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农户”模式（共12篇）
“公司+农户”模式 篇1
一、“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发展模式概述
河南信阳五云茶叶 (集团) 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和出口要求建设无公害生态茶园,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和产品线, 打造信阳茶叶产业化示范基地, 解决当前茶叶产业发展面临的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附加值低、加工成本高、产品质量低、市场竞争秩序混乱等问题。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 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和茶叶行业的整合, 提高茶农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有效提高茶农收入和种茶积极性, 促进茶叶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一) 信阳茶产业现状
信阳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 气候温暖湿润, 光照充足, 非常适宜茶树生长。茶叶作为信阳乃至河南最具特色的农产品之一, 已成为信阳市广大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支柱产业。茶产业是信阳市的传统特色优势产业, 也是竞争力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生态产业、健康产业。近年来, 在信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信阳市茶产业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茶产业也成为信阳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的有力支撑和重要抓手, 成为信阳市调整林业结构, 发展特色林业经济的重要板块。
1.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经济总量稳步增加。
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信阳茶叶生产发展迅速, 茶园面积由解放初期的2万亩发展到2011年的150万亩, 茶园面积快速扩张的同时, 茶叶产量、产值同步增长, 2011茶叶产量已达3.6万吨, 实现产值40亿元。
2. 区域分布相对集中。
信阳茶叶种植主要集中在浉河区、光山、商城、固始、新县和罗山6个区县, 其中以浉河区最多。6区县面积占全市茶园总面积的90.48%, 可开采面积占全市可开采面积的96.30%。
3. 规模化种植发展迅速。
信阳市规模化茶园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 所辖10个县区均产茶, 涉及112个乡镇、1240个行政村。全市现有各类茶场1200多家, 茶叶加工企业近600家, 面积超过300亩的种茶大户429家, 百万资产的茶农大户450多户, 茶叶龙头企业34家, 其中省级龙头企业3家、市级龙头企业25家、中国茶行业百强企业6家。茶叶集贸市场100多个, 茶馆茶楼近200家。行业组织迅速发展, 已经建立茶叶产业协会8个, 茶叶专业合作社122家, 其中师河区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的茶叶专业合作社21家。现有茶农95万人, 从业人员超过110万人。
(二) “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模式
“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模式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综合开发的一种新的经营形式, 是集国家、集体、农户三者于一体, 实行供产销一条龙, 农工贸技一体化, 振兴农村经济的一种形式。重点围绕一种或几种产品的生产、销售, 实行生产基地和农户的有机结合, 进行一体化的经营, 形成“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
1.“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模式的优势。
(1) 有利于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 (2) 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 (3) 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 (4) 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商品化程度; (5) 有利于提高农业的收益和保护农民利益。更重要的是, 这种生产经营模式节约了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更利于稀缺的货币资源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
2. 信阳五云茶叶集团“公司+基地+农户”运行模式。
近年来, 在市场机制作用和国家政策扶持下, 政府部门及茶叶行业内部正在加紧整合科研、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的力量, 逐步推进茶叶产业化经营发展, 涌现了一批新型茶叶生产经营组织, 大大提高了产销组织化程度, 促进了产销衔接, 延长和完善了茶叶产业链, 逐步提高了茶产业的水平与竞争力。
信阳五云茶叶集团公司建设的河口村、白马山村等基地 (3万亩) 项目, 以种植茶叶为主, 同时在茶园中进行立体开发, 科学套种油茶、银杏、板栗等。实现年产绿茶鲜叶720万斤、红茶鲜叶750万斤、油茶45万斤、银杏21.6万斤、板栗28.8万斤。对流转的3万亩茶园, 根据空间分布、利于管理等因素划分为60个各占地500亩的标准化种植茶园。并运用生态生产方式, 整理茶园土地, 建设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打造标准化生态茶园, 为生产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和有机茶等生态茶叶产品创造条件, 同时也为合理开发茶区自然资源奠定基础。按土地流转方式流转当地共计3万亩茶园, 由企业进行集中标准化种植管理。对失地茶农的安置实行多种安置方式相结合, 根据茶农意愿, 灵活采用就业安置模式、资金安置模式、土地换保障安置模式等多种方式。
二、信阳市林权融资现状
(一) 信阳市林权抵押贷款现状
1. 信阳市林权抵押贷款开办情况。
为解决信阳市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引导金融机构贷款投放, 信阳市进行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建立了林权流转机制, 出台了《信阳市林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 开启了金融机构林权抵押贷款之路。
目前全市已完成确权730.6万亩, 占805.7万亩集体林地的90.7%, 已完成发证421.76万亩, 占总面积的52.3%。其中, 浉河区已完成林改面积139.4万亩, 占总任务确权面积146.7万亩的95.03%, 涉及林改86551户, 确权86551户, 确权宗地数为113885宗, 集体林改任务基本完成。
信阳市10个县区成立了林权交易中心、林权评估中心、林权资本化服务中心、林权储备中心“四合一”的林权流转服务中心, 开展林权价值评估到林权交易、储备以及资本化运作的一条龙服务, 初步构建了林权流转体系, 建成了森林资源流转交易平台。为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 信阳市委、市政府还采取了多项惠农政策, 一是对首次办理林权证的林农只收取工本费;二是林权抵押登记、过户只收取工本费。社会评估机构目前暂按评估价值的1%收取评估费用。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林农的积极性, 越来越多的林农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林改的好处。
2. 茶产业融资面临的主要问题。
(1) 贷款抵押品难以满足融资条件。传统的茶产业包括茶叶种植、加工和销售等链条, 目前产业上游已延伸到茶树育种和良种培育, 下游正逐步向茶文化与旅游深度结合的茶文化产业延伸。从调查情况看, 信贷需求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链, 目前茶叶种植主要为当地农民, 个人家庭资产较少且多处于偏僻农村, 一旦银行放贷, 收回风险较大;茶叶专业合作社的茶叶生产加工厂房和设备, 设施简陋、价值低, 且土地多为集体用地, 难以满足银行融资要求;茶叶生产不同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不需要过多的固定资产投入, 茶叶公司虽然拥有一定的固定资产, 但总量不大, 难以满足大额资金融资需求;而茶叶零售商店多为租赁经营, 也同样面临资产是否足值, 抵押品是否有效的问题。目前茶农、茶叶专业合作社和部分茶叶公司最主要的资产就是林地使用权和茶林所有权, 但以茶园为主的经济林办证率仅16%, 且产权关系不明晰。
(2) 资金需求的季节性强, 周期性需求特征明显。茶叶专业合作社和茶叶公司通常在茶叶上市季节大量收购和储备生产所需原材料, 尤其是每年的3、4月份春茶采摘季节, 要集中收购全年销售所需春茶原材料, 是资金需求的最旺盛季节。而夏秋茶因产量小、价格低, 原材料收购资金需求相对较小。每年的二季度, 春茶产品销售约占全年茶叶销售量的60%, 是现金回笼的高峰期, 其次是春节期间的销售资金回笼, 占比约20%。因产业化的深入推进, 茶叶生产和销售能力的持续增长, 部分茶叶专业合作社和茶叶公司对银行信贷资金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需求特征。
(二) 信阳五云茶叶集团土地流转情况
信阳五云茶叶集团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实现规模化经营, 采取土地集中租赁方式, 达到其经营管理的目标。由企业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流转协议, 同时也与村民签订正式的土地流转合同。
这种模式的土地流转以资本为主导, 以推进现代茶园建设为目的, 在政府的产业规划与支持下,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以项目建设为切入点, 大规模成片地从农民手中交换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流转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以引进现代林业项目为契机, 促进土地规模流转。土地流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现代林业, 增加农民收入。该方式可满足大规模土地流转的需要。
(2) 建立了规范的流转机制与程序。这种流转模式一般把土地流转与林业项目开发引进相结合、与农村新社区建设相结合、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相结合, 实行流转与开发并举, 农村和农民共惠的土地流转机制。
(3) 项目科技含量较高。生态茶园建设起点较高, 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 实现集约化经营, 发展现代林业和林下经济。
本项目中, 企业与村委会达成以下协议:村委会将茶园一次性流转给五云集团, 流转期限为70年。五云集团要在村民签字完毕后一个月内与村民签订正式的土地流转合同。五云集团对所属的茶园进行分级划等, 依次作价, 其中一等茶园价格22000元/亩, 二等茶园价格20000元/亩, 三等茶园价格18000元/亩, 四等茶园价格16000元/亩。在正式流转合同签订完毕, 林权证办好后付50%, 余款在办好证后六个月内全部付清。信阳政府已同意五云集团进行整体规划, 分步实施建设, 逐步使该地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三) 信阳五云茶叶集团贷款情况
信阳五云茶叶集团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取得了河口村、白马山村等基地3万亩茶园林权经营权, 在信阳市林权交易中心办理林权抵押登记手续。信阳五云茶叶集团将《林权抵押登记证明书》等资料向银行申请5亿元借款, 银行委托林权评估中心对抵押林权进行评估。经过调查、审批环节后签订了抵押贷款合同书, 同时在林权交易中心办理了《林权他项权利证明书》, 直至放款。
1. 政策扶持。
2008年,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大力推进改革创新, 加强农村制度建设,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9年, 农业部发布了《全国茶叶重点区域发展规划 (2009-2015年) 》, 该规划要求茶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茶业发展, 加大信贷扶持力度, 鼓励、引导茶叶加工、经营企业和茶农努力增加投入。要充分发挥产品和区域优势, 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着力推动产业升级, 带动和促进全国茶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继续推进四大茶叶重点区域建设。2009年4月22日, 河南省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信阳市为“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批复, 信阳市将在农村土地流转、农村资金投入、农村社会化服务、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等8个方面大胆探索, 试验、创建出一套崭新的体制和机制, 给林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撑。
2. 信贷支持。
依据建总发 (2010) 2号《中国建设银行2010年信贷政策与结构调整方案》政策相关内容:加大对现代农业、低碳经济相关行业中成长性和经济效益良好子行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信阳市被河南省政府确定为综合农业示范区, 市政府将茶产业作为龙头产业加以发展。河南信阳五云茶叶 (集团) 有限公司是信阳茶行业的龙头企业, 该公司拥有的“龙潭LONGTAN及图”商标, 已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也是信阳毛尖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对该项目的经营定位为优先支持类客户, 符合信贷政策, 并且授信30亿元额度以支持该企业发展。
三、“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下林权融资方式的分析
林权抵押贷款为深化林权制度改革, 促进林农和林下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林权抵押贷款一方面不仅盘活了丰富的森林资源, 使林木资产成为“流动的资本”, 成为可以随时变现的“绿色银行”, 从而有效推进了林权制度改革, 突破了林业发展体制瓶颈, 使集体林业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林权抵押贷款找到了破解“三农”融资难问题的有效途径。林权抵押贷款的开展, 其解决的不单是林业的融资问题, 更重要的是为金融信贷在农村中找到了真正有效的抵押物, 为破解整个“三农”融资难问题起到了示范效应, 其对缓解农村信贷资金紧张, 解决“三农”发展的资金瓶颈矛盾, 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下进行林权融资的意义在于促进了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经营, 提高土地产出效益;实现生态农业、现代农业和节约型农业, 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当地农民收入, 提高当地农民的生活保障水平, 解决富裕劳动力就业等问题。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下进行林权融资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2.公司具备龙头作用, 在当地经营规模或产业特色上有优势;3.基地项目得到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 尤其在土地流转方面给予帮助;4.经营状况、信用良好, 取得的林权经过权威机构评估得以认可。
由于“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是公司和农民基于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自愿性的、民间性的组织, 所以它的建立和发展应该遵循农民自愿的原则, 要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循序渐进, 而不能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法来强制推进, 要尽量避免基地组织行政化、封闭化的倾向, 尽可能地保持其自愿性、民间性、开放性的特色。此方式的运作一方面要规避经营上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规避土地流转和林权变更的法律风险, 尽可能减少纠纷。由此可见土地流转问题是融资的前提和核心。在实施土地流转中, 应遵循“平等协商、自愿、依法、有偿、有序”的原则, 遵重农民意愿。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和土地的林业用途的前提下, 流转双方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规范运作, 根据当地实际, 确定最佳流转规模和形式, 同时为银行及融资机构规避信贷风险。
摘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完善, 其中林权融资一直以来是林权改革进程中的热点和难点。林权抵押贷款, 使林权价值得到充分认可, 为林农贷款和创业致富开辟新途径, 为林业发展和林业融资指引新方向, 使银林共同驶向发展的快车道。信阳五云茶叶集团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实现规模化经营,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将从土地流转取得的林权进行抵押贷款, 探索出林权融资的新模式。
关键词：林权融资,“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林权抵押贷款,土地流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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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口村、白马山村等3万亩生态茶园基地建设项目书[Z].2010.
“公司+农户”模式 篇2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号
现就有关“公司＋农户”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公告如下：
目前，一些企业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牲畜、家禽的饲养，即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向农户提供畜禽苗、饲料、兽药及疫苗等(所有权〈产权〉仍属于公司)，农户将畜禽养大成为成品后交付公司回收。鉴于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企业，虽不直接从事畜禽的养殖，但系委托农户饲养，并承担诸如市场、管理、采购、销售等经营职责及绝大部分经营管理风险，公司和农户是劳务外包关系。为此，对此类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的企业，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本公告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
“公司+农户”模式 篇3
拉蒂纳省距罗马70公里，濒临地中海，有海岸线180公里，人口52万，属拉齐奥大区，是个既古老又年轻的省份。该省自然风光独特，文化积淀深厚，有许多存在于史诗中的、神话了的古迹。正如省名“Latina”所示，它昭示着拉丁文化的精髓所在。该省南部几个城市，如佛罗米亚市，曾是罗马帝国时期军政要员度夏的地方，因而保留了许多古堡和别墅，现在仍是旅游度假的胜地。
该省沿海不少地带原为庞第尼（Pontini）地区的沼泽地，随着19世纪末北方人口的迁入，逐步得到开发。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墨索里尼发出“征服大地”和“为粮食而战”的号令，开发达到高潮，年轻的省会拉蒂纳市由此而形成。为了再现当年轰轰烈烈的开垦和“人定胜天”的豪情，该市特地保留了一块40多平方公里的沼泽地，在上面建起了森林公园，并在园内修建了一个名为Bonifica Pontinia（开发庞第尼）的博物馆，里面用老树根、老照片、老式蒸汽拖拉机、旧式农机具和声、光、电等现代手段来再现当年开垦者的艰辛和功绩。
拉蒂纳的年轻从地貌上可窥一斑，城中的街道和建筑都很新，它们规划整齐，以帕普罗广场和解放广场为中心，呈扇形向四周发展；街两旁都栽有棕榈树和地中海松。为了纪念二战时盟军最初在此登陆，拉蒂纳市还有一个战争博物馆，馆外至今摆放着当年的登陆舰。该市80多岁的老市长费尼南德斯先生是战时的游击队英雄。附近的一座山头还以“丘吉尔”命名，可能一方面是纪念丘吉尔在二战中的伟绩，另一方面山的侧影倒真的酷似这位英国前首相。
优越的地理位置、地中海的温润气候给拉蒂纳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欧洲其它城市还是寒风瑟瑟时，这里远离喧嚣的第勒尼安海岸边已经有了身着单衣的游人和垂钓者，在和煦的阳光下享受着海浪伴奏的宁静。离岸不远，原先的沙壤和沼泽都被改造成了良田，到处可见一个个标准化大棚。
该省的经济结构较为合理，世界著名的一些化工、制药企业在此开有合资分厂；农业、旅游业资源丰富，奶牛、蔬菜、花卉业发达，产品畅销全欧。在拉蒂纳期间，我们重点考察了水产、蔬菜企业和几个家庭农场。
在该省中部的戈爱德市，省主席马代纳先生陪同我们参观了Medifish公司的海鱼种苗场，并乘船考察了海上网箱养殖情况。该公司主要繁育一种金斑海鱼，有52个网箱，其中2只大箱每箱可养鱼25万条，养殖周期18个月。公司共雇佣40名员工，年产值超过千万欧元。在贝拉齐拉市，我们参观了欧洲蔬菜康采恩。它下辖6家公司，联结着250个农户，种植胡萝卜、小南瓜、花椰菜等200多个绿色产品。这家康采恩采用大型现代化暖棚和无公害化生产。比起国内一般大棚，这些暖棚要先进得多，水分、养分等通过里面的各种管路，由电脑控制输送。据那里的技术人员说，棚内不施任何农药，因而所产的蔬菜、瓜果，用自来水一冲就可以生吃。农户的种子、肥料由公司供给，产品由公司配送中心分类、洗净、包装后统一在网上销售，生产所需的设备采购和成本由政府补贴。农产品真正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农民无天灾之忧，无成本及销路之虑，可以专心致志搞田间管理。在该市，我们还参观了几户农家旅馆。
省会拉蒂纳市以水奶牛业闻名于世。我们在该市看了4个家庭农场。这些农场饲养奶牛的规模一般在二三百头左右，其中奥林匹亚奶酪公司有水牛320头，是全意最大的水奶牛场之一。这些奶牛每头价值2000欧元，每年产生效益1000多欧元。奶牛饲料采用科学配方，产仔时间人工控制。当地畜牧协会为农户提供各种专业服务，无需农民个个都成为各方面的专家。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切尼尼农场。我们刚下车，便听到了主人不同寻常的高声欢迎词：“我们反对战争，我们要拥抱您——为和平、发展而来的远方客人”。农场主切尼尼是个六十出头、满面红光的矮壮老头，十分热情和幽默。在交换名片时，他双手一摊，歪着脖子，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旁边的意大利翻译告诉我：他说自己是农民，没有名片，不过一会儿给你盖个戳。接着，我们参观了他的农场。其养牛场占地约2公顷，圈养着200多头奶牛和肉牛，并繁育小牛犊。另有10多公顷地用来种植饲料和甜萝卜。一路上，切尼尼侃侃而谈，被我们戏称为“牛市长”。
“公司+农户”模式 篇4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传统的分散经营格局已经不能适应农业产业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农业产业化是刺激我国新一轮农村经济改革、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协调区域发展的一大举措。正因为如此,我国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传统的种植、养殖行业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公司+农户”这一经营模式已经被普遍采用。
2012年3月6日,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0号),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发展这一模式也给与了肯定,指出: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下简称“龙头企业”)集成利用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带动农户发展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对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民就业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简单来说,“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就是指:企业将生产环节外包给农户,公司负责销售与服务环节并承担农产品的大部分风险,使农户完全解除了技术与市场之忧,双方组成相对完整、独立的一种经营模式。鉴于种、养殖的风险绝大部分留在企业自身,与企业自产农产品没有本质的区别。“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促使农业企业与耕种者优势互补,免税条件基于公司与农民之间签订的委托种植、养殖非买卖式契约,视同公司为种植、养殖主体,对“公司+农户”中的公司给予免税,既扶持企业自身发展,又增加了农民收入,更进一步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二、相关的税收政策
为了促进“公司+农户”这一经营模式的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支持,包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号)就有关“公司+农户”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通知如下:目前,一些企业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牲畜、家禽的饲养,即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向农户提供畜禽苗、饲料、兽药及疫苗等(所有权<产权>仍属于公司),农户将畜禽养大成为成品后交付公司回收。鉴于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企业,虽不直接从事畜禽的养殖,但系委托农户饲养,并承担诸如市场、管理、采购、销售等经营职责及绝大部分经营管理风险,公司和农户是劳务外包关系。为此,对此类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的企业,自2010年1月1日起,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一)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1)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2)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3)中药材的种植;(4)林木的培育和种植;(5)牲畜、家禽的饲养;(6)林产品的采集;(7)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8)远洋捕捞。(二)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展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8号)就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有关增值税问题公告如下:目前,一些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畜禽饲养,即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向农户提供畜禽苗、饲料、兽药及疫苗等(所有权属于公司),农户饲养畜禽苗至成品后交付公司回收,公司将回收的成品畜禽用于销售。在上述经营模式下,纳税人回收再销售畜禽,属于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本公告中的畜禽是指属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52号)文件中规定的农业产品。
三、节税案例分析
案例一:打破“一条龙”经营模式,巧用“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减轻增值税税负
这个案例的筹划效果是:年节约增值税额1760万元,比之前减少了38.93%。
C肉制品公司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采取“一条龙”经营模式,将公司分为养牛厂和肉制品加工厂两个部分。养牛厂负责养牛,生产牛肉;肉制品加工厂负责把牛肉加工成肉制品,进行销售。C公司一年的销售收入是30000万元,销项税额为5100万元,进项税额为580万元,
其应纳增值税及税负计算如下:
(1)增值税销项税额=5100万元
(2)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580万元
(3)应缴纳增值税=5100—580=4520(万元)
(4)增值税税负=4520÷30000=15.07%
所以,一年的增值税为4520万元,税负高达15.07%。
“一条龙”的经营模式是C公司税负高的主要原因。在这个“一条龙”经营模式下,C公司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没有将养牛厂与肉制品加工厂分开,没有分别独立核算,所以只能算作工业生产企业,不能享受到增值税税法规定的农业生产者自产自销的农产品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的规定,建议C公司打破“一条龙”经营模式,拆分为屠宰厂和肉制品加工厂两个公司,分别进行工商税务登记,独立核算。其中,屠宰厂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即向农户提供小牛种、饲料、兽药及疫苗等,等养成成品牛后,统一由屠宰成回收进行屠宰,再由屠宰厂把未经加工的牛肉卖给肉制品加工厂。这样的话,可以产生以下节税效果:
1.屠宰厂从农户手中收购成品牛制成牛肉,符合农业生产者自产自销农产品的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享受增值税的免税优惠,税负为零。
2.肉制品加工厂购买屠宰厂的牛肉,可以作为采购农业初级产品处理,即按收购价提取13%进项税额;加工厂销售肉制品,按17%计算销项税额。
依据企业当年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筹划效果:
假设牛肉的收购价占肉制品总收入的60%,那么,我们可以得出:
(1)增值税销项税额=5100万元
(2)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30000×60%×13%=2340(万元)
(3)应缴纳的增值税=5100—2340=2760(万元)
(4)增值税税负=2760÷30000=9.2%
可以看出,这比以前交纳的4520万元节约了1760万元(见表1),降幅为38.93%;增值税税负从15.07%降到了9.2%。对于这个企业来说,这个效益是十分可观的。
案例二:巧用“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减轻企业所得税税负
针对案例二中的C肉制品公司,假设该公司当年实现利润8000万元,如果按“一条龙”模式经营的话,其缴纳的所得税计算如下:
企业所得税额=8000×25%=2000万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公告》的规定,鉴于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企业,虽不直接从事畜禽的养殖,但系委托农户饲养,并承担诸如市场、管理、采购、销售等经营职责及绝大部分经营管理风险,公司和农户是劳务外包关系。为此,对此类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的企业,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所以,建议该公司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这样的话,其缴纳的所得税计算如下:
企业所得税额=8000×25%×50%=1000万元
可以发现,筹划后企业的所得税减少了1000万元(见表2)。
公司+农户保价肉鸡养殖合同 篇5
乙方：市县镇村，姓名：
一、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委托乙方管理饲养肉鸡，由甲方提供鸡苗、饲料、药物以及饲养管理技术。乙方必须严格按甲方技术要求来进行全面日常管理饲养工作，甲方按规定回收乙方饲养的肉鸡并承担市场销售风险，乙方承担饲养管理的养殖风险，现就具体做法达成以下协议，双方必须共同遵守。
二、条款：
1、乙方按甲方养鸡技术要求管理饲养肉鸡，并承担养殖风险，甲方按规定回收委托乙方所养的肉鸡，并承担市场风险，乙方按合同养肉鸡的所有权属于甲方，乙方不得利用任何理由、渠道私自转让、销售、抵押甲方委托乙方饲养的肉鸡，违者每一羽按甲方回收价的5倍索赔，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2、乙方要具有符合甲方要求的栏舍、场地，有足够的养鸡设施和人力，水、电畅通，交通便利，方可向甲方申请开户。乙方开户订鸡苗时，必须交给甲方4元/羽的保证金。
3、乙方订鸡苗后，如需退苗的，一周内甲方扣罚乙方违约金0.2元/羽，一周后甲方扣罚乙方违约金0.5元/羽。
4、乙方领取饲料、药品疫苗等，采用记帐的方式，须凭领料簿签字盖章后方可领取，领料簿上的发生金额，是结算的依据。
三、双方议定甲方按照下面价格供应货品给乙方：
1、鸡苗：项苗按价每羽3.9元。
2、全价饲料：小鸡料、中鸡料、大鸡料、肥鸡料统一规格每包净重40公斤，按价每包160元。（另：玉米折算为每包80斤，单价为每包125元）
3、药品、疫苗均按照市场零售价供应。
4、各种药品、维生素类及消毒药使用总数金额平均不得低于每羽0.6元。
5、疫苗使用量按上栏羽数总量计算。
6、乙方必须遵守甲方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甲方的饲养程序操作（注：有关管理制度、饲养程序见附件）。
四、甲方回收乙方肉鸡规定：
1、正品项鸡回收日龄115天～130天，按价每市斤10元，规格要求：健康无病、性别清楚、无缺陷、病变、羽毛齐全、毛管干水、鸡冠起、鲜红，体重在2.5市斤以上,最重平均不得超于3.3市斤。
2、夹在项鸡中生鸡回收日龄75～85天，按价每市斤7元。规格要求，无缺陷、伤残、病变、羽毛齐全，体重在2市斤以上。
3、回收时间：据市场情况甲方可提前回收，如有甲方不能按照上市日龄回收，乙方代养肉鸡每推迟一天，甲方给乙方补贴饲喂饲料70克/羽/日。
4、成品合格鸡由甲方回收，禁止以任何手段把鸡喂过饱，更不能混喂饲料以外的杂物，如：泥沙、石粉、铁粉等类似现象，按嗉襄重量全部扣除，所引起的损失全部由乙方负责，嗉襄内容物不能超过30克/羽。
5、不合以上回收规格的鸡视为次级鸡，甲方不予回收，经甲方清点同意后乙方可自行销售处理，所得鸡款必须如实报交甲方。
6、回收地点：在能通后驱车的公路旁过磅回收。
7、乙方饲养回收鸡全过程饲料均由甲方供应。饲料消耗、肉料比标准为：1：3.8～1：4.1。如肉料比低于1：3.7则视为用料不足，高于1：4.1则视为用料不合理。用料不足部分饲料每市斤扣款0.2元给甲方。用料不合理超出部分饲料每市斤扣款0.1元给甲方。
8、甲方收购鸡后5天，乙方持相关手续到甲方财务部结算，结算时要携带领料簿、领料单、磅码单和保证金单据结算。
五、其他条款：
1、本合同不清楚的地方，参照《合作规定》。
2、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解决，增补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甲方保持有对本合同的最终解释权。
4、本合同一式两份（每份2页），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盖章后生效，直到肉鸡上市后结清所有款项，本合同自动终止。
附：
1、乙方进苗时间：200年月日，数量羽。
2、乙方交纳保证金金额为元。(大写)：万仟佰拾元。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地址：
“公司+农户”模式 篇6
摘 要： 选取2011年陕西省渭南市14个小额贷款公司和337个样本农户的截面数据，运用ISDF模型对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以小额贷款公司为单位的农户平均生产技术效率差异不大，但个体差异较为明显；小额贷款公司员工文化程度、服务态度、贷款便利程度、利率水平和政策宣传均正向影响农户生产技术效率；支农低效的小额贷款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支农目标偏移现象。针对以上结果，分别从小额贷款公司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给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农户；生产技术效率；ISDF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6-0096-07
引 言
农村金融服务不充分一直制约着农村发展，一方面由于正规金融机构的撤并网点使得农户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只能依赖农村中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大型的商业银行扮演着“农村抽水机”的角色，使得大量农村资金逃离了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和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金融供给的严重不足以及自身的特殊性，势必要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供给以满足当前“三农”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于2008年5月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为了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应坚持小额、分散为“三农”服务的原则。陕西省2006年在户县进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并于2008年9月通过金融办审批小额贷款公司等一系列政策为其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央一号文件（2013）更是明确指出要加大商业性金融支农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先满足农户贷款需求。那么作为新型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支农效率如何？小额贷款公司服务质量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有何影响？不同小额贷款公司所贷的农户生产效率是否有差异？通过研究这些可以更好地帮助小额贷款公司分配各种资源从而有效地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为农户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依据。
从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文献来看，乔世君运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我国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分析，指出技术效率存在南高北低的趋势[1]。田伟等通过SFA分析发现全国油菜主产区的农户生产技术效率水平普遍不高[2]。屈小博采用SFA对陕西省不同规模农户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分析，指出教育、技术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显著正效应[3]。李谷成等运用SFA对湖北省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进行分析，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和信息化建设对其产生正向影响[4]。霍学喜等通过SFA分析陕西省等10个重点苹果生产县指出种植户明显存在技术无效率，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5]。石慧运用SFA指出中国八大地区的农业技术效率改进不明显且为负增长[6]。王芳运用ISDF模型对中国不同区域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分析指出技术效率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趋势[7]。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都采用了SFA方法从大区域内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进行测算，技术无效率影响因素也是从农户自身角度出发，对于农户自身以外的因素较少研究，那么金融机构服务质量对农户效率有没有影响就值得进一步探讨。由于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只能控制其投入要素，因此选用投入导向型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距离函数（ISDF）相比较于SFA方法研究农户生产技术效率更为有效。在借鉴已有的基础上，从小额贷款公司的角度出发，对各公司所贷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和可能会影响其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型
文章选取投入导向型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距离函数（ISDF）模型来分析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和影响因素，是因为其在SFA模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它能同时有效估计农户随机生产前沿和技术效率损失；另外相对于产出，以农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对投入要素有着更强的控制力，选用ISDF模型能够更为准确地对小额贷款公司所贷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借鉴全炯振ISDF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对各公司所贷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分析[8]，假设每个农户有N个投入向量[x=（x1，…，xN）∈RN+]和M个产出向量[y=（y1，…，yM）∈RM+]，ISDF模型可以表示为：
模型中所涉及到的指标具体定义如下：k表示第k个样本农户（共337个）；产出指标选取农户的农业收入（y1，万元）和非农业收入（y2，万元），这是目前统计农民收入较为全面的指标，y1包括农户种植、养殖等收入，y2则包括农户务工、个体经营等收入（由家庭总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额表示）；投入指标方面，农业资金（x1，万元）用农户当年的生产费用（种子、化肥、大棚投入等）表示，非农业资金（x2，万元）用除农户民居住房以外的经营房产、交通工具以及其他设备等表示（按当年价值核算），土地（x3，亩）用农户的实际耕作面积表示。
为了准确衡量小额贷款公司服务质量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选取员工平均文化程度、农户对小额贷款政策的了解程度、贷款员工服务满意度、贷款的便利程度和贷款利率水平5个影响因素，z1表示员工平均文化程度（1初中及以下，2高中，3大专，4本科， 5本科及以上）；z2表示贷款政策了解程度（1说不清，2不了解，3听说过，4一般，5很了解）；z3表示贷款服务满意度（1说不清，2不满意，3基本满意，4满意）；z4表示贷款便利程度（1说不清，2不方便，3方便）；z5表示贷款利率水平（1说不清，2利率较低，3利率适中，4较高）。
二、 数据来源与计量分析
（一）数据来源
数据由课题小组在2012年7月对陕西省渭南市14家小额贷款公司和贷款农户调研所得。其中农户样本的选取标准以当年在小额贷款公司贷款额占贷款总额的80%以上为准。总共获得384份农户样本数据，其中有337份合格样本，各小额贷款公司所贷农户的样本数据为21～30份不等，样本数量差别不大。
（二）计量分析
先计算出小额贷款公司支农效率，再以小额贷款公司为样本单位对其所贷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分析。
1.小额贷款公司支农效率分析。在借鉴张振海的基础上[9]，选取各小贷公司所贷农户的人均农业收入（Y，万元）为产出指标，投入指标分别用农户贷款额比例（X1，%），农户贷款余额（X2，万元），贷款农户数（X3，户）和公司员工人数（X4，人）分别表示农村贷款资金配置情况、规模、深度和农村金融服务发展程度。
（1）1、5和8小额贷款公司的DEA效率值为1，与其他公司相比是完全有效的，并且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表明当前公司的投入结构合理。当综合效率为1且投入产出松弛变量为0时表明要达到现有的产出至少有一种投入无法减少，或者在现有的投入条件下产出无法增加。
（2）其他的小额贷款公司相对无效（0.122～0.981），并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投入和产出松弛变量。在这些无效的公司当中有的是由规模效率引起的（2、3和14），从松弛变量来看投入产出比例合理，投入量也得到了充分利用，只需等量的增加投入并对规模进行改进就能使DEA效率提高；另外的是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引起的（4、6、7、9、10、11、12和13），其中公司13的DEA最低（0.122），只有在改进投入利用效率的同时还要改善其投入规模才能提高效率。
按照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的经营原则，理论上来讲公司注册资金越多，对农户的贷款方面应该更有实力，但结果显示注册资金越多的公司DEA效率反而低。研究还发现在效率最低4个当中，有3个公司的注册资金量是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6、12和13，注册资金都在5 000万元以上；而在DEA完全有效的公司中，除了5的注册资金为6 500万元外，其余的都只有3 000万元；低效率公司的贷款额比例与后者持平甚至略低，表明其存在支农目标偏移现象。
2.小额贷款公司所贷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因素分析。从表2和表3得出：
产出情况方面，14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农户的平均农业收入最高的能达到10.745万元，最少的仅为0.8万元，而非农业收入最高能达到8.462万元，最少的也只有0.969万元。其中有10个样本公司所贷农户的非农业收入高于农业收入，这表明目前农户家庭收入中非农业收入占据主导地位，农户的收入来源呈现多源化。其中差距最大的公司2非农业收入是农业收入的2.4倍多，这是由于该公司处于渭南市临渭区内，农户贷款对象主要为城乡结合部的居民，大多数农户已经从事了第二职业。
投入情况方面，非农业资金的投入明显高于农业资金，最大的差距达到了14.38倍（公司4），巨大的投入差距促进了非农业收入所占比例的进一步提高，非农业收入的增加会进一步反向推动着农户更多投资于非农行业。另外在数据中还发现非农业资金的投入大大高于非农业收入，这主要是问卷调查中非农业资金的投入指标包括了除居住房产以外的经营性房产、交通工具和相关的机械设备等，由于这些投入指标价值是具有延续性，而调查中的非农业收入仅限于当年的收入，因此就不难理解出之间的差距较大的原因。
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因素方面，14个样本公司中员工的平均文化程度差异较大，均值介于高中和本科（2.760～3.762）之间；对贷款政策了解程度参差不齐，样本1农户平均贷款政策的了解程度达到了一般了解以上（4.381），而样本12的却在不了解以下（1.4）；贷款服务态度方面，最高的达到了基本满意以上（3.4），不满意的达到了8个（1.727～2.350），说不清的为2个；有3 个公司农户表示贷款方便（2.80～2.952），而大多数贷款公司农户表示不方便；贷款利率方面，绝大多数认为利率适中，只有3个样本公司的所贷农户认为利率偏高。以上反映出小额贷款公司除了贷款利率方面，在贷款政策宣传、员工素质以及办事效率上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为了进一步分析出各个样本公司所贷农户层面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运用ISDF模型对其进行技术效率分析（见表4）。
估计结果：使用软件Frontier4.1程序对ISDF模型进行极大似然法估计，从结果中可以看出γ为0.712 9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复合误差项的变异主要来自于小额贷款公司所能控制的技术非效率，而随机误差变异只占到0.287 1。
产出方面，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系数分别为-0.058 1（10%）和-0.097 5（1%），说明农户家庭的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对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有正向的影响，即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每增加1%，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将分别提高5.81%和9.75%，非农业收入的影响大于农业收入。
投入方面，农业资金和非农业资金的系数分别为0.015 9（1%）和0.073 4（1%），表示农户的农业资金和非农业资金每增加1%，就会分别对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提高1.59%和7.34%，非农业资金投入所带来的效率提高明显高于农业资金，与王芳所得出的农业资金所带来技术效率提高大于非农业资金结论不符[7]。这也符合理论预期，随着农村交通建设的日益完善，城乡的经济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有能力但资金较少的农户会选择周期短和收益较高的非农行业工作，这促使着农户更多的在非农业资金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因而会出现非农业资金投入所带来的技术效率要高于农业资金。
在导致农户生产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因素中，员工文化程度（10%）、贷款政策的了解程度（10%）、贷款服务满意度（1%）、贷款便利程度（1%）和贷款利率水平（1%）5个影响因素的系数符号都为负，说明了小额贷款公司服务因素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都能产生正向影响。其中贷款服务态度、贷款便利程度和贷款利率所带来生产技术效率提高大大高于前两者，合理的解释为：首先农户本身收入水平有限，在社会中也处于弱势地位，相对于别人而言更关心的是贷款利率的高低和服务态度，以此来判断是否需要从该机构贷款，收益能否按期偿还贷款；影响最大的贷款便利程度是因为农户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繁琐的贷款程序会让农户感到无所适从，他们更希望快捷、简单的贷款流程，毕竟农户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拿到贷款；最后员工文化程度和贷款政策的影响较低可能是这两项不是农户所能控制的，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并且不会对农户生产产生直接影响。
由表6得出各小额贷款公司所贷农户的均值并未发生较大的波动，幅动区间在0.694～0.814之间；各公司内部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差异较为明显，最高值能达到0.946，而最小的仅仅只有0.423，就贷款农户个体来说在生产技术效率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将小额贷款公司的支农效率和所贷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结合起来发现完全有效的公司1所贷农户的技术效率只有0.694，而低效率的公司13所贷农户的技术效率却有0.770，表明两都之间并未有太大的联系。这并不符合理论预期，理论上来说两者都是以农业收入来衡量的（人均农业收入和家庭农业收入），它们之间应有着正向的联系，合理的解释是一方面这与所调研的地区范围有关系，较小范围农户的生产习惯类似导致以小额贷款公司为单位的农户均值差异并不大，而农户之间的差异则来源于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成立的时间较短，在对农户金融扶持的时间和力度上还不够，而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在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三、结论与建议
利用陕西省渭南市14家小额贷款公司和337份农户的2011调研数据，采用ISDF模型研究发现：（1）以小额贷款公司为单位的农户平均生产技术效率差异不大，但农户个体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公司支农效率与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并没有关系。（2）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服务态度、便利程度、利率和政策宣传对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都有着正向影响，除了贷款利率认为比较合适外，农户对其他的服务质量评价都不高。（3）小额贷款公司支农差异较大，大部分都处于无效和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并且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支农目标偏移现象。
基于以上发现，给出如下建议：（1）小额贷款公司要秉承着为“三农”服务原则，持续加大为农户提供帮助，这样既能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又能为公司培养一批信誉好、还款能力强的农户。（2）小额贷款公司要加大对从业人员系统性培训，提升其相关业务能力，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同时充分利用人缘和地缘优势，深入到农户中宣传相关贷款政策，发挥其机制灵活、服务简捷等特点，使得农户更愿意选择公司相关业务。（3）小额贷款公司要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改善资源配置，提高支农效率，另外地方政府也应加大对其政策扶持力度，通过财政补贴防止由于“资本逐利”所带来的支农目标偏移。
参考文献：
[1] 乔世君.中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实证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23（3）：1116.
[2] 田伟，李明贤.基于SFA的中国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9（21）：5557.
[3] 屈小博.不同规模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3）：2734.
[4] 李谷成，冯中朝，占绍文.家庭禀赋对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J].统计研究，2008，25（1）：3542.
[5] 霍学喜，侯建昀.中国苹果生产技术效率与要素产出弹性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6）：7580.
[6] 石慧，孟令杰，王怀明.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及波动性研究[J].经济科学，2008（3）：2033.
[7] 王芳.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差异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2（3）：5564.
[8] 全炯振.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9）：3647.
[9] 张振海.陕西省金融支农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7）：8288.
由表6得出各小额贷款公司所贷农户的均值并未发生较大的波动，幅动区间在0.694～0.814之间；各公司内部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差异较为明显，最高值能达到0.946，而最小的仅仅只有0.423，就贷款农户个体来说在生产技术效率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将小额贷款公司的支农效率和所贷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结合起来发现完全有效的公司1所贷农户的技术效率只有0.694，而低效率的公司13所贷农户的技术效率却有0.770，表明两都之间并未有太大的联系。这并不符合理论预期，理论上来说两者都是以农业收入来衡量的（人均农业收入和家庭农业收入），它们之间应有着正向的联系，合理的解释是一方面这与所调研的地区范围有关系，较小范围农户的生产习惯类似导致以小额贷款公司为单位的农户均值差异并不大，而农户之间的差异则来源于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成立的时间较短，在对农户金融扶持的时间和力度上还不够，而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在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三、结论与建议
利用陕西省渭南市14家小额贷款公司和337份农户的2011调研数据，采用ISDF模型研究发现：（1）以小额贷款公司为单位的农户平均生产技术效率差异不大，但农户个体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公司支农效率与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并没有关系。（2）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服务态度、便利程度、利率和政策宣传对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都有着正向影响，除了贷款利率认为比较合适外，农户对其他的服务质量评价都不高。（3）小额贷款公司支农差异较大，大部分都处于无效和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并且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支农目标偏移现象。
基于以上发现，给出如下建议：（1）小额贷款公司要秉承着为“三农”服务原则，持续加大为农户提供帮助，这样既能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又能为公司培养一批信誉好、还款能力强的农户。（2）小额贷款公司要加大对从业人员系统性培训，提升其相关业务能力，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同时充分利用人缘和地缘优势，深入到农户中宣传相关贷款政策，发挥其机制灵活、服务简捷等特点，使得农户更愿意选择公司相关业务。（3）小额贷款公司要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改善资源配置，提高支农效率，另外地方政府也应加大对其政策扶持力度，通过财政补贴防止由于“资本逐利”所带来的支农目标偏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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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霍学喜，侯建昀.中国苹果生产技术效率与要素产出弹性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6）：7580.
[6] 石慧，孟令杰，王怀明.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及波动性研究[J].经济科学，2008（3）：2033.
[7] 王芳.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差异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2（3）：5564.
[8] 全炯振.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9）：3647.
[9] 张振海.陕西省金融支农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7）：8288.
由表6得出各小额贷款公司所贷农户的均值并未发生较大的波动，幅动区间在0.694～0.814之间；各公司内部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差异较为明显，最高值能达到0.946，而最小的仅仅只有0.423，就贷款农户个体来说在生产技术效率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将小额贷款公司的支农效率和所贷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结合起来发现完全有效的公司1所贷农户的技术效率只有0.694，而低效率的公司13所贷农户的技术效率却有0.770，表明两都之间并未有太大的联系。这并不符合理论预期，理论上来说两者都是以农业收入来衡量的（人均农业收入和家庭农业收入），它们之间应有着正向的联系，合理的解释是一方面这与所调研的地区范围有关系，较小范围农户的生产习惯类似导致以小额贷款公司为单位的农户均值差异并不大，而农户之间的差异则来源于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成立的时间较短，在对农户金融扶持的时间和力度上还不够，而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在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三、结论与建议
利用陕西省渭南市14家小额贷款公司和337份农户的2011调研数据，采用ISDF模型研究发现：（1）以小额贷款公司为单位的农户平均生产技术效率差异不大，但农户个体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公司支农效率与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并没有关系。（2）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服务态度、便利程度、利率和政策宣传对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都有着正向影响，除了贷款利率认为比较合适外，农户对其他的服务质量评价都不高。（3）小额贷款公司支农差异较大，大部分都处于无效和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并且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支农目标偏移现象。
基于以上发现，给出如下建议：（1）小额贷款公司要秉承着为“三农”服务原则，持续加大为农户提供帮助，这样既能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又能为公司培养一批信誉好、还款能力强的农户。（2）小额贷款公司要加大对从业人员系统性培训，提升其相关业务能力，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同时充分利用人缘和地缘优势，深入到农户中宣传相关贷款政策，发挥其机制灵活、服务简捷等特点，使得农户更愿意选择公司相关业务。（3）小额贷款公司要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改善资源配置，提高支农效率，另外地方政府也应加大对其政策扶持力度，通过财政补贴防止由于“资本逐利”所带来的支农目标偏移。
参考文献：
[1] 乔世君.中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实证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23（3）：1116.
[2] 田伟，李明贤.基于SFA的中国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9（21）：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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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农户”模式 篇7
国税总局公告称, 目前, 一些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畜禽饲养, 即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 向农户提供畜禽苗、饲料等 (所有权属于公司) , 农户饲养畜禽苗至成品后交付公司回收, 公司将回收的成品畜禽用于销售。在上述经营模式下, 纳税人回收再销售畜禽, 属于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
国税总局表示, 随着社会化分工的发展, 传统的牲畜饲养行业经营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据了解,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已经被普遍采用, 公司将生产环节外包给农户, 负责销售与服务环节, 承担农产品的大部分风险, 农户完全解除了技术与市场之忧, 双方组成相对完整、独立的经营模式。鉴于畜禽养殖的风险绝大部分留在企业本身, 与企业自产农产品无本质区别, 因此, 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从农户手中回收再销售畜禽产品, 属于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 应根据现行增值税的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
“公司+农户”模式 篇8
近些年食品安全问题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牛肉作为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肉类食品之一, “牛肉膏”、 “瘦肉精”等食品质量安全事件也是频繁发生。同时, 随着国际市场对牛肉进出口限制的加强, 特别是对牛肉的可追溯性提出要求, 加强牛肉质量安全管理势在必行, 这不仅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更有利于我国肉牛产业的发展。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是导致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 并且这种信息的缺失会随着食品供给链条的增长而加重 (Antle, 1995) 。食品可追溯体系作为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披露工具, 可以实现食品生产全程质量安全信息的跟踪与追溯, 为政府和消费者提供关于食品质量安全的真实可靠信息, 有助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Hobbs, 2004) 。在此形势下, 牛肉可追溯体系应运而生。①
近年来, 我国肉牛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肉牛产业化进程加快, 〔1〕形成了 “公司+农户”等发展模式。随着物流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食品供应链管理兴起, 这促进了肉牛产业化的发展, 从而为牛肉可追溯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2000年欧洲爆发的疯牛病大大推动了欧洲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 牛肉生产大国法国已在全国范围内对牛肉实施强制追溯。〔2〕发达国家牛肉可追溯的实施为我国提供了经验借鉴。我国的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起步较晚, 农业部于2004年在京、津、沪等8个城市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试点工作, 商务部等部门也于2010年至2012年分3批共35个城市进行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试点建设。目前, 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存在两种明显的发展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 即由农业部、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出资支持试点城市建立区域性可追溯系统平台, 鼓励企业加入系统平台, 并可实现追溯信息的消费终端查询;二是企业主导模式, 即企业在农业部等政府部门的鼓励支持下自主研发和运行或者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研发和运行自己的牛肉可追溯系统, 并可实现追溯信息的消费终端查询。其中, 第一种模式在发展初期更注重蔬菜和猪肉的可追溯, 牛肉可追溯体系则发展较慢;第二种模式下的牛肉可追溯体系发展较快,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金维福仁清真食品有限公司、陕西秦宝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牛肉可追溯系统皆是在该模式下发展起来。
我国现代肉牛产业在为了保证牛源和降低成本的情况下, 形成了 “公司+ 农户”等发展模式。“公司+农户”模式下牛肉可追溯体系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农户和消费者等利益主体的共同努力。各利益主体为了各自利益做出行为选择, 彼此之间又相互作用, 这才使得该体系正常运行。因此, 要实现牛肉可追溯体系的运行, 必然要厘清三大利益关系:一是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二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是政府与企业、农户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中, 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牛肉可追溯体系的实现。农户的积极参与不仅关系到牛肉可追溯在犊牛繁育阶段的具体实现, 还对企业实施可追溯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 农户为企业保证了牛源, 还分担了养殖基础母牛的成本, 从而有利于企业利润的实现。厘清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实现牛肉可追溯体系的有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关于食品可追溯体系利益主体的研究, 更多还是集中在利益主体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方面, 也有就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 但更多是理论分析, 〔3〕缺乏实证研究。有研究者对可追溯食品产业链各环节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情况进行过实证研究, 其中对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 但仅针对猪肉和蔬菜可追溯体系;〔4〕〔5〕还有研究者对蔬菜可追溯体系的纵向协作形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其中对企业和上游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 但同样也是仅针对蔬菜可追溯体系。上述研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 但由于蔬菜和牛肉生产特点不同以及可追溯实现难易程度也不同, 因此已有研究成果的推广具有很大局限性。本文在全面了解中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概况的基础上, 以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研究 “公司+农户”模式下牛肉可追溯体系参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主要就企业对农户的激励机制和农户对企业的反馈机制两方面展开分析, 发现仍存在的问题, 以期为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二、案例选择及说明
鉴于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雪龙公司) 在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方面的领先地位, 因此, 本研究选择该企业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企业调查。同时, 选择大连瓦房店市和普兰店市为案例地进行农户调查。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 一是该地是雪龙公司在大连与农户合作养殖肉牛的主要地区;二是雪龙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在当地发展较为成熟。本文的数据资料绝大部分来源于2011年11月笔者在大连市的实地调查, 还有部分数据资料来源于雪龙公司的网站。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 投资总额3.15亿元, 注册资本1.2亿元, 从业人员1000余人, 是集肉牛繁育饲养、屠宰加工、稻草饲料加工、生物有机肥生产等于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该公司已获得ISO9001:2005和ISO22000:2005管理体系认证、HACCP食品卫生安全体系认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注册 (出口) 认证以及绿色食品认证、清真食品等, 曾为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提供餐饮牛肉。在农业部 “948”研究项目子课题基础上, 雪龙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肉牛研究中心、北京华芯同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于2006年成功研发并运行牛肉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该追溯系统基于RFID技术实现了从精液发放、繁殖培育、技术服务、犊牛收购、入场整理、育肥、防疫、屠宰、终端销售等全程追溯, 它是目前国内相对严格的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
结合雪龙黑牛的一体化生产现状, 可将追溯系统的功能区域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 农户繁殖阶段。雪龙公司采取 “公司+农户”和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养殖模式, 由公司提供精液, 农户利用自家基础母牛为其繁育犊牛, 犊牛养殖大概半年之后, 由雪龙公司负责回收继续育肥。在此阶段, 小牛出生7天之内, 由雪龙公司的巡饲员和委托的配种员为其打上耳标, 耳标上有一个编号和出生日期, 编号是唯一牛号, 并将母亲编号、父母品种、出生日期、重量、毛色特征、出生养殖户等信息记录在繁育台账, 每头雪龙黑牛自出生就会有一个纸质档案和一个电子档案跟随其一生, 即时记录各种质量安全信息, 统一保存在雪龙公司的档案库中, 便于管理和查询。牛肉销售后, 档案将在档案室保存两年, 然后转至资料库里永久保存。第二, 牧场育肥阶段。犊牛长成架子牛之后, 雪龙公司按照合同规定进行回收, 为确保无疫病, 先将牛运送到隔离场观察一段时间, 然后再进入公司育肥场集中育肥, 并再打一个耳标, 分配一个唯一的入场号, 在此期间所有的用药防疫、饲料投入等情况都会即时记录在案。第三, 屠宰分割阶段。屠宰前, 会检查核对所有信息、传递基本信息至屠宰场数据库建立待宰牛档案, 此时会再给牛分配一个且是唯一的屠宰号, 屠宰号和之前的农户繁育阶段的编号、入场号是一一对应的;屠宰后, 先将每头牛一分为二, 将胴体检疫、评级、重量、排酸制冷等信息即时记录在案, 然后进行多分体精确分割, 将系统打印出的二维条码贴在相对应的肉块上。第四, 加工销售阶段。雪龙公司除了拥有一套内部追溯管理系统 (包括繁育、育肥、屠宰等信息, 其中就有用于终端追溯查询的基本资料) , 还拥有采购子系统、销售子系统和外部追溯查询系统。牛肉产品入库前, 为了便于管理, 会再分配一个存货编号。随后, 雪龙公司根据市场需求, 将牛肉运往各地。消费者在购买到雪龙黑牛肉后, 可登陆雪龙公司网站进行追溯信息查询, 可以查询到犊牛阶段的父母基本信息和养殖户信息、架子牛阶段的养殖场信息和防疫饲料信息、屠宰分割阶段的肉的等级等信息。
瓦房店市和普兰店市并非所有的养牛户都繁育雪龙黑牛, 有的地区是受限于雪龙公司未与当地建立合作关系, 但在建立合作关系的地区, 也有较大比例的养牛户并不繁育雪龙黑牛。在参与养殖雪龙黑牛的农户中, 有的农户愿意继续养殖, 有的农户则不愿意继续养殖;在未参与养殖雪龙黑牛的农户中, 有的农户愿意尝试养殖, 有的农户则不愿意养殖。因此, 本文利用二维利益相关矩阵, 以农户养殖雪龙黑牛的参与度和意愿度作为维度, 在与雪龙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地区, 挑选四位具有不同参与度和意愿度的农户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调查, 以更全面了解雪龙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三、牛肉可追溯体系参与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关系
由于养殖基础母牛的高成本, 企业并不愿意自己繁育犊牛, 往往寻求与农户的合作。雪龙公司采用的 “公司+农户”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该模式为雪龙公司降低了成本, 一定时期内还保证了牛源。然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 当地牛源出现短缺。雪龙公司先后在山东招远、重庆酉阳等地建立牧场, 复制 “公司+农户”模式, 以调动当地养殖户合作养殖的积极性。随着雪龙公司在全国各地建立起现代化牧场, 这种合作模式也得到推广。
“公司+农户”模式是指企业和农户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使双方都能获利而达到彼此制约的均衡状态。在雪龙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中, 配种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是连接企业和农户的纽带, 企业跟农户的联系主要通过配种员实现。配种员受雪龙公司的委托, 主要负责雪龙黑牛的配种、合同签订、出生信息记录、协助雪龙公司巡饲员对农户养殖的监督指导以及协助雪龙黑牛的收购等工作。由于配种员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雪龙犊牛的回收数量以及可追溯在源头上的实现, 因此雪龙公司给予配种员优厚的经济激励, 每成功回收一头雪龙犊牛给予配种员200元的报酬。调查发现, 配种员一年大概能回收上百头雪龙犊牛, 可观的收入使得配种员有足够动力去认真完成自己所负责的工作。雪龙公司还经常委派巡饲员在配种员带领下对农户的养殖进行监督指导, 一方面可以实现农户向企业反馈养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还可以实现对配种员工作的监督。
在雪龙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中, 企业与农户行为选择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企业是牛肉可追溯的主动实施者, 企业采取措施激励农户参与牛肉可追溯体系, 而农户也会对企业的行为选择做出反馈, 农户的反馈能否得到企业的回应和解决决定了二者的合作关系能否维系, 也决定了牛肉可追溯在源头上能否实现。二者之间既有生产上的利益关系, 又有销售上的利益关系, 主要内容都以合同形式做出了规定。
1.企业对农户参与的激励机制
雪龙公司对农户参与牛肉可追溯体系的激励作用主要有正激励和负激励。正激励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组织需要时, 通过奖赏的方式来鼓励这种行为, 以达到持续和发扬这种行为的目的。负激励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组织的需要时, 通过制裁的方式来抑制这种行为, 以达到减少或消除这种行为的目的。正激励和负激励作为激励的两种不同类型, 目的都是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强化, 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取向相反。
雪龙公司对农户的正激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雪龙犊牛回收价格激励。雪龙犊牛的收购价格长期来看是随市场价格波动而变化, 但短期内 (一年) 收购价格不变, 达标的雪龙犊牛的回收价格一般比市场价格高2元/公斤, 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农户养殖雪龙黑牛的收益, 另一方面降低了短期内犊牛价格市场波动的风险。
二是养殖技术的保障。虽然雪龙黑牛品种优良, 但其犊牛的养殖方式和当地普通黄犊牛并没有差别。另外, 配种由雪龙公司委托专业配种员进行, 如果在饲养过程中遇到困难, 农户还可以和雪龙公司委派的巡饲员联系, 寻求帮助。这些都为农户养殖雪龙黑牛消除了技术方面的顾虑。
三是对农户反馈的积极响应。农户在养殖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能否反馈给企业以及企业能否适时恰当地处理对于农户的可持续合作养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雪龙公司通过经常委派巡饲员对农户的养殖进行指导来保障农户意见的反馈, 并及时对农户反映的问题予以解决。
四是允许雪龙犊牛转让。虽然合同中明确规定合作养殖农户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转让、转卖受孕的母牛和出生后的雪龙黑牛”, 但实际上此规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由于雪龙黑牛的培育耗费大量人财物力, 雪龙公司此举的初衷在于限制品种培育技术外流, 雪龙黑牛在养殖户之间的转让并不存在太多限制, 这一方面降低了合作养殖农户的机会成本, 另一方面也使得跟进合作养殖农户能更快地养殖雪龙黑牛, 更早受益。
五是公司违约的惩罚。合同中规定雪龙公司在无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发生疫情等特殊原因的前提下, 超过合同约定回收日期30天以上仍未回收的, 每头按500元人民币补偿农户饲养费。雪龙公司不回收犊牛的可能性很小, 即便不回收, 上述补偿标准对于农户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农户繁育一头雪龙犊牛的显性成本大概在500元到1000元之间 (未考虑折旧) , 并且农户将雪龙犊牛转卖得到的纯收入要比繁育普通黄牛高, 同时由于雪龙公司研发雪龙黑牛品种的高成本, 农户若转卖损失的反而是雪龙公司。
雪龙公司对农户的负激励主要是对违约的惩罚,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擅自转让、转卖受孕母牛或犊牛的惩罚。合同中规定, 农户未经雪龙公司书面同意擅自转让、转卖受孕的母牛或出生后的雪龙黑牛, 须按每头15000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并赔偿因此给雪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由于农户卖给雪龙公司一头雪龙黑牛的收益一般在5000元~10000元之间, 因此该惩罚对农户的擅自转让和转卖行为具有足够震慑力。即便有企业或者个人出高价收购雪龙黑牛, 农户还会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 由于养殖户多年事已高, 安分守己的心态促使其一般不会选择擅自转让和转卖。
二是对公犊牛未去势的惩罚。由于未去势的公犊牛育肥时会不安心生长, 同时尖锐的犄角很可能对同圈的其它牛造成伤害, 另外, 去势牛脂肪沉积明显增加, 适于生产高档牛肉, 因此出生的公犊牛一般要在出生后1个月~2个月龄内进行去势。合同中规定, 出生4个月以上去势和未去势的降等级按每公斤10元回收 (当年的回收价格为每公斤20元) , 去势不彻底的每头扣款30元。
三是对犊牛重量不达标的惩罚。最初合同中对回收犊牛的重量依据养殖天数设置了两个标准:一是出生后270天~300天, 符合体型标准的黑色或黑褐色雪龙黑牛, 母牛体重250公斤以上, 公牛体重270公斤以上, 价格每公斤20元;二是出生后390天~420天, 符合体型标准的黑色或黑褐色雪龙黑牛, 母牛体重在300公斤以上, 公牛体重在320公斤以上, 价格每公斤20元。后来, 雪龙公司发现, 农户一般养殖270天~300天就足以使犊牛达到标准重量, 因此在随后的合同中取消了后一标准。合同规定, 达不到体重标准, 200公斤以上的黑色或黑褐色雪龙黑牛, 每公斤17元 (当年标准重量犊牛的收购价格也为每公斤20元) , 200公斤以下的则只按每公斤8元收购。上述规定确保了农户精心喂养雪龙黑牛, 缩短了犊牛的生长期。
四是对非空腹称重和病牛的惩罚。合同规定, 对违反空腹称重的每头扣重量20公斤, 对有严重外伤、传染病、重要器官患有疾病的由农户领回治愈后再收购。对有法定传染病的, 雪龙公司不予收购。另外, 回收的雪龙黑牛在一周内死亡, 经相关部门鉴定, 若因农户交牛前喂精料过多或因交牛前所患疾病导致死亡的, 农户应在3日内向雪龙公司退回全部收牛款。上述规定确保了回收犊牛的质量安全。雪龙公司还专门设立隔离场, 对回收犊牛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饲养。
五是对缺少追溯信息的惩罚。合同规定, 收购时农户须同时提交台账、身份证复印件、免疫卡、繁育合同, 否则雪龙公司不予回收, 造成损失由农户自行承担。由于追溯信息的记录、保存与农户和配种员的利益 (配种员是以实际回收的犊牛头数来算报酬) 密切相关, 因此二者皆有足够动力去落实这一工作。实际操作中, 由于存在个别农户遗失合同等现象, 配种员将合同等资料由自己保管, 收购时统一交给雪龙公司, 更加有效地确保了牛肉可追溯在源头上的实现。
2.农户对企业的反馈机制
农户对企业的反馈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通过相应渠道实现与企业的对话来反映相关问题;二是通过是否继续养殖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当农户在合作养殖过程中遇到问题时, 一般会先选择与企业取得联系寻求解决, 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甚至根本无法反馈给企业, 农户则会通过退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在农户养殖雪龙黑牛的过程中存在雪龙黑犊牛比当地黄犊牛生长慢、用雪龙饲料喂养犊牛生长更慢、延付犊牛收购款、养殖过程较为繁琐等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便会影响企业和农户合作关系的持续。
雪龙公司与农户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雪龙公司委派的巡饲员和委托的配种员来实现, 巡饲员会将农户反映上来的问题向公司反映。农户向雪龙公司反映过用雪龙饲料生长很慢的问题, 得到雪龙公司的回应。虽然合同明确规定要 “饲喂雪龙黑牛专用饲料5袋以上”, 否则 “每公斤降价0.50元”, 但由于公司的监管成本很大, 并且雪龙公司也认识到雪龙黑牛生长慢给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因此对农户不使用雪龙黑牛专用饲料的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该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另外, 由于合作养殖农户多为60岁以上的老人, 这部分人群货币的预防动机很强, 多属于风险回避型, 因此雪龙公司拖延交付犊牛收购款的行为对农户的参与积极性造成不利影响。合同中规定“从收购日之日起7天内无异常的视为合格, 余款一个月内还清”。现实中, 有的犊牛收购款拖欠达半年, 农户也反映过该问题, 但雪龙公司在此问题上有自己的明确态度, 一是因为农户养殖的雪龙黑牛可能存在疫病等问题, 需要观察一段时间;二是现金流转问题。雪龙公司和农户达不成一致的后果就是导致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公司+农户”模式总体来说是一种共赢的模式, 合作之后企业和农户都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第二, “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 农户对企业的问题反馈渠道受到限制, 农户养殖中的一些问题无法反馈给企业或者得不到有效答复和解决, 这不利于企业和农户合作关系的维系。第三, 就可追溯的实现而言, 这样一种合作模式可以保证实现 “溯源”, 但还无法实现对犊牛阶段的兽药饲料信息的跟踪追溯, 由于雪龙公司采取了犊牛进场之后隔离饲养一段时间的措施, 即便农户繁育犊牛时用了违禁饲料或药品, 牛的新陈代谢作用也会将其排出体外, 不会产生太大质量安全问题, 但这样可能会影响牛肉的品质, 对于面向高档牛肉市场的企业来说, 更应该重视这一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不仅对雪龙公司今后更好地寻求与农户的合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对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也具有重要启示:首先, 从企业角度来说, 在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中, 企业多处于强者地位, 随着农户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 企业应该主动建立合作交流平台, 积极响应农户的问题反馈, 这样才能实现合作关系的持续发展;其次, 从农户角度来说, 农户应该提高合作意识, 积极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寻求与企业的平等对话, 争取自身利益的实现;最后, 从政府角度来说, 政府应该鼓励 “公司+农户”这类有助于实现双赢的合作模式, 还应该发挥企业与农户之间矛盾的协调作用, 同时应该建立并完善牛肉可追溯体系的实施规范, 将我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推上正常运行的轨道。
摘要：本文在全面了解中国牛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概况的基础上, 以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依据深入企业和农户调研获得的数据资料, 研究“公司+农户”模式下牛肉可追溯体系参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主要就企业对农户的激励机制和农户对企业的反馈机制两方面展开分析。研究发现, 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农户”模式总体来说是一种共赢的模式, 但还存在农户养殖中的一些问题无法反馈给企业或者得不到有效答复和解决等问题。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牛肉可追溯体系,企业,农户,利益关系,“公司+农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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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农户”模式 篇9
1 公司背景与简介
茧丝绸是江苏省东台市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全市现有桑园面积0.8万hm2, 年产鲜茧28万担, 蚕农栽桑养蚕收入3亿元, 拥有缫丝、织绸、服装等深加工企业20多家, 行业年产值12亿元, 利税8000多万元。江苏民星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市茧丝绸行业两大龙头企业之一, 茧丝产量占全市总量的62%。公司注册资本3086万元, 总资产1.2亿元, 净资产为6600万元。
公司现有员工568人, 大部分来自供销社系统。其中总部员工38人, 生产一线人员530人, 有高级职称人员16名和中级职称人员68名。总部下设办公司、财务部、业务部、四个管理片和丝绸制品分公司, 拥有大型蚕茧储存库1座和60个蚕茧收烘站, 具有生产营业用房28万多㎡, 有2个缫丝加工企业。同时连接区域内的20个茧桑技术服务站、9家缫丝企业、1个茧种场和4.8万户茧农。
公司的经营范围涵盖了从茧种到丝绸制品整个产业链, 具有商品及技术的出口经营权。目前从事栽桑、制种、养蚕、收购、烘制、储存、缫丝、销售的联动运作。公司覆盖区域内有桑园5333.33hm2, 年制桑种30万张, 收购鲜茧20万担, 蚕农养蚕收入2亿元, 烘制干茧3800t, 茧丝质量位居国内行业榜首。企业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 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2004年公司本部丝线销售2.2亿元, 创利税1500多万元。同时在公司参股的9个缫丝企业年产白厂丝1160t, 创利税1600多万元, 生丝80%达5A级、6A级。
公司多次被评为全国同行业先进单位, 先后被上级有关部门授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重点龙头企业、江苏省首批星火重点龙头企业、“全国百强农技协”、“全国茧桑标准化示范区”、“全国茧业科技推广示范基地”、“全国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和“国家星火技术密集区”等称号。
2 公司产业化经营机制
一是公司与“市茧桑中心”一体运行, 形成了产业化技术基础。由公司主要领导兼任技术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 推行有偿服务, 这样将生产技术指导管理与蚕茧收烘经营加工融为一体;二是建立了蚕业合作经济组织, 形成了产业化的生产基础。公司和市茧桑中心发起建立民星蚕业合作联合社, 下设20个合作社、50个分社, 连接区域内的公司、工厂、茧桑站和占总数99.8%的4.8万户茧农。通过茧业合作社的运作, 落实了合同购销, 实现“订单农业”, 茧农的蚕茧得到保护价收购和二次分配;三是与加工企业实行联合经营, 形成了产业化反哺基础。丝厂按经济区域挂钩建立原料基地, 茧站与丝厂共同管理, 双向监督, 整合优势。
经过多年的探索, 公司创立了“公司+合作社+工厂+农户”的经营模式, 通过建立蚕业合作社, 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把蚕农与茧丝绸公司以及加工企业的利益联结起来, 使贸工农三方都进入到茧丝绸产业化的大循环之中。该模式图示如下:
蚕业合作社的建立要经过以下程序:调查摸底——宣传发动——蚕农申请——社员代表大会——制定章程——建立组织——签订产销协议并核发社员证——全程跟踪服务——考核记载——约期交售——兑现二次分配——张榜公布。
3 统一的社会化服务
3.1 蚕种统一供应
全市的蚕种由市蚕桑中心安排监督生产, 组织统一征订和统一催青配发。建立全国一流的现代化蚕种催青系统, 实行温、湿、气、光全自动控制, 蚕种一日孵化率在98%以上, 为蚕农提供最新最优的蚕种, 确保了蚕茧优质丰产丰收。
3.2 蚕室蚕具统一消毒
公司先后投资50多万元, 购置电动消毒机械200多套, 配发到各蚕桑站、蚕茧站、重点村、养蚕大户, 实行共育室、合作社社员的蚕室蚕具免费消毒, 保证了蚕茧的质量和产量。
3.3 桑园统一治虫
公司先后投入60万元, 在全市组建180个治虫专业队, 配备桑园治虫专用弥雾机1500架, 采取定用药品种、定浓度标准、定治虫时间, 突击组织桑园治虫, 及时有效的控制了桑树病虫害的大面积暴发, 保证了治虫效果和蚕作安全。
3.4 小蚕统一共育
公司组织资金80万元, 扶持建成期育蚕50张以上的叠式蚕台电气化规模共育室800多个, 降低了共育成本, 缩短了劳动时间, 改善了饲养环境, 小蚕共育率达90%以上。
3.5 物资统一配送
公司通过价格质量竞标, 选择了4家蚕药蚕具厂家定点生产, 在全市各镇蚕桑站、蚕茧站设立了60个蚕用物资配供服务点, 配备专门人员全天候服务, 针对性地指导蚕农购药、用药, 所销蚕药、蚕具经检验合格加贴防伪标识, 再组织调拨, 一律以竞标出厂家供应, 既保证了蚕药质量, 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3.6 技术统一辅导
全市建立健全了市镇村三级技术服务网络, 通过广播讲座、电视专题、技术培训、印发资料、现场观摩、登门到户指导等多种形式, 广泛开展技术辅导。蚕茧生产期间, 生产、收烘两支队伍400多人全部分工到村组, 挂钩共育室和规模大户, 包发种张数、包技术辅导、包蚕茧产量、包亩桑效益。
4 理论及实践意义
分散的农民如何参与到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当中, 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一般的“公司+农户”模式中, 由于公司和农户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谈判地位的不平等, 单个的农户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其利益常常不能得到保证。当前, “公司+农户”的许多失败案例, 大多是因为在公司和农户之间不是动态的重复博弈, 而是一次性的博弈, 难以达到合作均衡, 导致公司和农户之间的交易效率低下, 甚至形成两败俱伤的格局。但是在“公司+合作社+工厂+农户”的模式中, 农民的组织——合作社的介入, 无疑会壮大农民的相对实力, 提高农民在与公司谈判中的地位。这种模式在实际中的效果明显好于“公司+农户”。笔者认为, 这其中的经验, 值得广泛推广。
目前, 农民适应市场的能力在总体上仍然比较差, 并且由于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 农产品价格的严重波动容易对农民增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农民的弱组织性以及农民与公司谈判地位的不平等性, 在公司和农民的各种交易中, 容易出现公司坑农和害农的问题。鉴于上述原因以及农业的外部性,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 政府应该重视对农民的利益保护, 鼓励龙头企业带动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甚至通过加强市场秩序建设, 制约龙头企业坑农害农现象的发生都是应该的。但是, 至少就全国总体来讲, 笼统的要求企业对农户实行利益保护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 并且这种做法从长远来讲可能会导致公司和农户的两败俱伤。但是, 江苏民星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从其自身利益 (稳定原料基地、提高原料质量、充分利用业已“沉淀”的基础设施投入) 出发, 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 对农户实行利润返还 (二次分配) 和保护价收购, 这和市场经济原则没有矛盾, 这种“订单农业”应该受到鼓励。
但是,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订单农业的成功是有条件的。从目前来看, 订单农业的使用领域主要是那些特色、专用农产品, 在品种和品质和用途上具有较强差异性的产品, 或者具有不同垄断性的农产品。没有这些条件, 订单农业的兑现风险极大。
“公司+农户”模式 篇10
“公司+农户”模式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 其最初设想是将公司的资本、技术同农户的劳动力进行有机的结合, 以达到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目的。[1]“公司+农户”养殖模式是“公司+农户”模式在养殖业中的应用, 其优化农业资源配置的途径主要有三条:首先, 多数采用该模式的公司拥有独立的品牌和成熟的销售渠道, 加入该模式的农户可以借此销售产品, 降低销售成本;其次, 公司具有固定的生产资料采购渠道, 能够供给加入的农户生产所需的幼雏、饲料等生产资料, 减少农户花费在生产资料上的搜寻成本, 同时, 大多数公司会将这些生产资料赊销给农户, 大大降低农户进入行业的门槛;再次, 公司会派遣技术员对农户进行包括饲养和防疫等方面的技术指导, 有利于帮助农户降低因技术水平不足所产生的养殖风险。随着这种模式的推行, 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养殖业的分散经营模式, 改善了传统养殖业生产的组织管理和规模效益, 推进了养殖产品的深加工和跨区域销售, 促进了传统养殖业的产业升级。
尽管“公司+农户”养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 但这种模式目前暴露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其契约稳定性较低。以肉鸡养殖为例, 当肉鸡市场价格比契约价格低时, 一些公司会通过压价压级来收购, 有的甚至直接拒绝收购;当肉鸡市场价格比契约价格高时, 农户往往不按契约卖给公司, 而是直接将肉鸡转售到市场, 产生违约行为。[2]目前, 很多研究都表明仅依靠契约治理无法应对“公司+农户”养殖模式所面临的困境, 例如陈灿[3]运用关系契约理论分析得出, 受交易特点、商业环境以及交易主体本身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交易更多地依赖于关系治理措施。同时, 万俊毅[4]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分析认为, 正式契约由于契约的非完全性使契约的执行成本过高而不能确保交易的稳定, 基于互惠、灵活性、有效沟通以及信誉与声誉机制的关系治理能够与正式契约共同作用, 提高订单履约率。关于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之间的关系, 学者之间的观点不尽相同, 有的学者认为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之间是替代的关系,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两者之间是互补的关系。而本文将借助案例分析“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中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之间的关系, 以及其对契约稳定性的影响。
二、“公司+农户”模式中治理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和治理是现今社会科学研究中两个重要的概念, 其赋予研究当代社会问题新的视角和思路。从关系上看, 两者相互关联, 治理的形成必须以相应的社会资本为前提, 社会资本的发展也受到治理水平的影响。[5]同样, 治理与社会资本也为“公司+农户”模式契约稳定性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
交易的治理分为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其中契约治理 (contractualgovernance) 指通过正式的契约来治理交易的过程, 其内涵为治理交易的各种正式制度, 例如和交易相关的一些法律以及交易过程中签订的一些合同。关系治理 (relationalgovernance) 指通过一些关系性规则即非正式制度来治理交易。关系性规则 (relationalnorms) 意指一些社会过程和社会规则, 其与交易双方的关系相伴而生。其中, 社会过程包括社会交往、信息交流等, 而社会规则包括信任、团结、相互性等。[6]关系治理研究源自麦克内尔提出的关系契约理论和威廉姆森提出的双边治理结构观。
麦克内尔认为, 契约可以被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 (exchangerelations) , 任何交换都包含两类特性:交易性 (transactional) 和关系性 (relational) [7]。受麦克内尔研究的启发,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了双边治理结构观。威廉姆森认为在一个交易中同时存在机会主义、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时, 这种交易结构存在交易费用, 为了更好地控制交易费用, 威廉姆森根据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将交易分为六种形式, 同时给出了六种相匹配的交易治理结构 (如表1所示) 。[8]
在“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中, 公司和农户进行着重复交易, 且市场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产生。另外, 公司和农户都会投入一定的专用性资产。根据表1来看, 这种交易结构适用双方治理结构和关系契约。关系契约承认契约是不完全的, 其以初始拟定的正式协议为基础, 但是并不强调初始协议的参照作用, 交易各方的关系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的, [9]其核心内涵为基于未来关系价值的非正式协议。[10]因此, “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中交易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在于公司和农户双方能否形成一个良好的关系契约, 以及能否保持一个稳定的双方治理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整理。
陈灿在对关系契约理论的综述中发现, 学者对关系契约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关系契约的治理, 即关系治理, 关系治理主要指关系性规则的治理作用, 其运用同样可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弱交易风险的作用, 同时, 他认为“各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关系治理共同保证了关系契约的履行”, 其中, 这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即为契约治理。同样对于“公司+农户”养殖模式来说, 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缺一不可, 因为两者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具有互补作用, 两者相结合能够更好地约束交易双方的行为, 保证契约的稳定性。
2. 社会资本与治理
目前有一些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公司+农户”模式的契约稳定性进行了研究, 例如徐忠爱[11]依据社会学的嵌入理论分析发现, 通过限制性进入、宏观文化、集体认可和声誉等方式, 嵌入到交易中的社会资本可以增加交易双方的信任, 进而促进双方履约。而赵凌云[12]通过对案例分析发现, “社会资本存量不足或类型欠缺导致了“公司+农户”合作模式发展的问题和缺陷, “公司+农户”模式中社会资本的培育需要处理好正式制度与本土社会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 在“公司+农户”模式中, 治理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
社会资本最早由布迪厄提出, 其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 得到公认的, 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 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 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 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13]之后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分类。厄普霍夫 (NomanUphoff) 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14]在治理交易过程中, 认知性社会资本主要包含合作意向和对其他参与者的信念, 合作意向同主体所处社会的价值观、道德标准以及其个人心理相关, 而信念则受其他主体的历史行为和承诺影响, 认知性社会资本可以增强主体之间的信任及合作程度;结构性社会资本主要指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 主要决定于:第一, 是否存在合作意向;第二, 是否相信其他主体也会合作;第三, 能否有效地制裁和惩罚违规主体。[15]另外, 社会资本具有两个属性, 第一为利己性, 主要指社会资本是拥有者同其他主体相竞争的一种手段, 在交易中, 这种利己性表现为使用者利用社会资本对相关者进行打压;第二为利他性, 指社会资本既会使使用者获得效用, 也会使相关者获得效用。在交易中, 这种利他性表现为社会资本对双方约束作用的提高。
在交易过程中, 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关系治理主要通过对关系性规则的运用来形成信任等社会资源, 这些社会资源可以归结为认知性社会资本, 认知性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主体间的合作, 来维持契约的稳定。而契约治理则通过对一些正式制度的运用来治理整个交易过程, 其能帮助交易双方形成结构性社会资本, 在交易中主要通过有效的惩罚措施来达到约束交易双方的作用, 防止双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 进而保证契约的稳定性。
三、两种治理的作用机理
目前, “公司+农户”模式在养殖业中的应用很普遍, 但是, 不同的公司和农户之间采用的治理方式有较大区别, 有的公司和农户之间仅使用关系治理, 有的则使用了契约治理, 也有的同时使用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下面将通过对应的3个案例来分析不同的治理方式产生社会资本过程的差异, 以及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对养殖业中“公司+农户”契约稳定性的影响。
1. 单纯使用契约治理 (1)
目前, 在大多数“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中, 公司和农户之间仅使用契约治理。然而契约治理所形成的结构性资本存在缺陷, 其约束作用有限, 往往无法有效抑制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
广西和丰公司在2002年成立, 现在公司的规模肉鸡每年出栏量为800万羽, 拥有合作农户600多户。和丰和农户的合作方式为, 公司以赊销的方式向农户提供种苗、饲料、兽药, 最后回收农户的鸡进行结算。公司要求农户交纳订金, 并具有规定的养殖条件 (1平方米的养殖密度为15只鸡, 还必须有运动场地, 鸡舍距离公路要50米以上) 。和丰会和农户签订养殖合同, 其核心内容为公司给农户保价, 进鸡苗的时候双方会在合同上下好定价, 等收鸡的时候按照这个定价来收鸡。当市场价格低于契约价格时, 农户要求公司按契约价格收购;然而, 当市场价格高于契约价格时, 农户往往会违反契约的约定, 将鸡卖到市场来获取更多收益。由于公司和农户在养殖过程中都有投资, 鸡的产权界定不清楚, 因此公司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权益的成本过高。最终, 公司往往只能以断绝合作来作为惩罚措施。
公司和农户之间所签订的合约使公司和农户就一些交易的主要问题达成共识, 形成了基本的交易行为规范, 同时契约受法律保护, 对交易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这种契约治理通过对正式制度的运用形成了结构性社会资本。然而, 农户偷卖鸡的现象经常出现并屡禁不止, 证明这种结构性社会资本存在缺陷, 其对农户的约束作用有限。究其根源,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存在短板。在一些农户卖鸡给公司以外主体的违约案件和纠纷中, 有的案件裁决结果为鸡属于公司, 农户的行为是违法的;也有一些案件的裁决认为鸡属于农户, 农户具有自由处置的权利。结果出现分歧是因为双方在生产过程中都有投入, 鸡的权属难以确认。由此可见, 这种经营模式的缺陷完全指望法律解决不现实。在行情好时, 公司和农户利益分配不均;在行情差时, 农户违约成本又太低, 这才导致类似事件时常发生。
2. 单纯使用关系治理 (2)
在“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治理中单纯使用关系治理能在交易之初构建出认知性社会资本, 但是其无法遏制公司的越轨行为, 往往使交易成为一锤子买卖。同时, 从社会资本的利己性角度来讲, 社会资本在交易双方之间的不平衡也给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 破坏双方治理结构的稳定。
宁夏某养殖园区为“公司+农户”经营模式, 农户来自于山区移民, 年龄在50岁~60岁之间, 他们缺乏进城务工的能力, 迁入村的村书记为了改善他们的生计, 同其认识的一个养鸡场的经理商议建设了一个养殖小区, 旨在扶贫创业, 村书记亲自动员村民参与养殖活动。基于对村书记的信任, 一些村民进驻小区开始养鸡。公司提供鸡苗、饲料, 养成后再由公司统一销售。然而农户和公司之间并没有签订合同, 只是以口头协定的方式约定了一些基本事项, 如公司承诺农户按11.5元一只的价格供给鸡雏, 但由于小区建设没有如期完成, 使得育雏时间延长从而成本增加, 于是公司将鸡雏的价格直接提高到20元一只, 极大地增加了村民的养殖成本。同时, 公司向农户承诺一只鸡最少让他们挣10块钱, 但在一期养殖结束之时, 双方对一只鸡挣10块钱的理解产生了分歧。公司解释说一只销售出去的鸡能挣10块钱, 而农户理解的10块钱是鸡雏的数目乘以10才是最终的收入。最后交易在各方的协调之下按照公司的标准进行结算, 但由于在养殖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死鸡和病鸡, 农户基本都处于赔本状态。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关系本位社会, 案例中公司和农户之间通过移民村的村书记的关系网络进行关系治理, 形成了一定的信任及合作意向, 即认知性社会资本, 这为双方的合作打下了基础。但是, 认知性社会资本有着明显的缺陷, 在传统乡村伦理式的背景之下其往往只能起到促成合作的作用, 而对活跃于市场体系下的和公司类似的法人主体的约束作用尤为弱小。如果公司和农户之间没有正式契约, 法律等正式制度就无法对交易进行有效地保护, 导致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同时, 没有标准的灵活性使双方的关系从合作向竞争转变, 双方的社会资本从利他性向利己性转变。同时农户和公司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资源相差较大, 虽然农民成立了一个合作社, 但是这个合作社基本是个空壳, 相对而言, 公司具有更宽广的社会关系网络, 形成较强的社会资本并对农户形成压制, 造成了现实中交易地位上的不平等, 这也给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 破坏了双方治理结构的稳定。
3. 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结合 (3)
从社会资本的利他性角度来看, 关系治理形成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契约治理形成的结构性社会资本的结合能够使交易同时具有约束力和灵活性。从社会资本的利己性角度来看,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出现可以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 使农户可以和公司平等对话, 形成双方治理结构。
温氏创建于1983年, 是由温北鹏等7户农民集资建立。温氏模式是全国“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典范, 2012年, 温氏集团上市肉鸡8.65亿只、肉猪813.9万头、肉鸭1437万只, 实现销售收入335亿元。温氏集团现有合作农户和家庭农场5.59万户, 2012年全体农户和家庭农场获利36.56亿元, 户均获利6.69万元。在这些年中, 温氏同农户的合作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86年~1996年) :单纯“公司+农户”养鸡模式。温氏以养鸡起家, 长期考虑农户利益, 和农户之间“五五分成”。温氏以农户利益为首要, 实行保价回收, 确保农户饲养每只肉鸡有1元到1.5元的获利。这一阶段温氏与农户精诚合作, 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第二阶段 (1997年~2006年) :采用“公司+农户”模式进军养猪等其他行业, 并经受“非典”、禽流感的考验。温氏不仅与农户利益均沾, 而且在面临风险时主动多担。如在1998年香港受禽流感影响时, 公司在每天亏损的情况下仍对农户进行补贴;同样在2005年遭遇禽流感时, 公司在最后一个季度的鸡产业亏损达3亿元左右, 但仍保证农户的收入每只鸡高于1元。同时, 公司在这一阶段建立起了二次分配机制, 年终结算时, 如果农户的年平均收益低于社会同行的平均利润水平, 公司将以补贴形式返回农户;另外公司还设立风险基金, 如果农户在饲养中遭遇洪涝、台风、疾病等灾害而损失严重时, 公司将给予补贴, 保证农户的可持续生产。
第三阶段 (2007年至今)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实施下的“公司+农户”合作模式。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实施背景下, 农户维权的意识逐渐增强, 一些农户联合起来, 成立协会与温氏讨价还价, 维护的自己权益。2007年10月9日, 河源市百家姓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 其成员都为与温氏合作的农户。他们认为, 温氏同养户之间没有正式合同, 公司完全掌握了养户的利益。于是, 经过一番谈判, 温氏同意同农户签订合同, 切实地维护了农户的合法权益。
目前, 为了保证农户履行契约, 温氏制定了“流程价格”合约。“流程价格”下公司出售生产资料的价格和收购养殖产品的价格通常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进而接受“流程价格”的农户的生产成本也就高于其他生产者的产品, 这使得和公司合作的农户的产品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而只能高价出售给公司, 抑制了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价格体系通常也称为“虚拟高价”, 是在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治理模式。
案例中温氏与农户之间的合作分为3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 温氏刚起步, 同农户的合作中使用了典型的契约治理。在第二阶段, 由于养殖的生态环境和市场环境都发生剧变, 契约治理无法适应这种挑战, 于是, 温氏和农户开始在契约治理的基础上进行关系治理。在第三阶段,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提升了农户对自身话语权的需求, 参与“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农户成立了农民专业组织, 同公司之间形成双方治理结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 温氏和农户之间创造性地使用融合了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流程价格”进行治理,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关系治理形成认知性社会资本。从表面看, “流程价格”合约背离了市场规律, 是一种不平等合约, 因此温氏首先需要通过信誉和实力使农户相信这种“虚拟高价”不是一种欺诈行为, 温氏通过关系治理实现了这个目的:第一, 温氏与广大农户在相互了解的基础形成认同关系。在遭遇“非典”、禽流感等风险的时候, 温氏能够理解农户的需求并承诺农户饲养单位畜禽的最低利润, 农户深知公司的付出。第二, 温氏在与农户合作的20多年中, 非常注重企业声誉的建立。由于温氏在农户群体中建立了不亏待农户的声誉, 如长期信守“风险多担、利益均沾”的分配准则, 与温氏合作的农户越来越多, 农户数量从1986年的5户增加到2012年的5.59万户。第三, 建立风险基金和二次分配机制, 这使农户经营风险相对降低。[16]在以上的治理措施之下, 农户同温氏产生了充足的合作意向和信念, 即形成了认知性社会资本。
(2) “流程价格”形成结构性社会资本。温氏和农户在形成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达成“流程价格”合约, 温氏的“流程价格”是一种“虚拟高价”, 农户从公司获取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会高于市场价格, 导致农户的生产成本高于市场上其他主体, 进而无法在市场上自由销售, 因此, 农户只能将鸡卖给温氏, 这种“虚拟高价”增加了产品的专用性和对农户的约束力, 使公司和农户之间构建出相对完备的结构性社会资本。这不仅对交易双方保持了约束力, 而且也使交易具有了灵活性 (约束力是指交易双方都会按照合约进行交易, 对于公司来说, 这个合约是有利的, 自会积极遵守;对于农户来说, 这个合约有较强的约束力, 农户不得不遵守。灵活性是指这个合约脱离了市场价格, 不会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是一种灵活的交易模式, 能够大幅度减少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 。但是“虚拟高价”法仅仅从单方面较好地解决了参与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 其无法对企业形成有效的监督, 并且使农户在交易谈判中的地位恶化, 当企业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违约时, 农户遭受的损失被放大了。缺乏有效监督的“虚拟高价”法在国内还往往被不法分子利用, 打着订单农业的幌子欺骗、坑害农户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 提高农户的谈判地位有利于交易的稳定, 但是, 农户一盘散沙具有较少的社会资本, 而公司因为拥有较强的社会关系网络而集聚较多的社会资本, 这种社会资本的不平衡使农户和公司之间缺乏平等对话的机会, 无法形成稳定的双方治理结构。
(3) 农民专业组织平衡社会资本。在案例中温氏与农户合作的第三阶段可以看出, 农民专业组织的建立使农户之间紧密合作, 拥有了同公司讨价还价的能力, 这种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提高了农户的社会资本, 有利于双方治理结构的稳定。
4. 讨论
在案例1中, 公司和农户之间只是单纯地使用了契约治理, 形成了以正式制度约束为主的结构性社会资本, 但是其对养殖户的约束力较弱, 无法保证契约的稳定性。在案例2中, 公司和农户之间单纯地使用了关系治理, 形成了以信任为主的认知性社会资本, 但是这种社会资本对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的约束力较弱, 也使交易的治理处于困境。在案例3中, 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合作在经历了3个阶段之后, 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并重的温氏公司与农户之间达成了“流程价格”合约, 形成了关系契约, 成功地构建出了完备的社会资本, 使整个交易在灵活的前提下也具有相当的约束力, 不仅抑制了行为过程中的有限理性对交易的破坏, 而且降低了市场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对交易的影响。同时,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也促进了农户和公司社会资本的平衡, 保证了双方治理结构的稳定。
四、结论及建议
从案例分析来看, “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交易的治理需要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并重, 两者不可偏废, 因为两种治理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有所差异, 且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关系治理能够形成认知性社会资本, 其可以使农户因为长期合作期望而摒弃违约行为, 有利于促成并维持双方的合作。而契约治理能够形成结构性社会资本, 有利于约束双方的行为, 特别对于公司这种法人类型的市场主体具有良好的约束力。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 有两种情况会导致“公司+农户”养殖模式契约的不稳定:第一, 社会资本结构不完善会使契约不稳定, 即仅有结构性社会资本或认知性社会资本都无法确保契约的稳定;第二, 交易双方社会资本的不平衡会影响双方治理结构的形成, 进而也会导致契约的不稳定, 只有通过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同时作用以及一些农民专业组织的参与才能培育出功能完整和结构平衡的社会资本。因此, 特提出以下三个建议:
1. 制定规范型契约
由于农业兼具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双重属性, 其契约条款同其他契约区别较大, 但是目前专门规范农业契约的法律比较少, 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 应当对公司和农户交易过程中的契约制定进行监管, 有利于双方形成一个合理的交易治理框架, 构建出结构性社会资本。
2. 积极构建信任
公司应当在契约治理的基础上, 通过乡村社会网络同农户积极互动, 通过互惠、信息交换等方式构建信任, 形成认知性社会资本, 提升双方对未来合作价值的良好预期, 最终使双方能够积极地自我履约。
3. 提升农户组织能力
“公司+农户”模式 篇11
关键词：诚信；道德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1
一、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模式的来源和发展
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的产业化组织是从传统的订单农业演变来的，最早是一些比较敏锐的个体老板或者企业，看中了跟农民直接签订农作物订单，提前约定好价格，到期上门收货，可以减少许多中间流通环节，减少中间商的不必要的加价，只需要增加一部分物流成本和上门收购农作物的人工成本，然而在货源上却大大节省了原料成本，此外，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原料的稳定性。
但是，这种合作也有风险性，就是农民散户的知识水平有限，对于较新的农业技术的应用知道的较少，对市场各种信息的筛选和判断能力也较差，大部分人的农作物种植经验基本上还是靠传统的口口相传，或者贸然跟风。其对农户的结果就是，一是很容易受自然天气影响，靠天吃饭，很难保证丰收程度和虫害，二是受到市场的价格波动影响很大，大家扎堆种植一种作物，上市时往往卖不到高价钱。对与之签订订单协议的企业的结果就是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也很难说，有时候反而会耽误生产，影响自己的信誉和经营。
所以，后来有的企业干脆自己承包土地建立生产基地，企业利用自己的资金、贷款等优势聘请专门的技术人员，购置农业机械，自己组织种植生产，科技投入使得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更大的保障，当地村民又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一举多得。有的甚至建立起合作社，跟当地居民互利共赢，村民甚至可以入股，企业和村民的利益捆绑到了一起，心齐了更有利于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二、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模式给农户带来的好处
龙头企业首先是为了自己的节约成本和农产品有效供给，通过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经营，拉长产业链，增加企业产值。但是在惠农户的角度也给农户带来了益处，一是企业带来了科技推广和培训，提高了当地农作物质量、产量和知名度，也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技能。二是企业安置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很多高龄闲置人口还可以到企业季节性打工，减轻了子女的负担。
三、该模式在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
龙头企业和闲散农户的捆绑合作主要是基于各自的现实利益，由于合作时间短，书面契约和合作制度不健全，对对方的依赖感比较强，但是信任还不充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客观约束机制不健全，沟通渠道不通畅。
信息不对称或者沟通渠道不畅通，容易产生误解，而且农户在合作中虽然是主体却不占据主导地位，没有足够的议价权和话语权，往往认为自己的收益分成偏低，而且在事实中也常常发生因为合同细则不明确产生纠纷，农户为了持续的使自己的产品的稳定的售卖给企业，不得不低头。
（2）农户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较低
出于人性的自私自利的本能，唯利是图的企业或者个体农户也不是没有，往往是少部分的这类人，给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合作模式带来负面影响和破窗效应，很多人为了不使自己吃亏，纷纷效仿。起初是个别爱钻营的农户在售卖过程中掺加外形相似但实际品质不符合要求的农产品，企业发现后对大部分农户开始怀疑，以至于更多的农户为了自己心中的相对公平都开始掺假，如此恶性循环，最终是初期理想化的企业和农户共同繁荣的设想难以实现，反而两败俱伤。
四、诚信合作和提高双方道德素质的对策
（1）政府应该合理引导，规范各市场主体的行为。政府部门根据当地龙头企业和农户合作的发展阶段，提供惠农政策、资金支持的同时，还要提供法律指引。从村里选出德高望重的代表，建立村民间的相互监督组织，同时监管企业履行其承诺。起草政策和道德规范，增加双方的的违约风险，减少合作中的不道德行为。
（2）企业要带头建立起共担风险的体制机制。从博弈论上讲，两个组织的合作关系要想长期稳定，各自的利润分成比例从理论极限值的角度看，应该是1=50%，也就是说只有平均享未来共同收益时，各自才不会有破坏契约的冲动，从而使关系稳定，所以提出了风险共担机制。比如有的村民除了将自家土地租给企业种植，还被返聘到生产基地成为企业的员工，或者有的手头较富余的会拿出一部分资金入股参加企业经营，共同遵守企业的制度和合作规范，共担风险的同时共享利益，为了各自的长远发展，很多不诚信行为和不道德行为都得到了规避，而且增加了相互的信任、沟通和合作的诚意。
（3）农户之间也要提高自己的道德约束能力，相互抱团，通过互相传授科技知识和最新的道德规范，积极探索提高亩产和做务质量等合理合法的方法，在企业有违约苗头时共同声讨和抵抗，保证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而不能通过投机倒把，以次充好等手段破坏了合作关系。
五、总结
各种各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缺陷，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得不承认，但是人的主观意识是可以引导和塑造的，在龙头企业和农户合作的模式中，只要各个市场主体肯约束好自己的行为，顾及各自的长久利益，合理利用市场资源和信息，并且像“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社”模式学习，努力增加合作的机会和方式，加强道德约束，就能推动企业和农户的共同发展。
“公司+农户”模式 篇12
农业产业化是指农业部门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特点,通过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以及出口贸易的相互有机结合为社会提供商品的一种新型经营模式,其基本形式是“公司+农户”,即公司与农户通过签订合同或通过其它方式,在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的条件下,把产供销统一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公司和农户之间稳定的契约关系,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分散经营风险,而且有利于提高交易双方资产的协同效应,实现交易的双赢。但在现实中,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并不是很紧密,甚至是不稳定的,主要表现在:“公司+农户” 农业产业化组织运行要求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与契约不完全的矛盾;要求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与利益非一致性的矛盾;要求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与风险易于转嫁的矛盾。笔者以这一组织形式中的契约关系为研究对象,构建模型讨论“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选择不同类型契约的效率,并提出改进思路及政策含义。
二、“公司+农户”契约选择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一)假设条件
1.农户的数量较多,偏风险中性。因此无论签订哪种契约类型,只要能不低于预期收益,农户就会按事先规定进行生产。公司会选择最符合自己要求的契约类型,以防止由于投资以及所签的契约类型不同而可能出现不同的违约问题。
2.假定产品可以用两种技术中的任何一种进行生产,便于评估各种备择的契约。一种是通用技术(T1),如生产常规农产品;另一种是专用性技术(T2),如生产绿色无公害农产品、有机食品等。显然,专用性技术要求对交易专用的耐用资产进行更多的投资。通用技术的事前承诺都是可变的,v1表示单位可变成本;专用技术事前承诺包括固定与可变两部分,用k表示固定成本,v2表示单位可变成本。
3.契约签订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确立契约类型,第二阶段按契约规定进行生产。因为需求是随时变动的,所以公司可能履约,也可能违约。假定公司需求的总价值额均匀分布在0-1的各阶段内,每个价格上的需求量稳定不变,这样便于确定需求量。
由于当引起重新配置成本的决定受到公司履约或违约的决定左右时,第一个时期事先投入会转为沉淀成本,故而除非k+v2
(二)契约类型
无论公司决定履约还是选择违约,笔者均以交易双方共同利益最大化这一标准来评价交易的效率。在不考虑可行性或各种官僚主义限制的条件下,纵向一体化会实现联合利润最大化,因而评价交易效率可以纵向一体化这一治理结构为参照系。
k+v2
b1=(1-v1)(1-v1)/2=(1-v1)2/2 (1)
在使用专用性技术T2下,只要所实现的需求价格大于边际成本,一体化企业就会进行生产,期望净收益为:
b2=(1-v2)(1-v2)/2-k=(1-v2)2/2-k (2)
k为专用性资产的投资额。据上分析,使用专用性资产技术的条件是b2>b1,即:
k<(1-v2)2/2-(1-v1)2/2 (3)
假如不定式k<(1-v2)2/2-(1-v1)2/2得到满足,那么有效的契约关系就应是纵向一体化的治理结构。然而,专用性资产是在第一阶段作出的承诺,第二阶段生产是否实际的发生则要取决于需求状况。此时,有三类契约摆在公司与农户双方面前:
(ⅰ)公司先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然后将其转让给任何一个对其产品索价最低(p0)的农户;
(ⅱ)农户自己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如果公司履约,在第二阶段农户获得单位支付p1;如果公司违约,农户将一无所获;
(ⅲ)农户自己专用性资产投资,如果公司履约,则农户从公司获得单位支付p2;如果违约,则农户得到ah,0≤a≤1;而公司履约时单位付出为p2,违约时需赔偿金额h。该契约形式可理解为公司为农户提供了自身估价为h的抵押品,但农户对其估价只有ah。
(三)交易效率比较
在契约关系(ⅰ)中,如果农户为提供每单位而获得数量为v2的补偿,则盈亏平衡。因而索价低的农户将以p= v2的价格获得签约的机会并提供产品。因为公司投资于专用性资产,其净收益就会被最大化,且产品按边际成本条件流转,故这种契约类型相当于纵向一体化关系。通过把专用性资产的所有权集中在公司手上,市场采购便能够满足各方的需要。当公司与农户缔约困难时,可以收回专用性资产重新与其它农户建立关系。因为农户数量众多,竞争相对充分,进而公司再次缔约的成本几乎为零。因此,该类型的契约关系具有较高的效率。
在契约关系(ⅱ)中,只要需求价格高于p1,农户就会按事先规定进行生产;反之就不会生产。此时,当(1- p1)p1-[(1- p1)v2+k]=0,农户实现盈亏平衡,由此有:
p1=v2+k/(1-p1) (4)
在这种契约关系下,产品交易会以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水平进行。但是,如果索取价格高于v1,公司存在违约动机,转而从使用通用技术T1的农户手中购买产品,改善自己的收益状况。
在契约关系(ⅲ)下,只要所实现的需求价格超过p2-h,公司就会履约。令m=p2-h。当(1-m)p2+mah-[(1-m)v2+k]=0时,农户实现盈亏平衡,由此有:
p2=v2+(k-mah)/(1-m) (5)
在h=k以及a=1的情况下,公司违约就放弃了数量相当于对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金额,这部分金额会转移给对此价值量评价为k的农户。此时,p2=v2+k。因为只要需求价格超过m= p2-h,公司就会履约,其结果就是m=v2,达到有效率的供给标准。在此种契约关系中,公司的净收益为:
b3=(1-m)[m+(1-m)/2-p2]-mh (6)
其中(1-m)为公司履约的概率,m+(1-m)/2是公司履约的预计需求价格,p2是根据需求被确认时公司给农户的支付,h代表公司(当概率为m时)违约所牺牲的金额。当h=k,a=1时,
b3=(1-v2)2/2-k (7)
这个结果与在纵向一体化下计算技术T2的净收益的结果完全一致。当h=k,a=1时,契约关系(ⅲ)相当于纵向一体化的有效投资和供给条件。但是,如果h
根据以上分析,契约关系(ⅰ)模仿了纵向一体化,但只是在特殊的资产专用性条件下方可模仿;契约关系(ⅱ)效率较差;如果h=k且a=1,则契约关系(ⅲ)可以实现纵向一体化的结果。但需注意的是,契约(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所有使实现的需求价格大于p2-h的需求情况下,公司都将履约。由于农户履约总是得到p2的报酬,当公司实现的收益小于p2时就可能出现违约。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效率,因为当实现的需求价格低于边际成本v2时,契约根本就不会被确认。正是由于这种抵押品的特性,效率便得以实现,契约(ⅲ)优于第契约(ⅱ)。
三、对模型结论的进一步思考
在上面的模型中,农户处于被动地位,对任何契约都持中性态度,不管公司作出何种决策,农户的预期利润都是一样的。因此,公司只有让农户不再为公司违约而担心,才能确保得到更好的条件。公司不可能既想按价格p而又以专用性技术提供的产品,又想无成本的违约。由于在h=k且a=1时,最优结果得以实现,所以理想的抵押品就只能是货币,数量为k=h的保证金就服务于这一目的。但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所导致的蓄意违约、评估值不确定以及契约不完整使得这种安排并不能保证农户与公司签订契约。
(一)蓄意违约
所谓蓄意违约是指,当一方有意保留有关信息,但又遵守契约的字面条款,被诱致性的违约就可能出现。或者说,在需要善于随机应变的合作的地方,被诱致的违约就可能出现敷衍塞责地履行自己责任的现象。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要证实违约是诱致的,都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在信用方面,农户为甄别不同公司之间的差异性,可以要求公司作出抵押的承诺以进行区分。
(二)k值评估不确定
该模型假定,专用投资(k)的价值可以很容易的确定,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公司来说,查清农户的专用性投资在质量和性能上是否符合第一阶段契约要求,所需代价甚大。农户可能隐瞒自己的专用性资产真实投资量k’(k’
(三)契约不完全
任何契约都是不完全的,容易适应不良,原因是许多突发事件事先无法预见到,即使能够意识到这些突发事件,也很难做到契约双方真正的互相适应。因此,履行契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某种治理机制来弥合这种差距。是否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才能做到相互适应并达成履约上的一致,会使农户和公司双方在评价交易的效率时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契约类型包括(ⅰ)公司投资专用性资产,农户进行生产;(ⅱ)农户投资专用性资产进行生产,公司没有作抵押保证;(ⅲ) 农户投资专用性资产进行生产,公司作出抵押保证。理论上讲,类型(ⅰ)的效率接近纵向一体化的效果。当资产专用性极强时,现实中往往也表现为纵向一体化;类型(ⅱ)只要需求价格低于p1,公司就有违约倾向,契约关系极不稳定。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屡屡发生的公司违约现象主要是基于这类契约关系。类型(ⅲ)由于公司作了抵押保证,有助于遏制公司机会主义的发生,除非需求价格与契约规定价格实在相差太大,否则这种契约关系就是有效率的。但在现实中,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所导致的蓄意违约、评估值不确定以及契约不完整使得类型(ⅲ)并不能完全保证农户与公司间的契约关系稳定。这就需要诉诸于第三方保护性治理结构。其政策含义如下:
1.促进公司和农户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以增强公司和农户彼此间的依赖性。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公司还是农户都具备这种投资的条件和可能。公司除货币作为抵押之外,还可以对农户生产投入良种、化肥、种畜、农机或技术等。为防止农户侵吞公司的先期投入,建立专门的监督机制负责监管农户的专用性投资,这样可以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保证契约的有效性。
2.公司吸收农户入股或将股份合作制引入农业产业化经营之中,以资产为纽带形成一种紧密合作关系,使双方利益趋于一致,降低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从而大大减少农业产业化运作中的运行成本。事实上,这种运行方式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3.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以减少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契约双方通过长期合作建立起来的信誉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资产,建立信誉是一个重复博弈过程。目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整套思维习惯、工作方式、价值观在我国还没有完全形成,而这种情况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又特别明显。因此,作为政府,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创立品牌,完善相应的信息传播机制;另一方面,作一系列制度安排,稳定农户与企业的交易关系。
摘要：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以“公司+农户”这一组织形式中的契约关系为研究对象,根据抵押品模型,构建了一个“公司+农户”契约选择模型,来讨论“公司+农户”经营组织不同契约类型选择及其效率,并提出改进思路及政策含义。
关键词：“公司+农户”,契约选择,交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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