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经营（通用8篇）
农户家庭经营 篇1
摘要：通过对集体林家庭经营形式特点的调查分析, 针对农户家庭经营及其森林经理工作面临的问题, 提出参与性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的基本设想, 探讨了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过程和实施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特点,问题
中原丘陵平原地带, 集体林面积所占的比例达到80%以上。集体林经营管理活动具有独特性, 特别是在经营管理形式上, 存在着村级集体统一经营、股份合作经营、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合作社、林业公司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户家庭经营管理的水平, 对提高整个中原地区森林经营管理水平, 改善林区生态环境, 实现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1,2]。
1 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形式的基本特点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革, 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的形式和特点也在发生变化。根据在豫西丘陵平原地区的调查, 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在许多方面有其特殊性。
1.1 经营产权形成过程具有复杂多样性
1983年以前, 集体所有制的山林主要由大队集体经营, 小部分由生产队经营。1983年以后, 林业“三定”工作完成, 农户家庭经营山林的形式得以确立[3]。1996年以来, 在集体林经营产权制度中开始实行林地流转机制, 各种经营形式比重得到大幅度提高。农户通过租赁、拍卖、承包等获得林地的经营使用权, 但其得到的经营条件和承担的经营责任是不一样的。
1.2 林地分散, 规模小
按平均地权的原则, 将责任山和自留山按照土质好坏、路途远近、高山低山等林地搭配的方法均匀划分给农户[3], 形成分散零碎的局面。如有的农户经营的林地达10余处, 而一个山头往往有10余个农户经营, 从经营的林地总量来看, 每个农户家庭经营的林地规模都比较小。
1.3 林业投入不足, 经营者文化水平较低, 缺乏技术
目前, 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很少, 投入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更少。近几年, 随着大批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或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留守农村的多是“603861部队”, 即老人、妇女和儿童, 很少有群众直接投身于林业生产。再加上农村群众收入不高, 农户无力或者无意投入林业。农村直接从事林业生产人员的文化程度很低, 留守人员多是老人和妇女, 其文化程度低, 多是小学、初中, 甚至文盲也占一定的比例[4]。
1.4 农户经营行为谨慎, 讲究短期的直接效益
投资决策比较谨慎, 趋于自主化。农户经营林业的目的就是短期内获得经济利益, 投资首选因素是能否获利, 几乎没有农户是按政府指导意向来决策。农户经营林业投资主要利用自有资金, 少量向亲戚朋友借债, 而向银行、信用社贷款的很少, 一是获得贷款比较困难, 二是农户本身也缺乏贷款发展林业生产的意识。
2 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集体林的森林经理工作, 对于农户家庭经营这种特殊形式, 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森林资源权属不清, 手续不完善。通过1983年的林业“三定”, 大部分农民分到了责任山和自留山, 但农户由于经营规模小、劳力不够、素质不高、缺乏投入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 造成林业经营成效不好, 许多地方是荒山依旧。有些群众把山地转包给其他人员, 但因林权证丢失、损毁或不愿过户, 造成林权不能正常流转或流转了不能及时过户, 办理权属变更, 致使新承包户没有完善的手续。二是森林区划时虽然考虑了权属这个因子, 但只分国有、集体、私有等类型, 没有区分出经营主体, 特别是没有按农户进行区分[3]。三是森林经理调查主要是对小班森林资源数量、质量和地况等方面的因子进行调查, 并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 调查成果一方面不能满足农户开展森林经营的具体要求, 另一方面也极少向农户提供相关的森林经理调查成果。四是编制的集体林经营方案, 考虑宏观管理需要的多, 考虑具体经营需要的少, 森林经营指标基本上没有落实到农户家庭经营形式上[3]。五是森林经理工作缺少农户的直接参与, 不能调动农户的积极性, 不符合农户家庭作为集体林经营主体的实际情况。在农户经营林业中开展森林经理工作很难有效地解决宏观调控、经营组织、技术服务和规模经营等方面的问题。
3 农户家庭经营的森林经理探索
参与性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 就是在集体林农户家庭经营过程中, 要求农户、科技人员和当地政府共同参与, 尤其是农户的积极参与, 相互密切配合,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根据国家及林业部门关于开展森林经理工作的原则要求, 针对农户家庭经营的特点、经营条件和经营环境, 一起研究和完成农户家庭经营中的各项森林经理工作。这样的森林经理, 一方面强调森林经理过程要有经营主体———农户的积极参与, 另一方面强调森林经理技术要面向农户家庭经营。
3.1 明确权属, 完善手续
对林地权属变更的农户, 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为新承包户颁发林权证, 使新承包户能权属清晰, 手续完善, 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林业生产中去。
3.2 参与性农户家庭经营的森林经理过程
对于农户家庭经营来说, 森林经理主要包括森林区划与森林经理调查、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森林经营效果检查与评价等内容。
3.3 实施农户家庭森林经理的基本要求
3.3.1 充分发挥参与各方的优势和积极性。
参与性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工作的特点是利用参与各方在森林经理工作中具有的不同地位和优势, 通过共同参与、密切配合, 达到优势互补, 因此能否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是其中的关键[5]。
3.3.2 明确参与各方的职责, 注重协调统一。
由于参与各方在农户家庭森林经理工作中角色不同、作用不同, 为了避免产生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 需要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3]。
参考文献
[1]张春霞.乡村社会林业的发展与产权制度的改革:林业产权研究之五[J].林业经济问题, 1995 (2) :9-14.
[2]沈月琴, 李兰英, 梅岩良, 等.浙江林业经营形式问题探讨:南方集体林区林业市场化系列问题研究之一[J].林业经济问题, 2000, 20 (4) :226-228.
[3]胡永旭, 韦新良.乡村农户森林经营参与性管理机制探讨[J].浙江林学院学报, 2001, 19 (2) :187-192.
[4]蒋有绪.森林可持续经营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J].世界林业研究, 2001 (2) :1-8.
[5]宋桂兰.关于森林经理与社会林业有机结合的思考[J].林业调查规划, 2001 (3) :11-15.
农户家庭经营 篇2
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农户）调查问卷
一、您的基本资料
l、您的性别：
口男口女
2、您的教育程度：
口小学及以下口初中口高中/技校/中专口大专口本科口研究生及以上
3、您的年龄：
口20及以下口20—29口30—39口40—49口50—59口60岁及以上
4、您的家庭大概年收入：
口5000及以下 口5000—1万 口1—3万 口3—5万口5—10万口10万及以上
5、您的家庭所在地：
6、与您签约的龙头企业的名称：
二、问卷题目
第一部分：农户信息化水平
1、你最需要哪些方面的农业信息(可以多选)？
口农产品需求量信息口农产品价格信息
口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信息口生产技术服务信息
口天气预报方面的信息口外出务工信息
2、你觉得获取你所需要的信息
口很难口比较难口难口不难
3、您目前获取农业信息的渠道主要有(可以多选)?
口农技12316信息服务站口农业信息网口广播口电视
口批发市场或集贸市场口报纸和杂志等口亲朋邻居口村委会
口农民经纪人(信息中介)口签约龙头企业口其他(请填写)
4、您所在的村，是否有农技12316信息服务站?口有口无
5、您是否去农业信息服务站获取农业信息呢?口是口否
6、您多久去一次农业信息服务站获取农业信息呢?
口每天口一个星期口半个月口一个月口三个月
口半年口一年口从来不去口看情况，有时多，有时少
7、您目前家中有电脑吗?口有口无
8、如果您家中已经有电脑，请回答
8.1你的电脑联接互联网了吗?口是口否
8.2您是否会用电脑上网呢?口是口否
8.3您目前主要用电脑做什么?
口看新闻口获取农业方面的信息口不怎么用，别人买自己就买
口娱乐(玩游戏、听歌、看电影等)口其他(请填写)
第二部分：与龙头企业合作
1、龙头企业向您收购的产品，市场上交易情况如何?
口买家和卖家很多口买卖双方很少，仅龙头企业收购口其他(请填写)
2、如果您不与现在签约的龙头企业合作，您将怎样销售自己的产品呢?
口集贸市场口农产品专业市场口网上销售口几乎无法销售
口其他(请填写)
3、您觉得哪种收入更高?口与龙头企业合作口自己销售口很难说
4、您仍愿意与现在的龙头企业合作吗?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5、在本地，龙头企业少，很多农户都争着与您签约的龙头企业合作?
口是口否口不清楚
6、在本地，您所签约的龙头企业给予农户的优惠条件多，很多农户都争着与您签约的龙头企业合作?
口是口否
7、如果您不与现在的龙头企业合作，您能找到其他龙头企业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进行合作吗?
口能口不能口很难说
8、您通过什么渠道去寻找其他龙头企业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呢?
口农技12316信息服务站口农业信息网口广播口电视
口批发市场或集贸市场口报纸和杂志等口亲朋邻居口村委会
口农民经纪人(信息中介)口签约龙头企业口其他(请填写)
9、您是否找到过其他龙头企业或者合作社?口是口否
10、如果您发现了其他龙头企业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请回答
（1）您发现的其他企业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口本地口外地
（2）假如您与您发现的龙头企业合作，他们愿意让您入股经营吗？
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3）假如您与您发现的龙头企业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合作，收入与您目前合作的龙头企业相比
口更高口更低口几乎一样口很难说
（4）您愿意与现有合作企业解除合同而与新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签订合约吗?
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第三部分：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
1、您所签约的龙头企业内部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吗?口有口没有
2、如果您所签约的龙头企业内部有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请回答
（1）农民专业合作社组建的性质是?
口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口农户自发组建
口政府牵头组建口其他(请填写)
（2）您是否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口是口否
（3）您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的主要作用是?
口专业合作社可以为我们农户提供物资购买、技术指导上的帮助
口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为农户与企业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可以使农户有力量与龙头企业谈判，参股经营
口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如果独立发展，会成为龙头企业的竞争对手
口龙头企业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容易监督农户，使农户不违约
（4）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所起到的作用满意吗?
口满意口不满意口很难说
（5）如果您未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您是否在申请加入?
口是口否
3、您是否愿意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4、当地政府是否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的发展?口是口否口不清楚
5、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发展情况如何?
口数量多，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也多口数量多，但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少
口数量少，加入的农户也少口数量少，但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多
6、您是否知道一些其他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的情况?口是口否
7、如果您了解了其他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的情况，那么
（1）您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其他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的情况呢?
口农技12316信息服务站口农业信息网口广播
口批发市场或集贸市场口报纸和杂志等口亲朋邻居
口农民经纪人(信息中介)口签约龙头企业口其他（请填写）
(2)通过了解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的发展情况，您？ 口学习其他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发展的经验教训
口看到其他合作社（含专业协会）发展的榜样，增强了自己加入专业合作社的信心 口同时也了解了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态度与规章制度
口对您没有什么影响
第四部分：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经济共同体建立
1、您与所签约的龙头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为：
口合同，收购价格固定(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市场价格)
口合同，收购价格按市场保护价收购（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价格，按合同价格，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价格，按照市场价格)
口合同，收购价格按市场保护价收购，并给予农户提供一系列服务（如种子、化肥的统一低价供应，农业技术指导等）
口参股机制，龙头企业不仅收购签约农产品、给予农户提供一系列服务，而且每年都要按股份大小将一定的利润分红给农户
口合同，收购价格随行就市口其他(请填写)
2、如果您与签约龙头企业合作方式不是参股机制，那么请回答
（1）您签约的龙头企业是否愿意让农户参股经营呢?
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2)龙头企业虽然现在没有让农户参股经营，但打算以后让农户参股经营?
口是口否口很难说
（3）龙头企业是否愿意让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含专业协会），以合作社的名义参股经营?
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4）您是否愿意与签约龙头企业参股经营?口愿意口不愿意口很难说
（5）如果与签约龙头企业参股经营，您觉得每年龙头企业分红比例是否应该与农户商议?
口是口否口很难说
（6）如果与龙头企业参股经营，您觉得龙头企业重大决策是否应该与农户商议?
口是口否口很难说
3、如果您与签约龙头企业的合作方式是参股经营，那么请回答
（1）每年龙头企业分红的比例是否与农户商议了?口是口否
（2）您是加入合作社（含专业协会）以合作社的名义与龙头企业参股经营的吗?
口是口否
（3）龙头企业重大决策是否与农户商议了?口是口否
4、签约龙头企业的年销售额是?
农户家庭经营行为研究的相关评述 篇3
我国农村改革已经历了20多个年头, 基本改革有两点:一是改革所有制, 将原来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关系加以改变, 主要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承包给家庭经营;二是用市场经济取代原来的计划经济。直到现在, 我国农村依然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现代的工业经济快速过渡的阶段。在微观层次上, 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模式是家庭承包经营;在宏观环境上, 农村市场化的程度不断上升, 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部分替代了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农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 无论是生产方面还是生活方面, 参与市场的程度不断加深。可以说, 我国农民已经“部分的参与不完善的市场”。
关于农户行为, 很多中外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的可以分为理性学派和非理性学派、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邓万春从农户行为非理性学说 (马克思·韦伯、波耶克) 、理性学说 (舒尔茨、卡尔·博兰尼) 、生存经济学说 (斯科特) 、过密型的商品化 (黄宗智) 、条件理性和制度理性 (郭于华、郑风田) 等角度进行了相关的分类综述。候建新按照历史顺序分别对恰亚诺夫、刘易斯、斯大林、舒尔茨的小农理论进行了论述。还有很多学者就单个理论的实用性进行了相应的验证和争论。张江华利用工分制下农户的经济行为对恰亚诺夫的假说进行了验证和补充。夏明方、赵冈、陈永勤、张常勇、冯小红等学者对黄宗智的“过密型商品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等理论进行了争辩、反驳或论证。
虽然很多学者对小农行为进行了相关研究, 但主要内容要么是对各派理论进行归类综述, 要么是对单个理论主张进行论证或反驳, 没有对各个理论的内在理论逻辑、外部条件假设、小农目标追求等方面进行真正的综述, 从而无法指出各种理论的内部逻辑和相关结论的异同点。根据图1所示, 本文将从商品经济条件下小农家庭经营的稳定性、小农家庭经营发展的内部差异性、经济理论与小农行为等3个方面, 对亚当.斯密、马克思、恰亚诺夫、斯科特、黄宗智、舒尔茨等学者的小农理论进行相关评述, 具体总结各派理论在反对对象、政策主张、外部环境假设、小农行为目标设定等方面的异同。
2 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小农家庭经营
亚当.斯密从英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出发, 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吞并小农经营方式, 彻底改变传统农村的面貌。马克思虽然与亚当.斯密有很严重的理论分歧, 但也同样认为商品化和小农经济无法共存, 并进而主张以合作制占有代替个体所有制, 把小农变成大农庄, 以此来抵制资本主义吞灭小农之祸。
恰亚诺夫从“劳动-消费均衡论”和“生命周期假说”两个微观基础出发, 在没有劳动市场的前提假设下, 推出农村的社会分化是“人口分化”, 不是“阶级分化”, 因此认为, 重新组织农业的方法不是横向一体化 (即马克思主张的集体经营) , 而是以合作制为基础的纵向一体化;并据此指出, 农民具有明显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独特核算经济模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存在独立的小农生产方式。斯科特则提出了“生存准则的道义经济”,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 当地主、放债人或政府侵害了被认为是由文化界定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水准时, 他们对农民收入的盘剥决不是合理的;另一个是, 分配土地产品的方式, 应该确保一切人都处于适当的生存地位。因此, 农民共同体的社会规范和传统习俗是互惠而不是单个农民的利润最大化, 这进一步强化了面对现代国家和商品化的冲击时, 小农生产方式的稳定性。
黄宗智将商品化分为三种, 剥削推动的商品化、生存推动的商品化和谋利推动的商品化, 而过密型商品化并不同于质变型商品化, 其主要是剥削推动和生存推动的商品化, 而不是谋利推动的商品化, 而这种“市场经济的扩张远不是消弱小农的家庭生产, 而是加强了它”, 在家庭劳动一定的约束下, 小农的家庭经营优于大规模的、雇佣劳动生产的经营式农场。因此, 黄宗智认为, 过密型商品化与小农是可以共存的, 过密型商品化不仅不会摧毁小农生产, 而且强化了家庭化的生产和再生产。舒尔茨在完全竞争市场和理性小农 (即追求利润最大化) 的基本假设下, 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是培训新型农民和注入新型生产要素以降低农业收入流的价格, 而不是扩大农场规模, 摧毁农业家庭经营的模式。因此, 在舒尔茨的理论逻辑下,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品化与小农依然是可以共存的。由此可以看出, 无论是过密型商品化还是利润最大化下的商品化, 都是可以与农业的家庭经营共存的。
总之, 无论是实体主义学派还是形式主义学派, 都反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主张的家庭经营和市场经济不能共存的观点。而且通过上面分析还可以看出, 无论是生存推动的、剥削推动的还是谋利推动的商品化, 与家庭经营模式都是可以共存的。从现实的实践上看, 作为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家庭经营模式都是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因此, 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不是对立物, 彼此可以相容。
3 小农家庭经营发展的内部差异性
农民的一个特征是他们作为社会集团始终是更大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把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或者是特殊社会, 以及强调农民对其它社会集团的依附关系时, 我们不能忽视农民社会内部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从经济实力上看, 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都不是同质的一个群体。
舒尔茨秉承了新古典经济学追求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的理念, 认为传统农业是贫穷而有效率的, 其中有效率就意味着农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按照舒尔茨的逻辑推理, 如果所有的农户都面对着相同的投入——产出价格 (即外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都追求利润最大化 (农民是理性的) , 那么, 所有的农户都将使用同样的投入生产出同样的产出, 而这显然是与事实相冲突的。弗兰克·艾利思指出, 舒尔茨的理论模型中通过“双重平均”抹除了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差别, 而马克思理论把利润最大化看成农民的相对独立与他们参与资本主义市场两者之间矛盾的一个方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 在外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 参与市场的农户必定发生分化, 一部分发展成为农业资本家, 一部分沦落成雇佣工人。
恰亚诺夫认为小农的生产目标就是维持简单再生产, 没有积累的欲望, 这样农村就不会发生阶级分化, 因为农村发生阶级分化的前提是农户必须有积累。同时, 在没有劳动市场的前提假设下, 农户的决策规则是在“劳动的辛苦程度”与“消费的满足程度”之间进行权衡后确定最优的投入数量, 而由于这两者都是农户的主观评价, 这样就把农业劳动的最优化变成了各个家庭主观决定的事情。由于各个家庭的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都不相同, 这样不同家庭也就理应有不同的土地规模和劳动边际生产率 (即人口分化) 。因此, 恰亚诺夫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家庭劳动效率的差别, 而这恰恰是舒尔茨的小农理论中所忽略或欠缺的部分。在恰亚诺夫模型中的社会分化仅仅是“人口分化”, 不存在马克思理论中的“阶级分化”问题。
根据长久以来研究小农行为的三个不同的理论传统 (即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 黄宗智认为, 革命前的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 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 当然更是受剥削的的耕作者, 三种不同侧面, 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 因此, 革命前的小农是三种小农行为的一个综合体。但对于不同阶层的小农来说, 黄宗智还指出, 不同阶层小农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富农或经营式农场主侧重于追求利润, 比较符合形式主义的逻辑;中农侧重于追求生存, 比较符合实体主义的逻辑;佃农、雇农侧重于受剥削的耕作者, 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因此, 从总体上看, 小农行为具有明显的三重性, 从小农内部的各个阶层看, 不同阶层又各有侧重。因此, 黄宗智首先承认了小农内部的分化, 然后再对各个阶层的小农行为特点进行分析。
弗兰克.奈特和雅各部.维纳曾经对决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最终是心里成本还是用另一种方式使用资源的机会成本争论不休。从舒尔茨和恰亚诺夫的理论区别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两种决定方式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舒尔茨的理论模型中, 由于具有完全的劳动力市场, 所有的家庭都面对着同一个劳动机会成本, 即劳动价格, 在理性小农假设下, 所有小农的行为在最优状况下劳动生产率理应是相同的;而在恰亚诺夫模型中, 由于缺乏劳动力市场, 所有家庭都按照劳动的心里成本决定家庭劳动的最优组合, 而心里成本是一种主观感觉, 是因人而异的, 因而不同家庭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 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效率差别。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 马克思理论主张小农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分化是阶级分化, 而恰亚诺夫认为农户之间的效率差异只是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造成的, 是一种人口分化;黄宗智也按照富农、中农、贫农的阶层分化进行了分析。因此, 上述三种理论都注意到了小农内部的分化, 只是对分化的性质认识不同。而舒尔茨秉承了亚当.斯密的理论, 抹杀了农户之间的差别, 更没有对农户之间的差别做任何的分析。
4 经济理论与小农行为
经济学是理解人们行为的方法, 它源自这样一种假设, 人人不仅有自己的目标, 而且还会主动选择正确的方式以实现这些目标。即经济学的主题内容并不是货币, 而是理性。为了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进行解释, 经济理论就不得不对现实做许多假设, 以掌握现象的本质。对于经济理论能不能解释经济现象, 德国历史学派否认对经济生活可以进行理论概括的倾向, 而古典学派企图以一般理论 (实际上即资本主义经济原理) 概括所有经济现象。对于两者的争论, 熊笔特认为, 在经济学中, 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 历史可以为理论验证提供基础, 使理论得到改进, 所以二者的研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
恰亚诺夫超脱了上述两种倾向, 认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概括出它自己的理论, 也只能概括出它自己的理论。建立“农民经济”乃至其他“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是可能的, 但这种理论必须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理论的、自己的基本范畴和逻辑体系。恰亚诺夫从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外, 存在独立的小农生产方式。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不同, 小农有一套独特的经济核算方式。斯科特从东南亚的实际情况出发, 强化了小农生产方式的存在性和稳定性。黄宗智从中国长江和华北的实际情况出发, 提出并论证了与经典理论相冲突的种种悖论, 比如商品化与近代化之间的悖论, 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悖论等。同时, 从实际情况出发, 黄宗智提出了“过密型商品化”、“没有发展的增长”等新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主张, 认为商品化不一定导致小农的破产, 也不一定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而走出了“二元对立”的语境, 提出了一套能基本解释我国改革前小农行为的基本范畴和逻辑体系。
舒尔茨是将现代经济分析应用到农业领域的先锋, 秉承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和理性人的假设, 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 认为农民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是一样的, 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参与者, 认为经济理论不仅能解释工业, 也能解释农业, 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在舒尔茨的理论逻辑推理下, 农民不积累的原因是资本报酬率太低, 不劳动的原因是劳动的报酬率太低, 两者的根源都是传统农业的收入流价格太高。由此可以看出, 一方面, 舒尔茨突破了在农业范围内解决农业问题的传统约束, 将农业经济学变成经济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 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的分析忽略了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关系, 也忽略了农民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独特特点。因此, 舒尔茨的理论分析将农业和农户行为完全纳入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畴, 根本不存在独立的小农生产方式, 这与恰亚诺夫的理论逻辑形成了明显的对立和冲突。
总之, 关于经济理论能不能概括全部的经济现象, 舒尔茨给出了几乎完全肯定的回答, 恰亚诺夫则给出了几乎完全否定的回答, 黄宗智则认为小农是多种面孔的复合体。实际情况是, 无论是农业、农村还是农民都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 农业既有市场风险又有自然风险, 农村既有工业也有农业、既有富农也有贫农, 农民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这些与工业、城市和工人之间的显著区别决定了单一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全部的经济现象, 必须在对现实做大量假设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一定的理论概括。
5 分析结论
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始终都是整个社会体系的一部分, 必定要与其它社会集团发生各种经济联系, 这就要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去适应整个社会体系。舒尔茨认为, 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同整个社会体系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在理性的基础上完全的参与完善的市场;恰亚诺夫则认为, 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几乎独立于整个社会体系, 与资本主义和市场竞争没有多大的联系, 农民只是最小限度的参与了不完善的市场, 也许事实上, 农民是主要从农业中获得生活资料、在农业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劳动的农户;农民部分的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和产出市场。
恰亚诺夫和舒尔茨对农户的行为作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但我们并不能作出舒尔茨理论下的小农是理性的、恰亚诺夫理论下的小农是非理性的结论, 因为这取决于对“理性”的定义。理性是“一个决策者在面临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时, 会选择一个能令它的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 而可供选择的方案随着每个决策者所面临的外部限制条件的不同而异。可以说, 理性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模式。对于农户的行为来说, 约束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外部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 另一个是农民自身的素质能力;至于是否有利则取决于农户的目标追求。由此可以看出, 在不同的环境设定和目标追求下, 理性的原则要求农户选择不同的行为模式。舒尔茨和恰亚诺夫对小农的外部环境和目标追求进行了不同的设定, 得出不同的行为模式也就理所应当的了。对于目标追求, 也许可以从农户的行为本身看出, 因为“任何行为, 无论多么的荒诞不经, 都可以通过行为本身就是目的的假设来加以理解”。
农户家庭经营 篇4
1 甘肃农户家庭经营的现实判断
甘肃地处西北内陆，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省，截至2010年底，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3.9%，农业占全省GDP比重为14.54%，由于受思想观念、环境条件以及生产力水平等多种因素地制约，专业户经营、专业大户经营、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形式仍比较少，已有的也由于管理滞后、组织涣散等，经营效果一般，因此，农户家庭经营仍是甘肃省广大农村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
1.1 甘肃省农户家庭基本情况
截至2010年底，甘肃省的14个地州市共有16162个行政村、480.63万农户，户均人口4.6人;全省乡村就业人员共1114万人，其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8.4%，户均劳力2.9人;总耕地面积349.38万hm2，人均1787.56m2;全省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9655.1元，人均收入4771.9元。相较“十五”末，都有了较大变化(具体见表1)，家庭人口规模在逐渐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上升了1.1%，劳动力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上升了6个百分点，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37.4%，人均收入增加了1880元，但与全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10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中其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69.8%，高出甘肃10.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耕地1520.76㎡，低于甘肃;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高出甘肃1000元;人均收入8119.5元，是甘肃省的1.7倍。
数据来源:2011中国统计年鉴、甘肃发展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1.2 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状况
农户家庭经营是指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独立或相对独立地以使用家庭劳动力、土地等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外出务工、依一技之长的小生意等。“十一五”期间，甘肃省农户家庭经营无论从经营内容、经营收入数量、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等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1.2.1 家庭经营内容呈多元化趋势。
家庭经营一改过去以种植业、林业、牧业等农业生产为主的单一经营局面，逐步涉猎包括如农村加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商品流通、餐饮等二、三产业，尤其是进入本世纪，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的消除，农户家庭有了自由地、最大限度分配劳动力和利用生产要素的权力，更多有一技之长的农民走出农村、走向城镇、走向省内外，寻求更广阔的增收渠道。
1.2.2 家庭经营收入总量逐年上升。
2005～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了近1800元，年均增长率为8.7%，人均收入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逐年增加，财产性收入波动性增长。
整个家庭经营收入在6年间增加了1000元，年均增长率为6.7%;其中第一产业中种植业收入增加了850元，年均增长率为8.1%;林牧业增加了125元，年均增长率为6.8%;第二产业收入减少9.4元，下降了2.3%;第三产业增加近70元，年均增长率为4.1%;其中运输业、餐饮业、其他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8%、1.9%、5.2%。从表2可以看出，6年间除第二产业收入下降外，其他产业均上升，但波动较大，持续均衡性较弱。
1.2.3 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
201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构成见图1。总的趋势是家庭经营收人占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由2005年的74.8%下降到2010年的66.8%，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而工资性收入则由2005年的20.3%上升到2010年的25.1%，年均增长率为12.7%，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尤其是货币收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转移收入所占比重也上升了3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为18.7%;存量财产性收入几乎没变，并且十分有限，所占比重不到1%。2010年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42.53%，家庭经营收入为65.5%，相较2005年的20.1%、68.2%，6年间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的贡献率增加了1倍多，而家庭经营收入下降了3个百分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及贡献率的逐年下降，一方面说明新时期农户增收渠道的多元化，顺应了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预示甘肃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中，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88.8%、2%、9.2%，说明在农户收入中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仍占绝对比重88.8%，同时与“十五”末相比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率为7.3%，而第二产业呈负增长，三产业发展缓慢。与第一产业相比，第二、三产业受东西地区发展差距、经济波动以及劳动力数量及质量影响，发展缓慢也在情理之中。即便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林业、牧业发展也不均衡，种植业所占比重仍保持在75%以上，且年均增长率为8.07%，林业所占比重在1%～3.5%间上下波动，6年间年均下降0.67%;牧业年均增长率虽为5.03%，但其所占比重自“十五”末开始就持续下降。
1.3 农户家庭经营费用逐年增加
农户家庭经营人均支出由2005年的790.73元增长到2010年的1192.36元，年均增长率为7.1%。其中，第一产业支出为1131.39元，占94.9%，比2005年上升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支出为7.66元，占0.6%，下降3.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支出为52.75元，占4.7%，下降4.4个百分点，其中运输业上升12.8%，餐饮服务业下降18.9%，其他类支出上升6.1%。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支出为817.02元，占72.2%，比2005年增长0.9%;林业支出为14.46元，占1.3%，下降了0.6%;畜牧业支出为299.31元，占26.4%，下降了0.3%。从总体上看，家庭支出增加，效益下降，第一产业投入产出比由2005年的1:2.7下降到2010年的1:2.5。其中农、林、牧业投入产出比分别由1:2.9、1:3.4、1:2变为1:2.81、1:2.87、1:1.67，种植业、林牧业均下降，效益逐年下滑。第二、三产业投入产出与2005年的1:2.2、1:3.3相比较分别下降为1:8.3、1:5.5。农村第二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益极不理想。
2 农户家庭经营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十一五”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逐年上升，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总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农户户均劳动力、户均人口缓慢下降，但劳均耕地面积偏少的状况没有大的变化，农地的规模经济效益难以体现;家庭经营的成本逐年增加并不断挤占农户家庭经营的收益;农户家庭的收入渠道的多元化，尤其是工资性收入的迅速增长和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逐年上升，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在被淡化。这一结果直接影响着农业的经营环境，也直接影响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2.1 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效益下降
现有条件下甘肃绝大多数农户家庭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尤其家庭农业收入仍存在举足轻重的影响。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刚性的国家农产品调控价格与市场化的生产资料价格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农产品价格受制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价幅度十分有限;其次，生产资料价格的完全市场化，推动了粮食类的生产经营投入增加，成本不断上升;再次，附加值较高的农业经营项目如蔬菜等，虽然投资回报率较高，效益较好，但其本身具有鲜活、易腐的特性，致使其生产、销售等风险增加，加之不断上涨的油价、人工成本等又使得流通环节的成本居高不下，并且有些项目投资额度大，风险也大，往往还存在效益增长幅度滞后于投资增加幅度现象。第四，甘肃的环境条件及社会经济发育程度形成了林、牧业及二、三产业受诸多因素影响，发展不甚景气。甘肃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3.42%，低于全国近7个百分点，2010年林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不到0.9%，全省农户林业生产投资平均户均不足15元，林业及其有效资源的开发利用十分有限;畜牧业投资量大，尽管收入年均增长率为5.1%，但受市场价格及周期性影响，农户难以掌控。不断拓展的交通网络和商业活动理应推动农村运输业的发展，但农户的运输业却出现了萎缩，运输业收入的增长率逐年下降，从2006年的17.8%下降为2010年的2.9%。甘肃省农村工业发展滞后，农户的工业收入、建筑业收入呈负增长;绝对量增加有限的农村居民收入，致使“十一五”期间，农村餐饮、批发零售等行业增长缓慢，年均仅为1.9%。
2.2 农地经营规模有限，效益难以体现
农户的耕地分散且规模小，2010年甘肃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仅有7337㎡，且分散在多个地块上，基本无规模效益可言。农地经营的分散性不利于农业机械的使用、资金积累、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也不利于农户进入市场进行购销交易和竞争。单个的、分散的农户进入市场，面对比较集中的农产品购买者和农业生产资料提供者，没有力量进行竞争，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从另一方面来看，相较于规模较大的农场经营者，市场价格对规模过小的农户经营的刺激作用也不甚显著。由于耕地经营规模等因素，农户生产农产品产出量有限，商品率低，因此农产品价格变动所能带来的收入预期增加有限，利用价格形成的刺激效应难以体现。同样，新技术、新品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等等技术与理念也因为经营规模过小而难以引起农户持续利用的积极性。
2.3 农户家庭收入渠道多元化，农户传统生产经营淡化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各行业的就业渠道逐渐增加，更多的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工资性收入占农户纯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农户家庭收入渠道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非农收入的增加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快速增加，传统的家庭经营收入逐年减少，这一方面显示农村发展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日渐被淡化，农户家庭的兼业化已成为普遍，农业在家庭中的地位进一步弱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户家庭在蜕变，而相关的比较系统的改革政策尚未出台。据笔者调查统计，甘肃农村年轻一代愿意从事农业的不足35%，农业老龄化、后续劳动力的不足等已成为现实问题，边远及贫困落后地区土地撂荒现象十分严重，直接影响甘肃农业生产经营发展和生态维护。同时，刚性的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发展环境和快速发展的城市经济，共同形成了新的无形的城乡壁垒，致使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以解决温饱形成的小农经济模式继续支撑现代农业和城市发展，力不从心。家庭农户模式未来何去何从应是政府考虑的急迫解决的问题
3 农户家庭经营发展趋势及建议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户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的单元，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但农户家庭经营的不适性已经显示出来。当前家庭经营规模小，缺乏规模效益，且与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不相适应。而大量小农户的存在，对我国农村发展、农村城市化、城乡统筹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提升均为不利。纵观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农户家庭经营的转型势在必行，其出路就是部分城市化、部分兼业化和部分专业化(专业大户)。这已在我国东、中部地区逐渐显现。因此，各级政府采取措施积极推动这一过程发展，尽快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3.1 提高农户生产经营专业化水平
农户生产经营专业化是农业专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指农业生产单位(农户)逐步改变“小而全”的生产结构和经营结构，根据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的特点，以及农业生产各部门和各种作物的生态适应性，专门从事本身最适合的某(几)中产品或生产环节的生产，使生产活动趋于专一化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生产经营专业化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公司制农业、企业+基地+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创造条件，培育各种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在农业公司、合作社的带领下选择种植、养殖该地区特色、优势品种，集中购买生产资料和集中销售增大了农户在市场中的话语权，相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价格并有效地实现规模效益。农业公司、合作社等能链接农户，有效地提高农户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水平，增加农户收入。
3.2 促进农民组织发展
甘肃省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现已形成玉米制种、啤酒原料、马铃薯等特色优势产业。2010年全省特色优势农产品播种面积达到172.13万hm2，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近50%。截至2010年甘肃省有各类农业合作社、农业协会共2168家，在特色产业的基础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将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结合起来，通过集体购买生产资料、整合人力、物力资源，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规模效益、增强农户面对市场的能力。在现阶段，农户的组织形式、服务方式等都有了全新的概念和运作方法。农协等专业协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经纪人等，都是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重要载体，应积极鼓励和扶持其发展，并依法保护监督其地位和作用。
3.3 适时进行农户家庭转型的制度调整
农户家庭经营转型为农民城市化、农户兼业化和农户专业化(农业大户)，需要合理的机制与制度设计，同时也包括对已有制度的修正。目前与农户经营主体转型相关的制度主要包括户籍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土地制度等等。
3.3.1 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的刚性约束不仅造成城乡差距扩大，还阻碍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国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但相关制度调整未能及时跟进，农民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的渠道至今未能建立。城乡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各种福利待遇的差异排斥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转移。甘肃省各级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积极调研，并试点推行户籍制度的改革。但是，历史积淀形成的问题一时难以彻底改观。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相关制度的系统性，同时，要积极行动起来，抓住时机，大胆推进相关改革，为农户家庭经营的成功转型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
3.3.2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要使农户家庭经营成功转型，保证转型后“有所依”的社会保障制度必不可少。进入新世纪以来，甘肃省农村实行了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参合率已达95.54%。一些地方(例如：城市郊区、城中村等)也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一些有利于农户生活与发展的规章制度，这是甘肃省农村发展的一大进步。但与城市居民相关制度比较，在种类、范围以及保障度上的差距仍十分悬殊。因此，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逐步进行调整和完善，既要有利于保障农户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和农村人口的有序流动，又要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振兴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3.3.3 创新农村土地制度。
前述已经提到：农户家庭经营在今后一段时间仍继续发挥作用，但这种制度对于甘肃省农村农户经营主体的转型和提升都有制约。自2005年以来，中央政府连续1号文件及相关会议政策文件，都提出在土地政策稳定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农村土地流转，甘肃各地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农村土地流转应依据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具体包括： (1) 流转土地的农户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 (2) 土地流转的机制是否健全; (3) 农户土地流转后相关制度特别是保障制度能否跟上; (4) 农户分流(或进入城市的渠道及政策)的预期; (5) 流转土地的农户发展环境状况等等。这些内容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反映着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组织经济建设能力，我们不能简单的只针对农村孤立地考虑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
3.4 加强农民文化及技能培训
农民的文化程度对实现农户家庭经营的转型尤为重要。实践表明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对市场的预期、新技术、新品种理解和掌握的较快，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并且农民文化素质高的地方，农户组织化程度就高，家庭经营也发展良好;反之，发展缓慢。所以，农民文化素质和农业经营主体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要实现农户家庭给经营转型，必须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为前提。据统计，甘肃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42.5%，全国同期为52.7%，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这也是农户家庭经营发展缓慢的一个症结，同时也影响农户家庭经营的转型。因此，要把农民教育问题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尽快提高农民素质。
3.5 逐渐消除城市发展所形成的无形壁垒
实现农户家庭转型，需要消除城乡壁垒。除了消除有形的城乡户籍身份制度的差异，还需要消除在居住、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政策和无形的“技术”壁垒，使农民在居住、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改革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农民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一系列制度，实现农民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消除他们的认识障碍、政策障碍、制度障碍、素质障碍等，增强城市对农民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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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农业经营风险量化途径初探 篇5
一、风险的界定
“风险”一词来自英文单词“Risk”,迄今为止,对风险做出比较系统、完整,并被大多数专家和学者绝对公认的定义并不多。目前,关于对风险的定义及其特性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如何规范与测度不确定性;二是风险有哪些不利的后果;三是风险的真相或它的真实性是什么。美国学者海恩斯较早地提出了风险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分类和描述,他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并被广泛接受。他认为:“风险一词在经济学和其他学术领域中,它意味着损害或损失的可能性。偶然性的因素用以划分风险的不同性质,某种行为能否产生有害的后果应以其不确定性而定。如果某种不确定性发生时,其行为就反映了风险的分担。”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H·柰特在其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把可能测定的不确定性定义为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把不能用大数法则进行分析测定的不确定性定义为真正的不确定性。而且提出只有不确定性才是真正利润的源泉的风险学说。美国著名风险管理学家威廉姆斯将风险定义为:“风险是关于某种给定状态下发生的结果的客观疑问。”国内学者西南财经大学卓志教授认为:如果说“风险是损失的机会”,损失的机会本身的含义不明确,倘若机会指概率,那么当损失的概率为0或1时,损失不可能发生或者损失必然发生,这种描述混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本质区别,风险可以度量,而不确定性不能度量。他认为,风险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定义:一是从易于定性分析的要求来看,风险可以描述为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损失的可能性;二是从易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看,风险可以描述为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
对以上这些国内外流行的观点进行归纳,可以得出风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1、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2、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表现在风险结果的不确定性、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及发生状况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的相对差异;3、风险具有可测性,风险的可测性奠定了风险处理和管理的量化基础与方法运用。简而言之,在严格理论意义上的风险就是可以测度的损失或者收益的不确定性。
二、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分类
国内学者对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研究多见于对农业风险管理中的农业保险、农业风险的形成机理以及对策建议的理论研究上,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对农业风险进行了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方法:从产生来源讲,可分为生产风险(因其主要是由于自然因素引起的,故又被称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政策制度风险、信息风险、资产风险等;从风险性质上讲,可分为自然风险与经济风险;按来源的不确定性可分为可保风险与不可保风险,这种划分一般应用于农业保险研究领域;按损失和收益状况可分为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按风险损失是否可以转移分为可分散风险与不可分散风险。其中按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分类被广泛应用,这是因为从农业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分类,基本上可以全面地反映出农业风险的成因,有利于提出农业风险管理的相关对策建议。
泛泛而言,这些分类都是有道理的。但严格地按照风险本身的定义来讲,有些分类是不严谨的。从农业风险的产生原因来进行分类,表面看上去似乎合理,也合乎我们的习惯。但是,如果从目前对风险的定义和理解出发,这种分类是存在问题的,很容易使初步接触农业风险的人浅尝辄止,难以深入到以识别、估计、评价和控制为主要手段的农业风险管理研究当中去。
本文力图以对农业风险的度量为目标,把农业风险缩小在它的两个主要领域:生产和流通领域。在生产领域中,农业生产者主要面临着由于自然因素而产生的农产品产量实际与预期的偏差,称之为农产品产量风险。在流通领域中,农产品的流通主要受到市场、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实际价格与预期价格之间的不利偏差,称之为农产品流通风险。为了适应量化分析的要求,本文把生产领域的风险限定为产量风险,把流通领域的风险限定为价格风险。
三、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度量
(一)定量分析的一般方法。
风险度量是指,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对所收集到的大量损失资料加以分析,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估计和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以损失概率和损失程度为主要测算指标,使风险分析定量化,据以确定风险的大小或高低。把风险发生的概率、损失严重程度,结合其他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得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危害程度。风险度量一般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必要时借助计算机完成。
1、用方差或标准差度量观察值与期望值的偏离程度来测度风险。根据本文对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定义,可以用方差或标准差来计算实际损失(收益)与预期损失(收益)的偏差以表示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大小。这也是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方法,如凯恩斯就用平均报酬的可能偏差来衡量投资风险。希克斯和马尔切克把报酬的方法看作风险,马尔柯维和托宾则把方差视为投资风险的主要指标。一般来讲,标准差的单位与损失的单位相同,易于比较风险和收益的大小,因此我们用标准差度量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大小,其计算公式如下:
σ:收益的标准差(风险值);Ri:第i种实际收益的观察值;R:预期收益;n:观察量。
2、预期收益未知情况下的修正。上述公式假定预期收益已知,而且每一种实际收益发生的概率均为1/n,更一般的情况是,预期收益未知,每种实际收益发生的概率不同。因此,一般更为常用的方法是用样本的期望值作为预期收益来计算总体的无偏估计:
σ:总体标准差(风险值);S:样本标准差;Ri:第i种实际收益的观察值;Pi:第i种实际收益的发生概率;预期收益(样本的期望值);n:观察量。
3、多种农业经营项目的风险组合。上面为单项农业经营项目的风险,一个农户所有农业经营项目的风险由所有经营项目风险及其之间的相关程度决定。即:
σ:农户农业经营项目组合收益的标准差(风险值);σij:第i项风险标准差和第j项风险标准差的协方差;Pij:第i项风险标准差和第j项风险标准差的相关系数;xi:第i项风险占风险组合的比率;xj:第j项风险占风险组合的比率;n:一个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组合项目数。
(二)定量分析的缺陷
1、当各个期望值不同时,标准差的直接比较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应使用标准差的相对指标,即离差系数或标准差系数才具有可比性。
2、标准差指标体系评估风险是以风险事件的正态分布或服从于正态分布为前提的,否则,计算出来的标准差(风险)是没有意义的。而正态分布只是事物的一种状态,不是全部,所以用标准差作为风险评估指标,只有在事件概率分布满足于正态分布的条件,并且人们追求的目标是稳定的情况下才正确。
3、标准差公式基于风险的定义: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偏离。也就是说,它只可用于可计算的不确定性(或可保风险)。农业生产经营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复杂系统里还存在着不能定量分析的其他因素,企图较精确地量化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但目前仍未取得明显成果。
(三)定性分析的一般方法。
用标准差衡量风险虽然看似可以提供一个风险大小的尺度,但基于以上测度模型的缺陷,其有效性一直被质疑。再加上真实的样本数据难以获取,所以人们也常用定性的方法预测风险,以弥补计量模型过于严格的假设和许多根本无法量化的风险度量的不足。因此,对于不可量化的风险,一些专家提议,估计这类损失发生的概率可采用定性方式:
1、风险事件不会发生;
2、轻度发生。风险事件可能发生,但不大可能现在发生,或在将来发生;
3、中度发生。风险事件已发生过一次,但预料将来某时还会发生;
4、高度发生。风险事件已发生过多次,预计将来仍会经常发生。
虽然这种方法不如定量方法那样精确,但它的优势在于:对有关风险的信息质量要求不高。
四、一个分析框架设计
(一)某农户单项农业经营项目的收益风险度量。
下面假设该农户单位时间内(1年)农业经营过程中影响产量、价格的风险只有四种可能的情况出现,是离散型分布,采用定性分析估算其四种发生概率对应的预期产量或者预期价格。
假设该农户1年后的农产品(假设共有n项农业经营项目)产量和价格会根据未来不同的情况而变化,不同的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对应不同的预期产量和预期价格,设影响产量的风险事件不发生时的产量值为常量Q0,影响价格的风险事件不发生时的价格值为常量P0,以定性分析的原则对不同风险事件发生概率下的对应产量值和价格值做如下假设。(表1、表2)
根据表1、表2,可以得出在影响产量和价格偏离的风险事件不同发生程度情况下的农户单项农业经营项目收益情况。(表3)
(1)农户单项农业经营项目预期收益:
(2)农户单项农业经营项目收益的方差:
(3)农户单项农业经营项目价格的标准差(收益风险值):
(二)某农户所有农业经营项目的收益风险度量。
收益风险由两个因素决定:(1)组合中各个经营项目的风险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2)构成比例(以w表示)——分配在各项收益的比例。
经营项目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就是各单项经营期望收益的加权平均,权数为该单项项目占组合的比重。设组合中有n项经营项目,则:
经营组合的方差不是各单项方差的简单加权平均,还要受到各资产之间的协方差的影响,具体为:
假设某农户同时种植了农作物A和农作物B,一年的总体收益中40%来自于种植农作物A,60%来自于种植农作物B。即:
这便是农户农业经营一年最终的风险值。
五、小结
农户家庭经营 篇6
一、发展城乡连锁经营，丰富服务民生内容
城乡粮油连锁经营是粮食部门服务民生的一项重要“民心工程”。我们依托网点优势，紧紧围绕“整合、延伸、典型、品牌”八个字做文章，发展城镇粮油连锁企业，兴办农村粮油连锁超市，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一）推动资源整合，增强市场竞争力。
针对城镇粮店和农村粮管所规模较小、经营分散的普遍性问题，我们以资产为纽带，实施资源整合，发展粮油连锁经营。在农村，坚持为耕者谋利，1997年提出以农村粮管所为依托，“铺天盖地建网点，大办农村服务社”。2003年进一步提出“面向农村大市场，构建粮食购销主渠道”的工作思路，以县(市、区)为单位，重新组建了一批布局合理、具备实力的粮食购销公司，并以此为依托，兴办农村粮油服务社，发展粮油连锁超市。目前，全省农村粮油服务网点已发展到1.5万个。全省具有一定规模的粮油食品快餐连锁供应企业近20家，年营业收入12亿元左右，安排就业5000多人。济南的金德利进入中国餐饮百强企业行列。
（二）抓好网点延伸，提高市场占有率。
一是大力发展农村粮油超市。充分整合基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仓储设施、经营网络等资源优势，改善经营方式，建立粮油超市、粮油连锁店，为百姓提供安全可靠、适销对路的放心粮油。如东营市以开展放心粮油食品工程为抓手，对选定的粮油食品店政府给予补助，粮食部门负责监管粮油质量、服务质量、诚信经营，不干涉企业日常经营，仅广饶半球面粉公司的放心粮油产品就覆盖所在县80%的乡村，安置农村就业1000多人。二是积极实施“放心馒头”工程。馒头是我省百姓的主食。省粮食局把“小馒头做成大产业”作为主食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抓手，指导各地发展馒头工业化生产，农村广设网点，以原粮兑换等方式，方便百姓日常生活。淄博市针对厂矿企业较多的实际，发展了“云海”、“百合”等一批规模化馒头生产企业，月加工能力达到600吨以上。
（三）实施典型引路，扩大辐射带动面。
我省城乡连锁经营的情况，大体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城市模式，主要针对城市消费群体。以济南金德利、滕州金利园、烟台蓝白为代表，突出“居民大厨房”这个载体，坚持“统一配送、网络服务、物美价廉、造福群众”的经营理念，构建居民主食社会化供应主渠道。第二，是镇村模式，主要面向广大农村。以齐河金坤、章丘荣元为代表，充分利用粮食网点资源，大力发展农村粮油超市和连锁店，构建农村放心粮油供应主渠道。第三，是城乡结合模式，以广饶半球、菏泽华瑞为代表，依托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区别城乡市场特点，以便民服务为宗旨，开展粮油及食品供应。在根据三种类型实施典型引路过程中，重点突出“质”和“量”两个方面，一是提高质量。对各类典型，注重抓巩固、抓完善、抓提高、抓突破，确保质量过硬，确保典型持久，保持旺盛生命力。据预测，2008年省局重点培育和指导的十佳粮油食品快餐连锁企业可实现营业收入10亿元左右。
（四）重视品牌培育，提升社会公信力。
一是注重用好“金”字招牌。充分利用粮食部门多年积累的信誉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了一批粮油连锁经营品牌。济南的“金德利”品牌，就是在其所属的槐荫区国有粮店基础上整合发展起来的，现连锁店总数发展到近200家，其中市外连锁店19家。二是注重质量监管保护品牌。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理念，以“造精品、创名牌”为目标，大力开展粮油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指导企业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同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完善监测网络，健全检测体系，确保企业经营的粮油食品质量安全，让百姓放心。三是注重“包装”美化品牌。加强企业形象设计。同时，美化、亮化、净化店容店貌，规范员工服饰及经营礼仪，为消费者打造简洁明快的消费环境。目前，烟台“蓝白”、济南“金德利”、滕州“金利园”、章丘“荣元”、广饶“半球”等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粮油连锁经营品牌。
二、推进农户科学储粮，筑牢服务民生基础
我省把抓好农户科学储粮作为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扎实推进，进展较快。
（一）建立三个体系，规范项目运作。
2007年，国家粮食局在我省启动农户储粮专项试点项目。为确保项目规范运作，我们突出建立三个体系。一是组织领导体系。省及试点市、县均成立了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农户科学储粮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办事机构，落实工作措施，推动工作开展。二是监督考核体系。省粮食局制定了山东省农村粮食产后减损安全保障工程试点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验收办法》，并进行不定期检查督导，确保项目规范实施, 资金专款专用，坚决不出问题。三是技术服务体系。省粮食局发放农户科学储粮技术手册、示范仓使用说明和农户储粮宣传光盘等资料，各示范市组织培训技术骨干，试点县成立农户科学储粮技术服务中心，并在每个试点村确定1～2名技术员，对试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
(二) 突出三个重点, 确保项目实施。
一是科学布局是前提。本着重点照顾主产区、兼顾销区中的产粮区的原则，选择粮食工作比较扎实、有群众基础、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9市11县为试点单位。二是完善措施是保障。制定印发了试点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建设内容、实施进度和工作措施，对地方配套资金落实、试点农户选择、协议签署、技术培训和项目总结等提出了详细要求。三是政策支持是关键。为做好配套资金的落实，省局及时向分管的常务副省长汇报，得到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责成省发改委、财政厅等部门给予支持。试点市、县两级政府的配套资金也及时足额到位。试点项目共选出1万个示范户，每户1个示范仓，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三）打造一个环境，抓好宣传引导。
为抓好农户科学储粮技术的推广应用，2006年我局与河南工业大学等单位合作，精心组织了“农户科学储粮下乡服务宣传活动”。2007年在全省组织实施“农户科学储粮百镇千村万户工程”，并相继在东营、烟台、淄博3市举行启动仪式，通过赠送示范仓，发放宣传材料，邀请专家讲座等形式，提高百姓对科学储粮重要性的认识。日常工作中，试点市、县粮食部门广泛宣传农村科学储粮知识，帮助农民逐渐转变重生产轻储存的传统观念，为试点项目顺利进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示范情况看，储粮损失率降到2%以下，比传统储粮方式低4到6个百分点，年可减少储粮损失50万公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三、着眼长远发展，提升服务民生水平
粮食部门是城乡经济融合的重要纽带，服务于城乡群众生产生活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的有关精神，进一步改进工作、加快发展，努力提升服务民生水平。
农户家庭经营 篇7
1南疆地区红枣产业发展现状
南疆地区是我国目前红枣生产栽培的最佳生态区域之一,由于常年降雨量在30mm-60mm左右,年光照时间长,而且早晚温差大等诸多天然优势决定了该地区成为我国的一个红枣生产最优区域。据统计,目前全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19家,其中林果类企业42家。经初步统计目前新疆红枣加工企业有42家,这些企业大多数是以筛选、分级、烘干、精细包装的粗加工为主,也有一些企业具有了一定规模,在精深加工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2南疆地区红枣规模化种植存在的问题
2.1红枣品种单一难以满足种植需要
以种植时间较长、种植规模较大的阿克苏地区为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该地区以种植河南灰枣、山西骏枣为主,其种植面积达到总种植面积的95%以上。虽然种植的面积很大,但是由于长时间种植单一品种,造成部分地区的土壤肥力下降,红枣的品质也难以得到有效地保证,直接导致了这一地区的红枣产品难以进行进一步的深加工,影响了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2.2现有的红枣种植技术难以满足生产需要
作为一种经济附加值较高的农产品,红枣不仅在种植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技术支持,而且在产品深加工、市场开拓等方面也需要很多的技术支持和保障。但是从目前来看,很多先进的现代种植技术在红枣种植方面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和推广,红枣的品质很多都保持在前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水平上,甚至在有些地区红枣的品质出现了退化,直接影响了红枣规模化种植的推广。
2.3栽培管理相对粗放、施肥结构不合理,缺乏科学管理
目前,新疆红枣产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枣农没有掌握科学的管理方法,仍然采用传统粗放管理,修剪整形不当,不能按照不同品种采用不同的修剪方法,不重视花期管理,导致产量低、质量差。同时,新枣园从规划、选址、品种选择、栽植、管理都没有做到科学建园的系统管理,即使栽植了新品种也达不到高效益。在发展过程中,农民只重视间作物的当年收益,缺乏对不同年龄枣树的水肥、树体(整形修剪技术)管理,直接导致枣树造林成活率低、保存率下降,开花少、单位产量减少。
3加快南疆红枣规模化种植的建议
3.1加大科技支撑力度,全力增强科技支撑力度
提高红枣种植技术的科技含量、推进科技应用力度是促进红枣规模化种植的必然路径。立足新疆地区实际,编制红枣种植技术推广方案,使新型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以乡级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建设为切入点,充实基层农技人员队伍,加强新型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力度。创新农技推广体系,利用有线电视、广播、农广校等传播平台,把农技课堂开到田间地头,构建连接农技专业人员、农村土专家、农业生产大户的农技推广应用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3.2延伸红枣产业链条,实现“一条龙”生产
畅通红枣市场信息的传递,改善提高红枣市场服务水平,以市场为导向,建设农产品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建立符合新疆红枣产业发展实际的技术、经营、金融、资本等服务体系,提高农产品生产、交易效率,真正是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得实惠。加强红枣型项目的引进和建设力度,扶持、建强红枣加工龙头企业,坚持“民有民营民受益”的原则,扶持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到红枣产业化经营当中,实现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当中的优化配置。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培养农业生产带头人,打造一支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职业农民队伍。统筹城乡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做好农业转移人口的转移安置工作,把农业转移人口变成变为享有平等社会权利的“城镇居民”,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3.3筛选改良适合地区种植和市场需要的红枣品种
枣树优良品种多元化品种是枣树丰产的基础,各地州在红枣发展中,针对不同地区的自然气候特点,切实开展调查研究,在选优的基础上,确定适合不同地区发展的红枣品种。应选择适于当地发展的2~3个优良品种,防止品种单一引起不良的市场效应和可能的病虫害发生,最大限度发挥良种的生产潜力,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在品种结构上,应打破干鲜兼制品种一统天下的格局,对交通方便、具有保鲜措施的地区,积极建立制干、鲜食、兼用、蜜枣和观赏品种协调发展,早、中、晚熟品种有机搭配的布局。各地区考虑建立优良品种引进推广示范园,要不断筛选经济效益高、市场对路的品种。
3.4建立健全市场引导管理机制
结合新疆地区的特点,政府部门要发挥好产业引导和产业支持力度,维护好正常的市场秩序,促进红枣产业化发展。
参考文献
[1]袁金香,王艳,杨海菊.沧州市红枣产业的发展对策[J].河北林业,2006(03).
农户家庭经营 篇8
农户经营经历了从自给性生产到自给半自给性生产,再向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转变,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处于转型加速期的我国农户,在政府“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多予、少取、放活”政策引导和支持下,正在朝着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适度规模化和组织化方向发展。
一、现阶段我国农户经营行为特征
(一)生产的专业化
最初的农户是自给自足的,这是由原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在这种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不可能产生发达的分工与市场交易,农户的生产基本上处于“小而全”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户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满足自身需求后出现了剩余,产生了市场交换。市场交换的发展,为农户提供了生产生活必需品来源,农户逐渐放弃了部分经营活动,专门从事自己拥有比较优势的经营活动,“小而全”的范围逐渐缩小,推动了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的进一步发展。收入增长来自结构调整,真正促使农户进行家庭经营结构调整的是产业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比较优势,从事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经营活动。
为了分散和化解农业生产的自然和市场等风险,农户会选择从事多种经营活动的兼业经营,并逐渐分化为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和非农户。通过分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可能,为利用农闲时间创造财富提供了机会,也为纯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或小规模集约经营的专业化生产创造了条件。一方面,通过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转和区域性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建立,农户可以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符合市场需求、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产品,从而改变传统小农“小而全”的生产状况;另一方面,逐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和就业体系的建立,为农户分化和进行专业化生产提供了选择的机会。
如图1所示,OL3为农户拥有的总劳动量,OC、OD分别为农户未进行专业化生产和进行专业化生产情况下的农业总产出曲线,CB、DF分别为农户未进行专业化生产和进行专业化生产情况下的非农业总产出曲线(此时假定为直线,表示劳动收益率),I0、I1表示两种情况下的总效用曲线。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分化形成的纯农户和一兼户将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投入,改进生产技术,按照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将更多的劳动投入到农业的专业化生产,实现更大的收益。农户经营专业化生产与非专业化生产相比,劳动投入增加L1L2,而实现的劳动收益增加BF,效用总水平提高BF。
(二)交易的市场化
农户的经济活动以市场交易为手段来实现自身目标,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通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户经营的市场化导向上作出的制度安排来反映(如表1所示);另一方面,农户经营的市场化发展可以用农产品商品率、经营收入与经营支出的货币化率加以衡量。农户经营的商品化发展反映了农户参与市场的程度、家庭经营与市场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农户家庭经营所处的阶段,是主要为家庭自给而生产还是为市场而生产等等,即生产经营决策是否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为依据,并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及时调整生产决策和产品结构。
一般地,商品化率和农村居民收支的货币化率是衡量农户交易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按照国际衡量标准,市场化程度在0-15%为非市场经济;10%-30%为弱市场经济;30%-50%为转轨中期的市场经济;50%-60%为转轨后期市场经济;65%-80%为欠发达市场经济;80%以上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生产的商品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居民货币收入率逐年提高,改变了过去较长时期我国农村经济的自给半自给状况及以农为主的单一生产结构,农村居民的实物收入为主状况逐步被货币收入的迅速提高所替代,农户的生产职能和消费职能逐步趋于分离。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农村居民出售农副产品收入人均仅为27元,占总收入的17.6%;人均全部货币纯收入为56元,货币收入率只占41.9%。1998年农民全年出售产品收入提高到1 029元,比1978年增长38倍,占总收入的比重提高到34%,提高了16.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纯收入中,货币纯收入额达到1 400多元,增长24倍,货币收入率提高到了67%以上;农村居民人均货币性生活消费支出额由48元达到1 128元,增长了23.5倍,货币性生活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41%提高到1998年的70.7%,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 587元,工资性收入人均1 37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0元,增长17%,占农民纯收入比重为38.3%;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 15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人均2 061元,同比增长11.2%,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8.5%,占农民纯收入比重上升为40.0%。
另据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1986-1996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86年到1996年,农户粮食商品率由33.7%提高到35.6%,11年间上升不到2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农户生产的经济作物和畜产品则以高商品率为主要特征,这种变化表明农户经营己经步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三)服务的社会化
随着经济、社会和市场交换的发展,农户的生产、生活、交往已突破家庭、地区、国家界限而融入到社会化大系统之中,农户经营被卷入到社会化大分工的网络中,需要社会化服务来支撑,主要包括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和生产要素配置的社会化。
生产社会化是农户经营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是区别传统小农的重要标志。产前社会化包括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都通过社会化服务进行购买,很少使用自制的生产资料;产中社会化包括播种、犁田、除草、收割等环节都开始由社会化服务来代替,特别是在平原等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地区,基本实现社会化;产后的社会化包括农产品的销售、加工和运输等环节,社会化程度非常高。农户生活社会化,包括教育、医疗保健、日常生活支出、赡养老人等都逐渐融入到社会化的服务体系之中。农民不再自己缝制衣服,不再自备柴火,连同走路都离不开社会化的服务。
生产要素配置的社会化,包括土地、资金、劳动、信息技术等要素的社会化。随着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不断巩固和完善,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开始变大。2004年以后,随着取消农业税、粮食补贴制度的实施,农村土地价格由负变正,加速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户已将土地作为股份参与投资,或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等,将大大加速土地要素的流动,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农户生产经营和生活的关键因素,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民间金融逐渐成为农村资金社会化的主体,再加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农户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化的资金。农户经营除了农业必需的劳动力以外,家庭其余劳动力都进行社会化配置,外出打工或雇入劳动。
(四)经营的适度规模化和组织化
马克思曾经指出小农是一家一户靠自己的劳动对小块土地进行独立经营,规模不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而进行的农业生产[1]。当然,马克思所处的不承认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社会与我国转型加速期的现代社会是不同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明,适度规模经营对促进农户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农户的适度规模经营包含内涵式集约经营和外延式集约经营两种方式,内涵式集约经营指对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使用先进的生物技术,进行劳动密集式精耕细作,或通过组织(如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整合,将若干个相互独立的小规模经营单位组织起来,纳入一体化、产业化体系,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组织化与社会化程度,以群体的组合优势扩大农业整体产业的经营规模。具体包括两种方式,一是依赖于双层经营方式进行的小规模内涵式集约经营(C1);二是依赖于其他社会化服务力量(如农业公司、专业化合作组织等)进行的小规模内涵式集约经营(C2)[2]。
外延式集约经营指通过土地流转机制或股份制等形式,使家庭经营土地规模扩大,进行适度规模化生产的经营方式(C3)。这从规模经济的“U”理论得到反映,如图2所示。在特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随着土地经营面积扩大,平均成本将下降,达到一个均衡点之后,如果继续扩大,则平均成本将随着经营规模扩大而提高。C1、C2、C3分别代表三种不同规模的平均成本曲线。一般情况下,同一农户经营的平均成本满足AC3
我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占较大比重,农户数量增多,土地细碎,户均占有耕地逐渐减少,这种严重超小型、高度分散的农户经营体,没有进行市场交易的内在冲动。从1986年到1996年,户均耕地面积由9.2亩减到7.8亩,人均耕地面积由2.0亩减到1.9亩,劳均耕地面积由3.7亩减到3.1亩,分别比1986年减少15.7%、5.6%、15.0%。户均耕地块数1986年为8.4块,到1996年的仍然有6.2块。土地流转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户均耕地转包面积也只由1986年的0.3亩增加到1996年的0.4亩增加了38.7%[3]。
根据1986-1999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10个村跟踪观察户资料表明,就农户家庭主要经济资源利用效率比较看,无论是劳动资源还是资金或农地资源,其利用效率在大多数年份最好的应当说是经营规模在1-3亩的农户,其次是规模超过10亩的农户。随着农户经营农地规模的扩大,农户分布呈典型的“∩”状,而农地收入水平以及资源利用效率则呈“U”状或下降趋势。这一结果意味着现行的农地配置是极不合理的,虽然从公平的角度上看,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从农地利用效率发挥看,则是最差的。因此,实现规模经营已成为浙江农村以及农户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4]。
根据2002年我国粮食主产区10个省30个县的3 000个农户调查数据表明,粮食主产区户均、人均、劳均耕地面积分别为10.71亩、2.75亩、4.16亩,仍属于小规模经营,但户均和人均耕地都比全国平均水平的7.69亩、1.48亩要高。粮食主产区农户家庭经营的农地规模明显偏小,在经营农地的农户中70%多的农户经营规模不足10亩。在粮食主产区当前生产力水平下,农户耕地在10亩以上,其报酬是递增的[5]。2006年,农村人均耕地面积1.41亩,户均耕地也只有7.3亩。因此,如何将农地经营由分散转向集中,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关键问题。
实际表明,通过土地流转机制或股份制等形式实现外延式集约经营,扩大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进行适度规模化生产的经营方式是一种可行的发展模式,但决不是权宜之计,进行劳动密集式精耕细作的小规模内涵式发展也只能解决短期的生计和发展问题。因此,比较有效的方式是通过组织化发展道路,借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既降低了农户经营的市场和自然风险,提高了农户经营的效率,同时又扩大了农户经营的外在规模,实现规模经营效益。
农户经营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规模化只有在组织化发展基础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组织化是实现规模化经营和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市场化为农户经营组织化提供动力,专业化是农户经营组织化的产业基础和支撑,农户经营组织化又为社会化服务提供保障,组织化已成为农户经营行为的必然选择。
二、农户经营行为的路径选择
研究农户经营行为,必须与农户个体、农户群体和农户经营组织的行为联系起来,现有的农户经营行为特征、行为选择及其绩效已经为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农户和农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农民对其组织的功能性要求,农民的利益是农户和农业组织存在和变革的根本前提,其能否真正发生必然遵循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原则。
我国农户的经营规模较小,大多数农户仍然处于一种分散经营状态,组织化程度较低,这种状态造成农户经营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风险较大,竞争能力减弱,利益也难以得到保证,必须进行组织创新。组织创新必须依据成本-收益原则作出选择,这就要求这一创新组织的制度安排能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并对他的努力给予应有的回报。农户经营包括经营主体-农户和客体-农业两个方面,它们是密切联系的统一体,农户的性质决定农户经营本身是有效率的,这就要求组织创新必须在保持农户经营独立地位的基础上,从农户这一组织外进行。
引导农户进行组织创新要遵循农业产业组织化和农户组织化两个思路展开,农业产业组织化强调农业生产要素功能的协调性和合理性,主体是农业组织,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首要目标,在农业专业化分工前提下从事专业化生产,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并分享农产品增值收益;农户组织化强调人的组织化,主体是人格化的农户,以维护农户利益为首要目标,为了提高自身的弱势地位,必须通过农户之间的联合、合作,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整体的专业化生产经营形式参与竞争,从而改变自身的弱势为强势竞争,巩固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两种组织形式,整合、构建出促进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的动态成长模式,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
(一)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
农业产业组织化就是将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采用一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一体化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使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组织体系。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发展的要求,龙头企业需要组织起来的农户,农户也需要组织起来与龙头企业对接,这已成为产业化经营中的一种新趋势。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通过“公司+农户”等组织形式,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农户经营纳入一体化生产经营体系,把分散独立的许多生产过程,融化为一个社会生产总过程,形成小群体、大规模、专业化的生产格局,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而且还有利于提高农业技术和经营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使农户致富,本是制度安排的初衷,一些龙头企业的建立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确实起到了带动农户致富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加入WTO,政府逐步退出竞争领域,对龙头企业扶持力度也在减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龙头企业与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农户竞争力量的悬殊,使得农户大部分的收益仍然被龙头企业获取。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农户之间需要组织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与公司平等竞争。在“公司+农户”这一产业化经营基本模式的基础上,衍生出“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不同类型的产业化组织模式,出现了产业化经营与专业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相融合的组织化模式。农户借助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发生联系,不仅使农户消除农产品的销售障碍,避免由于信息不灵、渠道不畅等原因造成的市场风险,而且延伸了农业产业链,使农户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是实现农户进入市场、发展市场农业的有效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与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相衔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已成为带动农户经营组织化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
(二)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中,农户处于仍弱势地位,分散经营,法人主体地位缺失,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对外交往也缺乏应有的商业资信,不能以市场主体身份参与经济活动,相应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也不利于农户参与到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当中。国内外的实践反复证明合作经济组织是引导小农户进入市场的最佳途径,通过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将拥有不同资产的农户通过一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进行横向联合、合作,即在不改变农户家庭经营的前提下,对农户进行组织整合,形成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专业合作经济法人组织,既可以较快地沟通、传递市场信息,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减少生产盲目性,又可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既可以通过利益的纽带和内部章程,约束、规范农户经营行为,把不同农户通过专业化生产经营组织起来,提高其谈判地位,又可以独立享有民事权利与承担责任义务,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为广大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提供一系列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解决了单个农户家庭经营所面临的技术、生产、资金、供销、信息、农机、农产品加工储运等问题。同时,以农业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合作意愿为前提,合作组织内部成员分散生产,民主管理,统一对外经营,既发挥了合作的优势,又不损害农户家庭分散生产的积极性,既能体现农业家庭经营活动的内在要求和独特优点,又解决和克服了广大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家庭经营的弊端,实现了家庭承包基础上的外部规模经济和规模经营效益,从而把农户经营与农业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和规模化经营有机统一起来,提高农户整体的市场竞争能力,达到稳固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动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推动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力,为农民提供多种有效服务。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对服务能力强、民主管理好的合作社给予补助。各级政府扶持的贷款担保公司要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服务范围,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办农产品加工企业。积极发展农业农村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便捷高效、质优价廉的各种专业服务。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包含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如专业协会、技术协会和专业合作社等,其利益联结机制不同,具有不同的组织边界,包含了不同的治理结构,产生不同的“合作收益”,适用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这就需要在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在成长机理的基础上,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体系进行构建,不断完善其内在运行机制;同时,还要认真完善、贯彻执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相关法律,积极引导农户成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断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加强对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支持,使农户真正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受益。
(三)整合农业产业组织体系
我国的农户经营组织发展实践表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是在没有动摇农户这一微观经济主体独立产权的基础上,引导和组织农户改变以往单个农户在市场中的不利地位,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两种组织都是外在地扩大了农户经营的规模,确实实现了农业微观经济主体的组织创新,但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地加以优化。由于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着天然的融合性,共同内生于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中。因此,需要对这两种“组织”进行有机整合,将二者共同纳入农业产业体系中。
农户经营组织整合就是在保持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前提下,以农户为基础,以农业专业化生产为依托,通过劳动与资本联合或劳动与土地联合为纽带,按照公司制、股份制、合作制或合同制等方式从横向、纵向两个方面将二者重新整合为适应农业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要求、有利于推进农业一体化的新型农村经营组织形态,目的是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改变广大农户经营自身的不利地位。其基本模式表现为农户横向联合、科层纵向联合与农业产业纵向一体化联结的经济共同体,即“公司+合作社(或协会)+农户”模式。
农户为了提高自身的市场谈判能力和竞争能力,获得较好的服务,较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根据专业化生产的需要首先在小范围内通过组建专业协会,对内相互提供技术、服务,进行专业化生产,对外以合作体的形式进行销售,提高在市场中的讨价还价能力,获取更多的市场收益。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为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能力,提高组织自身的投资和融资能力,有可能吸引一部分企业加入,通过较紧密的利益联结方式组建合作社或股份合作社,利用合作社内部的有效联结机制,将业务向产前或产后环节延伸,对内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将社会化服务内部化,降低交易费用,对外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或收益。由于受到合作社组织边界的限制,当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获取更多的合作剩余,合作社之间可以通过较松散的专业协会形式进行联结,突破区域界限,扩大市场边界,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而企业为了更好地获取原材料来源,满足利润最大化需要,不得不与协会或合作社进行合作,尽可能让利于合作社,建立自己稳定的原材料生产基地,由此可以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并使之得以巩固和稳定地发展,农民增收得到保证。如图3所示,随着市场化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组织结构梯度演进,利益联结机制逐渐紧密,呈现出一个动态的逐级递进的互动成长过程,从而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拓展为“公司+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农户”的一般形式。
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民的弱势性,加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在农业产业链的构建当中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作用。从整个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出发,不仅从宏观上对整个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进行规划,而且要在微观上对农户经营组织进行政策支持、引导和保护;不仅要对龙头企业进行扶植、培育,而且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支持、保护和协调,构建支持保护体系,推动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和稳固发展,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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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必良.农地经营规模的效率决定[J].中国农村观察,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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