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经营（共11篇）
农户经营 篇1
摘要：本文从风险的本质出发,结合农业风险的特点,从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对农户农业经营风险进行量化研究,为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量化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一、风险的界定
“风险”一词来自英文单词“Risk”,迄今为止,对风险做出比较系统、完整,并被大多数专家和学者绝对公认的定义并不多。目前,关于对风险的定义及其特性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如何规范与测度不确定性;二是风险有哪些不利的后果;三是风险的真相或它的真实性是什么。美国学者海恩斯较早地提出了风险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分类和描述,他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并被广泛接受。他认为:“风险一词在经济学和其他学术领域中,它意味着损害或损失的可能性。偶然性的因素用以划分风险的不同性质,某种行为能否产生有害的后果应以其不确定性而定。如果某种不确定性发生时,其行为就反映了风险的分担。”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H·柰特在其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把可能测定的不确定性定义为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把不能用大数法则进行分析测定的不确定性定义为真正的不确定性。而且提出只有不确定性才是真正利润的源泉的风险学说。美国著名风险管理学家威廉姆斯将风险定义为:“风险是关于某种给定状态下发生的结果的客观疑问。”国内学者西南财经大学卓志教授认为:如果说“风险是损失的机会”,损失的机会本身的含义不明确,倘若机会指概率,那么当损失的概率为0或1时,损失不可能发生或者损失必然发生,这种描述混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本质区别,风险可以度量,而不确定性不能度量。他认为,风险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定义:一是从易于定性分析的要求来看,风险可以描述为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损失的可能性;二是从易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看,风险可以描述为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
对以上这些国内外流行的观点进行归纳,可以得出风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1、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2、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表现在风险结果的不确定性、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及发生状况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的相对差异;3、风险具有可测性,风险的可测性奠定了风险处理和管理的量化基础与方法运用。简而言之,在严格理论意义上的风险就是可以测度的损失或者收益的不确定性。
二、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分类
国内学者对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研究多见于对农业风险管理中的农业保险、农业风险的形成机理以及对策建议的理论研究上,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对农业风险进行了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方法:从产生来源讲,可分为生产风险(因其主要是由于自然因素引起的,故又被称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政策制度风险、信息风险、资产风险等;从风险性质上讲,可分为自然风险与经济风险;按来源的不确定性可分为可保风险与不可保风险,这种划分一般应用于农业保险研究领域;按损失和收益状况可分为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按风险损失是否可以转移分为可分散风险与不可分散风险。其中按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分类被广泛应用,这是因为从农业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分类,基本上可以全面地反映出农业风险的成因,有利于提出农业风险管理的相关对策建议。
泛泛而言,这些分类都是有道理的。但严格地按照风险本身的定义来讲,有些分类是不严谨的。从农业风险的产生原因来进行分类,表面看上去似乎合理,也合乎我们的习惯。但是,如果从目前对风险的定义和理解出发,这种分类是存在问题的,很容易使初步接触农业风险的人浅尝辄止,难以深入到以识别、估计、评价和控制为主要手段的农业风险管理研究当中去。
本文力图以对农业风险的度量为目标,把农业风险缩小在它的两个主要领域:生产和流通领域。在生产领域中,农业生产者主要面临着由于自然因素而产生的农产品产量实际与预期的偏差,称之为农产品产量风险。在流通领域中,农产品的流通主要受到市场、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实际价格与预期价格之间的不利偏差,称之为农产品流通风险。为了适应量化分析的要求,本文把生产领域的风险限定为产量风险,把流通领域的风险限定为价格风险。
三、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度量
(一)定量分析的一般方法。
风险度量是指,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对所收集到的大量损失资料加以分析,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估计和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以损失概率和损失程度为主要测算指标,使风险分析定量化,据以确定风险的大小或高低。把风险发生的概率、损失严重程度,结合其他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得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危害程度。风险度量一般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必要时借助计算机完成。
1、用方差或标准差度量观察值与期望值的偏离程度来测度风险。根据本文对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定义,可以用方差或标准差来计算实际损失(收益)与预期损失(收益)的偏差以表示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大小。这也是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方法,如凯恩斯就用平均报酬的可能偏差来衡量投资风险。希克斯和马尔切克把报酬的方法看作风险,马尔柯维和托宾则把方差视为投资风险的主要指标。一般来讲,标准差的单位与损失的单位相同,易于比较风险和收益的大小,因此我们用标准差度量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大小,其计算公式如下:
σ:收益的标准差(风险值);Ri:第i种实际收益的观察值;R:预期收益;n:观察量。
2、预期收益未知情况下的修正。上述公式假定预期收益已知,而且每一种实际收益发生的概率均为1/n,更一般的情况是,预期收益未知,每种实际收益发生的概率不同。因此,一般更为常用的方法是用样本的期望值作为预期收益来计算总体的无偏估计:
σ:总体标准差(风险值);S:样本标准差;Ri:第i种实际收益的观察值;Pi:第i种实际收益的发生概率;预期收益(样本的期望值);n:观察量。
3、多种农业经营项目的风险组合。上面为单项农业经营项目的风险,一个农户所有农业经营项目的风险由所有经营项目风险及其之间的相关程度决定。即:
σ:农户农业经营项目组合收益的标准差(风险值);σij:第i项风险标准差和第j项风险标准差的协方差;Pij:第i项风险标准差和第j项风险标准差的相关系数;xi:第i项风险占风险组合的比率;xj:第j项风险占风险组合的比率;n:一个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组合项目数。
(二)定量分析的缺陷
1、当各个期望值不同时,标准差的直接比较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应使用标准差的相对指标,即离差系数或标准差系数才具有可比性。
2、标准差指标体系评估风险是以风险事件的正态分布或服从于正态分布为前提的,否则,计算出来的标准差(风险)是没有意义的。而正态分布只是事物的一种状态,不是全部,所以用标准差作为风险评估指标,只有在事件概率分布满足于正态分布的条件,并且人们追求的目标是稳定的情况下才正确。
3、标准差公式基于风险的定义: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偏离。也就是说,它只可用于可计算的不确定性(或可保风险)。农业生产经营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复杂系统里还存在着不能定量分析的其他因素,企图较精确地量化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但目前仍未取得明显成果。
(三)定性分析的一般方法。
用标准差衡量风险虽然看似可以提供一个风险大小的尺度,但基于以上测度模型的缺陷,其有效性一直被质疑。再加上真实的样本数据难以获取,所以人们也常用定性的方法预测风险,以弥补计量模型过于严格的假设和许多根本无法量化的风险度量的不足。因此,对于不可量化的风险,一些专家提议,估计这类损失发生的概率可采用定性方式:
1、风险事件不会发生;
2、轻度发生。风险事件可能发生,但不大可能现在发生,或在将来发生;
3、中度发生。风险事件已发生过一次,但预料将来某时还会发生;
4、高度发生。风险事件已发生过多次,预计将来仍会经常发生。
虽然这种方法不如定量方法那样精确,但它的优势在于:对有关风险的信息质量要求不高。
四、一个分析框架设计
(一)某农户单项农业经营项目的收益风险度量。
下面假设该农户单位时间内(1年)农业经营过程中影响产量、价格的风险只有四种可能的情况出现,是离散型分布,采用定性分析估算其四种发生概率对应的预期产量或者预期价格。
假设该农户1年后的农产品(假设共有n项农业经营项目)产量和价格会根据未来不同的情况而变化,不同的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对应不同的预期产量和预期价格,设影响产量的风险事件不发生时的产量值为常量Q0,影响价格的风险事件不发生时的价格值为常量P0,以定性分析的原则对不同风险事件发生概率下的对应产量值和价格值做如下假设。(表1、表2)
根据表1、表2,可以得出在影响产量和价格偏离的风险事件不同发生程度情况下的农户单项农业经营项目收益情况。(表3)
(1)农户单项农业经营项目预期收益:
(2)农户单项农业经营项目收益的方差:
(3)农户单项农业经营项目价格的标准差(收益风险值):
(二)某农户所有农业经营项目的收益风险度量。
收益风险由两个因素决定:(1)组合中各个经营项目的风险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2)构成比例(以w表示)——分配在各项收益的比例。
经营项目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就是各单项经营期望收益的加权平均,权数为该单项项目占组合的比重。设组合中有n项经营项目,则:
经营组合的方差不是各单项方差的简单加权平均,还要受到各资产之间的协方差的影响,具体为:
假设某农户同时种植了农作物A和农作物B,一年的总体收益中40%来自于种植农作物A,60%来自于种植农作物B。即:
这便是农户农业经营一年最终的风险值。
五、小结
本文对农户农业经营的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风险进行区分,将其划分为产量风险与价格风险,针对目前风险定量分析的实际可操作性,从中观的层次用定性分析其风险发生情况,再用定量分析其收益风险值,定性与定量分析进行结合,最后再对农户所有的农业经营项目风险进行组合。这一创新将有助于深入我国农户农业经营风险的量化研究。
农户经营 篇2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号
现就有关“公司＋农户”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公告如下：
目前，一些企业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牲畜、家禽的饲养，即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向农户提供畜禽苗、饲料、兽药及疫苗等(所有权〈产权〉仍属于公司)，农户将畜禽养大成为成品后交付公司回收。鉴于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企业，虽不直接从事畜禽的养殖，但系委托农户饲养，并承担诸如市场、管理、采购、销售等经营职责及绝大部分经营管理风险，公司和农户是劳务外包关系。为此，对此类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的企业，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本公告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
农户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探讨 篇3
关键词：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321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412-0464-03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JP2]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这些都预示着土地规模化经营将成为农业生产必然。土地经营规模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学者们对是否应当进行农地规模经营并未取得一致意见，部分学者认为“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不能成为促进中国农业经济的现实选择”[1-2]。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指出，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对土地产出率基本上没有促进作用，甚至还会降低土地产出率，即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3-4]。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规模化生产不仅可促进农业机械和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和边际效益，而且有助于利润率的提高[5]，因此一些学者积极倡导农地使用权合理流转集中，推进规模经营[6-7]。虽然对土地是否应当进行大规模化经营存在很多争议，但大部分学者都主张对农地进行适度规模经营[8-13]。辽宁省昌图县是全国知名农业大县，对其进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研究有一定现实意义。
1研究区域概况和数据来源
11研究区域概况
辽宁省昌图县位于辽宁省最北部，人口104万，[JP2]區域面积4 324 km2，耕地面积约26万hm2，是全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JP3]地、著名的畜禽生产加工基地。昌图县地理位置位于123°32′～124°26′E，42°23′～43°29′N，南与开原市接壤，西接法库县，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的科尔沁左翼后旗相连，东北与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双辽市相毗邻，属于温带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日照丰富，年降水量655 mm，是典型的北方平原旱作农业地区。
12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对辽宁省昌图县昌图镇、八面城镇、双庙子镇、曲家镇、宝力镇和七家子镇等地2012年农户土地经营情况的实地调研，调查对象为从事农业种植的普通农户。本次实地调查采用重点调查、随机调查与面谈相结合的调查方式。首先选取有代表性的乡镇，其次在每个镇随机走访 1～2个行政村，最后每村随机调查20户左右的农户。共发放问卷280份，实际有效回收276份，有效率9857%。
13数据说明
本调查将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的个体算作1个劳动力，60周岁以上的劳动力根据个体健康及体力情况算作半个劳动力或不算作劳动力，80周岁以上老年人不作为劳动力进行统计；为了增强数据的可比较性，根据当地农业生产情况，本调查对象全部为旱田玉米种植户，文中所说的“农地”均为种植玉米的旱地，统计面积为农户实际经营面积，农地经营规模分组是在遵循统计学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昌图县的实际经营情况进行的分组。
14相关概念界定
本研究中农户土地适度经营规模定义为：在现有经济和技术水平条件下，能够实现各生产要素最优组合，使农户劳动生产率最大时所经营的土地面积。
[JP2]农户是指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普通家庭，包括农闲兼业的农户家庭。普通农户的基本特征是：自有少量小型农业机械，经营土地面积不大，农地经营主体主要为家庭成员等。调查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家庭户均劳动力为266人，户均农地经营规模为102 hm2，平均受教育年限在7～9年之间，平均生产性投入为3 935元/hm2，平均机械投入为637元/hm2。
[BT（1+1]2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资金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关系[BT]
国内学者从不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利益角度出发，用不同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对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得出了不同结论。[JP2]现有研究中，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最为常见的评价标准有土地生产率、资金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为确定适宜昌图县实际的土地适度经营规模评价标准，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资金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21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
土地生产率是指农地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在本研究中指1 hm2的玉米产量。计算公式为：土地生产率=农地粮食总产量（kg/农地总面积（hm2。将昌图县各地区产量根据不同组别进行平均化，研究土地生产率与土地经营规模的关系，根据调查样本情况，运用等距分组原理将样本分成7组，由表1可以看出，全县玉米平均产量在133～167 hm2这一区间最高，为11 033 kg/hm2，此时的土地生产率最高；当经营规模大于或小于这一区间时，产量都低于这一区间；还可以看出，当经营规模小于133～167 hm2这一区间时，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加，平均产量是逐渐增加的；当农户经营土地面积达201 hm2及以上时，玉米的产量也是相对较高的，但是总体上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的关系不是十分明确。[FL]
[F（W10][HT6H][J（]表1昌图县部分乡镇不同土地经营规模的土地生产率[J][HTSS][STB][JY]
[HJ5][BG（！][BHDFG3，W5，W55W]镇名[B（][BHDWG12，W55W]不同土地经营规模的土地生产率（kg/hm2
[BHDWG12，W72，W8。5，W72W]0～033 hm2034～066 hm2067～100 hm2101～133 hm2134～166 hm2167～200 hm2200 hm2以上[BW]
[BHDG12，W5Q2，W72DW，W8。5DW，W72DWW]昌图镇9 80310 29010 63511 25011 25011 25010 850
[BHDW]宝力镇9 93810 17011 01810 61311 2309 75011 588
七家子镇9 00010 4109 92310 73312 00010 4639 750
八面城镇9 65510 56010 86811 13010 83610 24510 875
曲家镇9 7858 87310 30510 25310 86810 26010 718
双庙子镇9 75010 47010 90511 68510 5009 75011 250
平均9 72010 29010 59010 91311 03310 24510 845[HJ][BG）F][F）]
[FL（22]22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资金生产率
资金生产率是指资金消耗所取得的效果或效率，通常用单位资金所生产的产品量或产值来表示（本研究选取产值，其计算公式为：农户粮食单位总收入（元/hm2/单位总成本（元/hm2。这一指标表明农业生产投入的单位资金在生产年度内所提供的净产值或总产值，提供的产值越多，经济效益越好。本研究用1 hm2总收入与投入的比来表示资金生产率，通过计算可知，昌图县玉米投入的平均成本为 7 749元/hm2，通过公式计算资金生产率，详见表2。可以看出，刚开始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平均资本生产率逐渐变大；到达一定程度后，资本生产率开始变小，当土地经营规模在201 hm2及以上时，资本生产率又达到一个较大的值，这说明适度的规模经营是能够提高资本生产率的，但总体看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对资金生产率的影响不是十分显著。[FL]
[F（W11][HT6H][J]表2昌图县部分乡镇不同土地经营规模的资金生产率[HTSS][STB]
[HJ5][BG（！][BHDFG3，W5，W55W]镇名[B（][BHDWG12，W55W]不同土地经营规模的资金生产率
[BHDWG12，W72，W8。5，W72W]0～033 hm2034～066 hm2067～100 hm2101～133 hm2134～166 hm2167～200 hm2201 hm2及以上[BW]
[BHDG12，W5Q2，W72DW，W8。5DW，W72DWW]昌圖镇230296232232232261257
[BHDW]宝力镇231243260247257241269
七家子镇232230243245259261232
八面城镇232229259261255247255
曲家镇234231255243260252253
双庙子镇241246259263271216276
平均233246257252257247257[HJ][BG）F][F）]
[FL（22]23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农业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一般指1年内生产的产品价值，取决于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就业人口，计算公式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户农业总产值（元/农户农业就业人口（人。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随着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随之变化的趋势是显著的，且农地经营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关系，当农户经营201 hm2及以上的农地时，人均收入可达16 229元，说明适度的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农户的收入。
24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农户经营201 hm2及以上的土地能够产生较高的土地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说明适度土地规模经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效益。但在3个指标中只有劳动生产率与农地经营规模有明显的正向变动关系，因而本研究选择劳动生产率最大化作为评定农户土地适度经营规模的衡量标准。
3农户土地适度经营规模测算
依据上述计算得出的土地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在农地不同经营面积区间的数值，利用修正后的农业生产函数可以测定农户适度经营规模。
31适度经营规模测算模型说明
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根据调查情况设定：纯收入=总收入-总成本，即：
[FL]
[F（W10][HT6H][J（]表3昌图县部分乡镇不同土地经营规模的劳动生产率[J][HTSS][STB][JY]
[HJ5][BG（！][BHDFG3，W5，W55W]镇名[B（][BHDWG12，W55W]不同土地经营规模的劳动生产率（元/人
[BHDWG12，W72，W8。5，W72W]0～033 hm2034～066 hm2067～100 hm2101～133 hm2134～166 hm2167～200 hm2201 hm2及以上[BW]
[BHDG12，W5Q2，W72，W8。5，W72W]昌图镇1 1764 5356 6908 30010 67214 67416 228
[BHDW]宝力镇1 0723 3886 0378 02111 23012 31616 258
七家子镇1 0683 1705 5857 89411 26313 21213 833
八面城镇1 0973 5776 7529 51011 26013 19817 285
曲家镇1 1633 4956 4388 56811 78613 97816 595
雙庙子镇1 1023 3695 9118 39411 13110 86416 365
合计1 1303 5826 2358 57011 25113 19916 229[HJ][BG）F][F）]
[FL（22]
[J（]TR=P×Q-C。[J][JY]（1
式中：
[J（]Q（L，，H=ALαβHγ（A为常数；[J][JY]（2
[J（]C=PLL+P+PHH。[J][JY]（3
则
[J（][JP2]TR=P×Q-（PLL+P+PHH=ALαβHγ-PLL-P-PHH[J]。[JY]（4
式中：TR为纯收益，元；P为农产品市场价格，此处为玉米市场价格，元/kg；Q为农户农产品产量，kg；L为农户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d；为资本投入量（包括生产性投入和机械投入，hm2；H为农户经营土地规模，hm2；PL为劳动力价格，元/d；P为农业资本价格，元/hm2；PH为土地流转价格，即土地承包费用，元/hm2；α、β、γ为待估参数，分别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产出弹性；式（2采用C-D生产函数。
根据多元函数极值条件，得到满足收益最大化时的适度经营规模：
[J（]H=γPLL/αPH[J]。[JY]（5
32参数估计及结果确定
对式（2两边取对数，可得：
[J（]ln（Q=C+ln（L+ln（+ln（H[J]。[JY]（6
基于实地调研获取昌图县Q、L、、H的不同数值，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 60对式（6进行估计。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2=0972 987>08，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度非常好。从检验值（T值、P值看，各要素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都对农户家庭农业收益有显著影响。影响因素从大到小排序分别为农地经营规模、资金投入量、劳动力投入量，说明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户收益影响最大。α+β+γ=111>1，说明样本地区农户农业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表明在当前经济和农业生产水平下，昌图县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所带来的产出增加比率大于投入增加的比率，此时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是有利的。
最后确定昌图县农业生产函数（表4为：
ln（Q=4670 3+0183 5ln（L+0331 8ln（+0593 9ln（H。[JY]（7
根据昌图县实地调研数据和具体情况修正，统计分析得：PL=35元/日，PH=6 363元/hm2，L=118 d。将数据带入式（5得，H=300 hm2，即昌图县农户适度经营规模为300 hm2。
[F（W8][HT6H][J]表4农业生产函数估计结果[HTSS][STB]
[HJ5][BG（！][BHDFG12，W6。4，W5W]变量系数标准误t值P值
[BHDG12，W6，W6。3DW，W5DWW]ln（L0183 4770052 1803516 2150000 7
[BHDW]ln（0331 8130057 0915811 9780000 0
ln（H0593 8620068 2528701 0840000 0
C4670 3360364 88812799 380000 0
R20973 797
调整后的R20972 987[HJ][BG）F][F）]
基于昌图县各乡镇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修正的农业生产函数模型以及Eviews软件得出昌图县各乡镇的劳动力和土地的产出弹性，并计算得出各乡镇的适度经营规模。可以看出，各乡镇的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收益都有较大影响，绝大多数乡镇的适度经营规模都大于200 hm2，只有双庙子镇的土地适度经营规模小于200 hm2，为181 hm2，且为全县最小值；七家子镇的适度经营规模最大，为504 hm2，其次为昌图镇，为412 hm2（表5。[FL]
[F（W+44mm][HT6H][J]表5昌图县各乡镇农户土地适度经营规模测算结果[HTSS][STB]
[HJ5][BG（！][BHDFG12，W9，W82。6W]地区名αγPL（元/dPH（元/hm2L（dH（hm2
[BHDG12，W9，W82。6DWW]昌图镇0129 5090540 146566 975123412
[BHDW]宝力镇0172 1560602 048577 215112309
七家子镇0121 7360698 853446 120122504
八面城镇0172 1260753 229466 480109338
曲家镇0225 4320651 301606 090129367
双庙子镇0151 4270484 020346 495108181
昌图县0183 4770593 862506 375118300[HJ][BG）F][F）]
[FL（22]4结论
通过上述计算分析得出主要结论：（1 通过分析研究昌图县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资金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发现，农户经营201 hm2及以上的土地时能够产生较高的土地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说明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能够提高农户收益，但在3个评价标准中只有劳动生产率与农地经营规模有明显的正比关系。（2 昌图县的
[FL]
[H4D]
平均农户土地适度经营规模为300 hm2，其中七家子镇的农户土地适度经营规模最大，为504 hm2，其次为昌图镇的 412 hm2，双庙子镇的土地适度经营规模最小，为 181 hm2；从土地产出弹性看，各乡镇的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收益都有较大影响。（3根据农业生产函数测算及参数估计可知，在农地经营规模、资金投入量、劳动力投入量3个影响收益的主要因素中，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户收益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区域当前农户的农业生产处于报酬递增阶段，且现有农户的户均实际经营规模远小于全县的适度经营规模，需要进行土地流转。
[HS2][HT85H]参考文献：[HT8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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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家庭经营的森林经理方法探讨 篇4
关键词：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特点,问题
中原丘陵平原地带, 集体林面积所占的比例达到80%以上。集体林经营管理活动具有独特性, 特别是在经营管理形式上, 存在着村级集体统一经营、股份合作经营、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合作社、林业公司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户家庭经营管理的水平, 对提高整个中原地区森林经营管理水平, 改善林区生态环境, 实现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1,2]。
1 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形式的基本特点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革, 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的形式和特点也在发生变化。根据在豫西丘陵平原地区的调查, 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在许多方面有其特殊性。
1.1 经营产权形成过程具有复杂多样性
1983年以前, 集体所有制的山林主要由大队集体经营, 小部分由生产队经营。1983年以后, 林业“三定”工作完成, 农户家庭经营山林的形式得以确立[3]。1996年以来, 在集体林经营产权制度中开始实行林地流转机制, 各种经营形式比重得到大幅度提高。农户通过租赁、拍卖、承包等获得林地的经营使用权, 但其得到的经营条件和承担的经营责任是不一样的。
1.2 林地分散, 规模小
按平均地权的原则, 将责任山和自留山按照土质好坏、路途远近、高山低山等林地搭配的方法均匀划分给农户[3], 形成分散零碎的局面。如有的农户经营的林地达10余处, 而一个山头往往有10余个农户经营, 从经营的林地总量来看, 每个农户家庭经营的林地规模都比较小。
1.3 林业投入不足, 经营者文化水平较低, 缺乏技术
目前, 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很少, 投入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更少。近几年, 随着大批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或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留守农村的多是“603861部队”, 即老人、妇女和儿童, 很少有群众直接投身于林业生产。再加上农村群众收入不高, 农户无力或者无意投入林业。农村直接从事林业生产人员的文化程度很低, 留守人员多是老人和妇女, 其文化程度低, 多是小学、初中, 甚至文盲也占一定的比例[4]。
1.4 农户经营行为谨慎, 讲究短期的直接效益
投资决策比较谨慎, 趋于自主化。农户经营林业的目的就是短期内获得经济利益, 投资首选因素是能否获利, 几乎没有农户是按政府指导意向来决策。农户经营林业投资主要利用自有资金, 少量向亲戚朋友借债, 而向银行、信用社贷款的很少, 一是获得贷款比较困难, 二是农户本身也缺乏贷款发展林业生产的意识。
2 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集体林的森林经理工作, 对于农户家庭经营这种特殊形式, 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森林资源权属不清, 手续不完善。通过1983年的林业“三定”, 大部分农民分到了责任山和自留山, 但农户由于经营规模小、劳力不够、素质不高、缺乏投入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 造成林业经营成效不好, 许多地方是荒山依旧。有些群众把山地转包给其他人员, 但因林权证丢失、损毁或不愿过户, 造成林权不能正常流转或流转了不能及时过户, 办理权属变更, 致使新承包户没有完善的手续。二是森林区划时虽然考虑了权属这个因子, 但只分国有、集体、私有等类型, 没有区分出经营主体, 特别是没有按农户进行区分[3]。三是森林经理调查主要是对小班森林资源数量、质量和地况等方面的因子进行调查, 并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 调查成果一方面不能满足农户开展森林经营的具体要求, 另一方面也极少向农户提供相关的森林经理调查成果。四是编制的集体林经营方案, 考虑宏观管理需要的多, 考虑具体经营需要的少, 森林经营指标基本上没有落实到农户家庭经营形式上[3]。五是森林经理工作缺少农户的直接参与, 不能调动农户的积极性, 不符合农户家庭作为集体林经营主体的实际情况。在农户经营林业中开展森林经理工作很难有效地解决宏观调控、经营组织、技术服务和规模经营等方面的问题。
3 农户家庭经营的森林经理探索
参与性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 就是在集体林农户家庭经营过程中, 要求农户、科技人员和当地政府共同参与, 尤其是农户的积极参与, 相互密切配合,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根据国家及林业部门关于开展森林经理工作的原则要求, 针对农户家庭经营的特点、经营条件和经营环境, 一起研究和完成农户家庭经营中的各项森林经理工作。这样的森林经理, 一方面强调森林经理过程要有经营主体———农户的积极参与, 另一方面强调森林经理技术要面向农户家庭经营。
3.1 明确权属, 完善手续
对林地权属变更的农户, 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为新承包户颁发林权证, 使新承包户能权属清晰, 手续完善, 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林业生产中去。
3.2 参与性农户家庭经营的森林经理过程
对于农户家庭经营来说, 森林经理主要包括森林区划与森林经理调查、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森林经营效果检查与评价等内容。
3.3 实施农户家庭森林经理的基本要求
3.3.1 充分发挥参与各方的优势和积极性。
参与性农户家庭经营森林经理工作的特点是利用参与各方在森林经理工作中具有的不同地位和优势, 通过共同参与、密切配合, 达到优势互补, 因此能否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是其中的关键[5]。
3.3.2 明确参与各方的职责, 注重协调统一。
由于参与各方在农户家庭森林经理工作中角色不同、作用不同, 为了避免产生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 需要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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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经营 篇5
关键词：林农复合经营；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江苏丰县
中图分类号： F323.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10-0410-03
收稿日期：2014-06-03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编号：20123204120018）；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编号：2012SJB630033）。
作者简介：刘俊杰（1979—），男，江苏阜宁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Tel：（010）66115905；E-mail：liujunjie2317@163.com。协调农地关系，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是摆在政府和农民面前的难题。林农复合经营为这一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该模式在增加参与农民经济效益的同时，使农村生态环境也得到有效改善[1]。由于受到认识、技术、市场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2]，这种经营模式在多数适宜开展林农复合经营的地区并未得到广泛推广[3]。林农复合经营作为一种具有多效益的优良经营模式[4]，农户的积极参与是林农复合经济系统的关键，只有当农户参与林农复合经营的积极性高涨时，政府才更易于推广复合经营[5-6]。充分研究农户参与林农复合经营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政府带领广大农民致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广复合经营，推进农村全方位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进行农户参与林农复合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黄淮海地区林农复合经营现状的了解，实地调查了江苏丰县开展林农复合经营的合作社和企业，并对当地未参加林农复合经营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分析调查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希望在一定范围内扩大林农复合经营的实施范围，为林农复合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政策参考。
1徐州丰县辛庄村林农复合经营现状
丰县隶属江苏省徐州市，地处苏鲁豫皖4省7县交界处，淮海经济区中心地带。 目前，丰县林农复合经营主要以个人带头、土地集中、规模管理的形式开展，即土地在当地政府的牵头下流转到个人或合作社手中，采取林农复合经营管理模式，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市场环境等因地制宜，进行统一规划管理。以下以丰县辛庄村2个案例具体加以说明。
1.1苹果、梨+银杏模式
在丰县辛庄村，由于近几年银杏树在当地销路通畅，价格较高，不少农户在成熟的苹果树、梨树中间穿插栽植银杏幼苗，待银杏幼苗长大时，果树也过了盛产期，产量逐渐减少时将果树移除，给予银杏树生长足够的光照和土壤养分。如此，形成了在生长周期和空间上间种的林农复合经营模式。
目前，当地种植的银杏树主要用于园艺景观建设，其收益可观，而且由于常年种植树木使土壤改良，产生了较好生态效益；多树种经营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效益，解决了农村留守人员就业问题，并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1.2金银花+鸡模式
调查的这家公司通过土地流转统一管理13.3 hm2土地，全部种植金银花。该公司去年开始尝试在金银花地中散养以杂草、昆虫为食的半成熟笨鸡。金银花种植后的第3年进入盛产期，至少可维持20年高产量，笨鸡蛋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公司负责人计划在现有产业生产稳定后继续扩大规模，当地农户在每年每 667 m2 补偿500 kg小麦价格下比较愿意转让土地，但必须由当地村委会出面与双方签订转让协议。
选择适合农户种养情况的农林复合经营模式，可以增加农户种养经营的多元性，降低单一种植或养殖的生产、技术一级市场及政策风险，稳定并提高参与农户的经济收入[7]。
2丰县林农复合经营发展的影响因素
林农复合经营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8]，结合丰县的自身情况，主要分析自然[9]、劳动力禀赋、技术、市场和政策5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2.1自然因素
丰县属典型的半湿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气候温暖，雨热同期，土壤沙质深厚，并具有良好的大气环境和水环境，生产优质果品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丰县独特的林农复合经营模式中涉及到的苹果、梨、银杏、金银花等作物在当地均有良好的生长环境。
2.2劳动力禀赋因素
禀赋是指人的品性、智力、体魄等方面的整体素质。在林农复合经营实施中，劳动力禀赋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2.2.1认识因素由于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文化知识水平相对较低，只注重短期经济效益，忽视长期生态效益，对林农复合经济认识不足，主动性亟须提高。
2.2.2体力因素丰县多数青壮年外出就业，致使劳动力严重不足，增加撂荒的可能性，降低了优质土地的利用率。林农复合经营需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力，致使大部分农户望而却步，继续沿袭传统种植模式。
2.2.3意愿因素农户作为林农复合经营的主体，在复合经营的推广中处于决定地位。目前，参与林农复合经营的经济效益前景不明晰，技术风险大，劳动力严重不足，所以农户缺乏参与意愿。只有农户参与林农复合经营的意愿比较强烈时，政府及合作社才能推动由单一经营转变为复合经营，更快更好地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农户参与林农复合经营的意愿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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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技术因素
林农复合经营比传统的单一经营的技术要求高，需要掌握发挥物种间生物互补作用提高系统整体效益等一系列技术。丰县林业局免费提供相关技术支持，目前，提供的技术服务局限于解决针对某种作物在生产中的问题，很少能够从林农复合经营的整体考虑，协调各种农作物的生产，技术因素阻碍了林农复合经营的快速发展。
2.4市场因素
林农复合系统中经济林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较大，影响农民参与积极性。近年来，随着“4+1”小城镇建设和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集贸市场、农民经纪人队伍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虽有一定进展，但还普遍存在着规模偏小、类型趋同、结构松散等问题，没有有效联结高效林农复合经营基地，组织化程度不高，内连基地、外接市场的营销网络没有真正形成，林间套种产品抗击市场风险能力仍然较弱。在丰县由于林农复合经营主要由公司或合作社带头，规模尚小，对外价格谈判能力较弱，受市场价格影响比较大。
2.5政策因素
政策的不稳定性也会导致林农复合经营实施范围无法扩大。土地使用权在短期内的变更与相对较长周期的林农复合经营不相适应，影响了农民发展林农复合经营的积极性。林地流转的难度较大，规模经营较难形成。由于农户对林地复合经营的认识差距，加大了林地的流转难度。部分林地规划栽植的不规则，不适宜多品种经营，使林农复合经营难以成片，规模效应较难显现。
3丰县农户参与林农复合经营意愿调查
本次小型问卷调查的对象主要涉及居住在丰县辛庄村的未参与林农复合经营的农户，共涉及152户152人，共发放调查问卷160份，收回152份，问卷有效率达95%。以下对未参与林农复合经营的农民基本信息进行统计描述，并对农户参与林农复合经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1农户受教育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在有效样本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初中，高中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较小（表1）。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较多，具有高学历的农村人口纷纷流向城市，留守在农村的人大多数只具有高中以下学历。由于学历有限，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影响其参与林农复合经营的意愿。
3.4未参与林农复合经营农户的经营状况
为了探究农户不愿改变经营模式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促进改变经营模式，调查了未参与林农复合经营农户目前的经营状况。本次问卷调查主要从农户可以获得的技术支持和产品销路情况2方面入手。
针对农户可以获得的技术支持情况，问卷中提供了3个可选项：一直有、有时有、从来没有。虽然能够获得技术支持的农户占60%，但这其中约有50%的农户获得支持的情况并不乐观，还有40%的农户从来没有获得过。林农复合经营模式的技术要求比传统经营更高，若要推广林农复合经营，必须进行定期的教育、指导和培训，加强技术支持。
产品销路直接关系农户的收益，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在被调查的152位农民中，只有36位农民的产品有人定期收购，但收购价格不高，其余的116位农户的产品销路不稳定，是自己直接销售，可见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巨大。如果能将农户集中起来共同经营形成合作社，就可以提高农户的价格谈判能力，获得更大的收益。
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可见，目前丰县辛庄村农户不愿意参与林农复合经营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大部分留守农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对林农复合经营认识不足，从事农林业的人口比重较低，复合经营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尚不明显；（2）缺乏农林业的专业技术支持，制约农民转变经营方式；（3）农林业产品销路不稳定；（4）林业的政策扶持和林农复合经营推广不够。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调查，江苏丰县地区发展林农复合经营条件适宜、前景广阔，若要推动当地林农复合经营广泛发展，需要进一步做好政策激励、合作社带动、宣传教育等方面的相关工作。
4.1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实行政策扶持和推动
地方政府应该针对当地情况出台适宜发展林农复合经营的政策。主要可以从3个方面考虑：（1）加快产业化进程，实现产业重组；（2）出台具体的土地流转、补偿政策，鼓励农户进行林农复合经营；（3）加强科技投入，对林农复合经营作物进行优化选择和试点研究，培养技术人才。
4.2鼓励先进合作社带头，推广优化经营模式
由政府牵头，鼓励当地有能力的农户组成合作社，或者进行招商引资，将农户土地集中起来，推广大面积林农复合经营，提高生产水平和效率，稳定农户收入。在选择林农复合经营模式时应因地制宜，选择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符合农户生产习惯、销路广阔的产品进行经营，并不断优化经营，稳步提高生产。
4.3加强复合经营宣传教育，转变农户传统思想
农户要转变传统的耕种思想，认识到林农复合经营的优势，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应建立林农复合经营示范点，提升示范效应；宣传相关扶持政策，提供技术支持，消除农户后顾之忧；加强农林复合经营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宣传力度，鼓励农户参与复合经营模式的研究、设计和推广，提高农户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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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经营 篇6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传统的分散经营格局已经不能适应农业产业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农业产业化是刺激我国新一轮农村经济改革、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协调区域发展的一大举措。正因为如此,我国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传统的种植、养殖行业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公司+农户”这一经营模式已经被普遍采用。
2012年3月6日,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0号),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发展这一模式也给与了肯定,指出: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下简称“龙头企业”)集成利用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带动农户发展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对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民就业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简单来说,“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就是指:企业将生产环节外包给农户,公司负责销售与服务环节并承担农产品的大部分风险,使农户完全解除了技术与市场之忧,双方组成相对完整、独立的一种经营模式。鉴于种、养殖的风险绝大部分留在企业自身,与企业自产农产品没有本质的区别。“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促使农业企业与耕种者优势互补,免税条件基于公司与农民之间签订的委托种植、养殖非买卖式契约,视同公司为种植、养殖主体,对“公司+农户”中的公司给予免税,既扶持企业自身发展,又增加了农民收入,更进一步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二、相关的税收政策
为了促进“公司+农户”这一经营模式的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支持,包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号)就有关“公司+农户”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通知如下:目前,一些企业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牲畜、家禽的饲养,即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向农户提供畜禽苗、饲料、兽药及疫苗等(所有权<产权>仍属于公司),农户将畜禽养大成为成品后交付公司回收。鉴于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企业,虽不直接从事畜禽的养殖,但系委托农户饲养,并承担诸如市场、管理、采购、销售等经营职责及绝大部分经营管理风险,公司和农户是劳务外包关系。为此,对此类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的企业,自2010年1月1日起,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一)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1)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2)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3)中药材的种植;(4)林木的培育和种植;(5)牲畜、家禽的饲养;(6)林产品的采集;(7)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8)远洋捕捞。(二)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展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8号)就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有关增值税问题公告如下:目前,一些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畜禽饲养,即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向农户提供畜禽苗、饲料、兽药及疫苗等(所有权属于公司),农户饲养畜禽苗至成品后交付公司回收,公司将回收的成品畜禽用于销售。在上述经营模式下,纳税人回收再销售畜禽,属于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本公告中的畜禽是指属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52号)文件中规定的农业产品。
三、节税案例分析
案例一:打破“一条龙”经营模式,巧用“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减轻增值税税负
这个案例的筹划效果是:年节约增值税额1760万元,比之前减少了38.93%。
C肉制品公司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采取“一条龙”经营模式,将公司分为养牛厂和肉制品加工厂两个部分。养牛厂负责养牛,生产牛肉;肉制品加工厂负责把牛肉加工成肉制品,进行销售。C公司一年的销售收入是30000万元,销项税额为5100万元,进项税额为580万元,
其应纳增值税及税负计算如下:
(1)增值税销项税额=5100万元
(2)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580万元
(3)应缴纳增值税=5100—580=4520(万元)
(4)增值税税负=4520÷30000=15.07%
所以,一年的增值税为4520万元,税负高达15.07%。
“一条龙”的经营模式是C公司税负高的主要原因。在这个“一条龙”经营模式下,C公司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没有将养牛厂与肉制品加工厂分开,没有分别独立核算,所以只能算作工业生产企业,不能享受到增值税税法规定的农业生产者自产自销的农产品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的规定,建议C公司打破“一条龙”经营模式,拆分为屠宰厂和肉制品加工厂两个公司,分别进行工商税务登记,独立核算。其中,屠宰厂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即向农户提供小牛种、饲料、兽药及疫苗等,等养成成品牛后,统一由屠宰成回收进行屠宰,再由屠宰厂把未经加工的牛肉卖给肉制品加工厂。这样的话,可以产生以下节税效果:
1.屠宰厂从农户手中收购成品牛制成牛肉,符合农业生产者自产自销农产品的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享受增值税的免税优惠,税负为零。
2.肉制品加工厂购买屠宰厂的牛肉,可以作为采购农业初级产品处理,即按收购价提取13%进项税额;加工厂销售肉制品,按17%计算销项税额。
依据企业当年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筹划效果:
假设牛肉的收购价占肉制品总收入的60%,那么,我们可以得出:
(1)增值税销项税额=5100万元
(2)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30000×60%×13%=2340(万元)
(3)应缴纳的增值税=5100—2340=2760(万元)
(4)增值税税负=2760÷30000=9.2%
可以看出,这比以前交纳的4520万元节约了1760万元(见表1),降幅为38.93%;增值税税负从15.07%降到了9.2%。对于这个企业来说,这个效益是十分可观的。
案例二:巧用“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减轻企业所得税税负
针对案例二中的C肉制品公司,假设该公司当年实现利润8000万元,如果按“一条龙”模式经营的话,其缴纳的所得税计算如下:
企业所得税额=8000×25%=2000万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公告》的规定,鉴于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企业,虽不直接从事畜禽的养殖,但系委托农户饲养,并承担诸如市场、管理、采购、销售等经营职责及绝大部分经营管理风险,公司和农户是劳务外包关系。为此,对此类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的企业,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所以,建议该公司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这样的话,其缴纳的所得税计算如下:
企业所得税额=8000×25%×50%=1000万元
可以发现,筹划后企业的所得税减少了1000万元(见表2)。
农户经营 篇7
一、发展城乡连锁经营，丰富服务民生内容
城乡粮油连锁经营是粮食部门服务民生的一项重要“民心工程”。我们依托网点优势，紧紧围绕“整合、延伸、典型、品牌”八个字做文章，发展城镇粮油连锁企业，兴办农村粮油连锁超市，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一）推动资源整合，增强市场竞争力。
针对城镇粮店和农村粮管所规模较小、经营分散的普遍性问题，我们以资产为纽带，实施资源整合，发展粮油连锁经营。在农村，坚持为耕者谋利，1997年提出以农村粮管所为依托，“铺天盖地建网点，大办农村服务社”。2003年进一步提出“面向农村大市场，构建粮食购销主渠道”的工作思路，以县(市、区)为单位，重新组建了一批布局合理、具备实力的粮食购销公司，并以此为依托，兴办农村粮油服务社，发展粮油连锁超市。目前，全省农村粮油服务网点已发展到1.5万个。全省具有一定规模的粮油食品快餐连锁供应企业近20家，年营业收入12亿元左右，安排就业5000多人。济南的金德利进入中国餐饮百强企业行列。
（二）抓好网点延伸，提高市场占有率。
一是大力发展农村粮油超市。充分整合基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仓储设施、经营网络等资源优势，改善经营方式，建立粮油超市、粮油连锁店，为百姓提供安全可靠、适销对路的放心粮油。如东营市以开展放心粮油食品工程为抓手，对选定的粮油食品店政府给予补助，粮食部门负责监管粮油质量、服务质量、诚信经营，不干涉企业日常经营，仅广饶半球面粉公司的放心粮油产品就覆盖所在县80%的乡村，安置农村就业1000多人。二是积极实施“放心馒头”工程。馒头是我省百姓的主食。省粮食局把“小馒头做成大产业”作为主食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抓手，指导各地发展馒头工业化生产，农村广设网点，以原粮兑换等方式，方便百姓日常生活。淄博市针对厂矿企业较多的实际，发展了“云海”、“百合”等一批规模化馒头生产企业，月加工能力达到600吨以上。
（三）实施典型引路，扩大辐射带动面。
我省城乡连锁经营的情况，大体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城市模式，主要针对城市消费群体。以济南金德利、滕州金利园、烟台蓝白为代表，突出“居民大厨房”这个载体，坚持“统一配送、网络服务、物美价廉、造福群众”的经营理念，构建居民主食社会化供应主渠道。第二，是镇村模式，主要面向广大农村。以齐河金坤、章丘荣元为代表，充分利用粮食网点资源，大力发展农村粮油超市和连锁店，构建农村放心粮油供应主渠道。第三，是城乡结合模式，以广饶半球、菏泽华瑞为代表，依托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区别城乡市场特点，以便民服务为宗旨，开展粮油及食品供应。在根据三种类型实施典型引路过程中，重点突出“质”和“量”两个方面，一是提高质量。对各类典型，注重抓巩固、抓完善、抓提高、抓突破，确保质量过硬，确保典型持久，保持旺盛生命力。据预测，2008年省局重点培育和指导的十佳粮油食品快餐连锁企业可实现营业收入10亿元左右。
（四）重视品牌培育，提升社会公信力。
一是注重用好“金”字招牌。充分利用粮食部门多年积累的信誉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了一批粮油连锁经营品牌。济南的“金德利”品牌，就是在其所属的槐荫区国有粮店基础上整合发展起来的，现连锁店总数发展到近200家，其中市外连锁店19家。二是注重质量监管保护品牌。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理念，以“造精品、创名牌”为目标，大力开展粮油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指导企业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同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完善监测网络，健全检测体系，确保企业经营的粮油食品质量安全，让百姓放心。三是注重“包装”美化品牌。加强企业形象设计。同时，美化、亮化、净化店容店貌，规范员工服饰及经营礼仪，为消费者打造简洁明快的消费环境。目前，烟台“蓝白”、济南“金德利”、滕州“金利园”、章丘“荣元”、广饶“半球”等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粮油连锁经营品牌。
二、推进农户科学储粮，筑牢服务民生基础
我省把抓好农户科学储粮作为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扎实推进，进展较快。
（一）建立三个体系，规范项目运作。
2007年，国家粮食局在我省启动农户储粮专项试点项目。为确保项目规范运作，我们突出建立三个体系。一是组织领导体系。省及试点市、县均成立了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农户科学储粮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办事机构，落实工作措施，推动工作开展。二是监督考核体系。省粮食局制定了山东省农村粮食产后减损安全保障工程试点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验收办法》，并进行不定期检查督导，确保项目规范实施, 资金专款专用，坚决不出问题。三是技术服务体系。省粮食局发放农户科学储粮技术手册、示范仓使用说明和农户储粮宣传光盘等资料，各示范市组织培训技术骨干，试点县成立农户科学储粮技术服务中心，并在每个试点村确定1～2名技术员，对试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
(二) 突出三个重点, 确保项目实施。
一是科学布局是前提。本着重点照顾主产区、兼顾销区中的产粮区的原则，选择粮食工作比较扎实、有群众基础、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9市11县为试点单位。二是完善措施是保障。制定印发了试点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建设内容、实施进度和工作措施，对地方配套资金落实、试点农户选择、协议签署、技术培训和项目总结等提出了详细要求。三是政策支持是关键。为做好配套资金的落实，省局及时向分管的常务副省长汇报，得到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责成省发改委、财政厅等部门给予支持。试点市、县两级政府的配套资金也及时足额到位。试点项目共选出1万个示范户，每户1个示范仓，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三）打造一个环境，抓好宣传引导。
为抓好农户科学储粮技术的推广应用，2006年我局与河南工业大学等单位合作，精心组织了“农户科学储粮下乡服务宣传活动”。2007年在全省组织实施“农户科学储粮百镇千村万户工程”，并相继在东营、烟台、淄博3市举行启动仪式，通过赠送示范仓，发放宣传材料，邀请专家讲座等形式，提高百姓对科学储粮重要性的认识。日常工作中，试点市、县粮食部门广泛宣传农村科学储粮知识，帮助农民逐渐转变重生产轻储存的传统观念，为试点项目顺利进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示范情况看，储粮损失率降到2%以下，比传统储粮方式低4到6个百分点，年可减少储粮损失50万公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三、着眼长远发展，提升服务民生水平
粮食部门是城乡经济融合的重要纽带，服务于城乡群众生产生活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的有关精神，进一步改进工作、加快发展，努力提升服务民生水平。
农户经营 篇8
与缓慢的适度规模化经营进程相比, 我国学术界围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进行了大量的争论与探讨。早期,争论的焦点为我国农业要不要走规模化经营道路,以韩俊[1]、张忠根和黄祖辉[2]等为代表的学者明确主张我国农业应走规模化、产业化道路,释放农业生产要素的效率。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道路已取得了官方和学术界的共识。从现有文献来看,有关适度规模经营研究多集中在粮食领域[3,4,5],重点和热点多集中在重要性[6]、实现路径[7,8]与影响因素[9]等方面,而有关扩大规模经营方式———土地流转的研究更是占据了最突出位置[10,11]。对于什么是适度规模经营,刘乐[12]、张侠等[13]、孟展和徐翠兰[14]进行了阐述,指出处于适度规模经营时,各生产要素达到最优组合和有效运行, 并一致认为适度规模经营能够带来最佳的经济效益。
由于适度规模经营是为了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因此,在适度规模经营的受益目标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其中,有的学者把全部生产要素的最优化利用[3],有的学者把农业劳动力生产效率[15],成本利润率和成本产粮率[5],单产和亩均纯收益[16]作为目标,而郭庆海[17]则分别以效率和收入为目标对适度规模经营进行了综合分析与测算。那么,多大的规模算是适度规模? 齐城[15]以河南省信阳市为例,测算出信阳市农业劳动力满负荷工作时经营规模为0.34 hm2。黄建新等[16]基于江西省水稻种植业的研究,结合单产和单位面积纯收益两个指标, 认为4.73-10 hm2是家庭农场的适度经营规模, 这个规模可以实现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的有机结合。综合来看,现有文献基本上回答了什么是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如何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以及如何测算适度规模经营等系列问题。但是, 鲜有学者同时对微观目标( 农户收益最大化) 与宏观目标( 土地产出最大化) 同时展开定量研究, 研究对象也仍集中于适度规模经营本身上, 没有对适度规模经营与非适度规模经营的差异等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 也没有就规模经济效益的来源进行佐证。然而,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快速有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浙江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代表, 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9年位居全国各省首位,在人多地少的不利条件下发展为我国重要的蔬菜出口基地。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就已开始推行农业规模化经营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其农业发展一直处于全国前沿。以浙江蔬菜产业为例进行研究,信息含量丰富,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因此,本文基于倒“U”曲线理论,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对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进行区分, 采用二次回归计量方法, 测算不同目标下蔬菜产业家庭适度规模经营中“度”的范围,凝练了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系列经营行为特征,探讨了农户规模经济效益的来源,提出相应的宏观政策内涵, 为政府制定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获取
环杭州湾和东部沿海一带是浙江蔬菜规模化种植的重要产业带, 本研究在这两个产业带中选取了萧山区、海盐县、嘉善县三个县市进行直接访谈和问卷调查。
直接访谈:访谈对象为地方农业管理部门,主要是为了掌握当地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 并由他们提供当地蔬菜专业户的基本信息以方便调查, 访谈在农户问卷调查前进行。
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以蔬菜生产为主的农户, 问卷回答人为户主或生产经营决策关键人。
样本收集:按照地方农业局提供的人员信息,随机抽取样本进行走访调查。本次共收集到150份样本,选择回答部分的填写较为完整,有效样本达到了147个。但由于多种原因,成本收益部分的有效样本只有137个。其中,全部采用露天方式种植蔬菜的样本有36个, 全部采用设施种植蔬菜的样本有38个样本,而既有露天又有设施种植蔬菜( 在本研究中称为混合种植模式) 的样本有63个,分别占到了样本量的26.3%、27.7%和46.0%。
1.2 变量设置
本次问卷调查内容涉及两大部分: 一是选择题部分,包括家庭基本情况、土地流转基本情况、目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政策需求; 二是回忆填写部分,包括蔬菜种植总种类、近4年的蔬菜种植面积与种类及2013年的成本收益情况。为了降低被调查对象的回答负担并取得规范性答案, 针对第一部分调查内容,基本全部给出答案备选项,让被调查对象从备选答案中进行选择, 而对于跨度较大的答案则采用分段式指数统计法。其中,关键人的年龄指数备选项为:1=20岁及以下,2=21-30岁,3=31-40岁,4=41-50岁,5=51-60岁,6=61岁以上; 关键人的教育水平指数备选项为:1=未受过教育,2=小学,3=初中,4=高中或中专,5=大专及以上;关键人从事农业经营的经验指数备选答案为:1=1-2年,2=2-5年,3=5-10年 ,4=10-15年 ,5=15-20年 ,6=20年以上。针对第二部分调查内容,则采用列表的方式,让被调查对象本人在回忆的基础上进行如实填写。
1.3 模型选择
在农户经营决策条件下, 种植总收益最大化往往也是众多学者研究家庭经营制度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17,18]。但是,在制度安排的经济目标的预期上,经济当事人(农户)与政府决策者往往是不相一致的[19],现有关注规模经营效果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农户和政府追求目标的不一致[4],微观目标和宏观目标的差异。当前,我国耕地资源十分稀缺, 保护1.2亿hm2耕地红线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层面, 最大化发挥单位耕地资源的作用成为政府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政府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需要权衡是把促进农民增收放在首要政策目标位置上, 还是把提高土地效益抑或是土地产出作为首要政策目标。因此, 在设计适度规模经营测度模型时,需要同时考虑两种具有差异性的目标。
已有研究一般是根据研究地域的实际情况做出多种假设,然后构建具体的适度规模测算模型。但现实生产情况是, 每个生产者均需要在复杂的生产经营环境下对经营规模大小做出决策, 各种假设条件不能穷尽所有的现实条件,且从政策支持上来看,政府也难以做到对生产者实行非常细腻的差异化政策。因此,纯粹的基于倒“U”曲线数学意义的计量模型的测算结果反而具有更高的政策参考价值。据此,本研究尊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基本内涵, 从微观目标农户收益最大化和宏观目标单位耕地效益最大化出发, 构建农户蔬菜种植总收益与种植规模二次回归模型以及亩均收益与种植规模的二次回归模型。模型形式为:
式中:y为农户蔬菜种植总收益或农户蔬菜种植单位面积净收益,x为农户用于蔬菜种植的耕地规模。
2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样本描述性统计
由于家庭农业生产效益更多更主要地来自于家庭中经常对农业经营做出决策的“关键人”的经营管理能力,因此,本研究对以户主为代表的经营决策关键人的综合素质进行了统计分析。总体上,蔬菜种植户经营决策关键人总体素质较高。一是相对年轻,经营决策关键人的年龄多集中在30-50岁之间,占到了有效样本总量的61.2%,而超过60岁以上的经营者仅占了有效样本总量的4.8%。二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经验较为丰富,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5年以上的经营决策关键人占到了71.4%,其中20年以上农业种植经验的占到了17.7%。三是经营素质较高,有76.2%的关键人文化达到初中以上水平 , 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经营者占到了14.3%。同时,有70.0 %以上的关键人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或者经营培训,有42.1%关键人掌握了农产品电子交易方式。
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值、成本、收益及户总收益四个反映成本收益的关键指标, 在露地种植、混合种植、设施种植三种种植模式下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规律,平均值不断增大( 表1) 。从四类指标所反映的生产效果来看,露地种植属于低投入、低报酬的种植模式;设施种植属于高投入、高回报的种植模式;混合种植的投入与收益水平介于二者之间, 这个调查结果与通常的理解较为一致。调查结果有72.7%的农户采用混合种植和设施种植方式, 追求高收益成为多数种植户的重要生产目标。三类种植模式的平均收益最高值均出现在1.33-3.33 hm2经营规模的农户中,总收益最高值均出现在高于6.67 hm2经营规模的农户中。总体上,平均收益和总收益均随生产规模的扩大呈现先增后降的关系。
注:样本数中最下栏数据为相应种植方式下的样本总数。
2.2 适度经营规模分析
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6.0对6个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估计结果显示多数关键变量的统计指标是显著有效的( 表2) ,特别是在微观目标下以户总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时, 不同种植模式下多个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有效,F统计值也是有效的,说明模型设计合理,回归估计结果可信。
依据微观目标农户收益最大化原则, 蔬菜露天种植、混合种植、设施种植模式下的最佳生产经营规模依次为9.52 hm2、8.43 hm2和5.39 hm2, 适度种植规模呈规律性递减。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户能够获得最高总收益分别为30.41万元、46.68万元和53.32万元,农户最高总收益呈现规律性递增。同样,依据社会目标单位面积收益最大化原则,蔬菜露天种植、混合种植、设施种植模式下最适度生产经营规模依次为3.72 hm2、2.75 hm2和2.37 hm2, 呈现规律性递减; 此时, 每公顷耕地能够获得最高净收益分别为4.79万元、8.67万元和11.75万元,呈现规律性递增。
注:括号中数据为统计检验值,*、** 和 *** 分别表示通过 10%、5%、和 1%显著性检验。
综合上述分析,在微观目标下,农户适度经营规模为5.39-9.52 hm2;在宏观目标下 ,农户适度经营规模为2.37-3.72 hm2。将上述两种结果进行比较发现: 两种目标下测算结果反映的内涵具有内在一致性,即不同的生产方式经营效果是不同的,传统露天种植的净收益要低于现代设施种植的净收益, 但微观目标下的适度经营规模要远高于宏观目标下的适度经营规模。
2.3 与收入尺度下适度经营规模的比较
新一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 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让农民体面地工作,使从业者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收入,即用收入尺度来衡量适度生产规模。基于该理论,则从事蔬菜种植业农户的最小经营规模应保证其总收入不小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17],否则,农民会在城镇高收入条件的拉动下进入二三产业, 农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根据调查结果,在不考虑种植模式差异的情况下, 蔬菜平均净收益为6.02万元/hm2。而浙江省统计局资料显示,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9万元, 户均人口为2.62人,四舍五入为3人。据此,蔬菜种植农户要达到与城镇居民相当的11.37万元家庭年总收入, 需要最低的土地经营规模为1.89 hm2/户。与前述测算结果比较发现:在当前生产条件下,微观目标下和宏观目标下的蔬菜适度经营规模均能够保证农户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
3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行为特征分析
在理论测算上,适度经营规模是个点,但实际生产中, 多数效益较高的农户往往围绕适度规模点组织生产。通过对三种生产方式下农户生产规模与总收益进一步分析发现,围绕适度规模点20%上下组织生产的农户取得高收入的概率较高。因此,将围绕适度规模经营点[-20%,+20%]生产的农户,均列为适度规模生产农户。根据上述划分,在微观目标下,露地种植、混合种植、设施种植模式下的适度生产规模范围分 别为7.61-11.43 hm2、6.74 -10.11 hm2和4.31-6.47 hm2,并得到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样本数31个,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样本数106个。
3.1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特征
在农业生产中, 受教育水平、农业生产技能培训、非农生产管理经验、从事农业经营时间等均是代表生产主体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而综合素质高的经营主体一般情况下更加能够科学合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取得更多的生产利润。将两组样本中经营决策关键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相对于非适度规模经营,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经营决策关键人在三大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首先,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更加年轻。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平均所处的年龄指数为4.1,而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平均年龄段指数为4.3,后者高于前者4.9%。其次,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平均教育水平指数为3.3,而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平均教育水平指数为3.1,后者低于前者6.0%。最后,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的非农工作经验更丰富。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拥有非农工作经验的比例高达85.0%,远高于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经营决策关键人55.0%的比例。总体来看,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拥有更高的综合素质, 这可能是其能够合理确定生产规模进而取得更高总收益的重要原因。
3.2 适度经营规模农户与其他农户经营行为差异
第一,对土地流转更加谨慎。近期土地流转费用较高且不断上涨,对农户的生产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较分析发现, 认为当前土地流转费用过高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户较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比例高出10.1%。同时,在最高土地流转费用承受能力上 ,虽然有75.0%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72.4%的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表示在1.50万元/hm2以内,两者差异不大,但是仅有5.0%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户表示最高承受能力在1.80万元/hm2以上,远低于10.1%的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比例。上述结果表明,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对待土地流转费用更加谨慎, 会进行生产成本控制,不会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这一点与前述研究结果发现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综合素质更高、能够做出更加合理的生产经营安排具有内在一致性。
第二,更加倾向专业化生产。蔬菜价格波动较为激烈, 调整生产品种和种植面积是农户合理规避市场风险的重要选择。通过对农户蔬菜种植总种类和近4年( 2010-2013年) 播种面积前6位的数据比较分析发现,2013年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平均种植4.20个品种,最多7个,最少1个;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平均种植4.73个品种,最多11个,最少1个,前者蔬菜种植品种相对单一。在近4年主要蔬菜品种播种面积变异系数上,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变异系数均值为0.35, 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变异系数均值为0.32, 前者主要蔬菜品种播种面积年间的波动幅度更大。上述结果表明,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更倾向于通过调整种植面积而不是种植品种来分散市场价格风险,专业化生产程度更高,生产行为更加接近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第三,获取科技支撑的方式更加直接。农户获取科技支撑的方式成为科技支撑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比两组样本后发现,在列举的8类科技成果或技术获取渠道中,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将科研院所或者政府部门作为获取科技支撑的首选, 且平均采用了4.5项; 而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则把通过亲戚朋友介绍等间接方式列为首选, 平均仅采用了3.5项。在采纳技术的决定因素上,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把新技术“能否提高产量、能否提高产品品质、能否节省劳动用工”作为前3位影响因素,而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把“是否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新技术掌握的难易程度、能否提高产量”作为前3位影响因素。上述分析结果表明,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在获取科技支撑方面态度更加直接、积极,在采纳新技术时更在意技术的生产效果, 与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更在意采用新技术时的成本付出产生明显差异。
3.3 适度经营规模是取得较高总收益的重要条件
规模经济理论认为, 规模经济效益来自于平均生产成本的节约。调查结果表明,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户均总收益达到37.61万元, 高出非适度规模农户户均收益11.21万多元。为验证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经济效益是否来自于成本的节约, 我们对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两组样本的成本收益数据进行了比较。在经营规模方面,适度经营规模农户的蔬菜种植总面积和设施面积分别为7.33hm2和4.33 hm2,远高于非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3.78hm2和1.66 hm2。在平均成本方面,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亩均成本为9.30万元/hm2, 非适度规模农户的为10.20万元/hm2,前者低于后者0.90万元/hm2。在产值与收益方面,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平均产值和平均收益分别为15.17万元/hm2和5.86万元/hm2,非适度规模农户的分别为18.12万元/hm2和7.86万元/hm2,在这两大指标上前者均低于后者。
综上所述,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平均成本确实更低,虽不能否定“规模经济效益来自于平均生产成本的节约”这个经典经济理论的解释,但是结合平均收益和平均经营规模两大指标, 可以肯定的是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经济效益主要来自于他们选择的“适度”经营规模,即更受益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经济效益。适度规模经营农户为何能够选择更加合理的生产规模?结合前述分析,这可能与其总体综合素质更高、生产经营行为更加谨慎、合理、科学密不可分,当然这需要进一步定量的研究来佐证。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农户收益最大化微观目标下的适度经营规模要远高于单位耕地效益最大化宏观目标下的适度经营规模。以农户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农户的适度经营规模依次为5.39-9.52 hm2;以单位耕地面积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相应的适度规模为2.37-3.72 hm2, 但两种目标下的规模均能保证农户获得高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综合素质较高, 且其生产经营行为更加审慎、积极与科学。如在对待土地流转时较为谨慎,不会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在应对市场风险时,更加倾向于专业化生产;在寻找科技支撑时,更倾向于直接与科技供给者联系; 在决定采纳新技术时,更在意技术的使用效果而不是成本付出。从成本收益数据反映的信息来看, 适度规模经营农户能够获得较高的总收入水平, 主要受益于扩大生产规模而产生的经济效益,而不是成本的节约。
4.2 启示
第一,在推进农业规模化进程中,应根据政策目标确定重点支持的生产规模范围。由于微观目标下和宏观目标下的适度经营规模均能保证农户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在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政府应适当结合宏观政策目标, 引导发展有利于提高单产或者平均收益的适度经营规模, 特别是针对某些战略性农业产业。
第二,政府应出台土地流转指导价,引导发展统一有序的土地流转市场。结合地方实际,以镇村为基本单位,由政府出台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指导价格,规范土地流转价格,降低流转成本,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为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第三, 要把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作为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一环加以重视。政府应通过技术推广与培训等手段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提升农民的科学生产决策能力, 促进农户保持合理的经营规模。
农户经营 篇9
农户经营经历了从自给性生产到自给半自给性生产,再向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转变,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处于转型加速期的我国农户,在政府“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多予、少取、放活”政策引导和支持下,正在朝着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适度规模化和组织化方向发展。
一、现阶段我国农户经营行为特征
(一)生产的专业化
最初的农户是自给自足的,这是由原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在这种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不可能产生发达的分工与市场交易,农户的生产基本上处于“小而全”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户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满足自身需求后出现了剩余,产生了市场交换。市场交换的发展,为农户提供了生产生活必需品来源,农户逐渐放弃了部分经营活动,专门从事自己拥有比较优势的经营活动,“小而全”的范围逐渐缩小,推动了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的进一步发展。收入增长来自结构调整,真正促使农户进行家庭经营结构调整的是产业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比较优势,从事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经营活动。
为了分散和化解农业生产的自然和市场等风险,农户会选择从事多种经营活动的兼业经营,并逐渐分化为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和非农户。通过分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可能,为利用农闲时间创造财富提供了机会,也为纯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或小规模集约经营的专业化生产创造了条件。一方面,通过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转和区域性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建立,农户可以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符合市场需求、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产品,从而改变传统小农“小而全”的生产状况;另一方面,逐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和就业体系的建立,为农户分化和进行专业化生产提供了选择的机会。
如图1所示,OL3为农户拥有的总劳动量,OC、OD分别为农户未进行专业化生产和进行专业化生产情况下的农业总产出曲线,CB、DF分别为农户未进行专业化生产和进行专业化生产情况下的非农业总产出曲线(此时假定为直线,表示劳动收益率),I0、I1表示两种情况下的总效用曲线。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分化形成的纯农户和一兼户将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投入,改进生产技术,按照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将更多的劳动投入到农业的专业化生产,实现更大的收益。农户经营专业化生产与非专业化生产相比,劳动投入增加L1L2,而实现的劳动收益增加BF,效用总水平提高BF。
(二)交易的市场化
农户的经济活动以市场交易为手段来实现自身目标,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通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户经营的市场化导向上作出的制度安排来反映(如表1所示);另一方面,农户经营的市场化发展可以用农产品商品率、经营收入与经营支出的货币化率加以衡量。农户经营的商品化发展反映了农户参与市场的程度、家庭经营与市场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农户家庭经营所处的阶段,是主要为家庭自给而生产还是为市场而生产等等,即生产经营决策是否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为依据,并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及时调整生产决策和产品结构。
一般地,商品化率和农村居民收支的货币化率是衡量农户交易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按照国际衡量标准,市场化程度在0-15%为非市场经济;10%-30%为弱市场经济;30%-50%为转轨中期的市场经济;50%-60%为转轨后期市场经济;65%-80%为欠发达市场经济;80%以上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生产的商品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居民货币收入率逐年提高,改变了过去较长时期我国农村经济的自给半自给状况及以农为主的单一生产结构,农村居民的实物收入为主状况逐步被货币收入的迅速提高所替代,农户的生产职能和消费职能逐步趋于分离。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农村居民出售农副产品收入人均仅为27元,占总收入的17.6%;人均全部货币纯收入为56元,货币收入率只占41.9%。1998年农民全年出售产品收入提高到1 029元,比1978年增长38倍,占总收入的比重提高到34%,提高了16.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纯收入中,货币纯收入额达到1 400多元,增长24倍,货币收入率提高到了67%以上;农村居民人均货币性生活消费支出额由48元达到1 128元,增长了23.5倍,货币性生活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41%提高到1998年的70.7%,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 587元,工资性收入人均1 37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0元,增长17%,占农民纯收入比重为38.3%;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 15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人均2 061元,同比增长11.2%,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8.5%,占农民纯收入比重上升为40.0%。
另据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1986-1996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86年到1996年,农户粮食商品率由33.7%提高到35.6%,11年间上升不到2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农户生产的经济作物和畜产品则以高商品率为主要特征,这种变化表明农户经营己经步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三)服务的社会化
随着经济、社会和市场交换的发展,农户的生产、生活、交往已突破家庭、地区、国家界限而融入到社会化大系统之中,农户经营被卷入到社会化大分工的网络中,需要社会化服务来支撑,主要包括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和生产要素配置的社会化。
生产社会化是农户经营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是区别传统小农的重要标志。产前社会化包括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都通过社会化服务进行购买,很少使用自制的生产资料;产中社会化包括播种、犁田、除草、收割等环节都开始由社会化服务来代替,特别是在平原等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地区,基本实现社会化;产后的社会化包括农产品的销售、加工和运输等环节,社会化程度非常高。农户生活社会化,包括教育、医疗保健、日常生活支出、赡养老人等都逐渐融入到社会化的服务体系之中。农民不再自己缝制衣服,不再自备柴火,连同走路都离不开社会化的服务。
生产要素配置的社会化,包括土地、资金、劳动、信息技术等要素的社会化。随着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不断巩固和完善,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开始变大。2004年以后,随着取消农业税、粮食补贴制度的实施,农村土地价格由负变正,加速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户已将土地作为股份参与投资,或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等,将大大加速土地要素的流动,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农户生产经营和生活的关键因素,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民间金融逐渐成为农村资金社会化的主体,再加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农户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化的资金。农户经营除了农业必需的劳动力以外,家庭其余劳动力都进行社会化配置,外出打工或雇入劳动。
(四)经营的适度规模化和组织化
马克思曾经指出小农是一家一户靠自己的劳动对小块土地进行独立经营,规模不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而进行的农业生产[1]。当然,马克思所处的不承认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社会与我国转型加速期的现代社会是不同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明,适度规模经营对促进农户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农户的适度规模经营包含内涵式集约经营和外延式集约经营两种方式,内涵式集约经营指对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使用先进的生物技术,进行劳动密集式精耕细作,或通过组织(如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整合,将若干个相互独立的小规模经营单位组织起来,纳入一体化、产业化体系,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组织化与社会化程度,以群体的组合优势扩大农业整体产业的经营规模。具体包括两种方式,一是依赖于双层经营方式进行的小规模内涵式集约经营(C1);二是依赖于其他社会化服务力量(如农业公司、专业化合作组织等)进行的小规模内涵式集约经营(C2)[2]。
外延式集约经营指通过土地流转机制或股份制等形式,使家庭经营土地规模扩大,进行适度规模化生产的经营方式(C3)。这从规模经济的“U”理论得到反映,如图2所示。在特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随着土地经营面积扩大,平均成本将下降,达到一个均衡点之后,如果继续扩大,则平均成本将随着经营规模扩大而提高。C1、C2、C3分别代表三种不同规模的平均成本曲线。一般情况下,同一农户经营的平均成本满足AC3
我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占较大比重,农户数量增多,土地细碎,户均占有耕地逐渐减少,这种严重超小型、高度分散的农户经营体,没有进行市场交易的内在冲动。从1986年到1996年,户均耕地面积由9.2亩减到7.8亩,人均耕地面积由2.0亩减到1.9亩,劳均耕地面积由3.7亩减到3.1亩,分别比1986年减少15.7%、5.6%、15.0%。户均耕地块数1986年为8.4块,到1996年的仍然有6.2块。土地流转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户均耕地转包面积也只由1986年的0.3亩增加到1996年的0.4亩增加了38.7%[3]。
根据1986-1999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10个村跟踪观察户资料表明,就农户家庭主要经济资源利用效率比较看,无论是劳动资源还是资金或农地资源,其利用效率在大多数年份最好的应当说是经营规模在1-3亩的农户,其次是规模超过10亩的农户。随着农户经营农地规模的扩大,农户分布呈典型的“∩”状,而农地收入水平以及资源利用效率则呈“U”状或下降趋势。这一结果意味着现行的农地配置是极不合理的,虽然从公平的角度上看,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从农地利用效率发挥看,则是最差的。因此,实现规模经营已成为浙江农村以及农户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4]。
根据2002年我国粮食主产区10个省30个县的3 000个农户调查数据表明,粮食主产区户均、人均、劳均耕地面积分别为10.71亩、2.75亩、4.16亩,仍属于小规模经营,但户均和人均耕地都比全国平均水平的7.69亩、1.48亩要高。粮食主产区农户家庭经营的农地规模明显偏小,在经营农地的农户中70%多的农户经营规模不足10亩。在粮食主产区当前生产力水平下,农户耕地在10亩以上,其报酬是递增的[5]。2006年,农村人均耕地面积1.41亩,户均耕地也只有7.3亩。因此,如何将农地经营由分散转向集中,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关键问题。
实际表明,通过土地流转机制或股份制等形式实现外延式集约经营,扩大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进行适度规模化生产的经营方式是一种可行的发展模式,但决不是权宜之计,进行劳动密集式精耕细作的小规模内涵式发展也只能解决短期的生计和发展问题。因此,比较有效的方式是通过组织化发展道路,借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既降低了农户经营的市场和自然风险,提高了农户经营的效率,同时又扩大了农户经营的外在规模,实现规模经营效益。
农户经营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规模化只有在组织化发展基础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组织化是实现规模化经营和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市场化为农户经营组织化提供动力,专业化是农户经营组织化的产业基础和支撑,农户经营组织化又为社会化服务提供保障,组织化已成为农户经营行为的必然选择。
二、农户经营行为的路径选择
研究农户经营行为,必须与农户个体、农户群体和农户经营组织的行为联系起来,现有的农户经营行为特征、行为选择及其绩效已经为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农户和农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农民对其组织的功能性要求,农民的利益是农户和农业组织存在和变革的根本前提,其能否真正发生必然遵循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原则。
我国农户的经营规模较小,大多数农户仍然处于一种分散经营状态,组织化程度较低,这种状态造成农户经营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风险较大,竞争能力减弱,利益也难以得到保证,必须进行组织创新。组织创新必须依据成本-收益原则作出选择,这就要求这一创新组织的制度安排能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并对他的努力给予应有的回报。农户经营包括经营主体-农户和客体-农业两个方面,它们是密切联系的统一体,农户的性质决定农户经营本身是有效率的,这就要求组织创新必须在保持农户经营独立地位的基础上,从农户这一组织外进行。
引导农户进行组织创新要遵循农业产业组织化和农户组织化两个思路展开,农业产业组织化强调农业生产要素功能的协调性和合理性,主体是农业组织,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首要目标,在农业专业化分工前提下从事专业化生产,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并分享农产品增值收益;农户组织化强调人的组织化,主体是人格化的农户,以维护农户利益为首要目标,为了提高自身的弱势地位,必须通过农户之间的联合、合作,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整体的专业化生产经营形式参与竞争,从而改变自身的弱势为强势竞争,巩固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两种组织形式,整合、构建出促进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的动态成长模式,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
(一)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
农业产业组织化就是将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采用一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一体化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使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组织体系。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发展的要求,龙头企业需要组织起来的农户,农户也需要组织起来与龙头企业对接,这已成为产业化经营中的一种新趋势。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通过“公司+农户”等组织形式,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农户经营纳入一体化生产经营体系,把分散独立的许多生产过程,融化为一个社会生产总过程,形成小群体、大规模、专业化的生产格局,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而且还有利于提高农业技术和经营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使农户致富,本是制度安排的初衷,一些龙头企业的建立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确实起到了带动农户致富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加入WTO,政府逐步退出竞争领域,对龙头企业扶持力度也在减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龙头企业与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农户竞争力量的悬殊,使得农户大部分的收益仍然被龙头企业获取。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农户之间需要组织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与公司平等竞争。在“公司+农户”这一产业化经营基本模式的基础上,衍生出“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不同类型的产业化组织模式,出现了产业化经营与专业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相融合的组织化模式。农户借助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发生联系,不仅使农户消除农产品的销售障碍,避免由于信息不灵、渠道不畅等原因造成的市场风险,而且延伸了农业产业链,使农户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是实现农户进入市场、发展市场农业的有效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与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相衔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已成为带动农户经营组织化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
(二)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中,农户处于仍弱势地位,分散经营,法人主体地位缺失,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对外交往也缺乏应有的商业资信,不能以市场主体身份参与经济活动,相应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也不利于农户参与到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当中。国内外的实践反复证明合作经济组织是引导小农户进入市场的最佳途径,通过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将拥有不同资产的农户通过一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进行横向联合、合作,即在不改变农户家庭经营的前提下,对农户进行组织整合,形成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专业合作经济法人组织,既可以较快地沟通、传递市场信息,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减少生产盲目性,又可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既可以通过利益的纽带和内部章程,约束、规范农户经营行为,把不同农户通过专业化生产经营组织起来,提高其谈判地位,又可以独立享有民事权利与承担责任义务,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为广大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提供一系列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解决了单个农户家庭经营所面临的技术、生产、资金、供销、信息、农机、农产品加工储运等问题。同时,以农业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合作意愿为前提,合作组织内部成员分散生产,民主管理,统一对外经营,既发挥了合作的优势,又不损害农户家庭分散生产的积极性,既能体现农业家庭经营活动的内在要求和独特优点,又解决和克服了广大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家庭经营的弊端,实现了家庭承包基础上的外部规模经济和规模经营效益,从而把农户经营与农业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和规模化经营有机统一起来,提高农户整体的市场竞争能力,达到稳固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动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推动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力,为农民提供多种有效服务。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对服务能力强、民主管理好的合作社给予补助。各级政府扶持的贷款担保公司要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服务范围,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办农产品加工企业。积极发展农业农村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便捷高效、质优价廉的各种专业服务。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包含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如专业协会、技术协会和专业合作社等,其利益联结机制不同,具有不同的组织边界,包含了不同的治理结构,产生不同的“合作收益”,适用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这就需要在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在成长机理的基础上,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体系进行构建,不断完善其内在运行机制;同时,还要认真完善、贯彻执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相关法律,积极引导农户成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断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加强对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支持,使农户真正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受益。
(三)整合农业产业组织体系
我国的农户经营组织发展实践表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是在没有动摇农户这一微观经济主体独立产权的基础上,引导和组织农户改变以往单个农户在市场中的不利地位,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两种组织都是外在地扩大了农户经营的规模,确实实现了农业微观经济主体的组织创新,但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地加以优化。由于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着天然的融合性,共同内生于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中。因此,需要对这两种“组织”进行有机整合,将二者共同纳入农业产业体系中。
农户经营组织整合就是在保持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前提下,以农户为基础,以农业专业化生产为依托,通过劳动与资本联合或劳动与土地联合为纽带,按照公司制、股份制、合作制或合同制等方式从横向、纵向两个方面将二者重新整合为适应农业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要求、有利于推进农业一体化的新型农村经营组织形态,目的是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改变广大农户经营自身的不利地位。其基本模式表现为农户横向联合、科层纵向联合与农业产业纵向一体化联结的经济共同体,即“公司+合作社(或协会)+农户”模式。
农户为了提高自身的市场谈判能力和竞争能力,获得较好的服务,较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根据专业化生产的需要首先在小范围内通过组建专业协会,对内相互提供技术、服务,进行专业化生产,对外以合作体的形式进行销售,提高在市场中的讨价还价能力,获取更多的市场收益。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为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能力,提高组织自身的投资和融资能力,有可能吸引一部分企业加入,通过较紧密的利益联结方式组建合作社或股份合作社,利用合作社内部的有效联结机制,将业务向产前或产后环节延伸,对内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将社会化服务内部化,降低交易费用,对外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或收益。由于受到合作社组织边界的限制,当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获取更多的合作剩余,合作社之间可以通过较松散的专业协会形式进行联结,突破区域界限,扩大市场边界,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而企业为了更好地获取原材料来源,满足利润最大化需要,不得不与协会或合作社进行合作,尽可能让利于合作社,建立自己稳定的原材料生产基地,由此可以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并使之得以巩固和稳定地发展,农民增收得到保证。如图3所示,随着市场化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组织结构梯度演进,利益联结机制逐渐紧密,呈现出一个动态的逐级递进的互动成长过程,从而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拓展为“公司+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农户”的一般形式。
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民的弱势性,加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在农业产业链的构建当中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作用。从整个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出发,不仅从宏观上对整个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进行规划,而且要在微观上对农户经营组织进行政策支持、引导和保护;不仅要对龙头企业进行扶植、培育,而且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支持、保护和协调,构建支持保护体系,推动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和稳固发展,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中译本·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罗必良.农地经营规模的效率决定[J].中国农村观察,2005(5).
[3]农业部农研中心.家庭经营与农户劳动力配置:1986-1996年[J].中国农村观察,1997(6).
农户经营 篇10
关键词：吉林省；农户；粮作经营行为；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7；F326.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5）10-0589-04
吉林省是我国著名的商品粮生产大省，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基地[1]。2012年，吉林省粮食产量达3343万 t，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5.67%；人均粮食占有量达1.216 t，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78倍。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为国家提供了1/10的商品粮，最高年份为国家储存了1/2的专储粮，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2]。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户非粮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吉林省农户非粮化趋势日趋明显，虽然比较严重的弃耕抛荒现象至今尚未发生，但是掠夺性经营的隐性弃耕问题已经出现。农户行为理论及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快速发展，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国外农户理论研究从农户模型研究开始，农户模型是将农户的生产、消费、劳动力供给等决策有机联系到一起的微观经济模型，它用于描述农户内部各种关系，是国际上对欠发达国家农村经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的主要模型。农户模型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俄国恰亚诺夫的小农模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迅速。随着农户行为理论研究的深入，国外许多学者把农户模型广泛应用于分析农户行为在社会、经济、市场、政策等因素变化下的不同反应，其应用范围不断由微观层次向宏观层次拓展，最典型的是贝克尔经典模型、Barnum等的农场户模型等。史清华等对农户家庭的粮作经营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农户在粮作经营上呈现萎缩趋势，同时对全国固定跟踪观察农户的粮作经营行为进行分析，发现2003 年夏秋之际我国粮价上涨风波是正常的价格反映，对于缓解当时农户粮作经营要素利用效率的持续恶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3-4]。张建杰对惠农政策背景下粮食主产区农户粮食经营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现行粮食政策对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的激励效应有限[5]。姜天龙以玉米种植户为研究对象，从玉米生产性劳动投入行为、资金投入行为、技术选择及需求行为等方面对吉林省农户粮作经营行为进行了研究[6]。张建杰等动态分析了农地规模调适下不同类型农户的营粮行为及效率，认为需要从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等方面优化农户营粮行为并提升其效率[7]。高晓红研究了二元结构转换与体制转型中的农户粮食种植行为，结果表明，粮食产量服从并服务于家庭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安排[8]。陈风波等以江汉平原水稻种植为例，研究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与种植模式变迁的关系，揭示了非农活动增加是导致双季稻改单季稻的主要原因[9]。陆建康等研究了实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支持与保护政策对农户的影响，认为政策实施最终会影响种粮成本及相关收益，进而导致农户种粮行为发生变化[10]。陶建平等运用Probit模型分析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户参与非农劳动的影响[11]。徐玉婷等研究表明，家庭特征、家庭资源禀赋是影响消费型农户农地投入的主要因素[12]。曾福生等指出，提高单位面积种粮收益和扩大种粮收益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是促使农户继续选择种粮的最根本途径[13]。周强等对山东省安丘市农户的种粮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14]。
目前，我国大多数研究成果以除吉林省外的其他省份农户为研究对象，缺乏结合吉林省省情对吉林省农户粮作经营行为选择的系统分析。本研究以吉林省种粮农户为研究对象，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落脚点，基于种粮农户资源禀赋，从微观角度探究种粮农户经济资源配置行为选择机理的根源，寻求优化吉林省种粮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的路径，旨在为提高吉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商品粮有效供给、促进农户增收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样本数据来自2014年6—9月对吉林省农户实地调查获得的问卷资料。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农安县、榆树县、德惠县、梨树县、伊通县、公主岭市、双辽县、前郭县、长岭县、扶余县等10个商品粮基地县（市），每个县随机抽取3个乡，每个乡随机抽取22个农户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660份，回收问卷648份，其中有效问卷632份，问卷有效率达95.76%。
1.2 模型选择
粮农是否愿意从事粮作经营分为2种情况：一是愿意从事，二是不愿意从事。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形式如下：
lnPi1-Pi=β0+∑m0βiXi 。
式中：Pi为粮农愿意从事粮作经营的概率；β0为常数项；m为自变量个数；βi为自变量系数，表示自变量Xi每变化1个单位，农民愿意或不愿意从事粮作经营发生比的自然对数值改变量。
1.3 变量选择
本研究提出如下基本假设：（1）农户的粮作经营行为是基于自然、经济、社会及自身条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进行的投资选择活动；（2）农户的粮作经营行为受一系列内部、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影响方向不同。在对已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选取7组共11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包括粮农的基本特征、种粮规模、农资价格和粮食价格等（表1）。
“+/-”表示影响方向不确定。1.3.1 粮农基本特征 粮农年龄越大，生产经营行为越保守，从事粮作经营的可能性越大。粮农受教育程度对其粮作经营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粮农文化水平越高，收益比较高的非粮产业对其吸引力越大，粮农从事粮食以外产业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粮农文化水平越高，其掌握粮食生产新技术的能力越强，越趋向于种粮。
nlc202309011047
1.3.2 粮农种粮规模 就吉林省目前的粮食生产规模而言，粮食种植规模越大，越容易实现规模经济，粮农种粮意愿越强。
1.3.3 农资价格和粮食价格 农资价格越高，粮食生产成本越高，粮农粮作经营意愿越低；粮食价格越高，对粮农越有利，其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意愿越强。
1.3.4 粮农收入状况及预期 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高，粮农从事粮食生产的意愿越强烈。粮农对种粮的预期收入越高，其从事粮作经营的意愿越强烈。
1.3.5 政策及风险 粮食补贴政策力度越大，粮农收入越高，种粮动机越强烈。自然灾害对粮农粮作经营行为具有消极影响，自然灾害越频繁，农民承受的损失越大，越不愿意种粮；反之，如果风调雨顺，种粮的预期风险小，农民越愿意种粮。
1.3.6 农村的交通条件 农村的交通条件越好，越有利于粮农从事粮作经营。
1.3.7 粮食销售方式 在粮食销售方式主要为自销的情况下，如果粮价不稳定，粮农很难确定何时的粮价最高，难以在最佳时机出售粮食，存在价格风险。如果粮食销售方式为订单销售，则粮食销售有保障，价格风险得到了规避，粮农种粮积极性也会相应提高。
2 结果与分析
2.1 样本描述性统计
2.1.1 农户从事粮食生產的意愿 对632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477户农户“愿意从事粮作经营”，占75.47%；155户农户“不愿意从事粮作经营”，占24.53%。说明绝大多数农户愿意从事粮食生产经营。
2.1.2 粮农的基本特征 对632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35岁及以下的粮农共有52名，占8.23%；36～45岁的粮农共有232名，占36.71%；46～55岁的粮农共有285名，占45.09%；56岁及以上的粮农共有63名，占997%。可见，46～55岁的粮农是种田主力军。就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粮农共有265名，占4193%；初中文化程度的粮农共有278名，占43.99%；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粮农共有89名，占14.08%。可见，目前粮农受教育程度较低。
2.1.3 粮农生产经营规模 在种粮规模方面，粮食播种面积在1～2 hm2之间占比最高，达42.25%；2 hm2以上占比最低，仅占8.07%。
2.1.4 农资价格、粮食价格 农资价格分为“合理”“比较合理”“较不合理”“不合理”4个类别，认为农资价格较不合理的农户占比最高，达57.28%；认为农资价格合理的农户占比最低，达8.70%；认为农资价格“比较合理”“不合理”的占比相差不大，分别为16.30%、17.72%。粮食价格也分为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较不满意”“不满意”4类，其中，对粮食价格“比较满意”的农户占75.00%；“非常满意”“较不满意”“不满意”占比分别为7.28%、3.64%、14.08%。
2.1.5 收入状况及预期 对632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3年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低于25%的有73户，占11.55%；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为25%～50%的有130户，占20.57%；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为51%～75%的有119户，占18.83%；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达75%以上的有310户，占49.05%。说明目前吉林省大部分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种粮。就种粮收入预期而言，69户农户对种粮收入预期低，占10.92%；342户农户对种粮收入预期中等，占54.11%；221户农户对种粮收入预期高，占34.97%，可见大多数农户对种粮持乐观态度。
2.1.6 政策及风险 选取粮农对粮食补贴政策的满意度、自然灾害发生频率2个指标分别代表政策、风险。将粮农对粮食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较不满意”“不满意”4类，其中选择“比较满意”的农户占71.36%，选择“非常满意”的农户占12.66%，选择“较不满意”的农户占12.34%，选择“不满意”的农户占3.64%。本调查区域均发生过自然灾害，认为自然灾害频发的农户占比达69.62%。
2.1.7 调查区域特征 采用农村交通条件反映粮农所在区域特征，将农村交通条件划分为“非常好”“比较好”“一般”“不好”4类，其中50%的农户认为农村交通条件不好，其他3类比例大致相当，选择“非常好”的农户占12.03%，选择“比较好”的农户占17.72%，选择“一般”的农户占20.25%。
2.1.8 粮食销售方式 被调查的所有农户中，92.88%采用自主销售方式，仅有7.12%进行订单销售。
2.2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SPSS 16.0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向后筛选法处理数据[15]。极大似然估计值为341.611，Nagelkerke R2值为0.347，方程通过Hosmer-Lemeshow goodness-of-fit卡方检验，得到的P值为0.012，小于5%显著水平，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回归结果可信。为了便于比较各个自变量作用的大小，计算方程中各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表2）。
由表2可以看出，有7个因素影响农户的粮作经营行为，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种粮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粮食价格、农资价格、粮农对粮食补贴政策的满意度、粮农年龄、粮农受教育程度、农村交通条件。
种粮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种粮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例越高，粮农从事粮作经营的意愿越强烈；种粮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例越低，粮农从事粮作经营的意愿越弱。粮农是理性的经济人，粮农从事粮作经营是理性行为，种粮收入越高，对粮农从事粮作经营的驱动力越强。粮食价格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粮农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希望农资价格最低，同时粮食价格最高，这样可以获取最大利润。粮食收购价格或市场粮价越高，农户从事粮作经营的积极性就越高；反之，积极性越低。农资价格在1%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粮作经营行为。农资价格越高，农户种粮所需成本越高，所赚取的利润就越少，农民越不愿意从事粮食生产；相反，农资价格越低，农民粮作经营的意愿越强烈。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粮食补贴政策是近年来国家实施的一项主要惠农政策，粮食补贴政策越完善，农民从这些政策中获益越多，农民从事粮作经营的积极性越高。粮农年龄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粮作经营行为。说明年龄越小的粮农，从事粮作经营的意愿越弱，越可能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粮农年龄越大，从事粮作经营的意愿越强，原因是年龄大的农民已经形成了种粮惯性，在传统种植习惯的约束下，不愿再从事非粮产业。粮农受教育程度在10%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户粮作经营行为，表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越不愿意从事粮作经营。与其他产业相比，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低，文化程度高的农民接受新信息、新事物的能力强，因此粮食生产对文化程度高的农民缺乏吸引力。此外，目前我国粮食生产技术水平普遍较低，导致粮食生产对农民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农村交通条件在10%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粮作经营行为，即农村交通越便利，对粮食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越有利，越能调动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反之，农村交通条件不便利，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运不进来，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会严重影响粮农的种粮积极性。种粮规模、收入预期、自然灾害与粮食销售方式等4个变量对农户粮作经营行为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从种粮规模看，虽然吉林省人均耕地面积占有量比较大，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22倍，但与日本、欧美等国家相比，经营规模仍然较小，由于缺乏健全的土地流转制度和政府的配套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数量较少，导致种粮规模对粮作经营行为影响不显著。种粮收入预期、自然灾害二者没有通过检验的可能原因在于大多数粮农认为未来从事粮食生产的收入不会发生太大波动；基于吉林省的自然资源禀赋，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农民也不会选择放弃种粮。就粮食销售方式而言，被调查地区的粮食销售方式主要是自销，订单销售所占比例很小。此外，无论是哪种销售方式，对于农民来说，只要粮食能够卖出好价钱，农民就愿意种粮，所以自主销售和订单销售对于粮农的粮作经营意愿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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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研究表明，种粮收入、粮食价格、农资价格、国家政策、粮农年龄、粮农受教育程度、农村交通条件等7个因素是影响吉林省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的主要因素。为充分调动吉林省粮农从事粮作经营的积极性，建议采取以下对策：第一，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加大对农户种粮的补贴力度，提高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标准，在粮食补贴内容设计上，实施固定补贴、不固定补贴与粮食交售量挂钩补贴相结合的模式，以此来调动粮农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完善粮食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应根据粮食供求关系情况，充分发挥市场的定价作用，保持政策的有效性、持续性，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目标价格制度，保障粮农的种粮收益。第三，加强对农资价格的监测与调控，严厉打击流通环节的囤积行为；同时，要为农资生产企业在税收、运输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在化肥施用上，要以测土配方施肥为契机，指导农民合理施肥，提高化肥使用效率；在农药施用上，严格遵守用药程序，掌握用药时机，避免浪费农药；在农机使用上，鼓励种粮大户提供农机专业化服务等。建立健全农资淡季储备制度，利用淡季农资价格较低的优势，增加淡季储备量，并建立政府储备，有效平抑市场供应价格。第四，加大对农村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强“村村通”工程建设，落实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责任，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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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经营 篇11
有记者提问:“现在政策规定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 但是也留有余地, 在实践过程中条例也普遍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人地矛盾的问题。如果一旦确权, 是不是意味着村集体自行解决人地矛盾的难度增加?或者从本质上来讲, 是否是通过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弱化了集体所有权的处分权能呢?”
张红宇指出, 农村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应该说对承包经营权是一个强化的过程, 就是让农民拥有更多的相关权能。比如在过去的权利基础上, 通过确权以后, 是不是有了土地经营权的抵押担保的可能性?现在相关部门也在跟进中央的三权分置的理论, 根据中央一号文件制定相关的试点和相关的办法。
一是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强化农户承包经营权。二是对经营权的流转方来讲, 确权以后经营权也应该是一个完善的过程。通过这个证以后, 流转5年、流转10年, 通过这个证和相关合同安排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因为种植权、收益权、分配权, 甚至包括再转让权是不是都能够获得相关保障, 也是一个强化的过程。到底三者之间如何分割或者界定,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权能, 实践和理论还要进一步深化相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