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行为（精选7篇）
农药行为 篇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实际之中, 不仅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而且还提高了蔬菜的产量。然而, 在大棚蔬菜种植过程中, 农药中毒是种植人员主要面临的职业卫生问题,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农药的不安全使用以及大棚内的温度过高、湿度大、封闭性强, 特别适合各种病虫的生长, 从而使得种植人员不得不增加农药的使用量, 加上农药使用率比较频繁, 使得种植人员的呼吸道、消化道、皮肤等受到了严重伤害。
1 调查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文采用的是分层整群随即抽样的方法, 根据不同种类的大棚种植蔬菜对不同地区进行分层调查。本文的调查主要选择4个乡镇, 每个乡镇随机选择了3个村庄, 并选取以种植大棚蔬菜为业的人为调查对象, 本调查研究一共选择了900人左右。
1.2 调查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方法为主, 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交谈式的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有, 是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例如, 年龄、性别、文化、种植经验等;是对于农药种类以及安全使用的掌握情况;是使用农药过程中的不安全行为和安全行为;是自我保护措施。例如, 农药中毒时的解决对策以及相关保护用品的使用情况。
1.3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在设计之前, 需要对大棚种植蔬菜的现场进行调查, 并对调查对象进行走访交谈, 并对该地区的蔬菜种植情况以及种植人员的健康情况进行大致了解;在调查前需要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问卷调查结束后, 统一采用Epi Data3.02软件进行录入。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R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以及, logistic回归分析。
2 调查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总体情况
本文此次的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 共回收到900分左右的有效问卷, 其中男性占总人数的66.8%, 女生占33.2%;年龄在18~30岁的有35人, 30~40岁的有114人, 40~50岁的有350人, 50~60岁的有293人, 在60岁以上的有115人。文化化程度在小学及其以下的有24%, 初中63%, 高中和中专12%, 大专及其以上1%。
2.2 农药安全使用知识的掌握情况
大棚蔬菜种植人员使用的农药大多数都是以杀虫剂和杀菌剂为主, 其中90%的种植人员在购买农药的时候都会按照农药的安全使用方案进行使用。在这90%的种植人员中, 大概有80%人在购买农药时, 是通过销售人员的讲解而掌握的, 少部分的种植人员是通过邻居、亲友的交流或者是通过电视而掌握的。
2.3 农药使用不安全行为
在调查对象中大概有97%的种植人员会采用混合用药的方法。在这其中大概有90%的种植人员在使用农药的过程中身体会受到一定地伤害;有77%的种植人员存在着用手配药的行为;有72%的种植人员在使用农药的过程中会用手擦汗;54%的种植人员在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没有使用PPE。除此之外, 女性大多数都不会阅读农药上面的标签, 表1是大棚蔬菜种植人员不安全使用农药情况的情况。
2.4 自我保护情况
在大棚蔬菜种植人员喷洒农药的过程中, 使用PPE的种植人员采用工作服、口罩、手套的现象非常少, 更不用说帽子、防毒面具、护目具等工具的使用率。在使用农药的过程中, 有40%的种植人员在感到不适的时候仍然选择继续, 直到喷洒工作完成;而感到不适就停止工作的种植人员只有26%左右, 还有35%的种植人员在感到不适时, 不知道如何应对。表2是种植土人员使用PPE的整体情况。
2.5 生产性农药中毒风险的得分情况
通过大量地调查结果表明, 大棚蔬菜种植人员得分在6分以上的只有10%左右, 4~6分的占50%, 2~3分的占43%, 而0~1分的占7%。
3 讨论与建议
根据调查报告显示, 大棚蔬菜种植人员掌握农药知识和使用方法主要是根据销售人员的指导。过去的研究表明, 接受过农药安全知识教育的种植用户发生农药中毒的几率低于没有接受过安全知识教育的种植用户。同时本文通过调查发现, 种植人员在喷洒农药过程中很少使用PPE, 使用PPE的种植人员只占总人数的45%左右, 在这其中用日常的旧衣服作为工作服的使用率很高, 但是所有的种植人员在喷洒农药过程中都没有采用专业的防护服。本文通过进一步地调查发现, 大棚蔬菜种植人员无论是平时的大棚工作, 还是喷洒农药, 都会使用同一套工作服装, 并且在喷洒农药过后不进行及时地清洗, 从而造成二次污染, 同时非专业的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也会造成农药的二次污染, 这对种植人员的身体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
农药中毒是大棚蔬菜种植人员主要面临的健康问题之一, 严重者甚至还会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过大量地实践研究表明, 农药中毒的产生原因主要是由于使用者对农药的危害性缺乏正确认识, 使用不当;部分种植人员为了追求杀虫效果, 一味使用毒性比较高的农药, 或将多种农药混合使用, 且还未能正确使用PPE。根据农药对大棚蔬菜种植人员地伤害, 本文提出了以下3个方面的建议。
3.1 加强对大棚蔬菜种植人员安全用药行为的培训力度
对于种植人员安全用药的培训不应该只是农业科技部门为了政绩而进行的面子工程, 流于形式的培训, 无法真正意义上提高种植人员安全用药的意识和行为。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具有很明显的季节性特点, 对此农业科技部门应该根据气候以及大棚蔬菜的种植种类进行实地调研, 并在此基础上, 对病虫害的治理和预防进行培训和安全用药的指导。不仅要将种植人员安全用药的培训活动落实到实际, 而且还要考虑种植人员的治理成本, 最大程度上降低种植人员的治理成本。
3.2 鼓励种植人员积极参与订单式的蔬菜生产组织
由于订单式的蔬菜生产组织的采购部门对种植人员的蔬菜质量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这样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种植人员使用农药的行为, 而且还能实现对大棚蔬菜种植生产的有效监督。收购部门为了让种植人员种出符合质量要求的蔬菜, 也会派遣专业的人员对种植人员的蔬菜种植环境进行监督和指导, 从而实现“双赢”。
3.3提高对农药使用法律以及滥用农药后果的宣传力度
应该加强农药使用方面的相关知识地宣传, 提高种植人员对农药危害的正确认识, 帮助种植人员树立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制定关于违法使用农药行为的奖惩制度和标准, 加强农药使用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4 结束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大棚蔬菜种植人员在喷洒农药的过程中, 不安全用药的行为普遍存在, 并且出现中毒后的应对知识比较匮乏。这对种植人员的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为了保护大棚蔬菜种植人员的身体健康, 应该不断完善相关规范, 加强种植人员的健康教育, 提高种植人员的安全用药知识以及自我保护意识, 促进大棚蔬菜的安全生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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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映花, 邢永华, 纪文武等.西部某镇大棚蔬菜种植者禁用农药知识和使用现状[J].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13, 31 (9) :685-686.
农药行为 篇2
影响农产品安全的农业生产者行为因素研究
心理认知。笔者对于农业生产者使用农业研究中发现，农业生产者使用农药对于农产品安全影响最强的就是认知上的偏差，农业生产者在使用农药过程中如果对于农药残留物有着清晰认识，就能够在实际生产中对于农药使用时间及数量上有着科学性安排。笔者在实践中发现，许多农业生产在农作物生长到后期的时候仍然在使用毒性较高的农药，这种毒性高的农业对于农产品及生态环境都有着较高的影响。
农药认知水平是农业生产者在实际生产中使用农业情况的直接影响因素，进而对于农产品安全进行影响。本文对于农业生产者对于农药认识水平作为判断农业生产者使用农药标准行为的重要标准。
知识能力。农业生产者在农业使用农药情况将直接受到知识能力的影响。我国农业专业对于农业生产者使用农药情况研究认为，对于农产品安全影响较为明显了为农业生产者性别上的差异，男性在躲避风险能力上没有女性高，女性在农业生产中更愿意选择安全系数较低的行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对于农药使用情况也有着一定差异，年纪较大的农业生产者在实际生产中更愿意选择毒性较高的农业，因为其想要迅速的将农产品上的病虫害消灭，而年纪较小的农业生产者在选择农药时，更愿意选择毒性较低的农药进行施用，保证农产品的安全。
农药施用情况受多种因素影响，例如性别及年龄，不同情况的农业生产者在农药使用上有着明显性区别。综上所述，本文将知识能力也作为衡量农药使用情况的主要标准。影响农业生产者知识能力的主要有两个原因，分别为农业生产者的文化水平，还有就是农业生产者在实际生产中所获得的农业知识及技能，知识水平是农业生产者自身素质及获取知识的关键因素。
经济条件。农业生产者在购买农药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就是经济条件，农业生产者会根据自身经济条件选择与之相对应的农药种类，最为明显的就是农业生产者购买新型的农药主要衡量的标准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农业组织对于农药市场中的农药进行研究中当发现，含毒性较高的农药在农药市场中较受欢迎，造成农业生产者在施用农药过程中非常容易出现农药中毒事故。我国农业研究人员在研究中发现，农业生产者如果拥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子啊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到农业生产者农药使用行为。
综上所述，农业生产者在购买农药品种的过程中受到了农业生产者经济条件的影响，经济条件已经成为影响农产品安全的主要标准。农业生产者在实际生产中由于客观因素影响的原因就是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条件。
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与农产品安全建议
农业生产者。农业生产者在实际生产中使用合理的农药是农产品安全的核心因素。但是农业生产者在使用农药上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应该对于农业生产中的农药使用行为进行约束，对于农业生产者经济及效益及损失情况进行重点关注。农业生产者在保证经济效益的条件下，经常会选择躲避风险，害怕将已经获得的经济效益流失，但是在经济效益无法保证的条件下，众多农业生产者对于经济效益流失的情况并不甘心，在实际生产中更容易面对风险，希望能够将经济损失降到最低。农业生产者如果能够在农药市场中获得较为全面的农药信息，在实际生产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者将更加倾向于规范性使用农药，最终实现农产品的安全。
政府。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于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情况的重视，积极承担起应付的农药宣传教育责任，让农业生产者对于农药施用条件及时间等要求更加了解，政府部门可以定期对于农业生产者进行农药施用技巧方面的指导。农业生产者只有明确了农业方式对于农产品安全的影响，才会在实际生产中具有农药施用的安全意识，科学使用农药。政府部门加强对于科学施用农药进行教育的过程中，也应该加强对于农药流通的监管，为农业生产者制定相对应的农药施用惩罚机制，让农业生产者在施用农药方面也能够获得经济上的效益，降低农业生产者在农药使用上的随意，积极推动农业生产者规范性施用农药。
农产品安全与农业生产者施用农药行为间存在着直接性关联。保证农产品安全的主要措施就是规范农业生产者农业使用行为，加强农业生产者对于农药风险的防范。本文对于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简单进行介绍，进而提出了相对应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助我国农产品安全生产。
（作者单位：淄博市临淄区农业局）
农药行为 篇3
1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1.1 调查区域的选择
苏南环太湖地区在江苏经济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农业面源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苏州是江苏苏南环太湖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基础好,农业生产转型的内生动力强,实现农业科学化、精细化、现代化正成为苏州发展农业的重要战略选择。因此,以苏州市为案例,研究生产农户的施用农药行为和认知是适当的。
1.2 农作物品种的选择
稻米是我国居民最主要的食物之一。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减少化学农药使用,提升水稻质量安全水平是人们对稻米质量的新要求。苏州市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稻米是主要的农作物,因此,以水稻生产中农户施用农药行为为案例来进行研究是切合实际的。
1.3 调研方式
为全面了解苏州市生产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真实状况,并保证样本的合理性,调查选择了张家港、太仓、吴江、常熟四个县级市作为一级调查抽样地区。在此基础上,在每个县级市各选择农村居民平均收入高、低两个乡镇,并在每个乡镇按照同样的方法各选择2个村民居委会,在最终选择的8个村民居委会随机调查30个村民,共发放24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16份,有效率为90.0%。调研时间为2012年5月份。
农户,在我国通常的含义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既可以是农户家庭的户主,也可以是家庭的个体成员。在调研过程中直接访谈的是具备施用农药直接经历、年龄在18周岁以上的农户。考虑到以家庭为单位仍是苏州市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调查对象同时设定为分散农户[1](没有特殊情况,下文简称农户)。为减少受访农户因文化层次的影响或理解上的偏差,确保答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现场答卷的过程中采取与农户一对一的直接访谈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并由调查人员负责问卷的填写。
1.4 问卷设计
该文调查问卷设计主要基于现有研究的文献进行设计。调查问卷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农户基本特征的调查,主要包括受访者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生产特征;第二部分是农户水稻种植中农药施用情况的调查,主要包括农药施用量和农药施用行为;第三部分是农户对农药施用与残留主观认知的调查,主要包括对农药毒性的认识和对农药外部性的认识;第四部分是农户生产与生活相关信息的调查,尽可能收集解释农户施用行为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农户基本特征
此次被调查农户(以下简称受访者)的个体特征见表1,生产和家庭统计特征汇总见表2。从表1可知,在回收的216份有效问卷中,男性116人,占53.70%;女性100人,占46.30%,这与苏州市农村男女性别人数比50.82∶49.18,基本吻合[2],说明抽样调查具有随机性与科学性。86.58%的受访者是中老年农民,83.34%的受访者学历在初中以下。由表2可知,受访者家庭人均收入为2.11万元,略高于2011年苏州市农村人均纯收入的1.72万元;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是12.93%,家庭收入以非农收入为主。在生产方面,受访者的水稻平均单产为7 491 kg·hm-2,略低于2011年全市水稻单产9 062 kg·hm-2。受访者水稻种植规模较小,水稻种植的各项成本占比由低到高依次为种子投入(3.11%)、农药投入(11.71%)、机械投入(15.10%)、化肥投入(27.48%)与劳动投入(42.61%),可见苏州农村水稻种植的负担最主要是来自劳动投入,这与苏州市工业化与城乡一体化水平高密切相关。
2.2 农药施用行为特征
农药施用行为主要包括农药喷施前说明书的阅读、施用量、次数,喷施过程中的安全防护行为,施药后农药空置的包装物、容器和剩余农药的处理等方面。
2.2.1 农户对农药推荐剂量的态度
有超过60%的受访者在自己喷洒农药时不按照说明书的推荐剂量施用农药,这或许是由于农户对农药施用知识了解不够,有59.26%的受访者不知道推荐剂量的合理性。
2.2.2 农户施用农药的工具
电动式和担架式喷雾器可提高虫害防治效率,并可大幅度减低农药施用密度,但相对于手动喷雾器价格高。虽然这一地区农户收入水平比较高,但81.48%的受访者仍然采用手动喷雾器喷洒农药,施用过程中存在的“跑冒滴漏”现象。同时只有30.56%的受访者在喷洒农药时采取防护措施,说明多数受访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喷洒农药带来的健康风险。
2.2.3 农户对施药后农药包装物的处理
分别有44.91%、34.26%的受访者将使用后的农药瓶子或袋子直接丢弃在田边水渠或与其它垃圾堆积在一起。不科学的农药包装物的处理行为,增加了农药暴露在空气、土壤中的机会,直接污染环境,危害农户健康。
2.3 农药施用的认知
农户农药施用的认知主要包括农户对虫害压力的感知、农户对虫害管理的知识、农户对农药毒性的认识等方面[3]。农户对农药施用行为在主观上取决于其对农药施用的认知。受访者对农药施用的认知分析见表1。
2.3.1 农户对虫害压力的感知
农户对虫害压力的感知和对虫害造成的粮食减产的感知会直接影响农户的农药施用量。由表1可知,2/3的受访者认为虫害造成的水稻减产达到40%以上,远超过了菲律宾、印度、泰国等国家农户估计的虫害损失[4]。调查还显示,有66.67%的受访者主观感知目前虫害压力非常大,78.24%的受访者认为在过去的15年里虫害压力普遍增加。说明农户对虫害压力的主观感知普遍较高,对由此造成的损失估计较高。
2.3.2 农户对虫害管理的知识
综合虫害管理在减少外部环境的虫害压力有显著效果,能有效减少农药施用量。有43.06%的受访者不知道水稻生产中的虫害存在天敌,71.30%的受访者没有采用综合虫害管理方法。说明农药是大多数农户主要也可能唯一的防治水稻虫害的方法。目前,综合虫害管理在苏州推行面不广泛,只有5.09%的受访者很了解综合虫害管理方法。
2.3.3 农户对农药毒性的认知
超过2/3的受访者不太了解农药的毒性,也不清楚国家明令禁止施用的农药种类。同时受访者缺乏农药残留的知识。分别只有9.72%、2.78%和36.57%、11.57%的受访者比较了解、非常了解农药残留和认为农药残留对身体的危害比较严重和非常严重。调查还显示,有92.59%的农户没有参加过有关农药知识的培训,有一半的受访者会担心喷洒农药引发健康问题。因此,增加农户有关农药的知识培训,能有效规范农户农药施用行为,改善农药滥用、乱用现象。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3.1 结论
通过数据收集与统计性分析,结果表明:虽然苏州市农业现代化的水平比较高,但农户农药施用的主流方式并不科学,农户对农药施用的认知不足。不依据说明书凭借自身的经验亦或是任意决定农药的施用量、不注意健康安全防护、随意处理废农药瓶和剩余农药等不合理的行为较为普遍,主要原因在于农户对农药毒性的认知有限,农户对虫害压力的感知直接导致其通过增加农药施用量来降低虫害增加对水稻减产的影响。由于农户农药施用的主流方式不科学、对剩余农药的处理不科学直接增加了农业面源污染,而过量的农药则通过土壤、水源等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农业面源污染,并通过食物链与生物富集效应累积等途径形成农药残留,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
3.2 政策建议
规范农户农药施用行为是一个长期过程,提高农户教育层次和收入水平是解决问题最基本的路径。对苏州市而言,既具有农业生产以分散农户为主、以中老年为主、受教育水平低等类似于一般地区的共性特征,又具有当地农户兼业收入高,劳动力是农业生产最昂贵的生产资料,农户对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经济动力不足等特殊个性,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当务之急是,第一,政府必须建立、健全公益性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农户接受和掌握农业新技术提供常态化的平台和服务。苏州市经济发达,已具备了良好的财政条件,应该率先在全国做出示范。第二,剧毒高残留农药在江南地区基本得到了遏制,但目前假冒伪劣农药在一定程度上有泛滥的苗头,必须努力规范农村农药市场的管理,杜绝剧毒高残农药、假冒伪劣农药。第三,苏州市应率先改革长期实行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农产品安全质量管理体制,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政府、行业组织、农产品供应链成员间相互协同的共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契约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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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uang Jikun,Hu Ruifa,Rozelle S,et al.Transgenic varie-ties and productivity of smallholder cotton farmers inChina[J].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Economics,2002,46:367-387.
农药行为 篇4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生态文明: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1]。我国是一个农药使用大国, 长期大量使用农药在保障粮食增产丰收的同时也会带来农产品质量安全低下、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破坏生态环境等一系列负面效应, 规范农户正确使用农药是实现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对农户农药使用行为本身作全面的调查分析, 得出当前农户不合理使用农药的具体表现, 并探讨影响其不合理行为的认知因素, 提出相关合理的指导性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调研方式
本次调查在安徽省的5个地级市 (安庆市、六安市、淮南市、亳州市、宿州市) 内随机挑选5个县 (区) (太湖县、寿县、大通区、利辛县、砀山县) , 每个县 (区) 随机抽样一个乡镇, 每个乡镇随机抽取一个村作为调查抽样地区。本次调查比较均衡地在5个县 (区) 共发放150份问卷, 经检验合格的有效问卷126份, 有效回收率为84%, 调研时间为2013年2月份。
三、农户的基本特征
总体而言, 受访农户中农药的喷洒使用者主要以男性为主 (65%) ;55.2%农户年龄集中在40-60岁, 以中老年农户居多, 所以大部分的农户农业生产经验丰富 (52.8%) ;78%的受访农户的平均教育水平程度较低, 为初中及以下;农户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非农业收入, 农业收入仅仅只占到了10.3%。
四、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及其认知
(一) 农户农药使用行为调查结果分析
我们依据农户施用行为的连续性, 将所涉及的农户施药行为分为施药前、施药中、施药后三个阶段[2]:施药前阶段选择是否按说明书推荐剂量配置农药的行为;施药中阶段考虑是否采用防护措施行为;施药后阶段包括剩余农药、空药瓶的处理方式的行为。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调查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知, 在施药剂量方面, 受访农户中近60%的农户没有严格按照推荐剂量施用农药, 而是依据自身经验增加或减少。由此可以看出, 支配着广大农户的农药施用行为的仍然是经验而非理性。
调查表明, 农户施药中仅有11%受访农户在施药中多数会采取防护措施, 高达60%的农户在施药中未能采取安全、有效的防护措施。可以看出大部分农户在施药时安全防护意识差, 很容易发生人畜农药中毒的意外。
在施药后对空瓶的处置方面, 高达69.8%的被调查农户会在施药后将空瓶扔在田边或小溪边, 只有7.2%的农户会将其仍在专门的垃圾堆或回收点, 另外有20%农户会选择和其他垃圾堆放一起或者用其他方式处理。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农户环保意识淡薄, 将施剩的农药空瓶乱扔乱放, 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二) 农户对施药行为的认知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都是经由行为认知来间接影响行为表现, 所以对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的认知进行研究, 对改善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对施药行为的认知分析见表2。
从表2可知, 仅有不到1/3的农户认为推荐使用的农药剂量非常适合, 表明大部分农户由于没有正确认知而不能严格按照推荐剂量使用农药, 他们对农产品农药残留概念也缺乏正确认识。在认知施用农药对环境影响方面, 调查发现有高达38.9%的农户认为只有一点小的影响, 他们声称大量使用农药并未发现对周围环境造成多大的损害, 自己也未感受到周边环境有因为使用农药而变坏恶化, 表明农户对于该问题的正确认知普遍不高。在对施用农药相关法律方面的认知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只有区区6.3%的农户对农业部出台的《农药管理条例》以及对防治农药污染相关规定的《环境保护法》比较了解。超过一半的受访农户表示听说过但不清楚具体的法律内容及法律责任, 更有高达28.7%的农户完全不了解。
(三) 农户使用农药培训情况及相关法律的需求
农户使用农药培训情况及相关法律的需求见表3。
表3表明高达92.9%的农户未参加过任何组织形式的农药知识培训, 同时也迫切希望得到科学有效的农药使用知识和技术。可以看出, 农户对农药、法律知识的迫切需求和现实中相关技能知识培训的确存在很大的落差。其背后除了与农户自身文化知识低、安全意识淡薄等内部原因相关之外, 还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农药知识宣传力度低下、相关法律知识普及度不够、未组织有效的培训等外部原因密切相连。
五、建议
基于调查分析结果, 为改善农户农药使用情况, 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 加大农户用药行为培训力度, 帮助农民正确掌握基本的农药使用方法及农业生产知识;加大对农药使用法律法规及农药残留后果的宣传力度, 使广大农户从思想上提升他们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自觉性。
(二) 山东潍坊“毒生姜”不出口专内销等诸多农产品不安全事件警示我们政府监管部门要时时刻刻不放松对农产品的检查, 提高农药残留检查的标准, 完善整套的农产品的监察制度。
(三) 农药的毒性、扩散性、残留性等特性决定了农药废弃物是不能同一般垃圾废弃物随意丢弃的, 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回收制度:除了在农村各乡镇各村建立专门的农药废弃物回收站之外, 可以学习西安华清池景区推出的“以垃圾换矿泉水”方式, 鼓励广大的农户拿使用完的农药废弃物来换取一定数量的农药或者生活日用品, 提高农户的回收积极性。
(四) 我国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严重与法律对农户滥用农药行为的处罚较轻, 难以产生预期有效的威慑力息息相关。例如《刑法》第147条仅仅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 对于“使用”的情形只字未提, 这将使得对于违法使用剧毒、高毒农药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无法追究刑事责任[3]。加强各类主体在农药施用过程中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才能显示出法律应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摘要：利用对安徽省126位分散农户的调查数据, 详细分析了农户农药使用的相关行为。结果表明农户不规范、不合理的农药使用行为仍然普遍存在。据此提出加大农户施药行为培训、加大对农药使用法律的宣传力度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文明,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决策,法律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2013.11.
[2]侯博.茶农的农药施用行为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2, 6 (4) :16-21.
农药行为 篇5
1 农户对农药残留的认知
1.1 农户对农药残留影响农产品品质的认知
我国南方地区农户对农药残留危害的认知水平普遍较高, 近七成的农户认为农药化肥的过量施用会造成农产品品质下降[6]。四川农民对于农药残留的毒性缺乏认知, 在施药过程中不能按照农作物品种、农药种类来选择不同的施药时间, 只凭主观认知盲目选择[4]。郝利等对山东、黑龙江、江苏等6个省份农户进行调查时发现, 大多数农户不知道市场上高毒高残留农药的危害及农民不了解农药使用量和停药期是影响农产品安全的重要因素[7]。79%的农户认为农产品在出售前需要对农药残留量进行检测以保证农产品品质[8]。武汉地区多数农民对于种植绿色蔬菜持比较正面、乐观的态度, 认为种植绿色蔬菜在食用安全和经济效益上都是比较有利的[9]。赵多长对天水市350户农户农药使用情况进行问卷调查, 发现农户不知道确切的农药残效期, 只知道施药款考核指标, 实行超指标比例赔偿、低于指标比例适当奖励的办法, 以调动信贷员管好贷款的积极性要建立小额农贷机制, 找准信贷切入点, 加大营销力度, 从支持传统农业为主转变到以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运输和农村商业零售、住房消费等领域, 解决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求短缺问题, 满足农民多元化的金融需要。后需间隔一段时间才能采收产品[10]。胡定寰等人对山东省苹果种植户的调查发现, 75.4%的山东农户都有较高的食品质量安全意识, 不使用高毒、高残留的农药[11]。浙江省绝大部分的菜农也都有安全使用农药的意识[12]。
1.2 农户对农药残留引发健康风险的认知
南非农民的农药风险意识较高, 81%的农民表示在没有穿防护服的情况下绝不会去施药[3]。而拉丁美洲的农民对农药残液的普遍认知竟然是接触农药可以增强身体对农药的忍耐度[13]。我国农业部农药检定所2001年调查了全国21个省 (市) 区1 099户农民的农药使用情况, 发现大多数农户缺乏对农药残留超标危害性的认知, 甚至不知道会危害人体健康。刘光学的研究发现我国农民自身的安全意识差, 在配药、喷药间歇中, 不洗手就吸烟、喝水、吃东西的现象十分普遍。配药或喷药后, 有80%左右的人员曾出现头痛、头晕、嘴干, 脸、手、胳膊、腿部皮肤瘙痒, 胸闷、疲倦、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等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14]。
1.3 农户对农药残留导致环境污染的认知
我国农民在施药的时候只追求农药对病虫害的“致死率”, 对农药残留危害环境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15]。洪崇高等对全国5个水稻主产区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湖南省衡阳市, 安徽省阜阳市, 江西省上饶市, 四川省眉山市、重庆市和山东省济宁市、莱芜市、滨州市、菏泽市) 农户的农药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 65.3%的农民仅从防治病虫草害的效果来选购农药, 几乎没有农户优先考虑到农药的环保问题。这些地区有近1/3的农民不了解水稻作物的农药残留毒害问题, 如农药的富集作用[16]。邢美华等调查了湖北和山西农户对农村环境状况的认知度, 发现多数农户都意识到过量施用化肥农药会引发环境问题, 近60%的农户认为应通过减少高毒农药和化肥的用量来改善环境, 而对发展沼气来改善环境的认知度较小[17]。黄土丘陵区农户普遍认为农药对生产非常有利, 但还没认识到由此带来诸如环境和健康等方面的问题[18]。关俊霞对贵州、安徽、江苏和湖北农户的研究发现, 这些地区的农户对农药负面效应的认知水平较高, 有78%的江苏和贵州受访农户知道不合理使用农药会污染环境、降低农产品品质, 85%的湖北农户还认为会导致土壤板结[6]。
2 农户对农药残留相关认知影响施药行为
施药行为过程复杂, 行为实施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随着时间、环境因素而发生动态变化。态度、认知、道德、责任感会影响行为一直是众多行为研究学者的一贯立场[19,20]。这也就是Ajzen和Fishbein于1977年所提出的特征匹配 (Specificity Matching) [21]。比如Heberlein认为若所衡量的态度越确定, 并且所找出的相关行为越具体, 则两者之间能显示出高度相关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 如果农户对农药残留带来的风险越恐惧, 则其规范性施药的可能性就越大。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可分为4个方面。
2.1 对农药施用量的影响
施用剧毒农药或施用农药的次数越多、浓度越高, 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量就会越高[11]。由于农民不理解农药的残留危害, 因而过量地、不合理地施用农药成为农药残留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22]。Dinham和Epstein等人发现, 认为施用不同品种的农药是控制害虫唯一有效方法的农场工人, 大都缺乏环境保护知识, 而且常常施用过量农药[23,24]。P.C.Abhilash等在印度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些结论, 即由于自身认知水平不高, 农民时常出现过量使用相同的农药和配比不合理的混合农药等问题[25]。加大农药用量的现象还普遍存在, 比如希腊农户在处置兑水后没有用完的农药, 过半的农户通常会全部喷完, 近1/3的农户会把它用到其它作物上[26]。北坦桑尼亚小规模菜农反映近年来农药施用量逐年上升, 而且一季蔬菜至少要喷洒5次农药[27]。巴西国家健康监督局2007年从全国各地采集了1 198种样品进行分析, 发现1/6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28]。有关专家认为, 农产品农药残留量的增加是因为农户对国家规定的标准不了解。许多农民认为喷雾器出现滴漏现象根本不算什么问题, 从而也导致了农药用量的增加[29]。由于认知不足导致水稻生产中滥用农药的现象非常普遍[30]。洪崇高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57.7%的稻农农药用量超出规定范围, 为了快速防治病虫害, 擅自加大剂量、复配复用同种农药、不考虑用药间隔期施药的现象并不鲜见[16]。成都农民对农药相关基础知识认知不足, 导致购药、用药只关注农药的效果而极少关注农药对人体的毒副作用, 甚至有22.3%的受访农户还表示, 通常会在药瓶标签说明用量的基础上再加配1倍的用量以保证效果[31]。而由于农民对于农药和农作物的认知水平低, 在施药过程中还存在选择施药时间不当的情况[4]。
2.2 对农药品种的选择影响
使用高毒农药的现象非常普遍, 博茨瓦纳的农户使用的1/3的农药是被WHO列为极度或高度危险性农药[32]。97%的哥斯达黎加土著地区的芭蕉种植户仍然使用高毒杀虫剂—毒死蜱[33]。国内学者张云华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近一半的农户仍然使用高毒农药, 而且在作物生长期内使用次数偏高, 采用无公害和绿色农药的农户并不占绝对优势[34]。张云华等和Jiehong Zhou对此现象的分析结论是, 农户对农药毒性和农药污染所带来的风险没有认知是施用高毒农药的根本原因[5,34]。我国学者杨天和对江苏省农民的调研发现, 农户选择农药时并不考虑稻米质量安全, 只有约1/5的农户选择了毒性低、安全性好的农药;有16.53%的农户对禁用农药毫不知情, 实际生产中仍然选用呋喃丹、甲胺磷、敌敌畏等剧毒、高残留的农药[35]。郝利等对山东、黑龙江、江苏等6个省份农户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论断, 用量少、效果好及成本低的高毒、剧毒农药 (如甲胺磷) 受大多数农户欢迎[7]。
2.3 对采取防护措施的影响
南非农民的农药残留风险意识较高, 81%的农民表示在没有穿防护服的情况下绝不会去施药, 因为他们相信防护服能阻挡所有来自农药残液的伤害[3]。但是2/3的哥斯达黎加土著地区芭蕉种植户施药时不穿防护服[36]。G.A.Matthews历时3 a完成了对26个国家8 500户小规模农民农药使用的研究得出, 绝大多数农民在施药时会穿防护服, 且施药后会去洗澡, 但是很少有人在施药前的配药过程中穿戴防护服[37]。Polidoro BA和Plianbangchang P的研究结果一致认为农户对农药使用方法的不正确认知导致了那些不穿防护衣的农民产生中毒症状[36,38]。有学者认为农民对农药风险的态度及防护衣的成本、可获得性决定着农民施药时是否会采取措施躲避农药的危害[36];还有的学者认为, 大多数情况下, 农民对农药标签信息的不正确理解和认知, 导致了农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农户反映标签上的字体太小、说明过长而且语言太专业, 因此大多数农民并不阅读农药标签[3,39]。我国学者李明川等对成都地区的农民施药时防护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探究, 发现虽然该地区80%的农民在施药前后及施药过程中都会自觉采取一些防护措施, 如施药前检查施药器械是否完好及有无跑、冒、滴、漏现象, 不在光照强、气温高及大风时施药, 以及在施药后及时清洗受污染的皮肤, 但施药过程中防护服的穿戴比例不足50%[31]。四川省农户在施药时也是普遍不重视自身防护, 仅有4%的被调查者表示会戴手套, 8%的会戴口罩, 13%的会穿防护雨披, 而高达38%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一定会穿长衣、长裤、胶鞋等[4]。赵多长认为农户用药的安全防护意识差, 致使在配药、喷药时很少采取安全防护措施[10]。
2.4 对农药空瓶处理方式的影响
农药空瓶的处置方式体现着农户对农药残留导致环境危害的认知。农药空瓶等垃圾的随意丢弃造成农业环境污染[38], 而农民对农药残留会引发环境污染的认知程度低, 是导致农户施药的方法和农药用量不合理, 以及农药空瓶等垃圾随意丢弃的原因[17,38]。据调查, 随便在河流、池塘、水井等饮用水口处配药和冲洗施药器械、乱扔乱丢农药包装物或残留物的现象非常普遍[4,14,17]。William J Ntow对加纳地区菜农的调研也证实了这个结论[40]。希腊农民乱扔农药瓶的现象同样比较严重, 30.2%农户表示用完后会随意扔在田里, 1/3的农户会扔在附近水沟里, 仅有少数农户会采取焚烧方式或放入垃圾站[26]。
综上所述, 反映了农户对农药及其残留的认知影响其施药行为。而有的学者研究也发现了不一致的现象, 李光泗在对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农户施药行为进行调研时发现, 虽然农户已意识到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应该少使用农药, 但实际的农药使用行为并没有显著改变。作者推测这可能与我国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不完善有一定关系[41]。Recena MCP等人研究巴西中部城市的农户对农药风险的认知后发现, 农民知道农药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风险, 也知道农药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转向安全使用农药, 主要受一些不可控的环境因素以及农民本身不太宽裕的经济条件限制[42]。虽然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泰州市稻农对剧毒农药危害性具有一定的认知水平, 但仍有农户在实际生产中照旧使用剧毒农药, 对农药残留问题比较麻木[43]。而且有些农民虽然知道什么是农药的安全间隔期, 但实际却不按安全间隔期用药[31]。
3 结论
国内外学者在农户的施药行为方面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基于以上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 可看出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农户对农药残留的认知程度参差不齐, 但总的来说, 大多数农户的认知水平较低。而且农户对农药残留的认知影响着农户的施药行为一般情况下, 若农户对农药残留没有认知或认知水平低, 则其施药时倾向于加大施药量和施药次数、不考虑用药间隔期、施用剧毒或高毒农药、不穿防护服、随意选择配药和冲洗施药器械的地点以及乱扔乱丢农药包装物或残留物。相反, 若农户对农药残留有较高的认知水平, 其在施药时就会考虑到农药残留对农产品品质、对自身和消费者健康、对生产和生活环境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从而会自觉规范施药行为、主动应用绿色农药, 同时对农业新技术也有较迫切的需求。
农户的施药行为研究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但是已有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主要是:现有研究忽视了我国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国情, 而基于这一基本特征的农户施药认知、施药行为的研究较少;农民施药行为过程极其复杂, 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随着时间和环境因素发生动态变化。现有的研究主要从综合的角度探讨影响农户施药行为的因素, 而很少将农户的施药行为分层次分阶段进行深入考察。中国农民普遍具有守旧、从众心理, 从施药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农民认知能力和主观心态方面对农户施药行为进行研究, 能更好地理解农民的施药行为。目前学术界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研究成果, 大都是以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为研究对象, 对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研究则很少。
摘要：农药残留是困扰农产品安全的重大问题。农户是农药施用的主体, 研究农户对农药残留的认知及其施用行为, 对于在源头上保障农产品安全供给, 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人类健康的影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以农户的农药残留认知及农户的认知对其施药行为的影响为主题进行了综述。
农药行为 篇6
1调查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土壤类型、气候特点等因素, 首先选取吉林省双阳、四平、德惠、榆树、公主岭等5个市;每市各随机抽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各抽取1个行政村,共抽取10个行政村。依据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耕地面积等因素,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60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18~70岁;2户籍为农民;3以耕种为主;4所居住地区的常住人口。
1.2问卷调查以电话访谈形式了解居民使用农药防护服的情况,根据访谈结果设计统一的问卷调查表,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参考林中王等[3]资料形成调查表,经过预调查,修改问卷,形成最终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主要劳动力的一般情况(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配兑农药时使用防护服的情况、检修施药器械时的防护情况、喷施农药时的防护情况及清洗施药器械时的防护情况五部分。2014年7—10月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吉林省农村居民进行入户调查。
1.3统计分析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以描述性频率分析为主。
2结果
2.1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77份,回收率为96.2%;筛选掉一些不合格的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68份,回收率为94.7%。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
2.2配兑农药时的防护情况见表2。
2.3检修施药器械时的安全防护情况见表3。
2.4清洗施药器械时的防护情况见表4。
2.5喷施农药时的防护情况见表5。
3讨论
农药作业用防护服最主要的功能是给农民提供优质的安全防护,辅助人体适应不同的农药作业环境和农药喷洒方式,防止和消除劳动环境中农药对人体生命安全的威胁,同时保证劳动人员的工作活动和生理舒适。根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农村农药作业用防护服的使用情况不尽如人意,农民劳动保护意识较薄弱。如果没有合适的农药作业用防护服,农业劳动者经常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将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并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本次调查显示:吉林省农 村居民在 接触农药 时都会都会采取相 应的防护 措施,配兑农药 时穿长衣 裤的比率较高,戴手套、普通口罩 的比例适 中,与淮安市 、成都地区 等农村居 民使用防 护服情况 相当[2,3]。穿雨鞋、雨披或围 裙、手套、过滤口罩、防毒面罩及专业农 药防护服 的使用情 况低于淮 安市、成都地区[2],这可能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农业科技推广情况及安全防护宣教工作等情况有较大关系。欧泽兵等研究发现[5],农村地区 生产性农 药中毒事 件频频发生,杀虫剂、除草剂是 引起农药 中毒的主 要毒物,分别占总中毒例数的49.31%和36.08%。短时间接触高浓度农 药时容易 中毒,中毒的途 径主要以 皮肤、呼吸道吸收 为主。所以应制 定农药安 全防护教育方案 指导居民 配兑农药 时采取有 效的防护 措施,以减少农药对人体的危害性。
本次调查对象在检修和清洗施药器械时配戴手套、帽子、雨鞋的比例 较高,其它防护 设备的使 用比例较低,低于李敏等对河北省、湖南省和陕西省的农村居民的调查 结果[4],这可能与 当地农村 居民的整 体文化素质偏低有 关系,所以应加 强安全防 护宣教工作,提高农村居民安全防护意识,使农村居民在检修和清洗施药器械时,增加长衣、长裤、安全眼镜、口罩的使用比例,这样可以 避免残留 在机器里 的农药危害人体健康。
本次调查对象在 喷施农药 时,穿长衣裤 的比例较高,高于李明川等对河北省、湖南省和陕西省的调查结果[1],低于林中 正等对淮 安市农民 的调查结 果[3]。喷施农药时戴 手套、帽子、普通口罩、围裙及雨鞋的频率偏低;应加强头部、手部和脚部的防护措施,避免农药从这些部位进入身体,危害健康。戴安全眼镜、过滤口罩和防毒面罩的比例较低,居民长时间在有毒环境里作业,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会出现不同程度 的中毒症 状。另外,部分农民 在喷施农药时有用 手察汗、接打电话、吸烟、进食及农 药溅到身上不及时 清理的行 为,相关部门 应加强对 当地居民的安全防护教育工作。
研究资料表明,长时间作业于有毒环境里,如果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可以防止或降低经皮肤吸收而导致的农药中毒[6]。针对吉林省农村居民现 阶段的防护状况,应制定相应安全防护教育方案,定期举办科学使用农药技术培训,促进农村居民建立科学的防护观念,采取安全有效的防护措施,引导居民使用专业的防护设备,提高安全意识。
摘要：目的:调查吉林省农村居民使用农药防护服的行为现状,为今后在农村地区开展农药安全使用教育和安全防护改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在吉林省选取了568名以耕种为主的农村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调查问卷方式对居民过去1年内使用农药防护服的行为进行调查。结果:吉林省农村居民安全防护意识不够,接触农药时穿长衣裤、戴手套、戴帽子的比例相对较高,戴过滤口罩、防毒面具、安全眼镜及经常穿专业农药防护服的比例相对较低。结论:吉林省农村居民的农药防护服使用以穿长衣裤、戴帽子、手套为主,偶尔佩戴安全眼镜、口罩、雨鞋,几乎不穿专业农药防护服为主要问题,应针对性制定农药安全使用宣教方案,引导农村居民科学地使用农药防护服。
农药行为 篇7
我国是农药使用大国, 平均每年农药需求量达30万吨。2012年, 我国农药原药消费量130万吨, 按1吨原药产生2吨制剂计算, 我国一年就需容量为250ml的包装物104亿个之多。农药废弃物产生来源主要是过期农药、违法农药和包装物, 目前农户对农药废弃物的处理方式是对过期农药加量使用和对包装物随意丢弃。〔1〕伴随农户不当的处理方式而来的是农药包装废弃物增加导致的农业生态污染问题。因此, 应把农药废弃物管理纳入农药管理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范畴。〔2〕近年来, 我国颁布了《农药管理条例》、《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针对农药废弃物提出一系列管理办法, 并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区试行了农药废弃物处理的操作细则。但我国各地区对农药包装废弃物缺少有效的处理机制, 应采取相关的处理方式来解决日趋严重的问题, 〔3〕健全农药废弃物处理机制及规范农户行为。而目前的研究集中于农药废弃物的处理技术方法, 例如,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农业废弃物的逆向物流模式〔4〕和以供销社为主体的农药废弃物回收新体系。〔5〕对农户的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方面的研究还是凤毛麟角, 即使有也不够深入。因此, 为深入了解农户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机制, 我们尝试从环境心理学和计划行为理论角度解析农户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 采用实地调查分析广东省农药废弃物处理的现状, 剖析影响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因素, 以期对农药废弃物的处理予以启发。
二、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国内外学者对废弃物处理回收行为的研究有很多, 大多利用环境心理学和计划行为理论剖析个体的废弃物处理行为, 解析废弃物处理回收行为的决定因素。种种研究中, 计划行为理论突显了人口统计学、心理因素、情境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而环境心理学则提出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会影响到其主体的环境行为。我们在整合理性行为理论和环境心理学研究成果, 结合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的特征的基础上, 将影响农户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因素分为以下三类, 并给出如下的基本假设。
1. 人口统计学因素
人口统计学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种植经验等。就年龄对环境行为的影响而言, 年纪越大的越会采取废弃物回收行为。〔6~8〕有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会采取废弃物回收行为, 〔9〕而男性随意丢弃废弃物的行为较为普遍。〔10〕经济收入情况也可影响人的环境行为, 研究表明经济收入越高越可能实施回收行为。〔11〕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环境行为的因素, 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采取利于环境保护的处理行为。〔12〕〔13〕在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中, 农户的经验水平也会影响其处理农药废弃物的方法。基于此, 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H1:女性农户比男性农户更有可能采取利于环境保护的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
H2: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采取利于环境保护的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
H3:农户越有经验越可能采取利于环境保护的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
2. 心理因素
环境心理学研究表明, 环境知识、对环境的态度会影响人们的废弃物处理行为。大部分研究表明环境知识的掌握情况会显著影响人们的废弃物处理行为。〔14〕同时, 积极的环境态度与积极环境行为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认为有着积极环境态度的人越有可能采取积极环境行为。基于此, 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H4:农户对农药废弃物的环境影响认知能力越强, 越可能采取利于环境保护的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
H5:农户对农药废弃物危害的认知能力越强, 越可能采取利于环境保护的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
H6:农户对生活环境越满意, 越可能采取利于环境保护的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
3. 情境因素
情境影响因素是指会对环境行为有影响的物理设施, 包括了废弃物回收的设施、废弃物处理方法的教育宣传等。农户所在地区存在废弃物回收处理点会促进废弃物回收处理行为, 其便利性对废弃物处理行为有限制影响, 〔15〕回收渠道越便利, 废弃物回收行为就越积极。〔16〕另外, 从朋友、广告宣传、培训教育等获取废弃物处理方法的人更可能采取合理的废弃物处理方式。〔17〕基于此, 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H7:农户所在区域存在农药废弃物回收点, 会使农户采取利于环境保护的废弃物处理行为。
H8:受过培训的农户, 更可能会采取利于环境保护的废弃物处理行为。
H9:看药瓶说明书的农户, 更可能会采取利于环境保护的废弃物处理行为。
三、数据来源、模型设计及变量说明
1. 数据来源
基于调查目的, 我们此次调查通过抽样问卷调查, 选取了广东省十一个市 (高州市、茂名市、肇庆市、揭阳市、湛江市、罗定市、清远市、韶关市、梅州市、江门市、河源市) 作为调查对象, 大部分农户种植年限在11年~50年之间,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每个地方再随机抽取3个不相邻的村落, 每市抽取样本数30左右, 采用入户访谈方式, 共取得有效问卷316份。其中, 男性样本占绝大多数, 占65.2%, 女性的样本点占34.8%;调查人群的文化程度不高, 处于小学水平占20.9%, 处于初中水平的人数占了35.4%。
2. 模型设计及变量说明
文中的数据类型都是离散数据, 同时由于文中的因变量是多分类变量, 因此, 在研究中, 我们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更为适合。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建立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logistic模型, 其基本函数为:
(1) 式中, 因变量是“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 分别有五种处理行为方式:随手丢弃、扔垃圾场、深埋土中、烧毁及清洗后回收 (清洗后回收是最利于环境保护的处理方式, 其次是烧毁, 深埋土中次之, 最差是随手丢弃) , 表示采取该种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的概率, 我们将清洗后回收作为参考水平。另外, 自变量分别记为Xi, β为回归系数, μ为干扰项。各变量的含义、赋值及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四、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我们运用SPSS20.0对316个农户的数据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处理, 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对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 模型中未引入自变量时-2ln (L) 为579.122, 引入自变量之后减少至460.614, 二者之差等于118.51, 自由度为84, P<0.001, 该结果表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0。由表2可以看出, 只有性别、培训及农户危害意识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 其余自变量均没有统计学意义。根据多元logistic模型结果, 我们对农户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如下。
1. 农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
多元logistic模型结果, 农户的文化水平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不同文化水平之间的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并没有显著差异。而农户的性别通过似然比检验, 其中P=0.002<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不同性别间的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具有一定差异。在深埋土中与清洗后回收之间, 男性农户选择深埋土中的概率较女性农户这一比值大18倍。在烧毁与清洗后回收之间, 男性农户选择烧毁中的概率较女性农户这一比值大13倍。该结果符合本文的假设1, 女性农户较男性农户越易于采取利于环境的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而农户种植经验对农户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说明农户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并没有随着种植经验的增长而有所改进, 反映了农户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主要还是农户的习惯性行为。
2. 农户心理因素对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
(1) 农户对环境影响的认知未影响处理行为。多元logistic模型中, 农户的环境影响认知无统计学意义, 不同程度的认知, 其处理行为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 与假设4不符。被调查者中认为农药废弃物对环境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占总数的54.7%, 一般影响的占20.6%, 影响不大的占15.6%, 没有影响的占9.1%。而不同处理方式, 不同教育水平之间, 农户的认知差距不大, 即使农户意识到农药废弃物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但多数农户还是顺手丢弃或者直接扔到垃圾场, 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农户处理成本太高, 没有外部激励促使农户采取合理的处理行为;二是农户有意识, 却没有处理农药废弃物的正确方法, 只能采取惯常的处理方式。
(2) 农户农药废弃物危害认知较低。按照常理农药废弃物危害认知会影响其处理行为, 若农户对农药废弃物危害认知越高, 其越倾向利于环境保护的处理行为。危害认知能力最好的农户会较可能采取清洗后回收的处理方式, 但多元logistic分析显示危害认知情况对处理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这也进一步显示了农户对农药废弃物处理方式知识的贫乏。事实上, 农户对农药的危害性认识不全面, 64%的农户都明白农药对人体的危害, 约27%的农户意识到农药废弃物破坏生态平衡, 对水环境、土壤、大气造成污染。但是受访的农户并不了解我国禁止使用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和磷胺等5种高毒农药。
(3) 农户生活满意情况与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无关。绝大部分农户对其所生活的环境不满意。在316个被调查的农户中, 当问及对居住地环境满意情况时, 30.3%农户选择一般, 59.3%农户选择不满意, 10.4%农户选择完全不满意, 没有农户选择满意或是非常满意。多元logistic模型结果显示, 农户生活满意情况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不同生活满意情况之间的农民, 采取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并没有显著差异。
3. 情境因素对农户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
(1) 所在区域的农药废弃物回收场所对其处理行为没有影响。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调研的当地政府对农药废弃物处理问题的缺乏应有关注, 集中处理农药废弃物的场所也极少。在316份问卷中, 只有5份标注了有集中处理的地方, 只占总数的1%。江门和清远处理场所分别有1处和4处, 也仅各占该地区的3%和13%, 而其余9个地方都没有农药废弃物处理场所。另外, 提取该5份具有集中处理场所的农户问卷进行分析, 发现即使地区有回收场所, 该地农户农药废弃物处理方式依旧是顺手丢弃和扔垃圾场。多元logistic模型结果同样显示, 有无回收场所对农户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并无显著影响。我们分析发现目前的农药废弃物回收场所并未起到真正作用, 引导农户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不仅需要公共基础建设的支持, 更需要正确处理行为的培训及监督。
(2) 目前培训量少, 虽有影响但收效甚微。近三年来, 约93%的农户都没有农药废弃物处理的指导或培训。对于少数曾接受过指导或者是培训的农户来说, 主要依靠企业、农技站或者是其他信息渠道所了解。在对培训和农药废弃物处理方式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 有培训和没有培训的农户之间存在差异, 接受培训多次的农户顺手丢弃农药废弃物的行为比例明显少于没有接受培训的农户。多元logistic模型结果也同样显示, 培训变量通过似然比检验 (P<0.05) , 具有统计学意义。
(3) 农户较少看说明书, 依习惯处理农药废弃物。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约有26%的农户在使用农药前不看说明书, 而约40%的农户偶尔才看说明书。其中, 在使用农药前看说明书的农户人数中, 超过平均水平的地区有:高州 (44%) , 茂名 (50%) 、揭阳 (39%) 、罗定 (36%) 、清远 (40%) 、江门 (63%) 、河源 (43%) ;茂名和江门两地使用农药前看说明书的农户人数达50%以上, 其中江门排第一位, 占63%。而对于使用农药前不看说明书排名前三的地方分别是:湛江、肇庆还有揭阳, 各占总数的54%, 50%, 45%。同样地, 多元logistic模型结果显示, 农户是否看说明书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其对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也说明农户并不关注合理的农药废弃物处理方式, 而是依据自身长期习惯的方式进行处理。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根据上述对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 广东省农户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存在着极大问题, 仅有性别和培训对农户的农药废弃物处理行为产生影响, 其他的年龄、文化、农药废弃物危害认知、是否看说明书等对其影响不显著。虽然农户意识到农药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 但农户主要处理的方法依旧是随手丢弃和扔进垃圾场。可能的原因应该有两点:一是农户对农药废弃物的客观认知水平较低, 对农药废弃物如何合理的处理并没有正确的认知, 因此, 做不出适当合理的农药废弃物处理办法, 只能选择简便易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农户有环境保护意识, 也认识到农药废弃物的危害, 但没有农药废弃物合理处理的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