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耕农户（共6篇）
退耕农户 篇1
一、引言
我国退耕还林工程第一轮补助于2015年全部到期(以还生态林为最后期限),退耕还林工程面临新的转折点。为了继续巩固退耕还林的工程效果,2014年国务院当即批准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方案》,这标志着我国退耕还林工作再启征程,也标志着以项目成果维护和保持为主要任务的后退耕时代的深化。在新一轮退耕政策建言献策方面,部分学者对退耕补偿结束后的农户行为意愿持消极态度,认为退耕地复耕发生的概率会增大,项目可持续性令人担忧。〔1~4〕也有学者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退耕地复耕发生的概率较低,应适时停止退耕还林工程,不应再继续扩大实施规模,且指出退耕补贴会带来很多负面问题,〔5〕单纯的退耕补贴已无法构成对退耕农户的持续激励。〔6〕因此,在新旧政策交替之际,充分了解退耕户是否愿意开始新一轮退耕及在退耕补偿结束后会不会复耕显得至关重要。
在考虑影响农户复耕意愿的因素中,大部分学者在户主特征、家庭特征、退耕情况等方面研究颇为完善。〔7~10〕计划行为理论(TPB) 指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是决定农户行为意向重要因素,然而在复耕意愿研究中,我国学者缺乏对退耕农户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内在因素的考虑。同时,由于所获取数据的省域范围所带来的局限性,也忽视了退耕政策落实情况和区域特征这些重要的因素。我国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范围广,地域差异大,对于区域影响因素的考虑不容小觑。喻永红、任林静等、王兵等也在研究中表明补贴期后农户的退耕还林态度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11〕但是仅仅处于县域视角的范围内;刘燕研究得出模型中地区差异变量均不显著,认为有可能是调查数据不足所致。〔12〕因此,本文在借鉴和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我国17省1757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拟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退耕情况、退耕政策情况、农户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区域特征等6个方面系统分析退耕区农户的复耕意愿及影响因素,尤其在区域特征因素中扩大了研究范围,以期揭示各解释变量对农户复耕意愿的影响,这对于退耕还林现行政策的完善以及后续政策的设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基于国家林业局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组成的联合项目组,于2012年寒假组织各地区有退耕任务的大学生以寒假社会实践的方式开展退耕区农户的问卷调查,问卷调研采用表格和选择题形式对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家庭生产经营情况、家庭收支状况、林牧业生产及退耕还林情况和农户对退耕还林的建议进行了全面了解。调查涉及重庆、陕西、甘肃、四川等17个省(市、自治区),通过组织学生进行调研前培训并发放纸质调查问卷,共发放1817份问卷,回收1777份问卷,其中有效调查问卷1757份, 回收率为97.80%, 有效率为98.87%。
2.样本描述
(1)户主与家庭特征。在本次调查的退耕户样本中,户主以男性为主,户主年龄大多分布在45岁到59岁之间,农户家庭中的劳动力数量多数分布在3个及以上,拥有一个劳动力的家庭所占比重最少。有外出劳动力的家庭1171户,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家庭586户, 纯农业、 纯打工、 纯个体样本分别为137户、48户和35户, 共占样本总量的8.47%,91.53%的样本为兼业农户,退耕区农村劳动力呈现大面积的兼业化。
(2)退耕农户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从退耕前到2012年,样本区土地利用类型中,林地的变化幅度最大,从退耕前的平均每人1.28亩,增加到2012年的2.67亩/人,增长了142.19%;其次是人均耕地使用量,从退耕前的3.94亩/人,下降到1.84亩/人,减少幅度为60.66%;牧草地和园地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增长幅度相对较小,但他们退耕前后在总土地中所占比重也较小。由这些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可看出,可以保持水土、保护环境的林草占比有所提升,同时耕地所占比重下降了60.66%(见表1)。
单位:亩/人
3.退耕户对于退耕还林工程的参与度及评价
据调研统计,参加退耕还林专项建设的占30.01%,没有参加的占69.99%。这说明退耕地农户对参加退耕还林专项建设表现出低的积极性,参与度不高。此外,63%农户认为退耕还林工程增加了农户收入,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工程实施比较成功;12%的农户出于对补偿标准的不满,以及退耕地收成较低等原因,对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效果不满意;25%的农户虽感受到了退耕还林的好处,但同时也体会到了其中的不足,对其成功与否给不出是与否的评价。
4.退耕农户的复耕预期、退耕意愿与复耕意愿
复耕预期是影响农户做出复耕决策的关键因素,是指在现有的退耕还林政策规范的情况下,农户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主观认知来判断群体中会做出复耕决策的比重。在本次调研中,问卷中设计 “您估计,如果暂停退耕补助,村里的退耕户有多大比例会复耕?”的问题来估计农户的复耕预期,其中占46.5%比重的样本农户认为本村10%以下的农户会复耕,仅有17.9%的样本户认为本村有80%比例以上的农户会复耕,这说明退耕农户预期本村复耕发生的比例处于较低的水平。
退耕意愿是影响农户是否复耕的重要因素,复耕意愿是决定农户是否复耕的最直接的因素。本次调研中,在复耕意愿方面,59.52%的农户表示不愿意复耕,28.43% 的农户的复耕意愿强烈, 还有12.05% 的农户表示不确定; 在退耕意愿方面,22.01%的农户表示不愿意继续退耕,77.99%的农户的退耕意愿强烈。可见,退耕区样本农户具有较强的退耕意愿,复耕的发生概率比较低。因此,为了进一步探讨退耕还林中农户的行为态度,本文拟从多角度设计变量建立实证模型,全面剖析影响农户复耕意愿的因素,为退耕还林成果的巩固、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三、变量选取、模型构建及方法选择
1.变量选取
注:预期方向为“+”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可能有正向的影响,为“-”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可能有负向的影响,为“?”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方向不能确定。
农户是否复耕的行为选择是综合因素制约下的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比较的过程,〔13〕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小农”。其中,退耕地收益和退耕补贴款项是影响农户决策的关键因素,它们是由退耕政策中还林类型和退耕补贴政策落实情况所决定,所以政策影响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14〕此外,户主特征、家庭资源禀赋和退耕情况的不同,使得农户对参与退耕还林的成本、风险认知产生差异,进而影响农户在复耕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因此,影响农户参与退耕还林意愿的因素还包括农户户主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和退耕情况。然而,现实是由于受到复杂的环境影响,农户往往是“有限理性”的,〔15〕并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标,农户在有限条件下最终会做出一个令自己最满意的决策。因此,影响农户做出决策还包括区域特征等外部环境因素;同时,“有限理性”的农户做出是否复耕决策的行为和意愿,不仅会受到其行为态度的影响,还会受到其主观规范的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是决定农户行为意向重要因素。行为是指个人实际采取行动的行为,即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程度;态度是指农户在参与退耕还林工程时,所产生的主观的内在感受;主观规范是指农户由于受到退耕还林政策规范的约制,以及对自身环境的认知来判断是否做出复耕决策。所以,在解释变量中需要考虑到退耕还林工程中农户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
因此,在借鉴大量相关文献基础之上,结合数据的获得性,本文最终确定的模型主要解释变量如表2所示。其中在区域特征方面,本文从流域、地理气候区域、行政区划三个区域视角,来探讨农户的退耕还林态度的区域特征。水资源和气候是影响工程植被恢复效果的重要因素,故流域方面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划分;地理气候以我国公布的地理区划为准,划分为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样本数据未覆盖青藏地区);行政区划以陕西省为基准。解释变量赋值及预期作用方向如表2所示。
2.计量模型构建及方法选择
本文将退耕还林农户复耕意愿的发生概率作为被解释的二分类变量,反映在一轮的退耕补助结束后农户的复耕意愿,即是否会采取复耕决策,回答“是”定义为1, “否”定义为0 。对于分类因变量通常采用逻辑Probit和Logit回归模型,它们经济分析中经常可以相互替代使用,且在多数情况下得到的结果比较一致。但相比而言,由于Logit模型概率表达式的显性特点,且模型的求解速度快,应用方便简单直接,我国多数学者倾向于对Logit模型的运用。因此,为了保持计量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建立Logit模型,通过一系列解释变量的观测值来分析退耕农户复耕意愿的发生概率。模型构建如下:
式中y表示退耕还林农户复耕意愿发生概率的被解释变量,x为反映农户户主特征、农户的家庭特征、农户退耕还林特征、农户的认知与参与特征、区域特征这五方面的解释变量;μ为随机扰动项。因此,退耕区农户复耕意愿的概率y关于被解释变量x的Logit回归的具体形式为:
式中:p=p(y=1)表示农户会采取复耕决策的概率,1-p=p(y=0)表示农户会采取复耕决策的概率;是发生比;α0表示常数项;αk为待估参数。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1.估计结果
本文运用spass20.0软件对调查地有效退耕户样本数据进行了Logit回归,回归模型通过检验,-2倍的似然对数值为1172.899671,模型预测准确率为84.7%。估计过程中,在避免了变量过多而引起的自由度的减少的前提下,对变量全部进入、向前进入和向后进入的三种方法进行了比较,选取了决定系数最优的估计模型。估计结果及具体分析如表3。
2.退耕区农户复耕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1)在农户户主特征方面,只有户主的性别和年龄变量显著影响农户的复耕意愿。户主为男性有更强的复耕意愿,主要因为我国传统的农业家庭长期以“男耕女织”分工为主,耕种往往是男性主要的从业选择。同时,由于退耕区的地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耕种特性往往趋于劳动密集型,对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强度有较高的要求,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大、体质下降,复耕意愿也逐渐减弱。
注:为全面分析影响农户复耕意愿的因素,本模型保留了不显著变量。
(2)在农户家庭特征方面,农户家庭的劳动力数量和家庭类型显著影响农户的复耕意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复耕意愿越强烈,依据变量输出值可得,农户家庭劳动力每增加1人,复耕概率会增加0.121。这是因为退耕区地貌复杂、土壤贫瘠,不宜发展农业,所以退耕区种植业具有很强的劳动密集型特点,需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因此,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复耕意愿越强烈符合逻辑预期。同时,回归结果显示,与农业兼打工类型的家庭相比,打工为主和个体经营为主的家庭复耕意愿更低,农业为主的家庭的复耕意愿较高,这说明随着农户异质性的增强以及农户家庭类型的多元化,会削弱农户的复耕意愿。
(3)在农户退耕还林情况方面,退耕地林木成活比例显著影响农户的复耕意愿。通过对回归结果深入剖析发现,不同的树木成活率对农户复耕意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若以退耕地树木成活比例在0%以下的农户作为参照组,得出成活率高于10%比例的农户变量输出值均为负,说明复耕意愿较之偏低,这主要是因为树木低成活率可以降低变更土地利用方式的成本。此外,退耕面积、退耕时间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退耕面积越大的农户在做出复耕决策时,考虑到土地结构变更的困难性和复耕所需投入较多的劳动力等会形成较高的生产成本,所以复耕意愿较低,虽然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该变量输出值为负,符合预期方向;退耕时间对农户的复耕意愿并无显著性的影响。
(4)在退耕还林政策方面,退耕地是否有收成、退耕补助占收入比重显著影响农户的复耕意愿。退耕补助占收入比重大的农户,复耕意愿较为强烈,回归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是由于在退耕政策的空档期,退耕补助停止发放后,对补助依赖程度较大的农户失去大部分收入来源,所以农户会考虑在退耕地上进行复耕;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退耕地有收成的农户更倾向于复耕,这是因为部分农户的退耕地坡度较高、土壤贫瘠,难以获取干鲜果品、药材等农林产品收益,他们相对于那些土地质量较高、有收成的农户具有较低的复耕意愿。此外,退耕补助是否足额虽然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以 “足额发放”作为参照发现,“没有足额”和 “不清楚”的农户复耕意愿较为强烈,符合逻辑预期。
(5)在农户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方面,农户是否了解退耕政策、是否进行管护、是否参与专项建设、退耕意愿、复耕预期、工程评价均显著影响农户的复耕意愿。在退耕还林工程农户参与行为方面,积极对退耕地进行管护并参与退耕还林工程专项建设的农户,具有较低的复耕意愿,回归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通过检验。在农户态度方面,认为工程建设 “成功”的农户比 “不成功”和“不确定”的农户的复耕发生概率低,这说明农户对于工程实施的满意度会影响农户的退耕的积极性;在农户退耕意愿方面,认为有必要继续进行退耕的农户,复耕的发生概率更大。这是因为退耕补贴是农户保持退耕还林的主要激励,〔16〕退耕积极性较高的农户对于退耕补贴的依赖程度较大,当停止发放补贴后,该类农户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会有较大的概率考虑复耕。在农户主观规范方面,对国家退耕还林工程政策的了解透彻的农户的复耕意愿较低。此外,农户对于本区域的复耕预期,显著影响自身的复耕意愿,以复耕预期在 “80%以上”的农户为参照组发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复耕预期比例越低的农户, 其复耕意愿也低, 预期比例在“10%以下”的农户复耕概率仅为 “80%以上”农户的0.019。
(6)在区域特征方面。流域和地理气候区域的差异对于农户的复耕意愿并无显著影响,通常来讲,临近流域和气候条件良好的区域有利于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林木生长茂盛,退耕效果较好,自然会影响农户的退耕积极性。然而由于退耕还林工程中关于林木品种的选择较多,各个区域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当地水文和气候的品种进行栽种,因此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效果的区域差异不大,对农户的退耕积极性影响较小。在行政区划方面,首先通过分析陕西省退耕农户的复耕发生概率发现,与其它非陕西的省份相比,陕西省具有较高的复耕意愿。导致农户复耕发生概率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比如各地区的地理条件、经济水平、退耕政策补助标准、农户特征等差异,所引起地区之间的农户复耕的发生概率各不相同。
五、结论与建议
1.退耕区农户的复耕意愿较弱
与其它学者研究结论不同,本文认为在后退耕时代中,农户复耕的发生概率较低。户主为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复耕意愿,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大、体质下降,复耕意愿逐渐减弱;退耕区农村劳动力呈现大面积的兼业化,导致农户家庭类型多元化,使得农户的异质性增强,进而会降低退耕地复耕发生概率;退耕地不同的树木成活率对农户复耕意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因此,在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时,植被覆盖率应保持在一定的比例区间。
2.农户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显著影响农户的复耕意愿
退耕地农户具有较强的管护意愿,但参加退耕还林专项建设的程度不高,已参与的农户表现出较低的复耕意愿;退耕地农户具有较强的退耕意愿,退耕积极性越高的农户对于退耕补贴的依赖程度越大,当停止发放补贴后发生复耕的概率较大。超过半数以上的农户认为工程实施比较成功,高满意度可以降低复耕发生的概率;对于国家退耕还林工程政策的了解透彻的农户表现出较低的复耕意愿,同时退耕农户预期本村复耕发生的比例处于较低水平上,复耕预期比例低的农户,其复耕意愿也低。
3.退耕地收成和退耕补助依然是影响农户复耕意愿的重要因素
退耕补助占收入比重大的农户,在退耕政策的空档期停止发放退耕补助后,会考虑在退耕地上进行复耕;退耕地有收成的农户更倾向于复耕;农户的复耕意愿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流域和气候等自然因素不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复耕意愿,但省际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综上所述,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成效以及成果巩固较好,退耕区农户的复耕意愿较弱。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政策建议如下:一是我国仍需要出台相关退耕政策对复耕意愿强烈和摇摆不定的农户进行引导激励,继续加大工程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户参与工程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退耕还林取得的成果;二是鼓励农户向城市转移就业,引导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增强农户间的异质性,从而降低退耕区复耕发生概率;三是提升退耕区农户的主观规范,通过政府积极引导、宣传和教育,形成良好的退耕氛围,从而降低的农户复耕预期;四是注重退耕政策的科学合理性,在制定、出台和优化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相关政策时,明确、科学地规定植被覆盖率保持的比例区间;在退耕补偿政策制定方面,应充分考虑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退耕补偿标准,确保以恰当的激励使退耕成果得到切实有效的巩固。
退耕农户 篇2
1 河南省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概况
河南省退耕还林工程2000年开始在新安、陕县、灵宝、济源市4个县进行试点, 2001年试点县又增加了洛宁县和渑池县, 2002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实施, 截止2009年底, 国家累计投资达到66.666亿元, 完成退耕还林工程计划任务101.28万hm2, 其中, 退耕地还林25.11万hm2, 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76.17万hm2, 工程范围涉及18个省辖市136个县 (市、区) , 其中退耕地还林涉及106个县 (市、区) 、129.1万退耕农户。
2 样本县、村、户的选择
在黄河、海河流域不同区域选择退耕还林重点县8个, 分别为林州市、辉县市、伊川县、洛宁县、新安县、陕县、灵宝市和济源市;在长江、淮河流域不同区域选择退耕还林重点县4个, 分别为光山县、西峡县、桐柏县和禹州市。
在上述县退耕还林重点村中随机选取样本村。样本村选择如下:林州市东岗镇武家水村、辉县市西平罗乡白土岗村、伊川县鸣皋镇中溪村、洛宁县城郊乡磨沟村、新安县石井镇南腰村、光山县晏河乡杨帆村、西峡县重阳乡新安街村、桐柏县月河镇汪庄村、禹州市磨街乡大涧村、陕县大营镇吕崖村、灵宝市函谷关镇孟村、济源市邵原镇洪村。
在抽中的村中随机抽取10户共计120户退耕农户。120个退耕户家庭总人口585人, 劳动力358人, 退耕地还林总面积34.37 hm2, 户均退耕地还林面积0.29 hm2。
3 调查主要指标分析
3.1 退耕农户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情况
农户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主要调查了冰箱、电视机、摩托车、电话机以及住房情况:2001年冰箱仅有19台, 2008年达到56台, 增加了37台;2001年摩托车仅56台, 2008年达到109台, 120户中91%的农户有摩托车;2001年住房面积16 112 m2, 户均134 m2, 2008年达到18 074 m2, 增长1 962 m2, 户均156 m2, 户均增长22 m2 (详见表1) 。
3.2 退耕农户生活设施状况
农户生活设施状况主要调查了用电、饮用清洁水、生活用燃料3个方面的内容, 结果如下:退耕农户家庭用电率100%;饮用清洁水97.5%;生活用燃料全部为煤、液化气或者沼气。
3.3 退耕农户经营土地状况
农户经营土地方面主要调查了总耕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经济作物面积和林地面积 (详见表2) :总耕地面积2008年较2001年减少22.95 hm2, 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减少23.84 hm2;林地面积2001年11.1hm2, 2008年达618.2 hm2, 2008年较2001年增加27.71 hm2。户均实际耕地面积情况如下:2001为0.41 hm2, 2004、2005、2006、2007、2008年5个年度分别为0.22 hm2、0.21 hm2、0.21 hm2、0.21 hm2、0.22 hm2。
由于实施退耕还林, 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比较多 (我省退耕地还林实施时间为2000-2005年) , 从2006年以后, 退耕户粮食播种总面积稳定在19.49~19.99 hm2。从表2可以看出, 2001年为43.33hm2, 2006年播种面积为19.67 hm2, 2006年播种面积较2001年减少23.66 hm2, 减少54.6%;粮食产量2001年为240 612 kg, 2006年为152 778 kg, 2006年较2001年减少87 834 kg, 减少率36.5%;随着农业生产条件和环境条件等的改善, 2006年以后, 粮食总产量逐渐增加:2007年为178 685 kg, 2008年为175 620 kg, 2008年和2001年相比, 粮食产量减少20.7%。2008年均产600.5 kg/667m2, 人均粮食作物面积0.03 hm2, 人均拥有粮食300 kg。
注:经营耕地面积=“1”+“2”+“3”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知, 退耕还林减少的耕地大多是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陡坡耕地和沙化地, 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农户对现有耕地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等因素促使单产提高了;过去是粮食补助, 现在是现金补助, 所以对粮食安全, 没有产生威胁。
注:“-”表示减少值。“其他转移性收入”指退耕还林补助以外的外来人口带回、寄回以及工资性收入等。
3.4 退耕农户收入状况
从表3可以看出, 实施退耕还林以后, 退耕农户收入增长明显:2008年总收入较2001年增长154.76万元, 户均增收1.29万元。其中增长最多的是务工收入和工副业收入, 增长92.11万元;其次为转移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外来人口带回等) , 增长40.33万元;务工和从事副业收入以及转移性两项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7.4%。而其他如退耕还林补助、林业收入、养殖业的收入、粮食作物收入仅占家庭总收入的22.6%;退耕还林收入仅占家庭总收入的1.7%~5.6%。 (详见表4) 。
从表3、表4可以看出, 决定退耕农户生活水平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务工和从事副业收入, 其次为转移性收入。以往在农民心目中赖以生存的土地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例很少, 如2008年退耕户总收入2 678 392元, 其中土地收入包括林业收入、经济作物收入、粮食收入共计414 656元, 土地收入仅占家庭总收入的15.5%, 这也说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1]。
从表4可以看出, 不管是退耕还林全面启动前的2001年, 还是以后退耕还林在实施的过程中, 务工和从事副业收入、转移性收入、粮食作物收入是家庭收入的3大主要来源。退耕还林实施以后,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 粮食收入逐年降低, 外出务工以及从事副业生产的收入逐年提高, 在2007、2008年都达到了家庭收入的50%以上。土地收入包括林业、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总收入在2007和2008年占家庭总收入15.7%和15.6%。2001-2008年, 退耕还林补助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比较小, 在1.7%~5.6%之间, 养殖业的收入在2.5%~4.1%;这说明决定退耕农户生活水平的是务工收入以及从事副业的收入, 退耕还林补助对农户生活水平影响不大[2]。
4 结论
4.1 退耕农户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 出行越来越方便。以前在农民眼里只有城市人才有的冰箱逐渐进入普通百姓家;摩托车户均拥有率达到91%;通讯工具户均达到1.7部。说明农民与城市人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小。
4.2 退耕农户生活用燃料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环保。退耕农户生活用燃料以前主要靠柴草, 现在主要为煤炭、液化气和沼气, 特别是液化气和沼气逐渐成为农民生活用主要燃料, 既清洁又环保。
4.3 2008年粮食播种面积较2001年减少55.0%, 粮食总产量减少20.7%, 粮食单产明显增加。2008年平均粮食产量600 kg/667m2, 2001年为370 kg, 实施退耕还林后, 劣质耕地还林, 农户对剩余的耕地进行集约化经营, 以及环境条件、农业生产条件等的改善因素, 粮食产量明显增加。2007-2008年退耕农户人均拥有粮食在300 kg, 可以满足农户基本生活需要。
4.4 退耕农户的收入结构在逐渐的发生改变, 务工和从事副业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户的家庭收入增长较快。退耕农户在2004-2008年的5年中, 每年的务工、副业和转移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5%左右, 土地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仅为15%左右,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2001年退耕户均收入9 423元, 2008年户均收入22 320元, 增长136.9%。
参考文献
[1]陶然, 徐志刚, 徐晋涛.退耕还林.粮食政策与可持续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 2004 (6) :25-39.
退耕农户 篇3
一、构建退耕还林工程中激励约束机制的基本假定
1.农户具有经济理性
世界银行 (1982) 在其报告中指出:与想象中的所谓“传统农民”远远不同的是, 现实中的农民在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中都表现得非常理性。不管是在市场经济导向国家, 或是中央集权国家, 农民对经济刺激场具有很强烈的反应能力。[1]托达罗认为, 农民的行为之所以被看作是没有效率的, 原因在于人们没有考虑他所处的环境约束, 从这一角度看, 农民的行为是有效率的。[2]农民进行选择过程中对于成本与风险、受益与代价、时间与技术等因素的权衡, 几乎涉及一切稀缺资源配置, 就是一种农民的理性。理性经济人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依据, 不可避免地存在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倾向, 而与国家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行政意愿发生冲突。可通过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来引导规范理性经济人的经营行为。
2.退耕还林工程的基本假定
(1) 退耕还林工程具有正外部性
对于退耕户来说, 从退耕还林所得到的只是林木或林副产品的经济收益, 其生态、景观和社会等外部效益被周围和其他地区的人群无偿享用。可见, 退耕还林具有“积极的”或“正的”外部性。而这种正的外部性会导致退耕还林的供给不足, 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很难实现预期效果, 存在着市场失灵。[3]仅用政治觉悟、道德等“利他主义”来激励农户进行生态治理, 不符合具有经济理性的农户的真正需要, 农户个体的理性行为不会产生足够的正外部性。因此在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时, 政府通过向农户支付一定的报酬, 来达到其生态治理的目的。
(2) 退耕还林工程具有公共物品特性
公共物品是指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物品。退耕还林工程是一项生态建设工程, 目标在于生态环境的优化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 具有公共物品特性。退耕还林体现的是政府的意愿, 并不是农户的自发行为, 但这一政策的最终落实必须依靠退耕区的广大农户来完成。因此, 实际上在国家和农户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能否既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又能保证广大退耕户有足够的积极性, 从而有效避免边治理边破坏现象, 关键在于构建一项长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使政府和退耕户之间建立起稳定的激励相容的契约关系。
二、农户毁林复耕可能性分析
1.农户自身原因
(1) 对退耕还林的有效需求不足
对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户来说, 摆脱贫穷状态、改善家庭生活水平是其生产经营的第一目标, 这时, 农户的资本主要用于短期性投资以尽快摆脱眼前生活困境, 而保护生态的长期性投资则暂时无法形成有效需求。退耕还林地区多位于边远贫困地区, 虽然可以用财政补贴在短期内使农户参与退耕, 但不难理解退耕户对退耕还林这种长期性生产支出存在管护不到位、投入不足的行为, 势必会造成工程实施效果的偏差。日后一旦国家工作重心转移, 加上政策本身激励约束机制不到位, 经济贫困地区的退耕地必然面临返耕的危险。
(2) 缺乏对退耕还林的正确认识
农户进行退耕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 目前国家的补贴标准普遍高于大多数农户退耕地平常年份的粮食收入, 经过几年的退耕实践, 农户已经从该项政策中得到实惠, 甚至使部分人形成的“等、靠、要”的思想, 而没有很好地把自身责任与其所得利益相互挂钩, 没有理解政府退耕还林的用意, 这就不难推测出补助期满后农户有复耕的可能。
(3) 盲目从众, 缺乏对林果加工产业合理谋划
农户盲目跟风、发展单一品种经济林的行为, 潜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未来如果林果供给出现结构性过剩而导致“市场疲软”、“果贱伤农”的后果, 同样可以促使农户选择毁林复耕。
(4) 不善管理, 耕作方式落后
耕地的减少, 客观上要求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出。大多数退耕户没有更新传统的耕作观念, 不用科学的方法种植和培育, 从而未退耕地单产的提高水平有限。补助到期后, 农户为了满足基本生存的粮食保障可能选择复耕。
(5) 素质偏低导致劳动力转移困难
据专家分析, 25°以上的坡耕地栽种防护林和经济林后, 其劳动强度分别比种植粮食作物降低90%和30%, 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已成不争的事实。[4]处于边远贫困地区的退耕户普遍文化素质偏低、劳动技能单一, 导致剩余劳动力人口就业难度大、就业率较低, 滞留在农业部门谋生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农户退耕之后不能得到较为广阔的就业和增收空间以确保其获得基本生存资料, 那么就意味着农户并没有从根本上断绝对已退耕土地的农业依附关系, 从而很可能导致日后为了生计需要又选择毁林复耕。[5]
2.外部因素
(1) 产业结构调整后农户面临增收困难
第一, 耕地是农民的基本经济来源和生存保障资料, 退耕还林后, 不仅农户生产利益受损, 而且农户原有种植业过程中产生的烧火秸秆、养畜饲料、间接的经济作物收入也因退耕还林相应消失。[6]第二, 从本质上说, 农户造林的积极性取决于他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 而林木的现期和未来收益很小甚至没有。据调研仅有4.2%的生态林有现期收益, 并且很不稳定;在高海拔地区退耕还林种植生态林或封山绿化不会产生经济效益, 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坡耕地种植经济林也要七、八年, 甚至十多年才能见效[4]。林业预期收入由于成材速度较慢, 市场木材价值偏低, 加上未来砍伐存在的不确定性而不乐观, 易造成具有经济理性的农户的短期行为。第三,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外部环境约束。就业机会及就业信息缺乏是最主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外在限制因素。受城市就业机会不足影响, 乡镇企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减弱, 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7]务工的外部环境不佳, 如拖欠工资或收入相对较低, 安全事故频发, 维权困难等, 造成部分务工人员开始“回流”。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在帮助退耕户的就业培训支持上力度不够, 客观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8]第四, 后续产业发展困难。多位于边远贫困地区的退耕还林区内, 后续产业发展滞后和后劲不足是普遍现象, 如缺乏符合区域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和一般专门化产业, 产业链条短, 缺乏龙头企业和产品精深加工, 区域产业同构化严重, 规模不经济的现状, 成为维持退耕成果和实现退耕目标的“瓶颈”。[9]
(2) 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激励功能缺失
第一, 补助期限制。
经济林5年, 生态林8年的补贴年限仅考虑到林木的种植和生长阶段, 对农户退耕还林的激励缺乏持续性。因此国务院做出了继续对退耕农户进行直接补助的决定, 但如果参与退耕的农户在补助期内无法及时实现收入结构的转换、收入来源多样化, 摆脱对退耕土地的依存关系, 农户复垦的可能性也将存在。
第二, 政策制定有一刀切倾向, 缺乏分类指导和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对不同立地条件的农户来说, 存在退耕地粮食产量不同补助相同的情况。由于农户所剩耕地没有更大的增收空间, 对于拥有较高产量退耕地的农户来说, 补贴政策相对不具有激励性。
第三, 地方政府无力监督。
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地方财政减收部分给予了适当的补偿, 但现有补助远不足以补偿地方政府退耕还林的执行成本, 对地方政府而言缺乏退耕还林的经济激励, 因而没有精力和财力认真落实发展如基本口粮田建设、发展后续产业、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封山禁牧等配套工程, 很可能会引发农户复垦行为的产生。
(3) 林地使用权限制
由于林木处置权残缺、缺乏可交易性, 如采伐自主权和林业特产税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 使得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的激励功能弱化, 无疑会造成农户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10]
(4) 惠农政策抵消了退耕还林优惠政策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两减免、三补贴”的惠农政策使农业成为无税产业, 加之粮食价格上涨, 农户种粮效益的明显提高, 增加了农户退耕的机会成本。随着农业税的取消, 原来承诺的退耕地减免农业税等优惠措施不复存在;所退耕地没有粮食支补, 此消彼长, 无形中影响到了退耕户的经济利益和退耕还林的持续稳定性。[11]
三、农户持续性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激励约束机制
1.激励机制分析
(1) 退耕还林工程的现有激励措施
为通过寻求对利益各方互惠的实现方式来实现激励相容, 目前国家通过钱粮补贴和林产品收益来激发农户退耕还林的积极性之余, 推行的激励措施主要是:实行个体承包, “谁退耕, 谁造林, 谁经营, 谁受益”, 承包期70年, 到期后还可继续承包;退耕还林土地和荒山荒地造林后的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继承、转让。这里包含了责任关系、权属关系和受益关系三方面的内容, 退耕还林激励机制的关键在于明确权属关系, 将林权落实到农户。国家鼓励用活用好个体承包政策, 通过承包、拍卖、租赁、股份制等形式, 进一步明确退耕地和荒山荒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6]据农户毁林复耕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分析, 还要通过长效激励机制框架的构建来弥补现有激励机制的缺陷。
(2) 农户可持续性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激励机制框架
第一, 产权激励。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指出, 产权明确是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先决条件。这里的“产权明确”是指所有者拥有完整的、不受限制和约束的完整财产权力。所谓完整产权是指资产拥有者对它享有排他的使用权、收益的独享权, 以及自由的转让权。[12]若想实现农户对退耕地上林木的完整产权, 可通过以下形式:①发放林权证。通过林权证的发放, 可将林地合理使用的权利和义务内在化, 原理是通过在制度的框架内提供一种内生的约束机制, 使经济活动的各个要素得到客观正确的反映 (即将外部性内部化) , 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保障市场正常地运作。[10]现今林权证的发放工作进展缓慢, 主要原因是工程资金中没有此项支出, 地方主管部门自身筹集此项经费的难度较大, 建议建立相关配套措施, 明晰产权以使退耕户产生稳定的预期。②培育活立木产权交易市场, 推进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众所周知, 培育森林特别是中幼林流通与转让市场对于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的林业产业是非常必要的。前人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建议多为:在工程区培育活立木产权交易市场, 并建立政府对连片人工生态林的“林权”的收购制度, 从而使退耕户的林木收益权得以实现。同时, 农户在“林权”收购之前依然享有诸如抚育采伐等权利, 这样才会确保退耕还林工程坚持生态优先原则;[13]在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下, 推进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 积极推广如“群众整地, 专业队栽植”、“分户造林, 集中管理”, 以及股份制、乡村林场等有市场经济活力的新模式。[4]这些建议亟待于我们在实践中去验证其可行性并进一步推广。
第二, 专项基金援助。
专项基金援助是国家将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设立专项基金, 用以促进农户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 实现生态环境建设的外部收益内部化。[12]建议国家增加退耕还林区公共支出的力度, 通过地方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协助, 对退耕户进行经济援助, 推动退耕区经济发展。基金用途为:①用于退耕区基本农田建设和农用能源建设, 保护“口粮田”;②用于救济补贴政策到期后生活仍然十分贫困的退耕还林地区的农户;③用于对退耕户进行各种系统的免费技能培训;[5]④用于增加退耕户种苗补助, 并适当补贴林木管护费;⑤用于增加地方政府退耕还林的执行费用, 切实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⑥用于扶持退耕区龙头企业和发展退耕区支柱产业, 加大技术支持力度, 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⑦用于实施林业分类经营, 对生态林进行长期补贴。
第三, 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是以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为出发点, 通过对损害 (或保护) 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 (或补偿) , 提高该行为的成本 (或收益) , 从而激励损害 (或保护) 行为的主体减少 (或增加) 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 (或外部经济性) 。[14]具体实施上, 可通过设立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对退耕户的原始投资成本、社会无风险报酬、机会损失等进行补偿;以及开征生态环境建设税, 以财政补贴形式对退耕户进行补偿[6]的方式, 建立健全配套性法规和实施细则, 加强生态补偿制度的可操作性, 改变目前单一的国家作为赔偿主体的方式, 实现区域间的横向生态补偿, 将退耕与生态效益紧密结合, 与农户自身的增收计划融为一体。同时最为重要的, 就是制定和设计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 保证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 起到激励机制的作用。[15]
第四, 参与激励。
参与激励是赋予政策执行者部分投票权及选择权, 激发他们对工程顺利实施的参与积极性和责任意识。沈茂英 (2001年) 提出在退耕还林建设中, 组织农户充分参与项目的规划、实施和项目的监测评估全过程, 通过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以农户为主体的参与式检查评估模式, [16]改变目前退耕还林的检查评估采用较少或无法倾听群众意见的自查、互查和上级检查的方式。在退耕还林工程中, 我们应强调村民的“自我意识”, “自主决定”和“自主管理”的参与意识, 把这种参与意识贯穿于退耕还林工程活动的始终, 具体包括退耕还林工程管护、采伐、销售、分配方案等事项的决策和评估, 利益的分配等。
2.约束机制分析
(1) 退耕还林工程的现有约束措施
现有退耕还林的约束机制体现于2002年出台的《退耕还林条例》中针对国家工作人员、退耕还林者、非特定主体设定的法律责任, 以及就退耕还林管护与检查验收、保障措施等方面的法律规定。条例明确了各级检查验收制度, 并规定了检查验收的程序;引入了社会监督机制, 明确实施退耕还林的乡 (镇) 、村应当建立退耕还林公示制度;规定了退耕还林者禁止林粮间作和破坏原有林地植被等行为。据农户毁林复耕的可能性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只有建立了有效的约束机制, 退耕还林政策才能收到真正的成效。
(2) 农户可持续性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约束机制框架
第一, 法律制度。
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 法律是退耕还林工程取得成效的重要的保证。如意大利林业主管部门对山区开发中不符合林业有关法律的经营活动实行“一票否决制”等措施, 为其保持了较高的森林覆盖率。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我们首先应该发挥法律约束机制的作用, 大力宣传贯彻《森林法》等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 增强农户珍惜绿色植被、维护生态平衡的意识;同时严格执法, 严厉打击侵占林地、破坏林木的行为;健全还林质量评估体系;对退耕地数量、空间配制及其开发方式进行必要地约束和控制, 使农户在健全的法律框架的约束下进行退耕还林。
第二, 规划约束机制。
退耕农户 篇4
1 可持续生计分析法
可持续分析法最早是由Chamber最早提出来的, 他在思考农户生计的基础上提出了这种计算方法, 并在之后进一步拓展。此后, 可持续生计方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 很多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都逐渐重视可持续生计分析法, 并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了运用与实践, 在很多扶贫项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Chamber等人对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 可持续分析法既是人们应对冲击和胁迫的重要手段, 也是人们维持和恢复自然资源的重要措施, 不仅能够增加资产, 而且还可以保持和增强保护自然资源能力, 为下一代的发展奠定基础。从长远来看, 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能够对人们的净收益进行分析, 并据此提出具有持续性的发展策略。
2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了退耕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两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进行了分析和对比。同时, 还运用了匹配分析方法, 有效控制了样本选择中可能存在的误差, 科学地反映出了退耕户与非退耕户样本总体的实际情况。表1是我国某地区退耕还林后农户收入前后对比状况。
根据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学与政策研究小组的调研结果, 笔者运用了描述统计的方法对退耕户的收入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 并将退耕前后的收入结构情况进行了比较, 最后运用显著水平检验的分析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这些分析结果可知, 退耕户的收入增加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国家对退耕户的补助款;二是退耕户自身增加的非农劳动收入。国家发放的退耕补助款式退耕户收入增加的最重要因素。此外, 退耕户的收入增加情况并不明显, 农户在收入上的变化并不大。农户因为退耕还林而减少了种植业收入, 但是退耕户可以从其他非农劳动收入中得到补偿, 如外出务工和非农自营等形式。
根据统计分析所得结果, 退耕还林在一定程度上使退耕户的收入减少, 尤其是林业收入方面, 仅有4.5%的退耕户取得了林业收入。究其原因, 退耕还林工程以生态林种植为主, 生态林所占比例为96.3%。另外, 退耕还林所种植的树苗通常生长较慢, 很多退耕户无法的补助期内获得林业收入。退耕还林后, 退耕户的养殖业收入有所增长, 但增长幅度并不明显。非农收入在退耕户收入比例中得到显著增加, 也成为了退耕还林后农户的重要经济来源。图1为可持续生计框架结构示意图。
虽然退耕还林使退耕户将收入主要来源转移到非农收入上来, 但在农户收入变化中仍不能具体说明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变化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 退耕户收入的转移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这一政策对农户外出务工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成为激发农户由种植业向非农收入转移的重要动力。
3 退耕还林对资产的影响
在上文分析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基础上, 本文还对生计资产这项长期的影响效应因素进行了分析。第一, 西部贫困地区人力资本薄弱。影响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是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的数量, 这也是影响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因素。现阶段, 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逐步递减, 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也导致农户非农收入的增加。此外, 很多农户家庭的文化程度较低, 很多贫困地区劳动力的文盲率较高, 不仅普遍存在着劳动力素质较低的问题, 而且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也相对匮乏, 这些都是制约当地农户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第二, 物资积累匮乏。根据调查, 很多农户的物质资本过少, 农户房产在总物质资产中占据着绝大部分的比例, 很多贫困户的收入仅足以满足个人消费, 缺乏农业投资能力, 这限制了农户收入的增加。第三, 自然资本的匮乏影响农户从土地中取得可持续收入。受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约, 退耕户智能种植生态林, 农户无法取得现期收益。第四, 社会资本不足影响可持续收入水平的提高。虽然退耕还林在短期内改变了农户的收入结构, 但却无法完成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 农户的收入结构不够稳定。另外, 就业信息和机会的缺乏进一步制约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
4 结语
在地方居民的生计指标评估方面, 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概念与方法, 能够有针对性地对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科学分析。本文在参考和借鉴国际上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退耕还林生态工程项目, 对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进行分析, 科学地评价退耕还林在农户收入方面的作用。
摘要：现阶段, 国际上很多专家学者都运用可持续生计的方法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 并构建了一整套可持续生计的分析体系, 通过分析可持续生计的相关数据和指标, 对重要指标和数据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基于此, 运用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思想, 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 对退耕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退耕还林,退耕户,可持续生计,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谢旭轩, 张世秋, 朱山涛.退耕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5) .
退耕农户 篇5
1999年, 为了遏制西部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态势, 中央决定在四川、陕西、甘肃3省启动退耕还林试点工作。迄今为止该工程已经实施14年, 累计完成退耕还林4.41亿亩, 中央财政投入各项资金达3262亿元。中央设计的退耕还林工程的目标是既要实现“保护生态环境”, 又要实现“促进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 还要兼顾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值得注意的是, 退耕地区绝大多数农户在退耕还林后仍然保留有一定面积的耕地, 还要进行传统的农业生产 (如种植业与养殖业等) 。由于退耕地区水土流失情况严重, 农业生态环境脆弱, 如果农户在退耕之后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将使得退耕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退耕还林工程的政策效果必然会被弱化。因此, 为了与退耕还林“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目标相契合, 退耕地区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应该是“亲环境”的。生态农业强调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农业生产, 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实施多年的退耕还林工程在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林地资源, 具有得天独厚的林业与林下经济及多种形式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因此, 发展生态农业将是遏制西部退耕地区水土流失、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路径。从本质上看, 生态农业与退耕还林工程之间具有较强的系统耦合性。行为心理学认为, 行为主体的认知与态度将直接作用于行为主体的动机, 进而影响行为主体的行为过程和效果。因此, 在退耕还林政策背景下推进生态农业发展, 关键在于提高退耕地区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
二、研究过程与方法
1. 调查区域与问卷设计
陕南地区位于陕西省南部, 北靠秦岭、南倚巴山, 汉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该区域由秦岭山地、大巴山地和汉江谷地组成。陕南地区是我国退耕还林最早实施的试点区域和重点区域, 〔1〕因此, 本文选择该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对陕南地区商洛、安康和汉中三市多个乡镇的农户实地调查问卷。该项调查的时间为2012年1~2月, 调研样本采取随机抽样方法, 并综合考虑了样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地理区位、地形地貌以及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进度、支持力度等方面的差异。调研样本总数为291个, 其中退耕户114户, 非退耕177户。
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 具体涉及农户家庭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劳动力配置情况等;第二部分是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情况;第三部分是农户对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情况。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1) 概念界定。生态农业认知是指农户对生态农业生产模式的主观认识与感知, 是人脑存储的对生态农业生产的最终印象与知觉。目前生态农业在我国已经有多种发展模式, 作者在陕南地区广泛调研得知, 该地区农户选择的生态农业生产模式主要有以下8种:设施生态农业、猪—沼—果、生态养殖、稻鸭共育模式、生态旅游农业、高山反季节蔬菜、食用菌生物链循环模式、无公害或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开发模式。随着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退耕还林等政策的不断推进, 在我国农村大力推广发展生态农业显得越来越迫切。〔2〕而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决定了农户进行生态农业生产的意愿和具体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行为。不同类型的农户对于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认知水平必然不同, 因此, 只有在深入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差异的基础上, 找寻提升农户认知水平的政策着力点和一般规律, 才能有效提升农户采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程度。
(2) 理论基础。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ofPlannedBehavior, TPB) 。该理论认为, 个人的行为态度是个人对自身行为进行评价的结果。因此, 农户会基于自身所具备的常识对发展生态农业的利弊进行评估, 这种常识显然与农户所具有的相关知识、教育水平和生活阅历有关;同时主观行为规范也会影响个体行为态度, 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会受到对其有重要影响的农户或群体态度的影响, 诸如已经采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或是对生态农业有所了解的亲朋好友会引导并提高农户关于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3〕农户认知同时受到外界条件所决定的个体行为控制的影响, 退耕还林工程是外界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为农户深入了解生态农业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激励并且创造了条件。因此, 退耕还林工程势必影响农户关于生态农业的认知, 农户所具有的生产技能、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会通过影响其行为控制进而影响其相关认知。〔4〕
依据TPB理论, 农户行为认知会影响农户的行为意向, 进而会对农户行为产生影响。退耕还林工程会通过影响农户关于生态农业的认知, 进一步影响农户关于采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行为意向, 最终影响农户是否采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这一行为;同理, 外界条件所决定的行为控制变量, 诸如农户所具有的生产技能、农户所处地理位置、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政府相关政策除与农户认知相关外, 也会影响农户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行为。
(3) 研究方法。从农户认知行为理论来看, 影响农户对生态农业认知的主要因素包括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政策约束等方面, 〔5〕为了更加明确地阐明各因素与农户对生态农业认知的关系, 本文采用列联表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对于生态农业的认知影响因素。
列联表分析原理如下:假设有A、B两种属性的类型变量, 其中i表示A属性, 当i=1时表示具有A属性, i=0表示不具有A属性;同理, 用j表示B属性, 当j=1时, 具有B属性, 当J=0时, 表示不具有B属性。进一步, 我们可以运用样本数据, 进行如下处理:
其中π11表示在所选择的样本中, 同时具有A、B属性的概率, 而π10表示只具有A属性的概率。
假设:用上述概率分布表的记号πij来表示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其中, 原假设H0表示A与B的反应独立, 备择假设H1相反, 表示A与B具有相关性。也可以记为:
为了检验H0成立假定下的理论分布与实际分布是否一致, 本文选择运用皮尔逊χ2 (n) 统计量进行检验。其中, 皮尔逊χ2 (n) 统计量为:
式中nij表示具有A、B属性的频数, πiπj分别表示具有A与具有B属性的概率。
三、农户对于生态农业认知的实证研究
1. 变量选择与理论分析
结合本文的研究框架以及研究内容, 我们选取如下变量进行分析研究:
(1) 户主个人特征。作为家庭生产经营的重要决策者, 户主的个人特征包括其年龄、受教育程度, 这两者直接影响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具体而言, 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 其认识以及接触到的事物更多, 眼界更宽, 从而对生态农业的认知可能更深刻;但另一方面, 年龄的增长可能使得农户更加墨守陈规, 相比年轻人接收新生事物可能更加困难, 因而年龄对于农户对生态农业认知行为的影响方向暂时无法判断。
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指标, 已有的研究表明, 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 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越强, 相应的其认知能力可能也越强。
(2) 退耕还林。是否参与退耕还林是农户认知行为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过程也是农户对自然环境重要性的了解过程,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宣传下, 参加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可能更清楚自然环境对农户自身生存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 选择生态农业生产方式可以充分利用自然和经济资源, 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对可利用要素的有效配置。参与退耕还林的农户为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 会充分关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 提高认知水平。
(3) 农技培训。农业技术培训在农村非常重要, 对于生态农业这类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农业生产方式, 更需要有相关技术的指导。农户接受农业技术培训, 一方面在培训的同时会接触到以农业技术为依托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 农技培训能够丰富农户的农技知识, 提高农户的农业生产技能, 加深对生态农业的理解程度, 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
(4) 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农业信息对农户的生产至关重要。由于交通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限制, 农户获取农业信息的渠道往往比较单一, 主要渠道来自于政府与媒体宣传。大量农户通过电视、广播以及乡村能人等常用渠道来获取农业信息, 其他获取信息渠道包括农业书籍和报刊、政府农技推广人员以及有限的网络资源, 这些渠道对于普通农户而言较难实现。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决定了农户对农业信息捕获的能力, 农业信息越容易获知, 农户对农业相关知识就更为了解, 因此, 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将会影响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
(5) 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近年来, 农产品安全事件已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确保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安全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生态安全是农产品质量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证, 提升农户对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关注度, 可以有效引导农户采取生态农业生产方式。也就是说, 在形成优质优价市场机制的前提下, 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越关注, 他们就越有动力对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条件、方式和手段进行深入了解, 进而提升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
综合以上分析, 各变量的预期作用方向如表2所示。
2. 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的列联表分析方法属于描述性的横截面研究。陕南地区农户生态农业认知程度分布以及各变量与生态农业认知行为的卡方检验表如表3、表4所示。
下面将具体分析各统计变量与其对生态农业认知行为之间关系的实证结果:
(1) 户主年龄。青年农户生态农业生产认知比率最低, 仅为78.6%, 中年农户认知比率最高, 达到了91.3%, 老年农户生态农业生产认知程度次之, 为82.6%。卡方检验显示, 线性检验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似然比卡方检验、皮尔逊检验在10%的水平通过检验。由此看出, 户主年龄与认知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但并不存在线性关系。
(2) 户主受教育程度。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户生态农业认知水平都很高。其中, 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农户认知比率最高, 达到90.9%;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农户认知比率稍低, 为89.4%;而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农户的认知水平为83.5%。卡方检验显示, 户主受教育程度的3个检验指标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 在所选样本中, 户主受教育程度与认知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可能的原因是, 由于当地对生态农业的宣传推广程度已经较高, 而同时该认知对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不高而导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3) 退耕还林。退耕还林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水平高于非退耕还林户。其中, 退耕户生态农业认知比率为94.7%, 非退耕还林户的认知比率仅为84.7%。由卡方检验表得知, 皮尔逊检验、最大似然卡方检验以及线性检验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 说明农户是否参与退耕还林对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换言之,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
(4) 农技培训。农户是否参与过农技培训对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有较大影响。其中, 参与农技培训的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比率为98.4%, 未参与农技培训的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比率仅为81.7%。进一步的卡方检验显示, 3个检验指标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显然农户参与农技培训与其生态农业认知之间有显著关系, 农技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
(5) 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对农户的认知行为具有较大影响。其中, 信息获取容易的农户对生态农业有认知的比率达到97.8%;而信息获取较难的农户对生态农业认知比率仅为53.3%。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该变量在1%水平上通过了皮尔逊检验与似然比卡方检验, 且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因此, 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与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之间有显著的关系, 信息越易获取, 农户的认知行为比率越高。
(6) 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调研数据表明, 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越重视, 对生态农业认知的比率越高。其中, 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户比率达到77.0%, 这些农户对生态农业有认知的比率为92.0%;在不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户中, 对生态农业有认知的比率仅为77.6%。卡方检验显示, 该变量在1%水平上通过了皮尔逊检验与似然比卡方检验, 且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可见, 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与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农户越关心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水平越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结论
本文主要在退耕还林政策背景下分析陕南地区不同类型农户对于生态农业认知的影响因素,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多种因素影响退耕地区农户对于生态农业认知行为。其中, 农户是否参与退耕还林与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程度具有显著关系, 参与退耕还林显著提高了农户的认知程度;是否参与农技培训对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影响较大, 参与的农户认知比率均高于未参与的农户;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户的认知行为, 如果信息越易获取, 则农户越容易产生对生态农业的认知;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与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2. 政策建议
(1) 在退耕地区为农户进行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技培训。对于退耕地区农户而言, 林业与林下经济、生态农业等都是新生事物, 不太容易掌握其生产技术与市场特点, 而且农户需要维持一定的资金投入, 面临的经营风险也较大。例如, 特色经济林栽培与加工技术、农业生产中的种养结合技术以及农产品运销渠道与管理技术等, 绝大多数农户都未能真正掌握。调研过程中很多农户都表示希望政府能提供长期的技术扶持政策, 帮助其规避市场风险。因此, 地方政府应该为退耕区农业与林业发展提供长期的技术与资金保障, 如为农户开展林业与林下经济、生态农业生产的关键技术培训, 同时为其农产品运销提供技术指导与支持。
(2) 拓宽农民获取农业信息的渠道。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 农户农业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作者在调研中发现, 虽然目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但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还比较单一, 主要还是传统媒体如电视、报刊以及乡村能人、集市等传统人际传播渠道, 网络渠道普遍应用较少, 从各级政府机构以及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获取信息的渠道也不通畅。因此, 应该在退耕地区着力拓宽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首先, 应充分发挥电视和广播传播农业信息的主渠道作用, 可以通过农业专栏形式在固定时段播发农业信息;其次, 在县 (区) 、镇 (乡) 农业推广部门设立信息服务站, 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技术与信息服务;第三, 要注重发挥农村专业户、农民经纪人等乡村能人的信息传播作用;〔6〕最后, 应加快农村计算机网络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为农民主动获取农业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3) 普及和提高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实证结果表明, 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对其生态农业的认知有很大影响。为了进一步在退耕地区推广生态农业生产方式,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提高农民收入, 退耕地区各级政府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应加大对农民的宣传培训和技术指导力度, 引导和帮助农民掌握科学的农业生产知识, 促使农民养成安全生产习惯, 增强对消费者、对社会的责任感, 从而培养和提高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摘要：发展生态农业与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具有较强的系统耦合性。本文以陕南地区为例, 利用该地区3个市291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TPB) , 采用列联表与卡方检验进行了计量分析, 初步探讨了西部退耕还林地区农户生态农业认知的影响因素, 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 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及农技培训显著提高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水平, 农户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和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显著影响了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行为。
关键词：退耕还林,生态农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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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农户 篇6
关键词：农户意愿,退耕还林,补助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退耕还林工程于1999 年启动实施, 截至2006年年底, 累计完成退耕地造林926.67 万公顷, 配套实施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1 500 万公顷。2007 年, 国务院决定将退耕还林工程从全面推进转入巩固成果阶段, 延长和调整了对退耕农户的直接补助 (每公顷补助期间共计补助3 390 元) 。2014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下达2014 年退耕还林还草年度任务的通知》, 安排山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4 年退耕还林还草任务33.35万公顷, 标志着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正式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遵循四个原则:坚持农民自愿, 政府引导;坚持尊重规律, 因地制宜;坚持严格范围, 稳步推进;坚持加强监管, 确保质量。值得注意的是, 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在一定条件下, 鼓励退耕土地的经营权流转。
临洮县地处兰州南部, 地形上东西两部以山地为主, 林业生态系统极其脆弱, 因此当地政府对退耕还林政策的落实非常重视, 但在工程推进过程中, 出现了搞强迫命令的现象, 违背农户意愿, 致使部分农户对退耕工程产生抵触心理。2014 年, 为响应农业部相关文件, 临洮县势必将推行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在2007 年新一轮补助影响农户参与退耕还林意愿的因素, 为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具体实施方案的制定提供相关参考。
自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 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就没有中断过, 尤其对农户参与意愿的研究分析, 结论更为丰富。张变华、赵艺学以偏关县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 对影响农户退耕还林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了Logistic模型分析, 结果表明, 农户退耕意愿主要受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例及国家是否提供后续产业因素影响[1];危丽等认为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意愿主要取决于农户参与退耕工程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权衡[2];柯水发等认为农户是否愿意参与退耕还林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参与退耕还林是否能获得收益、是否有能力承担退耕还林后的风险[3]。在农户的行为理论方面, 以苏联经济学家蔡雅诺夫为代表的组织生产学派认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上, 农户选择了满足自家消费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平衡, 而不是利润和成本之间的平衡[4]。上述理论成果都是对退耕还林意愿的宏观研究, 理论应用的普遍性强, 但将应用区域缩小, 其针对性就不明显了。因此笔者选定了临洮县这一小的研究范围, 对影响农户退耕的因素进行调查分析, 以期得出符合当地实际的理论结果。
2 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论述所使用的数据是基于2014 年8 月份对甘肃省中部地区定西市临洮县康家集乡尖山村、西沟村及窑店镇大坊村、四十铺村农户的调查所得。调查涉及的乡村和户按分层抽样原则选取, 共计收到调查问卷82 份, 其中退耕农户67 户, 非退耕农户15 户 (非退耕农户不予以研究) , 并从退耕农户中选出60 份有效问卷, 针对退耕农户的意愿进行分析研究。
2.2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
(1) 农户意愿特征 (PY) 描述。从表1 可以看出, 在所调查的60 户参与过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中, 表示愿意参加退耕还林的有49 户, 其所占比例达到了81.7%, 不愿意参加退耕还林的有11 户, 其所占比例仅有18.3%。
(2) 户主特征 (PA) 描述。从表2 可以看出, 被调查农户家庭中, 户主性别为男性的所占比例为93.33%, 户主年龄主要集中在55 岁以上的占55%, 户主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程度的占比为63.33%, 同时被调查家庭中户主为非党员的占90%, 户主为非干部的占95%。由此可以看出, 当地家庭中的决策模式以男性为主导, 男性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的退耕意愿;且当地户主的年龄普遍偏高, 受教育程度也比较低下。
(3) 农户家庭特征 (PB) 描述。表3 数据表明, 被调查农户家庭中, 家庭人口数以4~5 人的居多, 占70%;家庭中的务农劳动力人数主要集中在1~2 人, 占83.33%;表示种植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在50%以上的农户有24 户, 占比40%;表示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在50%以上的农户有34 户, 占比为56.67%;表示退耕补贴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在10%以下的有45 户, 占比为75%。可以看出, 当地家庭中务农劳动力比较缺乏, 务工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大, 同时由退耕补贴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可以得出, 新一轮退耕补贴予当地农户而言呈偏低的态势。
(4) 退耕地特征描述。从表4 可以看出, 退耕地的坡度主要集中在25°以上, 共有46 户, 占比为76.67%;退耕地距家距离主要集中在800~1 500 m及以上, 占比达85%;退耕地种植类型主要以苜蓿和杏树的套种为主。由此表明, 当地退耕地资源比较丰富, 但退耕地的收益微弱, 杏树主要以采食和收集杏核为主, 苜蓿则作为自家家畜饲草。
(5) 退耕工程特征 (PD) 描述。从表5 可以看出, 表示公路旁耕地要求退耕的农户有51 户, 所占比例为85%;认为退耕地面积太多了的农户有35 户, 所占比例为58.33%;有38 名被调查者表示对退耕政策不了解, 其所占比例为63.33%;有76.67%的被调查农户对退耕补贴不满意。由此可以看出, 在退耕工程推进过程中, 政府搞强迫命令, 要求农户将公路旁耕地退耕, 同时对政策宣传不到位, 导致大部分农户对退耕政策有抵情绪。
3 模型计量分析
3.1 模型选定
本论述旨在研究新一轮补助下影响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意愿因素, 农户的意愿可以分为愿意 (=1) 和不愿意 (=2) 两类, 而其影响因素却可能有多个, 故本论述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上式表明被解释变量y的变化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 由n个解释变量x的变化引起被解释变量y的线性变化部分, y=β0+β1X1+β2X2+……+βnXn;第二, 由其他随机因素引起的y变化部分, 即 μ (随机误差项)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以“您是否愿意参与退耕还林工程?”这个问题来度量。其中愿意=1, 不愿意=2。解释变量的选取及定义将由表6 给出。
3.2 模型运行结果及解释
(1) 正态分布与拟合优度检验
通过spss19.0 对模型进行运行, 数据的正态性及拟合程度可用下面两幅图来解释。从图1 可以直观的看出, 农户参与退耕还林意愿的分布基本上是对称的, 右边的尾部比左边的尾部稍长一些。从拟合正态分布曲线来看, 农户参与退耕意愿接近正态分布, 同时图2的P-P图表示的拟合度也比较好, 更说明了意愿特征接近正态分布。
再根据表7 和表8 可以看出, 多重相关系数R=0.696, 它表示农户退耕意愿同11 个解释变量的总体相关程度为0.696, 在实际生活中这个相关程度已经比较高了。同时可以看出多重判定系数, 它表示11 个被解释变量共同解释了农户参与退耕意愿48.5%的比例。另外, 调整的多重判定系数Ra2=1- (1-R2) ×n11=0.367, 其意义与R2相同, 它表示在用样本量和模型中自变量的个数进行调整后, 在农户退耕意愿取值的总变差中, 被11 个被解释变量所解释的比例为36.7%。从理论角度来讲, 该模型中各类系数对农户意愿的解释程度不够高, 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可以讲通的。首先, 农户意愿是个比较主观的概念, 其影响因素有多个, 或强或弱因不同的农户而异, 因而农户意愿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线性程度不是太高;其次, 退耕农户是社会性的而非完全经济理性的, 一味的强调经济模型的线性, 就会失去研究的实际意义。
(2) 回归结果与显著性检验
根据表9 的结果, 得到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y=1.80+0.01X1-0.014X2-0.065X3+0.069X4+0.053X5-0.182X6-0.007X7-0.027X8+0.134X10-0.052X11+μ
根据上式可对其回归系数各符号做如下现实意义解释:
“β1=0.01”且其符号为正, 说明户主年龄 (X1) 与退耕意愿呈正相关, 可能的原因是户主年龄越大, 其劳动能力降低, 愿意将耕地退出去, 以减轻其劳动辛苦程度;“β2=-0.014”说明户主文化文化程度越低, 其参与退耕还林的意愿越弱, 可能的原因是户主文化程度越低, 其思想越保守, 对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认识不够, 意愿越弱;“β3=-0.065”说明家庭中务农劳动力人数与退耕意愿呈负相关;“β4=0.069”表明务工劳动力人数与农户退耕意愿呈正相关, 这是因为当务农劳动力人数越多时, 对土地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就越大, 家庭中空闲的土地就越少, 而当务工劳动力人数越多时, 需要减轻土地对劳动力的束缚力度, 促进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 因而户主的退耕意愿就越强;“β5=0.053”“β6=-0.182”, 这与预期的方向相反, 可能的原因是收入比重在问卷调查过程中, 农户对实际情况有所保留, 导致数据失真;“β7=-0.007”表明退耕地面积越大, 农户意愿越强, 可能的原因是越愿意参加退耕还林的农户, 家里耕地较多, 退耕地资源丰富, 有更多的耕地可以参与退耕;“β10=0.134”表明认为退耕地“太多了”的农户其退耕意愿反而越强, 这与实际情况不符, 可能的原因是主观性太强而造成的数据失真;“β11=-0.052”表明农户对退耕政策越了解, 其退耕意愿反而越弱, 可能的原因是对退耕政策越了解, 农户对退耕地的机会成本衡量的越准确, 因而退耕意愿减弱。
为了检验上述模型的显著性, 首先对模型进行线性关系检验 (即总体显著性检验) , 根据表8 给出的F=4.104, 显著性水平 (Sig.) 接近于0, 表明各解释变量与农户意愿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再对模型的各回归系数 βi进行检验t检验, 即判断每个解释变量对农户意愿的影响是否显著, 根据表9 的结果可知, t1=1.348, t2=-0.696, t3=-0.852 , t4=0.99 , t5=0.472 , t6=-2 .079 , t7=-0.192, t8=-2.557, t9=-1.830, t10=2.098, t11=-0.525, 相应的显著性水平 (Sig.) 分别为0.184, 0.490, 0.398, 0.328, 0.639, 0.043, 0.849, 0.014, 0.073, 0.041 和0.602。只有 β6、β8、β10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5 (模型给定的置信度为95.0%) , 其余8 个系数所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均大于0.05, 未通过检验。这表明在影响农户意愿的11 个自变量中, 只有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退耕地坡度、对退耕地多少的评价是显著的。这种结论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合理的, 除了以上三个主要的因素影响农户意愿之外, 还有诸多随机误差 (家庭成员的意愿、村中其他人的影响等) 项 μ 也对农户意愿产生干扰。
注:因变量是意愿特征 (PY)
4 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本论述以临洮县两个乡镇四个村60 户参与过退耕的农户家庭为例, 运用spss19.0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意愿。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 在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政策条件下, 愿意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所占比例达到了81.7%, 不愿意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所占比例仅为18.3%, 说明临洮县窑店和康家集乡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
(2) 户主年龄越大, 其退耕意愿越强;户主文化程度越低, 退耕意愿越弱。
(3) 家庭中务工劳动力人数越多, 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大, 农户退耕意愿越强;而家庭中务农劳动力人数越多, 家庭收入中大部分来自种植业收入, 则农户的退耕意愿越弱。
(4) 在退耕地特征里, 愿意退耕农户的退耕地多为坡度大, 距家远的劣等地块, 且其面积占家庭总耕地面积的比重偏低;而不愿意退耕农户的退耕地多为比较平坦, 距家较近的“上等地”, 有些家庭的退耕地占总耕地面积比重比较大。这与当地政府的强制退耕政策有关。
(5) 大部分农户对退耕政策不太了解, 且认为退耕补贴低于相应地块种植业的收入。
(6) 对退耕政策越了解, 农户的退耕意愿越弱。
根据以上结论, 并结合2014 年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 为临洮县推行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提供相关政策性建议:
第一, 应加强对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 包括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注重人力资本投资的公平性与普遍性, 尤其是加强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技术培训, 以提高农产品单位面积的产量, 进而增强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意愿[5]。
第二, 保证在对农户收入水平影响不大的前提下激励农户参与退耕。农户愿不愿意参与退耕, 最主要考虑的因素是退耕后其现有的收入水平会不会发生大的波动, 如果能保证农户的收入水平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农户的退耕意愿就会增强。为保证这一点, 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 提高当地农产品的价格。根据农业统计学的相关理论, 农作物收入=农作物总产量×价格= (农作物单产×种植面积) ×价格, 当农户参与退耕后, 其种植面积就会减少而其单产不会发生变化, 为保证农户的收入水平不变, 就必须提高农产品价格。其次, 制定合理的退耕补贴价格。种植业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临洮当地政府 (新一轮退耕还林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自主确定兑现给农户的补助标准”) 应该根据退耕地块上农作物的大致收益以及退耕地的机会成本等因素, 制定出一个对农户收入水平影响不是太大的补助标准。
第三, 尊重农户意愿。新一轮退耕还林充分强调了尊重农民退耕意愿, 政府不搞强迫命令。一方面如果不能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就会造成农民对营造的林木漠不关心, 管护责任不能落实, 对后续产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唱主角, 农民对政策产生依赖, 不断要求增加补助, 而忽视了对退耕地的经营与对后续产业的发展。
第四, 完善退耕还林后续产业机制, 增强农户对后续产业的收入预期, 减轻农户参与退耕还林政策风险。能否从退耕还林的后续产业中获得收益, 是影响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一大重要因素, 在退耕后的期初几年, 农户能获得一定的政府补助, 而补助发完后, 农户的退耕地收益就无法得到保障, 农户参与退耕的风险也就相应的增加。因此必须要制定完善的后续产业机制, 增强农户的退耕意愿, 避免农户复耕。
第五, 转变土地利用结构与方式,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下, 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生产要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受土地的约束较强。因此必须要改变传统土地利用结构与方式, 促使劳动力与土地相分离, 为新一轮退耕还林的实施提供退耕资源, 同时又要做好被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安置工作, 防止出现复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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