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行为（精选12篇）
投资行为 篇1
一、投资者心理
在金融市场中不论投资者是个人还是机构, 在进行投资时都试图以理性的方式进行。但是作为普通人, 由于其专业知识匮乏, 在进行投资时不能进行完善的风险预测, 所以投资决策都属于非理性的。并且在决策的过程中容易受到认知过程、情绪、动机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 不仅普通人在进行投资时容易受到因素影响, 一些投资机构, 即使具备专业的知识和平台, 在投资的过程中也不够理性。而导致股价和投资者行为异常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知的偏差, 另一方面则是投资者心理情绪的变化。所谓认知偏差是指, 一些具有良好教育的投资者, 拥有相关金融知识, 但是面对财经信息时却做出错误判断。 (1986) B lack在论文中指出, 认知偏差的产生主要是因为, 投资者在进行决策时, 总是被永久性的噪音包围, 而噪音的存在影响着投资者做出理性的投资;另一方面受到记忆、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在投资者对信息进行处理时容易导致认知的偏差。 (1999) K aufm an认为心理情绪化会影响投资者投资行为, 并且这种市场情绪化, 容易产生传染, 导致更多的投资者受到影响。其次, 由于心态的变化, 也会影响投资者对信息进行正确的处理。由于心态过于乐观, 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容易过度自信, 导致对信息的处理行为比较少, 而我国证券投资者往往过于自信, 股价一旦上升, 就容易产生冲动的购买, 并且不会过多的思考。
二、投资者行为分析
(一) 自信过度
对于我国证券投资者而言, 普遍存在着过度的乐观情绪。而股民的投资行为往往来自于这种膨胀的自信心, 对公司未来收益并没有进行准确的分析和预测。特别是在股价上升时, 这种行为表现更加明显。特别是在2014年11月以来, 中国股市的突然爆发式的增长, 导致投资者的自信心过度膨胀, 乐观心理增加, 在进行投资时, 股民对企业的盈利情况都保持着高度的乐观态度, 导致全民炒股现象的发生, 更有甚者将自己全部的积蓄投入的证券上, 也正是这种行为, 导致一些庄家在操控股市时更加便利, 并从中牟取暴利。市场投资变得紊乱, 投资者的盲目投资, 不仅让证券市场变得波动性大, 而且很多股民也发现这种股价最终也如同泡沫市场, 很快就进入了急速倒退的情况。
(二) 赌博心理
对于一些股民而言, 存在着赌博性质, 认为证券投资可以让其一夜暴富。对于证券市场而言, 赌博和投机性其实是相互联系的, 其实从某种层次分析赌博, 其占据着很大的投机特性。而股市具有投机性, 在股民进行投资行为时, 受到投机性的引诱, 引发了严重的“赌徒式”投资行为, 这类股民在进行投资时, 往往带有赌博性质, 所以在进行证券投资时, 就不会全方面的分析证券市场, 而这种投资也导致证券时的投机性更多。从我国证券市场现状而言, 我国股民在进行投资时, 换手率极高, 特别是散户投资者在进行投资行为时多为短线投资。而这种方式的投资, 主要是为了可以快速致富。另外, 我国证券投资者存在着暴富心态, 这也是很多证券投资者具有的心态。我国股民进入股市的只要目的就是为了致富, 同时由于一些错误的公众信息, 产生了错误的影响。所以, 在进行投资行为时, 并不在意股市的变化, 只注重其投资可以得到多少利益, 更不会在意股价的高低。这种心理也加剧了证券市场投资的投机性增加。
(三) 从众心理
我国证券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 主要的行为还具有从众心理。一方面是由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不够坚定, 导致经常听取别人的意见进行投资;另一方面我国证券投资者自身的知识也不够完善, 在进行投资行为经常出现迷茫的状态, 并不能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准确的分析。在进行决策时经常跟风或者随大流, 没有属于自己的投资理念, 对于自己所投资的股票更不会坚持。所以在进行投资时, 投资者经常对其他人进行模仿, 因此导致证券市场在某些阶段经常出现股票买卖相似的现象。由于投资者之间的模仿行为, 导致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同时这种投资模式也会影响金融危机的发生。我国证券研究学者在对市场进行和发现投资者不仅存在着羊群效应, 在和美国相比较后发现, 这种现象严重高于美国。
根据中登公司统计年报可以发现, 2007年我国新增A股账户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在2007年9月18日突破了1亿的大关, 而一个月后牛市见顶。股价的攀升导致从众股民人数急剧增加, 而这些股民往往是没有投资知识, 此时进入市场更多是受到羊群效应的影响。
(四) 政策心理
对于我国股市而言, 股民存在着复杂心理。及时我国已经加快了对证券市场的改革, 但是目前证券的主要监督者还是政府, 其投资环境还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所以股民认为我国证券市场为“政策市”;但是另一方面, 当证券市场出现重大波动时, 股民又希望政府可以及时的提出政策, 稳定证券环境。这种复杂的投资心理和行为, 都说明我国证券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 股民过分依赖政府政策。因此股民的投资行为和政策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政府政策一旦有利于股价上升, 导致股民自信心上升, 盲目入市的股民增加, 证券市场活跃度上升, 交易频率自然增加;而一旦出台的政策并不有利于股价, 证券市场的交易频率也会过快的降低。
三、投资行为策略分析
(一) 逆向投资
所谓逆向投资是指对于一些表现糟糕的股票进行购买, 同时将一些长期增长的股票卖出。这是由于股票市场的反应一般不是过度就是不足。在反应过度时对其进行修正, 可以使过去一些投资收益比较差的股民, 在将来的表现可以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保证投资者可以获得超预期的回报。这一策略的最初投资者是戴维德尔曼, 因此他也没人们称为逆向投资之父。在金融行为理论中, 认为投资者对投资行为进行决策时, 往往只注重上市公司近期的表现, 所以对于短期持续增长的行为, 容易反应过度;而对一些近期表现差的公司, 在进行评估时对其期望值过度, 导致为股票的套利提供了机会。所以在实施逆向投资时, 需要对上市公司的各个指标进行评估, 并严格按照投资策略进行选择, 不能单一的选择股票下跌会持续下跌时就选择购买, 而是要保证该股票是由于股民反应过度而导致其价格偏离的实际价格。同时, 投资者需要有一定的恒心, 保证持有股票的时间。
(二) 惯性投资
逆向投资是基于股民反应过度而提出的投资策略, 那么, 惯性投资则是针对反应不足。股票价格在持续上涨时, 需要经历一段时间, 所以即使以很高的价格进行购买, 仍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润。在进行惯性投资时, 股民需要对大众的投资行为进行观察和研究。对于已经上市一段时间, 但大众投资者仍然保持迟疑的股票, 可以及时购买, 顺应股票市场。由于投资者的个性、投资者的类型都有所不同, 所以惯性投资的时间也会有所差异。但是股民在进行投资时, 要注意并不是说股票价格高就需要买入, 还要对于一些被投机行为而导致价格虚高的股票, 这类股票显然是不合适投资的;而对于一些股票上涨的原因是因为其股价情况有所改善的股票, 因此在进行惯性投资时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和技巧。此外, 投资者需要注意惯性投资策略是一种短期的投资, 所以更适合一些有投资经验的人。
四、总结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多为中小投资, 所以其投资行为会直接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发展。因此对投资者投资行为进行研究, 可以更有利于对证券市场进行改善, 同时提高投资者在投资行为中的理性化。本文在进行研究阐述时, 出来对投资行为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同时为了改善这种不理性化也提出了相对应的对策, 为投资者提供一定的方法, 帮助其在进行投资行为中可以更理性,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投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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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石颖.中国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行为研究[D].山东大学, 2007.
投资行为 篇2
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并结合公司的现状，为了依法规范公司的销售行为，创造良好的环境，现对销售行为做以下明确规定：
第一条：严禁在QQ群中发布涉黄、涉及政治敏感话题、有损国家领导人形象以及其他国家明令禁止的图片或文字。
第二条：严禁与客户发生正面冲突，出现辱骂、对骂、打架等行为。
第三条：严禁冒充公司分析师或客服为客户指导股票操作！
第四条：严禁客户投诉问题隐瞒不报，严禁私自为定金用户指导股票及提供操作！
第五条：严禁承诺分析师代客理财及分享收益；
第六条：严禁以任何理由拒接已成交客户的电话或将已成交客户拉黑等现象；
第七条：严禁私自更改公司规定的收费标准、服务内容、服务期限和收费方式；
第八条：严禁任何形式的承诺收益或者变相诱导的承诺收益；
第九条：严禁私自与非法和不正规经营的公司员工来往；
第十条：严禁误导或暗示客户:公司或与其它机构合作联合操纵股价；
厦门金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投资行为 篇3
国外对于投资情绪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研究结论，而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还未成型。中国的机构投资者正在努力，为普通投资者把握市场投资情绪开辟路径。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近日宣布，正式发布首期“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并将于每个季度发布一次调查结果。该风向标旨在通过严谨专业的调查，了解中国投资人的投资情绪、行为与风险偏好。首期调查结果显示，投资人总体投资情绪指数为121，显示对于2013年的股市预期较为乐观。
填补投资行为调查空白
上投摩根推出“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旨在通过严谨专业的调查，了解中国投资人投资情绪、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
注重专业性是该调查的突出特点。据悉，国内著名研究咨询机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代表上投摩根进行风向标调查，并通过德尔菲专家法建立指标体系，在北、上、广三地以流动拦截为主要调查方式，调查1200名投资决策人（年龄为25～60岁，个人或家庭持有的金融流动资产在10万元以上，过去一年购入过至少一种金融投资工具），主要调查内容涵盖投资人情绪指数、投资人风险指数、投资人投资行为研究等三部分，首期调查于2012年12月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该调查还借鉴了海外市场的丰富经验。据了解，摩根投资人信心指数调查1990年始于摩根资产管理英国，具有20多年历史。随后在德、法及其他欧洲国家发布。迄今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地区多个国家地区也先后推出类似指数，其中中国香港和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印度分别根据当地市场情况推出本地投资人信心指数，并受到当地市场广泛欢迎，具备一定的投资风向标意义。
目前国内市场对投资人行为与心理的专业调查研究并不多，“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的发布，恰恰填补了这块空白，有利于客观及时了解投资者的心理及行为，引导投资人与市场不断走向成熟。上投摩根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上投摩根希望通过投资风向标的发布，用严谨专业的调查，倾听投资人真实的声音，了解投资人的实际投资行为与看法。
该项目研究通过德尔菲专家法建立指标体系。德尔菲法是一种直观研究方法，本质是利用专家的知识、经验、智慧等信息，通过一定方式进行信息交换，逐步取得较一致的意见，达到科学研究的目的。这种方法具有广泛代表性，较为可靠。
调查涵盖三大指数
上投摩根表示，“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内容涵盖摩根传统的情绪指数，亦纳入了投资人行为研究等新鲜内容。该调查由投资人情绪指数、投资人风险指数、投资人投资行为研究三部分内容构成。
第一部分是投资人情绪指数。此数值，由调查被访者对有关六个投资人情绪问题之结论所得。该六个问题分别是：沪深股市走势；中国经济环境；中国投资市场气氛；全球经济环境；个人资产升值的可能性；增加投资金额的意愿。
该指数与摩根香港、摩根台湾已经开展的“摩根投资人信心指数调查”采取同一问卷、同一执行方式、同一指标体系、同一输出结果。指数结果能够直观反映投资人的投资情绪，连续多期监测可以观测投资人投资情绪走势。
第二部分是投资人风险偏好指数。先对不同投资工具进行风险评级，再通过受访者持有投资品的种类、各投资品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得出投资人的风险偏好评级，进而得出投资人风险偏好指数。该指数可呈现目前投资人的风险偏好程度，描述不同人群风险偏好特征。
上投摩根投资人风险偏好指数以0～100分制对指标进行评价，对应R1～R5（风险从低到高）五个投资人风险偏好评定等级。该指数核心问题为询问投资人目前持有投资品的种类与占总投资金额比重。
第三部分是投资人投资行为。首先，了解投资人现有投资品类的持有情况，及未来六个月持有投资品类变动情况，获得目前市场上热门的投资品类、投资品变更意愿。其次，此部分研究结果可与投资人背景资料等进行交叉，得出当期投资人行为特点。最后，通过询问投资人止盈止损设置情况，深入了解投资人的投资习惯。
投资者对2013年股市乐观
首期实地调研（数据收集）时间为2012年12月3日～14日，零点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同步进行。每季度每样本城市采集不少于400个样本，总量不少于1200个。
据首期“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调查，对2013年股市整体表现，中国投资人情绪指数为121（该指数采用0～200打分制，其中低于100为负面，大于100为正面），表示中国投资人投资情绪乐观，但表现出“心动但不行动”的投资态势，观望情绪较为浓厚。半数投资人对增加投资金额持中立态度，北京投资人增加投资意愿居于首位，上海其次，广州垫底。同时，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半年工资收入会增长。
在投资回报上，在最近一个季度投资人持有的投资品类中，投资品“债券”平均年化收益达到11.6%，为最高，其次是实物黄金与纸黄金。投资人获得更高收益的关键是设置止盈点，懂得“见好就收”。调查显示，设置了止盈点的投资人平均收益最高，然而有超过七成受访者未设置。已设置止盈止损点的投资者，大部分都能严格执行，其中设置止损点的投资人占比为9.7%，高于设置止盈点的4.7%，看来投资者相对更关注亏损控制。
从总体来看，股票、基金被持有率最高。分城市来看，北京投资人相对更倾向于国债（持有率北/上/广：22.9%/8.5%/5.9%）；上海投资人更乐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持有率北/上/广：32.4%/42.1%/20.5%）与返还型保险（持有率北/上/广：21.2%/40.0%/17.1%）；广州投资人则更热衷于投资基金（持有率北/上/广：34.8%/29.5%/46.1%）。
证券投资者行为及投资策略研究 篇4
一、投资者心理与投资行为
在金融市场中,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试图以理性的方式判断市场并进行投资决策。但作为普通人而非理性人,他们的判断与决策过程会不由自主地受到认知过程、情绪、动机以及自我控制等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人们的决策过程和信息加工方式并不遵循贝叶斯法则,不仅包括个体投资者,即使是拥有大量理论知识背景和信息优势的机构投资者也不具有理性投资者那样恒定的标准,他们在决策时因为不同的描述和框定而产生不同的偏好。对于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的股价异常与投资者行为异常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可以从认知偏差和投资者的情绪心理来解释。从认知偏差层面来看,所谓认知偏差指的是智力正常、教养良好的人却一贯地做着错误的事情。偏差产生的根源:一是由于人类信息处理过程产生的,金融市场的“信息大爆炸”往往使真正有用的信息难以甄别,Black(1986)提出了“噪音交易者”概念,明确指出投资者被永久性的噪音包围着,这些噪音的存在使他们很难做出理性的决策。同时,人们的记忆、情绪等因素往往会导致在处理信息时产生认知偏差。另外,人类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也导致了认知偏差的形成。二是由于规律识别产生的,De Bondt(1991)的研究表明,由于投资者对于信息的错误理解,他们会在没有规律的地方发现“规律”。在看似存在规律的金融市场里,他们的行为会产生混乱,认知偏差随之产生。比如,有些投资者经常根据近期的股价变化来预测未来较短时间内的价格趋势,他们假定当前的价格趋势能够持续下去,进而买入股票,一旦股价发生逆转,投资者就会遭受损失。金融市场中常见的认知偏差有过度自信、保守主义偏差、框定依赖、事后聪明偏差、小数定律、损失厌恶、后悔厌恶、处置效应、心理账户。一般来说,认知偏差无法彻底消除,对投资者来说尽可能做到自我控制。从投资者情绪层面来看,Kaufman(1999)认为情绪化是有限理性的来源,市场层次的情绪可以影响未来交易者行为,它容易传染,使更多的投资者都产生相应的情绪状态并对其后的行为产生影响,很多具备某些情绪特征的投资者会进一步受到影响。另外,心态也可以对投资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心态可以影响人类认知过程中对信息的处理,乐观的心态会导致较少的信息处理而且容易使人充满信心。在牛市中,投资者往往表现为过度乐观,股价上升促使他们不经深思熟虑而选择新的投资对象。
二、我国证券投资者的心理与行为分析
(一)过度自信
我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普遍存在较强的乐观情绪。人们在股市中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种自发乐观情绪,而不是取决于对公司未来收益的期望。这种普遍乐观的情绪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表现十分明显,特别是在股价持续上涨阶段。从2006年年中开始,在中国股市连续走强,人们的投资情绪高度膨胀,整个社会弥漫着对企业盈利增长的乐观预期,出现了全民炒股现象,正是因为这种普遍乐观的心理驱使人们将绝大部分储蓄资金投向股市,为部分庄家操纵股市、谋取暴利提供了便利,导致市场投机性增强,股价泡沫膨胀。
(二)赌博心理与暴富心态
我国投资者普遍存在赌博心理。股票市场的赌博特性是与投机性密切联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赌博特性就是投机性。股市的投机性强,也就隐含着较大的赌性。这种赌性的存在引诱了一部分“赌徒式”投资者的热情参与,而这类股民的热情参与势必又会增强股市的赌博性和投机性。从我国股市极高的换手率来看,部分散户投资者短线频繁操作,其目的是为了快速致富。另外,我国投资者普遍存在暴富心态,其实这正是人类贪婪本性在股市中的体现。进入股市中的股民大都是为了赚钱而来,并且由于有些公众信息的不正确引导,可以说进入股市中的投资者很多都是为了发财致富甚至是为了暴富而进入股市的。因此,他们在炒股过程中,往往追求赚大钱,既不分大势的强弱,也不论股价的高低,买进股票就想赚钱。如此的心理势必会增强股票市场投机性。
(三)从众心态
我国投资者普遍存在追随时尚的从众心理,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表现为跟风、跟庄、随大流、不能坚持自己的既定投资理念和投资风格。个体的羊群行为引导投资者之间学习与模仿,从而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似的股票或同时进出股市,出现群体意义上的羊群行为。由于羊群行为是涉及多个投资主体的相关性行为,对于市场的稳定性效率有很大的影响,也和金融危机有密切的关系。宋军和吴冲锋、施东晖和孙培源对我国股票市场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不仅存在羊群效应,而且其程度高于美国证券市场。
单位:户数据来源:中登公司 注:①新增开户数指当日新开出的户数;表中数据为沪、深合计数
从上表我国三年同期的证券开户数量对比可以看出,我国投资者的从众心态是十分明显的。由于近期股市一直走高,证券开户数量也同比激增,而新增的投资者大部分没有任何投资理财知识,完全抱着一种追求时尚、暴富的心态。
(四)政策依赖偏差
我国的股市在投资者心目中是个“政策市”,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经加快了市场化改革步伐,但是目前还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市场补充为辅的投资环境。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一直被理解为政策市;另一方面,每当股市出现重大动荡,人们又不断呼唤政策干预。这种矛盾心理和股市中的诸多双重标准一样,都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整个发展过程是在扶持中成长的。我国股民在政策的反应上存在严重“政策依赖性偏差”。投资者的交易频率主要随政策的出台与政策的导向发生着变化,利好的政策出台会加剧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偏差,导致交投活跃,交易频率加快;利空的政策出台投资者“过度恐惧”,偏差往往会使交易频率有较大幅度下降。
三、行为投资策略分析
(一)逆向投资策略
逆向投资策略是一种典型的以行为金融学理论作指导的投资策略。它是指购买进表现糟糕的股票,并卖出同期表现出色的股票。由于股票市场经常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的,对反应过度的修正会导致过去的输家的将来表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从而产生长期超常回报现象。该策略最初由戴维·德瑞曼提出并运用,因此,他也被华尔街和新闻媒体称为逆向投资之父。行为金融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的近期表现,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最终为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通常采用逆向投资策略的几种方法为:低P/E (市盈率)策略、低P/CF (CF表示每股现金量)、低P/BV (BV表示每股账面净值)策略、低P/D (D表示每股股利分红)策略。逆向投资策略实施时必须对各指标有准确的估计,严格按照投资策略的要求选择股票,不能单纯地因为某些股票价格下跌或持续下跌就购入,必须确保股票是由于投资者反应过度而偏离了应有的价格。此外,逆向投资者必须要有恒心,努力克服人性中急功近利的弱点,愿意持有股票时间更长一点。总之,逆向投资策略是一个长期风险小、回报高的交易策略。
(二)惯性投资策略
惯性投资策略是针对行为金融学中的“反应不足”现象应运而生的一种投资策略。在反应不足中,股票价格自开始上涨直至达到顶部通常有持续一段的过程,顺势交易者如果在股票价格出现上涨趋势时购入,虽然价位较高,但是日后能够以更高价格卖出,仍然可以获利。惯性投资策略要求投资者衡量一般投资大众的意见,在市场已经启动,但大众对信息表现出谨慎和迟疑时,及时抢进,顺应市场趋势操作。投资者的个性、所获得的信息量以及投资者的类型都将影响惯性时间的长短。Jegadeesh和Titman(1993)的研究发现,在三到十二个月范围内,以前盈利的股票总体上比以前亏损的股票表现的更好,因此在股票价格方面存在着一种“趋势”。Lakonishok(1996)发现,高惯性股票较之低惯性股票,在此后一年间的收益率要高出8%～9%。惯性投资策略的关键是评价股票的“动量”,其选股方法分为价格动量模型和收益动量模型。惯性投资策略并非是要投资于股票价格被炒高的投机性股票,而应当投资于价格上涨向基本价值靠拢或者基本面情况将有所改善的股票,故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分析。另外,投资者应该注意惯性投资策略是一个短期策略,风险很高,仅适合有丰富投资经验的投资者。
(三)小盘股投资策略
小盘股投资策略就是选择流通股本数量较小的价值型股票进行投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由于小盘股流通盘子小,股价极易波动,投资者极易采用波段操作方法获得收益。当然,在这个定义中,关于小盘股的数量界定,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如美国证券市场上的所谓小盘股,可能比新兴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大盘股的盘子还要大。另外,不同的时期,对小盘股的数量定义可能也有变化。Banz(1981)发现股票市值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大而减少的趋势。Fama和French (1993)的研究表明,小盘股效应很可能是由小盘价值股引起。Siegl (1998)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小盘股比大盘股的年收益率高出4.7%,而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一月份。Pradhuman与Bernstein的研究也证实当工业产值增加时、通货膨胀加速、债券等级利差缩小、经济高涨时,投资者应转向有利的小盘股的投资。在选用小盘股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那些被选中公司易受一系列的令人失望消息的影响,这些消息能导致一个股价长期下降的模式;其次决定是否有一个潜在的公司价值改善的信号发生;最后通过研究和分析公司价值改进信号的力量和质量、管理层乐观预期的合理理由以及导致结果改善的潜在的催化剂。
(四)集中投资策略
集中投资策略,简单地说,就是选择少数几种可以在长期拉锯战中产生高于平均收益的股票,将大部分资本集中在这些股票上,不管股市短期跌升,坚持持股,稳中求胜。沃伦·巴菲特是集中投资策略的运用高手,他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然而,他认为他的投资策略非常简单明了。不用学习电脑程式,或研读厚厚的投资银行手册。投资者所做的事,不超出任何人的能力范围。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投资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应该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要超前的优势信息,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投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并非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知偏差或锚定效应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大多数投资者受传统均值方差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不会在机会到来时集中资金进行投资,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也同时分散,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应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多的收益。
四、总结
在我国个人投资者中,中小投资者占绝大部分,其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其决策行为的非理性,也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我国股市的过度投机与波动,与缺乏一个理性投资者队伍有关。因此,应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投资知识和技巧教育,提高他们的投资决策能力和市场运作效率,减少其非理性行为特征。对于机构投资者,要提高其投资管理水平。行为金融学为投资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投资建议,在投资过程中,投资者应该不断反思自己的决策过程与行为特征,尽量减少认知偏差和情绪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充分应用各种行为投资策略,避免投资损失。
摘要：行为金融学注重研究证券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的心理特征，其对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决策假设使其能更好地解释许多证券市场异常现象。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对证券投资者心理与行为特征进行分析，我国证券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有逆向投资策略，惯性投资策略，小盘股投资策略。
关键词：投资者行为,投资策略,行为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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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行为的非理性 篇5
企业投资行为的非理性
在企业投资规模既定的前提下，企业投资内部结构成存在很大差别，有企业主动扩大生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技术改造开发投资；也有因企业销售困难而被动增加的存货资；还有企业通过合资经营﹑兼并收购等形式扩大生产规模的股权投资；等等。企业投资结构不仅决定着企业投资效益的好坏，而且对一
国经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深化有有深远影响。
1.企业技术改造开发投资不足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决定我国企业投资结构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基本建设投资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投资结构在20世纪初90年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远大于要素投入的贡献，技术进步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原有的企业投资结构中由于技术改造开发投资不足，迟滞了企业技术进步的步伐，从长远看，影响了企业竞争力和企业价值。
尽管技术改造开发投资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已经得到充分认识，但是从实际的技术改造开发投资情况看，更新改造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八五”以来逐年下降，从“七五”时期的35左右下降到30左右，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显得很低。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比例高达77，日本制造业在同期该比例达到50，原材料行业达60，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技术改造投资比例也都在40以上。从企业技术开发的经费支出看，我国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从1990年的133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339亿元，增加近2倍。但是，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却仍然只有1.37，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一般为3到5左右。
造成我国企业投资结构中技术改造开发投资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于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创造新产品所能带来的超额利润，技术进步的压力来自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缺乏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动力和压力，缺乏应有的风险机制和责任机制。第二，我国目前的技术创新机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传统的技术创新机制下，首先由国家制定科技发展战略，科研单位﹑高等院校接受上级的技术研究和发展任务，完成任务后交给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会同主管生产部门商量新技术的中试和生产安排。企业在接到任务后在实验﹑调试，直到生产出合格产品。在这种僵化的技术创新机制中，生产和科研脱节，企业没有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承担起技术开发，中试和试生产的主要任务。第三，企业技术开发投资相对于企业的一般投资项目来说是高风险高收益项目，一项产品创新，从构思到设计，从开发到中试，最后成功地投入市场，成功的几率只有1-2。产品从开发﹑中试到投入生产的资金需求之比大致为1：10：100。长期以来，我国对创新企业的金融支持主要通过向其提供低息贷款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创新企业的融资需求不相适应，影响了我国的创新企业的发展。由于我国对代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创新企业缺乏相应的金融支持制度，限制了这种具有高技术开发投资倾向的企业缺乏相应的金融支持制度，限制了这种具有高技术开发投资倾向的企业发展，这也是构成我国企业技术开发投资比重过低的原因之一。
2.企业购并投资不足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企业面临着增长方式转变和重大结构调整的任务。党的“十五”大提出，需要以资本为纽带，建立一批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企业收购兼并被提到战略高度。然而，反观90年代以来我国的企业收购兼并所走过的历程，政府干预式的非市场化痕迹十分明显。政府干预过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主管部门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需要，阻碍本部门或本地区企业被其他部门或地区企业兼并，分割企业购并市场；二是政府硬性牵线搭桥，进行“调整合并”。这种通过行政手段，为了消灭当地企业亏损需要而促使资产流动的“调整合并”，由于忽视了通过市场化的产权转让优化配置存量资源的问题，其结果往往是效率不高，没有真正实现企业购并的目的。
相对于我国目前面临的巨大的结构调整任务，企业购并投资显得微乎其微，难以胜任企业购并市场的主角位置。我国企业购并投资之所以没有在企业投资中占一席之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企业投资选择来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对于发起购并的企业来说，购并往往涉及一次性较大的现金支持，这对企业内部现金流量和融资能力是十分严峻的考验。我国企业大多数是以银行为融资来源，单一的企业融资渠道，使企业缺乏稳定的资本资金来源，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内部现金流量水平和融资能力的扩张，进而使大批潜在的企业购并投资由于财务和融资方面的限制难以实现。此外，为了降低购并一次性支付的额度，发起购并企业可以采取多样化的策略，以低成本达到购并的目的，如以获得控制权方式或以争夺股东代理权方式等等。但是由于
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目前企业购并基本上采取整体接受方式，通过资本市场的低成本购并策略难以实施，这无疑增加了企业并购并投资的难度。其次，企业购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并对象选取是否得当和发起购并企业的出价是否合理，这需要对购并对象的经营情况和资产质量有一个科学全面的评估。发达的资本市场通过持续的信息披露机制和市场价值指标为发起购
并企业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从而大大地降低了企业购并市场的交易成本。由于我国企业产权证券化比例较低，企业购并更主要依靠非证券化的产权交易中心。这种非证券化的产权交易中心一般有沟通信息﹑咨询服务﹑资产评估和法律顾问的功能，其目的是通过专业化的服务降低企业购并市场的交易成本。然而，目前的产权交易中心一般有地方政府的体改委或国资局牵头，地方在政府批准，普遍带有明显的政府背景和行政色彩，交易主体职能﹑中介职能和监督职能容易混淆，仍旧是市场化程度很低的产权交易组织，这使得我国企业购并投资与新增投资相比交易成本过大，一般企业大都偏向于新增投资，抑制了企业购并投资动机。
3.企业投机偏好明显
在企业技术改造开发投资与购并投资不足的背景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则由于投资环境﹑治理结构和自身竞争的制约，不愿对实体经济领域进行长期投资，产业资本失去对实体经济领域投资的兴趣，为获得短期收益，将大量资金投入资本市场，使得市场价格水平不断升高，既形成了实体经济中的泡沫成分，也逐步加大了虚拟经济中的泡沫，并成为引发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的潜在因素。反映在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变化中，年终不分配红利的上市公司比例由1994年不足10上升到1997年的48，而1998年更高达55以上。市场对资金的引导作用也显现出来，当企业意识到市场这一特点后，纷纷将企业投入到高收益的短期投资中。2000年，深沪股票市场发行上市了133只新股，一级市场有效申购冻结资金共157560.8亿元，每只新股平均的申购资金为1184.66亿元。按每只新股3天的冻结期计算，2000年一级市场每只新股的申购资金总额为3553.98亿元。按开盘价和上市最高价平均计算，一级市场申购者从中获利834.48亿元。全年申购资金的收益率为23.48。1996年为7.40，1999年为8.07，2000年为7.55，基本处于下降趋势。而515家国家重点企业在2000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7.15，远低于同年投资深沪两市股票的收益率和一级市场申购新股的收益率。另外一种投机方式则是1998年以后，出于对开放创业板市场的预期，大量的投机性资本投入到创业企业中，以获取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间的投机性资本收益，是投机资本新的表现形式。
对于公司转投资行为的评析 篇6
[关键词] 转投资负面效应规制
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拥有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有自主运用资金的权利和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当然可以用公司的财产进行转投资。并且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对于活跃资本市场、扩展企业的经营规模、提高企业的经营效力，以及企业之间的联合具有积极的意義，所以法律对于公司的转投资行为是持肯定态度，但又正是由于转投资行为可能带来的无可回避的负面效应，所以对转投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以及如何进行限制也就成为本文论述的关键问题。
一、公司转投资行为的内涵
新《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转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可见公司的转投资行为虽为公司法所规范，但是公司法并没有对转投资的概念做出明确的规定，根据学者的解释，所谓转投资，一般是指公司为获取能够产生收益的财产、资产或权益而依法投资于其他企业的行为。按照行为的方向，转投资可以分为单向转投资和双向转投资，单向转投资是一公司向其他公司投资的单向行为，而双向转投资是两个公司相互向对方投资的行为。按照行为的性质，转投资又可分为股权转投资和债券转投资。股权转投资是指一公司取得其他公司的股份，债权转投资是指一公司购买其他公司的债券成为该公司的债权人，享受债权人的权益，但同时也担负一定的债权无法实现的风险。
二、公司转投资行为带来的负面效应
按照学界的通说，公司转投资行为主要会带来如下负面效应：
第一，导致资本的虚增。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公司拥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公司是以其全部资产对于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公司的股东仅对于公司债务承担间接的有限责任，故公司的资本就成为公司信用的基础，也是第三人判断是否与公司进行交易的重要依据，而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可能会形成一种资本假象，误导第三人做出判断，从而为以后利益受损埋下了隐患。
第二，损害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实质上是将股东的投资进行转投资，直接影响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也违背了股东对公司投资的目的，大大增加了股东投资的风险。同时转投资会降低公司实际控制的经济资源，降低公司的偿债能力，增加债权人风险，违反了资本维持原则。
第三，导致公司治理的失效。公司治理是指股东对于公司的监督机制，其核心是投资者或股东权益的保护，这一机制在具体法律制度上表现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由董事会聘任的经理）和监事会所组成的公司机构之间权利分配与制衡。而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很有可能会打破这种平衡机制，从而导致公司治理的失效或失衡。例如在甲、乙两公司双向转投资中，董、监事可能利用转投资控制本公司股东会。假设甲、乙两公司的董、监事相互协议，约定在甲公司进行重大的人事选举或表决重要议案时，乙公司对甲公司所持有的表决权，依据甲公司董、监事的意愿行使。反之，亦然。这样两公司的董事、监事均可利用相互投资额，投票选举自己，并依对方意愿表决公司的重要议案，从而实际控制公司，而股东会的功能尽失。
第四，公司利用转投资建立关联企业。公司可以利用投资关系实际控制其他公司，从而形成母子公司关系。母子公司虽为两个独立公司，皆具有法人人格，但子公司之经营实为母公司控制，子公司之债权人利益也更易由于母公司滥用其支配地位而受到损害。而同时在现实生活种子公司常被母公司用来作为违法和规避法律行为的工具，从而有损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如何对公司转投资行为进行规制
1.新旧公司法之比较
与就《公司法》相比，新《公司法》的确放宽了对于公司转投资行为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扩大了公司转投资的对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转投资；不仅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只要不成为对其他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即可；而旧《公司法》语焉不详，从而使人们对于公司是否可以向非公司企业法人进行投资产生了疑问和争议，新《公司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取消了关于转投资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50％的对公司转投资数额限制的规定，而交由公司章程规定。旧《公司法》关于投资限额的规定，其本意在于减小转投资行为带来的风险，保护相对人的安全，但由于中国对于公司动态资本监管的欠缺，再加上监管成本太高，从而使得这项规定在实务上无法进行操作，从而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而且转投资行为不仅仅涉及到投资方与接受投资方两者的利益，而且还涉及到公司债权人及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如果简单地根据“越权无效原则”认定转投资行为无效，必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危害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从而，即使超过规定限额的转投资行为，也很少被认定为无效。但是，如果认定为有效，则又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样就使得对违反转投资数额限制的行为效力的认定成为一个两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旧《公司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对转投资的限制仍然无法真正实施。故新《公司法》删除了法定数额限制，而是交由公司的股东去判断。
2.在新《公司法》的框架上如何对转投资行为进行规制
第一，责任承担主体的规制。新《公司法》明确表明，公司在转投资中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我们知道按照现代公司法的理论，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被法律赋予了独立的人格，公司其实是以其全部资产对于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的责任，所以公司在转投资中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公司法》要平衡公司、股东、公司的债权人的利益，而不能厚此薄彼，故在肯定公司的转投资行为的同时，也要兼顾到保护公司的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这也就意味着公司可以根据经营的需要，把握投资机会对于其他企业进行转投资，但是公司必须恪守法律的底线，否则其行为就可能无效。
第二，公司章程的规制。公司作为独立的主体，应当允许其章程自治，新《公司》对于这一点持肯定态度。新《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故公司法将公司是否进行转投资以及对于投资多少交由公司章程来规定。公司章程是由公司的设立人制定的，体现了投资人的利益，并对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的调整公司内部组织关系和经营行为的自治规则。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公司最重要的自治规则，是公司活动的根本准则，是公司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公司章程也是确定公司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律文件，章程内容涵盖了公司中的所有重大问题，具有法定的效力。因此，新《公司法》将转投资交由公司章程规定实为交给投资者决定，从而保护了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董事的权利。
第三，股东撤销权的规制。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条规定授予了股东对于违反公司章程的转投资行为进行依法撤销的权利。所以根据法律规定，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应当依照公司的章程规定进行，若转投资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资者投资的风险。但为了防止股东滥用撤销权，干扰公司的正常投资活动，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又规定：“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平衡了股东与公司的利益关系。
行为金融学与投资决策行为分析 篇7
1 行为金融学理论与投资者行为
对于行为金融学理论,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研究体系。虽然不同学者都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 但是学者们对行为金融学应该由“基于个人认知和决策相关的心理学研究的投资者心态与行为分析”和“有限套利及市场非有效性”这两个理论基础已经达成共识。因此行为金融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投资者的个体行为, 投资者的群体行为, 有限套利和非有效市场。
1.1 投资者个体行为
投资者个体行为是指投资者因受个体主观因素影响导致的行为方式偏差, 侧重于分析投资者个体行为, 以及普遍性的个体行为偏差对市场可能产生的中长期的影响。行为金融学对个体投资者行为的研究又可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认知的形成过程, 相关实验和统计检验证明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存在诸多的偏差。其次是决策的形成过程, 传统金融理论中绝大多数模型假设投资者根据期望效用框架评估风险, 然而人们在实际风险决策时却系统的违背期望效用理论。
认知偏差指的是智力正常、教养良好的人却一贯做着错误的事情, 金融市场中常见的认知偏差主要有:过度自信偏差, 保守主义偏差, 框定偏差, 事后聪明偏差, 小数定律偏差, 损失厌恶与后悔厌恶, 确认偏差, 心理帐户等。由于投资者在进行决策时常表现出过分自信、厌恶、避免后悔等心理, 因而投资者往往过于相信自己对股票价格判断的准确性, 过分偏爱自己掌握的信息。对于损失和收益, 投资者更注重损失带来的不利影响。因而他们的实际决策过程并非是现代金融所说的最优决策过程。围绕金融资产投资者的认知偏差, 依据投资者认知偏差, 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导致金融资产错误定价的现象, 国外行为金融学逐步形成了完善的投资者认知偏差模型, 其中比较典型的模型是BSV模型, HS模型和BHS模型。
1.2 投资者群体行为
著名的投资者群体行为理论是“羊群效应”理论。在证券市场中“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在传统的金融理论中, 通常认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是在理性约束下相互独立随机完成的, 但现实大量实证数据研究表明, 投资者的行为是受其它投资者影响的, 投资者之间是相互学习模仿的。由于对信息不充分和缺乏了解的条件下, 投资者很难对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出合理的预期, 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人群的行为而提取信息, 在这种信息的不断传递中, 许多人的信息将大致相同且彼此强化, 从而产生从众行为, 因此单个投资者总是根据其他同类投资者的行动而行动, 在他人买入时买入, 在他人卖出时卖出。当“羊群效应”产生时, 个体趋向于一致的行动, 即所谓的“赶潮流”, 这时个体往往放弃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信号而附和他人的行为, 虽然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和信号, 按理性分析可能显示他们应采取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
1.3 非有效市场
有效市场理论在理论和时间上都受到挑战, 大量的文献发现金融市场中存在着有效市场理论及其传统金融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金融异象:波动率之谜、股权溢价之谜、价格动量效应、价格反转效应、规模效应、价值效应、日历效应等等。有效市场理论的三个假设:第一, 投资者是理性的, 可以理性评估证券价值;第二, 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投资者为非理性, 但由于其交易具有随机性, 他们的非理性会相互抵消, 证券价格不会受到影响;第三, 在某些情况下, 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并非随机而具有相关性, 市场中的理性套利者会通过无风险套利来消除这种影响。这三条假设都具有非合理性。在现实世界中, 人类理性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决定了人类存在理性之外的情绪和冲动, 以及建立在情绪和冲动基础上的非理性决策。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们并不是偶然地做出非理性决策, 而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非理性决策。投资行为中的“羊群行为”, 即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 他们的投资策略都表现出明显的考虑趋同性, 而不是相互抵消。
2 行为金融学对投资决策行为的启示
中国股市相对于其他成熟市场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其中最特别的一点是:个人投资者占绝大多数。中国大部分的个人投资者只具有基本的股票投资知识, 例如, 他们主要根据历史价格趋势来选择股票:, 并主要根据市场谣言进行交易。这导致了股市的狂热, 加重了股市的过度投机, 股票价格经常被推高几倍然后迅速被纠正。因此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中, 非理性人的投资决策会更加困难。行为金融学通过其对人行为心理的研究从不同于传统金融理论的视角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提出建议。
前景理论对投资者预期的非理性有了很好的描述。遵循非贝叶斯预期规律的人们在证券市场反复的变幻中, 会失去原本理智的判别标准, 产生主观的心理概率。这点也往往是被庄家机构所利用的。克服这种心理只有更多地加强自身修炼, 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 不要以先前股票表现的好坏来判定其之后的走势, 这样往往会犯“小数法则偏差”。损失规避和后悔厌恶的心态, 使得当投资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之后, 不敢再随意买卖股票,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这跟过度自信正好相反。投资者要充分注意克服这两种极端心理, 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认知偏差的存在会使投资者对信息的把握存在误差。想要改善这种现象学习、训练等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提高对信息的质疑、辩驳和分析能力, 在反复实践中吸取经验, 提高自身的投资决策水平。投资者必须建立自己的分析方法, 有自己的见解, 通过对该行业一系列公司营运状况的研究, 运作模式的分析, 配合相关的政策法规, 做出合理的判断, 分辨各种利好利多的真实性, 不被眼前的错误信息所蒙蔽, 尽可能的获得超前于市场认知的优势信息, 形成一套独特的信息捕捉和删选方法。反向思维的方法也是成效较好的一种, 但因为把握不好尺度而较难实践。比如可以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 卖出近期表现好的股票。并且股票市场通常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的, 通过对金融市场上常见现象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心理漏洞的存在, 投资者应刻意地去对修正反应过度的症状, 并对反应不足进行弥补。这种反向投资策略可以很好的弥补投资者心理的弱点造成的决策失误。
3总结
投资行为 篇8
一、机构投资者对个人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
1.机构投资者通过资金优势影响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1) 通过资金优势刻意做开盘和收盘价。上海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开盘实行集合竞价制度, 集合竞价时机构投资者很容易通过一两笔大单制造很高的开盘价, 这样即不用花很多的成本, 也能吸引投资者眼球, 起到很好的广告效果。比如:广告效应, 开盘就名列涨幅排行榜的前列, 个人投资者就会产生很强的追涨心理, 看到股价的大幅高开以为庄家今天势必要有所行动, 股价必定要大幅上涨, 从而追了进去。临收盘的时候一两笔大单就能做个很低的收盘价, 这样为第二天的操作打开了空间。如果第二天想拉升股价的话, 收盘的低价也会让一部分个人投资者在第二天早盘时吓出局。
(2) 做热点板块。机构投资者利用自己庞大的资金优势操纵一只股票的股价, 甚至联合其他机构投资者抬升一个版块。热点板块永远都是个人投资者的最爱, 这是由于个人投资者存在着很强的一个暴富的心理。热点板块可以提升证券市场的活跃程度, 吸引个人投资者跟风, 从而使机构投资者的操作更加容易。
(3) 机构投资者通过制造股价的剧烈波动, 来引诱个人投资者频繁交易。个人投资者往往希望捕捉到股价的每一个波动, 进行正确的交易, 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往往是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过度自信。个人投资者认为自己的买入或买入决策是正确的, 频繁的交易带来的后果往往是, 巨额的亏损。因为一次亏损往往需要数次的盈利来弥补, 亏损的时候个人投资者往往期望着股价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成本价, 这种期望是一厢情愿的, 没有及时止损带来的后果只会使损失越来越大。然而, 盈利的股票, 投资者却急于兑现自己胜利的果实, 落袋为安, 往往个人投资者只赚了一点蝇头小利就退出了, 与大幅上涨的行情擦肩而过。每天痛苦地看着自己卖出的股票大幅飙升, 自责, 懊恼。最终忍不住又满仓进入了, 这时持有成本往往在一个很高的价位。
2.机构投资者通过信息优势来影响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1) 获取信息。机构投资者拥有较高素质的专业人员, 能够对企业、市场、宏观经济形势等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以及通过地下渠道得知或提早得知某些重要信息。而个人投资者所能了解的信息主要是“共同知识”即所有人都知道的信息。这就在获取信息上存在着不对称问题。
(2) 编造信息。机构投资者有着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庞大的合作团队, 媒体和一些股评家可能受托于机构投资者, 他们根据机构投资者的要求替机构投资者发布信息。机构投资者想要出货时, 就让股评家在各大媒体鼓吹, 某某股技术形态多么好, 上涨空间无限, 涨势刚刚打开, 明明是高位放量滞涨出货的股票, 他们却说成, 这是庄家再继续吸筹。
(3) 控制信息。机构投资者根据自身的需要联合上市公司, 控制信息发布的时间, 股票经过大幅拉升后, 及时放出利好, 比如每股净收益大幅增加, 和某家公司商讨重组事宜, 从而掩护自己的出货。个人投资者看到利好盲目跟进时, 机构投资者能从容派发。
二、建议和政策
1.加强投资者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教育
投资者教育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也是推动我国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有利保障。积极开展投资者教育, 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对我国投资者的教育主要是从提高投资者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着手, 目前虽然证券公司在开户的时候, 向客户提交的《风险揭示书》, 但很少有投资者认真翻阅, 所起效果有限。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可以从投资者的年龄结构, 学历水平, 知识体系入手, 加强开户之前必要的风险测评。证券公司有义务定期不定期的举行相关培训, 让“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真正深入人心。
另外, 必须要对投资者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都能够得到贯彻实施, 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基础上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
2.加强对机构投资者行为的规范管理
机构投资者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 操纵股价, 加剧了市场的波动, 作为市场兴风作浪的始作俑者。而监管, 不能只停留在颁布几条法律, 更不能寄希望与机构投资者的道德规范上。必须从源头上加强机构投资者的准入制度, 加强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披露制度, 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规范。机构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要具体标注, 并加强对这些账户的监管。并且从源头上对其筹措资金的安全、合理、合规上做好控制, 规范委托代理关系, 对证券交易中的代客理财等活动也要予以规范。
摘要：机构投资者拥有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和信息优势, 其可以利用该优势影响股票价格的走势进而影响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使个人投资者的交易频繁出错, 来获取利润。如何规避和减轻这一影响, 本文从投资者教育和加强机构投资者的规范管理的角度, 提出相关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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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庄序莹.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问题研究[J].财经研究, 2001, (2) .
[3]李心丹, 王冀宁.中国个体证券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2, (11) .
[4]彭惠.信息不对称下的羊群行为与泡沫[J].金融研究, 2000, (11) .
投资行为 篇9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世界上的风险投资形成了“投资者-风险投资家-风险企业家”的链式投资关系。从这一链式,可以清楚地看出,投资者不再直接把资金投入到风险企业家去,而是引入了具有丰富从业经验和专业能力的风险投资家作为中介。投资者把资金交给风险投资家管理,再由风险投资家经过层层筛选,把资金(连同风险投资家能够提供的增值服务)投入到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这一链条中,资金的流向及委托代理关系如附图1所示。
国外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按照市场化机制运作的风险投资机构,但我国的风险投资市场,无论是按照投资额,还是按照投资项目数量来衡量,都呈现出国有风险投资机构、民营风险投资机构、外资风险投资机构三分天下的格局。国有、民营、外资具有不同的特性和问题,这些区别影响了它们对利润、声誉等目标的追求,从而也对它们的投资行为产生了影响。
1 不同类型风险投资机构的特性
我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真正起步发展。相比之下,国外的风险投资市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因此,相比于外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国内的风险投资机构(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显得尤为“年轻”(按照《2013中国风险投资年鉴》的数据,我国经营年限超过5年的风险投资机构,2011年只占46.25%,2012年只占68.69%。可见,近年来,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大量的风险投资机构从业未满5年,都非常年轻)。风险投资市场是一个高风险市场,需要高度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相比于外资机构,年轻的国内风险投资机构明显能力较差(无论是筛选投资对象的能力还是投资之后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抗风险能力薄弱(资金不够雄厚)。
风险投资市场还是一个高度依赖声誉机制的市场,越是具有好的声誉,越容易筹集到资金和获得好的投资机会。而好的声誉来自于风险投资机构成功的投资案例。相比于外资机构悠久的历史,众多的成功案例,年轻的国内风险投资机构声誉明显较低。这导致国内的风险投资机构在筹集资金、寻找投资机会、谈判提成比例等方面均处于劣势。而相比于民营风险投资机构,国有的风险投资机构因为有政府信誉作为“背书”,会有相对较高的声誉。综上可见,在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外资机构具有最高的声誉,而民营的投资机构声誉最差。
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历史悠久,投资经验丰富,资金实力雄厚,有着较高的声誉。它们基本上是国外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在我国所设的分支机构,往往照搬母公司的治理模式,采用的是世界上通行的成熟治理机制———有限合伙制,内部治理问题较少。民营的风险投资机构治理问题就较为复杂,它们有些是采用有限合伙制,有些采用公司制,并且内部治理方面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这种现象在中小型的风险投资机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相对来说,国有的风险投资机构治理问题最为复杂。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往往是某一级政府部门设立的国有企业,和其他类型的国有企业类似,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存在着“最终委托人缺失”“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不匹配”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在选拔负责人和主要工作人员时,主要还是按照体制内选拔干部的标准进行选拔。这种选拔方式,不但限制了选择的范围,而且使经理人的声誉机制失去了作用。按照体制内干部的标准选拔出来的人选往往不是能够承受高风险、高压力,具有敏锐的市场能力的合适人才。如果考虑到负责选拔国有投资机构负责人的政府官员,也不是国有风险投资机构的最终所有者,他们完全有动机为了利益而故意选择不合格的国有风险投资机构负责人,那么,国有风险机构负责人选拔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国有风险投资机构的道德风险也不容忽视。相比于一般的国有企业,国有风险投资机构从事的业务灵活度更高、风险更大,寻租空间更大,更需要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道德风险问题。
2 风险投资机构特性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的不同特性对其投资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民营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它们能力较差,资金实力薄弱,“逐名动机”强烈[1](它们有很强的动机推动所投资的企业尽快上市或者被兼并,以获取利益和得到高的声誉),因此,民营风险投资机构往往投资于企业的成熟期,即企业发展的中后期。投资后,它们往往不太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致力于尽快推动企业上市或者被兼并。
国有的风险投资机构资金实力雄厚,信誉较好(有政府信誉背书),但是,委托代理问题较为严重。无须讳言,我国设立的众多的国有风险投资机构鲜有经营得非常成功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有风险投资机构的委托代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国有风险投资机构的负责人除了存在着过高的在职消费、努力程度不足,追求短期政绩等普遍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之外,更严重的是,有可能为了私利而把风险投资的资金投入到不良的投资项目去。另外,政府设立国有风险投资机构以帮扶中小企业发展的初衷,对国有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行为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相关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民营和外资的投资机构,国有的风险投资机构对处于初创期的企业投资较多,并较为关注促进中小企业创新,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其社会职责[2]。
外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往往被认为是投资经验最为丰富,资金实力最为雄厚、治理机制最为完善的投资机构,因此,它们往往具有较高的声誉。它们对企业的投资往往能起到“认证作用”[3](它们的投资说明该企业是个好的企业),从而能够吸引其他投资者跟随投资。外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往往在企业的不同阶段都有投资。只要是好的、具有成长性的企业,即使是初创期等风险较大的阶段,外资往往也愿意重金投入(国内近年来快速成长的公司,如:小米、京东等,在它们的初创期,都有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大笔资金投入),并利用其较强的增值服务的能力,为被投资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拓展网络联系提供帮助。因为资金实力雄厚、声誉较高等因素,它们往往不像民营的风险投资机构一样,迫切希望被投资的企业上市或者被兼并,过于追求短期的利润和声誉,对企业的成长更有耐心。在对企业的投资中,它们甚至可以等待十几年才退出,期间还可能进行多轮的投资。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机构具有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影响了它们对不同目标的追求,从而影响了它们的投资行为,造成了它们对被投资企业的不同影响。对于民营的风险投资机构,政府应该出台措施鼓励它们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增强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对于它们过于强烈的追求短期利益的动机,则需要进行抑制,否则,有可能伤害被投资企业的长期利益,并且扰乱金融市场。对于国有的风险投资机构,短期来说,必须完善治理机制,减轻其委托代理问题,促使国有风险投资机构真正把资金投入到有成长性、有创新的中小企业去。长期来说,等到国内风险投资市场进一步发展成熟时,国有的风险投资机构应该转型成为风险投资的母基金,逐渐退出对企业的直接投资,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对于外资的风险投资机构也要监管和引导,促使它们把丰富的经验、较强的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真正用于帮扶企业成长和促进企业创新上。
参考文献
[1]LIN T,SMITH R.Insider reputation and selling decision:the unwinding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during equity IPO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1998(4):241-263.
[2]陈伟.风险投资的资本来源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分析和实证研究——基于非资本增值视角[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3(9):87-96.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的异化 篇10
一、羊群行为
“5·19行情”以来从高科技板块的炒作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明显的羊群行为和正反馈行为。基金的羊群行为可以从其行业集中度和个股集中度中反映出来。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业集中度一直偏高, 多只基金甚至一度高达80%以上, 在50%以下的基金很少。从个股集中度方面看, 各基金公布的2002年年报中显示, 沪深两市1 201只股票中845只股票被66家基金分别持有, 其中仅212只股票在66家基金重仓之中。这些基金的重仓股存在明显的交叉, 其中最明显的是中国联通, 66家基金都持有该股, 而且其中的44家对其重仓持有。中国联通、中国石化、招商银行等大盘蓝筹股成为绝大多数基金的重仓股, 各基金的投资组合越来越相似, 其投资风格和个性越来越模糊。
刘建洲等 (2003) 的课题研究显示:样本基金存在较显著的羊群行为。由于我国股市缺乏足够的蓝筹股和绩优成长股, 可供选择的投资品种较为有限, 且大量的资产重组使得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产业特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 基金无法形成和坚持既定的投资风格, 而只能追逐热点, 出现多个基金同时买卖相同的股票。当短线投机充斥于市时, 基金的理性投资理念遭遇“适者生存”法则的挑战, 基金经理原先所奉行的成长型或价值型投资理念, 在某种程度上退化为“追逐热点、短线运作”的投机方式。更重要的原因却是我国股市严重的制度缺陷和结构失调。
史永东 (2005) 利用LSV方法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研究的检测结果显示, 在1999～2002年期间, 我国的封闭式投资基金存在明显的羊群行为 (见下表) 。总体而言, 我国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度比成熟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度大得多, 基本上与勒克斯 (1996) 的结论相符。
二、操纵市场行为
由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大多是由证券公司发起设立, 其独立性较差, 各基金不同程度地存在同其发起人共同建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 价值投资理念受到抑制。例如, 南方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基金天元和基金开元, 同其发起人南方证券在南京高科、飞乐股份、江苏工艺等重仓股上存在共同建仓的行为, 富国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基金汉兴和基金汉盛在泰山旅游上存在高位购入股票的行为, 证券投资基金还同证券发起人共谋, 使基金哄抬股价, 证券发起人则配合其行动, 发布利好消息, 引诱中小投资者跟进, 并最终出货给中小投资者。
交叉持股是指单个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几个基金重仓持有几只相同的股票。交叉持股行为增加了市场筹码的集中度, 基金共同进入和退出某一只股票必然会导致该股股价的大起大落。从基金的集中持股和交叉持股中可以发现基金操纵市场的痕迹。
1. 基金黑幕。
2000年爆出的“基金黑幕”事件首次公开揭露了基金业普遍存在“对倒”、“倒仓”等操纵市场的行为。拥有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的证券投资基金通常的操作手法是以制造虚假交易信息诱使中小投资者入套。基金坐庄、中小投资者寻庄和跟庄的博弈加剧了个股和大盘的波动。
《财经》杂志2000年10月爆出的“基金黑幕”中揭示了一些基金业中的黑幕, 例如, 基金利用“对倒” (即自己买卖自己的股票) 以制造虚假的成交量, 报告作者认为, 大部分的基金都发生了对倒行为。报告作者指出基金“倒仓”是一种更能迷惑人的操纵行为。“倒仓”是指甲、乙双方通过事先约定的价格、数量和时间, 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行为。由于这里所涉及的甲方、乙方是同一家管理公司的两只基金, 也有自买自卖的意思, 也称双向对倒。一家基金公司管理的两家基金相互倒仓, 无疑解决了先上市的基金的流动问题, 不影响甚至可以提高净值。由于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多是由证券公司发起, 其独立性相对较差,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其发起人共同建仓的行为。《财经》记者在采访中获悉, 证券投资基金在股票股价高位接盘的情形在市场上并不鲜见。基金为了互相攀比, 采取对倒、倒仓等手段将股价做高, 提高自己管理的基金净值。基金在“投资组合公告”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误导。
2. 基金的联合操纵案例。
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从诞生伊始就享受政策的优惠, 首先是新股配售政策的优惠。其次, 由于我国基金管理公司主要是由信托投资公司、大券商发起设立, 其决策人员主要是来自大券商高层, 而且是十几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着几十家基金, 此种格局必然为券商和基金的关联交易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目前的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均不大, 还有持股限制, 加之其交叉关系较为复杂, 于是证券投资基金成为一些大券商坐庄的工具。从证券投资基金操作的个股来看, 多只基金利用资金优势实施联合坐庄的现象十分明显, 例如: (1) “裕”字头基金联合操作ST海虹 (现海虹控股) (0503) 、清华同方 (600100) 、风华高科 (0636) 、乐凯胶片 (600135) 、ST深华宝 (0034) ; (2) “景”字头基金联合操作国电电力 (600795) 、新太科技 (600728) 、中兴通讯 (0063) ; (3) “安”字头基金联合操作环保股份 (0730) 、东方电子 (0682) ; (4) “元”字头基金联合操作东方钽业 (0962) 、海正药业 (600267) ; (5) “兴”字头基金联合操作银基发展 (0511) 、北商技术 (0863) ; (6) “同”字头基金联合操作中体产业 (600158) ; (7) “安”、“同”字头基金联合操作雅戈尔 (600177) , 等等。
3. 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合谋操纵。
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绝不局限于私募基金和上市公司、券商与上市公司之间, 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上市公司之间此时也许正在合谋着一桩桩交易。公募与私募基金的内幕交易最基本手法是公募基金先购进一些股票, 然后锁仓, 接着, 私募开始协助拉升股价, 之后收益双方分成。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轮牛市爆发了, 基金作为证券市场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取得了空前的巨大发展, 在牛市中, 市场操纵、内幕交易、“老鼠仓”有了肥沃的土壤, 在利益面前缺乏道德力量和法律制约的机构自然就干起了合谋的勾当。
(1) 公募和私募基金合谋长城股份 (000569) 。长城股份股价异常波动真正爆发是从今年2月初开始至3月13日, 在2007年2月26日、3月2日、3月14日, 长城股份先后三次因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而发布公告。其股价从3.75元 (2月14日开盘价) 一路猛升到7.56元 (3月13日收盘价) , 股价最高飙升至7.78元, 期间公司股价累计上涨幅度达到125.67%。即使2月27日A股大跌, 该股仍然拉出一根小阳线。此间, 长城股份先后三次因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而发布公告, 每次都表示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
该公司二级市场的股价与其基本面背道而驰, 与长城股份股价在二级市场上狂飙突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此前的1月31日, 长城股份还发布公告称, 预计2006年度亏损金额2.4亿元左右。在股价波动的公告里, 年度亏损也被反复提及, 并强调“从2006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预亏并没有挡住基金参与该股票的炒作。知情人士称, 这只股票的异动即是某家知名基金公司和私募机构配合操作, 联合坐庄炒作长城股份, 先由基金买进股票, 按住不动, 然后私募负责拉抬。2007年4月24日, 长城股份季报显示前十大股东均无基金身影, 基金联手私募坐庄传闻不攻自破。
(2) 公募和私募基金合谋做多中国南车 (601766) 。中国南车2010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1亿元, 实现每股收益0.09元, 同比增长76.27%和80%。在盈利能力释放的条件下, 机构整体看好的意愿也较为明显, 其中交银施罗德基金背景的私募基金重阳3期及三家交银公募基金合计持有超过2亿股, 占流通盘近7%。诱人的业绩下, 机构对其青睐程度有增无减, 二季度末, 前十大流通股东中有9家机构, 除长城基金小幅减持71万股外, 其余机构全线做多。
其中, 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前总监李旭利掌舵的私募重阳3期增持636万股, 其在去年末入场以来, 持股数已高达6 740万股, 跃居第二大流通股东;而交银“直系”公募基金中, 交银蓝筹 (519694) 增持170万股、交银精选 (519688) 新进5 846万股。此外, 交银先锋 (519698) 也持2 638万股, 虽未能入围名单, 但该股已成为其第二大重仓股。在此之下, “交银系”公私募基金合计持股已高达2.09亿股, 占流通盘的6.97%, 一家独大, 无人争锋。
(3) 公募和私募基金合谋爆炒广晟有色 (600259) 。2010年6月, 刚刚摘帽的广晟有色 (600259.SH, 原名为“ST有色”) , 从鲜有问津的冷门小盘股上冲成为2010年以来涨幅前20名的大牛股。这种凌厉升势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而且主要的两轮暴涨恰恰发生在A股狂泻的二季度。在横盘了一年之后, 广晟有色股价自3月底的17.5元附近开始启动, 至4月23日已升至25.43元, 涨幅达8.21%, 而同期上证综指下跌了1.18%。之后该股走势逐步回落, 待5月19日摘帽后, 掀起一波更为猛烈的行情, 股价自5月21日的18.28元一路飙升至6月2日的30.53元, 最高触及32.19元, 在有色金属板块低迷时成为一枝独秀, 9个交易日间4次涨停, 涨幅达64.28%, 远超同期上证综指0.61%的跌幅。
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发现, 该股5月21日开始的这轮行情的背后, 是公募和私募基金合谋表演了一出推高股价的大戏。中邮核心优势基金在其第一波上涨后于25元的价位上顺利出逃。而新进场的公、私募基金合力爆炒了广晟有色第二波行情。
(4) 公募和私募基金“对倒”。“对倒”的更严谨解释是约定交易。相关法规显示, 如果存在关联关系或疑似关联的证券账户之间, 大量或频繁进行互为对手方的交易, 这种交易行为就涉嫌约定交易操纵。其实“对倒”早在2000年曝光的“基金黑幕”中就已经被揭露, 过去的“对倒”多出现在坐庄、操纵市场等违规、违法案例中, 一般表现为短期内被操纵的个股价格出现剧烈波动。而当前监管层严打的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对倒”, 通常没有股价涨停等现象, 而且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从资产所有权上看完全不存在关联关系, 但是个别基金经理可能出于人情或者利益关系, 利用所管理的基金资产和特定对象针对某一股票进行约定交易, 如当某私募基金欲卖出一重仓股, 而近期大盘不好或该股本身交易量较小, 为使交易顺利且价格平稳, 事先和某基金经理私下沟通, 则在双方约定的交易日中, 私募卖出, 基金买入, 表面上看这都属于市场正常交易行为, 给监管机构增加了难度。
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对倒”的“黑箱”操作, 可以滋生内幕交易、价格操纵、利益输送、损公肥私等非法证券行为。但是此类约定交易行为在基金公司内部风控程序中难以被察觉, 需要监管层、交易所等部门的多方综合监管才能被及时发现、有效防治。“对倒”早已是公募和私募基金之间公开的秘密, 而日前国务院发出了力度空前的内幕交易“严打令”, 或许代表证券行业将掀起新一轮风暴。
三、基金“老鼠仓”行为
2007年5月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的“老鼠仓”事件曝光。所谓基金业中的“老鼠仓”是指, 基金管理者在利用基金资金拉升股价之前, 先使个人资金在低位建仓, 等到股价被拉升至高位后, 个人仓位先于基金卖出而获利的行为。“老鼠仓”既不属于内幕交易行为中的一种, 也不属于市场操纵, 而是一种新的罪种———金融从业人员背信罪。2009年11月5日, 深圳证监局公布, 景顺长城基金经理涂强、长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韩刚和刘海涉嫌利用非公开信息买卖股票, 涉嫌的账户金额从几十万元至几百万元不等, 证监局已启动稽查提前介入程序。继唐建、王黎敏、张野后, 涂强、刘海和韩刚成为第二批被证监会查处的基金经理。已成公开秘密的“老鼠仓”, 频繁的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丑闻, 再次将中国基金业推到了十字路口。
基金“老鼠仓”行为伴随着的基金行业发展的整个过程, 早已成为行业公开的秘密和潜规则, 是基金行业的一个难以根绝的“顽疾”。甚至于上投摩根大股东、JP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CEO许立庆在2009年12月的媒体见面会上回应“老鼠仓”问题时这样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机构100%能杜绝这个问题。”
四、内部人控制行为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代理冲突问题。基金管理人可能有许多行为决策并不符合投资者的最优利益 (Shah, 1999) 。在现实中基金经理人拥有大部分的控制权, 由此造成的潜在问题是基金经理人可能会直接或间接转移资本或者进行过度的职务消费等。在法律保护不健全的情况下, 经理人直接或间接转移资本的可能性较大。而过度的职务消费即使是在法律十分健全的国家也在所难免, 格罗斯曼和哈特称之为“控制权的私人利益”。更严重的是, 即使基金经理人已然没有了管理能力, 但由于其在基金中形成了“内部人控制”, 基金投资者无法替换他。经理人的“内部人控制”是所有代理问题中代理成本最高的现象。
在当前内部和外部控制机制双双软弱的情况下,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拥有大部分的控制权。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中内部人控制行为主要表现为: (1) 基金管理人为自身谋利的行为。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大多尚未建立具有约束力的董事会, 缺乏真正履行其职能的独立董事。基金管理公司的内控体系不健全, 缺乏防止内幕交易、自我交易和审计监督等相关制度。基金托管人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 有些托管人甚至与经理人串通谋利。基金管理人可以自由支配基金资产, 在“旱涝保收”地收取基金管理费的同时, 利用职权为自身谋利, 不少基金延迟、甚至不给基金持有人分红, 即便是分红的也是薄利。基金管理人买入与其利益相关的股票, 如买入自己所持有的股票, 或者在基金建仓前以低于基金建仓成本的价格提前购入目标股票, 再或者与庄家联手, 从庄家手中接过庄股, 如果基金被“套牢”, 基金管理人却可从庄家那里分取利益。 (2) 基金管理公司同其发起人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起人多为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机构, 许多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经理都是由作为发起人的母公司派来的, 而基金管理公司也被形象地比喻为大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二部”。证券投资基金的独立性很差, 基金治理结构极不完善, 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证券投资基金同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之间出现关联交易行为。证券投资基金频频发生在高位接货等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蒙受重大损失的是基金持有人, 而基金管理人照样按固定费率提取管理费收入。与个人投资者在年末或春节前更愿意实现盈利不同, 基金管理公司在年末存在卖亏的动机, 通过卖亏降低当年实现的利润以延迟股息的支付。
面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的种种异化, 监管层和市场该做些什么应当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研究课题, 诸如:加强对证券市场投资者的风险教育, 加大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完善股市的进化机制, 提高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以此引导理性投资理念的形成;强化对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和规制, 提高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成本;健全证券投资基金的内部和外部控制机制, 遏制内部人控制现象;推进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 改善制度非均衡的程度等。
摘要：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得以高速发展的同时, 其异化的投资行为与监管部门和市场最初的预期出现明显的偏离。本文主要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的异化投资行为进行分析, 为证券监督提供参考。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异化
参考文献
[1].史永东.投机泡沫与投资者行为.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2].赵娟.广晟有色:公募私蓦基金上演一轮合谋爆炒.经济观察报, 2010-06-19
[3].E.菲利普.戴维斯, 贝恩.斯泰尔著.唐巧琪, 周为群译.机构投资者.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行为分析 篇11
关键词：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行为分析
个人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在证券投资活动中是否能保持健康、理性的心态，决定了投资行为的成败，同时也关系到证券市场是否能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分析投资者在投资活动中的行为，不仅是研究证券市场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前提。
一、我国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行为分析
（一）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状况。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短，但发展速度很快，国外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在我国仅用了十余年，这种飞跃式发展速度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没有培养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成熟的、理智的、完善的投资者群体。证券市场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在市场投资风险面前表现出了很强的脆弱性和滞后的反应能力。
（二）我国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投资行为的表现。1、交易频繁。我国证券市场的个人投资者交易十分频繁，年换手率是美国的10倍，日本的20倍，流动性居全球证券市场之首，而且这种过高的换手率并没有下降的趋势。证券市场换手率过高，缩短了投资者持股时间，也直接降低了投资的收益率。2、风险分散化程度低。我国个人投资者持有的股份低，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另一显著特点。据统计，美国个人投资者持有4家公司的股票，这就能极大的增强个人投资者的风险分散能力；而我国个人投资者持有的股票仅为2.09家公司，因此其风险分散能力必然受到影响。3、个人投资理念不成熟。我国证券市场存在高投机性、高换手率、市场和个人投资者频繁波动的特点。多数个人投资者对公开信息反应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而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常会表现出过分自信，这就容易导致浮躁心态的产生，行为和效益容易出现极大偏差。可以说，我国证券市场的主流基本是追逐热点、短线炒作的投机方式。4、对政府依赖性过高。我国证券市场受政策市场影响较为明显，证券市场发生波动多数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系。好的政策会加剧个人投资者的过度自信，而负面政策则会加剧个人投资者的恐惧心理，在这种大环境下，大多数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已经发生异化，而投资策略更多的表现出了“政策套利”的特征。
二、对我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提出的建议
（一）个人投资者。1、提高自身的投资能力。个人投资者应客观认识自身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将其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弥补劣势，减少在投资过程中的损失。投资者应加强对证券投资知识的学习，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学习一些基本的心理行为学，在实践过程中适当纠正自身的不理性行为，培养健康、良好的投资行为；客观认识证券市场投资行为的收益，摒弃一夜暴富的心态，缓解自身在投资过程中的紧张情绪，减少心理认知偏差。2、提升自身应对政策变化的能力。个人投资者要提升自身的投资水平，就需要学习对政策内容的理解，准确预测、把握政策的发展方向和变化趋势，提高自身的应对能力。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信息呈现出来海量的特点，无论是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还是信息传输速度、信息的真实性都给个人投资者的信息判断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投资者要准确理解新出台政策和信息的意图，可充分利用政策的滞后性，以提升自身投资收益率。政策出台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既定程序，投资者应抓住时机，广泛搜集政策或信息所处的市场背景，分析发布者的意图，立足管理层面进行换位思考，就可准确预测政策的发展方向和变化趋势，从而为自身调整投资策略和投资方向赢取先机。3、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投资者要具有自我保护意识，时刻维护自身的投资权益，确保不受侵犯。对于蓄意侵犯投资者个人利益的机构、分析师、上市公司，要勇于向有关部门举报，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二）政府方面。1、减少对证券市场的干预力度。证券市场应以市场自身调节能力为主，建立自适应机制。我国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出现非理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策的影响，纵观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多次巨大振荡都是政府干预行为导致。虽然个人投资在实际活动中会存在过度自信、过度恐惧或羊群效应等，导致其群体行为发生较大偏差，但随着时间的延长，会向理性方向逐渐复归；而政府的过多干预则会严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这是应当避免的。2、合理利用政府信用。证券市场要逐渐淡化政府的作用，建立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证券市场的优胜劣汰。一直以来，政府的隐形担保功能成为劣股驱逐良股非正常现象的帮凶，这不仅违背了市场发展规律，还造成了政府信用的滥用，导致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社会方面。社会相关的组织机构应联合起来，加强证券市场的建设和管理。首先，证券市场专业机构应加强对投资者证券、财务、法律等方面的援助和培养力度，使投资者了解非理性行为的原因和危害，帮助投资者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投资理念；其次，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这是开展投资者教育的前提，也是开展投资者教育的保证。证券市场缺乏规范性的很大原因是缺乏一定的保护机制，尤其是事前预防保护机制的缺失，严重危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最后，研发新的金融证券产品。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需要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但更多的是需要自身的成长，只有不断研发新的金融证券产品，给投资者更多的选择机会，扩大市场参与范围，才能为投资者构建自由、平等、广泛的证券交易市场。
参考文献：
[1]李若洋.我国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分析[D].天津商业大学，2014.
上海老龄人口投资行为调查 篇12
因此,从现实角度看,商业银行从老龄人口的实际需求出发,有针对性提供创新性产品,拓宽老龄人口养老、防老渠道,提升老龄人口自身的养老、防老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从战略角度看,占领更多的“银发市场”份额将是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基于此,研究老龄人口的投资行为特征对商业银行的研发、行销和获得客户忠诚度都是必要的。
一、研究方法及样本选取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上海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的投资行为进行调查。该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风险偏好、投资目的、投资产品以及政策对投资行为影响5部分。本调查主要对城镇、近郊、城乡结合部的商业银行网点的老龄人口进行了实地调查。本调查在20份试调查问卷基础上对原有问卷进行了修改,最后确定了正式调查问卷。本调查共发放了400份正式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74份。
二、上海老龄人口投资行为特征调查分析
(一)个人基本信息分析
从年龄看,60~65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占到27.27%,66~70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占到27.27%,71~75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占到31.8%,年龄大于75岁的受访者占到13.65%。
在受访者中,女性占比较高。女性所占比例为71%,远高于男性的29%。这一调查结果与上海女性寿命长于男性寿命的情况基本吻合(上海男性平均年寿命是78.87岁,女性是82.29岁)。
从受教育程度上看,学历为小学、初中、高中的老龄受访者均占27.72%,13.46%的老龄受访者具有大专学历,4.54%的老龄受访者具有本科学历,且有13.64%的受访者归为文盲一列。从受教育程度看,老龄人口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且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这都可为老龄人口自身的投资理财提供有力帮助。
从婚姻状况上看,受访者中共有68.18%的老龄人口处于已婚状态,丧偶的占27.27%;未婚的占4.55%;而374位受访者中无一人是离婚的。由此可见,老龄人在晚年一方面追求物质生活的稳定,同时也注重感情稳定。
从家庭成员数量上看,50%的受访者家庭成员为2人(本人,一子女或配偶),22.72%的受访者家庭成员为3人(本人,配偶,一子女),13.64%的受访者的家庭成员为4人(本人,配偶,2子女),1人独居或家庭成员超过4人(本人,配偶,多子女)的受访者占到13.64%。在调查中发现,受访者即使有子女,大多数也是与子女分开生活。由此可见,上海老龄人与子女相处的时间较少,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配偶共同或者自己做出投资决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老龄人口投资理财的重要性。老龄人口自身良好的投资决策行为可为其带来稳定的收入,这对保证老龄人口晚年生活幸福尤为重要。
从职业上看,受访者退休前的职业集中于以下几类:普通员工、公务员、自由职业者、教师、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员、会计师、律师、建筑师、医护人员、记者等)及务农。从结构上看,40.91%为普通员工,22.73%为公务员,22.73%为教师,9.1%为专业技术人员,9.09%为自由职业者,9.09%为务农。从职业分布上看,无论其退休前为何种职业,其退休后的收入是固定的,或是有限的,这也同样说明维持晚年生活的稳定是老龄投资者要考虑的目标。
(二)风险偏好
依据分值计算方法,本调查将受访者的风险偏好分为极端保守型、保守型、中庸型、进取型、极端进取型五类。从调查数据看,79%的受访者属于极端保守型,19%的受访者属于保守型,仅仅2%的受访者属于中庸型,进取型与极端进取型均为0%。相对于青壮年投资者,老年人大多数是保守型的投资者,主要原因在于老龄人口晚年现金流收入的有限性,导致其具有较低的抗风险能力。为保证晚年平稳、安详的晚年生活,其风险厌恶心理会导致其采取保守型投资行为。
具体而言,有45.45%的受访老龄人会将每月家庭收入的10%~25%,用于投资,有9.09%的受访老龄人会将每月家庭收入的25%~50%用于投资。
而从资产分布上看,受访老龄人口中,有63.64%的老年人将个人资产的0~10%投资在风险产品上,有9.09%的老年人将个人资产的10%~25%投资在风险产品上,有9.09%的老年人将个人资产的25%~50%投资在风险产品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老龄投资者会承受一定的市场风险,对其进行风险教育是必要的。
但从投资经验上看,有59.09%的受访老龄者对投资风险产品是没有经验的,少于1年经验的占18.18%,有1~3年投资经验的占13.64%,有3~5年投资经验的占9.09%。这说明受访老龄者其投资经验欠缺。
按照大多数投资原则,投资者应保有适当的储备金以备不时之需,但从调查看,有59.09%的受访老龄人没有规划一定的储备金,有13.64%的受访老龄人保有3~6个月的储备金,有9.09%的受访老龄人保有9个月以上的储备金,有4.55%的受访老龄人保有少于3个月的储备金。从这一统计数据说明老龄投资者抗风险意识不强。
(三)投资目标
根据调查,上海地区老年人投资目标呈现出多样化。资产实现增值占比约为30%,这部分受访者对目前的资金状况并不满意,需要在短期内实现增值,为子女提供尽可能多的经济辅助。在相应投资工具的选择上股票证券占据着绝大多数。用于提升生活质量和保障家人生活的投资目标各占约20%,这部分老年人属于较为稳健的投资者,往往选择多个投资工具进行小额投资,在股票市场上亦是以长线为主。剩余约10%的老年人由于无需担忧子女经济生活,在资金运作上有较强的自主性、自由度。往往将资金投向债券,获得每年利息,合理安排退休后的生活。
(四)投资理财产品
从投资产品上看,按照选择人数占比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受访老年人喜欢的理财产品分别是:银行储蓄、股票、基金和保险(并列)、国债、信托产品和实业投资、人民币理财产品和外汇理财产品。
有50%的受访老龄人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候主要关注产品的投资风险与收益、产品的起点金额和金融机构的品牌与信誉。有54.55%的受访老龄人主要是通过银行营业厅宣传和金融机构专家、亲朋好友的介绍而购买理财产品的。有36.36%的受访老龄人主要选择国内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和基金公司三类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理财咨询。
就理财产品持有期限看,有9.09%受访老龄投资者持有期限为3个月以内,有68.18受访老龄投资者持有期限为6~12个月,有9.09%受访老龄投资者持有期限为1~3年,有9.09%受访老龄投资者持有期限为5年以上。
从投资产品选择上看,老年人虽然具有风险厌恶甚至极度厌恶风险的特征,但其选择的投资产品往往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这与老年人抗风险能力和其晚年收入的有限性这些事实是有出入的。这说明老年人的投资理财行为具有一定的非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老年人需要加深对投资理财风险性及投资产品风险性的认识。尤其是在当前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背景下,理财产品种类繁多,老年人需要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五)政策对投资行为影响分析
政策对投资行为影响分析主要是关注当前延长退休年龄这一热点问题而设计的。在受访老龄人口中,有40.91%的受访者认为延迟退休这一政策非常影响其个人投资行为,有31.82%的受访者认为可能影响其个人投资行为,有18.18%的受访者不清楚这一政策对个人投资行为的影响,有9.09%的受访者认为这一政策不影响其个人投资行为。
就整体宏观政策而言,有50%的受访老龄人认为当前的宏观政策对其个人投资行为比较不利,有22.73%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宏观政策对其个人投资行为严重不利,有18.18%的受访者不清楚当前宏观政策是否对其个人投资行为产生影响。
从以上分析看,受访老龄人口是非常关注宏观政策态势的,这对其投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结论与启示
上海作为现代化金融中心,老龄人口都有较强的理财意识。作为风险厌恶型与风险极端厌恶型人群,老龄人口首要考虑的问题是资产安全性,但其中60~70岁老人依旧希望通过晚年资产运作而实现资产增值,而70岁以上的老人则急于退出股市、基金等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上海地区老龄人口一般会独自或与配偶一起做出理财决定,男性投资者投资理性普遍低于女性,他们所选择的理财工具较为单一,所承担的风险更大。上海的老龄人口受教育程度相较其他地区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老龄人口能完全驾驭理财产品,因此他们选择的理财工具十分有限,主要为银行储蓄、股票、基金、保险。老龄人关注热点宏观政策,并认为宏观政策对其投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应创新自身的中间理财业务,针对老龄投资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首先,金融机构应该依据年龄和收入水平对老龄投资者进行细分。一般情况下可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划分为一个群体,在收入方面,他们拥有较为可观的财产,在金融产品方面的需求有现金收入管理、信托服务、财务咨询等。以英国为例,多年来,尽管许多金融服务机构一直根据不同的人口统计标准细分市场,但是这个行业的竞争还是变得越来越激烈。许多保险公司为年老的客户提供特别的保险条款。许多金融服务机构将目光瞄准60岁以上的人,因为这部分人对他们家庭保险单的索赔要求会更少。平均来说,5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10%的人对其房屋内部保险提出理赔要求,而30岁以下的人中该比例大约为20%。
其次,开发针对老龄人口的金融产品。一是提供满足老年人提高生活水平需要的产品。可建立一套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要的储蓄产品。例如商业银行与人寿保险公司的“福寿两全医疗保单”。二是将银行的储蓄产品与家庭财产的损失联系起来,满足老年人应付意外的需要。如为满足老年人提高住房条件和减免财产税。或者为老年人的分期贷款投保,以保证在投保人出现意外或无力还款时,由其投保的人寿保险公司来偿还银行贷款。银行也可有效地分散贷款风险,提高贷款的安全性。
最后,针对老龄投资者开展风险教育。从调查看,老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具有一定的非理性行为。与其风险偏好不一致的是老龄投资者会购买和持有相当部分的高风险理财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老龄投资者面临的市场风险。因此,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应针对老龄投资者开展风险教育,同时还要在理财产品销售过程中向广大老龄投资者详细揭示理财产品的各类风险,做到事前预防和规避市场风险。
金融机构针对老龄人口的风险教育应该深入社区,可采取门对门服务等;在具体风险揭示方面应深入浅出,切中要害,大量专业术语对老年人未必是有效的;对理财产品的介绍要符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且对理财产品的风险提示是必不可少的。简单说要告知老龄投资者其投资资金的具体去向,其实际收益率是多少而不是年化收益率或者预期收益率。尽可能完备老龄投资者的投资信息,尤其是对宏观政策分析方面的信息,帮助其做出理性投资决策。
摘要：本文采用调查问卷方式,对上海地区60周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投资行为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地区的老龄投资者大多处于60~70岁间;女性投资者高于男性;大多数婚姻稳定,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占比较少;大多数家庭成员都是两个人;大多是风险偏好厌恶型人士;投资意愿较为强烈;投资目的以合理安排资金、资产升值为主;投资产品主要是银行储蓄、股票、基金和保险、国债等,此外也有部分老龄投资者选择信托产品和实业投资、人民币理财产品和外汇理财产品;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非理性,认为当前宏观政策会影响其投资行为。基于调查结果,文章揭示了其对商业银行的若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