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群体行为研究（共10篇）
投资者群体行为研究 篇1
美国的次贷危机虽然已经暂时过去, 但其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影响仍然深远。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 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投资者的群体心理和行为与金融泡沫的产生和金融危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相关性, 是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机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因此, 对投资者的群体心理和行为进行研究对于监控金融泡沫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金融危机的防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直接对金融市场中的群体心理进行研究具有非常大的难度, 一般需要借助其外在表现形式, 即群体行为, 来进行研究或测量。金融市场中的群体行为, 也称之为羊群行为, 主要表现为从众行为, 是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的群体心理在行为方面的外在表现。羊群行为原意是指动物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一致的行为或活动, 后来也广泛应用在人类社会科学中, 主要体现为人类社会中部分个体或群体的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心理或行为特征。在金融学研究领域中则表现为金融市场中的活动主体所具有的相同或相似的决策及行动结果。
一、国外学者对羊群行为成因的研究
国外目前已有的对羊群行为形成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因素方面, 对于羊群行为的产生机理进行解释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型:基于信息的羊群行为模型、声誉模型、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羊群行为模型 (含薪酬结构模型、解雇危机模型等) 、传染和有限理性模型。
1. 基于信息的羊群行为模型。
Bikhchandani et al. (1992) 提出了信息瀑布模型, 分析了当先行投资者的行动集合是离散的, 无法将连续的信号正确的传递给后者, 从而引起后来者信念更新出现偏差, 形成信息瀑布现象, 并导致投资者的羊群行为。Alexander Gümbel (2005) 研究发现当信息成本高, 信息准确性低, 同时基金经理人足够的风险厌恶时, 羊群行为就会发生[1]。Luca Corazzini&Ben Greiner (2007)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当不存在私有信息时, 不能观察到从众行为的发生, 相反却观察到了大量的非从众行为。这些实验结果显示了在信息瀑布的环境背景下, 社会大众的倾向性偏好或选择不能解释羊群行为的发生[2]。
但是也有学者对以上观点提出了质疑。Bog姚ac, han et al. (2005)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羊群行为并不能完全由于信息不完美来解释, 在信息不完美的情况也并一定会发生羊群行为[3]。JONATHAN E.ALEVY et al. (2007) 通过对比实验研究, 分析认为对金融市场的专业人士来说, 能够更好的分辨出市场信息的质量, 能够更加独立的做出决策, 其发生信息瀑布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4]。ALAIN QUIAMZADE&JEAN-PAUL L’HUILLIER (2009) [5]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 讨论了在序贯决策过程中, 私人信息对羊群行为形成并无明显的决定性的影响或作用。
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主要可以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两种类型,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其决策过程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 机构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属于群体决策, 个体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则属于个人决策。群体决策过程一方面具有群策群力、广集信息和智慧的优点, 能够做出更优的决策;但是同时也有可能导致决策过程中的群体偏移、群体思维或群体盲思等现象的发生, 导致群体决策的失误。以上这两种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差异主要受到群体中领导者的个性和领导风格、群体内部的氛围、群体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对个体投资者来说, 由于其智力与能力、经验、自信心、情绪稳定性、价值观或信念等存在着广泛的差异, 因此从总体上来说, 投资者群体是属于异质的。由于投资者的异质性, 决定了其决策过程存在着广泛的差异性, 意味着对羊群行为的成因的探讨, 单一因素的解释不能提供足够有力的证据和说服力。从系统的复杂性来分析, 羊群行为必然是多因素共同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因此, 基于对羊群行为的分类研究, 对羊群行为的成因进行分类分析和解释是必要的。这应该成为下一步对羊群行为的成因进行研究的一个方向。
2. 声誉模型。
最早提出声誉模型的是Scharfstein&Stein (1990) , 根据这两位学者的观点, 对于投资管理人或基金经理来说, 如果他怀疑自己正确选择股票的能力, 那么和其他的投资专家保持一致就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这样至少可以保持平均业绩而不至于损害自己的声誉。基于声誉的羊群行为又被称为“共同责备效应” (Scharfstein&Stein, 1990) 。声誉模型可用于解释资产管理人员和股评家的羊群行为现象。
但是近来也有学者继续研究了声誉和羊群行为之间的关系, 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 如Félix Villatoro (2009) 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资产管理人都会因为声誉而发生羊群行为, 高声誉的资产管理人发生羊群行为概率比较低, 而声誉较低的资产管理人发生羊群行为的可能性比较高[6]。不同学者研究结论的差异说明羊群行为可能还需要其他的解释。
3. 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羊群行为模型 (含薪酬结构模型、解雇危机模型等) 。
Maug&Naik (1996) 提出, 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经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委托—代理关系, 基金持有人的最优策略是和基金经理签订与基准业绩挂钩的报酬合约。在这种报酬结构下, 基金经理往往会追随其他基金的买卖行为, 以避免自身业绩落后于市场指数或同行。
4. 传染模型。
Thomas Lux (1995) 提出了传染模型 (contagion model) , 描述了金融市场上投资者们的相互模仿、情绪及行为传染的羊群行为。他认为投资者并不是盲目从众, 只是对其他投资者的行为进行快速反应, 以免丧失盈利机会。这种传染现象能够很好地解释股市泡沫的形成和破裂。传染模型从本质上来说, 并不能真正的解释羊群行为的成因。因为, 传染本身是一种现象, 传染模型用一种现象来解释另一种现象, 这是传染模型最大的缺陷。至于为什么会发生传染, 在什么前提条件下能发生传染并导致羊群行为的形成, 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讨。
5. 有限理性模型。
Shiller (1981) 提出了有限理性模型, 他认为在经济主体拥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 投资者会在不同的时点采用相似的模式进行投资决策, 这种模式可以称为大众模式。它可能是由经验法则、直觉、小道消息、大众意见等组成的, 但是其内容可能会随着时尚、潮流、社会动向或某一事件而突然集体改变。ALOK KUMAR&CHARLES M.C.LEE (2006) 研究了1991—1996年大约185万个的个体投资者的交易之后发现这些个体投资者的交易是系统相关的, 即这些交易者在买或卖时几乎是一致的。宏观经济方面的消息和投资分析师的收入预测并不能有效地解释这些结果。相反, 可能是投资者在回报预期方面的情绪在起作用的结果[7]。Brad M.Barber et al. (2009) 研究了大量的家庭账户和个人账户的交易记录, 通过研究发现个体投资者的交易是高度相关和一致的。个体投资者的这种系统交易并非是对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风险预防的系统改变或税收的被动反应, 也不能用信息瀑布、对共享信息的理性反映等来解释, 而可能是心理偏差因素有助于理解或解释这些相关的个体交易。这类心理偏差能导致投资者系统性的购买近期表现抢眼的股票, 表现出损失厌恶以及买入交易量突然放大的股票[8]。
二、国外学者对羊群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 人的行为是环境和心理因素的反应函数。包括投资者群体在内, 其行为也必然要受到其所在的环境和其心理因素的双重影响。现有对羊群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即学习与知识、技能的不足。
Bog姚ac, hanc, elen&Shachar Kariv (2004) 通过实验对信息瀑布和羊群行为进行了研究, 发现在实验中的羊群行为由于存在社会学习而几乎都转变为正确的行为。同时研究发现实验中的被试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信息进行贝叶斯更新, 这就能够用于解释为什么实验中发现的瀑布行为是理性的[9]。Marco Ottaviani&Peter Norman Sφrensen (2006) 通过研究讨论学习对羊群行为的影响, 认为从长期来看, 学习是不完全的, 羊群行为会发生。即使在不同的环境中, 当投资专家由于知识和能力不足时, 基于声誉的羊群行为也会发生[10]。JACOB K.GOEREE, et al. (2007) 几位学者也认为信息瀑布 (串流) 并不能有效地解释羊群行为, 学习会导致信息瀑布中断[11]。Xiao Lu Wang, et al. (2007) 三位学者研究了中国股市中的投资者的心理机制,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投资者有着投机冲动, 在风险感知方面处于较低水平, 这些结果反映了中国投资者在投资知识和技能方面的不足, 同时这也与中国的群体文化相关[12]。
2. 对待风险的态度或信念与沟通。
金融市场中的活动主体其对待风险的态度或信念也必然会影响其投资决策过程及其行为, 同时对于金融市场中的活动主体来说, 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能够改变其信念或态度, 进而可能其决策和行为也将发生改变。Vladislav Kargin (2003) 研究发现对投资专家来说, 如果他们是风险厌恶的, 要阻止羊群行为的话, 成本就会较高。他们之间的沟通可能会引发羊群行为。Ramsey M.Raafat, et al. (2009) 通过研究提出了人群中的思想和行为的传播机制、人们之间的联系方式是两个影响羊群行为形成的关键问题[13]。
3. 绩效评价与薪酬激励结构。
对股评家或投资专家来说, 绩效评价方法或体系也会影响其羊群行为的发生。Vladislav Kargin (2003) 认为, 对投资专家来说, 如果他们的报酬如果是依据其分析报告与其他分析师的比较及排名的话, 他们是可能会独立的做出研究并报告真实的结果, 否则由于投资专家是风险厌恶的, 并且由于专家之间存在着沟通, 投资专家会倾向于表现出羊群行为。Massimo Massa&Rajdeep Patgiri (2005) 研究了美国1994—2003年的互助基金的数据以及基金经理人激励合同中以收益为基础的激励程度, 发现收到更高利益激励的基金经理人具有更少的从众行为[14]。Amil Dasgupta&Andrea Prat (2008) 的研究也发现机构从众行为的程度和他们交易的激励结构是相关的。这和M.Massa&R.Patgiri的研究结论是一致。另外, Amil Dasgupta&Andrea Prat研究还发现通过模型预测,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对声誉关注的基金经理人将会增加其交易资产的流动性, 减少交易资产的波动性。
4. 投资者的群体文化。
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已经证实任何个体都会受到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因素, 包括民族、国家和地区以及时代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投资者也不例外。Daniela Beckmanna, et al. (2008) 三位学者对比研究了美国、德国、日本和泰国四个国家的资产管理经理人的观点和行为, 对于理解不能由纯粹的经济原因解释的国家之间的差异, 文化是最有帮助意义的。资产管理者的投资行为, 包括羊群行为, 都会受到文化、年龄、经历、性别等因素的影响[15]。
三、简评
现代金融理论在经历辉煌之后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金融市场中各种异象的挑战, 证券市场中投资者的群体行为就是其中之一。从群体行为对证券市场运行所起的影响作用来看是广泛而重要的。虽然近三十年以来, 国内外的学者对群体行为已经开展很多的研究, 但是大多数研究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对群体行为进行探索, 缺乏整体系统性的深入研究, 这是当前研究的重要不足, 也同时是下一步学者们应该重点突破的研究方向之一。
由于人的行为是个性变量与环境变量综合反应的结果, 因此对投资者群体行为的分析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同时环境因素必然会对投资者的行为产生影响。该公式对于群体行为的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 可以从该框架出发, 对群体行为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在理论研究方面, 当前对群体行为成因的理论分析很少有根据群体行为的不同类型进行的对比或比较分析, 现有文献较常见于对某一类投资主体, 如对机构投资者或股评家等进行分析, 而对于进行全面的分类分析则未见。由于金融系统的复杂性, 不同类型的群体行为其成因可能存在着差异, 即使同一类型的群体行为也可能由于主体的不同而来源于不同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即使同一主体的群体行为也可能是由于多种不同的原因所导致的。例如, 在理性的群体行为中, 对于机构投资者、个体投资者来说, 一方面其各自的知识积累、技能经验以及学习能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另一方面其分析与决策的过程也迥然不同, 机构投资者如基金等其决策过程属于群体决策, 其相对于个体投资者来说具有明显的优势, 因此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 其发生群体行为的原因同个体投资者相比必然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因此, 可以基于群体行为的分类基础对群体行为进行研究。基于对群体行为的分类基础, 针对每一类型的群体行为, 无论是成因和影响因素, 还是运行、演变规律及行为特征以及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方面, 都需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另外, 在群体行为的成因及影响因素的进一步研究方面, 能不能找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然后集成在一起?这同样也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
从决策过程的角度对群体行为的成因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也有待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投资者群体来说, 如果能在群体内部形成广泛的预期一致, 也会导致群体行为的发生。在群体内部的投资者的决策过程中, 预期一致是如何形成的?金融危机的产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单纯的信息不对称、声誉或报酬模型可能并不能有效地解释预期一致的形成, 只有形成预期一致才有可能会导致资产价格的巨幅波动和资产泡沫的膨胀, 并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尽管从理论上可以将群体行为划分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群体行为, 但由于投资者的决策和行为会受到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 使得人们在实证研究中很难真正区分这两种不同类型。当前, 大部分实证研究也并没有区分理性与非理性的群体行为, 而是通过计量统计的方法来分析一定的时间区间内, 证券市场上是否存在相应的买卖行为。因此, 对市场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群体行为进行界定和比较分析, 并研究其转化机制及其对市场整体的影响也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并将具有重要价值的贡献。
针对新兴市场特定的环境或背景, 对群体行为进行实证研究也有待探索。中国证券市场在经过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 现在又开始进行融资融券的试点工作并推出了股指期货, 这些改革和市场工具的不断丰富, 使中国的金融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此需要在新的市场环境中重新思考和研究中国金融市场中群体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运行机制和特征。
最后, 基于群体动力学和系统科学理论对群体行为进行系统建模与仿真研究, 以及对群体行为监管的研究和对房地产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中投资者的群体行为等研究领域都将是有意义且值得探索的研究方向。
投资者群体行为研究 篇2
从理论上讲，境内外商企业投资收益列入东道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而该项利润收益的处置却是跨国企业全球转移价格行为的组成部分，操纵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企业手中。近年来，上述外商投资企业较大规模投资收益的流出状况，已直接导致了我国国际收支收益项下的持续逆差。因此，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分析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行为的主客观因素，深入研究其中的利润留用结构状况，对维护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完善经常项目管理政策，更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本文主要针对利润处置中留用存量与结构的分析，因此其分析基于以下条件：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真实可靠；避税行为合理；现行法规的承诺和宏观经济面稳定。
一、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理性行为分析
一般地，外商投资企业对其利润处置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1)逐年分配利润并及时汇出；(2)转增资于本企业或再投资于境内其他领域或企业；(3)利润逐年分配但不汇出，留用企业内部周转；(4)利润不作分配而留用。其中，后三类属利润留用的处置方式。进一步调查显示，对已留用企业内部的外方利润，还有不计利、计单利或计复利的不同处置方法。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企业利益最大化驱动了其利润处置方式的理性选择，进而决定资金的流动方向。因此，我们首先采用单一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评价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的理性行为。表1推导中设定的变量为：l：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表示资金在境外的平均收益水平，取1年期利率在20各月的平均值3．4％(数据取自《中国外汇管理》各期)；r：境内盈利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投资收益率8％(数据由江苏省外资企业平均实现利润与平均资本总额推算而来)；t：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率，第1-2年免税，第3—5年减半税率为 16．5％；i:利润留用企业内部所享受的年利率，按江苏省外资企业联合年检中的平均水平4％计息。x：企业期初获取利润为100万美元。假设条件为：(1)忽略资金汇出费用；(2)不计利息税因素；(3)忽略利润再投资的退税因素；(4)假定该企业连续选择同一种利润处置方式；(5)不考虑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理性行为中，选择利润留用的整体收益明显大于利润汇出，而在留用利润中，又以转增资和再投资的平均收益为最大，且计复利情况下的整体收益均高于计单利和不计利。
二、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的会计行为分析
从理论上讲，上述利润处置的理性选择属于企业财务决策范畴。为便于分析这一决策行为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的实际影响，我们还需从财务角度对其会计特征作进一步界定。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的具体操作和会计核算过程一般为：(1)对税后净利润，贷记结转至“未分配利润”科目(出现亏损时，相应冲减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如有未弥补亏损，则作为未分配利润的减项反映)；(2)根据董事会确定的“三项基金”提取比例、分配利润的比例以及投资方股权份额进行股利分配时，借记冲减“未分配利润”，贷记转入“应付股利”科目(也有不规范地记入“其他应付款”科目中的)；(3)投资者提取股利时，则借记冲减“应付股利”余额。所以，从会计核算角度划分，企业利润处置的结果包括应付股利和未分配利润两部分。这两类资金在性质、使用和会计核算上都有较大的不同。
“应付股利”是经董事会批准，已分配给投资者、而投资者暂未支取的利润，其所有权属于投资者。在会计核算中，“应付股利”被归入“流动负债”类科目。一旦投资者需要提劝应付股利”时，企业必须按账面余额随时予以拨付。从本文研究的角度看，企业拨付部分即为“利润汇出”，未使用部分即为“利润留用”。
投资者群体行为研究 篇3
关键词：房地产 利益群体 行为逻辑 政府调控
“住”是基本民生需求，房价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政府必须对房地产市场加以调控，以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2011年以来，“限购限需、限贷限供”，房价出现回落，调控的效果初显。但过去的十几年，我国经济增长很大比例依靠房地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拉动，房地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走势影响很大，过热会使宏观经济通货膨胀、结构失调，过冷又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在低迷的宏观经济大环境中，地方政府开始出现松动。以江苏为例， 2014年9月27日，苏州市区实施了3年零6个多月的住房限购政策，全面放开。在此之前，徐州、无锡、南京已相继取消住房限购政策。
1 房地产行业主要利益群体分布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乱象，有多方面的成因。房价的“越调越高”，稍见回落就造势“松绑”，政府调控的反复。内在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银行等利益群体过于强势，并伴有“串谋”现象。
利益群体（Interest Group）是指基于某种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共同态度或者共同职业的利益个体所结合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利益集合体。影响房地产行业的主要相关利益群体包括：政府、银行、房地产开发商、用户等四类，此外还有媒体和研究机构等其他利益群体介入。
政府调控房地产行业主要通过土地、税收、规费三方面的政策直接调控，同时央行发布货币政策（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通过商业银行间接作用于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通过贷款等金融服务为开发商和用户提供资金，通过从中收取贷款利息获得利益。开发商通过开发房地产并将房屋出售给用户来获取利润；用户为房地产的最终消费者，又可根据行为目的分为投资用和普通消费用。
2 主要利益群体行为逻辑分析
2.1 政府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行业调控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分歧。自1994年行业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始终处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主导地位。房地产对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显著，带动国民经济发展，过去中央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政策更侧重于促进经济增长。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远超过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房价一时间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自2006年起，宏观政策出台频繁，一方面从抑制房地产的投机性需求着手，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与炒作；一方面从保障民生性着手，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建立住房保障体系。
地方政府和部门掌控着房地产的最基本要素——土地。土地价格占到房价成本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是推高房价的主要因素。在财政压力、政绩需求和土地一级市场垄断条件下，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地价被不断推向新高。土地价格最终反映到最终产品中，房价也居高不下。畸形政绩观和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经济发展方式造就了当前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经济”。
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存在一定的“串谋”，对调控政策消极应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尤其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政策都由地方政府来完成，当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就会出现调控措施执行不力，“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
2.2 房地产开发商
房地产开发商基于自身利益，对于房地产调控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干扰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例如，2003年，国务院18号文件确认了房地产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地位，基本否认了要加强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央行121号文件，为地方政府支持房地产业发展松开了手脚。可以说这个典型案例就是在开发商推动下，政府调控政策出现反复。
除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结盟”关系，开发商还通过与媒体以及研究机构串谋，举办各类研讨会、高峰论坛，媒体、研究机构发出“房价由需求决定，住房刚需不可调控”，“调控之后，房价即将反弹”等论调干扰调控政策执行、抵制更多调控政策出台，也迷惑在房地产调控大背景下观望的消费者。
2.3 银行
商业银行与房地产行业关系密切。作为金融政策的执行者，商业银行一方面执行政府制定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也积极追逐利润。房地产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商业银行一方面给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商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又给消费者提供“房贷”获取回报。过去几年房地产行业的繁荣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如房地产市场萧条会给银行带来巨大损失，甚至会出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重大危机。
2.4 用户
用户可分为投机者和普通住户两大类，他们的行为逻辑存在很大的差别。
近几年温州商人刮起的炒房热席卷了国内多个城市，所到之处房价都上了一个台阶。“炒房”的巨大利润，使得不少投机者也加入，造成市场恐慌，致使普通消费者处于更加被动地位，为此国家出台多条限购政策加以遏制。房地产投资或投机者“默契配合”开发商的行动，为开发商的快速销售提供了便利条件，拉动了房价上涨。
在各方利益群体中，普通用户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强势利益群体串谋和对住房硬性需要，对市场前景的不信任，使得普通住户只能咬牙承担高房价，无论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开发商的利润，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投资者的利益最终都是从普通用户身上攫取，由普通用户承担。房价持续的非理性上涨，地方政府、开发商、商业银行及投资者都从中分享了利益，而普通消费者面临住房困难，对此怨声载道。
2.5 其他利益群体
这里主要指媒体和相关研究机构。各类媒体在传递房地产业相关信息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房地产广告为媒体带来丰厚收益，房地产业和媒体利益相连，各类媒体倾向于传递利于房地产开发商的信息。由于房地产信息的不对称性，一些研究机构从事相关的研究，并定期公布相关信息，但相当一部分研究机构成为了房地产商的利益代言人。通过研究报告、学术讲话、论坛甚至直接参加楼盘庆典，发表相关结论，以实现开发商的销售意图。
3 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建议措施
房地产调控应该多途径引导和约束利益主体的行为，平衡利益分布格局，促进市场理性繁荣，健康发展。
首先对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串谋推高地价的行为进行控制；建立、完善保障房供应体系，加大保障房的土地供应指标，转变原有的“唯GDP论”政绩考核模式；对开发商、媒体和研究机构进行约束，政府定期公开发布房地产的基本统计数据，给老百姓以参考；对于房屋的最终消费者，针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买房者，要建立起完善的住房保障系统，保障最基本的住房需求，加大保障房的供应、完善住房公积金体系；对于房地产投资投机者要通过税收等政策坚决加以限制，如尽快完善房产税体系。
4 小结
房地产行业和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对民生影响巨大，政府对其的引导和调控必不可少。必须注意的是房地产调控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民生，但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不应追求短期的、表面的效应。从行业长远发展考虑，从房地产利益群体行为逻辑出发，多途径引导和约束利益主体的行为，平衡利益格局，市场疏导加之行政干预，注意避免短期的“双杀”行为对经济长远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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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群体行为研究 篇4
大量的事实表明,集群式联盟已被政府作为衡量当地区域价值增长的重要渠道。以广州市政府重点扶持的三大汽车制造产业集群联盟为例,官方公开资料显示,其2015年汽车整车产值有望超5000亿元。然而,联盟的高失败率问题不容忽视,其失败率大致在50%～60%之间[1]。一方面,合作使得集群联盟成员通过功能互补,实现了资源整合,获取了共同的集聚利益,另一方面,共同利益又会带来成员间的竞争,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必然导致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增加联盟失败的概率[2]。这促使政府管理者深刻思考:如何有效协调企业的个体目标与集群联盟的群体目标,以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
纵观相关最新研究,多数文献以资源基础理论、关系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等为基础,从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技术溢出效应、社会资本等概念出发探讨了集群联盟相关问题,其中,有文献从实证和案例研究角度,详尽阐述了某类集群联盟的产业政策制定问题[3,4,5];有文献的研究关注点在集群联盟的产生机理及治理机制、集群升级路径演化方面[6,7];有文献探讨了集群联盟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8];有文献集中在对联盟的稳定性进行分析,并通过设计一些监管机制来减少或消除联盟成员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9,10,11,12];有文献构建了集群联盟企业间的竞合行为模型,并对随机动力过程进行了定量分析[13,14]。这些文献对于政府制定有效的集群政策具备一定参考价值,但存在以下不足:部分学者仅从微观角度来研究企业个体层面的合作与竞争战略问题,另一部分学者仅从政府宏观角度来分析集群联盟应采取的集群政策问题,可以看出,微观与宏观是明显割裂的。将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微观个体行为与集群联盟的宏观群体行为特征联系起来,探讨两者间的关系,该视角定量分析的文献目前鲜为少见。
有研究已表明,这种从微观个体行为到宏观群体行为的复杂性思维方式已应用在包括合作演化的许多研究领域。Nowak归纳了最为突出的5种解释群体合作行为的机制包括:亲缘选择、群体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结构[15]。在空间结构对群体合作行为的影响中,考虑在二维规则格子上,个体仅与自己的近邻相互作用,其中,有文献证明了空间结构可以有效促进群体合作行为的产生[16,17,18,19];有文献也表明,倘若个体在移动过程中,背叛的诱惑不是太高,个体迁移的速度也不是太大,群体中合作可以存在[20];有文献提出了一种基于成功驱动的个体空间位置迁移策略,合作者易形成团簇来维持和促进合作[21]。这些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来谈群体合作现象,但偏重于生物、自然科学、人类社会方面,用于解释经济社会中由企业个体组成的联盟群体合作现象还不多见。那么,由众多企业竞合行为构成的集群联盟群体行为是否具有空间结构上的上述特征?哪些因素在促成集群联盟合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上述研究结果是否仅依赖于其给定的博弈得益参数等,这正是本文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沿着企业竞合行为的个体作用促成集群联盟群体行为有序的思路,首先对集群联盟群体行为演化动力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接着,基于多Agent数值仿真实验的研究方法,对文献[21]定义的个体迁移策略进行改进,通过企业间竞合行为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试验,模拟企业个体在二维空间格子上的交互行为演化,尝试从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企业合作者密度、企业邻域结构、企业空间密度这4个因素,来分别探讨它们在促成集群联盟群体行为中的关键作用,以期分别从市场和政府层面给出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参考。
1 集群联盟群体行为演化动力分析
集群联盟群体行为演化的动力机制是支撑和驱动其形成、发展和演进的所有要素及这些要素构成的运行规则体系,按其动力产生的根源可分为市场自组织行为和政府控制干预下的行为。
市场自组织行为是一种市场自发的内生力量,在不存在外部集中的政府力量介入下,企业自身策略的改变仅来自于集群联盟中取得了先行者市场效益的企业的示范和诱导。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企业一般表现为仅学习其地理邻近性区域的策略。当集群内所有企业均与其邻域伙伴同时发生局部交互作用时,会带来整个产业与市场的互动、最终自发形成产业在特定区域内的集聚现象,这可视为集群联盟群体有序的市场自组织行为。
政府控制干预下的行为来源于市场外的外生力量介入,是政府有意识地对集群联盟进行的规划、调控行为。它主要以政府加大资金投入、税收优惠、完善集群政策、强化集群品牌意识、知识产权保护等激励措施的实施来营造集群发育、成长的良性区域环境,解决集群联盟市场自组织行为的失灵问题,对集群联盟群体行为的发展演化起间接、辅助性的宏观引导作用。
现实中的集群联盟,不仅是集群内的企业交互作用自发形成的,同时也是政府推动的,是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只有在完全了解市场自组织行为模式的前提下,才能实施有效的外部干预手段。
2 实验模型的构建
为了构建集群联盟的仿真环境,设计一个由n家企业组成的集群联盟,令Ai为任意第i企业个体,i∈{1,2,…,n},设置Ai初始时刻随机地分布在某一集群空间区域内,并会与其他企业随机地两两相遇,当与其他企业相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囚徒困境博弈和策略的更新,用一个四元组〈ϕi,πi,ηi,γi〉进行描述,其中,ϕi、πi、ηi、γi分别为Ai的策略选择集合、与邻居间的当期博弈总得益、策略更新规则、空间迁移规则。模型假定博弈双方在博弈前可以通过谈判沟通,达成相互理解与默契,再由各自决定采取何种策略。
2.1 企业的博弈得益矩阵和博弈规则
任意第i企业个体Ai的策略选择集合ϕi均为{互惠主义,机会主义},分别取1或0两种状态,表示为一个策略向量:ϕi=[1 0] or [0 1]。互惠主义表示在联盟过程中坚持与对方合作,保持互惠互利;机会主义表示在联盟过程中不积极与对方进行合作,彼此竞争,意味着有更高诱惑时随时选择背叛。如果Ai采取互惠主义策略,称为合作者;如果Ai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称为机会主义者或背叛者。现假设博弈在随机的两两企业间发生,倘若博弈双方均采取互惠主义策略,则双方均得到合作得益R;如果一方采取互惠主义策略另一方采取机会主义策略,那么合作方亏损,损失得益为S,背叛方获得诱惑得益T;如果博弈双方均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则双方均得到惩罚得益P。双方的博弈得益矩阵φ如表1所示。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间的合作行为具有典型囚徒困境博弈的特征[20],因此,表1满足囚徒困境博弈得益的关系式T>R>P>S。其中,2R>S+T,即双方合作的总得益大于一方合作另一方背叛的总得益。
任意第i企业个体Ai的博弈规则为:在每一个t时刻,令Ai与其邻居间同时进行博弈,一次博弈完成视为一个博弈周期;在一个博弈周期后,计算自己的当期总得益πi,定义为
式(1)中,∧i为Ai的近邻集合,ϕ
2.2 企业的策略更新和空间迁移规则
文献[21]定义的个体采取基于成功驱动的空间位置迁移策略,具体来说,人们往往受赢利之本性所驱动和激励,倾向于迁移到估计可以获得最高报酬的近邻位置。受此启发,现实经济环境中的企业行为,通常亦具有模仿和学习获得高报酬的博弈对手策略行为的特点,但在空间上并不会迁移到该位置。因此,对该策略进行了改进,定义任意第i企业个体Ai的策略更新规则为:在每一个t时刻,Ai以当期总得益πi(t)为基础,根据周围邻居中博弈对手的当期总得益、策略与自身情况进行比较,并将这个博弈周期内收益最高的邻居所采取的策略,作为自己下一个博弈周期的选择策略,定义为
如果结果为式(2),则保持当前博弈策略不变;结果为式(3),则选择Aj的该策略。
定义Ai的空间迁移规则γi为:将Ai嵌入到一个L×L的二维空间区域内,代表由多个企业参与的竞争环境,单元格数L2即为企业生存的空间,在每一个t时刻,单元格有且仅有一个企业存在,即在每一个博弈周期内,Ai随机地选择邻域内的某一单元格,若该单元格不存在其他企业时,移至此单元格;若该单元格已存在其他企业,则再随机选择邻域内其他单元格,直至找到一个没有被企业占据的单元格;若搜索完邻域单元格,且邻域单元格均有企业存在,则保持位置不变。
3 模型仿真及结果分析
Swarm平台是一个可以对复杂适应系统的群体行为和演化规律进行较好仿真的多Agent软件工具集。目前,多Agent数值仿真实验日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为深刻挖掘企业间群体合作行为的涌现与演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视角。上述模型的仿真采用Swarm 2.2与Java编程语言在开发平台Eclipse 3.2.2上实现,操作系统为Windows XP Professional。本文采用数值模拟实验方法是基于很难通过调研或二手统计数据对文中的变量进行直接测度,而该方法可以不受干扰。
3.1 初始条件与实验数据
将集群联盟中的每个企业看作一个Agent,初始时刻具体设置和仿真规则如下:
3.1.1 初始环境
按照通常做法[15],将表1简化为单参数的博弈环境,设置1<T<2,R=1,P=S=0,这种形式虽然简单,但能充分反映个体得益与群体得益相冲突的特点,更利于实质问题的研究,因为企业间的合作行为一般是有背叛诱惑代价的,通过分析背叛诱惑参数(T)与合作得益(R)的比率,可以研究这种背叛诱惑代价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此外,产生一定数量的单元格数L2,企业空间密度g(企业数占单元格数的比例)和企业合作者密度h(企业采取互惠主义策略的初始比例)均服从(0,1)的随机均匀分布。
3.1.2 邻域结构
就每个企业Agent而言,邻域结构B的定义表示每个博弈周期内与其进行博弈的企业数量,邻居类型设置为两种:von.Neumann型(冯·纽曼型)和Moore型(摩尔型),如图1所示。其中,von.Neumann型有4个邻居,分别为[-1,0]、[1,0]、[0,-1]、[0,1]4个方向;Moore型有8个邻居,分别为[-1,-1]、[0,-1]、[1,-1]、[-1,0]、[1,0]、[-1,1]、[0,1]、[1,1]8个方向。受初始状态影响,并不是邻域内每个单元格都存在企业,当邻域内某单元格没有企业时,则视为没有博弈发生。
3.1.3 仿真规则
一个博弈周期视为一个仿真周期,仿真周期运行1000次视为仿真结束。为尽量减少随机数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在相同的初始条件下,分别进行100次计算实验,然后对结果取平均值。
3.2 参数讨论及仿真结果分析
以博弈支付矩阵中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企业合作者密度、企业邻域结构、企业空间密度这4个因素,来分别探讨它们在促成联盟群体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分别对这4个仿真参数适当调整,观察集群联盟中选择互惠主义策略或机会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演化趋势,称之为合作频率或不合作频率。其中,在图2～5中,横轴t代表运行1000次的仿真周期时长,纵轴total代表企业的总数目,深灰色和浅灰色曲线分别为采取互惠主义策略和机会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
3.2.1 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分析
其他参数设定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仅对博弈支付矩阵中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T调整,对T在取值区间(1<T<2)内进行多轮实验和反复比较,得出结论: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T极大的影响着集群联盟群体行为的进程,随着T值的增加,所有企业将逐步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即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与集群联盟的群体行为呈负向相关关系。例如:在设定其他参数L=50,邻域结构B=von.Neumann,企业空间密度g=0.8,合作者密度h=0.5保持不变时,T的取值分别为1.1、1.4、1.5时合作频率和不合作频率的演化趋势,如图2所示(从上至下分别为a、b、c图,以下同,略)。特别地,当T>1.5后,几乎所有企业在很短的周期内均演化为机会主义者。仿真结果可以解释为,当背叛诱惑参数与合作得益的比例维持在一个较小的参数范围时,背叛诱惑得益虽然能够补偿合作得益,但缺乏足够吸引力,企业在合作过程中采取机会主义策略无利可图,在经过一段时间演化后,几乎所有企业均选择采取互惠主义策略来维持彼此合作状态;随着高额诱惑得益的逐步增加,企业采取机会主义策略会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最终促使企业选择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在逐步增加,当增加到某一临界点时(临界点依据实际得益矩阵、空间结构等因素会有所不同),在很短演化时间内,所有企业均一致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一些额外的惩罚机制来约束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间的合作是不可能发生的。
3.2.2 企业的合作者密度分析
其他参数设定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仅对企业的合作者密度h调整,经过多轮实验和反复比较,得出结论:虽然受企业初始采取互惠主义策略与机会主义策略的分布影响,使得不同初始分布状态下的合作频率或不合作频率曲线不尽相同,但不改变其总的演化趋势,即企业的合作者密度与集群联盟的群体行为无相关关系。例如:在设定其他参数L=35,邻域结构B=von.Neumann,企业空间密度g=0.7,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T=1.1保持不变时,h的取值分别为0.2、0.4、0.6时合作频率和不合作频率的演化趋势,如图3所示。其中,在图a和图b中,采取互惠主义策略的初始企业比例分别仅为0.2、0.4,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的企业几乎占据了大部分群体空间,但在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演化后,采用互惠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就急聚上升,迅速占据优势地位并稳固下来,接近图c中h=0.6时的演化曲线水平。仿真结果可以解释为,从单次博弈来看,由于外部环境、不完全信息等不可控因素的存在,尽管初始企业会采取某一策略行为,但因为该策略无法使企业获利,从重复博弈角度来看,该行为是难以持久的。随着企业个体向最高得益对手的学习过程,策略会不断进行调整,也就是说,企业不论初始策略状态如何,最终还是会在权衡比较后,采取带给企业更高得益的那个策略。可以看出,初始合作者密度不会影响联盟最终的演化结果,仅仅关系到其达到演化稳定状态的速度。
3.2.3 企业的邻域结构分析
其他参数设定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仅对企业的邻域结构B调整,经过多轮实验和反复比较,得出结论:企业个体的邻居数量越多,当从von.Neumann型增至Moore型时,采用互惠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会有所增加,即企业的邻域结构与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呈正向相关关系。例如:在设定其他参数L=35,企业空间密度g=0.8,合作者密度h=0.5,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T=1.4保持不变,B分别为von.Neumann型、Moore型时,合作频率和不合作频率的演化趋势如图4所示。其中,在图a中,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是占据上风的;在图b中,当邻居的数量由4个增加至8个后,采用互惠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增加了,压倒了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的比例优势,最终占据绝大多数并稳固下来,达到了稳定状态。仿真结果可以解释为,企业在对某项具体业务进行合作伙伴选择的过程中,进行比较判断和备选的合作伙伴越多,越增加了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从中筛选出匹配的合作伙伴的概率亦越大,这提高了企业间合作的概率。
3.2.4 企业的空间密度分析
其他参数设定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仅对企业的空间密度g调整,经过多轮实验和反复比较,得出结论:企业数占总单元格数的比例越大,合作者越容易存活;反之,企业数占总单元格数的比例越小,合作者越容易转变为机会主义者,即企业的空间密度与集群联盟的群体行为呈正向相关关系。例如:在设定其他参数L=35,合作者密度h=0.5,邻域结构B=von.Neumann,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T=1.1保持不变时,g的取值分别为0.65、0.70、0.75时合作频率的演化趋势,如图5所示。其中,在图a中,经过一段时间演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策略的企业数量是占据上风的,而在图b中,g的取值相比图a的0.65发生了很微小的比例扰动,仅仅上升至0.70时,采取互惠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就迅速取代了机会主义策略占据上风,继续将比例微调上升至图c的0.75时,可以看到,采取互惠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已经稳固,并在企业总数量中占据了压倒性的趋势。仿真结果可以解释为,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区域内,稀松或者低密度空间不利于促成合作,而紧凑或者高密度空间有利于促成合作,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潜在的合作伙伴数量增加了,相应的合作机会亦由此增多。
3.2.5 集群联盟群体行为的空间演变
在空间博弈中,合作者是通过团簇的形式而存在的,如图6所示。其中,深灰色、浅灰色单元格分别表示采取互惠主义策略和机会主义策略的企业,黑色单元格表示该空间位置没有企业生存。根据多次仿真实验和系统运行观察,分析了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在空间上的演化趋势,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1)集群联盟群体行为的空间演化依赖于初始分布,其对博弈规则极其敏感,不同的参数设置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尽管其演化过程特别复杂,但其总的演化趋势不会改变,即由初始大部分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团簇包围合作者团簇——合作者团簇包围机会主义者团簇——均为合作者的空间演变过程。例如,以图2(a)设置的参数讨论,截取二维空间区域上,仿真步长t分别在1、16、54、124、927时的企业数量分布空间演化斑图快照,可以清晰看到采取互惠主义策略和机会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在空间上的群体演化趋势,如图6所示。这与图2(a)的仿真结果是一一对应的,在初始时刻t=1时,一些黑色空位填充在空间斑图的缝隙,只有极少量的合作者(深灰色),不合作者(浅灰色)形成大的机会主义者团簇以抵御合作者的入侵;在极短的演化时间内,机会主义者团簇的边界迅速被合作者团簇侵蚀,随着沿边界处的合作者所获得益的增加,边界附近的机会主义者被合作者吸收同化,大量的合作者突然涌现,形成稳定的合作者团簇,合作者团簇随之迅速膨胀扩大,合作的动力渐渐增强,如t=16时所示;合作者团簇稳固了下来,逐渐吞噬和瓦解着机会主义者团簇的防线,如t=54、t=124所示;在t=124至t=927的相当长的一段演化时间内,合作者团簇包围着机会主义者团簇,合作伙伴间以合作氛围为主。合作者之所以形成这种稳定的团簇,是因为彼此相互合作的好处促使它们能够很安逸地停留在合作者团簇里,机会主义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直至最终合作者把机会主义者从合作者团簇中驱赶了出去,合作者布满了整个空间群体,表现为t=927后机会主义者的全部消失。仿真结果可以解释为,现实市场经济环境中,除均为竞争企业和均为合作企业这两种极端经济环境的结构外,集群联盟成员间的关系更多表现为机会主义者团簇包围合作者团簇或者合作者团簇包围机会主义者团簇的情境,合作者团簇与机会主义者团簇可以实现共存,在稳态下几乎保持不变,即合作与竞争在长时间内保持共存格局。
(2)相同的企业往往集中在某几个特定的区域,形成团簇,共同抵御外来者入侵,特别地,合作者团簇越大,越牢固,越能有效抵御不合作者的入侵。亦以图2(a)设置的参数讨论,截取二维空间区域上,仿真步长t分别在1、16、54、124、927时的企业id分布在空间上的群体演化斑图快照,可以清晰看到企业id分布在空间上的演化趋势,如图7所示。其中,为每一个企业个体分配RGB三原色(每一种原色有0～255种颜色)混合调色后的任一种,同一种颜色代表同一个id号,即同一个企业,这与图2(a)和图6的仿真结果是一一相对应的。例如,在t=1、t=16、t=54、t=124、t=927时刻,相同的企业往往集中在原来地理位置上相近的区域,并没有太多的位置迁移,在稳态下几乎变化不大,具体表现为左边深色区域和右边浅色区域所示。仿真结果可以解释现实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些集群联盟成员间的彼此相互依赖关系现象,当较稳固的互利关系已建起后,共同的利益将彼此捆绑在了一起,形成了可信联盟,并且几乎所有的企业成员都倾向于继续保持和自觉维护这种合作关系。
4 对策与建议
依据上述分析,分别针对市场层面和政府层面给出几点对策和建议,以期为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者和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架起一座共同促使集群联盟持续健康发展的衔接桥梁。
4.1 市场层面
(1)在企业外界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和未来可能收益减少的预期下,当背叛诱惑得益超出合作得益一定比例时,集群联盟内的成员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几乎是必然趋势。因此,企业应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减少这种潜在的风险可能性,一方面,通过努力增强自身经营实力,在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抬高了竞争对手背叛的门槛;另一方面,应保持警戒,在对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前占据先发优势,以合约的形式制定高昂的单边背叛成本,形成对不合作行为的严厉惩罚约束,起到威慑和损失补偿的双重效果。
(2)集群联盟成员中,不同的企业拥有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拥有信息资源优势越多,越完全,越有可能占据主动地位,处于信息劣势的企业则可能因此而遭受损失。企业应主动与合作伙伴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使得各种信息在集群联盟内部容易收集、传播和共享。只有合作伙伴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信息交互体系的时候,才会促进彼此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才会逐步改善,企业的策略选择才会趋于理性,由此增加稳定合作的可能性。
(3)共同利益群体成员连成一片形成可信联盟,是不易打破的壁垒防线,例如资源互补性集群联盟、垄断利益集群联盟等。所以,企业要着眼于合作伙伴关系的持续性,尽力创造出良好的合作氛围和诚信态度,并尽量多挑选备选合作伙伴进行比较,在形成了稳固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后,共同的长期稳定利益促使联盟内所有成员倾向于自觉保持和维护这种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抵御外来者的入侵和增强对抗市场风险的能力。极端的是,当垄断利益集群联盟的群体势力很牢固时,对政府职能部门亦具有警示作用。
(4)企业和企业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竞争的,但合作却能在一定的条件和规则下自发演化出来。企业应通过创造条件和制定规则,使竞争中的合作在一种彼此相互学习、适应环境的氛围中达到。
4.2 政府层面
(1)行业协会代表着本行业的正式权威,可以被政府作为第三方的制度安排来发挥作用。其表现之一是扮演监督、仲裁和执行相应惩罚机制的角色,通过对企业不合作行为的过往历史信息在行业圈子范围内的开诚布公,对集群联盟的所有成员起威慑作用,这样,基于行业协会裁决和记录的惩罚预期会极大减少成员选择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其表现之二是扮演政府服务功能的中介角色,通过准确提供行业信息和需求信息,帮助企业获取市场机会和投资,为企业提供专业化、质优价廉的咨询、技术、管理等服务,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长初期的竞争风险和便于采取快速准确的市场应对措施。
(2)集群联盟内企业要形成全面的、长期的、良性的竞合关系,有赖于集群联盟内企业家之间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政府管理机构应建立一个常设性的网络平台,通过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提高数据库共享服务水平,让企业家有一个固定的交流与沟通场所。其表现之一是对集体惩罚机制效应的放大与强化作用,它不仅让集群企业合作双方能更多了解对方,而且会让更多的第三方起监督合作过程的作用,从而稳定集群联盟成员的合作关系;其表现之二是推动企业之间建立联系,以促进学习和交流,打破封闭格局,增强企业之间的信任和承诺,为彼此合作创造更多机会。
(3)由于集群联盟内的企业几乎均为供应链上的相关上下游企业或同质企业,且具有空间上的集聚性特点,政府需根据当地区域发展定位,合理组织集群内的空间结构,对区域内可利用的资源进行充分整合,进行科学的区块划分,相互协调多块功能空间,通过空间层次的创造实现区域有机整体的秩序感,扬长避短,充分发挥集群联盟的集聚效应。
5 结论及展望
将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微观个体行为与集群联盟的宏观群体行为特征联系起来,基于多Agent数值仿真实验的研究方法,通过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试验,深入研究了企业个体间的竞争与合作行为是如何动态演化出联盟群体合作行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企业合作者密度、企业邻域结构、企业空间密度这4个因素与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分别呈负向、无、正向、正向相关关系;亦分析了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在空间结构上的演化趋势,是由初始大部分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团簇包围合作者团簇——合作者团簇包围机会主义者团簇——均为合作者的空间演变过程,并且,相同的企业往往集中在某几个特定的区域,形成团簇,合作者团簇越大,合作伙伴间的关系越稳定和牢固。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集群联盟群体行为的演化过程必然要受到企业决策者的心理属性,如性格、情绪和认知能力的影响,因此,应考虑更加复杂的行为参数影响;对于集群联盟群体行为演化的动力学机制,应从政府角度量化出具体的惩罚和激励效果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这是值得讨论和未来研究应该完善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设计集群联盟实验进行挖掘。
摘要：将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微观个体行为与集群联盟的宏观群体行为特征联系起来,探讨两者间的关系。而从该视角定量分析的文献目前鲜为少见。首先依据演化动力产生的根源将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分为市场自组织行为和政府控制干预下的行为。接着基于多Agent数值仿真实验的研究方法,通过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试验,对集群联盟群体行为的演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企业合作者密度、企业邻域结构、企业空间密度这4个因素与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分别呈负向、无、正向、正向相关关系;亦分析了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在空间结构上的演化趋势,并且相同的企业往往集中在某几个特定的空间区域,形成团簇,合作者团簇越大,合作伙伴间的关系越稳固。最后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市场和政府层面给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投资者群体行为研究 篇5
2009-9-30 11:5 姬海华 【大 中 小】【打印】【我要纠错】
【摘 要】本文从决策的理性和非理性出发，分析了有限理性产生的根源，总结出在有限理性下投资者的决策特征，旨在说明财务决策是一种复杂的人类行为，投资者进行决策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理性不完备和认知偏差，提出了基于有限理性的投资策略。
【关键词】有限理性；决策特征；投资决策
一、前言
在理性和非理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决策理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传统财务学认为：为了实现决策目标，决策者在完全理性、信息完备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假设前提下，找到所有备选方案并对其筛选，选出最优决策方案。行为财务理论认为：决策是基于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学的一种复杂的人类行为，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个人风险偏好等不确定条件的存在，投资者的决策不一定都是理性的。因此，只有运用行为财务理论才能有效地解释投资者在财务决策中的有限理性行为，分析财务活动中的一些异常现象，并为投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有限理性的产生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最初是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一是环境的复杂性导致人在决策时所获得的信息不完全，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蒙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论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有限理性是由人的心理机制决定的。他认为，人们在决定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而是满意的标准。它纠正了传统决策理论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众多研究表明，投资者在决定时往往受到信息、时间、技术等外部因素及其自身的认知、人格、态度等内部因素的影响。
财务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合理筹划和充分利用资本，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心理预期倾向。决策者感知和记忆能力的有限性、注意资源的限制、思维的偏误、情绪等造成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有限理性使决策者的财务决策变得非理性化，增加了不确定性。
三、有限理性下投资者的决策表现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由于资本市场的投机性和动态性、投资者认知偏差和有限理性等因素，使其决策行为的有限理性特征更明显。具体表现有：
(一)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就是投资者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而低估运气和机会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者把这种心理现象称为过度自信。过度自信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三个方面：第一，人们过高估计高概率事件的发生概率，过低估计低概率事件的发生概率。第二，人们用于估计数值的置信区间过于狭窄。第三，人们不切实际地积极自我评价。多数人认为，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比普通人及别人要好。他们对自己能力和前途的评价比同辈人要高。例如，对一项关于司机能力的自我判断的调查显示，有65%到80%的司机都认为自己的能力是“超过平均水平”的。过度自信在投资活动中的表现有：一是如果投资者过度自信，就会过分依赖自己收集到的信息而轻视市场上不断更新的信息，即投资者常使用过时的信息
作出判断。二是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在过滤和加工各种信息时，注重那些能够增强他们自信心的信息，而忽视那些伤害他们自信心的信息。过度自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心理学基础，当个人面对不确定性时，无法作出适当的权衡，便容易出现行为认知偏差。当投资者投资后，通常只关注相关的利好消息，而忽视有关的不利消息，并且当投资者被套牢时，不愿意卖出已经发生亏损的股票，因为一旦卖出的话就等于承认自己决策失误，会伤害自己的自信心。当然，投资者并不是财务市场中唯一受过度自信影响的人群，专业人士和机构投资者也同样无法避免。
(二)心理账户
所谓心理账户是指每个个体根据自身的参考点来订出一个决策的方案。参考点可以是特定时间的组合市值、单个证券的购买价格或者是托付给基金管理人的金钱数。在参考点附近，人们的态度最有可能发生变化。投资者对不同的账户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于避免损失的账户，他们表现为高风险厌恶；对于追求潜在收益的账户又表现为高风险寻求。例如人们对作为现金的一块钱和作为资本进行股票投资的一块钱的感觉是不同的。传统的经济理论假设所有的资金都是等价的，但是现实中，人们眼中的资金通常并不是可以完全替代的，心理账户可以很好地解释股市上投资者具有偏好系统易变性的非理性行为。
(三)风险相同时追求更高收益
研究表明，在面对潜在的获利时，投资者是回避风险的，但是一旦涉及到亏损时，投资者往往会倾向于追求风险，他们往往会有赌一次的想法，因为赌博有可能使他们的亏损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例如，假设一个投资者面临在可以肯定拿到7万元的情况或是有70%的机会得到10万元但有30%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之间作出选择，大多数人会选择肯定得到的收益。虽然从期望收益的角度看，两者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此时人们都是风险回避型的。但是，把情况掉转过来看，若假设一个投资者现在是在肯定亏损7万元的情况或是有70%的机会亏10万元和30%的机会什么也不亏之间作出选择，虽然两者的期望收益还是相同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亏损更多的概率很大，较少亏损的机会还是比肯定亏损更可取。这时，因为赌博的性质改变了，人们会选择赌一把，变得追求风险了。
(四)损失厌恶
损失厌恶是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往往更注重损失带来的不利影响，认为损失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而不是把收益和损失赋予同等的权重来考察，不按照实际收益和损失来采取行动。有关研究表明，损失带来的影响是同样大小的利得的2.5倍。因此，投资者在经济活动中对利害关系的选择应该是首先考虑如何避免损失；其次才是获取利益。损失厌恶反映了人们的风险偏好并不是一致的，当涉及到收益时，人们表现为风险厌恶；当涉及到损失时，人们则表现为风险寻求。
(五)避免后悔
避免后悔是指当人们作出了错误的决策时，会对自己的决策感到痛苦。因此，即使面对同样的后果，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使得投资者的后悔心理相对于其他决策方式来说要轻一些，那么这种决策方式将优于其他决策方式。为避免后悔，投资者以强烈的从众心理，常常作出一些与理性决策背道而驰的非理性行为。如投资者经常仿效多数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行投资，倾向于购买受大家追涨的股票，因为当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后悔的情绪反应或感觉会有所降低。其他类似的非理性行为有委托他人代为进行投资决策、“随大流”、“羊群效应”等。
四、基于有限理性的投资策略
行为财务更多的是从投资者的心理和期望等方面来诠释投资者的行为。基于行为财务理论的解释，针对证券市场的非理性表现，为解决投资决策过程中所存在的认识与行为偏差，投资者应采取以下投资策略。
(一)动量投资策略
股票的历史回报率对未来表现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动量效应(Momentum effect)是指股票的收益率有延续原来的运动方向的趋势，即过去一段时间收益率较高的股票在未来获得的收益率仍会高于过去收益率较低的股票。基于股票动量效应，投资者可以通过买入过去收益率高的股票、卖出过去收益率低的股票获利，这种利用股价动量效应构造的投资策略称为动量投资策略。这种投资策略是针对
证券市场中“反应不足”的股票所进行的短期投资。在反应不足，股价自开始上涨直至达到顶部通常有持续几天的过程，动量投资者如果在股价出现上涨趋势时购入，虽然价位较高，但是今后几天内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仍然可以获利。(二)反向投资策略
与动量效应相对的是反转效应(Contrarian effect)，指过去一段时间收益率较高的股票在未来获得的收益率将会低于过去收益率较低的股票。反向投资策略是指买进过去表现差、近期亏损的股票，或卖出过去表现好、近期盈利的股票，以期在未来价格发生逆转时平仓盈利的投资方法。该投资策略是针对证券市场所存在的反应过度和羊群效应等现象所实施的一项长期策略。对此，行为财务理论认为，在实际投资决策中，由于投资者过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的表现，大多数人通过简单外推的方法对上市公司的未来进行预测，对公司近期的业绩情况作出持续过度反应，从而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和对绩优公司股价的过分高估现象。所以投资者利用反向投资策略找到了套利机会。
(三)小盘股投资策略
小盘股是流通规模较小的股票。小盘股投资策略是指在同等条件下买入小公司的股票，比买入大公司的股票将获得更高股票收益的策略。股票收益率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大而减少，也就是说无论是总收益还是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都与公司大小呈负相关关系。同时，小盘股由于易受庄家控制而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因此小盘股投资策略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投资策略。
(四)平均成本投资策略
平均成本策略与投资者的后悔厌恶和心理账户有关。平均成本策略是指投资者对一个确定的投资对象持续地、分批地投资相同的金额，每次投资的时间间隔相等，以备不测时摊低成本，从而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较大风险的策略。这种投资策略是针对证券市场中“后悔厌恶”所进行的长期投资。对于刚步入证券市场的新投资者，只需定期投资而不必考虑投资时间的确定问题。
(五)时间分散化投资策略
时间分散化投资策略也与投资者的后悔厌恶和心理账户有关。时间分散化投资策略指投资者承担风险的能力可能会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建议投资者在年轻时应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例用于投资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逐渐减少股票投资比例增加债券投资比例的策略。
五、总结
投资者进行决策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理性不完备和认知偏差，本文在分析有限理性产生根源的基础上，总结出有限理性下投资者的决策特征，有助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资本市场的价格变化走势及其特征，为合理解释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提供思路。同时，针对有限理性下投资者的决策特征，提出了基于有限理性的投资策略，为投资者进行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邵春燕.行为财务理论在企业融资决策中的应用[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8).[2] 张功富，蒋基路.经理人非理性行为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J].会计之友，2007(1).[3] Robert J.Shiller.From Efficient Markets Theory to Behavioral Finance[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3(11)：83-104.[4] Harrison Hong.Behavioural Finance：Introduction[J].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2007(13)：389-393.悄然兴起的企业行为财务学
摘要：传统的财务管理是以理性预期、风险规避、效用函数最大化和不断改进决策方法为前提的。可是，大量的事实表明，在市场交易和企业经营中，人们经常发生缺少理性、冒险、只满足情感需要而不考虑效用和效益的行为。于是，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知识开始被财务学所吸收，行为财务理论逐渐成为人们解决和解释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依据之一。
关键词：传统财务管理，理性预期，非理性假设，行为财务学
一、引言
与我国资本市场的情况相反，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美国的股市出现了空前繁荣。但是，如同我国股市的长期低迷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问题一样，美国的这种股市繁荣也并不体现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投资资本的增值幅度。当然，很多人还是很喜欢这种繁荣现象的，哪怕它是虚假的繁荣！
针对这种情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J·希勒（Robert J·Shiller）出版了《非理性繁荣（Ｉrrational
EXUberance）》（2000）一书。本书序言中提出，“鉴于目前对股市的看法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并且这些分歧广泛存在，因而出版此类书籍显得十分迫切。”该书认为，人们在市场繁荣真假问题上的意见相左，在于人们只掌握了市场的局部情况。要解决和解释当前市场的空前繁荣现象，需要我们从许多不同的方面甚至是与市场关系甚远的领域搜集大量信息，再据此做出判断。“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学、心理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除了较传统的财务分析方式外，我们还获得了一些对当今问题的深刻有效的认识，其中许多事例是从新兴的行为财务学中获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为财务学似乎再也不是财务学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分支，而渐渐成为严肃财务理论的中心支柱。”
该书的出版，立即引起了中外经济学界的关注，2001年4月其中译本出版。2002年7月，希勒教授应我国吴敬琏、谢平等专家和政府官员的邀请，出席在中国举行的资本市场行为论坛。从此，企业行为财务学在我国实业界和学界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上述的希勒和其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mstein（1996），在20年前就开辟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并认为“企业行为财务学”取代主流的“企业数理财务学”的时代已经到来。那么，究竟行为财务学是怎样的一种财务理论？它与现在占主流地位的企业数理财务学有何不同呢？
二、企业数理财务学
目前企业中的财务管理，主要以财务预测、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等财务方法，进行筹集资金、投资、成本管理、资本回收、资本分配和规划等工作。其中，企业筹集资本的财务工作是通过预测资本成本、制定资本结构后完成的。企业投资是通过分析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净现值、内部收益率）和风险，进而制定和实施投资决策完成的。财务上的资本耗费称为成本，企业对成本的补偿和管理是通过制定各项财务计划实现的。销售收入、资本流入和回收，也是在财务预算的计划管理和财务分析之后来完成的。资本分配和规划经常是根据投资需求和企业发展战略，通过财务增长模型（所有者权益增长模型）的计算来实现的。这些财务管理工作的共同假设是，（1）财务活动的各种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基础之上的，（2）投资者都倾向于风险规避（Risｋ Aversion），（3）财务管理的总目标是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以及（4）财务人员需要不断更新决策知识。传统财务管理的四个假设，都可以采用财务数学模型进行表述。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可由财务指标数据进行反映。一切靠数据说话。因此，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的理论可称为数理财务学。
三、企业行为财务学的形成及其假设
Sharpe（1964）、Lintner（1965）等构建了一个著名的财务统计检验模型，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这一模型表示，企业收益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是投资者应注意的风险决定因素。1970年，Fama在《财务杂志》发表《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回顾和经验工作》一文，重新定义他在早期关于有效资本市场的论述，使其有效市场假说与CAPM在概念上达到了一致。
但是，后来的很多研究发现，当相关信息没有完全在市场价格中得到反映时，CAPM是不能够解释有效市场的假说或者说与有效市场假说是不一致的。这些研究如小企业效应（Banｚ，1981；ReinganUm，1981；LamoUreUX，Sanger，1989）、“星期一效应”（French，1980；Gibbons和Ｈess，1981）、规模效应（BasU，1983）、“反向投资策略”（Fama和French，1992）等等，都对有效市场假说和CAPM的结合产生怀疑。大量心理学证据显示，投资者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不会都是理性的。其实际决策往往偏离现代主流财务理论所设定的最优决策模式，而且这种偏离对资本资产价格的影响不会因经过统计平均后消除。于是，一些学者意识到，需要以某种新的方法或理论来解释和预测投资者决策过程以及市场的实际情况。行为财务理论从而诞生了。
Kahneman和Tvensｋy发表《期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1970），给出了解释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行为的模型，并得出结论：（1）个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以相对某个参考点的利得或损失为依据的，而不是传统理论认为的是以期末财富为依据的。（2）模型的价值函数是S型的。模型面对损失时是凸函数，面对利得时是凹函数。这表明投资者每增加一单位损失，其失去的效用低于前一单位损失所降低的效用；每增加一个单位利得，其增加的效用也低于前一单位利得所增加的效用。（3）价值函数中损失的斜率比利得的斜率陡，损失一个单位带来的效用降低要大于获取一个单位利得所带来的效用增加。因此，相对利得减少来说，个人更厌恶损失。（4）个人对极端的且概率很低的事件会过度重视，却易忽略在常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件。
1980年，Kahneman和TvensKy提出“参考点”概念。1992年，他们针对概率转换问题又提出了累积期望理论（cUmUlative prospecttheory）。此外，Thaler（1985）、Lopes（1987）、Shefrin（1988，2000）等对期望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与此同时，财务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人们面临不确定条件的投资存在下列决策特征：（1）损失回避
应急疏散中的群体及其行为研究 篇6
应急疏散中群体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以下4种。
(1) “为己利他”行为类型。此种类型大体包括次级群体、正式群体、血缘群体、地缘群体、趣缘群体等。其他群体视心理和情况而发生改变。
(2) “舍己为人”行为类型。此种类型大体包括初级群体、非正式群体、血缘群体、地缘群体、趣缘群体等。其他群体也有可能发生此种行为状况。
(3) “舍人为己”行为类型。此种类型大体包括非正式群体、地缘群体、趣缘群体等。
(4) “损人损己”行为类型。此种类型大体包括内群体、外群体、地缘群体、趣缘群体等, 均可能有“损人损己”的情况。
2 应急疏散中群体的特征
2.1 有共同目标
初级群体在应急疏散中, 有极其强烈的共同目标, 而且成员之间关系复杂而且密切, 群体的意识很强, 群体的整合度也很高。成员间充满着富于感情色彩的多种角色关系, 成员在对方心中的地位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 那种失去的痛苦很给心灵造成很大震动, 因此, 为了帮助自己最爱的人, 快速逃离危险的现场, 甚至为了自己爱的人而付出自己的一切。
次级群体在应急疏散中, 也有较强的共同目标, 成员之间的感情虽然不及初级群体中成员间的感情, 但是, 在较大的次级群体中, 就会出现一些小的初级群体, 例如:军队中的战友情、学校中的“哥们”群体等, 他们也会在某种程度为了自己在乎的人毫不犹豫共同面对突来的灾害。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有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要保护、要拯救眼前的在乎的人。此外, 内群体等其他群体在突发灾害时, 也同样有着共同的目标, 只是其表现程度不同。
2.2 归属感
归属感有很多种, 舒适感、安全感、被照顾、成就感等。初级群体在应急疏散中, 会具有相同的归属感, 和最爱、最亲的人在一起, 哪怕遇到危险, 也是勇敢的、积极的, 只因为有最爱的人的疼爱、保护。某水灾中, 群众们伸出援助之手, 将站在高处的陌生人拉进小木船中, 大家没有太多的言语, 但是, 一切都已经成为一种温馨的、形成一体的感觉。这是一种来自踏实的归属感, 有危险大家一起扛!
2.3 相互作用
在共同的参与中, 群体成员会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在应急疏散中, 无论是什么群体都会出现相互影响的状况, 好的影响也有, 坏的影响也有, 每个人都在紧急疏散中成为自己参考与模仿的对象, 而且, 也会相互作用, 伸出援助之手, 或者呼吁更多正能量。
3 应急疏散中群体的功能
3.1 社会正功能
在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中, 由于存在着无法替代的感情与血缘关系, 因此, 群体中的成员会有舍己为人的感人事迹, 在从前的灾害中, 有很多感动中国事迹, 他们的无私为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 他们的英勇事迹被人传颂, 给世界带来满满的正能量。群体承担着社会化的作用, 满足人们的感情需要。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
3.2 社会负功能
如果是由于水闸松开加上暴雨而造成突发水灾, 那么这种灾害具有爆发性的灾害, 会使人们的心智突然受到冲撞, 有可能会出现视而不见、见死不救、甚至会损人利己。此刻, 群体分界可能会比较明显。
4 应急疏散群体行为类型与特征
戴维·波普诺 (1988年) 认为, “群体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而发生的行为。”在应急疏散场景中, 人员往往聚集在一起, 群集由个体组成, 具有社会性, 其属性受个体之间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此时的群体处于松散状态。
4.1 群体行为的类型
无论是哪些类型的群体, 在应急疏散中, 大家的自主判断力均有下降, 甚至盲目从众, 少部分头脑清醒的人, 在混乱的状态下, 也无法独行。具体有以下两大明显特征。
(1) 从众行为。就是个体在群体的引导或压力之下, 观念或行为朝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美国心理学家Asch (1952年发现了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的非理性行为, 并称其称为羊群效应, 这种效应在灾害发生早期特别容易出现;尤其是在应急疏散中, 由于个体的恐慌造成了集体的慌乱, 使羊群效应更加明显。
(2) 去个性化。个人在群体压力或群体意识影响下, 会导致自我导向功能的削弱或责任感的丧失, 产生一些个人单独活动时是不会出现的行为, 这叫做去个性化, 又叫个性消失。最早是法国社会学家G“勒邦”提出的, 意指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丧失其个体性而融合于群体当中。在突发灾害应急疏散中, 群体人员, 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和个性, 随大流挤同一个出口。
4.2 群体行为的特征
(1) 社会助长作用。在应急疏散过程中, 倘若有一个人首先对别人伸出援助之手, 得到别人的认可, 增强了个人被他人评价的意识, 从而提高了个人的兴奋水平, 那么, 这种正能量会产生传递。在广东潮南水灾应急疏散中, 整个镇子, 整条街的人们脸都洋溢着微笑, 大家划着小艇, 挨家挨户的把人救出来, 仿佛都是一家人, 一起奔向出口, 奔向阳光。
(2) 社会惰化作用。1979年, 拉坦内及其同事在一项“拍手和欢呼的实验”中, 他们要求被试拍手和欢呼, 并测量了每个人产生的声音强度。结果发现, 随着群体中人数的增加, 每个人发出的声音减小。也可能出现同原理的状况, 假如有个人需要别人的帮助, 则旁人可能会认为别人会帮助, 而别人也是这么认为, 致使没人帮助那个处于危险的人。
(3) 无意识的盲从性。在一个群体中, 有意识的个体会很容易丧失, 而取而代之的是无意识的群体。灾害来临时, 人们心理变得惊慌和恐惧, 心理会发生畸变, 群体成员的情绪相互感染, 失去自我, 从而乱了阵脚, 产生过激的行为。
(4) 趋同一致性。在特定群体集结、情况紧急的状况下, 个人思想感情必遭弱化乃至泯灭, 会不自觉加入到集体意识中去, 个体失去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思想, 异质性被同质性吞没, 群体形成一种暂时一致性的心理状态, 人群就会恐慌, 处于惊慌的人群会想快点离开危险地带, 失去阵脚, 大量的人聚结在一个很少出口的拥挤空间, 逃散的个体共同目标就是尽快逃离这个房间或者建筑物, 形成一种胡乱的趋同的逃生状态。
综上所述, 通过对群体类型、特征、功能分析, 在组织应急疏散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不同群体的特性, 充分发挥特定功能, 并对不同类型群体行为加以引导, 以利于应急疏散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摘要：应急疏散中群体及其行为的类型及特征对应急疏散的效率和效果影响巨大。该文从“为己利他”“舍己为人”“舍人为己”“损人损己”四个方面分析了应急疏散群体类型及特征, 从应急疏散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两个角度, 分析了应急疏散群体的社会正负功能, 并从去个性化、从众行为对群体行为的类型进行划分, 在此基础上, 从社会助长、社会惰性、无意识盲从、趋同一致性等方面群体行为特征。
关键词：应急疏散,群体行为,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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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群体行为研究 篇7
早期的雇佣关系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劳资问题, 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市场化竞争的加剧, 加强对人力资本的管理成为众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同时, 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也在不断演变, 学术界对雇佣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大量的文献表明, 雇佣关系与组织公民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组织公民行为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即员工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是为了回报组织的公正的对待, 而当雇主对待他们不当时, 员工就会抑制自己的公民行为 (Organ, 1982) 。同时, 研究者与实践者认识到, 工作团队将成为未来企业中的主要组织形式, 工作组的绩效水平将直接导致组织绩效水平的高低。因此, 组织公民行为研究领域必须关注企业中的工作群体, 关注群体层次的公民行为 (Group Citizenship Behavior, GCB) 。
对群体效能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效能感与员工工作绩效的关系。Prussia (1996) 的研究发现, 集体效能感在绩效反馈与团体目标及团体有效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并在间接经验与团体有效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现有的许多关于雇佣关系与群体公民行为、效能感的研究都在关注西方的企业, 而在中国情境下的实证研究明显不足。在中国情境下, 采取何种人力资源管理措施, 以取得竞争优势, 是很多企业关心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1、激励-贡献的雇佣关系模型
很多已有研究中都对雇佣关系进行了分析。本文采用基于激励-贡献框架的雇佣关系模型 (Wang, Tsui, Zhang&Ma, 2003, 见图1) 。这种雇佣关系是基于雇主视角的, 由两个维度组合而成, 一是雇主期望的员工贡献, 二是雇主提供的激励。贡献即指雇主期望员工做出的诸如良好的工作业绩、组织承诺及考虑组织的长远利益等的贡献。激励即指雇主为了使员工做出期望贡献而提供的激励措施。
按贡献和激励水平的高低不同, 可以将雇佣关系分为四种:
(1) 组织中心型雇佣关系。雇主期望通过高投资来得到员工的高回报, 是一种平衡的雇佣关系。这种雇佣关系以雇主与员工互相进行开放式的、长期的投资为特征, 包含了超越经济交换的社会交换如情感承诺。
(2) 投资不足型雇佣关系。雇主期望通过较低投入获得员工的高回报, 是一种偏向于雇主的不平衡的雇佣关系。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竞争比较激烈,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很大的企业中。
(3) 过度投资型雇佣关系。雇主提供高投入, 但只要求较低的回报, 这是一种偏向于员工的不平衡的雇佣关系。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的雇佣关系多属于此类。
(4) 工作中心型雇佣关系。雇主的投资不高, 同时期望的员工贡献也不高, 是一种平衡的雇佣关系。这种交换非常明确而且稳定, 适合于任务简单且结果容易衡量的工作。
2、群体公民行为
群体公民行为是一种独特的群体现象, 工作群体表现出支持其他工作群体或作外的职责, 完全属于自愿而非强制的奉献行为。
3、群体效能感
随着工作小组在各组织中的普及, 群体自我效能感一词应运而生。Bandura在2 0世纪8 0年代中期提出了集体效能感 (collective efficacy) 。集体效能感是一个源自自我效能感的构念, 是后者在团体层面的扩展和延伸, 指团体成员对于团体成功地完成特定任务或取得特定水平成就的能力的共同信念。群体效能感高的群体, 其成功完成工作任务的动力就会更强。相反, 具有失败感的低效能感群体则会很容易放弃, 他们的完成任务动机大大降低。
三、研究假设
1、雇佣关系与群体公民行为
在工作中心的雇佣关系中, 工作群体关注的只是狭义的明确的工作任务和基于绩效的经济报酬。群体的公民行为不被期望, 甚至有可能被阻碍, 因为这有可能导致他们不能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任务。在这种雇佣关系下, 群体公民行为应该是低水平的。
在过度投资的雇佣关系下, 虽然雇主给予员工大量的经济报酬和社会报酬, 培训他们以大量的知识和技能来承担更多的自身任务以外的工作, 但是雇主并未期望该工作群体的公民行为, 而且长期的过度投资会使员工逐渐习惯于、进而合理化组织的这种激励, 所以群体公民行为应该也是处于较低水平。
在投资不足的雇佣关系中, 群体公民行为会处于更加低的水平。根据行为劳动经济学中的公平感理论, 员工对雇主的不公平行为的消极反应, 会比他们认为公平或甚至对他们自己有利的雇主行为的积极反应更强烈 (Fehr, Goette&Zehnder, 2008) 。处于投资不足的雇佣关系下的工作组成员所得的回报与被期望的贡献水平完全不相称, 工作报酬不足, 工作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但组织却要求其重视组织利益, 主动承担工作职责以外的任务, 雇主的过分要求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因此, 我们认为在这种雇佣关系下, 群体公民行为比上述两者处于更低水平。
群体公民行为在相互投资的雇佣关系下应该是最高的。处于该种雇佣关系下的工作组员工能够获得广义的长期的激励, 包括职业安全和职业生涯规划。作为交换, 他们被期望做出有利于组织长期利益的贡献。这样, 员工的长期利益与组织的长期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们会更加有动力与其他人合作, 提供帮助, 有效利用组织的资源, 为组织的长期发展出谋划策。由此, 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群体公民行为在组织中心的雇佣关系中是最高的, 在工作中心和过度投资的雇佣关系中较低, 而在投资不足的雇佣关系中最低。
2、雇佣关系与群体效能感
既提供大量培训, 又期望员工高贡献度的组织中心的雇佣关系中, 员工可以获得大量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的培训, 增强群体效能感。同时组织为他们设定了高目标, 前人的研究证实了团队目标能提升团队成员对团队工作过程及团队合作的满意度, 因此组织中心型雇佣关系工作组的群体效能感应该是最强的。
而在培训相对很少, 但绩效目标很高的投资不足的雇佣关系下, 工作组员工通常会被高目标激发高绩效水平, 在长期缺乏必要组织支持的情况下, 只能依靠自身克服各种困难, 这就需要很强的自信心和抗挫折能力, 群体效能感会比较高。
在过度投资的雇佣关系下, 员工可以轻松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他们无需承担高难度的任务, 他们没有强烈的动机来接受组织提供的培训, 这种宽松的环境和他们很少能吸收的培训难以建立起他们对所在工作小组的信心, 因此群体效能感会较低。
工作中心的雇佣关系下, 工作组成员只是按部就班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群体效能感也只是处于较低水平。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2:群体效能感在组织中心的雇佣关系中是最高的, 在投资不足的雇佣关系中次之, 在以工作为中心和过度投资的雇佣关系中最低。
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期望获得组织对整个工作小组的期望、小组的贡献以及小组的公民行为和群体效能感的数据, 因此我们以同一个岗位层次的工作小组作为样本。我们收到了185份有效问卷, 是由来自50个组 (部门) 的成员填写的, 也就是平均每组3.7人作答。
我们的假设包括1个自变量 (雇佣关系) , 2个因变量 (群体效能感和群体公民行为) 及6个控制变量 (工作组人数、职能专业、公司年限、公司规模、所有制性质、行业) 。首先, 我们将样本随机分成两组, 使用其中一组对所有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EFA) , 检验问卷题项的相关性;使用另外一组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 , 检验测量同一因子的各题项的一致性程度。接着, 通过计算50组群体样本数据的评估者间一致性指标来检验样本信度, 剔除各组中不符合条件的群体样本。随后, 我们对样本的自变量 (雇佣关系) 分别进行聚类分析 (Cluster Analysis) 获得四种雇佣关系。最后, 我们通过层次回归, 来比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验证假设。
样本的回归结果对于假设1、2的验证基本一致, 即部分支持假设1、2。检验结果大部分支持组织中心型雇佣关系即高的期望贡献和高的激励水平对组织的影响是优于其他雇佣关系对组织的影响的。
五、研究意义及未来改进的方向
本研究是在中国情境下基于岗位层次的群体公民行为与群体效能感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证实了组织中心的雇佣关系确实比其他雇佣关系能带来更好的群体公民行为和群体效能感, 因此, 对于为应对短期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减少对员工的发展激励和物质激励的公司来说, 要想保持公司的长久持续发展, 公司应该通过适当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以建立组织中心型的雇佣关系。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 我们使用的是方便抽样法, 这可能会造成数据的代表性不足。我们的样本数量偏少, 题项数与样本的比例刚刚达到因子分析的建议参考水平1:5 (Gorsuch, 1993) 。另外, 我们的调查问卷使用的是经过翻译的西方成熟量表, 可能与中国的真实情况有所差异。我们的研究支持了组织中心型雇佣关系是“最优”雇佣关系这一说法, 但是公司长期应该采取哪些人力资源战略, 在短期该运用哪些具体的人力资源措施以实现这种“最优”雇佣关系, 我们并未涉及, 这些留待以后的研究去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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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民营企业员工群体行为研究 篇8
1.1 民营企业的群体规模
重庆市民营企业近年来在蓬勃的发展着, 成为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庆市的民营企业中, 企业的群体规模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工作群体成员的界定, 在企业任务的难易程度和规模的大小影响下, 企业群体规模也随之变动。重庆市民营企业大多属于中小企业, 规模较小, 群体成员也较少, 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规划群体规模, 在群体规模的最佳值基础上做适当调整。
1.2 民营企业员工的思想状况分析
员工文化素质高低导致不同思想状况, 素质高的员工有主人翁思想, 将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能给企业创造效益;素质低的员工缺乏积极的思想, 没有进取精神, 得过且过, 对企业基本没有贡献。从员工的权益保护来看, 员工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 对本市员工和外来员工的待遇不同, 尤其是对外来员工的权益保护严重缺乏, 政府对他们不可能有效的管理, 在许多方面受到政策性的歧视, 法律监制不完善, 有的企业有空子可钻, 员工利益受损。
2 重庆市民营企业员工群体行为分析
2.1 组织承诺对员工群体的影响
组织承诺是指组织归属感或是组织忠诚, 一般是个体认同并参与一个组织的强度。组织承诺是作为员工对于企业的一种认同、忠诚的态度, 对员工的工作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目前的企业形势看, 重庆市的民营企业中员工群体对企业的组织承诺与现行法律规范不一致, 从企业的经济效益可以体现出来, 虽然重庆市民营企业在蓬勃发展中, 但仍有发展困难的企业, 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 员工群体的组织承诺成了企业的支撑点, 对企业的发展有巨大的作用。
2.2 员工群体压力与从众行为
当一个人在群体中与多数人的意见有分歧时, 就会感到群体带来的压力。从众行为, 是指个体在群体的压力下改变个人意见而与多数人取得一致认识的行为倾向, 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和行为现象, 在一定的群体压力下会导致一定的从众行为。目前重庆市民营企业竞争激烈, 包括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竞争, 对员工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如来自岗位的竞争、利益需求、虚荣心作祟等方面的压力。群体压力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演变为从众行为, 这是在群体压力的作用下产生的变化。
2.3 员工群体内聚力与冲突性行为
群体的内聚力是成员被群体吸引并愿意留在群体内的程度, 是群体成员彼此之间的黏合力。它包括情感、自然、工作和领导凝聚力。冲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单元在目标上互不相容或互相排斥, 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或行为上的矛盾, 冲突是任何组织都不可避免的。群体内聚力与冲突有着一定的关系, 冲突越大, 内聚力就越弱, 冲突越小, 内聚力就越强。
冲突根据性质可分为:破坏性冲突 (导致组织效率下降, 破坏企业的协调统一, 对员工群体带来消极影响, 阻碍企业的目标实现) 和建设性冲突 (利用冲突的弱点转化为催化剂, 发挥其积极作用) 。在重庆市的民营企业中, 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冲突从程度上来讲容易偏向破坏性冲突。
3 员工群体突发性事件分析
3.1 成因
3.1.1 员工的法律意识
在重庆市的民营企业中, 员工的法律意识普遍存在问题, 从企业整体来看, 员工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在企业中, 员工的文化程度是不同的, 进入民营企业的员工一般文化程度偏低, 尤其体现在中小型企业, 相当部分员工是农民工, 他们接受的教育不多, 法律知识较少, 对法律的认识也少, 甚至不懂法律。
3.1.2 员工的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
员工的合法权益是员工在企业内依法享有的权益, 合理诉求是员工对自己权益的维护所提的某些要求。在民营企业中, 员工依法享有的权益主要有包括劳动报酬、职工津贴、劳动法所赋予的权利等等。员工意识到自己的权益被损害, 出于维护自己的权益, 对企业的种种压榨提出抗议, 将自己的诉求向上级领导汇报, 如果上级没有接纳员工的诉求, 那么员工会对政府或者向法律提出诉求。员工提出诉求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夺回自己该享有的权益。
3.1.3 沟通渠道
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是日常管理中不能忽视的, 领导者要善于与员工进行沟通, 了解员工的状况, 能及时地发现问题的存在并可以及时解决突发行为, 很多企业并没有做好与员工的交流沟通, 没有建立相关的沟通渠道来接近员工, 对员工的思想举动无从了解, 从而导致员工带来的诸多不良影响。
3.2 产生的影响
突发性事件的发生从影响的程度可以将其划为破坏性行为, 顾名思义就是对企业的发展有阻碍作用, 严重影响组织内部的正常运作, 群体成员发生严重的本位主义, 当组织内部出现群体冲突时, 认为自己属于该群体参与到事件中, 借着从众的心理采取行动, 为企业或自身带来不良的后果。2008年11月3日重庆市主城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从此事件来看, 罢运的主要原因在出租车企业与驾驶员利益分配存在矛盾, 假期难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出租车租价结构不合理和非法营运车辆扰乱正常秩序。
3.3 防范与控制
3.3.1 企业内部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
突发性事件是由于员工心理的不平衡, 心里的种种不满得不到发泄而产生的, 针对这一情况企业最好要建立相关的排解消极情绪的机构, 提供一个场所或者组织活动让员工发泄, 情绪稳定了就会重新投入工作, 或者提高企业有额外的工作效率。
3.3.2 培养员工群体的法律意识
由于企业员工的来源不同, 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同, 接受的教育范围的大小陶冶了他们各自的承受能力, 心理素质也不同。在重庆市民营中小型企业中, 学历较低者居多, 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 不假思索地做出一系列不理智的行为是可能发生的。为了解决和避免这一情况, 在组织内部对员工群体进行法律宣传教育, 也可与政府或法律人士开展相应的活动, 通过各种方式让员工群体学法、懂法、知法、守法, 让员工群体在行动前有一个思想界定, 对员工群体的心理有一个约束的作用, 降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3.3.3 加强对组织内部核心干部的管理和工作责任
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放纵了家族成员, 家族成员无视企业的规章制度, 管理者应当对家族成员, 对企业的制度必须恪守, 做到一视同仁, 不能让员工觉得有不公平待遇, 否则很容易产生冲突, 造成不良行为, 所以对于组织内部的核心干部要严格加强管理。
3.3.4 向他方寻求支援
事件的产生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之上, 那么就应该化解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冲突还没扩大的时候, 企业抓住时机进行调解, 讲究策略, 力求把事态控制在萌芽的状态, 缩小破坏范围, 在这阶段要找出问题的所在, 针对问题来解决, 将有调解倾向的尽量解决, 如果调解无效或者事态已经控制不住, 有继续发展倾向的, 寻求他方的支援, 可以找政府或者公安机关出面, 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保障制度, 而公安机关对现场的控制是必须的, 必要时可以疏散人群, 目的在于维护好社会秩序, 减少突发性事件的负面影响。
3.3.5 事后处理
企业对突发性事件进行解决, 不是将该次的事件解决了就不管了, 而是对该次事件进行适当的弥补处理, 在解决事件时所提出的某些政策要及时兑现, 否则员工群体在没有得到承诺时会再次引发突发性事件, 而且事件的影响力很可能比第一次更大, 前一次的欺骗会让员工群体不再信任, 所以解决起来的难度也就越大。对已经平息了的突发性事件要做事后的分析, 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 事件带来的影响, 尤其分析员工的动态是否已经稳定下来, 再次爆发的可能性有多大, 怎样去稳定他们, 怎样挽回损失, 对事件的整个过程吸取经验。为了防止事件的反复发生, 妥善处理, 把矛盾化解在善后是必要的。
摘要：本文就重庆市民营企业的员工群体行为进行研究, 通过对员工群体行为进行剖析, 理清目前重庆市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 发现员工群体行为在企业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认识员工群体的思想状况, 便于管理者实施管理。
关键词：民营企业,员工群体行为,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张兆端.国外境外关于集群行为和群体事件之研究[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投资者群体行为研究 篇9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我国网民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势头。腾讯即时通信类服务每月活跃账户数超8亿人, 微信月活跃用户突破4亿[1], 网民群体逐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网络世界, 这些用户不仅以个人为单位在网上活动, 他们当中绝大对数都加入了一个甚至多个以QQ群、微信群为代表的网络微群体。研究表明, 群体对其成员的决策和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2,3]本研究结合网络微群体特点, 着重分析网络微群体成员如何在群内成员间的互动与交流中受到群体意识的影响[2], 进而深入分析网络微群体对群内成员消费行为的影响机理, 为企业实施网络微群体营销提供建议。
2 网络微群体
以QQ群、微信群为代表的网络虚拟社群, 群内成员相对较少 (基本保持在100人以内) , 传播的内容微型但大量, 交流即时且便捷, 信息发布方式及渠道多样化。[4]这些规模较小, 成员具有明显共性特征的虚拟社群形态, 本文将其定义为网络微群体。
网络微群体具备虚拟性和成员身份复杂性特点。首先, 网络微群体成员之间通过电子平台交互, 整个社群存在于虚拟网络空间[5], 群体成员在网络微群体中彼此之间可能并不认识, 因此群体成员间的沟通交流更加随意, 成员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发表自己的主见。其次, 网络微群体准入门槛较低, 群体成员可能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 成员可以就各种不同领域的问题展开讨论。
网络微群体作为一种特殊的虚拟社群, 有其独有的特点。首先, 由于其成员数量相对较少, 群内成员亲密度较高, 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较高, 促使网络微群体成员对群体的依赖性较强, 并更可能愿意将网络微群体作为决策的首要参考群体。其次, 成员在网络微群体中进行大量微型化与简明信息的传播与交流。[4]再次, 先进的通信技术为网络微群体成员提供便捷的交流手段, 人们可以通过平板电脑和手机等移动设备随时随地参与网络微群体间的交流与讨论, 即时发布自己的观点, 随时了解网络微群体的动态变化。最后, 由于网络微群体传播的内容简短且发布手段多样, 信息传播时间短[5], 使得交流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群内成员倾向于认为自己和大家是同步的, 是走在前沿的, 所以他们不仅会时刻关注群内讨论的内容, 而且很可能会将这种关注转化为行动。
3 网络微群体对其成员消费决策的影响机理
3.1 去个体化
人们在群体中有时会感到自己被湮没, 使个人意识和理解评价感丧失, 个体的自我认同被群体的行动与目标认同所取代, 难以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与行为, 自制力变得极低, 结果导致人们加入到重复的、冲动的、情绪化的行动中去, 这种现象叫做去个体化。[6]
在网络环境下, 匿名性和群体的包容性使得自己不再担心被孤立出来接受判断或评价, 这使得成员们不再把自己看做一个单独的个体, 而是完全把自己融入群体之中, 弱化了自我的理性认识[6], 做出一些情绪化、冲动的行为。这种无痕迹融入群体的快感让参与者不可自拔, 使得他们受到群体领导者的严重影响, 呈现出强烈的去个体化的特点, 因此其决策和行为就会很大程度上参照网络微群体的意见。
3.2 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最初具有的某些偏向, 经过探讨继续向其偏向的方向发展, 最终形成较为极端的决策和行为。[7]群体中成员由于从众心理、服从权威、社会流瀑效应、群体思维等因素的影响做出比独自决策时更极端的决策。[7]群体中的一些成员由于原本就具有的对某种产品或者品牌的偏爱, 经常在群中与其他成员分享了使用或者购物经历, 从而使其他成员也对该产品或品牌产生兴趣甚至形成购买行为。
在网络环境下, 群体极化现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两倍多, 人们更频繁的交流容易形成一致的观点, 从而促进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8]也就是说在网络群体中讨论商品或者品牌时, 个体更容易形成极端的偏爱, 影响其消费决策。网络微群体交流方式的多样性和即时性, 使得成员认为自己得到大量信息和证据, 因此格外自信, 倾向于做出冒险性的决策。由此可见, 网络微群体中群体极化的特征容易对成员的消费决策产生影响。
3.3 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是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的人[9], 他们关于产品或服务的建议和信息在群体其他成员中更具有价值和说服力。[10]网络微群体中的意见领袖是该群体中的权威者, 他们凭借其在团队里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主导作用, 促进群体成员情感和思想交流, 并倾向于作出一致的决策和行为。意见领袖被其他成员看做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因此他们提供的意见对其他成员的消费决策行为会有一定影响。
网络微群体中, 意见领袖通过自身丰富的产品使用经验以及相关专业知识树立其在群中的威望及地位, 并依靠自身善于交流的特点以及所拥有的广泛信息吸引群内其他成员的关注, 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成员的消费决策。由于网络微群体的小众性、匿名性和高信任使其意见领袖比一般群体更易建立威信从而影响其他组员, 作为网络微群体的领导, 他们对群体成员的消费决策和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
4 对策及建议
4.1 去个性化特点使网络微群体更适合成为企业的目标市场
在网络微群体当中, 成员中更为明显的去个性化特点使其行为趋于一致化, 容易引起相似的消费决策和行为。如果企业能够针对特点网络微群体中形成的倾向和喜好, 强化企业自身产品特点, 更可能满足网络微群体中成员的要求, 提高产品销售。此外, 有针对性地投放有关品牌或者企业的宣传广告、电子杂志及企业软文等, 有利于企业引导网络微群体整体观念导向, 通过话题讨论, 增强群内成员对企业产品和品牌的认知, 以及去个性化的机理实现群内一致的品牌态度和观点。
4.2 促进群体极化特点产生, 形成网络微群体成员普遍的品牌偏爱
群体极化使网络微群体产生对企业和品牌的偏爱, 因此企业可以主动帮助网络微群体形成极化特点以促进销售。企业可以寻找对其产品或者品牌有关注的网络微群体, 免费提供一些试用或者体验的机会, 并要求参与者在群内发布自己的真实感受, 让其他成员看到最接近产品真实情况的信息和点评, 利用群体成员之间的高度信任和积极的口碑引起群内其他成员的热议, 从而形成整个群体对该产品或者品牌的偏爱, 甚至群体极化, 促进网络微群体成员形成购买决策。当然, 对于另一些消极的信息和评价, 企业应该快速回应并给出建设性的改正方式, 提升产品或品牌形象, 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以这样快速响应, 反复热议的方式促进群体极化特点的出现, 为企业的营销开辟新的方向。
4.3 引导网络微群体内意见领袖对品牌的态度
网络微群体中意见领袖对于群体其他成员的消费决策有着重要影响, 成员们通过意见领袖丰富自己的相关知识, 补充消费信息, 验证自己的判断, 避开商业化宣传。企业应该与网络微群体意见领袖建立良好关系, 借助意见领袖分享产品或品牌的使用经历, 引起群内其他成员的讨论。意见领袖的号召力是成员参与讨论的动力, 网络微群体意见领袖的发言和形象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可后可以主动推荐产品或者品牌, 并利用其在群内的影响力, 成为其他成员决策时的重要参考信息。网络微群体成员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购买商品之后如果满意, 就会形成后续的口碑效应, 进一步促进其他成员购买意愿的形成。反之, 如果产品并不能满足其需求, 负面的评价则会影响企业的销售。因此, 为了得到网络微群体成员的广泛认同, 形成正面的口碑效应, 意见领袖必须提供可靠的消费信息, 而且要接受其他成员真实消费行为的检验。
摘要：网络微群体具有小众性、匿名性、高依赖性和信任性等特点, 在网络微群体中, 群体行为对个性行为的影响效果更为突出。文章探讨了网络微群体发挥去个性化作用、群体极化作用和意见领袖作用的原理和方式, 揭示网络微群体对群内成员消费决策的影响机理, 据此为企业提出网络微群体营销策略。
关键词：网络微群体,去个体化,群体极化,意见领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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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群体行为研究 篇10
随着农业保险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农户享受农业保险带来庇护的同时,农民因个人利益而选择骗保行为的群体性学习行为频频发生,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户因自身的自利平衡机制而选择进行或效仿骗保行为,已经逐渐形成了群体性的农民骗保行为。在保险公司及管理部门与农民骗保的互动过程中,群体性骗保行为愈演愈烈,已经演化为普遍的群体性行为。从保障农业保险正常发展角度,我们需要对农村骗保的群体性学习行为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分析,把握其发展的一般过程和对互相学习行为建立的影响因素,并针对群体性骗保行为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和管理体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今后建立起对群体性事件“认识、预防和控制”的机制。
本文研究农民群体性骗保学习和效仿行为,通过分析影响群体性农民骗保事件的显著影响因素和影响的方式,找到解决群体性农民骗保学习行为的有效措施。
二、文献回顾
群体性农业骗保学习行为是在一定时期内、特定区域内,农民们自发做出的具有学习性质的群体性自利行为。在此我们将农民群体性骗保行为看作对农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群体性效仿学习行为,来分析解决群体性农民骗保学习行为的有效措施。我将从保险的道德风险分析、群体性效仿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农业保险现存问题与发展两个部分对相关的研究进行总结。
1.保险的道德风险。保险的本质是多数人为了保障其经济生活的安定,在参与平均分担少数成员应该偶发的特定的危险事故所导致损失的补偿过程中形成的互助共济价值形式的分配关系。显然,保险的作用只在遇到损失时启动,运用赔款的形式减轻投保人的经济损失,形成一种风险保障机制。许家天提到,保险公司在收取保险费时首先应该将被保险人根据其风险大小进行分类,将风险相同的被保险人划入一个类别,并收取相同的保险费。但是,完全满足风险同质的被保险人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保险公司也不可能或难以将他们划分在一起。若是在投保时限内未出险,投保人的权益并未受到损伤,即投保人未面临经济损失和意外事故时,保险的保护作用并不会启动,投保人没有任何形式的获益。胡圣举提到,在车险中,大量投保标的直至保险期满也未出险,客户得不到有形的补偿,这容易使一部分客户产生误解,认为自己没有出险是“吃亏了”,因此很多人认为入保险却又不出险是一种“白扔钱”的行为。李少华学者认为这种观念与国人的保险意识不成熟密切相关。在对于保险道德风险的应对措施方面,贾佳谈到,保险公司推出“无赔款优待政策”由于推行不广泛、贯彻不彻底,影响力不大。
2.群体性效仿行为及影响因素。群体性农民骗保行为的本质是农民自发性地效仿和学习骗保行为,获取大额不正当收益,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效仿学习违法行为的现象。本文将总结群体性效仿学习恶劣行为的相关研究,如公共踩踏事件、网络谣言的传播和中国式过马路等,力图从相关研究中总结出影响人自发学习和效仿具有恶劣影响行为的具体因素,以期对防治群体性农险骗保学习行为提供解决良策。
(1)空间联系。空间联系是促进群体性效仿学习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空间联系是信息传递的最基础的方式。朱丹在研究中提到信息的传播对于个体心理、群体互动方式及社会的发展皆有重要影响,群体性的学习行为依赖消息的传播和指导作用,空间相近为个体之间畅通无阻的交流提供渠道和平台。因此,空间联系基础上的信息传播是产生学习行为的基本要求。对媒介距离与传播效果的研究中也提到,媒介距离是一种影响媒介传播效果的因素,大众传播正是依赖距离才产生并存在与发展的。媒介所传播内容与受众的空间距离越近,受众对事件的信息掌握得越全面,受众越容易对事件形成自己的判断。受众所感应到的关于骗保行为的信息越直观越全面,对受众做出效仿性的学习行为的影响也就越大。
假设1:空间因素对于群体失范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2)从众心理。选择群体性学习行为也可能是因为他人行为的引导,这是大众的从众心理在引导。于建嵘就提到,群体心理会产生行为模仿,行为模仿则是指集群行为中行动者互相仿效,使整个人群产生一致的行为。它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了群体心理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突出的特点是相互影响,并最终形成一个具有普遍“合理性”的社会情景,也就是从众心理。杨妍对从众心理的定义是:“从众是指因为真实或想象的他人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是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做出的反应。”对于从众心理对人的行为的不良影响,吴宪洲提到,从众心理混淆了人们的是非界限,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众者丧失了对是非、善恶的敏感而代之以麻木冷漠,从众心理的去个性,弱化了人的责任感、正义感。古斯塔夫·勒庞的感染理论认为,在特定环境下所处于群体中的人的“有意识”的人格与“自我控制”会暂时消失。可见,错误的从众心理会引导人们脱离制度约束和正义感,降低人们的自我约束力,做出不当的行为选择,出现对失范行为的效仿和学习。
假设2:从众心理对于群体失范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3)制度与法律缺失。制度和法律的缺失和不完善会造成群众法律意识缺失,低估做出违法行为所要承担的后果,造成群众低估制度和法律的效力,做出盲目跟从不法行为的错误选择,造成大面积的群众性效仿性的违法行为。崔韩玉在研究中提到,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水平及对现代法律制度的认同程度缺失转变成一种集体性和习惯性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群体犯罪比个体犯罪更隐蔽、更可恶、更可怕。法律意识缺失可能会助长“法不责众”的心理,使得群众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在法律意识相对缺失的群体中可能使得个体行为的常规自我约束明显减弱,甚至有可能导致群体中的个体做出一些平时不会做也不敢做的行为来,因此,这个时候群体中的个体面对的问题是“法律能不能对我做什么”,这是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张继红提到对于群体性效仿不法行为现有防治对策存在诸多缺陷,特别是存在诸多法治缺陷。
假设3:制度和法律缺失对于群体失范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4)“机会主义”与侥幸心理。“机会主义”心理也是造成群众低估不法行为的后果,而选择铤而走险的一个重要因素。李春新的研究提到,不道德行为经常具有传染效应,较大范围的不道德行为的扩散使得道德的管理行为难以生存,在道德规范认知下形成的不良行为(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通过投机和欺骗等手段而牟取私人利益)作为专业化生产的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上具有强的信息优势,这尤其表现在农业生产状况信息的掌握上,即便是专业的农业管理部门和保险工作人员也很难把握完备的信息。
学者易余胤对机会主义行为博弈研究表明,若个体能够彼此识别,则机会主义行为灭绝。信息不对称是“机会”产生的基础,是群众选择“机会主义行为”行骗的基础,是群众手中的“砝码”。博弈研究中也指出,若是信息不能被识别,将处于一种“无效率”状态;若是个体能够掌握全面信息,则“机会主义”将无路可走。
假设4:侥幸心理对于群体失范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5)信息沟通。信息的传播和沟通是群体性效仿和学习失范行为产生的重要基础。信息的传播使受众形成认识后可能做出不理智的效仿行为。如霍良安提到存在一部分有限理性人群,他们对失范信息一时不能辨识,并且极有可能相信并传播不良信息。对媒介与传播效果的研究中也提到媒介所传播内容与受众的空间距离越近,受众对事件的信息掌握得越全面,受众越容易对事件形成自己的判断。当媒介所报道的内容与他所掌握的信息发生冲突时,受众的“选择性接触”机制就会启动,受众更愿意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和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将加以接触,而对于对立或冲突的内容有一种回避的倾向。
假设5:信息沟通对于群体失范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列出如下表1。
3.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建议。
(1)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与问题。目前国内已有多位学者就农业保险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我国学者一直在关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庹国柱、朱俊生和曾晗认为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和分散性、农业灾害及其损失的伴生性和相互关联性),灾保险市场迟迟未能得到发展,必须注重防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构筑系统的道德风险监管体系,加强农户的道德意识,保证农业保险的健康运行。其次,农业损失难以测定和农险的巨大收益是造成农业保险隐含巨大道德风险的主要问题。于一多学者提出了农业损失难以测量,保险责任难以确定,造成定损理赔困难的特殊性,也正是因为其特殊性造成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
(2)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和措施。关于保护农险发展的措施方面,几位学者都提到了加强政策性的干预和引导,通过完善农险的制度来规范农民投保行为。庹国柱、姜鲁宁认为,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制度缺陷逐步显露,存在巨大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农险补贴制度进退维谷,建议制定更严格全面的制度进行防范和监督。陈晓霞从引导农民树立诚信意识、提高企业经营技术水平及农业保险制度设计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对策。在加强政府干预来保障农险健康运行方面,李海红强调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农业保险只有在法律规范的前提下才能对农业发展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侯玲玲从农险补贴方面提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补贴内容单一,体系不够健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只有农险保费补贴一项,这影响了农民投保农险的积极性。俞乖雅提到农业产业化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存在互动机制,认为通过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农户的合作机制来降低政策性农业保险。
三、农民骗保群体性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
1.多案例描述。
2.比较分析。
(1)空间联系。空间联系在很多案例中都有着明显的体现:如新疆玛纳斯县侵吞涉农补贴案。调查发现:作案地域相邻、手段相互模仿是骗取涉农保险补贴资金案的主要特点。这些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看到自己相邻区域农户因虚报土地面积骗取高额农业保险补贴获利,纷纷效仿不正当投保行为。空间上的临近是造成新疆农民互相学习效仿骗保行为的主要因素。在河南省固始县五农民骗保案中,五农民作为邻里在地理位置上相邻,这也加速了骗保信息的传播和交流,空间上相邻是五农民先后效仿骗保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2)从众心理。从众心理在群体性农民骗保行为中体现为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盲目跟从他人的骗保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群体性骗保从众行为体现在跟从骗保手段上,从众行为往往使用的是相似的骗保手段来进行骗赔。如在泔水猪养殖案中,由于看到身边人饲养泔水猪获益,大量养殖户接连放弃正常的饲养过程,纷纷转而饲养泔水猪,缩短生长期,骗取保险赔偿的行为被农户大量效仿学习,逐步在京津周边形成了产业链。在山东养殖业骗保案中农民也是跟从大流模仿“砍猪耳朵骗保”的方式进行群体性大规模的骗保行为,导致了赔付率高于投保率的极端后果。在河南省固始县骗保案中,农民在盲目跟从虚报土地流转面积的行为进行骗保获取赔款。骗保行为的时候会忽视骗保行为的后果和恶劣影响。
(3)制度与法律缺失。制度缺失和不完善为违法行为提供的漏洞也是造成群体性效仿失范行为的一大诱因。在河南省固始县骗保案中,骗保农民们就是利用土地流转制度漏洞,虚报和假报土地面积进行骗保,钻了制度漏洞而获取暴利。吉林省骗保案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李岩在采访时说道,并不知道能够骗取如此大数额的赔款及具有如此严重的法律责任,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想着如果不出险就能赚些钱,但是并没有想到巨额收益竟带来牢狱之灾,感到懊悔万分。新疆玛纳斯县骗保案的违法农民金某也表示并不清楚骗保数额巨大会造成判刑的后果,以为相关部门顶多是惩罚了事,这才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4)“机会主义”与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往往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得逞。农民与保险公司间信息不对称往往是农民群体行骗的关键。在山东病死猪骗保案中,养殖户也是利用了病死猪特征难以确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偷换病死猪“冒保”甚至用一头死猪多次骗赔;在京津地区泔水猪案件中也是由于难以确定索赔猪不是投保标的物,因为生物特征难以确定,保险部门无法确定病死猪是否是养殖户投保的保险标的以致多次被骗取赔款,才使得群体性的“机会主义行为”得逞。在种植业农险中利用信息不对称骗赔的群体性行为也普遍存在,河南省农民假报土地流转面积利用保险公司信息漏洞骗取巨额赔款;新疆玛纳斯农民虚报种植亩数骗取政府补贴也是利用政府对农田信息掌握不全的漏洞。在群体性农民骗保案件中,农民往往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机会主义行为”骗取不正当保险收益。群体性骗保行为大多都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引发的“机会主义”投机行为,怎样健全信息系统,遏制“机会主义行为”,是解决群体性农民骗保行为的关键所在。
(5)信息沟通。信息的沟通在群体性农险骗保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农民间信息的流通促进了群体性效仿和学习骗保行为赚取不正当收益,如新疆玛纳斯县文家庄11名农民骗保案的直接成因就是骗保信息的交流和传播,由农民金某联合董某、张某等联合骗取巨额补贴,11名农民间通过信息交流相互勾结起来共同骗保,形成共同骗保不法行为;在山东省病死猪骗赔案中,也存在着农民间交流骗保信息促进群体性骗保行为形成的现象。农民使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在村子中传播骗赔的方法和收益,使得周围农民跟风学习骗保行为,最终形成严重骗赔案件。农村环境相对狭小闭塞,媒介距离小,信息传播速度快且传播效果好,在农村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媒介距离近是促进信息传播的重要因素,农民得到了邻居骗保获益的信息后,自利机制启动,此时大多农民会做出骗保的不良选择。
3.结果讨论。
(1)显著影响因素总结。在各个群体性骗保案中,空间上接近所产生的信息传播都是引发群体骗保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空间联系与信息沟通在本质上都是信息交流的问题,信息的传播是引发群体性学习效仿行为的基础,是群体性学习行为出现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因此,信息传播对群体性骗保行为的影响是巨大而普遍的。我们认定假设1与假设5成立。
从众行为在群体性骗保效仿学习行为中的影响也很显著。在各个案例中,我们明显看到大量农民的从众现象。
在各个骗保群体性大规模案件中,都存在发起者或最先发生骗保行为的地区,随着信息的传播出现大量从众效仿行为,最终发展成大型群体骗保案。从众行为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性因素是骗保手段的模仿,从众骗保行为都是对先行骗保者的骗保手段进行跟从和模仿以此来获得收益。这是从众骗保行为的普遍现象。所以认为假设2成立。
通过对案例的综合分析,我们发现制度与法律缺失因素在群体性骗保案件中也体现出显著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表现在制度缺失造成农业保险管理上的漏洞,给予骗保者行骗的空间,使骗保者有机可乘。其次,法律知识的缺乏和法律观念的淡漠导致群众错误的认识骗保行为,低估了骗保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和风险而做出错误的行为选择;再次,“法不责众”的心理会使群众降低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和要求,形成社会整体的责任意识缺失,民众失去正义感和责任感,使其做出错误的选择。因此,我们认为制度与法律缺失是造成群体性农民骗保行为的共性因素,假设3成立。
(2)其他因素。通过对案例的比较分析,我们也发现有些因素并不具有共性影响力,如“机会主义”因素。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机会主义”心理并非骗保者实施骗保行为的初衷,有些保险工作人员明明清楚骗保行为的后果,却依然铤而走险选择骗保行为,骗保行为多是出于信息交流、从众心理和制度缺失的影响,才使保险工作人员在明明知晓骗保所要承担的后果的情况下选择实施骗保行为。在群体性骗保行为中,农民并非是出于“机会主义”心理想要如赌博一样获取收益,而是出于与事前掌握一定信息而选择效仿或者知悉有制度漏洞的情况下实施骗保行为。在详细分析案例后,我们认为“机会主义”心理并非是影响群体性农民骗保行为的显著影响因素。假设4不成立。
四、解决群体性农民骗保行为的针对性建议
根据上文讨论分析出的具有显著共性影响因素,我们总结出能有效解决群体性农民骗保效仿学习现象的几条建议:
(一)建立农业保险信息普及机制,消除信息不对称
深入农村进行农业保险信息普及,改变农民由于农村环境狭小闭塞而导致的信息接受极不全面的现状,拓宽农民群体的信息来源,尤其是着重于加深农民对法律制度的了解和法制意识的增强,提高法律制度对农民的行为约束力。另一方面,加强大型骗保案件的案情和处罚结果在全国范围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宣传,使农民对骗保行为的收益尤其是后果产生全面的了解,改变农民只了解身边农民骗保获益却不了解骗保行为的严重后果的现状。改变农民群体由于只看到身边农民骗保获益和产生的盲目从众骗保行为。大力宣传落实农民骗保的惩处条例和处罚先例,使农民了解骗保行为的严重后果和损失,可以有效地改变农民的自利机制,引导农民有序投保农业保险来规避农业生产风险,大大减少骗保行为的发生。
(二)管理部门和保险公司运用多元手段,增加对农险信息的掌控
保险公司在农业生产上与农民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唯有尽力改变保险公司的信息缺失漏洞,才能使农民没有“空子”可钻,约束和规范农民的投保行为。保险公司应深入农村实地考察,对保险地的实际情况建立良好的掌控,如加强标的物的特征识别,引入科技手段:(1)农村土地边界信息采集,可使用GPS等技术开展投保标的信息采集,确定种植业保险标的归属问题。(2)对于牲畜类可采用电子耳标皮下植入,便于养殖业保险标的确定问题。这可以减少假骗赔案发生的几率,通过对农村情况的全面掌握识破更多农民骗保的骗局,规范农村农业保险秩序,保证农业保险的健康良好发展。(3)运用集中无害化处理等手段实现对保险标的的控制,遏制农民的骗保行为。
(三)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法规,使农险制度严格无机可乘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农民的法制意识是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农民大多处于“不知法而犯法”的境地,唯有将法制意识普及到农村家家户户,真正形成法制约束力,才能发挥法律对社会公民的约束力,遏制群体性违法行为的发生。对于法律制度的落实环节,需要相关部门和保险公司加强监管,落实到位,在必要时刻对骗保行为做出严惩,消除农民“法不责众”的心理并树立起守法投保的重要性。
在农业保险制度完善方面,可以提高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程度。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能够有效削减群体性骗保行为赖以生存的群体数量基础,减少单户生产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可以有效控制农民骗保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利用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形式,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比普通农户的违约成本高很多,这将大大降低骗保的可能性。完善制度来规范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操作流程,使农民骗保行为无机可乘。提高保险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一方面选择专业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人员从事保险查勘工作;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保险理赔稽查力度,提高管理水平。
摘要：随着农业保险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农户享受农业保险带来庇护的同时,农民因个人利益而选择骗保行为的群体性学习行为频频发生,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需要对农村骗保的群体性学习行为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分析,把握其发展的一般过程和对互相学习行为建立的影响因素,并针对群体性骗保行为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和管理体制。本文研究农民群体性骗保学习和效仿行为,通过分析影响群体性农民骗保事件的显著影响因素和影响的方式,找到解决群体性农民骗保学习行为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