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投资行为试析（精选3篇）
农户投资行为试析 篇1
2008年暑期, 我们课题组通过组织课题组成员、部分师生和乡镇干部对湖北10县 (市) 100个村的100农户的投资行为进行了实地调查, 在2000年底课题组又组织课题组成员对收回的调查表进行整理并随机抽样到调查户进行核实, 以保证调查资料的准确性。在全面整理和分析调查资料后, 形成了这份综合性的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 笔者围绕被调查户的基本情况、投资行为及趋势和投资与收入的关系三大方面十几个问题,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 在得出初步研究结论的同时, 也提出我们对农户投资行为的一些看法。
一、调查的设计和样本的结构
本次调查的对象以农户为基本单位, 调查所选取的样本涉及湖北省的10个县 (市) 的100个农户。样本的选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既有经济较发达的平原地区如天门市、仙桃市, 也有经济一般的丘陵地区如咸宁市, 也有经济较落后的山区如竹山县、英山县, 还有武汉市的郊区如新洲区、江夏区。这种样本的选择方式和结构有利于比较全面了解情况, 以得出比较合理的研究结论。调查资料的收集采取以下程序:一是设计基本问卷表, 由被调查的农户进行填写;二是按照收集调查表的10%的比例随机抽样到农户家中核实, 最后确定有效样本为96户;三是设计专门表格将有关定量性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最后, 由课题组成员根据有关资料撰写调查报告。
二、调查结果的分析
(一) 农户的基本情况
1. 户主年龄。
对户主年龄进行调查的目的在于与第二项文化程度相结合, 共同分析年龄与文化程度对农户投资决策的影响。调查发现户主以男性为主, 占85.4%, 平均年龄在40.5岁, 最小为24岁, 最大为62岁;24~30岁的占22.9%, 31~40岁的占37.5%, 41岁以上的占39.6%。调查中还发现24~30岁的户主, 80%以上外出打工, 31~40岁的户主外出打工因受年龄和文化技能限制, 只有30%外出打工, 41岁以上的户主基本上都没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2. 户主文化程度。
在被调查的户主中, 文盲占21.9%, 全部集中在41岁以上的户主;小学文化的占52.1%, 主要集中在31岁以上的户主;初中文化的占18.6%, 主要集中在31~40岁的户主, 24~30岁的户主有一部分, 高中 (中专) 文化的占7.4%, 全部集中在24~30岁的户主。由此可以看出, 户主年龄越年轻, 文化水平越高, 户主年龄越大, 文化水平越低。户主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家庭的投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一般来说年轻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户主接受新兴事物要快些, 具有一定的进取和冒险精神。
3.2007年全年家庭纯收入。2007年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为3 997元, 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7 896.76元, 与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大致相当。但是, 如果按调查户所处地理环境分为平原区、丘陵区和山区, 则他们之间的纯收入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平原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 396.70元, 丘陵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 201.83元, 山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2 873.65元, 这说明地理环境对农户的投资行为以及收入有重要的影响。
(二) 投资行为分析
1. 投资意愿和投资计划。
当问及调查户是否有投资意愿时, 回答有的占87.5%, 这说明广大农户还是很渴望进行投资的, 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占44.8%。为什么有87.5%的农户有投资意愿, 而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只占44.8%。调查发现, 除了少数农户有自身积累外, 大部分并不具有现实的投资能力, 自身没有投资能力而又不希望得到援助的原因有二, 一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投资计划, 这类农户达76%, 或者有明确的投资计划, 但不能预测投资期及投资的成本和收益, 怕万一投资失败, 难以还债, 所以稳健起见, 想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有意愿不一定有机会, 83%的农户想拓宽增收渠道, 但就是苦于难以发现和利用机会, 部分农户说, 如果有机会, 只要有把握赚钱, 他们还是愿意得到投资援助的。
2. 在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下, 对土地投资的意愿。
愿意对土地投资的占26%, 将减少对土地投资的占37.5%, 保持现状的占36.5%。上述调查结果表明, 有74%的农户不愿对土地增加投资。原因之一是土地调整比较频繁;对土地的投资一般在当年很难见成效, 土地调整频繁使农户对土地经营的短期化行为严重, 不愿意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二是目前农户对土地的投资已经处于临界点了, 再增加投资, 产出并不一定会相应增加。三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低, 同样的投入如果用在其他方面, 可能效益更大。四是农村中的“四荒”地已经不多, 剩下的“四荒”地投资的成本很高, 更何况“四荒”地目前的产权不明晰, 投资后怕收不回来。调查还发现, 2007年与2006年相比, 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数量普遍减少, 减少的农户占92.7%, 增加的为0, 不增不减的占7.3%, 减少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外出打工, 其余的在本地或外地经商和跑运输。
3. 对粮食生产方面的物质投资。
认为种粮有利的占2.1%, 认为种粮无利可图, 尽量少投入的占26%, 认为别无门路, 只能投向粮食的占52.1%, 认为生产资料价格太高, 资金有限, 无力投入的占19.8%。第一类情况的农户只有2户, 他们都是子女在城镇上班或务工经商, 老人在农村种粮供他们的口粮, 所以他们愿意在种粮方面多投入, 而且他们也有实力投入;而第二类的农户, 一旦有其他投资机会, 也必然会减少对粮食生产的投资;第三类和第四类农户的情况也正好说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 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而且兼业化现象也多发生在他们身上。
4.2007年家庭总投资的变化。回答增加的占26%, 回答减少的占52.4%, 回答不增不减的占19.8%。调查发现, 在增加投资的原因中, 认为消费减少的占71.9%, 认为是贷款增加的占11.5%, 认为是收入增加的占16.6%;这说明大部分农户是在勒紧裤带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目的中, 用于解决吃、穿、住问题的占19.8%, 此类农户一般是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或者正在努力解决;用于应付开支的占47.9%, 此类农户一般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但子女较多, 家庭开支大, 必须有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源来应付;用于增加财富的占32.3%, 这类农户一般已经步入小康, 或正在奔小康。在影响投资的因素中, 把“不了解行情, 不知投向何处”放在第一的占23.9%, 把“不愿增加投资, 怕风险”放在第一的占25.3%, 把“农产品价格较低, 农用工业品价格高”放在第一的占22.5%, 把“无资金可投和缺乏技术指导”放在第一的占28.2%。其实大多数农户认为这四种因素都会影响投资, 很难对他们进行排序。
5. 家庭收入来源和用途。
家庭收入的来源反映了农户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而收入的用途可以反映农户的支出结构和投资意识。调查发现, 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的占51%, 主要来源于畜牧业的占7.29%, 主要来源于林业的占3%, 主要来源于渔业的占11.5%, 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建筑业的占6.25%, 主要来源于服务业的占11.5%, 主要来源于打工的占9.37%。这说明除了部分年轻的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打工外, 大部分农户的收入主要还是来源于农业。
三、调查后的思考
1.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投资行为, 还会对其他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化层次较高的农户, 其投资意识一般较强, 而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 有了收入就用来改善生活, 投资意识不强。而且文化素质的高低还会影响农民的消费习惯和休闲时光的打发, 而这些也会影响农户的投资行为。同时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也易于接受和掌握新技术, 培养一定专长, 为农户从事兼业行为, 开辟增收渠道创造条件。
2.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土地两权分离后的关键是农户是否真正拥有使用权, 因为这是农民能否对土地具有长期经营思想和对土地进行中长期投入的重要前提。然而, 尽管中央明确提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三十年不变, 但实际上在不少地方, 农户承包的土地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三年一小变, 五年一大变的做法使农户不愿也不能对土地的经营进行长期规划和稳定投入。所以, 目前必须明确农户对土地拥有经营决策权、收益分配权和必要的处置权。通过承包、租赁、股份等形式, 来确定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 尽量避免土地使用权的频繁变动;其次就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是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专业户集中, 并尽可能延长使用期限, 以加深农户对国家土地制度相对稳定的预期, 从而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 对土地进行合理投入。
3.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 增强农户积累。要使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成为农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 (1) 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 (2) 农业投资的收益率必须高于至少不低于社会平均的投资收益率。在这两个条件中, 第一个条件是根本的。因为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 是保证农业投资收益率达到较高水平的基本条件。但在中国目前的GDP分配格局下, 工农产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不利于农业部门的剪刀差。
4.大力发展农村中介组织和信息市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单个农户缺乏获取信息的有效渠道, 缺乏对信息进行分析、过滤、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往往是“跟着感觉走”, 其“风险概率”较高, 使得农户进行投资决策时畏首畏尾, 要么是丧失良好的投资机会, 要么是“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信息不灵是制约农户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中介组织和信息市场。同时, 还可以发挥农产品加工和经销企业在市场信息方面的优势, 与农民签订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合同, 减少农民投资风险, 为农民的生产提供信息。
农户投资行为试析 篇2
一、基本经济假设
第一, 假设农户是理性的经济人, 追求效用最大化;
第二, 农业生产季度中的各个环节, 由农户决策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方式和投入数量, 将这种行为称为土地生产投资行为;
第三, 农户在一定的期限内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 但这种使用权不稳定, 可能由于土地政策的调整发生改变, 不排除在使用权期限未满时就不得不失去使用权的可能性;
第四, 农户的初始土地资源禀赋为L;
第五, 本生产季度末初始的土地资源能产生的收益是Y;
第六, 农户对土地进行投资K, 能够带来的土地增值为r*k (r为土地增值系数, r>1, 对固定的土地其增值系数为定值) , 土地投资带来的生产收益增加值是△Y;
第七, 农户在本生产季度末失去土地使用权的发生概率为p (0≤p≤1) , 继续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发生概率为1-p;
第八, 当农户的土地使用权被剥夺可以得到的补偿费用是M。
二、农户土地投资效用函数
1.地权稳定的农户土地投资效用函数
稳定的地权使农户对土地产生稳定的投资预期, 因而偏向于选择适当的行为投资土地以增加农户的投资效用。
在地权稳定的情况下, 若农户不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 只是单纯完成本生产季度的生产短期投入。当本期生产结束后, 农户可以得到土地产品收益△Y, 并保有本来的土地初始禀赋L。农户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1=Y+L
在地权稳定的情况下, 也有农户偏好于在投入本生产季度的生产资本的同时, 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这种情况下, 本期生产结束后, 农户除了可以获得土地本身带来的收益Y外, 还可以从土地投资中获得的短期土地产品增值, 土地长期投资使土地本身增值△L, 此时, 农户拥有的土地禀赋增加为L+r*K。农户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2=Y+△Y+L+r*K-K
2.地权不稳定的农户土地投资效用函数
地权的不稳定性, 使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同样考虑一个生产周期, 对生产周期开始时还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户来说, 可能会有两种情况发生, 一种是继续保有土地使用权, 另一种是土地使用权被剥夺。
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悲观的农户只会选择短期投资, 不对土地进行长期投入, 在生产周期结束后, 土地产品收益只有Y。再来看土地禀赋, 如若农民不再拥有土地使用权, 农户获得补偿M;相反, 发生好的情况后, 农户继续保有土地使用权, 也就继续拥有土地价值L, 而土地最终给农户带来的效用取决于土地价值的期望值, 用E1表示。
E1= (1-p) *L+p*M
农户的效用函数就等于土地产品收益与土地价值的期望值之和。
U3=Y+E1=Y+ (1-p) *L+p*M
对于乐观的农户来说, 地权的不稳定性不会影响他们追求更多收益的决策, 即便是土地使用权不确定的情况下, 他们依然会选择对土地同时进行短期生产投入以及有利于土地增值的长期投资。就农地产品收益而言, 农民可获得收益是Y+△Y。就土地禀赋而言, 发生坏的情况, 农户生产季度末失去土地使用权, 连同土地和土地长期投入全部被收回, 只能得到补偿M;发生好的情况, 农户继续持有土地使用权, 农户不但拥有初始土地禀赋L, 还拥有土地增值收入r*K, 在这里, 用E2表示土地价值的期望值。
E2= (1-p) (L+r*K) +p*M
这种情况下, 农户的投资效用函数表示为:
U4=Y+△Y+E2=Y+△Y+ (1-p) (L+r*K) +p*M-K
三、农户土地投资决策行为选择
农户作为追求生产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会选择最佳的投资组合, 而不同的农地制度会使农户的效用函数产生不同的结果。
注:表中函数为农户在不同地权影响下选择不同土地投资决策的效用函数。
在稳定的农地制度下, 农民选择不同的生产投资行为产生的效用差为:
U=U2-U1=△Y+ (r-1) *K
在正常的生产投资前提下, 农地产品的增加值△Y≥0, 同时, (r-1) *K>0, 据此可判断△U≥0。因此, 稳定的农地制度促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农户选择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
在不稳定的农地制度下, 农户选择不同的生产投资行为产生的效用差为:
U=U4-U3=△Y+ (1-p) * (r*K) -K
农户如何选择生产投资行为取决于△U, 当△U≥0时, 农户选择投资;当△U<0时, 农户选择不投资, 而△U的值由农地使用权被剥夺的发生概率p的值来决定。当△U=0时, 农户是否选择对土地长期投资, 所产生的收益效用相同, 即:U1=U2。土地使用权变更概率的临界值则为:
undefined
因此, 当undefined时, 理性的农户会选择土地长期投资;当undefined时, 理性的农户则选择只对土地进行短期投入。
根据以上的简析可以得出结论:当农地地权不稳定时, 地权变动概率的大小直接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决策。影响地权变动概率的因素诸多, 包括土地供需情况的市场因素以及土地的地理位置、肥沃程度等非市场因素。可以说, 不稳定的地权如同对农户征收的一项随机税一般, 降低了农户的生产投资的积极性。[1]而这些因素影响地权变更的程度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约, 合理明晰的土地权利变更法则可以降低土地使用权的不确定性, 使农户能够在一定程度对农地使用权变更的概率做出正确预期, 以便更加理性地选择生产行为, 最终实现经济权益的最大化。
四、农户土地投资的效用分析
1.农户拒绝土地投资决策下的经济效用
当农户的生产决策为不进行土地投资时, 稳定的地权制度与不稳定的地权制度产生的效用差值为:
R=U1-U3=p (L-M)
明显的, 当且仅当L≤M时, 有△R≥0, 由△R≥0可以推出:U1
2.农户选择土地投资决策下的经济效用
当农户的生产决策为进行土地投资时, 稳定的地权制度与不稳定的地权制度产生的效用差值为:
R=U2-U4=p (r*K+L-M)
从该式可知, 当且仅当M≥ (L+r*K) 时, 有△R≥0, 由△R≥0可以推出:U2
3.现阶段我国农户的土地投资效用损失
现阶段, 随着城市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 农地征用是农地使用权变更的主要形式,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前两项的补偿标准分别为该耕地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和4～6倍, 两项之和, 低线是10倍, 高线为16倍, 特殊情况最高不能超过30倍。就农地本身的农业生产价值来说, 这样的补偿标准不一定低于农地的土地价格, 特别是在人均耕地面积占有量少的区域和当采用最高限额的土地补偿倍数和安置补助倍数时。[2]然而, 对于诸如土地经营损失、租金损失以及其他各种因征地所致的费用损失等均未列入法律补偿范畴之内, 即便是在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规范操作征地补偿费用发放的情况下, 也很难保证补偿费用M≥L或M≥L+r*K。因此, 我国农民生产主体在不稳定的农地使用权制度下的农地权益损失可以衡量为:
p (L-M) or p (r*K+L-M)
根据以上对补偿费用M的分析, 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中, L≤M或M≥L+r*K的情况几乎不会发生, 在不稳定的农地产权制度下, 农民生产主体的经济损失为正值。且损失的大小还受到土地使用权变更的概率p的影响, 城乡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 必然会有更多的农地被纳入征用范围之内, 由于土地使用权变更的发生概率较大, 从而增大了农户的农地经济权益损失。在对土地进行投资的情况下, 除了补偿费用和地权变更概率外, 土地增值系数、土地投入资本也是影响损失大小的因素, 土地增值系数越大、投入资本越多, 农户的损失越多。
五、研究结论
以上的研究表明, 不稳定的地权使土地分配频繁调整, 农户因缺乏对土地的稳定预期, 且不稳定的地权也降低了土地及其附着物的投资交易价值, 容易影响农户投资土地的积极性, 从而导致农业绩效的下降、农业生产力长期被压抑。地权不稳定是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显著特征。地权的稳定性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投资和交易活动, 对农民的收益产生作用, 并进一步影响农业绩效。土地作为农民生产主体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形式, 稳定的地权是体现土地财产、交易价值、收益价值、保障价值的前提。因此, 农村进行土地工作改革必须要明确农民对农地的主体地位。无论土地制度如何变迁, 农民始终是土地的主人, 享受对土地的财产权利或契约权利, 政府始终只是充当土地的管理者, 凭借其政权而拥有对土地的管理权。只有改变农村土地的行政属性, 确认和保障农民的地权, 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物权效力和长期保障机制, 农村土地流转才能健康发展, 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才能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Besley.T.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Incentive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hana[J].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 1995, (05) .
农户投资行为试析 篇3
1 边远贫困山区农户家庭教育投资概况
家庭教育支出包括家庭直接教育费用支出﹑教育集资﹑教育附加费﹑技术培训费。长期以来，我国农户教育投资明显不足，具有增长快﹑绝对量少的的特征。就教育投资与消费比较看，从1990年到2003年，教育投资占农户家庭当年生活消费的比重由5.37%升至12.13%，升幅达6.76个百分点。十多年来，虽然农户教育投资支出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但是其绝对量依然很低，2003年人均仅为235.68元，而同年城市居民人均为934.38元。教育投资增长主要来源于教育价格的上升，农户教育投资的地区差距趋于扩大。
《中国西部省份社会经济发展监测研究》(2006)调查结果显示，西部居民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1628元，培养一个小学生每年的费用占到西部家庭年收入的3.9%;培养一个初中生每年的用要花费年收入的77.3%;培养一个高中生每年的费用要花费年收入的25.2%，而培养一个大学生每年的费用则要花费家庭年收入的69%。许多家庭由于难以及时拿出这笔教育费用，就只能靠借贷来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超过17%的家庭将“交学费”当成了借贷的主要目的，58.8%的西部青年认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最有可能导致家里的孩子不能继续读书。由于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的存在，教育不但没有发挥缩小社会不平等的重要作用，反而因为其自身的不平等而成为进步加剧城乡不平等的动力机制。
2 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家庭教育投资受投资能力、投资意愿、投资环境以及政策等多方而因素的影响，其中前两者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且投资能力本身也影响投资意愿。
设农户的总效用为U，则U=U (K, I)，其中K表示教育投资，I表示收益。在此情况下，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所满足均衡条件就是：dU=0, dU=(U/K) dK+(U/I) dI，有(U/K) dK=-(U/I) dI。
这就是说是农户决策的“最低”条件是：边际投资等于边际收益，即农户愿意为子女教育投资的最后一单位的资金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值等于因此而产生收益的效用值。当然，农户的实际决策条件是：dU≥0，即(U/K) dK≥-(U/I) dI，换言之，农户的净收益I-K≥0，否则农户会做出其他选择。
这里的收益I可用式子表示为，I=I (m)+I (s);其中I (m)为来自物质方面的收益，I (s)为来自精神方面的收益。来自物质方面的收益主要表现为“养儿防老”的期望、对子女将来取得更大收入的预期以及儿女对自己事业的继承等方面;来自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表现为“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孩子对家庭生活带来的快乐、培养孩子的成就感、社会评价等方面。后面我们会着重讨论农户的教育预期。
在这里，影响农户的投资决策主要有经济状况、人口结构、环境氛围、时间偏好及其他因素等。其中，经济因素是决定性因素，包括家庭的收入情况和支出情况，决定了农户教育投资的直接成本，对家庭而言，教育直接成本一般包括学杂费、书本费、交通费、住校费和因上学而额外增加的伙食费用等;人口结构也大大的影响农户的教育投资决策，人口多少与性别差异是主要的原因，在边远贫困山区，妇女仍承担着生育与抚养孩子的主要任务，与男人相比，其教育投资需求较弱，因此，妇女教育必然大受影响;农户所在地区的环境氛围也对农户的教育投资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地区越落后，教育观念也越是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所谓时间偏好率测量的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对现在的事情比未来的事情看得更重要。时间偏好率越强，意味着人们对于当前利益看得越重，反之则相反。其他因素包括农户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国家相关教育政策、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等，在我们调查时就发现：农户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对孩子教育投资就越大，农户的教育投资观念相对较高;国家政策是一个宏观条件，例如，“一费制”的实行就大大减轻了农户的教育负担。
3 农户对教育投资的预期
家庭是否进行教育投资，教育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以及家庭成员的学习积极性如何，除了受家庭经济条件、成员素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制约外，还受家庭对于教育投资的收益预期这一重要因素的制约，包括两方而:
(1）利润预期：
一般说来，如果农户预期教育投资得不到补偿，就不会投资，他们会把资本和精力转移到另外的方向去、比如让孩子从事农业生产;如果预期教育投资的利润低，则投资积极性降低，投资减少;如果预期投资利润高，则投资积极性提高，投资增加，这也是很多地方出现“博士村”等现象的主要原因。
(2）机会成本预期：
教育投资有利润，人们未必一定有投资积极性，关键要看其机会成本的高低。机会成本是人们在作出或进行一项活动时所放弃的其它可供选择的最好用途。可以从两方而来看机会成本预期对家庭投资选择的影响。第一，只有当教育投资的收益大于或者至少等于其它投资的收益时，也就是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为负数或零的时候, 人们才会进行教育投资;如果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大，也就是从事其它活动能够获得类似于甚至高于教育的收益，人们就会放弃或减少教育投资而寻求或增加其它投资。
4 集中资源办学条件下边远贫困山区农户教育投资行为选择
在贵州省雷山、威宁、长顺等贫困县，由于许多学校被拆并，农户的教育负担大幅上升，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学生的生活费﹑住宿费等, 加上近几年来受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带动农户的机会成本也随着增加, 直接造成农户教育成本的增加, 于是, 集中资源办学政策的执行就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总的来说，对边远贫困山区, 由于集中资源办学政策的执行而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因为路远及路途危险，家长担心孩子尤其是女童的安全，因而造成新的失学辍学;普遍推迟入学年龄，而学生年龄大了以后再去读低年级有的学校不收，或产生自卑心理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而辍学;增加了孩子的体能消耗，尤其是中心校的走读生体能消耗大，学生的学习效率大打折扣，隐性失学多，享受不到集中的优秀资源;寄宿制学校多半在乡镇中心和公路沿线的行政村，由于母语与教学语言上的差异，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理解有难度，易产生心理负担或文化的隔离;寄宿生的生活开支增加了农户的教育成本，造成新的失学辍学。
对边远贫困山区而言，教育投资有着奢侈品和高档品的性质，农户对教育投资有潜在的需求，但教育投资需求受到农户收入水平的制约正是贫困农民面临的实际问题。在现有收人水平下，大部分的农户尚处于应付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阶段，教育投资需求的满足处在从属地位。同时，由于近几年农村学费持续上升，农村文教价格持续增长，替代效应也导致农户的教育投资增长缓慢。在供养子女接受正规教育时，学杂费、书籍、各种供给以及交通住宿支出是一种直接的货币投人，在农村，人们往往根据这些费用的升降来决定是否让孩子继续读书。
农户行为具有双面性，他们的教育投资行为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由于条件的限制，他们的行为选择就是短期利益最大化，而缺乏长远的思考!教育成本的增加，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家庭教育投资决策，只有靠调整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来降低教育投资成本，迫不得已的将教育负担转嫁到子女的身上, 再加上集中资源办学带来的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最终就是造成新的失学和辍学，进而成为边远贫困山区基础教育发展的一道屏障!我们呼吁政府完善并落实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政策，加强对边远贫困山区的教育投入，促进省级政府改变集中资源“一刀切”的做法，因地制宜的调整山区校点布局，支持边远、贫困少数民族山区分散的校点，保证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避免弱势群体被边缘化。
本文数据来源：陈卫洪，《集中资源办学对边缘贫困山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贵州部分)》课题组。
摘要：随着集中资源办学政策的逐步执行, 教育收费的门槛逐渐提高;同时, 政府为节约教育成本, 无形中将这部分负担转嫁到农户的身上。处于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农村家庭, 很难承受如此高昂的教育投资成本。可以肯定, 集中资源办学, 拆掉半数甚至半数以上的乡村小学以后, 边远贫困山区农村基础教育状况将更加严峻。在这过程中, 农户家庭教育投资决策被迫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农村儿童 (尤其是女童) 将由于种种困难及条件的限制而丧失原本脆弱的受教育公平权利。
关键词：集中资源办学,教育投资,家庭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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