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补偿（共6篇）
农户补偿 篇1
一、引言
目前我国实行世界上最为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 然而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进程推动下, 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效并不显著。农户是耕地保护的主体, 然而, 农户在当前的制度环境和发展条件下不仅没有形成耕地保护的内在动力, 反而承担了与其收益不对等的耕地保护义务与农业生产风险, 这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及生态安全。因此, 从意愿角度揭示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对耕地保护十分重要。
张效军等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之价值标准进行研究。雍新琴、张安录研究了耕地保护补偿的主体与客体界定问题, 马文博、李世平研究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确定以及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设想与构建。李广东和陈志刚等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已经做了部分研究。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因素, 然后结合安阳和武汉两市的实地调查数据, 对影响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 期望研究结论能为科学制定耕地保护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二、理论分析
研究拟从耕地资源拥有率、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状况、农户耕地产权认知、资源依赖程度等五个方面分析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
(一) 农户非农就业机会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的需求不断增加。农户非农就业对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地区经济水平和农户受教育水平方面。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就越大, 他们保护耕地的机会成本随着增大。同样受教育程度越高, 保护耕地的机会成本也随着增大。
(二) 耕地资源拥有率
耕地拥有率较高的农户对于耕地保护的意愿会比较高, 因此为了这部分农户更加积极保护耕地资源, 需要付出的经济补偿是更高的;而对于耕地拥有率较低的农户来说, 其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意愿标准会低一些。
(三) 农户耕地产权认知
部分学者研究表明, 农地产权主体缺位是造成我国耕地资源流失、土地收益难以实现的最深层次原因。如果农户对耕地产权有较强的认知, 经济补偿标准相对会高;如果农户对耕地产权认知较弱, 经济补偿标准相对会低。
(四)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地区, 农户耕地保护的积极性不同。在经济发达的地区, 农户有更多的机会从事收益更高非农产业。农户在保护耕地时就有较高的机会成本, 因此对于这部分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需要更高的水平。反之反是。
(五) 补偿方式
补偿方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农户对于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的响应, 进而产生不同的耕地保护补偿需求。耕地保护的补偿方式多样, 例如有实物补贴、经济补偿、再就业培训、养老保障等。目前, 在我国相对于其他几种补偿方式, 货币补偿方式对农户耕地保护的行为激励效果更为显著。
三、计量分析
(一) 实地调查概况
实地调查主要是在河南省安阳和湖北省武汉进行。河南省与湖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 我们选择安阳和武汉作为样本区。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自对农户的实地调研,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经汇总, 共发放调查问卷150份, 其中有效问卷132份, 有效回收率为88.0%, 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表1反映了本次调查的基本情况。
(二) 实证研究
1.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如下:
其中, 因变量与自变量Xi之间保持线性关系, 模型具体形式见式 (3) 。
2. 变量选取
耕地资源拥有率、农户耕地产权认知、农户非农就业机会、补偿方式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五个方面分别选择相应的指标进行量化, 如表2所示。
(三) 结果分析
利用用SPSS19.0软件对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如下, 见表3。
第一, 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户的耕地保护补偿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由上表可知, 非农就业机会的发生比是1.524, 也就是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非农就业机会每增加一个单位, 农户需要耕地保护补偿的机率将变为没有非农就业机时的1.524倍, 说明非农就业机会越高, 农户对耕地的依存度会相应的降低, 因而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相应加大。反之反是, 这与之前的分析相吻合。
第二, 农业收入比重的回归系数为负, 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影响是负向的, 根据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农业收入比重的发生比是1.737, 也就是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农业收入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 农户需要耕地保护补偿的概率将变为原来的1.737倍, 说明农业收入比重越低的农户家庭对耕地资源的依存度更高, 生计负担重, 发展空间窄, 因而对耕地保护补偿意愿有更高的要求。
第三, 地区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 且发生比为3.121, 也就是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武汉市农户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比安阳市多2.121倍。从人均GDP、工业增加值等因素看, 武汉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于安阳市来说是高的。因此在地区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农户非农就业的机会更多, 保护耕地的机会成本更大, 因此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要求也会相应较高。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回归模型的χ2=32.135, P (sig=0.005) <0.01, 极大似然估计值为135.387, 伪R2统计量均大于0.5, 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 通过显著性检验。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河南安阳与湖北武汉的入户调查, 分析影响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多种因素。结果表明耕地资源拥有率、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农户耕地产权认知、补偿方式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五个因素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意愿发生作用。只有对这些因素予以充分考虑, 才能切实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据此,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加快进行产权制度改革, 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纠正农户对土地产权的认识误区, 使其成为保护耕地的主力军。
2.在农村进行耕地保护的宣传, 让农民了解耕地保护的意义, 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自主性。
3.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的构建必须与地区发展水平, 与区域发展阶段密切结合,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切实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摘要：文章通过农户调查法,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法等方法, 从意愿角度揭示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农业占收入比重、非农就业机会以及地区变量对于农户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意愿影响较大;而保护补偿方式、农户人均耕地面积、家庭社保率、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非农就业机会与耕地产权认知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影响较小。
关键词：影响因素,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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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补偿 篇2
一、农户生态财产权与农户生态补偿的内涵特征
生态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关键是明晰生态资源产权,并通过合理定价反映生态资源的真实成本,实现资源的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在我国,农户财产权以土地为核心,由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构成。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相对于所有权的一种独立财产权。农户传统生态资源主要包括自然生态空间的耕地、林地、草地、水资源等。农户生态财产权基本上由以上自然生态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抵押、担保等权能构成。由于自然资源外部效益的提供依附土地而存在,与土地使用权密不可分,生态财产权也就建立在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权之上,农户在拥有土地使用权 (即农户的承包经营权的同时也就拥有了产生于土地使用权之上的生态财产权,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同样应归属于农民,并与其它财产权一样,应该具有明确性、专有性、可转让性和可操作性,即农民可以依法占有、使用、获得收益并可以自主处置这些权利。明确这一产权关系是构建农户生态补偿机制的前提。
生态补偿是对生态价值的补偿,生态产权价值决定补偿价值。产权不清、权利义务失衡、产权交易困难等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的极大障碍。对农户的生态补偿就是对农户的土地使用权与产生于土地使用权的生态财产权产生价值的补偿。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对当地的生态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占有关系,享有资源的使用权、受益权和环境遭到破坏的补偿请求权。因此,生态财产权与土地使用权两种产权应当赋予同一个主体,以保证土地使用权的完整性和效率。也即赋予土地使用权人对土地外部生态效益的财产权,使农户既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内自然空间的重要产权主体,又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受益主体,通过生态补偿机制,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各方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生态资源外部效益内部化,解决“公地悲剧”和生态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激励机制,实现生态资本保值增值和资源环境持续利用。
因此,包括自然生态恢复补偿、生态保护性投入补偿和为保护生态环境失去发展机会的补偿等的政府足额补偿,以及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作用等,都应建立在承认农户生态财产权并根据其生态产权价值决定补偿金额的基础上。通过明晰生态财产权实现对生态产品的合理定价,并通过定价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正确认识农户生态财产权与农户生态补偿的本质和内涵,是政策创新、健全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建立基于农户生态财产权基础上的生态补偿制度,将土地产生的生态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农户,使农户对其经营的土地行使完整物权,就是要对农户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所支付的额外成本和所丧失的发展机会进行足额和持续补偿,从而激励农户作为生态投资经营者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追求土地利用的利润最大化,建立国家作为补偿主体的、市场机制激励与农户等利益相关体积极参与的生态补偿机制。
二、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原则
1.生态效益政策能有效率地执行的公平原则
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限制性开发,是国家基于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迫使农户让渡土地使用权和发展权、使农户不能自主地基于自身利益进行生产决策,实质是农户为供给生态环境外部效益支出的成本。另一方面,农户在创造外部效益的同时自身的发展受到限制,而具有经济价值的外部效益又因缺乏生态财产权保护难以量化并反映到生态产品价格上,致使农户在提供生态产品的同时,无法获得由此带来的收益甚至不能收回成本。
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外部效益内部化,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国家公平补偿农户土地使用权受限的不公平。政府按照公平原则,通过产权制度的激励机制调整相关主体的利益分配关系,将土地产生的生态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农户,使公共产品的生产能够得到合理经济回报,建立起对农户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所支付的额外成本和所丧失的发展机会予以足额和持续性补偿的、激励生态保护行为的机制,促使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产决策能充分考虑外部生态效益,消除和减少生态环境的“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现象,使生态效益政策能有效率地执行。〔1〕
2.清晰产权基础上的足额补偿原则
产权是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地位、责任与行为的规范,是生态补偿的依据和基础。产权交换应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产权价值决定生态补偿金额。但由于我国现有的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在不承认农户生态财产权的制度背景下,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农户没有明确的生态财产权。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的补偿本应为国家对农户土地使用权的一种购买,却变成了政府不以均衡损益为目的的对农户生态贡献的“补助”,远不足以支持实现生态外部效益的内部化,实际上是把农户凭借土地使用权提供的外部效益产权,以生态环境的无偿使用赋予给了社会大众,从而是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限制和收益权的侵犯。〔2〕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土地使用权与由土地派生的外部生态效益财产权两种产权的分割,导致土地使用权与生态财产权发生冲突,是生态区农户得到的补偿大大低于所付出的生态环境价值、无法弥补生态补偿成本和发展成本的根源。德姆塞茨指出:“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的激励”。〔3〕健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必须赋予土地使用权主体对土地外部生态效益的财产权,积极寻求综合解决自然资源产权与生态补偿之间的协调机制,以保证土地使用权的完整性和效率,使农户基于土地使用权之上的生态财产权得到保护和申张,避免农户因单纯追求土地的农用效益而影响生态目标的实现。为此,对农户的足额补偿,包括对农户土地使用权经营约束 的补偿、对附着于土地上的自然资源生态效益价值的补偿,还有对农户让渡土地经营权、或农户依 法继承、出租、入股、抵押经营权和收益权的补偿等,使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产品提供者获得与其创造的生态外部效益基本相等的个人收益,是提高生态效益的重要经济激励手段。
3.损益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原则
经济学收益成本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首要理性原则和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是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生态保护和建设属于经济活动范畴,生态产权交易应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且生态产权价值的变化决定生态补偿多少的变化。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以提供生态产品为第一要务,生产资料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更加重要,具备准公共产品特性。当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应让位于生态效益。同时,农户既是环境保护的实施主体,也是生态投资的经营者,追求土地利用的利润最大化,必然要比较生态保护的成本与收益。〔4〕因此,健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应充分考虑生态效益、社会经济效益及补偿行为本身的效率,对产权主体因以生态效益为主减少的直接经济价值,应通过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长效机制,由政府和市场机制给予合理的补偿,促使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在追求生态环境资源配置最优化同时,根据收益成本的效率原则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保证激励机制的高效率和长效性,实现损益均衡。
4.相关利益方充分参与原则
农户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参与主体,充分尊重其利益所在是保证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前提。我国将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供给,实施的相关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均以政府为主体。由于政策制定者对生态效益的外部性和农户的生态财产权认识不足,在缺乏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补偿方案对农户的均衡损益和地区差异问题考虑不足,补偿标准过低、补偿对象有偏差、补偿期限太短。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水平低,对生态环境依存度高,导致贫穷与生态恶化恶性循环。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实质是一项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及利益关系的改革。农户作为拥有生态财产权的利益主体,是直接利益相关者,也是参与生态补偿制度安排的重要主体。政府要立足于农户的生态财产权,尊重农户意愿并均衡多方利益,在制定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过程中要以产权价值为基础,与农户一同协商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成本测算和生态价值计量方法,再根据各地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和财政能力、公共服务水平,决定区域补偿强度,把生态保护与农民的长远生计及农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确定补偿标准、年限和方式,使对农户的生态补偿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选择
1.建立明确稳定的产权关系和清晰健康的产权制度
(1)以土地使用权界定生态财产权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质是调节生态保护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关系。财产制度是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的基础。健全生态补偿制度的前提是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明白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明晰生态资源产权价值及产权权利主体,并明确生态财产权收益归产权所有者所有,只能实行等价交换。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对自然生态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占有关系,享有资源的使用权、受益权和受补偿权。在对农户土地使用权确权认定基础上,应对土地外部生态效益的财产权予以明晰界定,将土地使用权与生态财产权赋予同一个主体,明确农户对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具有占有、使用、转让、收益等权益,以土地使用权界定生态财产权,建构一套实现生态财产权补偿的激励机制。
(2)建立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价格制度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价格制度是开展生态市场交易、实现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使用权让渡、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提供补偿并促使生态补偿长期良性发展的关键。目前,作为“生态资本”的大多数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或因其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特性而没有价格,或因价格偏低或价格不能实现而普遍被无偿使用,生态价值及其包含的机会成本和外部成本等不能通过价格得以体现,导致生态补偿没有基础、市场机制失灵。以农户生态财产权为基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明确界定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财产权并建立了产权制度后,有明确产权主体的生态资源在市场上等价交换,生态资源资产化就有了前提和基础。在我国,林权是农户生态财产权的核心。因此,应以林地资源为突破口,对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进行定价,建立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的价格机制和市场激励机制,进而建立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在最优配置生态资源的同时实现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
(3)创新生态资源土地产权流转制度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限制性开发并具有特殊功能,应该成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先行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在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地性质的情况下,在承包权中将土地使用权 (经营权)分离出来 并转移给 农户,核发产权证、明确土地产权,通过价格机制和市场化运作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及外部生态资源的市场交易制度,使农户根据成本效益核算明确收益预期,改善经营行为,优化生态结构。同时,农民还可以通过土地经营权置换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政府以国家城镇建设资金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给予足额的经济补偿,并允许农户自带退宅还耕指标等生态财产权到城镇购房、就业。通过土地等 生态资产的流转,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生态移民及人口城镇化的生态资本问题,实现人地关系重组和生态资源的有效配置。进一步措施是实现城乡土地的 “同权、同地、同价”和统一产权结构,在妥善安置生态移民的同时使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
2.实行 “国家-市场- 自力”的多元化补偿模式
目前,生态补偿的资金短缺问题极大地制约着我国的生态环境维护与建设。破解难题的根本手段是将国家购买的一元补偿模式,转变为“国家-市场-自力”的多元化补偿模式,即国家作为生态效益主要购买者的同时,使市场机制在生态补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使生态建设成为农户的自主行为。
(1)国家投入为主的补偿。生态资源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性,是国家补偿的根据。国家补偿主要有政府对生态建设的初始投入、收购生态产品等形式的政府直接购买、利用制度和政策资源的间接购买和财政转移支付等形式。目前,财政转移支付是重点生态功能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在财政转移支付上,国家通过征收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生态补偿税费,通过用于公共服务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和用于生态环境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实现对生态区农户的补偿。作为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加大政府投资,构建环境保护财政预算支出保障机制,将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常性生态环境建设资金纳入中央和地方预算科目,在国家加大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相关地方政府应落实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并确保其用于生态补偿,是建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因素。应基于农户生态财产权的足额补偿和地方政府实际减收增支情况、发展机会成本,确定功能区转移支付基数,以国家生态保障建设专项资金形式明确资金的用途。同时,在整合多项相关财力性转移支付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政府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并探索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特殊的财政支持政策,实现政府的间接购买,如适度调高财政留存比例、投资基础设施、实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在环境保护税中增设水电、矿产、生态旅游开发等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相关税目,以及信贷优惠等项目融资支持、政府调节性采购政策、建立土地流转市场、对农户的智力、技术投入等,引导和支持对农户生态建设投入的补偿。
(2)市场补偿发挥重要作用。国家作为生态效益主要购买者的同时,快速有效地使生态保护者得到经济补偿需要市场发挥重要作用。在宏观上创造生态产权清晰、流转方便的制度环境,在微观上建立约束和激励机制,是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和有效运转的关键。因此,通过制度创新,将市场机制引入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建设,吸引社会各种资本进入,并开发森林碳汇,建立健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探索生态旅游、土地租赁、信用额度交易等多种形式的市场补偿机制;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 复,谁受益、谁补 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基本原则,使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承担环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态环境恢复责任,赔偿相关损失,支付占用环境容量的费用;享受了资源环境外溢收益的地区、企业和民众,通过交纳环境资源税、直接经济补偿、援建等多种形式开展生态合作,以区际间和流域间横向转移支付,建立生态保护共建共享机制等等,都是通过市场补偿促进生态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方面。
(3)农户自力做补充。重点生态功能区多为生态脆弱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叠加区,因此,一是实施生态锁定与生态补偿相结合机制;二是完善生态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三是增强农户自身“造血”功能。
摘要：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财产权缺位,缺乏激励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机制,是造成功能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低效率的重要根源。本文基于生态财产权角度,立足农户生态补偿的本质内涵,明确提出,对农户的生态补偿是对农户的土地使用权与产生于土地使用权的生态财产权价值的补偿,应遵循公平、足额、效率和尊重利益主体意愿的原则,建立明确稳定的产权关系和清晰健康的产权制度,按照国家、市场和农户自力的多元模式,建立生态资源持续开发的配套制度,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农户补偿 篇3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为全面考察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对调查地点的选择主要考虑了3方面因素:一是以粮食主产区为主的主产县 (市、区) 为主, 二是兼顾不同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三是兼顾不同的发展阶段。据此, 本研究选择了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山西、四川、山东、重庆和云南10省份103县 (市、区) 381乡 (镇) 。在前期资料收集、问卷设计和预调查基础上, 组织河南、湖北、湖南等省相关高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先后以农户为单位共发出调查问卷2000多份, 收回问卷1815份, 其中实际有效样本1506个。需要说明的是, 对381个乡 (镇) 进行的调查, 在时间上具有一定跨度 (2011年暑假和2012年寒暑假, 个别调查在学期中进行) , 为保证调查样本数据一致性, 调查数据均以2010年为考察年度。
调查样本显示:在受访者个人特征上, 性别以男性为主, 占77.4%;年龄段以41~50岁为主, 占41.5%;受教育年限以6~9年为主, 占56.7%;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 占87.1%;就业以务农为主, 占70.7%;健康状况以比较健康为主, 占39.7%。在受访农户家庭特征上, 家庭规模以3~4人为主, 占60%;承包土地面积以3~6亩为主, 占42.9%;粮食耕种面积以2~5亩为主, 占38.6%;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以1~2亩为主, 占46.4%;亩均净收益以400~800元为主, 占30.6%;家庭农业收入以2000~5000元为主, 占36.3%。在受访农户家庭外部环境上, 地形以平原为主, 占79.3%;土地肥沃程度以一般为主, 占46.1%;水源情况以一般为主, 占43.7%;主要灌溉方式以河水或地下水为主, 占72.7%;交通条件以一般为主, 占42.1%;信息获取能力以一般为主, 占49.8%;机械化程度以一般为主, 占40.4%;销售难度以较容易为主, 占48.3%;亩均补贴总额以60~80元为主, 占48.2%。
二、农户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的认知与行为描述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对国家有关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比较了解或非常了解, 只有1.7%的受访者选择“不了解”。表明农民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的了解度较高, 但对利益补偿效应的认知有较大差异。
(一) 农户对利益补偿政策效应的认识与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粮食直补和农业税取消政策, 83.5%的受访者肯定其对种粮积极性的促进意义, 但只有6%和13.6%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大大提高了积极性和有较大促进作用;对化肥补贴政策, 89.3%的受访者都认为其对化肥使用量有促进作用, 而且44.8%的受访者认为有明显增加;对农机具补贴政策, 有24.1%的受访者认为其对农机具购买决策完全没有影响, 只有5.5%和13.6%的受访者分别认为有很大和较大影响;对粮价政策, 13.5%和31.3%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其是影响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最重要因素和比较重要因素, 而11.3%和17.1%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其不重要和不太重要。调查表明:农民整体上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的效应持肯定态度, 对受惠面相对较小的利益补偿政策如农机具补贴, 则感受相对较弱。
(二) 农户转包耕地的原因
农户是否转包耕地是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高低的体现之一。调查结果显示:在转包耕地的农户中, 只有23.6%的受访者是因为认为多种地会多挣钱, 71.5%的受访者则因为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或因年龄等原因不能出去打工只好多种地;在不转包耕地的农户中, 只有13.6%的受访者是因为没有劳动力, 52.4%的受访者认为够口粮就可以了, 另有31.2%的受访者认为种粮吃亏。调查表明:粮食生产收益比较低是制约粮食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一大直接目的就是维持口粮, 而只有在缺乏其他就业机会的情况下才可能会考虑转包耕地、扩大粮食生产规模。
(三) 农户对城乡差别的认识与评价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也体现在农民对城乡差别的认识和评价上。调查结果显示:56.3%的受访者都向往城市生活, 其中19%的受访者很向往城市, 只有1.6%的受访者很乐意在农村生活, 比较乐意在农村的比例也仅有8%;与之相对应, 仍有43.3%的受访者乐意在农村务农, 其中很乐意的比重有9.8%, 只有4.9%、20.9%的受访者分别表示很不乐意、不太乐意在农村务农。调查表明, 总体上农民对城乡差别的感受比较明显, 但由于自身所处环境或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 尽管农民对城市向往度较高, 仍然有很大比例的农民愿意务农。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 愿意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多是年龄偏大的农民, 年轻人更多表现的是不愿意继续务农。
(四) 农户对利益补偿效应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在对粮价的评价上, 76.5%的受访者都认为粮价低, 其中26.6%的受访者认为很低, 只有4.6%、0.3%的受访者分别认为粮价比较高、很高;对现有的国家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 49.8%的受访者认为比较满意或很满意, 只有3.1%的受访者很不满意;对县/乡政府落实国家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 34.5%的受访者认为很不满意或不满意, 只有8.8%的受访者认为很满意;在对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总体满意度上, 44.1%的受访者持满意态度, 其中认为很满意的比例达到10.2%, 只有4.8%的受访者表示很不满意。调查表明:农民总体上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是比较满意的, 这得益于近年来国家对粮食主产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 但对个别单项补偿政策, 如粮价的问题上, 农民则感觉仍有很大的补偿空间, 尤其是对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执行和落实, 农民满意度较低, 这一方面说明存在政策执行不力的可能, 另一方面也说明政策执行透明度有待加强。
三、农户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
(一) 模型说明
对基于农户视角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可以借鉴满意度评价方法 (简称CSI方法) , 即测算影响因素X对因变量Y的变化效应。一般而言, 如果Y不是一个二元变量, 需要事先确定参照系, 然后通过多次变换将每个Y的取值与参照系进行比较。为简便起见, 可以对农户利益补偿满意度数据进行处理, 将评价结果为“很满意”“满意”的两种结果统一归入“满意”一类, 取值为1 (因为本研究的目的仅仅是了解农民“满意”情况) 。而将“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的结果归入“不满意”一类, 作为参照系, 取值为0。需要说明的是, 问卷调查中分为5个等级, 目的在于有利于农民更自由地、准确地表达评价意愿。而在模型分析中, 仅仅需要了解农民评价结果为“满意”的概率。因此, 只要剔除“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的结果, 将“很满意”“满意”合并为“满意”即可。
对于两分类问题, 可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假定Xki是自变量, pk是模型的响应概率, 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 pk为在给定系列自变量X1i, X2i…, Xki的数值时事件的发生概率, i=1, 2, …, n, pk=p (yi=1, |X1i, X2i, …, Xki) , α为截距, β为斜率。
发生事件的概率是一个由解释变量Xki构成的非线性函数, 其表达式如下:
发生比率 (odds ratio) 是用于反映两个相关二项分类变量之间关系的指标, 被用来度量某自变量对因变量效应影响程度的大小。其含义:在其他自变量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某一自变量Xj改变一个单位, 因变量对应的发生比率平均改变exp (bj) 个单位。自变量可以是无序或有序多项分类变量、二项分类变量、区间变量。同时, 概率的上限值为1, 而发生比率没有确切的上限值, 其计算公式为:
Logistic回归模型的拟合能力可以通过回归系数及其标准差、统计量和显著性水平等指标来评价。Wald统计量表示模型中每个解释变量的相对权重, 用来评价每个解释变量对事件预测的贡献度。Homsmer-Lemeshow (HL) 指标用于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优度的检验。当HL指标统计显著时, 表示模型拟合不好;反之则拟合较好。另外, 为更好地拟合模型, 避免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造成模型的偏差, 可以选择变量逐步进入的方法, 变量进入模型的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 变量剔出模型的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1。本研究采用SPSS17.0软件来完成二项Logistic回归。
(二) 变量选择与赋值
本研究选择前述1506个农户的调查样本数据进行模型拟合, 以农户对利益补偿的满意度为因变量, 以被调查对象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健康状况、家庭规模、地形、土地肥沃程度、水源情况、主要灌溉方式、交通条件、信息获取能力、机械化程度、销售难度、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亩均补贴总额、亩均净收益和家庭农业收入21个变量作为影响农户利益补偿满意度的自变量。有关各变量的说明和统计性描述情况分别见表1。
(三) 模型估计结果与解释
农户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测算结果显示 (见表2) , HL检验值为2.963, p值为0.937, 统计检验不显著, 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各影响因素中, 性别、受教育年限、地形、土地肥沃程度和主要灌溉方式5个因素对利益补偿效应影响显著, 其他因素对利益补偿效应没有显著影响。
从回归系数看, 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家庭规模、地形、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亩均补贴总额和亩均净收益10个变量的系数为正, 表明这些变量对利益补偿效应有积极影响。性别、健康状况、土地肥沃程度、水源情况、主要灌溉方式、交通条件、信息获取能力、机械化程度、销售难度、农户人均耕地面积和家庭农业收入11个变量对利益补偿效应的影响系数为负值, 表明这些变量对利益补偿效应有消极影响。同时, 根据Wald统计量, 农户利益补偿效应的影响因素中, 较为重要的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地形、土地肥沃程度、主要灌溉方式和亩均净收益。发生比率较大的变量为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地形、土地肥沃程度、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亩均补贴总额和亩均净收益。
注:*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根据模型测算结果, 在被调查对象个人特征和利益补偿效应的关系方面, 农户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满意度随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的提高、社会工作经历的丰富而增加, 而随健康状况的提高而降低, 且女性满意程度比男性更高, 一般群众满意程度比党员、团员更高。其可能的解释是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农民, 对利益补偿政策越熟悉, 年龄越大的农民, 对三农新政的感受越强烈, 而年轻农民往往更向往城市生活, 不愿长期待在农村, 更不愿务农。因此, 对利益补偿满意度较高的往往有两种群体, 一种是非农收入较高而对利益补偿不太在意的农民, 如有过除务农之外其他社会工作经历的农民以及农民党员、团员, 多是有着其他创富门路的乡村能人;另一种是以务农为生或其他收入来源较少的农民, 如所谓的农业生产“386199部队”, 包括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农民, 他们对利益补偿的边际满意度往往更高。
在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利益补偿效应的关系方面, 家庭规模越大、承包土地面积和粮食耕种面积越多、亩均净收益越高的农户, 其对利益补偿效应的满意度越高;人均耕地面积和家庭农业收入越多的农户, 其对利益补偿效应的满意度越低。其可能的解释是, 家庭规模越大、承包土地面积和粮食耕种面积越多、亩均净收益越高的农户, 其对粮食生产的依赖性越强, 因而对利益补偿的期望更强烈。而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家庭农业收入越高的农户, 其获得非粮收入的机会和比例更多, 而对非粮生产而言, 很多补贴等利益补偿是享受不到的, 换言之, 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家庭农业收入越低的农户, 利益补偿对他们的边际效应就越强。
从外部环境看, 主要灌溉方式实则反映了农户灌溉成本的高低, 模型测算结果表明, 灌溉成本越低、亩均补贴水平越高, 农户对利益补偿满意度越高,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而土地肥沃程度和机械化程度越高、水源状况和交通条件越好、信息获取能力越强、销售难度越小, 农户对利益补偿满意度越小, 这反映了农户所在的外部环境越好, 对利益补偿的感受越不明显, 这也表明利益补偿实际上也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说明越是在条件恶劣的粮食主产区, 越是要加强利益补偿力度。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合以上分析, 对于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的影响因素,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往往对非农收入较低的纯农户更有效, 尤其是对于偏远地区、条件较差的主产区农户而言, 效果更明显。因此, 应着重从以下三方面增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效应:一是大力培育新型农民, 创新农业经营主体, 增强农民的职业技能;二是加强主产区农村基础建设, 提高补偿标准, 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三是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培训力度,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积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摘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 采取问卷调研方式分析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 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提供决策基础。结果显示, 农民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家庭规模、地形、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亩均补贴总额和亩均净收益等因素对利益补偿效应有积极影响, 且利益补偿也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非农收入较低的纯农户尤其是偏远地区、条件较差的主产区农户, 对利益补偿效应的感受更明显。因而, 要从培育新型农民、加强主产区农村基础建设、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着力增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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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补偿 篇4
1 耕地保护农户补偿提出的缘由
从经济学上讲,由于社会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当人们利用某种资源去生产某种产品或劳务时,就必须放弃利用这种资源去生产另外一种产品或劳务的可能性或机会,这里所放弃生产的另一种产品或劳务的价值,便是所生产的产品或劳务的机会成本[6]。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实行耕地保护政策限制耕地向建设用地转移所引发的土地收益损失,这种损失要比其直接成本大得多。
土地具有多种用途,不同用途之间的经济效益差别巨大。根据有关调查研究显示,城乡工矿用地的生产效率是耕地的37.3倍,交通用地的生产效率是耕地的5.8倍,而且这种比较效益差还在逐年扩大[7]。耕地保护的主要目标是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由于存在现实的耕地用途的可转换性和农民务工方式的可选择性,保护耕地用于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远远大于其贸易所得[8]。在没有经济补偿的情况下,耕地保护与粮食生产的重要主体———农户,承担了过高的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而耕地保护提供的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等效益却被全社会所分享,这种保护成本与效益的错位,是直接导致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偏低的根源之一,严重挫伤了农民保护耕地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据统计,2002年以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以上(表1)。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驱使农村劳力与资金外流,难以保障对耕地保护的投入,甚至希望耕地被征用,或是将耕地撂荒闲置。不少农民,特别是年轻的农民认为“坚守耕地就是在维持贫穷”[9]。因此,严格保护耕地需要建立耕地保护农户补偿机制。政府应该依据机会成本损失对农户进行补偿,调动农户的积极性,有效促进耕地保护,从而达到控制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
数据来源: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2002-2010)
2 耕地保护农户补偿标准确定的依据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是耕地保护效益交易过程,交易实现的前提是耕地保护效益供需双方都有收益,即提供方的成本低于需求者的边际效用,因此耕地保护补偿额应当不低于保护的成本,而且不高于需求者的边际效用。耕地保护效益包括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社会稳定等效益,其中粮食安全是首要效益。
耕地保护成本包括投入成本和机会成本损失。投入成本是耕地保护者为了保护耕地,直接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包括耕地复垦、农地开发与整理、农田水利设施修建、土壤改良等实际支出。机会成本损失是因保护耕地而丧失最好发展机会的收入减少部分。从理论上讲,投入成本与机会成本损失之和应该是耕地保护补偿的最低标准。
在我国,耕地保护的投入成本主要是由政府财政承担,政府直接投入耕地复垦、农业土地开发与整理、修建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等项目,以及现有耕地保护的必要支出等。除此之外,农业科技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也是由政府承担的,农户保护耕地的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
当资源存在有多种用途时,机会成本通常是指用于一种用途时所必须放弃的其他用途中的最高收益。在土地的多种用途中,建设用地收益最高。因此,保护耕地生产粮食的机会成本损失等于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后的纯收益扣除原粮食生产用途纯收益的余额。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是以农地发展权价格作为农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在美国,对于需要保护的农地,一般由地方政府或第三部门(美国农地基金会、农场协会、占用农地进行建设的开发商等)出资购买农地发展权,农民取得农地发展权价款后,农地仍由农民耕种,但农民只能从事农业生产,不得再改为非农业建设用地,如要作非农业建设用地,则要向政府购买回其农地发展权[10]。美国农地发展权的价格等于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后的价格扣除原农业用途的土地价格的余额[11,12]。农地发展权价格实质上是土地用于农业生产而放弃转为建设用地的机会成本损失。
我国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即通过国家权力,强制限制耕地向建设用地转移,只能用于粮食生产这一用途。同时,限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只能由政府根据土地利用规划,通过土地征用将农民集体土地先转为国有土地后,再转为建设用地进行出让,出让收益由政府所得。假设国家没有对农民集体土地及其耕地的这种强制性的限制,农户可以自己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出让,获取出让收益。因此,我国农户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损失应该等于政府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后出让的纯收益扣除原粮食生产用地纯收益的余额。公式如下:
式中:OCL为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CLI为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GLI为粮食用地纯收益。
3 我国耕地保护农户补偿标准确定的原则与测算方法
3.1 我国耕地保护农户补偿标准确定的原则
(1)实现目标原则。补偿多少,基本的考量是看能否实现耕地保护的最终目标,所以是否充分补偿了,基本尺度在成本一面,而不在效益一面。
(2)社会福利最优原则。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是一种利益协调机制,要能增进全社会福利,前提是耕地保护者和受益者双方都有收益,补偿标准太低,不能实现耕地保护者剩余,反之则不能实现消费者剩余。补偿标准必须在一个区间内变动,使得保护者的成本低于需求者的边际效用。
(3)有效激励原则。补偿多少,要考虑耕地保护者的补偿期望,补偿要使得农民和地方政府有动力继续或更好地进行耕地保护,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就实现了目标。
(4)可行性原则。补偿多少,要考虑经济上的可行性、社会的承受力及社会公众的支付意愿。
(5)变动原则。真正有效的“补偿标准”,是在现实条件下利益相关者在一定的环境下博弈的结果,随着外在条件的改变,“标准”也会变化[13]。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应根据建设用地与粮食用地的收益情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作相应调整。
(6)按年度补偿原则。耕地利用与建设用地的经济效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在不同年度是不相同的,按年度补偿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也减轻了政府与社会的经济压力,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
3.2 测算耕地保护农户补偿标准的方法
依据上述研究,测算耕地保护农户补偿标准的整体技术思路为:以耕地保护的年度机会成本损失为基础,综合考虑农户的补偿意愿及政府经济的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具体年度补偿标准。
测算步骤与方法如下:
(1)测算粮食生产用地年收益。深入农户,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耕地粮食生产成本与收益资料,测算出单位面积粮食用地年纯收益。
(2)计算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后出让的年纯收益。采用城镇边缘末等级建设用地的出让收入,以一定的土地还原利率换算出建设用地出让年收益。
(3)测算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首先分别测算商业、住宅和工业用地出让的年收益与粮食生产用地年收益的差额,再采用加权平均法测算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
(4)调查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农户补偿期望值,计算出平均补偿期望标准。
(5)确定具体补偿方案与标准。以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为基础,综合考虑农户补偿意愿及政府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后确定。
技术路线见图1所示。
4 耕地保护农户补偿标准测算———以2008年铜山县茅村镇小张家村为例
4.1 研究区域概况
铜山县茅村镇位于徐州市北郊,与徐州市区仅一河之隔,处于城乡结合部。全镇总面积84 km2,社会人口10万,辖13个行政村,67个村民小组。其中,小张家村地处铜山县茅村镇中部。
2008年,小张家村总人口为3520人,分地人口为2838人,农户为908户,人均收入为9031元,户均收入为3.5万元。其中农业种植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平均不到10%,总收入越高的家庭,农业收入所占比例越低。全村耕地面积为160.96 hm2,其中水田面积为116.43 hm2,旱地田面积为44.53hm2,人均耕地约为0.05 hm2。粮食生产为一年两季,其中水田主要生产小麦和水稻,旱地主要生产小麦、大豆或玉米。
4.2 粮食用地年收益测算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到农户家中收集粮食生产成本与收益资料。将调查访谈得到的粮食生产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调查农户情况:共调查农户150户,发放调查问卷150份,收回有效问卷130份。其中,水田种植户128户,旱地种植户120户;水田水稻种植户128户,水田小麦种植户122户,旱地小麦种植户120户,旱地玉米种植户30户,旱地大豆种植户80户。
水田以一年种植水稻和小麦两季收成测算,平均净生产收益为1.08万元/hm2;旱地以一年种植小麦和大豆两季收成测算,平均净生产收益为0.83万元/hm2;水田与旱地平均纯收益为1.01万元/hm2。在生产收益的基础上,加上各种农业生产补贴,扣除相关税费后,2008年水田利用平均纯收益为1.12万元/hm2;旱地利用平均纯收益为0.87万元/hm2;水田与旱地平均纯收益为1.05万元/hm2(表2)。
注:平均数为水田与旱地收益按面积比例加权平均数。
4.3 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后出让纯收益测算
土地出让金是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所有权收益。因此,可以一定的土地还原利率将建设用地的出让收益换算为建设用地所有权的年收益。
《铜山县各镇建成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报告》中定义:基准地价为,在评估时点现状的平均土地开发水平条件下,各镇建成区不同土地级别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完整土地使用权单位面积最高法定使用年期的平均价格。也就是说,某级别某一用途的基准地价是指在该级别区域平均容积率水平、平均内外部开发程度、平均区域和宗地条件下的完整土地使用权最高法定使用年期的平均价格。基准地价是由基本出让金和成本地价构成。土地基本出让金就是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所有权收益。成本地价包含土地取得的平均成本、土地开发平均成本及相关的利润利息。基本出让金由土地出让纯收益和按规定收取的相关费用构成,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
(1)测算城镇边缘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出让年纯收益。城镇末等级土地主要分布在城镇外围未建成区域,其大部分目前为农用地,因此,可以将目前城镇边缘的耕地视为城镇末等级建设用地,这样,末等级建设用地的基本出让金可视为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基本出让金,其所含的土地出让纯收益可视为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出让纯收益,将土地出让纯收益按照公式(2)换算为土地出让的年收益。
式中:a为土地出让年收益;P为土地出让纯收益;r为土地还原利率;n为使用土地的年期。
2008年铜山县茅村镇土地定级为二级,其中二级地土地出让纯收益为:商业用地167.40万元/hm2,住宅137.40万元/hm2,工业用地7.40万元/hm2。(1)
在此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确定2008年土地还原利率。安全利率取2008年我国一年期平均存款利率为3.28%,风险调整值可用我国银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扣除银行经营成本率和银行经营利润率的余额。2008年我国银行一年期平均贷款利率为6.54%,银行的经营成本主要是存款利率。2008年度全国最大70家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利润率为21.75%[14],则经营利润率是3.28%的21.75%为0.71%。在其它因素忽略不计的情况下,余下的差额就是资本经营的风险,即:
这样,2008年土地还原利率为:
土地出让年期为:商业用地40年,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
利用公式1计算的结果表明,2008年茅村镇二级建设用地出让年收益情况:商业用地最高,为11.21万元/hm2,其次是住宅,为8.48万元/hm2,最低是工业,为0.83万元/hm2。
根据竞租理论及城镇规划,商业用地效益最高,主要布局在城镇中心区域或街道两侧等高级别土地上;工业用地效益最低,主要趋向于布局在城镇外围低级别区域内,住宅、行政、科教等用地等介于两者之间。因此,城镇外围的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的可能性与比例最大,其次是转为住宅等用地,转为商业用地的可能性与比例非常小。在此,取工业用地权重为0.7,住宅用地权重为0.3,商业用地权重为0.0。据此计算得到商业、住宅与工业用地的出让年收益的加权平均值为3.13万元/hm2,即城镇边缘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出让年纯收益为3.13万元/hm2。
(2)测算在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出让的平均年收益。根据建设用地地租或级差收益变化规律,建设用地收益从城市中心向农村递减,到距离城市中心最远处的建设用地的收益达到最低点。假设此处的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等于耕地种植的纯收益,低于这个收益后农户一般不可能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出让,即建设用地出让最低收益等于耕地种植收益。根据土地均质假设,可用城镇边缘建设用地平均出让收益和远离城市处最不适宜转为建设用地的粮食用地收益的平均值,作为全镇在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出让的平均纯收益。即:
4.4 测算年度耕地保护农户机会成本损失
年度农户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等于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后出让年收益扣除原粮食生产用地年收益的余额。即:
水田为:2.10-1.12=0.98(万元/hm2)
旱地为:2.10-0.87=1.23(万元/hm2)
水田与旱地平均:2.10-1.05=1.05(万元/hm2)
4.5 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意愿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测算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
调查情况:共调查150户,收回有效问卷120份,其中最低意愿标准为0.15万元/hm2,最高为1.02万元/hm2,年轻农民的补偿意愿高于年长农民的补偿意愿。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农户认为0.45~0.60万元/hm2比较合理,一部分农户认为旱地补偿标准应该高一些,因为旱地的粮食生产收益低,利润低。
经计算,小张家村农户平均补偿意愿为:水田0.46万元/hm2,旱地0.51万元/hm2,水田与旱地平均为0.49万元/hm2。平均补偿意愿低于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因为一部分农民,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农民的补偿意愿较低,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种地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不要交税,还有补贴,所以补偿多少都愿意,这要根据国家的经济能力。
4.6 补偿方案与标准
由于水田与旱地的粮食生产收益差别较大,造成水田与旱地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差别也较大,建议按水田与旱地分类别补偿。
从理论上讲,补偿标准应该不低于机会成本损失。但是,要考虑到政府经济能力及农户补偿意愿。本案例中的农户平均补偿意愿低于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因此,以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意愿为补偿标准的下限,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为补偿标准的上限,在此范围内的补偿标准均是合理有效的。具体是取下限或是上限或是两者之间,这要依据当地政府经济承受能力。如果取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与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平均值作为补偿标准。则2008年小张家村水田保护补偿标准为0.72万元/hm2,旱地保护补偿标准为0.87万元/hm2,水田与旱地平均补偿标准为0.77万元/hm2(表3)。如果农户补偿意愿高于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则,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为最低补偿标准。
注:补偿标准为机会成本损失与补偿意愿的平均值。
5 结论与建议
5.1 主要结论
(1)在我国现有的土地与耕地保护的政策制度环境下,耕地保护的投入成本主要是由政府承担,农户耕地保护的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农户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损失,等于耕地被征用后转为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扣除原粮食用地纯收益的余额。
(2)耕地保护农户补偿标准确定的基本原则为:实现目标原则,有效性原则,可行性原则,社会福利最优原则,变动性原则,按年度补偿原则。
(3)测算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技术思路为:以耕地保护的年度机会成本损失为基础,综合考虑农户的补偿意愿及政府经济的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具体年度补偿标准。经测算,2008年,铜山县小张家村耕地保护农户机会成本损失为:水田0.98万元/hm2,旱地1.23万元/hm2。耕地保护农户补偿标准为:水田0.72万元/hm2,旱地0.87万元/hm2。
5.2 政策建议
(1)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通过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内化耕地保护的全部成本与效益,给予保护耕地的农民以市场价格确定的耕地保护成本补偿。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收益,也即提高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成本,使耕地成本与建设用地成本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在这样的竞争机制下,农民会更加珍惜耕地资源,地方政府也会抬高“用地门槛”,会认真地进行耕地保护的成本收益分析,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耕地保护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从政治任务的角度权衡保护耕地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取舍。
(2)建立科学的耕地保护成本与效益评估体系。建立科学的耕地保护成本与效益评估体系,显化耕地保护的全部成本与效益,为实施耕地有偿保护奠定基础。耕地保护成本不仅包括直接投入成本,还包括机会成本。耕地保护产出效益不只是经济效益,还包括粮食安全效益、社会保障效益及生态安全效益。只有科学地评估耕地保护的成本与效益,才能科学地配置和利用耕地资源,才能有效保护耕地。
(3)设立耕地保护基金。资金问题是建立完善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最关键的问题。没有充足的补偿资金作后盾,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也将会是空谈。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筹集耕地保护资金:(1)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一定比例直接转为耕地保护补偿基金。(2)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资金拔付。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国家通过纳税人的贡献对全国的耕地保护提供资金。每个纳税人既是贡献者也是获益者。(3)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的一定比例转为耕地保护基金。国家明确规定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土地整理、耕地开发等开支,因此,可以将其中一部分转为耕地保护基金。(4)耕地占用税全部转为耕地保护基金。耕地占用税属于地方税种,可以直接转为地方耕地保护基金。(5)设立耕地保护税。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是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耕地保护的成本也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为了使耕地保护的成本得到社会稳定的补偿,就有必要设立相应的税收项目,使享受耕地保护好处的各行各业对耕地保护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此税收主要针对耕地农用与发展其它产业之间巨大的机会成本差异,因此“耕地保护税”,主要向非农产业征收,全部转为耕地保护补偿基金。
摘要：耕地保护的重要主体———农户,缺乏耕地保护的积极性,主要根源是农户的机会成本损失过高,应该依据机会成本损失给予农户补偿。实施补偿的关键是确定合理可行的补偿标准。从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依据农户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分析补偿标准确定的依据和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补偿标准测算的技术思路为:以耕地保护的年度机会成本损失为基础,综合考虑农户的补偿意愿及政府经济的承受能力因素,确定具体年度补偿标准。以铜山县茅村镇小张家村为例进行测算,结果表明:2008年,水田保护补偿标准为0.72万元/hm2,旱地保护补偿标准为0.87万元/hm2。
农户补偿 篇5
关键词：耕地保护,利益补偿,社会效益,理论分析,乌昌经济区
在生态脆弱的乌昌经济区内保护耕地势必制约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则又要占用大量耕地, 在这里, 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便成了一对“冤家对头”。然而, 通过对乌昌经济区内的农户进行合理有效补偿, 一方面, 既有利于增强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也有利于提高耕地保护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 可以促使该地区非农产业向土地节约型和集约型方向发展。
一、乌昌经济区耕地保护中农户利益补偿问题的重要性
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的实际意义主要有:
第一, 乌昌经济区是天山北坡经济带的中心区域, 在乌鲁木齐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带动下, 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远远高于全疆其他地区, 因而需要占用大量耕地。而且, 目前实施的乌昌经济一体化战略势必会对乌昌经济区产生更大的生态影响, 使人地矛盾日益严重, 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 生态安全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同时又由于比较利益的差异等原因, 导致耕地用途的转移和耕地的不可持续利用, 对新疆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第二, 对乌昌经济区内的农户进行合理有效补偿, 一方面将有利于增强当地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耕地保护的经济能力。它是乌昌经济区实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措施。
第三, 对农户保护耕地进行补偿, 既有益于保护耕地, 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同时, 也是新疆和乌昌经济区乃至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政府和农户都成为耕地保护的主体, 将促进农业生态环境, 乃至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 在公共管理领域, 合理的政策导向、执行和监督是保护好该区域的耕地, 确保新疆生态健康与粮食安全的关键。在此前提下, 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更加有效地保护好新疆现有的耕地, 使社会目标和个体目标相一致, 追求经济目标的有效性和生态安全性。
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的理论意义主要有:
首先, 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是新疆和西部地区甚至全国保护耕地的新观念, 通过补偿体系构建, 为我国耕地保护研究提供一个有效的思路。
其次, 改变以客体为主线的研究思路为以主体利益为研究主线进行补偿问题的研究, 将丰富补偿理论, 完善我国的补偿制度。
二、乌昌经济区耕地保护中农户利益补偿的基本构架
(一) 补偿的原则
对乌昌经济区的农户利益进行补偿, 是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激励手段, 应该遵循以下几个主要的原则。第一, 公平与效率相结合。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关系乌昌经济区内的公共利益, 关系着区域的公平、工农间的公平, 因此补偿机制必须要体现公平的原则。同时, 制定的补偿措施必须能够对激励的客体起明显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产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第二, 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相结合。由于意识滞后带来的“非理性”、土地供给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存在, 市场在耕地资源配置中存在失灵的现象。这为政府的介入提供了必要性。政府应在对耕地保护、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三, 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应该结合耕地保护政策制度、农业政策制度和城乡统筹政策等方面建立对农户的利益补偿的规范性体系, 使得农户的利益补偿有制度规范, 从制度层面得到承认和保护。同时, 要考虑乌昌经济区内的地区差异性, 补偿的标准、补偿的方式应该有所差异。第四, 可操作性。对农户利益的补偿机制要严密, 能被激励客体接受, 有操作性。
(二) 补偿的标准
耕地保护中乌昌经济区内农户利益补偿的数额或程度, 对农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公平的暗示。补偿的标准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于不同的补偿方式、补偿情况和补偿地区, 补偿的标准会有所不同。补偿标准的关键在于补偿依据的选取和农户的利益损益程度的确定。不同的补偿模式, 采取的标准不尽相同。对于征地补偿模式, 其补偿多以被征土地和相关资产的市场价格为主要参考标准, 不同的只是市场价格的计算时间。应该在全面评估耕地的价值的前提下, 适当提高耕地占用的补偿标准。对于结构调整补偿模式, 其补偿标准的确定需要综合参照国内外农业保护价格。对于生态退耕补偿, 其标准应随着退耕的类型、当地的生活水平和需退耕的耕地情况而定。对于自然灾毁补偿模式, 其补偿的标准应按照耕地灾毁的面积、原耕地的生产情况和当地的生活水平而确定。
(三) 补偿的方式
补偿主要分为政策制度补偿、实物补偿、资金补偿和精神补偿等四种方式。第一是制度政策补偿方式。制度政策补偿是对农户的权益和机会的补偿。制度补偿中, 土地制度是基础, 耕地资源的产权制度是关键。政策补偿, 即依据针对农户利益的各项优惠政策的补偿, 包括补贴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等。第二是实物补偿方式。补偿者运用物质、劳力和土地等进行补偿, 解决受偿者部分的生产和生活要素, 改善受偿者的生活状况, 增强受偿者的生产能力。实物补偿有利于提高物质使用效率。对于征地补偿方式采取的物资补偿方式有, 土地入股补偿、留地安置补偿、土地债券补偿、替代地补偿等。第三是资金补偿方式。资金补偿是最常见的补偿方式, 也是最迫切急、需的补偿方式。资金补偿常见的方式有:补偿金、减免税收、信用担保的贷款、补贴等。通过资金的补偿的直接影响到农户的收入。
三、农户利益补偿的模式构建
对乌昌经济区耕地保护的农户进行的利益补偿分为四种模式, 即征地 (耕地) 补偿模式、结构调整补偿模式、生态退耕补偿模式、自然灾害补偿模式。这四种模式互为一体, 体现农户耕地的面积变化可能面临的四种驱动力。耕地保护包括数量和质量的保护。其中, 数量保护是基础, 质量保障是关键。就大部分农户来说, 一定的耕地数量是其生存和基本权利的保障, 一定生产能力的耕地是其生活水平提高的保障。四种补偿模式下成本形态及补偿流向分析见表1。
四、“乌昌一体化”过程中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所采取的措施
(一) 经济措施
乌昌经济区内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的经济措施, 关键是要使补偿活动市场化, 使补偿成为市场性的经济活动。建立补偿活动的市场、补偿市场体系、补偿市场机制, 让补偿活动在市场中顺利运行。使补偿与补偿相关者的“权、责、利”相结合, 与其长期稳定利益结合, 迫使补偿相关者自始至终关注补偿的效率和用途, 使其不断创新, 运用合理的补偿方式来提高补偿效率。第一是积极培育地产市场, 加强地价评估, 尤其是农用地损益评估。第二是要设立农地发展权, 完善我国土地产权制度, 保障失地 (耕地) 农民的利益。第三是要补偿资金筹集的多渠道化。针对不同的补偿的模式, 要采用不同的资金筹集方式。在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双重作用下, 资金的筹建需要采用委托性和直接性两种渠道。
(二) 法律措施
要在乌昌经济区内加强耕地保护, 必须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有关农户利益补偿的法律性规定, 有利于耕地保护法的细化和具体化, 也有利于促进耕地保护过程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和谐。其法律性规定包括规范的补偿程序、明确的补偿主体、补偿的义务和权利等方面。
(三) 行政组织措施
必须要完善耕地保护中的各项行政工作, 特别要加强国土资源部门的各项行政工作。针对耕地保护中的利益补偿, 要有严格规范的信息反馈程序, 确保农户的利益补偿意愿得到畅通表达和损失利益的有效补偿。耕地保护是一项历史性的巨大系统工程, 涉及到各个行业、各类众多的利益主体, 而且事关吃饭和发展的问题, 因此, 需要一个强有力而且擅长业务的专门的组织机构来把握耕地变化规律, 协调耕地保护的利益主体, 开展政策研究和各项行政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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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补偿 篇6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农田生态补偿,农户受偿意愿,条件价值法,二元logistic回归
耕地资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耕地不仅具有生产功能和经济功能,在城市用地布局中,更是将连片基本农田、优质耕地作为绿心、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生态功能[1]。它不仅为人类提供食物、木材、纤维等物质产品,还提供休闲娱乐、美学和精神享受[2],能够有效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释放更多绿色开敞空间。在大城市周围划定基本农田绿化隔离带,以绿带作为城市规划发展的边界,能够有效控制城市的无序蔓延[3]。1960-2000 年人类对农田生态系统的需求是全球人口增长的2 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6 倍[4]。联合国千年评估计划曾指出,全球接近2/3 的农田生态系统正在不断退化[5]。在意识到农田生态环境破坏所引发的负外部性问题之后,发达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农业环境政策。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实施的环境服务付费项目,欧盟和美国实施的共同农业政策、农业环境政策等。目的在于有效激励农户保护农田生态景观[6],克服生态环境供给的不足,鼓励采用农地休耕等方式缓解农田负外部性,并以发展权购买、补偿让步、地役权移转、征收环境税等形式,将农田非市场价值反馈给当地提供生态服务的农户[7]。
相较发达国家,我国农田也承担着非常复杂的职责和功能。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曾指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死守耕地红线。同时,积极推动有基础、有意愿、有代表性的区域开展耕地保护补偿试点。将试点区域从市县水平扩展到省级层面,并逐步向更大范围推广。虽然,试点区域已结合当地实际状况,选择了多样化的补偿策略。但是,城市化发展中不断增长的耕地需求,导致农田生态补偿工作在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方面仍面临着多重困境。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促使数亿农民离土离乡,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加快,导致优质耕地大面积抛荒,农业种植在面积上难以保证;另一方面,种粮比较效益低,劳动力和农业生产成本高,农户缺乏农地集中连片经营的观念,更缺乏主动维护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认识,从而导致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现象严峻。我国特殊的自然资源国情,决定了我国在现行制度环境下必须加强对农田生态环境的保护,建立有效的农田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连片基本农田、优质耕地的经济激励,突出农田作为生态屏障的重要作用,构建良好的土地利用格局以及景观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宜居环境。但是,能够有效激励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前提是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8]。
目前国内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标准的研究,主要以农户受偿意愿为基础,从减少农田负外部性视角探析补偿标准的制定。其中,蔡银莺和余亮亮[9]从保护性耕作、规划管制受限的机会成本等方面分析了农户的受偿意愿,发现补偿标准与个体特征、种植情况、兼业特征、经济实力、距离城镇远近等因素有关;冯琳等[10]和巩芳等[11]对生态脆弱区、湿地保护区的补偿标准及农户受偿意愿进行研究,发现湿地保护与耕地资源禀赋、帮扶形式、移民情况有关;车越等[12]和彭晓青等[13]则对不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农户受偿意愿的差异进行分析;戴其文等[14]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农户受偿意愿与筹措资金的方式、游憩经历、对森林资源的认知有关。综上所述,当前农田生态补偿研究着重典型区域农户受偿意愿的测算,缺乏对不同区域补偿标准的横向比较。对此,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例,从维护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角度入手,基于Hicks需求理论,构建假想市场条件下的农田生态补偿政策,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受偿额度的差异,探讨主体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未来湖北省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设计和完善提供参考意见。
1 理论假设
利用Hicks需求函数中的补偿变化(CV)与等效变化(EV)来度量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者福利之间的关系。假设,当农田生态环境变差,消费者福利受损时,补偿变化指的是为使消费者福利不变所必须补偿的最低价值(WTA),等价变化指的是消费者为避免未来福利变化所愿意支付的最高数额(WTP)。假设农户的效用曲线为U1、U2,生产可能性曲线为P1、P2,预算线为x1、x2,Hicks需求曲线为h1U1、h2U2,x1为农田生态要素(农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x2为其他产出要素(图1)。假定初始状态下农户效用曲线为U1上的a点,农田生态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户的土地发展权,变相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农户效用水平降为U2上的b点。对应,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由OM减少为ON,减少了MN。如果想让农户的效用水平恢复至a点,则对应的货币补偿量为EV,因而EV可以表示为农户接受农田生态保护政策,避免因土地发展权受限导致的效用水平下降所需的最低补偿标准或转移农田发展权的最低价格,即农户的受偿意愿(WTA)。
EV是从U2到U1的货币等效变化量,在给定效用水平U1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成本支出函数的变化量来计量。由Hicks补偿需求曲线的原理可知,EV可由成本曲线与补偿需求曲线h1U1左边的面积(P2c'a'P1)来表示,即农户的受偿意愿(WTA);而农户接受农田生态保护补偿的成本支出可由成本曲线与预算线x左边的面积(P2b'a'P1)来表示;同理,可以推导出其他受益人对农田生态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假定其他受益人的初始状态为效用曲线U2上的b点,实施农田生态保护政策后,其他受益人可用的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增加了MN,其福利状态也上升至效用曲线U1上的a点,CV用于度量其他受益人为达到效用曲线U1上的a点而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即其他受益人对实施农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大小可由价格曲线与Hicks需求曲线h2U2左边围成的面积(P2b'd'P1)来表示。
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P2c'a'P1)> 农户实施农田生态保护政策的成本支出(P2b'a'P1)> 其他受益人群对农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P2b'd'P1),表明单纯依赖相关受益群体的支付意愿不足以弥补农户实施农田生态政策的成本及受偿意愿,难以激励其参与农田生态保护。因此,如果政府想要取得好的农田生态保护效果,就必须借助货币补偿等方式来激励农户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且补偿标准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
2 研究方法
2.1 调研区域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东邻安徽,南接江西,西连重庆,北靠河南。横跨东经108°21′-116°07′,北纬29°01′-33°61′。地势西高东低,西—北—东三面环山、中间低平而向南敞开,拥有山地、丘陵、平原等多种地貌形态。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又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同时还是国家级的粮食主产区。1997-2013 年间全省耕地面积年均净减少3.74×104hm2,同期人口年均净增加19.51×104人,人均耕地面积由0.084 hm2下降到0.076 hm2。虽然湖北省已经实施了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但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仍加剧了用地需求与耕地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为此,湖北省在2012 年出台了《主体功能区规划》,通过设定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来对国土空间功能再定位,从而控制土地开发强度,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并鼓励探索建立地区之间的横向援助机制,对因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而造成利益损失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资金补偿。均衡转移支付的同时,加大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实现以生态环境建设为核心的农田生态补偿机制。
2.2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3 年9-11 月对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蔡甸区、黄陂区的23 个行政村、荆门市京山县的16 个行政村、黄冈市麻城区的11 个行政村展开了实地调研。调研采用随机抽样与面对面访谈的方式,以村庄距离城市的远近及村庄人口数量为依据,按固定比例对村庄进行抽样。总共发放调研问卷590 份,收回有效问卷553 份,样本有效率为93.73%。其中,武汉市发放问卷240 份,收回有效问卷231 份,有效率为96.25% ;荆门市发放问卷190 份,收回有效问卷170 份,有效率为89.47% ;黄冈市发放问卷160 份,收回有效问卷152 份,有效率为95.00%。
2.3 计量模型
依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将农户受偿意愿定义为农田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实施前后,维持农户效用无差异的最低补偿标准。因而,Hicks等效变化(EV)则是度量农户受偿意愿的基础。在构建农户效用函数的基础之上,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揭示农户对农田生态环境保护的选择偏好,推导实施与未实施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农户等效用点,并用条件价值法测定农户的受偿意愿(WTA)。
假定农户对补偿方式选择无特殊偏好,也不影响其生产决策。Y表示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受偿意愿,主要考察农户是否愿意接受补偿,是一个典型的二元选择问题。基于因变量的类型,本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来对变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模型为:
式中:xi为影响因素,μ为随机误差项,y=1的概率设为p,f(y)为y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pi为第i个受访农户的受偿意愿概率,α为常数项,β为第j项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xij为第i个受访农户的第j项影响因素。
2.4分析方法
采用条件价值法(CVM)向受访农户询问一系列假设问题,帮助受访者陈述其对资源环境或非市场财物的偏好,引出其对某项环境改善效益的支付意愿(WTP)或者对环境质量损失的受偿意愿(WTA),再通过非参数方法求得受偿意愿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得到农户自愿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受偿意愿区间,比较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差异。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首先用stata11.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再依据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或平均值大于1的标准来筛选自变量,最后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
2.5变量说明
在回归模型中,Y表示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接受意愿,若农户愿意实施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则意愿Y=1;反之,意愿Y=0。
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对农田生态功能以及景观功能的认知等4类,共16个变量(表1)。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受访农户中,男性比例为60.04%,略高于女性,农产品主产区(Ⅱ区)男性比例最高;受访者平均年龄为53.93岁,50-60岁之间的样本比例最高,占33.27%(表2),Ⅱ区60岁以下农户比例为85.30%,显著高于其他两区;农户的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占样本的88.06%;曾任或正在担任村干部的比例仅为13.20%,驻村干部比例较低;受访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为0.185 hm2。其中,仍在务农的比例为86.26% ;受访者月收入状况在1 000 元以下的占到样本总体的64.20%,但重点生态功能区(Ⅲ区)农户的月收入水平整体最低。受访农户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比例为95.12% ;家庭六成以上以农业种植为主,其中,Ⅱ区农业生产比重最高,Ⅰ区比重最低。综上可知,重点开发区农户年龄最大,文化水平最低,务农比例最少,家庭多以非农业收入为主;农产品主产区仍在务农的农户年纪最轻,务农比例最高,收入属中等偏上水平,家庭多以农业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这与农产品主产区的功能定位相一致。
3.2 农田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意愿及差异性分析
假设政府为了维护区域农田生态环境的稳定,计划实施一项新的生态补偿政策,希望通过每年补偿一定数额现金的方式来鼓励农户保护和改善农田周围的生态环境,改善现有农田生态系统,激发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从而达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目的。问卷结果显示:重点开发区受访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为7 821.45-9 421.05元/(hm2·a),农产品主产区受访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为6 936.30-8 608.05 元/(hm2·a),重点生态功能区受访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为3 017.10-3 775.65 元/(hm2·a)。重点开发区农户受偿意愿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区域,生态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最低。
不同主体功能受访农户受偿意愿分布上存在较大的差异。重点开发区农户非零受偿意愿主要分布在3 000-6 000、9 000-12 000 和>15 000 元/(hm2·a)(表3),分别占样本的21.21%、16.45% 和18.18%。农产品主产区农户非零受偿意愿主要分布在3 000-6 000、6 000-9 000 和>15 000 元/(hm2·a),分别占有效问卷的30.00%、18.82% 和15.29%。重点生态功能区非零受偿意愿主要分布在1-3 000、3 000-6 000和>15 000 元/(hm2·a),比例分别为37.50%、13.16%和12.50%。实地调查中发现,零受偿意愿农户占样本总体比例较高,他们更希望政府将农田生态补偿资金用于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其中,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比例最高,占30.92%。其次是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分别占30.31% 和24.71%。
从受偿意愿分布区间来看,重点开发区的受偿意愿分布分散,两端分布较高;农产品主产区受偿意愿相对集中,略低于重点开发区;而重点生态功能区受偿意愿分布最集中,但受偿意愿最低。整体来看,受偿意愿大小为:重点开发区> 农产品主产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零受偿意愿比例为:重点生态功能区> 重点开发区> 农产品主产区。由此可见,由于主体功能区功能定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距,导致农田生态保护的机会成本的异同,所以农户受偿意愿的分布也存在一定显著差异。针对不同的受偿意愿群体,政府应当制定差别化的补偿策略。同时,需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会对差异化的农户受偿意愿产生影响。
3.3 典型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三个典型功能区的回归拟合程度良好,卡方(LR chi2)检验结果分别为41.42、26.80、42.97,且在5% 水平上显著(表4)。
个体特征中,性别对三类功能区农户的受偿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对Ⅰ区农户受偿意愿负向影响显著,其他两个区域不显著,教育程度对Ⅱ区农户受偿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而户主特征对三个区域农户的受偿意愿影响均显著。上述结果表明,男性、年纪较轻、受教育程度较高、是户主的受访者对农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认知度也更高,受偿意愿相对更高。
家庭特征中,农地资源禀赋和承包地流转情况对Ⅰ区农户的受偿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在5% 水平下显著,其他区域不显著。月收入情况对Ⅱ区农户受偿意愿负向显著影响,其他地区不显著。承包经营权对Ⅰ区农户的受偿意愿正向影响显著,对Ⅱ区和Ⅲ区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受访家庭享有承包地、且承包地面积较大、受访者月收入水平高、有土地流转行为的农户,对应受偿意愿就越高。
农田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控制水土流失、促进土壤养分循环等生态功能。其中,农田在调节气候和控制水土流失方面的功能在三个主体功能区上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涵养水源对Ⅱ区农户的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而土壤养分循环对三个主体功能区农户的受偿意愿影响则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农田生态价值认知中,受访农户对农田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和控制水土流失方面的认知度越高,对应受偿意愿也越高。
农田景观功能包括农田提供的休闲娱乐价值、文化价值和维持物种多样性等。农田休闲娱乐价值对三种不同功能区农户的受偿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文化价值对III区农户的受偿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维持物种多样性对Ⅱ区农户的受偿意愿也具有正向影响。这表明农户在休闲娱乐价值、文化价值和维持物种多样性方面的认知程度越强烈,则受偿意愿就越高。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研究表明,主体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大小为重点开发区> 农产品主产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应区域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分别为7 821.45-9 421.05、6 936.30-8 608.05 和3 017.10-3 775.65 元/(hm2·a)。其中,对农田功能认知水平越高、家庭生计对农地的经济依赖性越强的农户,其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愈强。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别对三个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年龄只对重点开发区农户受偿意愿有负向影响,教育程度对农产品主产区农户的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而农地资源禀赋和承包地流转情况会正向影响重点开发区农户的受偿意愿;享有承包经营权会正向影响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农户的受偿意愿;月收入情况对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受偿意愿具有负向影响。此外,调节气候和控制水土流失对三个区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涵养水源对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受偿意愿正向影响显著。休闲娱乐价值功能对三个主体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均有正向影响;文化价值只对生态功能区农户具有正向影响,而维持物种多样性则对农产品主产区农户的受偿意愿正向影响显著。
4.2 启示
1)农田生态补偿政策,是一种有效的政府管制方式。现行政策补偿标准固定,方式单一,与农户面对面协商机会较少,缺乏对不同区域的有效激励。因此,在制定湖北省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时,应结合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区域差异,制定差别化的补偿策略,保证产权长久稳定的同时,提供可持续的农田生态补偿,并激励农户自主参与,以提高补贴政策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