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农户（精选3篇）
广西农户 篇1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广西农户住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在广西农户投资所占的比例较高。通过实证分析可知, 影响广西农户住房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民收入、农户存款余额、农户现有住房价值等。
关键词：广西农户,住房投资,影响因素
1 引言
随着农民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 广大农户富裕先建房, 住房面积不断增加、房屋结构趋向多样、住宅外观更加美观, 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从投资的角度看, 农户住房投资额不断增加, 在农户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农户住房投资对繁荣农村经济至关重要, 也关系到农民的安居乐业, 深入分析农户住房投资发展趋势对了解农民生产生活状况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 国内外专家、学者把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重点放在农户农业投资上, 对农户住房投资的发展趋势如何、影响因素有哪些等问题的研究和关注较少, 只有少数学者进行过农户住房投资方面的研究。如乔家君, 祝英丽【1】基于河南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微观个体视角对比分析了在村域内部农户对住房资源投资的区位及其变化, 发现农户经济实力及其变化对住房的建造与修缮有着决定性影响, 农户原有住宅偏小、家庭小型化是农户住房资源投资区位变化的主要原因。李君、陈长瑶【2】通过对河南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农村家庭生命周期变动在农户居住需求中的影响逐步显现, 现有住宅改造时间和现有住宅结构对农户预期住宅投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农户住宅投资观念与投资需求共同影响其未来住宅投资意愿。
目前尚没有关于广西农户住房投资方面的研究, 本文将以1991年至2009年广西的有关经济发展数据为基础, 从较宏观的角度对广西农户住房投资总额变动的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作实证研究, 以把握广西农户住房投资趋势。
2 广西农户住房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相关经济理论及实践经验, 本文选取的影响农户住房投资的因素有:农民纯收入、农户存款、农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农户住房面积、农户家庭人口、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农民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建筑安装工程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
(1) 农户纯收入。农户住房投资资金主要来自于农户收入, 农户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户投资的基本因素, 农户家庭收入越高, 进行住房投资的能力就越强。本文选择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自变量, 用X1表示。
(2) 农户存款余额。由于投资建房往往花费巨大, 所以农户住房投资行为不仅受上年收入的影响, 更是受一定时期内储蓄水平的影响。本文选择上年年末农户人民币存款余额为自变量, 用X2表示。
(3) 农民住房价值。住房价值是衡量居民居住条件的一个综合性指标, 它能综合反映居民住房面积、住房类型、住房结构、住房新旧程度等。如果住房面积小、结构落后、房屋老旧, 农户就会有改善住房条件需求和愿望;他人住房条件的提高, 也能刺激住房条件较差的农户产生建房的动力。本文选择上年年末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住房价值为自变量, 用X3表示。
(4) 农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建房投资和农业投资是目前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两个主要方向, 在收入水平确定的情况下, 农户的投资规模也基本确定, 如果农业投资较多, 建房投资可能会相应减少, 本文选择农户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自变量, 用X4表示。
(5) 农户户均人口数。一般情况下, 家庭人口增加会引起住房面积需求增加, 本文选取农村居民家庭户均常住人口数为自变量, 用X5表示。
(6) 生活消费支出。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和生产住宅投资支出是呈反方向的, 农户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生产、消费和投资等三个方面, 一方若是多支出, 另外两方面支出就必然减少。为了避免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采用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自变量, 用X6表示。
(7) 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农民既是消费主体, 也是生产和经营主体, 农户在进行住房投资的时候仍要进行家庭经营。如果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增加, 可能会抑制住房投资增加。同样, 为了避免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采用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自变量, 用X7表示。
(8) 建筑安装工程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农户农业投资具有连续性不同, 农户建房投资具有短期性和阶段性, 农户会在建筑材料价格较低的时候抓紧时间建房, 也可能因建筑材料价格过高而推迟建房时间。本文选择建筑安装工程类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自变量, 用X8表示。
3 广西农户住房投资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3.1 相关分析
为把握各因素与农户住房投资之间的关系, 利用SPSS软件对1991~2009年的农户住房投资额和其影响因素有关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
从表1可以看出, 农户住房投资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户存款余额、农户农业投资、住户价值和户均人口数的相关关系非常显著。但是与农户农业投资总额为正相关、与户均人口数是负相关, 这与预期相反。农户住房投资完成额与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建筑安装工程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无显著相关。
3.2 回归分析
(1) 模型选择
模型中引入农户住房投资完成额作为被解释变量Y, 8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X1、X2、X3、X4、X5、X6、X7、X8。为了很好地解释各变量对农户住房投资的影响程度大小, 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 Y为农户住房投资、α为常数项, Ut为随机干扰项。
由图1, 结合相关分析可知, 农户住房投资与上年农民纯收入、上年农户存款、农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上年农户住房面积、上年农户常住人口等因素有较强的线性关系, 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农民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线性关系较弱, 故将X6和X7剔除出模型, 暂保留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变量。
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 各组数据均能通过Kolmogorov-Smirnov检验。进行回归分析, 对相关分析的有关结论进行验证。
(2) 线性回归
先采取强行进入法进行回归, 从结果看, 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好, 且在9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但除了上年人民币存款余额和上年农民住房价值外, 其余4个变量未通过T检验, 在模型中不是重要变量, 使用容许度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法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模型存在严重的共线性。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来剔除不显著变量。逐步回归后, 只有上年人民币存款余额、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上年农民住房价值三个因素被引入模型。模型的拟合优度良好, 各自变量也均为显著变量。通过Durbin-Watson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进行分析, D-W=2.345, 接近于2, 表明残差独立。从标准化残差的P-P图看, 所有残差点都分布在对角的直线附近, 说明残差的正态性假设基本成立。从标准化残差图来看, 不管Y的标准化预测值如何变化, 标准化残差的波动范围基本保持稳定, 说明残差方差齐性。但是上年住房价值的符号与实际情况相反, 进行容许度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发现模型仍然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 岭回归分析
为消除多重共线性, 采取岭回归办法。将上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上年农户人民币存款余额和上年农民人均住房价值三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岭回归, 得到不同k值时的决定系数和各变量系数的变化情况、各自变量的岭迹图 (图2) 、决定系数与k值的线图 (图3) 。
当K=0.12时, 回归系数趋于稳定, 选K=0.15, 相应的回归方程中三个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385414、0.448400和0.091781。图2为将不同k值时各变量的回归系统连成的曲线, 即岭迹, 当K到达0.15时, 三条岭迹都趋于平稳;图3为不同K值时绝对系数的下降情况, 一开始决定系数明显下降, 但当K超过0.15时, 绝对系数一直处于缓慢下降中, 没有出现明显波动, 两图反映的信息支持前面做出的结论。得出模型为:
将标准化公式还原, 得到关于原始数据的模型为:
根据回归模型, 各因素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农户住宅投资额变动的影响程度如下: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元, 农户住宅投资增加231.5万元;上年农民人民币存款余额每增加1万元, 农户住宅投资增加0.1万元;上年农民人均住房价值每增加1万元, 农户住宅投资增加20.8万元。
3.3 模型结论与评析
(1) 农户住房投资水平主要由自身经济实力决定, 改善住房条件是当前农户建房的主要动力。
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农民存款余额与农民住房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与现实情况吻合。收入是投资的基础, 上年纯收入反映了当期农户的经济能力和投资能力。同时对于一般农户来讲, 住房投资要耗费家庭多年的资金积累, 且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 农户向银行借贷比较困难, 建房资金主要来自于自己的储蓄积累, 因此建房投资受储蓄水平的影响也较大。
农户人均现有住宅价值对农户住房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因为人均现有住房价值提高, 代表农户整体居住水平提高, 同时意味着那些住房价值较低的农户的居住条件变得相对更差, 改善住房的欲望也就越强。现有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在居住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 农户对现有住房内在品质的提升和外在形式的改善越来越重视。
农户人口数与农户住房投资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与农户因人口增长而产生居住需求的预期相反, 也能从侧面说明农户进行建房投资主要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而主动寻求居住条件的改善。
(2) 投资价格对农户住房投资总额变动无显著影响, 但并不意味着对农户投资行为无影响。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建筑安装工程类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对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影响不显著, 这可能是两方面因素导致的: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建房对于农户家庭是件大事, 一旦对建房做出预先计划安排, 就很少因投资价格的变动而轻易调整建房时间, 已经开始的建房行为更不会因价格上涨而中止;另一方面, 投资价格可能会影响部分农户的建房行为, 但由于投资成本增加, 即使小部分农户因价格上涨推迟了建房, 其他仍继续建房的农户建房投资总额也不一定减少, 反而有可能增加。
(3) 由于建房对农户家庭影响巨大, 农户在建房前会有周详的准备和安排, 不会受生活消费和生产支出的影响。
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与农户住房投资额不显著相关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农户住房投资和消费水平主要由农户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决定, 而当前农户投资和消费保持“量入为出”的传统, 在建房投资前基本上已准备好资金;二是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具有刚性, 而家庭经营费用支出会影响未来农民收入, 农户不会因住房投资而降低消费支出和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的比重;三是农民建房投资一般是谋划已久的行为, 不会受短期的家庭经营活动和消费的影响。
同样, 农业投资与建房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也与预期相反, 说明农户增加农业投资和建房投资都是建立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的, 不会因改善住房条件而牺牲农业生产, 反之亦然。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可知,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继续提高, 农户对改善居住条件具有较大热情, 住房投资将依然是广西农户家庭投资的重要内容。农民收入、存款和当前住房价值等三个因素对广西农民住房投资额的变动有较大影响, 表明农户经济能力和当前居住水平决定着农户建房选择。针对以上实证研究的结果, 在引导农户住宅投资方面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1) 增加农民收入, 减轻农民负担, 增强农民投资能力。提高农民自身的经济实力是促进农民投资增长的根本。首先要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引导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随着当前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逐步提高, 还必须重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 积极为其创造就业机会, 努力扩大务工就业, 提高农民自我积累水平。其次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减轻农民负担, 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坚决杜绝向农民收取其它不合理费用, 从而增加农户投资能力。
(2) 拓宽农户融资渠道, 为农户投资贷款提供信贷支持。自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以来, 商业性银行或金融机构普遍认为, 对农户发放贷款的风险太大, 交易费用太高, 因此农户贷款比较困难, 进行建房投资主要是依靠自身积蓄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为此, 要设法提供适合农户需要的农村信贷业务和服务, 对农村信贷实行适当的政策性补贴, 解决农民因借贷困难产生的住房投资难题。
(3) 了解农户住房结构情况, 把握农民住房建设与改善趋势, 进行住宅规划建设。当前农户具有积极的住房投资倾向, 但农户建房行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在选址、布局、结构、外观等方面往往不科学, 住房价值下降较快。因此要引导农户合理地进行住房更新或重建, 适度审批宅基地, 确保宅基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村庄住房建设统一标准和整体规划, 逐步完善住房结构, 提高农户住宅建设质量水平, 避免今后产生重复建设。
(4) 加强政策引导, 结合农村建房补贴政策促进农户改善住房条件。一方面要利用农村建房补贴政策, 增大政府参与和影响农户建房行为的力度, 结合新农村建设等相关政策, 使政府在调节农户建房投资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要利用建房补贴政策对促进农户住房投资的刺激作用, 既为资金不足的农户和困难农户改善居住条件提供帮助, 也能刺激资金充裕的农户进行住房投资, 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在实际生活中, 金融借贷政策、自然灾害等因素也可能对农户住房投资产生影响, 但由于无法取得农户建房投资借贷资金数据, 也难以量化自然灾害对农户投资产生的影响, 故无法在这些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需要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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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户 篇2
而这个“铁箱子”, 正是农场的种植户刘小聪发明制作的“施肥机”。
刘小聪是银海区福成镇宁海村人, 2002年, 他在宁海村种植一亩两分地的青瓜。青瓜丰收后, 他尝到了甜头, 开始承包土地扩大种植面积。经过了十几年, 刘小聪种植的土地面积扩大到了500多亩, 目前主要种植哈密瓜、辣椒、青瓜等作物。近日, 他的农场正翻整土地、施肥、铺设地面薄膜, 准备大面积种植西瓜。
刘小聪介绍说, 近年来农业用工成本高, 用工难的问题有加重的趋势。他承包下的地有500亩, 每次施肥, 都是一项很大的工程, 工作量大, 需要人力多, 而每次招工都让他感到头痛不已。不少农民都嫌弃鸡粪臭, 不愿意做施肥的工作。为了解决用工这一问题, 刘小聪一直想发明一个施肥的机械以代替人工。经过了前期的研究, 去年6 月, 刘小聪开始制作“施肥机”, 经过3 个月的制造和反复修改, “施肥机”正式“上岗”了。
刘小聪称, 他只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小学文化, 不会画图纸, 不懂机械理论知识, 做农机全凭双手实践摸索。
刘小聪说, 记者所看到的“铁箱子”就是“施肥机”的主体。首先通过铲车把肥料铲进这个1.5 立方米的铁箱子内。而箱子底下装有滚轴等装备, 通过拖拉机的带动, 车辆在农田里行驶, 铁箱子里的肥料便均匀地撒在地里。
刘小聪介绍, 新机器试用后, 不仅减少了施肥成本, 也节约了不少时间。按照一天8 小时工作时间, 这台“施肥机”一天可以给40 亩地施肥;而如果人工施肥, 一人一天只能施一亩地, 而且要一担担挑到地里一点点撒, 甚是辛苦。
除了“施肥机”外, 刘小聪还发明了一台“薄膜铺设机”。
在另外一块土地上, 记者看到, 一个装有两个轮子的铁架子在拖拉机的牵引下, 正在地里工作。铁架子上安装有一大捆薄膜和两捆滴管, 随着农机运作薄膜和滴管覆盖在地面上, 紧接着, 架子后的两个铲盖转动将泥土翻起压住薄膜。这样一来, 轻而易举地就把薄膜和滴管铺设好了。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 一个人拉薄膜, 两个人跟着后面铲泥土覆盖。现在一台机器一天可以覆盖30 亩地的薄膜。
刘小聪说, 这两种农机的使用, 让他的农业生产更加省钱、省工、省时、省力, 当然更省心。
在刘小聪的农场门口处不远, 记者看到了另外一个“铁箱子”, 刘小聪告诉记者, 那是之前制造的“施肥机”, 因里面的滚轴没做完善, 没能均匀施肥。后来经过了进一步改善, 才又制造出了现在在地里顺畅作业的“施肥机”。
广西农户 篇3
消除和缓解贫困,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和责任。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农村扶贫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中。由于农村贫困地区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科技水平和农民素质偏低, 发展相对落后。要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提高贫困农户的生计水平, 推广农业科技至关重要。但是, 农业科技扶贫只有因地制宜、根据农户的需求提供, 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而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又决定了他们所需技术的特点。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贫困县 (以下简称A县) 为例, 在实地调查素材的基础上, 通过对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分析, 探讨贫困地区农户对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
本文采用英国国际发展署 (DFID) 开发的可持续性农户生计框架来分析农户脆弱性。即主要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具体的调查方法是焦点小组访谈和农户个体访谈, 通过焦点小组访谈获取村子的整体情况, 通过个体访谈了解农户生计脆弱性情况。我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即通过分层抽样抽取该贫困县范围内较富裕和较贫困的两个乡, 然后随机在每个乡里各抽取一个村, 在每个村内随机抽取一个自然村, 在每个自然村内则是全样本进行调查, 共调查A县中的两个乡各一个自然村里的全部农户, 其中A村33户、B村19户, 共52户。
二、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及其农业生产的特点
英国国际发展署 (DFID) 的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分析是建立在对农户的外部环境和生计资产配置状态的研究基础之上。对外部的脆弱性环境分析能够帮助全面思考导致贫困农户境况脆弱的外部因素, 从而有助于了解贫困农户生存的外部环境。外部的脆弱性环境有很多方面, 对人们生计有着巨大影响的天灾人祸等打击、突变、变化趋势等都属外部的脆弱性环境。为了使研究更有针对性, 根据调查地点的实际情况, 主要从农业的生态环境恶劣和自然灾害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农户生计资产分为五大类: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 这几个资产之间往往是相互转化的。根据调查地点的情况, 人力资产主要包括技能、知识等;自然资产表示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储备, 如土地;物质资产包括交通设施等公共物品和能够提高收入的物品, 如耕牛和三轮车;金融资产包括储蓄、债务等;社会资产主要包括人们所依赖的社会资源等, 本文通过劳动交换、红白喜事和农业技术信息的支持来考察农户的社会资产。
1.农业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灾害制约了当地的农业生产
A县是典型的大石山区, 农业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全县总面积2345平方公里, 其中石山面积1330平方公里, 占56.3%。大石山区年降水量低, 大约1100~1700mm, 旱季长达5个多月, 年降水时间多集中在6~8月份。石山地区多为裸露的石灰岩山石, 只在洼地和谷地有土层分布, 而且土层大约在2米以下, 涵养水源能力极差, 蒸发量大于降雨量, 旱灾和涝灾交替进行, 水土流失严重。[1]
在我们所调查的自然村里, 玉米是主要农作物, 一年种两季。三到五月份是玉米需要灌溉的时候, 但天气一般干旱, 又没有灌溉设施, 致使春玉米播种后种子吸水不足, 难以萌发冲破种皮, 种子容易干枯霉变, 造成缺苗;在拔节和抽穗期, 需要大肥大水, 其产量与降雨量成正比, 水分不足, 减产是必然的结果。在收获和刚刚种植的7月份, 雨水的到来又给农户带来了涝灾。A村以前的涝灾十分严重, 加之没有排水设施, 通常积水一个星期才能退去。在20世纪80年代初, 由村民集资和政府支持建设了一个排水渠, 缓解了涝灾带来的损失。但是, 由于技术问题和年久失修, 排水渠排水效果大为降低, 降雨量大时, 雨水要在玉米地里停留三、四天, 影响了玉米苗的生长。如今, A县农村的水涝还是影响农户生产的大问题之一。
2.耕地面积少, 农户的农业经营虽多样化, 但发展受限制
A县耕地不仅贫瘠, 且土地面积少, 人均耕地面积为0.67亩。A村人均耕地仅为0.65亩, B村人均耕地为0.64亩。这里的农户要脱贫致富, 光靠对土地的投入是不够的, 要选择多种经营。在被调查的地区, 农户的农业经营主要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 而种植业中又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 也有少量农户进行农产品加工。
以A村为例, 玉米的种植面积达到了80%左右, 从2002年以来, 当地主要种植619杂交玉米, 亩产仅1000斤生苞, 而在条件好些的地方亩产达1500斤, 高产田还能达到1800斤。土地的贫瘠与自然条件的恶劣是导致当地玉米品种单一的主要原因, 政府推广的高产优质新品种不能适应当地条件, 而科研机构也很少研究适应贫困山区的新品种与技术。因此, 当地玉米品种长期单一、产量低, 特别是用于饲料的玉米严重不足, 限制了养殖业发展, 而当地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家庭酿酒业也难以扩大规模。
3.从事农业劳动的主要是妇女和老人, 且受教育水平较低
脆弱的农业生态环境, 使得贫困山区的农户无法单纯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生活必需品, 外出打工成为必然选择。一方面, 土地不能荒废;另一方面, 男性较女性更容易找到工作, 所以大量的男性外出寻求工作, 妇女和老人留在家里务农。这种农业老龄化和农业女性化现象在所调查的村子表现得十分明显, 农业生产的人力资产水平低。从事农业劳动的女性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65.4%, 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52.7岁, 老龄化趋势明显;且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 平均只有5.7年, 仅相当于小学文化水平 (见表1) 。
据我们调查, 农民对农业发展的期望值降低, 尤其是年轻农民选择在其他部门寻找工作, 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收入。两个村90%的年轻农民表示不愿意种地, 因为他们认为从事农业劳动又累又赚不到钱;越来越多的农户想让自己的子女离开农业部门, 他们花钱让孩子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 接触更多的考试机会 (如教师、公务员等) , 让他们离家到外面打工, 因为他们对其他部门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预期比对在农业上获得的预期要高, 因此, 农业老龄化的趋势也就成为必然。
通过对不同年龄段的农业劳动力情况分析显示 (见表2) , 越是年轻人, 越少选择从事农业劳动。A村60岁以上的人口中有90.5%仍在从事农业劳动, 20~39岁的年轻人中只有25%左右从事农业劳动;而在经济条件较好的B村, 20~29岁中没有人从事农业劳动, 而该村的土地又较多, 老年人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略高于A村。通过对不同年龄段女性劳动力情况的分析则显示, 女性在农业劳动中充当重要角色, 且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劳动力的比例差距不大, 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农业劳动力情况也证明了农业女性化的趋势。
4.物资资产和资金资产不足, 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少
物质资产和资金资产之间往往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资金可以转化为投资, 从而转变为机器、厂房、设备、交通工具和基础设施等物质资产, 物质资产又可以转换成资金资产。由于贫困地区的农户收入少, 很少有资金积累, 而没有资产, 就难以投入;没有必要的投入, 人均收入就不可能增加;人均收入不能增加, 储蓄能力就不会提高, 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我们调查的两个村子里, 农户的收入都很低。A村的年人均收入为1700元, 勉强能满足基本温饱, 50%的家庭没有存款;B村相对较好, 年人均收入为2358元。
由于贫困农民的生活必需品尚未解决, 能够投入生产的资金就更少。研究者根据农户借贷情况的用途对农户的投资取向进行了分析, 排在前三位的是修建房屋、上学和看病 (见表3) 。可见, 贫困农户的投资, 倾向于生活性投资, 而非生产性的。
此外, 农户的债务多, 增加了农户的资金压力。家里有债务的农户很普遍, A村的33户中有19户负债, B村的19户中有13户负债。欠债原因除建房子、医药费和学费之外, 现金需求和实际的现金收入在时间上不一致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调查, 家里有孩子上学的农户, 每年的9月份和2月份是用钱最多的时候, 他们需要一次性准备好学费和住宿费以供孩子上学, 而收获的季节多是7月份和11月份, 外出打工寄钱的也多是在年底, 加上没有存款或存款不多, 只能进行借贷, 导致了借钱还钱、还利息的恶性循环。
由于当地比较贫困, 物质资产的投入非常有限, 没有现代农业机器、运输车等, 因此只有主要从拥有的耕牛数和农用三轮车来考察物质资本。在调查的两个村子, A村没有一家有农用车, 只有4户人家有耕牛;B村也只有4户有农用三轮车, 17户有耕牛。农业生产条件比较落后, 基本保留着传统的劳动工具。此外, 物质资产与资金资产的匮乏导致当地的农产品加工业落后, 金银花的加工仍然使用硫磺烘干, 这样烘干的金银花要比用烘干机烘干的每斤便宜2到3元。由于硫磺对人体有害, 产品销路也相对较差。像A县这样的贫困地区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 加之信息闭塞, 在整个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5.贫困农户的社会资产非常有限, 获得新农业技术的来源单一
贫困农户的社会资产非常有限, 主要表现在相对封闭的家庭网络。[2]但是在调查地点A县, 通过我们对红白喜事的规模、农忙帮工情况和农业技术信息来源的调查, 发现农户的网络扩展到自然屯, 但仍很有限。
据我们调查, 村里的白事每一家都要去, 不用请就会主动去帮忙干活或给礼钱, 要是有人得重病, 每一家都要派一个人去看望;红事和生小孩, 一般邀请才会参加, 村民的交往网络扩展到自然村范围, 但交往频率较低, 主要是以红白喜事为交往缘由, 而社区村民的同质性特征决定了其不能相互传播新农业技术。从对农忙时雇工或是换工的情况来看,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家庭在农忙和盖房子时互助, 或是雇佣劳动力帮助自己家庭度过缺少劳动力的难关。免费帮工或换工多是亲戚, 雇工都是雇佣本自然村的人。通过我们对农业技术和信息的来源的调查结果显示, 农民获得农业技术和信息的途径主要是本自然村的人、政府机构和乡里卖农资的地方。新技术的引进主要依靠政府, 而近五年来的新技术只有免耕技术和抛秧技术, 推广的主体是政府。近年来, 随着政府体系下农业推广的衰退, 能够满足农户需求的农业技术推广数量十分有限, 且效果不佳。
三、贫困地区农户的农业技术服务需求
通过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分析, 本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农户的农业生产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 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耕地少、土质差;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妇女和老人且文化水平低;物质条件与资金不足, 投入到生产中的资金十分有限;社会资源贫乏, 与外界联系少、相对封闭, 缺少获得新的技术和信息的渠道。
贫困地区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选择是基于对整个生计的考虑, 生计的脆弱性决定了农户对于农业技术的选择偏向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抵抗自然灾害的农业技术是农户长期需要的农业技术, 如防旱抗涝的新品种与生产技术、节水灌溉技术、防洪抗涝设施与技术等。在农业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 以上技术是贫困农户对抗自然灾害、保证农业收入的基本条件。
第二, 农业的多样化经营需要农业技术的多样化, 不仅是涉及产前、产中的农业生产技术, 对于农产品加工与销售等产后的技术也是农户所需要的。因此, 只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不注重农产品的销售与加工等方面的技术与信息的服务, 是远远不能满足农户需求的。
第三, 根据妇女和老人的体力和受教育情况, 那些易于妇女和老人操作和学习的农业技术和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会受到农户的欢迎。农业技术的实用性是影响技术采纳的重要因素, 针对当前贫困地区农业生产女性化与老龄化的特征来推广农业技术, 这是当前农业技术推广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第四, 由于农户的生产资金和物质资产欠缺, 农户倾向于采用资金投入少、风险小、见效快的农业技术, 适应家庭经营、技术难度低的农业技术也会比较受贫困农户欢迎。
第五, 由于农户的社会资产有限, 获得农业技术, 尤其是获得新的农业技术的渠道相对单一, 农业技术推广需要拓宽渠道, 除政府体系的推广外, 还需借助大众传媒、农户相互间的联系来进行农业技术推广, 以保证贫困农户都能够从中受益。
除通过对贫困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来分析农户对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外, 研究者还在焦点小组访谈中直接询问农户的农业技术需求, 而农户提出来的农业技术需求与笔者通过农户生计脆弱性分析的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基本一致, 互相验证 (见表4) 。
综合以上分析, 贫困地区农户需要的农业技术涉及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 农业技术服务也应该满足农业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的需求, 从防洪抗旱的基础设施与技术服务到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 再到农产品加工生产技术与市场销售信息及服务等, 这一系列的农业技术与服务都应是农业推广机构应考虑的。根据农户对农业技术的多样化需求, 农业技术服务也应呈现多样化特征。只有满足贫困农户对农业技术的多样化需求, 才能保证贫困地区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快速发展,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李小云.中国新世纪财政扶贫资金的运行:瞄准与偏离[R].英国发展部课题研究报告,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