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关系（共7篇）
农户关系 篇1
一、引言
近些年食品安全问题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牛肉作为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肉类食品之一, “牛肉膏”、 “瘦肉精”等食品质量安全事件也是频繁发生。同时, 随着国际市场对牛肉进出口限制的加强, 特别是对牛肉的可追溯性提出要求, 加强牛肉质量安全管理势在必行, 这不仅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更有利于我国肉牛产业的发展。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是导致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 并且这种信息的缺失会随着食品供给链条的增长而加重 (Antle, 1995) 。食品可追溯体系作为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披露工具, 可以实现食品生产全程质量安全信息的跟踪与追溯, 为政府和消费者提供关于食品质量安全的真实可靠信息, 有助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Hobbs, 2004) 。在此形势下, 牛肉可追溯体系应运而生。①
近年来, 我国肉牛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肉牛产业化进程加快, 〔1〕形成了 “公司+农户”等发展模式。随着物流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食品供应链管理兴起, 这促进了肉牛产业化的发展, 从而为牛肉可追溯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2000年欧洲爆发的疯牛病大大推动了欧洲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 牛肉生产大国法国已在全国范围内对牛肉实施强制追溯。〔2〕发达国家牛肉可追溯的实施为我国提供了经验借鉴。我国的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起步较晚, 农业部于2004年在京、津、沪等8个城市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试点工作, 商务部等部门也于2010年至2012年分3批共35个城市进行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试点建设。目前, 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存在两种明显的发展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 即由农业部、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出资支持试点城市建立区域性可追溯系统平台, 鼓励企业加入系统平台, 并可实现追溯信息的消费终端查询;二是企业主导模式, 即企业在农业部等政府部门的鼓励支持下自主研发和运行或者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研发和运行自己的牛肉可追溯系统, 并可实现追溯信息的消费终端查询。其中, 第一种模式在发展初期更注重蔬菜和猪肉的可追溯, 牛肉可追溯体系则发展较慢;第二种模式下的牛肉可追溯体系发展较快,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金维福仁清真食品有限公司、陕西秦宝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牛肉可追溯系统皆是在该模式下发展起来。
我国现代肉牛产业在为了保证牛源和降低成本的情况下, 形成了 “公司+ 农户”等发展模式。“公司+农户”模式下牛肉可追溯体系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农户和消费者等利益主体的共同努力。各利益主体为了各自利益做出行为选择, 彼此之间又相互作用, 这才使得该体系正常运行。因此, 要实现牛肉可追溯体系的运行, 必然要厘清三大利益关系:一是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二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是政府与企业、农户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中, 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牛肉可追溯体系的实现。农户的积极参与不仅关系到牛肉可追溯在犊牛繁育阶段的具体实现, 还对企业实施可追溯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 农户为企业保证了牛源, 还分担了养殖基础母牛的成本, 从而有利于企业利润的实现。厘清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实现牛肉可追溯体系的有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关于食品可追溯体系利益主体的研究, 更多还是集中在利益主体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方面, 也有就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 但更多是理论分析, 〔3〕缺乏实证研究。有研究者对可追溯食品产业链各环节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情况进行过实证研究, 其中对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 但仅针对猪肉和蔬菜可追溯体系;〔4〕〔5〕还有研究者对蔬菜可追溯体系的纵向协作形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其中对企业和上游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 但同样也是仅针对蔬菜可追溯体系。上述研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 但由于蔬菜和牛肉生产特点不同以及可追溯实现难易程度也不同, 因此已有研究成果的推广具有很大局限性。本文在全面了解中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概况的基础上, 以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研究 “公司+农户”模式下牛肉可追溯体系参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主要就企业对农户的激励机制和农户对企业的反馈机制两方面展开分析, 发现仍存在的问题, 以期为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二、案例选择及说明
鉴于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雪龙公司) 在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方面的领先地位, 因此, 本研究选择该企业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企业调查。同时, 选择大连瓦房店市和普兰店市为案例地进行农户调查。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 一是该地是雪龙公司在大连与农户合作养殖肉牛的主要地区;二是雪龙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在当地发展较为成熟。本文的数据资料绝大部分来源于2011年11月笔者在大连市的实地调查, 还有部分数据资料来源于雪龙公司的网站。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 投资总额3.15亿元, 注册资本1.2亿元, 从业人员1000余人, 是集肉牛繁育饲养、屠宰加工、稻草饲料加工、生物有机肥生产等于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该公司已获得ISO9001:2005和ISO22000:2005管理体系认证、HACCP食品卫生安全体系认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注册 (出口) 认证以及绿色食品认证、清真食品等, 曾为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提供餐饮牛肉。在农业部 “948”研究项目子课题基础上, 雪龙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肉牛研究中心、北京华芯同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于2006年成功研发并运行牛肉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该追溯系统基于RFID技术实现了从精液发放、繁殖培育、技术服务、犊牛收购、入场整理、育肥、防疫、屠宰、终端销售等全程追溯, 它是目前国内相对严格的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
结合雪龙黑牛的一体化生产现状, 可将追溯系统的功能区域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 农户繁殖阶段。雪龙公司采取 “公司+农户”和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养殖模式, 由公司提供精液, 农户利用自家基础母牛为其繁育犊牛, 犊牛养殖大概半年之后, 由雪龙公司负责回收继续育肥。在此阶段, 小牛出生7天之内, 由雪龙公司的巡饲员和委托的配种员为其打上耳标, 耳标上有一个编号和出生日期, 编号是唯一牛号, 并将母亲编号、父母品种、出生日期、重量、毛色特征、出生养殖户等信息记录在繁育台账, 每头雪龙黑牛自出生就会有一个纸质档案和一个电子档案跟随其一生, 即时记录各种质量安全信息, 统一保存在雪龙公司的档案库中, 便于管理和查询。牛肉销售后, 档案将在档案室保存两年, 然后转至资料库里永久保存。第二, 牧场育肥阶段。犊牛长成架子牛之后, 雪龙公司按照合同规定进行回收, 为确保无疫病, 先将牛运送到隔离场观察一段时间, 然后再进入公司育肥场集中育肥, 并再打一个耳标, 分配一个唯一的入场号, 在此期间所有的用药防疫、饲料投入等情况都会即时记录在案。第三, 屠宰分割阶段。屠宰前, 会检查核对所有信息、传递基本信息至屠宰场数据库建立待宰牛档案, 此时会再给牛分配一个且是唯一的屠宰号, 屠宰号和之前的农户繁育阶段的编号、入场号是一一对应的;屠宰后, 先将每头牛一分为二, 将胴体检疫、评级、重量、排酸制冷等信息即时记录在案, 然后进行多分体精确分割, 将系统打印出的二维条码贴在相对应的肉块上。第四, 加工销售阶段。雪龙公司除了拥有一套内部追溯管理系统 (包括繁育、育肥、屠宰等信息, 其中就有用于终端追溯查询的基本资料) , 还拥有采购子系统、销售子系统和外部追溯查询系统。牛肉产品入库前, 为了便于管理, 会再分配一个存货编号。随后, 雪龙公司根据市场需求, 将牛肉运往各地。消费者在购买到雪龙黑牛肉后, 可登陆雪龙公司网站进行追溯信息查询, 可以查询到犊牛阶段的父母基本信息和养殖户信息、架子牛阶段的养殖场信息和防疫饲料信息、屠宰分割阶段的肉的等级等信息。
瓦房店市和普兰店市并非所有的养牛户都繁育雪龙黑牛, 有的地区是受限于雪龙公司未与当地建立合作关系, 但在建立合作关系的地区, 也有较大比例的养牛户并不繁育雪龙黑牛。在参与养殖雪龙黑牛的农户中, 有的农户愿意继续养殖, 有的农户则不愿意继续养殖;在未参与养殖雪龙黑牛的农户中, 有的农户愿意尝试养殖, 有的农户则不愿意养殖。因此, 本文利用二维利益相关矩阵, 以农户养殖雪龙黑牛的参与度和意愿度作为维度, 在与雪龙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地区, 挑选四位具有不同参与度和意愿度的农户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调查, 以更全面了解雪龙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三、牛肉可追溯体系参与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关系
由于养殖基础母牛的高成本, 企业并不愿意自己繁育犊牛, 往往寻求与农户的合作。雪龙公司采用的 “公司+农户”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该模式为雪龙公司降低了成本, 一定时期内还保证了牛源。然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 当地牛源出现短缺。雪龙公司先后在山东招远、重庆酉阳等地建立牧场, 复制 “公司+农户”模式, 以调动当地养殖户合作养殖的积极性。随着雪龙公司在全国各地建立起现代化牧场, 这种合作模式也得到推广。
“公司+农户”模式是指企业和农户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使双方都能获利而达到彼此制约的均衡状态。在雪龙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中, 配种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是连接企业和农户的纽带, 企业跟农户的联系主要通过配种员实现。配种员受雪龙公司的委托, 主要负责雪龙黑牛的配种、合同签订、出生信息记录、协助雪龙公司巡饲员对农户养殖的监督指导以及协助雪龙黑牛的收购等工作。由于配种员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雪龙犊牛的回收数量以及可追溯在源头上的实现, 因此雪龙公司给予配种员优厚的经济激励, 每成功回收一头雪龙犊牛给予配种员200元的报酬。调查发现, 配种员一年大概能回收上百头雪龙犊牛, 可观的收入使得配种员有足够动力去认真完成自己所负责的工作。雪龙公司还经常委派巡饲员在配种员带领下对农户的养殖进行监督指导, 一方面可以实现农户向企业反馈养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还可以实现对配种员工作的监督。
在雪龙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中, 企业与农户行为选择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企业是牛肉可追溯的主动实施者, 企业采取措施激励农户参与牛肉可追溯体系, 而农户也会对企业的行为选择做出反馈, 农户的反馈能否得到企业的回应和解决决定了二者的合作关系能否维系, 也决定了牛肉可追溯在源头上能否实现。二者之间既有生产上的利益关系, 又有销售上的利益关系, 主要内容都以合同形式做出了规定。
1.企业对农户参与的激励机制
雪龙公司对农户参与牛肉可追溯体系的激励作用主要有正激励和负激励。正激励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组织需要时, 通过奖赏的方式来鼓励这种行为, 以达到持续和发扬这种行为的目的。负激励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组织的需要时, 通过制裁的方式来抑制这种行为, 以达到减少或消除这种行为的目的。正激励和负激励作为激励的两种不同类型, 目的都是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强化, 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取向相反。
雪龙公司对农户的正激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雪龙犊牛回收价格激励。雪龙犊牛的收购价格长期来看是随市场价格波动而变化, 但短期内 (一年) 收购价格不变, 达标的雪龙犊牛的回收价格一般比市场价格高2元/公斤, 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农户养殖雪龙黑牛的收益, 另一方面降低了短期内犊牛价格市场波动的风险。
二是养殖技术的保障。虽然雪龙黑牛品种优良, 但其犊牛的养殖方式和当地普通黄犊牛并没有差别。另外, 配种由雪龙公司委托专业配种员进行, 如果在饲养过程中遇到困难, 农户还可以和雪龙公司委派的巡饲员联系, 寻求帮助。这些都为农户养殖雪龙黑牛消除了技术方面的顾虑。
三是对农户反馈的积极响应。农户在养殖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能否反馈给企业以及企业能否适时恰当地处理对于农户的可持续合作养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雪龙公司通过经常委派巡饲员对农户的养殖进行指导来保障农户意见的反馈, 并及时对农户反映的问题予以解决。
四是允许雪龙犊牛转让。虽然合同中明确规定合作养殖农户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转让、转卖受孕的母牛和出生后的雪龙黑牛”, 但实际上此规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由于雪龙黑牛的培育耗费大量人财物力, 雪龙公司此举的初衷在于限制品种培育技术外流, 雪龙黑牛在养殖户之间的转让并不存在太多限制, 这一方面降低了合作养殖农户的机会成本, 另一方面也使得跟进合作养殖农户能更快地养殖雪龙黑牛, 更早受益。
五是公司违约的惩罚。合同中规定雪龙公司在无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发生疫情等特殊原因的前提下, 超过合同约定回收日期30天以上仍未回收的, 每头按500元人民币补偿农户饲养费。雪龙公司不回收犊牛的可能性很小, 即便不回收, 上述补偿标准对于农户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农户繁育一头雪龙犊牛的显性成本大概在500元到1000元之间 (未考虑折旧) , 并且农户将雪龙犊牛转卖得到的纯收入要比繁育普通黄牛高, 同时由于雪龙公司研发雪龙黑牛品种的高成本, 农户若转卖损失的反而是雪龙公司。
雪龙公司对农户的负激励主要是对违约的惩罚,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擅自转让、转卖受孕母牛或犊牛的惩罚。合同中规定, 农户未经雪龙公司书面同意擅自转让、转卖受孕的母牛或出生后的雪龙黑牛, 须按每头15000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并赔偿因此给雪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由于农户卖给雪龙公司一头雪龙黑牛的收益一般在5000元~10000元之间, 因此该惩罚对农户的擅自转让和转卖行为具有足够震慑力。即便有企业或者个人出高价收购雪龙黑牛, 农户还会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 由于养殖户多年事已高, 安分守己的心态促使其一般不会选择擅自转让和转卖。
二是对公犊牛未去势的惩罚。由于未去势的公犊牛育肥时会不安心生长, 同时尖锐的犄角很可能对同圈的其它牛造成伤害, 另外, 去势牛脂肪沉积明显增加, 适于生产高档牛肉, 因此出生的公犊牛一般要在出生后1个月~2个月龄内进行去势。合同中规定, 出生4个月以上去势和未去势的降等级按每公斤10元回收 (当年的回收价格为每公斤20元) , 去势不彻底的每头扣款30元。
三是对犊牛重量不达标的惩罚。最初合同中对回收犊牛的重量依据养殖天数设置了两个标准:一是出生后270天~300天, 符合体型标准的黑色或黑褐色雪龙黑牛, 母牛体重250公斤以上, 公牛体重270公斤以上, 价格每公斤20元;二是出生后390天~420天, 符合体型标准的黑色或黑褐色雪龙黑牛, 母牛体重在300公斤以上, 公牛体重在320公斤以上, 价格每公斤20元。后来, 雪龙公司发现, 农户一般养殖270天~300天就足以使犊牛达到标准重量, 因此在随后的合同中取消了后一标准。合同规定, 达不到体重标准, 200公斤以上的黑色或黑褐色雪龙黑牛, 每公斤17元 (当年标准重量犊牛的收购价格也为每公斤20元) , 200公斤以下的则只按每公斤8元收购。上述规定确保了农户精心喂养雪龙黑牛, 缩短了犊牛的生长期。
四是对非空腹称重和病牛的惩罚。合同规定, 对违反空腹称重的每头扣重量20公斤, 对有严重外伤、传染病、重要器官患有疾病的由农户领回治愈后再收购。对有法定传染病的, 雪龙公司不予收购。另外, 回收的雪龙黑牛在一周内死亡, 经相关部门鉴定, 若因农户交牛前喂精料过多或因交牛前所患疾病导致死亡的, 农户应在3日内向雪龙公司退回全部收牛款。上述规定确保了回收犊牛的质量安全。雪龙公司还专门设立隔离场, 对回收犊牛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饲养。
五是对缺少追溯信息的惩罚。合同规定, 收购时农户须同时提交台账、身份证复印件、免疫卡、繁育合同, 否则雪龙公司不予回收, 造成损失由农户自行承担。由于追溯信息的记录、保存与农户和配种员的利益 (配种员是以实际回收的犊牛头数来算报酬) 密切相关, 因此二者皆有足够动力去落实这一工作。实际操作中, 由于存在个别农户遗失合同等现象, 配种员将合同等资料由自己保管, 收购时统一交给雪龙公司, 更加有效地确保了牛肉可追溯在源头上的实现。
2.农户对企业的反馈机制
农户对企业的反馈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通过相应渠道实现与企业的对话来反映相关问题;二是通过是否继续养殖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当农户在合作养殖过程中遇到问题时, 一般会先选择与企业取得联系寻求解决, 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甚至根本无法反馈给企业, 农户则会通过退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在农户养殖雪龙黑牛的过程中存在雪龙黑犊牛比当地黄犊牛生长慢、用雪龙饲料喂养犊牛生长更慢、延付犊牛收购款、养殖过程较为繁琐等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便会影响企业和农户合作关系的持续。
雪龙公司与农户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雪龙公司委派的巡饲员和委托的配种员来实现, 巡饲员会将农户反映上来的问题向公司反映。农户向雪龙公司反映过用雪龙饲料生长很慢的问题, 得到雪龙公司的回应。虽然合同明确规定要 “饲喂雪龙黑牛专用饲料5袋以上”, 否则 “每公斤降价0.50元”, 但由于公司的监管成本很大, 并且雪龙公司也认识到雪龙黑牛生长慢给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因此对农户不使用雪龙黑牛专用饲料的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该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另外, 由于合作养殖农户多为60岁以上的老人, 这部分人群货币的预防动机很强, 多属于风险回避型, 因此雪龙公司拖延交付犊牛收购款的行为对农户的参与积极性造成不利影响。合同中规定“从收购日之日起7天内无异常的视为合格, 余款一个月内还清”。现实中, 有的犊牛收购款拖欠达半年, 农户也反映过该问题, 但雪龙公司在此问题上有自己的明确态度, 一是因为农户养殖的雪龙黑牛可能存在疫病等问题, 需要观察一段时间;二是现金流转问题。雪龙公司和农户达不成一致的后果就是导致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总体来说是一种共赢的模式, 合作之后企业和农户都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第二, “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 农户对企业的问题反馈渠道受到限制, 农户养殖中的一些问题无法反馈给企业或者得不到有效答复和解决, 这不利于企业和农户合作关系的维系。第三, 就可追溯的实现而言, 这样一种合作模式可以保证实现 “溯源”, 但还无法实现对犊牛阶段的兽药饲料信息的跟踪追溯, 由于雪龙公司采取了犊牛进场之后隔离饲养一段时间的措施, 即便农户繁育犊牛时用了违禁饲料或药品, 牛的新陈代谢作用也会将其排出体外, 不会产生太大质量安全问题, 但这样可能会影响牛肉的品质, 对于面向高档牛肉市场的企业来说, 更应该重视这一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不仅对雪龙公司今后更好地寻求与农户的合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对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也具有重要启示:首先, 从企业角度来说, 在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中, 企业多处于强者地位, 随着农户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 企业应该主动建立合作交流平台, 积极响应农户的问题反馈, 这样才能实现合作关系的持续发展;其次, 从农户角度来说, 农户应该提高合作意识, 积极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寻求与企业的平等对话, 争取自身利益的实现;最后, 从政府角度来说, 政府应该鼓励 “公司+农户”这类有助于实现双赢的合作模式, 还应该发挥企业与农户之间矛盾的协调作用, 同时应该建立并完善牛肉可追溯体系的实施规范, 将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推上正常运行的轨道。
摘要：本文在全面了解中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概况的基础上, 以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依据深入企业和农户调研获得的数据资料, 研究“公司+农户”模式下牛肉可追溯体系参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主要就企业对农户的激励机制和农户对企业的反馈机制两方面展开分析。研究发现,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农户”模式总体来说是一种共赢的模式, 但还存在农户养殖中的一些问题无法反馈给企业或者得不到有效答复和解决等问题。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牛肉可追溯体系,企业,农户,利益关系,“公司+农户”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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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关系 篇2
关键词：农业龙头企业,关系治理,交易成本,农户,合约
一、引言
农业龙头企业因其两头分别联结小农户与大市场, 在带领广大农户突破市场瓶颈进行产业化经营时功效卓著, 对农民增收、农村增富和农业增效贡献极大。农业部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 目前中国有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13万多户, 其中龙头企业6万多户, 带动了占全国总数35%以上的近9000万家农户户均年增收1200多元。[1]全国性的数据提供了产业化经营中农业龙头企业作用的概况, 各省市区的情况则更能体现龙头企业作用于农业经营的深度与广度。以山东省为例, 目前该省农作物面积的43%、牲畜出栏的23%、禽类出栏的84.7%、水产的21.9%是经过“公司十农户”的产业化组织方式生产和销售的, 全省农户当中55.1%参加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司化组织。[2]龙头企业已经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极具活力与生命力的市场主体和重要的推动力量。
“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主导模式, 各类龙头与农户间利益联结的主要方式是订单合同, [3]而中国农业订单合同的履约率只有20%左右。[4]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关系如何?这已是一个事关产业化经营成败的攸关问题, 备受各方关注。作为各有自身利益追求的经营主体, 龙头企业与农户在契约不完全、交易资产专用性和信任缺失的情境中都有可能表现出机会主义取向的违约行为。单个农户受理性局限和承担风险能力的约束在市场价格大幅波动时不履约, 可以看作是其经营理性作用的结果;而比农户理性高得多、承担风险能力也更强的龙头企业也纷纷爽约, 无疑暴露出正式合约治理的局限性。郭红东 (2006) 对浙江省100家农业龙头企业的实证分析表明, 与农户间的订单履约率达到75%以上的龙头企业只占龙头企业总数的72%。[5]由于合约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投资形成的资产具有专用性以及风险分担机制缺乏等问题存在, 现有制度在避免违约问题上困难重重, 即使通过规范合约和增大处罚力度等手段也不能根本消除订单违约现象。[6]“公司+农户”模式下主体违约的根本原因在于违约收益高于违约成本。目前的正式合约治理模式不能完全避免违约行为, 需要加入合同以外的如信任、声誉机制等关系治理手段, 对双方的交易行为进行约束, 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7]关系治理是对正式机制的补充, 与正式合约相互作用, 共同提高订单履约率。
二、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交易特征与成本
受农业生产特性和交易属性的影响,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交易具有交易主体地位不对等、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投资专用性带来的交易资产专用性等特征。
1.交易主体地位不对等
在“公司+农户”的联盟中, 交易的一方是驾驭市场能力较强的企业法人, 另一方是分散的自然人, 交易双方的性质和数量存在很大差异。“公司+农户”的产业经营模式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补充与完善, 农户仍进行小规模的分散经营, 一般缺乏组织性, 且信息不灵通, 与农业龙头企业谈判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龙头企业凭借组织、规模、智力和信息等优势, 可能借助貌似合理的合约条款侵占农民利益, 如收购农产品时故意压级或压价。单个农户往往文化程度不高, 法律意识淡薄, 加上资金缺乏, 面对企业违约时并没有能力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交易主体地位不对等不仅使得合同条款更多偏袒公司利益而出现合同附和化问题, 而且容易削弱正式合约的约束力, 在违约收益大于违约成本的情形下, 订单合约难以履行。
2.交易的不确定性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交易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主要表现在交易价格的波动性与所处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农产品特有的自然生长周期长、农产品产量调整滞后于价格变化和农产品价格变动对产量影响较大等因素, 使得农产品收购的合同约定价格与市场交易价格常常存在较大差异, 市场交易价格难以被准确预测。此外, 农业技术进步、农产品销售困难和农产品品种变化快等复杂的市场环境也加大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价格的波动性与所处交易环境的复杂性, 使交易具体事项常常由于不可预知的情况而发生变化。而事前制定的合约难以适应这种变化, 致使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交易往往面临较大经营风险。当合约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时, 实力稍弱的龙头企业可能迫于破产的压力, 无法履行合约。当合约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时, 由于大多数农户理性有限且往往追求短期利益, 加上资金窘迫, 不少时候急需将农产品变现以备下一期生产或应对生活不时之需, 农户有极强的激励将农产品出售给出价更高的第三方。市场价格经常波动, 许多时候与合约价格差异较大, 在不确定性的交易情景下, 公司与农户间交易关系的持续性难以得到保证。
3.交易的专用性投资
农产品的生产过程需要一定的专用性投资, 包括生产设备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对于农户而言, 农户按照企业一体化的生产要求投入一定的生产配套设施, 这些设施一般具有专用性, 例如养鸭的设施不能用来养牛。在生产特殊农产品如高新科技农产品时, 农户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资本, 如花费培训费用而获得生产技能, 这些投入同样具有专用性, 例如种植优质棉花的技术不能用来种植良种水稻。对于企业而言, 企业一般需要在农户生产过程中投入一定的良种、饲料、化肥、种畜、农机或其他不可挪作他用的专用性投资, 或者说这些投资挪作他用的成本很高以至得不偿失。虽然专用性投资能够提高交易双方退出联盟组织的成本, 从而促进长期合作, 但同时也会助长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 降低契约的稳定性。当一方的投资具有专用性时, 交易的另一方就有可能利用对方资产的专用性而实行“敲竹杠”策略, 尽可能多地占有合作剩余。或者说, 由于投资的专用性, 交易双方都有利用对方投资的专用性而侵占对方利益的激励。当企业观察到农户资产的专用性时, 就有可能会对农户“敲竹杠”, 压级压价收购农产品;同样, 当农户观察到企业资产的专用性时, 就可能隐藏或虚报产量, 不按合约规定的要求向企业出售农产品。
交易中的资产专用性、价格波动性、环境复杂性等特征越明显, 交易双方在制定正式合同时就越需要将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对变化事项的补充调整、对实施过程的监督、对违约的惩罚措施等具体事项进行规范化。正式合约包括的具体条款能够缩小风险的范围和降低风险的程度, 对降低纠纷发生的概率, 保证长期合作关系起到一定作用;但只有当制定和监督合约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产生的成本时, 交易双方才有激励制定复杂的合约以维持交易的进行。[8]然而, 如何使正式合约内容较好的适应未来交易事项的变化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首先, 规范合约的成本往往太高, 以致制定详尽的合同条款不大可能。其次, 交易双方为了避免对方的违约行为, 往往需要在合同条款中规定具体的惩罚措施。但目前由于诉讼费用高, 且相应的法律机制不完善, 导致对违约行为进行惩罚的成本太高, 虚置的惩罚机制对农业企业和农户违约行为的约束力很弱。
三、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交易的治理模式
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存在违约倾向或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违约带来的收益高于违约成本。如果另一方的损失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 而又缺乏导致违约成本足够大的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 那么主体就有可能置相互合作的长期利益于不顾而追求短期收益, 造成大量订单违约现象。
Williamson (1985) 的研究指出, 在存在投资专用性、不确定性和绩效评估难度大等特征的联盟关系中, 必须规范合约内容或进行垂直合并来降低交易成本。[9]然而, 在高风险的交易关系中, 仅靠规范合同和垂直合并不能有效的提高交易绩效。这是因为, 规范合约内容成本太高, 往往成为不划算的行为;垂直合并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境中都是最佳选择, 大量的“公司+农户”采取松散、半紧密或紧密的形式联结而没有成为一体化的企业就是明证。与规范正式合同和垂直合并手段相比, 具有自我履行机制的非正式治理如信任、合作等能更有效率和更低成本地促进契约关系的顺利进行。这种非正式治理机制就是关系治理, 是保障关系契约顺利运行的必要治理手段, 具有自我履行的特征, 即通过双边互动方式自动地完成内容不完备甚至含糊的契约。在交易复杂性程度高的情境下, 关系治理比正式合约能更有效约束机会主义行为。[10]Poppo和Zenger (2002) 在对科技信息服务领域的实证分析表明, 正式合同与关系治理存在互补关系, 两种治理方式交互作用, 能够提高交易绩效。[8]
正式合约载明交易主体对交易原则和过程达成的协议以及交易主体在未来采取某一具体行动的承诺和责任, 并通过惩罚条款保证交易的正式性,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风险, 促进交易的长期性。而关系治理中的信任与合作能促使交易双方在互相沟通的基础上完善履约行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起到对正式合约的补充作用, 与正式合约共同作用, 降低交易风险, 促进交易双方长期合作。[11]
虽然正式合约和关系治理都能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 但正式合约的谈判和执行成本太高,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违约现象, 不能从根本上避免交易双方按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而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解决违约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形成对方不会背叛的可信承诺, 使交易双方相信交易的可靠性并按合约内容行动, 从而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因此, 有必要引入关系治理模式, 引导龙头企业和农户进行合作, 鼓励双方长期合作而非仅仅约束双方自利行为。通过加强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信任关系与建立声誉机制, 以及运用互惠、灵活性、有效沟通等关系治理手段, 能大大降低伴随合约不完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交易成本, 最终提高农业订单履约率 (如图1所示) 。
四、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关系治理方式
一般来说, 关系治理方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信任与声誉机制、[12][13]互惠、[14]灵活性、[15]有效沟通。[16]其中信任与声誉机制是其他关系治理方式的基础和促进交易双方持续合作的关键。
1.信任与声誉机制
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能够有效地避免由价格波动性和资产专用性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 促进合约的“自我履行”。当企业和农户都相信对方的合作意愿时, 选择合作而不是违约才是最佳选择。正是这种相信对方会合作的共同信念降低了交易双方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忧, 增强合约对环境的适应性, 降低交易成本。从博弈论的观点看, 在单次博弈中, 龙头企业和农户都有较大的违约激励;而在长期博弈中, 交易双方看重未来收益而非着眼于短期利益, 彼此采取信任的态度, 选择长期、稳定的合作。龙头企业和农户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逐渐建立起各自的守信声誉。声誉机制对交易双方产生可置信的威胁, 使交易方的违约成本的折现值高于违约带来的收益, 从而有效增加契约的稳定性。信任与声誉机制不仅减少制定合约的成本, 也减少为适应环境变化而调整合约的成本。因此, 龙头企业和农户进行自我约束以取得对方的信任, 并建立良好声誉, 降低对方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忧, 从长远看能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 提高合作的持续性。
2.互惠
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谋求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机制, 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分散经营风险, 避免由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 实现企业与农户的双赢。公司与农户的互惠一般表现在如下方面:①当市场价格高于合约价格时, 企业适当提高合约价格让利给农户;当市场价格低于合约价格时, 农户主动让利给企业, 减少企业的损失。②在自然灾害发生和其他不可抗拒风险时, 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帮助农户度过难关。这种限制自身利益的互惠做法降低双方对未来不确定性和对方违约的担忧, 表达双方合作的极强意愿, 从而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同时, 互惠也促进了信任关系和声誉机制的建立, 形成交易双方的自我约束。互惠促使龙头企业和农户不再斤斤计较短期利益, 而着眼于长期有效的合作, 大大减少制定正式合约的各种成本和不必要的违约损失。
3.灵活性
灵活性指交易双方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合约内容或交易细节, 以提高交易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使交易顺利进行。灵活性具体表现在合约制定和价格调整的灵活性上。一方面, 交易双方在合约的制定上可灵活采取“保底收购、随行就市”的方式或以口头协议代替制定正式合约。口头协议形式的订单一般出现在互相信任的企业与农户的交易中,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采用口头协议的订单履约率可能更高。[5]另一方面, 龙头企业和农户应根据市场价格适当调整合同价格, 价格占优方应适当让利以减少对方的损失。在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特征较明显的交易中, 灵活性能降低交易风险和规范、执行合约的成本, 从而保证交易关系的持久性。
4.有效沟通
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及时进行有效沟通有助于减少双方在合作意愿和承诺上的信息不对称, 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 促进双方长期合作。有效沟通要求双方共享交易信息, 甚至包括分享对方的短期计划和长期目标, 这将有利于双方对未来计划的调整和就争议处理达成一致意见。由于农户分散, 龙头企业因而是沟通的主导方。龙头企业可以定期召开农户座谈会, 与农户共同商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帮助农户建立长期合作导向;此外, 企业应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农户意见, 了解农户心声, 减少双方隔阂, 在发生纠纷时应主动与农户交流及时化解矛盾。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有效沟通将有利于双方形成一致的期望, 促进信任关系和交易灵活性, 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保证交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五、简短的结论
农户关系 篇3
对于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对立的买卖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刘凤芹(2008)认为企业和农户间的利益分配不公平,通常被称作“狼羊”关系,即企业与农户合作是不平等的,拥有强势的企业像狼一样剥削了处于弱势的像羊一样的农户。那么对于公司领办的合作社是不是也像一些学者声称的那样,公司参股合作社实际上是为公司借合作社之名剥夺农民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与农户共同投资创办合作社,使农户与公司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户在面临一定风险的情况下,有机会分享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并且合作社通过对单个农户各自独立面对市场的交易行为的大量替代,以节约交易费用(徐旭初,2005)。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司领办的合作社其实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演化。苑鹏(2008)以北京圣泽林梨专业合作社为例,以公司与农户关系的变化为线索,将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公司领办的合作社划分为成立合作社前、成立合作社后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的三个不同阶段;并且公司与农户的关系从利益对立的买卖关系到相互合作社的商业伙伴关系,最终演变为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利益共同体。笔者认为,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1)在合作社内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力量:合作与竞争(2),哪一种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合作社内公司与农户的谈判力量和谈判地位。本文试用HVB模型来分析公司领办的合作社演进过程中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变迁。
二、HBV模型概述
HBV模型是由Hendrikse and Bijman(2002)、Hendrikse and Veerman(2000)和Bijman and Hendrikse(1999)根据不完全合约理论建立的一个三阶段的非合作博弈模型。第一阶段主要是所有权结构的选择,每一个所有权结构都对应着不同的谈判力量的配置。第二阶段是关于是否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决策。第三阶段是非投资者选择是否遵守合约。通过逆向归纳法求出博弈的解,他们认为投资决策主要由各方的谈判力量和谈判地位所决定,(3)谈判力量用夏普利值(Shapley value)来衡量,而谈判地位则由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量来决定。假设企业与农户联合的收益为V,农户的投入成本为C,农户与企业按50∶50进行分配收益,如果农户没有进行专用性投资时,农户与企业各获得V/2;如果农户投入成本中有数量为kf的专用性资产,如果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消费需求比预期的要小,那么,企业就会要求分配准剩余而不是剩余,由于农户投入的专用性资产降低了他的谈判地位,此时农户获得的价格为C-kf+(V+kf)/2,即C+V/2-kf/2,农户的收益为(V+f)/2,扣除kf的成本,农户获得的净利润为V/2-kf/2;企业获得的收益为(V+kf)/2。如果V/2-kf/2<0,那么农户就不会作出这项投资,如果V/2-kf/2>0,农户则会进行这项投资。
三、合作社演进过程中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变迁
(一)合作社创办前公司与农户的关系
合作社创办前,公司与农户之间要么直接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要么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进行交易。如果采取的是“公司+农户”的形式进行交易,双方之间是不平等的互利关系(张晓山,2002)。具体而言,这种不平等的互利关系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富了公司、穷了农户,公司层层压榨,欺辱弱势农民”(乔国栋,2004),公司与农户是利益对立的“狼羊”关系,这对于那种农户投入了大量的专用性资产的情况更为明显。对于公司来讲,市场经济意识较强,掌握较多的市场信息,一般情况下会在地方形成垄断,因而在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对于农户来讲,大多数农户市场经济意识淡漠,经营规模小且高度分散,其资金、技术力量薄弱,准确、充分、及时地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差,在与公司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且,由于农户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很容易导致“套牢”问题,准租金被企业占有就在所难免。另一层是“企业发展,农民致富”的双赢关系。这种情况多见于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通过专用性投资和市场在确保履约方面的作用(周立群,曹利群,2002),公司与农户都将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形成长期的稳定的协作关系。企业可以根据对市场的判断指挥或引导农户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也可以规定农户采用指定的生产技术、生产指定的农产品从而稳定货源、保证原材料的质量;农户则可以通过遵守合约节约选择成本、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等交易费用。
(二)合作社创办后公司与农户的关系
合作社是公司与农户实现“双赢”的产物。企业通过合作社一方面可以获得稳定的原材料或者保持稳定的消费需求,对于以特色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而言,由于很难能够随时在市场上购买到所必须的农产品,或者即使可以买到,在品质、数量、价格等方面也不甚满意,因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关系就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供给农户特定的种子,选择与特定区域的农户合作,甚至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从而保证供给产品的质量,
农户加入合作社是改善其弱势的谈判地位、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由于单个农户的生产规模小、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等因素,农户面对市场时自然处于弱势的地位。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户购买生产资料成本较高而农产品销售价格较低,从而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从农民的组织角度入手,将农户联结起来,组建农业合作社,通过对单个农户各自独立面对市场的交易行为的大量替代,以节约交易费用(徐旭初,2005)。
组建合作社对企业和农户来说可以改善各自的福利,合作社建立之后,公司与农户关系的实质性变化是由外部对立走向内部协商(苑鹏,2008),但是合作社的主要决策权掌握在公司手中,主要是因为公司领办的合作社往往呈现比较鲜明的少数核心社员与多数一般社员并存的股份化格局,公司在合作社中占据核心地位,掌握着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权,这些权利直接影响着最终的利益分配。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农户进行的专用性投资可以改变农产品的质量,并且高质量的产品价格也会较高,因此,如果投入了这项专用性资产,则农户与公司的总收益就会变大,即把蛋糕做大。如果农户没有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在市场需求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合作社这种形式并没有增加总收益,蛋糕并没有变大,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其实仍是“零和博弈”,假设此时农户的收益为r1,公司的收益为w。然而,公司可以通过其掌握的决策权来获得更大份额的蛋糕,因为是“零和博弈”,公司所得必定是农户所失,因此农户也会尽可能通过一些制度安排如退出、异议、投票等来增强他们的谈判力量,防止公司侵占自己的利益。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与农户的关系仍然是竞争性的。
如果农户投入了专用性资产,根据HBV模型,只要一方投入了专用性资产,他的谈判地位就会下降。农户的谈判地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威廉姆森,2002),假设农户的谈判力量不变,那么农户此时的收益就变为r2。若r2<r1,农户投资还不如不投资获得的收益多,那么,农户的最优的选择是不投资。若r1<r2<r1+kf,农户在弥补了专用性资产成本后收益比不投资时还少,农户就会选择少投或不投资。如果农户不改善产品质量,那么双方的福利都得不到提高,企业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会通过各种方法激励农户,如给予农户较高的销售价格、供给低价的原料以及进行各种技术培训。若r1+kf<r2<r3,(其中,r3表示当企业分得的收益为w时,农户得到的利益),农户投入专用性资产的收益大于成本,此时公司与农户都可以分享较大的收益。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公司与农户可以通过合作把蛋糕做大,两者都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获利,这可称之为公司与农户的合作关系。
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农户投入专用性资产,把蛋糕做大,公司与农户的收益都会增加,但是如果农户能够增强自身的谈判力量,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大份额的蛋糕,公司此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双方仍会遇到如何分配收益的问题,在合作背后竞争仍很激烈。这种竞争关系将导致双方实施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增加自己的收益,如农户违约、企业违约、企业压级压价、农户抬价行为,等等。但是,由于公司主营业务与农户经营业务是一种产品上下游关系,并且公司实力强大与农户力量对比悬殊,农户与公司的关系不是相互依存而是依附于公司。在这些所谓的合作社中,公司法人社员操控了合作社,而农户弱势群体社员的经济利益无从保护,与以前的“公司+农户”模式没有区别,但是公司却通过披上合作社的外衣,试图垄断本地农产品的原料来源,并最大限度地攫取国家的扶持、优惠政策(苑鹏,2008)。在公司强势的情况下,农户只有通过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如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少投入专用性资产,在销售过程中以次充好,获取高质量产品的价格。因此,在产品质量不容易检测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使产品质量达到企业要求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公司让利于农户,最终使双方受益。
(三)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调整合作社的产权后的公司与农户的关系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3章第17条规定“出资额或者与本社交易量(额)较大的成员按照章程规定,可以享有附加表决权。本社的附加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20%”。因此,在股权安排上,公司将会降低其出资额,(4)因为法律规定单个社员的附加表决权不超过20%,因而公司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股份;而农户大户的投入比例明显增多,从产权结构上保证了农户社员的主体地位,削弱了公司在合作社内部的谈判力量。
农户在合作社的谈判力量增强,可以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是农户获得的收益会增加,有效的合约集将缩小;其二是农户可以投入更多的专用性资产,提高产品的质量,从而可以把蛋糕做得更大。当农户投入了足够多的专用性资产,最优的合约集将是农户全占所有收益,此时企业将完全成为社员全体成员拥有的企业,合作社社员人人是老板,企业只是社员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工具。由于专用性投资越多,蛋糕也会变大,因此,企业和农户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将会不断增加。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获得的直接收益可能会比重组前减少,但是,企业节约了大量用来防止社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5)并且由于农户加入合作社便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量会不断增加,那么,企业就可以通过与更多的农户进行交易获取利益。只要企业不是完全由社员所有,那么企业就可以通过合作社获得比直接从市场购买更多的收益。最终的结果是,一方面,合作社实现了“社员所有、社员控制、社员收益”;另一方面,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仍然获得了正常的收益,农户与企业真正结成了同盟,逐步走向“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良好局面。
苑鹏(2008)分析了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但是她的结论没有考虑垄断的情况。如果企业处于买方垄断,那么垄断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谈判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农户本来已经提升的谈判力量。可能的结果首先是,原有的博弈均衡再次被打破,力量的天平再一次向企业倾斜。其次,公司的出资并不一定要和其投票权相一致,因为最终的收益分配是和谈判力量和谈判地位相关,并且主要是由这两者决定,投票权虽然也会影响收益分配,但是在中国农民加入合作社不是为了纯粹的公平,而是为了纯粹的利益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关心能否拥有“一票”的权利,“一人一票”制度对于利益的分配的影响就非常弱,(6)那么,企业便不会因为投票权少而少投资。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之后的情况与之前的情况应该没有多大的变化。由于垄断力量的存在,削弱企业的强势地位,使得在利益分配中农户占据一个较为“合理”的比例,这是合作社应该达到的理想状态,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却很难达到(刘凤芹,2008)。
四、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公司领办的合作社中,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合作社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的。总的来说,公司与农户之间存在着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关系。合作是因为公司与农户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即把蛋糕做得更大;竞争是因为利益分配过程中,双方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不管农户是否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如果企业在此阶段投入了专用性资产,那么,两者的关系就有可能由竞争转向合作。(7)在合作社成立之后,公司与农户出现了共同利益,双方有了合作的基础,但这种合作是有竞争的合作,这种竞争关系主要是由于公司在合作社中处于强势地位;农户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出现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公司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农户的谈判力量得到增强,虽然农户进行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但是由于他们可以在最终的收益分配中获得较大的份额,如果企业不是垄断的话,双方就表现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局面。但是如果公司是垄断的或者公司并没有减少投资,那么,它的谈判力量便不可能被削弱,力量的天平就会再次偏向公司,从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对于利益的分配根本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摘要：对于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对立的买卖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与农户可以通过紧密的利益纽带联结起来。这些观点都是从静态的角度来讨论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实际上,公司与农户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在合作社内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力量:合作与竞争。哪一种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合作社内公司与农户的谈判力量。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司与农户,公司领办合作社
参考文献
[1]张晓山,等.联结农户与市场——中国农民中介组织探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苑鹏.对公司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探讨——以北京圣泽林梨专业合作社为例[J].管理世界,2008,(7).
[3]徐旭初.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农户关系 篇4
借鉴努特布姆等学者对汽车行业的一个经验性研究方法———“因果关系反馈环”模型分析了公司和农户的交易行为[1]。公司和农户基于提升交易价值的资产专用性投资、技术学习、信息交流等会强化公司和农户间的依赖性,这会加剧契约的不完全性。从另一个角度看,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本身又可以解决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套牢”问题。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交易的不确定性越大,交易双方更愿意在统一的科层权威下组织交易以控制机会主义行为[2]。而实际上,交易行为越是具有不确定性,考虑到工作任务的复杂性、技术和市场的多变性,企业为了延伸它的认知范围,寻求外部资源的支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越需要更多的外部交易伙伴。“因果关系反馈环”是反映公司和农户间相互依赖程度与契约稳定性和可自我实施程度之间关系的治理机制,这种因果关系反馈环包括自利的承诺、对价值伙伴的奉献、适应性等。本文对这种机制的具体运用作出了简要分析。
2 文献的简要评述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制造还是购买”决策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效率和激励的考虑,由一个特定企业进行外部生产能充分发挥规模经济。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生产者,从它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会比内部生产者更有提高效率的激励和更能确保有效需求。然而,当需要专用性投资保持这种交易时,交易双方形成一种依赖,因为这种投资不能转作它用,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交易者会企图利用这种依赖攫取可占用性准租。为了控制这种风险,当可占用性准租足够大时,内部化这种交易关系似乎是更好的治理机制[3]。
而按照资源(能力)基础理论,交易关系的建立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而且一定程度上是专用于某企业的(不能复制和交易)[4,5]。基于此,公司和农户缔约的目的是为了能充分利用互补性能力去发展有效资源。从动态上看,“能力”主要是指革新和学习效应。由于个人或组织的认知由基于实践基础的“心智模式”所控制和驱动,因此,带有很强的异质性和路径依赖性,对于公司和农户来说,它们需要从其交易伙伴中去汲取互补性认知能力,从而发现机会和减少不确定性的威胁。这从认知的角度看到了公司和农户间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市场激励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认识。
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当不确定性更高时,企业将更趋于把其活动一体化到企业内部,以防备机会主义风险。而本文认为,当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时,考虑到复杂性和技术与市场的变化,企业更需要从外部寻求资源去弥补自身认知范围的限制,从而建立和外部的互补性资源交换关系。
公司和农户进行专用性投资后,套牢问题是可能存在的。然而,从事专用性投资也可能发展出一种对交易伙伴来说独有的能力价值。这能使其形成依赖,同时也减轻套牢的风险。这种相互依赖机制的重要性,作为一种控制关系性风险的手段,使其能最小化成本的契约性控制,这在公司和农户进行新产品开发合作和创造新市场中尤其明显。
3 公司和农户缔约的“因果关系反馈环”模型
文中建立了一个“因果关系反馈环”的分析框架。其中的第一个反馈环是:公司和农户的专用性投资增加对方创造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但也给对方创造了一种可占用的独有资源价值,这给对方形成一种依赖,进而减弱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称为“自利承诺”的反馈环;第二个反馈环基于开放度,而不是专用性投资。它在技术、成本、生产和销售等方面使公司和农户在交易中失去讨价还价能力,在敏感性信息方面对竞争者具有溢出效应。另外,开放度提升聚集资源和共享互补的能力,这种价值使得公司和农户作为交易伙伴具有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使其在防范溢出效应和不在谈判中进行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收益,称之为“对有价值伙伴的贡献”;第三个反馈环基于适应性:公司和农户通过长期成功的交易关系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习惯,这是合法性治理的基础,双边依赖也由法律缔约和监督所保证。另外,可控制承诺和专有性也可以通过“依赖创造依赖”的方式加强双边关系。这样,“因果关系反馈环”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基于资源互补性要求→形成相互依赖关系→要求特定的治理机制。
3.1 互补性资源
资源可以分为资产、能力和位置优势。资产由法律所有权和契约所控制,而能力和位置优势则很难由产权所左右。资源不能即时被其他企业所复制,因为其一定程度上由特定交易和市场结构所控制,即使一个模仿者能发现这些行为,它也不能理解和执行[6]。资源,尤其是能力,理解和模仿是很困难的,其包含的知识具有一定的默认性,存在于组织、团队和生产流程等的“大脑”和行为习惯中。正是这种企业独一无二的“能力”,加上相关的市场结构(集中度,价格弹性,进入壁垒等),造就了企业独有的利润优势和竞争力。
能力由知识和技巧等个人维度组成,还包括动机和“道义”。动机体现为承诺的能力,“道义”体现为个人对对方实施承诺时在忠诚、公平、信念等方面所持有的标准和价值观。而个体嵌入在特定价值观的组织体中,有其特有的资产和位置优势,组织能力包括嵌入在组织结构中的路径,知识交换和转移的方式,制度与关系性能力。制度被定义为环境和限制与指引行为的安排。他们包括实际步骤、规则、技术标准、文化认可等。关系性能力提升资源的使用和位置优势。位置优势包括:产品-技术-市场的结合,是通往原料、渠道、政治关系、忠诚、信誉和组织网络中位置的通道(关系性权利能力)。
3.2 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是源于资源基础理论的重要概念。资源基础理论指出,企业必须与它所处的环境进行交换以获取它所需要的资源。因此,理论界对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性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7]。资源基础理论的重要观点是企业必须从外部获得维持自己生存的资源。正是这种获取资源的需要导致了企业与其外部各种组织(实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8]。这里的外部组织可以是供应商、竞争者、客户和政府部门,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与企业相关的外部实体。因此,资源基础理论对合作伙伴关系产生动因的基本解释是:不同的企业之间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实现关键资源的优势互补,所以相互依赖性必然进入到网络嵌入性结构中。
在相互依赖性方面,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对伙伴的依赖性、控制性、以及基于相互依赖的战略选择等方面[8,9]。但是,对于相互依赖性对关系结构和质量的影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笔者关注的是相互依赖性对公司和农户分工网络中关系性交易契约运行的影响。
学界在分析企业间相互依赖性的时候往往秉承以下思路:“A对B的影响等于B对A的依赖”,笔者认为,相互依赖主要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1)投资动机,如果A的投资动机对于B的销售和利润影响越大,那么B对A的依赖性就越强;(2)替代性,即寻找现有伙伴替代者的难度,寻找替代者越难,表明该企业对伙伴越依赖。
从这两个重要属性可以看到,相互依赖在网络嵌入性结构中起到的是一种向心力的作用,能够促进网络成员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产生重复交易的驱动力。因此,在嵌入性结构中,相互依赖是机会主义行为的防火墙[1,7]。
3.3 治理
3.3.1 分析框架
努特布姆等学者发展了一个模型,分析和设计关系性治理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1]。文中特别强调了风险治理的重要性,并区分了两种关系性风险:出现关系破裂和套牢问题时的损失规模和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伙伴关系价值是公司和农户间超市场契约治理的基础,是超过所有可能潜在关系和交易的超额价值(包括内部和外部所有可能的交易)。这种价值可能是负的,因为交易伙伴可能攫取比其赋予的更多,出现单边套牢和负的溢出效应等。或因为某种情况下,交易者退出关系,但需承担转换成本等。这可能包括专用性投资的损失、抵押损失或远期溢出效应。关系性伙伴价值和转换成本之和构成所谓“控制收益”,亦即如果关系破裂,交易伙伴总体承担的套牢损失。关系风险的规模度量(SLE),而风险的可能性度量由交易伙伴从事机会主义的机会和他可能使用这种机会的倾向决定。机会的大小由缔约中基于不对称信息等导致的监督缺失造成。使用这种机会的倾向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自利的激励,与自利的“控制收益”有关;二是基于信任偏好的机会主义激励程度。
在前面理论解读的基础上,用S表示公司和农户关系破裂和套牢问题变成现实时的损失规模,用P表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损失的规模和可能性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中的正负号表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S1:减少公司和农户伙伴关系的相关价值(VA),通过寻找潜在的交易者而具有竞争性,但也可能导致溢出风险。
S2:减少公司和农户专用性投资和转换成本,提供专用资本的共同所有权。
P1:改进监督条件,缩小契约性限制的范围。
P2:限制基于自利激励的机会主义,使交易伙伴的依赖程度对等。
P3:通过建立信任减弱机会主义行为。
3.3.2 治理机制:因果关系反馈环
专用性投资具有两个相反的效应:一方面增加投资者的转换成本,从而增加其由于对方的套牢行为所导致的“控制收益”损失;另一方面,对公司或农户的交易伙伴来说,能增加其交易价值,从而可能减弱其机会主义行为。这里运用图示分析公司和农户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性,为了深入理解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关系,设计了“因果关系反馈环”模型。
Loop 1:公司的承诺
这种相互依赖建立在承诺基础上,专用性投资增加供应者的依赖,也增加了对于购买者的价值,使其更加依赖这一供应者,从而增加其对维持这种关系的承诺,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农户不确定性的避免→-→农户的精细投资→+→农户对公司的价值→+→公司依赖→+→公司承诺→-→农户行为不确定性→+→农户不确定性避免(正号和负号分别表示正向和反向相关关系)。
Loop 2:农户对公司的贡献
农户面对着一个更高价值的公司,提升公司的承诺对农户来说具有更稳定的预期,使其有更长远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开放度可以调节公司和农户的关系,使知识在两者之间更充分的分享,促进其具有价值的关系,提升和加深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如图2所示。
Loop 3:适应性
相互依赖的反馈环通过不断调整、适应使信任关系得以加强。这建立在分享产品的标准、生产习惯的适应和双方对机会主义行为激励降低的路径上,如图3所示。
4 结语
嵌入机制对增加公司和农户缔约的信任度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新经济社会学者认为,它是弥补经济机制治理交易关系不足的重要社会性治理机制。本文对社会资本嵌入治理公司和农户网络化交易的“因果关系反馈环”模型进行了具体分析。分析表明,基于提升交易价值的资产专用性投资、技术学习、信息交流等会强化公司和农户间的依赖性,这会加剧契约的不完全性。另外,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本身又可以解决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套牢”问题。从事专用性投资也可能发展出一种对交易伙伴来说独有的能力价值。这能使其形成依赖,同时也中和或减轻套牢的风险。这种相互依赖机制的重要性,作为一种控制关系性风险的手段,是最小化成本的契约性控制。本文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资源基础理论在分析缔约行为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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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关系 篇5
改革开放至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以农户家庭为农业生产基本组织单元的地位, 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 “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逐渐尖锐。发展新的农产品营销模式是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面临的新问题。现实中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联合进入市场的合作营销模式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产品营销创新, 而“龙头企业+农户”的合作模式是我国农产品营销的主要模式。然而, 这种新的合作模式却极不稳定, 合作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渠道投机行为。本文将对影响“龙头+农户”渠道稳定性因素进行探讨, 然后在提出对策。
二、影响“龙头企业+农户”渠道关系稳定性的因素
1. 合约的不完整性
任何的合约都是不完整的, 合作双方在指定合约时不可能将将来会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写在合约中。在“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中, 合约也存在不完整性, 它的不完整性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签约双方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龙头企业掌握着农产品营销的渠道终端并且长期面临着市场, 掌握了大量的市场信息, 而且大多数龙头企业市场经济意识较强, 也更通晓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 因而在与农户的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大多数农户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淡薄, 经营规模小且高度风散, 由于资金、技术力量薄弱, 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差, 使农户在与公司的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签订的合约, 势必有损农户利益。其次是维护合约的高成本。农户生产的自然风险和由交易不确定性导致的市场风险, 必然增加市场交易费用。如果农户违约, 龙头企业在决定是否请求第三方机构规制对方行为时, 它面临着一个成本收益的权衡。龙头企业的收益是单个农户的赔偿, 成本是诉之法院的费用。对于单个农户来说, 与龙头企业的交易量比较小, 故而胜诉的收益相对较小;但是, 每次诉讼都一些固定开支, 成本反而比较大。所以, 在农户违约后, 龙头企业的理性选择往往是“沉默”。如果龙头企业违约, 此时农户同样面临成本收益的比较与决策。单个农户交易量小, 诉之法院的收益也小, 诉之法院的成本却同样高昂, 往往是单个农户难以承担或不愿意承担的。所以, 农户往往是以小对大, 忍气吞声。契约对双方的约束力弱使得“龙头企业+农户”这种组织形式极其不稳定。
2. 资产的专用性和产品的专用性
首先, 农户和龙头企业资产的专用性对渠道关系的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现实情况是, 龙头企业在营销渠道和生产加工等方面同样具有资产专用性;而农户在地理区域、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方面具有资产专用性, 这导致了不同情况下龙头企业和农户双方都有可能产生违约行为。例如, 在猪肉价格上涨的时候, 生猪养殖户采取把生猪卖给出价更高的贩卖户等机会主义行为;而当猪肉价格下跌时, 龙头企业往往会采取压级、压价等手段损害农民的利益。可见, 资产专用性直接影响着“龙头企业+农户”渠道关系的稳定性。
其次, 农产品的专用性也对渠道关系的稳定性有较大影响。产品专用性是指农户按商品契约规定生产出来的产品, 如果不按约定卖给契约方, 就可能受到较大的损失。产品的专用性又容易引发龙头企业或农户的“敲竹杠”行为。当农户生产的产品体积大、理化性质不稳定, 销售半径较小, 销售时间较短, 用途特定, 其市场需求面越窄, 产品生产出来后再寻找其他买主的可能性就越小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引发龙头企业的“敲竹杠”。反之, 则会引发农户的“敲竹杠”的行为。因此, 农产品的专用性对行为“龙头企业+农户”营销渠道关系的稳定性有着显著的影响。
3. 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
在面临风险时, 龙头企业或农户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纪人为了回避风险往往选择违约。在合约签订之后, 如果不考虑这些风险因素并规定相应的风险分担措施, 很容易导致合约双方的违约。比如, 当出现洪涝、干旱等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 农民的生产成本超出合约价格时, 如果仍要求农户按合约价格出售农产品, 农民将承担全部的市场风险。这时候, 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会选择违约。同样, 对龙头企业来说, 由于市场对农产品质量、规格和标准的提高等原因, 而导致的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发生较大变化, 如果要求企业仍然按合约价格收购的话, 企业将承担全部市场风险。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 企业也会选择违约。因此在以契约为纽带建立的“龙头企业+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中, 当合约一方面临不确定性风险而又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时, 违约行为就会频繁发生。
摘要：“龙头企业+农户”的农产品营销模式是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重要的农产品营销模式。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这种营销模式存在着大量的渠道投机行为, 稳定性较差。本文将对影响这种营销模式渠道关系稳定性的因素进行探讨, 并提出相对应的对策。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渠道关系,农产品营销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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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庄贵军.中国企业的营销渠道行为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农户关系 篇6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目前贫困脆弱性研究在我国还是前沿课题, 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 诸如脆弱性贫困理论研究还需要实践检验;特定区域农村脆弱性贫困影响因素需要深入分析;国外成功的脆弱性贫困治理对策需要“本土化”处理等等, 这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为本课题留下了研究空间。笔者在本文试图通过对湖北省长岗村的实地考察, 探讨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从社会学视野研究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目前, 国内外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子分析基本上局限于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保障风险、疾病风险和政治风险等领域, 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研究贫困脆弱性的成果不多见, 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研究区域概况和研究方法
长岗村所处的红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长岗村下属9个村民小组340户1240人, 国土面积4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1316亩。长岗村一直以来是以农业生产为主, 2006年全村农户人均纯收入2300元, 仅相当全省农户人均纯收入的57.5%, 全村人均收入1500元以下的贫困农户70户, 占总数的20.58%。2008年3月和6月, 课题组先后两赴长岗村进行实地调研, 每个村民小组调查10~20户, 获取大量访谈资料和有效问卷100份。访谈内容和问卷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到农户个体属性特征;20年来农户社会交对象、内容、形式、频率和空间的变化;农户收入结构和收入来源;农户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 (包括扶贫) 等10多个方面。为了更深入细致的剖析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与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关系, 本次调研还选取竹其湾为重点考察对象, 竹其湾共有50户176人, 是长岗村最大的一个村民小组, 村民由两支李姓家族成员组成。
二、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过程分析
社会关系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本, 是个体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通过这种网络动员和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7]行动者和社会交往关系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 一方面, 行动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 能够重新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 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行动者又会受到网络的制约。通过实地调查, 我们发现长岗村农户的社会交往空间已由封闭性、半封闭性向更开放性转型。从微观视角来看, 农户内部阶层的分化 (或代际差异) 使农户由高度均质的群体分化异质性群体, 其社会关系网络表现为不同的特征。
1. 从农户社会交往的空间来看, 村镇界限逐步打破, 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城乡关系的改善, 农户的社会性活动更为活跃, 社会交往空间进一步扩张, 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空间转移速度不断加快, 空间转移范围不断扩张。村镇的界限被打破, 农户的交往空间逐步向镇外、县外、省外扩张。以红安县二程镇为例, 2007年, 竹其湾农户外出务工人数53人, 其中在县城务工2人, 在武汉务工的有23人, 省外务工人数达28人, 占全部务工人数的52.8%。由此可知, 竹其湾农户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其社会交往空间扩张经历了5个过程, 即“社区——村镇——县城——省城——省外”。
2. 从农户社会交往的形式来看, 以血缘关系为主逐步转向以业缘关系为主
在传统相对狭小的交往空间内部, 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仍然是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构架, 农户在交往过程中遵循着纵向或横向的等级组织结构。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 农户的价值观念和生活重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经济利益逐步成为社会交往过程中权威的象征, 传统交往等级组织形式受到很大的冲击。人们根据业缘关系重新构建了社会交往网络, 通过业缘关系不仅将村中人际交往网络分为若干个小的社会交往网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业缘关系拉伸了农户纵向交往的长度, 外出务工农户通过业缘关系将乡村与外部城乡联系起来, 极大的改变了农户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交往观念。
对竹其湾而言, 传统时期两个李姓家族内部交往较为密切, 凡是家族大事必然吸引家族成员积极参加, 但这种情况在双轨制时期已经遭到削弱, 尽管家族内部分化为若干个小分支交往网络, 但整体上还是血缘关系为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竹其湾外出务工农户越来越多, 农户的职业发生了分化, 已经形成了建筑工人、装潢工人、模具工人、木工、油漆工、个体经营者等不同的职业分层。因职业相同、工作环境相似、待遇和报酬相等等因素, 在外务工农户迅速组成了一个新的交往团体, 而不论是否是一个家族, 是否是相同区域。就竹其湾内部来看, 农户社会交往突破了传统的家族交往空间界限, 相同职业而不同家族的人员关系日益密切。就竹其湾外部来看, 因为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交往网络日益发达, 其空间范围不断扩张。
3. 从农户社会交往的内容来看, 以免费馈赠为主逐步转向以经济交易为主
传统社会的农户在交往过程中非常讲究辈分等级, 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往往以互助、馈赠的形式交往。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户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户开始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方式, 经济利益获得成为农户关注的重心, 村中的秩序和权威不再由辈分的高低决定, 而是受农户经济地位的高低左右。这种观念形式的变化深刻的改变了农户的交往内容, 农户之间的交往不再免费, 农户们普遍感受到“世态炎凉, 人情淡薄”。
从竹其湾农户社会交往的历史可看出人际交往的日益势利化。以插秧为例, 农村改革初期, 农户们通过换工的形式相互补充人力不足问题, 有“拜年酒, 盅换盅;栽秧工, 工换工”之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随着非农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户之间的分化, 农户开始计较时间成本和追求生活舒适度, 不愿意相互换工, 这样农户之间相互换工的形式逐步消亡。进入21世纪,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 家庭劳动力越来越少, 农户插秧收获等缺乏人手, 请人帮忙都需要支付费用。从这件事例可以看出, 农户之间交往的演变过程, 即由免费形式到注重经济利益的转变。我们的问卷调研数据也证明了这种转变现象。当问:“您出售商品时, 如果对方是您亲友, 您会怎么办?”, 在93份有效回答中, 60人选择了“按市场价出售”, 31人选择了“便宜一点出售”, 1人选择了“赠送一部分”, 1人选择了“根据关系密切程度决定是卖还是送”。这则数据可以看出, 免费馈赠交往的方式几乎不复存在了, 经济利益的获得已经成为农户交往的重要影响因素。
4. 从农户内部分化来看, 代际差异使两代务工农户的社会交往网络存在显著区别
这里之所以强调务工农户是因为农户社会交往网络变迁主要是由这部分人引起的, 他们是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主导力量。第一代务和第二代务工农户之间社会交往网络状态存在较大差别。从就业空间来看农户社会交往的空间分异。2007年, 竹其湾农户外出务工人数53人。其中, 属于第一代务工农户的有23人, 属于第二代务工农户的有30人。第一代农户务工农户中有2人在县城工作, 17人在武汉务工, 仅有4人在省外务工。而第二代务工农户中, 在武汉务工的仅有9人, 其他21人均在沿海地区务工。第二代农户就业空间距离比第一代大得多, 由此形成的社会交往空间也比第一代农户宽广, 获得的网络支持也要大得多。
从农户的通婚行为来看, 农户社会交往网络存在较大差距。第一代农户的婚姻对象基本上都是通过媒人介绍的, 自由恋爱的非常罕见, 其婚姻对象基本上局限于本村镇。而第二代农户的婚姻对象大多通过务工或者网络认识并相恋的, 很少通过媒人介绍, 其婚姻对象不再局限本村镇。竹其湾第二代务工农户中, 已经结婚的有11人, 其中通过媒人介绍的仅有3人, 婚姻对象都是本镇人。其他8人均是通过外出务工认识并结婚的, 婚姻对象全部是外地人, 其中外省6人, 本县其他镇2人。
三、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
从长岗村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可以看出, 传统的社会关系关系网络开始断裂, 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在重构, 在此转型阶段, 农户贫困的脆弱性趋势愈发明显, 主要体现在:
1. 互助体系断裂, 诱发新的贫困
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庭规范一直是维系农村农户的非正式组织, 是农户可以依靠的强大社会网络资源。在缺乏外界社会保障支持的情况下, 以家庭和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成为农户规避风险冲击的重要支柱。然而, 随着随着市场意识的加强和农户与外界交流的增加, 年轻农户无论在经济水平还是知识结构等方面均是家族长辈无法比拟的, 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尤其是外出务工者表现更为明显。他们社区参与程度大为降低, 长辈维系的社会关系网络不能有效继承, 对于一些依靠社会关系网络支持的家庭而言, 应对贫困风险冲击的能力将削弱, 面对诸如大病救治、子女上学、婚丧嫁娶和老人赡养等问题, 农户家庭所得到的社区资源支持逐渐萎缩, 成为农户新贫困的诱因。随着农户大家庭的解体, 以分家户为主体的小家庭日益流行。这种分散的家庭组织模式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地位更平等, 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传统力量”的约束力下降,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稳固和紧密。笔者调研中, 一位农户很是感慨的说:“俗话说`一代亲, 二代疏’, 现在一代就疏远了, 亲兄弟、亲姐妹都是各顾各的家庭。”这种弱化了的家庭关系在面对诸如家庭重大变故风险冲击时, 很容易出现裂痕, 小家庭互助资源调动能力大幅度下降, 所能得到的外界支持也大为降低, 往往因为偶然事件诱发新的贫困。
2. 交往观念更新, 增加贫困风险
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过程也是农户社会交往空间扩张和观念更新的过程。农户社会交往空间由封闭、内向的特征向开放、外向的特征转变, 农户交往对象由主要是熟人社会向主要是陌生人社会转向, 农户交往形式由主要是馈赠向主要是交易转轨, 农户社会交往目的由以情感交流为主转向以经济利益互惠为主。这种基于农户人际交往观念更新所塑造的新型人际关系模式给农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增加了农户贫困风险。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也证明了农户社会交往观念的更新所造成的贫困脆弱性。其中表现特别明显的是农户之的交往形式已经演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90年代中后期以前, 农户逢年过节拜访亲友时大多赠送自家产的农产品或者到市场上购买一些常见的物品 (如红糖、猪肉) , 但如今农户之间走动很少赠送自家产的农产品, 赠送的物品越来越时尚化。赠送现金成为农户交往过程中最受欢迎、最有效果的方式之一。调查结果显示, 43.6%的农户拜亲访友时赠送的是现金, 50%的农户需要到市场上购买物品赠送, 而仅有5.3%的农户是赠送自家产的农产品, 农户之间交往的“经济色彩”越来越浓厚。农户之间用于人情交往的现金支付逐步成为农户新的经济负担, 调查中很多农户反映不堪重负, 但又无可奈何。数据显示, 农户中1年 (2007年) 送1次礼的占15.1%, 送2次礼的占19.4%, 送3次礼的占17.2%, 而送3次以上的农户占48.4%, 农户每次送礼的现金额度以100~400元居多。如果农户1年送3次, 每次300元, 则1年需要支出现金900元, 大约占当年农户纯收入的36%。由此可见, 新型人际交往模式大大增加了农户贫困的可能性。
3. 网络结构异化, 贫富差距扩大
农户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实质上是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和资源的重新整合、分化的过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内部关系网络并不总是融洽的, “宗族内部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 致使宗族聚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便会走向分裂。这样在传统村落内部出现了按宗族及其下属各支系划分空间领域并组织生活空间的模式”。[7]农户社会关系网络的分化, 使有限的社区资源支持更加脆弱, 尤其是贫困农户面临的风险冲击更大, 村民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以长岗村为例, 2007年全村年纯收入最高的家庭和最低家庭的贫富比约为8∶1, 从农户之间收入情况来看, 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均收入分别为1230元、3850元和5320元。比例为1∶3.13∶4.33。
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分化了社区资源, 扩大了贫富差距, 加速了网络结构的异化, 增加了农户贫困的脆弱性, 如此恶性循环累积使社区资源向能力较强、经济收入高的群体集中。而贫困农户由于经济地位较低, 社区参与逐步边缘化了, 与富裕阶层逐步形成隔阂, 接受优质社会关系网络的机会越来越少, 改变贫困现状的难度越来越大。村中富裕阶层由于逐利性驱使, 选择性交往意识增强, 消费层次相同、职业特点相似、经济水平相当的农户容易形成一个新的关系网络, 网聚了更多的社会优质资源, 从而使他们处于资源社会的高层。如此变迁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 加剧了村民之间的分化, 贫困农户能够使用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匮乏, 社会交往局限在一定范围内, 很难突破自身地位的限制, 摆脱各种风险冲击, 陷于了低水平循环陷阱。
四、结论与建议
虽然我国在反贫困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但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脆弱性依然突出。从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角度重新审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问题, 揭示了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交往空间、交往内容和交往形式的转型, 在转型过程中, 农户面临着诸如社区资源支持匮乏、经济压力增大和贫富差距扩大等各种风险。因此, 治理农村贫困不应仅仅以某一固定的贫困线作为依据, 而应以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为目标, 消除因农户社会关系网络断裂和重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冲击。
根据以上分析, 可知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在消除农户贫困脆弱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要消除农户脆弱性贫困, 必须通过政府、社区和个体三维主体的共同努力。第一, 通过政府政策引导, 构建和谐沟通环境。贫困农户大多是农村留守劳动力, 社会网络资源有限, 抵御风险能力低。政府在扶贫过程应加大对农村留守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和教育, 提高培训质量和培训补贴标准, 吸引农户向二三产业转移, 打破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 重新构建较为优质的社会观网络, 争取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 为了降低贫困农户脆弱性, 在社区资源支持下降的情况下, 政府应着力加强医疗体制改革, 减轻贫困农户患病后巨大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村贫困农户和五保户的补助标准。第二, 强化基层组织功能, 填补社会网络裂痕。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过程中, 贫困农户赖以依存的重要资源——社区资源逐步萎缩, 这就需要社区组织进一步完善基层组织功能, 充分发挥组织的力量, 延伸贫困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 提升网络资源的质量。其中重要一环是培育贫困农户的社区参与意识, 建立意愿表达渠道, 全面提升贫困农户的社会融入程度。第三, 提升农户自身素质, 适应社会网络变迁。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是不以人意志转移的社会发展现象, 农户应逐步适应社会关系网络变迁, 突破传统的社会交往空间, 逐步建立不同社会层次的关系网络, 从而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其中关键是应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城乡建设, 获取不同阶层的信任, 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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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关系 篇7
我国已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从“一五”时期的19.9%, 提高到目前的51%, 已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然而, 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成果应用水平仍然不高,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30%-40%, 远低于发达国家65%-85%的水平, 很多成果不能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孙政才, 2009) [1]。这说明, 与新时期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承担的任务相比,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仍然偏低;与亿万农民迫切的科技需求相比, 农业科技服务供给能力仍然不足;与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相比, 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仍然不强;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农业科技整体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 (张宪法, 2009) [2,3,4]。究其根源, 主要是由于我国农户农业技术的需求和政府及科研、推广机构农业技术的供给之间在对接上存在较大差距, 以至造成农业技术应用率偏低, 导致农业技术应用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因此, 对当前我国农业技术需求和应用的主体——农户农业技术应用行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农民收入保持了年均6%以上的增长速度, 但这一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提高速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韩俊, 2009) [5], 因此, 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仍是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由于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特别重要而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国内学者对此也作了许多有益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虽然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 但是, 大多研究者都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即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市场化和非农化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 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是主要的推动力量, 这是农村经济进入新阶段后农民收入增长格局的新变化, 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黄季焜, 2000;张晓山, 2002;温铁军, 2002;盛来运, 2005;姜长云, 2008等) [6,7,8,9,10]。因此, 现阶段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尤其是对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研究显得更有突出的现实价值。
对于农业技术应用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 国内外研究者围绕农户是否应用、为何应用、应用制约、应用程度、应用效果等基本经济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中, 对于农业技术应用与农户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当丰富, 主要围绕农户收入是农业技术应用重要的影响因素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如国外研究者普遍认为, 农户收入是其应用农业新技术的资金保障 (Blasé, 1960;Feder, 1980;Ervin和Ervin, 1982;Herath和Takeya, 2003) [11,12,13]。Thirtle等 (2003) 通过对南非部分区域棉花新技术的应用实证分析得出, 非农收入与技术应用存在显著正相关, 能够成为技术应用的重要资金支持。Smale等 (2001) 利用汇款 (remittances) 作为农户收入的衡量指标, 研究指出, 农户汇款的数额直接影响到其农业技术应用的决策, 这与之前的研究是基本相似的 (Gerhart, 1975;Rochin和Witt, 1975;Demir, 1976;Perrin, 1976) [14]。国内学者研究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所得出的共同结论是, 农户收入水平或其富裕程度是影响农户农业技术应用的主要因素。如袁飞等 (1993) 以浙江省乐清县为例分析认为, 高收入的农民在技术选择上愿意选择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15]。宋军等 (1998) 研究发现, 农户的富裕程度会影响农户的技术选择行为, 富裕农户往往会选择优质技术和小型技术[16]。廖西元等 (2006) 按水稻生产环节对16个省5 228个农户采用水稻机械化生产技术应用情况调查与分析表明, 农户人均收入影响稻农采用机械化生产技术[17]。李海明 (2007) 分析我国7省28县420 农户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的需求, 表明农户家庭经济实力是影响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18]。然而, 上述国内外研究中存在一个共同问题, 即大都是围绕农户收入影响农业技术应用这一分析路径考查两者关系, 而反之, 从农业技术应用影响农户收入增长这一分析路径探讨两者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虽然农业技术应用促进农户收入增长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学命题, 但是, 基于农业发展新阶段的特点, 此经济命题有了新的内含, 尤其是其传导机制发生了重要的新变化。因此, 探讨现阶段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旨在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现阶段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 并给出更为精确的估计。文中将采用中部农业大省江西11村939个固定跟踪观察农户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 (panel data) , 构建个体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entity and time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 [19], 其中,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用于消除解释变量之外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村庄文化等不可观测的个体差异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时间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年度时间变量控制宏观经济政策、农产品市场环境等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同时, 通过引入反映农业技术应用状况的虚拟变量用于考查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平均影响和动态效应, 其中, 动态效应主要是分析不同年份农业技术应用的影响和变化趋势以反映农业技术应用的时间效应。进而, 本文还利用个体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非农收入增长的影响, 以验证农户通过农业技术应用节省时间和精力, 促进其更好地从事非农就业以提高非农收入水平, 从而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增长这一间接传导新机制的存在和有效。
选择江西农户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 江西是中部地区典型的农业大省, 也是种植水稻的主产区之一, 该省的农业技术应用与农户收入增长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经历了30年的以市场导向为主线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江西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但是, 农业目前仍处于先进的生产手段与落后的生产手段并存、机械化作业与人畜力作业并存、现代适用技术与传统耕作方式并存的格局。与此同时, 随着农村产业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外出务工经济已经成为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渠道。因此, 研究江西农户农业技术应用促进其收入增长, 尤其是促进其非农收入增长问题, 不仅是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更是反映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典型案例。第二, 笔者来自江西, 且一直从事江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对江西农业和农村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与江西相关政府调查和决策部门也有良好的合作研究基础, 拥有江西省2003-2007年连续5年11个固定跟踪观察村、近1 000个固定跟踪观察农户生产、生活情况的面板数据资料。因此, 通过对江西省农业技术应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 可以更加精确地估计和验证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 从而为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和促进农民增收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系统[20]。跟踪观察系统以村为单元, 对村域中的农户实行抽样调查, 以村域中的农户为个体, 对其进行跟踪观察。数据库主要包括农户特征、土地和固定资产、家庭生产经营、家庭收支和家庭消费等方面的详细资料。此系统中涉及江西省的共有13个观察村 (本文所用数据缺失2个村) , 覆盖江西省所有地级市, 具体包括兴国县的回龙村, 上高县的下林村, 九江县的明闸村, 崇仁县的桃里村, 南昌县的甫下村, 余江县的兰田村, 新余市的湾里村, 浮梁县的柏林村, 上饶县的桥下村, 泰和县的龙洲村, 萍乡市安源区等, 总计约1 000个农户样本。
江西, 在经济发展上, 属于中国的欠发达地区, 在粮食生产上, 则属于主产区, 是国家的粮食主要供给地区。该省大多数农户都是兼业户, 即既从事农业生产, 又从事工业、商业等非农生产活动, 选择江西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和农户收入增长问题, 具有较强代表性。另外, 本文所用数据时间跨度是2003-2007年, 这个时间跨度正是我国农业技术应用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时期, 恰好可以反映出农业技术应用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现实关系[21]。
基于数据整理过程中产生的误差考虑, 笔者对出现异常值的样本予以了剔除, 同时, 考虑到个别年份少数农户会出现数据缺失, 笔者经过筛选, 最终组成一个包括939个农户、共4 603个有效样本的面板数据, 因此, 所获得的面板数据是非平衡数据。
注:家庭经营主业是虚假变量。
研究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动态效果, 首先需要衡量农户农业技术应用具体的时点和时期, 但已有研究指出, 农户应用农业技术存在自我选择性 (self-selection, Jorge Fernandez-Cornejo等, 2002) [22], 即农户应用农业技术的时机和程度具有较强主观性, 无法准确推知所观察各村农户农业技术应用的具体时间和程度, 因此, 笔者以“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虚拟变量为中间变量来近似反映农户农业技术应用状况, 即如果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则认为其具有应用农业技术较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而其动态效果则通过不同年份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后所形成的影响差异来衡量。其次,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动态影响的研究, 所采用数据的可比性是一个关键问题, 笔者所采用的是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连续跟踪调查的数据, 自2003年修改与完善以来, 这套数据的统计口径是保持一致的, 各年间的数据也具有可比性 (文中所有价值量的数据均依2000 年不变价指数进行了转换) 。再则, 全国固定跟踪观察系统以村为单元, 对村域中的农户实行抽样调查并进行跟踪观察, 加之, 江西省农户在应用农业技术的具体时间上是相对独立的, 因此, 利用这套数据资料进行计量分析能够避免选择性偏差问题。
一般而论, 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因素包含国家宏观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和农户个体差异等众多方面, 为了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 需要对其它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因素加以控制。对于其中可观测的部分, 结合江西农户水稻生产的特点, 笔者选取了反映农户生产经营特征的一组解释变量, 包括农户年末经营耕地面积、年末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种稻投工量、购买化肥金额、购买农药金额、家庭经营主业、交通通讯支出 (此变量考查其对农户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 等。而因变量则选取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 (所选取的变量主要统计特征见表1) 。而对于其中不可观测的部分, 笔者通过采用农户个体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的方式控制, 即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自然环境、资源条件、村庄文化等不可观测个体差异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采用年度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不同年度的宏观经济环境、农产品市场环境等因素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 同时把2003年未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农户作为参照组, 研究2003-2007年间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23,24]。
三、计量模型和实证结果
面板数据 (panel data) 也称时间序列截面数据 (time series and cross section data) 或混合数据 (pool data) , 它是指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对相同的个体每年进行重复测量得到的数据, 它允许各横截面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江西11村固定跟踪观察农户2003-2007年面板数据, 因此, 笔者将构建个体与时期固定效应模型 (entity and time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 , 并通过STATA10.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估计。
个体与时期固定效应模型 (entity and time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 Hsiao Cheng, 2002) 的基本表达式为:
yit=C+αi+βitxit+γt+εit
i=1, …, N; t=1, …, T (1)
其中yit表示被解释变量, xit表示解释变量, i表示横截面数据, t表示时间序列数据, βit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截距项为C+αi+γt , 其中C为常数项, αi度量个体效应差异, γt度量时间效应差异, 且截距项αi随个体i变化, 且γt也随时间变化;随机误差项εit代表模型中被忽略的随横截面和时间而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为了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平均影响, 笔者构建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具体如下:
LnYit=αi+βitXit+θAdopit+γt+εit
i=1, …, N; t=1, …, T (2)
其中Yit是反映第i个农户第t年收入的因变量 (i =1, 2, …, 939;t =2003, 2004, …, 2007) , 笔者在计量分析中采用了家庭经营收入; αi是农户i的固定效应;Xit是一组反映农户生产经营特征的解释变量, βit为Xit的回归系数;Adopit是反映农业技术应用状况的虚拟变量 (以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表示, 即当年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为“1”, 否则为“0”) ; γt为年份t的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笔者所关心的是Adopit的系数θ, 它度量了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平均影响[25]。
本模型选取的解释变量有农户年末经营耕地面积、年末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种稻投工量、购买化肥金额和购买农药金额等。其选取依据在于, 农户经营耕地面积与其农业收入增长往往存在正相关关系, 即耕地面积越大, 其农业收入增长越高;基于规模经济效应考虑, 农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与其收入增长也呈现正相关关系, 即固定资产越大的农户往往其收入增长越快;现阶段种稻收入虽然不是江西稻农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仍然占其总收入的一定份额, 因此, 种稻投工量对江西农户收入增长也是正向的影响;而对于化肥和农药的支出费用则与农户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具体说明见表2) 。
传统观点认为, 农业技术的应用能够提高农业技术生产效率, 从而增加农户收入, 这是直接的传导机制。然而, 笔者认为, 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 已由原来的直接传导机制转变为现在的间接传导机制, 此间接传导机制即是农业技术应用能够节省农业劳动时间和精力, 便于农户从事非农就业从而增加其非农收入, 最终增加其家庭总收入。因此, 本模型中选取的因变量是农户家庭经营收入, 主要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的平均影响程度 (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 , 而后文实证模型解释时, 选取的因变量则是农户外出打工收入, 主要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外出打工收入的平均影响程度 (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4) 。
注:软件每次分析是根据实际采用的样本数给出观察样本数, 与总样本数会有一定的偏差;由于αi 和γt的回归结果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因此, 表中未给出这两部分的估计结果;表中估计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
注:表中估计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
基于表3中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出,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平均影响是正向的, 且影响显著, 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 农业技术应用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平均增长6.5%Fernandez-Cornejo (2007) [26]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他研究得出, 耕地保护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弹性系数是0.46, 抗虫害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弹性系数是0.97, 影响尤为显著。需要指出的是, 本模型估计出的弹性值与其估计出的弹性值存在差异, 原因在于其选取了具体技术应用作为研究对象, 而且选取了具体技术应用的概率来衡量农业技术应用状况。如前所述, 结合实际考虑, 运用农业技术应用提高农业效率以增加农户农业收入, 从而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增长这一直接传导机制已经很难解释本模型的估计结果。然而, 农户通过应用农业新技术以节省劳动时间和精力, 更好地促进非农就业以提高其非农收入, 从而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增长这一间接传导新机制却能够解释上述实证结果 (本文将在第四部分进一步验证此判断) 。
与此同时, 表3中的估计结果还表明, 除农业技术应用变量之外的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笔者预期的情况基本保持一致。经营耕地面积与农户收入增长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它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平均增长6.3%, 与农业技术应用的影响程度十分相似;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也是正向的, 但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即平均影响为0.2%;种稻投工量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也是正面的影响, 且其影响度也很小, 即平均影响为0.4%;而购买化肥和农药的支出费用虽然没有与笔者预期的负相关关系相一致, 但其估计系数均为零, 表明购买化肥和农药的支出费用很可能已经不是现阶段影响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主要因素。
为了保证计量模型运行的正确性, 笔者进行了相关统计检验, 即F检验值为8.07, 表明构建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是成立的;LM检验值为61.96, 表明构建个体和年份双向随机效应模型也是成立的;而Hausman检验值为160.46, 表明构建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比个体和年份双向随机效应模型更合理、有效。
为了考察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动态影响, 笔者将农业技术应用虚拟变量拆分为一组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年份虚拟变量, 即Adop-1 (2003年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Adop-2 (2004年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Adop-3 (2005年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Adop-4 (2006年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Adop-5 (2007年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如果农户2003年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则Adop-1为1, 而Adop-2;Adop-3;Adop-4;Adop-5均为0, 依此类推[27]。将此组年份虚拟变量加入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 可得:
LnYit=αi+βitXit+θ1 (Adop-1) it+θ2 (Adop-2) it+θ3 (Adop-3) it+θ4 (Adop-4) it+θ5 (Adop-5) it+γt+εit
i=1, …, N; t=1, …, T (3)
其中θI (I=1, 2, 3, 4, 5) 考察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动态的平均影响。
通过模型 (3) 的估计可得出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动态影响程度, 也能够验证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经营收入增长影响的持久性。模型 (3) 的估计结果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 所选解释变量与模型 (2) 是相同的, 且显著性水平与模型 (2) 保持一致, 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模型 (2) 的估计结果基本吻合, 而Adop-1;Adop-2;Adop-3;Adop-4;Adop-5前面的系数则反映了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经营收入增长动态的平均影响。具体而言, 在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后的前两年,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是负值, 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026和-0.037, 而从随后的第三年开始,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转为正值, 且逐步增强, 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033、0.037和0.057。这表明,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影响既有短期的, 更有中长期的, 即短期内对农户收入增长呈现负面影响, 但从总体趋势而言, 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却是正向的。本模型的F检验植和Hausman检验值分别为8.52和36.15, 说明构建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农业技术应用动态影响进行分析是更合理且有效的。
四、农业技术应用促进收入增长的实证解释
从上述研究结论可知, 无论是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平均影响, 还是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动态影响, 都呈现出较高的显著性, 且影响的总体趋势是正向的。若深入探究此问题的经济学解释, 即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究竟是通过传统的直接传导机制实现的, 还是通过新的间接传导机制实现的[28,29]?笔者更倾向于后者, 为此, 仍然运用同样的计量方法来验证[30]。
如前所述, 新的间接传导机制是指农户通过应用农业新技术以节省劳动时间和精力, 更好地从事非农就业以提高其非农收入, 从而促进其家庭总收入的增长。因此, 笔者仍然借鉴模型 (2) 和模型 (3) 的方式, 构建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非农收入增长的影响。但是, 此时选取的因变量是农户外出打工收入, 同时选取年末经营耕地面积、家庭经营主业和交通通讯支出等为解释变量。其选取依据在于, 经营耕地面积与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增长往往呈现负相关关系, 即耕地面积越大越会制约农户外出打工, 尤其是水稻生产领域, 此种负相关关系体现地更为明显;家庭经营主业则直接决定了农户外出打工的收入水平, 其与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增长是正相关关系;而交通通迅支出通常是农户外出打工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且其与农户外出打工收入的增长往往是负相关关系。其它变量的设定、解释与模型 (2) 、模型 (3) 保持一致, 笔者所关心的仍然是Adopit的系数和 (Adop-i) it的系数θi, 只是此时它衡量地分别是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增长的平均影响和动态影响 (此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4) 。
从表4可知, 正如笔者所预期的一样,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农业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平均增长9%。这表明,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有极大可能是通过促进农户非农收入增长这一新的间接传导机制实现的。这与Jorge Fernandez-Cornejo (2007) 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 他研究指出, 耕地保护技术应用对农户非农收入增长的弹性系数是0.98, 抗虫害技术应用对农户非农收入增长的弹性系数是1.59, 影响尤为显著Fernandez-Cornejo (2007) 对农户范围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其研究表明, 农户既从事玉米、大豆等农业生产又从事服务、营销等非农就业的范围经济效应平均为0.24, 即相比单独从事农业生产或非农就业, 农户能够平均节省24%的家庭成本。
摘要：关于农业技术应用问题的研究, 大都是围绕农户收入影响农业技术应用这一分析路径考查两者关系, 而从农业技术应用影响农户收入增长这一分析路径探讨两者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为此, 探讨现阶段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由于江西是我国中部地区典型的农业大省, 通过对江西省农业技术应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 可以更加精确地估计和验证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 从而为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和促进农民增收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