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户（共4篇）
西部农户 篇1
1 西部地区农户借贷的需求分析
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主要有两种, 即存款服务和贷款服务。目前情况下, 农户的存款服务基本能得到满足, 而贷款服务则正相反, 其满足程度很低, 因此, 这里主要讨论的是贷款服务需求。
1.1 农户借贷的需求现状
在需求动力方面, 农户借贷需求的动力与一个地区的商业机会丰裕程度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户由于生产规模较小, 商业机会贫乏, 导致其生产目的的贷款需求不高, 加上农民的消费尚未进入负债消费阶段, 因此西部地区农户真正的有效需求并不多, 其需求动力主要是应急和低层次的发展生产。在需求规模与用途方面, 农户借贷资金规模主要以小额为主并且具有很强的分散性, 同时农户的生产性需求和生活性需求很难区分, 混淆性较大。概括地讲主要集中在建房、子女教育、子女婚姻、看病等应急性需求和部分农业生产需求。在实现形式方面, 农户借贷需求的一般实现形式有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 农户在具体选择时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贷款可得性, 二是利率。并且农户在借贷中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支配地位, 即往往是农户想方设法借钱而资金供给者对求贷者进行配给, 农户借贷需求实现形式的选择余地很小。
1.2 农户借贷需求的特点
一是农户借贷需求的生产性需求与生活性需求混淆, 无法区分。农户同时是一个生产和生活单位, 既需要生产性借款, 又需要生活性借款, 以用于盖房、教育、医疗、日常支出等消费性活动。二是农户借贷需求的零散性和低息性。农户作为以家庭经营为单位的生产组织, 由于其经营规模和资金积累速度的限制, 偿债能力较工商企业低, 贷款金额也以小额为主, 且无法负担较高的利率。三是农户借贷需求的高风险性。这与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密切相关, 其借贷的风险性一般来自自然灾害和家庭突发因素。四是农户借贷需求的季节性和长期性。五是农户借贷一般不具备进行抵押担保的条件。农民的个人房屋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 难以真正作为有效抵押品发挥作用, 且农民住房的宅基地不得抵押也使得住房抵押受到限制, 同时农业的生产性财产一般难以再次进入市场实现价值, 往往不被接受作为抵押品。
2 西部地区农户借贷的供给分析
西部地区农户借贷市场的供给方主要包括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
2.1 正规金融方面
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以及一些新型金融机构, 但在西部地区与农户发生借贷关系的主要是农信社一家。农业银行基本上撤出农村, 尤其是撤出了农户信贷市场;农业发展银行由于职能单一, 几乎没有农民知道有这么一个银行;邮政储蓄由于只存不贷, 除了吸走资金, 无益于农业发展;新设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也尚未真正进入农村信贷市场。
2.2 民间金融方面
民间借贷主要包括高利贷和自由借贷, 但以自由借贷为主。自由借贷的利率变化很大,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农户自由借贷的利息主要有三种情况:无利息, 银行利息, 高于银行利息, 在实际中采用哪种利息主要由借贷用途以及双方关系决定, 其利息高低与借贷双方的了解程度和亲疏程度成反比。关于借贷过程中的信用制约问题, 主要有两种情况:亲朋之间一般无抵押无担保, 也没有合同契约, 额度较大时可以有一个双方都熟悉的中间人 (通常是村干部或家族中辈分较大的老人) 作证并立字据, 但并不详细记载还款日期和利息;第二种是向高利贷借贷, 一般也没有抵押但要有担保, 并且有较详细的契约 (一般载明还款日期和利息以及违约处理等条款) , 担保人通常是具有一定收入或有财产的年轻人。
3 西部地区农户借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总体上的错位
在西部地区, 一方面农户融资需求旺盛, 但求贷无门, 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也具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存量因找不到符合标准的贷款对象而求“借”无门, 农户的实际需求和金融机构的潜在供给无法实现对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贷款审查过严, 审批时间太长, 难度太大;第二, 手续繁杂, 名义贷款利率虽然不是太高但隐性成本较高;第三, 贷款过程中的寻租行为严重, 关系款、人情款、回扣款较多, 严重挤占金融机构的合理贷款资源。
3.2 结构上的错位
在西部农村地区的农村金融市场, 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单一, 缺乏层次, 尤其是面向农户的就更加单一。农村金融服务主要集中在信贷业务上, 综合性业务较少, 此外, 僵化的农业贷款条件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各种农业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欠缺。目前西部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储蓄和贷款两方面, 缺少后续综合服务;而农民则更希望金融机构能提供一些项目咨询等方面的综合服务, 不仅给农民贷款, 而且能帮助农民用好贷款。 (2) 贷款种类不适应农民需求。目前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倾向于发放大额贷款、抵押贷款, 而农民更希望能获得一些小额贷款、信用贷款。 (3) 贷款期限不合理。目前西部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期限不够灵活, 不能结合农业生产周期和实际情况, 而农民更希望农业贷款的期限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确定并能适时调整。 (4) 贷款抵押品要求不符合农村实际。目前在西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大多要求抵押品必须为城市和工商贷款中使用的抵押品, 而这些抵押品在农村严重缺乏。
4 西部地区实现农户借贷供求对接的基本思路与现实选择
西部地区农村金融的融资主体主要是农户、企业和基层政府, 而在这三个融资主体中, 农户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是农村金融中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典型代表。因此实现农户借贷市场的供求错位也必须从农村金融供求对接的整体着眼才能解决。
4.1 实现农户借贷供求对接的基本思路
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农村金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农村内部资金大量外流, 这是由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 农业平均利润率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所决定的。为了有效缓解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 最可行的就是将金融与其他经营领域相结合即将金融资本与农业产业资本相结合, 把农村金融问题与综合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最值得借鉴的就是基于东亚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综合性合作金融—日韩模式。日韩模式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政府引导农民组成合作社, 其中合作金融只是综合性合作的一个方面, 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主体。合作社以合作形式为主体, 政府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 同时政府放开有盈利条件的与农业相关的经营领域, 如生产资料供应、涉农产品的储运、加工、销售以及农业金融保险等领域, 允许农业合作社进入并给予优惠政策, 通过这些领域的收入来反哺农业, 使农民的收入达到社会平均收入, 提高农业的平均利润率。这种模式真正实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 拓宽了农村经济与金融业的发展, 这种模式在我国西部的广大传统农区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我国目前约有2.3亿小农户, 并且有70%以上是是兼业经营, 因此很难通过农户自身解决问题, 政府必须扶持, 引导农民发展综合性的合作社, 并将农村金融置于其中, 同时放开与农业相关的有盈利条件的经营领域, 允许合作社优先进入这些领域并给予政策优惠。这样既保证了政府投入到农业的资金真正作用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平均利润率上, 同时也带动了农村固有的资金作用于提高“两率”上, 而不至于流失。通过这两方面的作用逐步改善农村的交易条件。
4.2 实现农户借贷供求对接的现实选择
民间金融往往与一定的习俗文化联系在一起, 其得以存在的根源就是农村长期形成的非正式制度, 国家正式金融制度在农村的低效率运营只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间金融的发展。植根于农村的传统文化, 相比正规金融民间金融具有信息成本低, 信用约束强, 抵押的合意性, 关联交易和重复搏弈降低违约风险等天然的比较优势;同时民间金融在农村金融发展中还起着特殊的作用, 越是正规金融发展滞后的地区这种作用越为突出,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2.1 优化资源配置。
民间金融具备的信息优势可以使放款者在小范围内综合、深入地对投资项目的风险大小、潜在发展前发展, 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也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责任问题。近年来损害公众利益的事件不断发生, 使得公司社景和借款人信用状况进行分析, 选择一个风险和收益相对合理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在正规金融功能缺位的前提下, 民间金融为实现资源在小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
4.2.2 与正规金融互补。
在贷款涉及的范围、金额、利率协商等方面, 民间金融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 民间金融简便、快捷, 可以加快物流和资金的周转, 方便中小企业的生产, 提高经济效率。正规金融忽视中小企业及个人客户, 这些用户恰恰是民间金融主要的服务对象, 双方形成了互补的关系。
4.2.3 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
民间金融的区域较小, 借款人能够事前对贷款人及其资金用途有详细了解, 贷中和贷后可以进行持续的动态跟踪, 并利用地缘、血缘等关系对贷款的使用进行监督, 对资金运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因而其现实风险并非很高。
基于以上对民间金融的认识, 本文认为现阶段西部地区发展农村金融的一个现实选择就是引导民间金融发展为综合性合作金融, 这样一方面沿袭了民间金融产生变迁的路径, 实现了其向正规化的转型, 另一方面也为综合性合作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增强了其适用性。
摘要：西部地区农村金融的融资主体主要是农户、企业和基层政府, 而在这三个融资主体中, 农户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是农村金融中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典型代表。以西部地区农户借贷为研究对象, 在分别分析了农户借贷供求与利率的基础上, 深入分析了农户借贷行为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供求错位, 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农户借贷供求错位的深层原因, 提出了西部地区农户借贷供求对接的基本思路和现实选择。
关键词：农户借贷,供求错位,供求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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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户 篇2
1999年, 为了遏制西部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态势, 中央决定在四川、陕西、甘肃3省启动退耕还林试点工作。迄今为止该工程已经实施14年, 累计完成退耕还林4.41亿亩, 中央财政投入各项资金达3262亿元。中央设计的退耕还林工程的目标是既要实现“保护生态环境”, 又要实现“促进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 还要兼顾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值得注意的是, 退耕地区绝大多数农户在退耕还林后仍然保留有一定面积的耕地, 还要进行传统的农业生产 (如种植业与养殖业等) 。由于退耕地区水土流失情况严重, 农业生态环境脆弱, 如果农户在退耕之后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将使得退耕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退耕还林工程的政策效果必然会被弱化。因此, 为了与退耕还林“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目标相契合, 退耕地区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应该是“亲环境”的。生态农业强调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农业生产, 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实施多年的退耕还林工程在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林地资源, 具有得天独厚的林业与林下经济及多种形式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因此, 发展生态农业将是遏制西部退耕地区水土流失、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路径。从本质上看, 生态农业与退耕还林工程之间具有较强的系统耦合性。行为心理学认为, 行为主体的认知与态度将直接作用于行为主体的动机, 进而影响行为主体的行为过程和效果。因此, 在退耕还林政策背景下推进生态农业发展, 关键在于提高退耕地区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
二、研究过程与方法
1. 调查区域与问卷设计
陕南地区位于陕西省南部, 北靠秦岭、南倚巴山, 汉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该区域由秦岭山地、大巴山地和汉江谷地组成。陕南地区是我国退耕还林最早实施的试点区域和重点区域, 〔1〕因此, 本文选择该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对陕南地区商洛、安康和汉中三市多个乡镇的农户实地调查问卷。该项调查的时间为2012年1~2月, 调研样本采取随机抽样方法, 并综合考虑了样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地理区位、地形地貌以及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进度、支持力度等方面的差异。调研样本总数为291个, 其中退耕户114户, 非退耕177户。
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 具体涉及农户家庭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劳动力配置情况等;第二部分是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情况;第三部分是农户对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情况。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1) 概念界定。生态农业认知是指农户对生态农业生产模式的主观认识与感知, 是人脑存储的对生态农业生产的最终印象与知觉。目前生态农业在我国已经有多种发展模式, 作者在陕南地区广泛调研得知, 该地区农户选择的生态农业生产模式主要有以下8种:设施生态农业、猪—沼—果、生态养殖、稻鸭共育模式、生态旅游农业、高山反季节蔬菜、食用菌生物链循环模式、无公害或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开发模式。随着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退耕还林等政策的不断推进, 在我国农村大力推广发展生态农业显得越来越迫切。〔2〕而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决定了农户进行生态农业生产的意愿和具体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行为。不同类型的农户对于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认知水平必然不同, 因此, 只有在深入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差异的基础上, 找寻提升农户认知水平的政策着力点和一般规律, 才能有效提升农户采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程度。
(2) 理论基础。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ofPlannedBehavior, TPB) 。该理论认为, 个人的行为态度是个人对自身行为进行评价的结果。因此, 农户会基于自身所具备的常识对发展生态农业的利弊进行评估, 这种常识显然与农户所具有的相关知识、教育水平和生活阅历有关;同时主观行为规范也会影响个体行为态度, 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会受到对其有重要影响的农户或群体态度的影响, 诸如已经采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或是对生态农业有所了解的亲朋好友会引导并提高农户关于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3〕农户认知同时受到外界条件所决定的个体行为控制的影响, 退耕还林工程是外界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为农户深入了解生态农业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激励并且创造了条件。因此, 退耕还林工程势必影响农户关于生态农业的认知, 农户所具有的生产技能、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会通过影响其行为控制进而影响其相关认知。〔4〕
依据TPB理论, 农户行为认知会影响农户的行为意向, 进而会对农户行为产生影响。退耕还林工程会通过影响农户关于生态农业的认知, 进一步影响农户关于采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行为意向, 最终影响农户是否采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这一行为;同理, 外界条件所决定的行为控制变量, 诸如农户所具有的生产技能、农户所处地理位置、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政府相关政策除与农户认知相关外, 也会影响农户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行为。
(3) 研究方法。从农户认知行为理论来看, 影响农户对生态农业认知的主要因素包括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政策约束等方面, 〔5〕为了更加明确地阐明各因素与农户对生态农业认知的关系, 本文采用列联表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对于生态农业的认知影响因素。
列联表分析原理如下:假设有A、B两种属性的类型变量, 其中i表示A属性, 当i=1时表示具有A属性, i=0表示不具有A属性;同理, 用j表示B属性, 当j=1时, 具有B属性, 当J=0时, 表示不具有B属性。进一步, 我们可以运用样本数据, 进行如下处理:
其中π11表示在所选择的样本中, 同时具有A、B属性的概率, 而π10表示只具有A属性的概率。
假设:用上述概率分布表的记号πij来表示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其中, 原假设H0表示A与B的反应独立, 备择假设H1相反, 表示A与B具有相关性。也可以记为:
为了检验H0成立假定下的理论分布与实际分布是否一致, 本文选择运用皮尔逊χ2 (n) 统计量进行检验。其中, 皮尔逊χ2 (n) 统计量为:
式中nij表示具有A、B属性的频数, πiπj分别表示具有A与具有B属性的概率。
三、农户对于生态农业认知的实证研究
1. 变量选择与理论分析
结合本文的研究框架以及研究内容, 我们选取如下变量进行分析研究:
(1) 户主个人特征。作为家庭生产经营的重要决策者, 户主的个人特征包括其年龄、受教育程度, 这两者直接影响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具体而言, 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 其认识以及接触到的事物更多, 眼界更宽, 从而对生态农业的认知可能更深刻;但另一方面, 年龄的增长可能使得农户更加墨守陈规, 相比年轻人接收新生事物可能更加困难, 因而年龄对于农户对生态农业认知行为的影响方向暂时无法判断。
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指标, 已有的研究表明, 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 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越强, 相应的其认知能力可能也越强。
(2) 退耕还林。是否参与退耕还林是农户认知行为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过程也是农户对自然环境重要性的了解过程,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宣传下, 参加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可能更清楚自然环境对农户自身生存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 选择生态农业生产方式可以充分利用自然和经济资源, 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对可利用要素的有效配置。参与退耕还林的农户为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 会充分关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 提高认知水平。
(3) 农技培训。农业技术培训在农村非常重要, 对于生态农业这类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农业生产方式, 更需要有相关技术的指导。农户接受农业技术培训, 一方面在培训的同时会接触到以农业技术为依托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 农技培训能够丰富农户的农技知识, 提高农户的农业生产技能, 加深对生态农业的理解程度, 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
(4) 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农业信息对农户的生产至关重要。由于交通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限制, 农户获取农业信息的渠道往往比较单一, 主要渠道来自于政府与媒体宣传。大量农户通过电视、广播以及乡村能人等常用渠道来获取农业信息, 其他获取信息渠道包括农业书籍和报刊、政府农技推广人员以及有限的网络资源, 这些渠道对于普通农户而言较难实现。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决定了农户对农业信息捕获的能力, 农业信息越容易获知, 农户对农业相关知识就更为了解, 因此, 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将会影响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
(5) 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近年来, 农产品安全事件已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确保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安全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生态安全是农产品质量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证, 提升农户对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关注度, 可以有效引导农户采取生态农业生产方式。也就是说, 在形成优质优价市场机制的前提下, 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越关注, 他们就越有动力对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条件、方式和手段进行深入了解, 进而提升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
综合以上分析, 各变量的预期作用方向如表2所示。
2. 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的列联表分析方法属于描述性的横截面研究。陕南地区农户生态农业认知程度分布以及各变量与生态农业认知行为的卡方检验表如表3、表4所示。
下面将具体分析各统计变量与其对生态农业认知行为之间关系的实证结果:
(1) 户主年龄。青年农户生态农业生产认知比率最低, 仅为78.6%, 中年农户认知比率最高, 达到了91.3%, 老年农户生态农业生产认知程度次之, 为82.6%。卡方检验显示, 线性检验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似然比卡方检验、皮尔逊检验在10%的水平通过检验。由此看出, 户主年龄与认知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但并不存在线性关系。
(2) 户主受教育程度。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户生态农业认知水平都很高。其中, 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农户认知比率最高, 达到90.9%;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农户认知比率稍低, 为89.4%;而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农户的认知水平为83.5%。卡方检验显示, 户主受教育程度的3个检验指标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 在所选样本中, 户主受教育程度与认知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可能的原因是, 由于当地对生态农业的宣传推广程度已经较高, 而同时该认知对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不高而导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3) 退耕还林。退耕还林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水平高于非退耕还林户。其中, 退耕户生态农业认知比率为94.7%, 非退耕还林户的认知比率仅为84.7%。由卡方检验表得知, 皮尔逊检验、最大似然卡方检验以及线性检验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 说明农户是否参与退耕还林对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换言之,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
(4) 农技培训。农户是否参与过农技培训对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有较大影响。其中, 参与农技培训的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比率为98.4%, 未参与农技培训的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比率仅为81.7%。进一步的卡方检验显示, 3个检验指标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显然农户参与农技培训与其生态农业认知之间有显著关系, 农技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
(5) 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对农户的认知行为具有较大影响。其中, 信息获取容易的农户对生态农业有认知的比率达到97.8%;而信息获取较难的农户对生态农业认知比率仅为53.3%。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该变量在1%水平上通过了皮尔逊检验与似然比卡方检验, 且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因此, 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与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之间有显著的关系, 信息越易获取, 农户的认知行为比率越高。
(6) 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调研数据表明, 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越重视, 对生态农业认知的比率越高。其中, 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户比率达到77.0%, 这些农户对生态农业有认知的比率为92.0%;在不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户中, 对生态农业有认知的比率仅为77.6%。卡方检验显示, 该变量在1%水平上通过了皮尔逊检验与似然比卡方检验, 且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可见, 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与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农户越关心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水平越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结论
本文主要在退耕还林政策背景下分析陕南地区不同类型农户对于生态农业认知的影响因素,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多种因素影响退耕地区农户对于生态农业认知行为。其中, 农户是否参与退耕还林与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程度具有显著关系, 参与退耕还林显著提高了农户的认知程度;是否参与农技培训对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影响较大, 参与的农户认知比率均高于未参与的农户;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户的认知行为, 如果信息越易获取, 则农户越容易产生对生态农业的认知;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与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2. 政策建议
(1) 在退耕地区为农户进行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技培训。对于退耕地区农户而言, 林业与林下经济、生态农业等都是新生事物, 不太容易掌握其生产技术与市场特点, 而且农户需要维持一定的资金投入, 面临的经营风险也较大。例如, 特色经济林栽培与加工技术、农业生产中的种养结合技术以及农产品运销渠道与管理技术等, 绝大多数农户都未能真正掌握。调研过程中很多农户都表示希望政府能提供长期的技术扶持政策, 帮助其规避市场风险。因此, 地方政府应该为退耕区农业与林业发展提供长期的技术与资金保障, 如为农户开展林业与林下经济、生态农业生产的关键技术培训, 同时为其农产品运销提供技术指导与支持。
(2) 拓宽农民获取农业信息的渠道。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 农户农业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作者在调研中发现, 虽然目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但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还比较单一, 主要还是传统媒体如电视、报刊以及乡村能人、集市等传统人际传播渠道, 网络渠道普遍应用较少, 从各级政府机构以及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获取信息的渠道也不通畅。因此, 应该在退耕地区着力拓宽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首先, 应充分发挥电视和广播传播农业信息的主渠道作用, 可以通过农业专栏形式在固定时段播发农业信息;其次, 在县 (区) 、镇 (乡) 农业推广部门设立信息服务站, 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技术与信息服务;第三, 要注重发挥农村专业户、农民经纪人等乡村能人的信息传播作用;〔6〕最后, 应加快农村计算机网络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为农民主动获取农业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3) 普及和提高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实证结果表明, 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对其生态农业的认知有很大影响。为了进一步在退耕地区推广生态农业生产方式,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提高农民收入, 退耕地区各级政府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应加大对农民的宣传培训和技术指导力度, 引导和帮助农民掌握科学的农业生产知识, 促使农民养成安全生产习惯, 增强对消费者、对社会的责任感, 从而培养和提高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摘要：发展生态农业与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具有较强的系统耦合性。本文以陕南地区为例, 利用该地区3个市291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TPB) , 采用列联表与卡方检验进行了计量分析, 初步探讨了西部退耕还林地区农户生态农业认知的影响因素, 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 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及农技培训显著提高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水平, 农户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和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显著影响了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
关键词：退耕还林,生态农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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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户 篇3
一、调查区特征描述
为了解伊犁地区农户对农机装备需求状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分析个体间存在的需求差异,笔者与2013年8月,在伊犁州农机局的协助下,在以伊宁市为中心的周边县及乡镇选取100户农民家庭进行了走访入户调查,整理有效问卷共95份。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为副省级级别,管辖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以及直辖两个县级市(伊宁市、奎屯市)、7个县(伊宁县、霍城县、巩留县、新源县、昭苏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1个自治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既辖地区、 又辖县市的自治州。境内驻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七、 八、九、十师5个师60个团场。
2013年,上级安排给伊宁市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500万元,其中中央补贴资金450万元,市财政配套50万元。伊宁市农机局引导农民购置先进、适用型机械,共补贴拖拉机76台,配套农具122架(其中犁16架、旋耕机18台,其他88架),收割机7台,播种机27台,卷帘机305台,热风炉190台,温室滴灌755套,受益农户达163户,直接拉动农民投资1 500多万元。2013年,伊宁市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79 076千瓦,比上年增长6%。农机固定资产原值为9 800万元。拖拉机总数为2 405台,配套农具为3 631架,温室生产管理机械为8 600台(架),物理农业机械73台(套),畜牧机械为506台,林果机械73台,其他机械为690台。农业机械配套比达到1∶2.8,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72%。2013年,农田作业许可证发放率达100%,全年机耕率达100%、机播率达95% 以上、机收率达50%以上,农田作业质量合格率达100%[1]。
二、调查样本的统计描述分析
调查户中,男性户主占绝大部分(86.32%),其中被访农户的平均年龄为42岁,40~50岁的农户占41.05%。考虑到调查地区民族差异情况,汉族农户占总样本的54.74%, 维吾尔族农户占11.58%,回族农户占17.89%,锡伯族农户占15.79%。
被访农户中,家庭人数最多的有8人,最少的只有两人, 以4人居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均有两人,多以男性劳动者居多。被访农户中,初中文化程度占到总样本的66.32%,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农户仅占2.11%,总体来看,农户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家庭收入是一个家庭的命脉,也决定着农户对农机需求的程度,农户只有在满足温饱和家庭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才考虑对其他方面的需要。根据调查,样本区农户的作物以一年一作为主,多种植小麦、水稻、玉米等作物。其他经济作物包括花生、黄豆、西瓜、 蓖麻等。
根据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在95户样本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占1.05%,1万元~5万元之间的占48.42%,5万元~10万元之间的占22.11%,10万元~15万元之间的占12.63%,15万元~20万元之间的占10.53%,20万元以上的占5.26%。调查区被访农户中,收入五万元以下的居多,收入较低[2]。
三、农户拥有农机装备现状调查
调查户中,拥有农业机械数量位列前五的是:耕整机械、 动力机械、种植机械、收获机械、运输机械。据统计得知,拥有动力机械的农户占总样本数的64.21%,耕整机械的农户占总样本数的72.63% , 种植机械的农户占总样本数的45.26%,收获机械的农户占总样本数的26.32%,运输机械的农户占总样本数的13.68%。农户拥有的耕整机械最多,不仅有适当的价格而且种类齐全,农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机型。小型收获机械在农业生产中不实用,而大型收获机械价格普遍偏高,大多数农户因经济收入有限,买不起,另一方面,乡镇农机大户的农业机械齐全,并且在农忙时以适当的价格出租,可以满足其他农户的作业服务需求。
农户拥有机械的方式主要以单独购买为主,占总样本比例的78.26%,农户认为,自己拥有较其他的方式在心理上更为踏实,需要时随时可以用,不用求助于他人,并且在自家农忙结束后还可以出租农机具,获取额外的收入。租用的农户占总体的21.74%,这一部分农户认为,农机价格高,收入不能满足购置农机的需求,并且租用农机很便利,自己拥有的土地不多,又不想耗费大量的体力劳动,在经济能够支持的情况下,选择租用农机具更为实际[3]。
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户不愿合买农业机械的原因是,认为合买农业机械牵涉到的经济问题很多,会影响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和睦关系,比如,农机在某一方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 该由谁承担修理费用;在所获利益分配上的问题等等。
四、农户对农业机械性能及价格的满意程度
对于目前农机的价格,占比56.84%的农户都不满意,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机价格偏高,一般家庭收入的农户很难承担。调查中有农户反映,随着农机补贴政策的大力推广,有的农机经销商乘机抬高农机价格,使补贴后的价格与没有补贴的价格相当,致使农户认为有没有补贴政策是一样的,对国家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丧失信心,产生消极的购买需求[4]。
2013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新变化也影响到农户对农机购买的需求,全款支付的方式让不少农户有了不小的压力。有43.16%的农户认为,农机价格是可以接受并满意的, 这些农户大多是乡镇的农机大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5]。
总体来说,农户对农机的性能满意程度是相当高的,占85.87%。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农机基本能够满足农户在劳动作业时的需求。对性能不满意的用户占14.13%,其中有5户对质量问题不满意,认为国产农业机械的质量存在的问题较多,进口机械的口碑非常好,23户对收获机械的性能不满意, 收割质量不高,浪费情况严重,两户认为播种机的精度不够, 挡尺的位置不能完全固定[6]。
五、农户使用农机装备情况调查
农户对农机维修的情况。有65.26%的农户遇到小问题会选择自己修理,一般机器出问题都是在地里工作时候,如果送到修理店或是找售后服务来修理,耽误很多时间。有25.26% 的农户选择去修理店,47.37%的农户在保修期内通过售后服务维修机械,仅有6.32%的农户请师傅修理。农户凭借自己多年从事农机的丰富经验能够自己修理常见的小问题,乡里的维修点专业的技术人员不足,并且修理价格高,过保修期期限的农户大多不愿去修理店。
农户对售后服务的满意情况。共有70户农户通过售后服务维修过农机,有62.86%的农户对售后服务满意,37.14% 的农户对售后服务不满意,农户对售后服务不满意的原因, 通过调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售后服务不及时。农机的问题大多是在农忙时的劳动作业中,出现问题的机器并不集中在某一地区,由于售后服务人员配备不足,不能够及时地解决农户遇到的各种问题,不仅耽误了农忙,也耽误了农机的出租,使农户的损失很大。
服务态度差。农户遇到问题联系售后服务,售货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不好,拖延情况严重,或是有不接电话,接到电话后不理睬的情况。对于新买的农机出现质量问题,经销商拒绝退货,只是对农机进行简单的修理补救,敷衍农户,严重打击了农户对农机需求的积极性。有些农户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保证,在购买农机付款时支付货款的80%,余下的款项在保修期后支付[7]。
机械保修期短。农机的保修期在一年左右,这一年时间农机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并且多数农户自己可以修理,一般在购买农机的第二年,农机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此时保修期已过,修理不能保证农机具不出问题。
六、农户农业装备未来需求情况调查
调查统计得知,未来几年农户计划购买收获机械所占的比例最多,为23.16%,其次是动力机械(17.89%)、耕整机械(12.63%)、种植机械(9.47%)。其原因在于,收获机械近几年在农村地区的应用愈发广泛,农户深知其带来的使用效益, 在收割自家庄稼的同时还能对外出租增加收入。收获是整个作业过程中的最后环节,也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过程,天气、交通等是影响收获的敏感因素,收获机械可以在第一时间将作物收获完毕,避免因外部原因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 调查农户中,有购买计划的农户仅占37.89%,62.11%的农户没有购买计划。为了更好地的了解农户的需求情况,对无购买计划的农户进行了专门调查发现,农机需求、经济问题、租用便利程度、年龄是影响购买计划的主要原因。
目前市场的农机价格偏高,有40.66%的农户只能接受10万元以内的价格。其中有4户农户表示,只要农业生产需要,就会去购买[8]。
七、农户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认知调查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户购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不仅满足了农户购买农机的需求,还能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调查中发现,在这过程中农机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有88.42%的农户从农机站宣传中了解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还有少占比的农户对农机站的宣传不了解。
农机站定期组织农户进行关于农机技术培训,帮助农户更好地掌握技能,88.12%的农户了解农机站的农机技术培训, 仍有少数农户对培训不了解或不参加。农机技术培训大都在农户农闲时候办,但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影响农户参加培训[9]。 (1)农户农闲时外出收账,或有私事,没有办法参加培训;(2) 有些乡的农机站在冬天组织农机技术培训,农户因为天气原因不愿去参加;(3)伊犁地区少数民族聚居,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农机站有很多少数民族工作人员,培训时候用少数民族语言,汉族农户听不懂,不愿参加技术培训;(4)农机站请来的技术讲解员注重理论讲解,农户在农机方面遇到的具体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使农户对培训兴趣锐减。
农户除了从农机站宣传中了解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外,还有45.26%的农户从电视中了解,有28.42%的从网络,10.53% 从邻里之间了解,而农户大多在农闲时会关注新闻或农业频道,大部分农户很少上网去查阅关于农机的相关信息,原因是不会使用网络[10]。
八、建议
1.加强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看作城乡统筹、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力量,以农民的切实需求为立足点,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民的劳动作业强度。
2.政府应扩大补贴范围,特别是在进口机械方面,加大补贴力度。加强对农机市场的监管,严格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以次充好、补贴异价的现象,维护农户的切身利益和购买信心不受损害[11]。
3.农户对农机的性能基本满意,但希望农机设计更人性化,农机设计者与农户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了解农户对性能的需求,使农机的使用性更强、更实用,农机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而不是形同虚设[12]。
4.加强售后服务,提高售后服务人员素质和技术,增加售货人员的配备,避免在农业生产关键时刻,因农机零部件供应不到位,农机具损坏得不到及时修理而耽误农忙,给农户造成严重的损失。过了保修期的农机,修理不能保证农户农机具不出问题,因此建议延长售后服务期限,保证农户的利益[13]。
5.进一步加强农户的教育培训力度,积极探索适合农户培训教育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大力普及农机新技术,提高农户对新机具的操作、维修和保养水平。先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的农户,然后带动周围的农户。加强培训团队的综合素质,而不是找乡里的懂农机的农户或乡农技站的工作人员,应请专业的培训人员,针对农户的实际问题给出有效的意见,帮农户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只重理论。少数民族群众较多,语言不通问题严重,培训时应将各民族农户分开培训,避免因语言不通给农户带来的困扰[14]。
6.加强对农机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集中农户、张贴告示、发放宣传册的形式向农户推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范监管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政府补贴工作透明化[15]。
7.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扶持民间合作组织,通过农民合作组织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提高农机的使用效率,避免农机闲置造成的资源浪费[16]。
摘要：在大量文献和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围绕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县两市农户农机装备现状以及对农户农机需求状况进行的调查,通过实证研究,了解农户的需求状况,并结合所在县域的多方面因素,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设性方案和意见。
西部农户 篇4
调查的3个县属于西部地区的传统农业生产区, 也是西部的粮食主产区, 但是经济发展却难以突破。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工业弱县、财政穷县”, 作为考察农业税改革的调查对象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一、农业税取消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1.农业税取消对农民的减负效果
对于农业税取消对农民减负的效果, 调查问卷中询问了被调查者:“农业税取消以后, 您的家庭负担每月减少了多少”。共有297份问卷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 按照被调查者对其家庭负担减轻程度的回答, 99%的农民认为经济负担减轻了。其中, 76.8%的农民认为家庭月负担减轻幅度在50元以内, 18.5%的认为在50元～200元以内, 3.7%的认为在200元以上 (见表1) 。按照调查区域的农村家庭平均人口为5人计算, 76.5%的家庭每月每人减负10元以内, 每年每人可减负不到120元。农业税全面取消后, 农业部曾测算,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 人均减负约140元。这说明, 农业税取消之后, 典型农业县的农民负担明显减轻, 达到了制度设计所要求的“减轻”的预期效果。但是, 大部分农民还是认为减轻的幅度没有达到制度设计所预期的程度。
2.农业税取消对农民的增收效果
课题组设计的问题对农业税取消后农民的增收效果进行了调查:“农业税取消后, 您的家庭收入每月增加了多少”。299份问卷都回答了此问题, 按照被调查者对其家庭增收程度的回答, 98%的农民认为家庭月收入增加了, 其中70.2%的人认为家庭月收入增加的幅度在50元以内, 25.1%的人认为在50元～200元之间, 2.7%的人认为超过200元 (见表1) 。同样可以看出, 农业税取消后, 农民的增收幅度也有限。
3.减负增收给不同收入群体带来的边际效用不同
农业税取消整体上起到了一定的减负增收效果, 但不同收入群体对减负增收的感受不同。在对群众的走访中发现, 对于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而言, 农业税取消后带来的减负增收对家庭的影响不明显。而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而言, 农业税取消后带来的减负增收对家庭的影响相对显著。虽然调查显示, 大部分人认为减负增收幅度仅在50元左右, 但是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要明显强于高收入家庭。原因在于, 对低收入家庭, 增加1块钱带来的边际效用要远大于高收入家庭增加1块钱带来的边际效用。因此, 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减负和增收, 总额不大, 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却相对较大。
二、进一步的考察:增收的影响因素、增收途径和农民的需要
1.影响农民农业增收的因素
我们对影响农民农业增收的几个因素进行了归纳, 包括:①资源不足, 土地耕种规模有限;②农资价格的不断上涨;③恶劣气候和生态环境;④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⑤市场化、集约化程度较低。在调查中, 被调查者可以多选。结果显示:在299份有效问卷中, 农资价格上涨占到了80.9%;资源不足, 耕地规模有限占37.8%;气候和基础设施分别占到28.8%和26.8%;市场化程度占10.7%。
(1) 农资价格上涨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增收效果。
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结果显示, 自2006年10月份到2008年10月, 云南省农资价格总水平一直持续上涨 (见表2) , 直到2008年10月才出现首次下降。贵州省成本调查队发现, 2008年4月下旬, 贵州各化肥品种零售价格上涨过快, 其中, 尿素零售价格每包由2007年的78元～86元/袋 (40公斤) 上涨到100元～105元/袋, 平均上涨25%;农膜由14500元/吨上涨到16000元/吨, 涨幅10.34%;复合肥上涨11.2%, 种子、农药等农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上涨, 使得物质费用增加。由于化肥价格过高, 农户不得不多施用农家肥, 使农家肥费用增加。在对调查区域群众的访谈中, 大部分群众都反应:近几年, 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升很快, 而农产品销售价格却并未能以同样幅度上升。这严重抵消了减税的积极作用, 有些农民甚至认为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甚至比以前的实际净收入低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两年来云南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首次下降, http://www.stats.gov.cn/tjfx/dfxx/t20081112-402516578.htm。
(2) 耕地不足, 农业生产规模小制约了农民的农业增收。
农业生产规模过小决定了取消农业税带来农民增收幅度不明显。如:广南县农业人口人均耕地0.86亩, 荣县人均耕地1.12亩。2007年, 全国人均耕地面积是1.41亩, 广南和荣县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大量的农村劳力与有限的耕地面积结合在一起, 形成分散的小农经济, 不利于机械化生产, 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 使得农民收入无法持续增长。再加上这些乡镇大多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家庭耕作的过小规模决定其经济形态接近于自然经济, 因为其收成除首先满足自身温饱外没有过多剩余从事市场交易。
除此之外, 气候和生态环境、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也对农民的增收有影响。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生产是一个靠天收获的高风险行业, 农民对风险高度敏感。多变的气候和西部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也增加了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风险, 基础设施落后限制了农民增收的可能。
2.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1) 外出打工收入被认为是增收的主要来源。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业税取消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问卷设计的问题:“如果收入增加了, 增收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可多选) 。”表3对农业税取消后农民增收途径的调查进行了统计, 从选择的结果看, 外出打工被选择的最多, 耕种和养殖等农业收入次之, 非农业收入最少。也就是说, 整体来看, 被调查的农民认为农业税取消之后, 增收的主要来源是外出打工收入和耕种、养殖等农业收入。
(2) 增收的主要来源有区域差异。
从表3可以看出, 绥阳和广南大部分人认为外出打工和耕种、养殖等农业收入是增收的主要来源。而荣县大部分人认为外出打工和非农业收入是增收的主要来源。原因在于:①从整体上看, 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低。2007年, 我国的城乡收入比为3.33∶1, 贵州省4.5∶1, 四川3.13∶1, 云南5.03∶1。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农业增收有限, 多数农民发现, 外出打工的收入在农业税取消后仍然高于农业收入, 所以大部分人认为外出打工是增收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 相对于四川荣县来说, 广南和绥阳农业生产方面的条件和基础相对优越, 是云南和贵州的主要粮食生产基地。因此, 耕种、养殖等农业收入也被认为是增收的主要途径之一。②人口迁移的“定型”作用使荣县的外出打工现象更为突出。中国由于长期受自然环境、区位条件及人文、社会、历史、政治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形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东部地带比较发达、中西部地带相对落后的格局, 这一基本格局的“定型”作用, 决定了市场条件下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带人口主要选择迁向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带, 成为中国十分稳定的省际人口迁移的基本区域模式。可以说, 在将来很长时期内, 这一基本模式都将保持相对稳定, 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四川一直以来属于人口迁出率较高的省份,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人口的迁出率一直位于我国省际迁移的前列。研究发现, 1995～2000年, 四川的人口迁出率超过了10%。2007年, 四川省的人均GDP是11708元, 位于全国25位, 属于中下水平。在人口迁移的“定型”作用下, 四川的人口迁出率仍然很高。而且, 从省际迁移人口的户口性质来看, 省际迁移人口以农业人口为绝对主体, 其所占比重高达78.07%, 几乎与非农业人口成“八二”开。[1]通过实地调查, 我们发现, 荣县农用地的放弃、荒芜现象很多, “空巢家庭”和“留守家庭”较多, 即使是留在农村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也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 大部分选择从事服务业, 最常见的就是开小商店、饭店等。
3.农民增收的需要
(1) 希望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它结束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由于有效地解决了激励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也为农业迎来了一个超常规增长的“黄金时期”。[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取消了人民公社, 又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 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 统分结合, 双层经营, 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 又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是适应我国农业特点和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管理水平的一种较好的经济形式。在此次调查中, 299份有效问卷中, 240份占80.3%选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非常有效, 应该继续坚持”, 59份占19.7%认为“以前有效, 现在效果不明显”。由此可以看出, 广大农民希望继续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 农村发展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共产品的供给。
农业税取消的目的是要使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公共产品和公共基础设施是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基础条件。因此, 农民在发展生产的同时, 希望生活条件也得到改善。调查问卷中, 我们询问了被调查者两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您认为当前农村发展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备选答案有:农业生产资料等价格高、农村公共品提供不够、增加农业生产补贴 (可多选) 。结果显示, 在299份有效问卷中, 223个被调查者选择农村公共品提供不够, 占到了74.6%;164个选择农资价格高, 占到54.8%;74个选择增加农业生产补贴, 占到24.7%。可以看出, 西部农民希望多提供支持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公共产品, 解决影响农业生产、农民增收的农资价格。对于农业生产补贴选择较少, 说明农民更注重发展的需要, 而不愿意“等、靠、要”。
第二个问题:“您最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服务”, 备选答案有:农业技术指导、大病救治、失学救助、特困户生活救济、公共设施建设 (可多选) 。结果显示, 299份有效问卷中, 184份选择了公共设施建设, 占61.5%。由此可见, 当前西部农民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发展、农民发展的需要。西部典型农业县的广大农民希望增加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公共设施的建设。
三、农民对政策的评价和对政府的期望
1.农民对政策的评价
(1) 对粮食直补政策的反应。全国范围内看, 粮食直补政策有效促进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2004年7月5日至16日,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5部委组成4个联合调研检查小组, 分赴13个粮食主产省 (区) 进行了检查调研。调研检查组听取了13个省 (区) 相关部门的直补工作汇报, 随机抽查了32个县 (市) 70个村, 走访了近300家农户, 并对1809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调查情况看, 有1677位农民对2004年的直补政策表示“满意”, 占93%;选择“较满意”的有85人, 占5%。有1782位农民认为直补政策提高了种粮积极性, 占99%。与原来的保护价收购政策相比, 有1722位农民选择“更喜欢粮食直补政策”, 占95%。
西部典型农业县农民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感受不一。从表4可以看出, 299个被调查农民中, 48.2%的人认为该政策对促进粮食生产积极性有作用, 44.8%的人认为作用不大, 7.0%的认为没有作用。和前面的分析一致, 农民对粮食补贴的需求没有公共产品的需求高, 故选择“作用不大”的比例相对也较高。四川荣县选择“作用不大”的比例尤其高, 这与当地外出打工人数较多关系也比较吻合。
2.对当前农村政策的满意程度
取消农业税是我国农村继土改、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改革的成功与否, 农民的主观感受是衡量改革的主要指标之一。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民对当前农村政策的关注和满意程度, 调查中询问了被调查者:“您对现在的农村政策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在回答此问题的298个被调查者中, 有25.5% (n=76) 的回答“满意”, 有68.5% (n=204) 的回答“基本满意”, 有6% (n=18) 的回答“不满意”。
从被调查者的回答上来看, 仅有6%的农民对农村政策表示不满意。这说明, 在很大程度上, 农业税取消及其相关的农村政策深入人心, 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但是仅有1/4的农民对农村政策表示“非常满意”, 68.5%的农民只是“基本满意”。结合前面的分析以及访谈, 我们发现, 之所以大部分农民只是选择“基本满意”, 主要是他们认为减负的幅度不够, 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还有待增加等。
2.农民对政府的期待
(1) 对政府的信心。调查问卷中, 我们设计的问题是:“您对政府工作的未来是否有信心? (有, 没有, 看不清) ”。在回答此问题的299个被调查者中, 有76.3% (n=228) 的回答“有”;4.7% (n=14) 的回答“没有”;19% (n=57) 的回答“看不清”。从回答来看, 3/4的农民对政府有信心。说明农业税改革和相应的农村政策改革增强了农民对政府的信心, 有利于未来政府工作的开展, 但是仍有近1/4的选择了“看不清”。调查中, 我们对被调查者询问了选择不同选项的原因, 结果显示, 大部分选择对政府工作“有信心和看不清”的人表示, 对中央政府有信心, 但对地方政府信心不足。原因在于:一方面, 农业税取消以前, 乡镇政府的大量工作是围绕税费展开, 农民负担重, 政府催收紧, 干群关系紧张;另一方面, 农业税取消前, 乡镇政府对很多农村政策执行不力, 人浮于事, 农民从政府工作中体会到的实实在在的福利不多。所以, 广大农民体会到了中央政策对农民的关心, 但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还有部分人没有充分建立起来。
(2) 政府职能的定位。询问的问题是:“您认为乡镇政府在农村经济生活中应该如何做 (农业型向经济型转变, 向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转变, 乡镇政权逐渐弱化) , 此题可多选”。在299份有效问卷中, 82.6% (n=247) 的选择“农业型向经济型转变”;45.5% (n=136) 的选择“向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转变”;11.4% (n=34) 的选择“乡镇政权要弱化”。从农民期待的角度看, 经济型的基层政府明显占主体, 社会管理和服务型的占第二位 (接近一半) 。因该题可以多选, 由此可以判断, 农民希望基层政府在促进地方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帮助农民致富方面多做引导, 多做工作;同时加强农村治安、水利、抗灾等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 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也就是, 政府职能应该是以引导经济发展为主, 辅以提供社会管理和服务。这一结果从某种角度放映出当前我国的农民对与自己生存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的发展抱有很高的期待, 渴望改善与自己生活紧密相连的生产、生活条件。
四、主要结论
1.农业税取消对西部地区农民的持续增收影响有限
调查表明, 受多种因素制约, 取消农业税对于促进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特别是持续增收影响是有限的。促进农民增收实际上是一个由多变量因素构成的复杂加减函数关系, 除了取消农业税外, 农民增收还要靠农民土地耕种规模、农资价格和农产品市场价格、农业生产条件等诸多外部因素共同决定。取消农业税是一项一次性惠农措施, 在优惠政策一次性释放后, 如果没有后续配套措施, 它对促进农民增收难以发挥持续效果。
2.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基本条件是改善发展基础
(1) 完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
当前, 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属于“自上而下”型, 在发挥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出现了“重供给、轻需求;重数量、轻质量;重投入、轻效果;重短期、轻长期;重硬品、轻软品”等问题。[3]在农村税费改革后,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又受到财力限制, 因此, 从需求发现、供给决策、资金筹集与使用等方面改革和完善现有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尤为必要。
(2) 抑平农资价格。
农资价格的持续上涨会降低农业投资的数量和质量, 影响农民收入的未来增长潜力。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 即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已成为定局而农业收益预期不确定或纯现金收入来源较少的情况下, 面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带来的纯现金支出, 许多农民都会对这项支出持谨慎态度。因为农民一年纯现金总量十分有限, 如果在农业生产投入上过多, 则其在生活及其它方面的现金支出必须减少。为了让其生活水准保持稳定性, 对于许多农民来说, 减少在农业投入方面的现金支出是其保持消费效用最大化的一个较好选择。因此, 许多农民尤其是低收入农民会选择购买质低价廉的农资产品或不购买农资产品以减少这方面的现金支出。另一些农民则持币观望以期待在农资产品价格不再增长或会下降的时机出现时购买, 从而达到减少支出的目的。当多数农民都做出类似的选择时, 农业的整体投入会出现质量和数量上的下降, 从而使农业发展缺乏后劲。在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农民家庭纯收入的来源主体的现在, 这也必将对未来农民增收产生不利影响。
3.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期待是改善发展能力
(1)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经济学教授阿玛蒂亚·森认为, 落后地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能力不足而不是收入低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 主要由其经济主体的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各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协作方式和程度等因素决定。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就是主要的一个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生产经营单位过小, 也带来了市场信息不灵、生产盲目跟从和凭经验组织生产, 销售产品成本高、参与市场竞争及地域市场风险能力弱等一系列问题。
通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把农业的分散经营变为统筹发展, 将有效提高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走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农业发展之路。调查中, 所调查的典型农业县基本没有组织机构完善、运作有效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访谈中, 广大农民表示, 希望能在政府的推动下,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在农业税取消的基础上, 进一步激励和带动农业、农村的发展, 促进农民的增收。
(2)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一方面, 加大农村教育和科技的投入, 在农村逐步建立责任明确、保障有力的义务教育长效机制, 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含量;另一方面, 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普及, 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利用率, 使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农业税取消后, 基层政府的工作不再围绕税费转, 政府的职能应重新定位, 原来的部分管理职能将被剥离出去。但是, 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源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的需要。如果政府所作所为不符合民众的需要, 不仅工作中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产生不了相应工作带来的预期效应, 还可能导致工作中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扭曲形成。因此, 只有政府职能定位和民众需要相统一, 才不会出现政府工作的“越位、缺位与错位”。
调查发现, 多数农民对当前的农村政策表示满意, 对政府有很高的信任和很高的期待。但是, 他们对国家的种粮补贴反应一般, 反映较为强烈的是希望政府能向经济型政府转变。这说明, 农民对政府的期待不在于“多要”, 而是希望在政府的帮助和引导下, 提高农民实现增收的能力。
4.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根本保证是获得发展机会
众多的研究和调查发现, 当前我国单纯的农业增收幅度很有限。[4]利用调查数据, 就国家减免农业税费可能的效果给出了一个实证分析, 得到结论是:农民的农业收入已接近极限, 农民总收入与非农纯收入显著相关, 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非农纯收入的显著增加。本次调查也发现, 西部地区农民认为外出打工是增收的主要途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在人口流动的“定型”作用下, 人口迁出率较高, 外出打工已形成了被广大农民认可的增收途径。因此, 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 进一步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很有必要。
摘要：农业税取消后, 受农资价格、生产规模等因素的影响, 西部地区农民的减负增收效果有限, 外出务工被认为是增收的主要途径。大部分农民对当前的农村政策和政府抱有很高的期望, 希望政府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公共产品供给和政府职能等方面的工作能有所突破。调查结果表明, 西部农民希望能够改善发展基础, 提高发展能力并获得发展机会。
关键词：农业税取消,西部地区,农民增收
参考文献
(1) 王桂新等.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2) 蔡日方, 王德文, 都阳.中国农村变迁:30年历程和经验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3) 樊丽明, 石绍宾.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政府供给机制的运行及完善[J].税务研究, 2008,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