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精选9篇）
农户参与 篇1
农用水资源短缺局面不断加重, 人们试图通过管理制度创新来保持和提高农用水资源的农业产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进行灌溉管理的分权改革, 将小型农田灌溉系统管理维护的职责从政府转移到农户自愿组建的农民用水者协会, 被称为灌溉管理转权或农户参与式灌溉管理。从政府的角度看, 在气候变化引起的洪灾和旱灾发生可能性加大的背景下, 通过灌溉管理分权, 以较低的成本持续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和灌溉设施运行维护水平是政府支持分权改革的动力之一, 但政府分权的主要动力还在于摆脱灌溉系统投资和维护的财政支出压力;对农户而言, 农户希望通过分权改革获得水资源分配的权利和灌溉管理的自主决策权, 以便更加及时、有效地安排灌溉系统的维护任务, 满足自身的灌溉需求。因此, 理论上政府和农户在改善灌溉系统的投入和管理维护的动因上趋于一致, 而且具有灌溉需求的农户会比政府机构更有动力使灌溉水资源管理更有效率和可持续性 (刘静等, 2008) 。
在实践中, 这种灌溉管理的分权改革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灌溉绩效改善的可持续性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的参与行为。因此, 研究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内在规律, 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户实际利益变化, 显得十分必要。在这一视角下, 许多经济学家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 以及由此带来的灌溉绩效和农业生产绩效的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实证检验。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对近年来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
一、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
对灌溉系统的性质, 文献中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传统上认为灌溉系统是公共物品的观点, 另一种是以奥斯特洛姆为代表的, 把灌溉系统看成是公共池塘资源的观点。依据这一理论基础的不同, 在分析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上, 两种观点得出的结论有较大差别。
(一) 基于灌溉系统是公共物品的假定条件
韩洪云、赵连阁 (2002) 认为灌溉系统是公共物品, 由灌区资产专用性和灌区服务的自然垄断特性产生。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灌区服务供给的农户合作行为博弈模型。该模型中, 灌区内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行为人, 和其他农户合作的前提都是在给定其他农户灌区管理服务供给选择的情况下, 在给定的农业收入预算内, 农户选择灌溉系统这种公共物品自愿供给的价格和数量, 以便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函数。这一框架下, 影响农户合作行为的内生因素是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在地理位置, 外生因素是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消费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公共物品价格。
基于该农户合作行为博弈模型, 孔祥智、史冰清 (2008) 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广西省农户参加用水者协会意愿的影响因素, 他们认为灌区农业收入水平的两个代理变量———农户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可灌溉耕地面积, 以及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消费的相对重要性的代理变量———农业支出占每年总支出的比例, 都和农户的参与合作意愿呈正相关关系, 而公共物品价格的代理变量——耕地面积, 和影响公共物品价格的社会资本变量, 则和农户的参与合作意愿呈负相关关系。
张宁等 (2006) 也假定灌溉系统是公共物品,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决策的依据是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带来的效用最大化。他们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 分析了农户参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农户周围人参与管理比例, 都和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 而农户非农就业劳动力比重和所在地区经济发达程度, 则和农户参与意愿负相关。
(二) 基于灌溉系统是公共池塘资源的假定条件
奥斯特洛姆认为灌溉系统是一种公共池塘资源, 其低排他性和高竞争性有别于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俱乐部物品, 开创了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组织和治理的理论, 并进一步形成了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 (奥斯特洛姆等, 2011) 。该理论将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视为一个集体行动的行动情境, 受外部三种因素的影响:自然特征、社群特征和制度安排等因素。这三种因素影响了行动情境结构, 即不同参与者的成本收益对比, 从而影响了农户的参与行为决策。灌溉系统的自然特征包括灌溉系统的规模和水文边界、灌溉用水的可获性和灌溉设施的类型和数量等;社群特征包括农户团体的规模、同质性、农户的组织化程度、社区的开放性和稳定性、社会资本、领导人的能力和作用等;制度安排包括相应的公共管制、市场安排、灌溉管理组织所处的经济环境条件等, 如外部权威的干预或命令、同一地区灌溉农业的历史或已经组建的农民用水者协会的数量和比例等 (奥斯特洛姆等, 2011;Fujiie et al., 2005;Bandyopadhyay et al., 2007) 。
基于这一理论, 张兵等 (2009) 以江苏省苏北地区为例, 分析了研究农户参与农民用水者协会管理意愿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灌溉系统的自然特征因素中, 灌溉系统配套完好率与农户的参与意愿负相关;社群特征因素中, 户主文化程度、户主对参与式灌溉管理的认知程度、非农劳动力占家庭劳动力比例, 以及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家有村干部, 都和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 而社会资本的另一个代理变量——农村人情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 则和农户参与意愿负相关;制度安排因素中, 政府支持变量与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黄玉婷等 (2013) 通过对江西省5个粮食主产县的农户调查分析, 证明灌溉系统的自然特征中, 农田完整率和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 而水田种植作物的选择则负向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社群特征中, 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都和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制度安排中, 用水协会成立时间、用水协会规模以及用水协会成立时是否征求农户意见等因素都和农户参与意愿显著地正相关。
部分学者更加具体地分析了特定因素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 或者特定农户群体的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许朗等 (2015) 专门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 以安徽省淠史杭灌区为例, 从网络、信任和规范3个维度测算农户社会资本, 证明社会信任指数和社会网络指数均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社会规范指数的影响则不显著。郭玲霞等 (2009) 以甘肃省张掖市为例, 妇女的参与程度低, 其参与意愿主要与社群特征因素有关, 主要是与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态度、心理素质呈显著正相关, 与年龄、家庭规模呈显著负相关。
二、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灌溉系统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学者们关注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带来的政策效果。最直接的影响是对灌溉用水和灌溉设施等灌溉系统的影响, 间接的影响则是对作物产量等农业生产的后续影响。不同学者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差别较大, 一些文献研究认为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系统没有显著的影响, 而更多的研究则发现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系统有积极影响, 而且对农业生产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可以进一步帮助低收入群体提高农业收入。分别整理如下:
(一)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灌溉系统没有影响
国内较早探讨这一问题的是王金霞等人。王金霞 (2005) 的调查发现黄河流域的村集体管理制度被用水协会和承包管理模式逐步取代, 但“自上而下”的改革多数流于形式, 只有那些建立了有效节水激励机制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才能实现节水的目标, 而名义上的农户参与行为没能带来灌溉用水效率的提高。王亚华 (2013) 认为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这种“自上而下”的特征, 在“层级推动—策略响应”政策执行模式下, 基层政权组织策略性地完成上级政策, 同时也契合当地实际和满足自身利益, 这导致用水户协会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也伴随大量的低效和流于形式。其深层根源在于目前的基层灌溉管理实践中, 一些地区缺乏用水协会有效运作的条件及对用水协会的制度需求。对此, 韩青、袁学国 (2011) 对甘肃省张掖地区的调查也表明, 在行政干预下“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用水协会, 普遍由村委会领导兼任协会负责人, 管理决策也是行政命令式的模式, 这会导致用水户对灌区事务的管理并不具有真正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用水户对灌溉管理的民主参与并没有达到节约用水的目标, 尽管他们的实证结果证明成立用水协会比村集体管理能节约灌溉用水。
(二)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灌溉系统和农业生产有积极影响
王金霞等人对用水协会的后续研究发现了用水协会的节水效果。成诚、王金霞 (2010) 的调查表明, 和2001年相比, 2005年黄河流域用水协会已经成为灌溉管理改革的主要方式。和村集体管理几乎没有农户参与相比, 有70%的用水协会允许农民参与选举用水协会的管理者或者邀请农民参与协会的日常会议, 而且用水协会管理透明度更高, 90%的用水协会告诉农民水费的收取方式、灌溉水量和实际灌溉面积等管理信息。与改革初期不同的是, 改革不完全是上级政府政策干预的结果, 当地的资源和社会经济特征等因素也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王金霞等 (2011) 进一步对比了2001~2004年和2004~2007年两个时间段黄河流域用水协会的节水情况, 发现用水协会的成立显著促进了作物用水减少的速度, 他们认为管理者在新的制度安排及相应的激励机制作用下, 更加注重对灌溉系统的维护运行及灌溉供水的服务水平, 有利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但是用水协会对灌溉用水的影响主要是在用水协会成立初期, 作物用水能显著减少, 如果继续实行这一制度, 节水的效果就不再显著。
国外学者已经证实了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能对灌溉系统和农业生产带来积极影响。如Bandyopadhyay et al. (2007) 对菲律宾的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表明, 农户参与用水协会后, 水费上缴率和渠道清淤水平都有显著提高, 可以使农户的灌溉用水更加及时、足量、稳定, 因而提高了农户的水稻产量。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严谨的计量分析。刘静等 (2008) 对我国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最早的地区之一———湖北漳河灌区和东风灌区的农户调查, 证明用水协会的建立可以提高农户的灌溉频率, 从而改善了灌溉质量, 这主要得益于用水协会成立后, 有更多资源投入到渠道运行和维护以及灌溉及时性的提高上。他们进一步证实用水者协会主席的有效的民主选举可以促进农民参与, 使农民在渠道的运行和维护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金, 从而可以提高水稻产量。
孟德锋等 (2011a) 认为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提高了灌溉及时性, 满足了作物需水高峰期的最优用水量, 因此, 提高了作物的灌溉用水效率, 而且孟德锋等 (2011b) 进一步认为农户参与行为增加了农户灌溉次数, 更便利的灌溉条件可以使农户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配比, 进而提高了作物产量, 而且在需水量更大的作物上表现更加明显, 进一步, 作物产量的提高也增加了农户的种植业收入。周利平等 (2015) 的实证研究表明, 用水协会对农户水稻产量有正向影响, 对晚稻产量的影响显著, 而对早稻产量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 周利平等 (2016) 的经验分析发现, 用水协会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
赵丽娟 (2015) 分析了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农户的计生资本整体的影响。她发现, 农户参与行为对由耕地、用水量和农村生态环境合成的自然资本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但对农田水利设施、作物产量和农户牲畜拟合的物质资本变量、由农户家庭打工人数、看水劳动力和浇水时间组成的人力资本, 以及社会资本拟合变量都具有正向的积极影响, 从而在整体上对农户的计生资本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
(三)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低收入群体的积极影响
有部分学者进一步考察了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贫困农户等低收入群体的影响。Bandyopadhyay et al. (2007) 认为农户参与式灌溉管理照顾到了贫困农户的灌溉用水需求, 比如在用水分配计划之外, 按贫困农户的需求不定时放水等措施, 满足其灌溉水量和及时性, 因此可以使贫困家庭的水稻产量比中上等收入农户的水稻产量有小幅上升, 所以不会拉大贫富差距。孟德锋等 (2011a) 认为在中国的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中, 用水协会来自上级部门照顾低收入农户的政策压力和扩大农户参与面的目标, 使其能照顾到低收入农户的实际灌溉需求, 从而使其灌溉更加及时和稳定, 因此, 低收入农户的灌溉用水效率比其他农户相对更高。孟德锋等 (2011b) 认为低收入农户的作物产量因为灌溉用水效率的提高而增加, 从而其种植业收入增加, 而且增加幅度要高于中高收入农户。
三、对已有文献的评论
综合已有研究发现, 目前文献从灌溉系统是公共物品, 或者是公共池塘资源的假定出发, 具体分析了农户参与灌溉管理意愿及行为的影响机制, 这对于加强灌溉管理改革中农户参与, 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带来的影响, 多数文献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但目前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已有文献指出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总结如下:
第一, 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较为粗略。目前研究还停留在灌溉组织层面分析农户参与灌溉管理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 或者仅仅对比农户的参与用水协会和村集体管理的参与意愿, 尚缺乏农户参与行为层次的深入分析。灌溉管理制度, 就村集体管理和用水协会管理而言, 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下农户参与管理行为的参与机制在层次、深度上差别较大, 目前的研究缺乏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
第二, 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用水的影响, 文献有节水和用水量增加 (灌溉次数增加) 两种相反的结论, 究竟是原有浪费的水资源节约, 还是灌溉水量不足情况下的进一步满足, 这个仍需要在提高灌溉用水效率的前提下进一步讨论。而且, 中西部缺水地区和东部水量充足的地区在提高灌溉用水效率上有何差异, 也没有做深入讨论。
第三, 农户参与式灌溉管理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反贫困作用分析, 已有文献多以水稻产量作为单一考察对象, 尚缺乏不同作物产量变化的比较和作物种植结构的考察, 而且也缺少对中西部干旱地区、半干旱地区和东部雨水充沛地区的具体差异分析。
第四, 研究方法上, 现有文献研究多是截面数据, 缺乏不同年份的详细对比数据, 而且所用计量方法多是简单的二元选择模型、工具变量法、生产率测定法等, 缺乏统一理论框架下不同方法之间的对比验证, 因而得出的关于参与式灌溉管理政策效果的结果尚不一致。
综上所述, 今后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研究, 需要进一步分析比较不同灌溉管理制度下农户参与行为层次的影响机制差异, 在此基础上, 论证农户参与行为如何提高灌溉用水效率的途径, 以及比较不同地区之间灌溉用水效率的差异, 进而探讨作物生产中不同作物产量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区之间作物种植结构的差异。在研究方法和数据上, 需要不同年份的追踪数据, 以及同一理论框架下, 不同计量分析方法的结果对比分析等。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 有利于参与式灌溉管理的深入、持续进行。
摘要：强调农户参与、建立用水协会已经成为我国灌溉管理改革的基本方向。文献研究在灌溉系统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公共池塘资源属性两种观点下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而且多数文献证实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灌溉系统和农业生产有积极影响, 其反贫困作用较为突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改进计量分析方法, 加强数据整理, 分析不同层次上农户参与机制, 探讨农户参与行为提高灌溉用水效率的途径, 以及比较不同地区、不同作物之间产量、种植结构之间由农户参与行为带来的差异。
关键词：参与式灌溉管理,农户参与行为,灌溉绩效,反贫困
农户参与 篇2
关键词：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户参与程度；层次分析法；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1—0452—03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着分散农户，为他们提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生产性、非生产性服务。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条件、现状及发展对策等。何军等认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的重要条件；关锐捷等认为，我国社会化服务体系已初步形成组织载体多层次、服务内容多元化的格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服务内容与农民的需求差距大、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农业服务机构体制不深人、民间主体承担风险大等；郁大海等认为，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对策主要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组织载体、提高金融服务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要完善独特的组织优势，应强化专业合作社及龙头企业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建立现代农业风险防范体系，要改革政府服务机构体制，提高农村资金供给能力。实证分析主要围绕社会化服务需求方面，孔祥智等基于2007年山东、山西、陕西3省6县323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对其横截面数据进行Probit回归分析发现，农户内部禀赋如年龄、教育程度对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影响显著，化肥、良种购买的需求仅与区域经济状况相关。
目前，农户类型出现分化，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现代农业不再满足农民实现自给自足，技术从农民中分离，农村社会化服务需要构建和完善以生产销售、科技、信息和金融为主体的服务体系。本研究在分析农户对农业服务需求程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指标，合理量化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需求，补充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存在的不足，将研究领域进一步向微观层次拓展，以期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1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指标建立
1.1框架分析
基础层次的农户经营分散、非组织化，单个农户的信息搜寻成本高，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是实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一条重要途径，客观上要求其内部各环节、各领域、各经营主体进行分工合作。农业服务通过集中化、专业化、一体化的服务形式，不仅有利于扩大农业服务经营主体的规模，还有利于形成关联产业的群体优势，实现服务上的规模效益。
农民土地不仅具有财富功能，而且具有养老保障功能，导致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不同的机会成本会影响农户对社会化服务需求的程度，目前农民务农机会成本高，逐渐形成兼业性特征，从而促使其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增加，往往会选择其他收入更高的非农行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拥有完善的技术知识，服务上的规模效益减少了生产成本，相较于农民，社会化服务组织具有比较优势，现代农民往往会选择服务外包，而非传统农业的自产自销。
1.2评价因素的选择及权重确定
为有效衡量农户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参与程度，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各环节重要性的权重，并以此作为农户参与程度的依据。根据种植业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内容，结合其他成果及专家意见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图1），包括产前、产中、产后服务3个一级指标Bj和7个二级指标Ci；向专家和农民进行调查，对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重要性进行两两之间打分比较，并将数据汇总，建立比较矩阵，运用软件对各环节重要性权重进行分析计算，详见表1，結果表明，3个一级指标中，重要性顺序分别为产中服务、产后服务与产前服务；7个二级指标中，播种育苗服务排列首位，其次为收割服务，其余排列也与专家预测的结果相一致。
2调研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2.1调查情况概述
2013年6—8月，对江苏省苏北5市（县）8乡镇12个村庄的386户农户进行调研，回收问卷386份，其中有效问卷381份，被调查的农户中有304户从事农业生产。本研究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角度分析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参与程度及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调研农户的基本情况为：家庭平均人口3.877人，其中从事农业的人数平均为2.191人；从事农业人员平均年龄52.28岁，受教育年限为7.249年；平均每户拥有土地2.259块，耕地面积0.316 hm2，平均家庭总收入55 766元。
需求度是指某一环节中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完成生产的农户占所有农户的比例。由表2可见，江苏省调研地区农户购买良种、化肥服务的需求率较高，农户不仅仅局限于村小店购买等渠道，这可能与农技站、粮种公司的积极宣传推广有关；播种育苗及收割服务的需求率也普遍偏高，样本农户主要选择租用农机、雇佣收割队等方式，这反映当前机械化水平较高，导致农户普遍选择租用农机代替劳动力；获取价格及销售服务环节样本农户的需求率较低，调研地区农户余粮的销售渠道较少，多数选择贩子上门收购，少数农户会选择合作经济组织收购这一渠道，對于这一问题，村政府可以引导农民组建销售合作组织，或者与龙头企业签订销售合约，以拓宽农户的销售渠道。
2.2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现状
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nlc202309040128
2.3农户就业情况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分析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许多村镇缺少青壮年劳动力，从而出现农业老龄化、女性化的现象，再加上近年来许多农民从农业生产转向其他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加，农业从业人员数也越来越少。因此，本研究将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农民兼业现象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予以分析。首先，将样本农户分为劳动力流转农户、非劳动力流转农户2种类型；其次，根据调研实际情况，将夫妻共同外出打工仅留老人在农村的农户归类为举家迁移，家庭中除外出打工人员仍有劳动力在农村的农户归类为个人迁移型，对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进行细分，同时将非劳动力流转型农户分为纯农户、兼业户。
由表3可见，纯农业户共50户，占总样本数的16.45%，其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均值最小，这部分农户的年龄相较于其他样本偏大，由于他们没有从事其他行业，往往拥有更多的时间务农；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达125户，占总样本数的41.12%，其中举家迁移仅剩老人在家务农的农户数有43户，夫妻中有1人外出打工的农户数达82户，劳动力转移情况较为普遍，这部分劳动力流动型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均值较高，可能是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家中务农存在老龄化及女性化的现象，无法完成繁重的农活，从而选择机械化服务来代替自身的劳动力；非劳动力流转的兼业户达129户，占总样本数的42.43%，近半数农户同时从事农业、非农行业，其社会化服务平均参与程度也不高，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农民还居住在各自村中，当遇到农忙时节，他们会选择下班或请假来务农，因而参与程度较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要低一些。
2.4土地经营规模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
样本农户种植面积平均为0.316 hm2，其中最小值为0.013 hm2，最大值为2.667 hm2，种植规模大、中、小均有。因此，本研究针对农户种植规模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予以分析。由表4可见，农户经营土地规模主要为小、中性规模，大规模种植农户相对较少；小规模农户社会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均值较低，主要集中在>20%～60%之间，这部分农户可能由于耕地面积小而选择通过自身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服务；大规模农户社会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均值较高，主要集中在20%以下及>60%～80%之间，前者农户会选择雇佣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服务，后者农户由于存在服务上的规模效益，会选择租用农机、收割机来替代自身劳动；中等规模农户的参与程度均值在3组样本中最高，主要集中在>40%～80%之间。
3结果与分析
3.1模型说明与变量设置
本研究采用的多元回归模型为：
式中：serv为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得分情况；age为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成员的平均年龄；fem为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是否以女性为主导，fem=1表示以女性为主导，fem=0表示以男性为主导或男女数量相等；edu为从事农业生产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flow为农户中是否有外出打工的劳动力，flow=0表示此农户没有劳动力流动，flow=1表示具有劳动力流动的人口；land为人均耕地面积；linc为家庭总收入的对数形式；org为村庄拥有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程度。根据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情况，按0～9进行打分，分数越高，表示社会化服务程度越强。
3.2统计分析与解释说明
统计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不高，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这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利用stata 8.0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模型的整体效果良好。由表5可见，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是影響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是否为劳动力流动农户”变量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农户如有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则此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程度越大，这与之前的预测一致；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也是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之一，“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人数”变量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农户从事农业人数越多，其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越小；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的变量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越高，该地区农户参与程度越高；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水平、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4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江苏省苏北地区30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影响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劳动力流动型农户及农村社会化服务程度对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显著；农户平均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对农户参与程度影响不显著。
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为：（1）应发展社会化服务主体，提高服务水平。村镇社会化服务水平是农户参与的基础，政府应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民间组织的支持，提高组织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2）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结合各地自身特点，并根据经济的发达程度、农业产业化及社会分工水平，因地制宜构建有特色的社会化服务体系；（3）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受外部因素及农户自身因素共同影响，政府因结合当地农户自身特点及该地农业特征有效地制定政策。
农户参与 篇3
近些年食品安全问题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牛肉作为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肉类食品之一, “牛肉膏”、 “瘦肉精”等食品质量安全事件也是频繁发生。同时, 随着国际市场对牛肉进出口限制的加强, 特别是对牛肉的可追溯性提出要求, 加强牛肉质量安全管理势在必行, 这不仅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更有利于我国肉牛产业的发展。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是导致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 并且这种信息的缺失会随着食品供给链条的增长而加重 (Antle, 1995) 。食品可追溯体系作为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披露工具, 可以实现食品生产全程质量安全信息的跟踪与追溯, 为政府和消费者提供关于食品质量安全的真实可靠信息, 有助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Hobbs, 2004) 。在此形势下, 牛肉可追溯体系应运而生。①
近年来, 我国肉牛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肉牛产业化进程加快, 〔1〕形成了 “公司+农户”等发展模式。随着物流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食品供应链管理兴起, 这促进了肉牛产业化的发展, 从而为牛肉可追溯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2000年欧洲爆发的疯牛病大大推动了欧洲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 牛肉生产大国法国已在全国范围内对牛肉实施强制追溯。〔2〕发达国家牛肉可追溯的实施为我国提供了经验借鉴。我国的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起步较晚, 农业部于2004年在京、津、沪等8个城市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试点工作, 商务部等部门也于2010年至2012年分3批共35个城市进行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试点建设。目前, 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存在两种明显的发展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 即由农业部、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出资支持试点城市建立区域性可追溯系统平台, 鼓励企业加入系统平台, 并可实现追溯信息的消费终端查询;二是企业主导模式, 即企业在农业部等政府部门的鼓励支持下自主研发和运行或者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研发和运行自己的牛肉可追溯系统, 并可实现追溯信息的消费终端查询。其中, 第一种模式在发展初期更注重蔬菜和猪肉的可追溯, 牛肉可追溯体系则发展较慢;第二种模式下的牛肉可追溯体系发展较快,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金维福仁清真食品有限公司、陕西秦宝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牛肉可追溯系统皆是在该模式下发展起来。
我国现代肉牛产业在为了保证牛源和降低成本的情况下, 形成了 “公司+ 农户”等发展模式。“公司+农户”模式下牛肉可追溯体系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农户和消费者等利益主体的共同努力。各利益主体为了各自利益做出行为选择, 彼此之间又相互作用, 这才使得该体系正常运行。因此, 要实现牛肉可追溯体系的运行, 必然要厘清三大利益关系:一是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二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是政府与企业、农户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中, 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牛肉可追溯体系的实现。农户的积极参与不仅关系到牛肉可追溯在犊牛繁育阶段的具体实现, 还对企业实施可追溯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 农户为企业保证了牛源, 还分担了养殖基础母牛的成本, 从而有利于企业利润的实现。厘清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实现牛肉可追溯体系的有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关于食品可追溯体系利益主体的研究, 更多还是集中在利益主体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方面, 也有就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 但更多是理论分析, 〔3〕缺乏实证研究。有研究者对可追溯食品产业链各环节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情况进行过实证研究, 其中对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 但仅针对猪肉和蔬菜可追溯体系;〔4〕〔5〕还有研究者对蔬菜可追溯体系的纵向协作形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其中对企业和上游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 但同样也是仅针对蔬菜可追溯体系。上述研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 但由于蔬菜和牛肉生产特点不同以及可追溯实现难易程度也不同, 因此已有研究成果的推广具有很大局限性。本文在全面了解中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概况的基础上, 以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研究 “公司+农户”模式下牛肉可追溯体系参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主要就企业对农户的激励机制和农户对企业的反馈机制两方面展开分析, 发现仍存在的问题, 以期为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二、案例选择及说明
鉴于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雪龙公司) 在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方面的领先地位, 因此, 本研究选择该企业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企业调查。同时, 选择大连瓦房店市和普兰店市为案例地进行农户调查。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 一是该地是雪龙公司在大连与农户合作养殖肉牛的主要地区;二是雪龙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在当地发展较为成熟。本文的数据资料绝大部分来源于2011年11月笔者在大连市的实地调查, 还有部分数据资料来源于雪龙公司的网站。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 投资总额3.15亿元, 注册资本1.2亿元, 从业人员1000余人, 是集肉牛繁育饲养、屠宰加工、稻草饲料加工、生物有机肥生产等于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该公司已获得ISO9001:2005和ISO22000:2005管理体系认证、HACCP食品卫生安全体系认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注册 (出口) 认证以及绿色食品认证、清真食品等, 曾为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提供餐饮牛肉。在农业部 “948”研究项目子课题基础上, 雪龙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肉牛研究中心、北京华芯同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于2006年成功研发并运行牛肉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该追溯系统基于RFID技术实现了从精液发放、繁殖培育、技术服务、犊牛收购、入场整理、育肥、防疫、屠宰、终端销售等全程追溯, 它是目前国内相对严格的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
结合雪龙黑牛的一体化生产现状, 可将追溯系统的功能区域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 农户繁殖阶段。雪龙公司采取 “公司+农户”和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养殖模式, 由公司提供精液, 农户利用自家基础母牛为其繁育犊牛, 犊牛养殖大概半年之后, 由雪龙公司负责回收继续育肥。在此阶段, 小牛出生7天之内, 由雪龙公司的巡饲员和委托的配种员为其打上耳标, 耳标上有一个编号和出生日期, 编号是唯一牛号, 并将母亲编号、父母品种、出生日期、重量、毛色特征、出生养殖户等信息记录在繁育台账, 每头雪龙黑牛自出生就会有一个纸质档案和一个电子档案跟随其一生, 即时记录各种质量安全信息, 统一保存在雪龙公司的档案库中, 便于管理和查询。牛肉销售后, 档案将在档案室保存两年, 然后转至资料库里永久保存。第二, 牧场育肥阶段。犊牛长成架子牛之后, 雪龙公司按照合同规定进行回收, 为确保无疫病, 先将牛运送到隔离场观察一段时间, 然后再进入公司育肥场集中育肥, 并再打一个耳标, 分配一个唯一的入场号, 在此期间所有的用药防疫、饲料投入等情况都会即时记录在案。第三, 屠宰分割阶段。屠宰前, 会检查核对所有信息、传递基本信息至屠宰场数据库建立待宰牛档案, 此时会再给牛分配一个且是唯一的屠宰号, 屠宰号和之前的农户繁育阶段的编号、入场号是一一对应的;屠宰后, 先将每头牛一分为二, 将胴体检疫、评级、重量、排酸制冷等信息即时记录在案, 然后进行多分体精确分割, 将系统打印出的二维条码贴在相对应的肉块上。第四, 加工销售阶段。雪龙公司除了拥有一套内部追溯管理系统 (包括繁育、育肥、屠宰等信息, 其中就有用于终端追溯查询的基本资料) , 还拥有采购子系统、销售子系统和外部追溯查询系统。牛肉产品入库前, 为了便于管理, 会再分配一个存货编号。随后, 雪龙公司根据市场需求, 将牛肉运往各地。消费者在购买到雪龙黑牛肉后, 可登陆雪龙公司网站进行追溯信息查询, 可以查询到犊牛阶段的父母基本信息和养殖户信息、架子牛阶段的养殖场信息和防疫饲料信息、屠宰分割阶段的肉的等级等信息。
瓦房店市和普兰店市并非所有的养牛户都繁育雪龙黑牛, 有的地区是受限于雪龙公司未与当地建立合作关系, 但在建立合作关系的地区, 也有较大比例的养牛户并不繁育雪龙黑牛。在参与养殖雪龙黑牛的农户中, 有的农户愿意继续养殖, 有的农户则不愿意继续养殖;在未参与养殖雪龙黑牛的农户中, 有的农户愿意尝试养殖, 有的农户则不愿意养殖。因此, 本文利用二维利益相关矩阵, 以农户养殖雪龙黑牛的参与度和意愿度作为维度, 在与雪龙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地区, 挑选四位具有不同参与度和意愿度的农户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调查, 以更全面了解雪龙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三、牛肉可追溯体系参与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关系
由于养殖基础母牛的高成本, 企业并不愿意自己繁育犊牛, 往往寻求与农户的合作。雪龙公司采用的 “公司+农户”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该模式为雪龙公司降低了成本, 一定时期内还保证了牛源。然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 当地牛源出现短缺。雪龙公司先后在山东招远、重庆酉阳等地建立牧场, 复制 “公司+农户”模式, 以调动当地养殖户合作养殖的积极性。随着雪龙公司在全国各地建立起现代化牧场, 这种合作模式也得到推广。
“公司+农户”模式是指企业和农户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使双方都能获利而达到彼此制约的均衡状态。在雪龙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中, 配种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是连接企业和农户的纽带, 企业跟农户的联系主要通过配种员实现。配种员受雪龙公司的委托, 主要负责雪龙黑牛的配种、合同签订、出生信息记录、协助雪龙公司巡饲员对农户养殖的监督指导以及协助雪龙黑牛的收购等工作。由于配种员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雪龙犊牛的回收数量以及可追溯在源头上的实现, 因此雪龙公司给予配种员优厚的经济激励, 每成功回收一头雪龙犊牛给予配种员200元的报酬。调查发现, 配种员一年大概能回收上百头雪龙犊牛, 可观的收入使得配种员有足够动力去认真完成自己所负责的工作。雪龙公司还经常委派巡饲员在配种员带领下对农户的养殖进行监督指导, 一方面可以实现农户向企业反馈养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还可以实现对配种员工作的监督。
在雪龙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中, 企业与农户行为选择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企业是牛肉可追溯的主动实施者, 企业采取措施激励农户参与牛肉可追溯体系, 而农户也会对企业的行为选择做出反馈, 农户的反馈能否得到企业的回应和解决决定了二者的合作关系能否维系, 也决定了牛肉可追溯在源头上能否实现。二者之间既有生产上的利益关系, 又有销售上的利益关系, 主要内容都以合同形式做出了规定。
1.企业对农户参与的激励机制
雪龙公司对农户参与牛肉可追溯体系的激励作用主要有正激励和负激励。正激励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组织需要时, 通过奖赏的方式来鼓励这种行为, 以达到持续和发扬这种行为的目的。负激励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组织的需要时, 通过制裁的方式来抑制这种行为, 以达到减少或消除这种行为的目的。正激励和负激励作为激励的两种不同类型, 目的都是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强化, 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取向相反。
雪龙公司对农户的正激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雪龙犊牛回收价格激励。雪龙犊牛的收购价格长期来看是随市场价格波动而变化, 但短期内 (一年) 收购价格不变, 达标的雪龙犊牛的回收价格一般比市场价格高2元/公斤, 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农户养殖雪龙黑牛的收益, 另一方面降低了短期内犊牛价格市场波动的风险。
二是养殖技术的保障。虽然雪龙黑牛品种优良, 但其犊牛的养殖方式和当地普通黄犊牛并没有差别。另外, 配种由雪龙公司委托专业配种员进行, 如果在饲养过程中遇到困难, 农户还可以和雪龙公司委派的巡饲员联系, 寻求帮助。这些都为农户养殖雪龙黑牛消除了技术方面的顾虑。
三是对农户反馈的积极响应。农户在养殖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能否反馈给企业以及企业能否适时恰当地处理对于农户的可持续合作养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雪龙公司通过经常委派巡饲员对农户的养殖进行指导来保障农户意见的反馈, 并及时对农户反映的问题予以解决。
四是允许雪龙犊牛转让。虽然合同中明确规定合作养殖农户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转让、转卖受孕的母牛和出生后的雪龙黑牛”, 但实际上此规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由于雪龙黑牛的培育耗费大量人财物力, 雪龙公司此举的初衷在于限制品种培育技术外流, 雪龙黑牛在养殖户之间的转让并不存在太多限制, 这一方面降低了合作养殖农户的机会成本, 另一方面也使得跟进合作养殖农户能更快地养殖雪龙黑牛, 更早受益。
五是公司违约的惩罚。合同中规定雪龙公司在无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发生疫情等特殊原因的前提下, 超过合同约定回收日期30天以上仍未回收的, 每头按500元人民币补偿农户饲养费。雪龙公司不回收犊牛的可能性很小, 即便不回收, 上述补偿标准对于农户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农户繁育一头雪龙犊牛的显性成本大概在500元到1000元之间 (未考虑折旧) , 并且农户将雪龙犊牛转卖得到的纯收入要比繁育普通黄牛高, 同时由于雪龙公司研发雪龙黑牛品种的高成本, 农户若转卖损失的反而是雪龙公司。
雪龙公司对农户的负激励主要是对违约的惩罚,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擅自转让、转卖受孕母牛或犊牛的惩罚。合同中规定, 农户未经雪龙公司书面同意擅自转让、转卖受孕的母牛或出生后的雪龙黑牛, 须按每头15000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并赔偿因此给雪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由于农户卖给雪龙公司一头雪龙黑牛的收益一般在5000元~10000元之间, 因此该惩罚对农户的擅自转让和转卖行为具有足够震慑力。即便有企业或者个人出高价收购雪龙黑牛, 农户还会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 由于养殖户多年事已高, 安分守己的心态促使其一般不会选择擅自转让和转卖。
二是对公犊牛未去势的惩罚。由于未去势的公犊牛育肥时会不安心生长, 同时尖锐的犄角很可能对同圈的其它牛造成伤害, 另外, 去势牛脂肪沉积明显增加, 适于生产高档牛肉, 因此出生的公犊牛一般要在出生后1个月~2个月龄内进行去势。合同中规定, 出生4个月以上去势和未去势的降等级按每公斤10元回收 (当年的回收价格为每公斤20元) , 去势不彻底的每头扣款30元。
三是对犊牛重量不达标的惩罚。最初合同中对回收犊牛的重量依据养殖天数设置了两个标准:一是出生后270天~300天, 符合体型标准的黑色或黑褐色雪龙黑牛, 母牛体重250公斤以上, 公牛体重270公斤以上, 价格每公斤20元;二是出生后390天~420天, 符合体型标准的黑色或黑褐色雪龙黑牛, 母牛体重在300公斤以上, 公牛体重在320公斤以上, 价格每公斤20元。后来, 雪龙公司发现, 农户一般养殖270天~300天就足以使犊牛达到标准重量, 因此在随后的合同中取消了后一标准。合同规定, 达不到体重标准, 200公斤以上的黑色或黑褐色雪龙黑牛, 每公斤17元 (当年标准重量犊牛的收购价格也为每公斤20元) , 200公斤以下的则只按每公斤8元收购。上述规定确保了农户精心喂养雪龙黑牛, 缩短了犊牛的生长期。
四是对非空腹称重和病牛的惩罚。合同规定, 对违反空腹称重的每头扣重量20公斤, 对有严重外伤、传染病、重要器官患有疾病的由农户领回治愈后再收购。对有法定传染病的, 雪龙公司不予收购。另外, 回收的雪龙黑牛在一周内死亡, 经相关部门鉴定, 若因农户交牛前喂精料过多或因交牛前所患疾病导致死亡的, 农户应在3日内向雪龙公司退回全部收牛款。上述规定确保了回收犊牛的质量安全。雪龙公司还专门设立隔离场, 对回收犊牛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饲养。
五是对缺少追溯信息的惩罚。合同规定, 收购时农户须同时提交台账、身份证复印件、免疫卡、繁育合同, 否则雪龙公司不予回收, 造成损失由农户自行承担。由于追溯信息的记录、保存与农户和配种员的利益 (配种员是以实际回收的犊牛头数来算报酬) 密切相关, 因此二者皆有足够动力去落实这一工作。实际操作中, 由于存在个别农户遗失合同等现象, 配种员将合同等资料由自己保管, 收购时统一交给雪龙公司, 更加有效地确保了牛肉可追溯在源头上的实现。
2.农户对企业的反馈机制
农户对企业的反馈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通过相应渠道实现与企业的对话来反映相关问题;二是通过是否继续养殖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当农户在合作养殖过程中遇到问题时, 一般会先选择与企业取得联系寻求解决, 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甚至根本无法反馈给企业, 农户则会通过退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在农户养殖雪龙黑牛的过程中存在雪龙黑犊牛比当地黄犊牛生长慢、用雪龙饲料喂养犊牛生长更慢、延付犊牛收购款、养殖过程较为繁琐等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便会影响企业和农户合作关系的持续。
雪龙公司与农户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雪龙公司委派的巡饲员和委托的配种员来实现, 巡饲员会将农户反映上来的问题向公司反映。农户向雪龙公司反映过用雪龙饲料生长很慢的问题, 得到雪龙公司的回应。虽然合同明确规定要 “饲喂雪龙黑牛专用饲料5袋以上”, 否则 “每公斤降价0.50元”, 但由于公司的监管成本很大, 并且雪龙公司也认识到雪龙黑牛生长慢给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因此对农户不使用雪龙黑牛专用饲料的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该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另外, 由于合作养殖农户多为60岁以上的老人, 这部分人群货币的预防动机很强, 多属于风险回避型, 因此雪龙公司拖延交付犊牛收购款的行为对农户的参与积极性造成不利影响。合同中规定“从收购日之日起7天内无异常的视为合格, 余款一个月内还清”。现实中, 有的犊牛收购款拖欠达半年, 农户也反映过该问题, 但雪龙公司在此问题上有自己的明确态度, 一是因为农户养殖的雪龙黑牛可能存在疫病等问题, 需要观察一段时间;二是现金流转问题。雪龙公司和农户达不成一致的后果就是导致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总体来说是一种共赢的模式, 合作之后企业和农户都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第二, “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 农户对企业的问题反馈渠道受到限制, 农户养殖中的一些问题无法反馈给企业或者得不到有效答复和解决, 这不利于企业和农户合作关系的维系。第三, 就可追溯的实现而言, 这样一种合作模式可以保证实现 “溯源”, 但还无法实现对犊牛阶段的兽药饲料信息的跟踪追溯, 由于雪龙公司采取了犊牛进场之后隔离饲养一段时间的措施, 即便农户繁育犊牛时用了违禁饲料或药品, 牛的新陈代谢作用也会将其排出体外, 不会产生太大质量安全问题, 但这样可能会影响牛肉的品质, 对于面向高档牛肉市场的企业来说, 更应该重视这一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不仅对雪龙公司今后更好地寻求与农户的合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对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也具有重要启示:首先, 从企业角度来说, 在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中, 企业多处于强者地位, 随着农户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 企业应该主动建立合作交流平台, 积极响应农户的问题反馈, 这样才能实现合作关系的持续发展;其次, 从农户角度来说, 农户应该提高合作意识, 积极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寻求与企业的平等对话, 争取自身利益的实现;最后, 从政府角度来说, 政府应该鼓励 “公司+农户”这类有助于实现双赢的合作模式, 还应该发挥企业与农户之间矛盾的协调作用, 同时应该建立并完善牛肉可追溯体系的实施规范, 将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推上正常运行的轨道。
摘要：本文在全面了解中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概况的基础上, 以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依据深入企业和农户调研获得的数据资料, 研究“公司+农户”模式下牛肉可追溯体系参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主要就企业对农户的激励机制和农户对企业的反馈机制两方面展开分析。研究发现,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农户”模式总体来说是一种共赢的模式, 但还存在农户养殖中的一些问题无法反馈给企业或者得不到有效答复和解决等问题。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牛肉可追溯体系,企业,农户,利益关系,“公司+农户”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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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参与 篇4
我国是农业大国，一切经济活动、建设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农业的支撑。水利基础设施是农业赖以发展的基础条件，有了良好的水利建设，才能够保证农业生产的有序和增产。农户参与管理决策机制有利于提高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热情，进而推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农业生产质量的提高。
当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管理与决策环节让农户参与进来，是一项提高农业发展的有效措施，但是这个建设环节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农户参与管理决策机制还存在一定问题，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工程存在责任主体不明确现象。责任主体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中不明确，突出表现在支渠的建设中，责任落实难度更大。很多支线工程在建设中所投入的资金有限，容易产生退化和老化现象，缩短工程使用周期。水利工程比较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破坏，加之一些农户素质偏低，随意乱扒乱掘问题严重。而且在用水高峰时期，经常会发生不合理的引水和抢水现象，在用水量较少的时期，水利基础设施就处于一种无人管理状态，进而加快了水利基础设施的老化速度。
水资源浪费现象明显。由于受到传统灌溉方式及水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水资源在利用方面浪费问题严重且比较普遍。我国虽然极力推荐喷灌方式，但是利用率却不是很高，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中，由于灌溉意识、技术和资金的影响，很难满足喷灌需要的条件。因此，当前农业生产中使用的依然是漫灌的方式，造成了水资源的极大浪费。很多地区也普遍存在水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象，浪费现象更为严重。
征收水费工作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农户参与管理决策机制在当前的发展中，征收水费工作受到的制约因素比较多。水费征收涉及范围比较广，环节比较繁琐，给管理造成很大困难。而且拖欠水费现象较多，水费也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足额征收，都给水费的征收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农户参与管理决策机制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的大环境下，农业生产面临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生产只有与时代的大环境相适应，才能够保持发展的动力，使生产的各方面设施得到良好建设。因此，加大对农业生产各项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高农业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农户参与管理决策机制的产生，是大势所趋，有利于更好的推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农民参与为基础的良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体系。农户通过在决策与管理过程的参与，能够提升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与主人翁意识，进而保持较高的建设与生产兴致，规范管理和建设工作。农户参与管理与决策机制的实行可以加快用水户和水利基础设施管理组构建一个共同的利益集合，进而提升使群众管理热情得到有效提升，让农户自己参与到自己农田的管理中，和自身利益直接挂钩，更有利于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而提高自身节水与合理用水意识。农户参与管理决策机制的应用，通过让农户参与到水费征收环节，而简化了水费的征收程序，使水费征收管理环节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而且有利于降低农户所承担的水费负担，提高农户个人的经济效益。
农户参与管理决策机制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有效措施
加快各项相关制度的完善，保证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农户参与管理决策机制应该纳入到国家级农业生产规划中，并定期聘请专家开展专业知识讲座，丰富农户水利基础社会管理技能与经验。并不断加大农户参与管理决策机制的宣传，让更多的农户主动参与到水利基础设施管理与决策中，有效利用报纸、电视、网络、农业技术杂志等，提供农户对决策与管理认识，了解农户参与管理决策机制的内涵与积极性，并对农户参与的方式加以引导，让农户通过正确的参与方式，提高水利基础设施管理与决策水平和能力。
政府合理干预机制建设，做好示范。农户属于微观经济主体，所关心的是自身利益的获得，而不会对社会成本投入过多的重视，就形成了一种不和谐的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关系，进而导致市场的失衡。因此，政府要采取合适的干预手段，加大对微观主体对外部社会因素的重视与感受。农户参与管理决策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长期的建设与坚持，需要在水利基础设施初期做好示范，起到带头作用。政府也要牵线搭桥，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科研单位、专家、农户之间的联系，形成以企业为主导，利用市场调节实现水利基础设施更好地发展。
对农村人力资本建设投入更多的重视。农户自身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意义的理解不够深刻，且管理与决策意识及能力较弱，因此，要积极开展对农户文化知识和管理决策技能的培训，投入更多的培训人力、财力与物力，最大化提高农户的文化知识程度，提高农户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并尽量为农户建立一套有效信息交流平台，为农户参与管理与决策过程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农户参与 篇5
一、参与式灌溉管理组织职能探析
结合选取区域范围的灌溉管理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该区域具有降水量相对较少、蒸发系数高的实际情况,灌溉主要依靠的水源是过境水。与此同时,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水资源的分配存在着一定的不均匀问题,这就导致供水过程相对不协调,给群众的正常用水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该区域开展了用水管理组织的改革,并建立相关的改革试点,并沿用组建规范并举的管理方式,实现了区域灌溉管理效率的快速提升。截至2009年,该区域已经建立了接近700个用水协会组织,实现了人民群众高度参与用水管理过程的局面。
从该区域用水协会的建立过程和组织模式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用水协会是以“村”为基本组成单位,自上而下的建立的村民自主管理组织。首先,村民根据自身的用水需要,向上级单位提出建立用水协会组织的需要,然后,上级管理组织根据村民的实际需要,为该组织等级处理,并在村庄范围内召开选举大会,形成用水协会的常务管理组织人员,并选择出相应的直接管理人员。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先通过用水协会组织成立议案,再通过对水资源的合理测量,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按照自身的需求,获取足够的水资源。综合起来看,进行用水协会组织建立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村民用水权利、保证水资源测量精确度、及时收取水费,是灌溉管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区域灌溉管理数据分析
结合201 0年相关区域的数据,可以发现,当地区域所进行的灌溉行为主要利用地表水。调查选择了5个用水协会,并通过对其中的人民群众进行相关的问卷调查,获取了相关的研究数据。其中,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用水协会成立前后人民群众种植农作物的生产成本对比;第二,农作物的用水量情况以及接受灌溉的顺序;第三,人民群众参与灌溉管理过程的参与度情况;第四,用水协会选举的透明度情况;第五,村庄的经济发展状况等。
结合调查问卷得到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随着灌溉管理方式改革的逐步推进,区域村庄所种植的农作物消耗水资源数量逐步减少,所采取的灌溉方式也从传统的土渠转换成为了防渗水渠,有效的控制了水资源的浪费情况,灌溉效率有了明显的提升。
三、参与式灌溉管理对农户用水行为的影响探析
灌溉过程是人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灌溉过程运行过程中,其成本主要受到政策因素、环境因素、自身因素的营销。具体的来说,在北方相对干旱的区域,农作物的生产过程受到了水资源的一定制约,这也是进行灌溉管理的根源。与此同时,与节水工程的效果和灌溉管理组织结构的完善程度、灌溉工程设备的完备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灌溉的成本价格也将对人民群众的用水过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具体的来说,人民群众在进行农作物的种植过程中,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这就需要在引进先进的灌溉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对人民群众的实际用水量进行有效的调控,鼓励人民群众采取节水手段,进而达到控制水资源浪费的目标。
二、实证研究
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首先,对参与式灌溉管理组织的建立进行研究,并集合其建立前后人民群众用水情况的差异,判断参与式灌溉管理组织的建立效果。本文选择了该组织建立前一年(2005年)以及建立后2009年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在2002年,采用的用水收费制度是按照村民的种植面积收取的,在2009年,则是按照村民使用的水的数量来完成的。因此,在2002年,村民大部分采用的是大水漫灌的方式,水资源浪费情况严重,在2009年,则采用的是节水灌溉的方式,有效的降低了对于水资源的消耗。
其次,进行的水权转让制度对于村民用水过程的营销。结合相关的数据,可以发现,随着人民群众参与到灌溉管理过程的程度越高,村民实际的用水数量就越少。因此,可以发现,适当的控制用水管理组织结构,保证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对于控制水资源浪费情况有着明显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进行用水管理的过程中,采用参与式灌溉管理组织模式,可以对传统的用水收费制度进行更新设计,并提升村民参与灌溉管理的积极程度,对于改善原有灌溉局面,促进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有着明显的作用。因此,可以发现,推广参与式灌溉管理模式,有着很高的现实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赵立娟,乔光华.农民用水者协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9,1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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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静,Ruth M einzen-Dick,钱克明,等.中国中部用水者协会对农户生产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8,02:465-480.
[4]姜东晖,胡继连,武华光.农业灌溉管理制度变革研究——对山东省SIDD试点的实证考察及理论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09:44-50.
农户参与 篇6
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理论界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牛若峰等,1999;黄祖辉等,2002;黄胜忠等,2008)。但是,纵观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特别是合作社本身的角度出发,以规范分析为主,实证分析的比较少。从微观角度,特别是农户自身的角度出发,运用全国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多(孙亚范,2003;郭红东等,2004;钟智利等,2008)。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和最终实施的主体应该是农户,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应以尊重农户的意愿为前提,以满足农户发展需求为根本目的。因此,研究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以及影响因素,对于把握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方向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非常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影响农户参与因素的理论假设
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其行为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的决策就是基于其参与前后的收益比较。如果参与合作社后的净收益大于未参加合作社的收益时,农户就会做出参加合作社的决策。其中,净收益是指参加合作社后的收益减去参与合作社需要付出的代价,包括入社费、资金入股的机会成本等等。
目前,关于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不少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孙亚范(2003)认为农民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主要因素。郭红东等(2004)认为户主的文化程度、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农产品卖难问题、政府支持程度等是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因素。周月书、赵敏(2007)认为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当前生产状况和销售状况、农户对合作社的评价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钟智利、周娟等(2008)把影响农户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需求的因素归纳为农户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并选择了农户的户主特征和农户的经营特征来表征农户自身因素,农村贫富差距、有关部门提供的服务及现有的各种合作经济组织等因素来表征外部环境。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把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因素归纳为农户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指市场特征和当地经济环境,农户自身因素主要是指农户户主特征和农户经营特征。具体这些因素对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影响假设如下:
1.农户户主特征。农户户主特征主要是指农户户主的文化程度、年龄和对专业合作社的认知程度。一般来说,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其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速度也越快,因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认知程度相应较高,其加入的意愿就相对比较大。关于年龄这个变量,从理论上说,它对参与行为的影响并不明确。一方面在我国农村农民的年龄与文化程度呈明显的负向关系,农民年龄越大对专业合作社的认知程度越低,因而其参与的意愿可能越低;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年龄大到一定程度,农民受自身能力和精力的限制,生产和销售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会比较多,更希望得到专业合作社的帮助,因此其参与的意愿又可能会较高。对于农户对于专业合作社的认知程度这个变量,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农户的认知程度越高其参与意愿就会越高。
2.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农户生产经营特征主要是指农户的经营规模、兼业化程度与商品化程度。从理论上讲,经营规模大的农户,由于其产品的销售量、资金的需求量相对较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一般小规模经营农户要多,因而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愿望可能会比较强烈。同时,农业经营兼业化程度低的农户,由于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强,参加专业合作社有可能带来的预期收益要高于兼业化程度高的农户,因而其参与意愿可能会高于兼业化程度高的农户。农户的商品化程度在本文中主要指农户所种植的农产品用于出售的比例。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越高,它的相对投入和生产风险也越大,因此其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意愿也就更强烈。
3.农产品销售市场特征。农产品销售市场特征主要是指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和农产品销售难易程度。一般认为,农产品价格波动越大,农户获取预期收益的风险也越大,因而其参与合作社的愿望也就越强烈。至于农产品销售难易程度,如果农户在销售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越多,他就越希望借助合作社来实现统一销售,因而其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愿望也就越强烈。
4.当地政府的支持程度。当地政府的支持程度主要影响专业合作社的创立成本和运行成本,并且政府的支持程度影响当地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这样会更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有利于农户对增加了解,更有意愿加入。
二、影响农户参与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问卷主要是由浙江大学三农协会以及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利用2009年2月份寒假回家调查获得,共发放问卷1004份,收回1004份,其中有效问卷984份,有效率达98.01%。本次调查共涉及23个省,由于生源关系,样本选取方面以浙江省的偏多,占63.7%。
(二)被调查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总体情况
从调查情况来看,只有11%的被调查农户参加了农民专业合作社,89%的被调查农户还没有参加。当对没有参加农户,问到是否有意愿参加合作社问题时,55.07%的被调查农户表示愿意参加,44.93%的被调查农户表示不愿意参加。这表明,我国目前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比例并不高,而农户的参与意愿却比较高。
当问到为什么没有参加合作社这一问题时,被调查农户有意愿参加而没有参加的农户中,高达87.56%的农户选择了附近没有合作社,7.89%的农户选择了参与合作社成效不大。
从被调查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年数来看,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年数并不多,其中加入时间在1-3年的农户所占比例为68.81%,而加入时间为4-6年的占22.93%,加入时间在6年以上的仅占8.2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三)实证模型
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本文将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意愿(以下简称“参与意愿”)定为以下几个变量的函数:(1)农户户主的个人特征;(2)农户的生产经营特征;(3)农产品销售市场特征;(4)当地政府政策;在此,将其归纳为以下函数形式:
农户参与意愿=F(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变量,农产品市场特征变量,政策因素特征变量)+随机干扰项。模型中相关变量说明见表1。
(四)计量方法的选择
本项研究所调查的是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也即农户是否愿意参加合作社,结果只有两种,即愿意参加和不愿意参加。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在处理过程中,采用后向筛选法。首先把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然后进行参数的显著性检验,把t值最小的那个变量剔除,然后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再进行参数检验,直到方程中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值基本显著为止,以此来达到模型的最优拟合。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SPSS统计软件,采用以上所说的研究方法,总共得出8种计量估计结果。从各种模型的运行结果来看,模型整体检验基本上都可以,不同的统计模型其估计结果和结论也基本相似,估计结果均比较稳定。鉴于篇幅大小,本文只列出3中估计结果(见表2)。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将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因素归纳如下:
第一,户主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意愿的重要因素。从各个模型结果来看,户主是否了解合作社这个变量的系数均在5%统计检验水平显著,而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了解合作社的农户更有意愿加入合作社。这一结果与预期分析一致。也就是说,户主对合作社是否了解是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非常重要的因素。年龄变量系数和户主文化程度则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第二,农户的经营规模对于农户是否愿意加入这一组织有显著的影响。从各个模型的结果来看,这一变量的系数均在5%统计检验水平显著,但是符号为负。说明在其它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农户的规模化程度越显著,其加入合作社的动机反而不强。这可能与规模经济的作用有关,农户的经营规模越大,其本身就存在规模经济的好处,并且农户在做大壮强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其加入的意愿就降低。
第三,农户的兼业化程度对农户是否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有显著影响。从各个模型来看,这一变量的系数均在1%统计检验水平显著,而且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以务农为主的农户更有意愿参与合作社。这一结果也与前面的分析一致。
第四,农户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对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具有一定的影响。从各个模型结果来看,这一变量的系数均在5%统计检验水平显著,而且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它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就越强烈。
第五,产品卖难问题是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因素。从各个模型结果来看,产品卖难问题这个变量均在1%统计检验水平显著,而且符号为正,这也说明了在其它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农户所生产的产品越是卖不出去,其加入合作社的愿望就越强烈,这与前面的假设预期一致。
第六,政府的支持对促进农户参与合作社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从各个模型结果来看,政府是否支持合作社这个变量的系数均在1%统计检验水平显著,而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对合作社成立或发展壮大支持力度越大,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愿望就越强烈。这也与笔者前面的预期相一致。
本文通过对全国部分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受到户主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农户生产的兼业化程度、商品化、经营规模、产品销售问题以及政府是否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基于这些研究的结论,笔者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农户参与合作社的行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有其内在规律性。因而,政府在制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时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强求。
第二,不同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同,卖难问题已经成为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因此,一定要加强合作社的市场营销能力。
第三,在推动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加大对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农户都是理性经济人,只有在看到加入合作社对其自身有利的情况下才愿意加入。实践证明,合作社是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但是,农户只有在了解它的情况下才会有动力加入。因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合作社知识的宣传。
参考文献
[1]孙亚范.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需求与意愿实证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3(1):204-208.
农户参与 篇7
关键词：农田水利,挑战,机遇
一、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重要性
农田水利, 又称灌溉与排水, 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水利事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各项水利技术措施, 改造对农业不利的自然条件, 提高土壤肥力条件, 防治洪、涝、旱、碱等自然灾害, 保证作物稳产高产, 从而促使农业生产全面丰收。
中国特殊的人口、耕地、水资源、气候等气候、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了农田水利的特殊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水资源最紧缺的国家之一, 21世纪我国水资源供需面临非常严峻形势, 水资源己成为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 如何高效率地供应和配置水资源己是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如果管理上不能适应这种残酷的现实, 水资源将很难支撑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为了减轻干旱的侵袭, 中国农业高度依赖引水灌溉, 灌溉排水的发展在中国具有大规模和经常的性质。在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占世界人均1/3的情况下, 耕地灌溉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人均灌溉面积与世界人均水平基本持平。中国在占世界6%的可更新水资源量和占世界9%可耕地的条件下, 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稳定增产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目的。而农田水利建设管理是促进农业粮食稳定增产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必要条件之一。农田水利中的灌区建设支撑了农业发展、保障了粮食安全, 它在中国粮食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灌溉事业为保障中国农业生产、粮食安全以及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农田水利中灌区改造费用省, 效果明显。大中型灌区是当前中国节水的主战场, 是节水的潜力所在。良好的灌排基础设施能抵御自然灾害、大幅度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灌溉排水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最有效手段, 提高单产和提高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健全的农田水利建设体系和完善的管理措施, 将很大程度上缓解自然灾害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的不便, 减少农业生产的损失。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经济体制转轨背景, 经济、社会和城乡关系的转变, 尤其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历史任务后, 给农村水利建设模式的根本转变提供了新思路。
因此,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是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 是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改革和完善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体系、投入方式、组织形式的基础, 是促进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健康发展及现代农业要求的先决条件。
二、水资源管理
灌溉管理属于流域水资源管理的一个方面, 它主要是解决农业水资源的持续、高效和公平利用的问题。作为一种动态水资源是指可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 该水源应具有足够的数量和可用的质量, 并能够在某一地点为满足某种用途而可被利用。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 是维持生态环境的重要控制因素。从自然角度看, 水资源具有以下主要特性:水资源的循环流动性、水资源总量的有限性和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水资源用途的广泛性和不可替代性。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水资源的供给安全不仅具有经济生态意义,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目的。水权是指人们对于水资源所享有的有关权利的总和。水权具有以下方面的特性:水权的灵活性、水权的可分割性、水权的层次性与水权交易的不平衡性、水权的稳定性、水权交易成本。
农业是用水大户, 也是经济弱势行业, 其水权主体有其特殊性。国际上, 农业水权的主体, 通常以农场主为主, 并辅以用水者协会和供水公司等多种形式。农户个体拥有很小灌溉土地面积不适用于将农业水权完整地赋予, 因为这样做不利于水资源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的规模开发与利用, 而拥有大面积灌溉农田的农户个体可以成为农业水权主体。但如何保障个体农户的用水权益?这必须相应地建立一整套管理措施。在水资源的配置机制中基于用水户的水资源管理组织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可以促进水资源利用的公平性和高效率。政府可以使用各种管理办法让农户通过参与民主管理以及相应机构设立选举等手段, 适当引入农户个体和组织参与管理监督, 维护自己的权益。
三、农户参与灌溉管理
在灌溉管理中需要对特定制度与文化背景下的农户特征进行分析。灌溉系统是农民抗御自然灾害, 改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 是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物质保障。农户、政府机构和供水组织是灌溉系统中的主要行为主体, 农户是供水部门的顾客, 也是田间系统范围内的管理人员, 农民和供水服务部门之间的协调是影响灌溉系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
灌溉农业与旱作农业相比, 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将政府机构对灌溉系统的管理权移交给农民,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的重构。其目的在于提升使用者在水资源管理过程中所需承担的责任。它包括监督对资源的使用、规则实施、提供运行和维护服务、对资源系统进行新的投入等。农户在参与流域管理、解决水事纠纷和参与水价制定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极大地提高了用水效率。另一方面,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灌溉管理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能够提高灌溉水的利用效率。
综上所述, 我国农田灌溉事业的中心任务将是适应农业向现代化, 实现科学用水和高效、节约用水, 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采取有效措施, 让农民参与灌溉管理, 会提高其效率, 使灌溉工程设施达到到工程配套、输水配水工程现代化, 从而提高农民投资于更高效的技术和用水管理。
参考文献
[1]孟鑫:《农田水利管理制度创新中的机遇与挑战》, 《集体经济》, 2010年第12期 (下) 。
农户参与 篇8
1 灌区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现状
簸箕李灌区管理局性质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受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滨州市水利局领导, 主要对跨县输水的骨干渠道及其建筑物进行管理。1986年成立由市府 (原行署) 分管领导, 惠民、阳信、无棣三县分管副县长和灌溉局主要负责人组成的灌区管理委员会, 制定了引黄统一调度, 分级管理, 计量供水、按方收费, 按用水量分摊清淤任务和推行节约用水”的灌区管理方法。并实行三级管理、三级配水:灌区灌溉局管干渠, 配水到县;县管支渠, 配水到乡;乡管斗渠, 配水到田间。灌区灌溉局主要负责灌区干渠的引水、供水、配水、测水量水, 对输水干渠及其建筑物进行管理、改建、维修、养护, 并组织好干渠清淤。
2 灌区现行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2.1 支渠以下工程责任主体不明确。
目前簸箕李灌区只负责干级渠道的管理, 配水到支;县负责支级渠道的管理, 配水到斗;斗以下工程由乡 (镇) 负责管理。长期以来, 由于缺乏投入, 支以下工程老化、退化现象较普遍, 工程人为破坏严重, 乱扒乱掘现象严重, 用水高峰期无序引水抢水, 不用时无人问津, 支渠以下末级渠道得不到有效管理。
2.2 管理单位水费征收困难。
就滨州市引黄灌区来说, 目前市属灌区的水费收缴一般需经过用水户、村、乡镇、县区、市再到灌区管理单位, 中间环节多, 造成水费征收困难, 水费拖欠现象普遍存在。水费不能按时、足额征收, 严重影响了灌区的正常运行。
2.3 配水不合理, 水资源浪费严重。
市属灌区管理单位测水量水到县, 对各县按方收费, 而县内基本上还是大锅水, 将用水量平均分摊到各乡镇, 各乡镇再按人口地亩分摊到户, 群众节水意识不强, 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
3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成效
3.1 有利于改善末级渠道工程管护状况。
用水者协会的成立把过去松散的管理组织变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管水组织, 农民在投入、决策、管理、监督等方面变被动为主动, 主人翁意识进一步加强;思想意识的转变使他们开始由过去的被动劳动变为主动投资建设, 认真维护管理, 依靠科技进步, 节水意识逐步增强, 使灌区灌溉工程得到了有效管理。
3.2 有利于确保国有灌区效益持续稳定的发挥。
用水者协会成立后, 用水管理权、经营权交给了用水户, 引水灌溉工作有了组织者、管理者, 用水量多少直接与农户经济利益挂钩, 使用水户与灌区管理机构成为利益共同体, 可以最大程度调动群众参与灌区管理和建设的积极性;对灌区节水高效型供水管理模式的推广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有利于灌区效益持续稳定的发挥。
3.3 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
实行用水者协会有利于杜绝大锅水现象, 增强用水户的节水意识, 提高水的利用率, 达到节水扩浇的目的, 并且减少了中间环节, 简化了水费征收程序, 避免了各种不合理负担及搭车收费, 使水费负担降低, 有利于保证水费按时足额征收。以簸箕李灌区幸福郑农民用水者协会为例, 协会全年灌溉用水总量34501.2m3, 实浇面积19.82hm2, 渠系水的利用系数为0.62, 毛灌溉定额1910.7m3/hm2, 远低于灌区平均水平, 节水效果明显。
3.4 促进了田间工程建设。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田间工程一无资金投入, 二无管理主体, 严重影响灌溉质量。用水户协会成立后, 成为田间工程管理的主体, 积极争取到中央农业灌溉贷款, 灌区每年从水费中拿出一定比例大修资金进行田间工程建设, 衬砌各级渠道, 改造配套建筑物, 同时用水协会发动用水户以劳折资, 保证田间工程建设。
4 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对策
4.1 用水者的民主参与是保证协会成立并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用水者协会的自身性质就是用水者通过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因此, 坚持民主参与、民主决策, 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全体用水者民主参与的积极性, 是协会能够存在并发展的组织保证。只有充分发扬民主, 依靠群策群力, 团结协作, 才能正确引导和吸引更多的用水者参与到协会组织中来, 凸显协会作为“民办、民管、民享”这一社团组织在灌溉管理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确保协会能够在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灌区管理机构的业务指导下走上“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良性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4.2 理顺政府、用水者与灌区管理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确保协会能够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用水者协会作为一种全新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在成立之初可能会遇到在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上的困难, 它需要政府更多地给予政策上的引导与扶持, 需要灌区管理机构在业务、技术上给予指导。因此, 用水者协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推广是一个制度问题, 它不是单靠用水者的一厢情愿或灌区管理机构的意愿而能实现的, 它的发展直至推广更需要作为宏观调控者的政府给予积极的政策引导和便捷的服务, 甚至成为一种制度、体制。只有在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下, 明确三方的权、责、利、义, 才能建立起适应协会发展的长效机制。
4.3 灌区管理部门提供经常性的业务指导与监督是确保协会实现良性运行的重要环节。
协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灌区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 用水者业务技能的提高离不开灌区管理部门的指导与培训。对协会提供经常性的业务指导与培训对提高协会人员素质, 帮助其规范、熟练的开展业务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提供经常性的业务指导与技术培训, 才能确保协会的运行与管理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确保灌区管理部门与协会间的业务合作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4.4 配套测水量水设施是确保水费计量、收缴等各环节科学合理的重要保障。
规范、准确的测水量水工作是水费计收的重要科学依据, 灌区管理部门与用水者协会的利益共识最终要统一到测水量水上来, 如果量水设施不配套, 则测水量水工作无法进行, 更不能保证测水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因此, 配套测水量水设施是实现规范测流的基础, 是确保水费计收科学合理的重要保障。
结束语
簸箕李引黄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与其他先进灌区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灌区将在上级部门的正确领导下, 加强与水利部门协调配合, 借黄河三角洲大开发的东风, 推动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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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参与 篇9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与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性实施,在抵御水旱灾害、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1]。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发展状况的好坏,基础在于建设,关键在于管理,根本在于效益。
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实行后,江西省开始改革小型农村水利政府统包统揽的传统建管模式,相继开展了小型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管理改革,逐步建立以政府“民办公助”组织引导,受益群众“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管新模式。在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和投入过程中,作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利益的享受方和建设、维护、 管理的主体,农民参与小型农田水利的建设的意愿,直接关系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能否在农业生产中发挥有效作用,就是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成败根本,关键在于农户能否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正因如此,从农户意愿层面研究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行为等深层次的微观性问题就变得更为迫切。
1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主要是从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及农业灌溉管理制度的变迁等宏观层面对农户参与式灌溉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Gheblawi[1]认为,农民协会或其他私人部门承担着农田水利管理职责部分或全部,政府应该有所放权,让小型农田水利的管理主体进行多元化;国内学者主要从微观层面角度来研究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刘辉、陈思羽[3]主要采用博弈理论和两阶段的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受访农民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种粮补贴与种粮投入的比重、受访农民对现阶段农田水利设施整体状况的评价、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等这些因素显著地影响着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刘恬、何多兴[4]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受到易旱易涝面积比重、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评价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各因素对因变量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很少有学者从农户的心理特征这个角度来分析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本文拟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江西省粮食主产区1 196户农户的调查资料为样本,从农民的个人特征、农户的家庭及农民的心理认知状况三个方面选取变量,运用二元Logis- tic模型来分析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关于加快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2理论分析框架
“经济人”属性决定了农户或其家庭得到最大化效用或者收益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这一行为的出发点。本文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借鉴朱红根等[5],孔祥智、史冰清[6],刘辉和陈思羽[3]的方法,本文利用博弈模型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
农户在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时要考虑让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即在假设其他农户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服务供给选择给定的情况下以及在农户自身禀赋Mi的约束条件下,如何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Xi,hi),使其自身的效用函数Ui=Ui(Xi,H)最大化。其中农户的务农收入约束Mi和效用函数Ui分别见式(1)和式(2)。
式中:px代表私人物品的价格;ph表示提供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服务的价格。
农户的效用函数用柯布- 道格拉斯函数来表示,设其形式为:
式中:a、b分别代表私人产品消费量的弹性系数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消费量弹性系数。
采用拉格朗日函数形式来表示农户效用最大化。
得到农户i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纳什均衡解:
从式(4)中可以看出,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受到农户的务农收入Mi、村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原有数量H0等因素的影响。Mi值越大,表示农户越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H0值越大,农户越不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其中农户的务农收入Mi受到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的影响,参数ri受到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和农户心理认知状况的影响。
本文将影响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因素分为四类,共8个变量。
(1)农户户主的个人特征,主要选择户主的文化程度(有序变量)、性别(虚拟变量)、年龄(有序变量)这三个变量来表示。 一方面,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认识到农业生产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好坏息息相关,越倾向于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另一方面,由于其自身文化水平比较高,有更多的选择性,比如从事非农业经营活动,这样会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比较低。故假定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方向不确定。预期农户年龄越大,由于体力和技术能力逐渐下降,他们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越依赖,越倾向于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2)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很多,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大都选择采用家庭人口和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来进行描述。预期农户家庭人口越多,家里的田地也比较多, 可能倾向于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大,表示农户的收入来自于农业很少,农户大多数时间用于从事非农业经营活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好坏对其影响不大,故农户越不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3)农户农业生产特征。采用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来描述农户农业生产特征。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比较大,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成果越受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影响,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比较强。
(4)农户对政策的认知。主要用农户对当前政府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投入评价和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设施质量评价来描述。
农户对当前政府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投入评价和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设施质量评价越高,越不倾向于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3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江西省调查总队于2012年3 -4月对江西省10个小农水重点县的调研数据,包括南昌县、 余干县、铜鼓县、都昌县、高安市、乐平市、修水县、安福县、宁都县、金溪县,每县选择2个乡镇,每个乡镇抽样700个农户,共发放问卷1 400份,其中有效问卷1 196户,问卷有效率为85.42%。
统计数据显示,被调查农户年龄偏大,集中在46岁以上, 其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占样本总数的17.98%,46~59岁的占样本总数的47.32%;从受教育程度看,小学及以下占样本总数的35.62%,初中占样本总数的53.51%,高中(中专)及以上占样本总数的10.87%,从中可以看出被调查的农户文化程度大部分处于初中及以下水平,这样的情况比较符合当前农村现实,大部分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被调查农户家庭人口集中在4~ 6人,占被调查对象的69.73%;家庭人均耕地面积集中在800 m2以上,占总样本的44.73% ;而家庭人均年收入在6 000元及以下,占样本总数的45.90%,6 001~7 500元占样本总数的40.47%,从中可以看出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比较低。
4实证研究
4.1 Logistic模型的构建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意愿Y,“Y=0”表示农户“不愿意参与”,“Y=1”代表农户“愿意参与”,Y的取值范围为[0,1],因此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假设Xi是影响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意愿的主要因素,P表示某件事发生的概率,则Logistic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模型中解释变量选择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
4.2影响因素分析
4.2.1模型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各因素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正如表3所示。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4.2.2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1)在农户户主个人特征中,尽管户主性别和年龄这两个变量没用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农户年龄的系数为正,这与预期一致,农户年龄越大,由于体力和技能日益下降,越依赖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在1%统计水平下户主文化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系数为0.697,比较大,大于0.5,这充分表明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较大受到农户受教育的程度这一因素,即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认识农业生产的关键在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投入量及质量,因此越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2)在农户家庭特征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是家庭人口,这说明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的建设和家庭人口数量多少关系不大。但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这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1%统计水平,并且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充分说明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非农收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好坏对农户的收入影响不大,农户越不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这与预期相一致。
(3)在农户农业生产特征中,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与预期不一致。可能是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人口比较少,比较缺乏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对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积极性不高。
(4)在农户心理认知状况这一类中,农户对小农水建设工程设施质量评价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它的系数为负,说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质量越好,能满足农户农业生产的基本需求,农户越不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农户对当前政府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投入评价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投入越多,这让农户认识到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尤其是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重视,就能激起农户越有动力参与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5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本文以江西省粮食主产区调研数据为例,基于二元Logis- 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因素。 结论如下: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农业生产特征和农户心理认知状况这几个方面共同影响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其中,农户户主个人特征中的户主文化程度和农户心理认知状况中这两个变量显著地影响着农户是否农户参与的意愿。
5.2建议
(1)从农户的角度看,要主动学习相关农技知识,自觉进行日常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的专业化、集约化管理水平,培养创新的意识,使自己成为业务素质高队伍中的一员,具备当代农民的基本素质。
(2)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作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另一主体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以及整个民生问题。农户对当前政府对小农水工程这个变量显著影响了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可见政府对农业的态度,其中对待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态度能够左右农户的意愿,要想让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有较好地改善,就需要政府的对农政策导向。政府应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资金投入,让农户认识到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对他们的重视,让他们感觉到有国家这个强大后盾支持他们,这样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大力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另外,政府应向农户大力宣传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建立农技推广站,送科技下乡,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其认识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样才能调动他们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农户增产增收。
(3)从两者的角度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离不开政府和农户双方的努力,双方需发挥自身的优势,让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同时具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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