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类型（精选4篇）
农户类型 篇1
1 空巢农户概念的界定
根据公民生存特征及生命周期等特点,农户是指户口在农村并且依靠农业生产劳动来获得收益的人家。根据前人的划分,农户分为传统农户、混合农户、现代农户。传统农户是指在生产力低下、物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通过牲畜或人工操作的工具来进行生产活动的一类人。混合农户包括纯农户、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兼业户。纯农户主要依靠农业产出作为收入来源,倾向于研究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农业兼业户收入依旧大多来源于农业,不同点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土地研究中;而非农兼业户的收入则来源于非农收入,农业和土地不是其考虑的重点,外出打工、兴办工厂均是其突出特点。现代农户是一群有文化、有道德的新型技能型农民,他们突破旧时的观点,合理地将新技术运用至现代农业生产中,促进农业进一步发展。空巢农户作为一种特殊的农户,是一个仅存在于农村的一类群体。空巢农户是指年龄在45岁以上无子嗣或子女不在身边的仍然可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一类群体的统称。其特征主要包括:一是子女不在身边或在身边无法照顾自己;二是生活在农村且依靠劳动来获取收益;三是年龄跨越范围更加广泛。
2 空巢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分析
对于空巢农户种类的划分,目前国内倾向于划分为如下3种:传统空巢农户、混合空巢农户、现代空巢农户,下面我们将以这3种标准逐一进行分析比较,一方面可以看清这三者之间细微的差别与联系,另一方面可以从中发现一些问题,为顺利解决各种困难提供理论依据。
2.1 对传统空巢农户使用农机行为的分析
传统农户是指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通过牲畜或人工工具来进行生产活动的一类人。他们普遍出生于20世纪40~60年代,文化程度偏低,创新意识较弱,抗打压能力不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偏差,这群人土地耕作面积较大,一般吸收家庭或种族间内部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倾向使用祖辈遗留下来的工具进行农业生产。这类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有利之处在于:一是由于土地面积颇大,如果单纯雇佣人员耕作,不仅在农忙季节无法找到众多的人员,而且也会使劳作成本大大增加,在这种条件下,农业机械化耕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二是从效率上考虑,使用农机会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农户就会因此节约许多充裕的时间,不会出现稻谷无人收或来不及收的尴尬局面;三是可以完成利润转移,利润转移的首要前提是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农机完成耕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农户可以继续从事第二副业,不仅充实了农户的业余生活,更可以为家庭带来丰厚的收入;四是基于农业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在农户长期以来的根深蒂固定的思想里,似乎农田是最本质的收入来源,因此对于土地特别的感情一直促使着他们勤恳的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对于这份独特的情感会引领着他们激发起农作的兴趣,既能提高产业效率,又不失对土地的进一步感知与熟悉。
但是,传统农户在使用农业机械时,也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首先,由于传统农户的文化素养大多不高,并且年龄偏大。对于空巢家庭来说,子女不在身边的窘况可能让他们对新农机的操作望而却步,因为他们无法看懂农业机械的使用说明书,在使用先进的农业机械时就会出现买了却不会用的现象,即使看得懂也会因为内心的不确定性而导致不能正常操作下去。其次,农机要求在一个固定范围内大面积的平整土地上使用才能达到最佳状态。但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后发现,农村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契约精神的不完善往往会导致某户农家的土地较为分散,使得大面积使用农机变得更加艰难,契约精神的不完整或丧失加剧了农户操作机械的困难,可能出现农田无人耕作或无法耕作的情况发生。最后,传统农户一般依赖于租赁农机进行农业生产,很少自买自用。这其中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租赁费用近些年的高幅度增长,市场垄断、价格过高会让农户自然而然地摒弃农机的采用,政府要作为最主要的监管部门,联合社会力量不断加强对垄断市场定位制约与管理,力争达到绿色和谐稳定的农机交易市场。另外,传统农户也经常会出现因无法及时租借到农机而导致农作物不能按时收割的情况,所以国家可以大力提倡以个人或组织为名义的农机租赁业务的发展,对其运行给予必要的资金与政策支持,在整体租赁市场的蓬勃趋势的带领下实现农机使用的跨越式发展。
2.2 对混合空巢农户使用农机行为的分析
混合农户从广义上来说范围较广,因为其涉及的人群种类和数量较多,综合各类考虑后,我们可以将其细分为纯农户、农业兼业户和非农兼业户三大类,下面将对于这三类作具体的分析概括。纯农户是指纯粹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一类人,除了农业收入之外几乎再无其他任何产业收入。农业兼业户同前者相似之处是收入依旧多数来源于农业,不同之处在于这类农户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至土地研究中,而非农兼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收入,农业和土地均不再是其优先考虑的重点,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土地,只是将外出务工作为主要的选择。对比以上3种农户类型可以发现,除了非农兼业户较少使用农机外,其余两种农户对于农机的使用均具有不同程度依赖性。这其中既有如外界环境、粮食价格波动等客观因素,也不乏农户对农机使用的意愿及自身行为的主观因素。其实这就是农户最为本质的特征,以农为本,当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农业上时,自然也就会提高农业机械的使用率,国家应重点关注这类人的农业需求,及时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
混合农户通过使用农机可以获得以下3个方面的收益。第一,对于纯农户来说,农业是纯农户家庭收入的支撑性产业,谁家的农机使用率高、获得的效益多,就会在短期内被其他家庭效仿,这不仅提高了农户收入,还提升了农机的普及率。第二,对于农业兼业户来说,其从事的不仅仅是农业方面的工作,还涉及到其他如养殖、林业等方面的产业,涉及多种行业,获得不菲的收入。第三,正因为定位是混合农户,所以无形中就会导致其特有性质,他们既要从事农业劳动,又要从事第二副业,在使用农业机械的前提条件下可大大提高效率,两份工作都不耽误,获得双倍收入。
混合空巢农户在使用农机时存在几点问题。第一,纯农户的收入几乎全部来源于农业,他们基本“靠天吃饭”,每年气候的好坏、虫灾等不确定因素会直接影响收入,在自然气候恶劣的前提下根本谈不上对农机的大幅度采用。此外,农机的价格、质量及售后保障等都影响这部分农户对农机的选用与使用。第二,即便是在农户购买了农机并使用的情况下,依旧存在诸多隐患。如某一种农机配件坏了,换用同一类型的其他品牌的农机配件均不相配,而多数情况下当地很少有专门的维修厂,这也就迫使他们必须花较多时间前往指定厂家维修,严重限制了农户的正常耕作,这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农户使用农机的行为。第三,虽然通过采用农机可以获得更加丰厚的收入是其优势所在,但是在农忙季节,人手不够、农机租赁的短缺难题也时常困扰着农户,在这些背景下,如何合理地平衡好各方利益,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各方资源是一个新的挑战,迈过这道坎,才可能得到预期效果。
2.3 对现代空巢农户使用农机行为的分析
现代农户是一群有文化、有道德、懂技术、会谋划的新型技能型农民,他们突破以往尘封旧时的观点,大胆创新,合理地将新技术运用至现代农业中,促进农业蓬勃有序发展,他们是农业科技时代的产物。
现代农户使用农机的突出优点:一是可以大面积丰收。这群人理解能力强,操作水平高,在机械一体化的情况下往往可以事半功倍,中国农业的未来须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才能获得久远的发展。二是在他们的带领下,可以促进更多的农户加入到农机的使用序列中来,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收集宝贵的使用经验反馈给厂家,便于厂家更好服务大众。
当然,对于现代农户而言也存在一些相应的问题。比如,购买农机的补助过少,国产大型农机的价格都不菲,进口的价格更是让普通家庭难以承受,而国家对于其购买补助标准仍停留在过去的标准,如果不妥善解决购置补贴的问题,农户使用农机的积极性就无法从本质上提高。再如,政府倾斜性政策不强,现代农户往往是种粮大户,养活中国如此众多人口的命运还掌握在他们手中,故政府应大力鼓励他们从事生产业。
3 提高空巢农户使用农机行为的建议
第一,加大对农户培训力度。农户是农村经济生产的主体,其行为深刻影响着农业的发展走向,必须大力引导他们对农机使用的意识。空巢农户由于历史原因导致文化素养不高、思想观念较为落后,因此农业技术人员要经常下乡开展相关培训课程,从科学、客观的角度为农户解答疑难,宣传最新的政府农机使用政策,多与农户沟通,打消其对于农机使用方面的各种顾虑。
第二,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政府的投入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流于形式的投入,亦不能是想当然的硬性投入,要以满足农户实际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基于农户需求投入。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农户对于资金拨付方面颇有微词,细致统计后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投入资金不足、资金投入的项目与实际不符等。因此,在保证国家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应加大对农村与农户资金的给付,针对性地对所需要的项目进行补助。
第三,严格把控市场。近些年,农机市场的混乱局面愈发严重。很多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铤而走险,私自转卖大型农机或故意抬高价格,造成市场垄断,使得农户不愿意主动购买农机。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农户要培养自身的维权意识,当自己的合法购买权力遭到无故阻拦甚至剥夺时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并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另一方面,政府要做到以部门为单位,定期安排专员巡视各农机交易市场,一旦发现有违法乱纪现象,立即制止并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同时,由政府牵头制定价格标准,以政府的力量打压“乱纪、乱像”。
第四,完善监督体制。一是对政府资金投入环节的监督。在由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农户这样一个三级链中,资金流动过程漫长,程序繁琐,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所以有必要对监督的体制和规则作进一步的改进,只有在透明的监督制度下运行,才有可能实现群众对政府公众力认可度的提高。二是对流通市场的监督。农机在社会上销售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此时就需要专门的机构对此监督管理,不仅是对于垄断价格的有效监督,更要对整个环节中的每一个影响因子监督。
第五,提高农机使用的宣传力度。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农户没有意识使用农业机械,并且不知道如何使用。根据这一现象,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不断宣传的路线,政府公职人员要经常下乡心平气和地给农户讲解国家最新的关于农机购买及使用的补贴、扶助政策,切实解决其最需要的各种问题,提升农机的使用效率。
第六,构建起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网络。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是目前紧迫所在,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仍是一片空白,尤其是农村地区要重点打造成农机服务的中低端平台,宣传农机的最新使用政策,鼓励农户购买或租借农机,建立健全农村的农机服务机构体系,将农机的使用与推广与当地基层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相挂钩,构建起全方位的社会农机一体化结构。
摘要：文章将传统空巢农户、混合空巢农户、现代空巢农户这3种不同类型的空巢农户使用农机的行为放在一起综合比较分析,最后就如何改善农户的农机使用行为给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
关键词：空巢农户,使用农机行为,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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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类型 篇2
1 不同类型农户对农地流转改革的意愿差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我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由于农民利益、生活环境的不同, 已经分成了具有差异的农民群体, 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农户。
根据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差异, 可以大致将农民群体分为以下三类:
完全务农型。这类农户是长久稳定生活在农村的, 他们主要以耕种田地为生, 农业生产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 对土地依赖性较强, 希望单纯通过增加时间和精力的方式追求农业收入的最大化, 家庭成员大多留在农村, 劳动力充足, 是农业专业户, 能进行农业的规模性生产, 这样一来, 由于耕种的土地有限, 不能满足其生产, 存在人多地少的情况, 就产生了生产力与生产要素之间的矛盾。
完全务工型。这类农户在城市基本上已经扎根, 在城市有较稳定的收入和住所, 家中的劳动力已经全部在城市里务工或从事其他工作, 该类农户能够获得稳定的非农收入, 但他们在农村仍然有祖辈留下来的土地, 可能家中还有老人留在农村, 但他们再从事重体力农业生产活动的可能性很小, 家中的田地就无人耕种, 若没流转出去, 就可能导致土地撂荒或荒废。
半务农半务工型。这类农户通常会在闲暇的时候进城务工以谋求更多的非农业收入, 因此他们农业生产的规模也较小, 农业收入偏低, 对他们而言, 进行农业种植的目的是为了能满足生活所需的基本农产品, 从而实现兼业化目标, 由于进城务工人员往往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他们在农业生产这一方面可能会较散漫, 因此倘若这类农户土地未能规模化处理得到良好的利用, 这将会严重制约着农业综合效益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2 为适应不同类型农户的意愿, 深化农地流转改革的建议
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土地的需求是有差异的, 而正是这种不同类型农户意愿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流转制度的健康运行, 那么对待这些差异需要具体分析、分类指导, 为适应不同类型农户的意愿, 提出农地流转改革的建议, 来满足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土地的需求程度。
针对完全务农型的农户群体, 他们生活在农村, 靠土地为生, 想要更多的耕地来耕种, 却没有足够的农地资源, 他们想要获取更多的土地, 只能向其他农户租赁, 但他们之间的土地租赁协议并不能得到正规的法律保障, 因此村组织可以调查好村里无人耕种或需要流转出去的土地, 做好统计、备案, 而对土地需求量多的农户可以向村集体组织提出获取更多耕种土地的书面申请, 村组织可以根据这类农户的实际情况, 结合村里留有空闲的土地, 进行审查, 再来确定耕种资格, 由第三方拟定相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 合同中注明土地的原使用者、承包费的期限以及每年承包费的金额等。
针对半工半务农型的农户群体, 这类农户由于在城里和农村间游离, 从事兼业化工作, 家庭中劳动力进城务工, 土地会闲置, 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前提下, 村集体组织可以核查农户占有土地的数量, 征求他们的意见, 农户是否有转出土地的意愿, 同样也可以将他们愿意转出的土地承包给需要的农民群体, 但签订合同的时候要考虑到这种群体可能会回到农村的情况, 承包人定期支付合适的资金给转出土地的农户, 当他们需要土地的时候, 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调好来解除相关合同, 将土地归还给原来土地使用者。
综上所述, 不同类型农户意愿的农地流转改革过程中, 单靠基层组织难以做好, 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和相关政策的改革, 逐步完善农民权益保障体系, 充分考虑不同农户间的差异做好农地流转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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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类型 篇3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农业经济运行绩效评估与动态监测系统”项目2007年数据, 以及2007年底对监测点进行的农户基本情况补充调查。动态监测系统设定的监测点覆盖上海市郊所有10个区县, 涉及96个乡镇, 并根据上海市郊的农业生产特点和地域性特色科学合理布局, 符合当前上海市郊农业生产的地域空间特征。2007年底, 项目组对动态监测系统中所有监测农户发放了1190份调查问卷, 回收后经处理获得有效问卷1135份, 有效率为93.45%, 其中本地农户933户、外地农户202户。
二、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差异
1.作物选择的差异
本次调查发现, 外来农户多选择生产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 而本地农户多选择生产稻麦等粮食作物。被调查农户中超过67%的外来农户全年种植经济作物, 并且超过一半的外来农户种植蔬菜, 只有30%左右的外来农户选择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 (详见表1) 。与外地农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被调查的本地农户中只生产粮食作物的农户所占比例最高, 超过45%;约20%的本地农户只在冬季水稻收割后才种植经济作物, 而单纯种植蔬菜等经济作物的本地农户所占比例不足17%。
2.经营规模的差异
本次调查中还发现:总体而言, 外来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大于本地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外来农户的户均经营面积为34亩, 而本地农户户均经营面积为13亩。如果按照作物种类来分析, 可以发现外来农户和本地农户生产水稻、西瓜的经营规模差距明显, 而生产蔬菜和果树的经营规模非常接近。
外来农户的水稻经营规模户均约46亩, 而本地农户只有13.6亩, 表明外来农户进行水稻生产时, 趋向于大规模种植, 以获取规模效益。本地农户和外来农户蔬菜的经营规模分别是2.11亩和2.66亩, 外来农户略高于本地农户, 差距极小。这是因为蔬菜生产需要精耕细作, 机械化程度较低, 劳动力投入较多。而外地农户一般为夫妻二人为主要劳力的小规模家庭, 劳力有限, 难以扩大蔬菜生产规模。
3.成本投入的差异
本次调查将农户生产成本分为四大部分:物质成本、服务支出、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其中, 物质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生产用电等各种物质投入的折价;服务支出包括各种固定资产的折旧和销售费用等;劳动成本是各种劳动投入金额的总和。农户的用工量按照每天8小时折算, 用工单价按照上海标准用工价格24元/工计算, 而雇佣劳动力时按照实际的金额计算。土地成本主要是土地租赁费用和管理费用。
总体而言, 外来农户的成本投入高于本地农户。以蔬菜为例, 外来农户蔬菜生产成本平均为1522元/亩, 其中, 物质成本投入406元/亩、服务支出投入242元/亩、劳动成本投入684元/亩、土地租赁等费用190元/亩;而本地农户蔬菜生产成本平均为1327元/亩, 其中, 物质成本投入310元/亩、服务支出237元/亩、劳动成本投入744元/亩、土地租赁等费用36元/亩。对种植水稻和西瓜等品种的本地农户和外来农户进行对比分析也得到相同的结论:外来农户的生产成本投入高于本地农户的生产成本投入。
从成本投入的构成来看, 外来农户在物质成本上的投入超过本地农户, 特别是对化肥、农药等能快速提高产量的物资投入较多, 显示出外来农户希望短期获利的愿望。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而减少有机肥施用量, 会使土壤的自然肥力消耗迅速, 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在服务支出方面, 两者差异不明显。本地农户的劳动成本高于外来农户, 主要是由于本地农户农忙时更多雇佣劳动力, 而雇工的用工单价高于系统中设定的自用工价格。另外, 由于外来农户所需耕地全部来自租借, 土地方面的成本远高于本地农户。
4.劳动力投入的差异
劳动力投入量直接体现农户从事农业所投入的精力, 而投入的多少会对土地的产出效率产生影响。根据本次调查, 从劳动用工量来看, 外来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用工投入要高于本地农户, 尤其是在蔬菜瓜果等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生产中, 外来农户会投入更多劳动量。对比嘉定区江桥镇种植青菜的农户发现:外来农户2007年3季度亩均投入37小时的劳动, 而本地农户同时期亩均投入的劳动用工量仅为19小时, 只为前者的一半左右。但在水稻和果树生产中, 外来农户所投入劳动力与本地农户差异并不明显。
5.销售渠道的差异
根据本次调查, 本地农户大多将农产品销售给上门收购的农业经纪人或外地客商, 其比例大概占到本地农户的63%;而超过50%的外地农户运输农产品到批发市场或农贸市场进行销售 (参见表2) 。外来农户在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销售时, 渠道较多, 交易量大, 并且还可获得销售活动带来的增值收入。
另外, 本地农户中通过企业收购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比例略高于外来农户。在被调查本地农户中, 有10%的农户的农产品由企业收购, 而外来农户这一比例仅为4%, 显示目前农业龙头企业发育程度较低, 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
6.品牌经营参与度的差异
比较本地农户和外来农户品牌经营的参与度可发现外来农户品牌生产的参与意识相当薄弱, 参与率明显低于本地农户。本次被调查农户中从事品牌生产经营的95%为本地农户, 仅有5%为外来农户。
调查还发现进行品牌经营的外来农户均为大规模种植户, 在市郊已从事多年农业生产经营, 熟悉并已融入当地生产。外来农户品牌经营受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大, 与同区域的品牌经营呈现一致性特点, 显示本地农户在品牌经营方面对外来农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
7.农户收益的差异
根据本次调查, 外来农户与本地农户在收益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且与种类有关 (详见表3) 。虽然外来农户的生产成本高于本地农户, 但其产值却不一定超过本地农户。
按照作物种类来看, 水稻收益较低, 受成本影响较大, 而外来农户由于需要承担土地租赁费用, 因此外来农户从事水稻生产的利润和收益明显低于本地农户。种植西瓜和果树的本地农户的产值、利润和收益也都超过外来农户, 主要是因为本地农户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组织和品牌产品生产, 产品价值较高。外来农户生产蔬菜时虽然成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都高于本地农户, 但其所获收益仍然明显高于本地农户。
从表3也很容易看出:无论是本地农户, 还是外来农户, 生产水稻带来的收益最低, 而生产蔬菜和水果收益较高, 特别是外来农户生产蔬菜的收益率是生产水稻的近6倍。
三、不同类型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差异形成的原因分析
1.农户年龄结构的不同
本地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已进入二三产业工作, 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老年劳动力。本地农户年龄普遍偏大, 老龄化情况非常严重。本次调查中, 45岁以上本地农户占到被调查本地农户数的87%, 是目前上海市郊农业生产的主要经营者。而外来农户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44岁, 正是年富力强的阶段, 他们既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 又能满足农业生产对体力的需求 (具体见表4) 。
本地农户由于年龄较大, 体力有限, 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量就相对有限, 对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意愿不明显, 只希望维持眼前的生产规模, 甚至考虑将部分承包土地转包给别人。而且, 因为劳力有限, 本地农户更愿意接受上门收购的方式。
2.农业生产的专注度不同
外来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专注度极高, 而本地农户兼业化现象非常突出。本次调查发现, 近80%的外来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90%, 而对于本地农户而言只有2%的农户家庭总收入中农业收入达到90%。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小于60%这一栏中, 外来农户微乎其微, 但却有近70%的本地农户属于此栏。
由于农业收益相对较低, 本地农户多兼营其他非农产业, 不少本地农户甚至已将农业作为副业来对待。而外来农户背井离乡, 落户上海郊区, 从事的工作较单一, 基本为纯农户。外来农户全力专注于农业生产, 生产积极性高, 愿意投入所有可能的家庭劳动力到农业生产中, 因此单位面积的农业生产劳动力投入较多, 并且愿意扩大经营规模。本次调查发现, 70%左右的外来农户愿意继续维持目前的较大经营规模, 并有23.6%的外来农户希望能租借更多土地, 扩大生产规模。
3.农业生产追求的目标不同
本地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原因在于满足自身家庭粮食、蔬菜等基本生活物质的自给, 而外来农户的目标是尽可能获得较高收益。本次调查中询问农户选择作物的依据时允许多选, 选择比例最高的为5项 (详见表5) 。因此, 很容易看出对于本地农户而言, 选择作物时最重要的是考虑种植习惯, 然后才考虑经济收入;对于外地农户而言, 首先考虑的是是否能取得较高的经济收益, 然后才是考虑是否能够种植。
经济作物和果树的经济效益远超过粮食作物, 且差距巨大 (详见表3) 。外来农户从比较效益的视角出发, 理所当然更愿意选择种植经济作物和果树。对比外来农户迁入上海市郊前后所选择作物类型的变化 (参见表6) 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
保持作物类型不变的外来农户只占到32.8%, 而超过67%的外来农户都从过去种植粮食作物调整为种植经济作物, 并且调查中没有一户外来农户从过去种植经济作物调整为种植粮食作物。
外来农户愿意投入更多成本和劳动到高收益的蔬菜瓜果生产中, 并愿意在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出售农产品来获得更高收益。粮食作物虽然效益相对较低, 但是劳动用工少、投入少、销售方便, 本地农户选择生产这种粗放型作物, 可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非农业生产中获取更大收益。
4.土地租赁情况制约外来农户投资意愿
近郊地区受城市的辐射作用强, 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起步较早, 发展较快, 水平较高, 因此, 本地农户更容易获得从事二三产业工作的机会, 土地转包现象比较普遍, 因而导致外来农户的近郊化分布特点十分明显。从表7可看出, 受调查的202户外来农户中超过62%处于浦东新区、嘉定、闵行和宝山等近郊地区, 而只有10户外来农户分布在远郊地区, 地域分布差异十分明显。
近郊地区耕地更为稀缺, 土地租赁费用和管理费用远高于中远郊地区。2007年, 近郊地区蔬菜地的亩均土地租赁费高达800~1000元/亩, 而远郊地区蔬菜地亩均土地租赁费用约为400元/亩。从成本的角度出发, 外来农户也会在土地租赁成本高的区域选择种植收益高的作物。另外, 传统上近郊地区由于距离销售地近, 也是蔬菜的主要生产地。外来农户会受到所在区域传统生产种类的影响, 采取与本地农户同质的作物类型, 在产品销售等生产服务环节获益。
土地转包年限一般较短, 且多无保障, 导致外来农户流动性大, 只关注短期利益, 无法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根据本次调查, 70%的外来农户的土地转包时限为1年, 转包年限超过5年的只有3%, 甚至还有近20%未设定转包时限, 转让方可随时终止。大多数农户之间的土地转包以口头方式达成协议, 没有正式书面合同, 约束力不强。即便是签订有转包合同, 也常存在手续不规范、条款不完备等问题。而农业生产周期长, 大量投入需要长时间才有回报。租赁时间过短, 妨碍外来农户长线投资农业, 导致农户生产经营中缺乏长远眼光, 急功近利, 单纯依靠化肥农药的投入来提高产量。
四、结论与建议
1.外来农户比本地农户更注重农业生产的收益, 倾向于种植蔬菜瓜果等经济效益高的作物, 而本地农户由于家庭主要收入来自非农产业, 倾向于粗放式种植稻麦等粮食作物
上海市郊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在很长时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 外来农户已经且必将成为农业生产一线人员的主要力量。外来农户对蔬菜瓜果等作物的偏好, 可能影响到上海的区域粮食安全。目前, 上海市实行的种粮补贴只针对本地农户, 外来农户即便种植粮食作物也不能获得补贴, 其不利于调动外来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因此, 各地政府部门应给予外来农户与本地农户同等的相关种粮补贴, 包括粮食直补、有机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 甚至对于土地租赁费用也可给予一定的补贴, 只有让外来农户种植粮食也能获得不错的效益, 才能保证市郊粮食安全。
2.外来农户专注农业生产, 年龄结构合理, 生产经营规模大, 而本地农户多为老年人, 生产积极性不够
鉴于外来农户与本地农户的年龄结构差异, 相关部门应考虑为外来农户提供平等机会, 推动外来农户植根市郊农业生产。对于外来农户中有志于农业发展, 且有投资能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 相关部门可给予必要的优惠政策, 帮助其做大做强, 使其发展成为带动农业现代化生产的专业大户。
3.外来农户无论是物质成本还是劳动力成本的投入都高于本地农户, 但他们主要是通过增加化肥和农药而获得较高经济效益
要改变外来农户农业生产上的短视行为, 需要政府部门加强政策引导, 减少外来农户流动性, 增加其稳定性。
目前, 推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应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农户间进行土地转包时需要通过相关部门签订书面合同, 不仅明确土地转包的费用, 而且对转包年限、土地用途、肥力培育、毁约责任等方面制定条款, 形成对土地受让双方的有效监督和约束。长年限和高可靠性的土地转包合同有助于稳定外来农户, 鼓励其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 增加施用有机肥和绿肥, 提高土壤肥力;鼓励其增加大棚等农业固定设施的投入, 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推动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
4.外来农户为追求经济利益而种植蔬菜瓜果, 但其经营手段落后、销售方式陈旧, 难以开展品牌建设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根据本次调查发现, 外来农户文化素质偏低, 92%以上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拥有各类农业技术资格证书的比例不足6%, 近60%的外来农户难以快速掌握农业新技术。各级政府部门应以正在进行的农业科技入户师范工程为契机, 充分整合利用上海各级农业科研院校、机构及政府直属的农技推广服务单位等相关的科研力量和智力资源, 以优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为示范基地, 不仅针对本地农户, 而且对在上海已生产经营多年、有意继续发展的外来农户开展农业技术指导培训, 提高其农业生产能力, 扩大其盈利空间;积极推动外来农户参与农业合作化组织, 拓宽销售渠道, 参与品牌建设, 增加经济效益。
5.外来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与其所在区域本地农户同质的现象, 表明外来农户已基本融入本地生产生活
农户类型 篇4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 农户的金融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并且需求总量不断攀升, 但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始终是制约农村社会健康稳定的关键因素。2008年以来连续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不断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创新符合农村特点的抵 (质) 押担保方式和融资工具, 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信用担保体系达到缓解农户贷款难的目的。由此可见, 国家已经把信贷作为支持“三农”的重要手段。
学者们普遍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及其约束情况, 达成了农户贷款难是我国农村金融面临主要问题的共识。[1~5]造成农户贷款难的问题除了自身的相关影响因素如年龄、教育程度和生产经营等特征外, [6,7]农村土地和房屋不能作为银行可接受的抵押品才是造成农户贷款难的根本原因。[8]当前的抵押担保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有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构建农村信用担保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9,10]此外,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我国金融体系对农村提供的服务不足, 包括交易信息、成本以及风险等多种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村金融的融资规模和范围, 进一步加剧了农户融资问题的严重性。[11,12]在农村普遍存在贷款难的情形下, 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和高利贷等非正规金融则满足了那些不被正规金融机构所接纳的信贷需求, 在资金的提供上与正规金融机构产生了互补性。[13,14]
然而, 现有相关研究大部份局限于中观或宏观角度对农户的信贷需求和约束进行分析, 对一定区域内的农户也仅仅从整体层面出发, 而对不同类型农户的信贷需求和约束分析较少。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造成了农户的金融需求也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为了准确把握农户需求的变化, 我们从农户信贷选择等角度出发, 利用陕西渭南农村地区的调研数据, 考察不同资产类型农户信贷需求和约束程度大小, 并探寻隐藏在农村经济问题背后阻碍农户信贷需求实现的深层原因, 以期能为渭南当地农村金融约束问题的解决提供决策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信贷需求
1. 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由课题小组2012~2013年对陕西省渭南10区县的调查所得, 选择陕西渭南作为调查区域, 主要是考虑到渭南在陕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渭南处于陕西省关中地区, 根据2013陕西统计年鉴, 2012年, 渭南生产总值达到1153.80亿元, 位于陕西省11个市区中第六位;农业占比15.61%, 排在第三位;农民人均纯收入却只有6602元, 仅排陕西省第七位。我们对渭南的白水、富平、大荔等10个区县农户采用随机调查的方式, 共发放调查问卷520份, 收回有效问卷483份。各区县问卷最高占比为13.84%, 最低为7.23%, 农户样本能够代表陕西渭南地区的总体分布特征。同时, 为了更加准确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的信贷需求和约束问题, 按农户的家庭资产 (除房屋) 水平分为低资产、中低资产、中高资产和高资产类型。 (1)
2. 信贷需求与约束
由表1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农户普遍存在信贷需求, 所调查农户中有接近88.61%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仅有11.39%的农户没有申请贷款。对于不同资产类型的农户, 中高资产类型有90.43%的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其次是中低资产89.87%和低资产89.19%的农户, 高资产类型农户的比例虽然最低但也达到了83.13%。与较低比例的高资产类型农户相比, 低资产和中资产通过“内部融资”来满足正常家庭消费和生产能力较弱, 从而更多地需要“外部融资”加以支持。另外, 从未申请贷款的农户中, 低资产农户占10.81%, 而高资产农户却达到了16.87%, 其也能证明上述状况。
单位:%
注:获得足额贷款农户 (3) 比例=获得足额贷款/获得贷款农户;申请中获得足额贷款农户 (4) 比例= (2) * (3) ;全体获得足额贷款农户 (5) 比例= (4) * (1) ; (9) ~ (12) 选项由于是农户对贷款的主观判断, 因此, 农户大多情况下会重复选择, 在统计中只要该农户选择了此项都被计算在内;不受信贷约束农户 (13) = (5) + (6) *[ (7) + (8) ]。
信贷约束方面, 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的农户当中有71.35%获得了贷款, 其中67.78%的农户获得足额贷款, 因此, 申请贷款的农户中有48.36%
=71.35%*67.78%获得了足额贷款, 占总体农户样本中的42.86%=88.61%*48.36%。未获得足额贷款的主要原因来自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抑制, 获得足额贷款的农户则认为其不受信贷约束;未申请贷款的农户中有25.45%是因为“自己有钱”, 10.91%的农户是因为“贷款还未用完”, 这两类原因也同属于不受信贷约束。因此, 在总体样本中农户存在42.86%+11.39%* (25.45%+10.91%) =47%的农户是不受信贷约束, 53%的农户受到信贷约束。
资产类型的高低与获得贷款以及获得足额贷款能力呈现正向影响关系。资产类型从高到低, 获得贷款农户的比例分别为82.68%、70.34%、68.56%以及62.45%, 而获得足额贷款农户的比例分别为89.39%、63.55%、66.76%和62.49%。
三、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及约束:理论分析
农户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需求约束”, 即作为需求方的农户在对金融机构所开展的相关业务综合比较上, 根据其各自的利率、手续以及担保方面对比判断是否需要申请贷款;二是“供给约束”, 即作为供给方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在对农户信用状况、资产状况以及还款能力全面评级的基础上, 采取部份满足或者拒绝农户贷款的决定。
通过Heckman三阶段广义改进回归模型估计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和约束程度, 具体模型为:
(1) 式是农户的信贷需求意愿方程, 其中Yi*表示农户信贷需求, 由申请贷款且不受信贷约束的农户观测数据所得;X1i是影响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农户状况 (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人口和土地面积) 、资产状况 (家庭存款、除房屋的家庭资产和房屋资产) 和收入状况 (经营收入、工资收入和其他收入) 三大类变量组成。
(2) 式和 (3) 式代表农户申请贷款和信贷约束的Probit分类方程, X2i和X3i分别是影响农户申请贷款和信贷约束的影响变量, xi和θi分别与x2i和x3i相关但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ηi和μi为 (2) 式和 (3) 式各自潜在变量的虚拟变量。运用Probit模型分别对农户申请贷款和信贷约束的概率进行估计, 可以得出各模型的逆Mills比率序列, 晒选出申请贷款且不受信贷约束农户的逆Mills比率序列, 将其作为修正样本选择误差项加入到 (1) 式的OLS模型估计中, 根据各自的拟合值推算出农户真实的信贷意愿, 再与实际样本的信贷量求差值就能够定量分析出不同资产类型农户的信贷需求约束。
由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将农户样本分为四类:A:申请贷款且不受信贷约束的农户, 表示为ηi=1, μi=1;B:申请贷款且受到信贷约束的农户, 表示为ηi=1, μi=0;C:未申请贷款且不受到信贷约束的农户, 表示为ηi=0, μi=1;D:未申请贷款且受到信贷约束的农户, 表示为ηi=0, μi=0。
单位:%
A类农户的信贷需求由 (4) 式表示为:
通过 (2) 式和 (3) 式所求出的逆Mills比率能够作为修正 (1) 式中样本估计有偏问题的选择性条件, 就能获得样本农户意愿的信贷需求, 估计方程为:
别是 (2) 式和 (3) 式晒选出的逆Mills比率序列, Ø (·) 与Φ (·) 分别为各自标准正态概率密度函数和累计分布函数, 在此 (5) 式估计的样本概率为Φ (xi) *Φ (θi)
信贷约束缺口由 (6) 式表示为:
四、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及约束:实证分析
从农户申请贷款的影响因素来看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农户状况方面:文化程度与土地面积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下正向影响着农户申请贷款。这是因为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驱动下, 文化程度高的农户易于掌握, 抗风险和农业生产能力方面有着很强的保障, 不用担心还款压力, 因此更倾向申请贷款;土地作为农业的原始生产要素, 经营性 (种植业为主) 收入是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 面积越大的农户需要更多的资金用于土地经营才能获得收入, 因此申请贷款的意愿也越大;家庭人口和劳动力人口都在5%的情况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负向影响农户申请贷款, 这与预测结果相反。在此较为合理的解释为人口较多 (特别是劳动力) 的农村家庭, 往往只留少部份人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 更多的劳动力则会选择进城或就近从事非农行业, 以获取更高的非农收入, 家庭经济状况往往会较人口较少的家庭更好, 因此申请贷款的意愿也就低一些。二是资产状况方面:家庭存款、家庭资产 (除房屋) 和房屋资产对农户申请贷款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 且都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作为衡量农户财富状况的主要标准, 它们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农户申请贷款的意愿。财富状况越好的家庭在申请贷款过程中虽然获得资金的可能性大, 但由于“内部融资”的作用, 对信贷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挤出和替代效应, 农户贷款申请需求并不强烈。从各自的边际作用来看, 家庭资产 (除房屋) 对农户申请贷款的边际效用最大 (0.00073) , 这表明更多依赖于家庭资产 (除房屋) 的农户家庭信贷需求较少。三是收入状况方面:经营性收入对农户申请贷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另外两类收入没有对农户申请贷款行为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所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低, 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影响系数仍然为负。
从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来看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户状况方面:户主年龄、家庭人口和土地面积对农户信贷约束作用不显著。文化程度和劳动力人口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下有显著正影响, 边际作用分别为0.3842和0.19558, 这表明文化程度和劳动力人口分别提升一个单位, 农户不受信贷约束的程度就会增加0.3842和0.19588个单位。文化程度的边际作用明显高于劳动力人口, 这是因为文化程度是金融机构衡量贷款农户优先考虑的标准, 它能够反映农户的发展能力, 文化程度高的农户更容易了解与掌握贷款程序及相关信息, 收入能力和还款能力也明显增强, 因此受到信贷约束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二是资产状况方面:除了家庭存款不显著影响外, 家庭资产 (除房屋) 和房屋资产都对农户不受信贷约束程度产生正影响, 各自的边际作用为0.16333和0.08401, 家庭资产 (除房屋) 的影响程度为房屋资产的2倍左右。三是收入状况方面:经营收入对提高农户不受信贷约束的可能性有正向影响, 并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工资收入和其他收入的作用不明显, 这与所调研地区农户的经营收入占绝大比重有关, 这表明决定农户是否受到信贷约束的是经营收入而不是其他类型收入。
注:***为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为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为在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注:信贷约束= (信贷需求-实际信贷) /实际信贷。
表5显示不同资产类型的农户随着资产水平的提高, 在信贷约束上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低资产农户的平均信贷需求为8500元, 实际信贷平均量为6500元, 信贷约束为30.76%。高资产农户的平均信贷需求为23200元, 实际信贷平均获得量为21350元, 信贷约束为8.67%。这与前面基于农户申请贷款比例的分析是相同的:低资产农户申请贷款的比例达到了89.19%, 在不同资产类型的农户比例处于较高水平, 但是在获得足额贷款的比例中却只有35.81%, 位于不同资产类型农户最低水平;高资产类型农户则相反, 申请贷款和获得足额贷款比例分别达到83.13%和61.45%, 体现出了金融机构“资本逐利”和“嫌贫爱富”的本性。
虽然中高资产和中低资产的信贷约束差别不大, 但是中高资产仍然比中低资产高出接近2个百分点, 这表明中高资产受到信贷约束程度高于中低资产, 与前面的回归分析得出家庭资产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受信贷约束的结论不相符。这里比较赞同何明生等人士的观点:[15]农村金融机构在给农户贷款过程中, 能够较易地判断出低资产和高资产农户的所属状态, 使得低资产农户面临更为严格的信用额度条件, 这也导致两类农户存在较大差异的信贷约束程度。近几年来虽然政府降低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 但由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时间较短, 还未完全在渭南当地站稳脚跟, 缺乏竞争, 使得一家独大的农村商业银行不会像城市金融市场在信贷业务上配备完善的外部条件, (2) 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差距小外加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很难分辨出中等类型的两类农户资产状态, 结果就是对这两类农户实行了统一的信贷标准。中低资产类型的农户的信贷需求本来就低于中高资产, 实行统一的信用额度和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无形提高了中低资产类型农户的信用额度, 而中高资产类型农户的信用额度也就随之降低, 也就出现了中高资产类型农户的信贷需求缺口扩大而中低资产类型农户的信贷需求缩小的现象, 如表5所示中高资产类型农户信贷约束略高于中低资产。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我们通过陕西渭南10个区县483份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农户信贷特性, 在此基础上运用Heckman三阶段广义改进回归方程对农户的信贷需求和约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几个方面的现况。一是样本农户中有88.61%申请贷款, 表明在陕西渭南农村地区中普遍存在信贷资金需求。由于近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撤并网点, 农村商业银行成为了农户的首要信贷选择对象, 农户资产类型的高低与获得信贷资金并获得足额资金呈现正向关系。二是信贷需求方面, 文化程度、土地面积正向影响着农户申请贷款, 而年龄、人口、资产状况和经营收入对农户申请贷款具有负向影响, 其中家庭人口的边际作用最大。三是信贷约束方面, 渭南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程度明显, 与农户资产类型呈现明显的负向关系, 低资产类型的农户的信贷约束达到30.76%, 而高资产类型的农户却只有8.67%。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了中高资产类型农户较于中低资产类型面临更大的信贷约束。
基于以上现况, 为了有效地解决渭南地区农户信贷需求和约束问题, 我们给出三点建议。一是建立覆盖广、层次多、具有良性可持续竞争特征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农村商业银行在渭南农村地区成为了农户信贷首要选择, 在加强资金安全供应的同时, 政府还需不断降低农村金融的准入门槛, 将民间资本纳入到服务农村金融服务的市场体系中来。同时, 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三类农村金融机构, 在风险可控和财务可持续发展下与其他银行合作参与农村金融市场运作体系, 特别是对贫困农户的信贷扶持。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政策, 应以农户个体差异性为基础, 针对农户信贷需求的现实特点, 积极改进原有的贷款产品和服务方式, 对不同特征的农户予以不同的政策措施。同时, 我们在研究时发现提高收入能够有效地降低农户申请贷款和信贷约束的比例, 在推进农村金融服务的同时, 还需辅助一系列增加农户收入的市场支持和技术援助等相关措施。三是当地需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户建立相应的信用担保、价值评估和档案制度, 并结合团体贷款、信用合作以及发展民间金融等多种形式, 有效解决由于交易成本过高和市场信息不对称等所引起的信贷约束差距问题。
摘要：笔者利用2012年陕西渭南483户农户实地调研数据, 对供给抑制下的农户信贷进行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Heckman广义三阶段回归模型对农户信贷需求以及约束程度进行估计。研究结果显示:当地普遍存在信贷需求和信贷约束, 农户资产的高低分别与获得资金呈正向关系, 与信贷约束呈负向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中高资产农户较中低资产农户面临更重的信贷约束。因此, 笔者建议政府部门适时降低农村金融准入门槛, 同时针对不同特征的农户予以不同的贷款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