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视角（精选9篇）
农户视角 篇1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最主要功能是提供稳定持续的生态产品,国家对其实施限制性开发,生态资源是支撑生态区农户生存发展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法理基础和物质保障。作为生态产品供给重要主体,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既是维护生态服务功能的最基础单位,又是自然生态空间的重要产权主体和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受益主体,生态财产权是农户积极生态响应的基本前提。区分各利益相关者的环境保护责任,确定生态补偿的 对象、范围、成本、补偿标准等均涉及产权问题,明晰的产权和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是建立农户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石。目前,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财产权缺位,缺乏激励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机制,导致政府的投入难以有效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市场机制不能发挥调节作用,是造成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低效率的重要根源。
一、农户生态财产权与农户生态补偿的内涵特征
生态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关键是明晰生态资源产权,并通过合理定价反映生态资源的真实成本,实现资源的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在我国,农户财产权以土地为核心,由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构成。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相对于所有权的一种独立财产权。农户传统生态资源主要包括自然生态空间的耕地、林地、草地、水资源等。农户生态财产权基本上由以上自然生态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抵押、担保等权能构成。由于自然资源外部效益的提供依附土地而存在,与土地使用权密不可分,生态财产权也就建立在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权之上,农户在拥有土地使用权 (即农户的承包经营权的同时也就拥有了产生于土地使用权之上的生态财产权,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同样应归属于农民,并与其它财产权一样,应该具有明确性、专有性、可转让性和可操作性,即农民可以依法占有、使用、获得收益并可以自主处置这些权利。明确这一产权关系是构建农户生态补偿机制的前提。
生态补偿是对生态价值的补偿,生态产权价值决定补偿价值。产权不清、权利义务失衡、产权交易困难等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的极大障碍。对农户的生态补偿就是对农户的土地使用权与产生于土地使用权的生态财产权产生价值的补偿。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对当地的生态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占有关系,享有资源的使用权、受益权和环境遭到破坏的补偿请求权。因此,生态财产权与土地使用权两种产权应当赋予同一个主体,以保证土地使用权的完整性和效率。也即赋予土地使用权人对土地外部生态效益的财产权,使农户既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内自然空间的重要产权主体,又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受益主体,通过生态补偿机制,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各方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生态资源外部效益内部化,解决“公地悲剧”和生态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激励机制,实现生态资本保值增值和资源环境持续利用。
因此,包括自然生态恢复补偿、生态保护性投入补偿和为保护生态环境失去发展机会的补偿等的政府足额补偿,以及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作用等,都应建立在承认农户生态财产权并根据其生态产权价值决定补偿金额的基础上。通过明晰生态财产权实现对生态产品的合理定价,并通过定价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正确认识农户生态财产权与农户生态补偿的本质和内涵,是政策创新、健全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建立基于农户生态财产权基础上的生态补偿制度,将土地产生的生态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农户,使农户对其经营的土地行使完整物权,就是要对农户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所支付的额外成本和所丧失的发展机会进行足额和持续补偿,从而激励农户作为生态投资经营者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追求土地利用的利润最大化,建立国家作为补偿主体的、市场机制激励与农户等利益相关体积极参与的生态补偿机制。
二、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原则
1.生态效益政策能有效率地执行的公平原则
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限制性开发,是国家基于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迫使农户让渡土地使用权和发展权、使农户不能自主地基于自身利益进行生产决策,实质是农户为供给生态环境外部效益支出的成本。另一方面,农户在创造外部效益的同时自身的发展受到限制,而具有经济价值的外部效益又因缺乏生态财产权保护难以量化并反映到生态产品价格上,致使农户在提供生态产品的同时,无法获得由此带来的收益甚至不能收回成本。
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外部效益内部化,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国家公平补偿农户土地使用权受限的不公平。政府按照公平原则,通过产权制度的激励机制调整相关主体的利益分配关系,将土地产生的生态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农户,使公共产品的生产能够得到合理经济回报,建立起对农户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所支付的额外成本和所丧失的发展机会予以足额和持续性补偿的、激励生态保护行为的机制,促使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产决策能充分考虑外部生态效益,消除和减少生态环境的“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现象,使生态效益政策能有效率地执行。〔1〕
2.清晰产权基础上的足额补偿原则
产权是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地位、责任与行为的规范,是生态补偿的依据和基础。产权交换应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产权价值决定生态补偿金额。但由于我国现有的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在不承认农户生态财产权的制度背景下,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农户没有明确的生态财产权。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的补偿本应为国家对农户土地使用权的一种购买,却变成了政府不以均衡损益为目的的对农户生态贡献的“补助”,远不足以支持实现生态外部效益的内部化,实际上是把农户凭借土地使用权提供的外部效益产权,以生态环境的无偿使用赋予给了社会大众,从而是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限制和收益权的侵犯。〔2〕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土地使用权与由土地派生的外部生态效益财产权两种产权的分割,导致土地使用权与生态财产权发生冲突,是生态区农户得到的补偿大大低于所付出的生态环境价值、无法弥补生态补偿成本和发展成本的根源。德姆塞茨指出:“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的激励”。〔3〕健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必须赋予土地使用权主体对土地外部生态效益的财产权,积极寻求综合解决自然资源产权与生态补偿之间的协调机制,以保证土地使用权的完整性和效率,使农户基于土地使用权之上的生态财产权得到保护和申张,避免农户因单纯追求土地的农用效益而影响生态目标的实现。为此,对农户的足额补偿,包括对农户土地使用权经营约束 的补偿、对附着于土地上的自然资源生态效益价值的补偿,还有对农户让渡土地经营权、或农户依 法继承、出租、入股、抵押经营权和收益权的补偿等,使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产品提供者获得与其创造的生态外部效益基本相等的个人收益,是提高生态效益的重要经济激励手段。
3.损益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原则
经济学收益成本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首要理性原则和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是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生态保护和建设属于经济活动范畴,生态产权交易应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且生态产权价值的变化决定生态补偿多少的变化。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以提供生态产品为第一要务,生产资料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更加重要,具备准公共产品特性。当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应让位于生态效益。同时,农户既是环境保护的实施主体,也是生态投资的经营者,追求土地利用的利润最大化,必然要比较生态保护的成本与收益。〔4〕因此,健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应充分考虑生态效益、社会经济效益及补偿行为本身的效率,对产权主体因以生态效益为主减少的直接经济价值,应通过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长效机制,由政府和市场机制给予合理的补偿,促使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在追求生态环境资源配置最优化同时,根据收益成本的效率原则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保证激励机制的高效率和长效性,实现损益均衡。
4.相关利益方充分参与原则
农户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参与主体,充分尊重其利益所在是保证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前提。我国将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供给,实施的相关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均以政府为主体。由于政策制定者对生态效益的外部性和农户的生态财产权认识不足,在缺乏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补偿方案对农户的均衡损益和地区差异问题考虑不足,补偿标准过低、补偿对象有偏差、补偿期限太短。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水平低,对生态环境依存度高,导致贫穷与生态恶化恶性循环。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实质是一项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及利益关系的改革。农户作为拥有生态财产权的利益主体,是直接利益相关者,也是参与生态补偿制度安排的重要主体。政府要立足于农户的生态财产权,尊重农户意愿并均衡多方利益,在制定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过程中要以产权价值为基础,与农户一同协商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成本测算和生态价值计量方法,再根据各地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和财政能力、公共服务水平,决定区域补偿强度,把生态保护与农民的长远生计及农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确定补偿标准、年限和方式,使对农户的生态补偿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选择
1.建立明确稳定的产权关系和清晰健康的产权制度
(1)以土地使用权界定生态财产权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质是调节生态保护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关系。财产制度是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的基础。健全生态补偿制度的前提是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明白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明晰生态资源产权价值及产权权利主体,并明确生态财产权收益归产权所有者所有,只能实行等价交换。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对自然生态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占有关系,享有资源的使用权、受益权和受补偿权。在对农户土地使用权确权认定基础上,应对土地外部生态效益的财产权予以明晰界定,将土地使用权与生态财产权赋予同一个主体,明确农户对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具有占有、使用、转让、收益等权益,以土地使用权界定生态财产权,建构一套实现生态财产权补偿的激励机制。
(2)建立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价格制度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价格制度是开展生态市场交易、实现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使用权让渡、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提供补偿并促使生态补偿长期良性发展的关键。目前,作为“生态资本”的大多数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或因其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特性而没有价格,或因价格偏低或价格不能实现而普遍被无偿使用,生态价值及其包含的机会成本和外部成本等不能通过价格得以体现,导致生态补偿没有基础、市场机制失灵。以农户生态财产权为基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明确界定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财产权并建立了产权制度后,有明确产权主体的生态资源在市场上等价交换,生态资源资产化就有了前提和基础。在我国,林权是农户生态财产权的核心。因此,应以林地资源为突破口,对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进行定价,建立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的价格机制和市场激励机制,进而建立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在最优配置生态资源的同时实现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
(3)创新生态资源土地产权流转制度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限制性开发并具有特殊功能,应该成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先行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在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地性质的情况下,在承包权中将土地使用权 (经营权)分离出来 并转移给 农户,核发产权证、明确土地产权,通过价格机制和市场化运作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及外部生态资源的市场交易制度,使农户根据成本效益核算明确收益预期,改善经营行为,优化生态结构。同时,农民还可以通过土地经营权置换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政府以国家城镇建设资金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给予足额的经济补偿,并允许农户自带退宅还耕指标等生态财产权到城镇购房、就业。通过土地等 生态资产的流转,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生态移民及人口城镇化的生态资本问题,实现人地关系重组和生态资源的有效配置。进一步措施是实现城乡土地的 “同权、同地、同价”和统一产权结构,在妥善安置生态移民的同时使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
2.实行 “国家-市场- 自力”的多元化补偿模式
目前,生态补偿的资金短缺问题极大地制约着我国的生态环境维护与建设。破解难题的根本手段是将国家购买的一元补偿模式,转变为“国家-市场-自力”的多元化补偿模式,即国家作为生态效益主要购买者的同时,使市场机制在生态补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使生态建设成为农户的自主行为。
(1)国家投入为主的补偿。生态资源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性,是国家补偿的根据。国家补偿主要有政府对生态建设的初始投入、收购生态产品等形式的政府直接购买、利用制度和政策资源的间接购买和财政转移支付等形式。目前,财政转移支付是重点生态功能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在财政转移支付上,国家通过征收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生态补偿税费,通过用于公共服务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和用于生态环境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实现对生态区农户的补偿。作为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加大政府投资,构建环境保护财政预算支出保障机制,将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常性生态环境建设资金纳入中央和地方预算科目,在国家加大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相关地方政府应落实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并确保其用于生态补偿,是建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因素。应基于农户生态财产权的足额补偿和地方政府实际减收增支情况、发展机会成本,确定功能区转移支付基数,以国家生态保障建设专项资金形式明确资金的用途。同时,在整合多项相关财力性转移支付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政府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并探索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特殊的财政支持政策,实现政府的间接购买,如适度调高财政留存比例、投资基础设施、实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在环境保护税中增设水电、矿产、生态旅游开发等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相关税目,以及信贷优惠等项目融资支持、政府调节性采购政策、建立土地流转市场、对农户的智力、技术投入等,引导和支持对农户生态建设投入的补偿。
(2)市场补偿发挥重要作用。国家作为生态效益主要购买者的同时,快速有效地使生态保护者得到经济补偿需要市场发挥重要作用。在宏观上创造生态产权清晰、流转方便的制度环境,在微观上建立约束和激励机制,是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和有效运转的关键。因此,通过制度创新,将市场机制引入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建设,吸引社会各种资本进入,并开发森林碳汇,建立健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探索生态旅游、土地租赁、信用额度交易等多种形式的市场补偿机制;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 复,谁受益、谁补 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基本原则,使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承担环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态环境恢复责任,赔偿相关损失,支付占用环境容量的费用;享受了资源环境外溢收益的地区、企业和民众,通过交纳环境资源税、直接经济补偿、援建等多种形式开展生态合作,以区际间和流域间横向转移支付,建立生态保护共建共享机制等等,都是通过市场补偿促进生态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方面。
(3)农户自力做补充。重点生态功能区多为生态脆弱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叠加区,因此,一是实施生态锁定与生态补偿相结合机制;二是完善生态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三是增强农户自身“造血”功能。
摘要：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财产权缺位,缺乏激励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机制,是造成功能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低效率的重要根源。本文基于生态财产权角度,立足农户生态补偿的本质内涵,明确提出,对农户的生态补偿是对农户的土地使用权与产生于土地使用权的生态财产权价值的补偿,应遵循公平、足额、效率和尊重利益主体意愿的原则,建立明确稳定的产权关系和清晰健康的产权制度,按照国家、市场和农户自力的多元模式,建立生态资源持续开发的配套制度,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关键词：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财产权,生态补偿机制
农户视角 篇2
1.农户的金融需求特征
(1)农户主体层次化
作为金融市场微观参与主体，农户是农村金融需求的重要主体。根据农户家庭财产、收入规模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次：贫困型农户，温饱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1)贫困型农户，一种特殊的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金以及可抵押物。多为从事简单农业种植业的纯农户。(2)温饱型农户，也就是解决了生活温饱问题的农户。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特种作物和动物种养大户，农业兼业户的比重较大。(3)市场型农户，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市场为导向向高层次生活迈进，是实现农民增收和农村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主要是订单农业的季节性收购农户、私营加工个体户，包括部分的非农业兼业户，经商户居多。
(2)农户需求多样化
农户的金融需求根据其性质活动内容及规模不同又表现出多样化特征。上述三层次的农户由于各自的经济状况不同，从事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因而金融需求也存在极大差异。1)贫困型农户，资金需求单笔数额小，户数多而分散，资金使用周期较短，一般在一年左右，资金需求量一般在1-5万元。由于贫困型农户以实物收入为主，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住房等实物，却缺乏商业银行所需要的抵押物，缺乏可以将土地、住房等实物变现的机制，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传统型农户向正式商业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难度。2)温饱型农户，资金需求单笔数额较大，户数较多，资金使用周期相对较长，通常在一年以上，需求量在5-10万元不等。这些农户的信誉度较高，正规金融机构也愿意对这部分农户发放贷款，一般情况下贷款的回收率也较高，但无法满足这部分农户的资金需求，民间金融的发展恰好能为这部分农户的增收提供很大的帮助。3)市场型农户，资金需求数额大，户数相对少，资金使用周期长，多为两年以上，其需求额一般在10-100万元。由于正规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不敢将资金投放到管理不够规范的农户手中，农户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难以得到基本满足。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农村金融机构仅能满足 20%的市场型农户的贷款需求，大部分贷款还得通过农村民间金融融资来获得满足。
2.农户的增收途径
假定：农户的收入增长与农户可获得的融资量成正比，与融资利率成反比。通常可获得的融资量越多，可用于生产的投资量也增多。而较低的融资利率意味着较低的融资成本。因此增加农户收入的途径主要是提高融资量、降低融资利率。
目前，民间利率相较正规金融的利率较高，降低融资利率依赖正规金融机构采取的涉农贷款贴息服务的间接影响。提高融资量是增加农户收入的主要途径。主要包括获得融资量的多少和获得融资的速度。
(1)获取资本，配置资源
民间金融促进农户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主要基于金融资本的直接及时获取。农户有较多的消费需求时，尤其是生产资料消费比较大时，贷款数量往往较多。当其消费需求较少时，贷款数量相对偏少。消费在各期之间的调整，也有利于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
资源配置效应主要体现在贷款用途和贷款数量。贷款用途是借款人将贷款和一定的生产要素相结合，最终产生最大的经济效应，实现资源配置最优。为了研究贷款用途与农户收入的相关性，将用途分为非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生活和其他四个方面,见表1.1。可见，市场型农户主要投资非农业生产，每100元的民间金融贷款有63元用于非农业生产投资，而贫困型农户的贷款主要用于解决生活困难。贷款数量主要与贷款次数与每次贷款金额相关。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农户在最近两年内曾在民间金融市场上融资，其中市场型农户中两年内借款次数在3次以上的占到84%，且每次金额平均为20万。
(2)加速投资，提高产出
产出效应主要体现在贷款农户的收入变化。一般来讲，农户获得民间贷款数额越多，并且直接用于生产活动进行生产投资，农户可以获得的收入就越多，更有利于农户的增收。就亲朋好友间的互助借贷举例来讲，一些地区由一个村庄、一个大的家庭组成，由德高望重、并有组织能力的领袖人物出面组织大家凑钱，对陷入困境的农户进行帮助，弥补其短暂的资金不足。用数学分析加以计算：
若某一不可分投资项目所需资金为m元，同时假定有n个人，每人每期可用于该投资的收入为m/n元，则每个人需要等待n期才能进行项目投资，所有n个人的投资总等待时间为n的平方。若n个人恰好是这个自愿性质的互助组织，每期每个人将自己的m/n元收入交给其中的某一个人使用，那么第一期得到该资金的人的投资等待时间缩短为1期，依次类推，这个民间借贷组织所有成员等待时间为n(n+1)/2，平均每个成员的等待时间为(n+1)/2，是自我积累进行投资方式下的(n+1)/2n倍。
为区别不同类型农户的产出效应，我们将农户收入变化程度区别为明显变化、一般变化、无变化或经营失败三种，其中根据贷款农户较上年的增长幅度来划分，增长幅度在10%以下的划分为无变化或者经营失败，增长幅度在10%—50%之间为一般变化，贷款农户年收入明显变化的幅度为50%以上。三个层次的农户数量占不同类型农户的比例如表1.2所示。
农户视角 篇3
【关键词】动物疫病防治；农户；优化策略
1 疫病防控对农户的重要性
1.1 有利于传染疾病的控制
传染疾病一旦在农户养殖环境中大量爆发，不仅会造成养殖户当年养殖品种出现大批量死亡，动物生命的流失；还会造成经济上的亏损。动物疾病的分布与环境有关，作为动物饲养农户，在饲养过程中极易由于自身养殖经验造成养殖中形成疫病适宜生存的小气候，在个人处理方面效果不佳。农业动物疫病防控管理能够从全方位、站在更高角度对疫病实施管理控制，避免了人为处理的局限性。且国家在实施疫病防控管理时，对农户的技术帮助与防疫药品的发放无意中帮助了疾病的控制，对于农户而言可一定程度减轻经济压力，提升养殖效率。
1.2 有利于农户意愿的达成
农业动物疫病防控管理实质上是一种公共管理基础上实施的社会活动，其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以及价值判断决定了其政策目标。国家政府部门在农业动物疫病防控管理中充当了公共物品提供者、发放者的角色，按照公共管理的结果以及目标是否达成来作为自身工作效果的标准。养殖户在政策下属于受益者，作为利益相关者，在农业动物养殖中受到政府部门疫病防控技术指导以及药物、设备配备，在养殖意愿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1.3 有利于防疫市场的控制
对于农业动物疫病防控需要用到的消毒药剂、设施设备等，同样属于交易市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提供的产品。对这些物品的管制与处理实际上就是对市场规范化的举措，政府部门加强农业动物疫病防控管理能够通过外部与内部结合方式优化农业动物疫苗市场管理体制，让农业动物疫病防控长期处于透明状态，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产生几率降至最低。同时，对于农户而言由于政府部门会将疫病防治相关设备、药剂的价格公开，在信息公开下稳定交易主体预期值，从而达到控制交易成本，降低农户用在疫病防治方面的经济支出，有利于市场的优化。
2 农业动物疫病防控管理下农户状态
对于农户而言，农业动物疫病防控管理下属于第一受益人，在享受相关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必要义务。政府部门应该重视对农户在此方面的培训工作，尽可能让其了解到疫病防治的重要性以及必要举措，并且对自己饲养的农业动物有一定程度了解，例如在哪个季节容易出现哪些疫病等，让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展开疫病防治。哲学上认为，意识对事物发展具有能动作用，能够推动或阻碍事物发展。农户只要形成了自主防控疾病意识，政府部门在开展相关工作时也会更为顺畅，在农业动物疫病防控管理方面作用效力将更强。
在农业动物疫病防控管理下，多数农户已经认识到了动物疫病防治的重要性，并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宣传，购买其推荐的疫病防治产品。统计发现，在农业动物养殖方面出现的疫病数量以及比例也不断下滑，相信在这种趋势下疫病产生几率将逐渐减小，达到零疫病出现程度。
3 农业动物疫病防控管理优化策略
3.1 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
鉴于我国在动物疫病方面的控制情况，农业动物养殖应不断加大资金方面的投入，引进高效疫病防治产品，尽可能从养殖这第一道关卡将疫病控制住。作为农户，更希望看到的是政府部门的支持，通过市场调节降低疫病防治药物售价，让资金不再成为疫病防治的阻碍。
同时，政府部门可通过实际疫病药物的发放加大防控力度，将我国动物防控体系建设的更为全面，积极推进兽医体制管理改革工作。具体而言，除了相关制度上的完善之外，政府部门可以为农户提供品种优良的畜种，让牲畜一开始便处于基因优良状态，提升对疫病的抵制能力。
3.2 加大技术指导
农户在希望市场更为规划的同时，更希望相关部门派遣更多专业人才前来指导，包含疫病防治药物的具体使用方式、使用剂量以及频率等，并有针对性的对自身养殖动物提出饲养上的注意要点，让政府部门与养殖户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同时，专业指导人员最好能够实施一体化指导工作，传统指导时专业人员只是在养殖开始之前或是药物投放时进行为期短短几天的讲解，并没有长期驻扎实施全程养殖帮助，农户无法切实从专业讲解方面得到高效经验。政府部门需要在此方面提升对人力与财力资源的投入，帮助农业动物养殖者全方位了解养殖重点，从而提升对疫病的防治能力，降低疫病产生几率。
3.3 管理透明度需提升
虽然我国目前在农业动物疫病防控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透明度，但透明度却更倾向于建立在农户信任基础之上。在现代化社会中，贪污、腐败等词汇并不罕见，农户难免会认为政府部门给自己的拨款资金已经被层层手续剥削，到自己手上已经所剩无几。鉴于此，政府部门理应将疫病防治资金投入尽可能公开化，包括技术人员指导费用、农户购买政府推荐产品的市场费用等，让养殖户了解到政府在疫病防治方面的良苦用心以及资金投入程度，建立起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可以通过信息化技术建立起一个便于与农户之间交流的平台，在平台上可实现对疫病防治药物的宣传、现行保险政策的介绍、补偿基金的发放要求通知、养殖规模化标准化的举措发布等，让农户进一步了解政府部门办事意图。另外，若管辖范围内出现了动物疫病的大面积爆发，政府应组织各种应急物资到位帮助农户渡过难关；同时考虑养殖户行为改善防控政策，以有利于政府对动物疫病防控目标的实现。
4 结束语
农户对动物疫病防控管理政策、制度有重要的能动作用，从农户需求出发，保障农户利益，增强农户抵抗市场和疫病风险的能力才是实现动物疫病防控管理目标的根本。动物疫病防控管理目标的实现以及防疫体系建设的完善可从增强农户风险抵抗力方面着手，切实提升管理效力。
参考文献：
[1]闫振宇.基于农户视角的我国农业动物疫病防控管理研究[D].華中农业大学，2009.
[2]栾月萍.从农户角度讨论农业动物疫病防控管理[J].华章，2013（25）：340.
[3]贾天宇.动物疫病风险损害及规避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13.
农户视角 篇4
一、农户自身的因素限制了小额农贷的发展
1.自信心不足
在调查中, 许多人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 他们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 不懂技术和管理, 难以从事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 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资金需求小的种植、养殖和小型商业活动。 例如, 在保定某菜市场, 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 在这个市场春夏天卖棕子, 秋冬卖粘糕, 已经干了10多年, 每天大概能卖200多个棕子, 0.75元/个, 据这位大姐介绍, 每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她不知道自己除了卖棕子和粘糕外, 还能做些什么更大的生意。因此, 她没有贷款的需求。
影响农户自信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与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素质、经营管理等素质不高密切相关。陈华宁对河北玉田县3个样本村进行了调查, 在659名农业劳动力中, 文盲、半文盲的比例为8.6%, 小学文化程度为29.0%, 初中文化程度占51.1%, 高中文化程度占10.9%, 大专及以上仅占0.3%。从对植物疫病的了解情况看, 选择不太知道的比例为27.4%, 有41.1%的农户对植物疫病有一般了解。从销售产品的市场信息来看, 有55.3%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上门收购人员, 表明农户经营管理意识不强。[2]农户自身素质影响其在社会交往中的被认可程度、生产经营的成功率、接受新事物的快慢, 当农户受挫感增强或缺少社会和他人的肯定性评价时, 农户的自信心就显得不足。二是基本生产条件差。农业投入不足,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 基本处于“靠天吃饭”的水平, 这种生产条件如果持续较长的时间, 将使农户改变贫穷生活的梦想破灭, 打击农户的自信心。
2.自认为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
笔者走访了保定紫园小区门口卖水果的小商贩, 问她需不需要贷款, 她说只能在紫园门口卖, 即使贷款获得了资金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投资项目, 还得支付利息。同样, 笔者询问菜市场一位三十多岁卖肉的妇女, 她回答:“这个市场就这么大, 有钱也不能扩大经营”。
小邓是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 2008年在广东打工, 但因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2009年春节前返回四川老家, 虽然经过几年的打工, 手里有几万元的积蓄, 但自从回到农村老家后, 先后考察过几个项目, 或因资金不足、或因经验不足、前景不明朗都没有实施, 目前仍然赋闲在家。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两年, 小邓很可能将花掉全部积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 就业或自谋生路将越来越困难。
在调查中, 笔者发现认为没有合适创业项目的女性比例要高于男性, 这可能与社会对女性相夫教子的角色定位有关。为何一些农户认为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呢?笔者认为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第一, 农户获得生产经营信息的渠道相对较少, 不能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致富信息。第二, 农户的文化水平不高, 对有一定技术含量的项目不能独立运作。第三, 缺少对农户相关的培训;第四, 没有形成相关的产业链。
3.囿于自身知识和财力的限制
在与保定安新的一位小伙子的谈话中, 笔者了解到白洋淀的芦苇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人们的喜爱, 在国内卖20元左右的一幅芦苇画, 在欧洲市场大约卖到20美元, 虽然面临巨额利润的诱惑, 但当地农民却鲜有从事芦苇画出口贸易的。其原因主要有:外贸出口需要交纳巨额保证金, 对一般农户而言无力支付先期投资;芦苇画易碎, 如果到达欧洲后出现芦苇画破损问题, 则要承担巨额赔偿;国际贸易需要通晓进口国的语言、熟悉法律、贸易等相关知识, 这些对农户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从20元人民币到20美元, 即使除去中间的运输费用、房屋租赁费用、关税等相关税费, 出口芦苇画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 可农户没有用于抵押的房屋, 也没有用于质押的大量存款和国债, 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用于满足芦苇画贸易的保证金要求。即使农户所需贷款额较小, 但银行对欲从事芦苇画贸易、文化水平低、不懂外语、缺少贸易经验的农户, 又如何确保这笔农户贷款没有风险呢?因此, 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拒绝向这类农户提供贷款。
二、农业生产的高风险使许多农户不愿扩大投资规模
1.农产品价格波动大
从图1可以看出, 2008年初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曾经接近175, 当时每斤猪肉的价格高达14～15元, 猪肉价格上涨也带动许多农户开始养猪, 这些农户在高位买入猪仔, 但随后猪价却开始走低, 农户的高投入换来的却是较低的收益, 这种现象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蛛网模型。蛛网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商品的本期产量Qts决定于前一期的价格Pt-1, 即供给函数为Qts=f (Pt-1) , 商品本期的需求量Qtd决定于本期的价格Pt, 即需求函数为Qtd=f (Pt) 。当供给曲线斜率的绝对值小于需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时, 当市场由于受到干扰偏离原有的均衡状态以后, 实际价格和实际产量会围绕均衡水平上下波动, 但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 最后会回复到原来的均衡点。供给和需求不平衡, 常常造成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由于农户不能准确预测未来农产品的价格, 担心未来价格波动可能造成的损失, 因此不敢大规模进行生产投资,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贷款需求。
2.农业生产经营还面临许多突发风险
农产品价格不仅受到供求影响, 还受到一些突发因素的影响。保定尚庄有一农户向银行贷款养殖奶牛, 2003年以每头1万元左右的价格买来小牛犊, 可2004年开始出现的“大头娃娃”事件 (指婴儿因食用不合格奶粉喂养, 导致的四肢短小, 身体瘦弱, 脑部明显偏大甚至死亡等后果) 导致牛奶、奶牛价格暴跌, 该农户用了4年才还清所有欠款, 从此再也不敢涉足养牛业。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2009年春天开始的甲型H1N1流感, 因刚开始对流感的类型搞不清楚, 曾经取名为猪流感、禽流感, 当我问及该事时, 菜市场里卖鸡蛋的大姐说当听到这个消息时, 吓出了一身冷汗, 幸好过几天证实这次流感与家禽无关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3.农业保险发展滞后
农户依靠自身力量难以防范农产品价格和产量经常大幅波动的风险, 目前农业保险能否真正为农户的生产经营保驾护航呢?截止到2009年初, 河北省共有15家财产险经营主体, 其中仅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和中华联合河北分公司两家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政府部门或其他组织未开办农业保险。而且, 在已开设的农业保险中, 保险公司也通过种种限制条款降低赔偿标准或避免赔偿。例如, 能繁殖母猪保险的保险金额定为每头1000元, 保费为每头60元, 但有的保险公司依据母猪的重量赔偿, 实际赔偿额仅有几百元, 能繁殖母猪“出险”赔出白菜价, 伤透了农户的心, 打击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限制了小额农贷的发展。
三、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与农户需求之间存在矛盾
1.关系贷款和贷款手续烦琐
笔者与河北大学东侧合作路市场卖八宝粥的小伙子聊天, 他是保定安新人, 安新有全国闻名的白洋淀。他说, 只要有10万元钱, 就能在当地办一个毛毡厂, 原料是从南方进来的碎布头。当地原料、生产加工、销售已配套齐全, 只专门从事毛毡生产加工就可以了。若在当地养殖鸭子, 如果顺利的话, 10万元的初始投资1年后就变成了二三十万元, 如果3年经营顺利的话, 资金就会达到近百万。但一般农户得到贷款却非常困难。当地金融机构较少, 县城有工行、农行、农村信用社和邮储银行, 而他所在的乡镇就只有农信社和邮储银行。如果不认识银行的人, 养殖鸭子还能贷到2万元左右, 从事其他项目则根本得不到贷款。此外, 保定顺平种植桃树的农户也反映, 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比较困难, 一般需要关系和请客送礼, 手续烦琐。
2.严格的担保规定将农户拒之门外
目前, 贷款担保一般有保证、联保、抵押、质押等几种形式。保证贷款一般要求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作为保证人, 而普通农户很难找到合适的保证人。联保要求联保小组成员在法律上对借款人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此一般情况下农户不会轻易参加联保小组。其次, 农户普遍存在联强不联弱的心理, 没有一定的共同经济利益的农户很难组建联保小组。第三, 《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 联保小组成员必须是“没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农户, 而事实上, 非亲非故的农户绝大多数是不愿互相保证的。因此上述几个因素制约了联保贷款的推广。农户质押贷款系指以借款人或第三人合法拥有的凭证式国债和定期存款单作为质物, 贷款人向农户发放的人民币贷款, 在我国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761元的背景下, 农户又有多少国债和存单可以用于质押贷款呢?因此, 对农户质押贷款的发展也不宜盲目乐观。
我国《担保法》明确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土地所有权;耕地、宅基地、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 但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除外、以乡 (镇) 、村企业的厂房建筑抵押的, 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能够将荒地作为抵押品的农户毕竟是少数, 农户所拥有的只有宅基地及其上面的房屋, 既然农村土地不能作为抵押物, 建在土地上的房屋自然不能作为抵押物, 因此大多数农户缺少符合标准的抵押物, 限制了其获得贷款的机会和金额。
四、外部环境制约了小额农贷的发展
1.缺少完整的产业链
笔者在与河南驻马店的一位农民聊天中得知, 当地几乎所有青壮年男人和一些妇女都去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打工, 当地留下的人员主要是老人、部分妇女和孩子, 当地人戏称为“613899”部队 (61指儿童、38指妇女、99指老人) 。我问他是否愿意通过贷款在当地做些小生意?他说:“没有相应的上、下游的配套产业链, 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营商环境, 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单枪匹马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太困难了”。笔者在河北玉田沙沟村调研中发现, 当地已形成了一条加工棉裤的完整产业链, 有人专门负责原料的采购、有人只管加工、有人负责销售, 产业分工高度细化, 当地一般农户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 甚至更高。由于缺乏完整的产业链, 制约了农户在家乡的发展, 也制约了当地小额农贷的发展。
2.被征地农户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河北大学附近的马庄以前每家农户都有大片土地, 但该村土地先后卖给河北大学开发紫园生活小区、建立菜市场后, 每个农户拥有土地数量大为减少, 使大规模种殖养殖受到了制约, 且农户在征地中得到的补偿极其有限, 对农户从事稍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只是杯水车薪。在我国, 以村委会为中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主要体现为村民自治。这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 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但在调查中, 很多农户反映在出售村集体土地的过程中, 往往是村干部说了算, 广大村民的呼声得不到充分重视, 广大农户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一些近郊农户已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土地, 得到的征地补偿款又很少。要钱没钱, 要地没地, 金融机构自然不愿意向这些农户提供贷款。
3.依靠个人力量难以甄别客户的信用风险
我曾经问河北玉田县一位农民是否希望得到贷款, 他非常坚决地说不需要贷款。他是一位包工头, 专门组织人员为农户在宅基地上建房, 建房人员的工作时间一般每天为9个小时, 小工的工资为50～60元/天, 大工为60～80元/天, 房主不负责建房人员的吃住。我问他是否愿意通过贷款从事一些小型建筑设备的出租?他说, 建筑出租业的租金很高, 但是当地租赁设备一般不交押金, 只在租赁期满后给付租金。但一些用户拖欠租金、损坏设备、甚至不归还设备, 使出租方承受了较大的风险。依靠个人的力量甄别客户的信用情况又非常困难, 不良债权很难通过法律和私人方式追讨回来, 即使能够成功收回, 其收益也不足以补偿追讨的成本。当前, 各种产品价格经常出现大幅波动, 如果同时再面临着巨大的信用风险, 则大规模投资很可能遭受损失, 这也是许多农户宁愿提供劳务, 而不愿意自己投资创业的一个原因, 也是制约小额农贷发展的一个因素。
4.对失信的经销商缺少严厉惩戒措施
河南驻马店由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非常适宜种植香菇, 且当地有一流的种植专家能够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前几年, 驻马店的香菇产业非常红火, 许多农户都纷纷贷款从事香菇的种植生产, 一些港台和内地的大经销商也来驻马店收购香菇, 由于收购规模大, 需要当地的一些人充当中间收购商, 为了在短期内获得暴利, 一些不法的中间收购商在香菇的菌柄处掺加铁钉, 通过大幅提高香菇的重量来谋取暴利。随着不法中小商贩的增多, 大经销商们纷纷意识到上当受骗, 不愿意再到驻马店收购香菇了, 曾经蓬勃发展的香菇产业链也因此步入萧条。由于对不法经销商缺乏强有力的惩戒措施, 使之成为害群之马, 扰乱了整个香菇产业的迅猛发展。没有了整个产业发展的大环境, 没有了顺畅的销售渠道, 农户生产香菇的利润也随之降低, 许多农户纷纷出外打工, 而不是在家中通过贷款或其他方式筹集资金从事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了。
五、结语
农户小额贷款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户文化水平低、缺少专业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缺少有效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等抑制了农户的贷款需求;信贷服务质量差和严格的担保规定使农户的贷款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缺少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和对失信者的惩戒措施、被征地农户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等外部因素也抑制了小额农贷的发展。
为了加快小额农贷的发展, 在上面原因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提高农户素质, 加强对青壮年农户的农业专业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提高农村孩子的文化水平。
二是探索农业保险新模式, 广泛开展农业保险, 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 帮助农户有效分散风险。
三是允许更多民间资本从事小额农贷业务, 形成竞争格局, 降低贷款利率水平, 提高贷款服务质量, 简化贷款程序, 创新贷款担保方式, 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户的贷款需求。
四是当地政府可根据具体情况, 因地制宜地招商引资, 以公司+农户等方式带动农户创业, 优化信用评级标准, 完善信用评级体系, 将信用评级对象涵盖到普通农户, 建立对失信者的严厉惩戒措施, 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增强村民在决策中的话语权,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促进小额农贷的发展, 让小额农贷帮助广大农户走上致富之路, 过上小康生活, 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宋焱.小额贷款工作取得实效[N].金融时报, 2009-07-11.
农户视角 篇5
六库镇位于云南省怒江州与泸水县的政府所在地, 林地面积超过2万hm2, 全镇的森林覆盖率达到56%, 其中的活立木蓄积达量近百万立方米, 拥有多种动植物, 为发展林下经济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目前, 六库镇林下经济的改造低效林、造林补贴等配套项目, 农户是直接的项目实施者, 政府部门只负责宣传落实, 已取得初步成效。但六库镇在发展林下经济方面依旧面临农户思想认识不高、参与意识不强、缺乏政策与资金支持等问题, 亟待解决。
2 农户视角下发展林下经济的原则及意义
林下经济主要是指以森林资源及生态环境为依托发展起来的林下种植业、养殖业、森林旅游业等, 不仅包括林下产业, 也涵盖林中产业、林上产业。因此, 六库镇发展林下经济应与生态环境保持协调, 通过对林下资源的充分利用来实现林地可持续发展。同时, 要坚持政府的引导与规划, 确保林下经济发展策略与六库镇实际情况相符, 通过示范引导提高林下经济的综合效益, 从而确保农户广泛参与, 真正实现合作共赢。
对六库镇的农户而言, 发展林下经济对促进农民增收有重要意义。在六库镇现有的条件下, 传统农作物单产所提升的空间很有限, 农民几乎无法依靠传统的农业种植业大幅度提高收入, 所以只有充分利用闲置的、丰富的林地资源, 将农村的多种经营项目尽早转移到林下, 以不新增占地为前提, 通过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为农户开辟新的增收渠道[1]。总之, 发展林下经济对六库镇林业经济周期的缩短、林业附加值的增加、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户增收渠道的开辟、生态建设成果的巩固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终确保六库镇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 促进林业产业发展, 从而真正实现在富民中兴林、在兴林中富民的目的。
3 农户视角下发展林下经济的政策建议
3.1 深化林权改革, 明晰产权
首先, 政府要加强林权改革的宣传及教育。从当前的情况看, 六库镇的农户普遍不具备林业资源权属意识, 虽然林权改革的主体任务在政府的引导下已初步完成, 但大多数农户对林权制度改革的内容、方案、资源权属都尚不清楚。所以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林权改革的宣传力度, 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以及下乡宣讲等途径, 广泛传播林权制度改革的内容及方法, 使六库镇的农户能真正意识到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从而增加农户的森林资源权属意识。其次, 六库镇要进一步明晰林业产权。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包括改革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 农户获得这些权利都要以产权的明晰为基础, 所以需将林权切实移交到农户手中, 不能继续任由林权被村集体统一控制或落入村小组, 避免因产权明晰度不足、经营不规范等问题的出现而造成林下经济发展受阻[2]。因而六库镇应当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在林权制度改革中对权属进行合理的分配, 以进一步明晰林业产权, 提高农户从事林下经济发展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2 引导林权流转, 促进交易
为进一步引导和规范林权流转、促进林权交易, 六库镇首先应积极针对林权要素建立交易市场。林下经济是典型的小农经济之一, 能有效促进经济实现规模化与产业化发展, 而六库镇通过完善建立交易林权要素的市场, 就能有效解决当前发展林下经济时面临的缺林少地、交易成本高、经营分散、市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所以政府应加大主导力度, 进一步规范建设交易林权要素的市场, 通过吸收农户在内的林下经济经营者, 完善建立交易市场, 并按照六库镇森林资源及其交易的现状, 形成多层面交易市场, 为提高林下经济产业化与规模化的程度等提供基础保障。
与此同时, 交易林权的规则也应得到完善, 要及时建立交易支撑体系。在六库镇建设与完善交易林权要素市场的过程中, 须综合考虑市场机制, 逐步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 确保林下经济的经营者之间能实现对林权的有效流转, 促进六库镇林下经济健康发展。当然, 还须建立发布林下经济信息的机制或平台, 使林业产权交易、生产要素交易等中介服务组织得到广泛发展, 将林下经济生产经营大户对普通农户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有效促进林权的流转与市场交易。
3.3 加强农户合作, 参与带动
如今, 六库镇林区的部分农户依旧认为林下经济是一项新鲜事物, 普通的农户想法不多, 即使是有想法, 也因会忧担风险而不敢尝试。但六库镇推进发展林下经济的关键就是要让农户看到实惠, 只要在建设示范基地的引导及能人的带动下让农户看到、得到真真切切的实惠, 看到同乡人成功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实现致富的鲜活案例, 就会让摒弃保守思想的、大胆尝试的农户越来越多, 从而逐渐走上林下经济经营的道路。
在该过程中, 六库镇农户合作社等组织对农户思想的统一、林业意识的增强以及示范基地建设的促进等起着重要的作用。六库镇农户选择合作模式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长期获得稳定的经济效益, 合作社的产生、发展等都需要时机以及值得信赖的、有能力的人才, 需在当地选择合适的产业来发展, 并具备较强的市场带动能力。所以六库镇应大力扶持企业、能人等积极建立农户合作社, 带动当地农户纷纷进入发展林下经济的队伍, 真正实现对农户的参与带动, 为提高林下经济发展效益、促进农民增收提供有利条件。
3.4 加强金融支持, 实现共赢
面对六库镇农户在发展林下经济中缺乏政策资金支持的问题, 需要加大政策性的金融支持力度, 发挥相关政策性银行在发展林下经济方面的导向作用。 (1) 针对林下经济开展政策性贷款活动, 通过六库镇农信社的参与, 为农户办理经营林下经济的委托贷款; (2) 针对活立木储备开展政策性信贷活动, 引导农信社等银行积极为农户提供林权抵押贷款业务, 为农户参与经营林下经济办理贷款; (3) 针对农户与龙头企业合作经营林下经济开展政策性贷款活动, 通过扶持合作经营, 促进农户与企业共同增收, 实现农户、企业与银行的共赢。
同时, 六库镇应加大创新商业金融的力度, 增加农户经营林下经济的金融供给[3]。一是完善建立商业金融支持体系, 为林下经济的经营主体提供支持;二是为农户提供担保、森林保险等金融服务, 通过林业适度金融市场的建立来放宽六库镇金融准入标准, 允许信贷记录良好的、实际存在的小额贷款组织进入六库镇的林下经济信贷市场, 并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组建, 为农户经营林下经济提供可靠的政策资金支持。
4 结语
林下经济的创新是影响深远的一项经济结构变革, 是观念与体制的不断创新, 对六库镇而言意义重大。在实践过程中, 六库镇应充分认识到农户视角下发展林下经济的原则及意义, 并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林下经济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 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摘要：指出了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经济是实现农民增收、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以六库镇的农户为视角, 以发展林下经济的原则及意义为基础, 提出了发展林下经济的政策建议, 以期为提升林下经济发展水平提供借鉴。
关键词：六库镇,农户,林下经济,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张连刚, 支玲, 王见.林下经济研究进展及趋势分析[J].林业经济问题, 2013 (6) :562~567.
[2]李积德.发展林下经济是解决退耕农户长远生计的有效途径[J].科技信息, 2013 (10) :482~483.
农户视角 篇6
目前, 与“三农”息息相关的政策主要有农业补贴政策、农村基础设施政策、农村生态环境政策、农业专业合作社政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农村金融及保险政策、农村土地政策等。其中, 农业补贴政策包括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包括农村扶贫政策、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政策。制度认知理论和行为经济学认为, 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农户具有理性的行为, 即使在一定的经济环境约束下, 农户仍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 仍然能获得最大化利益。尽管政策先于行为, 但农户是农业支持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他们对政策的态度直接关系到这些政策的执行效率及实施效果。农户认知即农户主观的认识和意愿。从农户认知角度研究当前的农业支持政策政果, 对发现调整和优化当前的农业政策,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从入世以来, 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新农业支持政策。许多学者对这些新政策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随着政策的深入实施, 学术研究方向逐步转向农业支持政策的实施问题、绩效、执行效果及评价等热点。例如, 钱克明 (2005) 首先对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增产增收及对不同群体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分析。宗义湘等 (2007) 就价格支持、财政支农等政策从宏观方向上对于农民增收的政策目标实现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李华 (2011) 基于1 451行政村14 510户的调研对新农合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分析, 农民对新农合和定点医疗机构满意度高。马爱慧等 (2012) 以农业补贴的政策目标为前提, 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考量了2004—2008年的农业补贴实施效果, 认为农业补贴政策与其政策目标关联度弱, 效果不尽如人意。薛惠元等 (2012) 利用湖北省605份问卷数据, 对当地新农保试点的政策效果进行分析。以上研究为提供思路和方法, 但稍显不足, 一方面, 这些研究仅着眼于单个具体政策或总体政策的概况性分析;另一方面, 这些研究采用宏观数据多, 把多项具体政策的微观数据放在一起研究的少。将利用恩施实地调研的7个村426个农户调查数据, 在分析中国现行农业支持政策农户参与现状的基础上, 纳入农户的家庭特征和收入特征对农户认知的影响, 从农户认知的角度来分析农户对农业支持政策效果的评价。
一、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来源
(一) 研究方法
1. 描述统计方法。
首先将使用stata12软件, 运用简单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回收的有效样本数据进行整理, 分析现行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户生产和生活作用的有效性。
2. 政策效果评价模型。
借鉴学者罗万纯 (2011) 的研究, 利用政策效果评价模型分析农户对所有政策效果的总体评价情况。政策效果评价模型如下:
式 (1) 计算总体评价值, yi表示第i个样本农户对n项政策效果的总体评价值;xij表示第i个样本农户对第j项政策效果的评价值, m为样本总和。
(二) 样本数据
所采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现代农业政府支持体系评价与优化研究”课题组2014年的调查。选取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市四个乡七个村作为调查重点区域, 主要原因在于调研地区恩施市地处于清江流域, 二高山地, 典型少数民族聚集区、高山地形、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 这些特点使得此次关于农业支持政策效果调研具有一定代表意义。
此次调查内容包括: (1) 农户家庭特征。具体为户主性别、年龄, 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受教育状况、掌握技能情况及家庭兼业程度; (2) 农业支持政策现状及评价。具体涉及农业补贴政策、农村基础设施政策、农村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农业专业合作社政策、农村扶贫政策、农村金融及保险政策、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政策、农村养老政策及农村土地政策。本次调研共获得426份有效样本数据。
二、中国农业支持政策效果评价
由于农户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条件、外部公共品不同, 再加上个体特征也不一样, 农户对农业支持政策效果的满意度评价也不尽相同。从农户认知数据出发, 将影响认知的外部和内部因素纳入统计分析中, 来讨论现行农业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将农业补贴、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生态环境、农村扶贫政策、新农合、新农保及农业保险、农村金融、农村土地流转等政策作为重点并对其进行评价。根据前文政策效果评价理论模型, 我们将农户对政策的“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种评价回答分别赋值为100、60、0。然后计算得出结果, 按照农户对政策效果的评价值依次从大到小排序, 次序为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用电条件、农产品市场条件、基础教育、新农合、交通条件、种粮直补、安全饮水、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农村生态环境、农村扶贫、农技推广、农田水利政策, 评价值分别为91.15、91.12、82.57、80.34、79.76、79.38、77.46、72.87、66.17、62.17、59.62、58.42、57.1、47。所有政策的总体评价值为71.8。具体 (见表1) 。
相比较而言, 农田水利供给政策的评价最低, 为47分, 说明近几年的农田水利设施问题严重而影响较大。恩施全境山地为主, 现有许多农田水设施始建于六七十年代, 年久失修, 又因水源不足, 公共维护资金缺乏, 水利设施欠缺, 造成近几年农田水利设施无法满足基本农田的排水灌溉需求, 水田的存量逐年下降。农户对此评价较差真实的反映了现实问题。
农技推广供给政策的评价值为57.1, 虽然有部分农户表示农技推广服务仍然存在, 但从整体调查情况来看, 目前的农业支持推广服务工作是不到位的, 不仅大多数村落该服务缺失, 即使在少部分村参与过程中也仅起一个通知、告知的作用, 没有起到产前引导农民调整、产中指导农民生产、产后帮助农民销售的效果。
农户对农村扶贫政策的评价也让人惊讶, 其评价值仅58.42。农村扶贫制度安排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均衡, 但调查的结果却恰恰反映了“不公平”这个制度性缺陷。由于农村扶贫的方式是“授之以鱼”, 因而培养了大批的扶贫依赖群体, 阻碍了扶贫对象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强化了他们“等、要、靠”意识。
农村生态环境的评价值较低, 为59.62。影响农户对农村生态环境供给政策效果评价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户经济收益相冲突, 生态补偿标准过低;二是不知如何在乡村生态旅游背景下谋求收入增加。
安全饮水工程是一项民心工程, 在政府建设和农民自发改善双重作用下, 整个农村的饮水工程也有了很大改变, 可调研地区情况不容乐观。虽处于清江流域, 但山区要么水资源短缺、要么取水不便, 给农村居民吃水问题造成很大的障碍, 使用自来水的农户仅31.99%, 另有40%左右的农户将山泉水直接接入家中饮用。调查中, 有部分农户反映村民自发安好水管等设施但政府一直没有供水。总的来说, 安全饮水工程在当地实施的并不普及, 农户对该政策评价值为66.17。
在这些政策中, 农户评价较低的还有农村基础教育, 评价值为79.76。农户普遍反映农村基础教育硬件设施大有改观, 但基础教育软件问题还是很多:缺少师资力量、教师流动性大, 上学普遍比较远 (撤乡并村后许多小学合并) , 管理混乱。此外, 还有上学成本高 (吃、住、行) 、师资专业化程度低、教学质量差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不是所有农户能全部感知的, 所以仅有9.52%的农户不满意。
主要结论和启示
从农户满意角度出发, 对农业支持政策进行评价。通过研究, 得出如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继续巩固农业支持政策的地位, 稳定农业补贴存量, 调整部分增量。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际竞争的加剧, 农业的基础地位只能增强, 不能削弱;给农民的实惠只能增加, 不能减少。虽然耕地少, 农户得到的补贴比较低, 但因为实施的时间最长, 政策的激励作用仍在, 农业补贴的满意度较高。从性别上看, 女性农户对政策效果的评价比男性高;从年龄上看, 45岁以上农户的评价比45岁及以下高。
2.出台农业支持政策要因地制宜, 不能一刀切。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经济地理位置、发展规划, 对政策的需求也不一样。基层政府应该将政策偏向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收入低的农户群体, 在经济上向其倾斜给予帮助, 向贫困者“授之以渔”———就业职能培训, 确保低层农民也能切实感受惠农政策的好处。
参考文献
[1]钱克明.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执行效果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5, (2)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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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视角 篇7
1 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 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共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改革变迁过程。
1.1 1978—1993年:以 (农) 行 (信用) 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
第一轮改革的重点是农业银行, 成果是恢复了农业银行并将农村信用社改造成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1978年之前, 我国没有真正单独为农村服务的正规金融供给主体, 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的农村信用社等金融部门, 只是储蓄动员的机构。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2亿多农户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 原有的城乡合一、动员储蓄的金融供给主体无法适应这种变化。1979年, 国务院出台政策恢复了农业银行, 并将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 农村信用社走上“官办”道路。但农村信用社变革的结果与政策初衷并不一致, 1984年国务院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 恢复合作金融的“三性”原则 (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 , 农村信用社的实力得到明显增强, 存贷业务占当时农村金融市场的六成以上。但由于行政色彩日趋浓厚, 恢复“三性”未能得到有效落实。1996年农信社的存贷比由1984年的0.41下降到0.22, 农信社从农村“抽血”的局面初步形成[1]。由于正规金融供给主体提供的金融服务远不能满足农村融资需求, 民间借贷得到了迅速发展, 当时的中央政府肯定了民间借贷的作用, 农村合作基金会得到政府的批准而大量成立。
1.2 1994—2002年:“三驾马车”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
首先, 1994年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承担从农业银行剥离出来的政策性金融业务, 成为农村金融市场上政策性金融供给主体。其次, 中国农业银行由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型。最后, 重新赋予农村信用社“民办合作金融”的性质。1996年, 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 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会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按照改革的设计意图, 中国农业银行发放商业性贷款, 农业发展银行发放政策性贷款, 农村信用社则按照合作制原则发放小额农户贷款, 形成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合作金融三位一体、分工合作、符合农村融资需求的金融体系。
但改革的结果与政策意图大相径庭, 表现为商业化了的农业银行出于成本收益和风险管理的考虑不断“离农”;农发行业务范围不断收缩, 政策支农作用的发挥极为有限;服务“三农”重任大部分落在了农村信用社身上, 农信社兼有商业信贷和政策信贷的双重责任, 但因其自身存在的体制缺陷及资金来源有限的约束, 难以完成“一农支三农”的艰巨任务。
这一时期, 国家出于金融稳定的考虑还改革了城市信用社, 将大部分县市的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城市商业银行。同时, 国家对民间金融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持社会稳定采取各种措施打压民间金融, 突出的表现就是1999年撤并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
1.3 2003—2005年:农村信用社重构
“三驾马车”改革实践与预期目标相距甚远, 农村信用社成为唯一坚守农村阵地的正规金融供给主体, 因而第三轮改革的重点是农村信用社。深化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法人为单位, 改革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制度, 明晰产权关系,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改革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 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交给省级政府, 成立农村信用社省 (市) 级联社。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 农村信用社的监管职能由人民银行转入银监会。农信社的新一轮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农村信用社多种产权制度得到确立, 2004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在整体亏损10年后首次实现赢利。
1.4 2006年以来: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2006年12月银监会发布了《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 首次允许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金融机构。截至2011年年末, 全国已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786家, 其中村镇银行726家, 贷款公司10家, 农村资金互助社50家[2]。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成立, 充实了农村金融供给体系, 扩大了农村金融资金供给。截至2011年年末, 已开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316亿元, 80%以上是用于“三农”和小企业, 其中农户贷款余额435.5亿元, 小企业贷款余额631.5亿元, 中西部贷款农户数占到全部贷款农户数的70%以上[3]。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的日渐活跃, 推动了邮政储蓄的改革发展。2007年5月, 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成立, 只存不贷的历史宣告结束, 定期存单小额质押贷款等服务农村的业务已在全国铺开, 作为一家新兴的全功能商业银行, 邮政储蓄银行锁定“支农支小”、“以小搏大”的特色发展之路。截至2012年2月末, 邮储银行支持“三农”及小微企业的贷款累计投放超过8800亿元, 惠及农户、小微企业580多万家[4]。
2 优化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正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是农村信用社为主体、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辅助、邮政储蓄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供给体系。这种供给体系总体来看较合理, 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 (1) 农村合作金融的功能定位不明确, 农村信用社支农力度不够, 实施小额信贷的动力不足, 省级联社政企合一的性质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不一致, 尚未形成“权、责、利”相统一的机制, 股权结构非农化倾向严重[5]。 (2) 农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服务“三农”面临挑战[6]:一是农业生产的弱质性造成农户的低收入和收入的不稳定, 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面临风险性考验。二是大型商业银行为“三农”客户提供贷款, 需要投入的成本远远高于城市业务, 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面临成本考验。三是我国农村人口众多, 居住分散, 交通不便, 信息相对闭塞, 开展“三农”金融服务需要采取“点多面广、分散经营”的业务模式。这与大型商业银行正在实施的管理集中化改革模式存在较大矛盾和冲突。四是商业银行服务“三农”方式值得探讨。大型商业银行基于自身的功能定位, 肩负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 会造成股东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冲突。 (3) 农业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的业务范围不明确, 农业银行还承担着的扶贫贷款和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性贷款;农业发展银行经营非效益化倾向严重, 业务运行成本较高[7]。 (4)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不足, 支农效果有限, 实践中扶持对象偏离“三农”现象较为严重。
3 优化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思路与对策———基于农户融资需求的视角
3.1 优化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总体思路
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变迁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 这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自下而上的诱致型制度变迁路径背道而驰。内生于农村金融中的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农村金融组织诞生壮大的重要制度之源, 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结果是农村金融市场融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 农村融资制度缺乏效率, 农户的融资利益和需求被严重忽视。不过, 我们欣喜地看到, 新一轮的农村金融改革中, 政府逐步重视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性, 允许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银行, 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新的改革思路能够为我们创新农村金融组织, 构建以小额信贷为基础, 进而满足广大农户融资需求的新农村金融体系框架提供政策背景, 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与农户融资制度供给的现实, 决定了小额贷款应当成为农户融资金融体系的基础。但小额贷款与银行商业化经营原则不相吻合, 小额贷款特别是小额信用贷款运行中存在着天然的低效率, 且农户与银行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导致该金融产品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 因此发挥小额贷款的基础作用, 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小额信贷的微观运行机制, 降低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要创新农村小额信贷机构, 提高小额信贷量的支持作用, 同时, 政府的保障作用不容忽视, 应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保障作用、财政税收的激励作用以及农村物权、土地流转的支持作用, 构建起农村地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鉴于当前存在农村信用社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垄断地位, 出于竞争和效率角度考虑, 适当发挥商业性金融的支农作用, 有利于培育有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 提高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
基于以上考虑, 我们认为,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优化的空间, 应当建立起“以小额信贷为基础, 以政策性金融为保障, 以商业性金融为支撑, 以良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为支持”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
3.2 优化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对策
3.2.1 整合小额信贷资源, 充分发挥小额信贷的基础作用
完善的小额信贷体系应该包括:生产资金互助合作社、金融机构小额信贷业务 (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扶贫小额信贷[8]。其中, 生产资金互助合作社主要服务合作社内的农户, 金融机构小额信贷业务、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服务非合作社内农户和农业大户,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服务贫困农户。
(1) 构建生产资金互助合作社。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今后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形式。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生产资金+资金合作”的生产资金互助合作社, 在生产合作的同时加强资金合作, 一方面促进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扶持真正的互助合作金融, 进行资金互助, 有效解决农户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难题。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相比, 生产资金互助合作社具有以下优势:一是服务对象直接定位为农户。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中小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资金需求量大的个体生产经营户, 而生产资金互助社服务对象就是社内农户。二是管理成本低。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外生于农村经济不同, 生产资金互助社内生于农村经济, 借贷信息对称, 交易成本低。三是机制灵活, 手续简便。与农村信用社相比, 生产资金互助社是建立在合作制原则之上的农民自己的农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现在的农村信用社, 没有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机制, 没有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和法人治理结构, 没有盈余返还的分配办法, 实质上是一个官办的商业金融机构。而生产资金互助社完全符合“进退自由、一人一票、盈余返还”的原则, 更受农户欢迎, 更具市场生命力。
(2) 积极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农村金融组织, 能够发挥小额信贷作用, 满足农户“小额、分散”资金需求特点, 解决农户融资难题。一是坚持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 面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三农”贷款的比例不低于70%。但在实际运营中,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结构大多达不到这个比例, 多用于满足城市居民和非农小企业小额信贷需求, 脱离了农村金融组织属性, 甚至有的小额贷款公司直接设立在地级市内, 如河南省信阳市万家灯火小额贷款公司。因此, 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 首要任务在于还原小额贷款公司是农村金融组织的本质, 服务对象限定于“三农”, 且“三农贷款”比例不得低于规定的70%。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在批准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时, 要坚持其农村金融本质, 要求其设立在县及以下区域, 同时出台相关监管措施保证贷款结构达到要求。二是政府出台扶持措施。对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三农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返还, 对于扶持“三农”效果好的公司给予奖励, 用市场引导的方式鼓励小额贷款公司明确市场定位, 坚持服务“三农”的方向[9]。三是开辟后续资金来源渠道。鼓励小额贷款公司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 吸收社会捐赠资金和扶贫资金, 鼓励股东扩大投资, 以进一步增强小额贷款公司资金实力, 提高其服务“三农”的能力。
(3) 在农村的国有大银行设立专门为“三农”服务的小额信贷专营机构或建立农村发展专项基金。鼓励在农村设有分支机构的国有大银行设立小额信贷专营机构, 明确其支农服务方向, 可以进一步弥补现有小额信贷支持力度弱的问题, 最大限度满足农户融资需求。为防止资金脱离“三农”, 要规定专营机构涉农小额贷款余额不得低于总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
(4) 完善扶贫贴息小额贷款制度, 满足贫困农户资金需求。小额信贷扶贫是面向贫困农户的政府扶贫贷款项目, 是解决贫困农户贷款难的重要手段。一是要改革信贷扶贫机制。发展壮大小额信贷机构, 以小额信贷扶贫。二是引导小额扶贫贷款坚持商业化、可持续性经营的方向, 减少行政干预。坚持市场化的利率定价模式, 有效覆盖风险和成本。三是将贷款贴息转为贷款担保。以财政贴息资金为基础, 以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支持为辅助, 在扶贫开发重点县 (市) 建立小额农贷担保基金, 用于贫困农户贷款担保和贷款风险损失补偿。
3.2.2 拓宽政策性金融支持范围, 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保障作用
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 应专注于从事农业政策性业务, 少从事商业性业务, 其商业性业务应集中在为农户提供长期信贷。
(1) 拓宽政策性金融内涵。我国农业发展银行进行了多次的调整与改革, 但其政策性的作用还主要体现在粮、棉、油流通企业的支持和补贴方面, 对于政策性银行应从事的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业务尚未开展, 难以体现农发行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地位。下一步, 农业发展银行应着力发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 改善农村地区生产经营条件, 为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提供良好的环境。
(2) 拓宽政策性金融服务范围。与美国等其他国家不同, 我国只有一个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不仅要从事粮棉油收购贷款, 还要从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目前, 农村土地承包已经从30年不变进一步明确为长久不变, 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推行,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逐步体现, 农业发展银行可以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长期贷款, 为农户生产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3.2.3 改善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功能, 发挥商业性金融的支撑作用
(1) 加快农业银行“三农事业部”的改革。农业银行作为一家发轫于农村的大型商业银行, 服务“三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 “三农”和县域都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蕴藏着巨量的金融需求。积极抢占“三农”和县域金融市场是农业银行建立独特竞争优势的必然要求。农业银行应紧紧围绕增强农业发展支撑能力、促进农民多渠道就业、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发展等任务, 制定专门服务方案, 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 不断加大“三农”信贷投放, 确保“三农”和县域的新增贷款占其新增存款的比例持续保持在50%以上。推进内部体制机制改革, 尽快在农业银行县级机构设立“三农事业部”, 保障有专门的组织、机构、人员、资源, 专注于服务“三农”, 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形成完整的、单独的“三农”信贷政策制度体系, 简化业务流程, 提高服务效率。
(2) 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方向———社区银行。目前, 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有很多争论。有些官员和学者指出, 农村信用社应该组建省级银行模式, 建立起“大型区域银行+分支行”的经营模式, 有些主张设立农村商业银行, 然后做大做强。本文认为, 目前, 大型银行和区域性银行市场相对饱和, 农村信用社如果组建大型银行, 现有的经营管理能力无法与成熟的大型银行竞争, 必将面临较为突出的市场竞争压力。目前, 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问题较为突出, 急需小银行的支持。基于此, 我们认为,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应该是立足小型银行, 专职于服务地方经济和农村经济, 既不要重组为大型区域银行, 也不要立足于做大做强, 要借鉴美国社区银行模式, 鼓励农信社成为服务所属农村地区的社区银行。
(3) 规范和扶持村镇银行发展。一是废除对民间资本入股村镇银行的比例限制。为鼓励民间资本积极设立村镇银行, 应放宽村镇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 允许非银行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或控股村镇银行。二是村镇银行设立区域限定在乡镇及以下地区。现有的村镇银行大多设立在县及县以上城市, 脱离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轨道。因此, 设立村镇银行时, 监管当局要限定其在乡镇及以下地区。三是村镇银行应办成单一制银行。如果村镇银行建立总分制银行体系, 随着资本和地域的扩大, 就不会热衷于支农, 也不会热衷于小额贷款。四是政府扶持。首先是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村镇银行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其次是政府积极推动村镇银行的设立。政府在村镇银行设立初期直接参与, 能起到示范引导和鼓舞投资者信心的作用。当前, 政府在村镇银行的设立上并没有提供有效的服务, 仅是提供一些原则性与方向性的指导意见, 不利于村镇银行的设立与发展。五是明确支农义务。本文建议, 单笔流出农村的贷款达到一定比例、同一非农贷款人贷款达到一定比例、非农贷款总量达到一定比例的需要报告监管部门备案, 监管部门以此作为评价村镇银行的依据。监管部门应制定出详细的评估标准和相应的奖惩机制, 资金流出农村过多的机构要受到处罚, 甚至勒令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六是完善融资机制。当前, 村镇银行资金实力不足, 制约着其支农能力。应建立起大型商业银行与村镇银行之间的融资机制, 一方面可以解决村镇银行资金不足问题;另一方面, 也可以为大型银行参与农村金融服务与开辟新的信贷业务提供平台。
3.2.4 着力改善农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发挥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支持作用
(1) 完善和发展农村信用担保体系。一是加快农村征信体系建设。进一步扩大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在农村地区的信息征信和使用范围, 改善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二是发展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按照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 组建和发展政策性、商业性和互助性等多元化的贷款担保机构和担保组织。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参股、做大做强政府主导组建的政策性农村信用担保机构。大力推动农户联保、互保、保证等担保方式, 提高农户贷款覆盖面。三是加强农村诚信宣传和诚信建设。积极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建设。各级政府应在保护银行债权方面营造有利环境, 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 提高失信成本, 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2) 增强服务功能, 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的社会环境。一是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体制改革。依法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做好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规范流转行为。搭建流转平台, 在县域建立土地流转有形市场, 培育土地专业合作社、土地交易市场, 加强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建立土地流转价值评估机构, 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丰富流转方式, 鼓励引导农户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深化林权及流转制度改革。政府部门要做好森林资源的勘察、确权、登记工作, 保证林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建立林权流转交易中心, 推进林业专业评估机构建设, 为林权抵押提供制度和机制保障。林权证登记管理部门要简化林权证办理手续, 降低相关费用。三是推进农村宅基地和房屋流转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宅基地、房屋有偿流转制度。通过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加强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明晰宅基地产权, 但要注意杜绝把耕地转为宅基地进行抵押的行为。建立规范的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 在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能够依法规范流转的前提下, 作为贷款担保物进行抵押贷款。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改革, 变迁的基本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这与农村经济体制自上而下的诱致型制度变迁不吻合。同时体系还存在着合作金融功能定位不明确、商业金融支农面临着风险与成本挑战等方面的问题, 农村金融供给体系还存在着优化的空间。优化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基本思路是构建“以小额信贷为基础, 以政策性金融为保障, 以商业性金融为支撑, 以良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为支持”的新型农村金融供给体系, 即通过整合小额信贷资源来充分发挥小额信贷的基础作用;通过拓宽政策性金融支持范围来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保障作用;通过改善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功能来发挥商业性金融的支撑作用;通过着力改善农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来发挥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支持作用。
关键词：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制度变迁,体系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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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视角 篇8
关键词：农户小额贷款,相关利益主体,帕累托最优,二叉树,神经网络
1 引言
农户小额贷款满足了农户发展农业的生产资金的需求, 是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农户小额贷款模式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都在模式的选择和机制的确定上。赵瑞 (2014) 在总结国内农户小额信贷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中国农业银行农户小额贷款商业化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迟国泰、潘明道、程砚秋 (2015) 通过偏相关分析和综合判别能力相结合, 构建了16个指标组成的农户小额贷款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从农户小额贷款的社会价值创造的最大化出发来研究农户小额贷款的模式。
2 模型假设
(1) 农户的小额贷款行为属于理性行为。
(2) 社会总体价值的最大化优于单个农户小额贷款相关主体的价值最大化。
3 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3.1 基于二叉树的农户小额贷款种类选择模型
农户去农信社办理小额贷款时, 可办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小额抵押贷款, 农户担保是否成功、农户贷款种类的决定, 与农户的信用、农户的经营状况、家庭收入水平、抵押物、担保人等均因素有关。本文认为, 农户申请小额贷款后, 小额贷款种类的确定是以一定的概率集合为基础, 本文将这种概率集合用二叉树表示。 (见图1)
办理农户小额贷款业务时, 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有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和小额农户抵押贷款, 农户办理小额贷款时会农信社会对农户的信用做评价, 目前已有较为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本情况、还款能力、还款意愿、联保情况、宏观环境等6个方面的14个指标。得到农户的信用的评价指数后, 评价指数在某个临界值的上下, 本文将其分为“有信用”和“无信用”。当农户既有信用又有抵押物时, 从理性的角度来讲, 农户会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会高于信用贷款而选择抵押贷款。本文认为农户贷款的种类的选择仅仅由“是否有抵押”和“是否有信用”来决定。==
假设“有抵押”的概率为p1, “有信用”的概率为p2
那么, 图1中
在图1中, p5和p6的确定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我们假设其为随机数。
3.2 帕累托最优视角下基于神经网络的农户小额贷款相关主体总体利益最优模型
本文认为, 无论是信用贷款还是抵押贷款, 若农信社对农户的信用评价正确、且抵押品不存在作假且还款的时候农户有偿还能力, 那么农信社不会承担任何风险, 当然, 这是一种理想状况, 现实并不如此。
假设“农信社对农户信用评价的准确系数”为ξ1, “抵押物或保证人的真实系数”为ξ2, “农户承担的经营风险”为ξ3, “农户承担的自然风险”为μ。
ξ1与农信社工作人员的专业程度、农信社对农户的前期调查时间、农户的诚信等等因素有关。
ξ2与抵押品的保管程度、农户的是否诚信、抵押品的贬值速率等等因素有关。
ξ3与农户的经营能力、经营状况有关。
μ为随机不可预测的因素。
可利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TOPSIS等方法选取指标体系确定ξ1、ξ2、ξ3, 本文不作过多讲述。
假设一年有n户农户向农信社申请农户小额贷款, 每笔贷款的金额为Mi, 农信社的风险总成本为RC, 农信社吸收存款的利率为r3, 农信社的收入为P。
当发生贷款风险时, 款项收回的概率为p。每笔贷款农信社的成本为e。
农业的平均利润率为7%, 由于目前农户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转变, 很多农户从事制造业、工业等等, 本文假设农户的成本利润率为a, 农户交给政府的所有税与利润的比值为b, 农信社交给政府的所有税与利润的比值为c。
那么, 农户的收益为a (1-c) Mi, 农户贷到一笔农户小额贷款给政府带来的财政收入为ab Mi+c (Pi-RCi-e) 。
若采用上下游担保公司担保, 上下游担保公司会由于其担保行为而在与农户的交易中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 会产生协同效应, 假设单位小额贷款带来的议价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会带来企业利润率的增加率为r4, 上下游担保公司企业交给政府的所有税与利润的比值为d。上下游担保公司带来的利润增加为r4Mi (1-d) , 上下游担保公司给政府带来的财政收入为dr4Mi。
若农户采取抵押物担保或者选择其他担保人 (如图1) , 从本质上来讲, 农户所有的风险与担保人无关, 因为最终风险会落到农户和农信社身上。
那么一笔农户小额贷款Mi带来的社会总收入为
式 (6) 中, r1、r2、r3、p、p1、p2、e、Mi与农信社政策有关, ξ1、ξ2、ξ3、μ为随机不可控因素, a、r4为常数, b、c、d与政府的税收政策有关, p5、p6与农户基本情况有关。
在帕累托最优的视角下, 追求单个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不是最终目的, 最终目的是让所有利益主体的总体利益达到最大, 即追求max R。由于R的确定涉及的变量太多, 本文借助神经网络的方法, 当输入不同变量的不同值时, 神经网络是一种很好输出R的方法, 也可采用控制变量的方法来改变单一变量的值, 利用MATLAB多次运算, 最终得到max R。max R下的各自变量的值可以为政府的税收政策和农信社的利率政策、信用政策等提出参考意见。
4 结论
本文借助MATLAB, 利用蒙特卡洛的方法选取了随机数, 给定了一定时间的农户的收入水平、经营状况、农户的信用状况、历史还贷记录等等指标, 通过多次随机模拟max R, 求解对应的税率、利率, 运行结果良好, 表示该模型能为农户小额贷款各利益相关主体总体价值最优下利率政策、税率政策、信用政策等的制定提供参考意见。
参考文献
[1]赵瑞.农业银行农户小额贷款业务模式及风险控制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 2012.
[2]迟国泰, 潘明道, 程砚秋.基于综合判别能力的农户小额贷款信用评价模型[J].管理评论, 2015 (06) .
农户视角 篇9
农田水利设施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 加强我国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 对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提高农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以及稳定和提高农产品产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 目前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普遍薄弱, 建设滞后, 部分地区存在工程毁损、设施老化严重的现象, 农田水利建设难度不断加大。根据第2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 全国有70%以上的村庄没有任何农田水利建设投资, 能够获得国家投资的村庄仅占9.56%, 说明我国现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具备抗御大旱的能力。目前我国农田水利改革主要是由政府推动, 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到农田水利建设中, 促使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 对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的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农户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微观决策主体,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收益和成本的最优比是其选择的依据。但是在2012年夏对陕西、河南的部分地区进行的调研中发现, 一些农户的选择行为并非通常所言的理性选择, 他们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参与态度积极但是投资意愿比例较低。另外一些个案资料也显示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投资参与行为的选择并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特定情境下会受到农户的社会网络限制。换言之, 农户选择行为的标准可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不再以经济利益计算为唯一标准。
学界关于农田水利投资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制度研究和农户投资影响因素研究两个方面。制度研究方面, 贺雪峰、罗兴佐 (2003年) 、杨平富 (2006年) 等分析了制度变迁对水利设施供给的影响[1]。唐忠、李众敏 (2005年) 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田水利建设相关利益主体在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上的不同态度, 进而提出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主体应是政府和农民, 农民可以根据水源特点分别采取股份制和参与者管理两种方式[2]。农户投资影响因素方面, 刘力、谭向勇 (2006年) 分析了县乡政府和农户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资的态度和意愿投资比例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县乡政府和绝大多数农户的投资态度积极但意愿投资比例均较低, 地方公共品供给能力、水利建设资金缺口影响县乡政府的投资意愿, 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收入结构、家庭财产、户主年龄、本村水利建设资金缺口等因素影响农户投资意愿[3]。孔祥智、涂圣伟 (2006年) 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 通过入户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户需求偏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农户公共物品需求偏好受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共同影响, 但不同特征变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4]。近几年来, 国内学者对农户投资农田水利设施的影响因素研究还在继续, 并且更多的集中于农户对小型农田水利的投资行为和参与用水协会的意愿这两个方面。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 主要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进行投资, 其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已经逐渐从经济因素扩展到家庭因素和农户个体因素等[5]。
但是, 已有研究从经济、地域条件、农户个人家庭特征等方面分析农民农田水利设施投资意愿, 而忽略了对农户非经济因素的研究。因此, 对于农户参与农田水利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还存在着继续深入的空间。鉴于此, 本文将从农村社会资本视角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意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已有文献表明, 社会资本中的交往和信任有助于促进个体的投资意愿, 而互惠对个体参与投资的意愿具有正负两种效应。
首先, 社会交往正向促进个体的投资意愿。
一般来说, 农户的社会交往有利于促进农田水利投资信息的传播, 农户是否愿意参与投资农田水利设施首先取决于是否能获取农田水利投资信息。而相对于政府宣传, 人际网络等非制度性渠道更容易使农田水利投资信息在农户之间传播。也就是说, 农户通过社会交往获得 (或交换) 了农田水利投资信息, 降低了农户信息搜寻成本。文献表明, 个体的社会交往会影响个体的行动, Manski (2000年) 在社会互动的研究中解释了同一群体成员行为趋向一致的原因, 他认为个体的行为要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6]。Durlauf (2004年) 的研究也表明, 个体和参照群体成员之间的互相影响, 是一种“伙伴效应”[7]。当询问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时, 许多农户表现出从众心态, 他们表示, 是否投资和投资多少都要参考同村的其他村民。除此之外, Hong等 (2004年) 认为农户的社会交往还具有“结果示范性效应”。具体到农户参与农田水利投资时, 农户看到其他农户投资使用的农田水利设施效果良好, 会倾向于愿意投资农田水利设施, 也就是“结果示范性效应”为正向;当农户感觉其他农户的农田水利设施收益不大时, 会倾向于不愿意投资, 即“结果示范性效应”为负向。Akerlof (2000年) 和Fershtman (2001年) 等认为社会交往有助于成员之间采取互利行为和利他行为[8]。当农户认为投资农田水利设施对全村的经济发展有益时, 会倾向于愿意参与投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从总体上和现实经验来看, 社会交往将会正向促进农户的投资意愿。
其次, 社会信任正向促进个体的投资意愿。
Paxton (1999年) 的研究指出, 社会资本中富含一种积极的情感, 这种情感激发了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的产生。社会信任程度高的个体会认为制度约束下的交往对象、交往行为和交往过程是值得信赖的 (薛天山, 2006年) 。由于制度信任, 参与者可以在合作范围内得到彼此的战略计划, 可以共享相关的成本信息和成本预测, 风险和回报也是公开提出的 (朱权贞, 2009年) 。由此推测, 农户的信任水平越高, 越倾向于相信政府对农田水利资金利用的合理性和公开透明性, 越倾向于相信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对农业生产的正向促进作用。
再次, 社会互惠对个体参与投资的意愿具有正负两种效应。
社会互惠对农户的参与行为具有正向的“挤入效应”和负向的“挤出效应”, 社会互惠有助于农户在投资农田水利设施的资金问题上互相帮助, 也有助于农户之间的相互帮工, 因此社会互惠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9]。与此同时, 社会互惠也有可能为农户提供灌溉支持, 这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的需求, 从而产生替代效应, 这将不利于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考虑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查中了解到的具体情况, 近年来干旱的情况要多于风调雨顺的情况, 因此农户的灌溉情况不乐观, 也就没有余力去帮助其他的农户, 因此在农户参与农田水利投资的意愿中, 社会互惠对于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意愿的正向促进程度要大于负向促进程度。
最后, 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正向促进个体的投资意愿。
有研究表明, 社会规范强有助于个体有更强的遵守社会规范行为的意图和满意度 (刘汝萍等, 2010年) 。而由于政府具有的天然优势, 政府行为可以轻易地确立或摧毁参照信号 (埃里克, 2004年) , 不同于政策、法律和市场的调节机制, 它对个体的经济行为起着非经济方面的影响作用, 如Guiso等 (2006年) 认为, 个体在参与经济决策的选择时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总体而言, 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将会推动个体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
综上所述, 形成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交往水平越高,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越高。假设2: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越高。假设3:社会互惠水平越高,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越高。假设4: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水平越高,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投资的意愿越高。
2 数据和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了了解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 本调查采用了立意抽样的方式, 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贺兰、中宁、中卫3个县市的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64份, 回收有效问卷361份, 有效回收率为99.18%。尽管调查并非严格的随机抽样, 但由于样本的分布较广, 容量较大, 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调查对象的年龄基本在30~70岁之间, 以保证调查对象的价值观和行为成熟稳定。在调查的对象中, 男性占47.65%, 女性占52.35%。调查对象的最小年龄为23, 最大为85, 平均年龄为51.5, 基本为中年有配偶的村民。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偏低, 小学及以下的占50.97%, 初中占41.00%, 高中 (中专) 及大专以上仅为6.92%。调查对象大多为群众 (95.29%) 并且无行政职务 (98.61%) 。主要收入来源以务农为主、打工为辅。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总之, 这样一个分散范围广的样本能够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本文目的在于探究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农田水利投资意愿的影响, 因此, 农村社会资本和农户参与意愿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2 变量设计
2.2.1 自变量
农村社会资本是本文的自变量。本文借鉴Putnam (1993年) 的定义, 将农村社会资本定义为农民之间的互动和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关系特征。而根据我国学者林聚任、吴玉峰、马红梅等的研究成果, 把村域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社会交往、社会信任、社会互惠、社会风气和社会规范5个维度。社会交往反映了农户和不同对象之间的交往情况。在问卷调查中, 通过询问被访者与亲戚、本家族成员、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交往情况来测量农户的社会交往。答案按照李克特量表的格式设计, 分为“经常来往”、“有时来往”、“较少来往”和“很少来往”4个等级, 根据被访者的不同回答分别记4~1分。社会信任反映了农户对不同对象的信任情况。通过询问被访者对亲戚、本家族成员、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信任情况来测量农户的社会信任情况。测量农民信任情况的7个项目的答案也分为4级, 即“非常信任”、“比较信任”、“有点信任”和“不信任”, 分别记4~1分。社会互惠反映了农户之间在“借款”、“互相帮忙”、“照顾孩子”、“拜托小事”等项目的互助情况, 通过询问农民对邻里之间帮忙的认同程度来测量农户的社会互惠, 答案分为“非常赞同”、“比较赞同”、“有点赞同”和“不赞同”, 分别赋值4~1分。此外, 本文通过4个问题测量社会风气, 通过4个问题测量社会规范, 答案分为4级或5级, 根据认同程度分别记4~1分, 或5~1分。
为简化农村社会资本指标, 需要对以上24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 需要进行KMO测度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 KMO值为0.81, 一般认为, KMO值为0.9以上表示效果很好, 0.7以上表示适合因子分析, 0.5以下表示不适合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也达到了0.01显著性水平, 表明本文数据适合因子分析。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 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 经过最大方差旋转法, 共抽取7个因子, 它们一共解释了73.818%的方差。根据因子负载, 这些因子分别命名为信任因子、交往因子、互惠因子、亲缘因子、安全感因子、规范因子和和谐因子。信任因子包括对同姓村民信任程度、对同小组村民信任程度、对同自然村村民信任程度、对同行政村村民信任程度以及对村干部信任程度5个项目;交往因子包括与亲戚交往情况、与本家族成员交往情况、与同小组村民交往情况、与同行政村村民交往情况以及与村干部交往情况5个项目;互惠因子包括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出远门钥匙给邻居保管、托邻居办小事可靠、从邻居处借钱、互相帮忙、村民有参与公共治理义务以及生活更好7个项目;亲缘因子包括对亲戚信任程度和对本家族成员信任程度2个项目;安全感因子包括安全秩序感、农作物是否被盗、村民家是否被盗等3个项目;规范因子包括违反习俗如何对待和社会风气2个项目;和谐因子包括邻里之间是否经常吵架1个项目。
2.2.2 因变量
本文中, “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田水利投资”是因变量, 通过“您是否愿意投资农田水利设施”这一问题测量农民是否参与。调查结果表明, 在361个有效样本中, 愿意参与的有212个, 占58.7%;不愿意参与的有149个, 占41.3%。
2.2.3 控制变量
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来看, 农户的个体和家庭特征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鉴于此, 本文献选取了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务农和是否曾外出务工作为控制变量。其中, 性别、是否务农和是否曾外出务工采用虚拟变量方法构造, 年龄作为定距变量, 受教育程度分成4个等级 (小学及以下, 中学, 高中, 大专及本科) , 分别赋值1~4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3 基本分析和研究结果
3.1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本文中的因变量“农民是否参与农田水利投资”是一个两分变量 (是=1, 否=0) , 因此, 采用两分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Logistic回归拟合方程的公式是:
式中:Pi为第i个事件发生的概率, 本文中指农户愿意参加农田水利投资的概率;1-Pi为该事件不发生的概率, 指农户不愿意参加农田水利投资的概率;x为模型自变量;n为自变量的个数;β为相关变量的回归系数;β0为常数项。
3.2 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SPSS19.0软件对该方程进行逐步回归。逐步回归过程中依次剔除了性别、年龄、是否务农、教育年限、互惠因子和和谐因子变量, 最终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首先, 关注假说的证实情况。假说1为农户的社会交往水平越高,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意愿程度越高。在模型中, 交往因子达到了0.05的显著性水平, 回归系数为正, 表明农户的社会交往有助于提高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程度。从模型结果来看, 交往因子每提高一个单位,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可能性提高69.9%。假说2为农户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程度越高。在模型中, 信任因子达到了0.05的显著性水平, 并且回归系数为正, 表明农户的社会信任有助于提高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程度。从结果来看, 信任因子每提高一个单位,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意愿程度提高117.9%, 这表明信任因子对农户农田水利的投资意愿有很大影响。此外, 反应农户宗族关系的亲缘因子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意愿程度也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并且回归系数为正, 亲缘因子每提高一个单位,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意愿程度提高42.6%。
注:***、**、*分别代表在0.01、0.05和0.1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其次, 假说3为农户社会互惠水平越高,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越高。这在模型中未得到证实。在模型结果中, 农户的互惠因子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程度的作用并不显著。但是这个结果并不能说明农户的互惠因子对农户的参与意愿没有影响, 这也许是因为互惠的“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相互抵消的结果。
再次, 假说4为农户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水平越高,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投资的意愿越高。模型的结果与假设有出入。反映社会规范的安全感因子和规范因子分别达到0.01和0.05的显著性水平, 但是安全感因子的回归系数为负, 规范因子的回归系数则为正。这说明农户的规范因子能促进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 农户的安全感不利于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从结果来看, 安全感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意愿下降26.1%, 规范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意愿增加123.4%, 这说明规范因子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反应社会风气的和谐因子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也许与本文选择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有关, 反应农户社会规范的指标没能有效测量农户参与意愿的规则。
最后,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中, 只有“是否曾外出务工”达到了0.1的显著性水平, 并且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农户曾经外出务工的经历有助于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 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户信息搜集的能力更强, 这将提高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可能性。年龄在本文中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这与谭力勇、刘力 (2007年)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与孔祥智、涂圣伟 (2006年)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同时, 性别和是否务农也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是, 随着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和宣传, 农户获取和解读农田水利投资信息不再为受教育程度所影响, 同时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的认识程度和依赖程度提高, 年龄和务农与否不再是影响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投资意愿的主要因素。
4 结语
从调研和模型结果来看, 农户并没有普遍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热情, 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参与意愿。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 认为农户对农田水利投资意愿是受农村社会资本影响的, 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实证分析了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如下3点。
第一, 信任因子和交往因子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农户的社会信任和社会交往构成了其参与农田水利投资的重要因素:农户的信任程度高, 能降低农户的监督成本和制度交易的成本, 农户之间的交往密切, 能降低农户搜寻信息的成本, 从而促使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
此外, 亲缘因子和规范因子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意愿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亲戚间的信任和互助越密切, 在农田水利设施投资问题上给予资金帮助的可能性就越高, 从而促使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而规范因子反映农户对社会秩序的认知, 规范因子越高, 农户对所在村庄的社会秩序越满意, 从而促使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而从变动百分比可以看出, 信任因子和规范因子是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
第二, 安全感因子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有负向作用。农户的安全感越高, 对农业生产的预期经济效益就越高, 从而降低对农田水利设施的依赖性和需求程度, 因此农户的安全感不利于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
第三, 农户的外出务工经历将会促使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 获取信息的广度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强, 对农田水利设施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知, 并且有更广的资金获取途径, 因此曾经外出务工的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更强。
摘要：运用2013年3月对宁夏回族自治区364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实证分析了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投资意愿的影响。运用因子分析得出农村社会资本由信任因子、交往因子、互惠因子、亲缘因子、安全感因子、规范因子和和谐因子组成, 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信任因子、交往因子、亲缘因子、规范因子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意愿有正向影响, 其中, 信任因子和规范因子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投资意愿的影响作用非常大;安全感因子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的意愿有负向影响;互惠因子和和谐因子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意愿没有影响。此外, 曾经外出务工的农户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投资意愿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