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道德风险（精选10篇）
投资道德风险 篇1
1道德风险的内涵
道德风险是以信息不对称、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到位为条件的。它的产生带有客观必然性, 只要市场经济存在, 道德风险就无法回避。按照契约理论, 避免道德风险需要签订契约的双方处于信息对等的地位, 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信息必须是完全的。而在现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是不可能的。我国的证券公司掌握的信息远远多于投资者掌握的信息。例如证券公司在办理承销业务的时候, 证券公司作为证券的承销商, 拥有大量证券投资者无从知晓的“私人信息”。而投资者作为证券的购买方, 所获得的信息基本上来自于发行者对外公开的各种报告和资料。这些公开信息在数量上不充分、时间上不及时, 而且存在着大量的信息内幕, 不愿让投资者知道。所以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 公开信息都知之甚少, 何况是对股票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内幕信息, 更是无从知晓。因而,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投资银行的从业人员必然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投资者的利益, 做出一些不道德行为, 产生道德风险。
2投资银行产生道德风险的表现
2.1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 又称知情者交易、内部人交易、内线交易, 是指内幕人员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泄露内幕消息, 根据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向其他人提出买卖证券建议的行为。
内幕交易客观上表现为: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 或者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 使他人利用该信息买卖证券;内幕人员获得内幕信息后, 根据该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非内幕人员通过不正当手段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内幕信息, 并根据该信息买卖证券;非内幕人员通过不正当手段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内幕信息, 根据该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市场上就肯定会出现这样一类人, 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 采用一定的手段获取非公开的私人信息, 与需要这些信息的人进行交易。
2.2操纵市场
操纵市场是指单位或个人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或者滥用职权操纵市场, 影响证券价格, 制造证券市场假象, 诱导或者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做出证券投资决定, 扰乱证券市场秩序, 以达到获取利益或减少损失的目的。
操纵证券市场的主要方式包括虚买虚卖、连续交易、相对委托、恶意散布谣言或不实资料、联合操纵等。
2.3欺诈客户
欺诈客户是指证券经营机构、证券登记、清算机构及证券发行人或者发行代理人等在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或者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愿、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证券经营机构欺诈客户主要表现为: 证券经营机构将自营业务和代理业务混合操作;证券经营机构违背被代理人的指令为其买卖证券;证券经营机构不按国家有关法规和证券交易场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处理证券买卖委托;证券经营机构不在规定时间内向被代理人提供证券买卖书面确认稳文件;证券经营机构以多获取佣金为目的, 诱导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 或者在客户的账户上翻炒证券;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愿、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如证券经营机构对客户收取不合理佣金和挪用客户保证金行为。
2.4虚假陈述
虚假陈述是指行为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有重大遗漏的陈述或者诱导, 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的行为。
投资银行虚假陈述行为主要表现为:证券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在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公司报告及其他文件作出虚假陈述;证券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专业服务机构、证券自律组织在向证券监管部门提交的各种文件、报告和说明书中作出虚假陈述等。
3投资银行产生道德风险的原因
3.1对利益的追逐, 自身的贪婪
对利益的追逐, 自身的贪婪是所有投资银行的共性。以这次全球金融风暴为例, 由于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投资银行及其从业人员意识到这存在一大片发展利润的空间, 而国家在这一行业的法律环节比较薄弱。在利益的追逐下, 贪婪的投资银行从佣金、服务费为主营业务收入的投资者转变为追求高利润的投资者。然而过分追求利润的这种贪婪行为, 不顾道德风险, 最终使投资银行自食其果。
3.2内控制度不规范
在内控制度方面, 缺乏有效的长期性激励机制。尽管目前证券公司的经营者拥有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一定的企业剩余索取权, 但当经营者意识到获取契约报酬与声望不如约束之外获取的隐性收入时, 就会导致激励失效, 如果约束又短缺, 将带来激励与约束不相容的后果。
3.3信用体系缺失和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 我国证券市场的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 防范道德风险的法制建设滞后, 失信行为无法得到相应的惩罚, 失信人员违法违规成本极低, 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证券市场上的道德风险。
3.4投资银行外部监管有待加强
我国对投资银行的监管机构缺乏对于金融道德风险全面监管的措施和手段, 并且现在的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往往不够理想, 留有弹性空间, 为道德风险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现阶段不仅仅在投资银行领域, 甚至整个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的发生较为普遍, 查处难度大, 惩处的力度不够。另外, 对于投行业的不当竞争相关监管机构缺乏有效地遏制手段, 这致使行业内的恶性竞争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道德风险。
3.5政府过多地参与金融运作
从经济学角度讲, 金融市场最基本的功能不是融资而是为了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定价, 以便于全社会在价格的指导下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我国, 政府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市场的组织者, 同时还是市场的监管者。政府过多地干预金融市场的运作, 破坏了风险收益的平衡, 最后的结果是金融市场不能为资产收益准确定价, 价格不能准确反映资产的隐含的风险和带来的收益。针对这次次贷危机,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院长罗伯特·布鲁纳曾经发表言论:“美国政府干预市场时间越长, 道德风险越大。”这也说明了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 参与金融运作会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
4防范投资银行道德风险的措施建议
4.1重视投行从业人员的道德教育
加强金融伦理道德教育是从根本上防范道德风险的长效制度, 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式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投行目前对员工过多地强调物质报酬和业务培训, 疏于金融伦理道德教育, 真正的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尚未形成。因此, 投行要强调和关注员工的伦理道德和职业操守, 并把培养良好的伦理道德水准和风险控制文化作为金融道德风险防范体系的重要任务。
4.2完善投资银行的内控制度
完善的金融企业内控制度, 是有效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治本之策。投资银行应该健全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强化制度的执行力, 有力防范内幕交易、操作市场、虚假陈述、欺诈客户等道德风险的发生, 确保投行从业人员按章操作、依规办理相关业务。
4.3加强外部监管, 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
加强对投资银行的外部监管, 加大对责任人的处罚力度, 是提高防范道德风险水平的重要保证。投行的外部监管机构要适时更新监管理念, 改进监管方式, 完善监管体制;要强调监管机构更为主动地以预警的、市场化的方式, 参与到投资银行整个业务的流程、风险管理政策和方案的评估。证监会应该和其他金融监管部门一起建立专门的道德风险评估体系。
4.4建立健全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
道德风险的一大根源就是来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公开与如实披露, 是保证证券投资市场公平与公正的基石。只有及时、准确地了解到有关信息, 投资者才可能根据真实信息, 对相关证券的投资作出正确判断, 并作出相应的投资决定。因此, 信用评级与信息披露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约束证券经营者的有效手段, 它不仅影响证券公司的信誉与发展能力, 而且也能对证券公司经营者产生激励或者形成压力。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本身就是对经理层的一种制衡约束手段, 也是对公司进行市场监督的基础, 是股东正确行使表决权的关键。
4.5转变政府职能, 逐步弱化其对经营的直接管理
将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放在法制建设、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上。可以将国有的投资银行股权多元化和民营化, 取消隐性和显性的政府担保, 特别是要禁止政府干预金融机构的退出。政府可以从救助方式、救助对象、救助条件等方面着手, 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最后贷款人制度, 对陷入清偿危机的投资银行尽量不予救助, 避免放大道德风险效应。对于经营不善、问题严重的投资银行, 严格按照《破产法》的推出体系, 实行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 使投行具有危机意识, 避免道德风险。
摘要：投资银行作为活跃于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上的一类重要的金融机构,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近年来, 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金融领域不断发生道德风险引起的违法违规行为, 如何有效防范投资银行道德风险已迫在眉睫。根据投资银行存在的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 分析道德风险存在于投资银行领域的原因, 并对如何防范道德风险提供相关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投资银行,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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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受益易诱发道德风险 篇2
金色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最早产生在美国，是指按照聘用合同中公司控制权变动条款对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补偿的规定。“金色”是指补偿丰厚，“降落伞”是指高管可规避公司控制权变动带来的冲击而实现平稳过渡。随着中国上市公司的数量逐渐增多，股权结构转向市场治理结构时，股权就相对分散。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以下，无控股股东和无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并不少见。在这样的股权结构背景下，采用金色降落伞条款的公司也就越来越多。
在设定条款上，一般不外乎，在被收购后，董事和高层管理者在被解职时，可以获得一定金额的补偿金，以提高收购方的收购成本。例如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6月修改其《公司章程》，加上“当公司被并购接管，在公司董事、监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任期未届满前如确需终止或解除职务，必须得到本人的认可，且公司须一次性支付其相当于其年薪及福利待遇总和十倍以上的经济补偿，上述董事、监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已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在被解除劳动合同时，公司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另外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多氟多、海印股份、兰州黄河和友好集团等公司也在《公司章程》中加上了金色降落伞。
通过方面，金色降落伞一般在《公司章程》中约定，根据规定，修订《公司章程》需获得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条款中约定支付赔偿金的是上市公司，为避免巨额的经济补偿给公司及股东方造成利益损害，一般上市公司在审议该条款时都会持谨慎态度，以避免发生劳动争议。在股权相对分散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代表着各个股东方的利益，审议该条款时，是否能达成一致意见，也决定着该条款能否尘埃落定。在中国，由于实行回避表决及累积投票制，在第二大股东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相上下的时候，第二大股东极有可能采用累积投票制来控制董事会，可导致该条款不通过。
谁该采用金色降落伞？前提条件就看公司股权结构。在A股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从经营理念看，他们的股权一般不太容易被分散，不少高层人员持股。此时，被“举牌”的可能性不大，金色降落伞对他们来说保障意义不大。股权分置改革后，许多国企上市公司的股权慢慢转向分散结构，以及市场型市场治理结构的转变，导致了众多上市公司的股权相对分散。在这种股权状态下，上市公司被收购的可能性会增大，甚至不排除被恶意收购的风险。此时，上市公司应采用各种策略提高收购方的收购成本，防卫策略就包括“降落伞策略”，如金色降落伞。有些公司还会设定“银降落伞策略”（主要面向中层，补偿度逊于金色降落伞）和“锡降落伞策略”（一般是指当公司被并购时，根据工龄长短，让普通员工领取数周至数月的工资），因公司实际情况而异。上市公司建立合理完善的股权治理结构，进行适当的股权安排，可从根本上预防恶意收购，本人认为，收购的成功关键在于市场上要有足够被收购的股份量。
金色降落伞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高层管理者的利益。由于可能得到一笔很可观的经济补偿，因此这种补偿反而可能会成为高层管理者想出售公司的动机，甚至不排除配合收购方达到某种利益。于是，社会上有人质疑金色降落伞的有效性。为应对前述问题，在美国，他们对金色降落伞的支付采取了限制措施，规定最高只能达到过去五年平均收入的三倍，除了正常纳税外，还需额外支付20%的附加税。
投资道德风险 篇3
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 , 又称创业投资, 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 以期成功后获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由于风险投资过程中存在“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风险企业”两重委托代理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契约。
在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风险投资机构是委托人, 风险企业为代理人。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风险投资机构参与风险企业的管理, 表现为可以组建风险企业的董事会、决定是否追加投资、选拔管理人员, 因此当双方努力都有成本且存在私有信息时, 风险投资中就可能出现道德风险问题。风险企业比风险投资机构拥有更多的关于投资项目的信息, 因此存在利用假账等手段处理账目, 引诱风险投资机构进一步投入资金;“偷懒”, 不惜代价投资高风险或者是“劣质”项目等道德风险。而风险投资机构则存在拒绝再为项目注入资金或以继续投资为条件要求提高利润分配比例[1];与风险企业家经营理念不一致, 而寻找借口要求风险企业家离职或者将风险企业家“架空”等道德风险。如何设计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契约, 通过契约来约束风险投资机构作为委托人而产生的道德风险, 以及风险企业无效运用投资的代理人道德风险, 必然对现实中的风险投资行为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相关研究评述
很多学者对风险投资下的双边道德风险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认为投资方与风险企业家都需要适当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其努力的意愿, 而这种意愿通过可转换优先股可以有效地达到[2], 因为可转换证券可使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显示自己关于项目预期的私有信息, 并且发挥出最大努力水平[3]。但是, 虽然可转换证券可以约束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为, 但对于风险企业家却仅有激励效果[4]。
学者们也提出了从另一个角度解决委托代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针对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Jensen和Meckling (1976) 最早提出代理人的股权激励, 并认为股权越大, 代理成本越小[5]。而在风险投资过程中, 对风险企业家采用股权激励可以使代理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更趋一致, 与委托人的目标更靠近[6]。因此, 较优的股权结构设计有利于激励双边的努力, 减轻道德风险[7]。雅虎和苹果等风险投资的成功案例均验证了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与可行性。针对委托人的道德风险, Bebchuk和Fried (2003) 提出了代理人补偿问题, 认为补偿金的引入可以增加委托人道德风险的成本, 限制委托人的道德风险问题[8]。Agrawal (2002) 认为最优合同可以解决现实中的双边道德风险, 同时也可以降低委托代理双方相互监督的成本[9], 而设计合理的风险企业家的报酬机制是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10]。Bhattacharyya和Lafontaine (1995) 、Kim和Wang (1998) 则分别探讨了双边道德风险下最优契约的特征[11,12]。而杨青和李钰 (2004) 则研究了风险投资中存在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对投资成功率的影响及最优契约特征[13]。
上述学者在研究风险投资时忽略了初始契约对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企业的约束与激励以及市场行情对初始契约的影响, 可以通过比较完备的初始契约来限制委托代理双方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在初始契约当中就对违约行为做出规定, 一旦有违约现象, 将给予另一方一定数额的违约补偿, 从而降低违约倾向, 规避道德风险行为。本研究探讨以风险投资机构无理拒绝再投资的违约补偿来规避委托代理双方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 并探讨不同市场行情下最优初始契约的设计与特点。
3 模型的建立
3.1 模型假设
假设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签订的初始股权激励契约为s=α+βR, 其中α为风险企业家的固定收入, β (0<β<1) 为激励强度, R代表了所有股票的期权。在此激励契约下, 风险企业家可以选择的行动集合为A, a (a∈A) 为风险企业家的一个行动, 表示其努力水平。假定风险投资家为风险中性, 而风险企业家是风险规避的, 且成本为
假定在风险投资执行期间, 受到双方经营理念和利益冲突的影响,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为p (0≤p≤1) ;且在签订初始契约之前规定, 一旦风险投资家单方违约, 必须给风险企业家一定金额的补偿金T (a, p) , 并且补偿金不小于风险企业家的保留收入水平。如果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或者是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比较高, 都会增加风险企业家在签订契约时讨价还价的能力, 即可以获得比较高的违约补偿, ∂T/∂a>0, ∂T/∂p>0, ∂2T/∂a∂p>0。一旦风险投资家违约, 则另外进行风险投资项目将得到产出水平w0。
3.2 双边道德风险契约模型
在给定初始契约的条件下, 风险投资家的期望收益为:EV=E[p (w0-T) + (1-p) (π-s) ];风险企业家的收益为u=s-c (α, β) , 其期望收益为:Eu=E[pT+ (1-p) (s-c (α, β) ) ]。
其中, 风险投资家通过最大化其期望收益来设计初始契约, 设
参与约束IR[15]为:
激励约束IC为:
4 信息不对称下双边道德风险契约设计
信息不对称时, 风险投资家在不能观测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a的情况下确定激励契约, 双方的行动次序如图1所示。
4.1 期权不能执行时
在λa≤x0的时候, 根据风险投资家所给予的股票期权R=me-rtmax[ (λa-x0) , 0], 由于期权具有特殊性, 当股票价格λa小于执行价格x0时, 风险企业家不会执行期权, 其所得只有固定工资α, 因此风险企业家的期望收益为:
根据上文中的激励契约, 由一阶条件可得:
4.2 期权得以执行时
在股票价格λa大于执行价格x0的时候, 契约结束后, 风险企业家会执行期权, 即R=me-rt (λa-x0) , 代入上文中的激励契约, 最优化一阶条件, 且λe-rt=M, 可得:
5 经济意义及讨论
5.1 违约补偿对违约倾向的影响
将违约补偿引入初始股权激励契约后, 由于风险投资家会总是最大化其确定性收益, 求其期望收益的最优化一阶条件, 可以得到:
由上式可以看出, 在签订初始合约后,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主要受投资别的项目所得产出水平、风险企业家投入的努力水平、风险投资家的收入水平以及违约补偿金额等因素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违约补偿金额的大小将对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结论1.相对于无违约补偿的情况 (T=0) , 在初始契约中引入合适的违约补偿金 (T>0) 之后,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会降低。
结论1暗示着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在签订初始契约时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确定合适的违约补偿金额, 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的违约倾向;并且随着违约补偿金额的上升, 这一倾向会降低。表明解聘补偿可以缓解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
5.2 违约补偿和违约倾向对初始契约的影响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当风险企业家不能执行期权时, 在引入违约补偿T与违约倾向p之前, 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为0[16]。但是我们可以从契约设计的结果得到结论:
结论2.虽然激励系数β=0, 但是风险企业家依然保持一定的努力程度。
从结论2我们可以看出, 在引入违约补偿后, 虽然期权无法执行, 但是风险企业家依然保持一定的努力工作水平。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结论, 如果风险企业家不努力, 那么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会比较高 (∂p/∂a<0) , 不光影响到风险企业家的固定工资α, 而且一旦风险投资家违约, 那么投资项目因为缺乏资金无法进行, 将造成巨大的潜在损失;相反, 如果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的话, 那么不光可以降低投资家的违约倾向, 而且在遭遇到风险投资家违约的情况时, 根据∂T/∂a>0, 投资家也必须支付给风险企业家较高的违约补偿金额。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当风险企业家可以执行期权时, 在引入违约补偿T与违约倾向p之前的契约当中的β*, a*与引入T和p之后最优契约当中的β, a比较如下:
对β*, α*求T的导数可得∂β*/∂T<0, ∂α*/∂T<0。据此, 我们可以得到违约补偿金的引入对初始契约的影响。
结论3.在股票期权得以执行时, 引入违约补偿后, 风险投资家在初始契约中降低了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强度和固定工资, 且初始违约当中规定的补偿金的数额越大 (T越大) , 风险投资家提供给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强度β和固定工资α就越小。
结论3隐藏着以下激励机制:初始契约中引入违约补偿后, 虽然违约行为不一定会发生, 但是违约补偿限制了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 降低了违约倾向 (结论1) , 使其不能随意违约, 因为一旦违约, 将会由于违约补偿金的支付而对其造成经济损失。因此, 从风险投资家的角度, 会认为自己违约的隐性成本增加了, 因此往往不愿意支付给风险企业家较高的固定工资和较强的激励;而且初始契约中规定的违约补偿金数额越大, 风险投资家就会认为自身的隐性成本越高, 因此初始契约当中规定的固定工资与激励强度也就越低。
而根据a求p的导数, 可得da/dp>0。
结论4.初始契约当中规定违约补偿, 随着风险投资家违约倾向的上升 (p增加) , 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上升 (a变大) 。
结论4可以理解为在违约补偿初始契约签订前, 如果风险企业家觉察到风险投资家的怀疑态度, 在风险投资项目需要资金支持时很有可能出现违约行为, 那么风险企业家关于未来项目成功以及自己未来收益的考虑会驱使其投入更多的努力。
同时, 由a*<a, 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结论5.在股权能够执行的前提下, 在初始契约中规定违约补偿可提高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水平。
结论5暗示着:一方面股权对于风险企业家有长期激励的作用, 另一方面初始契约当中违约补偿的引入使得风险企业家有了利益的保障, 努力工作对其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因为在风险投资家违约的情形下, 高的努力水平意味着高的违约补偿;而在风险投资家不违约的情形下, 高的努力水平则意味着较高的投资项目成功概率, 对应着较高的未来收益。同时, 结论5也暗示着违约补偿规避了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 使其愿意投入比没有违约补偿的契约下更多的努力。综合结论1与结论5, 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即在初始契约中引入违约补偿, 可以有效地缓解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的双边道德风险。
5.3 市场行情对初始契约的影响
由最优契约设计可以看出, 激励强度β以及风险企业家的行为选择a均要受到股票市场行情M=λe-rt的影响。根据三者对M求导, 我们可以得到:∂β/∂M<0, ∂a/∂M<0。
当股票市场行情较好时 (λ较大、r较小) , 风险投资家会降低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强度, 并要求风险企业家承担较小的风险 (∂β/∂M<0) ;相反, 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 (λ、r较小) , 风险投资家会为风险企业家提供较强激励的契约来激发其工作努力程度, 并且要求风险企业家承担较大的风险。而风险企业家在股票市场行情不好时, 会付出比行情好的情形下更高的努力水平来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提升企业股票的表现, 从而也提高自己未来的预期收益。例如, 安泰科技就于近期公布了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 以便使公司的薪酬制度在业界更具有竞争力, 吸引优秀人才加盟, 实现人力资源目标。普华永道的人力资源业务总监吴富民也指出, 在低迷的市场环境下股权等长期激励的估值较低, 对公司和员工而言能以更低廉的成本发放和取得长期激励;从公司角度可以改善现金流, 节约成本, 在经济危机时期保留和吸引人才。
6 算例分析
在风险投资过程的初始契约中规定违约补偿金的数额, 不仅可以规避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问题, 同样也可以对风险企业家形成激励, 规避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下面通过一个算例, 分析不同的解聘补偿金额是如何影响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行为的。
假设在风险投资开始阶段, 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通过讨价还价签订的初始合约为α=100, β=30%, p为合约签订时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 T为风险投资家的违约补偿金额, 风险企业家的讨价还价能力决定了∂T/∂p的值。在契约执行过程中, 风险投资家发现了更好的投资机会, 如若转投其它项目可以带来净收益w0=1200, 此时根据观察到的风险企业家的行为,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为p*。表1和表2分别体现了不同金额的违约补偿以及风险企业家不同的努力水平对契约签订后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的影响。
(万元)
(万元)
由表1可以看出, 在风险投资家签订契约时, 违约倾向不变;但是随着风险企业家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 (增加) , 初始契约当中规定的违约补偿金额增大, 风险投资家签订初始契约之后的违约倾向逐渐下降, 这说明违约补偿金的引入使初始契约具有了限制委托人道德风险的特征。
而由表2可以看出,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随着风险企业家投入的努力水平的上升, 风险企业的产出也随之增加。在签订初始契约、违约补偿金不变的情形下,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下降。这说明违约补偿金的引入为风险企业家提供了利益保障, 使之更加努力地工作;同时, 由于采用了股权支付的形式, 风险企业家的努力将会提升股价, 为其带来未来收益的增加。
7 结论
从文中的一系列结论可以看出, 不论股票期权是否能够得到执行, 初始契约中引入违约补偿均可以在股权激励作用的基础上对风险投资家进行更进一步的激励, 具体表现在:虽然初始契约当中规定的固定工资与激励强度有所降低, 但是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却仍然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 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的道德风险均得到了限制。这一结论对于风险投资过程中双边道德风险规避机制的完善与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股票市场行情对初始契约设计产生的影响, 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条件下, 风险投资家会增强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强度, 并要求其承担更多的风险, 这为经济危机下风险投资的初始契约设计提供了借鉴。但是最优股权份额的数量以及更为详尽的实证分析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从双边道德风险的角度,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 研究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最优契约。在传统的股权契约的基础上, 引入风险投资家的违约补偿金, 增加了风险投资家作为委托人的违约成本, 降低了其违约倾向, 既规避了风险投资机构逃避为风险企业追加投资的委托人道德风险, 同时也降低了风险企业无效运用投资的代理人道德风险。进一步分析了市场行情对契约的影响, 市场行情不好时风险投资家会提高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 并要求其承担更多风险, 这为经济危机环境下风险投资的初始契约设计提供了理论借鉴。
食品安全与道德风险规避 篇4
关键词：食品；安全；道德；风险
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4.002
一、当代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与实质
食品安全体现的是食品与人的生命健康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讲，食品安全就是食品稳定地满足人的生命健康需要又不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它体现的是食品的数量质量与人的生命健康之间的关系。食品安全的内涵是多方面的，既包括量的安全也包括质的安全。数量的安全不仅包括社会有稳定的充足的食品供给，也包括个人有购买或获取满足自身生命健康存在所需要食品的能力。而质的安全也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不仅要无毒无害，也要富有营养，还要健康均衡。食品的供应与人的生命健康需求是一对矛盾，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食品的数量和质量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变化，而人的需求也在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当代社会食品供应问题已基本解决。在吃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追求绿色健康营养的食品。但当前，营养缺乏，不健康甚至有毒有害的食品大量出现，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食品伤人的事件屡见不鲜，严重危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食品安全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有人形容，“每拿起一次筷子就是一次历险”，反映出当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
表面上看来，食品安全问题由技术水平低，管理不到位，法律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但其深层原因却在于伦理道德的缺失。在食品供应的链条上，各利益相关方包括生产经营者、监管者、消费者，从不同的利益、立场和价值观出发展开博弈，在博弈中食品伦理的缺位或特定条件下道德的失范就会导致利益对健康的侵害。食品经营与监管者不遵循现有的知识判断标准和饮食安全规则，而是明知某种行为有危害，却为了自身利益，主动做出、参与或者放任此行为的发生，从而对公众健康造成伤害。
近期发生的多起食品安全事件反映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经营者在个体利益与公共健康博弈中伦理道德的缺位与失范。一些企业经营者道德素质低下，为了追求眼前利益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不顾消费者的健康，不择手段生产、销售具有安全隐患的食品。首先，违规使用国家明文禁用的高毒、高残留农药或其它化学品，毒素残留严重超过国家标准，成为威胁消费者健康的隐患。如农药超标的水果蔬菜，有抗生素残留的大闸蟹等。第二，在制作、加工处理的过程中违规使用防腐剂、添加剂等，严重威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如添加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添加工业染料和吊白块的腐竹等。第三，某些企业用便宜原料生产出几乎没有营养的产品，也使一些消费者深受其害。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便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没有营养的奶粉虽然不含有毒成分，但它也能使众多婴儿失去宝贵的生命。在众多食品安全事件中表现出的是对利益的过度追求，生命价值观的缺位，伦理底线的突破，社会责任意识的丧失。当代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利益与健康冲突中伦理道德的缺失，其实质是利益对健康的侵害。
二、食品道德失范的原因与机理
道德的形成与失范具有社会历史性，它是道德主体与实践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食品道德的失范既与食品本身的特性有关，也受到食品从业人员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当前中国食品道德的实践环境特征主要在于：食品生产还没有完全从提高数量转向提高质量上来，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状况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较低安全水平的食品由于低价格而存在较大的市场空间；市场发育尚未健全；法制化程度不高，标准不完善；政府监管不够全面、高效；大部分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与权利意识都不是很成熟。由于食品作为一种商品的特殊性，再加上当前食品运行环境中的问题，一些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方式就开始突破了行业规范与道德底线。
首先，食品的经验品和信任品特性导致食品生产经营者责任意识淡漠。食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其经验品和信任品特性非常突出。所谓经验品特性是指消费者在消费之后才能够做出评判的内在特征，如食品的口感、味道和烹饪特征等；信任品特性主要是指即使消费之后消费者也不能做出真实正确评价的有关食品安全和营养水平等方面的特征，诸如营养素含量、农药残留、病菌含量、激素含量等等。当代食品的种类翻着花样出现，而且在其生产、加工、经营过程中有大量新技术的应用，比如食品添加剂、防腐剂不断推陈出新，食品的经验品和信任品特征变得越来越突出。食品的经验品、信任品特性造成食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根本不能凭知觉或经验对食品的质量做出合理的评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食品生产经营者就丧失了责任意识，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足，生产经营伪劣、不合格甚至是有毒有害的食品，直接危害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其次，食品市场的外部性引发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的丧失。外部性指的是一个人或厂商的行为不仅使行为人得到好处或坏处，而且可使其他的个人或厂商也得到好处或坏处。食品市场的外部性引发了食品企业诚信的丧失。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者来说，外部性是这样形成的：优秀厂商生产并出售合乎标准的食品，给消费者带来食品满足感和安全感，而这种食品满足感和安全感可以通过其消费者传递给其他的消费者，这样，某种食品就在消费者心目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消费者不能准确分辨优质产品和伪劣产品时，就可能凭借着优秀厂商留给他们的印象而实际结果是购买了伪劣的产品，结果给不法厂商带来了收益。反过来，不法厂商生产的伪劣产品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正常食用，而且还给消费者带来了心理上的负面影响，致使其有不安全的食品购买心理，同样这种感觉可以被传递给更多的其他消费者。消费者凭借着伪劣产品在其心目中留下的恶劣印象就会对市场上的产品产生怀疑，也就影响了优秀厂商优质产品的销售。而由于食品的经验品和信任品特性，食品市场的这种外部性问题非常严重。这种外部性就驱使一些不法厂商通过各种手段，人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与正规厂商生产合乎标准的产品一起在市场上流通，进而引发不正当竞争与诚信的丧失，造成食品市场的失灵，其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
最后，食品监管的困难造成生产经营者投机心理的产生。食品安全涉及面广，环节多，政府监管受限于人力、物力、财力，在食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留有“自由空间”，而“自由空间”的存在滋生
了大量的投机行为。从客观上讲，食品安全涉及从田头到餐桌的整个产品价值链，食品从最新原材料的生产到最终在市场上流通，要经过众多的环节。各个环节中都有可能出现不安全因素，给监管带来很大困难。而我国的食品生产非常分散，除规模化食品企业外，还存在诸多手工作坊和农户，数量极大，有些还地处隐僻，监管信息十分不畅，这更加大了食品监管的难度。从主观上讲，目前我国监督体制尚不完善，职责分工不明，各部门缺乏统一协调和统筹规划。监管部门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在相互依赖、推诿中消耗掉，造成监管不力。同时，食品监管过程也是监管者自身利益与本职责任博弈的过程，在制度设计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逆向选择”、重罚轻刑、权力寻租以及“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等现象。另外，在食品的监管过程中，存在着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博弈。部门利益的存在，使得部门可能出现“损公肥私”的情况。地方利益的驱动使地方政府做出与政策目标相反的选择。产地监管部门失职，并不在于他们不知道“人命关天”的道理，而在于地方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错位。这些不作为、不公正的监管行为与监管者的责任相背离，一方面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益，另一方面也助长了生产经营者的投机行为。
三、规避食品道德风险的实践对策
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与食品伦理道德的失范密切相关，而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仅凭安全技术的提高、法律的完善和监管制度的健全来实现。市场的负外部性以及公共产品的生产、分配等问题，使市场具有不可避免的失灵现象。政治干预也同样具有局限性。事实表明，“即使是充分的制度设计及安排也不能消除市场机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因而，伦理的介入就成为一种必然。关于伦理与实践的关系，特里·库珀认为，“我们可以将伦理问题的处理视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在时间和信息的制约下为我们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设计最好的行动的过程”。因而，在食品管理的实践中要采取相应措施规避道德风险的发生，只有随着道德风险的降低，食品安全事故才会越来越少。
(一)加强伦理教育，打造道德产业
伦理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层面，而必须使之走向实践，服务于实践。首先，加强伦理教育，重塑道德底线。伦理规范是通过内心信念、教化说服来实现对社会成员的影响的，要对食品从业者进行伦理道德培训，开启个人道德认知能力，灌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食品理念，培养其尊重生命、关爱健康的道德观。其次，要建立有效的引导机制，将食品伦理道德观念引入到食品实践的各个环节，做到伦理决策、伦理生产、伦理监管、伦理消费。第三，支持建立食品生产供应链相关企业组成的行业协会，由行业协会主导行业自身的道德自律。充分发挥食品行业协会在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积极作用，建设道德产业，实现良心生产。
(二)德法并济，维护道德底线
法律与道德都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两者都是调控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在内容上，它们相互渗透，互相包含；从作用与功能来看，它们又相互补充，相互依托。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来讲，法律和道德缺一不可。食品的法律法规只有在借助于食品道德提升为人们自觉的内心信念和行为标准时，才能有效实施。但如果仅有道德的感化和劝诫，而缺乏法律的强制手段，则由于威慑力量的不足可能导致有些人突破道德底线。同样，如果仅仅依靠严刑峻法而缺少道德手段，人们就会因道德水准的普遍低下而不能自觉遵守法律。因而，要加强两者之间的互动。一方面，要在食品相关法律的制定中，增加食品伦理道德规范内容，加快道德向法律的转化。另一方面，要在建构食品伦理道德体系的同时，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卫生法律体系，加大惩罚力度，刑罚结合，使投机者一旦越过食品道德的底线就会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
(三)建立食品供应链跟踪系统，规避投机心理带来的危害
由于食品的经验品、信任品特性，有些食品的质量不容易直接判别，甚至在消费之后也不能马上发现问题。比如，辐照食品和转基因食品，如不标识，消费者就很难判别。同时，由于市场的外部性问题，即便出了问题，有些产品也很难追溯到相关责任人。而这也正是造成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生投机行为的原因。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食品供应链跟踪系统，来最大限度地遏制投机行为的发生。食品供应链跟踪系统使得食品具有明确的身份，具有从农田到餐桌的可知性与可追溯性，可以有效地减少投机行为的发生。要求企业将相关标识信息揭示在食品包装上，以便于消费者的识别和认定。供应商通常有着很强的经济驱动性，在实行食品供应链跟踪的情况下，他们就会积极采取措施，避免食品质量或安全问题给其自身或品牌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某种产品一旦出现问题，这些标识信息对于追溯责任人能够发挥很大作用。
(四)完善监管制度，缩小“自由空间”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食品安全监管是指“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机构实施的强制性管理活动，旨在为消费者提供保护，确保从生产、处理、储存、加工直到销售的过程中食品安全、完整并适于人类食用，同时按照法律规定诚实而准确地贴上标签”。政府对食品市场进行一定的管制对于保障食品安全是必须的。因为仅寄希望于企业的自觉行为，而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则很难希望所有的企业都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强化外部监督。监管和“自由空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监管力度越大，制度越完善，机会主义的“自由空间”就越小。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者和管理者，在企业或市场经济环境未完善时，政府要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今后应该在加强食品立法和监管制度的建设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尽到其尊重、保护和促进公民食物权的责任。
(五)强化社会监督，增加道德压力
充分发挥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给有出现道德失范可能的食品从业人员施加足够的外部压力。要明确社会价值导向，加大宣传力度，使企业把追求利润的行为跟社会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加强正面引导，塑造道德楷模，保护和宣传那些守法经营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的企业，弘扬正义。另一方面，要深入揭露食品安全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对那些恶意造假坑害百姓的不法分子予以曝光，使其无地自容。媒体与社会的监督，能够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自律，让其时时慑于媒体的监督和曝光之下。市场经济中每个生产经营者都关注自己的声誉，社会和媒体监督会形成威慑作用，形成对生产经营者的事前约束，使生产经营者不敢越雷池半步。已有诸多证据表明这种间接惩罚在打击劣质产品方面非常有效。通过舆论的引导和监督，最终可以形成一个扬善抑恶、扶正祛邪的社会氛围，最终使假冒伪劣产品失去市场，从根本上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
(六)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企业遵循道德规范
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政府的监管措施与监管手段的创新，还需要消费者的积极参与，共同努力。没有挑剔的食品消费者，就不可能有精致的食品生产者，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行为是对生产经营者机会主义的最有力约束。作为消费者，要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那些不讲责任的企业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这样对食品企业形成一种他律的压力，迫使其遵循道德规范，进而逐渐实现食品道德内化。然而，当前我国的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比较弱，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意识还比较差，不少消费者购买不安全的食品，使许多不法商人有利可图。因而要通过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和维权意识，增强其自我保护和参与监督能力，这样可以从外部迫使企业树立社会责任意识。
总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就必须着眼于食品道德观的建设，采取多种措施规避食品道德风险。只有实现了伦理生产、伦理经营，百姓才能吃上放心食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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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晓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现状、问题与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2008(1):45-48.
投资道德风险 篇5
最近二十年来，行为财务学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相关成果，尝试将经济主体非理性心理纳入财务研究中，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其中，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财务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证实，人类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而这一心理特征在管理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过度自信，是指人们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和成功概率，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低估运气、机遇和外部力量的作用。在决策领域，出于对不良后果的自发规避，过度自信又常常表现为决策者系统地高估预期收益或成功概率、低估成本或失败的可能。Roll率先采用管理者“狂妄自大”假说解释企业非效率并购行为，认为大部分兼并活动是由于管理者过于自负、判断失误造成的，盲目并购不但没能实现假想中的协同效应，反而在并购后降低了企业价值。Heaton通过构造一个二期模型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在不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一方面会高估企业权益价值，排斥使用权益融资，这在内部现金流不足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投资不足;另一方面他们又会高估项目的期望净现值，在内部现金流充裕的条件下过度投资。因此，管理者过度自信会使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提高，可能引发非效率投资。
Heaton的研究未能考虑管理者道德风险问题。在现代企业中，以经理人为代表的管理者拥有董事会授予的对生产经营、资产运作和雇佣劳动力的直接决策权，其契约目标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然而合同签订后，由于信息不对称，董事会和所有者很难及时掌握管理者的实际工作情况和努力程度，于是管理者可能偏离股东目标，追求私人利益，最终损害股东利益。反映在企业投资上，这种道德风险可能表现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投资短视或过分多元化等种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现实中，管理者道德风险往往与过度自信心理联合发挥作用，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
基于此，本文拟放宽Heaton的研究假定条件，探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一、基本假设
假设某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委托人)出资建立。管理者(代理人)受托进行经营管理，负责公司的投融资决策;委托人享有公司剩余价值的追索权和监督代理人工作的权利。假定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为中性，资本市场潜在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为中性。
管理者具有利己动机，按照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投资决策。和传统道德风险模型一样，管理者的隐藏行动可以用其为股东利益服务的努力程度e表示，其个人为此承担的努力成本为C (e)=βe2。出于激励目的，企业授予管理者m (0≤m<1)份额的股票。管理者具有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而投资者是理性的，能够根据管理者努力程度正确地推测项目成功机会。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不存在交易成本。所有经济主体均为风险中性的，无风险利率为0ㄢ
在一个二阶段投资过程中，企业在时点为0时发现投资机会并决定是否投资，投资成本为I。企业现有自由现金流CF不能满足投资需求，所缺资金需要通过在资本市场上举债或扩股募集。为简化分析，假设企业只能在这两种方式中择其一。时点为1时，企业实现投资收入。假设投资收入只有两种可能，即R (R>0)和0，出现概率分别为p和1-p。管理者的努力程度e将决定项目成功的概率p=λe，其中：λ>0, p∈(0, 1]。不过，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自身努力对项目成功概率的贡献，因而其认为p^=(λ+△)e(△反映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0)ㄢ
假定股东清楚地了解项目成功机会与管理者努力程度的关系，即p=λe，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其无法知晓管理者的努力程度e。为此，股东决定对其增加一定的监督力度q (0
二、举债筹资时的投资决策
假定企业采取举债方式募集投资所需资金I-CF，令债务利率为r，破产成本为b(假设b是固定成本)。资本市场将根据其推测的企业成功机会进行贷款定价。资本市场上的债权人预期有p～的机会(即当项目成功时)在时点1时根据约定收回债务本息I (1+r);同时又有1-p～的可能(如果项目失败)损失全部债务本金，其期望收益为p～(I-CF) (1+r)=(I-CF)。在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中，套利活动将使得所有债权人最终的期望投资净收益为0，即：
由此，资本市场确定的贷款成本为：
如果管理者决定举债投资，则其个人通过投资项目获取的期望净收益为：
管理者将根据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最佳努力程度e^*。为此，令鄣M^/鄣e=0，可以得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的最佳努力程度：
而对于理性管理者，有：
令鄣M/鄣e=0，可以得到理性管理者的最佳努力程度：
由于△>0，显然，e^*>e*，即可得到推论1：企业举债投资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比理性管理者将更加努力工作;管理者越是过度自信，则其努力程度越高。
这一推论说明，过度自信有利于提高管理者为股东努力工作的程度。同时也说明，管理者最佳努力程度与股东和资本市场监督力度q无关。
那么，更加努力工作的管理者是否能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呢?
假定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已经确定其最佳努力程度，现将e^*代入(1)式，得到：
此时企业投资的实际净现值为：
管理者接受投资项目的标准是M^>0，即M^/m>0;而理性投资的标准是NPV>0。比较这两种标准的差别：
图1中的曲线反映了这种非效率投资可能性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关系。纵轴是理性投资标准与过度自信管理者投资标准的差异，即(7)式的结果。当m、q一定时，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佳自信程度△*，使得(7)式的结果为0，这时管理者投资决策标准符合NPV法则，不会发生非效率投资;而当0<△<△*时，(7)式结果大于0，说明过度自信管理者的决策标准过严，可能在NPV>0>M^/m时拒绝实际NPV为正的项目，造成投资不足;当△>△*时，(7)式结果小于0，说明过度自信管理者决策标准过于宽松，可能在NPV<0
推论2：企业举债投资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可能引发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管理者自信程度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最佳水平，使得非效率投资不会发生;如果自信度偏离这一水平，偏离程度越高，非效率投资发生的几率越大。
通过管理者投资决策临界条件M^=0可以观察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现金流的关系：
对CF求导，有：
由于1+△/λ>1，而0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管理者心理偏误易加大企业非效率投资倾向，而股东监督则有利于矫正这一负面作用。
三、发行权益证券筹资时的投资决策
假定企业拟发行份额为1-α的股票募集投资所需资金I-CF，则管理者持股份额下降为mα。对新入股的投资者来说，预期有p～=qλe的机会在时点1享有投资收入(1-α)R;有1-p～的可能一无所获，其期望收入为(1-α)qλe R。在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中，套利活动将使得所有投资者最终的期望投资净收益为0，即：
此时管理者通过投资项目可以获得的个人预期净收益为：
令鄣M^/鄣e=0，可以得到使M^最大化的管理者最佳努力程度：
而对于理性管理者，有：
令鄣M/鄣e=0，可以得到其选择的最佳努力程度为：
显然，e^*>e*，即可得到推论4：企业发行权益证券筹集资金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比理性管理者将更加努力工作;管理者越是过度自信，则其努力程度越高。
权益筹资方式下，管理者努力程度与其个人的自信程度无关，只取决于股权激励强度m、个人工作效率λ(即主观努力转化为投资成功机会的效率)、项目成功收益R和努力的成本系数β。
尽管努力程度提高了，在发行权益证券筹资时，过度自信依然可能引发非效率投资决策。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接受投资项目的标准是M^>0。把(11)式确定的最佳努力水平代入(10)式可知：
而理性投资决策的标准是NPV>0，其中：
两者的差距体现为：
(16)式所反映的企业非效率投资可能性与管理者自信程度的关系和举债投资时的情形相类似(参见图2)，所不同的是，权益筹资方式下反映两者关系的曲线更平缓一些，且使非效率投资不会出现的最佳自信度△*更大一些。故可得到推论5：企业发行权益证券筹资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可能引发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当外部监督激励条件一定时，管理者自信程度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最佳水平，使得非效率投资不会发生;如果自信度偏离这一水平，一定范围内的偏离程度越高，非效率投资发生的几率越大。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现金流的关系可以通过管理者投资决策临界条件M^=0得到。
对CF求导，有：
即与(8)式相同。由于1+△/λ>1，而0
四、激励、监督对道德风险的干预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激励和监督是降低代理人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激励的目的是通过制度设计使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委托人的相一致，从而使其自愿采取对委托人有利的行动;而监督则是通过制度设计使隐藏行动透明化，使代理人不得不向委托人透露真实的信息，让委托人了解代理人的行动。上述投资模型中，管理者持股份额m和股东监督力度参数q就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治理手段。
那么，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条件下，这两种传统治理工具在促使管理者努力工作和减少非效率投资方面会产生怎样的效应呢?
1. 激励、监督对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努力水平的影响。
在经典道德风险模型中，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通常与委托人激励或监督力度呈同方向变动。从(2)式和(13)式可以看出，在前述过度自信模型中，不论采用哪种筹资方式，过度自信管理者的最佳努力程度e*都与监督力度q无关，但与股权激励程度m正相关。图3、图4分别反映了这一特征。
图3、图4还显示，管理者为募集投资资金所采取的融资方式不同，其个人的最佳努力程度也显著不同。举债筹资会促使管理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其原因主要在于破产威胁的强约束作用——潜在破产成本b越高，两种融资方式下工作努力水平的差异就越大。由此得到推论7：过度自信条件下，管理者工作努力水平(道德风险)与受到的监督程度无关，但与股权激励程度正相关;股权激励在企业举债筹集投资资金时更为有效。
2. 激励、监督与过度自信管理者的非效率投资。
在前述模型中，非效率投资发生的可能性取决于佐NPV-M^/m襔的大小。佐NPV-M^/m襔越大，说明过度自信管理者与理性管理者投资决策发生分歧的几率越大，非效率投资出现的可能性也越大。
从(7)式和(16)式可以看出，非效率投资出现的可能性与管理者自信程度△、外部监督q和外部激励m的组合状态有关。当管理者自信程度一定且△>λ时，在理论上存在一个理想的监督激励组合mq*，使得佐NPV-M^/m襔=0，即非效率投资决策不会发生。
对于负债筹资方式，该组合满足：
对于权益筹资方式，该组合满足：
实际的激励/监督/管理者自信组合越是偏离以上最优水平，则非效率投资出现的可能性越大。
在上述最佳状态下，作为降低道德风险的治理手段，监督与激励存在相互替代的作用;而监督激励程度总体与管理者既定自信程度存在非线性关系。
(1)自信程度△>λ时，管理者越是自信，则为实现效率投资所需要施加的外部监督激励越少，反之则越多。这说明管理者自信程度超过一定水平后，会与外部监督激励形成替代作用——这与陈其安等(2007)关于外部监督和团队成员过度自信作用相互替代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此时，针对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设计的监督激励强度应随着其自信度的提高而适当降低;片面的高激励、强监督并不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管理者;管理者自信能够节约企业的治理成本。
(2)自信程度△≤λ时，根据(7)式和(16)式，企业发生投资不足的可能性无法消除。要降低这种可能性，企业只有尽量减少股权激励m，同时加大外部监督q(参见图5)。不过，外部监督力度加大会受到监督成本制约;而股权激励的减少也可能降低管理者努力水平，造成本模型未考虑的其他道德风险情形发生。
注：m、q分别代表股权激励力度和监督力度，其中：m0>m1, q1>q0。当△≤λ时，提高q或减少m可以降低非效率投资发生概率。
五、结论
由于管理者具有利己动机且其与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在公司财务决策中普遍存在。本文研究了道德风险背景下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在资本市场完全竞争且信息对称、投资者理性假设下，通过构造二期投资模型研究发现：
第一，过度自信心理能够提高管理者为股东利益服务的努力水平;但也可能由于管理者错误判断项目预期收益而造成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
第二，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可能性存在非单调关系;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正相关。
第三，过度自信条件下，管理者工作努力水平(道德风险)与受到的监督程度无关，但与股权激励程度相关;股权激励作用在企业举债筹集投资资金时更为有效。
第四，对于自信度较高的管理者来说，存在一个理想的自信度—监督—激励组合，能够杜绝非效率投资发生;此时，管理者自信有助于节约治理成本。但是若管理者自信度较低，公司治理的可取措施是适当减少股权激励，加大外部监督力度。
参考文献
[1].叶蓓, 袁建国.企业投资的行为公司财务研究综述.会计研究, 2007;12
[2].陈其安, 杨秀苔.基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研究.管理工程学报, 2007;1
[3].Roll Richard.The hubris hypothesis of corporate takeovers.Journal of Business, 1986;59
投资道德风险 篇6
关键词：雷士照明,内讧,企业轨迹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 这句自古流传下来的俗语, 教导人们万事要和为贵。但是雷士照明事件的当事者显然没有意识到, 更没有理解“和为贵”的意思。照理说创业者与投资人从不认识到互相接触、互相了解, 最终做出是否结合的决定一定是基于某种理念的相同, 但在中国最终却只有少数能够“喜结良缘”“白头到老”的更是凤毛麟角以打得不可开交形成闹剧、以反目成仇作为结局的不在少数。
一、雷士照明风波
2012年5月, 雷士照明有消息传出, 创业者“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CEO及下属所有企业的一切职务。此消息一出, 投资者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股价已暴跌三成。从而引发了一次公司治理革命。投资者接任董事长而出任CEO的则是来自另一投资方施耐德。
创业者会如此毫无征兆地从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出局对他而言,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曾经借助资本的力量完美地解决了创业股东之间的纠纷.而今, 却几乎栽在了资本的手上。回顾这一路走来跟资本打交道的历程在这场资本游戏中, 更多的则是创业者的无奈以及与资本博弈的稚嫩。单看这出宫斗戏, 似乎是投资人胜了。然而雷士照明的股价却不尽如新董事们之意从5月25日的开盘价2.16港元.跌至7月13日的1.41港元.并从13日开始停牌数周。股票暴跌, 损害的利益链又进一步扩张了, 这已不再是创业者和投资者的个人恩怨还影响到了雷士的所有员工甚至是整个业界。然而这场具有标本意义的戏剧, 现在看来是没有真正的胜利者。
从雷士照明的股权结构来看, 投资人有四席, 而创业者一方仅有两席。失去了对董事会的控制, 也就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因投资人夺权而毁掉创业公司的案例比比皆是。
二、双边道德风险问题
回顾雷士照明与投资者之间的合作历程, 究其原因是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出现的双边道德风险。缺乏资金是每个民营企业成长道路上必然碰到的问题, 解决资金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 引入风投基金或股权私募基金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方式。风险投资既在扶持初创企业发展、提供资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也能为企业带来人脉资源和发展建议, 完善公司制度规范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但同时也带来企业家与投资方之间的斗争和冲突。
在风险投资过程中, 风险投资家不仅仅需要投入资本, 同时还要向企业提供企业运营管理、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这种双重投入是创业投资区别于一般融资方式的重要特点。一方面, 企业家作为公司的创始人, 在技术研发、人情笼络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他们往往缺乏商业运作、资本运作的经验;另一方面, 风险投资家作为经验丰富的市场中介和资本机构, 对商业运作和资本运作往往有较好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能够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给予企业更大的帮助。然而, 无论哪方的努力, 都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成本, 这促使双方都有可能为了逃避责任、降低成本而产生投机行为, 这便引发了风投中的双边道德风险。
三、如何化解双边道德风险
契约工具的选择与安排是解决企业家和投资人双边道德风险问题的重要手段。现实中, 创业投资双方关系复杂, 难以完全有效地化解这一问题。与国外的风投案例相比, 国内的风投模式死板, 往往是分阶段现金投入、股份回购和违约补偿协议、直接或间接参与企业管理、要求企业管理层期权分配, 也有的风投加上对赌协议。缺乏可转换债券、经理人市场声誉约束机制、结合控制权的相应治理机制等相对灵活的制度工具使得投资方与被投资方的博弈超出了底线, 双边道德风险使得矛盾激化、局面失控。对于雷士照明这样的上市公司来说, 员工罢工和经销商倒逼不仅正常的生产经营被打乱, 市场份额不稳, 高层互曝内幕更让公司形象毁于一旦, 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普通投资者利益受损, 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也受此影响。在风险投资市场中, 不论是企业家、被投资企业还是投资人, 都存在很大的个人差异, 故在对他们的道德风险防范中, 不能仅仅是各种措施的简单叠加, 还应该根据不同个体的不同情况,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还包括企业家和投资人的博弈和谈判起到的影响作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环境下, 企业家作为公司创立者和精神领袖的地位并不是投资人用股权就能替代的, 中国这个讲人情的社会也让企业家在与投资人的矛盾斗争中获得更多的支持, 这也是中国工人更容易在领袖和公司之间选择忠于领袖的原因。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家和公司治理结构缺一不可, 认识到这一点, 投资方与被投资方才能时刻摆正自己的位置, 合作才能更长久。因此, 在风投机构与企业“联姻”之前, 企业家深入了解风投机构的投资风格和案例, 投资人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筛选和评估, 尽可能消除双边逆向选择;然后订立较为完备的合作契约,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在制度框架内解决双边道德风险困境、约束双方利益博弈行为;投资人通过分期投资、与控制权结合的相机治理机制等制度安排增强对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防范, 企业家通过股权回购、市场声誉约束等机制对投资人进行约束;双方出现矛盾冲突时, 应通过谈判协商或法律途径来解决, 最大化减少负面影响, 维护各方利益, 这才是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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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海波, 曹丹.雷士照明控制权之争是否终结?[N].中华建筑报, 2013-05-17018
投资道德风险 篇7
关键词：风险投资,国际比较,对策
1 风险投资的创新特征及国际趋势
风险投资源于英国,兴于美国。广义的风险投资,泛指一切具有高风险和高潜在收益的资本投资。狭义的风险投资,则是指专门用于购买在新的思想和新技术方面独具特色的小企业的股份,并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创新小企业的经历和管理。而根据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型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中的一种股权资本。相比之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则更为广泛,认为:只要以高科技与知识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业服务的投资,都可视为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是一种新型的、专门支持创业者创业的投资工具,任何商业成果要实现商业化,都要承担很大风险,失败的可能性很大,用银行贷款或传统的筹资方式都很难解决,所以,风险投资本身便是一种投资工具的创新。其主要特点是:(1)高风险性:因为它投的都是创新项目,因此风险很高,包括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等。(2)组合性:投资于一批项目群,比如投资十个项目,往往成功三个,失败七个。这就是“成三败七”的风险投资规律。(3)权益性:风险投资不看重企业的短期收益,而看重企业价值的增值。(4)长期性:正因为它是一种权益投资,所以必须是长期投资。风险投资从投入到退出,一般需要3到7年,经过初创阶段、开拓阶段、成长阶段,到成热阶段之后才能退出。(5)专业性:风险投资区别于其他投资就在于不但给企业提供资金,还要与其共担风险,并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特别是企业的重要人事决策和财务决策。
20世纪80年代以后,风险投资业迅速成长为全球化产业。2003年之后重新整合的国际风险投资基金表现出了新四大特征:(1)投资企业选择上重点转向“种子公司”;(2)在退出渠道方面,更加重视兼并和收购(M&A)而不是过去的首次公开募股(IPO);(3)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输出“企业家制度”。2006~2010年里,中国、印度、北美、欧洲、以色列等将成为国际风险投资回报最高的市场(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分析,未来5年在中国的风险投资收益率将高达20%);(4)重点投资行业有所转变,2005年以来投资已向环保和能源产业大幅度倾斜。国际风险投资业的全球化战略必将有力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及创业体制的大发展。
2 国际比较视角下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和问题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无论从风险投资的机构数量、资金规模,还是从风险投资机构的结构上来看,我国风险投资的整体水平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按照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截至2002年底,我国各类风险投资机构的数量在300家左右,管理资金达600多亿元,投资额85%以上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风险投资不断壮大的同时,高科技产业基地近年来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保持在25%以上,也进一步说明了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速度之快。
但若在国际大环境中进行横向对比时,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发展还存在许多不足。
(1)发展阶段滞后且发展很不平衡。
纵观国际风险投资的现状,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滞后。美国风险投资业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无论是运行机制还是周边环境的发展都已很成熟,风险投资在美国已呈繁荣发展之势,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一枝独秀,成为其他国家发展风险投资效仿的榜样。按照范柏乃给出的风险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美国的风险投资发展已处于成熟阶段。
相比之下,我国风险投资的重要性在我国的深圳、北京、上海三地得到了高度重视和空前发展,但在其他地区还远远不够,地区差距很大,发展还很不平衡;横向对比,我国的风险资本规模仍然偏小,投资实力弱、投资效率低、风险投资人才紧缺、相关法律制度及市场环境不完善,仍处于缓慢发展的初创阶段。
(2)投资机构数量少且投资规模小。
尽管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得很快,投资的结构也在不断得到优化,但是从国际上比较来看,我国风险投资机构数量少、投资规模小已成为我国风险投资业的现实。例如:
美国:当前美国的风险投资占全球风险投资的70%,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已达4 000多家,风险投资总额达1 000亿美元,每年约有10 000个高科技项目得到风险资本的支持。
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英国前首相马格利特·撒切尔的推动下,风险投资开始真正发展起来,2000年时就已经达到82.56亿英镑,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据英国风险投资协会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85年以来,英国每年约有1 000余家风险投资公司在运作风险投资。
我国的风险投资,年度投资规模很小。从图1可以年看出,我国风险投资不仅仅投资机构少,而且资本金累计规模小,许多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实力薄弱,支撑一个大型的科技项目都很困难,因而只能支持一些“短平快”、投资少、风险低的项目,不能利用项目组合、分散投资的方式来分散风险,从而不能真正体现出风险投资的意义。
(3)资金结构单一且社会化程度低。
风险投资企业成熟的标志之一是风险资本来源构成的合理性,即资金构成的多元化。在风险投资业较成熟的国家里,风险投资公司能够多渠道筹集资金,风险资本的社会化程度比较高,银行、社会保障基金、保险基金、捐赠基金、企业资金等都是风险投资基金的重要来源,而且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从图2的统计结果显示,在美国风险投资的资金中,养老金、企业资金始终占据很大的比例,尤其是养老金几乎占据美国风险投资资金的半壁江山,而且有越来越大之势。英国的风险投资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养老金在风险投资资本中占据最高的比例,其次是银行、保险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实现了资金来源的社会化,不同的投资主体在风险投资中都占有不小的份额。
我国风险资本来源结构已出现与风险投资发达国家趋同现象,不同的投资主体在不断增加,但实际上还停留在形式上。来源于国内企业的资本主要是国有独资企业或者是国有控股企业,这些资金现在仍属政府资金;金融机构投资也主要来源于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都是国家注入,属于政府资本。所以,我国风险资本的国内来源主要还是集中在政府资本一家之身,含有个人资本的其他资本只是占据非常小的比例,风险资本来源结构单一,资本来源社会化的程度依然很低。
(4)缺乏退出机制而不能实现收益。
风险投资运作的最重要一环是风险资本的退出,即退出风险投资公司收回投资。国外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完善,通常将风险企业上市或出售,主要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方式出售给大企业,个别情况下也可出售给企业员工和创业者,创业者可通过在最初就确定期权的方式买回风险企业的股票。同时国际上的二板市场也很发达,如美国的NASDAQ,英国的AIM(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Tech market技术版,欧洲EASDAQD等,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了比较畅通的退出渠道。
在我国,实施风险投资最大的困难就是“变现难”,即退出困难。我国现有的主板市场尚有待发展完善,而2004年5月在深圳设立的中小企业创业板块,与真正意义上的二板市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现有的退出情况看,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比例比较小,有相当大比例的风险投资被固化在风险项目上,不能蜕资。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上市、被其他企业购并和企业内部回购等三种撤出方式之间的比例大致为4:10:5。上市和被其他企业购并所占比例明显低于国外,上市偏低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被其他企业购并偏低的原因主要是:国外的资本市场具有极强的资源配置功能,国外企业间的购并主要是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通过“股权置换方式”或者“以股权置换为主、现金投入为辅”的方式进行,而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融资,而并非资源配置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企业间的购并以现金收购方式为主,结果是,不仅大大增加了企业购并的难度和风险,更使得中国创业投资难以借助企业购并的方式进行资本变现。
3 推进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国际大环境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风险投资还有很大的差距。美国自1956年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建立以来,已发展成为风险投资最发达的国家,它已成功地孵化出IBM、微软、英特尔和雅虎等跨国企业。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对推动我国中小高科技企业R&D能力乃至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2004年以来是我国风险投资加速大发展的阶段,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2005年起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以色列之后的第三大创业国和风险投资国。如果以我国经济总量作为衡量标准,从长远看,国内风险投资可以运作的空间非常大。因此为适应国际发展趋势,我国应该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业。
结合风险投资的“J曲线效应”,本文认为大力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应做好以下工作:
(1)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为保障风险投资四个过程的顺利进行运作,应制定相应的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规范风险投资运作机制,规范风险投资行为,规范产权产易行为和技术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技术持有者的权益。
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实行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信贷担保等优惠政策支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条件、风险投资的运作和管理以及风险投资资金的筹集、项目选择等在法律上予以明确,推动风险投资健康发展。2006年出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对风险投资的发展也将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2)积极探索以创业板股票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多渠道退出机制。
从上面风险投资“J曲线效应”图形我们看出,退出渠道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必要条件,退出渠道越便利越健全,风险投资发展越快,相反,退出渠道越不健全,风险投资发展就越缓慢。这也是风险投资开始进入就要考虑的问题,是风险投资完成其生命周期的关键一步。因此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必须做好这最重要的一步“棋子”。
我国设立创业板市场应有一个正确的功能定位,即主要是用来为创新型企业融资和风险资本退出服务的市场。为此,我国的创业板市场应当降低上市门槛和交易费用,加强市场的透明度和监管力度,实行严格的摘牌制度。而不是像现在的中小企业板那样,成为一种折衷的四不象市场。同时,可以利用境外创业板股票市场,使高新技术企业境外上市。此外,要消除产权流动不畅的障碍,建立规范的风险资本产权市场,加快产权制度改革,规范产权市场。总之,只有积极发展和完善多层次多功能的资本市场,为创新型企业的融资和风险资本的退出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才能有力地促进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3)实施面向全球的风险投资专业人才战略。
整个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离不开风险投资专业人才的支持,因此应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战略。首先,要加大教育投人,通过高校培养、在职培训等多种形式,加快培养风险投资的复合型人才。其次,引进掌握世界前沿科技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组织科研机构人员专门研究“高精尖”技术,以确保技术资源的丰裕,为发展风险投资奠定牢固的技术基础。
(4)实现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
从风险投资的“J曲线效应”图形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风险投资的初创阶段和开拓阶段,特别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仅靠政府资金的支持是不现实的。因此,随着风险投资的发展,应该积极拓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初始阶段,应该以政府为投资主体,通过发展和建立政策性的不以赢利为目的风险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来为中小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和管理服务。但由于政府财力有限,仅靠政府出资推动风险投资的发展,弊端已暴露无遗。因而,以后要过渡到以企业的出资和个人为主,最后发展到以成熟的机构投资者出资为主。风险投资公司设立时要注意政企分开,鼓励非国有企业、个人、外商及其它机构投资人股,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实现投资多元化,使民间资本在风险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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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人民大学:《2004中国风险投资年鉴》[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98-107。
金融道德风险问题分析 篇8
1.1金融道德风险的概念
道德风险源于研究保险合同时提出的概念, 以后逐渐被制度经济学家和产权学家所使用。经济学家对道德风险的研究由来已久, 亚当斯密早在1759年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就表明了道德风险的存在。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道德风险就是指某些道德行为在实践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因此金融道德风险, 可以理解为市场参与人在从事金融活动的过程中, 交易的一方违反市场一般机制或道德规范、法纪约束, 利用各种便利条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 作出对他人不利的隐蔽行为, 从而让他人承担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道德风险一般表现为投机取巧、偷懒、搭便车、欺诈、违约、违规、设置陷阱等形式。
1.2 金融道德风险的特征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道德风险的发生将对整个金融和经济系统造成重大危害。金融道德风险是道德风险在金融领域的反映和体现, 既有道德风险的一般特征, 又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隐蔽性。基于道德层面所发生的风险有其内在的隐蔽性,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金融道德风险源于人们非道德行为带来的金融利益诱惑, 属于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和动机, 道德风险的触发是金融参与者在背离道德标准的前提下满足个人膨胀的利益需求的过程, 而这种动机和心理在转化为行动之前很难被人察觉;另一方面, 由于现代发达的计算机网络和丰富的知识储备, 行为人往往会设下重重障碍来掩饰其非道德金融行为, 经过层层掩盖, 这种非道德风险被发现的可能性越小, 这样风险就积累越深, 将来一触即发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金融道德风险一旦发生, 便会给金融和经济带来长期的持续灾难。
(2) 传染性。金融已经贯穿了所有人的生活, 是一个“多边参与”的“信用网络”, 不仅涉及直接参与的团体和个人, 还涉及间接参与的团体和个人;不仅涉及金融信用体系本身, 还会扩散到非金融体系以及社会信用的各个方面。正因为金融行为已经关乎人们的生活, 所以, 一旦一方信用链条出现问题, 极有可能传染到其他的环节。同时, 金融活动有其特殊性, 信誉对金融行业的正常运行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一旦爆发金融道德风险, 必然会导致金融业信誉下降, 引起社会对金融的信心减弱, 产生金融信用危机, 金融信用危机又会波及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网络的每一个连接点, 造成金融业和整个社会的信用危机, 产生“雪崩效应”。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因为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冲破了道德的边界, 为了自身利益, 在信用评级机构的助长下, 将经过层层包装的次级债推向了美国市场乃至全世界的金融系统, 导致了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 造成社会对金融业的信心大打折扣。
(3) 破坏性。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金融道德风险的隐蔽性, 表明其潜伏期长, 极有可能带来巨大损失;金融道德风险的传染性, 可能造成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 引起社会对金融的信心下降, 造成信用恐慌, 从而金融道德风险的破坏性已经显现出来了;同时金融道德风险的破坏性还表现在其无法通过风险转移等手段来化解和控制, 一旦发生就只能靠自身来化解和承担。至今为止, 保险业还没有将金融道德风险纳入可保范围。
2 金融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2.1 金融道德风险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
(1) 基于信息经济学角度, 金融道德风险属于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 是拥有信息的双方 (多方) 参加博弈的结果。要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 从事金融的各方就必须达成完全契约, 才能防止金融道德风险。但实际上契约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完全的, 这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对称信息的存在, 总有一些“隐蔽行动”或“隐蔽信息”是无法被契约的另一方所察觉。比如, 银行在发放贷款时, 不可能完全和全面了解贷款企业的财务、经营、管理等信息, 这样企业就处在了信息优势方, 当机会成本可控时, 企业极有可能违反契约规定, 产生道德风险行为;再如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受评对象与投资者之间的中介, 面临多方的不对称信息, 一方面, 信用评级机构无法透彻知晓受评对象的信息;另一方面, 投资者作为信息的弱势方, 无法预测受评对象的财务、经营等状况, 更加无法知道评级机构是否切实履行了市场“质检员”的角色。二是订立和实施契约的成本, 过高的交易成本会容忍一部分“道德风险”的存在。比如股份制公司如果不依赖外部资金, 公司就无法运行, 这是他们就会利用信息优势, 让投资者承担一部分道德风险。
(2) 基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 金融道德风险属于“经济人”伦理道德沦丧问题。伦理经济学认为, 人类活动具有两种约束要素, 一种是由制度、体制、成文法、规定、规制等因素构成的正式约束条件;一种是由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因素构成的非正式约束条件。金融道德风险的存在证明了非正式约束条件的重要性, 用伦理道德来防范金融风险,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式约束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伦理道德是保证信用存在、交易顺利进行的基础, 是金融活动得以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 金融领域基本的伦理道德缺失会产生金融道德风险。
(3)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 金融道德风险属于金融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问题。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同时存在。一方面, 人总是想把事情做到最好, 但人的理性又是有限的, 这就导致了契约不完全性的必然。另一方面, 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即在非均衡市场上, 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 会导致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取非常微妙而且隐蔽的手段。鉴于此, 在金融交易过程中,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 导致交易合约的不完全, 同时机会主义倾向的存在, 促使当事人采取必要的手段攫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 金融道德风险的存在就是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作用的结果。
2.2 金融道德风险产生的现实原因分析
(1) 金融参与者的自利本能失控是金融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
道德作为非正式约束, 是否遵循完全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本能。金融行业具有其特殊性, 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 金融参与者在从事金融活动的过程中, 由于其自利本能的存在, 很容易冲破内心的道德防线, 产生道德风险行为。
(2) 过度的官方保护政策加大了金融道德风险产生的可能性。
基于金融行业的重要性, 为了避免金融风险扩散, 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 各国对金融业的管制和保护相当严格。但是, 过度的官方保护同样会带来逆向选择问题, 引发道德风险。金融道德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金融参与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将其行为成本转嫁给别人, 从而造成他人乃至社会的利益损失。因此, 过度的官方保护就建立起了非道德行为成本的转嫁机制, 这样的话, 行为人就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无所顾忌。比如建立金融安全网 (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人制度等) , 对金融业提供的救助、担保和承诺等。这些政策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 也蕴藏着风险。金融机构存在一种“一人犯错, 全体买单”的心理, 特别是各国政府一直奉行的“大则不倒”倾向, 更滋生了金融道德风险。自2007-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以来, 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了这种过度保护政策所蕴藏的道德风险问题, 甚至金融业的巨头都面临着倒闭。
(3) 内部控制不严。
金融道德风险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金融从业人员管理等把关不严导致的。金融业其实是集所有金融参与者的资金来通过金融媒介来运作的行业。金融机构本身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良好载体, 可以有效避免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 但由于市场参与者对其的充分信任, 却有可能引发金融机构本身的道德风险, 最终导致信用链条的断裂, 引发金融危机。另外, 金融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管的道德修养不到位也是产生金融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因内部控制不严产生的道德风险, 会导致金融腐败, 在本次金融危急中也有集中的表现。比如信用评级机构内部控制不严, 评级人员直接参与评级费的商定;雷曼兄弟、高盛等世界投资银行的高管为了自身利益, 置投资者的利益于不顾,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国近年来的金融腐败案件也层出不穷, 比如2005年中国银行哈尔滨支行的数亿元资金不翼而飞, 后经侦查是银行负责人与外部人合谋实施的金融诈骗大案;2008年, 时称“中国金融第一案”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公司金融案件, 其负责人被控贪污2.6亿元、挪用公款1.2亿、伪造凭证诈骗14亿元、非法集资24亿元;2009年6月, 融通基金经理“老鼠仓”事件等。
(4) 外部监管不力。
这主要体现在监管者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信任和保护, 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及对金融案件的惩罚力度不到位等方面。
3 金融道德风险的防范
从根本上说, 前文所述金融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可以归纳为人的因素和体制的因素两个方面。不可否认, 通过金融职业道德教育、提升金融伦理道德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道德风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若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金融道德风险, 有点过于理想化, 因为人的思维活动是很难控制的。道德是对人的欲求的一种规制, 而人的欲求是一种本能, 不可能完全根除。金融业巨额金钱的诱惑, 要靠道德规范来约束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 对金融道德风险的防范, 我们能做的主要是基于制度的层面来安排, 增加金融非道德行为的成本。
金融道德风险的产生在其实是金融参与者的一种博弈行为。一方面, 每一个作出金融非道德行为的人在行动之前, 内心都会掂量该行为的成本与收益, 经过放弃 (非道德行为) 与接受 (非道德行为) 的反复博弈之后才作出的选择;另一方面, 金融道德风险的产生也是金融市场的参与人之间的博弈, 以求转嫁风险, 由他人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所以应当建立金融道德风险的责任追究机制, 让收益小于成本, 震慑和遏制金融道德风险行为。
金融道德风险的责任机制包括金融道德风险行为责任和金融道德风险损失责任。违反金融道德的行为, 要么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等, 要么造成直接的经济和金融损失, 但无论是何种情形, 都造成了损失的“可能性”, 都应该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所以金融道德风险的责任追究机制, 主要在于加大对金融非道德行为的处罚力度, 增加其机会成本。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控制:
(1) 完善法律法规, 明确金融非道德行为的法律责任。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 各国都应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 明确界定金融违规、金融道德风险的范畴, 明确金融道德风险的责任追究, 包括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针对没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金融道德风险行为, 要处以罚款, 或者剥夺其金融从业资格;针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行为, 不仅要赔偿所有损失, 金额巨大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各国的进入管理当局要切实发挥监管职能, 不能过分依赖金融机构的信誉, 加强对金融道德风险的事前预警、事中制衡、事后追究。
(2) 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加强内部控制。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道德风险的根本之策。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强化制度执行力度、从业人员按章办事、依规办理业务等, 都是防范金融道德风险所必不可少的。如建立金融机构内部稽查部门与小组, 专门进行金融业务的跟踪与稽查;建立相应的奖罚机制, 给从业员工一定的权利, 甚至是持有股份等, 使其利益与金融企业利益相一致;实行金融企业内部职工大会制度等, 及时披露和揭示金融道德风险。
(3) 转变理念, 引入市场机制, 改变金融业的保护机制。如前所述, 过度的官方保护使得金融企业奋不顾身的追求自身利益。现如今随着金融道德风险的频发, 特别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由市场来决定金融企业的最终命运显得格外重要。比如, 很多国家都有的存款保险制度, 以前很多国家都倾向于全额保险,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只救助那些存在暂时风险的金融企业、实行非全额保险, 而倾向于风险调整的存款保险制度, 以增强银行的道德风险防范意识。另外, 随着金融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 政府部门要渐渐收缩保护和救助的对象, 对于那些经营出现严重问题的进入企业, 要毫不犹豫的由市场来决定其生死;同时, “大则不倒”的理念和立场也渐渐被打破。传统观点认为大金融企业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一旦破产则给整个社会的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实际上, 大的金融企业利用其大的优势, 更有可能爆发金融道德风险, 并且一旦爆发, 造成的危害不亚于其破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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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投资有风险 篇9
“一般来讲，一亩林场能生产8立方米的原木。”最近在南京从事林权证投资业务的九州财富林业有限公司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一亩林场能生产4立方米的B级板材。目前板材价格一直保持上涨势头，例如西南桦的B级板材价格已经达到4000元/立方米，云南松的B级板材价格也达到3200元/立方米以上。去年由于东南亚的海啸，板材的上涨幅度更是接近30%。因此，购买了林权证的“林场主”可以通过板材价格的上涨，获得不小的利润。
对此，江苏省林业局相关人士表示，林权投资暗藏风险。
一是政策风险。由于林权改革是最进几年才进行的，林权证的买卖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完善。以目前在南京从事林权证投资的企业来看，都是外省市的企业，而林权改革政策各个地方不尽相同，因此异地出售林权证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
二是“天然风险”。和房产证、土地证等权证不同，林权证受自然环境影响，其含金量差别很大。例如，同样是10亩林场，林场上生长树木的品种不同，价格就可能相差数倍，即便是树木品种相同，树木的大小不同，价格也相差很大。投资者若专业知识储备不够，对林场知情不详，就会冒很大的风险。
三是灾害风险。林场一旦遭受虫害、火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侵害，林权证的价值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四是交易风险。不少骗子乘着林权改革的当口，以林权投资为幌子，大肆圈钱。投资者稍有不慎，就会掉入陷阱。
为此，林业部门相关人士提醒投资者：在进行林权投资时，一定要选择有实力的林业公司，并对林场情况做详细了解；在购买林权证时，最好和林业公司签订一系列价值保障合同。
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研究 篇10
一、保险行业人员道德风险的类型及特征
按道德风险产生的环境, 可以将保险行业人员的道德风险大致归类为以下五种。
(一) 管理决策中的道德风险
这种情况表现为在管理决策中, 以权谋私, 利用各种手段搞账外经营;截留保费、手续费及退费;越级审批。一些内部人员不顾公司利益, 向客户透漏内部消息, 例如在国家利率变动调整期, 公司执行新价格之前鼓动客户投保, 给公司造成损失。还有些保险公司利用退保退费的手段为公司建立小金库, 从中获得利益。
(二) 业务活动中的道德风险
这些案例大多表现为在业务活动中不遵守保险行业经营规则, 在承保方面不科学分析标的风险及违规承保, 承保大量的亏损客户, 造成赔付成本急剧上升。如在人寿保险方面, 从业人员不遵守诚信原则, 利用人际网络关系, 招揽不符合条件的客户, “使其符合承保条件”, 来完成自己的业务。这只是典型的从业人员和客户共同骗保的现象, 实务中这些骗保的形式各式各样, 并且频率也很可观。还有一些从业人员不遵守职业道德使得保险金变相流入客户的现象:保险从业人员利用专业知识骗取客户保费, 给投保人造成经济和利益上的损失。保险经纪人在推销保险时, 利用客户趋利心理和对保险的无知, 欺骗客户投保, 或利用容易引起歧义的条款误导客户投保。
(三) 关键操作人员道德风险
在保险经营的各环节中, 一些关键人员的违法活动将给保险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并造成严重的不良社会形象, 影响保险业的社会声誉和信誉。如一些关键人员欺上瞒下, 损公肥私, 监守自盗, 如某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多次伙同他人骗赔, 给保险公司造成几十万元的赔款损失。在保险估价、核保、定损等需要计量等环节上也出现了保险金变相流入从业人员或保户手中的现象。保险从业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客户进行地下交易, 以收取一定回扣的方式向理赔部门故意夸大事故, 影响定损或伪造出险现场, 以骗得足额或多于应付额保险金, 这样既能留住客户, 又能得到利益, 达到“双赢”的效果。
(四) 同业竞争中的道德风险
在目前激烈的同业竞争中, 保险从业人员往往为了业绩, 不择手段, 不顾成本效益, 变相降低费率及抬高手续费率, 造成严重的承保损失风险。如前几年车险普遍亏损, 主要原因就在于同业竞争形成了过高的手续费率, 各公司为了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不考虑经营风险给出过高的手续费率。为了保险业的稳健发展, 保险监管层发文规定各保险公司手续费上限不得高于15%才结束了这种恶性竞争的状况, 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仍有部分保险公司违规操作。
同业竞争使保险从业人员的“跳槽”现象仍普遍存在, 尤其是代理人频繁转换公司的现象最为严重。有些代理人以手中掌握大量客户资料以及和客户的密切联系为筹码, 在行业中频繁更换佣金待遇更好的公司, 并把业务同时招揽到新公司中去, 或利用“跳槽”威胁公司提高待遇。
又如“地下保单”是近几年保险业的一个点击率很高的词汇。所谓“地下保单”是指一些境外保险机构非法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销售境外保单, 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这些地下保单正是通过国内一些惟利是图的从业人员而流入到国内市场的。这几年“地下保单”销售逐渐升温, 从广东、福建等发源地向上海、北京等内地城市扩张, 甚至连新疆乌鲁木齐也出现了地下保单的踪影。根据国内和香港一些机构的调查, 内地每年有120亿港币通过“地下保单”流入香港保险市场。仅北京, 每天就有约40份地下保单签订。这些“地下保单”的存在严重扰乱保险市场正常竞争秩序,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权益有可能不能得到根本保障, 引起许多社会问题, 危害极大。
(五) 保险行业内部协调性不足引发的道德风险
保险公司内部分工明确, 但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 部门间员工的协调性很差, 互助和协作精神缺乏, 领导之间搞个人矛盾, 内耗相当严重, 使保险公司的工作效率大为降低。但这类道德风险一般不易发现, 也很难对其定性和定罪, 其表面上的危害性也不大, 因此一直引不起太多重视。实际上, 这类道德风险长期存在, 隐性的危害非常大, 会进一步带动更多的员工偷懒怠工, 员工缺乏创新力, 最终导致整个保险公司缺乏竞争力, 而被对手挤出市场。
从道德风险的表现来看, 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存在以下几个特征:
(一) 隐蔽性。
一般情况下代理人往往会同客户约定, 发生事故首先通知代理人, 代理人利用第一时间出现在出险现场的便利, 隐瞒事故真相或伪造事故现场再报警并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察勘理赔。而这种做法往往保险公司并不能知情, 因为他们不能预知被保险人什么时候出险, 也就无法得知代理人是如何同客户商议骗保的。
(二) 普遍性。
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现象很普遍, 因为公司履行赔偿义务的条件一般情况下十分严格, 能够得到足额的保险金赔偿或给付必须要完全符合保险合同中所有必要条款的规定。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大多数代理人为了能留住客户都会“帮助”客户解决理赔问题, 使客户能够顺利得到赔偿或给付。
(三) 传递性。
大多数从业人员不良行为一旦出现, 这种不良行为就得到效仿, 进而在从业人员之间、从业人员和客户保户之间形成了默契。
二、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根源剖析
由于保险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造成的案件让广大投保人对保险公司产生不信任感, 会阻碍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认真反思种种案例, 促使我们进一步剖析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内在根源。从目前社会上发生的保险案例来看, 道德风险的主要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保险公司内控制度不完善
内部控制是银行强化管理的一种自律行为, 是保证其资产的完整性, 完成经营目标和防范各种风险, 对各职能部门及员工所从事的经营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施和制度。内部控制的核心是防范各种风险,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从目前所发生的大多数案例来看, 均与内部控制不严有关。特别是保险公司内部的会计功能和稽核功能发挥不力, 使得保险公司内部监督与控制弱化。如某保险公司对出纳岗位没有严格的防范和监督措施, 导致出纳在几年内贪污公款几百万, 最后由于工作变动的原因才导致东窗事发。因此内部控制对员工的约束不足, 使得员工发生道德风险的机会增多, 道德风险的成本降低。
(二) 保险从业人员薪酬制度不完善
我国保险公司的考核机制不完善, 前期考核机制主要沿袭行政管理方式, 以行政级别为主来决定考核和收入, 这种考核及收益分配与业绩的联动性非常弱, 致使收益分配形不成有效的业绩激励。因此道德风险的成本非常小, 而隐性的收益却非常大, 从而形成对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产生的隐性激励。当前又过分与业务规模挂钩, 致使业务人员不计后果地增加业务规模, 为了得到业务而采取欺骗保险公司的本身的手段, 导致了许多道德风险的产生。
(三) 保险公司内部业绩评价制度不完善
保险公司内部存在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函数并不完全一致, 代理人就有可能侵蚀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就需要建立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但在我国保险公司中, 至今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 对员工的业绩只有规模的评价, 没有全方位定量的评价, 根本无法体现业绩与收益之间的对称。从而无形中推动了道德风险的发生。
(四) 保险公司组织制度不完善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保险公司普遍缺乏专业人才, 而整个社会的人才档案又不完善, 缺乏良好的对个人行为的社会监督和声誉压力, 再加之人员的流动十分频繁,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十分严重, 因此对员工的选择缺乏充分可信的依据, 也为发生道德风险埋下了较大的隐患。
三、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防范措施
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防范是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研究的最终目的。在寻找到了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发生的根源后, 对我们设定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防范措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使我们进一步找到了有力地突破口。防范措施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
(一) 强化保险公司内控制度
为防范保险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 加强内控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实现其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而形成的一种自我调整、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制衡机制, 在追求自我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应建立和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保险公司要建立制度防范、骨干防范、重点防范和技术防范“四位一体”的预防体系, 同时应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 抽调专人核保核赔, 做到承保与理赔相分离。另外还要针对容易出现的风险, 加强保险从业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教育, 提高一线人员遵纪守法的认知。
(二)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关键在于设计一些最优的合同或契约, 即在给定的信息结构下, 通过最优的契约安排或制度安排, 使得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自身利益与团体的利益相一致。这就是现代公司治理中所提倡的激励相容或“协调性激励”。因此保险公司的内部利益激励与市场竞争的外部激励相结合, 是现代保险公司防范道德风险的有力工具。
(三) 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霍姆斯特姆曾证明, 任何关于代理人行动的额外信息, 无论多么不完全, 都能够使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福利同时得到提高。因此通过建立良好的内部信息系统, 将代理人的各种活动客观记录下来, 从而其经营的绩效能够快速反应到信息系统中, 使代理人的行为变得更易识别, 可以大大减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因为信息系统的建立可以降低监督成本。通过内部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可以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这就对保险公司内部的信息管理提出了要求。在现代保险公司, 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是业务发展的需求, 也不仅是满足客户对服务的及时性的需求, 同时也是进行内部有效管理, 防范员工道德风险的有力工具。因此, 保险公司在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同时, 应花较大的人力物力发展相关的信息技术, 通过引进或自行开发, 不断完善内部的信息系统, 从而能够实现从信息系统角度减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防范和化解员工的道德风险。
(四) 法律与自律相结合
竞争与法制是市场经济两个主要特征, 运用法律手段监管保险市场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强制性措施, 只有在法制健全、执行严谨的前提下, 保险市场才会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充分发挥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因此法律监管在整个保险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是其他监管手段的前提条件及依据。只有在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下, 保险业才会真正充分体现其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保险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 并使其有效发挥调节保险市场的作用。保监会要切实负起择优的责任, 要通过法律明确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及公证人的地位、资格、执业条件、法律责任, 设立严格的考试制度, 对于合格的要在本部门注册登记, 并交存规定的保证金后, 才能经办保险业务。保险行业协会应该切实地发挥其保险自律组织的职能。作为一个自律性民间组织, 以非强制手段调节和约束保险同业在保险经营上行为的同时, 要通过制定行业经营管理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各会员保险公司和中介人的行为。还应该定期组织从业人员参加道德素质培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课程, 观看历史纪录片, 加强思想建设, 提高从业人员的行业自律水平, 以保证行业的良性发展。
(五) 惩罚与教育相结合
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监督机构, 负责调整行业的发展方向, 规定行业的经营准则, 我国保险业自己的监管机构一一保监会于1998年成立, 直属国务院, 具体负责行使保险监管的职能。另外, 保险行业协会也承担着辅助监管的职能, 是沟通保险公司和监管机关的桥梁和纽带。保险监管机构应该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的监管状态, 发现不良现象, 必须及时地调查, 出台有针对性的规章制度, 控制不良现象的扩散。舆论也应该成为一个行业的天平, 在从业人员之间起到导向作用, 引导从业人员做舆论倡导的行为, 以舆论反对的行为为耻, 积极建立起个人行为准则和原则。但是舆论的建立和发展同样需要
保监会的介入, 需要从业人员共同维持和保护, 防止不良导向的形成。保险行业应该设立一个惩罚准则, 按道德风险对公司损失严重程度的不同划分相应的等级, 从业人员的不正当行为一经发现, 就应该按照风险等级给予惩罚。对于程度严重的, 取消其从业资格, 剥夺至少两年进入行业的权利。对于初犯而且程度较轻的, 应该给予教育和引导。只有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 才能在广大从业人员中树立行业监管的威信, 使其在惩罚面前退步, 消除和控制道德风险的发生。
(六) 佣金透明化
保险企业应该在保监会的监督下公开自己的行业信息, 将佣金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公开, 并接受保监会的劝告, 及时调整佣金水平。公开佣金费用将使行业佣金趋于均衡化和合理化, 达到一个市场平衡。还可以由保监会按照市场实际情况统一佣金水平, 防止公司之间因佣金战导致的不正当竞争。另外公司也可以适当地采取折价售股和分红的办法将从业人员的利益与公司经营情况挂钩, 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 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七) 保单通俗化
保单上条款争议一直是客户和保险公司的矛盾的焦点, 同时也是一些从业人员妄加利用的获利手段, 利用条款上的误解来误导没有专业知识的客户, 也是道德风险的一个根源。所以保单的通俗化并且在重要的地方加以提示, 可以起到有效地控制误导客户的道德风险。我国的金融市场即将面向世界开放, 保险市场也将成为中外各大保险公司的必争之地, 保险经营主体明显增加将成为必然的事实。短期之内市场主体的增加, 也必然会造成对原本就稀缺的保险专业人才的争夺更加激烈。这对保险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在促进正当竞争和防止恶性竞争之间取得平衡, 如何建立健全合理的市场机制, 将不仅是保险行业而是我国整个金融界应该开始注意的问题。
摘要：保险公司内部的道德风险问题日益突现出来, 成为保险行业风险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分析了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表现特征的基础上, 深入分析研究了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 并提出防范措施。
关键词：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特征根源,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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