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行为（精选10篇）
农户参与行为 篇1
农用水资源短缺局面不断加重, 人们试图通过管理制度创新来保持和提高农用水资源的农业产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进行灌溉管理的分权改革, 将小型农田灌溉系统管理维护的职责从政府转移到农户自愿组建的农民用水者协会, 被称为灌溉管理转权或农户参与式灌溉管理。从政府的角度看, 在气候变化引起的洪灾和旱灾发生可能性加大的背景下, 通过灌溉管理分权, 以较低的成本持续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和灌溉设施运行维护水平是政府支持分权改革的动力之一, 但政府分权的主要动力还在于摆脱灌溉系统投资和维护的财政支出压力;对农户而言, 农户希望通过分权改革获得水资源分配的权利和灌溉管理的自主决策权, 以便更加及时、有效地安排灌溉系统的维护任务, 满足自身的灌溉需求。因此, 理论上政府和农户在改善灌溉系统的投入和管理维护的动因上趋于一致, 而且具有灌溉需求的农户会比政府机构更有动力使灌溉水资源管理更有效率和可持续性 (刘静等, 2008) 。
在实践中, 这种灌溉管理的分权改革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灌溉绩效改善的可持续性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的参与行为。因此, 研究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内在规律, 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户实际利益变化, 显得十分必要。在这一视角下, 许多经济学家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 以及由此带来的灌溉绩效和农业生产绩效的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实证检验。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对近年来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
一、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
对灌溉系统的性质, 文献中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传统上认为灌溉系统是公共物品的观点, 另一种是以奥斯特洛姆为代表的, 把灌溉系统看成是公共池塘资源的观点。依据这一理论基础的不同, 在分析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上, 两种观点得出的结论有较大差别。
(一) 基于灌溉系统是公共物品的假定条件
韩洪云、赵连阁 (2002) 认为灌溉系统是公共物品, 由灌区资产专用性和灌区服务的自然垄断特性产生。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灌区服务供给的农户合作行为博弈模型。该模型中, 灌区内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行为人, 和其他农户合作的前提都是在给定其他农户灌区管理服务供给选择的情况下, 在给定的农业收入预算内, 农户选择灌溉系统这种公共物品自愿供给的价格和数量, 以便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函数。这一框架下, 影响农户合作行为的内生因素是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在地理位置, 外生因素是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消费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公共物品价格。
基于该农户合作行为博弈模型, 孔祥智、史冰清 (2008) 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广西省农户参加用水者协会意愿的影响因素, 他们认为灌区农业收入水平的两个代理变量———农户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可灌溉耕地面积, 以及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消费的相对重要性的代理变量———农业支出占每年总支出的比例, 都和农户的参与合作意愿呈正相关关系, 而公共物品价格的代理变量——耕地面积, 和影响公共物品价格的社会资本变量, 则和农户的参与合作意愿呈负相关关系。
张宁等 (2006) 也假定灌溉系统是公共物品,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决策的依据是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带来的效用最大化。他们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 分析了农户参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农户周围人参与管理比例, 都和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 而农户非农就业劳动力比重和所在地区经济发达程度, 则和农户参与意愿负相关。
(二) 基于灌溉系统是公共池塘资源的假定条件
奥斯特洛姆认为灌溉系统是一种公共池塘资源, 其低排他性和高竞争性有别于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俱乐部物品, 开创了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组织和治理的理论, 并进一步形成了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 (奥斯特洛姆等, 2011) 。该理论将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视为一个集体行动的行动情境, 受外部三种因素的影响:自然特征、社群特征和制度安排等因素。这三种因素影响了行动情境结构, 即不同参与者的成本收益对比, 从而影响了农户的参与行为决策。灌溉系统的自然特征包括灌溉系统的规模和水文边界、灌溉用水的可获性和灌溉设施的类型和数量等;社群特征包括农户团体的规模、同质性、农户的组织化程度、社区的开放性和稳定性、社会资本、领导人的能力和作用等;制度安排包括相应的公共管制、市场安排、灌溉管理组织所处的经济环境条件等, 如外部权威的干预或命令、同一地区灌溉农业的历史或已经组建的农民用水者协会的数量和比例等 (奥斯特洛姆等, 2011;Fujiie et al., 2005;Bandyopadhyay et al., 2007) 。
基于这一理论, 张兵等 (2009) 以江苏省苏北地区为例, 分析了研究农户参与农民用水者协会管理意愿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灌溉系统的自然特征因素中, 灌溉系统配套完好率与农户的参与意愿负相关;社群特征因素中, 户主文化程度、户主对参与式灌溉管理的认知程度、非农劳动力占家庭劳动力比例, 以及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家有村干部, 都和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 而社会资本的另一个代理变量——农村人情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 则和农户参与意愿负相关;制度安排因素中, 政府支持变量与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黄玉婷等 (2013) 通过对江西省5个粮食主产县的农户调查分析, 证明灌溉系统的自然特征中, 农田完整率和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 而水田种植作物的选择则负向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社群特征中, 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都和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制度安排中, 用水协会成立时间、用水协会规模以及用水协会成立时是否征求农户意见等因素都和农户参与意愿显著地正相关。
部分学者更加具体地分析了特定因素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 或者特定农户群体的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许朗等 (2015) 专门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 以安徽省淠史杭灌区为例, 从网络、信任和规范3个维度测算农户社会资本, 证明社会信任指数和社会网络指数均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社会规范指数的影响则不显著。郭玲霞等 (2009) 以甘肃省张掖市为例, 妇女的参与程度低, 其参与意愿主要与社群特征因素有关, 主要是与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态度、心理素质呈显著正相关, 与年龄、家庭规模呈显著负相关。
二、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灌溉系统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学者们关注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带来的政策效果。最直接的影响是对灌溉用水和灌溉设施等灌溉系统的影响, 间接的影响则是对作物产量等农业生产的后续影响。不同学者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差别较大, 一些文献研究认为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系统没有显著的影响, 而更多的研究则发现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系统有积极影响, 而且对农业生产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可以进一步帮助低收入群体提高农业收入。分别整理如下:
(一)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灌溉系统没有影响
国内较早探讨这一问题的是王金霞等人。王金霞 (2005) 的调查发现黄河流域的村集体管理制度被用水协会和承包管理模式逐步取代, 但“自上而下”的改革多数流于形式, 只有那些建立了有效节水激励机制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才能实现节水的目标, 而名义上的农户参与行为没能带来灌溉用水效率的提高。王亚华 (2013) 认为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这种“自上而下”的特征, 在“层级推动—策略响应”政策执行模式下, 基层政权组织策略性地完成上级政策, 同时也契合当地实际和满足自身利益, 这导致用水户协会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也伴随大量的低效和流于形式。其深层根源在于目前的基层灌溉管理实践中, 一些地区缺乏用水协会有效运作的条件及对用水协会的制度需求。对此, 韩青、袁学国 (2011) 对甘肃省张掖地区的调查也表明, 在行政干预下“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用水协会, 普遍由村委会领导兼任协会负责人, 管理决策也是行政命令式的模式, 这会导致用水户对灌区事务的管理并不具有真正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用水户对灌溉管理的民主参与并没有达到节约用水的目标, 尽管他们的实证结果证明成立用水协会比村集体管理能节约灌溉用水。
(二)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灌溉系统和农业生产有积极影响
王金霞等人对用水协会的后续研究发现了用水协会的节水效果。成诚、王金霞 (2010) 的调查表明, 和2001年相比, 2005年黄河流域用水协会已经成为灌溉管理改革的主要方式。和村集体管理几乎没有农户参与相比, 有70%的用水协会允许农民参与选举用水协会的管理者或者邀请农民参与协会的日常会议, 而且用水协会管理透明度更高, 90%的用水协会告诉农民水费的收取方式、灌溉水量和实际灌溉面积等管理信息。与改革初期不同的是, 改革不完全是上级政府政策干预的结果, 当地的资源和社会经济特征等因素也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王金霞等 (2011) 进一步对比了2001~2004年和2004~2007年两个时间段黄河流域用水协会的节水情况, 发现用水协会的成立显著促进了作物用水减少的速度, 他们认为管理者在新的制度安排及相应的激励机制作用下, 更加注重对灌溉系统的维护运行及灌溉供水的服务水平, 有利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但是用水协会对灌溉用水的影响主要是在用水协会成立初期, 作物用水能显著减少, 如果继续实行这一制度, 节水的效果就不再显著。
国外学者已经证实了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能对灌溉系统和农业生产带来积极影响。如Bandyopadhyay et al. (2007) 对菲律宾的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表明, 农户参与用水协会后, 水费上缴率和渠道清淤水平都有显著提高, 可以使农户的灌溉用水更加及时、足量、稳定, 因而提高了农户的水稻产量。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严谨的计量分析。刘静等 (2008) 对我国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最早的地区之一———湖北漳河灌区和东风灌区的农户调查, 证明用水协会的建立可以提高农户的灌溉频率, 从而改善了灌溉质量, 这主要得益于用水协会成立后, 有更多资源投入到渠道运行和维护以及灌溉及时性的提高上。他们进一步证实用水者协会主席的有效的民主选举可以促进农民参与, 使农民在渠道的运行和维护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金, 从而可以提高水稻产量。
孟德锋等 (2011a) 认为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提高了灌溉及时性, 满足了作物需水高峰期的最优用水量, 因此, 提高了作物的灌溉用水效率, 而且孟德锋等 (2011b) 进一步认为农户参与行为增加了农户灌溉次数, 更便利的灌溉条件可以使农户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配比, 进而提高了作物产量, 而且在需水量更大的作物上表现更加明显, 进一步, 作物产量的提高也增加了农户的种植业收入。周利平等 (2015) 的实证研究表明, 用水协会对农户水稻产量有正向影响, 对晚稻产量的影响显著, 而对早稻产量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 周利平等 (2016) 的经验分析发现, 用水协会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
赵丽娟 (2015) 分析了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农户的计生资本整体的影响。她发现, 农户参与行为对由耕地、用水量和农村生态环境合成的自然资本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但对农田水利设施、作物产量和农户牲畜拟合的物质资本变量、由农户家庭打工人数、看水劳动力和浇水时间组成的人力资本, 以及社会资本拟合变量都具有正向的积极影响, 从而在整体上对农户的计生资本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
(三)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低收入群体的积极影响
有部分学者进一步考察了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贫困农户等低收入群体的影响。Bandyopadhyay et al. (2007) 认为农户参与式灌溉管理照顾到了贫困农户的灌溉用水需求, 比如在用水分配计划之外, 按贫困农户的需求不定时放水等措施, 满足其灌溉水量和及时性, 因此可以使贫困家庭的水稻产量比中上等收入农户的水稻产量有小幅上升, 所以不会拉大贫富差距。孟德锋等 (2011a) 认为在中国的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中, 用水协会来自上级部门照顾低收入农户的政策压力和扩大农户参与面的目标, 使其能照顾到低收入农户的实际灌溉需求, 从而使其灌溉更加及时和稳定, 因此, 低收入农户的灌溉用水效率比其他农户相对更高。孟德锋等 (2011b) 认为低收入农户的作物产量因为灌溉用水效率的提高而增加, 从而其种植业收入增加, 而且增加幅度要高于中高收入农户。
三、对已有文献的评论
综合已有研究发现, 目前文献从灌溉系统是公共物品, 或者是公共池塘资源的假定出发, 具体分析了农户参与灌溉管理意愿及行为的影响机制, 这对于加强灌溉管理改革中农户参与, 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带来的影响, 多数文献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但目前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已有文献指出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总结如下:
第一, 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较为粗略。目前研究还停留在灌溉组织层面分析农户参与灌溉管理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 或者仅仅对比农户的参与用水协会和村集体管理的参与意愿, 尚缺乏农户参与行为层次的深入分析。灌溉管理制度, 就村集体管理和用水协会管理而言, 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下农户参与管理行为的参与机制在层次、深度上差别较大, 目前的研究缺乏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
第二, 农户参与行为对灌溉用水的影响, 文献有节水和用水量增加 (灌溉次数增加) 两种相反的结论, 究竟是原有浪费的水资源节约, 还是灌溉水量不足情况下的进一步满足, 这个仍需要在提高灌溉用水效率的前提下进一步讨论。而且, 中西部缺水地区和东部水量充足的地区在提高灌溉用水效率上有何差异, 也没有做深入讨论。
第三, 农户参与式灌溉管理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反贫困作用分析, 已有文献多以水稻产量作为单一考察对象, 尚缺乏不同作物产量变化的比较和作物种植结构的考察, 而且也缺少对中西部干旱地区、半干旱地区和东部雨水充沛地区的具体差异分析。
第四, 研究方法上, 现有文献研究多是截面数据, 缺乏不同年份的详细对比数据, 而且所用计量方法多是简单的二元选择模型、工具变量法、生产率测定法等, 缺乏统一理论框架下不同方法之间的对比验证, 因而得出的关于参与式灌溉管理政策效果的结果尚不一致。
综上所述, 今后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研究, 需要进一步分析比较不同灌溉管理制度下农户参与行为层次的影响机制差异, 在此基础上, 论证农户参与行为如何提高灌溉用水效率的途径, 以及比较不同地区之间灌溉用水效率的差异, 进而探讨作物生产中不同作物产量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区之间作物种植结构的差异。在研究方法和数据上, 需要不同年份的追踪数据, 以及同一理论框架下, 不同计量分析方法的结果对比分析等。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 有利于参与式灌溉管理的深入、持续进行。
摘要：强调农户参与、建立用水协会已经成为我国灌溉管理改革的基本方向。文献研究在灌溉系统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公共池塘资源属性两种观点下对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而且多数文献证实农户参与灌溉管理行为对灌溉系统和农业生产有积极影响, 其反贫困作用较为突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改进计量分析方法, 加强数据整理, 分析不同层次上农户参与机制, 探讨农户参与行为提高灌溉用水效率的途径, 以及比较不同地区、不同作物之间产量、种植结构之间由农户参与行为带来的差异。
关键词：参与式灌溉管理,农户参与行为,灌溉绩效,反贫困
农户参与行为 篇2
关键词：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户参与程度；层次分析法；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1—0452—03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着分散农户，为他们提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生产性、非生产性服务。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条件、现状及发展对策等。何军等认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的重要条件；关锐捷等认为，我国社会化服务体系已初步形成组织载体多层次、服务内容多元化的格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服务内容与农民的需求差距大、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农业服务机构体制不深人、民间主体承担风险大等；郁大海等认为，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对策主要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组织载体、提高金融服务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要完善独特的组织优势，应强化专业合作社及龙头企业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建立现代农业风险防范体系，要改革政府服务机构体制，提高农村资金供给能力。实证分析主要围绕社会化服务需求方面，孔祥智等基于2007年山东、山西、陕西3省6县323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对其横截面数据进行Probit回归分析发现，农户内部禀赋如年龄、教育程度对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影响显著，化肥、良种购买的需求仅与区域经济状况相关。
目前，农户类型出现分化，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现代农业不再满足农民实现自给自足，技术从农民中分离，农村社会化服务需要构建和完善以生产销售、科技、信息和金融为主体的服务体系。本研究在分析农户对农业服务需求程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指标，合理量化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需求，补充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存在的不足，将研究领域进一步向微观层次拓展，以期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1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指标建立
1.1框架分析
基础层次的农户经营分散、非组织化，单个农户的信息搜寻成本高，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是实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一条重要途径，客观上要求其内部各环节、各领域、各经营主体进行分工合作。农业服务通过集中化、专业化、一体化的服务形式，不仅有利于扩大农业服务经营主体的规模，还有利于形成关联产业的群体优势，实现服务上的规模效益。
农民土地不仅具有财富功能，而且具有养老保障功能，导致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不同的机会成本会影响农户对社会化服务需求的程度，目前农民务农机会成本高，逐渐形成兼业性特征，从而促使其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增加，往往会选择其他收入更高的非农行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拥有完善的技术知识，服务上的规模效益减少了生产成本，相较于农民，社会化服务组织具有比较优势，现代农民往往会选择服务外包，而非传统农业的自产自销。
1.2评价因素的选择及权重确定
为有效衡量农户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参与程度，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各环节重要性的权重，并以此作为农户参与程度的依据。根据种植业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内容，结合其他成果及专家意见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图1），包括产前、产中、产后服务3个一级指标Bj和7个二级指标Ci；向专家和农民进行调查，对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重要性进行两两之间打分比较，并将数据汇总，建立比较矩阵，运用软件对各环节重要性权重进行分析计算，详见表1，結果表明，3个一级指标中，重要性顺序分别为产中服务、产后服务与产前服务；7个二级指标中，播种育苗服务排列首位，其次为收割服务，其余排列也与专家预测的结果相一致。
2调研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2.1调查情况概述
2013年6—8月，对江苏省苏北5市（县）8乡镇12个村庄的386户农户进行调研，回收问卷386份，其中有效问卷381份，被调查的农户中有304户从事农业生产。本研究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角度分析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参与程度及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调研农户的基本情况为：家庭平均人口3.877人，其中从事农业的人数平均为2.191人；从事农业人员平均年龄52.28岁，受教育年限为7.249年；平均每户拥有土地2.259块，耕地面积0.316 hm2，平均家庭总收入55 766元。
需求度是指某一环节中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完成生产的农户占所有农户的比例。由表2可见，江苏省调研地区农户购买良种、化肥服务的需求率较高，农户不仅仅局限于村小店购买等渠道，这可能与农技站、粮种公司的积极宣传推广有关；播种育苗及收割服务的需求率也普遍偏高，样本农户主要选择租用农机、雇佣收割队等方式，这反映当前机械化水平较高，导致农户普遍选择租用农机代替劳动力；获取价格及销售服务环节样本农户的需求率较低，调研地区农户余粮的销售渠道较少，多数选择贩子上门收购，少数农户会选择合作经济组织收购这一渠道，對于这一问题，村政府可以引导农民组建销售合作组织，或者与龙头企业签订销售合约，以拓宽农户的销售渠道。
2.2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现状
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nlc202309040128
2.3农户就业情况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分析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许多村镇缺少青壮年劳动力，从而出现农业老龄化、女性化的现象，再加上近年来许多农民从农业生产转向其他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加，农业从业人员数也越来越少。因此，本研究将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农民兼业现象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予以分析。首先，将样本农户分为劳动力流转农户、非劳动力流转农户2种类型；其次，根据调研实际情况，将夫妻共同外出打工仅留老人在农村的农户归类为举家迁移，家庭中除外出打工人员仍有劳动力在农村的农户归类为个人迁移型，对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进行细分，同时将非劳动力流转型农户分为纯农户、兼业户。
由表3可见，纯农业户共50户，占总样本数的16.45%，其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均值最小，这部分农户的年龄相较于其他样本偏大，由于他们没有从事其他行业，往往拥有更多的时间务农；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达125户，占总样本数的41.12%，其中举家迁移仅剩老人在家务农的农户数有43户，夫妻中有1人外出打工的农户数达82户，劳动力转移情况较为普遍，这部分劳动力流动型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均值较高，可能是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家中务农存在老龄化及女性化的现象，无法完成繁重的农活，从而选择机械化服务来代替自身的劳动力；非劳动力流转的兼业户达129户，占总样本数的42.43%，近半数农户同时从事农业、非农行业，其社会化服务平均参与程度也不高，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农民还居住在各自村中，当遇到农忙时节，他们会选择下班或请假来务农，因而参与程度较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要低一些。
2.4土地经营规模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
样本农户种植面积平均为0.316 hm2，其中最小值为0.013 hm2，最大值为2.667 hm2，种植规模大、中、小均有。因此，本研究针对农户种植规模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予以分析。由表4可见，农户经营土地规模主要为小、中性规模，大规模种植农户相对较少；小规模农户社会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均值较低，主要集中在>20%～60%之间，这部分农户可能由于耕地面积小而选择通过自身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服务；大规模农户社会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均值较高，主要集中在20%以下及>60%～80%之间，前者农户会选择雇佣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服务，后者农户由于存在服务上的规模效益，会选择租用农机、收割机来替代自身劳动；中等规模农户的参与程度均值在3组样本中最高，主要集中在>40%～80%之间。
3结果与分析
3.1模型说明与变量设置
本研究采用的多元回归模型为：
式中：serv为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得分情况；age为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成员的平均年龄；fem为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是否以女性为主导，fem=1表示以女性为主导，fem=0表示以男性为主导或男女数量相等；edu为从事农业生产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flow为农户中是否有外出打工的劳动力，flow=0表示此农户没有劳动力流动，flow=1表示具有劳动力流动的人口；land为人均耕地面积；linc为家庭总收入的对数形式；org为村庄拥有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程度。根据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情况，按0～9进行打分，分数越高，表示社会化服务程度越强。
3.2统计分析与解释说明
统计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不高，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这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利用stata 8.0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模型的整体效果良好。由表5可见，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是影響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是否为劳动力流动农户”变量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农户如有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则此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程度越大，这与之前的预测一致；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也是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之一，“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人数”变量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农户从事农业人数越多，其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越小；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的变量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越高，该地区农户参与程度越高；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水平、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4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江苏省苏北地区30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影响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劳动力流动型农户及农村社会化服务程度对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显著；农户平均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对农户参与程度影响不显著。
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为：（1）应发展社会化服务主体，提高服务水平。村镇社会化服务水平是农户参与的基础，政府应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民间组织的支持，提高组织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2）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结合各地自身特点，并根据经济的发达程度、农业产业化及社会分工水平，因地制宜构建有特色的社会化服务体系；（3）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受外部因素及农户自身因素共同影响，政府因结合当地农户自身特点及该地农业特征有效地制定政策。
农户参与行为 篇3
一、参与式灌溉管理组织职能探析
结合选取区域范围的灌溉管理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该区域具有降水量相对较少、蒸发系数高的实际情况,灌溉主要依靠的水源是过境水。与此同时,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水资源的分配存在着一定的不均匀问题,这就导致供水过程相对不协调,给群众的正常用水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该区域开展了用水管理组织的改革,并建立相关的改革试点,并沿用组建规范并举的管理方式,实现了区域灌溉管理效率的快速提升。截至2009年,该区域已经建立了接近700个用水协会组织,实现了人民群众高度参与用水管理过程的局面。
从该区域用水协会的建立过程和组织模式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用水协会是以“村”为基本组成单位,自上而下的建立的村民自主管理组织。首先,村民根据自身的用水需要,向上级单位提出建立用水协会组织的需要,然后,上级管理组织根据村民的实际需要,为该组织等级处理,并在村庄范围内召开选举大会,形成用水协会的常务管理组织人员,并选择出相应的直接管理人员。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先通过用水协会组织成立议案,再通过对水资源的合理测量,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按照自身的需求,获取足够的水资源。综合起来看,进行用水协会组织建立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村民用水权利、保证水资源测量精确度、及时收取水费,是灌溉管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区域灌溉管理数据分析
结合201 0年相关区域的数据,可以发现,当地区域所进行的灌溉行为主要利用地表水。调查选择了5个用水协会,并通过对其中的人民群众进行相关的问卷调查,获取了相关的研究数据。其中,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用水协会成立前后人民群众种植农作物的生产成本对比;第二,农作物的用水量情况以及接受灌溉的顺序;第三,人民群众参与灌溉管理过程的参与度情况;第四,用水协会选举的透明度情况;第五,村庄的经济发展状况等。
结合调查问卷得到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随着灌溉管理方式改革的逐步推进,区域村庄所种植的农作物消耗水资源数量逐步减少,所采取的灌溉方式也从传统的土渠转换成为了防渗水渠,有效的控制了水资源的浪费情况,灌溉效率有了明显的提升。
三、参与式灌溉管理对农户用水行为的影响探析
灌溉过程是人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灌溉过程运行过程中,其成本主要受到政策因素、环境因素、自身因素的营销。具体的来说,在北方相对干旱的区域,农作物的生产过程受到了水资源的一定制约,这也是进行灌溉管理的根源。与此同时,与节水工程的效果和灌溉管理组织结构的完善程度、灌溉工程设备的完备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灌溉的成本价格也将对人民群众的用水过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具体的来说,人民群众在进行农作物的种植过程中,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这就需要在引进先进的灌溉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对人民群众的实际用水量进行有效的调控,鼓励人民群众采取节水手段,进而达到控制水资源浪费的目标。
二、实证研究
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首先,对参与式灌溉管理组织的建立进行研究,并集合其建立前后人民群众用水情况的差异,判断参与式灌溉管理组织的建立效果。本文选择了该组织建立前一年(2005年)以及建立后2009年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在2002年,采用的用水收费制度是按照村民的种植面积收取的,在2009年,则是按照村民使用的水的数量来完成的。因此,在2002年,村民大部分采用的是大水漫灌的方式,水资源浪费情况严重,在2009年,则采用的是节水灌溉的方式,有效的降低了对于水资源的消耗。
其次,进行的水权转让制度对于村民用水过程的营销。结合相关的数据,可以发现,随着人民群众参与到灌溉管理过程的程度越高,村民实际的用水数量就越少。因此,可以发现,适当的控制用水管理组织结构,保证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对于控制水资源浪费情况有着明显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进行用水管理的过程中,采用参与式灌溉管理组织模式,可以对传统的用水收费制度进行更新设计,并提升村民参与灌溉管理的积极程度,对于改善原有灌溉局面,促进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有着明显的作用。因此,可以发现,推广参与式灌溉管理模式,有着很高的现实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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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楚永生.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模式运行机制与绩效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02:129-134.
[3]刘静,Ruth M einzen-Dick,钱克明,等.中国中部用水者协会对农户生产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8,02:465-480.
[4]姜东晖,胡继连,武华光.农业灌溉管理制度变革研究——对山东省SIDD试点的实证考察及理论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09:44-50.
农户消费行为变化趋势研究 篇4
关键词：农户；消费行为；变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F713.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6）06-0036-04
中共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计划”，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各级政府坚持不懈厚植重农氛围，把农业农村工作放到重中之重位置。涉农资金将进一步整合，财政资金精准投入，以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农村，挖掘农村消费市场内部潜力，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在农村消费市场也应牢固树立强烈的短板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因此，必须梳理广州市农村居民生活现状，深入挖掘广州市“三农”问题，研究广州市农村居民消费及其需求变化趋势。
2010-2015年间，广州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2676元增长至21231元，年均增长率10.9%，纯收入不断增长，广州市农村居民消费理念、消费结构变化又如何？未来广州市农村居民消费变化趋势如何？这些问题关乎广州市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指数，需要深入研究。
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和结构变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本研究借助广州市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资料，重点对2010-2015年间农村居民消费现状进行分析。分析表明，我市农户仍保持重视饮食的消费特征，消费习惯、消费心理也正在发生积极变化，生活消费支出不断增长，其中文化服务、旅游消费增速快；人们过着小康奔富裕的生活，核心家庭生活水平更好，这得益于农户收入不断增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及集体产权制度完善和互联网接入。同时，农户生活消费支出明显低于城市居民，低于其他“一线”城市。
一、农户消费行为特征及变化趋势
（一）广州市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年均增长8%
2010-2015年间，广州市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由8434元增长至12390元，年均增长率8%，同期人均年纯收入年均增长率10.9%；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不断攀升，2015年达到60.7%（表1），农户消费逐步过渡到生活消费型模式。
（二）各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两分化
番禺区、南沙区和黄埔区（萝岗）农户生活消费性支出高于广州市平均水平且增速快，是一个强力增长支撑点。其余四区农户生活消费性支出仅为市平均水平的80%左右（见表2）。其中从化、增城区农户食品支出占比最高，生活消费支出增速乏力。
（三）核心家庭文化服务消费支出较高
广州市农户规模以核心家庭为主，直系家庭占比有增加的趋势，2015年数据显示，核心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食品支出、文化服务支出、旅游支出高于平均水平。扩展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食品支出、居住支出及文化支出均最低。
（四）食品消费商品化率高，旅游支出、文化服务支出、养老保险支出增速快
食品消费支出不断上升，2013年为3823.56元，2015年上升到4906.04元，其中现金支出占75.3%，恩格尔系数保持在39%左右。食品消费需求由自给型转为商品型，农村食品生产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
农户人均旅游支出、文化服务支出增速快，分别为28.5%、21.3%（图1）。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支出逐年稳步增加，养老保险支出2013年人均336.26元，2015年人均687.56元；医疗保险支出也呈稳步上升，2013-2015年分别为58.09元、109.43元和127.28元（图2）。
二、农户消费行为变化原因
（一）收入快速增长支撑了农户消费增长
生活消费支出与食品支出对收入非常敏感，2015年人均总收入每增长1%，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约2.66%，食品支出增长约3.15%。边际消费倾向也表明每变动1单位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变动额为1.08。
近年来广州市农户人均收入水平不断增长，2013-2015年人均全年总收入年增长率为13.47%，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12.7%。因此，消费增长得益于广州市经济发展和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得益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農民财产权益保障制度的落实，得益于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优化。
（二）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户消费差异化
非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为主的农户比例达到54%，其中受雇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人均食品支出、住房支出均高于平均水平，私营企业经营为主的农户和国家、村干部工资为主的农户文化支出、旅游支出较高，消费行为呈现差异化、个性化。
（三）“接入互联网”促进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旅游支出增长
互联网改变了农户的消费模式和消费习惯，使得消费更加便捷，从而促进生活消费支出特别是旅游支出明显增加。但还没有对食品支出、保险支出造成明显影响。
三、农户消费行为存在的问题
（一）生活消费支出水平低
与上海市、北京市等“一线”城市相比，广州市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水平较低，2014年仅为以上两城市的73.47%和77.32%。2015年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为广州市城镇居民的36%左右，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也有较大差距。
（二）生存资料消费支出高，生活、文化服务消费占比低
农户衣、食、住、行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六至七成，生活消费必需品和服务成本，严重压制了精神消费支出的发展，仅极少部分农户（5%）在文化与旅游方面花费较多。由于农村消费市场不完善、基础薄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比呈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12.3%下降到2015年的9.3%，其他商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也几乎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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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消费支出低
随着农业用地减少以及土地经营制度转变，农户逐渐退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表1），而其他适合家庭经营的农家乐、民宿、农庄、文化服务等尚未普及。
（四）财政资金对农户的补贴渐少
从政府得到的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补贴、良种补贴、购买生产资料补贴等降低的同时，由于洗衣机、冰箱、彩电、空调器、热水器等家用电器基本饱和，从政府得到的购买家电补贴也遭遇天花板。
四、政策建议
（一）保障农户收入稳定增长
促进农业、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向纵深发展，推进“农旅文”资源融合、产品融合、技术融合、管理融合和市场融合，挖掘广州岭南农业文化遗产与传承，改善农村风貌，深度挖掘农业的生产、加工、观光、休闲、体验等多种功能。兴办高品质星级的家庭农家乐、精品民宿，创新现代经营主体、将具有开发“农旅文”融合业务条件村庄的农户联合起来，开办岭南“农旅文”合作社。
（二）重视财政资金精准支农
实行公共财政对农村道路、路灯、水、电、宽带、卫生、通讯、接入互联网、快递物流中转、社区“蜂巢”设施购置与维护等的精准投入，实施互联网络、交通网络、服务网络强农战略。再次出台汽车下乡的置换补贴政策，推动农用车、微客和皮卡等车型的更新换购升级。支持大学生到农村经营“农旅文”业务，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业务。延展农机购置、更新补贴政策，实施家庭“农旅文”经营设备购置补贴。对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农家小院、精品民宿、岭南文化演艺场馆等予以财政支持。
（三）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农村金融
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股权等产权交易制度，支持利用农村集体股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住房财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进行抵押担保获得资金融通；推出专门针对农村用户的电话银行、手机银行支付业务，促进金融机构农村小额支付服务的创新，促进整个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四）加强公益宣传，促进消费健康提速
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广州农村星级农家乐、农业产业园区，使“农旅文”广而告之，留住消费者。在农村宣传消费相关知识，引导农户减少可能引发健康问题、需要政府投入更多医疗设施的有害消费（如过多的脂肪、盐、烟等），杜绝赌博活动等有害消费，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促进消费健康增长。
参考文献：
[1]潘泓静.扩大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分析[J].市场论坛，2013（05）：54-56.
[2]徐会奇，齐齐，李辉.我國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研究中的分歧及原因——基于文献综述[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4（01）：46-53.
[3]陈晓毅.“老龄化”和“少子化”是否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基于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118-126.
[4]王冰.扩大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现实路径[J].农业经济，2014（04）：127-128.
[5]李志刚.农村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及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J].农村经济，2013（02）：113-116.
[6]肖忠意.城镇化、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及结构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15（06）：101-105.
（责任编辑：熊 飞）
农户参与行为 篇5
(一) 变量选择
第一, 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理论上, 户主性别和年龄与农民参与合作社的行为成负相关关系。相对于男性来说, 户主为女性的农户可能更倾向于参加合作社。文化程度与农民参与合作社行为成正相关关系。户主文化程度越高,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快, 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越大。不同年龄的农户, 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阅历等方面存在差异, 对合作社的参与行为表现不同。第二, 养殖特征变量。包括养殖规模、养殖周期、专用投资、卖鸡次数、劳动力数、养鸡利润、养殖培训、周围养殖方式等变量。理论上, 具有不同养殖特征的农户, 其面临的风险和预期收入不同, 对参加合作社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第三, 社会资本变量。包括农户是否为干部、与贷款者关系、与防疫机构关系、与鸡贩子关系。理论认为, 身为干部的农户, 其社会资源更广泛、信息越多、销售渠道越畅通, 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 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小;认为与贷款者、防疫机构和鸡贩子关系越重要的农户, 可能更加重视这些社会资本的投资, 其解决生产经营问题的能力越强, 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小。第四, 户主风险及自主权变量。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自主权。理论上认为, 对价格波动越敏感的农户, 处理和承受风险的能力越差, 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大;自主权大的农户, 不愿意放弃决策的自由而选择受制于合作社的约束, 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小。最后, 为了消除地区差异的影响, 本研究控制了地区变量。从理论上来说, 苏南地区农户在经济实力、信息、销售渠道等方面均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的农户, 因而其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较小。
(二) 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影响肉鸡养殖农户参与合作社的行为因素, 本研究拟将合作社作为被解释变量, 合作社农户取值为1, 非合作社农户取值为0, 被解释变量为0-1型变量。采用二元Logit模型, 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 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1) 式中, Pi是肉鸡养殖农户参加合作社的概率, Xij表示影响农户参加合作社的因素。
(三) 数据来源说明
研究数据来自对江苏省肉鸡养殖户的实地调查。2006年7—8月我们对江苏省六合、溧水、太仓、常州、海门、泰兴、姜堰、涟水、邳州等10个市 (县、区) 的肉鸡养殖户进行了抽样调查, 调查内容涉及农户当前的生产方式、销售形式、风险态度、社会资本等多个方面。共发放问卷320份, 回收300份。其中, 有效问卷为288份。
二、实证分析
本研究对288个有效样本进行了Logistic回归估计。从结果看, 模型整体检验显著 (见下页表1) 。
注:*、**、***表示统计检验分别达到10%、5%和1%显著性水平。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 将影响肉鸡养殖农户参加合作社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归纳如下:第一, 在户主特征中, 性别和年龄对农户参加合作社的行为没有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对农户参加合作社行为有影响。在模型中, 文化程度变量系数的统计检验均在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与预期一致。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户主文化程度越高, 农户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越大。第二, 在养殖特征中, 养殖规模、劳动力数、养鸡利润、养殖培训、周围养殖方式在模型中分别在1%、5%、10%、1%、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呈现出正的显著性, 符合理论预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养殖规模大的农户, 面临的养殖风险越大, 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劳动力多的农户, 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越大;相对于非合作社养殖, 合作社养殖利润高, 是决定农户参加合作社的重要原因;周围养殖方式多, 可自由选择的农户, 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大。而养殖周期、专用性投资和卖鸡次数在模型中分别在5%、1%、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呈现出负的显著性。与理论预期不相符, 调查结果发现非合作社农户的养殖时间普遍较长、养殖经验和市场经验丰富、资金比较雄厚、部分非合作社养殖农户专用性投资大、养殖品种为草鸡。第三, 在社会资本变量中, 与防疫机构的关系、与鸡贩子的关系在模型中分别在5%和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呈现出负的显著性, 与理论预期一致。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认为与防疫机构关系和鸡贩子关系越重要的农户, 越重视社会资本的投资, 其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难题的能力越强, 参加合作社的可能性越小。与贷款者关系变量系数在两个模型结果中均呈现出1%的正的统计显著性, 与理论预期不一致, 其深层次的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解释。此外, 模型结果均显示, 户主是否为干部对农户参加合作社行为影响不显著。第四, 户主风险和自主权变量中, 价格波动风险和自主权对农户参加合作社影响均不显著。由于调查时间是禽流感高峰过后不久, 农户均对市场肉鸡价格波动较敏感, 合作社也仅能帮助农户联系鸡贩子, 并不能以保护价收购肉鸡, 所以合作社农户和非合作社农户同样面临着高的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 提高农户的文化程度有利于促进肉鸡行业合作社的发展。研究表明, 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参加合作社的重要因素, 推进肉鸡行业合作社的发展, 需要提高农户的文化程度, 培养合作社管理人才。第二, 提高养殖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有利于促进肉鸡行业合作社的发展。研究表明, 养殖规模和养殖培训是影响农户参加合作社的重要因素。为此, 需要加强对农户的培训, 减少养殖风险, 促进农户扩大养殖规模。第三, 政府要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对合作社的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要在资金、税收、技术及信息服务等诸多方面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 提高合作社的运行绩效, 以吸引更多的农户加入合作社。
参考文献
[1]应瑞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路径——以江苏省泰兴市七贤家禽产销合作社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 2006, (6) :18-23.
[2]孙艳华, 周力, 应瑞瑶.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绩效研究——基于江苏省养鸡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 :22-27.
[3]Gerald F, Robert P.Small-scale farmers in South Africa:C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facilitate access to input and productmarkets?[J].Staff Paper P06-4, January 2006.
农户参与行为 篇6
农村资金互助社设立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够建立起适应现阶段农户金融行为特征和能够满足农户真实金融需求基础上的农户资金互助机制。尽管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农村资金互助社在满足农户金融需求中的作用, 但大多数研究局限于农村资金互助社制度供给, 忽视了从农户金融需求和融资行为的角度去考察与思考如何完善农村资金互助社制度。鉴于浙江农村金融改革在全国的示范意义和浙江农村资金互助社实践取得的成果, 本课题组以浙江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其社员为研究对象,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 通过对截止2011年12月31日已获得银监会金融许可的八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上述八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依托的十四家专业合作社的调研, 和对396名浙江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的抽样调查。 (2)
一、浙江农户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情况调查
对农户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程度考察存在组织参与和业务参与两个方面。2009年10月在浙江临海市涌泉镇诞生了浙江省内第一家获金融许可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忘不了农村资金互助社。截止2011年12月31日, 浙江省有八家农村资金互助社获得银监部门金融许可, 共吸收会员2075户, 其中农户2050户, 企业25家。累计发放贷款16198万元, 其中农户申请并获得贷款累计13830万元, 共发放贷款890笔, 其中向农户发放贷款881笔。 (3) 根据表1和收集的其他相关数据, 浙江农户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有以下特征。
鉴于伏龙农村资金互助社为开放型组织, 因此在计算中将其剔除。
1.专业合作社农户社员是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的主要构成
截止2011年12月30日, 浙江省内获得金融许可的八家农村资金互助中, 有七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依托专业合作社发起设立, 仅有一家农村资金互助社采用“全民”入股方式。2075户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中有2050为农户社员, 其中1650户以专业合作社社员身份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 占全体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户社员的 80.4%。这种现象的成因在于:①专业合作社可以为设立初期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提供组织支持、物质支持、信息支持等;②专业合作社内形成的社员间的相互监督和重复博弈机制能够有效的降低农村资金互助社借贷活动中的信息成本、监督成本、执行成本, 从而实现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交易成本最小化;③通常情况下, 专业合作社内的灵魂人物在当地农户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④政府从扶植专业合作社角度出发, 鼓励由专业合作社发起设立农村资金互助社。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表1, 2011年单一贷款集中度为14.5, 企业社员获得贷款占当年贷款总额的15.7%, 上述两项指标大致反映了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资源基本上被社员平均分享, 没有出现企业社员和农村实力大户独占的现象。因为企业和农村实力大户难以借助资本优势控制农村资金互助社, 因此其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积极性不高, 企业社员仅占全体社员的1.2%。
2.农户实际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率不高
根据表1, 截止2011年12月30日, 专业合作社社员平均入社率为61.7%;根据表2, 2009年、2010年、2011年三个会计年度期间, 农户社员贷款参与率分别是22.3%、32.0%和26.2%, 入社农户社员贷款平均参与率是26.8%, (4) 参考下文所述, 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户社员贷款需求率为97.4%, 比26.8%的农户社员贷款平均参与率高出70.6%,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专业合作社农户社员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积极性一般, 但入社农户社员贷款参与率较低。这种现象的成因在于, 一方面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农村金融中的新事物, 对农户而言, 从认识到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农户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出于获得贷款的目的, 但这种贷款要求并非完全是当前存在的, 农户更多的希望通过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来改善其融资环境。
3.农户社员贷款需求以“小额、短期”为主
根据表1和课题组调研中获得的数据, 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期限集中于3个月至12个月, 户均贷款额为20万元。这种“小额、短期”的金融需求特征决定于农户经营规模和农业产生的自然属性, 因此正规金融的规模经济在农户借贷市场上失去成本优势, 农户转而向资金互助组织寻求金融帮助。
4.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农户社员层次存在发生变化的可能
从农村资金互助社设立时间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依托的专业合作社数看, 农村资金互助社组织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趋势明显。2009年、2010年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均依托于一家专业合作社, 2011年成立的3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中, 有2家是依托2家专业合作社设立, 伏龙农村资金互助社则采用开放式, 同时2011年设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乾元农村资金互助社通过增资将其所依托的专业合作社也由一家扩充为四家。农村资金互助社组织扩张的动因在于农村资金互助社希望通过开放来增加业务, 扩充市场。不过, 一个更加开放的组织会吸引更多的富裕农户或者企业会参与, 农村资金互助社组织性质会因此发生变化, 即由互助组织演变为营利组织。
二、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贷款需求行为分析
根据抽样问卷, 在396户有效样本中有贷款需求的394户, 比例为97.4%。因此可以假设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普遍存在贷款需求, 很大程度上, 农户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在是希望借助互助方式满足资金需求。一般认为, 农户贷款需求行为与其社会经济状况有关。
1.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社会经济特征
根据课题组收集的资料, 浙江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有如下社会经济特点:
(1) 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以初中和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 初中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分别占了47%、27%, 两者合计占到74%。高中和大学及以上合计占了15%。
(2) 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主要由30~60岁农户构成, 其中30~40岁占30.8%, 40~60岁占54.5%, 两者合计占了有效样本的85.3%;30岁及以下和60岁及以上合计只占14.6%。尽管60岁以上农户入社率不高, 但相对其他农户贷款群体, 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中60岁以上农户所占比例还是比较大。
(3) 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家庭资产 (除宅基地房产外) 以5万~10万为主, 其中家庭资产在5万~10万的占49.5%。家庭资产在10万~30万的占24.7%, 5万以下和30万以上合计18.06%。
(4) 农村资金互助社家庭年收入以1万~3万为主, 年收入在1万~3万的家庭占有效样本的65.7%, 家庭收入在3万~5万的占16.2%, 家庭收入在5万以上的占11.6%, 1万以下的比例最小, 仅占6.6%。
(5) 家庭收入呈现多元化特征, 农户“脱农”现象明显。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10%以下、10%~30%、30%~50%的分别占25%、30%和32%, 三项合计占87%。就农业收入而言, 根据调研, 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户比例不大, 大致在13%左右, 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养殖业的农户占到了87%左右, 农户收入呈多元化。传统农业生产收入不再是农户社员收入的收入主要来源。
(6) 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前三年中, 396户样本中有156户有过贷款行为, 共发生贷款186笔, 平均每户发生借款1.19次, 其中通过银行获得贷款的有10笔, 占贷款笔数的5.4%;通过信用社获得贷款的有50笔, 占贷款笔数的26.9%;通过亲朋好友的借款114笔, 占贷款笔数的61.2%;通过民间借贷机构借款1笔, 占6.5%。一般情况下, 银行借款和信用社借款期以6~12个月为主, 亲朋好友之间借款期较长, 原因是亲朋好友间借款的成本较低利率低。通过民间融资机构借款比例仅占6.5%, 且借款期短, 主要是因为这种借款通常需要支付高利息。由此可见农户社员贷款行为理性, 且趋向保守。
2.基于贷款要求下的农户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普遍存在融资要求, 尽管从银行借款是农户融资的初衷, 但在一个缺乏规模经济效益的市场上, 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正规金融缺乏放贷的意愿, 受到传统正规金融排斥的中小农户不得不转向民间金融市场或其他方式去寻找融资机会。那么是什么因素驱使这部分农户选择了通过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来获得贷款?在上文分析基础上, 本部分主要从农村资金互助社制度安排的角度考察农户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动因。假设表4中所列七项农村资金互助社制度安排是农户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驱动因素。鉴于农户选择是一个多选项, 因此在选项设计中, 每个有效样板农户都存在三次选择, 396个有效样板产生1188个有效的选择, 但样本农户不能将三个选择累积行驶于一个选项。
如表4所示, 贷款手续简便且无需担保、利率合理二项分别获得368和346个选择, 占可供选择的92.9%、87.35%;返利获得了46个选择, 占可供选择的11.6%;对农村资金互助社民主管理的考虑最少, 仅获得22个选择, 占可供选择的5.6%。由此得出的结论:
(1) 贷款手续简便且无需担保和合理的贷款利率是农户选择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决定因素。就贷款申请与审批而言, 农户向农村资金互助社申请贷款所需办理的手续比向正规金融申请贷款要简单得多。一般情况下, 农户仅需在农村资金互助社窗口递交贷款申请表就算完成了申请手续, 如果符合贷款条件, 农村资金互助社会在一至二天内将款项发放给申请贷款农户。同时, 在农村, 普遍存在农户缺乏贷款抵押物的情况, 农村资金互助社以贷款监督替代了物权担保, 这种制度安排降低了农户进入贷款市场的门槛。
贷款利率方面, 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利率一般是在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0~100%, 尽管比银行贷款利率略高, 但与信用社贷款利率相差不大, 并大大低于民间机构借贷利率。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利率可以被大多数农户接受。结合本文农户社会经济特征分析认为入社农户贷款行为是理性的、保守的, 在贷款中充分考虑了资金的使用价格和承受能力, 也说明了这部分农户有守约意愿。
(2) 农户对农村资金互助社民主管理缺乏足够信心。尽管农村资金互助社民主管理旨在保护弱势农户社员利益, 但在目前农村社会经济环境下, 农户普遍对农村资金互助社民主管理制度缺乏理解, 参与民主管理没有成为农户入社的一项重要考虑。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农户对民主管理的理解和认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相关制度, 如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
(3) 一些非制度因素在农户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中起了重要作用。调研中发现, 几乎每一个农村资金互助社后都存在一个农村能人, 他们既是专业合作社的带头人, 也是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组织者, 深受农户的信任, 这些农村能人成为农户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一项重要考虑。此外, 农户也希望通过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拉近与专业合作社距离, 获得更多的资源。
三、结论与相关对策讨论
根据调研, 本课题组得出如下结论:专业合作社在浙江农村资金互助社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截止2011年12月31日获得金融许可的八家浙江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大多数来自于专业合作社社员, 农村资金社农户社员在融资活动中具有行为理性, 关注个人信用的特征;目前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户社员贷款申请率不高, 与其他融资活动中借款人以获得贷款不同的是, 农户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目的在于改善其融资环境;在影响农户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诸制度因素中, 贷款申请审批手续简单、贷款利率合理是决定农户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最重要因素, 尤其是农村资金互助社以人的担保代替了物权担保, 解决了农村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农户贷款担保物不足的难题, 降低了农户进入正规金融市场的门槛。但是农户对农村资金互助社民主管理缺乏信心。
值得关注的是, 从设立时间和发起主体看, 存在农村资金互助社依托主体由一家专业合作社向多家专业合作社扩张的趋势, 这种组织扩张是互助组织在市场竞争压力, 尤其是, 本轮农村金融改革正致力于通过增加农村金融供给与建立起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问题下的市场扩张行为。互助组织扩张的直接结果是交易成本的上升。有学者认为存在着一个互助性金融组织交易成本优势达到最大发挥, 金融效率最高的临界点。越过该临界点, 随着客户数量和资产数量的上升, 其边际贷款成本会加速上升, 最终在正规金融机构面前丧失交易成本优势, 被迫采用正规金融贷款模式和组织形式来降低成本。 (5) 然而毕竟设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目的并不在于在中国农村再出现一个“信用合作”类营利组织, 资金互助社组织在当前的农村金融环境下也确实有存在的合理性。如何在农村资金互助社制度演进中实现“互助”与“功利”的平衡是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基于上述结论, 政府、农村资金互助社制度及相关组织或部门有必要就农村资金互助社制度或配套制度作以下调整:第一, 农户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民主管理制度是“普惠”得以实现的保障, 如上文所述, 农户对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民主管理意愿不强,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农村资金互助社相关制度的缺失有关, 尤其是相关法律没有就信息披露作出强制性规定, 致使社员对民主管理缺乏信心, 因此政府和相关自律性组织应该及时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信息披露作出规定;第二, 以“普惠”为原则的金融组织的发展从来都离不开政府的特别庇护, 从浙江农村资金互助社实践来看, 政府扶植尚未形成制度, 各地政府尽管存在一些扶植措施, 但力度明显不足;第三,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一种社区金融服务组织, 开放并非提升竞争力的唯一途径, 从国际经验看, 甚至在一些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 如美国, 社区银行在区域金融市场上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除了政府的扶植, 其竞争力主要来自于金融组织与客户密切的合作。服务社区会员是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出发点, 监管部门和相关农村组织应当在加强监管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村资金互助社发挥社区金融机构的作用;第四, 国外非营利组织的成功经验值得农村资金互助社借鉴, 如法德两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非营利组织企业化运作模式。
摘要：本文以浙江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户社员为研究对象, 借助八家已获金融许可的浙江农村资金互助社、上述八家农村资金互助社所依托的十四家专业合作社、396户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户社员的调研或抽样问卷, 实证分析基于贷款需求下的农户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程度和行为影响因素, 判断未来农村资金互助社演变的趋势, 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农户社员,贷款需求影响因素,融资
注释
1 参见《关于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
2 发出问卷400份, 有效问卷396份。
3 上述数据为2009、2010、2011年三年的累计数。
4 由于农村申请贷款而为获得贷款的数据无法收集, 这里仅能以获得贷款的户数来计算农户社员贷款参与率。
农户参与行为 篇7
一、调查的设计和样本的结构
本次调查的对象以农户为基本单位, 调查所选取的样本涉及湖北省的10个县 (市) 的100个农户。样本的选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既有经济较发达的平原地区如天门市、仙桃市, 也有经济一般的丘陵地区如咸宁市, 也有经济较落后的山区如竹山县、英山县, 还有武汉市的郊区如新洲区、江夏区。这种样本的选择方式和结构有利于比较全面了解情况, 以得出比较合理的研究结论。调查资料的收集采取以下程序:一是设计基本问卷表, 由被调查的农户进行填写;二是按照收集调查表的10%的比例随机抽样到农户家中核实, 最后确定有效样本为96户;三是设计专门表格将有关定量性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最后, 由课题组成员根据有关资料撰写调查报告。
二、调查结果的分析
(一) 农户的基本情况
1. 户主年龄。
对户主年龄进行调查的目的在于与第二项文化程度相结合, 共同分析年龄与文化程度对农户投资决策的影响。调查发现户主以男性为主, 占85.4%, 平均年龄在40.5岁, 最小为24岁, 最大为62岁;24~30岁的占22.9%, 31~40岁的占37.5%, 41岁以上的占39.6%。调查中还发现24~30岁的户主, 80%以上外出打工, 31~40岁的户主外出打工因受年龄和文化技能限制, 只有30%外出打工, 41岁以上的户主基本上都没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2. 户主文化程度。
在被调查的户主中, 文盲占21.9%, 全部集中在41岁以上的户主;小学文化的占52.1%, 主要集中在31岁以上的户主;初中文化的占18.6%, 主要集中在31~40岁的户主, 24~30岁的户主有一部分, 高中 (中专) 文化的占7.4%, 全部集中在24~30岁的户主。由此可以看出, 户主年龄越年轻, 文化水平越高, 户主年龄越大, 文化水平越低。户主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家庭的投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一般来说年轻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户主接受新兴事物要快些, 具有一定的进取和冒险精神。
3.2007年全年家庭纯收入。2007年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为3 997元, 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7 896.76元, 与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大致相当。但是, 如果按调查户所处地理环境分为平原区、丘陵区和山区, 则他们之间的纯收入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平原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 396.70元, 丘陵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 201.83元, 山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2 873.65元, 这说明地理环境对农户的投资行为以及收入有重要的影响。
(二) 投资行为分析
1. 投资意愿和投资计划。
当问及调查户是否有投资意愿时, 回答有的占87.5%, 这说明广大农户还是很渴望进行投资的, 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占44.8%。为什么有87.5%的农户有投资意愿, 而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只占44.8%。调查发现, 除了少数农户有自身积累外, 大部分并不具有现实的投资能力, 自身没有投资能力而又不希望得到援助的原因有二, 一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投资计划, 这类农户达76%, 或者有明确的投资计划, 但不能预测投资期及投资的成本和收益, 怕万一投资失败, 难以还债, 所以稳健起见, 想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有意愿不一定有机会, 83%的农户想拓宽增收渠道, 但就是苦于难以发现和利用机会, 部分农户说, 如果有机会, 只要有把握赚钱, 他们还是愿意得到投资援助的。
2. 在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下, 对土地投资的意愿。
愿意对土地投资的占26%, 将减少对土地投资的占37.5%, 保持现状的占36.5%。上述调查结果表明, 有74%的农户不愿对土地增加投资。原因之一是土地调整比较频繁;对土地的投资一般在当年很难见成效, 土地调整频繁使农户对土地经营的短期化行为严重, 不愿意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二是目前农户对土地的投资已经处于临界点了, 再增加投资, 产出并不一定会相应增加。三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低, 同样的投入如果用在其他方面, 可能效益更大。四是农村中的“四荒”地已经不多, 剩下的“四荒”地投资的成本很高, 更何况“四荒”地目前的产权不明晰, 投资后怕收不回来。调查还发现, 2007年与2006年相比, 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数量普遍减少, 减少的农户占92.7%, 增加的为0, 不增不减的占7.3%, 减少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外出打工, 其余的在本地或外地经商和跑运输。
3. 对粮食生产方面的物质投资。
认为种粮有利的占2.1%, 认为种粮无利可图, 尽量少投入的占26%, 认为别无门路, 只能投向粮食的占52.1%, 认为生产资料价格太高, 资金有限, 无力投入的占19.8%。第一类情况的农户只有2户, 他们都是子女在城镇上班或务工经商, 老人在农村种粮供他们的口粮, 所以他们愿意在种粮方面多投入, 而且他们也有实力投入;而第二类的农户, 一旦有其他投资机会, 也必然会减少对粮食生产的投资;第三类和第四类农户的情况也正好说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 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而且兼业化现象也多发生在他们身上。
4.2007年家庭总投资的变化。回答增加的占26%, 回答减少的占52.4%, 回答不增不减的占19.8%。调查发现, 在增加投资的原因中, 认为消费减少的占71.9%, 认为是贷款增加的占11.5%, 认为是收入增加的占16.6%;这说明大部分农户是在勒紧裤带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目的中, 用于解决吃、穿、住问题的占19.8%, 此类农户一般是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或者正在努力解决;用于应付开支的占47.9%, 此类农户一般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但子女较多, 家庭开支大, 必须有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源来应付;用于增加财富的占32.3%, 这类农户一般已经步入小康, 或正在奔小康。在影响投资的因素中, 把“不了解行情, 不知投向何处”放在第一的占23.9%, 把“不愿增加投资, 怕风险”放在第一的占25.3%, 把“农产品价格较低, 农用工业品价格高”放在第一的占22.5%, 把“无资金可投和缺乏技术指导”放在第一的占28.2%。其实大多数农户认为这四种因素都会影响投资, 很难对他们进行排序。
5. 家庭收入来源和用途。
家庭收入的来源反映了农户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而收入的用途可以反映农户的支出结构和投资意识。调查发现, 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的占51%, 主要来源于畜牧业的占7.29%, 主要来源于林业的占3%, 主要来源于渔业的占11.5%, 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建筑业的占6.25%, 主要来源于服务业的占11.5%, 主要来源于打工的占9.37%。这说明除了部分年轻的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打工外, 大部分农户的收入主要还是来源于农业。
三、调查后的思考
1.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投资行为, 还会对其他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化层次较高的农户, 其投资意识一般较强, 而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 有了收入就用来改善生活, 投资意识不强。而且文化素质的高低还会影响农民的消费习惯和休闲时光的打发, 而这些也会影响农户的投资行为。同时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也易于接受和掌握新技术, 培养一定专长, 为农户从事兼业行为, 开辟增收渠道创造条件。
2.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土地两权分离后的关键是农户是否真正拥有使用权, 因为这是农民能否对土地具有长期经营思想和对土地进行中长期投入的重要前提。然而, 尽管中央明确提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三十年不变, 但实际上在不少地方, 农户承包的土地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三年一小变, 五年一大变的做法使农户不愿也不能对土地的经营进行长期规划和稳定投入。所以, 目前必须明确农户对土地拥有经营决策权、收益分配权和必要的处置权。通过承包、租赁、股份等形式, 来确定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 尽量避免土地使用权的频繁变动;其次就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是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专业户集中, 并尽可能延长使用期限, 以加深农户对国家土地制度相对稳定的预期, 从而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 对土地进行合理投入。
3.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 增强农户积累。要使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成为农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 (1) 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 (2) 农业投资的收益率必须高于至少不低于社会平均的投资收益率。在这两个条件中, 第一个条件是根本的。因为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 是保证农业投资收益率达到较高水平的基本条件。但在中国目前的GDP分配格局下, 工农产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不利于农业部门的剪刀差。
农户参与行为 篇8
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理论界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牛若峰等,1999;黄祖辉等,2002;黄胜忠等,2008)。但是,纵观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特别是合作社本身的角度出发,以规范分析为主,实证分析的比较少。从微观角度,特别是农户自身的角度出发,运用全国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多(孙亚范,2003;郭红东等,2004;钟智利等,2008)。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和最终实施的主体应该是农户,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应以尊重农户的意愿为前提,以满足农户发展需求为根本目的。因此,研究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以及影响因素,对于把握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方向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非常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影响农户参与因素的理论假设
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其行为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的决策就是基于其参与前后的收益比较。如果参与合作社后的净收益大于未参加合作社的收益时,农户就会做出参加合作社的决策。其中,净收益是指参加合作社后的收益减去参与合作社需要付出的代价,包括入社费、资金入股的机会成本等等。
目前,关于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不少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孙亚范(2003)认为农民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主要因素。郭红东等(2004)认为户主的文化程度、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农产品卖难问题、政府支持程度等是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因素。周月书、赵敏(2007)认为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当前生产状况和销售状况、农户对合作社的评价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钟智利、周娟等(2008)把影响农户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需求的因素归纳为农户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并选择了农户的户主特征和农户的经营特征来表征农户自身因素,农村贫富差距、有关部门提供的服务及现有的各种合作经济组织等因素来表征外部环境。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把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因素归纳为农户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指市场特征和当地经济环境,农户自身因素主要是指农户户主特征和农户经营特征。具体这些因素对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影响假设如下:
1.农户户主特征。农户户主特征主要是指农户户主的文化程度、年龄和对专业合作社的认知程度。一般来说,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其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速度也越快,因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认知程度相应较高,其加入的意愿就相对比较大。关于年龄这个变量,从理论上说,它对参与行为的影响并不明确。一方面在我国农村农民的年龄与文化程度呈明显的负向关系,农民年龄越大对专业合作社的认知程度越低,因而其参与的意愿可能越低;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年龄大到一定程度,农民受自身能力和精力的限制,生产和销售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会比较多,更希望得到专业合作社的帮助,因此其参与的意愿又可能会较高。对于农户对于专业合作社的认知程度这个变量,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农户的认知程度越高其参与意愿就会越高。
2.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农户生产经营特征主要是指农户的经营规模、兼业化程度与商品化程度。从理论上讲,经营规模大的农户,由于其产品的销售量、资金的需求量相对较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一般小规模经营农户要多,因而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愿望可能会比较强烈。同时,农业经营兼业化程度低的农户,由于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强,参加专业合作社有可能带来的预期收益要高于兼业化程度高的农户,因而其参与意愿可能会高于兼业化程度高的农户。农户的商品化程度在本文中主要指农户所种植的农产品用于出售的比例。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越高,它的相对投入和生产风险也越大,因此其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意愿也就更强烈。
3.农产品销售市场特征。农产品销售市场特征主要是指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和农产品销售难易程度。一般认为,农产品价格波动越大,农户获取预期收益的风险也越大,因而其参与合作社的愿望也就越强烈。至于农产品销售难易程度,如果农户在销售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越多,他就越希望借助合作社来实现统一销售,因而其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愿望也就越强烈。
4.当地政府的支持程度。当地政府的支持程度主要影响专业合作社的创立成本和运行成本,并且政府的支持程度影响当地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这样会更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有利于农户对增加了解,更有意愿加入。
二、影响农户参与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问卷主要是由浙江大学三农协会以及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利用2009年2月份寒假回家调查获得,共发放问卷1004份,收回1004份,其中有效问卷984份,有效率达98.01%。本次调查共涉及23个省,由于生源关系,样本选取方面以浙江省的偏多,占63.7%。
(二)被调查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总体情况
从调查情况来看,只有11%的被调查农户参加了农民专业合作社,89%的被调查农户还没有参加。当对没有参加农户,问到是否有意愿参加合作社问题时,55.07%的被调查农户表示愿意参加,44.93%的被调查农户表示不愿意参加。这表明,我国目前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比例并不高,而农户的参与意愿却比较高。
当问到为什么没有参加合作社这一问题时,被调查农户有意愿参加而没有参加的农户中,高达87.56%的农户选择了附近没有合作社,7.89%的农户选择了参与合作社成效不大。
从被调查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年数来看,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年数并不多,其中加入时间在1-3年的农户所占比例为68.81%,而加入时间为4-6年的占22.93%,加入时间在6年以上的仅占8.2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三)实证模型
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本文将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意愿(以下简称“参与意愿”)定为以下几个变量的函数:(1)农户户主的个人特征;(2)农户的生产经营特征;(3)农产品销售市场特征;(4)当地政府政策;在此,将其归纳为以下函数形式:
农户参与意愿=F(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变量,农产品市场特征变量,政策因素特征变量)+随机干扰项。模型中相关变量说明见表1。
(四)计量方法的选择
本项研究所调查的是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也即农户是否愿意参加合作社,结果只有两种,即愿意参加和不愿意参加。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在处理过程中,采用后向筛选法。首先把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然后进行参数的显著性检验,把t值最小的那个变量剔除,然后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再进行参数检验,直到方程中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值基本显著为止,以此来达到模型的最优拟合。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SPSS统计软件,采用以上所说的研究方法,总共得出8种计量估计结果。从各种模型的运行结果来看,模型整体检验基本上都可以,不同的统计模型其估计结果和结论也基本相似,估计结果均比较稳定。鉴于篇幅大小,本文只列出3中估计结果(见表2)。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将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因素归纳如下:
第一,户主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意愿的重要因素。从各个模型结果来看,户主是否了解合作社这个变量的系数均在5%统计检验水平显著,而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了解合作社的农户更有意愿加入合作社。这一结果与预期分析一致。也就是说,户主对合作社是否了解是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非常重要的因素。年龄变量系数和户主文化程度则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第二,农户的经营规模对于农户是否愿意加入这一组织有显著的影响。从各个模型的结果来看,这一变量的系数均在5%统计检验水平显著,但是符号为负。说明在其它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农户的规模化程度越显著,其加入合作社的动机反而不强。这可能与规模经济的作用有关,农户的经营规模越大,其本身就存在规模经济的好处,并且农户在做大壮强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其加入的意愿就降低。
第三,农户的兼业化程度对农户是否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有显著影响。从各个模型来看,这一变量的系数均在1%统计检验水平显著,而且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以务农为主的农户更有意愿参与合作社。这一结果也与前面的分析一致。
第四,农户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对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具有一定的影响。从各个模型结果来看,这一变量的系数均在5%统计检验水平显著,而且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它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就越强烈。
第五,产品卖难问题是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因素。从各个模型结果来看,产品卖难问题这个变量均在1%统计检验水平显著,而且符号为正,这也说明了在其它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农户所生产的产品越是卖不出去,其加入合作社的愿望就越强烈,这与前面的假设预期一致。
第六,政府的支持对促进农户参与合作社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从各个模型结果来看,政府是否支持合作社这个变量的系数均在1%统计检验水平显著,而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对合作社成立或发展壮大支持力度越大,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愿望就越强烈。这也与笔者前面的预期相一致。
本文通过对全国部分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受到户主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农户生产的兼业化程度、商品化、经营规模、产品销售问题以及政府是否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基于这些研究的结论,笔者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农户参与合作社的行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有其内在规律性。因而,政府在制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时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强求。
第二,不同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同,卖难问题已经成为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因此,一定要加强合作社的市场营销能力。
第三,在推动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加大对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农户都是理性经济人,只有在看到加入合作社对其自身有利的情况下才愿意加入。实践证明,合作社是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但是,农户只有在了解它的情况下才会有动力加入。因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合作社知识的宣传。
参考文献
[1]孙亚范.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需求与意愿实证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3(1):204-208.
农户参与行为 篇9
关键词 农户；经营行为；农业污染；关系
中图分类号：F3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90X（2014）15-0-03
农业污染是指在进行农业生产时产生的污染，通过农作物的灌溉过程或排水等操作，让其渗漏到地下，导致对水源的污染。农业污染的主要特点有随机性大、分布广、位置，途径，数量都不确定等。农业污染的来源，主要有2个重要的方面，第1个就是来自于居民的生活垃圾；第2个就是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个所产生的一些废弃物，如农业化肥袋、农药包装等，还包括一些处理不适当的畜禽粪便以及有毒气体等，同时，一些不科学的方式下进行的水产养殖所造成的水污染等。
1 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农户经营情况分析
农业污染的主要制造者是农户本身，所以，只有通过对农户进行分析，才能够解决污染的根本问题。首先，需要对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分析，弄清楚了污染和农户生产经营活动之间的联系，才能够通过有效政策来约束农户的行为，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下面通过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1 农产品商品化程度
我国农业经济基本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只有在农产品产量非常高的时候，才将其当作商品出售。但是，如果将农产品大量地当作商品出售，就会造成农业生产者为提高效益和收入，从而扩大规模进行生产。所以，将农产品商品化对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最终导致农业的污染更加严重。
1.2 农业劳动力投入
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投入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到农户的经营状况，最终会影响到环境的污染程度。从理论上分析，如果一个家庭的劳动力越多，那么其生产规模一定会相应地增大，所以，在投入的农药化肥或者是禽畜养殖的规模都会增加，农业面源污染程度就越高。而且家庭劳动力的质量也会对农业的污染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劳动力的质量越高，他们就能够进行较高效率的劳动生产，这样就会产生更大的生产投入，相应地就加大了农业的污染。但是，如果这些高质量劳动力都懂得利用绿色环保技术进行劳动生产，那么产生绿色环保的概率也会增加，所以，需要进行相关的证实。
1.3 农业种植结构
从对土地的利用上进行分析，农产品的结构情况也会是导致污染量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大量种植同一种经济作物，就会导致土地的严重缺肥，同时，会导致虫害，但是，如果进行混合种植就能够有效地对虫害进行控制，提高经济效益，减少虫害和环境污染，对生态平衡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2 农业污染和农户经营行为的关系
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扶持农业的政策，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使得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增长，但是，由于在强调收入和收益的同时将环境的问题忽略了，所以，导致了农业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主要有农药化肥用量过大；农产品的种植结构不合理；农业用膜量不断的增加，而可降解农膜的比例低，农膜回收率低；农作物的枝干和一些生活垃圾没有得到有效地处理，畜禽的产业发展比较快，导致大量的排泄物产生。
2.1 农药过量喷施导致农业污染
在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减轻虫害，经年来，农药的使用次数逐年增加，通过调查，小麦喷洒农药的次数一般在2～5次，玉米喷洒农药的次数一般是2～4次，并且，为方便除草，每年还需要喷洒除草剂2～3次，为更好地防止虫害的发生，还需要进行6～12次的农药喷洒，并且棉花和蔬菜等农业经济作物的农药喷洒次数更多，这样就会严重地影响产品的质量，并造成比较严重的污染。有些农药以气体的形式存在于空气中，一旦遇到下雨的情况，就会跟着雨水降落在地表面并渗透到土壤中，进入地下水源，最后导致水资源的破坏。
2.2 化肥过量施用导致农业污染
为能够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农户在生产过程中，普遍使用化肥进行施肥，化肥的用量逐年增加。通过调查，每年使用的化肥总量都在不断地增加，且单位耕地面积内的化肥用量也在逐年增加。有些地区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对于化肥的使用出现了不合理的使用，为某种现象进行施肥导致施肥比例失调。并且随着逐年化肥用量的增加，土壤肥力出现了失衡的现象。由于化肥见效快，所以出现了重化肥，轻有机肥料的现象，使得土壤肥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2.3 农膜过度使用导致农业污染
用农膜进行生产活动，必然能够给农作物带来更大的生产，但是，农膜很难进行降解，残留在土壤中，对土壤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通过有关数据显示，农膜已经成为了农业生产中非常严重的农业污染物之一，从某些角度来讲，农膜的危害甚至比农药化肥对农业环境造成的污染更加严重，由于农膜的可讲解程度低，埋在土壤中，对农作物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每年对会用掉50万 t的农膜，在这些农膜当中，有40%的农膜被残留在土壤中，就算是将它们从土壤中挑出来也不容易被降解，只能是将其烧掉。第二，如果将农膜进行焚烧就会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在800℃以下的温度焚烧农膜，就会产生一种叫做二恶英的致癌物质，这种物质的存在时间很长，可以存在150 a之久，所以，危害非常严重。农膜的生产方式有利有弊，一方面它能够为人类创造出廉价的实物，但是由于其特性，所以，将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污染。第三，使得对土壤造成严重的影响。这些农膜无法降解，如果被混在土壤中，就会造成土壤的不透气性，这将会影响到土壤的使用，这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一大隐患。第四，引起病害蔓延。在冬天用农膜进行生产会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但是，如果在夏天这将对种植物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五，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如果大量的农膜被丢弃在田间或者是街道上，这将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由于大量地使用农膜进行生产，使得土壤的性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使得土壤中的含水量减少，并使得植物的根系发育收到影响，导致农产品质量的下降，并对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危害。
3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了氮肥、磷肥等化学肥料，而使用有机肥的用量非常低，造成水土流失比较严重，土地肥力不足；并且，为了减少虫害而大量使用农药，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农户为提高经济作物的产出而大量使用了农膜，这种物质大量地残留在土壤中，难以降解；而农户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后，曾经用做燃料的农作物枝干，现在许多都随意丢弃在田中或路边或焚烧在田中，加上生活垃圾的随处倾倒，严重影响到了农村的生态平衡。
农户参与行为 篇10
关键词：农田水利,挑战,机遇
一、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重要性
农田水利, 又称灌溉与排水, 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水利事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各项水利技术措施, 改造对农业不利的自然条件, 提高土壤肥力条件, 防治洪、涝、旱、碱等自然灾害, 保证作物稳产高产, 从而促使农业生产全面丰收。
中国特殊的人口、耕地、水资源、气候等气候、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了农田水利的特殊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水资源最紧缺的国家之一, 21世纪我国水资源供需面临非常严峻形势, 水资源己成为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 如何高效率地供应和配置水资源己是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如果管理上不能适应这种残酷的现实, 水资源将很难支撑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为了减轻干旱的侵袭, 中国农业高度依赖引水灌溉, 灌溉排水的发展在中国具有大规模和经常的性质。在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占世界人均1/3的情况下, 耕地灌溉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人均灌溉面积与世界人均水平基本持平。中国在占世界6%的可更新水资源量和占世界9%可耕地的条件下, 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稳定增产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目的。而农田水利建设管理是促进农业粮食稳定增产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必要条件之一。农田水利中的灌区建设支撑了农业发展、保障了粮食安全, 它在中国粮食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灌溉事业为保障中国农业生产、粮食安全以及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农田水利中灌区改造费用省, 效果明显。大中型灌区是当前中国节水的主战场, 是节水的潜力所在。良好的灌排基础设施能抵御自然灾害、大幅度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灌溉排水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最有效手段, 提高单产和提高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健全的农田水利建设体系和完善的管理措施, 将很大程度上缓解自然灾害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的不便, 减少农业生产的损失。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经济体制转轨背景, 经济、社会和城乡关系的转变, 尤其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历史任务后, 给农村水利建设模式的根本转变提供了新思路。
因此,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是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 是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改革和完善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体系、投入方式、组织形式的基础, 是促进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健康发展及现代农业要求的先决条件。
二、水资源管理
灌溉管理属于流域水资源管理的一个方面, 它主要是解决农业水资源的持续、高效和公平利用的问题。作为一种动态水资源是指可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 该水源应具有足够的数量和可用的质量, 并能够在某一地点为满足某种用途而可被利用。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 是维持生态环境的重要控制因素。从自然角度看, 水资源具有以下主要特性:水资源的循环流动性、水资源总量的有限性和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水资源用途的广泛性和不可替代性。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水资源的供给安全不仅具有经济生态意义,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目的。水权是指人们对于水资源所享有的有关权利的总和。水权具有以下方面的特性:水权的灵活性、水权的可分割性、水权的层次性与水权交易的不平衡性、水权的稳定性、水权交易成本。
农业是用水大户, 也是经济弱势行业, 其水权主体有其特殊性。国际上, 农业水权的主体, 通常以农场主为主, 并辅以用水者协会和供水公司等多种形式。农户个体拥有很小灌溉土地面积不适用于将农业水权完整地赋予, 因为这样做不利于水资源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的规模开发与利用, 而拥有大面积灌溉农田的农户个体可以成为农业水权主体。但如何保障个体农户的用水权益?这必须相应地建立一整套管理措施。在水资源的配置机制中基于用水户的水资源管理组织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可以促进水资源利用的公平性和高效率。政府可以使用各种管理办法让农户通过参与民主管理以及相应机构设立选举等手段, 适当引入农户个体和组织参与管理监督, 维护自己的权益。
三、农户参与灌溉管理
在灌溉管理中需要对特定制度与文化背景下的农户特征进行分析。灌溉系统是农民抗御自然灾害, 改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 是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物质保障。农户、政府机构和供水组织是灌溉系统中的主要行为主体, 农户是供水部门的顾客, 也是田间系统范围内的管理人员, 农民和供水服务部门之间的协调是影响灌溉系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
灌溉农业与旱作农业相比, 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将政府机构对灌溉系统的管理权移交给农民,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的重构。其目的在于提升使用者在水资源管理过程中所需承担的责任。它包括监督对资源的使用、规则实施、提供运行和维护服务、对资源系统进行新的投入等。农户在参与流域管理、解决水事纠纷和参与水价制定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极大地提高了用水效率。另一方面,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灌溉管理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能够提高灌溉水的利用效率。
综上所述, 我国农田灌溉事业的中心任务将是适应农业向现代化, 实现科学用水和高效、节约用水, 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采取有效措施, 让农民参与灌溉管理, 会提高其效率, 使灌溉工程设施达到到工程配套、输水配水工程现代化, 从而提高农民投资于更高效的技术和用水管理。
参考文献
[1]孟鑫:《农田水利管理制度创新中的机遇与挑战》, 《集体经济》, 2010年第12期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