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生产（通用11篇）
农户生产 篇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民的收入、财富与生活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 在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决策过程中, 人们经常发现农民生产、生活与财富状况调查的资料要么缺乏, 要么不够系统和真实。鉴于此, 我们于2009年2月至4月, 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的农户为调查对象, 对中国专业农户生产经营、收入与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内蒙古、河南、河北、湖北、山东、江苏等6个省或自治区, 回收有效问卷2353份。其中, 内蒙古348份, 河南147份, 河北932份, 湖北442份, 山东443份, 江苏41份。在这次调查的2353户农户中, 共有人口9849人, 劳动力5697人, 雇工总数557人, 平均每户有4.19人, 劳动力2.42人, 雇工0.24人。在对问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形成本调查报告, 旨在为有关专家与决策部门提供分析研究依据, 也为计划转战农村市场的企业提供信息支撑。
二、农户种植业情况
在这次调查的2353户农户中, 平均每户拥有大田面积9.2亩, 大棚种植面积0.95亩, 果树种植面积0.66亩。各个省区在大田、大棚与果树种植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如下:
1.内蒙古自治区。平均每户有大田19.68亩,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土豆、西红柿、葵花、甜菜、山药、油菜等, 平均每亩收入822.12元;户均大棚面积0.54亩, 主要种植辣椒、黄瓜、西红柿、芹菜、白菜、胡萝卜、油菜、蘑菇、豆角、菠菜、香菜等, 每亩平均收入34933.33元;户均果树种植面积0.08亩, 主要种植苹果、梨、李子、杏、葡萄, 亩收入5107元。
2.河南省。平均每户有大田4.81亩,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花生、豆类、大蒜和白菜、黄瓜等常规蔬菜, 平均每亩收入607.45元;户均大棚面积4.39亩, 主要种植辣椒、黄瓜、西红柿、芹菜、草莓, 每亩平均收入31033.71元;样本农户几乎没有种植果树。
3.河北省。平均每户有大田5.33亩,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花生、棉花、土豆、大蒜、葡萄等, 其中小麦、玉米、花生、棉花种植最为普遍, 平均每亩收入1206.68元;户均大棚面积0.66亩, 主要种植草莓、黄瓜、西红柿、辣椒、甜瓜、西瓜、豆角、甘蓝、茄子、油桃等, 每亩平均收入17937.59元;户均果树种植面积1.1亩, 主要种植梨树、苹果树、桃树、葡萄树、李树, 亩收入3148.98元。
4.湖北省。平均每户有大田13.9亩, 主要种植水稻、棉花、玉米、黄豆等, 其中水稻和棉花种植最为普遍, 平均每亩收入1219.52元;户均大棚面积0.86亩, 主要种植辣椒、西红柿、黄瓜、莴苣、西瓜等, 每亩平均收入17213.93元;户均果树种植面积0.68亩, 主要种植梨树、桃树、柑橘、柚子、葡萄等, 亩收入1214.85元。
5.山东省。平均每户有大田6.46亩, 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玉米等, 其中小麦种植最为普遍, 平均每亩收入1351.36元;户均大棚面积0.75亩, 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茄子、草莓等, 每亩平均收入29181.19元;户均果树种植面积0.42亩, 主要种植苹果、梨树、葡萄等, 亩收入4680元。
6.江苏省。平均每户有大田1.78亩,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水稻等, 平均每亩收入1164.38元;户均大棚面积2.63亩, 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茄子、食用菌、豆角等, 每亩平均收入37666.67元;样本农户中没有从事果树种植的。
可见, 一方面, 农户平均种植规模不大, 种植业收入普遍不高;另一方面, 不同地区农户之间差别较大。例如在种植面积上, 内蒙古自治区户均大田面积是江苏省的11.06倍;在亩均收入上, 江苏省大棚种植亩均收入是湖北省的2.19倍。
三、农户养殖业情况
农户饲养畜禽种类主要有猪、牛、羊和各种家禽。在这次调查的2353户农户中, 饲养畜禽总数为97006头 (只) , 户均饲养规模为41.23头 (只) 。在填写了养殖业收入的516户农户中, 养殖业总收入为5997081元, 户均养殖业收入11622.25元。
可见, 在养殖业上, 同样表现出农户平均养殖规模不大、养殖业收入普遍不高以及不同地区农户之间差别较大的特征。例如, 山东省户均饲养规模是江苏省的44.44倍, 内蒙古自治区户均养殖业收入是江苏省的13.59倍。即使在同一省份内, 农户之间在发展养殖业方面的差异也比较明显。以样本量最大的河北省为例, 共有329户农户填写了饲养畜禽的种类, 其中养猪的有132户, 占填写农户的40.12%;养牛的60户, 占18.24%;养羊的71户, 占21.58%;养家禽的59户, 占17.93%;选择其他的40户, 占12.16%。饲养数量一般较少, 多数为1～15头 (只) ;有45户农户养殖在15头 (只) 以上;只有4户在100头 (只) 以上;1户达到5000头 (只) 。至于养殖收入, 共有152个农户填写了此项信息, 户均养殖业收入7396.38元, 其中最高70000元, 只有1户, 最低100元, 共有3户。
四、农户生产经营中信息与农资获取情况
1.农户生产经营信息来源。
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 技术和市场信息至关重要。这次调查对农户生产经营信息来源情况进行了询问 (来源可以多选) , 一共有2154个农户填写了相关信息, 排在第一位的是广播电视, 利用率达65.46%;其次是报纸和传单, 利用率达27.9%;再次是技术员和邻里亲朋, 利用率分别达到23.82%和22.56%。相比之下, 网络、培训讲座和手机短信目前在提供农户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2.农户对主要农资价格和质量的看法。
对于化肥、农药、叶 面肥等3项生产性支出, 还询问了农户对其价格和质量是否满意, 结果表明:农户普遍对农资价格不满意, 而对其质量的满意程度明显高于对价格的满意程度。综合6个省区农户对3项主要农资价格和质量的满意度分别为40.66%和61.78%。
五、农户收入及支出情况
1.农户户均收入。
实际填写收入信息的2056户农户户均纯收入33533.68元, 人均8003元, 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水平。但是, 农户之间的户均纯收入水平差异较大, 收入最高值为55万元, 最低值为1000元。
2.农户主要收入来源。
这次一共有2142个农户填写了收入来源情况相关信息 (来源可以多选) , 结果表明:排在第一位的是种植业, 从此途径获得收入的农户数量比例高达75.54%;其次是外出务工, 比例达49.16%;再次是养殖业, 比例达到31.89%。相比之下, 农产品加工业目前在促进农户增收方面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同时也可以看出, 不同地区农户之间在收入来源方面的差异也较大。
3.农户户均主要支出。
在样本农户中, 户均支出最多的是盖房或修房, 金额高达63120元, 不过此项数据仅供参考, 因为不是年年都要盖房或修房。除此之外, 花费最多的是教育支出, 户均6562元。在主要生产支出项目中, 化肥最多, 户均1906元;其次是种子或幼苗及幼畜, 户均1160元;再次是农药和叶面肥, 分别为893元和161元。即使不计算盖房或修房, 其他几项主要支出也达到户均16183元, 其中仅4项生产性支出也达到了4120元。
六、农户拥有各种家用电器产品和农用车情况
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电视机的拥有率最高, 达到95.27%;然后依次是手机、洗衣机、冰箱、农用车、太阳能热水器、空调和电脑, 其拥有率分别为88.01%、67.02%、46.47%、39.85%、28.25%、15.05%和13.2%。
农户购买的各种家用电器产品和农用车品牌大致如下:电视机品牌主要是长虹、创维、TCL、海尔、海信、康佳、夏华、松下;冰箱品牌主要是海尔、新飞、小鸭;洗衣机品牌主要是小天鹅、小鸭、海尔、澳柯玛;手机品牌主要是诺基亚、三星、海尔、联想、摩托罗拉、长虹、波导;空调品牌主要是格力、海尔、春兰、美的、海信、澳柯玛;电脑品牌主要是联想、方正或者拼装的;太阳能热水器品牌主要是皇明、太阳雨、亿家能;农用车品牌主要是时风、巨力、五征、金蛙、东方红、奔马等。
至于未来的购买意愿, 很多农户表示还想购买汽车、电脑、冰箱、太阳能热水器等, 也有不少农户希望购买空调、电动车、手机、商品房等。
七、农户贷款情况
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 资金短缺是一个普遍现象, 这限制了专业农户的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对六个省区贷款农户数量占全部调查农户的比例、贷款用途 (用途可以多选) 以及贷款期限的分析结果表明:贷款农户的总体比例为10.32%, 也就是说只有一成农户获得贷款;有48.67%的农户使用贷款购买种子和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 34.96%的农户使用贷款购买农机具, 36.73%的农户使用贷款作其他的用途;至于贷款期限, 66.67%的农户在1年以内, 17.1%的农户在1～3年, 3年以上长期贷款农户仅16.23%。可见, 多数农户的贷款期限较短。
八、简要结论与建议
专业农户在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生产与生活状况引人关注。本项研究表明:
第一, 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上, 一方面农户经营规模普遍不大, 收入不高;另一方面不同农户之间差别较大。同时, 农户从不同经营项目上获得的收入差异明显, 一般是从事大棚种植和养殖业的收入高于大田和果树种植项目获得的收入。
第二, 农户生产经营信息来源中, 排在第一位的是广播电视, 其次是报纸和传单, 再次是技术员和邻里亲朋。相比之下, 网络、培训讲座和手机短信目前在提供农户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还很有限。
第三, 农户普遍对农资价格不满意, 而对其质量的满意程度明显高于对价格的满意程度。综合农户对化肥、农药和叶面肥等3项主要农资价格和质量的满意度分别为40.66%和61.78%。
第四, 专业农户户均纯收入33533.68元, 人均8003元, 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水平。然而, 农户之间的户均纯收入水平差异较大, 收入最高值为55万元, 最低值为1000元。
第五, 农户收入主要来源是种植业 (特别是规模种植和大棚种植) 和外出务工, 其次是养殖业。相比之下, 农产品加工业目前在促进农户增收方面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不同地区农户之间在收入来源方面的差异较大。
第六, 除了盖房或修房支出外, 农户的教育支出很多, 户均6562元。在主要生产支出项目中, 化肥最多, 户均1906元;其次是种子或幼苗及幼畜, 户均1160元;再次是农药和叶面肥。
第七, 在家用电器方面, 农户电视机、手机和洗衣机的拥有率较高, 分别达到95.27%、88.01%和67.02%。而其他产品的拥有率明显偏低, 农村市场潜力巨大。而且, 农户购买家电产品日益看重质量与品牌。
第八, 农户获得贷款的比例很低, 只有10.32%。农户贷款主要用于购买种子和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和农机具。多数农户贷款期限在1年以内。
为此建议:
第一, 根据当前专业农户种植、养殖、加工等产业发展和收入来源情况, 适度调整产业结构, 增加农户收入。
第二, 采取适合专业农户特点的多种渠道和途径, 有效解决农户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农用生产资料、技术与市场信息服务问题。
第三, 在促进农业投资与贷款政策方面, 优先考虑农户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及农用车等的需要, 适当增加发放农民急需的中长期贷款。
第四, 在改进农户生活与福利方面, 解决农户面临的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问题, 同时积极推进优质家电产品下乡活动。
农户生产 篇2
摘要作为对农业风险损失进行事后补偿的一种手段，农业保险对稳定和保障农户的生产行为、引导农户生产行为规模化、振兴农村经济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农业保险试点以后农户的投机行为等问题也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研究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可以对农业保险提出有效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逆向选择；生产规模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6-0086-04
农业保险作为对农业风险损失进行事后定损补偿的手段之一，对于稳定和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2004年开始农业保险各种模式试点正式在全国启动，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起到了明显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但是农户会产生某些投机行为，这些行为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通过研究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积极影响
（一）能尽快恢复小规模农户灾后再生产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诸如干旱、冰灾、洪水等气象灾害；蝗虫、鼠、蚁等虫害；炭疽病、黑穗病等动植物疾病等。这些自然灾害每年给中国造成1 000亿元以上的经济损失，受害人口2亿多人次，其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例如1998年的特大洪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到严重灾害，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 666亿元。
图1为2003～2012年我国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及绝收面积。由图1可以看出，自然灾害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受灾的农户没有农业保险的补贴和赔偿，只能自己扛起损失，对我国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而对于生产大户，也遭受不起自然灾害对生产物质的大范围影响。
农业保险是农业生产者以支付小额保险费为代价，把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灾害事故造成的农业财产的损失转嫁给保险人的一种制度安排，有利于弥补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使投保农户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得到经济补偿，增强农户对自然风险的抵御能力。因此，对于农户，尤其是传统型小规模单一制的农户，由于生产物质比较少，标的损失之后带来的影响很大，而农业保险这种转移风险，分摊经济损失的保险机制无疑可以使农户能够及时得到补偿，迅速补充生产物质，增加生产信心，投入再生产。
如图2所示，以能繁母猪为例，笔者通过对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乡县支公司走访得知，能繁母猪的保险赔偿为每头1 000元，费率为6%即60元，而国家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20%，县财政补贴10%，农户自己只用承担12元的保费。发生标的损失以后，乡镇动物防疫站就会配合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收集农户的“一卡通”，拍摄带有耳标号码的保险标的照片，做好记录并出具查勘报告，要求农户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10日内保险赔偿1 000元就会打入农户的专有账户，农户可以迅速的用保险赔偿来补充生产物质，恢复再生产。农业保险有利于帮助农户分散生产风险，对促进农户增收，稳定生产有着重大的作用。从能繁母猪的投保率在90%以上也可以看出，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得到了农户的广泛认可。
（二）农业保险对农户实行规模化生产引导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以分散型经营为主导的农业国家，有着将近2.3亿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我国人均耕地不足1.5亩，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0%。同时受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影响，农村各类专业合作和互助组织相对缺乏，农户的生产行为较为保守，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产业结构也相对单一，难以形成多元化生产行为。这种分散经营的模式是目前农户生产面临的困境之一，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起不到有利的影响。
如图3所示，农业保险2007年开始实行保费补贴模式试点以来，保护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也引导了农户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生产行为规模化的发展。农户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把农户组织起来，提高了农户生产行为的规模化程度，从而构成农业保险的组织基础。原来分散的农户通过产业化组织，形成一定的规模，也增加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同时，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共同参加农业保险，也使得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得到更大地发挥。
比如在农业保险中保险公司对养殖能繁母猪在50头（含）以上或育肥猪在500头（含）以上的养殖大户和种植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会签单到户，单独承保，大户出单，发生标的损失时可以得到优先处理，直赔到户。而小规模的养殖户一般是签单到组，联合出单。农业保险2007年开始实行保费补贴模式试点以来，农业保险对于养殖大户的一定优待政策和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与保险公司的配合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规模化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由于农业保险起步晚，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作用还不甚明显。但是按照农业保险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支持，这种规模化生产的引导作用会越来越大。
二、农业保险试点后农户生产行为中产生的问题
农业保险自2004年试点以来，虽然一直在发展，但是仍存在有许多不足。在《农业保险条例》颁布之前，农业保险的立法相对滞后，实行的法律法规并未真正涵盖农业保险运作的具体操作内容。因此，农业保险试点以后农户也产生了许多投机性的生产行为。
（一）道德风险行为
1.产生损坏保险标的的道德风险
在保险市场上，这种行为来自于：第一，保险公司不能观察到投保农户在投保后的个人生产行为；第二，由于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在保险期间大多处于生长期，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可以轻易对保险标的做出主观性的处置行为；第三，现行的保险政策并没有推行奖励机制，农户的个人生产行为也不与信用评级和费率水平挂钩，无标的损失的农户来年也没有费率的减免等奖励政策。既然第二年要交一样的保费，有些农户便在生产过程中人为的制造一些标的损失来换取补偿。在某些市场风险严重的年份，生产物质投入的成本过高而出售价格过低，有些农户在生产过程中故意损坏保险标的，这种行为在养殖业保险中尤为突出。比如育肥猪险种，在2010年猪肉市场低迷，猪肉价格大跌的时候，辛苦养殖担上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可能入不敷出，有农户就故意淹死保育猪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喂食一些钉子等造成标的灭失来换取保险赔偿。
2.监督机制缺位导致灾后生产积极性缺乏
由于农业保险试点过程中，气象、水利等部门没有协调推进，基层监督体制也不完善，导致许多农户在遭受风险以后，抱着反正有保费赔偿的心理，生产积极性大打折扣，甚至不事生产等待赔偿，没有尽到保险义务。通常农业保险中的保险标的具有一定的修复能力，但是投保农户想到风险损失可以转嫁给保险公司，就不会在灾后对保险标的进行妥善处理。比如在水稻保险中，由于水稻种植业受地理因素影响比较大，那些土地靠近河堤的农户容易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往往投保很积极，但是灾后的生产行为中却带有明显的倦怠性。比如2011年坝塘镇发生洪涝灾害以后，有些农户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反正有保费赔偿，在开展的救灾生产当中积极性不高。
据统计，投保方的道德风险行为给保险公司造成的冤枉赔款要占保险赔款的20%甚至更高。这种种的生产行为严重扰乱了保险市场。使保险公司承担正常概率之上的赔付率，破坏了保险市场均衡并导致了保险市场的低效率。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完善导致农户产生了这些投机性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正是由于这些生产行为又加剧了农业保险市场的失灵，长久以往就会阻碍农业保险的良性发展。
（二）逆向选择
农业保险试点以来，保证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在规避生产行为中的风险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产生逆向选择行为。农业保险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自然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保险公司事前不能确定投保农户的风险程度。低风险的投保农户在投保后一般不能得到实际效用，可能会慢慢地退出保险市场，只有高风险的农户才会愿意在面临生产过程中的高风险时选择投保。保险公司的单位费率是根据风险单位的平均损失率确定的，保险公司为了不致亏损不得不提高费率，这样又将有一部分中低风险农户不再投保。这样的循环无疑会导致农业保险需求不足、市场失灵，削弱了农业保险对农户的积极引导作用。
三、促使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可知，农业保险试点引导农户生产行为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农业保险对农户来说就是一颗“定心丸”，遭受风险损失之后农户可以很快地恢复生产行为，农户的生产信心得到了保障，积极扩大生产行为，形成规模化生产。但是由于农业保险发展的一些不足，农户产生了诸如逆向选择和损坏保险标的等投机性生产行为。下面从三点探讨如何完善农业保险，最大化的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积极引导作用以及减少农户生产行为中的投机行为。
（一）加强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1.贯彻实施农业保险法律条例
《农业保险条例》历时六年终于在2012年10月24日国务院第222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它表明我国政府对建立现代农业风险管理制度的坚定信心。条例中明文规定为切实保证财政给予的保险费补贴依法使用，规定禁止以虚构或者虚增保险标的、虚假理赔、虚列费用等任何方式骗取财政给予的保险费补贴。《农业保险条例》填补了《农业法》和《保险法》未涉及的农业保险领域的法律空白，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发展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政府在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同时要严格贯彻落实《农业保险条例》，同时要尽快出台配套性的细则，规范农户生产行为，杜绝道德风险产生。
2.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设
农业保险的主体中，基层政府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宣传、执行工作，对农业保险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基层政府缺乏专门的管理部门，或者干脆把行政支持变成了行政干预。制定行政支持的具体措施，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又要尊重保险公司的自主权，避免过度干预。乡镇基层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管理办公室，配备专业人才，对从事农业保险的业务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组织各种农业保险组织的业务技术人员，交流经验、学习、研讨提高业务技术管理水平，合理协调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保险公司应完善服务体系
1.完善监督机制
与其他机构相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保险公司更有可能去履行监督职责。为最大程度地控制投保人的投机行为，保险公司不仅在签约之前需要对投保农户的个人情况和保险标的的风险情况进行了解，在合同签订之后也不能放松，必须随时监督保险标的的风险情况和被保险农户的生产行为情况，避免产生主观损坏保险标的的生产行为，并协助被保险农户做好防灾防损工作。
如图4所示，通过尝试借助农村基层组织（农技站，村委会，气象、水利部门和乡镇动物防疫站）的力量建立农业保险中介组织。通过农业保险中介组织提供的信息、调查、分析和监督等活动获取被保险农户的行为信息后，保险公司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判定标的损失是由于意外风险还是投保农户的主观生产行为有意造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农户投机行为的发生。以能繁母猪和育肥猪为例，要强化耳标监管体制，对能繁母猪和育肥猪的实际存栏数量进行逐场逐户核查，做到“四见”：见猪、见人、见标、见榜。承保分户清单、理赔分户清单、财务支付清单三单必须一致，理赔到户，杜绝以死代活等骗取保险赔偿的生产行为。
2.构建合适的奖励机制
由于近几年大灾风险少，而很多农户把保险看成一种投资，认为只要投入了就一定要有受益，而在风险比较少的年份农户投入保费得不到实际的经济效益有可能就会导致损坏保险标的的道德风险。因此，可以构建合适的奖励机制，建立投保人的信用评级与费率水平挂钩的制度，对于当年保险责任范围内没有发生保险事故的投保农户在第二年投保时可以适度的对保费进行优惠；而对发生过损坏保险标的等投机性生产行为的信用评级恶劣的投保人实行惩罚性费率。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户积极投保，调动农户防灾防损的积极性，发挥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支持引导作用又可以避免人为损坏保险标的的行为发生。
3.加快农业保险产品创新
完善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要着眼于创新保险产品和开发多元化险种。第一，加快对传统产品的改造，认真分析保险经营中存在的漏洞，合理使用免赔额既可以减少农户投机性生产行为，又可以减少处理小额赔案的费用，降低保险成本。第二，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如水稻、小麦和养殖业猪、鸡等实行强制保险，对生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或经济上有能力投保的农户也实行强制保险。在实行过程中要注意对收入低下，无力承担保费的农户加大补贴力度。对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可以实行自愿投保，或者以村为单位，应保尽保。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逆向选择，还可以增加保险的有效需求，降低保险费率，减轻保险公司的压力，缓解市场失灵问题。更好地发挥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所以在实行强制保险的过程中，要依靠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
（三）提高农户的诚信意识
农户生产 篇3
关键词 企业 ；农户 ；生产决策权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S-0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2008/j.issn.1009-2196.2016.12.025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支持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流转等。各种经营方式均涉及到农户与企业的合作关联，这种合作关联是双方面向市场的选择。从各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实践来看，企业与农户双方的市场化合约安排呈现出多樣化特征。例如，Mighell和Jones[1]最早将农业合同划分为两种类型，即销售合同和生产合同；周立群与曹利群[2]则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两种形式。Hueth等[3]认为不论采取何种交易合约，其本质区别都在于生产决策权的配置格局。笔者也以为，如何参与企业合作，农户会权衡生产决策权的转移问题。
Hu和Hendrikse[4]实证分析表明，企业直接控制生产决策权的程度主要受到自身的物质资产专用性、声誉资本、农产品质量要求和市场势力等因素的影响。Jia等[5]分析发现，合作社经营规模越大，农业生产决策权转移程度越高；合作社创办时间越久，农业生产决策权转移程度越低；农户牵头创办的合作社对农业生产决策权控制力度较低。蔡荣[6]实证分析表明，物质资产专用性强、成立时间久、农业企业或贩销大户领办的合作社对农业生产决策权的控制较强，货源质量要求对合作社控制农业生产决策权程度影响不显著。资产专用性越强或货源质量要求越高的龙头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生产契约，并且对农业经营决策权的控制程度也越高；龙头企业的成立时间、资产规模和主营业务所占比重对农业经营决策权配置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契约选择的影响不显著[7]。站在农户角度，蔡荣[8]调查发现，预期收益不明显和农户不愿放弃农业经营决策权，是制约农户选择“合作社+农户”模式的主要原因。蔡荣与韩洪云[9]分析认为，苹果种植面积、收入比重、质量、市场价格水平和果品市场距离等对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市场价格波动等对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农户所在合作社专用性资产投资多、聘请农技员、产品销售渠道为龙头企业或生鲜超市时，生产决策权转移程度就会相对较高；当户主文化程度高、加入合作社年限长、所在合作社提供的合约价格为“市场价+附加价”时，生产决策权转移程度也会相对较高[10]。
现有研究分别从企业和合作社一方，农户一方分析农业生产决策权的转移及其影响因素。2013年笔者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调查时，发现大多数芒果种植户有意愿与企业开展合作，但多倾向于希望企业帮助解决销售问题，由自己主导生产。其中是否存在权利转移和相应的激励？比如生产决策权转移与收益，影响因素是什么？利用当时收集的调查数据，本文实证分析在参与企业合作模式下，农户转移生产决策权及其影响因素，以期获得有价值的结论和政策含义。
1 理论分析及预期
蔡荣认为，在市场交易情形下，农业生产决策权不发生任何转移；在科层制情形下，农业生产决策权从农户全部转移到企业；在合作社+农户模式下，农业生产决策权从农户部分转移到合作社[6]。农户与企业合作，就不得不服从产业化的整体利益，部分或全部转移生产决策权。转移生产决策权的意愿是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结果。按计划行为理论观点，个体的行为意向由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认知行为控制3方面决定[11]。行为态度反映的是个人对执行某特定行为偏好程度的评价，个人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例如年龄、文化和经验等）可以通过影响行为信念而间接影响行为态度，进而影响行为意向。主观规范指个人在决策是否执行某特定行为时感到的社会压力，它反映的是重要他人或团体对个人行为决策的影响；认知行为控制指个人认知到执行某特定行为的容易或困难程度，它反映的是个人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为因素的知觉[12]。因此，研究选取农户生产特征，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作为农户生产决策权转移的影响因素，认知行为控制本研究暂未考虑。
1.1 农户生产特征
（1）家庭年收入。芒果生产前期和投产过程中成本较高，种苗、化肥、农药、人工等费用都需要农户预支，自然灾害可能导致一年或多年内减收绝收，价格下降导致收入减少。比较而言，收入水平高的农户更有能力承担风险，研究预期家庭年收入高的农户更倾向于保留生产决策权。
（2）生产规模。能够经营大规模生产基地的农户往往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生产管理、市场销售能力和经济实力，社会关系较多。预期生产规模越大，农户越不愿意转移生产决策权。
（3）是否兼业。专业从事芒果生产的农户生产经验更丰富，技术水平更高，对生产投入了更多心血，预期不兼业的农户更愿意保留生产决策权。
1.2 行为态度
（1）年龄。一般而言，年龄大的农户比年龄小的农户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更高。农户与企业签订生产合同，风险转由企业承担，农户获得相应的风险溢价。预期年龄大的农户更愿意转移生产决策权。
（2）文化程度。与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相比，文化程度高的农户可能更容易做出正确的生产决策，更加偏好独立经营状态，从而更倾向于保留生产决策权。
（3）种植年限。种植年限意味着丰富的种植经验和销售业务关系，可推断种植年限长的农户倾向于保留生产决策权。
（4）合作经历。农户与企业合作的经历将会影响农户的选择，如果农户对之前与企业的合作比较满意，则可能持积极的态度，如果不满意，则主观上排斥合作。
nlc202309090429
1.3 主观规范
政府对“企业+农户”合作的支持将会对农户转移生产决策权产生心理暗示。如果农户认为政府积极推动“企业+农户”，而其他人都参加的话，他也应该参加，即他们更愿意转移生产决策权。
2 模型和变量说明
2.1 模型
关于农户参与企业的合作，问卷考虑了5种模式：与企业确定产销合作、土地流转给企业、把土地作为股份入股、把果园作为股份入股、把果园租赁给企业。“与企业确定产销合作”模式与另外4种模式不同之处在于，该模式是农户自己控制生产决策或部分让渡生产决策权，农户主要需要企业帮助解决芒果销售问题，而其他模式主要由企业控制生产决策权，涉及到土地和果园生产要素和相关权利的转移。结合后4种模式主要由企业控制生产的共同特点，统一为“生产合同”模式。因此，农户有选择生产合同（轉移生产决策权，企业控制生产过程）和销售合同（保留生产决策权，企业不参与生产决策）两种结果。根据四川攀枝花芒果种植户问卷调查数据，借助二元选择模型，研究农户家庭收入、生产规模、是否兼业、年龄、文化程度、种植年限、合作经验以及对政府态度认知情况等因素对种植户转移生产决策权的影响。农户选择生产合同时被解释变量取值0，销售合同取值1，则农户采用该种合同的概率p取值介于0和1之间，由此构造二元logit模型如下：
2.2 变量说明
农户转移生产决策权，选取的变量为农户愿意与企业合作的模式，即生产合同表示农户转移生产决策权，销售合同表示农户保留生产决策权。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名称、定义及预期影响方向具体见表1。
3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3.1 数据来源
数据源于2013年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的芒果种植户调查。该地区是中国芒果优势产区之一，以优质晚熟为优势和特色。截止2012年底，全区芒果种植面积已发展到0.65万hm2，全区14个乡镇中13个乡镇种植芒果，芒果种植户近8 000户，主产区农民人均收入的70%来自芒果销售收入，并已形成德益、田远、锐华等一批农业产业龙头企业。随机选取大龙潭乡新街村、混撒村、迆资村，布德镇孟良村、新桥村、老村子村、中心村和布德村芒果种植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80份，收回有效问卷144份。问卷主要内容包括种植户个人信息、芒果生产情况、参与组织化情况和意愿等。
3.2 描述性统计
144位被调查的果农中有129位表示愿意与企业合作，占89.6%。其中，分别有2人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企业或把土地作为股份入股，选择把果园租赁给企业和以果园作为股份入股的分别有12人和25人，分别占9.3%和19.4%。41人选择与企业进行生产合作，占31.8%，表明愿意转移生产决策权的果农不多。
129位愿意与企业合作的芒果种植户中，约一半的农户家庭年收入处在5万～10万元的水平，收入水平普遍较高；68.5%的果农种植面积在0.67～1.3 hm2，种植规模相对均衡；种植年限一般为10～15 a，个别果农超过了15 a，说明开始种植时间较为接近；60.0%的果农表示农闲时不会外出打工，说明大部分为专业种植户；果农年龄在30～50岁之间；61.1%的果农达到了初中文化水平，21.4%的果农达到高中水平，样本户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59.2%的果农参与过与企业合作，具有合作经历；超过90%的果农认为政府会支持农户与企业进行生产合作。样本户的基本情况见表2。
4 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4.1 估计结果
运用SPSS19.0软件进行Logit二元回归，具体结果见表3。从卡方统计值和对数似然值来看，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各个变量的影响方向基本符合预期，其中，生产规模、种植年限、年龄、文化程度、合作经历、认知政府态度情况对农户选择生产决策权转移有显著影响，家庭年收入和兼业不显著。
4.2 结果分析
（1）农户家庭年收入对农户选择转移生产决策权影响不显著。预期认为，收入高的农户更愿意保留生产决策权。从数据统计来看也证实了这一点，家庭年收入8万元以下的36人中，25人选择了产销合作，8万～12万元的54人中，47人选择了产销合作，12万元以上的9人中，8人选择了产销合作，分别占比为69%、87%和89%。实证分析结果不显著的原因可能与芒果种植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有关。对于一些农户，虽然种植收入较高，但相对重要性程度低，因而存在转移生产决策权的激励。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农资店和合作社对农户提供赊销服务，等到农户销售芒果后再统一结账，这种模式降低了先期投资对农户的影响。
（2）生产规模对农户选择是否转移生产决策权有显著影响且方向为负。具有较大生产规模的农户更愿意保留生产决策权。数据统计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种植面积0.67 hm2以下的23人中，12人选择了产销合作，0.67～1.3 hm2的85人中，57人选择了产销合作，1.3 hm2以上的16人中，13人选择了产销合作，比例分别为52.2%、67.1%和81.2%。 （3）是否兼业对农户选择是否转移生产决策权影响不显著。关于是否兼业因素设置的问题为“农闲时是否打工”，有44人选择了是。芒果生产具有季节性，除采收需要大量人工外，土肥水管理、修剪、花期管理和保果等生产管理均可在家庭内部完成，对劳动力较多的家庭而言，可选择外出打工。但他们外出打工并不意味着这类农户对芒果生产不专注，或者家庭劳动力较多，种植规模在家庭劳动分工可控范围内，导致了是否兼业这一因素的不显著。
（4）年龄对农户选择是否转移生产决策权有显著影响且方向为负。由于与企业签订生产合同之后，生产风险就将全部转移到企业一方，这对于风险厌恶程度更高的大龄人群显然有吸引力。另外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因为年老之后无力继续从事芒果种植而愿意选择租赁、入股等模式。
nlc202309090429
（5）文化程度对农户选择是否转移生产决策权有显著影响且方向为负，与研究预期相悖。通常情况下，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面临更多的非农产业发展机会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可能越低。有研究表明，与户主文化程度低的农户相比，户主文化程度高的农户，其成员进城务工的概率较高[13]。比较权衡外出打工的收益超过种植芒果的收益，他们可能就会选择放弃生产决策权。
（6）种植年限对农户选择是否转移生产决策权有显著影响且方向为正。种植年限长的农户更愿意保留生产决策权——仅与企业进行销售合作。在长期的芒果种植过程中，农户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他们对自己的生产技术更为自信，也比较有能力解决大部分生产与销售问题。
（7）合作经历对农户选择是否转移生产决策权有显著影响并且方向为正。与企业合作过的农户更倾向于保留生产决策权，可能是由于这些农户对之前与企业的合作不满意，产生了不信任，因此不愿意再开展生产合作。
（8）政府认知态度情况对农户选择是否转移生产决策权有显著影响且方向为正。农户多对政府存在良好的期望，对政府支持的行为有更高的积极性，因为政府支持往往代表着财政支持、优惠政策等。当认为政府支持“企业+农户”的合作，对农户参与企业合作有正向推动作用。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结果表明，多数果农倾向保留生产决策权。他们关注相关权力和相应的收益自由等。生产规模、种植年限、年龄、文化程度、合作经历和政府认知态度情况对果农选择是否转移生产决策权有显著影响。生产规模大、种植年限长、有与企业生产合作经历的果农更愿意保留生产决策权，即仅与企业进行销售合作；年龄大、文化程度高、认为政府支持合作的果农更愿意转移生产决策权，即与企业进行生产合作。家庭年收入和是否兼业因素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果农不愿意转移生产决策权，原因是果农看好拥有自己的土地以及芒果产业带来的现实收益。芒果作为一个商品化、专业化和规模收益较高的热带水果产业，在攀枝花市具有晚熟优价的特点。因此，对那些偏好独立经营状态的农户而言，当前的政策和现实环境不足以激励他们转移生产决策权。芒果产业经营方式创新，目前重点还是发展大户，不断规范专业合作社，探索农业共营制等，护展专业化的适度规模经营。社会资本进入芒果产业，可以选择愿意与企业实行租赁或入股模式的农户进行合作，让其他农户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自愿加入到新模式中来。政府则应充分考虑产业和农户特点，对农户与企业合作做出合理的引导、指导、协调和服务，形成政府、企业和农户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另外，由于当初的调查设计并不是专门研究生产决策权的问题，数据的质量可能会影响到结果，包括一些因素的考虑，如农户家庭劳动力问题，有待深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Mighell R， Jones L. Vertical Coordination in Agricultur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C].Farm Economics Division， Working Paper， 1963.
[2] 周立群，曹利群. 商品契约优于要素契约——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契约选择为例[J]. 经济研究，2002（1）：48-52.
[3] Hueth B， Ligon E，Dimitri C. Agriculturalcontracts： data and research need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7， 89（5）： 1 276-1 281.
[4] Hu Y M， Hendrikse G. Allocation of decision rights in fruit and vegetable contracts in China[J].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2009， 39（4）： 8-30.
[5] Jia X， Hu Y， Hendrikse G， et al. Centralized versus Individual： Governance of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China[C]. Paper presented for presentation IAMO Forum “Institutions in Transition： Challenges for New Modes of Governance”，2010（6）： 16-18.
[6] 蔡 荣.农业生产决策权配置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基于“合作社+农户”模式[J]. 农业技术经济，2012（8）：46-55.
[7] 蔡 荣. 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的契约选择及决策权配置研究——来自山东省苹果行业的实证[J].软科学，2013（2）：32-35.
[8] 蔡 荣.“合作社+农户”模式：交易费用节约与农户增收效应——基于山东省苹果种植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1）： 58-65.
[9] 蔡 荣，韩洪云. 农户参与合作社的行为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省苹果种植户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2012（5）：32-40.
[10] 蔡 荣.农业合作社的合约安排：生产决策权配置——基于农户视角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3（4）： 60-70.
[11]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1991， 50（2）： 179-211.
[12] 段文婷，蒋光荣. 计划行为理论述评[J]. 心理学进展，2008（4）：18-25.
[13] 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 中国农村劳动力轉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J]. 经济研究，2006（4）：78-83.
影响农户生产投入因素的实证分析 篇4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很多, 既有结构性因素, 又有体制性因素, 而这些因素归根结底都与投入有关。没有相应有效的生产性投入, 也就没有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自改革以来, 农业投入的主体发生了变化, 原来是政府和集体是农业投入的主体, 现在农民个体在农业投入中的比重逐渐增大, 成为基本主体。但是当前农民对农业生产投资的积极性并不高。据国家统计局报告, 农民投入在1987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 尤其是自1995年以来, 下降幅度比较大, 这与政府增加农业生产, 提高农民收入, 建立和谐社会的决策不相符, 因而研究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因素对制订现阶段农村和农业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在已有的研究中, 对于农民投资行为的研究文献很多。Rozelle and Li (1998) 的研究结果表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的不断调整, 各种权力的限制导致农民的土地产权的不稳定和不完整, 直接导致了农民投资积极性特别是长期投资的下降。郭敏、屈艳芳 (2002) 利用1987-2000年的统计资料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户投资进行了较全面的实证研究, 认为随着农户收入的提高, 农户的投资也会相应稳定提高, 只有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才会使农业生产投资增长得到可靠的保证, , 同时认为有限地增加农民经营农地规模不但无助于农户增加对农地的投入, 反而可能会大幅降低农户对单位耕地的投入, 但他们是在单一影响因素回归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的。张喜仓等人 (2005) 在对河北省农民调查的基础上, 研究了不同投入主体的增收效应, 提出农户投入和政府投入对农民增收影响最大, 认为农业信贷是未来农业投入的重要方面。同时提出要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建立和规范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 从而激发广大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热情。屈小博等人 (2006) 建立双对数计量经济模型, 对影响西部地区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几个关键因素——农户工资性收入、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税费支出、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支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以及土地规模进行了实证研究, 估计了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姚耀军 (2005) 研究表明, 信贷资金对农户投资有着重要的作用, 农村长期的金融抑制使得农户投资缺乏金融支持。上述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因素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借鉴。 本文拟从构建数学模型入手, 通过测算重点选用5个因素, 采用双对数模型拟合的方法, 结合定性分析, 对影响农民生产投入的因素进行研究并提出一些对策。
二、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 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本文中农户生产投入用“农户生产费用现金支出”来衡量, 所谓“农户生产费用现金支出”, 即指农户在一定时期内用于生产过程的全部费用开支。
2.自变量。
农户生产投入, 与其他私人投资决策类似, 必须考虑该项投资的成本收益比。因而, 影响农户投资收益和成本的因素均会对农户投资产生影响。根据发展经济学相关投资理论、已有研究文献及全国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 本文将影响农户人均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因素 (解释变量) 设定为:人均生产性纯收入、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土地收益、土地经营规模和农业信贷。具体分析如下:
(1) 人均生产性纯收入。
根据投资学相关理论, 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越高, 用于农业投资的费用越多。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影响为正。
(2) 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
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并不一定全部都是从生产中获得的收入, 根据投资学理论, 农户所从事其他行业获得的收入一般也会部分的用于农业生产, 本文将其定义为: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人均纯收入-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理论预期它对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影响为正。
(3) 土地收益。
本文以每亩税后净收益来反映土地收益。每亩税后纯收益越高, 农户积极性越高, 因而投资越多。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影响为正。
(4) 土地经营规模。
本文以人均耕地面积来反映土地经营规模。由经济学理论知, 在一定的范围内, 生产成规模报酬递增, 假如其他投入不变, 农村土地规模越大就越趋向更大地资本土地比率。随着规模报酬递增, 土地的合并将导致较高的投资和土地生产率 (林毅夫, 1991年) 。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影响为正。
(5) 农业信贷。
本文以人均贷款来反映这一因素。农户投入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收入和农业贷款。尤其是处在农业转型阶段, 农户所需资金需要信贷的大力支持。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影响为正。
(二) 模型构建
以人均生产费用现金支出、人均生产性纯收入、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每亩税后净收益、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贷款这6个指标的1990-2004年15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来分析5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为了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农户农业投资的影响程度, 本文采用双对数模型。双对数函数解释变量的系数即为各因素的弹性系数, 直接反映出各因素对农户农业投资的影响状况。而且经过验证, 双对数函数的拟合效果优于线性函数等其他形式。因而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
其中y表示人均生产费用现金支出、x1表示人均生产性纯收入、x2表示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x3表示每亩税后净收益、x4表示人均耕地面积、x5表示人均贷款。
(三) 数据说明
模型估计所需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4, 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90-2004。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检验
(一) 估计结果
根据相关统计年鉴数据, 利用SPSS13.0软件, 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估计, 对上述双对数多元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和假设检验, 得到如下估计结果。
(二) 模型检验
1. 拟合优度检验。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99.3%,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98.8%, 且通过99%显著水平的F检验, 表明其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较好。
2. 参数的显著性检验。
总体回归方程的显著性不能完全说明每个解释变量xi对y的影响都是重要的, 因此要对每个解释变量对y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给出显著水平α=0.05, 查自由度ν=15-3=12的t分布表, 得t0.025 (12) =2.179, 由运算结果可以看出:人均生产性纯收入、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每亩税后净收益的回归系数分别通过了95%的T检验, 但是人均耕地面积和贷款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没有通过该检验。
(三) 系数说明
1. 人均生产性纯收入。
人均生产性纯收入的弹性系数为0.605, 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农户上一年人均生产性纯收入每增加1元, 农户将可能对下一年农业投资增加0.605元, 生产性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占的比重最大, 上一年的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下一年的农业投资水平, 因而人均生产性纯收入对刺激农户投资具有重要作用。
2. 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
回归系数为0.388, 系数为正, 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的增加也会带来农户下一个生产周期农业投资的增加。
3. 每亩税后净收益。
每亩税后净收益的弹性系数为0.062, 每亩税后净收益与人均生产费用现金支出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与理论预测是一致的, 但系数很小。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每亩税后净收益的增加对人均生产费用现金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
4. 人均耕地面积。
其回归系数为-0.625, 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就一般理论分析而言, 土地规模越大越趋向于增加资本投入, 而本文实证结论和预期结果并不一致, 原因可能是因为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产品价格市场化, 种植业的比较收益下降, 土地投资回报率低, 人均耕地面积小变动不大 (2004年西部地区农户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8亩) , 难以形成规模报酬。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本文选择人均耕地面积作为衡量土地规模的指标可能是不合适的, 须做进一步的研究。
5. 人均贷款。
其回归系数为负数, 也与预期结果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农业投资收益逐年下降和农业投资的比较收益较高, 农业贷款很大一部分被转移到农村其他行业, 并且这种农业信贷“非农化”现象日益严重。所以农业贷款的增加和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降低了。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1990-2004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投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 人均生产性纯收入、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每亩税后净收益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主要因素;对于土地规模和农业贷款这两个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检验证明它们对农户农业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农产品价格影响下的人均生产性纯收入是农户农业投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上一个生产周期人均生产性纯收入、人均非生产性纯收入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投资水平。而农业科技水平影响下的土地收益也会影响到农户农业投资的数量。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 为了提高农户投资水平, 增加农民收入,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业比较利益低下是农户增加投入面临的一大障碍。农户作为一独立的自主的经济体, 追求的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而国家为发展工业和提高城市化水平, 利用剪刀差对农业进行剥夺, 造成农产品价格较低, 农业收入难以得到提高, 极大影响了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因此, 要使农户增加农业投入, 必须提高农产品价格; (2) 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 加大农村道路、供电、供水、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支持农户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 提高农民收入, 从而增强农户投资的积极性; (3) 政府应鼓励农户并积极为其创造非农就业机会, 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会带来农户非生产性收入的增加, 从而促进农户对农业的投资; (4) 应重视农业科技服务, 发展农村科技站点, 形成县、乡、村科技网络, 对农户进行科技知识培训, 最大限度降低农民生产经营决策的失误, 规避市场风险, 从而提高土地收益 , 提高农户生产投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屈艳芳, 郭敏.农户投资行为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 2002 (4)
[2].张喜仓.农业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相关性研究.中国经济调研报告, 2005
[3].屈小博, 霍学喜.西部地区农户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2006 (8)
发言稿农户 篇5
尊敬的领导、牧场的村民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政府能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让我代表所有接受帮扶的贫困户表达我们对你们的感谢和敬意！
农户生产 篇6
【关键词】粮食生产补贴；种植决策
一、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以及与农户种植积极性关系的研究现状
1.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
2004年以后，我国调整了原有的粮食补贴政策，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粮食补贴体系。国家通过几个步骤：首先，完善了粮食生产直接补贴制度，同时采用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来保护种粮农户的经济利益。其次，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补贴农民生产使用的农药、化肥和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成本，从而缓解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压力。最后，确立了对良种和农机的补贴政策，支持农业生产的改造和升级，进一步地增加农民收入。这样一个综合的、立体的粮食生产补贴体系，从收入和成本两个方面保护了农民利益。
2.粮食生产补贴政策与农户种植积极性相关性研究现状
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涉及 “三农”问题，国内专家学者在粮食补贴政策与农户种植积极性的关系上有很多研究成果。较多的学者从实证角度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并不能促进农户扩大粮食生产，对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持消极态度。而另外一些专家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能够保护粮农的经济利益，对保持种粮面积，促进粮食增产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考虑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是否能积极地影响农户的种粮决策，不完全要考虑粮食补贴政策本身，同时还要考虑与农户决策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综合考虑才能评价粮食补贴政策的有用、有效性。
二、对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农户对当期粮食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和农户面临的经济选择进行调查，以2014年辽宁省灯塔县内的200名农户作为样本，分析农户面对粮食补贴政策，如何做出种粮经济决策。
1.问卷内容与调查问题
调查问卷设计了农户自然状况和与种粮补贴相关的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农户的自然状况、农户是否扩大种植面积、农户扩大多少种植面积、收入是否增加、农户对最低收购价格的满意程度、农户对粮食直接补贴程度的满意程度、农户对农资综合补贴的满意程度、农户是否有种植经济作物的意愿、农户是否愿意进行土地流转而选择进城打工。
2.问卷主要的几项调查结果
从问卷的调查结果来看，农户大都分布在31-50岁，占调查总人数的71%。有37.5%的农户选择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而种植面积也不超过10亩，有62.5%的人对增收不满意，更愿意选择种植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例如蔬菜、水果。被调查的农户也会选择进行土地流转，进城打工的方式放弃粮食种植生产。有97%的农户对国家的最低收购价格表示一般和有点不满意，只有23%的农户表示对粮食生产直接补贴满意，对农资补贴持不满意的居多。这些调查数据较为明确地说明了目前农户的种粮生产积极性和经济选择问题，本文就此结果分析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
三、现有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的影响和改进策略
1.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影响
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农户对现有的粮食生产综合补贴体系并不是十分满意。随着近些年来国内国际粮价的低迷，国家财政面临着较大的粮食最低收购价补贴压力，因此，采用最低收购价格并不是长久之计，国家应该逐渐放开粮食收购市场，让市场来调节粮食的种植行为。同时，采用更加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补贴保护种粮行为，稳定我国的粮食供应。对于粮食直补和农资补贴政策存在较多的不满意意见，主要原因还是农民种粮收入增长乏力，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从波特的竞争力理论角度分析，粮食种植的替代品-种植经济作物和进城打工会获得更多的收入，所以农户更愿意选择其他方式而放弃种粮生产获得增收。因此，国家应该探索改进粮食直补和农资补贴的政策，通过完善补贴的范围和程度，鼓励农户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来提高种粮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异，增强种粮积极性。
2.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实现种粮规模经济
鉴于农户更愿意进行土地承包权流转的现状，国家应该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同时对土地集中之后进行的粮食生产，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补贴。单个农户生产能力有限，获得粮食生产的规模经济也较不容易。因此，农村土地流转之后，一方面，出让农户通过流转获得一定的补偿取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较大的土地经营者获得更多的土地承包权，形成了规模经济，降低平均粮食种植成本，更大地凸显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优势。反过来雇佣流转出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农户获得了稳定的收入，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一种良好途径。国家应该综合利用粮食补贴政策与规范了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来促进粮食生产，提升种粮积极性。
四、结束语
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缩小城乡差异目标的实现，不断地加强和完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笔者认为，应该从优化补贴方式和完善粮食补贴政策来保障农民收入，同时，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来获得种粮规模经济，发挥粮食补贴的优势。因此，國家需要综合利用补贴政策和管理方法，才能促进我国的粮食生产，实现国泰民安的治国目标。
参考文献：
[1]陈文琼，刘颖.国外农户粮食储备补贴的主要方式[J].农村工作通讯.2012（24）.
农户生产 篇7
1 中国实施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1.1 中国农业处于基础性地位
中国既是农业大国, 也是人口大国。众多百姓要生存下去, 就要在粮食上有所保证。因此, 农业是人们生存的源泉, 也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农业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因此, 农业属于战略产业。粮食安全不仅关乎到经济发展, 更关乎到社会稳定, 无论是国家还是地区, 要对粮食有所掌控, 才能避免经济依赖而独立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可以为其他部门提供原料, 也会对工业等其他事业的发展产生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完善, 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复合系统, 将生态与经济融合, 推进农业的多样化发展[2]。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要充分发挥农业的基础性作用, 以推进中国的社会经济持续而稳定地发展。
1.2 中国农业具有弱质性
中国农业具有弱质性, 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农业产业的利益优势会有所减少, 这与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低效率运行状态有关。中国的自然环境特殊, 社会经济发展中亦存在着特殊性, 决定了中国的农业产业的弱质性更为明显, 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 农业生产存在着周期性, 周期之间具有较长的间隔时间, 使农业生产投资效益低。第二, 与其他产业相比, 农业所提供的是基础产品, 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其需求量会不断提升, 但是, 价格增长空间并不会太大。农业产品的价格涨幅空间小, 就必然会影响农业收入。第三, 农业产品具有非竞争性使其在市场环境中无法按照市场机制运行, 加之自然环境的多变, 就会导致农业生产存在着不稳定性。
2 农业补贴在具体实施中所存在的问题
鉴于中国农业基础性地位以及在生产中存在的弱质性, 就需要实施政策性补贴, 以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但是, 在具体实施中, 就会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2.1 农业补贴力度明显不够
近年来, 农业补贴政策落实为农民减轻了经济负担, 但是, 一些农业物资的价格却在持续上涨, 如农药、化肥等的价格提升使农民的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不仅使农民种粮的收益降低, 而且还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就显示出政府在农业补贴力度上所存在的不足, 使部分土地撂荒, 危及到社会的发展稳定。
2.2 农业补贴内容缺乏完善性
关于农业补贴的内容, 通过对农户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60%的农户愿意接受良种补贴, 而不到40%的农户则选择接受现金补贴。农民对农业补贴都表示欢迎, 而良种补贴更能让农户获得实惠, 进而激发农户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种植的过程中, 良种的种植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技术问题, 但是农业技术人员的农业生产指导明显不足, 这种配套服务不到位, 必然会导致农业种植效果不良[3]。
3 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导性建议
3.1 合理调整农业补贴
农业补贴政策不仅具有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 而且还对农业粮食产量具有引导作用, 那么, 在农业补贴力度上, 就要根据农业市场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 以使农民的农业生产获得实惠。启动农业补贴政策的目的, 就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可以根据地区农业生产情况调整资金补贴, 做到资金投入与粮食价格协调, 使所投入的资金能够获得边际效用。同时, 在发放农业补贴的时候, 还要做好资金使用监督工作, 确保资金发放到位, 专款专用, 避免出现资金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通过对农业补贴的合理调整, 不仅使粮食供给充足, 还能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
3.2 建立协调有序的农业保护政策
农业是中国的基础产业, 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薄弱环节。中国要提高农民的经济水平, 就要对农民的利益以切实的维护, 这些都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实施农业保护政策, 农业补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关键目的是促进农业发展, 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而农业对自然环境的敏感性, 就要建立农业产品的市场稳定机制, 通过补贴政策稳定农产品价格, 且对农民的利益给予一定的保障。根据农民的需求为农民提供优质的种植品种, 以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对以进口为主的粮食可以实施差价补贴, 提高粮食存储量, 避免过于依赖于进口。如果粮食的市场价格比目标价格低, 就给予一定的补贴, 以可以在维护农产品市场的同时, 保障农户的利益。
4 结语
随着农产品市场化, 中国采取了各种农业补贴措施, 一方面稳定了农产品价格, 另一方面保障了农户的利益。但是, 在农业补贴的具体实施中, 就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面对, 并有针对性地调整农业补贴, 以确保农业补贴落实到位, 发挥时效性。
参考文献
[1]张学军.粮食补贴政策影响农户粮食生产的动力机制[J].中国科技纵横, 2013 (20) :263-264.
[2]袁宁.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15 (2) :63-70.
农户生产 篇8
一、样本的选择及其基本情况
为使样本更具有代表性, 根据山东省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及金融市场环境, 选择东中西部的高密市、济阳县与曹县3个地区进行问卷调查。高密地区农村经济和金融市场都相对发达, 而曹县则相对落后, 属于传统农区, 济阳县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居于两者之间。2007年12月从每个地区按照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抽取1个乡镇, 再从每个乡镇随机选取4个村的农户进行调查, 且每年调查1次, 连续6年直至2012年12月份。调查人员均是经过培训的农村信用社的信贷员及村里的会计人员, 通过上述方法, 最终得到有效调查问卷2686份, 其中高密市835份, 济阳县914份, 曹县937份。调查主要考察农户每年的融资总需求、贷款需求、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及农户特征等基本情况。
以2012年为例, 在3个地区中, 高密市地区经济发达, 其样本村的平均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 为11507 元, 分别约为曹县和济阳的2.09 倍和1.26倍。另外, 该地样本村的农业人口数为41万人, 农业人口占比46.59%, 在3地区农业人口占比最低;而且人均耕地面积1.46亩, 在3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最少。济阳地区情况居中, 无论是农民人均纯收入, 还是耕地面积、农业人口占比都介于高密和曹县之间。曹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 农业人口众多, 经济发展欠发达, 属于国家贫困县。所选样本中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所在地区差别较小, 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 (见表1) 。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二、生产经营性农户贷款需求的特点
1.农户贷款需求户数和金额逐年提高, 不同富裕地区差别明显
从2007年至2012年各地区农户贷款需求户数和金额均有所增加, 但不同年份增加幅度不同。 (详见表2) 高密作为发达地区, 农户贷款需求户数比例一直最高, 有贷款需求户数从265户增加到335户, 比例从31.74% 增加到40.12%, 贷款需求金额也最高, 从平均每户6.14 万元到7.05 万元。济阳作为较富裕地区, 农户贷款需求有所增加, 但贷款需求户数和金额的增速均较高密低, 户数由253户到312户, 比例由27.68%到34.14%, 每户平均金额由5.72万元到6.52万元。曹县作为传统的农业欠发达地区, 农户贷款需求也有所增加, 但户数和金额均较前两地区增速缓慢, 户数由241户到295 户, 比例由25.72% 到31.48%, 每户平均金额由5.07万元到6.05万元。这表明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 农户贷款需求的户数和金额虽然逐年增加, 但富裕地区农户增加的较快, 贫穷地区农户增加的较慢。这可能是由于富裕地区农户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多, 而贫穷地区农户的投资机会则相对较少, 因此贫富两地区贷款需求户数比例从2007年6.02% 的差距扩大到2012 年的8.64%。从整体来看, 农户贷款需求户数由2007 年的759户增长到2012 年的942 户, 占比由28.26% 增长到35.07%, 平均每户需求金额由5.66 万元增长到6.56万元。可见, 近年来农户贷款需求旺盛, 满足农户贷款需求是一项长期且迫切的课题。
单位:户、%、万元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单位:户、%、万元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单位:户、%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2.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户数占比逐年降低, 但需求金额及占比增加较快
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是指农户用于生产、经营等投资的需求, 虽然近几年需求户数变化不大, 但其占贷款总需求的比例却逐年降低, 而且贷款金额及占比却增加较快。 (详见表3) 2007年农户贷款总需求是759户, 用于生产经营的需求户数是423户, 占比55.73%, 但2012 年相应的却是942户、420户、占比44.59%。虽然生产经营性需求户数基本没变, 但户数占比却大幅下降, 更为值得关注是生产经营性农户贷款需求金额大幅增加, 且占比逐年快速提高, 由2007 年的2107.36 万元增加到2012年的3608.76, 增幅71.25%, 占比也由49.07% 提高到58.40%。这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平均每个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的金额增加较快, 但需求户数变化不大, 究其原因, 以笔者多年研究分析看:一是由于部分从事生产经营的农户已经富裕起来, 自有资金充足, 不再需要贷款;二是由于新近从事生产经营农户的加入, 致使二者户数相当, 因此造成6年来有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的农户数变化不大。
3.生产经营性的涉农贷款需求户数逐年降低, 但非涉农贷款需求户数逐年增加
按生产对象来分, 生产经营性农户贷款用途有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及其它, 本文借鉴山东省农户贷款管理办法, 把具有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贷款需求的农户分为涉农贷款需求, 把其它贷款需求分为非涉农贷款需求。调查显示, (详见表4) 涉农类贷款需求逐年降低, 尤其是种植业, 由2007 年的147 户, 比例34.75%, 降低到2012年的76户, 比例18.10%, 但非涉农贷款需求则由154 户, 比例36.41%, 增加到193 户, 比例45.95%。由此可见, 由于农业的弱质性, 投入产出收益较低, 农户向农业投资的需求逐渐降低, 而向非农领域的投资需求越来越多。
三、生产经营性农户贷款需求的影响因素
针对生产经营性农户贷款需求的影响因素, 本文选取2012 年调查的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社会特征等15个变量, 通过统计发现农户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纯收入、家庭资产、社会资源5个变量对生产经营性农户贷款需求影响较大, 变化较为明显 (详见表5) 。
1.农户户主年龄对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影响
在中国农村, 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户有不同的家庭责任, 30岁以下的户主主要是成家立业, 家庭负担较轻;31~49岁的户主主要是养儿育女、赡养老人, 家庭负担较重;50 岁以上的老人开始准备养老、照看子孙, 有一定负担。因此本文把户主年龄分为三个阶段:30岁以下、31~49岁、50岁以上。由表5可以看出, 31~49 岁的贷款总需求最多, 但其他年龄阶段需求较少;农户的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也是在31~49 岁这个阶段户数最多, 占贷款总需求户数的54.70%, 而其他阶段的占比较少, 只有37.76%和28.57%, 相互之间差别较大。究其原因, 可能一是由于30岁以下的户主刚成家立业, 建房、结婚的经济负担多由老人承担, 且其支出较少, 纯收入较高, 再加上缺乏生产经营性经验, 因此生产经营性投资较少, 故而其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较低;二是31~49岁之间的户主已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经营的经验, 家庭负担逐渐加重, 增加家庭收入的动力较强, 因此更愿意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以获取更多的收入, 因此其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旺盛;三是50岁以上的户主多数已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 儿女也已成家立业, 此时其主要考虑养老和帮助孩子照看子孙, 因此其增加家庭收入的动力较弱, 不愿再靠贷款去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
2.农户受教育程度对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的影响
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一般分为小学 (6年) 以下、初中 (7~9年) 、高中或中专 (10~12年) 以上3种情况, 因此本文将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分为3个阶段:6年以下、7~9年、10年以上。由表5可以看出, 6年以下和10年以上的贷款需求户数占比较高, 而拥有众多初中学历的农户贷款需求户数占比较低;且在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方面也是类似情况, 户数和占比均超过受初中教育的户数, 分别为137户和181户, 占比为55.02%和52.92%。据笔者分析, 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往往是小时候调皮捣蛋, 不爱学习, 但其往往很有思想, 有闯劲, 在尚不规范的健全的农村经济市场中其机会较多, 因此其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较多;二是拥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的农户往往知识面较广, 学习能力较强, 比较容易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经营知识, 拥有的投资机会较多, 因此其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较多;而接受初中教育的农户则处于前两者之间的位置, 高不成低不就, 从事生产经营的能力较弱, 故而其需求较低。
3.农户家庭纯收入对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的影响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纯收入得到较快增长, 样本中高密地区农户的人均收入已过万元, 而且多数农户家庭人口为3人, 因此为便于细分, 本文把农户家庭纯收入分为3个阶层:1万以内、1.1万~2.9万、3万以上。由表5可看出, 收入较高或较低的农户贷款需求户数占比较高, 而中间阶层的贷款需求户数占比较低, 仅有24.09%;但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未出现类似情况, 收入较低的农户贷款需求仅占总需求户数的20.63, 而收入较高的农户贷款需求却占总需求户数的62.31%。对此现象笔者事后专门找到相关的农户进行详细了解, 其原因如下:一是收入较低的农户往往投资机会较少, 综合能力较弱, 许多连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很难再进行生产经营性投资, 另外由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相对较高, 超出其承受范围, 故而其贷款需求较少;二是收入较高的农户往往生产经营经营较为丰富, 投资机会较多, 而自有资金又相对有限, 因此贷款需求较为旺盛。
4.农户家庭资产对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的影响
在此次调查中, 农户家庭资产主要包括房屋、生产工具及设备、存款等方面, 由于宅基地和土地尚不能自由买卖, 因此其价值未在家庭资产之内。通过调查发现, 农户家庭资产在10万以内和20万以上的户数非常明显, 因此将家庭资产分为三个阶段:10万以下、11万~19万、20万以上。由表5可以看出, 家庭资产较低和较高的农户的贷款需求户主占比均较普通家庭资产农户高, 而其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情况与受家庭纯收入的影响类似, 资产较低的农户需求占比低, 资产较高的农户需求占比高, 但其占比的幅度不如受家庭纯收入的影响大, 户数和占比分别为37 户、22.29%, 235 户、52.22%。原因一是资产多的农户本身自有资金就相对充足, 无需贷款;二是资产少的农户也有较强意愿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以增加收入, 摆脱贫困的状况。
5.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的影响
建立在亲缘与业缘基础上的农户社会资源在农村信贷资金的配置过程中发挥了 “特质性”资源的作用, 〔6〕同样拥有社会资源较多的农户其贷款需求也非常值得关注。本文中农户社会资源的有无主要看其亲朋好友是否有在村干部中任职, 是否有亲朋好友在乡镇中工作, 是否有亲戚朋友在银行上班, 户主在村中的威信, 等等, 如其社会资源较多较强则认为其有社会资源, 否则便是无社会资源。由表5可以看出, 有社会资源的农户贷款需求户数较多, 占比较高, 分别达到410户、71.68%, 而且其从事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的户数及占比均较高, 分别为275户、67.07%。其原因是拥有社会资源的农户掌握较多的资源和投资机会, 而且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为其带来更多的收益, 因此其贷款需求旺盛。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四、建议
上述调查分析表明, 6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山东东中西部地区农户贷款需求旺盛, 户数和金额需求均有较大提高, 但生产经营性农户贷款需求户数变化不大, 需求金额确有大幅增加, 即针对不同用途贷款需求的农户应制定不同的贷款政策。因此, 应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制度及相关政策。
1.细分农户贷款需求, 制定相关配套措施
农户贷款需求已有较大变化, 为此, 应细分不同用途的农户贷款需求, 了解农户的真实想法。相关农业部门、科研机构、农村金融机构等单位应时刻关注农户贷款需求的变化, 制定符合农户需求的贷款产品, 妥善处理相关部门对农户贷款的支持, 真正实现支农、惠农的各项政策。
2.创新贷款产品供给, 满足农户不同贷款需求
为满足农户贷款需求并更好地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多样化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有必要创新农户贷款的产品和政策。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应针对农户不同贷款需求增加贷款产品, 尤其是针对不同特征的农户提供不同产品, 满足不同层次农户的需求;二是鼓励农村信用、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之间的竞争, 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增加农户贷款的选择权, 满足农户贷款需求。
3.制定相应金融扶持政策, 鼓励农户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
农户贷款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往往是工作量大、盈利小, 在农村信用社逐渐商业化的大背景下, 没有相应的扶持政策农户贷款很难得到可持续发展, 更谈不上支农。因此银监局等政策制定部门应加大对农户贷款, 尤其是小额贷款的扶持力度, 如税收的减免、利息的补贴等等, 让农村金融机构实实在在感觉到发放农户贷款不 “吃亏”。同时应鼓励农户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 发展实体经济, 并给予一定的贷款优惠。
摘要：本文对山东地区农户的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进行了连续6年的调查研究, 结果表明, 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与当地富裕程度呈正比, 即越富裕地区, 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越旺盛;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强度逐年提高, 且越富裕地区需求增速越快;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纯收入等对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有显著影响。因此, 农村金融机构应积极了解农户贷款需求, 创新农户贷款产品和服务, 完善相关扶持政策, 鼓励农户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 促进农民增收, 增进农业发展。
关键词：农户,贷款需求,生产经营
参考文献
[1]周宗安.农户信贷需求的调查与评析:以山东省为例[J].金融研究, 2010, (02) .
[2]马晓青, 刘莉亚, 胡乃红, 王照飞.信贷需求与融资渠道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12, (05) .
[3]程郁, 韩俊, 罗丹.供给配给与需求压抑交互影响下的正规信贷约束:来自1874户农户金融需求行为考察[J].世界经济, 2009, (05) .
[4]赵允迪, 王俊芹.农户农村信用社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农户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 2012, (09) .
[5]顾宁, 范振宇.农户信贷需求结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12, (08) .
农户生产 篇9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农业经济运行绩效评估与动态监测系统”项目2007年数据, 以及2007年底对监测点进行的农户基本情况补充调查。动态监测系统设定的监测点覆盖上海市郊所有10个区县, 涉及96个乡镇, 并根据上海市郊的农业生产特点和地域性特色科学合理布局, 符合当前上海市郊农业生产的地域空间特征。2007年底, 项目组对动态监测系统中所有监测农户发放了1190份调查问卷, 回收后经处理获得有效问卷1135份, 有效率为93.45%, 其中本地农户933户、外地农户202户。
二、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差异
1.作物选择的差异
本次调查发现, 外来农户多选择生产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 而本地农户多选择生产稻麦等粮食作物。被调查农户中超过67%的外来农户全年种植经济作物, 并且超过一半的外来农户种植蔬菜, 只有30%左右的外来农户选择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 (详见表1) 。与外地农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被调查的本地农户中只生产粮食作物的农户所占比例最高, 超过45%;约20%的本地农户只在冬季水稻收割后才种植经济作物, 而单纯种植蔬菜等经济作物的本地农户所占比例不足17%。
2.经营规模的差异
本次调查中还发现:总体而言, 外来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大于本地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外来农户的户均经营面积为34亩, 而本地农户户均经营面积为13亩。如果按照作物种类来分析, 可以发现外来农户和本地农户生产水稻、西瓜的经营规模差距明显, 而生产蔬菜和果树的经营规模非常接近。
外来农户的水稻经营规模户均约46亩, 而本地农户只有13.6亩, 表明外来农户进行水稻生产时, 趋向于大规模种植, 以获取规模效益。本地农户和外来农户蔬菜的经营规模分别是2.11亩和2.66亩, 外来农户略高于本地农户, 差距极小。这是因为蔬菜生产需要精耕细作, 机械化程度较低, 劳动力投入较多。而外地农户一般为夫妻二人为主要劳力的小规模家庭, 劳力有限, 难以扩大蔬菜生产规模。
3.成本投入的差异
本次调查将农户生产成本分为四大部分:物质成本、服务支出、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其中, 物质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生产用电等各种物质投入的折价;服务支出包括各种固定资产的折旧和销售费用等;劳动成本是各种劳动投入金额的总和。农户的用工量按照每天8小时折算, 用工单价按照上海标准用工价格24元/工计算, 而雇佣劳动力时按照实际的金额计算。土地成本主要是土地租赁费用和管理费用。
总体而言, 外来农户的成本投入高于本地农户。以蔬菜为例, 外来农户蔬菜生产成本平均为1522元/亩, 其中, 物质成本投入406元/亩、服务支出投入242元/亩、劳动成本投入684元/亩、土地租赁等费用190元/亩;而本地农户蔬菜生产成本平均为1327元/亩, 其中, 物质成本投入310元/亩、服务支出237元/亩、劳动成本投入744元/亩、土地租赁等费用36元/亩。对种植水稻和西瓜等品种的本地农户和外来农户进行对比分析也得到相同的结论:外来农户的生产成本投入高于本地农户的生产成本投入。
从成本投入的构成来看, 外来农户在物质成本上的投入超过本地农户, 特别是对化肥、农药等能快速提高产量的物资投入较多, 显示出外来农户希望短期获利的愿望。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而减少有机肥施用量, 会使土壤的自然肥力消耗迅速, 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在服务支出方面, 两者差异不明显。本地农户的劳动成本高于外来农户, 主要是由于本地农户农忙时更多雇佣劳动力, 而雇工的用工单价高于系统中设定的自用工价格。另外, 由于外来农户所需耕地全部来自租借, 土地方面的成本远高于本地农户。
4.劳动力投入的差异
劳动力投入量直接体现农户从事农业所投入的精力, 而投入的多少会对土地的产出效率产生影响。根据本次调查, 从劳动用工量来看, 外来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用工投入要高于本地农户, 尤其是在蔬菜瓜果等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生产中, 外来农户会投入更多劳动量。对比嘉定区江桥镇种植青菜的农户发现:外来农户2007年3季度亩均投入37小时的劳动, 而本地农户同时期亩均投入的劳动用工量仅为19小时, 只为前者的一半左右。但在水稻和果树生产中, 外来农户所投入劳动力与本地农户差异并不明显。
5.销售渠道的差异
根据本次调查, 本地农户大多将农产品销售给上门收购的农业经纪人或外地客商, 其比例大概占到本地农户的63%;而超过50%的外地农户运输农产品到批发市场或农贸市场进行销售 (参见表2) 。外来农户在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销售时, 渠道较多, 交易量大, 并且还可获得销售活动带来的增值收入。
另外, 本地农户中通过企业收购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比例略高于外来农户。在被调查本地农户中, 有10%的农户的农产品由企业收购, 而外来农户这一比例仅为4%, 显示目前农业龙头企业发育程度较低, 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
6.品牌经营参与度的差异
比较本地农户和外来农户品牌经营的参与度可发现外来农户品牌生产的参与意识相当薄弱, 参与率明显低于本地农户。本次被调查农户中从事品牌生产经营的95%为本地农户, 仅有5%为外来农户。
调查还发现进行品牌经营的外来农户均为大规模种植户, 在市郊已从事多年农业生产经营, 熟悉并已融入当地生产。外来农户品牌经营受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大, 与同区域的品牌经营呈现一致性特点, 显示本地农户在品牌经营方面对外来农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
7.农户收益的差异
根据本次调查, 外来农户与本地农户在收益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且与种类有关 (详见表3) 。虽然外来农户的生产成本高于本地农户, 但其产值却不一定超过本地农户。
按照作物种类来看, 水稻收益较低, 受成本影响较大, 而外来农户由于需要承担土地租赁费用, 因此外来农户从事水稻生产的利润和收益明显低于本地农户。种植西瓜和果树的本地农户的产值、利润和收益也都超过外来农户, 主要是因为本地农户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组织和品牌产品生产, 产品价值较高。外来农户生产蔬菜时虽然成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都高于本地农户, 但其所获收益仍然明显高于本地农户。
从表3也很容易看出:无论是本地农户, 还是外来农户, 生产水稻带来的收益最低, 而生产蔬菜和水果收益较高, 特别是外来农户生产蔬菜的收益率是生产水稻的近6倍。
三、不同类型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差异形成的原因分析
1.农户年龄结构的不同
本地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已进入二三产业工作, 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老年劳动力。本地农户年龄普遍偏大, 老龄化情况非常严重。本次调查中, 45岁以上本地农户占到被调查本地农户数的87%, 是目前上海市郊农业生产的主要经营者。而外来农户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44岁, 正是年富力强的阶段, 他们既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 又能满足农业生产对体力的需求 (具体见表4) 。
本地农户由于年龄较大, 体力有限, 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量就相对有限, 对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意愿不明显, 只希望维持眼前的生产规模, 甚至考虑将部分承包土地转包给别人。而且, 因为劳力有限, 本地农户更愿意接受上门收购的方式。
2.农业生产的专注度不同
外来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专注度极高, 而本地农户兼业化现象非常突出。本次调查发现, 近80%的外来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90%, 而对于本地农户而言只有2%的农户家庭总收入中农业收入达到90%。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小于60%这一栏中, 外来农户微乎其微, 但却有近70%的本地农户属于此栏。
由于农业收益相对较低, 本地农户多兼营其他非农产业, 不少本地农户甚至已将农业作为副业来对待。而外来农户背井离乡, 落户上海郊区, 从事的工作较单一, 基本为纯农户。外来农户全力专注于农业生产, 生产积极性高, 愿意投入所有可能的家庭劳动力到农业生产中, 因此单位面积的农业生产劳动力投入较多, 并且愿意扩大经营规模。本次调查发现, 70%左右的外来农户愿意继续维持目前的较大经营规模, 并有23.6%的外来农户希望能租借更多土地, 扩大生产规模。
3.农业生产追求的目标不同
本地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原因在于满足自身家庭粮食、蔬菜等基本生活物质的自给, 而外来农户的目标是尽可能获得较高收益。本次调查中询问农户选择作物的依据时允许多选, 选择比例最高的为5项 (详见表5) 。因此, 很容易看出对于本地农户而言, 选择作物时最重要的是考虑种植习惯, 然后才考虑经济收入;对于外地农户而言, 首先考虑的是是否能取得较高的经济收益, 然后才是考虑是否能够种植。
经济作物和果树的经济效益远超过粮食作物, 且差距巨大 (详见表3) 。外来农户从比较效益的视角出发, 理所当然更愿意选择种植经济作物和果树。对比外来农户迁入上海市郊前后所选择作物类型的变化 (参见表6) 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
保持作物类型不变的外来农户只占到32.8%, 而超过67%的外来农户都从过去种植粮食作物调整为种植经济作物, 并且调查中没有一户外来农户从过去种植经济作物调整为种植粮食作物。
外来农户愿意投入更多成本和劳动到高收益的蔬菜瓜果生产中, 并愿意在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出售农产品来获得更高收益。粮食作物虽然效益相对较低, 但是劳动用工少、投入少、销售方便, 本地农户选择生产这种粗放型作物, 可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非农业生产中获取更大收益。
4.土地租赁情况制约外来农户投资意愿
近郊地区受城市的辐射作用强, 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起步较早, 发展较快, 水平较高, 因此, 本地农户更容易获得从事二三产业工作的机会, 土地转包现象比较普遍, 因而导致外来农户的近郊化分布特点十分明显。从表7可看出, 受调查的202户外来农户中超过62%处于浦东新区、嘉定、闵行和宝山等近郊地区, 而只有10户外来农户分布在远郊地区, 地域分布差异十分明显。
近郊地区耕地更为稀缺, 土地租赁费用和管理费用远高于中远郊地区。2007年, 近郊地区蔬菜地的亩均土地租赁费高达800~1000元/亩, 而远郊地区蔬菜地亩均土地租赁费用约为400元/亩。从成本的角度出发, 外来农户也会在土地租赁成本高的区域选择种植收益高的作物。另外, 传统上近郊地区由于距离销售地近, 也是蔬菜的主要生产地。外来农户会受到所在区域传统生产种类的影响, 采取与本地农户同质的作物类型, 在产品销售等生产服务环节获益。
土地转包年限一般较短, 且多无保障, 导致外来农户流动性大, 只关注短期利益, 无法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根据本次调查, 70%的外来农户的土地转包时限为1年, 转包年限超过5年的只有3%, 甚至还有近20%未设定转包时限, 转让方可随时终止。大多数农户之间的土地转包以口头方式达成协议, 没有正式书面合同, 约束力不强。即便是签订有转包合同, 也常存在手续不规范、条款不完备等问题。而农业生产周期长, 大量投入需要长时间才有回报。租赁时间过短, 妨碍外来农户长线投资农业, 导致农户生产经营中缺乏长远眼光, 急功近利, 单纯依靠化肥农药的投入来提高产量。
四、结论与建议
1.外来农户比本地农户更注重农业生产的收益, 倾向于种植蔬菜瓜果等经济效益高的作物, 而本地农户由于家庭主要收入来自非农产业, 倾向于粗放式种植稻麦等粮食作物
上海市郊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在很长时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 外来农户已经且必将成为农业生产一线人员的主要力量。外来农户对蔬菜瓜果等作物的偏好, 可能影响到上海的区域粮食安全。目前, 上海市实行的种粮补贴只针对本地农户, 外来农户即便种植粮食作物也不能获得补贴, 其不利于调动外来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因此, 各地政府部门应给予外来农户与本地农户同等的相关种粮补贴, 包括粮食直补、有机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 甚至对于土地租赁费用也可给予一定的补贴, 只有让外来农户种植粮食也能获得不错的效益, 才能保证市郊粮食安全。
2.外来农户专注农业生产, 年龄结构合理, 生产经营规模大, 而本地农户多为老年人, 生产积极性不够
鉴于外来农户与本地农户的年龄结构差异, 相关部门应考虑为外来农户提供平等机会, 推动外来农户植根市郊农业生产。对于外来农户中有志于农业发展, 且有投资能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 相关部门可给予必要的优惠政策, 帮助其做大做强, 使其发展成为带动农业现代化生产的专业大户。
3.外来农户无论是物质成本还是劳动力成本的投入都高于本地农户, 但他们主要是通过增加化肥和农药而获得较高经济效益
要改变外来农户农业生产上的短视行为, 需要政府部门加强政策引导, 减少外来农户流动性, 增加其稳定性。
目前, 推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应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农户间进行土地转包时需要通过相关部门签订书面合同, 不仅明确土地转包的费用, 而且对转包年限、土地用途、肥力培育、毁约责任等方面制定条款, 形成对土地受让双方的有效监督和约束。长年限和高可靠性的土地转包合同有助于稳定外来农户, 鼓励其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 增加施用有机肥和绿肥, 提高土壤肥力;鼓励其增加大棚等农业固定设施的投入, 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推动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
4.外来农户为追求经济利益而种植蔬菜瓜果, 但其经营手段落后、销售方式陈旧, 难以开展品牌建设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根据本次调查发现, 外来农户文化素质偏低, 92%以上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拥有各类农业技术资格证书的比例不足6%, 近60%的外来农户难以快速掌握农业新技术。各级政府部门应以正在进行的农业科技入户师范工程为契机, 充分整合利用上海各级农业科研院校、机构及政府直属的农技推广服务单位等相关的科研力量和智力资源, 以优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为示范基地, 不仅针对本地农户, 而且对在上海已生产经营多年、有意继续发展的外来农户开展农业技术指导培训, 提高其农业生产能力, 扩大其盈利空间;积极推动外来农户参与农业合作化组织, 拓宽销售渠道, 参与品牌建设, 增加经济效益。
5.外来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与其所在区域本地农户同质的现象, 表明外来农户已基本融入本地生产生活
农户生产 篇10
粮食安全就意味着人类安全。但是,大豆和小麦产量占全球40%的美国正在遭遇50年来最大的旱灾,今年玉米价格和小麦期价累计上涨幅度分别超过50%和30%,干旱也直接威胁着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农业大国。可见,全球粮食危机将再次爆发。因此,在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8年连续增产后,在种粮收益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如何深度挖掘农户粮食生产潜力、提高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保障国家粮食持续稳产高产成为必要。
粮食问题始终是世界经济的核心问题。国内外学者关于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粮食生产潜力、粮食生产效率和集约度等方面。例如,国外学者Zobler等(1961)[1]提出了粮食生产效率的一种新的区域测量方法;Loomis等(1963)[2]从自然条件入手估算出了主要作物的最大产量;Babatunde等(2004)[3],Rashid(2000)[4]对灌溉土地资源利用中的经济效率和粮食自给自足问题进行了权衡;Amos等(2010)[5]以加纳为例研究了农业土地利用效率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Amodu等(2011)[6]对粮食作物生产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测度。我国学者戴尔阜、王昊等(2007)[7]将作物生产潜力模型与常规方法相结合,选取产量损失量、资源满足率和资源组合利用率评价了作物生产潜力与资源利用效率;封志明等(2007)[8]通过构建生产潜力模型,利用GIS技术通过对粮食生产的资源禀赋状况逐级评判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区粮食生产的资源潜力;张琳、张凤荣(2008) [9],陈瑜琦、李秀彬(2009)[10],庞英(2001)[11]等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都对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由上可见,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不同角度、采用一定的方法研究了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有关问题,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具体研究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的文献却极少见报。
1 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型的构建
1.1 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变量体系
粮食生产系统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综合大系统。投入是产出的基础,因此对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研究首先是农户生产资源的投入规模,其次是要素生产力,再次是考虑粮食安全,最后是粮食生产对耕地环境的影响。这是耕地可持续利用的保障。据此,本文根据系统性、层次性和整体性的基本原则,构建了具有2层结构、23个观测变量构成的山东省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结构方程变量体系(如表1所示)。观测变量各项指标的计算以及相关原始指标的含义见表1和参考文献[12]。
所有指标计算中的取值都来自于粮食生产成本数据,其中价值量指标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成本中的指标含义参阅参考文献12。
1.2 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型的构建
农户是中国粮食生产的基本单位,转型期国家粮食安全依赖于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这就要求应用系统的方法力图全面、客观地研究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据此本文将采用SEM构建研究的理论模型。
SEM(即结构方程模型)[13]是一种研究多变量间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本文旨在通过变量间的路径结构以及路径效应分析找出影响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主要因素,为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做准备。根据系统分析法的基本思想和SEM分析的需要,经过专家咨询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因素间的关系构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数据来源与检验
2.1 样本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靠性,本文选择了国家重要商品粮产区山东省作为研究的样本区,并选择了450个农户2009-2011年3年小麦成本数据均值作为研究基础,这对于从微观层面上考察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决策的案例参考价值。全部成本数据来源于山东省农产品成本调查总队,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影响因素以及提升路径研究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2.2 样本数据的检验
为了计算结果的可靠性,需要对样本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为了保证样本的稳定性和数据的可靠性首先对样本进行常规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本文利用SPSS15[14]对450个农户样本23个观测变量、4个潜变量数据进行检验,资源规模、要素生产力、粮食安全和耕地环境4个潜变量检验结果的Cronbach's α值依次分别为0.876,0.908,0.902和0.874,样本总体信度高达0.917,说明本文选择的样本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然后,为了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又对样本进行了结构效度检验,结果KMO值达到了0.902,这说明样本数据适合作因素分析,即样本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将有力地支持本文设计的理论模型。
3 模型参数的计算与评价
3.1 模型拟合度检验
要确定样本数据与理论模型的拟合程度,需要检验样本的协方差矩阵与模型的协方差矩阵的一致性程度,二者的差异性程度用拟合指数来表示,主要包括简约指数、相对指数和绝对指数。本文应用Amos7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模型各项参数[13],计算结果汇总成如图2和表2～表5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比较拟合指数PCFI和规范拟合指数PNFI和拟合优度指数PGFI的计算结果均大于0.9,奖励了简约模型,相对卡方也在理想值范围之内也奖励了简约模型。从相对指数来看,规范拟合指数NFI、相对拟合指数RFI、增值拟合指数IFI、比较拟合指数TLI和CFI均大于0.9,这说明了模型的拟合可接受。从绝对指数来看,χ2值为639.189可以接受;而且良性拟合指数GFI及其调整指数AGFI均大于0.9说明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契合较好;残差均方根RMR和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计算结果均小于0.05,也表明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能够较好的契合。由上述计算结果的分析可见,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拟合较好,可以被接受。
3.2 路径结构与路径系数的估计
为了测度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路径需要对路径系数进行估计。路径分析是一种分析因果模型的技术,变量间的路径关系是否有效,取决于CR值的大小及其相伴概率显著性水平。CR是模型中每一对路径系数之差除以相应的标准差而得到的统计量。当临界比CR的绝对值大于1.96时,说明路径系数在一定水平上显著地不等于0,即潜变量之间或者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存在路径关系。
由表3可知,各个潜变量间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C.R.的绝对值均大于1.96且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这说明各组潜变量之间存在着路径关系。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路径结构与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
“***”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
4 路径与路径效应分析
由表3和图2可见,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潜变量资源规模对耕地环境、耕地环境对要素生产力、要素生产力对粮食安全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822,0.612和0.502。可见,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主要受制于这3条路径,为了进一步分析各路径的影响力,下面将分析路径效应。
Amos7软件输出的路径效应主要有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直接效应是指由原因变量直接到结果变量的影响,间接效应是指原因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总效应是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
4.1 潜变量间的路径效应
从表4中可以看出,资源规模对耕地利用环境的直接效应为0.822,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源规模潜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会引起耕地环境潜变量提升0.822个单位。资源规模对要素生产力的直接影响效应虽然只有0.306,但是间接效应却达0.504,直接导致了总效应高达0.810。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源规模潜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会直接、间接地引起要素生产力潜变量提升0.810个单位,可见这种综合影响是相当可观的。资源规模对粮食安全的直接效应为0.355,这就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源规模潜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会使粮食安全潜变量提升0.355个单位。但是,它的间接效应却达到了0.544,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源规模潜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会通过各种间接路径使粮食安全潜变量提升0.544个单位。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资源规模对粮食安全的总效应达到0.899,可见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主要取决于资源规模对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
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耕地环境潜变量对要素生产力潜变量的直接效应为0.612,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耕地环境潜变量每提升1个单位,则要素生产力潜变量将直接提升0.612个单位。耕地环境对粮食安全的直接效应为0.167,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耕地环境潜变量每提升1个单位,粮食安全潜变量将提升0.167个单位;但间接效应达到了0.307,从而导致耕地环境每增加1个单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直接间接地引起粮食安全潜变量提升0.475个单位,这就为未来耕地利用保护制度创新提供了实证案例。
“***”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括号中是相应C.R值。
表4显示,要素生产力对粮食安全的直接效应为0.502,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素生产力潜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则粮食安全潜变量将直接提升0.502个单位,可见要素生产力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综上所述,各潜变量对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路径总效应平均达到了0.666,这说明顺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农户在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上的路径效应开始显化。
4.2 潜变量与观测变量间的路径效应
从表5可以看出,土地收益率在要素生产力上的载荷系数高达0.958,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收益率增加1个单位,要素生产力提升0.958个单位,可见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另外,劳动收益率、化肥产量、资本产量和资本收益率在要素生产力上的载荷系数也分别达到了0.902,0.840,0.877和0.866,可见这观测变量对要素生产力的直接影响也是相当显著的。
全部参数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
表5显示,机械化程度和粮食商品率在粮食安全上的载荷系数分别高达0.913和0.905,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观察变量机械化程度和粮食商品率每增加1个单位,潜变量粮食安全就会分别提升0.913和0.905个单位,可见机械化程度和粮食商品率通过粮食安全中介路径对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水平产生着重大影响。
从表5可以看出,观测变量土壤改良力在耕地环境上的载荷系数高达0.943,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壤改良力每增加1个单位,耕地环境潜变量就会提升0.943个单位,可见农家肥等有机肥的施用量通过耕地环境这个中介路径正对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产生重大影响。
从表5中还可看出,在资源规模上载荷较高的观测变量,首先是技术创新载荷系数达0.889,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每增加1个单位,资源规模潜变量就会提升0.889个单位。可见,技术创新通过资源规模这个中介路径对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产生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次是资本密度和耕地规模在资源规模潜变量上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793,0.760,这说明在其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密度和耕地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资源规模就会分别提升0.793和0.760个单位。
综上所述,各观测变量在潜变量上的载荷系数平均达到了0.756,这说明各个观测变量通过潜变量中介路径对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所产生的影响正在凸显。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探讨
综上所述,潜变量主要通过3个路径即资源规模与耕地环境、耕地环境与要素生产力、要素生产力与粮食安全对转型期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在资源规模→耕地环境→要素生产力→粮食安全的路径链条中,资源规模是首要的,而耕地环境和要素生产力是核心,资源规模通过核心中介路径对粮食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正是这一主要路径结构使得各潜变量对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一影响的终极宏观效果就是国家粮食安全。
潜变量受制于观测变量。23个观测变量中主要有6个通过潜变量对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土地收益率、劳动收益率、机械化水平、粮食商品率、土壤改良力和技术进步等通过不同的路径对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产生重大影响,这就为转型期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激励农户粮食生产和保护性利用耕地政策提供了案例参考。
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核心。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对粮食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这就需要在1.2亿hm2(18亿亩)耕地红线和保护耕地环境的约束下,提高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民从事粮食生产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效益而非国家粮食安全,即粮农更关心单位耕地面积上的总收益(包括国家补贴、单位劳动投入所获得的收益),这就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粮食产出情况如粮食商品率、技术技进步带来的优良品种效率、机械化水平有关的耕地规模等。由此可见,在粮食生产相对收益持续下降的市场化进程中,农民可能放弃粮食生产,转而在耕地非农化限制的条件下从事收益相对较高的非粮食生产活动,这将直接威胁着国家的安全。因此,转型期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直补力度,并且把有限的直补资金全部投向商品粮产区,提高直补效率,激励产粮大户,不但激励农户从事粮食生产、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机械化水平,同时也能刺激农村耕地的流转和集中以及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最终实现粮农收益最大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摘要：通过Amos7软件,以450个粮农成本数据为基础,构建了包括4个潜变量、23个观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路径结构分析农户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以及提升路径。分析表明,在资源规模→耕地环境→要素生产力→粮食安全的路径链条中,资源规模是起点,而耕地环境和要素生产力是核心中介,资源规模通过中介路径对粮食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政策启示: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直补力度,把有限的直补资金全部投向商品粮产区,提高直补效率,激励产粮大户,这不但会激励农户从事粮食生产、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机械化水平,还会有利于耕地流转和集中以及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最终达到粮农收益最大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目的。
农户生产 篇11
关键词：绿色食品,农户机会主义,治理对策
一、引言
绿色食品是指在无污染的生态环境中种植及全过程标准化生产或加工的农产品, 严格控制其有毒有害物质含量, 使之符合国家健康安全食品标准, 并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食品。随着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明显提高, 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现状则令人堪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 要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理论上讲,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农产品安全信息无法传递给消费者, 从而引发相关主体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不完全如实地披露所有的信息及从事其他损人利己的行为。农业生产中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农户生产的农产品质量低于相关标准要求, 这是我国绿色食品市场认可度不高、消费者购买力不强的关键, 也严重地影响到我国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绿色食品生产中农户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要表现:
第一, 事前机会主义。为获得企业的订单, 农户隐瞒自己的种值和管理能力, 夸大农产品的产量;为获得企业提供的种子、农药和化肥, 农户假装愿意进行绿色食品生产。
第二, 事中机会主义。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 农户使用不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要求的农药和化肥;农户过量使用绿色食品生产的农药、化肥等;农户在生产过程中不按照绿色食品生产的技术和流程要求, 偷工减料。
第三, 事后机会主义。企业收购时, 农户隐瞒农产品的真实产量信息, 夸大生产产量, 到市场上收购非绿色农产品充当绿色农产品。
目前, 已有一些学者对农户机会主义做了一些研究。马飞、赵予新 (2008) 和王亚静等 (2007) 都提到中介组织在减少农户机会主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2]胡丹婷 (2009) 以金兴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为例, 分析了订单农业中机会主义的治理问题, 认为公司守信在先、树立信誉是治理机会主义的先决条件。[3]罗丙能 (2009) 认为对农户机会主义行为的成功治理, 取决于各种治理规则能否为利益相关者创造并妥善分配经济利益, 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4]景为 (2008) 进行了农业产业化农头企业与农户博弈实证分析, 认为增加违约金条款以及项目资金作为专业性投入可能有效地提高双方的违约成本, 增加契约的稳定性。[5]杨涛 (2006) 则利用机会主义行为理论, 研究了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类型。[6]综上可见, 大部分学者对农户机会主义的研究主要采用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但专门就绿色食品生产过程展开博弈分析的文献却不多。与传统农业相比, 绿色农业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制度和管理体系, 其产品成本高而产量却较低, 绿色农产品较普通农产品价格要高2~10倍。与普通农产品不同的是, 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 农户在市场上出售绿色农产品的价格很低, 与普通农产品价格并无较大差异, 农户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卖给绿色食品加工企业才能获得较高的价格, 而企业也只有从生产绿色农产品的农户手中才能买到绿色农产品。因此, 农户与企业之间博弈现象非常普遍, 绿色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农户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应该很大。基于此, 笔者主要采用动态博弈模型对绿色食品生产过程中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机制进行研究, 分析农户采用机会主义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二、绿色食品生产中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机制分析
1.动态博弈模型的构建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现象, 笔者采用动态博弈理论进行分析, 该模型的博弈双方为农户和企业。农户可通过隐藏自己的种植和管理能力, 夸大农产品的产量, 使用不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要求的农药和化肥, 亦可能过量使用绿色食品生产中所需的农药和化肥, 还可能在生产过程中不按照绿色食品生产的技术和流程要求, 采取偷工减料等机会主义行为方式获得更高收益。企业则可以通过加强监管措施、提高惩罚力度或进行产品检查等方式来抑制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场复杂的动态博弈较量中, 关键是要使农户诚实生产带来的收益超过其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收益。模型的具体假设如下:
(1) 参与人集合。在此博弈中, 参与人是生产绿色农产品的农户和加工绿色农产品的企业。
(2) 参与人的战略集合。在此博弈中, 农户的战略选择是采取机会主义和不采取机会主义。企业的战略选择是监督农户的生产和不监督农户的生产活动, 以及检测其生产的农产品和不检测其生产的农产品。
(3) 参与人的支付。为了更好地说明此问题, 我们做如下假设。①农户不采取机会主义时, 农产品的产量为Q0, 采取机会主义时, 农产品的产量为Q1。由于农户采取机会主义可以获得更高的产量, 因此Q1>Q0。②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P。因此, 农户不采取机会主义的收益是PQ0, 采取机会主义的收益是PQ1。③企业的监督成本或检测成本为C。④企业发现农户采取机会主义或检测发现农户农产品有“假”, 农户受到的处罚为T。⑤农户不采取机会主义时, 企业的收益为0。农户采取机会主义时, 企业获得罚款收益所得为R。
由此, 农户和企业的支付情况如下:当农户不采取机会主义, 企业不监督或不检测农产品时, 农户的收益为PQ0, 企业的收益为0;当农户不采取机会主义, 企业监督或检测农产品时, 农户的收益为PQ0, 企业的收益为-C;当农户采取机会主义时, 企业不监督或不检测农产品时, 农户的收益为PQ1, 企业罚款收益所得为R;当农户采取机会主义时, 企业监督或检测农产品时, 农户的收益为PQ1-T, 企业的收益为R+T-C。具体如图1所示。
2.动态博弈模型的均衡求解
笔者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均衡。首先, 从后决定的一方来考虑。在考虑企业的决策时, 假定农户已经选择了采取机会主义或不采取机会主义。
假定农户选择了采取机会主义, 在图1中可发现, 企业选择监督或检测会得到R+T-C, 选择不监督或不检测会得到R。由此可见, 企业监督或检测与否取决于T-C的值。当T-C>0, 企业必然选择监督或检测;当T-C<0, 企业选择不监督或不检测。
假定农户选择了不采取机会主义, 从图1中可发现, 企业选择不监督或不检测时会得到0, 选择监督或检测时会得到-C, 由于0>-C, 因此, 企业必然选择不监督或不检测。
然后, 考虑先采取行动的一方——农户。由于农户决策时会考虑企业的反应, 我们做如下讨论:
(1) 当T-C>0, 企业必然选择监督或检测。在这种情况下, 农户可以预见到企业将选择的行动就是两条划了横线的分枝 (见图1所示) 。所以, 它很容易推断出自己面临的情况是:若选择采取机会主义, 则必然导致企业监督或检测, 则农户得到PQ1-T;若选择不采取机会主义, 则企业必选择不监督或不检测, 则农户得到PQ0;因此, 农户是否采取机会主义, 取决于和值的大小。当PQ1-T>PQ0, 农户选择采取机会主义;当PQ1-T
因此, 当T-C>0且PQ1-T>PQ0, 企业与农户博弈的结果是农户采取机会主义, 企业监督或检测。当T-C<0且PQ1-T
(2) 当T-C<0, 企业必然选择不监督或不检测。而农户已预见到企业将选择的行动就是两条斜体的分枝 (如图1所示) , 那么, 若选择采取机会主义, 则必然导致企业不监督或不检测, 则农户得到PQ1;若选择不采取机会主义, 则企业必选择监督或检测, 则农户得到PQ0。
因此, 当T-C<0, 企业与农户动态博弈的均衡是农户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企业选择不监督或不检测。
3.绿色食品生产中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机制的解释
综上所述, 笔者发现, 农户是否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主要是受到两种因素影响。①企业的监督成本或检测成本 (C) 。②被发现采用机会主义行为所受到的处罚 (T) 。
当企业的监督成本或检测成本 (C) 很大, 并且大于企业对农户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处罚 (T) 时, 农户会采取机会主义。当农户发现采取机会主义受到惩罚 (T) 很小, 并且小于农户采取机会主义所得到的收益时, 农户会采取机会主义。
在实际生活中, 由于农户数量多, 生产经营比较分散, 企业的监督手段很难真实有效地实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也表明, 存在多年的小规模与专业化、小生产与大市场、分散化与社会化的矛盾, 靠一家一户不能解决。目前, 我国绿色食品检测技术水平还不够高, 企业检测成本却不低。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已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委托了38个分支管理机构, 基本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绿色食品认证管理、技术服务和质量监督网络, 但从总体上讲, 政府为主导的农产品公共检测功能还很不完善, 绿色食品专业检测人员素质不高, 检测队伍还不充足, 这些都增加了农户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更为严重的是, 我国农户由于经营规模狭小, 抗风险能力差, 生活比较贫困, 企业对农户的处罚很难实行, 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户在绿色食品生产过程中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
三、绿色食品生产中农户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对策
从上述模型分析可知:农户是否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是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农户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受到的惩罚强度, 以及企业的监督成本, 或对农产品的检测成本。因此, 降低企业监督成本和检测成本、农户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成本是避免农户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要路径, 具体措施如下:
1.完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模式, 通过公司对中介组织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治理, 实现中介组织对农户采取机会主义的约束
公司直接与成千上万农户进行交易的成本非常高, 农户即使违约, 公司执行惩罚措施的成本也非常高。因此, 发挥中介组织监督、管理的作用可以为公司节约大量成本。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既有组织创收的任务, 又承担了集体的部分社会职能。一方面, 企业对生产过程中的各项要求通过中介组织的传达, 可以减少企业的沟通成本, 同时壮大了农户的力量;另一方面, 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的约束作用, 合作社对农户的日常生产活动进行监督, 也降低了企业的监督成本, 提高了农户的管理效率水平。
2.完善和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监督管理的约束机制, 降低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1) 申请入社者的人品要得到认可。社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会成为合作社的“离心力”。要防范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 关键在于完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具体来说, 申请入社者的人品要得到认可。对于一些质量不容易检测的产品, 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想收购到高质量的产品, 防止社员“以次充好”, 仅收购那些人品比较好的社员的产品是一种低成本的做法。这是因为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 人品好的社员通常不会利用不确定性实施机会主义行为。
(2) 片区管理。对于社员人数较多、种养基地比较分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 通过雇用专职监督人员来监督社员是否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是一项高成本的活动。划片经营是将种养位置比较靠近且互相了解的社员划为一片, 每个片作为一个整体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交易, 如果某片的产品被检测为“不合格”, 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以片为单位追溯产品质量责任。在这种情况下, “片”起着保障相互履行责任的作用, 个人行为受到来自整个片内其他社员的监督。当然,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进行划片经营的同时, 应在每一个片区设一个片长, 片长负责整个片区种植技术的指导和社员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
(3) 保证金制度和二次反利。保证金制度被普遍应用于期货交易中, 它是指交易者按照所买卖期货合约价格的一定比例缴纳资金, 作为履行期货合约的财力担保。保证金适用于这种情况:在交易过程中只有社员知道产品质量信息, 而合作社不能获得质量信息。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采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交易, 社员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为了防范这类机会主义行为, 农民专业合作社通常采取保证金制度, 使交易在交易双方都清楚产品质量信息之后再完成。
二次返利是相对于社员把产品出售给农民专业合作社时所获取的收益 (即一次返利) 而言的, 是社员获得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分配盈余。二次返利把社员与合作社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体现了社员的所有者地位, 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个重要特征, 实际上也是抑制社员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机制。
3.构建绿色食品的公共检测技术体系
对绿色食品的检测, 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企业对农户提供的农产品的检测, 二是市场管理部门或第三方中介检测机构对流通中绿色农产品的检测;三是绿色食品管理部门对公司生产的绿色食品的检测。第一类检测是私人部门检测, 第二和第三类检测是公共检测。
(1) 降低企业检测成本。企业对农户提供的农产品的检测技术比较落后, 检验结果不能很快的获得, 并且检测成本非常高, 企业迫于成本压力只能采取抽检的方式。有的企业甚至放弃对农产品的检测, 这就导致了农户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因此, 政府应该通过财税支持方式, 对购买检测设备的绿色食品企业进行财政补贴, 或者支持科技企业研发方便、简单、实用且价廉的检测设备。
(2) 构建绿色食品的公共检测技术体系。加大公共部门检测, 有利于减少企业的检测成本。当前, 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强绿色农产品的公共检测:一是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二是切实加强部门配合;三是增强绿色食品工作机构及检测人员的责任意识、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 确保认证审核工作质量。
4.加大绿色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建设力度
绿色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是集“管、防、控”于一体, 面向原料生产企业、食品加工企业、仓储企业、物流企业、销售终端和消费者的实时、在线追溯系统。该系统通过传感器技术、视频监控技术的应用, 实时、动态采集各种生产数据, 对作物生长周期、原料来源、受污染情况、仓储过程、物流过程、销售过程进行科学管理和预警。而增强绿色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建设力度, 将有效降低对绿色食品生产中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成本及执行惩罚的成本, 这对于全面降低绿色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农户机会主义行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飞, 赵予新.“订单”模式下的农户机会主义行为的分析和治理[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8, (07) .
[2]王亚静, 祁春节.我国契约农业中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博弈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07, (05) .
[3]胡丹婷.订单农业中机会主义的治理——以金兴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02) .
[4]罗丙能.合同农业中农户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研究——来自深圳嘉农公司的案例分析[D].华中农业大学, 2006.
[5]景为, 侯军岐, 刘录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户博弈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08,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