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影响（精选12篇）
农户影响 篇1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广西农户住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在广西农户投资所占的比例较高。通过实证分析可知, 影响广西农户住房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民收入、农户存款余额、农户现有住房价值等。
关键词：广西农户,住房投资,影响因素
1 引言
随着农民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 广大农户富裕先建房, 住房面积不断增加、房屋结构趋向多样、住宅外观更加美观, 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从投资的角度看, 农户住房投资额不断增加, 在农户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农户住房投资对繁荣农村经济至关重要, 也关系到农民的安居乐业, 深入分析农户住房投资发展趋势对了解农民生产生活状况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 国内外专家、学者把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重点放在农户农业投资上, 对农户住房投资的发展趋势如何、影响因素有哪些等问题的研究和关注较少, 只有少数学者进行过农户住房投资方面的研究。如乔家君, 祝英丽【1】基于河南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微观个体视角对比分析了在村域内部农户对住房资源投资的区位及其变化, 发现农户经济实力及其变化对住房的建造与修缮有着决定性影响, 农户原有住宅偏小、家庭小型化是农户住房资源投资区位变化的主要原因。李君、陈长瑶【2】通过对河南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农村家庭生命周期变动在农户居住需求中的影响逐步显现, 现有住宅改造时间和现有住宅结构对农户预期住宅投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农户住宅投资观念与投资需求共同影响其未来住宅投资意愿。
目前尚没有关于广西农户住房投资方面的研究, 本文将以1991年至2009年广西的有关经济发展数据为基础, 从较宏观的角度对广西农户住房投资总额变动的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作实证研究, 以把握广西农户住房投资趋势。
2 广西农户住房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相关经济理论及实践经验, 本文选取的影响农户住房投资的因素有:农民纯收入、农户存款、农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农户住房面积、农户家庭人口、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农民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建筑安装工程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
(1) 农户纯收入。农户住房投资资金主要来自于农户收入, 农户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户投资的基本因素, 农户家庭收入越高, 进行住房投资的能力就越强。本文选择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自变量, 用X1表示。
(2) 农户存款余额。由于投资建房往往花费巨大, 所以农户住房投资行为不仅受上年收入的影响, 更是受一定时期内储蓄水平的影响。本文选择上年年末农户人民币存款余额为自变量, 用X2表示。
(3) 农民住房价值。住房价值是衡量居民居住条件的一个综合性指标, 它能综合反映居民住房面积、住房类型、住房结构、住房新旧程度等。如果住房面积小、结构落后、房屋老旧, 农户就会有改善住房条件需求和愿望;他人住房条件的提高, 也能刺激住房条件较差的农户产生建房的动力。本文选择上年年末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住房价值为自变量, 用X3表示。
(4) 农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建房投资和农业投资是目前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两个主要方向, 在收入水平确定的情况下, 农户的投资规模也基本确定, 如果农业投资较多, 建房投资可能会相应减少, 本文选择农户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自变量, 用X4表示。
(5) 农户户均人口数。一般情况下, 家庭人口增加会引起住房面积需求增加, 本文选取农村居民家庭户均常住人口数为自变量, 用X5表示。
(6) 生活消费支出。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和生产住宅投资支出是呈反方向的, 农户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生产、消费和投资等三个方面, 一方若是多支出, 另外两方面支出就必然减少。为了避免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采用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自变量, 用X6表示。
(7) 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农民既是消费主体, 也是生产和经营主体, 农户在进行住房投资的时候仍要进行家庭经营。如果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增加, 可能会抑制住房投资增加。同样, 为了避免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采用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自变量, 用X7表示。
(8) 建筑安装工程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农户农业投资具有连续性不同, 农户建房投资具有短期性和阶段性, 农户会在建筑材料价格较低的时候抓紧时间建房, 也可能因建筑材料价格过高而推迟建房时间。本文选择建筑安装工程类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自变量, 用X8表示。
3 广西农户住房投资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3.1 相关分析
为把握各因素与农户住房投资之间的关系, 利用SPSS软件对1991~2009年的农户住房投资额和其影响因素有关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
从表1可以看出, 农户住房投资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户存款余额、农户农业投资、住户价值和户均人口数的相关关系非常显著。但是与农户农业投资总额为正相关、与户均人口数是负相关, 这与预期相反。农户住房投资完成额与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建筑安装工程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无显著相关。
3.2 回归分析
(1) 模型选择
模型中引入农户住房投资完成额作为被解释变量Y, 8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X1、X2、X3、X4、X5、X6、X7、X8。为了很好地解释各变量对农户住房投资的影响程度大小, 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 Y为农户住房投资、α为常数项, Ut为随机干扰项。
由图1, 结合相关分析可知, 农户住房投资与上年农民纯收入、上年农户存款、农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上年农户住房面积、上年农户常住人口等因素有较强的线性关系, 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农民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线性关系较弱, 故将X6和X7剔除出模型, 暂保留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变量。
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 各组数据均能通过Kolmogorov-Smirnov检验。进行回归分析, 对相关分析的有关结论进行验证。
(2) 线性回归
先采取强行进入法进行回归, 从结果看, 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好, 且在9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但除了上年人民币存款余额和上年农民住房价值外, 其余4个变量未通过T检验, 在模型中不是重要变量, 使用容许度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法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模型存在严重的共线性。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来剔除不显著变量。逐步回归后, 只有上年人民币存款余额、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上年农民住房价值三个因素被引入模型。模型的拟合优度良好, 各自变量也均为显著变量。通过Durbin-Watson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进行分析, D-W=2.345, 接近于2, 表明残差独立。从标准化残差的P-P图看, 所有残差点都分布在对角的直线附近, 说明残差的正态性假设基本成立。从标准化残差图来看, 不管Y的标准化预测值如何变化, 标准化残差的波动范围基本保持稳定, 说明残差方差齐性。但是上年住房价值的符号与实际情况相反, 进行容许度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发现模型仍然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 岭回归分析
为消除多重共线性, 采取岭回归办法。将上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上年农户人民币存款余额和上年农民人均住房价值三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岭回归, 得到不同k值时的决定系数和各变量系数的变化情况、各自变量的岭迹图 (图2) 、决定系数与k值的线图 (图3) 。
当K=0.12时, 回归系数趋于稳定, 选K=0.15, 相应的回归方程中三个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385414、0.448400和0.091781。图2为将不同k值时各变量的回归系统连成的曲线, 即岭迹, 当K到达0.15时, 三条岭迹都趋于平稳;图3为不同K值时绝对系数的下降情况, 一开始决定系数明显下降, 但当K超过0.15时, 绝对系数一直处于缓慢下降中, 没有出现明显波动, 两图反映的信息支持前面做出的结论。得出模型为:
将标准化公式还原, 得到关于原始数据的模型为:
根据回归模型, 各因素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农户住宅投资额变动的影响程度如下: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元, 农户住宅投资增加231.5万元;上年农民人民币存款余额每增加1万元, 农户住宅投资增加0.1万元;上年农民人均住房价值每增加1万元, 农户住宅投资增加20.8万元。
3.3 模型结论与评析
(1) 农户住房投资水平主要由自身经济实力决定, 改善住房条件是当前农户建房的主要动力。
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农民存款余额与农民住房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与现实情况吻合。收入是投资的基础, 上年纯收入反映了当期农户的经济能力和投资能力。同时对于一般农户来讲, 住房投资要耗费家庭多年的资金积累, 且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 农户向银行借贷比较困难, 建房资金主要来自于自己的储蓄积累, 因此建房投资受储蓄水平的影响也较大。
农户人均现有住宅价值对农户住房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因为人均现有住房价值提高, 代表农户整体居住水平提高, 同时意味着那些住房价值较低的农户的居住条件变得相对更差, 改善住房的欲望也就越强。现有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在居住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 农户对现有住房内在品质的提升和外在形式的改善越来越重视。
农户人口数与农户住房投资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与农户因人口增长而产生居住需求的预期相反, 也能从侧面说明农户进行建房投资主要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而主动寻求居住条件的改善。
(2) 投资价格对农户住房投资总额变动无显著影响, 但并不意味着对农户投资行为无影响。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建筑安装工程类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对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影响不显著, 这可能是两方面因素导致的: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建房对于农户家庭是件大事, 一旦对建房做出预先计划安排, 就很少因投资价格的变动而轻易调整建房时间, 已经开始的建房行为更不会因价格上涨而中止;另一方面, 投资价格可能会影响部分农户的建房行为, 但由于投资成本增加, 即使小部分农户因价格上涨推迟了建房, 其他仍继续建房的农户建房投资总额也不一定减少, 反而有可能增加。
(3) 由于建房对农户家庭影响巨大, 农户在建房前会有周详的准备和安排, 不会受生活消费和生产支出的影响。
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与农户住房投资额不显著相关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农户住房投资和消费水平主要由农户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决定, 而当前农户投资和消费保持“量入为出”的传统, 在建房投资前基本上已准备好资金;二是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具有刚性, 而家庭经营费用支出会影响未来农民收入, 农户不会因住房投资而降低消费支出和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的比重;三是农民建房投资一般是谋划已久的行为, 不会受短期的家庭经营活动和消费的影响。
同样, 农业投资与建房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也与预期相反, 说明农户增加农业投资和建房投资都是建立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的, 不会因改善住房条件而牺牲农业生产, 反之亦然。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可知,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继续提高, 农户对改善居住条件具有较大热情, 住房投资将依然是广西农户家庭投资的重要内容。农民收入、存款和当前住房价值等三个因素对广西农民住房投资额的变动有较大影响, 表明农户经济能力和当前居住水平决定着农户建房选择。针对以上实证研究的结果, 在引导农户住宅投资方面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1) 增加农民收入, 减轻农民负担, 增强农民投资能力。提高农民自身的经济实力是促进农民投资增长的根本。首先要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引导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随着当前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逐步提高, 还必须重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 积极为其创造就业机会, 努力扩大务工就业, 提高农民自我积累水平。其次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减轻农民负担, 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坚决杜绝向农民收取其它不合理费用, 从而增加农户投资能力。
(2) 拓宽农户融资渠道, 为农户投资贷款提供信贷支持。自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以来, 商业性银行或金融机构普遍认为, 对农户发放贷款的风险太大, 交易费用太高, 因此农户贷款比较困难, 进行建房投资主要是依靠自身积蓄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为此, 要设法提供适合农户需要的农村信贷业务和服务, 对农村信贷实行适当的政策性补贴, 解决农民因借贷困难产生的住房投资难题。
(3) 了解农户住房结构情况, 把握农民住房建设与改善趋势, 进行住宅规划建设。当前农户具有积极的住房投资倾向, 但农户建房行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在选址、布局、结构、外观等方面往往不科学, 住房价值下降较快。因此要引导农户合理地进行住房更新或重建, 适度审批宅基地, 确保宅基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村庄住房建设统一标准和整体规划, 逐步完善住房结构, 提高农户住宅建设质量水平, 避免今后产生重复建设。
(4) 加强政策引导, 结合农村建房补贴政策促进农户改善住房条件。一方面要利用农村建房补贴政策, 增大政府参与和影响农户建房行为的力度, 结合新农村建设等相关政策, 使政府在调节农户建房投资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要利用建房补贴政策对促进农户住房投资的刺激作用, 既为资金不足的农户和困难农户改善居住条件提供帮助, 也能刺激资金充裕的农户进行住房投资, 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在实际生活中, 金融借贷政策、自然灾害等因素也可能对农户住房投资产生影响, 但由于无法取得农户建房投资借贷资金数据, 也难以量化自然灾害对农户投资产生的影响, 故无法在这些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需要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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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影响 篇2
摘要作为对农业风险损失进行事后补偿的一种手段，农业保险对稳定和保障农户的生产行为、引导农户生产行为规模化、振兴农村经济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农业保险试点以后农户的投机行为等问题也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研究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可以对农业保险提出有效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逆向选择；生产规模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6-0086-04
农业保险作为对农业风险损失进行事后定损补偿的手段之一，对于稳定和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2004年开始农业保险各种模式试点正式在全国启动，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起到了明显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但是农户会产生某些投机行为，这些行为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通过研究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积极影响
（一）能尽快恢复小规模农户灾后再生产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诸如干旱、冰灾、洪水等气象灾害；蝗虫、鼠、蚁等虫害；炭疽病、黑穗病等动植物疾病等。这些自然灾害每年给中国造成1 000亿元以上的经济损失，受害人口2亿多人次，其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例如1998年的特大洪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到严重灾害，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 666亿元。
图1为2003～2012年我国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及绝收面积。由图1可以看出，自然灾害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受灾的农户没有农业保险的补贴和赔偿，只能自己扛起损失，对我国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而对于生产大户，也遭受不起自然灾害对生产物质的大范围影响。
农业保险是农业生产者以支付小额保险费为代价，把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灾害事故造成的农业财产的损失转嫁给保险人的一种制度安排，有利于弥补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使投保农户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得到经济补偿，增强农户对自然风险的抵御能力。因此，对于农户，尤其是传统型小规模单一制的农户，由于生产物质比较少，标的损失之后带来的影响很大，而农业保险这种转移风险，分摊经济损失的保险机制无疑可以使农户能够及时得到补偿，迅速补充生产物质，增加生产信心，投入再生产。
如图2所示，以能繁母猪为例，笔者通过对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乡县支公司走访得知，能繁母猪的保险赔偿为每头1 000元，费率为6%即60元，而国家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20%，县财政补贴10%，农户自己只用承担12元的保费。发生标的损失以后，乡镇动物防疫站就会配合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收集农户的“一卡通”，拍摄带有耳标号码的保险标的照片，做好记录并出具查勘报告，要求农户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10日内保险赔偿1 000元就会打入农户的专有账户，农户可以迅速的用保险赔偿来补充生产物质，恢复再生产。农业保险有利于帮助农户分散生产风险，对促进农户增收，稳定生产有着重大的作用。从能繁母猪的投保率在90%以上也可以看出，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得到了农户的广泛认可。
（二）农业保险对农户实行规模化生产引导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以分散型经营为主导的农业国家，有着将近2.3亿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我国人均耕地不足1.5亩，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0%。同时受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影响，农村各类专业合作和互助组织相对缺乏，农户的生产行为较为保守，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产业结构也相对单一，难以形成多元化生产行为。这种分散经营的模式是目前农户生产面临的困境之一，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起不到有利的影响。
如图3所示，农业保险2007年开始实行保费补贴模式试点以来，保护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也引导了农户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生产行为规模化的发展。农户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把农户组织起来，提高了农户生产行为的规模化程度，从而构成农业保险的组织基础。原来分散的农户通过产业化组织，形成一定的规模，也增加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同时，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共同参加农业保险，也使得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得到更大地发挥。
比如在农业保险中保险公司对养殖能繁母猪在50头（含）以上或育肥猪在500头（含）以上的养殖大户和种植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会签单到户，单独承保，大户出单，发生标的损失时可以得到优先处理，直赔到户。而小规模的养殖户一般是签单到组，联合出单。农业保险2007年开始实行保费补贴模式试点以来，农业保险对于养殖大户的一定优待政策和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与保险公司的配合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规模化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由于农业保险起步晚，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作用还不甚明显。但是按照农业保险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支持，这种规模化生产的引导作用会越来越大。
二、农业保险试点后农户生产行为中产生的问题
农业保险自2004年试点以来，虽然一直在发展，但是仍存在有许多不足。在《农业保险条例》颁布之前，农业保险的立法相对滞后，实行的法律法规并未真正涵盖农业保险运作的具体操作内容。因此，农业保险试点以后农户也产生了许多投机性的生产行为。
（一）道德风险行为
1.产生损坏保险标的的道德风险
在保险市场上，这种行为来自于：第一，保险公司不能观察到投保农户在投保后的个人生产行为；第二，由于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在保险期间大多处于生长期，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可以轻易对保险标的做出主观性的处置行为；第三，现行的保险政策并没有推行奖励机制，农户的个人生产行为也不与信用评级和费率水平挂钩，无标的损失的农户来年也没有费率的减免等奖励政策。既然第二年要交一样的保费，有些农户便在生产过程中人为的制造一些标的损失来换取补偿。在某些市场风险严重的年份，生产物质投入的成本过高而出售价格过低，有些农户在生产过程中故意损坏保险标的，这种行为在养殖业保险中尤为突出。比如育肥猪险种，在2010年猪肉市场低迷，猪肉价格大跌的时候，辛苦养殖担上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可能入不敷出，有农户就故意淹死保育猪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喂食一些钉子等造成标的灭失来换取保险赔偿。
2.监督机制缺位导致灾后生产积极性缺乏
由于农业保险试点过程中，气象、水利等部门没有协调推进，基层监督体制也不完善，导致许多农户在遭受风险以后，抱着反正有保费赔偿的心理，生产积极性大打折扣，甚至不事生产等待赔偿，没有尽到保险义务。通常农业保险中的保险标的具有一定的修复能力，但是投保农户想到风险损失可以转嫁给保险公司，就不会在灾后对保险标的进行妥善处理。比如在水稻保险中，由于水稻种植业受地理因素影响比较大，那些土地靠近河堤的农户容易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往往投保很积极，但是灾后的生产行为中却带有明显的倦怠性。比如2011年坝塘镇发生洪涝灾害以后，有些农户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反正有保费赔偿，在开展的救灾生产当中积极性不高。
据统计，投保方的道德风险行为给保险公司造成的冤枉赔款要占保险赔款的20%甚至更高。这种种的生产行为严重扰乱了保险市场。使保险公司承担正常概率之上的赔付率，破坏了保险市场均衡并导致了保险市场的低效率。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完善导致农户产生了这些投机性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正是由于这些生产行为又加剧了农业保险市场的失灵，长久以往就会阻碍农业保险的良性发展。
（二）逆向选择
农业保险试点以来，保证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在规避生产行为中的风险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产生逆向选择行为。农业保险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自然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保险公司事前不能确定投保农户的风险程度。低风险的投保农户在投保后一般不能得到实际效用，可能会慢慢地退出保险市场，只有高风险的农户才会愿意在面临生产过程中的高风险时选择投保。保险公司的单位费率是根据风险单位的平均损失率确定的，保险公司为了不致亏损不得不提高费率，这样又将有一部分中低风险农户不再投保。这样的循环无疑会导致农业保险需求不足、市场失灵，削弱了农业保险对农户的积极引导作用。
三、促使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可知，农业保险试点引导农户生产行为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农业保险对农户来说就是一颗“定心丸”，遭受风险损失之后农户可以很快地恢复生产行为，农户的生产信心得到了保障，积极扩大生产行为，形成规模化生产。但是由于农业保险发展的一些不足，农户产生了诸如逆向选择和损坏保险标的等投机性生产行为。下面从三点探讨如何完善农业保险，最大化的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积极引导作用以及减少农户生产行为中的投机行为。
（一）加强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1.贯彻实施农业保险法律条例
《农业保险条例》历时六年终于在2012年10月24日国务院第222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它表明我国政府对建立现代农业风险管理制度的坚定信心。条例中明文规定为切实保证财政给予的保险费补贴依法使用，规定禁止以虚构或者虚增保险标的、虚假理赔、虚列费用等任何方式骗取财政给予的保险费补贴。《农业保险条例》填补了《农业法》和《保险法》未涉及的农业保险领域的法律空白，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发展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政府在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同时要严格贯彻落实《农业保险条例》，同时要尽快出台配套性的细则，规范农户生产行为，杜绝道德风险产生。
2.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设
农业保险的主体中，基层政府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宣传、执行工作，对农业保险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基层政府缺乏专门的管理部门，或者干脆把行政支持变成了行政干预。制定行政支持的具体措施，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又要尊重保险公司的自主权，避免过度干预。乡镇基层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管理办公室，配备专业人才，对从事农业保险的业务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组织各种农业保险组织的业务技术人员，交流经验、学习、研讨提高业务技术管理水平，合理协调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保险公司应完善服务体系
1.完善监督机制
与其他机构相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保险公司更有可能去履行监督职责。为最大程度地控制投保人的投机行为，保险公司不仅在签约之前需要对投保农户的个人情况和保险标的的风险情况进行了解，在合同签订之后也不能放松，必须随时监督保险标的的风险情况和被保险农户的生产行为情况，避免产生主观损坏保险标的的生产行为，并协助被保险农户做好防灾防损工作。
如图4所示，通过尝试借助农村基层组织（农技站，村委会，气象、水利部门和乡镇动物防疫站）的力量建立农业保险中介组织。通过农业保险中介组织提供的信息、调查、分析和监督等活动获取被保险农户的行为信息后，保险公司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判定标的损失是由于意外风险还是投保农户的主观生产行为有意造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农户投机行为的发生。以能繁母猪和育肥猪为例，要强化耳标监管体制，对能繁母猪和育肥猪的实际存栏数量进行逐场逐户核查，做到“四见”：见猪、见人、见标、见榜。承保分户清单、理赔分户清单、财务支付清单三单必须一致，理赔到户，杜绝以死代活等骗取保险赔偿的生产行为。
2.构建合适的奖励机制
由于近几年大灾风险少，而很多农户把保险看成一种投资，认为只要投入了就一定要有受益，而在风险比较少的年份农户投入保费得不到实际的经济效益有可能就会导致损坏保险标的的道德风险。因此，可以构建合适的奖励机制，建立投保人的信用评级与费率水平挂钩的制度，对于当年保险责任范围内没有发生保险事故的投保农户在第二年投保时可以适度的对保费进行优惠；而对发生过损坏保险标的等投机性生产行为的信用评级恶劣的投保人实行惩罚性费率。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户积极投保，调动农户防灾防损的积极性，发挥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支持引导作用又可以避免人为损坏保险标的的行为发生。
3.加快农业保险产品创新
完善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要着眼于创新保险产品和开发多元化险种。第一，加快对传统产品的改造，认真分析保险经营中存在的漏洞，合理使用免赔额既可以减少农户投机性生产行为，又可以减少处理小额赔案的费用，降低保险成本。第二，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如水稻、小麦和养殖业猪、鸡等实行强制保险，对生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或经济上有能力投保的农户也实行强制保险。在实行过程中要注意对收入低下，无力承担保费的农户加大补贴力度。对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可以实行自愿投保，或者以村为单位，应保尽保。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逆向选择，还可以增加保险的有效需求，降低保险费率，减轻保险公司的压力，缓解市场失灵问题。更好地发挥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所以在实行强制保险的过程中，要依靠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
（三）提高农户的诚信意识
农户影响 篇3
关键词：土地利用方式；农户行为；方差分析；吉林西部
中图分类号： F32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4-0404-04
收稿日期：2013-08-28
基金项目：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编号：20110749）；吉林农业大学青年启动基金（编号：216-00127）。
作者简介：李春丽（1983—），女，内蒙古赤峰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lichunli66fuxiao@163.com。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一直是国内外不同学科学者关注的热点。农户作为农业经济区的微观主体，其行为决定着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作为土地利用的直接参与者，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土地管理措施以及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产出，都可能引起耕地质量的变化[1]。近年来，基于农户层面的土地利用变化分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土地用途变更和土地利用集约程度变化的研究等方面[2]，如基于MAS模型研究農户土地利用决策变化的机制等[3]。随着非农化程度、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倾向于选择经济效益高、耗时少的种植方式[4]，1980—2006年国家尺度反映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劳动力投入减少、省工性投入增加[5]。还有学者针对农业政策、退耕还林政策、生态移民政策和农户行为等方面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4，6-9]。
吉林西部属于农牧交错地带，是我国北方典型的生态脆弱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吉林西部土地利用问题受到关注，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吉林西部的土地利用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10-11]、土地资源及生态环境评价[12-13]等，基于农户层面的系统研究缺乏。鉴于此，在尝试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PRA半结构式农户访谈、问卷调查和方差分析等方法，揭示吉林西部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特征和规律，探讨影响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的因素，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吉林西部位于松嫩平原西南部生态环境脆弱带，处于北纬43°53′～46°18′、东经121°38′～126°17′之间，主要包括白城地区和松原地区，总人口约491.5万人，土地总面积 49 955 km2，占吉林省总面积的26.66%，地处半干旱农牧交错区[14]，盐碱化草甸土及风沙土分布广泛。吉林西部曾是水草丰富的大草原，由于人口剧增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强度日益增大，土地沙漠化、盐碱化和草场退化面积逐年增加，植被覆盖面积锐减[15]，严重制约了当地农业生产潜力的发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瞻榆镇属于典型的半农半牧区，位于通榆县县城西南 46 km 处，面积674 km2，现有耕地1.59万hm2，属中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具有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该区地势平坦，气候干旱，地表水贫乏，农业生产以旱作为主，农作物主要有玉米、高粱、谷子、向日葵、大豆、花生等，一年一熟；养殖业以羊、牛为主。目前，全镇人口3.8万人，其中农业从业人口2.2万人，共辖20个行政村。2009年，畜牧业总产值超过5 0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6 850元。
1.2方法
1.2.1农户调查及数据获取综合考虑吉林西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产生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以及土地面积、外出务工收入情况等因素，确定通榆县耕地面积最大的瞻榆镇为研究区域。基于PRA半结构式农户访谈与问卷调查，对研究区的农户进行抽样调查。农户调查涉及新利村、新胜村、西关村、东关村、蔬菜村、四明村和良井子畜牧场村共7个村庄，发放调查问卷178份，获得有效问卷162份。问卷内容主要包括：（1）农户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人口、劳动力、教育程度、家庭保障水平、从事非农业情况、土地经营目标；（2）土地利用情况：包括农地面积、种植结构、土地投入与产出、牲畜数量、土地租赁情况等[16]。
1.2.2农户类型划分据实地调查，研究区耕地资源比较丰富，而二、三产业不发达，农户除了少量打工、经商或工资性工作外，大部分仍以务农为主，瞻榆镇所辖20个行政村的农户类型结构比较相似，获取的调查问卷具有代表性。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依据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主要劳动力的投入方向等[4]，结合问卷调查分析，将研究区的农户分为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户等4类。其中，纯农户是指家庭劳力以经营农业为主、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大于95%的农户；农业兼业户是指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50%～95%的农户；非农业兼业户是指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5%～50%的农户；非农户是指家庭劳力全部以非农业为主、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小于5%的农户。在162个调查农户中，纯农户64户，占总样本的39.51%；农业兼业户60户，占37.04%；非农业兼业户22户，占13.58%；非农户16户，占9.88%。
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是指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地块尺度上种植制度的选择、资源利用和生产投入。对于不同类型农户，由于户主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状况、农户经济特征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使得农户在生产目标和土地利用方式上存在差异[4]。
2结果与分析
2.1农户特征对土地利用方式影响的多变量检验
在农户土地利用方式多因素变量方差分析中，借助SPSS软件中的Multivariate模块，分析农户类型、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文化水平等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方差分析显示（表1），F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小于0.05，说明不同农户类型土地利用方式有显著性差异。
2.2农户类型特点
2.3农户类型与土地利用方式
由图3可见，由于主要劳动投向、自身经济实力和生产经营目标等的不同，不同类型农户在土地利用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纯农业户土地利用方式具有多元化的特征，玉米—高粱、玉米—花生、玉米—大豆的比例远远大于其他农户，可能是由于经济意识较弱，蔬菜的种植面积较少，仅占2.88%，由于务农劳动力较多，玉米、玉米—高粱和玉米—谷子的种植面积在50%以上，一部分用于自家生活需要，很大一部分用于喂养数量较多的牲畜。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兼业户由于经济意识更强，往往选择玉米—向日葵、玉米—蔬菜（或两季蔬菜）、林地等经济效益高的种植方式。非农户土地利用方式以玉米为主，占土地利用面积的44.44%，其余大部分耕地被出租，这主要是因为非农户务农劳动力少，而玉米耕作方式简单，靠自然生产即能满足家庭生活需要。
2.4土地经营规模与土地利用方式
吉林西部耕地资源比较丰富，瞻榆镇被调查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为1.03 hm2，人均耕地面积0.36 hm2，单位劳动力经营耕地面积为0.53 hm2，44%的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为0.13～0.45 hm2，38%的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为0.45～1.05 hm2。
由图4可见，人均耕地面积对玉米—花生、玉米—蔬菜、玉米—大豆等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明显，随着人均土地面积的增加，选择种植玉米—花生、玉米—大豆的比例在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多，选择单独种植玉米的比例越小，玉米—蔬菜和玉米—谷子的比例也在减少；非农户人均耕地面积最少，为0.21 hm2/人，大多数位于人均耕地<0.13 hm2，土地分布比较零散，破碎度较高，土地利用方式简单，主要表现为种植玉米、玉米—蔬菜和出租。种植玉米作为研究区的主要土地利用方式，一方面由于案例点自然环境适合玉米的生长，另一方面，玉米保产高产，能够满足农户的基本生活需要。农户经营土地追求土地规模的扩大，应积极引导其向集约经营转变，把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农户土地利用率。
2.5年龄结构与土地利用方式
劳动力的年龄差异与劳动能力及家庭生产积累直接相关，年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着农户生产经验的不同，导致其对土地生产决策不同。由图5可见，不同年龄结构的农户在土地利用上有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户主年龄越大，单一种植玉米方式的比例越小；年轻人土地利用方式简单，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户土地利用方式趋向多元化。这主要是由于农户年龄结构的差异引起其家庭生产积累和生产经验的差异。
瞻榆镇户主平均年龄超过42岁，40～5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32.10%，51～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7.28%，再过10多年，现有留乡务农劳动力将进入老龄化阶段。户主实际上可能不是家庭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或不参加农业生产活动，因此，留乡务农劳动力实际平均年龄大于户主平均年龄。以中老年人为主的留乡务农人员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相对偏弱，劳动技能提高难度大，将会影响粮食新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制约粮食生产科技水平的提升。
2.6文化水平與土地利用方式
受教育程度高可以提高农户收集、加工和处理价格等生产信息的能力，从而优化农户使用生产要素的总量和构成等，并通过土地利用方式决策影响土地利用效率。瞻榆镇农户文化水平总体偏低，其中，16.05%的农户具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58.02%具有初中文化水平。
由图6可见，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户在土地利用方式上有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户主文化水平越高，选择玉米—大豆、玉米—花生方式的比例越大；农户文化水平对玉米—向日葵、玉米—花生、玉米—大豆和玉米—蔬菜的影响有较大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农户受教育程度高低影响其搜集、获取信息，消化、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而农业新技术传播的初期阶段（比如：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只有少数受教育程度较高、富于革新观念的人才会接受。
3小结与讨论
不同类型农户在家庭规模、成员组成、年龄结构和文化水平等方面呈现不同特征，农户经营目标、生产规模、土地租赁及牲畜养殖情况存在差异。影响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的因素很多，在选择土地利用方式时，不同农户有不同的考虑。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土地耕种是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其经营目标是进行农产品商品化生产；而对于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户，家庭收入以非农收入为主，土地经营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基本粮食需求。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既受到农户自身生产特点及土地资源所限制；另外，文化水平和年龄差异等会影响农户的生产经营和获取信息的能力，进而影响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当然，社会经济、市场环境和政府政策等也会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
农户是我国农用地最重要的土地利用主体，他们的行为决定着土地资源能否合理利用。农户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希望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内，获得稳定而丰厚的收入。农户土地利用决策主要是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其土地利用行为一般没有考虑其带来的环境影响，比如花生的种植会加剧水土的流失，不利于吉林西部盐碱地的改良等，使得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具有不可持续性，不符合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实现吉林西部的土地可持续利用，必须从农户尺度探索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途径。
目前，我国广大农户一是生产规模小，二是数量多，面对市场，单个农户几乎无法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当需要转换土地利用结构时，大多数农户没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政府政策的参与和扶持作用至关重要，制定政策时应考虑如何提高农户承担风险的能力。因研究区二、三产业发展比较落后，以及土质（尤其是盐碱地和沙包地）所限，主要为玉米套杂粮、花生或大豆等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且通常只能种植1季作物，应加强对吉林西部盐碱地的改良，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注重发展农村后续产业，保障农户的长远经济收益，实现土地开发利用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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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影响 篇4
关键词：农户,市场预判能力,蛋鸡养殖
一、问题提出
加入WTO以来,不断扩大的国内外市场和逐步开放的农产品贸易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和结构调整,同时诸多因素变化加剧了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频度和幅度。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多地出现农产品滞销及价格“过山车”现象,这对农户的收益势必造成重大影响。农产品市场变化复杂性的特点,促使农户积极参与农产品市场活动,应对各种不确定的变化。农户市场行为是以农户为主体围绕农产品市场进行的生产、经营、投资、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大体包括三个方面,农户行为的独立化程度、农户市场建制和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
研究农户市场行为对探讨农户收益、产业稳定及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也是农产品市场与政策的重要研究内容,学者对国内农户市场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户参与市场行为主要在生产层面,农户资源禀赋程度决定其是否参与市场行为。〔1〕〔2〕二是从成本角度分析农户参与市场行为,交易成本是影响农户农产品销售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并从信息、谈判、执行成本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固定交易成本与可变交易成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农户市场化行为,固定交易成本决定农户是否进入市场,可变交易成本决定农户的市场参与程度;〔3~5〕农户不仅通过自身参与市场行为,而且还通过农民合作社等其他经济组织参与市场,这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农户收益。〔6〕
上述相关文献仅从要素禀赋和交易成本等角度分析农户参与市场行为,为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农户市场行为提供一定借鉴;参与市场行为的主体是农户,其自身能力将影响其是否愿意参与市场行为,而农户市场预判能力是影响农户参与市场行为的主要因素;市场预判能力不完全等同于市场预判,市场预判的实质就是农户对于农产品未来价格走势的主观判断,不少学者基于经济专家角度利用已有的历史价格数据借助相关计量模型软件进行模拟预测;〔7〕市场预判能力更侧重于强调价格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吻合度,然而,由于农户个人能力的局限性,对农产品市场预判能力有限,对农产品市场的预判多基于个人经验。提升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对指导农户生产决策、增加农户收益等具有重要意义;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如何,哪些因素制约农户市场预判能力是文章探讨的关键所在。文章从微观农户角度,利用8省1047个农户的调研数据,构建实证模型,就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介绍与变量设定
1. 模型介绍
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为Logit模型,被解释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假定它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一般采用最大似然法估算模型的参数值。将被解释变量的参数值β进行指数转换之后得到Exp(β),它表示被解释变量的单位变化所引起的解释变量发生比的变化幅度,被称为发生比率。Exp(β)大于1意味着被解释变量增加,解释变量发生的概率增加;Exp(β)小于1意味着被解释变量增加,解释变量发生的概率减小。如式(1)所示:
式(1)中yi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强弱,若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强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强弱主要通过农户对农产品价格预测与实际价格的吻合度加以反映,若两者吻合度在50%以上,则认为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强,否则认为其市场预判能力较弱;模型中的pi是被调查农户具有市场预判能力的概率;βj为各对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示影响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强弱的因素;ε为随机干扰项。
2. 变量设定及预期作用方向
(1)个人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作为衡量农户个人特征的主要变量,也是影响农户自身素质的主要变量,一般来说男性、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高将有助于提升农户市场预判能力。
(2)从业经验。选取务工经历、养殖经历和养殖年限等作为衡量从业经验的主要变量。外出务工经历丰富人生阅历,增长社会见识,开阔思维视野,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可能更强;养殖经历强调养殖过程中是否中断或转业,中断或转业的养殖户市场预判能力较弱;养殖年限显示养殖户的养殖经验积累,农户养殖年限越长,养殖经验越丰富,其市场预判能力就越准确。
(3)生产特征。选取蛋鸡存栏、生产决策方式、养殖合同、养殖资金等作为衡量生产特征的主要变量。蛋鸡存栏表示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养殖规模越大,农户越关注市场变化;生产决策方式表示在生产过程中,农户如何根据市场变化进行决策,主要区分为与家庭成员内部协商或其他方式(同行协商、咨询专家畜牧部门等),与家庭成员商量的农户,对市场预判能力可能会减弱;养殖合同是保障农户收入的有效手段,但可能使养殖户对市场的关注度下降,相对来说,签订养殖合同的农户市场预判能力低;养殖资金主要区分为自有资金和借贷资金,借贷资金越大意味着养殖风险高,促使养殖户更加关注农产品市场动态,有利于提高农户市场预判能力。
(4)销售特征。选取信息渠道、竞争关系和销售难易程度作为衡量销售特征的主要变量。信息渠道表示养殖户获得信息渠道是否单一,养殖户仅具有单一的信息渠道,不利于准确地获取信息,这可能降低其预判能力;同行竞争关系主要表示为邻居之间是否具有竞争行为,若是养殖户认为邻居之间具有竞争行为,可能会影响相关信息在邻居之间传播,降低农户市场预判能力;销售难易程度表示农户出售农产品的难易程度,农产品销售越容易,表明市场需求越旺盛,未来价格走势更加难以捉摸,其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的影响不确定。
(5)培训特征。选取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及培训次数等作为衡量培训效果的主要变量。整体来说培训能增加农户对鸡蛋生产、销售和市场信息的了解,有助于农户积累市场预判知识,能够提升农户市场预判能力。政府培训多为畜牧兽医部门组织的培训,企业培训多为兽药、饲料和鸡苗场组织的培训,两种培训的目的不同,尽管政府培训强调生产技术的培训,但更多是农户如何规避市场风险的培训,企业培训的目的则在于推销产品,因而,两者培训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的影响不相同,政府培训可能产生正向作用,企业培训的作用可能并不明显。培训次数越多可能能够提高农户的市场预判能力。
(6)区域特征。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信息交流手段存在差异,必然会导致不同地区的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存在差异,以西部地区为参照,选取“东部”和“中部”作为衡量区域特征的变量,控制区域特征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的影响。一般认为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交通、信息便利及经商的客观环境等优越条件,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将高于西部地区。
3. 数据来源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蛋鸡课题调研组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对蛋鸡主产省养殖户的调研,此次调研共涉及8省20地级市、33县(区、市),样本选取兼顾蛋鸡主产省的主要养殖区域,共收集调研问卷1165份,有效问卷1047份,有效率为89.9%,其中东部地区389份问卷(37.15%),中部地区417份问卷(39.83%),西部地区241份问卷(23.02%),样本选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整体来看,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并不高,表现为农户对鸡蛋市场价格预测与实际价格的吻合度并不高。数据显示,鸡蛋市场预测与实际价格吻合度在50%及以下的农户为471户,占样本总量的44.99%;吻合度在51%~70%的农户为382户,占样本总量的36.49%;吻合度在70%以上的农户为194户,占样本总量的18.53%。
从养殖户个人特征来看,蛋鸡养殖户年龄偏大,多为45岁以上,文化程度多为初中以上。从从业经验来看,约有39.80%的养殖户具有外出务工经历,养殖户的养殖年限相对较长,平均养殖年限为11年左右;仅有21.90%的养殖户中断或转产蛋鸡养殖,大多养殖户持续养殖蛋鸡。从生产特征来看,蛋鸡养殖户的养殖规模相对较大,基本达到中等规模以上水平;养殖户的生产决策方式多是与家庭成员进行协商,仅有21.60%的养殖户与同行或畜牧专家商议;约有44.20%的养殖户存在借贷现象,有76.70%的养殖户与企业、商贩等签订养殖合同。从销售特征来看,养殖户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单一,养殖户之间的竞争并不明显,鸡蛋销售较为容易。从培训特征来看,参加过政府培训的养殖户占样本总量的比重高于企业培训,养殖户培训次数并不高,年均2次左右。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2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文章通过构建二元Logit模型就农户市场预判能力进行分析,模型整体效果相对较好,概率水平基本维持在0.001附近,模型对实际情况的解释具有说服力。从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来看,多数解释变量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个人特征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性别和年龄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原因在于调研过程中性别样本分布关系,调查农户多为男性;养殖户年龄变化程度并不明显,从事蛋鸡养殖的农户以45岁以上的居多,年龄越大,其对农产品市场的预判能力并不强,原因是年龄大的养殖户养殖经验较为丰富,但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并不强。文化程度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影响为正,即文化程度越高,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越强,文化程度越高的养殖户,越容易接受较多的外界信息,对于市场信息掌握和分析能力相对较强。
除务工经历外,从业经验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影响显著。养殖经历和养殖年限分别通过5%和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长期坚持养殖,未曾中断或转产的农户以及养殖年限较长的农户市场预判能力明显较强,养殖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农户增强市场预判能力。务工经历并未像预期产生正向作用,可能是非农行业的务工经历反而让农户轻视预判能力的培养。
除生产决策外,生产特征变量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的影响显著。资金来源中是否有借贷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的影响为正,借贷意味着风险水平的提高,农户有借贷,对农产品市场信息的关注度将增加,有助于增强市场预判能力;养殖或经销合同是农户收益的重要的保障,不少农户和饲料、兽药等厂家及鸡蛋收购商签订了养殖或经销合同,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户收益,却让农户放松了对农产品市场的关注度,因而市场预判能力较弱。生产决策和蛋鸡存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多数农户选择家庭决策方式有关;养殖规模越大,其生产相对比较稳定,无法按照市场需求及时调整鸡蛋生产,应对市场变化灵活性不足,基本按照计划生产,从而对市场关注度相对较低。
销售特征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影响非常显著。信息渠道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的影响为正,信息渠道越多,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则越强;同行竞争关系反而削弱了农户市场预判能力,认为同行之间具有竞争的农户一般不相互交流生产、销售等相关信息,无疑阻碍了信息在农户间的传播。销售难易程度意味着当期农产品市场的需求能力,销售越容易,农产品市场需求能力越强,农户对下一阶段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的把握能力则会越低,所以会降低农产品市场的预判能力。也有养殖户反映,销售难易程度不仅与市场需求有关,同时还与销售价格和销售渠道有一定关系。
培训特征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政府培训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其他类型培训对其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和其他类型培训的目的有关,如企业培训主要目的在于销售饲料、鸡苗和疫苗等产品,侧重于生产要素而非市场要素;政府培训相对较为全面,其培训内容则以市场动态变动为主,兼顾其生产和疫病等相关知识。然而,年均培训次数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的影响却为负,年均培训次数越多,农户对鸡蛋市场预判能力越差,这可能与政府培训次数相对较少而企业培训相对密集有关,培训次数越多,反而强化农户重视养殖技术忽视市场预判的心理。
注:*、**、***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
不同区域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存在差异。整体来看,东部和中部蛋鸡养殖户的预判能力高于西部地区。相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交通设施、信息交流较为便利,经商客观环境比较成熟,且中部地区为鸡蛋生产的传统产区,有助于提升农户市场预判能力。
从实证结果的整体来看,大部分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与预期方向基本相同,仅有少数变量存在差异。文章采用两种方法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一是采取了后项逐步回归的方法,对不显著变量进行逐步删除,模型结果如表3回归2所示。二是采用OLS回归方法,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回归3所示。结果显示,尽管不少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发生变化,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并未发生变化。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文章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相对较弱,市场价格的预测与实际吻合度在70%以上的农户样本仅占样本总量的18.53%,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户市场预判能力高于西部地区;第二,养殖经历、养殖年限、多样化的信息渠道、政府培训、金融借贷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的影响为正,养殖经历未中断、养殖年限长的农户市场预判能力更强。多样化的信息渠道、政府培训和金融借贷有助于提升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第三,养殖合同、同行竞争关系、销售难易程度、培训次数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的影响为负,农产品销售越容易、农户培训次数越多,反而不利于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的提升。养殖合同、同行竞争关系降低了农户市场预判能力。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农业信息整合发布力度。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和普及,众多信息纷繁芜杂、甚至真假难辨,建议有关部门整合农产品信息,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以便让农户快速有效地信息搜寻。二是加大农户业务培训强度。农户养殖技术多局限于熟人介绍和同行交流,参加培训的机会较少。建议有关部门从市场信息搜集、研判农产品市场运行规律等角度加强农户业务培训,丰富培训内容、增加培训次数。三是发挥农户主观能动性。农户要树立市场风险意识,对市场动态变化足够重视并保持一定的敏感性;积极学习养殖技术、疫病和市场风险认知等方面的知识;有开放、包容的心态,打破小农意识,及时与专家、同行等相关人群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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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影响 篇5
为例
[内容摘要] 调研小组通过在湖南省临武县的多个乡镇深入访谈，并从当地的县农业局得到了近年的农业方面的政策、计划以及所取得的绩效等作为资料，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影响山地丘陵地带农户投资行为的有关方面的因素——即技术、资金和劳动力。该组成员通过案例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特殊的地质地形固然是限制山地丘陵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然而，缺乏技术指导和培训，没有资金支持和保障，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才真正是西南地区农业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商业迅速发展，但作为国之根本的农业却相对发展缓慢，农业发展与工商业发展的不平衡，致使非农业项目也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正如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王朝科用水桶原理来解释中国农业与各行业的关系那样：一只水桶盛水量多少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三农”问题正在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进步、经济发展中最短的那块木板。其后，该组成员就该问题的解决方法又做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关键词] 农村 技术 资金 水桶原理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境遇却有着与整体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发展状况。近年来，大批的优秀人才投入到工业化建设的伟大计划中去，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却相对减少，农业技术专业人员严重缺乏；农业的发展也相对缓慢，农民增收乏力，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村长期投资严重不足，粮食生产徘徊不前；农村生态恶化，土地撂荒严重等问题日益突出。
而农业主要的投入要素可分为四类：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知识。农业的发展就是这些要素的投入、结合以及产出的过程。从土地要素来看，中国农户平均经营规模只有0．5公顷，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况且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无弹性的，因此，依靠土地要素促进农业发展的空间是很小的。从劳动力要素来看，1978—1998年的农业发展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劳动力投入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具有阶段性：前期主要取决于数量，当劳动力数量的作用达到一定程度时，主要取决于质量。目前的状况是，中国农民数量过剩，依靠数量投入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在1995年达到极限；同时，农民素质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仍然大量存在，依靠质量投入农业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这样一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就要依托资本和知识这两个要素了。
此外，自1987年以来，我国农户投资占农业总投资的比例开始下降；虽然金融部门为农户提供信贷资金，但农户仍面临着缺少足够流动资金的困境；再加上农户对未来收入预期信心不足而导致缺乏投资积极性等。近几年，国家为缓解农民压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尤其是2006年一月一日在全国取消农业税这一举措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但正如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一句话“Every coin has two sides”（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虽然一方面这以政策确实减缓了农民的压力，提高了农民投入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税的免除，当地乡政府失去了资金的来源，也就不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准确的做出反应，制定合适的政策。
不容忽视的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创造的一项“人类之最”就是两三亿的农村人口从农村走进城市，有中国专家估计，未来还将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毫无疑问，这个比美国人口的总和还大的数字，势必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但是如何保证这些变化都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呢？中国由于其复杂的国情，广阔的幅员，再加上多变的地质地形，很难以世界上任一国家作为模板而一成不变的就借鉴过来使用，中国的路还很长，而且中国的路也只有自己走。
正是由于中国农业，特别是山地丘陵地区的农业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发展缓慢，而这种情况听之任之，也必将会引起相应的其他社会问题。湖南省一直都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农业问题比较突出。其郴州市临武县是湖南改革开放的南大门，通往广东沿海的咽喉地带，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也被选为调研的对象和地区。
二、相关研究及理论视角
农户投资行为不当，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的恶化，最终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受到威胁。就“三农”问题在我国的地位和重要作用这一问题上，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朝科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用“水桶理论”“水池理论”和“逃跑理论”来解释我国现实中的农业问题的现状和重要作用。
另外，陈文水、胡继连、马鸿运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对农户投资进行了研究。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利用全国农户调查资料对农户投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了基于相应农业投资背景下的中国农户投资的基本投资模式。林毅夫利用农户调查资料就农户的特征、抑制农户农业投资的潜在因素作了计量分析。中共中央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考察点，庾德昌、吴绍田、陈娆等也从不同角度对农户投资做了研究。孔祥智利用三大地带划分法对我国不同类型农户各个要素投入的产业特点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农户投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国外学者刘易斯主要是引用“二元结构说”来分析“三农”问题。他认为由于人为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把中国社会分割为城市和乡村两块，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人口的流动以及现代化意识的培养，进而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积极性，因而“二元结构”的矛盾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可为我们的调研提供大量的背景支持和理论启迪以及可借鉴的研究方法，是宝贵的第二手资料。然而，这些相关研究大多都是从宏观方面出发的，另外，对农民的忽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对于山地丘陵地区，又以其独特的情况而不能与其他地区而不得不与其他地区作一个区分，从而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研究过程和方法
本组成员从2010年7月一日起，经过10余天的时间在临武县的几个乡镇进行实地调研，考虑到农村的教育水平可能不是太高，而且可能各个地方，甚至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人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当地状况，笔者选择了就地访谈的形式来获取相应的访谈记录以分析湖南省临武县农业的发展状况、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农民的投资取向，最主要的还是获取影响农户投资因素方面的内容。之后笔者所在小组成员又一起去了各乡政府、县农业局等地，获取相关的官方资料，通过对工作人员的访谈，以期在官方的视角下来分析相应的三农政策。
四、研究工具
此次调研，我们在访谈记录的基础上，将相关的信息整理至EXCEL表格，并将相应的重要数据设计成柱形图，雷达图，圆饼图等来分析。
五、调查研究结果
（一）农民缺乏可指导性的技术帮助
在笔者所在组成员对调查对象进行的访谈中，问村民“在农作时是否会有相关的技术人员来帮助你们解答生产过程中的疑惑”，这个问题时，所得到的答案是（如图一所示）。在笔者小组所调查的20个村民中，只有一个回答会有相关的技术指导，而这位回答“有技术指导”的村民目前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的回答是基于6年前他还是一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经验，所以不具有可信性。还有19个村民，占95%的比例回答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如下内容（摘自案例一），对雷大爷的访谈：
（图一）
雷大爷是临武县土地乡湾口冲村的种植大户，每年都会有种植大量的经济作物，如西瓜、香瓜以及一些蔬菜。这些作物主要是雷大爷担到县城去卖的。笔者问雷大爷如何种植出这么好的经济作物（注：像雷大爷这样能将瓜果蔬菜种植的这么成功的人在湾口冲村还是第一个，该村的很多村民因为种不出这些作物而只能到雷大爷家来买）时，雷大爷回答说，这跟自己的天赋有关，自己从小就跟着父亲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如果没有什么天灾的话，种植出来的瓜果蔬菜一般都会比别人家的好。雷大爷还自豪的告诉笔者，在这个村很多作物只有他一人能够种植出来。在问及是否会有农业部的技术人员过来提供相关的技术指导时，雷大爷告诉笔者，现在农民种植都是靠自己摸索，或者是问村民，还没有听说过有技术人员过来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雷大爷所在的乡（离湾口冲村只有一里地）设有农技站，对于农技站村民也有自己的理解（如图二）：由于该乡所在的农技站提供给村民的功能基本上就是卖种子，（图二）
所以在笔者访谈的时候，村民中有75%认为农技站的功能就是卖种子，只有1%的告诉笔者应该是提供技术帮助，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享受到这种待遇的确是一个都没有。还有1%的认为农技站里的工作人员只是吃国粮不干事的人。接受访谈的一名村委告诉笔者实情（摘自案例二）“我们这边的农技站现在已经变成私人经营，它的功能也主要是出售种子，肥料，农药等。没有什么技术方面的推广，更不会有相关方面的指导。”在进行调查时，笔者发现该乡的农业技术水平确实不高，该乡熟练掌握扦插、嫁接技术的人并不多，甚至有些人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获得这些信息后，笔者所在小组成员又去县农业局了解实际情况，以下是对县农业局技术推广部门进行的部分访谈（摘自农业局访谈）：
“我们县各乡镇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实际上并不是由我们局直接管辖的。就我们县而言，并不是每个乡、镇都配有农技站，这主要是人才、资金方面的原因。另外农技站工作人员的来源一部分是高校毕业后回来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农业技术水平过硬直接从农村提拔出来的。工作人员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播工作人员，另一种是插播工作人员。直播工作人员每月有固定的收入，负责技术的推广。插播工作人员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来源主要还是靠自力更生，这也就导致了相当部分的农技站变成卖种子、化费、农药的场所。”
通过以上调查笔者发现，对于农技站职能的缺失，村民以及县农业局的工作人员还是能够理解的。他们将里面的原因归结于农技站的工作人员也得养家糊口等情感方面的因素，但真正的原因却值得探讨。
（二）补助变相转移，农民优惠有待考虑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村民实质获得的补助和实质应得的补助是有出入的。在对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如图三）一头母猪的补助是100元，一亩水田的补助是120元，一亩玉米地的补助是40元。但实质获得的补助（如图四）却是除了水田补助如实照发的外，其他两项都跟实际应得有所出入。从图中可以看出，村民实质上种植玉米是没有补助的，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村民对补助落实的情况不清楚，除了一亩水田的补助是120元外，其他还有哪些相关的农业补助竟然。这很令人诧异。后面在采访一位卖猪肉的大叔（见案例三）笔者才了解到一些基本情况：
（图三）
（图四）
（图五）
“养母猪有补助发放，不过到底该发多少就是个未知数了。第一年发放的时候是去汾市农村储蓄所领，那时是按一头100元来发放的。第二年是乡政府发放，到我们手中的数额就成了60元一头。后面就不知道发了没，我家也没再养母猪了。”
在对不同的访谈对象访谈时，笔者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如在龙头江水井旁对那周围的一大群洗衣服和乘凉的村民访谈时（见案例四）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哪有什么补助，自从第二年发放了60元后（此数字是针对第一年的100元而言的），就再也没听说过有补助发放了”
但在另一个村，笔者访谈一位正在农田务农的村民时得到的情况又是这样的（摘自案例五）：
“有补助发放啊，每头是按一年60元来发放的，在汾市农村储蓄所领。在问及第一年是发放多少时，该村民的答案和卖猪肉大叔的答案一致。”
这说明这些村民说的都是实话，只是由于所在区域以及所属家庭背景的不同，导致了母猪补助落实的差异。
但在问及玉米是否有补助时，除了土地村的一位村委（该名村委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告诉我们每亩有40元的补助，以及另一村村委告诉笔者曾经听说过每亩有10元钱的补助，但一直没见落实这两位的回答外，其他村民均是不知道有这回事。玉米补助也是从未领取过。
这些问题说明补助的落实有待深思！
（三）地理环境影响了农业机械化
临武县属于盆地环境，四面被山包围。临武县管辖的村大部分都是在丘陵地带，农田的分布是典型的梯田式农田。在此次调查中，笔者针对这个问题对土地乡的副乡长进行了相关的访谈（摘自访谈副乡长）：
“我们这边也想过进行机械化大生产，前几年我们还在几个示范点施行了土地平整计划。但因为我们这边的梯田多是建国初期直接在山上挖土，建田。所以很多农田在施行平整的过程中因为要达到跟比他矮些农田的高度，只能是挖去部分土壤，但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几块大石头。这也直接导致了土地平整计划的失败，说明我们这边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
但小型机器倒是可以投入生产，只是因为这种机器太少，供不应求，所以还是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在被问及政府是否愿意购进一批机器，租赁给农民用于农业生产时，该副乡长告诉笔者所在小组的成员，我们也愿意，但因为没有钱，所以那只能是一个愿景。”
在对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农民确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摘自案例六）
“本来今年那些人是要开着农机来我们这边的，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没来的。我猜应该是嫌我们这边太远了，过来不划算。
笔者问这位大叔是否愿意用机器收割时，这位大叔告诉笔者，现在大家都想用机器收割，但因为在我们这边机器的数量有限，所以一般是很早就去预定了，而且你预定上了他也不一定来。” 通过观察笔者发现，这些地区还是有一定数额的农田能用小型机器进行生产的，但限于机器数量的供不应求，所以在很多地区对这种小型收割机还只是单纯的期盼当中。
（四）农民缺乏可支配的资金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相当部分的村民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如图六所示，在被调查中，被问及有钱后你将做什么时，有5位的回答是想承包村里的大型鱼塘，有1位是想种植花木，从事园林，还有5位是想拥有一个大型养猪场，另外2位是想种植大棚蔬菜。在对这些村民的访谈记录仔细观察后，笔者发现，这些村民都是依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来回答的。这说明村民都有自己的思想。在他们心中也有个宏伟的愿景，但因为资金方面的因素，导致村民的愿景也只能是一个愿景。
（图六）
六、调查研究结果分析
（一）农民缺乏可指导性的技术帮助的原因
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农技站的职能缺位。在我国，农技站的功能是不定期的对村民进行农业生产方面的培训，调查所负责村落的农业生产状况，解答农民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疑惑以及灾虫的预防和防治。但在笔者的调查中笔者发现目前农技站的唯一职能是疫情的防范于控制。而导致这种职能实现的真正功臣还是上级农业部，不是农技站。这种职能的产生通常是因为上级部门发布疫情防控文件，强制农技站执行。对于现实生活中，农技站失去了他的服务功能，而变成纯粹的商业机构，成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他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该乡的副乡长所说的那样，“没办法，谁叫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呢”。固然，市场经济导致农技站职能的异化是一个方面，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这种原因远远超过市场经济产物、资金短缺方面的借口。当然这两点也是原因，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了现在的农业局得自负盈亏，上级可获得性的资金短缺也导致农技站每年不能拿到一定额数的补助，从而很大 程度的挫伤 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工作人员为了生存需要，不得不从事商业活动，从而缺乏时间和精力进行技术方面的推广，更没有时间来更新自己的农业知识水平。但除了这两点原因外，还有更最重要的原因——领导部门观念错位。该县农业局对本县城的农业发展所抱期望值不大，因此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对农技站职能不重视。上级领导部门的忽视也导致了农技站的自暴自弃，最后转向商业发展。
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得让农业局重新树立自信。全方位的重视该县的农业工作。引进优秀人才来发展本县城的农业。再者，县农业局的资金短缺问题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市场经济时代，对于这么大的一个部门，如果资金不到位，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不能进行相关的工作，那么，即使该农业局拥有再宏伟的蓝图，最终也只能是一片幻想中的风景，永远不可能实现。最后就是对农技站的工作人员提供相关的物质支持并进行必要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提高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二）补助变相转移，农民优惠有待考虑的原因
针对这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党内部执政人员的素质水平问题，一部分执政人员在获得国家发放的工资的同时还将肮脏的双手伸向惠农政策的补助，直接损害农民的利益。但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国家分派给地方的执行命令过多，而下拨用于执行命令的资金却很有限，这就导致了地方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采取某些不大光明的手段获取资金。在2008年临武县的农业局资料当中，笔者发现了这个问题，惠农政策确实很多，就比如修缮水泥路，兴修水利工程等，但这些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是政府拨款的外，还有相当数额的是来自农民自筹资金。下拨资金的不足，给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所以，上级部门很有必要在每项政策下发的同时，活动资金也同时到位，而不是让下级去自筹资金。在这种没有多少大型企业的地区，自筹资金只能是一句空话，到头来就是农民自筹资金，或者是利用农民的补助来弥补那份空缺。最终只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地理环境影响机械化的原因
这部分原因是硬性的，可改变的因素很少。无法施行土地平整计划，那么就不能推行机械化大生产。临武县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农民的生产大部分只能依靠双手来进行。资金欠缺也导致小型收割机不能满足现有的需求，笔者建议上级部门可制定相关的农机补贴政策，鼓励更多农民自购农机，缓和手工劳作带来的矛盾。
（四）农民缺乏可支配的资金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村民一方面得独立自主，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范围，以获取更多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鼓励并扶助农民的生产。
七、结论与讨论
总的来说，这些地区农业发展比较落后，由于多是山地丘陵地区，因此也不适于大型机械的耕种。但是该地区水源还是比较充足，对于发展经济蔬菜，培育果园等还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由于缺少相关专业人员的指导，又没有政府的资金保障和支持，因此发展缓慢。而又由于希望子辈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往往携家妻小一起到城里谋生，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子辈们有深切感觉到农村的艰苦与落后，也很少有愿意回到农村的，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缺失，人才匮乏，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对于中国农村状况，其实与日本和英国有些类似，都逐渐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年轻一代的人都到城里面去务工经商，一贴家用，只剩下老人在家耕种，或许还有年龄尚小的孩子。但与日本和英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民明显人均耕地远不如日本和英国的农民。此外，关于收入方面，日本的农民收入是城市人口的1.18倍，而中国的农民收入则远不足城市人口。而与中国的农业发展缓慢呈对比的就是韩国和加拿大。韩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一个农村人口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落后农业国转变为一个人均收入超过两万美元的新兴工业国，但随之的人口大量进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也相继产生，韩国政府实施“新村运动”后，改变农村水电供应设施，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使得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只占5%的人口却创造了10%的GDP。加拿大更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城市人口大量返乡的情况。这些都是因为政府兴修农村基础设施，制定合理的鼓励政策所取得的成果。
但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且不考虑复杂的国情，也不说什么地质地形、幅员辽阔，光是那笔美国总人口还多的农村人口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中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做到像美国那样的农业补助，也不可能像日本和英国那样使私人占据大量土地，从而出现“农村老板”雇佣“城市工”的戏剧化场景，而落后的农村条件也不能使我们达到韩国和加拿大那样的健全的农村设施。因此，中国只有走自己的路，特别是山地丘陵地区，可以借助其特有的优势开发农村旅游经济，培植果园，修建大棚发展经济作物。
正如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朝科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将农业比做一个水池，我们发现这个池子中的水长期以来只有流出而没有流入，或者说流出量总是大于流入量，久而久之，水池中的水必然流干，从而失去对其他部门的支持能力，其他部门也将因此而衰落，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农业部门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干涸的水池，越来越失去其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制定合理的鼓励政策，改变制约农村发展的现实条件，切实搞好新农村建设。使农民能够自给自足，试问又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去那陌生的地方，离开久临的乡友呢？中国农村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的综合实力也必将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
农户影响 篇6
关键词：农户；地膜回收；影响因素；新疆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7-0463-04
收稿日期：2013-10-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163041）；新疆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干旱区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编号：XJEDU030113Y07）。
作者简介：周传豹（1989—），男，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和农业经济。E-mail：zcb198900@163.com。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我国为获取足够的粮、棉、油、菜、果等生活必需品，不断加快农业技术的升级步伐。70年代末从日本引进覆膜栽培技术[1]，该技术在我国寒冷、干旱区的农作物种植中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和应用，在地膜投入量方面，我国农用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均居世界首位。地膜覆盖种植不仅可以起到增加有效积温的作用[2]，同时还可以抑制田间杂草的生长，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然而，地膜覆盖技术在为农业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3]。据统计，我国地膜年残留量高达 35万t，残膜率达 42%[4]，有近一半的地膜残留在土壤中，覆膜5年的农田地膜残留量可达 78 kg/hm2，目前，我国约有 670 万hm2覆盖地膜农田的污染状况日趋严重[5]。
新疆在地膜覆盖面积和使用量方面均居全国之首，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地膜消费地区较为集中、地区分布不均衡的格局中，以新疆为代表的干旱地区为主要消费地区。2010年，我国地膜投入量各省份排序中，新疆地膜使用量列第1位，并占到西北地区投入量的579%。同时，新疆地膜的投入增长迅速，1992—2010年间，从 2.65万t上升至9.57万t，年均涨幅10.38%。然而，新疆地膜的回收率却不足80%，根据新疆农业环境监测部门调查，由于地膜技术的普遍使用，新疆目前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地膜污染区[6]，地膜过量使用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如何在保证农业增产的前提下减少因不合理用膜而对土壤结构造成损害，已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
地膜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农药、化肥不同，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随着地膜使用年限的延长，地膜碎片不断累积于土壤，导致土壤的可耕性和结构破坏，以致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7-8]。尽管公众与政府已经认识到地膜残留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但是，人们还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控制与管理手段。现有相关文献显示，关于地膜残留所引发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研究多从农学的角度，或者仅仅是在农业面源污染的经济分析中一带而过，未加系统性和全面的分析，尤其是关于地膜的农户微观使用行为方面的研究较少。国内外经验表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主要采用源头控制对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是调节农户行为，如何从农户微观决策行为入手，采取有效的措施，引导农户合理用膜，进而实现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在借鉴相关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一般线性农户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地膜回收决策量的影响因素，从而为增加地膜回收制定行之有效的决策提供依据。
1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9]，而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行为主体，则是研究农业经济的最好切入点。基于更加清晰阐明农户的行为规律，众多学者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农户行为理论，这些理论的具体内容存在差异，但农户是理性的这一观点是保持一致的，即农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来获得收入或效用最大化。因此，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农民问题[10]，一些被认为是不理性的行为却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
关于农户农业化学品投入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大量微观调研数据，用相应的计量方法对农户的投入数量决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学者们大多以农户化肥施用以及农药使用决策为切入点来剖析农户的化学品投入行为。一些学者从技术效率的角度来研究农户的施肥行为模式，如杨增旭等采用随机生产函数测算了我国小麦和玉米化肥施用的技术效率，并分析了影响化肥施用技术效率的因素[11]；巩前文从农户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模型研究了影响化肥使用效率的因素[12]。实证发现，农户户主的基本特征、农户的家庭特征、主要农业生产的中间消耗、农户的市场优势、农户拥有的土地特征等几个方面对农户施肥效率影响显著。大部分学者直接以农户的施肥决策量为研究对象，国外Nkamleu等采用Probit模型对喀麦隆农户的化肥施用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决策者文化程度越高、耕地地权相对不稳定以及农田离家距离越远的农户，更加倾向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更多的化肥[13]；Asfaw等利用Logit模型分析了埃塞俄比亚的农户施肥行为，发现户主或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对采用化肥的影响为正[14]。国内何浩然等认为，影响化肥施用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特征、农户家庭及经营特征、是否接受过技术培训和是否使用有机肥等几方面[15-17]。
从本质上看，农户农业化学品投入行为是一种农业投资行为，投资行为与产权的关系往往十分密切，选择长期性投资还是短期性投资，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环境后果，关系到农户是否会加大残留地膜的回收力度。由于中国农地制度的特殊性，土地调整减弱了农民进行中长期投入的激励，农户往往会对短期租入的土地采取“透支”地力式的经营方式，而不重视用科学施肥技术改良土壤性状和培植地力[18-19]；一些学者实证研究认为，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助于改善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20-23]，而另一些学者分析发现，对农户长期投资产生显著影响的是非农收入的比重[24-25]。因此，土地产权制度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促进作用不大，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才能真正促进农户的农业投资。
nlc202309020559
结合以上文献研究以及地膜使用的特点，笔者作以下有待检验的假说：假说一，农户户主的年龄以及受教育年限是影响地膜回收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户主的受教育年限越长，保护土壤的意识越强，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会囿于陈旧的经验，不愿意做更多地投入。假说二，地的各种特征是农户地膜回收量决策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耕地规模大或细碎化程度高的农户由于会受时间精力以及劳动力的不足，导致地膜回收率较小；而耕地是否租用对农户的决策有重要影响，租用土地上的地膜回收往往很少。假说三，地膜残留的环境影响风险认知越高，农户会加大对地膜回收的力度。
2实证分析
2.1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影响农户地膜回收力度的因素有很多，一般而言，可以将其影响因素归为农户家庭用膜决策者的个人特征、农户家庭及耕地特征，以及农户所在地区政策环境特征等。基于以上分析，将农户地膜回收水平的行为设定为以下因素的函数：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和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耕地经营规模、耕地细碎化程度、受灾情况、土地租入情况和有无非农就业，以及农户对于地膜使用污染认知情况和地区虚拟变量。函数的形式可以表达为：Y=f（X1，X2，…，X9，D1，D2，D3，D4）+μ，式中：被解释变量Y是指农户单位面积地膜回收量，μ表示随机误差项，自变量的定义及其对农户地膜回收数量的预期作用方向见表1。
2.2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本研究为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和玛纳斯县2个县级单位的调研数据，具体的调查内容分为五大块：农户及其所在家庭的基本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人均收入、土地禀赋、拥有的生产资料等；农户的作物种植结构和成本收益，包括种植的规模、产量等；农户农资投入状况调查，以及分作物分地块的地膜使用情况；地膜使用意愿调查；农户对地膜投入农业非点源污染的认知情况调查。为了体现数据的代表性，以该地州近年来的地膜使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为衡量标准，最终选定了昌吉州的呼图壁县、玛纳斯县为此次调研的目的地，调查采用多阶段（县/区—村/社区—家户）、分层[依据县（市、区）的人均GDP]的方法，共抽取了8个乡镇20个村250个农户样本，收回有效问卷227份。
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归纳分析如下：
（1）农户户主的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影响显著。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户主的年龄越大，亩均地膜回收量显著变小，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户对新知识、新理念的接受意愿出现了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户主的老龄化往往伴随着家庭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而地膜的回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极有可能会使户主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受教育程度对地膜回收意愿的影响很大，与文盲相比，上过学的农户有更强的回收意愿，并且随着学历水平的上升而增强。
（2）从农户耕地以及家庭的特征来看，耕地的细碎化程度越高，土地块数越多，则农户的地膜回收意愿越弱；耕地受灾与否对回收意愿的影响不大，而耕地经营规模以及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与预期作用方向一致，表明规模越大，回收意愿趋于减弱，而农业劳动人口的增加会促进地膜的回收，但2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新疆与内地的要素禀赋差异所致。在样本数据中，大部分农户的土地耕种规模都在0.67 hm2以上，劳动力数量在3人以上，而且户间的规模差异不大，因此，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太显著。是否租用土地这一变量的显著性较强，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较吻合，根据调查数据，从承包地的产权稳定性来看，绝大部分农户的土地没有频繁调整的预期，因此，这可能是由于现有土地流转市场还不太完善，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得转包地的期限普遍较短。此外，农户家庭非农就业与否有很强的显著性，这与钟甫宁等的结论[24]较一致，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地膜的回收力度反而会增强。
（3）农户是否接受用膜技术培训对农户地膜回收量的决策有正向影响，但是系数的统计检验不显著，这与绝大部分农户从未接受过任何技术培训和指导有关，从调查的农户来看，有90%以上农户表示未接受过施肥技术指导。
（4）从农户的环境影响风险认知来看，认知程度越高，地膜回收力度越强，但系数的统计检验不显著，这与笔者在调查中的感受是一致的，据70%以上的农户反映，虽然从电视、报刊、农资销售站及自己历年的用膜经验中了解了很多地膜残留的相关危害，但缺乏回收地膜的动力。
（5）地区虚拟变量都在5%的置信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为正，符合预期。与呼图壁县相比，玛纳斯县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地膜回收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3结论及启示
利用在呼图壁和玛纳斯2个县的农户调研数据，对影响农户地膜回收意愿的影响因素与地膜的环境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地膜回收意愿主要受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的地块数、土地是否租用、非农就业以及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等变量的影响，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各不相同。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得出以下幾点启示：
（1）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影响非常显著，而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对农户自身的认知体系和框架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必须致力于提升农户对地膜残留环境影响的认知和理念水平，在农户接触较多的媒介上设计更通俗易懂的节目，以达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2）耕地的细碎化现象与我国现有的农地制度有关，是集体人口增加、土地调整频繁的结果[26]，应该在保持现有土地制度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以及坚决执行土地承包长期不变的政策。同时，应该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设与完善，在政策和法律上予以明确和清晰化，尽量避免因短期租用而导致农户过于关注短期利益而忽略农地的可持续利用。
（3）如果没有非农就业机会，增强地权的稳定性本身并不会刺激农户的长期农业投资。因此，现阶段的土地产权改革对农户农业生产长期投资的促进作用不大，只有通过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才能真正促进农户的农业投资，提升农户回收地膜的意愿。
nlc20230902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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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影响 篇7
关键词：农户信贷需,金融中介
贵州自然资源丰富, 民族文化多样。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 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依然较多, 打赢扶贫攻坚战是贵州重大的民生工程。随着贵州扶贫工作的深入, 农户在脱贫过程中亟需资金支持, 信贷需求逐渐增加。故而对贵州农户信贷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贵州农户经济行为特征
1.1 贵州农户经营生产活动多样化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 农户的经营活动已不限于传统的农业产业, 农民的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农户产业活动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如, 在贵州旅游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区域, 诸多农业从事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和销售、民族文化演艺、农家乐及旅游相关行业的生产经营。再如, 在贵州中药、苗药种植区域, 诸多农户从事相关的中药及苗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
1.2 农户收入来源多样化, 农户收入水平明显提高
2015年, 贵州省根据本省自然环境, 立足本省山地自然资源禀赋, 继续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继续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来源多样化。2015年, 贵州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86.87元, 增长10.7%。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
从农户工资性收入来看, 2015年贵州省农民人均工资性净收入为2897.14元, 同比增加375.66元, 增长14.9%, 对增收的贡献率为52.49%;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39.22%。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是指农民的劳务收入。
从农户经营性收入来看, 2015年, 贵州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2878.71元, 同比增加235.65元, 增长8.92%, 对增收的贡献率为32.93%;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38.97%。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的收入。从数据来看, 贵州农户的收入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工资性收入比例已高于经营性收入。
从农户财产性收入来看, 2015年, 贵州农民人均财产性净收入83.7元, 同比增加12.7元, 增长17.88%, 对增收的贡献率为1.77%;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1.13%。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指农民通过对外投资和财产租赁等途径所获取的收入。
从农户转移性收入来看, 2015年, 贵州农民人均转移性净收入1527.32元, 同比增加91.63元, 增长6.38%, 对增收的贡献率为12.8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20.68%。农户转移性收入主要是指国家各种支农政策所发放的财政补贴。
1.3 农户信贷需求的特征
从信贷需求程度来看, 目前贵州农户的财产性收入仅占可支配收入的1.13%, 随着贵州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 农户对财产性收入的提高有强烈需求, 进而带动农户对资金的需求。银行信贷相对于其它诸如民间融资而言的资金来源, 利率相对较低, 故而农户对银行资金的需求比较迫切。
从信贷需求用途来看, 农户的信贷需求主要分为生产性信贷需求和生活性信贷需求。生产性信贷需求主要是为发展农业生产 (如扩大农产品种植规模) 或非农业性生产 (如发展农家乐) 而产生的信贷需求。生活性信贷需求主要是为了生活消费性支出而产生的需求, 如子女教育、修建房屋、人情往来、医疗费用等。由于目前贵州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仅7386.87元, 仍然较为贫穷, 农民在生产经营发展和生活中需要支出大额资金时, 主要采取借贷的方式。
从信贷需求规模来看, 由于贵州农户信贷需求用途主要为小额生产性需求和生活性需求, 故而所需要的资金规模通常较小, 为10万以内的小额信贷。随着贵州经济的发展, 农户对信贷需求的规模显现逐渐上升的趋势。
从信贷需求期限来看, 由于传统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户生活性需求具有短期性, 故而农户信贷需求主要显现短期、中短期的特点。随着贵州扶贫攻坚的深化, 农户的生产性信贷需求不断增加, 所以中长期信贷需求也不断增加。
从信贷需求满足程度来来看, 由于贵州农村农户普遍存在农户家庭较贫穷、还款能力不足、信贷抵押物不够或无抵押物, 信贷资金需求有短、小、频的特点, 所以信贷需求满足程度较低。
2 影响贵州农户信贷需求的主要因素
2.1 借款主体情况
从农户家庭总资产和家庭年收入来看, 农民的家庭家庭总资产越多、家庭年收入越高, 农户获得授信的可能性越大。农户的耕地面积越大, 说明其还款能力可能越强, 农户获得授信的可能性越大。从农民家庭的情况来看, 有劳动能力的家庭人口越多, 说明该农户的还款能力可能越强, 农户获得授信的可能性越大。
从借款人自身情况来看。在中年以后, 借款人年龄越大, 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越小。因为随着借款人年龄的增加, 其劳动能力逐渐减弱, 偿还能力也就相对降低。贷款机构愿意贷款给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借款人。借款人文化水平越高, 有可能其创造财富的可能性越大、其对信贷业务的认知程度越高、信用意识越高, 其还款能力越强, 获得授信的可能性越大。借款人是否有过打工的经历, 对其能否得带贷款也有影响。一方面, 有外出打工的借款人有可能赚取更多的收入, 其还款能力相对较强。但是另一方面, 从实际情况来看, 有打工经历的借款人贷款成功率明显小于没有打工经验的农户, 原因是许多农民获取贷款后即外出打工, 借款人还款意愿较低, 同时贷款机构对有过打工经历的农户是否能够按时还款存在一定的担忧。
2.2 金融环境
从金融机构情况来看, 如果农户所处地乡镇有正规金融机构网点, 那么金融机构就会通过业务推广来宣传信贷业务, 则会使农户增强信贷意识。如果农户在就近的正规金融机构较为便利地办理信贷业务, 则农户的信贷满足程度会提高。如果在进行农户信用评级的地区, 农户被当地农信社纳入信用户, 那会提高农户的授信成功率, 那么也会增加农户信贷需求。
从非金融机构来看, 如果农户所在地小额贷款公司、传统的民间融资等较活跃, 那农户的信贷需求会提高。
3 满足贵州省农户信贷需求的建议
3.1 增强农信社扎根农村的信心, 充分调动农村信用社业务创新活力
目前农村的主要金融中介机构为农村信用社, 农信社在业务拓展中需坚持支农服务, 不仅保持现有支农业务、积极开展贷款营销、提高办贷效率, 也需要根据多数农户的现实需要, 积极创新业务品种, 满足农户信贷资金需求, 同时提高农信社的盈利能力。不仅如此, 政府还可以通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支农再贷款受益群体、进行“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来增强农信社扎根农村的信心, 促进农信社更好地满足农户信贷资金需求。
3.2 推进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多样化, 信贷业务多元化
农信社是农村间接融资体系的核心, 但是, 由于农村贷款期限短、额度小、频率高的特点及农信社审慎监管的要求, 需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来更好地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所以, 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互联网金融等机构迅速发展壮大, 业务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较好地补充了农信社的业务空缺, 但是这些机构在迅速发发展时要注意兼顾规范稳健, 相关监管部门也应做好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 防范金融风险。
3.3 建立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 构建金融机构与农户的双向服务交流平台
前述的农信社、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 都多在镇一级, 而贵州乡村一级的金融机构网点极少, 这严重影响了贵州农户信贷需求的满足程度。从成本收益的角度, 在乡村一级大量铺设金融中介网点是不现实的, 故而可以在乡村一级建设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 构建金融机构与农户的双向服务交流平台。如果金融综合服务站的金融业务开展情况较好, 则金融机构可以增加授信、扩大金融服务业务, 以更好地满足农户基本的日常金融需求
3.4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 为三农建设服务
政府大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 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为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政策引导, 有利于民间资本发展的金融机构能为贵州农户服务, 满足农户信贷需求。
3.5 构建农户征信体系, 加强对农户信贷的金融监管
农村金融机构对部分农户惜贷的主要原因在于担心农户出现违约风险, 因此需要构建农户征信体系, 明确监管机构, 并从法律层次上明确农户征信体系的法律职责。在法律的约束下, 明确农户借贷的责、权、利, 让农户能更便捷地从金融机构获取资金、金融机构也能更好地防范违约风险, 从而让借贷双方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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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户生产投入因素的实证分析 篇8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很多, 既有结构性因素, 又有体制性因素, 而这些因素归根结底都与投入有关。没有相应有效的生产性投入, 也就没有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自改革以来, 农业投入的主体发生了变化, 原来是政府和集体是农业投入的主体, 现在农民个体在农业投入中的比重逐渐增大, 成为基本主体。但是当前农民对农业生产投资的积极性并不高。据国家统计局报告, 农民投入在1987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 尤其是自1995年以来, 下降幅度比较大, 这与政府增加农业生产, 提高农民收入, 建立和谐社会的决策不相符, 因而研究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因素对制订现阶段农村和农业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在已有的研究中, 对于农民投资行为的研究文献很多。Rozelle and Li (1998) 的研究结果表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的不断调整, 各种权力的限制导致农民的土地产权的不稳定和不完整, 直接导致了农民投资积极性特别是长期投资的下降。郭敏、屈艳芳 (2002) 利用1987-2000年的统计资料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户投资进行了较全面的实证研究, 认为随着农户收入的提高, 农户的投资也会相应稳定提高, 只有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才会使农业生产投资增长得到可靠的保证, , 同时认为有限地增加农民经营农地规模不但无助于农户增加对农地的投入, 反而可能会大幅降低农户对单位耕地的投入, 但他们是在单一影响因素回归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的。张喜仓等人 (2005) 在对河北省农民调查的基础上, 研究了不同投入主体的增收效应, 提出农户投入和政府投入对农民增收影响最大, 认为农业信贷是未来农业投入的重要方面。同时提出要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建立和规范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 从而激发广大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热情。屈小博等人 (2006) 建立双对数计量经济模型, 对影响西部地区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几个关键因素——农户工资性收入、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税费支出、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支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以及土地规模进行了实证研究, 估计了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姚耀军 (2005) 研究表明, 信贷资金对农户投资有着重要的作用, 农村长期的金融抑制使得农户投资缺乏金融支持。上述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因素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借鉴。 本文拟从构建数学模型入手, 通过测算重点选用5个因素, 采用双对数模型拟合的方法, 结合定性分析, 对影响农民生产投入的因素进行研究并提出一些对策。
二、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 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本文中农户生产投入用“农户生产费用现金支出”来衡量, 所谓“农户生产费用现金支出”, 即指农户在一定时期内用于生产过程的全部费用开支。
2.自变量。
农户生产投入, 与其他私人投资决策类似, 必须考虑该项投资的成本收益比。因而, 影响农户投资收益和成本的因素均会对农户投资产生影响。根据发展经济学相关投资理论、已有研究文献及全国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 本文将影响农户人均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因素 (解释变量) 设定为:人均生产性纯收入、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土地收益、土地经营规模和农业信贷。具体分析如下:
(1) 人均生产性纯收入。
根据投资学相关理论, 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越高, 用于农业投资的费用越多。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影响为正。
(2) 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
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并不一定全部都是从生产中获得的收入, 根据投资学理论, 农户所从事其他行业获得的收入一般也会部分的用于农业生产, 本文将其定义为: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人均纯收入-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理论预期它对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影响为正。
(3) 土地收益。
本文以每亩税后净收益来反映土地收益。每亩税后纯收益越高, 农户积极性越高, 因而投资越多。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影响为正。
(4) 土地经营规模。
本文以人均耕地面积来反映土地经营规模。由经济学理论知, 在一定的范围内, 生产成规模报酬递增, 假如其他投入不变, 农村土地规模越大就越趋向更大地资本土地比率。随着规模报酬递增, 土地的合并将导致较高的投资和土地生产率 (林毅夫, 1991年) 。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影响为正。
(5) 农业信贷。
本文以人均贷款来反映这一因素。农户投入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收入和农业贷款。尤其是处在农业转型阶段, 农户所需资金需要信贷的大力支持。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影响为正。
(二) 模型构建
以人均生产费用现金支出、人均生产性纯收入、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每亩税后净收益、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贷款这6个指标的1990-2004年15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来分析5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为了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农户农业投资的影响程度, 本文采用双对数模型。双对数函数解释变量的系数即为各因素的弹性系数, 直接反映出各因素对农户农业投资的影响状况。而且经过验证, 双对数函数的拟合效果优于线性函数等其他形式。因而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
其中y表示人均生产费用现金支出、x1表示人均生产性纯收入、x2表示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x3表示每亩税后净收益、x4表示人均耕地面积、x5表示人均贷款。
(三) 数据说明
模型估计所需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4, 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90-2004。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检验
(一) 估计结果
根据相关统计年鉴数据, 利用SPSS13.0软件, 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估计, 对上述双对数多元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和假设检验, 得到如下估计结果。
(二) 模型检验
1. 拟合优度检验。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99.3%,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98.8%, 且通过99%显著水平的F检验, 表明其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较好。
2. 参数的显著性检验。
总体回归方程的显著性不能完全说明每个解释变量xi对y的影响都是重要的, 因此要对每个解释变量对y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给出显著水平α=0.05, 查自由度ν=15-3=12的t分布表, 得t0.025 (12) =2.179, 由运算结果可以看出:人均生产性纯收入、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每亩税后净收益的回归系数分别通过了95%的T检验, 但是人均耕地面积和贷款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没有通过该检验。
(三) 系数说明
1. 人均生产性纯收入。
人均生产性纯收入的弹性系数为0.605, 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农户上一年人均生产性纯收入每增加1元, 农户将可能对下一年农业投资增加0.605元, 生产性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占的比重最大, 上一年的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下一年的农业投资水平, 因而人均生产性纯收入对刺激农户投资具有重要作用。
2. 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
回归系数为0.388, 系数为正, 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的增加也会带来农户下一个生产周期农业投资的增加。
3. 每亩税后净收益。
每亩税后净收益的弹性系数为0.062, 每亩税后净收益与人均生产费用现金支出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与理论预测是一致的, 但系数很小。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每亩税后净收益的增加对人均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
4. 人均耕地面积。
其回归系数为-0.625, 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就一般理论分析而言, 土地规模越大越趋向于增加资本投入, 而本文实证结论和预期结果并不一致, 原因可能是因为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产品价格市场化, 种植业的比较收益下降, 土地投资回报率低, 人均耕地面积小变动不大 (2004年西部地区农户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8亩) , 难以形成规模报酬。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本文选择人均耕地面积作为衡量土地规模的指标可能是不合适的, 须做进一步的研究。
5. 人均贷款。
其回归系数为负数, 也与预期结果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农业投资收益逐年下降和农业投资的比较收益较高, 农业贷款很大一部分被转移到农村其他行业, 并且这种农业信贷“非农化”现象日益严重。所以农业贷款的增加和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降低了。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1990-2004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投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 人均生产性纯收入、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每亩税后净收益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主要因素;对于土地规模和农业贷款这两个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检验证明它们对农户农业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农产品价格影响下的人均生产性纯收入是农户农业投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上一个生产周期人均生产性纯收入、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投资水平。而农业科技水平影响下的土地收益也会影响到农户农业投资的数量。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 为了提高农户投资水平, 增加农民收入,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业比较利益低下是农户增加投入面临的一大障碍。农户作为一独立的自主的经济体, 追求的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而国家为发展工业和提高城市化水平, 利用剪刀差对农业进行剥夺, 造成农产品价格较低, 农业收入难以得到提高, 极大影响了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因此, 要使农户增加农业投入, 必须提高农产品价格; (2) 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 加大农村道路、供电、供水、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支持农户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 提高农民收入, 从而增强农户投资的积极性; (3) 政府应鼓励农户并积极为其创造非农就业机会, 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会带来农户非生产性收入的增加, 从而促进农户对农业的投资; (4) 应重视农业科技服务, 发展农村科技站点, 形成县、乡、村科技网络, 对农户进行科技知识培训, 最大限度降低农民生产经营决策的失误, 规避市场风险, 从而提高土地收益 , 提高农户生产投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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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影响 篇9
1 中国实施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1.1 中国农业处于基础性地位
中国既是农业大国, 也是人口大国。众多百姓要生存下去, 就要在粮食上有所保证。因此, 农业是人们生存的源泉, 也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农业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因此, 农业属于战略产业。粮食安全不仅关乎到经济发展, 更关乎到社会稳定, 无论是国家还是地区, 要对粮食有所掌控, 才能避免经济依赖而独立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可以为其他部门提供原料, 也会对工业等其他事业的发展产生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完善, 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复合系统, 将生态与经济融合, 推进农业的多样化发展[2]。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要充分发挥农业的基础性作用, 以推进中国的社会经济持续而稳定地发展。
1.2 中国农业具有弱质性
中国农业具有弱质性, 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农业产业的利益优势会有所减少, 这与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低效率运行状态有关。中国的自然环境特殊, 社会经济发展中亦存在着特殊性, 决定了中国的农业产业的弱质性更为明显, 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 农业生产存在着周期性, 周期之间具有较长的间隔时间, 使农业生产投资效益低。第二, 与其他产业相比, 农业所提供的是基础产品, 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其需求量会不断提升, 但是, 价格增长空间并不会太大。农业产品的价格涨幅空间小, 就必然会影响农业收入。第三, 农业产品具有非竞争性使其在市场环境中无法按照市场机制运行, 加之自然环境的多变, 就会导致农业生产存在着不稳定性。
2 农业补贴在具体实施中所存在的问题
鉴于中国农业基础性地位以及在生产中存在的弱质性, 就需要实施政策性补贴, 以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但是, 在具体实施中, 就会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2.1 农业补贴力度明显不够
近年来, 农业补贴政策落实为农民减轻了经济负担, 但是, 一些农业物资的价格却在持续上涨, 如农药、化肥等的价格提升使农民的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不仅使农民种粮的收益降低, 而且还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就显示出政府在农业补贴力度上所存在的不足, 使部分土地撂荒, 危及到社会的发展稳定。
2.2 农业补贴内容缺乏完善性
关于农业补贴的内容, 通过对农户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60%的农户愿意接受良种补贴, 而不到40%的农户则选择接受现金补贴。农民对农业补贴都表示欢迎, 而良种补贴更能让农户获得实惠, 进而激发农户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种植的过程中, 良种的种植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技术问题, 但是农业技术人员的农业生产指导明显不足, 这种配套服务不到位, 必然会导致农业种植效果不良[3]。
3 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导性建议
3.1 合理调整农业补贴
农业补贴政策不仅具有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 而且还对农业粮食产量具有引导作用, 那么, 在农业补贴力度上, 就要根据农业市场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 以使农民的农业生产获得实惠。启动农业补贴政策的目的, 就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可以根据地区农业生产情况调整资金补贴, 做到资金投入与粮食价格协调, 使所投入的资金能够获得边际效用。同时, 在发放农业补贴的时候, 还要做好资金使用监督工作, 确保资金发放到位, 专款专用, 避免出现资金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通过对农业补贴的合理调整, 不仅使粮食供给充足, 还能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
3.2 建立协调有序的农业保护政策
农业是中国的基础产业, 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薄弱环节。中国要提高农民的经济水平, 就要对农民的利益以切实的维护, 这些都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实施农业保护政策, 农业补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关键目的是促进农业发展, 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而农业对自然环境的敏感性, 就要建立农业产品的市场稳定机制, 通过补贴政策稳定农产品价格, 且对农民的利益给予一定的保障。根据农民的需求为农民提供优质的种植品种, 以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对以进口为主的粮食可以实施差价补贴, 提高粮食存储量, 避免过于依赖于进口。如果粮食的市场价格比目标价格低, 就给予一定的补贴, 以可以在维护农产品市场的同时, 保障农户的利益。
4 结语
随着农产品市场化, 中国采取了各种农业补贴措施, 一方面稳定了农产品价格, 另一方面保障了农户的利益。但是, 在农业补贴的具体实施中, 就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面对, 并有针对性地调整农业补贴, 以确保农业补贴落实到位, 发挥时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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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宁.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15 (2) :63-70.
农户小额信贷需求的影响因素调查 篇10
接受调查的农户基本情况如下。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占比61.54%，女性占比38.46%。从年龄分布看，25岁以下的占比23.1%,26～35岁占比36.5%,36～35岁占比28.8%,46～60岁占比11.5%。从受教育程度看，大学及以上的占比36.5%，高中占比26.9%，初中占比23.1%，小学占比9.6%，小学以下占比2%。从收入来源的分布看，打工的占比51.92%，做生意占比21.15%，农副业与打工相结合的占比9.62%，还有17.31%的人收入来自其他渠道。从收入分布看，月收入在2500～5000元的占比40.4%,2500元以下占比21.2%,5000～8000元占比17.3%,10000元以上占比15.4%,8000～10000元的占比5.8%。受调查农户偶尔遇到资金短缺的占比61.5%，经常遇到资金短缺的占比21.2%，未遇到过资金短缺的占比17.3%。如果出现资金短缺状况，找同事、朋友借钱占比33.3%，找亲戚借钱占比32.1%，信用卡透支占比15.5%，向银行借钱占比10.7%，向小贷公司借钱占比6%，另2.4%的人走其他渠道。
一、农户事业发展对小额信贷需求的影响
（一）贷款用途
在受调查者中贷款用于生意上的资金周转占据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6.5%，贷款用于购房的占比17.3%，用于开办农业企业的占比5.8%，用于从事农业活动的占比3.8%。还有一项归于其他类别的占比34.6%，用途比较分散，有用于子女的教育资金的，也有用于看病的医疗资金等。现在农村里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确实不多，尤其本次所调查的杭州萧山的农村地区，基本已经很少有人从事农业。大多数人都是以打工和开办第二、三产业企业为主，例如本次调查的主要地点新塘街道是以羽绒制造产业为主的。
（二）期望贷款金额
调查结果显示，贷款需求的金额主要集中在10万到30万这个层次，达到了38.5%。其次是1万到5万的贷款需求，占比25%。贷款需求少于1万元的和大于30万元的占比均为13.5%。5万到10万这个层次的贷款需求占比9.6%。可见，从贷款金额看，农户对金额在1万到5万之间以及10万到30万之间的贷款需求比较大。
（三）期望贷款期限
从农户对贷款期限的需求看，期望贷款期限在一年到两年期间的占比最大，达到40.4%。期望贷款期限为一年的占比为34.6%。两者加总在一起的占比达到75%，由此看出大多数农户希望的借款期限在一年到两年之间（含一年）。期望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占25%，这其中六个月到一年的占比13.5%，六个月以下的占比11.5%。
（四）期望年利率
受调查的农户认为可接受的贷款年利率在1%～3%的人数最多，占比48.1%。认为合理年利率应该在3%～6%的农户占比46.2%，该范围正大致是银行当前所执行的范围，可见还是可以被农户所接受。选择6%～8%以及8%以上的农户相当少，年利率提高意味着借款成本的上升，抑制资金需求。
二、银行小额信贷供给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
（一）农户看重的因素
我们分别提供审批速度、金额、利息、担保方式等选项，让农户选择在贷款时更看重的因素，可以多选。调查结果显示，利息排在第一位，占比67.3%。很明显大家选择农户小额贷款看重的首要因素是利息，利息的高低意味着借入资金成本的高低。排在第二位的是审批的速度，占比51.9%。因为有时资金短缺的情况往往措手不及，比如一些农户自办的小厂、小企业在遇到资金链周转不灵的时候，对资金到位的时间要求很迫切，因此对于审批速度的快慢有相当大的关注度。如若审批速度较慢，可能耽误农户借入资金的最佳时机。看重担保方式因素的占比为34.6%，看重金额大小因素的占比为32.7%。总体来说农户对四个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从大到小依次是：利息、审批速度、担保方式、金额。
（二）实际贷款期限
根据受调查者在银行的实际贷款情况，贷款期限为一年期的占比为30.8%，其次分别是六个月以下占比25%，六个月到一年的占比21.2%。这三者合起来占比将近达到77%，为一年及一年以下的短期借款。看来银行这类短期产品比较多，比较支持对农户进行短期的小额贷款。贷款期限在一年到两年之间的占比11.5%，二年到三年以及三年以上的占比均为5.8%，可以看出一年以上的贷款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多见。调查中发现农户的还款意愿一般都很积极，一旦手头有钱便会还掉，并不想背负债务时间太久。
（三）实际审批速度
从农户提出申请到实际拿到贷款的时间，从调查结果看，半个月以下的情况最为多见，占比达59.7%。大多数情况下，银行在半个月内便能让农户拿到贷款资金，说明审批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审批时间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占比17.3%，一个月到三个月的占比15.4%，三个月以上的占比5.8%。这说明还是存在部分农户在申请小额贷款时审批效率不高、贷款流程存在漏洞和欠缺的地方，有待改进。不管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不应该让小额贷款的审批时间超过一个月，毕竟贷款金额并不大。
（四）对贷款政策的满意度
在受调查者中，对银行小额信贷的贷款政策比较满意的占比51.9%，满意的占比44.2%，不满意的仅占3.8%。可见国家对农户小额信贷的政策扶持举措还是发挥了作用，但小额贷款的政策还有提升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提高银行的小额信贷产品的客户满意度，扩大满意的比例。
三、对策建议
（一）改善农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目前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农户经济状况和信用记录不完整，使得银行无法真实准确地判断是否应该放贷。需要改善农村信贷市场的信息对称性，完善农村征信系统，例如到农户家里实地进行走访，或者通过私下询问了解农户实际情况的熟人来获取相关信息，实时跟进。
（二）推进农村金融担保与抵押物的创新
在调查中有将近47%的农户无法提供担保物，这对于他们申请小额贷款造成一定的阻碍，因此需要推进农村金融担保与抵押物的创新。现阶段在我国农村，土地房屋都是不允许抵押的，那么农户就基本无法找到抵押物。未来应该加快农村土地的确权，能够使其成为抵押物。还可以尝试考虑让农户用养老保险，财产保险等保险合同来作为申请贷款的质押物。
（三）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的农户小额信贷宣传
在受调查者中，还是有一部分农户对小额信贷产品不太了解，这说明宣传力度不够。可以利用报纸、杂志、户外广告等传统方式，也可以考虑利用网络、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体宣传银行针对农户的小额信贷服务。若条件允许，还可以直接与当地的村民委员会合作，开办信贷知识小讲座，采用面对面沟通的形式，普及率会更高。
摘要：农村金融服务的相对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银行对农户的小额信贷业务为农民提供了资金支持。本文通过调查农户小额信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存在的供需不匹配的矛盾症结所在,提出要改善农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推进农村金融担保与抵押物的创新,加强信贷宣传的建议。
关键词：农户,小额信贷,需求,供给
参考文献
[1]罗荷花,李明贤,曹艺馨.我国农户融资需求及其融资可获得性的影响因素分析[J].农村经济,2015,(08).
[2]霍鹏飞.农村小额信贷供求双方的博弈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5,(07).
农户影响 篇11
摘 要 本文依据预防性储蓄理论，以长沙县为例，采用2003-2008年数据，检验了长沙县新农合政策对农民储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沙县新农合对农民储蓄有显著的减少效应，且这种减少效应明显大于湖南省平均水平。
关键词 新农合 农户储蓄 减少效应
一、选题背景及已有研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是一项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资助三方筹资机制相结合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当收入不确定以及信贷市场不完全时，消费者会产生额外的储蓄动机[1]。而中国农户以前普遍缺乏医疗保险，所以疾病是造成未来收入不确定的重要因素。依此理论，当农户参投新农合后，就会降低其健康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会相应下降。
根据高梦滔（2010）[2]研究，不同收入和地区的农户对储蓄的减少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湖南省农户参加新农合对于储蓄的边际影响为-0.123，而三湘第一县——长沙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湖南其他地区，新农合参投率也一直争先，于2008年已实现了县域全员参与。因此根据上述研究，长沙县参加新农合对储蓄的减少效应应大于0.123。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检验长沙县的新农合对农民储蓄的影响。
二、数据介绍与描述
本文数据是2003-2008年6年的数据，价值指标都以2003年为基期，按照当年长沙县农村CPI进行了折算。本文使用的农户储蓄为农民人均银行存款余额，收入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湖南省以及湖南省长沙县农户参加新农合的比例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长沙县历年人民政府公报。
图1的参投率比较结果表明，自新农合试点推广以来，长沙县参投率远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2004年后参投率都在90%以上，且在2008年率先实现了县域全员参与。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长沙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得出。
由于缺乏农户微观数据，图2仅描绘了湖南省农户人均储蓄率与长沙县农户人均储蓄率的时序变化，比较结果显示：2003-2008年，湖南省农户储蓄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长沙县却逐年下降，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长沙县农户的人均储蓄率下降非常明显，那是否在2003-2008年间，新农合能够部分解释长沙县农户储蓄率的下降呢？如果是，新农合对农户储蓄的边际减少效应是多少呢？本文基于上述问题，建立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三、模型建立与回归结果
由储蓄函数 ，其中 为自发性消费， 为边际消费倾向；此处令 ， ，则储蓄函数变型为： ，其中b为边际储蓄倾向。
依照储蓄函数本文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表1得到了农户储蓄对收入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不论是湖南省还是其长沙县，方程整体显著性水平都很高，农户收入能够在98~99%的程度上解释储蓄的变化，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值得注意的是：长沙县的边际储蓄倾向为0.54，远低于湖南省的边际储蓄倾向0.91。分析原因可能是：2003-2008年间，新农合是农村主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论从覆盖广度和执行力度上来看），而长沙县的新农合参与率远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则长沙县农民面临的健康风险较低，因此用以预防风险的储蓄也更低，这正好验证了本文的预测结果，即长沙县新农合制度的广覆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其较低的边际储蓄倾向。
上述回归模型仅从宏观水平考察了边际储蓄倾向，但影响农户边际储蓄倾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接下来需要剔除其他因素，建立模型分解出参加新农合对储蓄的净影响。
根据Browing和Lusardi（1996）[3]的研究，储蓄函数计量模型如下：
式（2）中，引入变量参加新农合的概率（pro），因为缺乏农户微观数据，本文以新农合参合率表示农户参与新农合的概率；同时对储蓄和收入进行对数处理。式（2）中的关键变量为pro，主要考察其系数 ，如果长沙县新农合对储蓄的减少效应大于湖南省的平均水平，则 应该小于-0.123。运用计量经济软件stata10.0得到回归结果如下：
表2回归结果表明，长沙县新农合对储蓄的边际效应 =-0.148<湖南新农合对储蓄的边际效应-0.123，因此，本文研究假设得到验证。同时，与表1比较，方程整体性、其他解释变量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
结合表1、2的估计结果，长沙县新农合对储蓄较少效应的绝对值大于湖南整体平均水平，即认为在经济发达的长沙县，新农合政策效果较湖南省平均水平显著，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与新农合制度覆盖率和安排紧密相连，长沙县农民的疾病风险普遍得到了有效的保险，因此农民用于应付健康风险的预防性储蓄相应减少了更多。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湖南省数据以及长沙县数据，估计了农民参加新农合对于储蓄的影响。根据本文的估计结果：长沙县农民参加新农合对储蓄的减少效应为14.8%，大于湖南平均水平12.3%，長沙县每个农户平均的储蓄减少金额大约为764元。
本文的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段时期以来，长沙县采取了一些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如发放消费券、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是长期而言，并不能有效的拉动农户消费。而新农合制度的试点和推广，不仅对和谐社会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无论短期还是过期而言，通过对不确定性因素的管理，还能够有效拉动农民消费。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按照长沙县人民政府公报长沙县2003-2008年间乡村人口数为67.65万人，则新农合拉动农户的消费金额大约为764×67.65≈5.17亿元。随着新农合制度安排合理性与紧凑型的提高，政策效果会贯穿于农民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
参考文献：
[1]Carrol, l C. Buffer-Stock Saving and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112(1):1-55.
[2]高梦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户储蓄——基于8省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10(4).
农户影响 篇12
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影响因素
一、引言
最近, 民间借贷的风险不断出现, 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实际上, 关于民间借贷的研究近些年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国内外对民间借贷的研究也比较丰富。关于民间借贷的研究中, 利率问题讨论最多, 多数人认为农村民间借贷不受政府管制, 其利率由借贷双方自由决定, 能够真实反映局部金融市场资本稀缺程度和资金价格。
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因素, 苏布拉塔·加塔克和Bottomley等从供给的角度考虑了乡村资金利率的决定过程, 认为乡村民间借贷管理费或交易成本不会很高, 机会成本也很低, 利息率主要取决于风险报偿和垄断利润两个因素。[1,2]周万阜认为, 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的形成受市场准则和伦理准则的双重影响。[3]在市场准则下, 利息体现为资金所有者让渡其资金使用价值的报酬;伦理准则下贷款者要考虑到人情关系及其它伦理规范。实际的市场利息率水平主要取决于非正规金融领域贷出者的垄断程度、借入者对贷款的需求弹性、正规信贷市场的信贷供给以及正规信贷市场的利率水平等。陈锋、董旭操对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认为随着利率改革的深入, 民间利率与银行利率的相关性增强。[4]同时, 通货膨胀对民间实际利率的影响明显, 但在时间上是滞后的。
对于部分民间金融利率高于正规金融利率的现象, 人们提出了各种解释或假说。主要观点为:正规金融利率因政府管制而被扭曲, 低于民间金融市场的均衡利率水平;农村经济主体面临的季节风险和市场风险, 迫使非正规金融供给者索取较高的风险补偿利率;机会成本的补偿;索取额外的违法风险利率作为补偿;非正规金融资金来源的垄断性等。
Aleem从信息不充分的角度出发, 通过实际调查分析了信息不充分对贷款人放款成本的影响。他认为, 借款人所支付的利息必须能够弥补贷款人在贷款过程中所发生的信息成本以及风险溢价等 (其中信息成本在贷款人发生的总成本中占据很大的比重) , 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高利率的成因是由于该市场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高风险造成的。[5,6]Adams等人认为高经营成本、高坏帐率、资本短缺和季节性贷款需求是导致高利率的原因。Bell等从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割裂性出发, 分析了两者间的溢出效应, 并认为:由于政府降低了贷款的利率, 导致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被压缩, 信贷风险相对增加, 使得银行普遍惜贷或者要求增加担保, 结果使更多的贷款需求者转向非正规金融市场寻求帮助, 需求的增加使非正规信贷市场上的利率上升。[7]
张军运用信息不对称和过滤理论分析了农村民间金融市场双利率并存的现象。认为利率在民间借贷市场上具有过滤功能, 非正规金融部门比较稳定的高利率是对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风险分布不对称的一种反应。[8]低利率或零利率通常发生在熟识度较高的人群中, 在这种熟人借贷关系中, 由于筛选问题并不重, 所以借贷常常是低息和无息的。王一鸣、李敏波认为, 一个地区民间金融市场是非完全竞争性市场, 民间利率和借贷由双方议价博弈而确定。[9]借助Nash议价可以解释民间市场的借贷利率及其分割现象。谢平、陆磊在研究金融腐败时把企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的融资额、第一类租金函数和第二类租金额度作为外生变量, 把企业进入民间借贷市场融资作为状态变量, 因为金融机构存在隐性寻租, 因此, 正规金融市场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没有本质区别。[10]
从以上的综述中可以看出, 学者们从很多角度考察了民间金融利率的影响因素, 但是, 许多解释都缺少实证的检验或在检验中存在着数据资料不足和指标代表性不强等因素的困扰。另外, 上述模型及分析中的一些因素很难定量处理, 一些重要影响因素 (如借贷双方的个人特性、地区差别) 也很少被考虑。要弄清民间金融的合理利率水平和其决定因素, 必须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综合考察多种因素, 用农户调查资料进行验证。
二、数据与样本
本项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专门为此项研究进行的农户调查, 调查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选择样本。样本省的选择以地区分类为主, 尽量让每一种类型的地区都有代表;样本县、样本乡、样本村的选择主要考虑收入水平分组, 在五等分组 (高、中上、中、中下、下) 情况下, 在中上和中下收入水平组各选取一个样本;样本户的选择也考虑收入水平分组, 在五等分组情况下, 每组各选取6户以上样本。调查过程中, 合计收回样本2018份, 经过校验、审录, 剔除了少部分不合格样本。另外, 针对个别地区样本信息遗漏较为集中的情况, 组织了第二次补充调研。最终汇总录入的有效农户样本为1882个。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
调查省份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不同类型。其中, 辽宁代表东北地区, 宁夏代表西北地区, 河北代表华北地区, 湖北、江西代表华中地区, 广西代表华南地区, 浙江、 (1) 江苏代表华东地区。调查时间为2006年7月。
全部样本中, 2005年年底时户均人口4.35人, 户主平均年龄46岁, 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7.5年, 家庭拥有的住房价值平均为46704.48元 (见表2) 。
收入方面, 样本户2005年平均每户种植业收入5189.88元, 养殖业收入7694.93元, 工商运等收入6451.66元, 工资性收入8217.79元, 其他收入687.32元, 收入合计28241.58元。支出方面, 平均每户一般生产性支出9413.85元, 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2876.09元, 日常生活支出元9438.96元, 住房和耐用品支出3892.46元。初步核算, 户均净收入18827.73元, 人均纯收入4614.79元 (见表3) 。
单位:元/户
与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进行对比, 本次调查样本农户的收入水平略微偏高。不过, 除了个别省以外, 多数地区样本户农民收入与统计局数据比较接近, 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三、农户民间借贷利率基本情况
本课题组所做的1882户农户调查中, 共有1375户曾经借入过民间借贷资金, 其中的393户是在调查当年借入最后一笔民间借贷资金的。以下对农户民间借贷利率的分析就基于这些样本农户的资料。
1. 农户民间借贷主要是无息借款
(名义利率)
注:调查时间为2006年, 当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基本利率大约为6%左右。
先看名义利率, 1375个曾经借入过民间借贷的样本户中, 最后一笔借款中只有208个样本明确需要付利息 (名义) , 占15.13%, 其余84.87%的民间借款都属于无息借款;393个调查当年借入民间借贷样本户中, 只有80个样本明确需要付利息 (名义) , 占20.36%, 其余79.64%的民间借款都属于无息借款。考虑到农户借款时有的需要请客、送礼、或者提供特定帮助, 笔者请农户将这些都折合成现金, 在名义利率基础上再算出一个折合后的实际利率。由于样本农户在进行民间借贷时这方面的开支并不多 (全部借入民间资金的农户中只有7.2%需要送礼, 3.56%需要请客吃饭, 6.33%需要提供特定帮忙) , 因此, 考虑到这些交易成本后的实际利率情况与名义利率相差不大。附加交易成本后, 1375个曾经借入过民间借贷样本户中, 有318个样本明确需要付利息, 占23.13%;393个调查当年借入民间借贷样本户中, 有100个样本明确需要付利息, 占25.45%, 其余的民间借款都属于无息借款 (见表4) 。
2. 农户民间借贷利息比较低、高利贷仅属个别现象
全部1375个借入样本户的平均名义利率只有1.6%, 考虑到相应交易成本后的折合实际利率平均也只有2%;293个当年借入民间借贷样本户的平均名义利率只有2.1%, 折合后实际利率为2.6%。这一利率水平远低于银行贷款平均利率 (6%~9%左右) , 甚至不及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
注:实际利率是指在农户借款名义利率的基础上, 加上各种为借款而付出的请客、送礼、帮忙等折现后的利率。
1375个借入民间资金样本中, 只有9个样本支付的名义利息高于同期银行信用社贷款利率的4倍以上 (高利贷) , 仅占0.65%。
3. 民间借贷利率有上升趋势
图1、图2展示了样本农户最近十年来民间借贷利率的变化趋势。总体来说, 农户民间借贷中, 无息借款比例有所减低, 而有息借款比例有所上升, 平均借款利率也有上升趋势, 但并非稳定上升, 年度之间波动较大。这可能与通胀率预期及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变化有关, 也可能与民间金融市场资金紧缺程度等有关。
4.民间借贷利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别
本次调查涉及了8个不同省份, 其中, 浙江省农户借入民间资金的名义利率较高, 折合交易成本后实际利率达到了4.5%;宁夏农户借入民间资金的平均名义利率为4.3%, 折合交易成本后实际利率达到5.4%;而相比之下, 河北省农户民间借款利率平均只有0.4%。省际之间民间借贷利率存在明显差异。
四、民间借贷利率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研究的经典模型, 如苏布拉塔·加塔克 (1987) 和Bottomley (1975) 的r=α+β+γ+π (其中, α为管理费或交易成本;β为风险报偿;γ为利息的机会成本;π为垄断利润) 中, 主要是从供给角度考虑民间借贷利率的决定过程, 但这一经典模型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的情况。由于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加上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 因此, 必须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重新考虑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决定模型。
笔者给出的民间借贷利率决定模型如下:
R为民间金融利率, s为民间资金供给状况, d为民间资金需求情况, α为管理费或交易成本, β为风险成本, f为融资的便利性, c为传统文化因素, i为通货膨胀率, z为地域差异, o为其它影响因素 (如借贷双方的个性因素等) 。
本次调查中, 笔者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 以便体现上述模型中的各方面因素。其中, 有数据支持。可列入考察的指标包括:借款农户的资产状况、借款农户收入状况 (人均净收入) 、借款数额大小、借款时间、借款用途、放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借款市场的空间大小 (放款人居住距离) 、正规金融市场和民间金融市场资金可得性、地区差异等。
经检验, 借款农户收入状况 (人均净收入) 、借款市场的空间大小 (放款人居住距离) 等因素与农户借款利率关系微弱, 统计检验不显著, 因此, 笔者逐步放弃了这些指标。最后确定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和指标为:
被解释变量:借款利率 (折合交易成本后的实际利率) ;解释变量:借款人房产净值, 借款数额, 借款年限 (年) , 放款人关系远近 (是否直系近亲) , 正规市场贷款难度 (是否求借银行信用社) , 民间市场资金可得性 (是否求借他人) , 地区差异 (分省哑变量) , 借款用途 (哑变量) , 常数项等。涉及具体金额数的指标取对数值。
使用的分析软件为Stata11。计算结果见表6。
结果表明, 农户民间借款利率主要决定于以下5个因素: (1) 取决于民间金融市场资金可得性, 资金越难获得利率越高。 (2) 取决于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的关系, 是否直系血亲直接影响利率高低, 血缘关系越近利率越低。 (3) 取决于正规金融市场资金可得性, 求借了正规金融市场但难以获得贷款时, 相应的民间借贷利率也会越高。 (4) 与借款额度有关, 数额越大, 利率越高 (数额大意味着风险高) 。 (5) 取决于借款人的资产状况 (本项显著性略低) , 借款人拥有不动产净值越多, 贷款可保障程度越高, 利率越低。
另外, 在地区哑变量影响方面, 浙江、宁夏等省民间借贷利率较高, 河北、辽宁等省民间借贷利率较低。在借款用途哑变量影响方面, 经商办企业等盈利性强的用途会导致利率升高;相反, 用于看病、红白事等生活急需的贷款则只需要支付较低的利率, 不过本项中某些变量的显著性略低。
如果说全部借入农户样本中因为借款时间有差别, 不同时期的通胀率和银行存贷款利率不同等会影响分析的准确程度的话, 笔者选取2006年当年借入农户 (393户) 样本来进行同样的分析。由于只有当年数据, 变量中不必再考虑时间因素, 其他方程内容不变。回归结果表明, (3) 使用当年数据的分析结论与前面的结论总体上趋于一致, 只是在个别变量的影响及其显著性检验方面有些出入。
注:***置信区间>99%, **置信区间〉95%, *置信区间>90%。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次调查资料表明, 目前大多数农户民间借贷仍然是无息借款, 但有息借贷比例和实际借款利率都有上升趋势。农户民间借贷利率存在多样性, 高利贷只是少数现象。低利率或者“零利率”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实际上放贷人会得到除利息之外的其它可货币化的收益 (未来借款的承诺、劳力的补偿、商品购买的折扣) 或非货币化的收益 (亲情、友情的延续、孤独感的排出等) 。需要指出的是, 有利率的民间借贷日益表现出了商业化、正规化的特征。一是额度大, 有利率的借款额度是无利率的借款额度的3.3倍;二是主要用于生产性、商业性开支;三是业缘关系更加重要, 非血缘关系占75%;四是多数有书面合同, 有书面合同的占60%。有利率的民间借贷看起来更正规一些, 更加接近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情况。
由于民间借贷对许多农户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持作用, 而且现实中农户民间借贷属于高利贷等违法现象极少, 因此, 应充分肯定和重视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考虑到民间金融的差异化现象, 应对不同的民间金融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当然, 还应注意部分地区农村民间借贷的大额化、商业化趋向, 尽快建立适当的监测系统, 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测和引导, 及时将民间金融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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