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共7篇）
农户家庭 篇1
摘要：通过对集体林家庭经营形式特点的调查分析, 针对农户家庭经营及其森林经理工作面临的问题, 提出参与性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的基本设想, 探讨了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过程和实施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特点,问题
中原丘陵平原地带, 集体林面积所占的比例达到80%以上。集体林经营管理活动具有独特性, 特别是在经营管理形式上, 存在着村级集体统一经营、股份合作经营、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合作社、林业公司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户家庭经营管理的水平, 对提高整个中原地区森林经营管理水平, 改善林区生态环境, 实现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1,2]。
1 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形式的基本特点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革, 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的形式和特点也在发生变化。根据在豫西丘陵平原地区的调查, 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在许多方面有其特殊性。
1.1 经营产权形成过程具有复杂多样性
1983年以前, 集体所有制的山林主要由大队集体经营, 小部分由生产队经营。1983年以后, 林业“三定”工作完成, 农户家庭经营山林的形式得以确立[3]。1996年以来, 在集体林经营产权制度中开始实行林地流转机制, 各种经营形式比重得到大幅度提高。农户通过租赁、拍卖、承包等获得林地的经营使用权, 但其得到的经营条件和承担的经营责任是不一样的。
1.2 林地分散, 规模小
按平均地权的原则, 将责任山和自留山按照土质好坏、路途远近、高山低山等林地搭配的方法均匀划分给农户[3], 形成分散零碎的局面。如有的农户经营的林地达10余处, 而一个山头往往有10余个农户经营, 从经营的林地总量来看, 每个农户家庭经营的林地规模都比较小。
1.3 林业投入不足, 经营者文化水平较低, 缺乏技术
目前, 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很少, 投入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更少。近几年, 随着大批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或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留守农村的多是“603861部队”, 即老人、妇女和儿童, 很少有群众直接投身于林业生产。再加上农村群众收入不高, 农户无力或者无意投入林业。农村直接从事林业生产人员的文化程度很低, 留守人员多是老人和妇女, 其文化程度低, 多是小学、初中, 甚至文盲也占一定的比例[4]。
1.4 农户经营行为谨慎, 讲究短期的直接效益
投资决策比较谨慎, 趋于自主化。农户经营林业的目的就是短期内获得经济利益, 投资首选因素是能否获利, 几乎没有农户是按政府指导意向来决策。农户经营林业投资主要利用自有资金, 少量向亲戚朋友借债, 而向银行、信用社贷款的很少, 一是获得贷款比较困难, 二是农户本身也缺乏贷款发展林业生产的意识。
2 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集体林的森林经理工作, 对于农户家庭经营这种特殊形式, 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森林资源权属不清, 手续不完善。通过1983年的林业“三定”, 大部分农民分到了责任山和自留山, 但农户由于经营规模小、劳力不够、素质不高、缺乏投入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 造成林业经营成效不好, 许多地方是荒山依旧。有些群众把山地转包给其他人员, 但因林权证丢失、损毁或不愿过户, 造成林权不能正常流转或流转了不能及时过户, 办理权属变更, 致使新承包户没有完善的手续。二是森林区划时虽然考虑了权属这个因子, 但只分国有、集体、私有等类型, 没有区分出经营主体, 特别是没有按农户进行区分[3]。三是森林经理调查主要是对小班森林资源数量、质量和地况等方面的因子进行调查, 并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 调查成果一方面不能满足农户开展森林经营的具体要求, 另一方面也极少向农户提供相关的森林经理调查成果。四是编制的集体林经营方案, 考虑宏观管理需要的多, 考虑具体经营需要的少, 森林经营指标基本上没有落实到农户家庭经营形式上[3]。五是森林经理工作缺少农户的直接参与, 不能调动农户的积极性, 不符合农户家庭作为集体林经营主体的实际情况。在农户经营林业中开展森林经理工作很难有效地解决宏观调控、经营组织、技术服务和规模经营等方面的问题。
3 农户家庭经营的森林经理探索
参与性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 就是在集体林农户家庭经营过程中, 要求农户、科技人员和当地政府共同参与, 尤其是农户的积极参与, 相互密切配合,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根据国家及林业部门关于开展森林经理工作的原则要求, 针对农户家庭经营的特点、经营条件和经营环境, 一起研究和完成农户家庭经营中的各项森林经理工作。这样的森林经理, 一方面强调森林经理过程要有经营主体———农户的积极参与, 另一方面强调森林经理技术要面向农户家庭经营。
3.1 明确权属, 完善手续
对林地权属变更的农户, 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为新承包户颁发林权证, 使新承包户能权属清晰, 手续完善, 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林业生产中去。
3.2 参与性农户家庭经营的森林经理过程
对于农户家庭经营来说, 森林经理主要包括森林区划与森林经理调查、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森林经营效果检查与评价等内容。
3.3 实施农户家庭森林经理的基本要求
3.3.1 充分发挥参与各方的优势和积极性。
参与性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工作的特点是利用参与各方在森林经理工作中具有的不同地位和优势, 通过共同参与、密切配合, 达到优势互补, 因此能否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是其中的关键[5]。
3.3.2 明确参与各方的职责, 注重协调统一。
由于参与各方在农户家庭森林经理工作中角色不同、作用不同, 为了避免产生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 需要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3]。
参考文献
[1]张春霞.乡村社会林业的发展与产权制度的改革:林业产权研究之五[J].林业经济问题, 1995 (2) :9-14.
[2]沈月琴, 李兰英, 梅岩良, 等.浙江林业经营形式问题探讨:南方集体林区林业市场化系列问题研究之一[J].林业经济问题, 2000, 20 (4) :226-228.
[3]胡永旭, 韦新良.乡村农户森林经营参与性管理机制探讨[J].浙江林学院学报, 2001, 19 (2) :187-192.
[4]蒋有绪.森林可持续经营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J].世界林业研究, 2001 (2) :1-8.
[5]宋桂兰.关于森林经理与社会林业有机结合的思考[J].林业调查规划, 2001 (3) :11-15.
农户家庭 篇2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体现贷款“三查”制度的彻底分离，信贷管理实行“前、中、后台分离，相互制衡”的管理模式，达到“职责分明、环环相扣，做细做实、尽职免责”之目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和本行相关信贷管理要求，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章
前、中、后台定义
第二条
前台是指通过采信、授信方式对“授信对象、授信额度、授信期限”的调查、论证、确认过程。
第三条
中台是指贷款发放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方式、手续，在前台所确定的“授信对象、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内受理客户用信业务。
第四条
后台是指贷后的回访和管护，及时发现和处置问题，力保贷款用得好、周转灵、效益高。
第三章
尽职免责
第五条
前、中、后台工作人员（授信组成员、信用社主任、贷款记账员、档案管理员）在实施各自工作中，能够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规定内容、规定方式、规定手续实施规范化操作，严格履行工作职责，并有尽职尽责客观检查依据，在
事后监督、组织检查验收中未发现有失职、不尽责行为的，一律不予追究其一切责任。
第六条
联社对各岗位工作责任人的尽职尽责情况实行百分制积分办法考核。
第四章
前台工作流程
第七条
前台工作总体流程：采信→调查（论证）→授信→调整（调增、调减、取消授信）。
第八条
农户家庭贷款采取“逐村连片阳光信贷”方式，其前台工作流程是：
（一）采信。
对服务区域内的每个农户家庭基本信息进行采集。
（二）问卷调查。
1、成立问卷调查组。
组长由联社部室经理担任，副组长为信用社主任，组员由联社抽调人员构成。
2、问卷调查。
（1）确定问卷对象。问卷对象由问卷组长和副组长共同选定。
（2）问卷方式。由问卷组成员逐村分别向被选定的5个以上知情人实施不低于5份“背靠背”式问卷调查。
（3）问卷要求。问卷前向问卷对象说明问卷本意和答卷要求，形成共识；问卷中首先将“游手好闲、信用观念差、欠债较多、丧失劳动能力、长期不在家、有前科、服刑、赌博、放高利贷”等15种类型人员的家庭列为待授信对象，其次，对可授信的每个农户家庭现有的经营项目、家庭总资产、年总收入、外出务工、可授信额度进行问卷，真实记载随机问卷调查表，不得有随意性。
（三）形成问卷调查汇总表。
1、确定拟授信对象：农户家庭在五份问卷调查表中只要有一份是“待授信”的，则不作为第一批拟授信对象。
2、确定拟授信额度。农户家庭拟授信额度取五份问卷调查表的拟授信额度算术平均值，即：去掉1个最高额，去掉1个最低额，然后取剩余额度的平均值，最低授信额为1万元。
（四）比对。
1、通过比对，现有不良贷款的农户家庭（含其家庭成员，或担保贷款逾期未还），暂不作为授信对象。
2、通过比对，借款有3次以上不良记录的农户家庭（含其家庭成员），暂不作为授信对象。
3、通过比对，筛选出近三年借款无不良记录的信用户，形成优秀信用户评选名单。
（五）较大“拟授信”额度的再认定。
信用社主任对权限内农户家庭的拟授信，应组织人员实地调查、认定，并填写《农户家庭授信认定表》。如授信额度需要调减的，信用社先调后报联社授信部备案。如授信额度需要调增的，按相应贷款审批权限上报批准后执行。
（六）农户家庭拟授信额度超出基层社权限的，按相应贷款审批权限，报联社授信部审批。
（七）成立村评议小组。组长：镇包村干部
副组长：村书记、信用社主任
成员：村委成员、问卷小组人员
（八）村评议小组评议。
将比对后的拟授信对象及额度结果表，提交村评议组评议（原则上只调减、不调增），优秀信用户评选名单交村评议组评定，不高于10户。
（九）公示。
将村评议组评议结果，在村部张榜公示不少于3天。
（十）授信调整。
1、调增。
（1）被问卷户问卷调查表中“待授信”原因栏，填写的代码仅是“7—长期不在家”一项，无其他“待授信”原因的，现该户申请授信，由各信用社组织人员在权限内集中授信，并填报《农户授信调增审批表》，按相应贷款审核权限，报经联社授信部审批后生效。
（2）被问卷户问卷调查表中“待授信”原因栏，填写的代码仅是“11——户主年龄大”一项，无其他“待授信”原因的，但该户其他成员符合授信条件又未授信的，信用社可在授信权限内，组织人员集中授信，并填报《农户授信调增审批表》，按相应贷款审核权限，报经联社授信部审批后生效。
（3）农户因户口未迁入现住地，在“阳光信贷”中未授信的，在户口所在镇“阳光信贷”问卷调查，该户待授信原因除填写代码“7—长期不在家”外、无其他待授信原因；该户在现居住地达两年以上，有固定自有住所或门市，有正常经营需要的。若满足以上条件，信用社在权限内组织人员集中授信，并填报《农户授信调增审批表》，按相应贷款审核权限，报经联社授信部审批后生效。
（4）受信户的受信额度小于其在本社现有借款额度，但其需要调增又符合
调增条件的，待其现有借款到期履约后，信用社在权限内组织人员集中授信，并填报《农户授信调增审批表》，按相应贷款审核权限，报经联社授信部审批后生效。
（5）信用社组织的集中授信，必须按本规定中前台工作流程的各条款办理。
2、调减。
根据中、后台工作运行中反馈的信息和建议，信用社形成会办意见后，可对违反信贷管理规定受信户的受信额度进行调减，直至取消。
（十一）符合盘活重组条件的存量贷款，按照原有贷款审核程序上报审批。
（十二）工作资料整理、归档保管。
1、授信结束时，信用社主任负责将书面、电子问卷调查表、电子比对表上报联社授信部1份，留存1份，作为信贷档案长期存档。
2、纸质问卷调查表加标准封面、按村装订（一份一册），封面内容填注、签字齐全，由信用社主任负责集中向联社授信部履行存档手续。
3、授信结果公示表、优秀信用户评选结果表（评议小组成员签字齐全）、授信调整表，由信用社主任在授信结束时向联社授信部履行存档手续。
4、授信结果公示表、优秀信用户评选结果表、授信调整表等书面资料，由信用社主任在授信结束时，上报联社授信部1份，备份1份作信贷档案长期留存。
（十三）信息反馈及处理。
受理中、后台反馈的信息，按信贷管理相关规定及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十四）信息传递
授信结束时，各岗位要准确互通信息，将授信对象、额度、优秀信用户名单信息共享，及时提供给中台外勤、贷款记账员。
第五章 中台工作流程
第九条
中台工作总体流程：补登信息→签订借款合同→受理用信。要求严格按照贷款发放的规定程序、规定方式、规定手续，在前台所确定的“授信对象、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内办理客户用信业务。
第十条
农户家庭贷款中台工作流程：
（一）宣传。
在公示“授信对象、授信额度、优秀信用户”的同时，信用社中台人员应及时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凡是有资金有效需求并已授信的农户家庭，可在公示的授信额度内向本乡镇信用社签约用信。
（二）补登客户信息。
客户签约、用信时，按照阳光信贷电子档案项目内容要求，补齐客户有关信息，如：联系电话、经营项目、资产负债、承包土地亩数等内容。
1、固定资产包括房产、农用机械、车辆、机器设备等。
2、流动资产包括现金、有价证券、对外投资、库存产品（商品）、树木、家电等。
3、家庭总资产=固定资产+流动资产。
4、家庭总负债包括银行贷款、私人借贷及其他外欠款等。
5、家庭净资产=家庭总资产-家庭总负债。
6、家庭年净收入=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支出。
（三）签约。
1、签订农户贷款联保合同时，应告知：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联保小组成员义务，联保小组成员中最高1户授信额不得大于其余成员授信额之和等要求，并发放联保宣传单。
2、家庭授信代表人因特殊情况暂未在家的，可由其配偶凭居住地村委会出具的“夫妻关系、家庭和睦证明”代理签约，合同录入或用信时，填报《转授信审批表》，按贷款审核程序，报联社授信部批准后执行。
3、农户家庭受信代表人签约与其存量贷款的对接。一是授信前有联保方式贷款的，暂不签订合同，待原合同到期、贷款归还后，方可重新组成新的联保小组；二是原有担保方式贷款未到期或为他人担保贷款未到期的，可按公示的授信额度自由组合签订联保合同。
（四）用信
1、农户家庭受信代表人用信时出具的身份证应是18位号码（若是15位的，经核对户口簿无误后以18位号码办理）。
2、中台人员必须将用信客户相关信息，与已授信电子档案核对一致后，录入阳光信贷系统后发放，任何人不得采用非授信方法直接调查发放，违者从严追究信用社主任、经办信贷员和贷款记账员责任。
3、授信大于存量的，可在授信与存量差额内用信；授信小于存量的，不得用信，待原合同履约后，方可在签约内用信。
4、中台外勤在客户首次用信时:①对用信人进行身份确认；②审核相关证件无误；③在信贷系统中核对并补登用信人基本信息（家庭资产、收入、支出、负债等），不得漏项；④将借款合同、首次借款信息录入信贷系统，同时在为用信人办理“易贷通”卡后，打印相关资料给用信人到柜面办理后续业务。
5、贷款记账员审查客户提供在中台外勤处办理的用信资料，确认客户身份（核对身份证），核对无误后，为客户办理第一次借款手续。
6、客户非首次用信，可凭“一证一卡”（身份证、“易贷通”卡）直接到柜面贷款记账员处办理循环用信。
7、客户循环用信时：中台贷款记账员在核实用信客户“一证一卡”（身份证、“易贷通”卡），在用信客户的借款合同期限、可用信额度内为客户办理用信手续。
8、中台工作人员根据前台授信对象、额度、期限，经对授信对象核对无误后签订借款合同，如有异议，应及时向前台反馈，必要时应报经联社裁定。
（五）工作资料整理、归档保管
1、中台贷款记账员负责保管《借款借据》、《借款合同》、《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回执》、《贷款诉讼》原件。
2、中台贷款记账员将《借款借据》第5联、《借款合同》复印件移交档案管理员存档。
（六）向前、后台及时反馈应反馈的信息。
第六章 后台工作流程
第十一条
后台工作总体流程：回访→管护。依据中台所发放的“借款借据”，按村组建立贷款回访登记薄，逐笔实施贷后回访、管护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反映问题，确保贷款用得好、周转灵、效益好。
第十二条
贷后回访
（一）建立回访登记簿。
根据用信电子档案，按村组建立贷款回访登记簿。
（二）回访及要求。
1、回访频率：客户每次用信不论金额大小，后台必须在次日起15日内完成
首次回访；首次回访后，用信额度在5万元（含）以下的，每半年回访一次； 5-10万元（含）的，每季度回访一次； 10万元以上的，每月回访一次。有必要的，应随时回访。
2、回访方式：询问用信人、查询用信人相关业务经营资料、实地考察，侧面了解、业务关联部门查证等。
3、回访质量：依据电子档案，逐笔实施贷后回访、管护工作，既要对前台授信对象、授信额度的准确度进行再考查，又要对客户所用贷款的真实运行状况进行跟踪检查、测评贷款风险度；每次回访情况,必须全面、真实记载《贷款回访登记薄》，对所发现的问题应向用信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并验收整改结果，对未能按要求落实整改的用信客户，应及时将相关情况录入该户电子档，必要时应以书面形式向前、中台反馈客户用信中存在的问题，便于及时调整授信、控制用信。
4、回访登记：每次回访必须认真填制以联社统一印制的《贷款回访登记薄》、用信客户（或其配偶、家庭成年成员）签字确认为依据。
（三）贷款五级分类。依据贷款回访登记簿所反映的真实情况，按月填制贷款五级分类认定表，每月25日将五级分类情况通过内网上报风险审查部，待审查后，在信贷系统中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原则上不得超越可容忍的偏离度。
（四）到期前催收。在贷款到期10天前，额度在5万元（含）以下的，以书面或电话等方式向客户催收（留记录备查）；额度在5万元（不含）以上的，必须书面催收（留催收回执备查）。
（五）贷款展期。在回访、贷款到期前催收中，若发现借款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期还款且符合展期条件的，由借款人申请、担保人同意，信用社集体会办
同意后按权限审批。
（六）逾期贷款处置。
1、冻结用信。后台人员应于贷款逾期次日，在信贷系统中对借款人（联保人、担保人）用信额度进行冻结。
2、逾期催收。贷款逾期5日内，后台人员必须上门以书面形式同时向借款人、担保人催收，并书面落实还款计划，催收回执原件作《借款借据》附件。
3、借力催收。在对农户逾期贷款实施书面催收的同时，向镇、村领导提供逾期清单以求协助清收。
4、依法诉讼。贷款逾期三个月仍未收回的，按联社规定提起诉讼清收。诉讼费用：不良贷款经认定前、中、后台工作都尽职尽责的，诉讼费用由单位垫支。
5、呆账核销。凡符合核销条件的贷款，按相关规定执行。
（七）资料整理归档保管。1、5万元（含）以内的《贷款回访登记簿》，由后台外勤自行保管备查，按整理，于次年1月10日内履行上存联社手续。2、5-10万元（含）的《大额贷款回访登记簿》，第二联于季后三日内按村组整理、装订后履行上存联社手续。3、10万元以上的《大额贷款回访登记簿》，第二联于月后三日内按村组整理、装订后履行上存联社手续。
4、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回执原件，于贷款逾期6日内交贷款记账员作借款借据附件保管、复印件向档案管理员履行入档保管手续。
5、贷款诉讼法律文书原件，于接收日交贷款记账员作借款借据附件保管，复印件自留一份备查用、履行存档手续一份。
6、限期整改意见书、风险贷款处置通知书、风险贷款处理建议书原件，备份后于次日履行入档手续，备份件留作查用。
7、将5万元以上大额贷款客户五级分类工作底稿、认定报告、认定表、贷后检查等资料，以及农户小额贷款五级分类台账履行存档保管手续。
第七章
工作职责
第十三条
基层主持工作负责人工作职责：
（一）严格按照联社关于农户家庭采信、授信工作各相关规定，认真组织实施，不得有任何随意性；
（二）严格按照本规定实施信贷管理，做到前、中、后台人员定岗明确、职责明确、服务区域明确、服务对象明确；
（三）工作扎实、表率作用好，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时汇报问题；
（四）在联社授权范围内，履职尽责，对本单位前、中、后台工作，按本规定要求正常有序运行负总责。
第十四条
前台工作职责：必须坚持按采信、授信工作的工作流程、工作方式、工作内容规范化操作的原则；必须坚持对《农户家庭授信问卷调查表》等第一手数据信息资料的真实性负责的原则；必须坚持采信、授信客观性、公平公正性的原则；必须坚持档案资料完整性的原则。
第十五条
中台工作职责：必须坚持“客户不得超授信额度、超授信期限”用信的原则；必须坚持贷款发放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规定方式、规定手续办理的原则；必须坚持《借款合同》、《联保贷款合同》的内容填注合规、合法的原则。
第十六条
后台工作职责：必须坚持贷款回访次数、回访质量符合规定要求 的原则；必须坚持实地调查，善于发现问题、及时反映问题、切实解决问题的原则；必须坚持保证贷款诉讼时效的原则。
第十七条
档案管理员职责：
（一）必须坚持档案资料入档登记制度，确保入档档案资料的完整性。
（二）必须坚持档案调阅经信用社主任书面审批、阅档人签字、管档人当场的原则，严禁将档案资料带出档案室的原则（联社特殊要求除外）。
（三）档案资料入档后，不得短缺、被篡改、被替换。
（四）前、中、后台工作人员不得擅自查阅存档资料。
（五）因信贷检查、责任认定、诉讼等查阅、复印资料的，必须执行登记制度。
（六）档案管理员变动必须履行书面交接手续。
第八章
前、中、后台工作人员构成
第十八条
前、中、后台工作人员（含信用社主任）由信用社主任根据信贷员人数及工作安排需要适时确定，并报联社备案。
第九章
档案管理
第十九条
各工作岗位责任人，必须严格按照本规定相关条款中所明确的工作资料整理装订、入档资料种类、入档时间、入档手续等规定要求，切实做好档案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档案管理员由联社委派会计兼职。
第十章
责任认定
第二十一条
责任人是否构成失职、不尽责行为的认定，由联社职能部门调查、取证裁定。
第二十二条
责任人尽职免责申述以备份资料的举证、入档资料的查验为依据。
第十一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三条
责任追究依据：
以《Ⅹ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户家庭贷款前（中、后）台“尽职免责”积分标准》、《Ⅹ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户家庭贷款“尽职免责”信用社主任（档案管理员）积分标准》为依据（见附件一、二、三、四、五）。
第二十四条
责任处罚
（一）积分在90-99分的，通报批评；
（二）积分在80-89分的，停职检查；
（三）积分在70-79分的，信用社主任解聘职务，员工停岗收贷；
（四）积分在60-69分的，限期调离；
（五）积分在59分以下的，解除劳动合同；
（六）上述
（一）至
（三）项处以组织处分的同时、每扣一分罚款200元，违反岗位警示（！）一项并给贷款造成损失的负全额赔偿责任。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间与本方案有抵触的相关信
贷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Ⅹ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责解释、修改。
农户家庭经营行为研究的相关评述 篇3
我国农村改革已经历了20多个年头, 基本改革有两点:一是改革所有制, 将原来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关系加以改变, 主要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承包给家庭经营;二是用市场经济取代原来的计划经济。直到现在, 我国农村依然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现代的工业经济快速过渡的阶段。在微观层次上, 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模式是家庭承包经营;在宏观环境上, 农村市场化的程度不断上升, 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部分替代了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农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 无论是生产方面还是生活方面, 参与市场的程度不断加深。可以说, 我国农民已经“部分的参与不完善的市场”。
关于农户行为, 很多中外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的可以分为理性学派和非理性学派、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邓万春从农户行为非理性学说 (马克思·韦伯、波耶克) 、理性学说 (舒尔茨、卡尔·博兰尼) 、生存经济学说 (斯科特) 、过密型的商品化 (黄宗智) 、条件理性和制度理性 (郭于华、郑风田) 等角度进行了相关的分类综述。候建新按照历史顺序分别对恰亚诺夫、刘易斯、斯大林、舒尔茨的小农理论进行了论述。还有很多学者就单个理论的实用性进行了相应的验证和争论。张江华利用工分制下农户的经济行为对恰亚诺夫的假说进行了验证和补充。夏明方、赵冈、陈永勤、张常勇、冯小红等学者对黄宗智的“过密型商品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等理论进行了争辩、反驳或论证。
虽然很多学者对小农行为进行了相关研究, 但主要内容要么是对各派理论进行归类综述, 要么是对单个理论主张进行论证或反驳, 没有对各个理论的内在理论逻辑、外部条件假设、小农目标追求等方面进行真正的综述, 从而无法指出各种理论的内部逻辑和相关结论的异同点。根据图1所示, 本文将从商品经济条件下小农家庭经营的稳定性、小农家庭经营发展的内部差异性、经济理论与小农行为等3个方面, 对亚当.斯密、马克思、恰亚诺夫、斯科特、黄宗智、舒尔茨等学者的小农理论进行相关评述, 具体总结各派理论在反对对象、政策主张、外部环境假设、小农行为目标设定等方面的异同。
2 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小农家庭经营
亚当.斯密从英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出发, 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吞并小农经营方式, 彻底改变传统农村的面貌。马克思虽然与亚当.斯密有很严重的理论分歧, 但也同样认为商品化和小农经济无法共存, 并进而主张以合作制占有代替个体所有制, 把小农变成大农庄, 以此来抵制资本主义吞灭小农之祸。
恰亚诺夫从“劳动-消费均衡论”和“生命周期假说”两个微观基础出发, 在没有劳动市场的前提假设下, 推出农村的社会分化是“人口分化”, 不是“阶级分化”, 因此认为, 重新组织农业的方法不是横向一体化 (即马克思主张的集体经营) , 而是以合作制为基础的纵向一体化;并据此指出, 农民具有明显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独特核算经济模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存在独立的小农生产方式。斯科特则提出了“生存准则的道义经济”,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 当地主、放债人或政府侵害了被认为是由文化界定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水准时, 他们对农民收入的盘剥决不是合理的;另一个是, 分配土地产品的方式, 应该确保一切人都处于适当的生存地位。因此, 农民共同体的社会规范和传统习俗是互惠而不是单个农民的利润最大化, 这进一步强化了面对现代国家和商品化的冲击时, 小农生产方式的稳定性。
黄宗智将商品化分为三种, 剥削推动的商品化、生存推动的商品化和谋利推动的商品化, 而过密型商品化并不同于质变型商品化, 其主要是剥削推动和生存推动的商品化, 而不是谋利推动的商品化, 而这种“市场经济的扩张远不是消弱小农的家庭生产, 而是加强了它”, 在家庭劳动一定的约束下, 小农的家庭经营优于大规模的、雇佣劳动生产的经营式农场。因此, 黄宗智认为, 过密型商品化与小农是可以共存的, 过密型商品化不仅不会摧毁小农生产, 而且强化了家庭化的生产和再生产。舒尔茨在完全竞争市场和理性小农 (即追求利润最大化) 的基本假设下, 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是培训新型农民和注入新型生产要素以降低农业收入流的价格, 而不是扩大农场规模, 摧毁农业家庭经营的模式。因此, 在舒尔茨的理论逻辑下,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品化与小农依然是可以共存的。由此可以看出, 无论是过密型商品化还是利润最大化下的商品化, 都是可以与农业的家庭经营共存的。
总之, 无论是实体主义学派还是形式主义学派, 都反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主张的家庭经营和市场经济不能共存的观点。而且通过上面分析还可以看出, 无论是生存推动的、剥削推动的还是谋利推动的商品化, 与家庭经营模式都是可以共存的。从现实的实践上看, 作为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家庭经营模式都是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因此, 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不是对立物, 彼此可以相容。
3 小农家庭经营发展的内部差异性
农民的一个特征是他们作为社会集团始终是更大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把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或者是特殊社会, 以及强调农民对其它社会集团的依附关系时, 我们不能忽视农民社会内部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从经济实力上看, 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都不是同质的一个群体。
舒尔茨秉承了新古典经济学追求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的理念, 认为传统农业是贫穷而有效率的, 其中有效率就意味着农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按照舒尔茨的逻辑推理, 如果所有的农户都面对着相同的投入——产出价格 (即外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都追求利润最大化 (农民是理性的) , 那么, 所有的农户都将使用同样的投入生产出同样的产出, 而这显然是与事实相冲突的。弗兰克·艾利思指出, 舒尔茨的理论模型中通过“双重平均”抹除了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差别, 而马克思理论把利润最大化看成农民的相对独立与他们参与资本主义市场两者之间矛盾的一个方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 在外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 参与市场的农户必定发生分化, 一部分发展成为农业资本家, 一部分沦落成雇佣工人。
恰亚诺夫认为小农的生产目标就是维持简单再生产, 没有积累的欲望, 这样农村就不会发生阶级分化, 因为农村发生阶级分化的前提是农户必须有积累。同时, 在没有劳动市场的前提假设下, 农户的决策规则是在“劳动的辛苦程度”与“消费的满足程度”之间进行权衡后确定最优的投入数量, 而由于这两者都是农户的主观评价, 这样就把农业劳动的最优化变成了各个家庭主观决定的事情。由于各个家庭的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都不相同, 这样不同家庭也就理应有不同的土地规模和劳动边际生产率 (即人口分化) 。因此, 恰亚诺夫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家庭劳动效率的差别, 而这恰恰是舒尔茨的小农理论中所忽略或欠缺的部分。在恰亚诺夫模型中的社会分化仅仅是“人口分化”, 不存在马克思理论中的“阶级分化”问题。
根据长久以来研究小农行为的三个不同的理论传统 (即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 黄宗智认为, 革命前的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 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 当然更是受剥削的的耕作者, 三种不同侧面, 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 因此, 革命前的小农是三种小农行为的一个综合体。但对于不同阶层的小农来说, 黄宗智还指出, 不同阶层小农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富农或经营式农场主侧重于追求利润, 比较符合形式主义的逻辑;中农侧重于追求生存, 比较符合实体主义的逻辑;佃农、雇农侧重于受剥削的耕作者, 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因此, 从总体上看, 小农行为具有明显的三重性, 从小农内部的各个阶层看, 不同阶层又各有侧重。因此, 黄宗智首先承认了小农内部的分化, 然后再对各个阶层的小农行为特点进行分析。
弗兰克.奈特和雅各部.维纳曾经对决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最终是心里成本还是用另一种方式使用资源的机会成本争论不休。从舒尔茨和恰亚诺夫的理论区别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两种决定方式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舒尔茨的理论模型中, 由于具有完全的劳动力市场, 所有的家庭都面对着同一个劳动机会成本, 即劳动价格, 在理性小农假设下, 所有小农的行为在最优状况下劳动生产率理应是相同的;而在恰亚诺夫模型中, 由于缺乏劳动力市场, 所有家庭都按照劳动的心里成本决定家庭劳动的最优组合, 而心里成本是一种主观感觉, 是因人而异的, 因而不同家庭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 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效率差别。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 马克思理论主张小农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分化是阶级分化, 而恰亚诺夫认为农户之间的效率差异只是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造成的, 是一种人口分化;黄宗智也按照富农、中农、贫农的阶层分化进行了分析。因此, 上述三种理论都注意到了小农内部的分化, 只是对分化的性质认识不同。而舒尔茨秉承了亚当.斯密的理论, 抹杀了农户之间的差别, 更没有对农户之间的差别做任何的分析。
4 经济理论与小农行为
经济学是理解人们行为的方法, 它源自这样一种假设, 人人不仅有自己的目标, 而且还会主动选择正确的方式以实现这些目标。即经济学的主题内容并不是货币, 而是理性。为了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进行解释, 经济理论就不得不对现实做许多假设, 以掌握现象的本质。对于经济理论能不能解释经济现象, 德国历史学派否认对经济生活可以进行理论概括的倾向, 而古典学派企图以一般理论 (实际上即资本主义经济原理) 概括所有经济现象。对于两者的争论, 熊笔特认为, 在经济学中, 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 历史可以为理论验证提供基础, 使理论得到改进, 所以二者的研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
恰亚诺夫超脱了上述两种倾向, 认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概括出它自己的理论, 也只能概括出它自己的理论。建立“农民经济”乃至其他“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是可能的, 但这种理论必须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理论的、自己的基本范畴和逻辑体系。恰亚诺夫从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外, 存在独立的小农生产方式。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不同, 小农有一套独特的经济核算方式。斯科特从东南亚的实际情况出发, 强化了小农生产方式的存在性和稳定性。黄宗智从中国长江和华北的实际情况出发, 提出并论证了与经典理论相冲突的种种悖论, 比如商品化与近代化之间的悖论, 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悖论等。同时, 从实际情况出发, 黄宗智提出了“过密型商品化”、“没有发展的增长”等新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主张, 认为商品化不一定导致小农的破产, 也不一定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而走出了“二元对立”的语境, 提出了一套能基本解释我国改革前小农行为的基本范畴和逻辑体系。
舒尔茨是将现代经济分析应用到农业领域的先锋, 秉承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和理性人的假设, 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 认为农民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是一样的, 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参与者, 认为经济理论不仅能解释工业, 也能解释农业, 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在舒尔茨的理论逻辑推理下, 农民不积累的原因是资本报酬率太低, 不劳动的原因是劳动的报酬率太低, 两者的根源都是传统农业的收入流价格太高。由此可以看出, 一方面, 舒尔茨突破了在农业范围内解决农业问题的传统约束, 将农业经济学变成经济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 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的分析忽略了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关系, 也忽略了农民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独特特点。因此, 舒尔茨的理论分析将农业和农户行为完全纳入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畴, 根本不存在独立的小农生产方式, 这与恰亚诺夫的理论逻辑形成了明显的对立和冲突。
总之, 关于经济理论能不能概括全部的经济现象, 舒尔茨给出了几乎完全肯定的回答, 恰亚诺夫则给出了几乎完全否定的回答, 黄宗智则认为小农是多种面孔的复合体。实际情况是, 无论是农业、农村还是农民都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 农业既有市场风险又有自然风险, 农村既有工业也有农业、既有富农也有贫农, 农民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这些与工业、城市和工人之间的显著区别决定了单一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全部的经济现象, 必须在对现实做大量假设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一定的理论概括。
5 分析结论
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始终都是整个社会体系的一部分, 必定要与其它社会集团发生各种经济联系, 这就要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去适应整个社会体系。舒尔茨认为, 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同整个社会体系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在理性的基础上完全的参与完善的市场;恰亚诺夫则认为, 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几乎独立于整个社会体系, 与资本主义和市场竞争没有多大的联系, 农民只是最小限度的参与了不完善的市场, 也许事实上, 农民是主要从农业中获得生活资料、在农业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劳动的农户;农民部分的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和产出市场。
恰亚诺夫和舒尔茨对农户的行为作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但我们并不能作出舒尔茨理论下的小农是理性的、恰亚诺夫理论下的小农是非理性的结论, 因为这取决于对“理性”的定义。理性是“一个决策者在面临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时, 会选择一个能令它的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 而可供选择的方案随着每个决策者所面临的外部限制条件的不同而异。可以说, 理性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模式。对于农户的行为来说, 约束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外部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 另一个是农民自身的素质能力;至于是否有利则取决于农户的目标追求。由此可以看出, 在不同的环境设定和目标追求下, 理性的原则要求农户选择不同的行为模式。舒尔茨和恰亚诺夫对小农的外部环境和目标追求进行了不同的设定, 得出不同的行为模式也就理所应当的了。对于目标追求, 也许可以从农户的行为本身看出, 因为“任何行为, 无论多么的荒诞不经, 都可以通过行为本身就是目的的假设来加以理解”。
农户家庭 篇4
中国农村20世纪70年代末所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曾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农业生产经营绩效。然而近年来,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小农经济所带来的农地规模小且分散、“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难、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农村碳排放量逐年递增等问题凸显, 成为严重制约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作为世界农业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 家庭农场等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与优化配置, 在农村系统演进中实现了功能优化, 因而受到各国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指出, 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目前, 学者们围绕家庭农场的概念界定、特征、发展的模式和类型、产生机理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经营的绩效评价与测度、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经营规模的确定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以省域或地区为研究范围来开展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国际上, 已有大量研究采用案例分析、计量经济分析等方法围绕农地制度与家庭农场发展效率、家庭农场发展的路径、方向及其影响因素、家庭农场的劳动供给与经营决策安排等方面展开。这些研究表明, 以微观视角的研究正引起更多的关注;发展家庭农场等形式的规模经营不仅受农户所处的客观实际与区域宏观政策环境制约, 且与微观主体农户的经营息息相关。
湖北是农业大省, 农业在省域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 近年来,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战略的逐步推进, 湖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 不少农村开始出现“空心化”与“老龄化”, 客观上需要对原有农地的使用权进行重新分配。此外, 湖北农业转型的特征明显,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已开始不断出现, 且发展迅速。据统计, 截止到2012年底, 湖北省仅武汉一市就已有各类示范性家庭农场167家 (1) 。2013年以来, 湖北省政府又不断出台各类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措施, 全省各地家庭农场的发展势头就更为强劲。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其发展壮大多受农地规模影响明显;农业生产机械化、现代化与耕地流失、农业生产绩效下降、农地“撂荒”等现象并存。因此, 有必要在湖北加快推行家庭农场等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已有的实践表明, 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是推行家庭农场等形式的规模经营的一项重要前提条件 (鲁莎莎等, 2011) 。鉴于此, 本研究基于农户抽样调查数据, 以劳动生产率为评价标准, 结合微观个体的风险效用理论, 对湖北农户扩大规模、经营家庭农场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及初步分析
本文的主要分析数据来源于2013年3月至6月间对湖北仙桃、监利、汉川、天门、孝南、大悟等地21个镇97个村的36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来选择样本:在每个镇随机挑选4-5个村, 接下来在每个村随机选择4-5户人家作为调查对象。调查以农户自己填写加上调查员对其“一对一访问”的方式进行, 共发放问卷402份, 回收后剔除无效问卷42份, 得有效问卷360份, 问卷的有效率为89.55%。调查内容包括受访农户基本信息、基本生产状况、家庭农场经营意愿、及影响农户扩大规模经营家庭农场意愿或决策的因素等。调查结果显示: (1) 被调查农户农业劳力老龄化现象较普遍, 50岁以上的农户占56.1%, 而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力所占比重仅为15.0%。 (2) 户均总人口为5.13人, 户均农业劳力为1.83人。 (3) 户均农地面积为9.1亩, 人均耕地面积为1.77亩。 (4) 2012年人均收入为11 346.27元, 高于同期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7 851.7元 (2) 。 (5) 农户就业的多样化趋势明显, 户均非农收入占家庭年总收入的比重为74.69%, 说明农户兼业的现象比较普遍。 (6) 户主的就业类型“以农业为主”、“以建筑业和工业为主”以及“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所占比重分别为61.4%、25.8%和12.5%。 (7) 农地经营面积在5亩以下的超小规模农户所占比重为34.44%, 在15亩以下的小规模农户所占比重竟高达89.17%, 而在20亩上的较大规模的农户仅占5%左右, 这说明农户农地细碎化现象比较严重, 而农地规模化经营严重不足 (见表1) 。 (8) 约有48.6%的农户有扩大现有经营规模经营家庭农场的意愿, 一半以上 (51.4%) 的农户不愿意扩大现有经营规模或者无所谓。
(二) 理论分析框架
农户的经营行为总是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或维持现有规模之间作出最佳决策, 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符合“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依生产的规模报酬原理, 农户将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直至利润的最大化, 此时农地经营规模达到临界值。其利润函数可以表示如下:
公式 (1) 中, R为农户规模经营利润;Y为影响农户规模经营利润或生产决策的各因素的函数;x1、x2…xn为农户家庭特征、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因素。
依风险理论, 农户是考虑了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 期望自身利益最优化的理性经济人, 将在是否扩大现有经营规模这一赌局g中作出期望效用最大化的经营决策。若假设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概率为P1, 此时获得的收益R1;不扩大经营规模的概率为P2, 此时兼业所获得的收益为R2, 则其经营行为的期望效用函数可以表示如下:
公式 (2) 中, DL为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 它是判断函数IF的函数;L为规模经营要素土地。CE是和一定量的财富相等价的确定性等价物, 农户作出是否扩大经营规模决策的效用必须和农户为达到期望效用水平所要求保证的财产水平相等, 即CE=U (R1P1+R2P2) 。EMV为以货币值表示的在赌局g中农户效用的期望值, EMV=U (R1) P1+U (R2) P2。当CE
农户在是否扩大经营规模间决择的依据是自身期望效用的最大化, 而其期望效用又受自身所在地的宏观政策、地理禀赋、个人素质、家庭状况、经济基础等的影响, 所以这些都是影响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因素。鉴于上述分析, 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选用在微观计量领域应用广泛的Logistic模型对湖北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从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状况等方面来量化测度影响湖北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主要因素。
(三) 研究方法
Logistic模型适用于因变量为两分变量的情况, 同时自变量可以全部是定性变量、定量变量, 或者是定性与定量变量相结合的情形 (钟太洋, 2005) 。依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定义, 文中因变量“是否愿意扩大现有经营规模”的取值为:当农户选择愿意时, 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x1、x2…xn为影响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各个因素, 包括农户个人状况、家庭状况、经济特征、外部因素、是否有过租种或代种他人耕地行为等5类共11个。β0为截距项, β1、β2…βn为各影响因素前的回归系数。经Logit变换后, 概率函数与各影响因子间的线性关系式为:
公式 (3) 中, p为农户愿意进行规模经营的概率;f (p) 为其Logistic回归方程的具体形式, ;各变量的描述具体如表2所示。
三、结果与分析
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对以上建立的模型执行二分类数据的Logistic回归,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 模型系数的卡方检验显著 (χ2=255.172, P<0.001) , Nagelkerke R2=0.839。说明模型中至少有一个解释变量前的系数不显著为0, 即模型的建立是有效的, 且预测的有效度为92.8%。具体的模型估计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一) 农户个人状况对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农户个人状况对其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方向不一致, 且均影响不太显著。其中, 年龄对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为正, 即年龄越大, 由于体力和精力上的原因, 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就越弱, 但影响不太强烈。 (sig.=0.437>0.05) , 这与目前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兼业化普遍密不可分。而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有反向影响, 即受教育程度越高, 兼业或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就越多, 对扩大农业规模经营的期望效用就越低, 因此就越不愿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鉴于目前湖北省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多集中在初中水平及以下, 故这方面的影响不太明显。
(二) 农户家庭状况对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受农业劳力数、家庭总人口等农户家庭状况因素的正向影响, 但都影响都不太显著;且与家庭总人口 (sig.=0.666) 这一变量相比, 农业劳力 (sig.=0.182) 这一变量对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要更为强烈。这主要是因为, 农业是一个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行业, 对传统上意义上的农业来说, 农户的家庭状况对其经营的规模有比较重要的正面影响———“人多好种田”。但受目前农业生产机械化、现代化以及农业生产雇工现象普遍化的影响, 家庭农业劳力的多少、家庭总人口的多少对农户经营规模的影响正在弱化。同时, 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向城镇转移, 家庭总人口中实际留下来从事农业的劳力并不多, 所以农业劳力的对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则要更为直接。
(三) 农户经济特征对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户主目前所从事的职业、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等农户经济特征对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均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其中, 户主目前所从事的职业在5%的水平下影响显著 (sig.=0.033<0.05) , 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所占比重在1%的水平下影响显著 (sig.=0.000<0.01) 。这主要是因为, 农地规模经营意愿不仅要受所从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所获得的比较收益的影响, 还要受到农户扩大经营面积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大小的影响。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多为风险厌恶型, 必将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所带来的较大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所获得的效用期望值与从事风险相对较小的非农产业所能够获得的效用期望值之间进行理性抉择。所以农户目前从事的职业若为非农产业, 其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大, 其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风险就越大, 效用的期望值就越低, 农户因此就越不愿意扩大农地经营规模。
(四) 农地的资源禀赋对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家庭承包地总面积对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 且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sig.=0.004<0.01) 。在湖北省目前农地细碎分散的大背景下, 农户在维持单位面积劳动的投入不变的情况下, 为获得较高的收益, 只有扩大经营规模, 这一点在农地资源匮乏的湖北省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符合生产理论中的规模经济理论。同时,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达到一定规模土地流转的难易程度对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有显著的反向影响 (sig.=0.0.031<0.05) 。这是因为, 要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 就必须走适度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现在农业之路, 而流转达到一定规模的土地, 并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稳定下来农地的经营权是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所以, 达到一定规模土地的流转越难, 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就会越弱。
(五) 其他因素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除了上述因素外, 农户是否发生过租种或代种他人耕地的行为, 以及农户是否接受过专业培训等其他因素, 对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也有影响。其中, 农户是否发生过租种或代种他人耕地的行为对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sig.=0.000<0.01) 。一般而言, 有过租种或代种他人耕地的农户, 其家庭农业劳力较充裕, 农业经营的单位面积效益较高, 而原有的农地规模太小, 或者流转到一定规模的土地相对比较容易, 所以较愿意扩大现有的经营规模, 以获得较高的规模经营效益 (林善浪, 2005) 。农户是否接受过专业培训对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有正向的影响, 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 技术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之一, 接受专业的农业技术培训能提升农民的从业技能、经验和信心, 进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效益的提升。但现实中, 湖北省农民大多很少接受专业的农技培训, 即使接受了, 培训的效果也因农民自身素质等原因大打折扣, 故虽然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农户更具备扩大经营规模的潜力和意愿, 但二者之间并无很强的联系。
四、总结
(一) 发展家庭农场等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以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湖北的农村正处在转型与发展的关键阶段, 推进家庭农场等形式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大势所趋, 势在必行。基于仙桃、监利、汉川、天门、孝南、大悟等地21个乡镇97村的36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约有48.6%的农户有扩大现有的农地经营规模, 经营家庭农场的意愿, 一半以上 (51.4%) 的农户不愿意扩大现有的农地经营规模或无所谓。
(二) 基于规模报酬原理与风险期望效用理论构建的二元Logistic模型, 从农户的个人状况、家庭状况、经济特征、农地的资源禀赋、其他因素等方面探寻影响湖北农户扩大规模, 经营家庭农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的个人状况、家庭状况对其规模经营意愿影响不明显;而户主目前从事的行业越偏向非农产业、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大、农地资源越匮乏, 即流转到一定规模的土地越难, 农户扩大规模, 经营家庭农场的意愿就越弱;家庭所拥有的承包地面积越大, 农户扩大现有经营规模的意愿就越强;发生过农地租种或代种行为的农户, 其扩大农地经营规模, 开展家庭农场经营的意愿更为强烈;而加强对农户的专业技术培训, 有助于推进家庭农场等形式的农地规模经营。
农户家庭 篇5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已经经历了一个散养农户大规模退出的阶段。据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4年,全国养猪场(户)数由10792万个(户)下降到5211万个(户),降幅达51.71%。其中,年出栏量低于50头的生猪散养农户数量由10678万户降至4940万户;退出生猪散养的农户中,约157万户转向生猪规模化养殖(年出栏量为50头以上),剩下5581万户全部退出生猪养殖。散养农户退出决策主要受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养猪成本上升、价格波动太大等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非农就业代替养殖的风险分散作用。[1]早期学者认为农户进行生猪养殖的目的在于分散农业生产中的风险。[2]但随着新技术不断应用,农产品供应日渐充裕,随着农产品需求弹性降低,养殖的分散风险作用降低,农户偏向进入收入更高的非农部门。[3]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诱导农村劳动力转移。[4]钟甫宁等认为提高农户收入最主要的途径是扩大非农就业机会;[5]朱红恒、[6]严斌剑等通过相关实证指出非农就业程度提高将迅速改善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这些研究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倡导、农户偏爱退出生猪散养。另一方面,农户认为农业生产仍然有利可图。农户进入非农部门后,[7~10]汇款提高了农业收入,从而增加了农户继续从事生猪散养的可能性,那么农户认为生猪散养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从上述的讨论,可以得出生猪散养决策无论退出还是继续,对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都具有正向的可能性。但目前来看,散养农户退出生猪养殖成为政府的导向和农户的多数选择。为了进行相关验证,我们特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H1:生猪散养退出决策能够显著改善家庭总收入水平,(1)且退出生猪散养的农户如果未退出将降低其家庭总收入水平,反之亦然。如果该假设得到验证,说明退出决策的确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
H2:生猪散养退出更能提高农户的工资性收入,且退出生猪散养的农户如果未退出将降低其工资性收入,反之亦然。如果该假设得到验证,说明退出决策将强化改善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从而印证利用汇款而继续生猪散养的行为对强化效应存在挤出。
我们将借助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校正样本选择偏差,实证检验生猪散养决策对不同农户家庭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针对性提出改善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政策建议。
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构建
我们讨论的是生猪散养决策(退出与继续)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为便于讨论,将家庭人均总收入及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作为家庭收入水平指标,借鉴明瑟[11]提出收入方程,并进行相应的改进提出如下基本模型:
其中incomei表示第i个农户家庭的人均总收入或人均工资性收入;Xi表示影响农户收入的变量矩阵,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等;βi表示变量的系数;raise表示农户生猪散养决策,raise=1表示退出生猪散养、raise=0表示继续生猪散养;α表示退出生猪散养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影响的估计系数;εi表示随机误差。
值得一提的是,农户生猪散养决策变量raisei不能被视为外生变量,这是因为:农户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决定是否退出散养;还可能存在不可观测因素同时影响农户生猪散养退出决策和家庭收入水平,导致raise变量在方程(1)中内生。对于这一决策行为,通常可以通过一个“潜变量”来概括该行为的净收益,那么生猪养殖决策的净收益可表示如下:
其中raise*表示农户进行生猪散养决策带来的净收益,当raise*>0时,散养农户选择退出生猪养殖,即raise=1,反之则散养农户选择继续生猪养殖;Z表示影响农户净的可观测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等;φ表示可观测变量的系数;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退出和继续生猪散养行为决定了不同的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因此退出和继续生猪散养的家庭收入水平方程为:
其中,income1i为选择退出生猪养殖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income0i为选择继续生猪养殖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究竟属于income1i还是income0i取决于方程式(2),那么采用OLS估计β1和β0将受到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借鉴Lee[12]提出的以一个遗漏变量来处理样本选择问题,构建协方差矩阵如下:
上述协方差矩阵中,
在方程(5)和(6)中,λ1i和λ0i表示逆米尔斯率(theinverseMillsratios),源自于不可观测因素所导致的选择偏差;δ表示具有零均值的误差项。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利用Lokshin&Sajaia[13]提出的方法,采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
内生转换回归模型中,未经过校正选择偏差的家庭收入水平决定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与决策选择方程的误差项之间的相关系数为ρ(采纳组,未采纳组,ρ具有一定的计量意义。首先,如果ρ在一定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存在不可观测因素影响导致选择偏差,当且仅当同时考虑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时才能得到估计一致的结果。其次,如果和具有不同的正负性,说明农户选择采纳先进养殖技术是基于自身家庭的比较优势;如果同正,说明偏差对采纳组来说是正强化,对未采纳组来说是负强化,如果同负则反之。最后,如果,说明存在消极的选择偏差,即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更倾向于采用技术。反之,如果,说明存在积极的选择偏差。
三、数据来源及相关变量说明
1. 数据来源
文中所使用数据为我们在2014年1月至2月、7月至8月间在生猪养殖比较有代表性的四川省,利用随机数表法进行抽样,分为四个步骤:抽取样本县、抽取样本乡(镇)、抽取样本村、抽取样本户。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该样本户无人在家则不对其开展调查,调查方式采用“一对一”问答形式。累计发放问卷560份,收回问卷560份,有效问卷550份,剔除与研究内容无关的继续生猪养殖且养殖规模在50头以上的农户,以及与本研究主题密切相关但无效的问卷,最终得到543份有效研究数据。
2. 变量说明
家庭收入水平,文中选用家庭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工资性收入作为收入水平变量。家庭人均总收入为家庭总收入与家庭总人口的比值;人均工资性收入为家庭所有成员的务工总收入与家庭总人口的比值。农户家庭总收入是指受访家庭所有成员的务工、务农或者其他职业获得的报酬,主要包括:农业总收入、工资性收入、经商收入、各项补贴收入、财产性收入、其它收入等的总和。农户决策变量为虚拟变量,1表示散养农户退出生猪养殖(用“退出组”表示),0表示散养农户继续生猪养殖(用“继续组”表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掌握技能等。通过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样本中家庭收入水平较高,家庭人均收入为26427.25元,有60%的农户已经退出生猪散养(见表1)。
注:*、**、***分别表示10%、5%、1%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表2报告了不同决策下农户对应变量的均值及其差异,得出退出组农户的收入水平高于继续组,差异值为2746.11元。退出组相比于继续组农户,具有如下差异:户主更年轻、更健康;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曾经从事养殖业的人较多,但现在从事养殖业的较少,且养殖技能掌握较差;家庭规模更小且家庭劳动力数量更少(不包括生猪养殖);离乡镇更远但离乡村公路更近;生猪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以下简称:生猪养殖收入占比)差异不大。从表面来看,退出组和继续组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部分可观测变量的差异还很显著,但并不能说明仅仅是这些差异导致了退出组和继续组家庭收入水平的不同,因为还可能存在其他不可观测的变量,例如非农就业积极性、风险偏好、个人才能等等因素,会导致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差异。
四、实证与检验结果
1.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及模型内生性检验
(1)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利用农户生猪散养决策模型估计的结果(结果见表3,Probit模型),预测退出生猪散养概率,并将其作为raisei变量的工具变量,借鉴2SLS估计方法检验生猪散养决策变量是否为内生变量。进行该检验之前应当考察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因此,先对工具变量进行识别力检验,结果显示Kleibergen-PaaprkLM统计量为16.77,其p值为0.00,即表明在1%的统计水平上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证明采用工具变量后模型可以被识别。通过对工具变量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检验结果表明F统计量为18.70(大于10),其P值为0.00。尽管Shea'sPartialR2较小,为0.04,一般还是能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为谨慎起见,我们采用更为严格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进一步考察是否存在弱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与2SLS估计结果完全一致,(2)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2)模型内生性检验。不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异质性问题,OLS回归(为了减弱异方差,对家庭人均收入取自然对数,下同)可以得到生猪散养决策对家庭收入水平影响无偏一致的估计结果,结果见表3(OLS模型列),退出生猪散养行为降低了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尽管统计水平不显著。考虑到有些变量可能同时影响农户决策行为和家庭收入水平,因此检验退出散养行为的内生性,基于上述工具变量,结合2SLS估计方法估计结果,结果见表3(IV模型列)。结果显示生猪散养决策变量通过了1%统计水平检验,表明控制其他变量,退出生猪散养行为将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杜宾-吴-豪斯曼内生性检验(Dubin-Wu-Hausman内生性检验,DWH检验)在1%统计水平拒绝了原假设(DWHχ2=7.02,P值为0.008),表明退出生猪散养决策是家庭收入水平模型的内生解释变量,这将导致OLS结果估计不一致,引起生猪散养决策的符号发生变化。
注:*、**、***分别表示10%、5%、1%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性标准误。
2. 对H1的讨论
表4报告了选择方程、退出组、继续组的模型估计结果。选择方式估计结果显示,当前涉养殖业情况、曾经涉养殖业情况、家庭劳动力数量、养殖技能、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至少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具体来说当前从事养殖业的人更倾向于选择退出生猪养殖,而曾经从事养殖业的人更倾向于选择继续从事生猪养殖,这就造成一个“围城”现象。这可能由于养殖户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形成“围城”现象。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的开支越大,越倾向于退出生猪养殖转向非农就业;具有生猪养殖技能的农户较为倾向继续生猪养殖;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倾向于继续生猪养殖。其余变量影响不显著。
为了验证假设1,我们主要关注家庭收入水平决定方程中的常数项和ρ1μ的取值及显著性。首先,家庭收入水平决定方程中的常数项取值为正,且统计水平显著,且退出组比继续组的值更大。这表明退出组的家庭收入水平的确比继续组的收入水平高。其次,ρ1μ的统计学意义显著(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的确存在选择偏差,如果不校正选择偏差,将导致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估计结果的不一致,说明如果采用传统的回归估计不能得到无偏真实的结果。且ρ1μ<0,表明如果退出的农户选择不退出,其家庭收入水平将下降。综上来说假设1得证,即散养农户退出生猪养殖,其家庭收入水平将提高。
3. 对H2的讨论
为了验证H2,我们主要关注家庭平均工资水平决定方程中的常数项和ρ1μ的取值及显著性。首先,家庭平均工资水平决定方程中的常数项取值为正,且统计水平显著,且退出组比继续组的值更大。这表明退出组的家庭平均工资水平的确比继续组的收入水平高。其次,ρ1μ的统计学意义显著(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的确存在选择偏差,如果不校正选择偏差,将导致农户家庭福利水平估计结果的不一致,说明如果采用传统的回归估计不能得到无偏真实的结果。且ρ1μ<0,表明如果退出的农户选择不退出其家庭平均工资水平将下降。综上来说假设一得证,即散养农户退出生猪养殖其家庭平均工资水平将提高。
注:*、**、***分别表示10%、5%、1%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性标准误。
注:***表示1%统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性标准误;受限于篇幅,其他部分未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们利用四川省543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平均处理效应估计考察农户退出生猪散养行为对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有:
一是存在积极的选择偏差影响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且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更倾向于退出生猪散养。
二是散养农户退出生猪养殖能够显著改善家庭收入水平。
三是目前仍在进行散养的农户,如果退出,其家庭收入水平将下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制定生猪养殖帮扶型政策应考虑农户异质性问题。农户在面临政策引导时,往往会根据自身所具有的资源禀赋做出自认为理性的决策,但这些决策实证分析结论为非理性,例如农户退出生猪散养是最佳决策,但仍有农户从事生猪散养,且这样的农户退出家庭收入将下降。因此,引导性政策,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考虑农户异质性问题制定,达到目标明确、定位精准。
农户家庭 篇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产生的涓流效应和扩散机制使得中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改善,绝对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1]。不过,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内部农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应已不再显著[2]。目前农村地区的贫困现象表现出“大进大出”的特征,有些农户的贫困状况在贫困线上下来回波动,每年脱贫和返贫的农户数量还较多[3],即贫困演化成动态贫困。动态贫困研究是分析个人或家庭在贫困位置上的流动状况(进入、停留或脱离)以及地位转变的原因[4]。早在20世纪初,B.Rowntree[5]就研究过动态贫困。关于动态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发生贫困的概率与脱贫的概率,以及影响因素;二是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的发生率,以及影响贫困的决定性因素;三是减少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的政策措施研究。
当前,有关学者就中国动态贫困开展了较多的研究。Jalan J&Ravalion M[6]利用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四省1985—1990年的数据研究得出,短期贫困在总贫困中均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全部样本永久性贫困为62%,长期贫困为14.4%,短期贫困为33.4%。Addabbot Baldinim[7]考察了动态贫困的区位差异,指出无论短期贫困还是长期贫困,贵州地区均比我国广东地区高。汪三贵、李文[8]通过对国内部分贫困县的研究表明,1997—2000年处于短期贫困状态的农户占比31.0%,处于长期贫困状态的农户占比27.9%,在贫困线上下波动的占31.1%。结合以上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继续对我国动态贫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将采用CHNS数据,重点分析我国农户动态贫困特征,以及剖析影响贫困动态演化的主要因素。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根据以往研究结论,影响动态贫困的因素主要有:户主特征、人口特征、人力资本特征、生产特征和区位特征,具体分析如下:
1. 户主特征。
户主特征一般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婚姻状态以及民族。以往研究表明,这些特征影响着家庭的贫困状态。一般认为,女性、高龄、非婚、少数民族户主的家庭易发生贫困[9]。
2. 人口特征。
人口特征如家庭人口数,小孩与老人抚养比,以及家庭学生人数。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许多家庭规模庞大,而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易诱发出家庭贫困。现有研究认为,小孩、老人抚养比较高的家庭,因负担过重,容易发生贫困;家庭在校学生数量的增加易发生教育贫困[10]。
3. 人力资本特征。
人力资本一般用受教育程度,及是否受过技能培训来衡量。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很早就提出增加农户的知识,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消除贫困。国内已有研究证实,人口素质低下、观念落后是引发贫困的重要因素[11]。而贫困人口素质低主要表现在受教育水平的普遍低下[12]。
4. 生产特征。
家庭生产特征包括人均耕地面积、土地灌溉面积以及牲畜饲养等直接影响家庭福利的指标。生产资源充沛的家庭,更具有潜力增加收入,从而贫困发生率较低[13]。不过,至于耕地面积的充裕却并不一定能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杨国涛等[9]的研究显示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家庭贫困发生率却越高。
5. 区位特征。
经济地理学认为贫困源自于生存空间的不足,这种观点认为贫困是由居住环境的恶化诱发的,例如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资源贫瘠、水资源匮乏、自然灾害多发、交通条件不便等[14]。Singer[15]等人从国际贸易的视角分析了出口致贫的原因,指出了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当前我国减贫的主要区域集中在边远山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等地理环境较差的地区,这也间接地暗示着地理区位因素影响了贫困的发生率。
(二)研究方法
1. 动态贫困测量。
关于动态贫困的影响因素,部分学者采取统计描述的方法,例如阿玛蒂亚·森[16]在对孟加拉国农村家庭脱贫返贫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采取的就是描述统计分析方法。部分学者则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贫困的跨期变动因素。例如,Mc Culloch、Baulch[17],Andy Mc Kay、David Lawson[18]在对贫困分析中,根据家庭贫困状况的差异,将全部家庭分为:慢性贫困家庭(chronic poverty)、暂时性贫困家庭(transitional poverty)和非贫困家庭(never poverty)四类,并用排序Logit(ordered logit)和多元Logit(multinomial logit)的计量方法考察了家庭贫困动态的影响因素。其实质上考察一段时期内家庭陷入贫困次数,以此判断贫困程度或类型,作为动态贫困的研究起点。
结合以上研究,本文拟选择一段时期内家庭陷入贫困次数,作为农户动态贫困的测量的指标。其具体做法如下:首先,本文根据家庭可比收入中位数的50%为贫困线,在每个时期内将全部家庭分为贫困家庭和非贫困家庭。其次,将统计时期内家庭陷入贫困的次数作为研究因变量。
2. 模型选择。
由于因变量序列数的特征,本文采用有序Logit模型考察一定时期内家庭贫困状态变化的决定因素。其具体的Logit模型为:设t时期段内农户家庭陷入贫困次数为因变量Y,若Y是最大值为k的有序变量。XT=(x1t,x2t,…xnt)为自变量矩阵。记等级为j(j=0,1,2,…k)的概率为:P(yt≥j∣xt),则等级大于等于j(j=0,1,2,…k)的概率为:
P(yt≥j∣xt)称为等级大于j的累计概率,对上式做Logit变换:
Logistic回归定义为:
等价于
模型中αj和βi为待估参数,估计系数βi的含义为:当其他变量不变时,某个自变量Xit的两个不同取值m与n,其比数比OR=exp[βi(m-n)]。若βi的取值大于0,即OR取值大于1,意味着随着自变量Xit取值越大,农户贫困次数增加的概率会越高。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进行计算。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变量选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北卡罗来那大学和中华预防科学医学院联合调查和创建的CHNS的微观面板数据。CHNS在1996年对调查省份进行了调整,为了避免构造平衡面板时的数据损失,本文选择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构造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首先测算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家庭陷入贫困次数,作为因变量。由于农村家庭户主特征、人口特征、人力资本特征、生产特征和区位特征是影响农户贫困动态转化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本研究的自变量选取中,主要是从这个五个方面选取指标。
根据CHNS现有统计数据,农村家庭户主特征方面选取的变量有户主性别、年龄(以及年龄平方)、民族(是否为汉族)和婚姻状态(是否在婚);人力资本以户主受教育年限来表征,计算方法为“教育年限=不识字或识字很少×1+小学×6+初中×9+高中或中专×12+大专或大学×14+硕士及以上×15”[3];人口特征以家庭人口规模来衡量;区位特征以省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区分;生产特征用家庭上年人均耕种土地面积来衡量。这些变量的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二)描述性统计
1. 农户动态贫困状态。
通过对CHNS数据的整理,本文共获得914户农户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的贫困状态数据。以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指标判断贫困状态,所有收入数值都经过CPI平滑到2009年价格水平,并划当年农户中值收入为当年贫困线,即每年的贫困线为农户的中值收入。农户动态贫困状态统计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四个统计年中家庭从未陷入贫困状态的户数为158户,占比17.29%;仅一次陷入贫困的家庭有198户,占比21.66%;两次陷入贫困的家庭有197户,占比21.55%;三次陷入贫困的家庭共208户,占比22.76%;四次统计都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有153户,共占总数的16.74%。
2. 自变量取值与农户动态贫困状态分布。
户主、人力资本、人口、生产特征与农户动态贫困状态分布。表3反映的是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括号外的是均值,括号内的是标准差)与农户陷入贫困次数的关系。随着家庭陷入贫困次数的增多,具有相同方向或相反方向变化的变量有家庭规模与上年人均耕种土地面积。不难发现,这两个变量的均值随着农户陷入贫困次数同步增加。其他变量虽无同样的变化规律,但是均值的分布与家庭陷入贫困次数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相关性。例如,1~4次贫困家庭户主性别均值逐步下降,意味着男性户主家庭易陷入贫困。年龄方面也有类似关系,如2~4次贫困家庭户主年龄均值也逐步下降,反映出户主年龄越小家庭越易陷入贫困。
区位特征与农户动态贫困状态。表4反映的是区位特征与农户动态贫困状态之间的分布关系。例如,辽宁省2~4次贫困家庭比例明显高于0~1次;黑龙江省0~4次贫困家庭所占比重依次上升,该地区贫困深度较为严重;湖北省0~4次贫困家庭所占比重逐次降低,即当地农户贫困程度较浅。其他地区尚无表现出如此明显的贫困分布趋势。由此可见,农户动态贫困状态在不同区域之间,现状表现差异较大。
四、农户动态贫困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通过以上描述性分析不难发现所选择五方面的变量与农户动态贫困状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一结论与理论框架的假设较为一致。然而,这些变量与农户动态贫困之间是否显著,其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还需要进一步的计量实证分析。
(一)模型估计
本文选择了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的CHNS农村家庭调查数据。根据现有数据类型,本文选择混合截面数据的有序Logit模型估计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注:括号外的数值为该变量的估计系数,括号内的数值为该系数下的P值;其中,***、**、*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方程(1)在回归模型中只考虑了户主特征和人口特征,估计结果显示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年龄平方和家庭规模是农户动态贫困的显著性决定因素。
方程(2)在回归模型中增加了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发现新增的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影响农户动态贫困的显著性变量。在加入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后,原方程(1)中显著的年龄平方项不再显著,年龄的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但是其他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与方程(1)相同。
方程(2)与方程(3)共同探讨了模型是否应该加入户主年龄的平方项。方程(3)在去掉年龄平方项后,我们发现年龄的显著性水平明显地得到了提升,方程(3)的Pseudo R2相比方程(2)变化幅度不大。前三个方程估计结果都显示年龄对农户贫困状态深度具有负的影响,即户主年龄越大家庭陷入贫困概率越低;而方程(1)年龄平方项估计结果显示年龄具有正的效果。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论来看,户主年龄均值是随贫困深度加剧而降低的。同时,方程(1)年龄的显著性水平高于年龄平方,而且年龄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也明显大于平方项,由此可见年龄对动态贫困的影响总体上是负向的。因此,模型去掉年龄平方项后不影响估计结果。
方程(4)在方程(3)的基础上加入生产特征变量后,原方程(3)中显著的变量,如户主性别、年龄、家庭规模和户主受教育年限在方程(4)中依然显著,而且显著水平不变。不同的是,伴随家庭上年人均耕种土地面积变量的加入,方程(1)与方程(3)中一直不显著的变量“户主是否在婚”,在方程(4)中表现为10%水平下的显著。而且“家庭上年人均耕种土地面积”显著性水平也十分高。然而,单独研究户主是否在婚与人均耕种土地面积这两个变量时,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十分强,P值达到0.000水平,即人均耕种土地面积与户主是否在婚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这一点较符合我国农业家庭经营的特征,一般而言我国农业是建立在家庭经营之上的,户主在婚有利于家庭经营农业。当对方程(4)略加修改后,即去除户主婚姻状态的影响后,上年人均耕种土地面积仍对农户动态贫困程度具有正向的显著的影响。
方程(5)与方程(6)考虑了区位因素对农户动态贫困程度的影响。方程(5)与方程(6)未将户主民族特征纳入模型,一是因为方程(1)~(4)中民族变量一直都不显著;二是因为民族变量与区位因素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将民族变量与区位因素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发现P值为0.000,去掉民族变量后能更好地反映出区位因素对动态贫困的影响。当考虑区位因素后,模型Pseudo R2值明显地得到了提高,而且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表现出了区位特征,如户主的教育年限在区位因素影响下显著程度有所下降。方程(5)与方程(6)还考虑了户主婚姻状态与家庭人均耕种土地面积在区位因素下的影响程度,发现户主婚姻状态显著,而家庭人均耕种土地面积不再显著。
(二)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估计结果可知,在不考虑区位因素的情况下,家庭规模、户主性别、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和家庭上年人均耕种土地面积是影响农户动态贫困状态的主要因素。(1)男性户主家庭更易陷入高程度的贫困状态,这一点与一般研究结论“女性户主家庭易贫困”不同,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来看,女性户主家庭仅占总数的5%,这一点可能对估计结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年龄方面,表现为户主年龄越大家庭陷入次数概率越低,这反映了我国农村社会户主经验与年龄对家庭贫困状态的正面影响。(3)家庭规模对农户贫困深度具有正面影响,即家庭规模越大,一段时期内家庭陷入贫困次数会增多,反映出了家庭人口负担对致贫的影响[10,19]。(4)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家庭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地抑制作用,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在同时期内贫困发生次数越低[1,3]。(5)上年人均耕种土地面积越大,家庭贫困状态易演化成深程度贫困,折射出了农业致贫的社会现状,即以农业为主的家庭贫困发生率高,与我国农业贫困人口众多的现象相一致。
当考虑区位因素时,户主性别、年龄和家庭规模对农户动态贫困的影响仍保持在1%水平下的显著,而户主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性由1%水平下降到5%水平(方程(5))、10%水平(方程(6)),体现了户主受教育年限区位差异对动态贫困的影响。家庭上年人均耕种土地面积在区位因素的影响下,由动态贫困的显著性因素变得不显著,不过其作用方向并未发生改变。值得关注的是,方程(6)中户主婚姻状态表现出1%水平下的显著性,即纳入区位因素分析时,户主在婚家庭多次陷入贫困概率较低。在方程(5)与方程(6)中,辽宁、黑龙江、江苏、河南和湖北等变量对动态贫困具有显著的决定作用。从辽宁、黑龙江、江苏和河南等省的估计回归系数来看,这些地区的家庭贫困发生率较高,易诱发家庭多次陷入贫困;但是湖北地区呈现相反情况。因此,农户动态贫困在辽宁、黑龙江、江苏、河南和湖北等地区具有很强的区位特征。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动态贫困研究是从中长期考察家庭贫困状态,相比一般的贫困研究,其研究结论更具有时期上的稳定性,更能反映家庭贫困的脆弱性与贫困的发展演变。本文研究了我国农户的动态贫困问题,并重点探讨了动态贫困演变的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1.农村家庭户主特征、人口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和生产特征对农户动态贫困演变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具体地说,从户主特征来看,男性户主、年轻户主的家庭更易于演变成贫困或深度贫困家庭;从人口特征来看,规模较大的家庭在一段时期内较容易多次陷入贫困状态;从人力资本特征来看,户主受教育年限有助于家庭抑制贫困发生的概率;从生产特征来看,农业为主的家庭更易发生贫困。
2.我国农村动态贫困具有很强的地理区位特征。从研究结论来看,辽宁、黑龙江、江苏和河南等地区的家庭贫困发生率较高,易诱发家庭多次陷入贫困;而湖北地区农村家庭多次贫困发生概率较低。此外,在区位因素的影响下,在婚户主家庭深度贫困发生率低。
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减少贫困具有如下政策意义:第一,细分贫困人口类型,从动态的角度细分贫困人口,实现扶贫目标从贫困地区向贫困村进而向最贫困人口转化,提高瞄准的精确度,并对不同类型的贫困采取不同的对策。第二,实施贫困家庭教育补贴制度,增加对贫困家庭的职业培训支持,以提升家庭人力资本的方式实现农户自我扶贫。第三,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尤其是帮助贫困农户发展非农经济或开展高附加值的农业生产,着力改变“农业致贫”的现状,建立高产值农业扶持贫困家庭的扶贫开发机制。第四,开展有区域性的扶贫开发工作,对辽宁、黑龙江、江苏和河南等贫困易发生区实施重点扶贫。
摘要：动态贫困研究是从中长期考察家庭贫困状态,关注家庭贫困状态的脆弱性与发展演变。采用CHNS家庭微观数据,通过对我国农户动态贫困的研究发现:男性户主、年轻户主、人口规模较大、低人力资本、人均使用耕地面积越多的家庭,在一段时间内多次贫困发生概率较大;此外,我国农户动态贫困还表现出较强的区位特性。减贫政策应该从以下四方面改进:一是细分农村贫困人口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二是建立贫困家庭教育技能补贴制度;三是帮扶贫困地区开展非农或高附加值农业经济;四是建立有区域特征的扶贫开发机制。
农户家庭 篇7
关键词：金融排斥,自我排斥,农户收入
引言
2011年中国银监会印发《关于继续做好空白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立足当地实际,创新方式方法,推动空白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在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提到了消除金融空白乡镇,推行金融服务全覆盖的政策。所谓金融排斥,就是指一部分人没有能力或者恰当的形式进入金融体系,享受金融服务,从而被排斥在外的现象。然而,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的落实仍然有很大的不足。金融二元结构困扰着城乡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广大的农村拥有的金融服务机构更加稀少,金融知识在农村里的散播极为有限,农村各个经济体享受的现代金融服务远远落后于城市。并且,金融机构由于其自身的商业性,对农民的排斥却日益加剧,这样加剧了日益增长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和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之间的矛盾,不仅延滞了农村当地经济发展,还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其中,农民的自我排斥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一方面,自我排斥暴露出的是农民自身对于金融知识的缺失与对于金融机构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自我排斥也体现出农民存贷款需求的缺位,反映的是其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投资与储蓄形式。因而,通过对自我排斥的研究,可以从中窥见农户的社会经济客观特征与主观心理。本文试图将研究置于农户收入不断增长的时代大背景下,通过农户收入这一视角研究农民金融服务自我排斥的内在机制,基于CGSS2010的数据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收入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提供事实证据和合理建议。
一、文献综述
1. 农户收入与金融排斥。
田霖(2011)①针对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展开分析,在构建城乡金融排斥二元性指数的技术上,利用模糊曲线法证实各诱致要素的复合因果关系及供给弹性差别。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系统中,对金融排斥负贡献最大的要素依次为收入、技术和教育。许圣道、田霖(2008)②通过建立计数模型,解析了影响农村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分析结果也表明,收入越高,金融排斥程度越低。上述研究均表明了农户的收入是影响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指出,收入具体通过影响哪几种具体的排斥类型进而影响到金融排斥本身。
2. 自我排斥的形成。
王修华(2009)③④对自我排斥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一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由于居住分散而且相对封闭,信息获得比其他地区更难,自然希望办理贷款时手续能简便、灵活、快捷,而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一些金融服务(尤其是贷款)手续较为繁琐,条款过于复杂。于是此类居民选择了非正规金融渠道(如民间借贷等)来满足自身的资金需求。长此以往,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被主流金融边缘化,造成其金融习惯的不同和金融知识的贫乏,产生了对金融机构的不信任。张伟楠(2014)⑤的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补充。金融知识的贫乏也是造成自我排斥的重要原因,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知识宣传不够,导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薄弱以及农户信用意识淡薄。另外,由于农民的认知能力、风俗习惯以及心理等因素使多数农民对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缺乏信心。
3. 农户收入与自我排斥。
许圣道、田霖(2008)⑥研究认为,农民金融知识的缺乏对金融网点的布局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并且,它是一种隐性知识,是代际遗传的,与家庭富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意即农民家庭收入与教育存在关系,教育带来的知识的多或少与金融排斥有关。隋艳颖、夏晓平(2013)⑦研究结果显示高收入层农户的违约风险最低,低收入层农户的违约距离最短、违约速度最快、违约风险也最高。并且,从金融需求方面看,由于低收入层农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匮乏、风险承受力低、维持生活的意愿高于扩大生产的意愿,因此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较低。低收入层农户实质上不是受到了金融供给排斥,更多是源自于有效需求不足的金融需求自我排斥。收入影响了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生产性需求,进而影响到金融服务自我排斥。
总结上述研究,我国近年来对金融排斥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学者较少从单个变量入手进行实证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将影响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收入与金融服务自我排斥联系起来,分析农民家庭收入对金融服务自我排斥的影响,得出农民家庭收入通过自我排斥从而影响金融排斥的具体机制,试图为政府在构建包容性普惠金融体系破解农户金融排斥的建设性思路上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统计
CGSS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从2003年开始每年一次,对全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村)委会、10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与共享性,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
本文使用CGSS2010数据,共有样本数为11783,其中剔除城市采集样本,农户样本数为4561,然后再对农户收入不愿意透露的样本予以剔除,最后的样本数为4114。
三、假说提出与理论机制
表1 主要数值型变量选取与样本统计性质
备注:其中社会阶级认同是户主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的主观评价,共分为10分,分值越高说明其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等级越高。
表2 主要虚拟变量选取与样本统计性质
本文试通过CGSS2010的大样本数据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探究农民家庭收入对金融服务自我排斥的影响。根据现有理论,归纳可能存在的四种内在机制:1.教育投入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农民会有更强的激励进行教育上的投入。知识的更新与观念的改变,尤其是对金融知识的了解,有助于农民客观了解金融服务,减少自我排斥。2.社会认同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更高时,农民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其可用的社会资源以及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更强,其对于自身的地位认同更强,在金融服务面前会避免不自信与恐惧,从而有减少自我排斥的趋势。3.风险承担能力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其对于金融投资活动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因而更会趋向于使用金融手段管理自己的资产,从而减少自我排斥。4.生产性需求效应: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其生存性消费满足程度较高,从而有更多的激励进行生产投资,产生了解并使用贷款进行生产投资的激励。农民自我排斥中比较主要的两种原因:一个是生活水平本来就低,对金融服务没有需求;一个是自身见识有限,对于金融机构不了解、不信任甚至有恐惧心理。
根据以上理论,主要进行第一个机制(即教育投入机制)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说:假设1: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户对教育的投资有正向作用;假设2:农户对教育的投资对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会有负向作用。在这两个基础上,提出一个总的假设:假设3: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会有负向影响。
在教育投入方面,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农户收入的增加,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因而有富余的钱来满足更高级的消费需求,其在教育的投入上机会成本较小;另一方面,家庭收入增加,父母社会地位的提升,其子女的就业更容易实现,教育带来的收益更容易实现,因而预期的人力资本收益提升,因此,以上假说在理论上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四、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1. 教育投入效应:
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农民会有更强的激励进行教育上的投入。知识的更新与观念的改变,尤其是对金融知识的了解,有助于农民客观了解金融服务,减少自我排斥。
表3 教育投入效应检验(1)
模型1因变量为户主去年成人教育的培训支出,根据回归结果来看,家庭收入对其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家庭收入每增加100元,其用于自身成人培训的教育支出会增加1元。因此,家庭收入的提高,会增加农户对于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模型2因变量为农户累计在各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度,核心自变量农户用于自身的培训支出对于家庭贷款在统计上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证明教育投入效应的存在。另外,考虑如果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明显的代际传递(CGSS数据中有户主对于目前经济状况与自己14岁时家庭经济状况的比较,其中70.7%的样本认为经济状况基本不变或者略有变化),此时可以考虑粗略地用农户在子女与个人自身的教育投资总和作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总额,作为稳健性检验时是相对合理的,再进行上面的回归分析:
表4 教育投入效应检验(2)
家庭收入对总教育支出依然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家庭收入每增加100元,其用于家庭全体成员的教育支出会增加2元,另外户主年龄增加1岁,教育支出会减少31元,当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每增加1%,教育支出减少0.28元。此时,教育支出的显著性较之前增加,因此教育投入效应的检验结果证实其中的相关性。在两次回归中,2个模型1的检验验证了假说1,即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户对教育的投资有正向作用;2个模型2的检验验证了假设2:农户对教育的投资对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会有负向作用。
2. 社会认同效应:
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更高时,农民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其可用的社会资源以及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更强,其对于自身的地位认同更强,在金融服务面前会避免不自信与恐惧,从而有减少自我排斥的趋势。在回归中,以人情往来支出作为社会网络的替代变量,其结果显著。由于篇幅原因,在此不多赘述。
3. 生产性需求效应:
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其生存性消费满足程度较高,从而有更多的激励进行生产投资,产生了使用贷款进行生产投资的激励。
表5 生产性需求效应检验
第一个模型中,控制住教育水平和人情往来支出之后,农户收入提高100元,其生产性投资需求会平均增加7元;第二个模型中,生产性投资需求增加20元,其贷款额度会平均增加1元,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因此证实了生产性需求效应。
4. 风险承担能力效应:
当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较高时,其对于金融投资活动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因而更会趋向于使用金融手段管理自己的资产,从而减少自我排斥。
图1 农户家庭收入与户主未来预期关系
由于该效应主观性很强,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来分析其中深层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条件受限,因此绘制简单的散点图(见图1)来大致观察两个变量的关系。图中纵轴为future(对未来的预期:即10年后预期自己所处的社会等级与自己目前所处的社会等级的差值,数值越大表明对未来越有信心)。当家庭收入提高时,对未来预期更为稳定与积极,对于风险的管理更为稳定与合理。
5. 农户家庭收入与农民自我排斥的关系:
体现了其中明显的正向关系,农户收入每提高100元,贷款额度累计增加12.6元,可能包含了多种内在的机制效应。体现了假设3: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会有负向影响。
表6 农民收入与家庭贷款回归结果表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结论:
1.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提升会促进农户对教育的投资;
2.农户对教育的投资增强,有助于农民减少金融服务的自我排斥;
3.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提高,在增进农民对金融机构的理解同时,增加对金融服务的内在需求,从而减少农民的金融服务自我排斥。
建议:
1.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切实保障农民收入提升;
2.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注重对农民知识普及与非农就业培训,丰富其人力资本投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