 生产积累不足, 因此贷款就成了农村资金来源的主要方式。随着土地流转的发展, 我国对农村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迫切需要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制度创新, 以满足土地规模化经营对资金的大量和专门需求。而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为核心的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创新将是土地流转发展的重大突破, 对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具有重要的作用。
1.制度内涵。
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为核心的、服务于“三农”, 特别是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一种新型农村金融制度。得益于这个制度, 当农户出现资金需求时, 可以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农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 获得较长期较高额的贷款。如果农户及时还清了贷款, 将积累他的信用额度, 可以获得下次抵押贷款的适当优惠;如果农户暂时不能偿还或还清贷款, 农村金融机构则会根据农户还款情况的不同给予不同期限的宽限期, 要是到期后农民仍不能还清贷款的话, 农村金融机构则可以依法对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处置。
2.制度前景。
农民“贷款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抵押物,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最大的资产, 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无疑将大大缓解农村中的贷款困境, 有力地提高农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推动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运行必然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更高要求, 促进土地流转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将推动土地流转形式的多样性和政府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性。土地流转是党中央、政府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决策, 在目前我国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虽然土地流转改革已经取得一些喜人成果, 但土地流转市场并不活跃, 而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就是刺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快速发展的一支“强心针”。
(二) 制度运行的模式。
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一种创新, 因此我国有必要学习国内外相关方面的优秀经验, 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运行机制。
1.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纵向运行机制。
纵向运行机制, 主要表现在抵押贷款的程序上, 有效的运行机制必须有规范的运行程序来支持。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可按以下程序进行:第一, 确定土地经营权。当农户来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时, 审查其土地经营权是否由乡镇政府或集体经济组织确认登记过, 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第二, 评估土地价值。通过逐步完善的土地经营权抵押评估制度, 结合土地抵押年限、土地生产力水平现状、预期土地未来收益、土地经营风险等因素, 对农户土地价值作出评估。第三, 确定授信额度。通过渐趋健全的农民征信信息系统, 考虑土地价值、政策支持、自身计划等方面, 拟定授信额度。第四, 审批抵押贷款。实行审贷分离, 要求贷款额度一般不能超过土地经营权价值的七成, 期限主要为中短期, 利率比一般授信利率略低。审批通过后办理相关手续, 确认抵押贷款。第五, 跟踪贷款质量。放贷后重视抵押贷款方经营情况, 定期进行贷后检查与风险控制。
2.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横向运行机制。
横向运行机制主要以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组成部分之间相辅相成的运行机理为核心, 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之间为农户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相互竞争和共同促进。
(三) 制度运行的保障机制。
1.法律保障。
政府及有关部门有必要修订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 一方面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范畴, 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合法化、规范化、制度化,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有法可依, 降低抵押贷款的风险。另一方面制定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政策, 保障农民对土地经营权的合法、自由的支配处置权, 适当延长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年限, 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展, 认真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确认工作, 对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或补贴, 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发展。
2.机制保障。
第一, 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的专业机构, 同时引进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对土地经营权进行评估, 以立法形式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机构合格的评估资质, 规范专业评估机构的运作。第二, 培养专业、高素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人才, 制定有效的评估机制, 借鉴其他国家土地价值评估的优秀经验,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信息和农民征信等级信息系统, 设立科学、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评估标准。第三, 明确、落实农民对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评估过程和结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增加评估过程的透明性和公正性, 制定严格的评估的程序, 规范土地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行为。第四, 建立专门的抵押保障机制, 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双管齐下, 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提供专门的保险产品或服务;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担保基金, 由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提供基金来源。
3.管理保障。
第一, 给予农业银行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的政策优惠, 吸引农业银行“返乡”, 引导农业银行正确定位“市场”, 推进其改革进步。第二, 增加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支持土地流转的职能, 提供专项资金用于土地流转, 为土地流转的资金需求提供优惠, 重视土地流转项目的进展, 跟踪体现农业流转信息等。第三, 加快建设小额、灵活的信贷组织, 培育良性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 继续发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的重要作用。第四, 支持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建立, 通过利率市场化和宣传教育, 加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风险控制, 推进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有效结合, 刺激其“合力作用”的发挥。
摘要：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我国当前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而土地流转又与农村金融支持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但农村金融制度却表现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法律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操作制度、政府管理制度、金融机构业务拓展的制度等制度缺失, 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 制约了土地流转效应的发挥。因此, 创新新型农村土地金融制度, 支持土地流转改革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
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村金融制度,缺失,创新
参考文献
[1].王群琳.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缺陷与创新[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11
[2].崔慧霞.土地流转中的农村金融效应分析[J].上海金融, 2009, 5
[3].祝健.中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6
[4].肖艳霞.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创新及政策建议[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 (7) .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