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风险金融投资（精选12篇）
投资风险金融投资 篇1
早在1912年,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就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经济正在深深地验证着这一点。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2012年-201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65%,7.67%,7.40%,2015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为7.00%,经济呈现出中高速增长。同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而且伴随中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地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处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要实现不一样的增长需要创新。创新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走创新发展之路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2015年6月11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通过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引导机制、拓宽风险投资资金供给渠道、发展国有资本风险投资、推动风险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等举措来扩大风险投资,支持创业起步成长。
由于风险投资主要投资于创新企业,而创新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将面对不同的风险。作为一种创新的投融资机制,风险投资最终追求的仍然是资本的增值。只有合理防范和控制风险,才得获得与高风险相匹配的高收益。因此,风险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研究非常重要。
风险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是指风险投资项目的管理者通过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管理方法、手段、技术对项目活动的风险实行有效的控制,以最小的成本保证安全、可靠地实现项目的总目标。
风险投资项目的风险贯穿于项目运行的各个阶段,因此对其的风险管理应该贯穿其整个运行过程。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Tyebjee和Bruno总结前人的研究结果,提出风险投资项目的运行过程包括:交易发起(Deal Origination)、项目筛选(Screening)、项目评估(Evaluation)、投资协议设计(Structuring)、投资后管理(Post Investment Activities)。学者们通常讨论风险投资项目运行各个阶段中存在的风险并对其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对风险投资项目投资后的风险管理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由于风险投资机构一旦选择投资项目,就成为风险企业共同的拥有者。投资机构主要通过对风险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和对风险企业进行监管两种方式控制企业的风险,下面分别从增值服务和投资后监管两个角度综述风险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情况。
一、增值服务
风险投资降低风险的机制在于利用风险投资家的人力资本,为风险企业提供增值服务。风险投资机构通过为风险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可以促进风险企业良性发展,更大可能实现投资收益,进而减少投资风险。
针对风险投资机构进行项目投资后对于风险企业的增值服务,学者们主要讨论提供增值服务的形式、方式及增值服务对于项目运行的影响。
对于一个拥有坚定信念和强烈成功欲望的风险企业家而言,他需要为自己的项目找到优秀的风险投资家,他需要风险投资家的资本、经验及各种社会关系网络。风险企业家希望获得风险投资家的支持并与其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学者们经过研究,普遍认为风险投资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风险企业提供帮助:
在企业的长远发展方面:参与制定风险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与经营计划;为风险企业的后续发展筹集资本;积极促进风险企业的并购、回购或公开上市等。
在企业的内部管理方面:建立有活力的董事会;聘请外部专家;招聘重要员工;促进和完善风险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充当CEO智囊团,提供技术、知识、营销、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咨询;为风险企业家提供精神上和信念上的支持,激励风险企业家引领风险企业走向成功等。
在企业外部,帮助企业铸造关系网络、开拓企业产品市场等。
具体地,王干梅(2004),徐锦荣(2010)分别分享了高新投和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的投资经验。在经营中,投资机构通过提供融资担保帮助高科技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或政府资金,协助风险企业引进战略投资者,参与企业修订发展战略,设计融资、资本运作和上市方案,进行资产重组等;在内部管理上,帮助风险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规范管理、进行制度建设,调整完善治理结构,引进管理和技术人才,制定和实施激励约束机制;在企业外部,疏通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争取政府政策支持等。
张识宇,徐济超和蔡建峰(2013)指出风险投资机构的网络资源包括行业资源网络、人力资源网络、专家网络及信息资源网络等。Stam和Elfring(2008)和Lu等(2013)认为,通过风险投资机构构建的资源网络,风险企业可以从外界获得信息、技术、知识、资金、信任等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并且风险投资机构利用其在资本市场上的关系和技能,帮助风险企业筹集发展所需后续资金或开展并购、上市准备等活动。
袁蓉丽、文雯和汪利(2014)通过对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机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呈现正向变动,说明风险投资机构通过进入公司董事会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而且高质量风险投资机构支持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更大。
风险投资机构积极为风险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取得了有益的成果。从微观角度,增值服务可以提高风险企业的竞争力,减少项目风险并提高风险企业的收益。
首先,风险投资机构提供的增值服务可以提高风险企业的管理能力、治理结构、为企业设计长远的发展蓝图。
Kulow和Khoylian(1988)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机构通过更换风险企业高管可以帮助风险企业提高管理能力。Hochberg(2011)研究证明风险投资机构支持的风险企业收支水平较低,更积极地采纳股东权利协议,有更独立的董事会结构。Baker和Gompers(2002),Suchard(2009)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以上观点,他们发现风险资本的进入使风险企业董事会中有更多的具有行业经验的独立董事,使董事会更加具有独立性。张识宇,徐济超和蔡建峰(2013)认为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参与风险企业的重大决策、协助企业进行战略规划,帮助风险企业发现创新机会和先动商机,提升项目的评估准确性。并且通过帮助企业优化激励约束机制和组织结构以及向企业家提供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增强企业的创新实力和动力,提升风险企业的创业导向,即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超前行动性。钱野(2014)对浙江省3480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调查,发现有风险投资背景的高新技术企业,更容易将上市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目标并更容易上市。
另外,Hellmann和Puri(2000)提出风险投资的参与可以缩短风险企业将产品投入市场的时间。Matusik和Fitza(2012)认为风险投资机构能够帮助风险企业克服所在领域特有的技术难题,并有助于识别企业潜在的风险并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Hsu(2006),Gu和Lu(2014)提出有风险投资支持的风险企业更容易建立战略联盟和技术授权等合作性的商业关系。
其次,风险投资机构提供的增值服务可以有助于控制项目风险。
Hellmann和Puri(2002),Kaplan和Strmberg(2003)发现通过协助招聘风险企业的管理者、聘任或解聘经理人等方式,风险投资机构影响风险企业决策并约束管理者的私利行为,使风险减少。
Gompers(1995),杨艳萍(2003)指出,向风险企业派出具有专业知识、管理能力、熟悉风险企业业务、能为风险企业发展提供增值服务的投资经理出任企业董事,可以克服或减少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协议、契约和各种规定的不完整性及信息不对称性,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性所带来的投资风险。
赵玮,温军(2015)利用2005年-2013年间1481家风险投资机构和1334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有风险投资机构支持的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较低,而高管持股比例较高,说明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增加高管的持股比例来抑制高管的短视行为,有助于降低代理风险。
第三,风险投资机构提供的增值服务可以给风险企业及机构自身带来高收益。
国内外学者通过对有风险投资机构支持的风险企业与没有风投支持的风险企业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在上市时及上市后的市场表现有所不同。国外相关研究显示,有风险投资支持的风险企业上市时成立的时间更短,资产账面价值更大,权益比率更高(Megginson,Weiss,1991);上市时表现出更低的折价率(Brophy,1988;Barry,1990;Megginson,Weiss,1991;Wang,2003;);上市后,其市盈率、投资回报率更高(Jain,Kini,1995);而且具有更高的长期绩效(Brav,Gompers,,1997)。究其原因,学者们认为风险投资家积极地参与风险企业的管理,对信息的掌握比较充分(Brav,Gompers,1997);通过对风险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并进行相应的监管,向市场传递了企业资质优良的信号(Barry,1990);并且市场投资者承认风险投资家在被投资企业中的正面作用(Jain,Kini,1995),提高了风险企业的附加值。同时,由于风险投资家对于风险企业上市时对高管和董事会的调整,风险企业上市后企业的盈利可能性增加(Bharat A.Jain,Narayanan,Omesh Kini,2007)。
在国内,学者们也进行了相关研究。王干梅(2004)直接利用数据说话。高新投通过为风险企业提供增值服务,促进了风险企业的快速发展。而且高新投在三年内(2001-2003)因此获得了64.2%的高回报率。
钱野(2014)调查发现125家有风险投资背景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产值(包括总产值和人均产值)、销售收入、研发经费投入及其增长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并且其获得银行贷款的平均额及增长率也明显增加,风险投资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外部融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沈维涛,胡刘芬(2014)认为,有专业化投资经验的风险投资机构能够在投资后对风险企业提供更加专业的价值增值服务,从而提升其投资绩效。杨晓艳(2014)也认为,相较于PE,风险投资机构更倾向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并通过积极参与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过程,使风险企业实现了增长。
葛翔宇,李玉华,叶提芳(2014)通过对创业板市场335家企业新股发行和二级市场股价变动等数据的分析,认为风险投资的参与降低了企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而且其积极为企业提供各种增值服务,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使风险企业在上市时具有显著较低的抑价率和更优异的股票异常回报率。郑秀田、许永斌(2015)利用2009年-2011年间281家创业板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也发现,由高声誉风险投资机构参股的风险企业在IPO时具有更高的超募率。李曜,王秀军(2015)为此做出解释,他们认为风险资本在新股发行过程中能够发挥信息传递与认证的,使发行定价更接近企业的内在价值,减少企业的发行损失。同时,风险资本具有市场力量,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二级市场交易,首日收盘价更高。
沈维涛,胡刘芬(2014)认为,有专业化投资经验的风险投资机构能够在投资后对风险企业提供更加专业的价值增值服务,从而提升其投资绩效。赵玮,温军(2015)通过对2005年至2013年间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证实以上观点,他们认为,具有高持股比例和高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能够显著地改善风险企业绩效;杨晓艳(2014)也认为,相较于PE,风险投资机构更倾向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并通过积极参与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过程,使风险企业实现了增长。
二、监管
风险投资机构对风险企业进行投资,则在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为了防范项目运行中的各种风险,风险投资家要对风险企业进行监管。学者们讨论了影响监管的因素及监管的内容和方式。
进行项目投资后,对于风险企业的管理,学者们认为既要避免事事插手的保姆式监管,也要避免放任自流,不管不问的监管方式。要既能发挥风险企业自身的积极性和创新力,又要使风险投资家在风险企业的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风险投资机构要把握对于风险企业管理的介入程度。
影响对风险企业监管程度的因素来自于风险企业及项目自身情况、风险投资机构的特点及两者间的联系等。如风险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风险企业家的经验与能力、风险投资家的经验水平、风险投资对项目运行的满意程度、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金额的大小、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机构的距离、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的目标一致性、二者的声誉等。
项喜章(2002)认为在风险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风险企业家缺少管理经验,市场网络没有建立起来,风险投资家的会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而风险企业发展壮大以后,风险投资家会更多提供战略管理方面的帮助。同时如果对于所投行业不确定性越高,而且当风险企业面临困境时,风险投资家的监管会越多。李延喜(2002)提出如果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合作的时间越长、风险投资家的经验越少、风险投资家对投资收益越满意,对风险企业的监管会越弱。Higashide和Birley(2002)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当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的经营绩效不满意或投资家认为能够为风险企业提供帮助时,会增加对企业的监管。
Gompers和Lerner(2002)指出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的监控具有很大的成本,如果风险投资家距离风险企业比较近,则干预成本较低,会增加对企业的监管。李志萍、罗国锋和龙丹(2014)的研究证实中国风险投资存在地理亲近,即随着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空间距离的增加,其交易达成的可能性减小。Barry(1990),项喜章(2002),董静,翟海燕,汪江平(2014),赵玮、温军(2015)等认为风险投资机构的持股比例越高,对于风险企业的监管也会越多。风险投资机构会更积极地参与风险企业的改革。另外,董静,翟海燕,汪江平(2014)认为影响风险投资机构对风险企业的介入程度的因素还包括:风险投资机构及风险投资家个人的行业经验和专长、双方的谈判能力、风险投资基金的制度设计、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企业家的职业声誉等相关。
学者们也强调了对风险企业监管的重点内容及监管方式。
杨艳萍(2003)强调风险投资机构在投资后要加强对风险企业关键人物的流失风险和道德风险的监管和防范。
程静(2004),付玉秀(2006),王立新、李勇(2007),彭飞(2011)认为风险投资机构要对风险企业运营总体状况以及风险企业的环境变化进行动态监控。企业运营监控的方法包括:通过董事会对风险企业的重大决策(经营或营销计划制定、重大人事变动、资金运用等)施加影响;监控风险企业的财务状况、营销状况、股权变动、报酬水平、追加贷款沃土产;调整风险企业的管理层;在风险企业面临重大经营危机时接管企业,帮助企业度过难关。风险监控的方法包括:参加风险企业的董事会;审查企业财务报告;进行实地考察;与风险企业家会晤;审查企业财务报告;定期招开会议讨论风险;对已察觉的风险进行记录、跟踪、监视和控制;使风险水平与管理层次匹配,即由中层管理人员处理较低风险,由高级管理层处理可能威胁整个项目的风险;任命风险经理负责项目的风险信息处理、风险责任分配等工作。
王石、谢丛梅和郑巍(2006)认为风险投资机构应该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额度及对风险的偏好,对风险企业的风险状况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据此决定风险管理的程度和力度。并进一步指出,对于处于发展期和扩张期的中小风险企业,需要构建动态的风险监管体系。体系中包括监管主体系和辅助体系。其中风险监管主体系是核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技术风险、产品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辅助体系包括财务指标体系和企业成长性评估体系及法律风险和人力资源风险体系。通过建立风险监管体系,以期对中小风险企业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督和管理。
徐锦荣(2010)提出投资机构对于项目的管理实行小组跟踪管理机制,项目小组成员要定期了解项目的运行情况,并且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动态监控。在机构内部建立项目等级评估制度,按照风险水平由大到小对项目实施ABC三级分级管理,以便科学有效地管控投资风险。通过对于项目风险的有效监管,即使经历了2008以来的金融危机,高科技投资集团在2010年的前8个月的经营业绩仍比同期有不同幅度的增长,表现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董静,翟海燕,汪江平(2014)提出风险投资机构应该根据自身的专长及项目不确定性选择对风险企业的监管模式。对于“高专长+高不确定性”的项目适用“高增值服务+高激励约束”的管理模式;对于“高专长+低不确定性”的项目适用“高增值服务+低激励约束”的管理模式;对于“低专长+高不确定性”的项目适用“低增值服务+高激励约束”的管理模式;对于“低专长+低不确定性”的项目适用“低增值服务+低激励约束“的管理模式。而且虽然监管模式有一定的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和特殊事件的发生,监管模式也会随之变化。
三、小结
风险投资项目的运作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割裂的过程,在其运行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着风险。从风险资本对项目的审核、评估、进入到最终的退出,都需要进行风险的识别与评价,以便及时进行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在风险投资项目风险管理的研究中,明显偏重于投资前投资决策阶段的风险管理,而忽视投资后项目的风险管理;偏重于风险发生后的风险控制,而忽视风险发生前的风险预警。风险投资作为一种促进高风险、高成长企业发展的投融资机制,直面高风险的同时,更应该完善自身的风险管理机制,更好的对风险进行主动管理,建立有效地风险预警机制,在风险发生之前遏制其发生,或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风险损失,提高投资收益。风险资本更加有效地运行,才能进一步放大其宏观经济效应,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高国家的科技竞争力,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摘要：风险投资机构一旦选择投资项目,主要通过对风险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和对其进行监管两种方式控制项目风险。文章分别从增值服务和监管两个角度对项目投资后的风险管理情况进行综述。
关键词：风险投资项目,投资后,风险管理
投资风险金融投资 篇2
[内容提要]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之下, 国际投资活动迅速发展，国际投资风险是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如何防范国际投资风险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国际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提出了防范各种风险的措施。
[关键词] 国际投资
风险
防范
从事国际投资的过程也就是预测风险的过程、避免风险的过程，一个有效的投资者无不对风险有着充分的认识。有投资就有风险，相对国内投资而言，海外投资的风险更大。在海外投资首先遇到的首先就是政治风险。它同其它经济风险、技术风险一样，是投资风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比在国内投资更多的利润，但却只能在某种选定的风险水平上寻求收益，其收益与风险并存，对于这一点，投资者必须要有心理准备，以便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把国际投资风险尽量减少到最低。
国际投资中面临的风险种类很多，主要有政治风险，汇率风险和经营风险。下面分别从这三方面对国际投资所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防范措施。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的产生是由于各种无法预料的政治事件的变化，导致投资国投资环境的变化，使国际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引起政治风险的因素有若干种，主要的有：1.东道国政局的变动如政府主要领导层的变动，主要党派之间的争斗引起的政局动荡。2.东道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宣传教育。3.东道国政府对外投资政策的变动。4.战争风险，某些东道国与邻国关系恶化，全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
对于这种风险的防范措施主要有：1.搭建和谐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这三个层次的环境是互相影响的，局部的不稳定会导致整体的不稳定，所以三个层次的环境的和谐稳定离不开各国人民的努力，同时也离不开联合国、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等国际组织的努力。2.建立国际投资咨询机构。为了帮助企业及时分辨国际投资有无政治风险，政府就需建立一个风险评估和咨询机构，为其提供大量资料和研究以供判断。3.妥善构建我国国际投资保险制度。完整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应用应以我国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前提。
二、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是指由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动而引起投资者收益的不确定性。当一个投资者将手中的货币投资于某种外国资产时，由于难以预料的汇率变化，会使他意外的受到外汇损失。由于跨国企业日常大量使用各种外币，所以，汇率风险在企业正常业务的各个方面都可能会出现。
这种风险的防范措施有：1.优化货币组合。在选择的货币组合中，可以采用“硬币”和“软币”组合的方法，使升值的货币所带来的收益用以抵消贬值的货币所带来的损失。在交易中对方若是坚持选择货币，则可以通过协商，根据汇率市场的情况，增加外币保值条款，使买卖双方互不吃亏。2．套期保值。套期保值是指通过买卖远期外汇来避免或减少风险的一种方法。国际企业可以利用远期外汇交易卖出或买入一笔价值相当于将要收回或支付数额的外汇期货，以防止汇率发生不利变化带来的损失。3.短期外币信贷安排与货币透支。这一措施是指国际投资企业在事先同某家金融机构达成一项信贷安排，贷款的币种在有外币应收款项下采用该种货币，即先将贷到的外币资金在即期外汇市场上兑成本币，等外币账款收到时再归还银行；而在有外币应付账款时情况正好相反。这种方法除起融资作用外，还可以预防汇率变动的风险。
三、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国际投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由于不可抗力的影响或由于企业决策上的失误而使投资者不能从企业获得正常收益的可能。造成国际投资企业经营风险因素很多，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1.对不可抗力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进行企业经营，都有遇到诸如地震风暴雷电引起的火灾等因素侵害的可能性，会将一个企业瞬间抛到破产的边缘；2.生产所需的东道国原材料价格上涨；3.未料到的竞争对手在东道国大量出现，使跨国投资企业失去相当多的市场份额； 4.企业技术失去了初期的优势由于东道国出现了替代性新技术，使跨国投资企业的生产率相对落。
这种风险的主要防范措施是：1.主动回避风险。事先预测风险产生的可能性程度，判断导致其实现的条件和因素，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尽可能地避免它或改变投资的流向。2.转移风险。国际投资者通过若干技术和经济手段将风险转移给他人承担。一是投资者可以向保险公司投保，以缴纳保险费为代价，其损失由保险公司承担；二是在国际上寻找利益相关者，可以利用筹集资本的机会把风险分散到投资所在国或其他国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或公司的持股者、客户身上；三是设法把投资所在国国内的子公司的原料、零部件等市场与其他国家市场连在一起，减少经营风险。
风险投资新政 篇3
风险投资操作模式的最后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退出。退出是风险投资价值实现的过程，主要方式包括首次上市(1P0)、收购和清算，而其中IPO为其主流。目前国内风险投资公司进行IPO的退出渠道主要以离岸公司在海外进行红筹上市为主。
大门一度掩紧。海外上市操作在2005年曾遭遇到致命，1、生打击。2005年1月24日和4月2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出台的《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11号)和《关于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登记和外资并购外汇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29号)，从审批环节卡住了海外上市运作中关键一环，即换股交易的脖子，一度导致很多风险投资项目停顿。中华英才网即是这两个文件的牺牲品。
U型回转。2005年10月21日，在众多方向的压力之下，国家外汇管理局又颁布了《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号文)，废止了前述两文件。75号文，从境内居民设立或控制境外特殊目的公司，以及境内居民将其拥有的境内企业的资产或股权注入特殊目的公司和在向特殊目的公司注入资产或股权后进行境外股权融资等几个关键环节，设定了明确的外汇登记程序。一方面重新开启了风险投资的财富之门，另一方面又将风险投资纳入外管局行政登记的狭窄通道之中。
国内退出：乍暖还寒
与此同时，国内上市的途径也日渐拓宽。
A股市场重启。2006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重新启动了A股首次公开发行工作，中王国际等几家公司已先后首发成功。中国银行在香港上市后，又登陆上交所，并占据了市值的20％，改变了整个¨殳市场结构。AB殳市场重启，也为风险投资退出提供了新的通道。
国内退出成为可能。2006年5月26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证监会拟根据新修订的《证券法》对上市公司收购制度做出重大调整，将现行的《收购办法》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合二为一，将持股5咒以上视为收购的预警点，持股20％以上须作详细信息披露，30％以上须采取要约方式或者申请豁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体现了鼓励收购的原则，该办法的出台将大大简化上市公司收购程序，降低收购成本。加之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深入，多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了全流通。这两方面因素，使得风险投资通过境内A股借壳上市后成功退出成为可能。
实际操作仍有不畅。从总体上看，国内上市，包括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大的政策环境日渐宽松。国内上市作为风险投资退出通道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不断增加。但也应当看到，近期，通过国内资本市场来进行风险投资的退出仍然是比较困难的。国内上市要经过很长的等待期，特别是，中国目前有几百家企业在排队等侯上市，这种等待期间暗箱操作的可能很大。另外，A股市场的上市要求，总体上还不适合高成长型中小企业。一度呼声甚高的深圳创业板，最终也停留在中小企业板阶段，且坚持了所谓“两个不变”，即现行法律法规不变、发行上市标准不变，中小企业板块的发行上市程序与主板市场也完全一致。企业只有符合主板市场的发行上市条件并经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才有机会在中小企业板块上市。这意味着近期内仍然缺乏满足中小企业上市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当然也无法很好地满足风险投资通过国内上市退出的需要。
投资运作：政策渐宽
2005年10月27日修订并于2006年1月1日生效的新《公司法》、《证券法》，取消或修改了过去原《公司法》、《证券法》在投资方式、对外投资比例、股东人数、注册资本数额、出资时间等多方面的规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商法环境，使其更有利于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商业运作的开展。除众所周知的知识产权入资等方面规定，便利风险投资运作之外，更重要的在于：
第一，私募制度确立。1993年颁行的《公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及1998年颁行的《证券法》，规范我国股票市场的基本法律制度基本上都是以“公开发行、上市公司”为基本出发点来设计的，并没有接受和规定私募发行制度。新《公司法》、《证券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私募发行制度，主要包括：确立股份有限公司可以以私募发行的方式设立(新《公司法》第78条)；明确界定“非公开发行”的概念(《证券法》第10条)。此外，新《公司法》取消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审批程序，并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降低为500万元，引入了授权资本制度，将发起人股份转让限制缩短为一年，这些规定，客观上为股票私募发行提供了极大的活动空间。
第二，优先股制度落地。原《公司法》并未说明公司可以发行优先股，也未禁止公司发行优先股，使优先股制度在实践中运作不畅，目前，上市公司中仅有天目药业有发行在外的优先股。修订后《公司法》为公司发行优先股铺平了道路。其中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这两种情况，即是指有发行在外的优先股的公司，可以按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
第三，退出时间缩短。新《公司法》、《证券法》还特别为风险投资的进入与退出预留了通道。现行的《公司法》规定：公司发起人股至上市之日起3年内不得转让。新的《公司法》可能把发起人股与风险投资基金持股区别开来，创业发起人仍将实行3年禁售期，而风险投资基金的禁售期可能缩短至12个月，此举大大方便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套利退出。
2005年11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十部委联合出台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根据新《公司法》、《证券法》所开创的新商法环境，结合我国创业投资发展，出台了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创业投资企业的管理制度。国家对创业投资企业确立了备案管理制度。对已备案的创业投资公司，进行有力政策扶持，并允许其以全额资产对外投资(第十四条)。此外，经与被投资企业签订投资协议，创业投资企业可以以股权和优先股、可转换优先股等准股权方式对未上市企业进行投资(第十五条)。这无疑为创业投资公司的运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此外，2006年4月25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提请审议的合伙企业法修订草案新增“有限合伙的特殊规定”一章，草案在普通合伙形式之外，增添了有限合伙及有限责任合伙，并明确法人可参与合伙。有望引入有限合伙这一最有利于风险投资企业运作的组织模式，优化风险投资公司的运行结构。
投资风险金融投资 篇4
关键词：风险投资,国际比较,对策
1 风险投资的创新特征及国际趋势
风险投资源于英国,兴于美国。广义的风险投资,泛指一切具有高风险和高潜在收益的资本投资。狭义的风险投资,则是指专门用于购买在新的思想和新技术方面独具特色的小企业的股份,并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创新小企业的经历和管理。而根据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型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中的一种股权资本。相比之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则更为广泛,认为:只要以高科技与知识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业服务的投资,都可视为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是一种新型的、专门支持创业者创业的投资工具,任何商业成果要实现商业化,都要承担很大风险,失败的可能性很大,用银行贷款或传统的筹资方式都很难解决,所以,风险投资本身便是一种投资工具的创新。其主要特点是:(1)高风险性:因为它投的都是创新项目,因此风险很高,包括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等。(2)组合性:投资于一批项目群,比如投资十个项目,往往成功三个,失败七个。这就是“成三败七”的风险投资规律。(3)权益性:风险投资不看重企业的短期收益,而看重企业价值的增值。(4)长期性:正因为它是一种权益投资,所以必须是长期投资。风险投资从投入到退出,一般需要3到7年,经过初创阶段、开拓阶段、成长阶段,到成热阶段之后才能退出。(5)专业性:风险投资区别于其他投资就在于不但给企业提供资金,还要与其共担风险,并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特别是企业的重要人事决策和财务决策。
20世纪80年代以后,风险投资业迅速成长为全球化产业。2003年之后重新整合的国际风险投资基金表现出了新四大特征:(1)投资企业选择上重点转向“种子公司”;(2)在退出渠道方面,更加重视兼并和收购(M&A)而不是过去的首次公开募股(IPO);(3)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输出“企业家制度”。2006~2010年里,中国、印度、北美、欧洲、以色列等将成为国际风险投资回报最高的市场(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分析,未来5年在中国的风险投资收益率将高达20%);(4)重点投资行业有所转变,2005年以来投资已向环保和能源产业大幅度倾斜。国际风险投资业的全球化战略必将有力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及创业体制的大发展。
2 国际比较视角下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和问题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无论从风险投资的机构数量、资金规模,还是从风险投资机构的结构上来看,我国风险投资的整体水平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按照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截至2002年底,我国各类风险投资机构的数量在300家左右,管理资金达600多亿元,投资额85%以上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风险投资不断壮大的同时,高科技产业基地近年来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保持在25%以上,也进一步说明了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速度之快。
但若在国际大环境中进行横向对比时,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发展还存在许多不足。
(1)发展阶段滞后且发展很不平衡。
纵观国际风险投资的现状,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滞后。美国风险投资业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无论是运行机制还是周边环境的发展都已很成熟,风险投资在美国已呈繁荣发展之势,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一枝独秀,成为其他国家发展风险投资效仿的榜样。按照范柏乃给出的风险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美国的风险投资发展已处于成熟阶段。
相比之下,我国风险投资的重要性在我国的深圳、北京、上海三地得到了高度重视和空前发展,但在其他地区还远远不够,地区差距很大,发展还很不平衡;横向对比,我国的风险资本规模仍然偏小,投资实力弱、投资效率低、风险投资人才紧缺、相关法律制度及市场环境不完善,仍处于缓慢发展的初创阶段。
(2)投资机构数量少且投资规模小。
尽管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得很快,投资的结构也在不断得到优化,但是从国际上比较来看,我国风险投资机构数量少、投资规模小已成为我国风险投资业的现实。例如:
美国:当前美国的风险投资占全球风险投资的70%,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已达4 000多家,风险投资总额达1 000亿美元,每年约有10 000个高科技项目得到风险资本的支持。
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英国前首相马格利特·撒切尔的推动下,风险投资开始真正发展起来,2000年时就已经达到82.56亿英镑,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据英国风险投资协会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85年以来,英国每年约有1 000余家风险投资公司在运作风险投资。
我国的风险投资,年度投资规模很小。从图1可以年看出,我国风险投资不仅仅投资机构少,而且资本金累计规模小,许多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实力薄弱,支撑一个大型的科技项目都很困难,因而只能支持一些“短平快”、投资少、风险低的项目,不能利用项目组合、分散投资的方式来分散风险,从而不能真正体现出风险投资的意义。
(3)资金结构单一且社会化程度低。
风险投资企业成熟的标志之一是风险资本来源构成的合理性,即资金构成的多元化。在风险投资业较成熟的国家里,风险投资公司能够多渠道筹集资金,风险资本的社会化程度比较高,银行、社会保障基金、保险基金、捐赠基金、企业资金等都是风险投资基金的重要来源,而且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从图2的统计结果显示,在美国风险投资的资金中,养老金、企业资金始终占据很大的比例,尤其是养老金几乎占据美国风险投资资金的半壁江山,而且有越来越大之势。英国的风险投资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养老金在风险投资资本中占据最高的比例,其次是银行、保险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实现了资金来源的社会化,不同的投资主体在风险投资中都占有不小的份额。
我国风险资本来源结构已出现与风险投资发达国家趋同现象,不同的投资主体在不断增加,但实际上还停留在形式上。来源于国内企业的资本主要是国有独资企业或者是国有控股企业,这些资金现在仍属政府资金;金融机构投资也主要来源于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都是国家注入,属于政府资本。所以,我国风险资本的国内来源主要还是集中在政府资本一家之身,含有个人资本的其他资本只是占据非常小的比例,风险资本来源结构单一,资本来源社会化的程度依然很低。
(4)缺乏退出机制而不能实现收益。
风险投资运作的最重要一环是风险资本的退出,即退出风险投资公司收回投资。国外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完善,通常将风险企业上市或出售,主要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方式出售给大企业,个别情况下也可出售给企业员工和创业者,创业者可通过在最初就确定期权的方式买回风险企业的股票。同时国际上的二板市场也很发达,如美国的NASDAQ,英国的AIM(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Tech market技术版,欧洲EASDAQD等,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了比较畅通的退出渠道。
在我国,实施风险投资最大的困难就是“变现难”,即退出困难。我国现有的主板市场尚有待发展完善,而2004年5月在深圳设立的中小企业创业板块,与真正意义上的二板市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现有的退出情况看,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比例比较小,有相当大比例的风险投资被固化在风险项目上,不能蜕资。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上市、被其他企业购并和企业内部回购等三种撤出方式之间的比例大致为4:10:5。上市和被其他企业购并所占比例明显低于国外,上市偏低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被其他企业购并偏低的原因主要是:国外的资本市场具有极强的资源配置功能,国外企业间的购并主要是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通过“股权置换方式”或者“以股权置换为主、现金投入为辅”的方式进行,而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融资,而并非资源配置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企业间的购并以现金收购方式为主,结果是,不仅大大增加了企业购并的难度和风险,更使得中国创业投资难以借助企业购并的方式进行资本变现。
3 推进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国际大环境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风险投资还有很大的差距。美国自1956年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建立以来,已发展成为风险投资最发达的国家,它已成功地孵化出IBM、微软、英特尔和雅虎等跨国企业。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对推动我国中小高科技企业R&D能力乃至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2004年以来是我国风险投资加速大发展的阶段,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2005年起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以色列之后的第三大创业国和风险投资国。如果以我国经济总量作为衡量标准,从长远看,国内风险投资可以运作的空间非常大。因此为适应国际发展趋势,我国应该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业。
结合风险投资的“J曲线效应”,本文认为大力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应做好以下工作:
(1)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为保障风险投资四个过程的顺利进行运作,应制定相应的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规范风险投资运作机制,规范风险投资行为,规范产权产易行为和技术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技术持有者的权益。
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实行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信贷担保等优惠政策支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条件、风险投资的运作和管理以及风险投资资金的筹集、项目选择等在法律上予以明确,推动风险投资健康发展。2006年出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对风险投资的发展也将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2)积极探索以创业板股票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多渠道退出机制。
从上面风险投资“J曲线效应”图形我们看出,退出渠道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必要条件,退出渠道越便利越健全,风险投资发展越快,相反,退出渠道越不健全,风险投资发展就越缓慢。这也是风险投资开始进入就要考虑的问题,是风险投资完成其生命周期的关键一步。因此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必须做好这最重要的一步“棋子”。
我国设立创业板市场应有一个正确的功能定位,即主要是用来为创新型企业融资和风险资本退出服务的市场。为此,我国的创业板市场应当降低上市门槛和交易费用,加强市场的透明度和监管力度,实行严格的摘牌制度。而不是像现在的中小企业板那样,成为一种折衷的四不象市场。同时,可以利用境外创业板股票市场,使高新技术企业境外上市。此外,要消除产权流动不畅的障碍,建立规范的风险资本产权市场,加快产权制度改革,规范产权市场。总之,只有积极发展和完善多层次多功能的资本市场,为创新型企业的融资和风险资本的退出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才能有力地促进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3)实施面向全球的风险投资专业人才战略。
整个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离不开风险投资专业人才的支持,因此应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战略。首先,要加大教育投人,通过高校培养、在职培训等多种形式,加快培养风险投资的复合型人才。其次,引进掌握世界前沿科技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组织科研机构人员专门研究“高精尖”技术,以确保技术资源的丰裕,为发展风险投资奠定牢固的技术基础。
(4)实现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
从风险投资的“J曲线效应”图形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风险投资的初创阶段和开拓阶段,特别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仅靠政府资金的支持是不现实的。因此,随着风险投资的发展,应该积极拓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初始阶段,应该以政府为投资主体,通过发展和建立政策性的不以赢利为目的风险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来为中小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和管理服务。但由于政府财力有限,仅靠政府出资推动风险投资的发展,弊端已暴露无遗。因而,以后要过渡到以企业的出资和个人为主,最后发展到以成熟的机构投资者出资为主。风险投资公司设立时要注意政企分开,鼓励非国有企业、个人、外商及其它机构投资人股,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实现投资多元化,使民间资本在风险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1]王卫东:《风险投资运行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金融》2006(10):21-23。
[2]夏恩德:《从国际风险投资发展趋势看我国风险投资发展》[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8):88-89。
[3]陈德棉、蔡莉:《风险投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112-118。
[4]中国人民大学:《2004中国风险投资年鉴》[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98-107。
投资安全风险控制、 篇5
风险控制是P2P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实现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发展的关键，也是使普惠金融得以实现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风险控制的目标，是保持风险水平在可接受的指标范围内，使得扣除风险因素后的业务收益最大化。投资者选择理财产品最关心的是收益和风险。一个理财产品如何在实现高额投资回报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是投资者考虑的关键因素。
因此开心财富从创建之初就非常重视风险管理工作，在长期的管理与业务实践中不断创新与总结，结合中国借款人群的特点，形成一套严格的信用审核体系和严密的风控机制，针对贷前、贷中、贷后进行全程风险控制，从而获得了快速、平稳的发展，规模一步步扩大。
开心财富始终坚持将“风险暴露前置，早防范，早处理”的风险控制管理理念，从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两方面把握。
内部风险从道德和操作风险进行把控，建立风险预警及考核机制
外部风险从信用和市场风险进行把握，以人的因素作为重点评估标准
全民风控意识：开心财富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合理设置各级部门体系，以达到部门协助和部门监督为一体的绩效管理目标。尤其要分开设立信贷业务的前中后台部门，前台负责业务拓展，中台负责风险控制，后台负责审计监督。
完善的审批流程：开心财富按照金融业务的要求设计贷款审批流程，严格按照业务受理与资信调查、资料录入、初审、评级计算、终审决策等程序来决定信贷政策：审批通过或拒绝贷款。在这些关键流程中，审查评估专员通过资料审查和信用评估取得借款人的相关材料信息，再由考察专员实行尽职调查，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全方位的掌握借款人的经济负担能力，最后，多方风控专员进行合约评定；同时也要在贷款调查、标准流程和质量控制的基础上确保各种授信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极大程度的保证了投资人在创造收益的同时安全最大化。
标准化信贷产品：开心财富根据不同人群，推出月息盈、季度红、半年盈和开心宝等产品。在办理客户手续时有严格的标准材料要求：身份证明、信用、收入、工作、住址及资产证明。
小额分散：开心财富坚持P2P理财的核心——分摊风险。小额分散即是根据金融办的要求借款金额不得超过一定的比例，并且借款人的行业、地域分散，借款人的数量足够多。这样将投资者的投资金额按照一定比例分摊出借，从根本上规避投资风险。
完善的贷后管理业务流程：开心财富在贷后也有明确的管理体系，包括首次检查、月度检查和异动抽查的监督体系，对还款拖延、经营业务发生异动、行业生态发生异动、发生重大诉讼的企业予以风险预警，以便尽早开展催收工作，防止违约损失的发生和扩大。还款风险金：开心财富为了最大程度保障投资人的资金安全，特设立了专门的还款风险金，当出借的资金出现回收问题时，可以选择用还款风险金补偿投资人本金和利息的损失。客户评级体系：开心财富制定了客户信用评级体系，在定性和定量的基础上搭建中小微企业的评级指标体系。充分利用央行的征信数据和社会上的第三方企业经营信息数据，以利充分掌握贷款企业的风险特征。
一、020 三方托管 交易流程
.关于第三方支付介绍：
第三方支付托管系统，为P2P平台提供第三方资金托管服务，依托于第三方支付公司后台强大的技术支持，通过为投资人（借款人）开设虚拟账户，做到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完全隔离，建立完善及严谨的交易监控及预警等风控措施，最大程度规避P2P行业的资金池等三大风险，保障投资人的资金安全。
二安全审核
投资机遇累积风险 篇6
金融危机使流动性过剩迅速转化为流动性不足,世界各国的投资环境不断恶化。为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普遍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使得企业手中的货币量增加。在中国,尽管央企的经营同样受到了危机的冲击,但相对于欧美国家,央企手中的资金充裕程度较高。因此,央企在金融危机下的投资行为产生了新的特征,表现为对国外资源类资产的并购,对国内房地产市场中土地的收购。
对外投资:并购资源类资产
中国作为全球储蓄水平较高、外汇储备较多的国家,继续实行“走出去”战略。在国家层面上则体现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国企层面上,则表现为以武钢、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央企对国外资源类资产的并购。
2008年12月18日,武钢以1.8亿澳元收购CentreMetals公司在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50%的项目股权;8月,中石油和中石化联合出资约20亿美元收购了Petro-Tech Peruana公司;9月,中石化以20亿美元投标收购了Tanganyika石油公司。
2009年2月,中石油以4.99亿加元向加拿大油气公司VerenexEnergy收购其在利比亚的石油资产;同年4月,中石油联合哈萨克斯坦国家油气公司收购曼格什套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全部股权; 6月,中石油耗资10.2亿美元完成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份,下一步将完成全部收购;同在6月,中石化宣布耗资72.4亿美元收购瑞士阿达克斯(Addax)石油公司普通股(8月12日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准);还是在6月,中石油购新日本石油大阪炼厂49%股权,获国家发改委批准(交易额未公布);7月,中石油和BP联合中标伊拉克鲁迈拉油田项目;同样在7月,中石化、中海油13亿美元购美国马拉松能源公司在安哥拉的油田区块20%权益,等待最后批准。
对于国外资源类资产的并购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其一,从资源的开采到使用,形成一个国际、国内较为完整的产业链,降低央企的交易成本和费用;其二,在资源类产品的定价权上获得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发挥一定的作用;其三,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国内经济增长和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得到供给。
央企在国际市场上新的风险特征也已经形成。据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初步统计,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21.5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占78%;金融类115亿美元,占22%。
央企对外投资战略意义重大,但必须注重对外投资的风险防范。毕竟世界经济从总体上仍未走出危机,其他国家的有关资产也仍存在进一步缩水或企业破产的可能。央企需要对国外并购资产的质量、风险进行认真地分析和评估,做出科学的决策。
对内投资:央企加冕新“地王”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CPI、PPI持续走低,央企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不断下降。据财政部统计,2009年1~6月,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7941.8亿元,同比下降5.9%,降幅比1~5月减小1.5个百分点,6月比5月环比增长19.7%。其中中央企业(包括中央管理企业和部门所属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2223.4亿元,同比下降4.3%,6月比5月环比增长22.2%。2009年1~6月,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5534亿元,同比下降27%,降幅比1~5月减小3.3个百分点,6月比5月环比增长29.4%。其中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4164亿元,同比下降20.9%,6月比5月环比增长25%。
尽管央企经营效益下降,但中国经济面较其他国家而言尚保持相对乐观。在此背景下,外资和以央企为代表的国内企业把资金投向金融市场和具有金融产品属性的房地产市场,从而推高了中国房产和地产价格的走高。在央企层面,则体现为央企“地王”的形成。
今年5月22日,富力地产以挂牌起始价3.42倍的10.22亿元拿下广渠门外10号地,成为北京新“地王”。6月25日,保利地产以38.1亿元拿下重庆鸿恩寺地块,成为全国总成交价最高的“地王”。6月27日,成都中泽置业以19.6亿元夺得奥运村乡(水源九厂东侧)“地王”,楼面地价约为15217元/平方米,超出此前广渠路10号“地王”15140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成为北京今年单宗成交总价最高的地块。6月30日,中化方兴公司以40.6亿元竞得底价为16.47亿元的朝阳区广渠路15号地,超过此前重庆鸿恩寺地块38.1亿元成交价格,成为继2007年10月房地产市场调整以来,全国总成交价最高的“地王”。其楼面均价约为1.6万元/平方米,创北京土地单价之最。
央企“地王”的形成表明,央企在房地产市场上新的风险特征形成。房地产具有金融产品的特征,会随着信用的扩张而上涨,随信用的收缩而下降。中国的宏观经济面尽管尚未出现通货膨胀,信用的扩张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但是,全球流动性的注入已经为未来潜在的通货膨胀爆发埋下了种子。若通货膨胀产生,宏观经济政策将再次回到紧缩的方向,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将随之回落;若房地产市场的下降早于房地产的建设周期,那么央企“地王”将承受较大的市场风险。
对外并购的潜在风险防范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央企对外资源类资产并购的战略意义毋庸置疑,对内房地产投资、“地王”形成的利益驱动动机也毋庸置疑,但是,这两个毋容置疑下的潜在风险同样毋庸置疑。
第一,美国经济若长期不能走出危机,美国存在通过发动局部有限战争的风险。即美国通过局部有限战争驱赶世界资金流向美国,促使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这一风险的产生,将使得央企在某些区域内的资产受到威胁。
第二,地缘政治或经济恶化造成的潜在风险。央企海外并购的资产所在区域的地缘政治或经济恶化,将阻止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风险。
第三,世界经济长期在底部徘徊的风险。如果世界经济在短期内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恢复,而是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较低的经济增长水平,从而使得央企海外并购的资产无法得到正常收益。
第四,并购对象的资产质量和并购后的经营风险。
针对央企海外并购的潜在风险,要求央企在并购前对被并购对象(资产或企业),被并购对象所在国政策、所在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美国或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等进行翔实的信息收集和风险评价,并对被并购后资产的经营做出科学合理的安排,把国际并购的风险压缩到最低。
对内房地产投资的潜在风险防范
对内房地产投资的潜在风险主要体现为:宏观经济政策紧缩条件下,房地产价格下跌的市场风险;房地产价格上涨造成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风险;房地产价格极度超出居民购买能力的有房无市风险;房地产建设周期与房地产价格变化周期不同步的风险。
针对潜在风险,要求央企对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要慎之又慎,准确把握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状态、确实掌握居民的购买能力;不可随国际游资、国际避险资金的冲击而盲动;要看到目前房地产价格的走高存在较多的“热钱”冲击因素;不可简单地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房地产投资寻找依据。
总之,央企作为中国多种所有制形式中的一类企业,在中国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会表现出这一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风险特征,具有一般企业的相同属性。但是,央企作为主导国计民生的经济主体核心,在对外投资的战略层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应把握战略风险,做好风险评估和管理;在对内投资上也应继续发挥经济主体核心作用,维持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各产业价格的平稳,推动宏观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投资风险控制 篇7
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各投资经营主体之间的竞争格局加剧了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控制内部经营活动和应对外部风险的难度, 围绕国有资产的有效经营与监管,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 关于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风险管理及控制越来越受到重视。加强投资风险控制是维护国有资产安全, 提高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效率, 减少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保证。
1 投资风险的内涵与内容
1.1 投资风险的内涵
美国经济学家奈特 (Knight) 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 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 把风险定义为“可测定的不确定性”。另外将“不可测定的不确定性”定义为不确定性。同时指出利润就是处理各种不确定性的经济结果[1]。
投资风险有两层涵义。一是不可能性, 投资风险在经济学中是指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可能性, 即收益的不可能性。一个企业进行某项投资活动时, 其目的是获取收益, 但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受内外诸多复杂因素的作用, 企业的预期目标可能实现不了, 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 并且可能性越大, 投资风险就越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利用各种经济工具和数理工具对可能性风险进行定性定量测度成为投资决策的重要方法。二是不确定性, 投资风险在经济学中还指对于投资结果的无法预测性, 即投资行为产生的后果是不确定的。企业在投资决策与管理中, 经常面临收益不确定性问题, 不可能预知所有可能的后果, 即便知道, 也无法测度, 不知其出现的概率, 因此无法确定最终的结果。
1.2 投资风险的内容
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是指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有效经营国有资产的经济实体, 是拥有国家委托经营的国有产权、投资决策自主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以法人资格, 对财产关系和债务关系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责任。因此, 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既不是事业单位, 也不是民间团体, 而是以国有经营性资产为产权基础的从事资本经营的法人单位。它所面临的投资经营风险与市场内各类投资经营主体的境遇是一样的, 而且它的地位更特殊, 担负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任, 因此对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进行投资风险控制的意义不言而喻。
投资经营主体面临着来自内部经营活动和外部市场环境等各类风险因素的影响, 其投资风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政策法规风险。
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总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环境的变化对作为微观基础的投资企业来说, 就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这些影响可能是有利的, 也可能是不利的。因此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其投资行为就要受政策法规风险的影响, 如出台行业调控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各类市场行为法规等。
(2)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指超出投资者自身控制能力之外, 由宏观经济环境造成的企业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不可能性。市场风险主要包括:通货膨胀、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和外部贸易壁垒等投资环境以及市场竞争环境 (如产品价格、市场需求容量、竞争对手等) 。
(3) 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指企业经营状况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收益的变化, 是投资主体自身因素造成的风险, 如投资决策失误、管理不善、企业产品缺乏竞争力、企业负债过高等。
(4) 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指对未来科学技术进步和技术的可行性估计不足造成的投资失败, 主要指所投资的领域或行业所采用的技术是否在未来具有竞争性, 如生产线技术、产品科技含量、技术的可转化性及成本控制、技术的成熟性与适用性、替代技术和技术生命周期、知识产权等。
2 投资风险控制与决策
2.1 投资风险管理与控制
投资风险管理是投资主体采取一定的措施对风险进行检测评估, 使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预期程度, 并将可能出现的风险情况处于可控范围内。根据COSO 2003年7月公布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草案) 》, 风险管理是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共同参与的过程, 并贯穿于企业的各项活动中, 用于识别那些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事件并管理风险, 从而确保企业实现既定的目标。
投资风险管理与控制的框架由3个维度构成:一是投资主体 (企业) 的目标, 包括战略目标、经营目标、市场目标等;二是实施风险管理与控制的各种要素和措施, 包括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监控;三是投资主体 (企业) 整个组织构成, 包括整个企业、各职能部门、各类项目或业务、下属各控股公司等。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风险管理与控制的各种要素和措施为投资主体 (企业) 目标服务, 投资主体 (企业) 各组织层级都要坚持投资主体 (企业) 的目标;每个层次都必须各种要素和措施进行风险管理与控制[2]。投资主体风险管理与控制三维结构如图1所示。
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可以运用此模型, 将投资经营的风险管理与控制纳入整个管理体系, 保证投资主体多重目标的实现, 为管理决策者实践操作提供规范化流程参考。
2.2 投资风险决策
根据资本投资收益最大化的要求, 企业肯定倾向于选择预期收益率高的投资方案, 但往往是高收益率意味着高风险, 对风险的选择不同决定收益的不同。一方面是既定风险容忍度下的投资收益最大化, 对比不同投资类别, 选择较高投资收益且承担较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是既定投资方向下的投资风险控制最小化, 即投资目标是确定的, 需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减少相关风险的发生概率。主要体现在:
(1) 正确认识和把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 风险与收益是正相关的, 但应当理解为:风险大的投资, 在风险控制得好时, 收益也大;在风险控制得差时, 收益降低;若风险失控, 收益可能没有甚至发生损失。
(2) 合理规避风险。
即在投资收益相当的投资决策情况下, 选择相对风险较小的, 即使有一定的风险也应通过各种措施降低其发生的程度, 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即“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
当前投资体制的深刻变革, 使投资领域及投资主体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投资主体由过去的单一的国家主体发展到国家、企业、私人、外来资本等共同竞争的多元化投资主体。面对如此竞争而又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围绕风险管理与控制的投资决策, 其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实践。如风险管理决策模型中的期望损益决策模型, 它是以期望损益或期望收益作为评价指标的;但是期望损益模型是建立在绝对的期望损失额或期望收益额的基础上的, 没有考虑到不同决策主体面对相同的结果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判断, 而期望效用决策模型有效地解决了这一局限性;马尔可夫风险决策模型和随机模拟的重点在于获得不同决策下的损失或收益的概率分布, 并以此为基础, 再应用期望损益决策模型或期望效用决策模型[3]。
2.3 风险控制矩阵分析
风险矩阵分析法是将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和风险发生对预期收益目标的影响程度两种因素构造到直角坐标系中, 并划定每个因素的变化范围形成矩阵区域。两种因素的评估衡量可通过定性或定量的方法来实现:采用定性方法即由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无法量化, 但借助客观事实和主观判断可以定性描述, 如“极低”、“较低”、“中等”、“极高”等;采用定量方法即可能性和影响程度可以用实际意义的数量表达, 一般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如发生的统计学概率、影响程度的收益率或损失额等。对两因素的层次划分以分析的实际需要为基础, 若进一步细化, 就将层次划分范围缩小, 扩大层次数量。
(1) 可能性的定量、定性划分标准及对应关系见表1。
(2) 影响程度的定量、定性划分标准及对应关系见表2。
(3) 风险矩阵图。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和风险影响程度进行定性分析评价后绘制矩阵图 (见图2) , 1~9选项代表各类风险状况定性分析, 如选项 (1) 发生的可能性为“极低”, 对目标影响程度为“极低”;……;风险 (9) 发生的可能性为“低”, 对目标影响程度为“中等”。
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和风险影响程度的实际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后绘制矩阵图 (见图3) , 如风险1可解释为项目投资的风险发生概率为85%, 由此造成的损失为180万元;风险2可解释为项目实施风险概率为40%, 风险发生造成的损失为380万元;而风险3可解释为项目投资决策风险发生的概率在54%~61%之间, 风险损益在740万~920万之间, 在坐标图里用区域来表示 (见图4) 。
通过矩阵分析图可以对各类风险决策进行直观判断和比较, 从而制定其优先方案和策略。如图4中, 将矩阵坐标图分为4类区域, A区域:相对安全区域, 一般也是决策的优先方案;B区域:应严格控制风险, 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C区域:在承担风险的同时, 应制定各项预防管理控制措施, 把风险发生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D区域:属于高风险、高破坏性区域, 应尽量规避或转移各类风险, 同时严控风险发生和制定各项应对措施。
3 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投资风险管理
前几年新加坡中航油炒作石油期货濒临破产, 其根源在于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失灵;长虹、TCL家电企业至今一蹶不振, 源于当年战略决策失误而巨亏;国储局交易员刘其兵违规炒作期货铜而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 关键在于内部监管不力。这些案例引起了国民对国有资产管理及安全的担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提到:“企业最大的本事就是化解风险。”风险管理与控制已成为现代企业重点研究的内容, 对于国有资产及国有企业经营来说, 风险管理也是实现资产安全进而保值增值的重要保证, 所以在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培养与建设中应当将风险管理作为重要方面, 在投资管理决策的整个过程中将风险意识摆在突出位置。
2006年6月,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 文件将企业面临的风险进行较为系统的划分, 对全面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系统作了详细解释, 明确了风险管理实施流程、实现目标和原则。对中央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工作, 增强企业竞争力, 提高投资回报, 促进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李荣融同时提出, 要在有条件的中央企业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 这对进一步推进将风险管理纳入制度建设, 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及保值增值具有重要意义[4]。
3.1 建立健全各类国有投资企业的投资风险管理与控制机制
国有资产投资主体作为独立法人, 以公司制实施内部治理, 既担负投资经营确保资产增值的义务, 也要承担投资失败带来的风险, 以往不注重投资效率、投资浪费或投资失败造成的损失无人问责的状况要改变, 即做到:
(1) 明确投资主体承担风险的责任。
作为一种约束机制, 有利于投资决策者树立风险意识、规范投资决策过程。
(2) 确保投资主体分享风险报酬。
作为一种激励机制, 有利于投资决策者积极发挥管理潜能, 寻求最佳投资策略, 并在投资经营中积极采取降低风险的各种措施。
(3) 实现政企分开, 是构建权责利相统一的投资主体的前提条件。
(3) 实现政企分开, 是构建权责利相统一的投资主体的前提条件。保证企业独立自主投资经营, 政府部门不干涉投资决策权, 这是建立风险管理机制的重要条件。保证企业独立自主投资经营, 政府部门不干涉投资决策权, 这是建立风险管理机制的重要条件。
(4) 严格监督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和投资客体的委托—代理关系、授权经营关系, 降低制度风险。
利益、风险态度、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契约建立的不完备, 极易出现代理方与委托方目标不一致造成“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5], 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
3.2 加强对各类风险信息收集、分析、评估的力度
在风险管理与控制模型中强化风险信息收集这一要素和措施, 具体表现为:收集政策法规风险信息, 如对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及运行状况、本行业状况、国家产业政策等进行收集, 分析税收、利率变化带来的影响, 探索投资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收集市场风险信息, 如分析经济景气状况、行业市场竞争态势、市场供求关系等;收集经营风险信息, 如分析制订企业战略计划目标的可行性研究、企业投融资流程细节、经营管理规范程度、优化企业组织结构设计、产品结构质量、新产品研发及市场营销策略、企业财务各项指标等,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收集技术风险信息, 研究科技进步和创新, 加强对科技转化的可行性分析等。
在收集各类信息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信息作出风险分析评估, 风险评估由识别、分析、评价3部分组成。风险识别是发现整个投资经营过程中有哪些环节存在风险;风险分析就是对这些发现的风险进行特征描述, 指出风险发生的条件和概率, 说明哪些风险是关键的;风险评价指评估风险对企业目标的影响程度、研究各类风险的权重关系等。
3.3 加强对投资项目 (投资客体) 的可行性研究
国有资产投资效率低下一直困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 对投资项目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造成目前国内经济中部分行业投资过热、重复建设, 生产性企业产能过剩、浪费严重;而部分行业由于投资回报期长、规模大、技术复杂等原因造成投资不足, 产业结构极不合理。所以在进行投资决策时, 既要依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对所投资的行业及其外部环境进行系统分析和可行性研究, 又要立足长远战略, 注重投资的长期稳定回报。
3.4 投资多元化、分散投资风险
通俗地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多元化的组合投资是降低投资风险的最基本手段, 包括投资客体多样化、投资主体分散化、投资方式多元化。投资多元化是国有投资风险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被理论和实践证明的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的通行做法, 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应积极探索投资多元化实施的途径, 降低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的风险。
3.5 规范投资决策和投资实施过程
任何投资决策和投资实施都有个过程, 比如投资前的调研分析、专家报告、可行性分析等以及投资实施过程中的监管如项目实施质量、工作时间、财务审查等。因为投资决策和实施过程的每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投资的最终效果, 给投资主体带来损失, 所以投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每一环节都存在广义上的风险。尽管一般认为这些风险属于管理的范畴, 但只要具有使预期投资收益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就应当纳入风险管理的范畴。
具体做到:首先, 投资主体的投资活动按计划方案有步骤实施, 并依客观情况作必要调整, 对投资项目进行追踪管理与控制, 尽可能排除不确定性因素干扰;其次, 对投资实施后的后续分析与评价, 比如将实际回报收益与预期收益作比较, 分析差距原因;最后, 提出风险管理策略。即:“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总结”。
4 小结
风险管理的本质, 就是将我们对结果有所控制的领域最大化, 将我们完全不能控制结果和我们弄不清楚因果联系的领域最小化。风险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决定投资风险控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风险不能量化, 但是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却是防范和应对风险的有效方式。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投资风险控制要求一方面加强投资主体对内部制度风险的控制, 如公司治理结构设计、规范经营管理流程等;另一方面提高抵御外部市场环境的风险的能力, 制定投资预防与控制机制, 改善国有资产投资效率。
摘要：投资风险控制是投资经营主体管理的核心内容, 也是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建设的重要环节, 已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本文从投资风险的形成及来源, 分析了投资经营主体应对各类风险的措施及如何进行投资风险决策, 提出了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投资风险控制从内部制度风险控制到外部市场环境风险管理的对策与实现途径。
关键词：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投资风险,风险控制与管理
参考文献
[1]Frank Knight.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M].NewYork:Houghton Mifflin Co, 1921.
[2]张文峰.谈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J].商业会计, 2005, (6) .
[3]刘新立.风险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08—334.
[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发改革[2006]108号, 关于印发《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导》的通知[S].2006.
[5]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投资风险金融投资 篇8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世界上的风险投资形成了“投资者-风险投资家-风险企业家”的链式投资关系。从这一链式,可以清楚地看出,投资者不再直接把资金投入到风险企业家去,而是引入了具有丰富从业经验和专业能力的风险投资家作为中介。投资者把资金交给风险投资家管理,再由风险投资家经过层层筛选,把资金(连同风险投资家能够提供的增值服务)投入到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这一链条中,资金的流向及委托代理关系如附图1所示。
国外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按照市场化机制运作的风险投资机构,但我国的风险投资市场,无论是按照投资额,还是按照投资项目数量来衡量,都呈现出国有风险投资机构、民营风险投资机构、外资风险投资机构三分天下的格局。国有、民营、外资具有不同的特性和问题,这些区别影响了它们对利润、声誉等目标的追求,从而也对它们的投资行为产生了影响。
1 不同类型风险投资机构的特性
我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真正起步发展。相比之下,国外的风险投资市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因此,相比于外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国内的风险投资机构(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显得尤为“年轻”(按照《2013中国风险投资年鉴》的数据,我国经营年限超过5年的风险投资机构,2011年只占46.25%,2012年只占68.69%。可见,近年来,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大量的风险投资机构从业未满5年,都非常年轻)。风险投资市场是一个高风险市场,需要高度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相比于外资机构,年轻的国内风险投资机构明显能力较差(无论是筛选投资对象的能力还是投资之后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抗风险能力薄弱(资金不够雄厚)。
风险投资市场还是一个高度依赖声誉机制的市场,越是具有好的声誉,越容易筹集到资金和获得好的投资机会。而好的声誉来自于风险投资机构成功的投资案例。相比于外资机构悠久的历史,众多的成功案例,年轻的国内风险投资机构声誉明显较低。这导致国内的风险投资机构在筹集资金、寻找投资机会、谈判提成比例等方面均处于劣势。而相比于民营风险投资机构,国有的风险投资机构因为有政府信誉作为“背书”,会有相对较高的声誉。综上可见,在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外资机构具有最高的声誉,而民营的投资机构声誉最差。
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历史悠久,投资经验丰富,资金实力雄厚,有着较高的声誉。它们基本上是国外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在我国所设的分支机构,往往照搬母公司的治理模式,采用的是世界上通行的成熟治理机制———有限合伙制,内部治理问题较少。民营的风险投资机构治理问题就较为复杂,它们有些是采用有限合伙制,有些采用公司制,并且内部治理方面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这种现象在中小型的风险投资机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相对来说,国有的风险投资机构治理问题最为复杂。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往往是某一级政府部门设立的国有企业,和其他类型的国有企业类似,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存在着“最终委托人缺失”“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不匹配”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在选拔负责人和主要工作人员时,主要还是按照体制内选拔干部的标准进行选拔。这种选拔方式,不但限制了选择的范围,而且使经理人的声誉机制失去了作用。按照体制内干部的标准选拔出来的人选往往不是能够承受高风险、高压力,具有敏锐的市场能力的合适人才。如果考虑到负责选拔国有投资机构负责人的政府官员,也不是国有风险投资机构的最终所有者,他们完全有动机为了利益而故意选择不合格的国有风险投资机构负责人,那么,国有风险机构负责人选拔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国有风险投资机构的道德风险也不容忽视。相比于一般的国有企业,国有风险投资机构从事的业务灵活度更高、风险更大,寻租空间更大,更需要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道德风险问题。
2 风险投资机构特性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的不同特性对其投资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民营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它们能力较差,资金实力薄弱,“逐名动机”强烈[1](它们有很强的动机推动所投资的企业尽快上市或者被兼并,以获取利益和得到高的声誉),因此,民营风险投资机构往往投资于企业的成熟期,即企业发展的中后期。投资后,它们往往不太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致力于尽快推动企业上市或者被兼并。
国有的风险投资机构资金实力雄厚,信誉较好(有政府信誉背书),但是,委托代理问题较为严重。无须讳言,我国设立的众多的国有风险投资机构鲜有经营得非常成功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有风险投资机构的委托代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国有风险投资机构的负责人除了存在着过高的在职消费、努力程度不足,追求短期政绩等普遍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之外,更严重的是,有可能为了私利而把风险投资的资金投入到不良的投资项目去。另外,政府设立国有风险投资机构以帮扶中小企业发展的初衷,对国有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行为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相关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民营和外资的投资机构,国有的风险投资机构对处于初创期的企业投资较多,并较为关注促进中小企业创新,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其社会职责[2]。
外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往往被认为是投资经验最为丰富,资金实力最为雄厚、治理机制最为完善的投资机构,因此,它们往往具有较高的声誉。它们对企业的投资往往能起到“认证作用”[3](它们的投资说明该企业是个好的企业),从而能够吸引其他投资者跟随投资。外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往往在企业的不同阶段都有投资。只要是好的、具有成长性的企业,即使是初创期等风险较大的阶段,外资往往也愿意重金投入(国内近年来快速成长的公司,如:小米、京东等,在它们的初创期,都有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大笔资金投入),并利用其较强的增值服务的能力,为被投资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拓展网络联系提供帮助。因为资金实力雄厚、声誉较高等因素,它们往往不像民营的风险投资机构一样,迫切希望被投资的企业上市或者被兼并,过于追求短期的利润和声誉,对企业的成长更有耐心。在对企业的投资中,它们甚至可以等待十几年才退出,期间还可能进行多轮的投资。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机构具有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影响了它们对不同目标的追求,从而影响了它们的投资行为,造成了它们对被投资企业的不同影响。对于民营的风险投资机构,政府应该出台措施鼓励它们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增强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对于它们过于强烈的追求短期利益的动机,则需要进行抑制,否则,有可能伤害被投资企业的长期利益,并且扰乱金融市场。对于国有的风险投资机构,短期来说,必须完善治理机制,减轻其委托代理问题,促使国有风险投资机构真正把资金投入到有成长性、有创新的中小企业去。长期来说,等到国内风险投资市场进一步发展成熟时,国有的风险投资机构应该转型成为风险投资的母基金,逐渐退出对企业的直接投资,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对于外资的风险投资机构也要监管和引导,促使它们把丰富的经验、较强的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真正用于帮扶企业成长和促进企业创新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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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伟.风险投资的资本来源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分析和实证研究——基于非资本增值视角[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3(9):87-96.
投资风险金融投资 篇9
一、风险投资机制补充、发展了传统的投资机制
风险投资机制是发展更成熟、更先进的投资机制, 是后金融投资机制演变而来的更为高端的投资机制。对传统的投资机制而言, 风险投资机制可以作为其一个重要的补充机制, 风险投资机制热衷于投资传统的投资机构不敢投资、无意愿投资的领域。而高科技创业企业是最需要资金的, 因为高科技企业本身缺少资本金, 并且从传统渠道也不易取得融资。此外, 高科技创业企业属于新兴产业, 是创新技术的崛起, 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 高新科技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紧密相连, 是改变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更新换代的关键。因此, 风险资本进入高新科技企业, 促进高科技创新技术的发展, 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风险投资机制能够有效地凝聚创业投资的资本, 催化高科技知识不断发展转变形态, 要加快高新技术商品化和产业化, 就必须建立在风险投资机制的基础上, 其建立的目的是从知识到高新技术的转化, 从高新技术到产业化的转化, 其建立的规范与否直接关系着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体系质量的优劣, 影响着国家整体经济素质和综合国力提升的高低, 也决定着国家跨越式发展进程的快慢。
综上所述, 与传统的投资机制相比较, 风险投资机制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知识转变为高新科技, 以高新科技为根本点, 推动高新科技成果向市场化、产业化的转变, 最终达到推动经济发展, 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率的目标。我国风险调控能力日益增强, 金融体制及配套机制日益完善, 法律、法规建设也日益健全, 风险投资外部环境越来越好。因此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科技创新和促进调整、改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创业活动, 通过良好的外部环境, 加快构建良性循环模式的企业产业结构。
二、比较两种机制的差别
与传统投资的投资理念、投资方式、收益方式和投资目标不同, 采用风险投资机制, 必须在寻找和投资谈判的过程中, 对投资的风险特性进行深入了解。其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点: (1) 是一种权益投资; (2) 是一种无担保、有高风险的投资; (3) 是一种流动性较小的中长期投资; (4) 是一种高专业化和程序化的组合投资; (5) 是一种追求超额回报的财务性投资; (6) 是一种投资人积极参与的投资。这些特征是与传统投资机制截然不同的地方, 要确保公司能够在今后的长期合作中保持发展方向、经营策略、技术研发和产品营销等方面的均衡发展, 就必须要对这些特征进行了解。以下从这五方面比较两种机制的差别:
(一) 投资主体
1. 风险投资主体。
是指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从事具有风险的投资活动。两大主导性机构包括:一是风险投资公司。通过转让投资获得的股权, 参与投资转让的投资企业管理投资公司经营, 为创业型科技企业提供融资咨询等服务, 是一种以从事风险投资为主要经营活动的非金融性企业, 投资创业型高科技企业和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是其主营业务。二是风险投资基金。为了满足风险投资的特点, 风险投资基金采取定向增发的方式, 向投资者发行确定的基金份额。它是一种促进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投资基金, 专注于风险投资。募集的对象可以是个人、公司、机构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等, 应拓宽资金的私人来源, 同时, 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有一定的要求。
2. 传统投资主体。
各种传统投资行业目前都在强调投资主体多元化。比如说:现阶段提倡要尽快使股份制成为中央企业的主要实现形式, 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相互参股、并购重组等方式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二) 投资对象
1. 风险投资所投资的对象一般为成立不久或刚刚成立或还没有成立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拥有某项高新技术成果或高新技术产品, 因为风险投资是没有担保的投资, 所以决定了风险资本无法从传统的融资渠道中获得。风险投资企业投资的项目由于处于高科技企业设立或企业项目立项的初级阶段, 故而是没有抵押和担保的。因此风险投资是一项风险极高的投资活动。但是, 由于风险投资资本进入的这些高科技产品, 其因为成本低、性能好、市场竞争能力强等优质因素, 如果成功的话, 它的经营效率和资本利得要远远高于传统的营业收入方式的投资收益。
2. 传统投资所投资的对象非常的广泛, 可以是许多行业的各个领域, 限制条件也比较少。与风险投资相比, 投资风险较低, 但是投资收益可能远远低于风险投资。
(三) 撤出渠道
如果要判断企业投资资本是否良性发展, 关键要看是否有弹性、通畅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的目的是获得高额回报, 因而投资于企业经营, 未来通过风险投资获得巨大的利润之后, 风险投资公司就会撤出资金投入。为了防止投资公司的资本“冻结”在企业里, 通常会在意向协议中规定资金撤出的时间和方式, 以保证投资资金的安全性。退出资金的方式是:风险公司被兼并和收购、风险企业家回购股份或创业家回购股份、二板市场发行股份上市等。风险企业被兼并收购是指未上市的创业型科技企业在上市前, 转让给个人或其他企业其部分股权或者全部股权的行为。风险企业股份回购或创业家股份回购是指企业购回风险投资机构在本企业所持股权的行为。二板市场发行股票上市是指在主要服务于中小型科技企业、为其上市和交易服务的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的企业板块上市, “门槛”相对其他板块较低。二板市场能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和监管资源, 保证证券市场对上市和交易的企业进行统一集中监管, 也能拓宽和完善风险投资撤出渠道。境外创业板块股票市场, 如美国的那斯达克市场、加拿大的温哥华股票交易所、我国台湾的柜头市场和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设立的创业板块等也是可利用的风险投资撤出渠道之一。通过境外创业板块, 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流入, 参与我国的风险投资市场, 可以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在政策上向境外上市倾斜, 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 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融入国际市场。
(四) 中介服务机构
为风险投资提供服务的不仅包括现有的中介服务机构, 还包括会计与法律服务机构、技术经纪机构、监督和信息披露机构、科技项目评估机构、风险投资咨询顾问机构等针对其特殊性和专门需要设立的专门的中介服务机构。这也是两种投资方式的区别之一。
要创建一个自创声誉、自负盈亏、自我支持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法人实体性中介服务机构, 就必须要严格执行政企分离政策。根据诚信的原则, 公正、科学地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商业活动。可以建立创业投资行业协会, 组织制定行业标准和服务标准, 形成自我约束机制, 评估在行业实践中协会成员的表现, 开展人才培养和风险投资培训等国际民间交流活动。
(五) 监管系统
与传统投资行业相比必须加强风险投资业的监管工作。风险投资运作是一项金融业务, 因此必须加强行业监管。要改变现有的行业风险投资无人监督的情况, 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必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包括系统接入制度、业务运营等, 以确保风险投资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要建立投资监管机制, 一是全面对初创企业进行监控, 包括策划额外投资、监控财务表现、制定业务发展策略和营销计划、挑选、更换管理层和派专业人员参加董事会, 如果是控股公司还必须担任董事长。二是以有限合伙制的机制, 加强对经营者的控制权, 即聘请一位总经理, 股票持有必须超过总投资1%的份额, 以确认其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连 (可获得收益10%以上的回报率) 。三是发展健全竞争机制、问责审计制、内部经济责任制和内部控制制度, 提高管理层和一般员工的管理和控制。
三、总结
投资风险金融投资 篇10
2010年1月1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全面启动, 双边投资活动渐入佳境。由于东盟各成员国国内政治基础、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存在较大差异, 各国对华投资开放程度及管制政策上亦有所不同, 中国投资者对东盟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类型及减低、消除风险的方法也有所差别。
一海外直接投资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海外直接投资是指, 一国投资者为了获得长期投资收益, 直接将其资金、机器、设备、专有技术、专利商标等资本投入位于他国境内的企业, 并对该企业拥有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 而进行的在国 (境) 外直接建立新企业 (公司) 、购买旧企业、合资或合营办企业等资本输出活动, 是国际货币资本及国际产业资本跨国流动的一种形式。海外直接投资区别于以商品交易为手段的国际货物贸易和以证券交易为手段的国际货币资本流动, 其法律特征表现为:
第一, 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必须在国 (境) 外建立或收购工厂等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实现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力、管理、信息的跨国、跨地区流动。
第二, 海外直接投资主体必须具有“私人”性质, 即资金来源于海外的私人投资者, 按照国际惯例, 即使资金来源于某一国家的政府机构或者国有企业, 只要是直接投资, 一般也视为“外国私人资本”。国际投资者是指从事跨国投资经营活动的个人和组织, 包括按照东道国法律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外国自然人、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
第三, 海外直接投资既有资本的国际流动, 又有企业经营管理权的资本的国际转移, 海外投资者对实体 (企业或公司) 具有控制性。具体表现为:向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原材料、购买其产品以及派遣管理技术人才等。
第四,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具有相互转化的特征。例如, 购买股票不能简单地区分为直接或间接投资, 要视投资目的是否涉及企业的经营权而定, 并且拥有多少股份才构成海外直接投资, 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而依据国内法而定。 (1)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也具备上述四个特征, 但在中国“一国两制”的背景下, 改革开放过程中, 已习惯将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作为外资对待, 而对这三个地区的投资亦视为中国海外投资, 所以中国海外投资主体仅限于中国内地的投资者, 而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
二海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概念和类型
Risk:“The chance of injury, damage, or loss;danger or hazard.Liability for injury, damage, or loss if it occurs
1. 商业风险
商业风险是指市场中各种经济因素的变化使国际投资出现收益下降、发生亏损等危险, 主要包括经营风险和外汇风险。经营风险包括经济萧条、进口限制、价格管制、市场管制等;外汇风险包括财会转换、交易结算、价值缩水等。
2. 非商业风险
非商业风险是指除商业风险之外的其他因素使国际投资受损等危险, 包括自然风险和政治风险, 前者如地震、飓风、水灾等;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征收风险;政治暴乱;资本转移等风险。
三中国投资者直接投资东盟的政治风险分析及实践
政治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环境中, 由于东道国的政治、社会、法律等因素的变化而给外国投资者所造成的投资财产及其权益的损害或损失。这是发生在东道国境内的人为的结果, 而非外国投资者自身所能控制或避免的。
1. 战争或内乱风险
东道国国内发生战争、内乱、恐怖行动, 或与他国发生战争, 使外国投资者遭受重大财产损失, 以致企业或工厂无法继续正常或在短时期内恢复经营。根据国际法一般原则, 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损失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并非承担绝对的、全部的赔偿责任, 通常按照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处理。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国内法对战争、内乱险未作具体规定, 但在两方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例如中泰协定的提法: (3) 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投资, 因该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全国紧急状态、叛乱或骚乱而遭受损失。中国与文莱协定中的提法为: (4) 战争、全国紧急状态、武装冲突、暴乱或其他类似事件。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等东盟成员国的协定表述的意思相差无几, 都对此作了较详细的列举, 共同的关键词为“政治暴力”。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均规定, 对因战争等而遭受损失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赔偿, 实行最惠国待遇。例如:中国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协定中的提法为: (5) 缔约另一方予以恢复、赔偿、补偿或其他处理。与马来西亚、缅甸协定的提法一样都作了较为具体的列举。另一类则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如中国与泰国协定中的提法为:该缔约另一方可能采取的有关援助。中国与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协定提法与中泰协定类似。具体措施包括:恢复、赔偿、补偿和其他补救办法, 除中国与文莱之间的协定外, 其余几个双边协定都没有涉及补偿的标准问题, 中文协定中提出了“公平与充分的补偿”。
中国投资者向东盟的直接投资尚未发生过战乱风险的问题, 但此地区时而也会发生武装冲突、骚乱、恐怖活动等类似的情况, 对该风险预先作防范和规制是必要的。
2. 国有化、征收或类似措施风险
东道国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对外商投资企业等资产实行国有化、征收措施, 导致外国投资者财产损失。国有化是国家通过法律或法令对某些原属私人所有的财产收归国有的措施, 其结果导致财产所有权主体发生变更, 即变企业的私有制为国家的公有制。征收是国家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 经过法定程序, 将私有财产归国家所有;而征用是私人财产使用权发生转移。
国际上对涉及外资国有化、征收征用风险存在较大的争议:一是国家是否有权对外资实行国有化和征收等类似措施?实施国有化是一国属地优越权的体现, 为各国普遍承认。但国际上亦公认国家实施国有化的权利不是没有限制的, 应以公共利益为目的, 并实施不歧视待遇。当然, 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应由实施国有化措施的国家来确定。而不歧视待遇是指国有化不是专门针对外国人或某一特定国籍的外国人所实施的。二是对外资实行国有化、征收措施后如何进行补偿?尤其在补偿的标准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尖锐的矛盾。一些发达国家主张, 对其财产被收归国有的外国人必须给予补偿, 否则国有化是“非法”的, 并且应是充分、有效和即时的补偿。 (6) 发展中国家认为这样的要求无异于剥夺了他们实施国有化的权利。发展中国家则否认补偿责任, 因为国有化是国家主权行为, 实施国没有义务必须补偿, 需要遵守的国际法原则仅在于给予本国与外国国民平等待遇, 因而同等情况下对本国国民不给予补偿, 对外国国民也无需补偿。近几十年来, 发展中国家主张适当或合理的补偿原则:给予外国投资者补偿, 这样的补偿是实施国有化的国家财政能力所能负担的, 并且经双方协商同意为投资者所接受的。
20世纪60年代, 东盟的一些国家发生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 反映了当时极为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抗争。1987年东盟六国 (7) 签署的《保护和促进投资协议》规定了对外资实行国有化、征收的条件和标准。《协议》规定的条件:只有为了公共利益, 经过正当程序, 在不予歧视并给予充分补偿的基础上, 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补偿的标准是充分的, 可以自由兑换货币自由转移, 金额应为财产被征收前的市场价格, 并且没有不合理的延迟支付。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尽管在措辞上有所不同, 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第一, 国有化或征收的条件包括为了公共利益;依照法定程序;非歧视的措施以及给予适当和有效的补偿。第二, 补偿的标准采用“适当补偿”原则。
3. 资本转移风险
该风险又称外汇风险, 东道国因为发生国际收支困难, 因而实行外汇管制, 限制甚至禁止外国投资者将其投资资本、合法收益等转移到东道国境外。此外, 还包括企业歇业或资产出让后投资者应得的资产汇回本国或第三国时受到立法、行政或政治障碍所产生的风险。外国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追求高额利益回报, 如其投资财产、合法收益不被东道国允许自由转移和自由兑换, 会造成投资者的财产损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入国, 既要满足外国投资者的正当要求, 又要保障本国建设所需外汇资金。东道国如禁止投资者关于投资财产的汇回不符合保护合法财产权的规则, 也不利于良好投资环境的建设, 如可以随便允许投资者汇回又会影响东道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和国际收支平衡。因此, 东道国设定了外资汇回的前提条件, 如期限限制、限额限制及程序上的要求等, 但东道国一般不限制税后利润的自由汇出。
东盟六个创始国中, 一般不实行外汇管制制度。新加坡对往国外汇款没有限制。泰国对来自国外投资的原资本和利润收益, 在依法缴纳收入源泉税后可以汇出。马来西亚对外资的利润汇款不设限制。印度尼西亚对外汇交易原则上允许自由进行, 但须办理申报。菲律宾和文莱采取自由外汇政策。东盟四个新成员国 (8) 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了外汇管制政策。缅甸的限制措施有:用当地货币换成美元汇出国外者, 1个月只允许1件, 而且不得超过1万美元。越南政府对实现政府计划有特殊重要作用的投资项目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项目等, 保证协助外商投资的外汇平衡。老挝和柬埔寨允许外资的本金和利润汇出境外, 不设限制。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十个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及其收益转移确定的原则为“自由转移”:第一, 资本转移的权利。外国投资者有权将其投资财产及其收益自由转移出东道国, 当然也有一些限制。第二, 转移的投资财产范围除了协议列举的款项, 还扩展至与投资相关的其他款项。第三, 转移的货币是可以兑换的。第四, 资本转移时所采用的汇率包括市场汇率、官方汇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汇率。第五, 转移的期限按约定实施, 不得无故迟延。第六, 实施非歧视待遇, 包括最惠国待遇。在资本转移问题上,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设立了明确的共同规则。 (9)
4. 东道国违约风险
东道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实行毁约或违约, 致使原协议、合同无法履行或无法继续履行, 造成外国投资者财产损失。“东道国的违约行为可包括东道国作为主权者的违约行为和作为一般商业伙伴的违约行为。” (10) 东道国作为主权者违约时, 由于其居于主导地位, 外国投资者一般处于不利地位, 因而东道国应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提供法律保护。东道国作为一般商业伙伴违约时, 与对方处于平等民事法律地位, 双方承担的义务责任是一致的。违约险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所首创的险种, 目前对政府违约险提供保险的国家还不多, 通常作为征用险项目下的一种特殊形式或其他特殊情况予以承保。
东盟国家相关外商投资法没有涉及东道国违约及与外来投资者就此发生纠纷如何处理的问题, 但有的国家主张可用东道国法律规定和允许的合同约定解决此类纠纷。○11根据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规定, 如发生东道国政府违约的情况, 外国投资者可选择:由当事人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提交东道国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提交双方共同组成的仲裁庭解决;提交解决投资争端中心进行调解或仲裁。
四降低或消除政治风险的对策建议
降低或消除政治风险需要有国内和国际的法律保障, 一是东道国投资法所提供的稳定的政策和法律保证;二是投资者母国提供的健全有效的海外投资保险等法律保证;三是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所提供的法律保证;四是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共同参与的国际投资条约所提供的法律保证。目前, 对于中国海外投资者和东盟各东道国来说, 无论是国内投资法律体系还是双边协定、国际条约的遵守与实践, 都存在缺陷与不足, 需要改进。
1. 建立与完善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是资本输出国对本国私人的海外投资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 依据国内法所实施的一种保险制度。具体而言, 投资者与本国专门机构订立保险合同, 投资者支付保险费, 保险机构承担有关政治风险的保险责任。美国最先创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也先后确立了该项制度以保障本国国民海外投资的合法利益。中国和多数东盟国家为发展中国家, 海外直接投资相对不发达, 相应的保险制度也不健全, 应向发达国家吸取有益的经验。
中国要抓住机遇, 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扩大直接投资的规模, 调整产业结构, 保护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然而中国的境外投资立法严重滞后, 至今尚未建立专门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 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001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证, 但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范围相对狭窄, 并不能满足“走出去”战略的需求。所以必须要通过健全的法律机制尤其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中国海外投资者进行引导和扶持, 据此获得国家利益, 开拓更加广泛的国际市场, 增加外汇收入, 提高国家竞争地位。
2. 改进双边投资协定的践约效果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十个双边投资协定, 对战争内乱、国有化和征收、资本转移及东道国违约的风险均做出了约定。但仍有不足之处:
第一, 双边协定对风险设定的条件、处理的标准和方法存在较大差异, 未作统一。以战争、内乱险为例, 中泰协定与中文协定在赔偿标准上悬殊较大。中泰协定第五条 (三) 规定:“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 因该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全国紧急状态、叛乱或骚乱而遭受损失, 则在该缔约另一方可能采取的有关援助方面给予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的待遇, 应不低于在相同情况下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其中没有提到具体的补偿标准, 原则性的提法也很模糊, 中国与其他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协定也没有提及补偿标准。只有中文协定第五条以“损害或损失补偿”为标题确定了明确的和较高的补偿标准:“……应给予恢复或给予公平与充分的补偿……”。各个协定对风险的概念、适用条件、处理的措施和标准应以“求同存异”的原则来修改, 尤其在风险无可避免的发生投资者因此受损后的赔偿标准上保持一致。否则会造成对东盟直接投资在区域上发展不均衡, 不利于双向投资活动的促进, 限制了东盟各国利用中国投资带动本国、本地区经济的长足发展, 同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也有所阻滞。
第二, 对东道国违约险的规定较模糊, 未作详细约定。中国海外投资者和东盟国家政府之间既是监管关系, 也是投资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 我们的直接投资能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持无异于降低了成本风险、项目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优惠政策;另一方面, 东道国政府的违约亦会造成中国海外投资者的相当损失, 若无相关规定, 损失即无法得到补偿。尽管协定约定如发生类似争议双方可通过仲裁、诉讼或提交解决投资争端中心进行调解或仲裁, 但对于东道国违约险的概念、违约责任的承担及补偿标准都没有提及。双边协定中不仅应对此详尽列举规定, 还应为投资者提供多种救济途径以保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
3. 充分利用国际性投资条约的保证作用
国际上重要的投资公约有两个:《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12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13。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 (简称ICSID) ○14是根据《华盛顿公约》设立的, 由世界银行所属的专门处理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议的国际机构, ○15旨在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提供国际途径, 即在东道国国内司法程序之外, 另设国际调解和国际仲裁程序。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简称MIGA) 是根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于1988年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属于世界银行集团的成员, 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它是最大的多边投资保险实体, 填补了各国国家和私营保险机构在承保能力和担保范围的空白。中国投资者流向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 可向MIGA投保, 不仅为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政治风险提供了一种国际保障机制, 也有利于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的非政治性解决, 中国投资者应充分重视国际性投资条约保障海外投资安全的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中国投资者“走出去”的规模与数量将日益庞大。只有熟悉东道国对海外投资者的相关政策和法律, 立足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基础上, 以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依托, 中国投资者才能放心投资东盟, 促进双边投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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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廖增金、洪英利.浅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之约束力及执行力[J].中国商界, 2010 (2)
投资风险金融投资 篇11
今天的中国，不但成为了全球产业投资的热土，也正在成为风险投资企业逐步关注的市场。正是基于对中国未来新经济的充分信心，以及对中国年轻创业者的信心，维众才将投资的范围完全定位于中国大陆地区。用维众人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血液里面的创业精神让维众看到了未来10年的成功”。
维众投资机构是由一群在中国风险投资领域或约数年的风险投资家创立和管理，这个团队具有丰富多样的投资、金融、管理和技术背景的超强组合，还拥有一个全球知名的风险投资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在维众的投资理念中，资金只占次要的地位，重要的是帮助投资项目发展、成长，直至成功。
“商道就是人道，投资就是投人”，这正是维众的投资理念。关注人的价值，关注团队的价值，成为了维众投资项目最重要的考量标准。很多创业者总是无法把握如何能够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他们往往很多精力花费在商业计划书，还要四处拜访各种投资机构。而在维众的投资项目中，就有好几个是投资委员会在与创业团队只用几个小时就确定的合作案例。这些团队的历史背景、创业精神，对市场和盈利观念的把握，以及自身产品、服务的优势和信心，根本无须厚厚的商业计划书，往往见面几个小时就可以确定投资规模，甚至当场草签投资意向书。
作为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维众此次选择与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上海市长宁区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一道，共同出资组建的上海多媒体产业园创业有限公司，在参与创业孵化过程、颠覆孵化器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开辟了一种更具创新意义的投资模式。维众正是要在整个园区发掘出那些非常优秀的项目，并能够在最合适的机会投资于其中的优秀项目，从产业园到风险投资到国际资本市场，形成了一个健康而且有序的创业发展新模式。
投资风险金融投资 篇12
关键词：企业,投资决策,风险管理,投资效益
目前, 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投资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 国家对于各个企业和单位上投资的整个过程不断的提高重视。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组成, 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 是为了盈利而存在的一种经济实体, 具体来说, 投资的整体过程是通过对各种投资品和资源的需求, 同时投资的成果也是社会总供给的一部分, 投资活动及具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发展作用。
一、投资项目的重要决策依据与根本标准
投资活动是作为一个整体目标形式存在的, 在一定时期内, 根据投资预算的规定标准, 尽量减少资金的使用, 达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控制好整个项目的实施, 最终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企业或国家创造价值。不管何种形式的投资决策, 其最终目的是实现项目的投资效益。由此, 要选择正确的投资项目, 应该围绕投资效益的基本核心, 综合评价和分析, 规避风险, 实现既定的投资目标。
首先, 投资项目不仅仅针对企业而言, 在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投资项目的目的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实现投资目标, 根据本身的自然条件, 借助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对可行性的项目进行投资决策, 取得最大的投资效益。投资项目的科学决策除了要对投资的环境进行分析, 同时也要对微观的项目经济进行分析与评价, 进而对投资风险进行分析, 综合投资项目的每一个环节, 分出优劣, 选择最有价值的投资项目。
其次, 对研究报告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分析与评价不同的投资项目, 确定项目是否符合技术的先进、经济与合理性, 是否具有实施的必要。同时对其收益与风险进行预测, 对其投资与资金回收的安全性进行准确的判断。因此, 可以说是投资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是否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判断性信息, 可以作为选择投资项目决策的主要依据。在进行项目的决策与分析过程中, 宏观与微观的分析要同时进行, 综合利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 做好可行性研究工作, 提升整体投资决策水平, 创造有利的价值。
另外, 投资项目的确定, 其本质的标准是从企业发展的战略要求为出发点, 应用系统分析原理, 提高决策水平, 做好风险规避工作。一方面, 我们要实现投资的既定目标, 从项目环境入手, 对整个项目进行分析比较, 进而全面提高企业的投资与决策效率, 实现经营目的。另外, 对项目进行技术经济的评价分析过程中, 要对产品的各项成本情况与市场销售状况及价格进行分析与预测, 同时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进行研究能够影响投资的实现程度, 才能使得整个项目投资运作比较符合资金的运动规律, 更符合实际情况。
二、投资项目中的风险识别方法与防范对策
1. 在项目的投资决策过程中, 风险的大小是由投资回报的波
动幅度决定的, 采用恰当的投资选择, 使风险分散, 实现投资的资产安全性与多样性。所以, 投资风险在投资过程中, 投资者必须要考虑清楚与其的回报值, 仔细分析投资风险, 尽可能地减少投资风险, 做出优质的投资决策。根据投资风险的不同表现形式, 我们将其主要分为政治法律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以及自然风险等几个方面;并按照一定的项目进度, 项目投资风险可表现在决策失误、方法不对的问题, 建筑施工阶段的工期延误、管理不严格和质量的问题, 以及项目投产运营环境出现的不利变化等因素。以上诸多, 都会造成项目投资风险的出现, 如果没有良好的决策水平和可行性决策的准确调查分析, 就会给企业和国家的效益带来严重的损失。
2. 现阶段根据我国的发展形势来看, 国内很多企业存在对投
资项目前期可行性分析研究工作不重视, 忽视了项目投资的风险预测, 对后期的整体投资决策提供错误的导向, 造成效益的损失。甚至有些企业局限在对所要投资的项目做简单的风险技术分析, 凭借经验和主观臆断, 忽略自身的发展背影和条件, 盲目的进行项目投资决策, 导致安全隐患的存在。所以, 必须不断强化投资的风险意识, 做好前期工作中的可行性风险预测工作, 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 避免由于失误造成的损失, 保证项目的科学化。
三、结束语
企业对投资的准确抉择、风险管理以及投资效益三者之间相辅相成, 密不可分, 前后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风险存在于整个投资过程中, 从最初的决策到最终获取收益。所以, 我们必须不断提升企业的各项投资决策, 降低由于决策不当而导致的失误, 从根本上控制企业投资方向与力度, 减少投资带来的风险, 降低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进而实现效益的提升。同时, 加强风险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 做好投资风险防范措施, 才有可能减少损失, 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的投资目标, 促进企业的科学可持续的发展, 增强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汉亚.当前投资领域的效益问题[J].投资研究, 2004 (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