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风险

思想道德风险（精选12篇）

思想道德风险 篇1

1 引言

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 , 又称创业投资, 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 以期成功后获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由于风险投资过程中存在“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风险企业”两重委托代理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契约。

在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风险投资机构是委托人, 风险企业为代理人。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风险投资机构参与风险企业的管理, 表现为可以组建风险企业的董事会、决定是否追加投资、选拔管理人员, 因此当双方努力都有成本且存在私有信息时, 风险投资中就可能出现道德风险问题。风险企业比风险投资机构拥有更多的关于投资项目的信息, 因此存在利用假账等手段处理账目, 引诱风险投资机构进一步投入资金;“偷懒”, 不惜代价投资高风险或者是“劣质”项目等道德风险。而风险投资机构则存在拒绝再为项目注入资金或以继续投资为条件要求提高利润分配比例[1];与风险企业家经营理念不一致, 而寻找借口要求风险企业家离职或者将风险企业家“架空”等道德风险。如何设计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契约, 通过契约来约束风险投资机构作为委托人而产生的道德风险, 以及风险企业无效运用投资的代理人道德风险, 必然对现实中的风险投资行为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相关研究评述

很多学者对风险投资下的双边道德风险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认为投资方与风险企业家都需要适当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其努力的意愿, 而这种意愿通过可转换优先股可以有效地达到[2], 因为可转换证券可使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显示自己关于项目预期的私有信息, 并且发挥出最大努力水平[3]。但是, 虽然可转换证券可以约束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为, 但对于风险企业家却仅有激励效果[4]。

学者们也提出了从另一个角度解决委托代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针对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Jensen和Meckling (1976) 最早提出代理人的股权激励, 并认为股权越大, 代理成本越小[5]。而在风险投资过程中, 对风险企业家采用股权激励可以使代理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更趋一致, 与委托人的目标更靠近[6]。因此, 较优的股权结构设计有利于激励双边的努力, 减轻道德风险[7]。雅虎和苹果等风险投资的成功案例均验证了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与可行性。针对委托人的道德风险, Bebchuk和Fried (2003) 提出了代理人补偿问题, 认为补偿金的引入可以增加委托人道德风险的成本, 限制委托人的道德风险问题[8]。Agrawal (2002) 认为最优合同可以解决现实中的双边道德风险, 同时也可以降低委托代理双方相互监督的成本[9], 而设计合理的风险企业家的报酬机制是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10]。Bhattacharyya和Lafontaine (1995) 、Kim和Wang (1998) 则分别探讨了双边道德风险下最优契约的特征[11,12]。而杨青和李钰 (2004) 则研究了风险投资中存在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对投资成功率的影响及最优契约特征[13]。

上述学者在研究风险投资时忽略了初始契约对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企业的约束与激励以及市场行情对初始契约的影响, 可以通过比较完备的初始契约来限制委托代理双方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在初始契约当中就对违约行为做出规定, 一旦有违约现象, 将给予另一方一定数额的违约补偿, 从而降低违约倾向, 规避道德风险行为。本研究探讨以风险投资机构无理拒绝再投资的违约补偿来规避委托代理双方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 并探讨不同市场行情下最优初始契约的设计与特点。

3 模型的建立

3.1 模型假设

假设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签订的初始股权激励契约为s=α+βR, 其中α为风险企业家的固定收入, β (0<β<1) 为激励强度, R代表了所有股票的期权。在此激励契约下, 风险企业家可以选择的行动集合为A, a (a∈A) 为风险企业家的一个行动, 表示其努力水平。假定风险投资家为风险中性, 而风险企业家是风险规避的, 且成本为$c=\frac{ba{}^2}{2}+\frac{1}{2}\rho \beta {}^2\sigma {}^2$, 其中$\frac{ba{}^2}{2}$表示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成本, b (b>0) 为成本系数;$\frac{1}{2}\rho \beta {}^2\sigma {}^2$为风险成本, ρ (ρ>0) 代表绝对风险规避度量;ε是不受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 并且服从 (0, σ2) 的正态分布。a, ε决定了风险企业的产出函数π=a+ε和R, R=me-rtmax[ (λa-x0) , 0]+ε[14], m是股票期权的份数, r为无风险利率, t为期权授予与行权时的时间段, λ代表了股票市场经理人回购、投资机构坐庄、国家宏观政策、市场供求变化等对股价的影响系数, λa决定了股票价格, x0是执行价格, 即在签订契约时股票的价格, M=λe-rt代表了股票市场的行情。则有ER=me-rtmax[ (λa-x0) , 0], 在t时刻, 契约结束, 如果λa大于x0, 则代理人会选择执行期权;否则, 放弃期权。

假定在风险投资执行期间, 受到双方经营理念和利益冲突的影响,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为p (0≤p≤1) ;且在签订初始契约之前规定, 一旦风险投资家单方违约, 必须给风险企业家一定金额的补偿金T (a, p) , 并且补偿金不小于风险企业家的保留收入水平。如果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或者是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比较高, 都会增加风险企业家在签订契约时讨价还价的能力, 即可以获得比较高的违约补偿, ∂T/∂a>0, ∂T/∂p>0, ∂2T/∂a∂p>0。一旦风险投资家违约, 则另外进行风险投资项目将得到产出水平w0。

3.2 双边道德风险契约模型

在给定初始契约的条件下, 风险投资家的期望收益为:EV=E[p (w0-T) + (1-p) (π-s) ];风险企业家的收益为u=s-c (α, β) , 其期望收益为:Eu=E[pT+ (1-p) (s-c (α, β) ) ]。

其中, 风险投资家通过最大化其期望收益来设计初始契约, 设$\overline{u}$为代理人的保留收入水平, 可以得到如下的激励契约:

参与约束IR[15]为:

$p{\rm T}+(1-p)[\alpha +\beta R-\frac{1}{2}(ba{}^2+\rho \beta {}^2\sigma {}^2)]\ge \overline{u}$

激励约束IC为:

$a\in \arg \max \{p{\rm T}+(1-p)[\alpha +\beta R-\frac{1}{2}(ba{}^2+\rho \beta {}^2\sigma {}^2)]\}$

4 信息不对称下双边道德风险契约设计

信息不对称时, 风险投资家在不能观测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a的情况下确定激励契约, 双方的行动次序如图1所示。

4.1 期权不能执行时

在λa≤x0的时候, 根据风险投资家所给予的股票期权R=me-rtmax[ (λa-x0) , 0], 由于期权具有特殊性, 当股票价格λa小于执行价格x0时, 风险企业家不会执行期权, 其所得只有固定工资α, 因此风险企业家的期望收益为:

$p{\rm T}+(1-p)(\alpha -\frac{ba{}^2}{2}-\frac{1}{2}\rho \beta {}^2\sigma {}^2)$

根据上文中的激励契约, 由一阶条件可得:

$a=\frac{1}{b}$;β=0;$a=\frac{\overline{u}-p{\rm T}(a‚p)}{1-p}+\frac{1}{2b}$

4.2 期权得以执行时

在股票价格λa大于执行价格x0的时候, 契约结束后, 风险企业家会执行期权, 即R=me-rt (λa-x0) , 代入上文中的激励契约, 最优化一阶条件, 且λe-rt=M, 可得:

$\begin{array}{l}\beta =\frac{{\rm M}m(1-\frac{p}{1-p}\frac{\partial {\rm T}}{\partial a})}{b\rho \sigma {}^2+({\rm M}m){}^2}\\ a=\frac{({\rm M}m){}^2}{b[b\rho \sigma {}^2+({\rm M}m){}^2]}+\frac{p\partial {\rm T}/\partial a}{b(1-p)}[1-\frac{1}{b\rho \sigma {}^2+({\rm M}m){}^2}]\\ \alpha =\frac{\overline{u}-p{\rm T}}{1-p}+\frac{1}{2b}(\frac{p\partial {\rm T}/\partial a}{1-p}){}^2+\frac{{\rm M}\beta mx{}_0}{\lambda }-\frac{\beta {}^2({\rm M}m){}^2}{2b}+\frac{\rho \beta {}^2\sigma {}^2}{2}\end{array}$

5 经济意义及讨论

5.1 违约补偿对违约倾向的影响

将违约补偿引入初始股权激励契约后, 由于风险投资家会总是最大化其确定性收益, 求其期望收益的最优化一阶条件, 可以得到:

$p{}^{*}=\frac{w{}_0-(a-\alpha -\beta R)-{\rm T}}{\partial {\rm T}/\partial p}$

由上式可以看出, 在签订初始合约后,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主要受投资别的项目所得产出水平、风险企业家投入的努力水平、风险投资家的收入水平以及违约补偿金额等因素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违约补偿金额的大小将对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结论1.相对于无违约补偿的情况 (T=0) , 在初始契约中引入合适的违约补偿金 (T>0) 之后,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会降低。

结论1暗示着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在签订初始契约时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确定合适的违约补偿金额, 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的违约倾向;并且随着违约补偿金额的上升, 这一倾向会降低。表明解聘补偿可以缓解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

5.2 违约补偿和违约倾向对初始契约的影响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当风险企业家不能执行期权时, 在引入违约补偿T与违约倾向p之前, 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为0[16]。但是我们可以从契约设计的结果得到结论:

结论2.虽然激励系数β=0, 但是风险企业家依然保持一定的努力程度。

从结论2我们可以看出, 在引入违约补偿后, 虽然期权无法执行, 但是风险企业家依然保持一定的努力工作水平。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结论, 如果风险企业家不努力, 那么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会比较高 (∂p/∂a<0) , 不光影响到风险企业家的固定工资α, 而且一旦风险投资家违约, 那么投资项目因为缺乏资金无法进行, 将造成巨大的潜在损失;相反, 如果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的话, 那么不光可以降低投资家的违约倾向, 而且在遭遇到风险投资家违约的情况时, 根据∂T/∂a>0, 投资家也必须支付给风险企业家较高的违约补偿金额。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当风险企业家可以执行期权时, 在引入违约补偿T与违约倾向p之前的契约当中的β*, a*与引入T和p之后最优契约当中的β, a比较如下:

$\begin{array}{l}\beta {}^{*}=\frac{{\rm M}m}{b\rho {}^2\sigma {}^2+({\rm M}m){}^2}＞\beta \\ \alpha {}^{*}=\overline{u}+\frac{\rho \beta {}^2\sigma {}^2}{2}-\frac{\beta {}^2{\rm M}{}^{2}m{}^2}{2b}+\frac{\beta {\rm M}mx{}_0}{\lambda }\\ a{}^{*}=\frac{\beta m{\rm M}}{b}=\frac{{\rm M}{}^{2}m{}^2}{b(b\rho \sigma {}^2+{\rm M}{}^{2}m{}^2)}＜a\end{array}$

对β*, α*求T的导数可得∂β*/∂T<0, ∂α*/∂T<0。据此, 我们可以得到违约补偿金的引入对初始契约的影响。

结论3.在股票期权得以执行时, 引入违约补偿后, 风险投资家在初始契约中降低了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强度和固定工资, 且初始违约当中规定的补偿金的数额越大 (T越大) , 风险投资家提供给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强度β和固定工资α就越小。

结论3隐藏着以下激励机制:初始契约中引入违约补偿后, 虽然违约行为不一定会发生, 但是违约补偿限制了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 降低了违约倾向 (结论1) , 使其不能随意违约, 因为一旦违约, 将会由于违约补偿金的支付而对其造成经济损失。因此, 从风险投资家的角度, 会认为自己违约的隐性成本增加了, 因此往往不愿意支付给风险企业家较高的固定工资和较强的激励;而且初始契约中规定的违约补偿金数额越大, 风险投资家就会认为自身的隐性成本越高, 因此初始契约当中规定的固定工资与激励强度也就越低。

而根据a求p的导数, 可得da/dp>0。

结论4.初始契约当中规定违约补偿, 随着风险投资家违约倾向的上升 (p增加) , 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上升 (a变大) 。

结论4可以理解为在违约补偿初始契约签订前, 如果风险企业家觉察到风险投资家的怀疑态度, 在风险投资项目需要资金支持时很有可能出现违约行为, 那么风险企业家关于未来项目成功以及自己未来收益的考虑会驱使其投入更多的努力。

同时, 由a*<a, 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结论5.在股权能够执行的前提下, 在初始契约中规定违约补偿可提高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水平。

结论5暗示着:一方面股权对于风险企业家有长期激励的作用, 另一方面初始契约当中违约补偿的引入使得风险企业家有了利益的保障, 努力工作对其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因为在风险投资家违约的情形下, 高的努力水平意味着高的违约补偿;而在风险投资家不违约的情形下, 高的努力水平则意味着较高的投资项目成功概率, 对应着较高的未来收益。同时, 结论5也暗示着违约补偿规避了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 使其愿意投入比没有违约补偿的契约下更多的努力。综合结论1与结论5, 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即在初始契约中引入违约补偿, 可以有效地缓解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的双边道德风险。

5.3 市场行情对初始契约的影响

由最优契约设计可以看出, 激励强度β以及风险企业家的行为选择a均要受到股票市场行情M=λe-rt的影响。根据三者对M求导, 我们可以得到:∂β/∂M<0, ∂a/∂M<0。

当股票市场行情较好时 (λ较大、r较小) , 风险投资家会降低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强度, 并要求风险企业家承担较小的风险 (∂β/∂M<0) ;相反, 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 (λ、r较小) , 风险投资家会为风险企业家提供较强激励的契约来激发其工作努力程度, 并且要求风险企业家承担较大的风险。而风险企业家在股票市场行情不好时, 会付出比行情好的情形下更高的努力水平来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提升企业股票的表现, 从而也提高自己未来的预期收益。例如, 安泰科技就于近期公布了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 以便使公司的薪酬制度在业界更具有竞争力, 吸引优秀人才加盟, 实现人力资源目标。普华永道的人力资源业务总监吴富民也指出, 在低迷的市场环境下股权等长期激励的估值较低, 对公司和员工而言能以更低廉的成本发放和取得长期激励;从公司角度可以改善现金流, 节约成本, 在经济危机时期保留和吸引人才。

6 算例分析

在风险投资过程的初始契约中规定违约补偿金的数额, 不仅可以规避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问题, 同样也可以对风险企业家形成激励, 规避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下面通过一个算例, 分析不同的解聘补偿金额是如何影响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行为的。

假设在风险投资开始阶段, 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通过讨价还价签订的初始合约为α=100, β=30%, p为合约签订时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 T为风险投资家的违约补偿金额, 风险企业家的讨价还价能力决定了∂T/∂p的值。在契约执行过程中, 风险投资家发现了更好的投资机会, 如若转投其它项目可以带来净收益w0=1200, 此时根据观察到的风险企业家的行为,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为p*。表1和表2分别体现了不同金额的违约补偿以及风险企业家不同的努力水平对契约签订后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的影响。

(万元)

(万元)

由表1可以看出, 在风险投资家签订契约时, 违约倾向不变;但是随着风险企业家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 (增加) , 初始契约当中规定的违约补偿金额增大, 风险投资家签订初始契约之后的违约倾向逐渐下降, 这说明违约补偿金的引入使初始契约具有了限制委托人道德风险的特征。

而由表2可以看出,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随着风险企业家投入的努力水平的上升, 风险企业的产出也随之增加。在签订初始契约、违约补偿金不变的情形下,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下降。这说明违约补偿金的引入为风险企业家提供了利益保障, 使之更加努力地工作;同时, 由于采用了股权支付的形式, 风险企业家的努力将会提升股价, 为其带来未来收益的增加。

7 结论

从文中的一系列结论可以看出, 不论股票期权是否能够得到执行, 初始契约中引入违约补偿均可以在股权激励作用的基础上对风险投资家进行更进一步的激励, 具体表现在:虽然初始契约当中规定的固定工资与激励强度有所降低, 但是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却仍然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 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的道德风险均得到了限制。这一结论对于风险投资过程中双边道德风险规避机制的完善与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股票市场行情对初始契约设计产生的影响, 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条件下, 风险投资家会增强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强度, 并要求其承担更多的风险, 这为经济危机下风险投资的初始契约设计提供了借鉴。但是最优股权份额的数量以及更为详尽的实证分析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从双边道德风险的角度,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 研究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最优契约。在传统的股权契约的基础上, 引入风险投资家的违约补偿金, 增加了风险投资家作为委托人的违约成本, 降低了其违约倾向, 既规避了风险投资机构逃避为风险企业追加投资的委托人道德风险, 同时也降低了风险企业无效运用投资的代理人道德风险。进一步分析了市场行情对契约的影响, 市场行情不好时风险投资家会提高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 并要求其承担更多风险, 这为经济危机环境下风险投资的初始契约设计提供了理论借鉴。

关键词：违约补偿,违约倾向,股权激励,委托代理模型

思想道德风险 篇2

张礼庆

摘要：基金管理人行为的信息不对称是产生道德风险的根源。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存在于基金投资、交易、销售、信息披露等各个环节。具体风险表现为: 净值操纵、操纵市场、关联交易、内幕交易、群体思维的危害和羊群行为、基金销售中的道德风险、基金交易中的道德风险、信息披露中的道德风险等形式。

关键词: 非对称信息基金道德风险

作者简介：张礼庆，供职于平安证券有限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0.39文献标识码：A

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是指在交易活动中，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外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1在基金市场中，非对称信息是指在基金的买卖交易活动中，基金管理人拥有但基金投资者不拥有的信息。基金市场的非对称信息可以从内容、时间两个角度划分。从非对称信息的内容来看，非对称信息既可能是指基金管理人的行为（action），即基金管理人是否在为基金投资者尽职尽责工作；也可能是指基金管理人的知识（knowledge）和能力（ability），即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资产的能力。从非对称信息发生的时间上看，发生在达成交易之前的称为事前非对称信息，发生在达成交易之后的称为事后非对称信息。在基金市场上，事前非对称信息主要是有关基金管理人的能力和知识的信息非对称，如基金管理人的市场判断、风险控制、投资组合、选股等能力是高还是低。事后非对称信息主要是指有关基金管理人行为的非对称，如基金管理人是否尽职尽责、是否偷懒、是否利用公司信息为自己牟利炒股票等等。非对称信息导致两个问题，即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其中，事前非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事后非对称信息导致道德风险。由于基金投资者购买的是未来，其未来的收益完全取决于基金管理人的行为，因此，基金管理人的行为对基金投资者就至关重要，事后非对称信息是基金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主要矛盾。本文重点分析存在于基金投资、交易、销售、信息披露等各个环节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

净值操纵

基金管理人以获取管理费收入最大化为目标2。由于目前我国基金管理费的提取比例是固定的（封闭式基金为1.5%，股票型开放式基金为1.5%，债券型开放式基金为0.6%-0.8%，货币市场基金为0.33%等），作为外生变量，基金管理人自己无法控制。基金管理人能够控制的变量是基金净值。使基金净值增长的途径有三种：一是增加基金的净销售；二是通过研究、分析、价值挖掘等实现基金净值增加；三是操纵基金净值。其中，第一种对投资者是中性偏有利的，因为基金净销售增加，基金规模扩大，有利于净值上升；第二种是和投资者利益相一致的。第三种操纵基金净值则是与投资者的利益相冲突。

操纵净值的主要办法是操纵股票价格，特别是操纵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价格。基金在交易日的最后几分钟，用不多的交易量将股票价格拉上去，使基金净值大幅增加（前提是基金的资产价值以收盘价计算）。比如，一只基金持有某只股票500万股，在收盘前的最后几分钟，用50万元的资金，将股票价格拉高1元，其净值可以增加500万元，所用资金与净值提升的比例为1：10。

净值操纵对投资者的影响是：增加了基金运营成本（包括管理费和交易佣金），降低了投资者的回报率。操纵净值的结果是基金资产的流动性下降，而抛售股票直接影响个股走势，影响基金净值。

3操纵市场

操纵市场是指基金以获取超额利润或减少风险为目的，利用资金、信息优势，影响股票价格，制造市场假象，诱导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策。基金操纵市场的手法主要有：（1）合谋。是指基金与利益相关者串通，由一方做出交易委托，另一方知悉对方委托内容，在相似时间，以相似价格、数量做出相反委托，并达成交易。这种做法也属于下面讲到的关联交易。（2）对倒，又称连续双向交易。是指基金在同一时间对某一只股票进行又买又卖的操作，故意制造繁荣交易假象，以抬高或者压低股票价格。4（3）拉托。是指基金借助于市场咨询机构或股评人士散布谣言或不实资料，使公众投资者对股票价格走势产生错误判断，自己趁机获取利益或避免损失。

对基金投资者而言，操纵市场面临操纵失败的风险和法律风险，即操纵市场被查处的风险。基金的上述操纵市场行为，属于我国《证券法》第71条禁止的交易行为，5我国《证券法》第184条规定，“任何人违反本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53条规定，“有操纵市场价格、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证券欺诈行为的，由中国证监会依法给予处罚。”因此，表面上看，操纵市场对投资者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为，但本质上说，是使投资者承担严重违法成本的错误行为。对整个市场来说，则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导致无序和紊乱，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关联交易

基金的关联交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基金与基金管理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另一种是同一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各基金之间的交易。基金与基金管理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包括三个方面：（1）基金与基金管理公司控股股东自营盘之间的交易，通过这种交易转移利润。在基金设立初期有一种说法，基金是证券公司的第二自营盘，即指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股东证券公司之间的利益从属关系。（2）基金管理公司动用基金资产为其控股股东证券公司在新股承销、增发和配股过程中提供某些支持，减轻控股股东的承销风险。（3）基金管理公司将基金的交易席位分配给控股股东。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是基金管理公司租用证券公司的交易席位，证券公司为基金管理公司提供研究成果。基金管理公司分配给证券公司的交易量与证券公司提供的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相匹配。但是，在关联交易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就未必匹配。同时，作为对基金管理人的关联交易的回报，控股股东可能在基金的年报和中报统计日前，大幅拉高基金重仓股股价，抬高基金净值，为基金提取管理费、基金排名等方面提供支持。

关联交易的另一种形式是同一管理公司管理的不同基金之间的交易行为。一般表现为用一个基金的盈利来填补另一个基金的亏损。这种关联交易既可以发生在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不同基金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与所管理的代客理财账户（比如全国社保基金的专户）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封闭式基金与开放式基金之间。

这种关联交易行为通常是以基金之间的相互“倒仓”形式表现出来。所谓“倒仓”是指甲、乙两只基金通过事先约定的价格、数量和时间，在市场上进行相对交易的行为。6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两只基金相互倒仓，既可以解决先上市的基金的流动性问题，又不影响甚至提高基金净值。目前我国基金市场中开放式基金不断推出、而封闭式基金出现“边缘化”现象，为了保证开放式基金的净值或者应付赎回资金需要，有可能出现将开放式基金的大量股票倒仓给封闭式基金，反正封闭式基金不存在流动性风险问题。基金管理公司为树立品牌

形象，可能选择一只开放式基金作为公司品牌，将其流动性差、亏损的股票倒给公司旗下其他的基金，以确保“品牌基金”的净值在市场中处于领先。如果遇到某一只基金需要扩募或续期，其他基金可能通过集中拉抬这只基金重仓股股价的方式解决基金扩募需要的净值增长率问题。为了吸引和保证获得代客理财客户，基金管理公司也可能以牺牲公募基金投资者的利益确保定向的代客理财账户的收益率。

2001年6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证券交易行为的通知》，其中要求，“证券交易所在日常交易监控中，应当将一个基金视为单一的投资人，将一个基金管理公司视为持有不同账户的单一投资人，比照同一投资人进行监控。”7这一规定对防止同一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各个基金之间的倒仓行为有着积极意义，但是难以防止基金与其控股股东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倒仓行为或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对投资者利益产生机器不利的影响：（1）利益损失。将基金利益转移给基金管理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将一只基金的利润转移给另一只基金，或者将基金的利润转移给代客理财账户，或者将封闭式基金的利润转移给开放式基金，或者全部是反向转移，都必然会损害基金管理公司客户的利益；（2）扭曲基金净值和盈利信号，扰乱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基金净值和基金盈利是基金管理人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是投资者选择基金进行投资的重要指标。如果出现关联交易行为，净值和收益的价格信号功能就会扭曲变形，基金投资者无法准确判断基金的真实情况，进而给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造成困难，导致基金市场资源配置混乱。

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人员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泄漏内幕信息，根据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向其他人提出买卖证券建议的行为。基金的内幕交易行为有三种：第一，基金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内幕交易。基金凭借其代理股东地位，迎合上市公司的特殊需要，比如行使投票权支持上市公司管理层提出的某些议案（如有损股东利益的“毒丸”等反收购计划），以换取上市公司内幕信息，或者优先得到某些内幕信息。第二，基金管理人的内幕交易。基金管理人可能利用基金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内幕信息为自己谋取私利。最典型的例子是“前置交易”（front-running，其含义相当于中文的“老鼠仓”。）即基金管理人先为自己或利益相关者买入某些股票，之后再为基金买。这样的行为会使股票价格攀升，抬高基金的成本。在适当的时候，基金管理人再将股票在高位抛出，甚至可能用基金的钱去高位接盘。第三，基金与其特殊投资者之间的内幕交易。基金本身产生的内幕信息比如基金业绩、基金投资组合、基金重仓股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幕信息，这些信息在公布之前具有重要的投资价值，基金可能利用这些重要信息与其特殊关系客户作交易，从而损害其他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内幕交易对基金投资者的影响是：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内幕交易看似为了投资者的利益，其实这种行为面临着极大的法律风险，最终承担风险的还是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人的内幕交易直接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基金与其特殊投资者之间的内幕交易损害其他基金投资者的利益。另外，各种内幕交易均违背“三公”原则，不利于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

群体思维的危害和羊群行为

我国基金投资目前实行的主要是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度。在基金投资决策过程中内在的存在着一些缺陷。通常情况下，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在投资策略上存在着很大分歧，这些分歧一般情况下难以协调。结果往往是投资决策委员会在每个成员都最没有把握的地方达成一致意见，因为对每一个成员而言，在自己没有把握的地方，反对的意愿最小；而对整体投资决策而言，反对意见最小的方案最容易被通过。这样每个成员的聪明才智被加总成集体的平庸。

另外，在基金之间，也会由于群体思维，而造成基金投资组合的趋同，我们可以称之为“羊群行为”或“同质化”。基金之间的竞争以及基金投资组合的公开披露，是羊群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主要是出于声誉考虑或者出于报酬考虑的羊群行为（reputation-based and compensation-based herding）。为了避免因投资失误而出现声誉风险，或者当基金经理的报酬是建立在同行业业绩比较的基础之上时，基金经理之间就有采取相互模仿行为的倾向。

基金经理出于对其职业前途的考虑，可能依靠也可能不采用他个人所收集到的个人信息，这取决于他个人的行为如何反映其所获得的个人信息。Chevalier & Ellison（1999）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基金经理采用非常规的投资策略，一旦失败，将比采用常规的投资策略更有可能受到离职的惩罚，而采用非常规的投资策略，即使能够成功，也不会受到明确的奖励，不会明显地降低离职的概率。对于年轻的基金经理而言，采用非常规的投资策略失败后所得到的惩罚比年长的基金经理要严厉，这说明对于年轻的基金经理，不仅根据其业绩而且根据其行为方式来考核，年轻的基金经理为了避免离职，遵从“羊群”行为方式的可能性更大。

基金的群体思维和羊群行为，在投机性的市场上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将还是基金投资者。如去年下半年多数基金在”价值投资”理念下集中持有股票。据统计,04年6月30日, 基金公司前五大重仓股的惊人雷同,在众多基金公司的重仓股列表中,长江电力、中国石化、宝钢股份等大盘蓝筹股比比皆是。统计显示,长江电力、上海机场、中国石化分别被16家、12家、13家基金公司重仓持有,这表明基金公司重仓股重叠现象极为普遍。

基金销售中的道德风险

基金在西方国家一般是通过投资顾问商自己的销售机构、专业基金销售商、证券商等进行销售，相似地，我国主要是基金管理公司自己的销售机构、代销银行和证券公司进行销售。由于利益导向和冲突, 销售机构或个人可能对投资者误导甚至欺诈。

另外，基金管理人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面对大型、特大型的客户可能私下做出一些收益保障性的承诺或者提供内幕信息的承诺（比如将基金建仓股票的信息提前告知）。这些承诺最终能否兑现先且不说，即使能够兑现，也是以牺牲其他基金投资者利益为代价的。

基金交易中的道德风险

基金在每日净值确定后（美国为下午4点，我国为下午3点证券市场交易时间结束），基金管理人和特定客户继续进行交易，这是所谓的“市后交易”。基金管理人提供有关信息予特定客户，客户利用可能存在的基金价格差进行快速的短期交易，这称为“短线交易”。上述非法交易行为的背后，是巨额的利益驱动、制度缺陷、自我约束机制弱化和道德危机。券商等经纪人帮助特定的大客户进行“市后交易”或“短线交易”，是为了收取频繁买卖的申购赎回费用；基金管理公司依赖券商等中介机构的客户关系，往往默许券商等机构的特定投资者采取不同普通投资者的交易方式，甚至提供基金单位净值波动的实时信息供特定客户进行短期套利。

2003年9月，美国基金业爆发了特大丑闻。纽约州司法部长斯皮策（Spitzer）指控4家基金公司涉嫌与金丝雀（Canary）对冲基金进行非法交易，在收盘后买卖基金。斯皮策向事件的有关负责人提起了民事诉讼，指控他们违反了纽约州商业法律，牺牲了广大个人投资者的利益。美国司法部业随后开始调查共同基金的买卖行为。这起事件沉重打击了基金投资者的信心，重创了美国基金业历经80多年所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

我国的开放式基金交易中由于不存在类似股票交易的中央交易系统，基金登记结算完全由基金管理公司开发的系统进行，所以客观上不能否定“市后交易”和“短线交易”存在的可能。在开放式基金发展初期，基金出现交易中的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很大，这对于基金其他

投资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信息披露中的道德风险

基金的信息披露包括招募说明书、公开说明书、基金年报、基金中报、基金投资组合公告（季报）以及重大事项公告（临时公告）。在每一种公告文件中都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行为，即做出对基金管理人或销售商有利而对投资者不利的公告表述。信息披露中的道德风险行为常常表现为基金管理人利用法律法规的漏洞，做出对投资者误导性的或遗漏性的信息公告。事实上，由于基金公布投资组合有15日、60日及90日的时间滞后，基金可以在此期间进行持仓调整。所以，基金的信息披露可能造成信息失真，并对投资者形成误导8。

以上分析了基金管理人道德风险行为的种种具体形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基金都会有上述所有的道德风险行为。有的基金比较规范，有的基金违规操作的成分比较大。理论研究旨在将各种可能性一一列出，以便于设计制度，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另外，这些道德风险行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基金管理人会根据具体的市场条件和监管环境的变化不断做出适应性调整，旧的道德风险行为会逐渐被淘汰，新的道德风险行为不断产生。基金行业就是在道德风险行为不断产生和不断治理之中向前发展的。

注释 1 关于非对称信息的定义和非对称信息的划分，参见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99页。目前中国很多新近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如银河、国联安等，明确提出公司的目标是“以基金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从经济理性上说，并不能排除管理人自身利益最大化即管理费最大化的目标。比如2001年9月，“银广夏泡沫”破灭，基金景福、景宏重仓持有银广夏，结果基金净值产生重大损失。在2000年10月的《财经》杂志的“基金黑幕”一文详细描述了基金的对倒交易。其后，中国证监会对基金交易行为进行了调查，结果博时基金管理公司的对倒交易最为明显，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及其管理人员等受到了相应处分。我国《证券法》第71条列出了合谋、连续交易、自买自卖等操纵证券价格的行为。6 参见平湖：“基金黑幕”，《财经》杂志2000年第10期。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证券交易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1]29号）

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研究 篇3

摘 要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存款人利益的直接保护来达到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目的,其作用不容忽视。但是,任何制度都有其缺点,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存在,它严重影响了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功效,本文通过对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研究,以期找到防范和克服道德风险的方法和手段,为存款保险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存款保险 道德风险 存款人 投保银行 金融监管者

存款保险制度最早兴起于美国,后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引进此制度,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目前中国也正考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存款人的利益。但是存款保险制度中各个主体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困难重重,如何规避道德风险,以使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对于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研究一时间成为热点。

存款保险制度又称存款保护体系,是一个国家的货币主管当局为了维护存款者的利益和金融业的稳健经营与安全,在金融体制中设置负责存款保险的机构,规定本国金融机构必须或自愿地按吸收存款的一定比率向保险机构缴纳保险金进行投保,在金融机构出现信用危机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金融机构提供财务救援,或由存款保险机构直接向存款者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以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的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与最后贷款人制度,作为金融监管的保护性措施,为保护公众利益,维护公众信心,维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同业之间的一种风险转移和补偿机制,体现了金融机构之间共担风险、共御危机的一种努力,它通过直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来维护公众的信心,进而防止银行恐慌,维护金融安全,明确的救助标准也规范了这个制度。但是,存款保险制度也有明显的缺点,其存在的严重的道德风险使得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离不开严格的监管,这无疑加大了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成本,并最终转嫁给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

一、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概念

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是指隐藏行为的风险,具体表现为在签约后,交易的一方违背承诺,进行有利于自己、损害他方利益的行为。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是指存款人、投保机构、存款保险管理机构以及监管者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以存款保险机构和存款人的损失为代价,以更高的风险决策追求最大利益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的损失,以致发生银行倒闭的可能性。

存款保险道德风险是先于存款保险而存在于银行体系中的,它是由于银行本身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责任制度形成的,是内生于银行体系运行中的。但是,不可置否的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诱发了更大的道德风险。

二、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形成

存款保险制度有四个主体,基于这四种主体我们来分析存款保险制度中各种道德风险的具体形成过程。

(一)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市场约束的弱化

格林斯潘曾经讲到:真正事前的金融安全网来自于市场,因为我们需要采取那些有利于提升私人部门监管的政策,把私人部门的监管作为实现安全、稳定银行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对于从事过高风险活动的银行,未被保险的私人部门必然会要求更高的价格,或者干脆不与其做生意。在把存款存入选定银行后,存款人还会继续监督该银行经营管理状况,如果银行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存款人会要求一个更高的收益率来补偿风险溢价或者是选择“用脚投票”——把自己的存款提走,无论是哪种情况,存款人的存在对于银行的经营管理是一种有效的约束,这被称为“市场约束”。市场约束的存在有利于金融机构的优胜劣汰,能有效的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

但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却明显弱化了市场约束。我们知道,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成本,存款人搜集存款银行资料、监督存款银行经营活动,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而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存款人只需要选择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进行存款,就可以减少损失,即使该银行破产存款人也能从保险机构处得到全额或者部分的补偿,这就大大降低了存款人监督银行经营活动的动力,进而弱化了存款人的市场约束机制。下面我们利用金融经济学的原理构建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解释存款人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容易引发的道德风险。

假定存款人原始存款资金为1,在银行存一年后本息和为1+r,其中r为银行年利率。存款人选择银行并监督银行经营管理是需要成本的,记此成本为c,即市场约束成本为c,c越大,市场约束能力越强。如若银行破产发生违约,那么存款人将不能收回本息,假定银行不违约的概率为p,其违约的概率为1-p。在无存款保险制度下,存款人的收益为R1,则有

R1=1+r-c (银行不发生违约时)

0 (银行发生违约时)

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即使银行破产无力支付,存款保险机构也会给予存款人补偿。我们假定存款保险机构会将本金补偿给存款人。在这种情况下,存款人的收益为

R2=1+r-c (银行不发生违约时)

1 (银行发生违约时)

在这两种情况下,存款人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R1)=p×(1+r-c)=p+pr-pc,E(R2)=p×(1+r-c)+1×(1-p)=1+pr-pc,显然的,由于0

(二)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

作为投保银行来说,参加存款保险之后,能大大降低银行发生挤兑的可能性,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但这同时也刺激了投保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的需求。据研究表明,由于银行股份制和负债经营的特点,银行本就存在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倾向,但是为了避免发生挤兑而导致银行破产,在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时,银行会主动约束其投资行为、有效控制经营和财务风险、积极改善经营绩效。而存款保险对存款人的保护,将增加投保银行的依赖性,使其更倾向于从事风险较高、利润较大的银行业务,将其所承担的风险转移给存款保险机构,一旦承担的不适当风险过多,就会导致银行内部体系的不稳定,不利于金融体系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三)金融监管者的道德风险

金融监管当局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道德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监管机构职责的冲突上。一方面,金融监管者的主要职责在于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及时关停有问题金融机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总成本;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监管机构要向政府负责,其工作的重点是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而这又主要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倒闭为标志。金融监管者作为纳税人的代理人,和整体纳税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的问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加之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监管机构可能会不当地延缓对一些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这就导致了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

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进一步激化了金融监管机构的这种内在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降低了银行由于发生挤兑而倒闭的可能性,这种金融安全网的建立会使金融监管机构认为整个银行体系发生系统性的可能性减小。结果是降低了金融监管机构总体的监管水平和对系统性风险的敏感度,造成监管松弛的现象。监管松弛的主要表现就是监管机构往往会放任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继续在市场上生存,而不是要求其立即采取行动。这样即会进一步鼓励银行从事高风险行为,又会错过对有问题银行实行援助的最佳时机。

(四)存款保险机构的道德风险

从存款保险管理机构角度来看,存款保险机构与存款人和政府或金融监管机构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存款保险机构可能会发生道德风险,隐瞒自己的行为、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存款人和政府之上。

相对于存款人的道德风险。一般的存款保险机构,除了具有“付款箱”的功能外,还具有对投保金融机构的监测监管职能、早期纠偏职能以及接管和处置破产银行职能。这些职能的履行对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实践表明,存款保险机构尤其是政府控制的存款保险机构未必有足够的动力去履行这些职能。一方面,存款保险机构存在忽视监管的倾向。相对于存款人和投保银行来说,存款保险机构和投保银行的关系会更亲密些,这种关系会造成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的监管不力,而且他们之间还可能存在腐败行为。对投保银行监管的不力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一旦银行发生破产,即使存款人能从存款保险机构得到全额或者部分的补偿,存款人依旧损失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另一方面,存款保险机构存在机会主义的倾向。当投保银行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机构可能抱着机会主义的态度延缓对危机银行的援助,如果银行能自己度过危机,存款保险机构能节省一笔费用。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可能造成存款人利益的极大损失。

相对于金融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对于政府的金融机构来说,由政府组建的存款保险机构是其代理人。他们之间也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同分析存款保险机构相对于存款人的道德风险一样,存款保险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过于宽容某些金融机构、延缓对投保银行的救助,这样会加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对金融监管部门来说也是同样不利的。

三、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影响

上面我们分析了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形成原因以及其四个主体的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尽管道德风险是先于存款保险而存在于银行体系中的,但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也的确诱发了更大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制度所诱发的道德风险问题不仅对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

(一)存款保险道德风险对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影响

美国是最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该制度在美国的成功经验使得其在全球盛行。目前,许多国家在引进存款保险制度时都因为惧怕存在于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存款保险道德风险引发的一场储蓄贷款危机。我国在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上,许多学者专家持不同的态度,有的认为道德风险本存在于银行体系内部,与存款保险制度无关,应该引进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稳定金融体系;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存款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存在直接关系到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成功与否,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具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于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影响了存款保险制度在各国的推广,对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二)存款保险道德风险对金融体系稳定的冲击

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弱化了存款保险体系中的市场约束,使得那些高风险的银行不用支付与风险相当的利息,结果使得银行业普遍都有了从事高风险经营的动机,增加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水平,加剧了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市场约束的弱化使那些高风险的银行或那些本来应该破产的银行仍然可以吸收到存款,结果金融体系中那些高风险、经营差的银行不能及时被淘汰出局,这也影响了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银行体系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其不稳定性的增加势必会冲击到金融体系的稳定。

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直接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投保银行将多余的资金投入高风险的项目领域,增加了银行内部风险,过度的风险的积累最终将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金融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会造成监管松弛,出现审慎性监管不足的问题。我们知道,金融监管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是三大金融安全网之一,也是新巴塞尔协议所确定的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之一。审慎性监管的不足不仅会恶化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还会激励其他高风险行为的产生,进而严重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阻碍金融发展。

四、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解决方法探讨

针对存在于存款保险制度中的各个主体的道德风险,目前许多国家试图通过对道德风险的深入探讨,进而找到行之有效的克服和防范存款道德风险的方法和手段。目前较为可行的几种方法主要有:

(一)存款保险定价

存款保险的定价直接关系着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功效。迄今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存款保险费率的管理,采取单一保费率模式,即对所有的参保金融机构都运用相同的存款保险费率来计算应纳保费金额。单一保费率使得一些承担着较高风险的银行不必付出更高的费用来补偿风险溢价,这也是投保银行道德风险滋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防范和克服道德风险,目前国际上推出了基于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即针对每个银行的不同风险状况采用不同保费率,影响因素包括参保银行的财务状况(通过资产收益率ROA、权益回报率ROE等重要指标体现)、存款保险基金净值及其与投保银行被保险存款总额之比、参保机构倒闭风险事件及损失状况等多个因素密切相关。差别费率的实施使得高风险的银行要付出更高费用来补偿其风险溢价,银行就会注重风险管理,少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活动,进而降低了投保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减少道德风险对金融体系稳定的冲击。

(二)强化市场约束

上面提到,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弱化了存款人的市场约束,由此出现的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增加了银行内部体系的不稳定。要减少道德风险的影响,强化市场约束成为较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强化市场约束包括强化银行股东、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对银行的监督,并根据其自身掌握的信息和对这些信息的判断,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定的措施,影响与该银行有关的利率和资产价格,从而通过金融市场对该银行的经营产生约束作用,最终把管理落后或不稳健的银行逐出市场来迫使银行安全稳健经营。强化市场约束主要可以通过银行安全网的设计、信息的及时传递和信息有效披露来完成。但是有效的市场约束必须以稳健的会计制度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作为强有力的支持。

(三)加强监督

金融监管机构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产生的道德风险,不仅其本身冲击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而且监管的松弛会进一步加剧存款保险制度中其他主体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所以金融监管机构及时加强监管,采取一些管制政策,能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及时化解金融风险。而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资本金、信息披露、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以及市场退出等进行持续性监管。加强银行监管机构的审慎性监管是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防范的有效行政手段,对于防范存款保险制度产生道德风险具有重大意义。

综述,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存款人利益的直接保护来达到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目的,其作用不容忽视。但是,任何制度都有其缺点,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存在,它严重影响了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功效,通过对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研究,找到防范和克服道德风险的方法和手段,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罗滢.存款保险: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刘仁伍.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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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明光.关于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改革与战略.2009(12).

思想道德风险 篇4

一、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表现形式

(一) 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特征

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产生于信息不对称, 交易的一方无法观察或证实另一方的行为, 二者的目标存在利益冲突, 另一方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选择努力水平, 没有达到对方的期望结果。而目前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对代理人的单边激励约束上。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营特殊性决定了在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十分严重。首先, 风险投资中的道德风险比普通契约中的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更大。由于高新技术企业从事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 并且研发投入的金额和结果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而风险投资家的专长在于资本运作, 对于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新技术并没有相应背景, 从而信息不对称风险增大。信息不对称即是道德风险发生的主要原因。其次, 高新技术企业的性质导致道德风险后果严重。高新技术企业中无形资产比例较高, 新的商业模式与新的盈利方式都能使企业估值大大提升, 道德风险的发生会阻碍企业发展, 使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迅速缩水, 从而无不道德行为的一方损失惨重。最后, 风险投资中的道德风险监管困难。企业拥有风险投资家的风险资本, 风险投资家获得企业的股份或董事会席位。这使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均需监督对方是否恰当运用权力, 促进企业发展。但一些隐蔽性行为难以被监控, 又无相应法律对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予以惩罚。

(二) 风险投资中的双边道德风险

在风险投资过程中, 道德风险存在于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者双方。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所拥有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 双方都存在对方无法掌握的信息。企业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人员等信息拥有绝对优势, 风险投资家对投资契约的了解, 风险资本的运作等具有天然优势。风险投资家也有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 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也有可能发生。由于双边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风险投资中的道德风险即为双边道德风险。所谓双边道德风险是指双方为追求各自的最大效用所采取的对方无法观察的利己行为。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包括努力不足;追求私人利益, 制造虚假数据, 不如实披露项目盈利水平;继续维持无效益项目;不计后果从事高风险项目;为了获得继续融资, 隐瞒企业亏损状况。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包括过多干涉创业企业;同时投资于同行业的竞争性高新技术企业, 影响本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窃取商业机密和技术;以停止投资相威胁, 要求修改契约条款;企图架空风险企业家, 套空高新技术企业。这都是双边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

(三) 契约理论与双边道德风险

风险投资契约是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在风险投资的投入、运营、退出阶段设立的契约关系。由于人的有限理性, 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 契约条款是不完全的, 风险投资契约也不例外。不完全契约为双边道德风险的发生提供了机会。为应对不完全契约, 化解未来不确定事项对契约双方的冲击, 减轻双边道德风险, 需要设计风险投资契约机制, 从而保证契约中的激励约束条款发挥作用, 提高当事人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成本。通过契约安排, 可以更好地对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双方实施激励约束, 减少道德风险发生风险投资中可能性, 使双方的行动选择与双方的利益一致。因此, 设立有效契约能够缓和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矛盾, 控制双边道德风险。

二、风险投资中双边道德风险治理方式

(一) 控制权安排

在风险资本的运作过程中, 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契约安排应从激励和约束角度进行, 通过合理安排使二者相互制衡, 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风险投资过程中, 风险企业中控制权的配置的方式一般为风险企业家拥有普通股, 并有股票期权作为激励;风险投资家拥有普通股, 并有可转换证券及参与管理的权利。风险企业中管理者的报酬通常由较低的固定薪酬、业绩提成和股票期权组成。高新技术企业缺乏资金, 这种报酬体系可以用未来期间可能在资本市场上获得的报酬来弥补当期较低的薪酬。长期薪酬的引入可以使风险企业家的专注于公司的长期业绩, 减少短视行为。风险企业家会为了获得期权收益抑制从事高风险活动的冲动, 减少不道德行为。同时, 持股比例的增加带来对企业的控制权对风险企业家有强烈的激励效用。而未来股份流入管理层也会使风险企业家对企业控制力加强, 防止风险投资家为自身利益干涉企业运营、架空企业原始管理者。可转换优先股与可转换债券是风险投资中最常用的金融工具。可转换证券使风险投资家在企业经营不善甚至破产清算时, 拥有优先清偿权。当风险企业的盈利水平达到目标值时, 可转换证券就能按照契约约定转换为普通股。在实际应用中, 风险投资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达到一定的收益水平之后, 投资者才会行使转换期权转为普通股, 从而迫使企业家者提高投资的效率。同时, 可转换债券附带的控制权条款也能使风险资本家对企业的运营进行监控, 防止资金滥用。这种契约设计可以改变双方承担的风险比例。可转换契约具有相机治理特点。在风险资本投资契约中, 在可转换证券与分阶段投资相结合时, 不同阶段投资的可转换契约的转换比例通常是根据企业盈利水平与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而调整。可变性能激励和约束风险企业家, 使其与风险资本家利益一致, 为减少风险资本家在以后投资阶段通过可转换证券获取普通股数量而努力。而风险投资者在多轮投资中, 企业盈利达到目标, 实行股份转换后, 也会为持有股份未来估值提升勤勉尽责, 推动企业发展。在企业盈利不足, 未转换或未能转换优先股或可转债时, 优先剩余索取权也促使其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付出努力。同时, 对于转换期限时间长度的设计与可转债赎回和回购条款的设计也是对投资者和管理者的相互约束。可转换证券的这些特点为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的双边道德风险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机制。

(二) 资本的投入方式

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与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营特征, 已投入资本的去向难以被监控, 风险资本在进入高新技术企业后, 道德风险的发生成为可能并难以控制。资本投入企业的方式包括:一次性全部投入与分阶段投资。一次性投入资本难以对上述风险加以控制。分阶段投资在风险投资契约中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在分阶段投资时通常约定评价企业业绩的各种指标, 根据企业本期的经营业绩进行企业估值, 作为下一轮投资的依据。分阶段投资契约赋予风险投资家考察企业经营业绩, 并决定继续投资或中断投资的权利。如果高新技术企业未达到契约要求的业绩, 风险投资家可能会停止继续投资或者要求更高的股权份额, 从而稀释企业家的股份, 可能导致企业家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因此, 风险企业家会选择与风险投资家的期待一致的行为, 努力经营, 从而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同时, 分阶段投资也能使风险企业及时终止妨碍企业经营的风险投资, 如窃取公司机密的风险投资, 或利用较少的资金获取发展迅速企业中的过多股份。分段投资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增加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的交流, 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经营模式和产品技术都在飞速发展变化, 信息更新速度快。在每一阶段投资中, 二者会为了下阶段的投资细节进行商讨, 对本阶段的发展进行评价及预期, 如再投资定价等。在商讨中, 能获取对方的私人信息, 并会为了下阶段投资的注入再次博弈。获取对方的信息就越多, 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少。因而在高经营风险的高新技术企业中, 分阶段投资的间隔时间需要缩短。通常风险资本家趋向于在早期提供较少的风险投资, 随着投资轮次增加, 单个投资项目的金额也会增加, 用这种方式有效控制潜在的道德风险。在成思危在2011年的一项国内调查表明, 在712个披露了投资轮次的项目中, 第一轮的投资项目数量和投资总额都是最高的, 投资数量占总量的74.86%, 投资额度占总量的64.41%;第二轮投资数量迅速减少, 投资数量和投资金额分别占总量的16.15%和14.72%;但第三轮投资的平均项目投资额最高, 为第一轮投资的2.3倍;而第四轮投资数量仅占总数的0.7%, 平均投资额也远低于第三轮投资。这项调查表明目前风险投资中投资轮次与投资金额的分配能够控制道德风险。但从投资的有限轮次中观察出国内的分阶段投资虽然在广泛使用, 但实际应用程度比较有限。

(三) 风险资本的退出安排

风险资本退出高新技术企业的方式包括IPO上市退出、股权转让以及破产清算等。股权转让包括股份回购、管理层收购及转让给企业和其他风险投资机构。风险资本的退出方式是对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契约安排的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同时也是利益分配中的重要因素, 对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控制都有影响。2006至2010年, 我国有33.53%的风险资本采用上市方式 (不包括已经IPO但尚未退出的项目) 退出, 29.41%的风险资本通过股权回购退出企业。IPO是风险资本最理想的一种退出方式, 它能有效减轻双边道德风险。IPO对风险企业家在选择努力水平及行动时有影响在于, 风险资本的退出向资本市场传递经营状况良好的讯息, 这也是风险投资机构对风险企业经营业绩的认可, 从而增加市场上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程度。同时,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能够获得更多的融资渠道, 拥有后续融资的机会, 并且风险企业家手中原有股份的流动性大大提高, 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变现, 拥有私人收益。更为重要的是, IPO提供了使风险企业家重新获得企业控制权的方式, 从而激励其更好的治理企业。IPO也能激励风险投资家付出有效努力水平。若企业IPO成功, 风险投资家会获得高额收益, 成功退出高新企业, 投资于其他项目。相对的, 如果企业无法成功IPO, 风险资本只能选择其它方式退出企业, 而其它方式的退出收益大大低于IPO。经验研究表明, 若风险资本的退出方式为破产清算, 则风险投资家仅能收回投资额的64%。在契约条款中对股权回购作出约定则能约束风险投资家, 对风险投资家道德风险的防治有重要作用。股权回购是风险企业家在约定的情况下按照契约规定购买风险投资家拥有的股份, 从而收回控制权, 使风险投资退出。股份回购有利于公司股份的集中, 增强控制权。股份回购一般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其规模、市场和发展前景都十分良好, 但风险企业家基于多方考虑以现金形式向风险投资家回购本企业的股权。这能够防止风险投资家过分享有公司增值带来的收益, 也能使企业管理者让过分干预公司经营, 妨碍企业发展的风险投资家退出企业, 是对风险企业的保护机制。同时, 回购条款的设计也能保障风险投资家在企业家做出不道德行为时能得到适当补偿。

(四) 声誉机制

声誉机制是一项隐形契约, 在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形成约束。在多轮投资中, 风险投资家处在优势地位, 会给予其在下一轮投资中恶意压低企业价值的机会, 但基于声誉考虑, 可能会抑制这种行为。声誉效应的作用机理在于, 重复博弈中双方基于未来合作与收益的考虑, 会采取有利于达到双方共同目标的行为。因为在重复博弈中声誉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所以风险投资家如果采取一次性全部投资方式进入高新技术企业, 声誉机制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反之, 分阶段投资的投资特点使上一阶段的投资结果成为下一阶段是否继续投资的重要依据, 博弈次数的增加为声誉机制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可能。此时, 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之间形成了多阶段重复博弈。同时, 对风险投资家来说, 声誉价值是风险投资基金的潜在投资者衡量其经营业绩的标准之一。风险投资机构也有委托代理契约, 在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者面前, 前期投资回报率是后期是否持续或增加投资的依据。因而, 风险投资家能力的证明是以前投资的经营业绩, 这也是其建立良好声誉并成功筹资的保证。如果风险投资家培育的IPO企业越多, 报酬率越高, 风险投资家就越能获得市场认可, 风险投资基金就更易获得资金来源。声誉机制同样在风险企业家市场与投资家市场发挥作用。风险投资家可能与一家风险企业只有一次合作, 但是风险投资家会向其他风险企业继续投资。在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中, 如果风险投资家窃取了风险企业家的商业机密, 其声誉价值就会大大降低, 从而以后就很难再通过风险投资从高新企业获取商业机密。不道德行为导致其潜在合作企业家意识到其不良声誉, 对是否合作进行重新考虑。从而声誉机制能够减轻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而在风险企业家市场, 一个企业家往往在不断失败中寻找新利润点进行创业。多次创业的企业家为取得风险投资家信任、赢得良好声誉, 在将来收获风险投资, 在经营过程中会考虑风险投资家的利益, 勤勉经营。在声誉机制下, 博弈双方均会基于声誉因素, 在选择行动时采取有利于高新企业的行为。因此, 声誉机制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披露机制, 也是一项能够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的隐形契约。

三、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治理对策

(一) 完善法律体系

我国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 仍落后于实践。法律上企业可以考虑到更多创业者权利, 产权应更明晰, 如建立技术股、风险股、创业股、股票期权、管理股等多种形式的产权安排。并且需要为金融契约的建立提供法律支持, 使其激励和约束作用充分发挥。目前, 一些协议安排如风险投资中的对赌协议, 没有被证监会认可, 甚至有对赌协议被宣布无效的前例。而对赌协议在国外是广泛应用的平衡风险投资双方风险的协议。此外, 我国对金融工具的应用存在法律上的限制。可转换债券在我国发行条件严格, 应用主体限于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而目前需要风险投资的企业大多数尚未上市, 导致用于防范道德风险的金融工具无法在创业期的高新技术企业应用。这就需要在法律上为可转债的发行降低门槛。

(二) 注重金融创新

我国的资本市场也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尚存差距。可转换优先股目前不能在我国风险企业中应用, 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之前, 我国风险投资契约的主要金融工具仍为普通股。而普通股受到我国《公司法》中“同股同权”等条款的限制, 无法具有可转换优先股的众多特点, 从而不能对风险投资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治理。因此, 应该在目前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进行金融创新。通过借鉴可转换优先股的原理, 在设计普通股的投资契约时加入可转换优先股的核心思想是十分有必要的, 如通过可转债与普通股的组合来达到这一效果。从而使风险投资契约中投资者与管理者承担风险的程度发生变化。在投资方式上, 应注重金融工具的选择、控制权划分和以及引入分阶段投资机制。此外, 在引入分阶段投资时, 充实限制条款与保证条款, 如加入对风险企业家的某些特定行为的具体要求、对企业盈利目标的设定等。根据我国国情, 把金融工具创新性地应用于风险投资契约中, 能更有效地防治道德风险。

(三) 拓宽退出渠道

我国投资机构的退出途径依然狭窄并受到多方制约。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限制条件较多, 退出渠道狭窄, 退出方式较少。在IPO上市退出方式中, 本土上市门槛高, 不适合成立时间不长的企业, 早期的高技术企业上市往往绕道往香港、美国等境外市场上市。近年来在本土上市难度有所降低, 2012年A股进行IPO改革, 但仍比较困难。我国的创业板市场的进入机制需借鉴国外市场的制度, 降低高新技术企业上市门槛, 大力支持高科技企业上市, 使我国IPO退出制度更有吸引力。股权回购退出也受限于我国股票回购政策难以实际操作。而在国外股权回购是风险资本退出的主要形式之一, 我国应放开对与股票回购的限制, 使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更完善。

(四) 强化契约精神

契约的订立需要双方的尊重及遵守, 契约精神是订立合约相互信任的基础。风险投资市场中, 只有双方都遵守契约订立的规则, 契约才能有效发挥遏制道德风险的作用, 否则契约只是一纸空文。在中国市场上, 信任总是和地缘、亲缘紧密相连, 基于契约上的信任有所缺失。而健全的市场需要具备诚实守信、拥有契约责任感的市场成员, 若订立契约只为将来在不利于己方时寻找其他方式解除契约, 契约精神荡然无存, 对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存在莫大危害。同时, 在契约精神成为市场主流精神时, 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节约风险投资的监管费用。所以我国需要提高人员素质, 强化契约精神, 建立信用体制。

摘要：风险投资具有较高的道德风险和不确定性。如何防范和控制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双边道德风险是风险投资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契约理论角度阐述了风险投资中的双边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双边道德风险的治理方式, 分析了我国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的现状, 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风险投资,双边道德风险,高新技术企业

参考文献

[1]曹国华、潘蓉:《风险投资中双边道德风险、双边逆向选择及其治理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1期。

[2]成思危:《中国风险投资年鉴 (第l版)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1年版。

[3]刘明辉:《风险投资契约型组织形式的收益模型及其效率比较》, 《决策参考》2009年第16期。

[4]李先江:《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关系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

职业道德风险防范 篇5

就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的风险而言，应当说，更多的还不是来自于企业外部。外部风险有一定客观因素，有些是不以企业经营者意志为转移的，但也并不是不能有所预见、有所防范的，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规避，把风险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而来自国有企业的内部风险是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它包括来自于企业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本身的操作风险、决策风险、管理风险、非理性因素造成的风险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由于经营者自身能力素质给企业造成的风险;二是道德风险，由于经营者的道德修养原因造成的、该作为而不作为或不该作为而为之所造成的风险。无论是能力风险还是道德风险，防范的手段主要靠提高经营者业务素质、靠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来解决。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使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变成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客观上存在着代理人利用自己的优势，采取旨在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却有可能损害委托人利益的道德风险。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企业的经营者有一定的任期，有退休、调离、免职等问题，国有企业经营者道德风险现象日渐突出，成为其侵犯国有资产、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的根源，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成为制约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对企业防范道德风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道德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

道德环境变化影响人的行为。道德环境是人们道德行为选择的依据，对主体道德行为具有影响。良好的道德环境可以激发良好的行为，不良环境往往抑制好的行为并助长恶行的繁衍。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初期，经济行为的逐利性确实会引发甚至诱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致使部分国企经营者逐步丧失敬业精神，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生活与事业等关系时价值取向的错位，滋生贪污受贿、吃喝玩乐、职务消费泛滥、利用职权侵占国有资产等各种违法腐败现象。

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风险防范，既要靠制度、体制、法律、规定等硬约束条件，也要靠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形成软约束条件。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通常被人们看作是经济运行中的非制度性的安排，但它在维护经济运转，降低经济运行成本，规范经营行为，提高效率等方面却时刻发挥着重要作用。伦理道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来自于人类文明进程中长期形成了的行为准则和职业操守。用伦理道德防范经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制度层面不可替代的优势。经营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要靠伦理道德作为基石。市场经济伦理道德是保证经济市场信用活动正常进行的基础，也是防范经营风险的必要条件。但在我国国有企业转型过程中，一些过去为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变得不那么自觉了，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伦理道德缺失、依附人格、小团体意识，缺乏契约观念、信用观念、忠诚观念，这些错误的伦理道德观及行为，增加了国有企业转型的道德风险。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道德风险集中于代理人问题上。在委托与代理关系中，当事人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容易出现道德风险。经营层权利过大、信息不对称，往往造成“内部人控制”的现象。经营者掌握着相当大的信息优势，在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下，中小股东等相关利益主体将处于弱势地位，有可能导致经营者暗箱操作。

防范道德风险，重在建设与强化

提高企业经营者素质，首先要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国有企业经营者是最易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消极腐败思想侵蚀和影响的一类人群。必须加强对经营者队伍的道德教育，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树立给自己、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人生观以及崇尚廉洁的职业操守。因此，国有企业党委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着力抓好企业经营者队伍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加强廉洁自律和法制观念的培养。

不断提升中国传统商业精神与现代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水准，激发企业经营者的道德责任心。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商业精神为商人或企业家提供了两种精神动力来源。一种是来自于传统农业社会下“光宗耀祖、造福桑梓”的思想;另一种是来自于近代中国的“实业报国、民族振兴”的思想。商业或企业组织在中国商人或企业家的眼里，仅仅是一个实现个人远大理想抱负的载体或工具。他们信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格言，显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把追求商业成就视为个人或组织的终极目标，而是以此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和路径。

中国传统商人在长期经营中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逐渐形成了“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经商之道讲求诚信，重产品质量。义与利向来是一对矛盾，只讲义而不求利，就不成为商人，但只求利而不讲义，既不合乎社会道德规范，损害公众的利益，从长远看也是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所以，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既是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商人素质的体现。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守诚信、讲道德，需要德才兼备的经营者。要加强对经营道德、商业伦理等方面的教育培训，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国有企业转型过程中，大力弘扬优秀的职业道德，激发企业经营者道德责任心，约束、引导、调整他们的经营行为，使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要求成为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道德认知和信念，从而自觉践行其职业道德义务，为企业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强化企业经营者的法制观念。要组织国有企业经营者深入学习国家法律、法规，提高依法经营和依法保护自己的意识;要从法人治理和企业治理两个层面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堵塞和减少企业在决策和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要建立监事会、职代会、纪委监察以及内部控制为主的监督检查体系，通过事前、事中和事后监控，避免和降低风险损失，真正做到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使企业经营者远离违法违规行为，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从而为国有企业防范风险奠定基础。

存款保险中道德风险的理论基础 篇6

首先分析没有存款保险的情况，以C表示存款人为监督银行经营状况，收集信息资料付出的成本，A为存款人在银行为发生异常情况时所获得的预期收益。L为银行高风险经营给存款人造成的预期损失（L>c）损失概率为α，则整个状况下预期损失为-Lα+（1-α）B。R表示银行经营低风险时的预期收益，Rj表示银行经营高风险时的预期收益(Rj>R)，A为银行在高风险经营且储户监督时的成本，即储户流失。

为了分析的一般性起见，如下假定是必须的：αRd+（1-α）Rj >R>αRd+（1-α）Rj-A，否则银行在任何条件下对于高风险都是偏好的。

上图中存款人的战略空间是监督、不监督，银行机构的战略空间是低风险、高风险。在这个支付矩阵中，可以认为：（1）存款人的支付取决于自己的战略和银行机构选择的战略，银行机构的支付也同样取决于自己的战略和存款人的战略。（2）只要存款人实施监督，那么银行机构选择高风险经营就必定会被发现和受到存款人“用脚投票”的惩罚。以存款人实施不监督、银行机构高风险经营为例，此时存款人的支付为银行机构商风险经营给存款人造成的预期损失A，银行的支付为高风险经营的预期收入Rj。

通过对支付矩阵的分析，可以知道：在这个博弈开始时，给定存款人实施監督，银行选择低风险经营；存款人给定不监督，则银行最优战略是选择高风险经营。给定银行低风险经营，存款人选择不监督：给定银行高风险经营，则存款人最优战略是选择监督。因此没有一个纯策略组合构成纳什均衡。

下面讨论有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人策略和银行经营策略又是如何呢?存款保险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存款人利益，也就是说即使银行破产存款人也可以在存款保险机构得到赔偿，存款人没有多大的损失。有了存款保险以后，投保银行要按照自己的被保存款总数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费 D，其它费用跟上一情况类似。

存款人和银行两者拥有和不存在存款保险的博弈矩阵一样的战略空间。不同的是此博弈矩阵拥有纯策略纳什均衡。对支付矩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给定存款人实施监督，由于R-D>αRd+（1-α）Rj -A-D银行机构的最优战略是选择低风险。给定存款人不实施监督，银行机构选择高风险。而不管给定银行选择低风险或是高风险，存款人的最优战略是不监督。如此得到一个纯策略组合纳什均衡，即(存款人实施不监督，银行选择高风险)。显然，存款保险的存在改变了存款人在银行失败时的预期损失，削弱了市场约束。

规范分析小结

（一）存款人的道德风险

存款保险降低了投保存款人遭受存款损失的风险，使其拥有了一份接近于无风险的资产。因此，存款人并不在乎银行资产形式选择或资本状况，缺乏动力对银行进行风险监督。并且由于银行存款保险受到保护，储户不必根据信用来选择存款银行，而只看哪家银行的存款利率高，储户就自然会选择那些最脆弱的银行，因为它们提供的存款利率可能最高，结果使脆弱的银行可能吸收到更多的存款。存款保险对于银行负债的担保实际上削弱了市场约束，而后者正是通过存款人避险提款和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来实现的。市场约束的缺失导致了资产组合越具风险性，预期收益就会越高。

（二）银行的道德风险

在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向存款保险机构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银行破产，存款人从保险机构取得赔偿。但是，对于原有风险的承担者银行来讲，存款保险机构的存在转嫁了这一风险，银行可以利用存款人的资金而不必承担资金使用后的风险，也就是说，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银行产生了承担过度风险的动机。所以实旖存款保险制度以后，银行对借款人的监督也会减弱。因为对于银行来说，每一位股东在银行倒闭时，其损失仅限于其投资额(资本金)，而现今一般都实施单一的保险费率不能充分反映银行的风险行为。所以对于无清偿力，或清偿力较低的金融机构来说，道德风险会愈加明显。

参考文献：

[1] IMF.系统性银行危机的管理（中译本）[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刘仁伍.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理论与实证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段辰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设计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J].金融研究,2003（11）.

思想道德风险 篇7

道德风险应用于整个社会领域则指因私欲、私利等自身思想道德偏误或因亲情请托等情节, 可能造成个人行为规范或职业操守发生偏移, 行政管理行为失控, 或授意他人违反职业操守, 导致行政行为结果不公正不公平, 行政行为对象利益受损或不当得益, 构成“以权谋私”等严重后果的廉政风险。

目前防范思想道德风险的主要措施有二:一是法律惩戒, 一是道德教化, 即廉政文化教育, 其中教育是根本。

一、廉政及其文化

从古至今, 无论是封建君主时代, 还是现代社会主义社会, 都十分重视“为政清廉”问题。纵观我国历史, 我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历史渊源的国家, 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蕴藏着丰富的廉政文化思想内涵。历朝历代都有对“廉”的世风、民风和官风的倡导, 无论是法家, 还是儒家, 都希望“弊绝风情”, 主张“为政清廉”、“取信于民”。古代一些比较清醒的统治者和官员, 身体力行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 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这些对当前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一是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廉政文化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等廉政文化名言。同时也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廉政故事, 如宋代廉吏包拯, 权势不能淫, 富贵不能屈;海瑞一身正气, 当面直言, 弹劾百官。这些形成了牢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纽带,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

二是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举措。“建立科举考试制度, 选拔廉能之士进入政府部门;建立监察机构如:秦代的‘御史府’、西汉武帝的‘司隶校尉’、‘丛相司直’、隋唐的‘御史台’、明清的‘都察院’, 加强对官吏的监察;建立法律规范如:唐律的《杂律》、宋代的《宋刑统》、明朝的《明律·吏律》、清朝的《大清律例》等。”

回顾我们党廉政文化建设史可以看出:我们党更是廉政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创立、丰富和发展了一系列廉政理论, 赋予了廉政文化新的内涵。

结合当代和中国的特点, 把中国古老的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加以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 使之成为廉政文化建设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观;邓小平提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等思想。

不断地把我国廉政文化建设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创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政治斗争。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在反腐败斗争中抓好教育、法制、监督三个环节的结合, 教育是基础, 法制是保证, 监督是关键, 提出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机制:“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 纪委组织协调, 部门各负其责, 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从而形成反腐败的整体合力。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战略高度,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 在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上, 颁布了《实施纲要》, 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 强调从源头上严防和治理腐败。

二、廉政文化教育在防范思想道德风险中的价值

(一) 以人为本, 增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力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政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 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构建和谐社会同建设廉政文化都属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两者目标是一致的, 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构建和谐社会为发展廉政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廉政文化作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融合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 一种道德评价机制和价值取向,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1. 升华境界。

以人为本, 实现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大同社会 (即共产主义社会) , 既是党的崇高理想和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为之奉献的目标, 又是构建廉政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的共同理想追求。古人云:“教化之废, 推中人入小人之境;教化之行, 引中人立上人之境。”基于这一共同理想追求和目标的廉政文化建设, 要求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增强社会和谐意识, 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 消除不平衡、不公平、不稳定的矛盾和因素, 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使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得到维护和实现。

2. 凝聚人心。

和谐社会应是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都能得到协调, 社会成员的权益都能得到维护, 各种社会矛盾都能得到化解, 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腐败、滥用职权、以权谋私, 损害公平正义, 导致利益分化, 破坏社会和谐。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就是从价值观念、法律体系、社会道德风尚等方面, 构筑较为完整的廉政文化体系, 培养人们的理想信念和共同价值取向, 从而以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紧密联系起来、凝聚起来, 为共同的理想目标奋斗。

3. 内化行为。

廉政文化一旦形成, 它的精神理念、价值观念、道德规则、行为准则就会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产生很强的引导力, 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养成良好的廉政修养和生活方式, 慎独慎微, 慎始慎终, 自觉经受住各种考验, 抵制诱惑, 保持本色, 做到“政者, 正也”, 更好地维护公平公义, 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 拒腐防变, 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免疫力

“廉者, 民之表也;贪者, 民之贼也。”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 不仅干扰市场经济秩序、污染和毒化社会风气, 而且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和谐社会也就无从谈起。消除腐败, 除了靠法律法规等制度保证外, 还必须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 增强其免疫力。“堤防不筑, 尚难支移壑之虞, 操守不严, 岂能塞横流之性。”廉政文化培养人的羞耻之心, “从心所欲不逾矩”, 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向善避恶, 防患于未然。

1. 增强宗旨意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我们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福祉, 除此之外, 党没有任何其他特权。这是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道德要求和价值取向。一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牢记党的宗旨,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努力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绝不能损害人民利益, 以权谋私, 徇私枉法。

2. 增强官德意识。

师有师风, 官有官德。官德是领导干部从政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官德如何, 不仅影响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和威信, 而且影响社会道德风尚。一个领导干部有了良好的职业道德, 就能时刻忠诚于党的事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甘当公仆, 乐于奉献;就能做到遵规守法, 诚实守信, 公道正派, 一身正气;就能心静如水, 永葆本色, 自觉做到“灯红酒绿不迷眼, 不义之财不伸手”, 做社会道德的楷模。

3. 增强慎独意识。

有人曾说过, 人本身都有腐败的倾向。一些人走向腐败之路, 往往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 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党员和领导干部放松学习, 不“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不“吾日三省吾身”, 经常对照检查自己工作、生活中存在的细微污点, 不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官之德, 就极易走向邪路。领导干部的自律意识强不强, 关键看能否“慎独”。一个人有了“慎独”意识, 就会时时、处处、事事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忍得住清苦, 耐得住清贫, 保得住清廉, 就能够经得起执政的考验, 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 经得起名、利、权的考验, 真正过好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人情关。

三、廉政文化教育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要使廉政文化教育取得好的成效, 实现上述价值, 还应该对在当前背景下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以便于我们在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做到心里有数, 知其然, 又知其所以然。廉政文化建设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 有利条件

1. 有科学的理论指导。

凡是创立和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大致少不了以下几个要素: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范围、主体内容和方向目标;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及在这个思想体系指导下形成确立的一系列科学正确的价值观念。廉政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廉洁从政”问题;范围是“廉洁从政”涉及到的所有问题, 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风俗等等;主体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工作实践;方向目标是:为建设一个清正廉洁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在思想理论上提供服务。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材料, 事实, 论证、说理。应当看到, 廉政文化建设的各项条件都是具备的, 这是其理论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之一。

2. 有健全的组织和领导的高度重视。

客观地说, 我国的廉政组织结构网络是健全的, 各级党委及其主管领导对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极为重视, 不仅实战经验丰富, 也具有极强的权威性。有这样的组织和领导廉政文化建设探讨活动, 只要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就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3. 有热心于廉政文化教育的专家、领导和专业人员队伍。

“廉政文化”的概念一经提出, 就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不长的时间里, 就已经有很多人给予深切的关注, 并且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成果。这其中有研究党建、政治和行政学的专家, 还有一批宁波的研究者。因为有了这些热心人的参与, 我们坚信, 廉政文化建设一定能够结出丰硕的成果。

(二) 制约因素

1. 传统的体制性障碍与影响。

从一般原理上看, 理论研究离不开实践的发展。当前, 廉政建设也确实遇到了一大难题:由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体制性的约束, 廉政建设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新的突破;作为以廉洁从政为研究对象的廉政文化建设也自然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

2. 腐败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

当腐败以扭曲的价值观念被社会公众所接受, 并渗透到一些权力主体的日常行政行为之中, 甚至形成某种社会风气的时侯, “腐败文化”就产生了。腐败文化的负面影响无处不在。它杂糅和藏匿在中国传统文化体内, 时刻在侵害和影响着我们的政治机体及整个社会。改革开放25五年来, 无论是党内外、政内外还是在社会的各个阶层, 很少没有受到诸如“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等等的腐败文化观念的污染和毒害, 导致一些公职人员陷入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甚至走上腐败堕落的道路。这是反腐败为什么难的基本原因之一。自然, 这也是今后制约廉政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因素。

3. 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参差不齐。

实事求是地说, 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素质状况是比较好的。但根据人力资源专家的分析, 我们干部队伍的总体素质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还相当大;与我国目前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现实要求相比, 还有很多的不适应。最主要的问题是核心素质 (即“大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小三观”:权力观、政绩观、群众观) 跟不上, 并且在短时间内很难有大的改变。试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 无论是廉政工作还是廉政文化建设, 都会遇到不小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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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银行员工道德风险防范研究 篇8

一、新形势下银行道德风险的主要特征

(一) 道德风险的产生带有客观必然性, 只要市场经济存在, 道德风险就无法回避

按照契约理论, 避免道德风险需要签订契约的双方处于信息对等的地位, 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信息必须是完全的。而这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是不可能的。商业银行决策层、经营层和管理对象, 由于实行区间和空间的原因, 在分级管理体制下。加上大多不拥有与其职权相适应的产权, 并无足够的经济能力对决策或经营成果负责。或者只负有微不足道的责任, 而每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 加上对管理者约束力软化, 于是道德风险产生也就变得必然。因此。道德风险实际上是人们将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后果时变得不太谨慎的行为倾向, 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操作风险。而国际上已将操作风险列为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并列的三大风险之一, 也就是说道德风险已成为商业银行第二大风险源。

(二) 道德风险以团体或个人利益为目标

道德风险是市场中交易的一方违反市场机制的一般要求或道德规范, 利用各种便利条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让对方承担损失的可能性。道德风险形成原因:一是为满足生存需要而谋取更多的货币收入所形成的, 二是期望自己的价值得到所在企业或社会的承认, 并谋求与之对称的待遇。由此而产生的不正当行为。此外还有管理体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存在问题方面的原因, 但有一条本质原因就是商业银行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发生其立足点是为本人需要, 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保全自己、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为价值取向。

(三) 道德风险是以信息不对称、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到位为条件的

道德风险是当事人之间获取的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整, 当管理成本太高以至超过管理收益时, 在获取信息方面占优势的一方有可能为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采取不利于他人的行动, 侵占他人的利益。在商业银行内部, 银行决策层、经营层明知其作为或不作为不符合商业银行的长远利益, 但因认为这种作为或不作为可能不被发现或即使被发现所带来的损失也小于所带来的收益而作出的决策或行为。

(四) 道德风险造成的危害极大

道德风险越来越可能成为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和经营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和长远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道德风险高是导致案件频发的一个关键因素。道德风险直接导致公众对银行信用程度的降低, 由道德风险导致的社会风险和诱发的系统风险不容忽视, 道德风险败坏了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奉献人生的良好社会风气, 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致使员工落伍。道德风险的发生对金融风险集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而引发区域性的金融危机, 损害存款人利益, 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 国内外大量金融案例表明, 道德风险已成为主要金融风险, 道德风险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有时甚至超过市场风险。

(五) 道德风险是一种损失的可能性, 因而是可以制止或化解的

道德风险虽无法根除, 但这并非意味着对此束手无策。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低下, 产生的条件在于信息不对称或管理不到位, 只要能通过某种制度设计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或提高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 就会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

二、银行防范道德风险的有效措施

(一) 从强化员工学习和职业操守教育入手, 全面建设诚信企业文化

针对员工的具体情况, 强化职业道德和风险意识教育, 安排部署周密的培训计划, 增强员工的责任心、意志力, 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非观和价值观, 提升经营行管理人员职业操守和风险意识。充分发挥党、政、工、团职能, 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 认真开展反腐倡廉教育, 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普法教育、规章制度教育, 增强员工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筑起坚实的思想防线。

(二) 从强化内部管理制度和体制创新入手, 规范员工业务操作行为

防范道德风险要从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方式创新多方面入手, 通过制定“刚性”的制度加以约束。一是加强人员控制。建立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 坚持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 对极少数涉嫌营私舞弊、品行恶劣的人, 采取断然措施, 坚决的清理出银行队伍, 永除后患。二是要切实执行业务主管轮岗轮调和强制休假制度。经常留意、排查信贷、会计、出纳等重要岗位人员的行为, 及早发现问题, 对重要岗位要定期进行轮换, 防止长期在一个岗位工作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三是要严格规范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员工八小时内外的行为, 建立相应的员工行为失范排查制度, 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 情节严重的, 要进行严肃处理。

(三) 从强化规章制度观念入手, 不断提高依法治行水平

各经营行领导干部要牢固确立依法合规经营理念, 始终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 绝不能涉足违法违规禁区, 发现违法违规的苗头, 要坚决予以遏制。要经常开展案例剖析, 以案说法, 运用反面的教训警醒员工, 不断加深其对法律、制度、规定、操作流程、道德标准的认识, 提高员工按照法律、法规、制度、规定约束自己行为的自觉性, 使其在遇到道德考验时, 能够根据道德指引做出阳光选择。对于应当承担责任的员工, 要加大法律、制度、规定的制裁力度, 做到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 加强法律、制度、规定的威慑作用, 为银行创造良好的经营管理环境。

(四) 从强化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入手, 筑牢道德风险防线

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研究 篇9

一、保险行业人员道德风险的类型及特征

按道德风险产生的环境, 可以将保险行业人员的道德风险大致归类为以下五种。

(一) 管理决策中的道德风险

这种情况表现为在管理决策中, 以权谋私, 利用各种手段搞账外经营;截留保费、手续费及退费;越级审批。一些内部人员不顾公司利益, 向客户透漏内部消息, 例如在国家利率变动调整期, 公司执行新价格之前鼓动客户投保, 给公司造成损失。还有些保险公司利用退保退费的手段为公司建立小金库, 从中获得利益。

(二) 业务活动中的道德风险

这些案例大多表现为在业务活动中不遵守保险行业经营规则, 在承保方面不科学分析标的风险及违规承保, 承保大量的亏损客户, 造成赔付成本急剧上升。如在人寿保险方面, 从业人员不遵守诚信原则, 利用人际网络关系, 招揽不符合条件的客户, “使其符合承保条件”, 来完成自己的业务。这只是典型的从业人员和客户共同骗保的现象, 实务中这些骗保的形式各式各样, 并且频率也很可观。还有一些从业人员不遵守职业道德使得保险金变相流入客户的现象:保险从业人员利用专业知识骗取客户保费, 给投保人造成经济和利益上的损失。保险经纪人在推销保险时, 利用客户趋利心理和对保险的无知, 欺骗客户投保, 或利用容易引起歧义的条款误导客户投保。

(三) 关键操作人员道德风险

在保险经营的各环节中, 一些关键人员的违法活动将给保险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并造成严重的不良社会形象, 影响保险业的社会声誉和信誉。如一些关键人员欺上瞒下, 损公肥私, 监守自盗, 如某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多次伙同他人骗赔, 给保险公司造成几十万元的赔款损失。在保险估价、核保、定损等需要计量等环节上也出现了保险金变相流入从业人员或保户手中的现象。保险从业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客户进行地下交易, 以收取一定回扣的方式向理赔部门故意夸大事故, 影响定损或伪造出险现场, 以骗得足额或多于应付额保险金, 这样既能留住客户, 又能得到利益, 达到“双赢”的效果。

(四) 同业竞争中的道德风险

在目前激烈的同业竞争中, 保险从业人员往往为了业绩, 不择手段, 不顾成本效益, 变相降低费率及抬高手续费率, 造成严重的承保损失风险。如前几年车险普遍亏损, 主要原因就在于同业竞争形成了过高的手续费率, 各公司为了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不考虑经营风险给出过高的手续费率。为了保险业的稳健发展, 保险监管层发文规定各保险公司手续费上限不得高于15%才结束了这种恶性竞争的状况, 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仍有部分保险公司违规操作。

同业竞争使保险从业人员的“跳槽”现象仍普遍存在, 尤其是代理人频繁转换公司的现象最为严重。有些代理人以手中掌握大量客户资料以及和客户的密切联系为筹码, 在行业中频繁更换佣金待遇更好的公司, 并把业务同时招揽到新公司中去, 或利用“跳槽”威胁公司提高待遇。

又如“地下保单”是近几年保险业的一个点击率很高的词汇。所谓“地下保单”是指一些境外保险机构非法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销售境外保单, 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这些地下保单正是通过国内一些惟利是图的从业人员而流入到国内市场的。这几年“地下保单”销售逐渐升温, 从广东、福建等发源地向上海、北京等内地城市扩张, 甚至连新疆乌鲁木齐也出现了地下保单的踪影。根据国内和香港一些机构的调查, 内地每年有120亿港币通过“地下保单”流入香港保险市场。仅北京, 每天就有约40份地下保单签订。这些“地下保单”的存在严重扰乱保险市场正常竞争秩序,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权益有可能不能得到根本保障, 引起许多社会问题, 危害极大。

(五) 保险行业内部协调性不足引发的道德风险

保险公司内部分工明确, 但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 部门间员工的协调性很差, 互助和协作精神缺乏, 领导之间搞个人矛盾, 内耗相当严重, 使保险公司的工作效率大为降低。但这类道德风险一般不易发现, 也很难对其定性和定罪, 其表面上的危害性也不大, 因此一直引不起太多重视。实际上, 这类道德风险长期存在, 隐性的危害非常大, 会进一步带动更多的员工偷懒怠工, 员工缺乏创新力, 最终导致整个保险公司缺乏竞争力, 而被对手挤出市场。

从道德风险的表现来看, 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存在以下几个特征:

(一) 隐蔽性。

一般情况下代理人往往会同客户约定, 发生事故首先通知代理人, 代理人利用第一时间出现在出险现场的便利, 隐瞒事故真相或伪造事故现场再报警并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察勘理赔。而这种做法往往保险公司并不能知情, 因为他们不能预知被保险人什么时候出险, 也就无法得知代理人是如何同客户商议骗保的。

(二) 普遍性。

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现象很普遍, 因为公司履行赔偿义务的条件一般情况下十分严格, 能够得到足额的保险金赔偿或给付必须要完全符合保险合同中所有必要条款的规定。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大多数代理人为了能留住客户都会“帮助”客户解决理赔问题, 使客户能够顺利得到赔偿或给付。

(三) 传递性。

大多数从业人员不良行为一旦出现, 这种不良行为就得到效仿, 进而在从业人员之间、从业人员和客户保户之间形成了默契。

二、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根源剖析

由于保险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造成的案件让广大投保人对保险公司产生不信任感, 会阻碍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认真反思种种案例, 促使我们进一步剖析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内在根源。从目前社会上发生的保险案例来看, 道德风险的主要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保险公司内控制度不完善

内部控制是银行强化管理的一种自律行为, 是保证其资产的完整性, 完成经营目标和防范各种风险, 对各职能部门及员工所从事的经营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施和制度。内部控制的核心是防范各种风险,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从目前所发生的大多数案例来看, 均与内部控制不严有关。特别是保险公司内部的会计功能和稽核功能发挥不力, 使得保险公司内部监督与控制弱化。如某保险公司对出纳岗位没有严格的防范和监督措施, 导致出纳在几年内贪污公款几百万, 最后由于工作变动的原因才导致东窗事发。因此内部控制对员工的约束不足, 使得员工发生道德风险的机会增多, 道德风险的成本降低。

(二) 保险从业人员薪酬制度不完善

我国保险公司的考核机制不完善, 前期考核机制主要沿袭行政管理方式, 以行政级别为主来决定考核和收入, 这种考核及收益分配与业绩的联动性非常弱, 致使收益分配形不成有效的业绩激励。因此道德风险的成本非常小, 而隐性的收益却非常大, 从而形成对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产生的隐性激励。当前又过分与业务规模挂钩, 致使业务人员不计后果地增加业务规模, 为了得到业务而采取欺骗保险公司的本身的手段, 导致了许多道德风险的产生。

(三) 保险公司内部业绩评价制度不完善

保险公司内部存在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函数并不完全一致, 代理人就有可能侵蚀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就需要建立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但在我国保险公司中, 至今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 对员工的业绩只有规模的评价, 没有全方位定量的评价, 根本无法体现业绩与收益之间的对称。从而无形中推动了道德风险的发生。

(四) 保险公司组织制度不完善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保险公司普遍缺乏专业人才, 而整个社会的人才档案又不完善, 缺乏良好的对个人行为的社会监督和声誉压力, 再加之人员的流动十分频繁,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十分严重, 因此对员工的选择缺乏充分可信的依据, 也为发生道德风险埋下了较大的隐患。

三、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防范措施

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防范是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研究的最终目的。在寻找到了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发生的根源后, 对我们设定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防范措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使我们进一步找到了有力地突破口。防范措施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

(一) 强化保险公司内控制度

为防范保险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 加强内控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实现其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而形成的一种自我调整、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制衡机制, 在追求自我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应建立和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保险公司要建立制度防范、骨干防范、重点防范和技术防范“四位一体”的预防体系, 同时应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 抽调专人核保核赔, 做到承保与理赔相分离。另外还要针对容易出现的风险, 加强保险从业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教育, 提高一线人员遵纪守法的认知。

(二)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关键在于设计一些最优的合同或契约, 即在给定的信息结构下, 通过最优的契约安排或制度安排, 使得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自身利益与团体的利益相一致。这就是现代公司治理中所提倡的激励相容或“协调性激励”。因此保险公司的内部利益激励与市场竞争的外部激励相结合, 是现代保险公司防范道德风险的有力工具。

(三) 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霍姆斯特姆曾证明, 任何关于代理人行动的额外信息, 无论多么不完全, 都能够使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福利同时得到提高。因此通过建立良好的内部信息系统, 将代理人的各种活动客观记录下来, 从而其经营的绩效能够快速反应到信息系统中, 使代理人的行为变得更易识别, 可以大大减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因为信息系统的建立可以降低监督成本。通过内部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可以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这就对保险公司内部的信息管理提出了要求。在现代保险公司, 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是业务发展的需求, 也不仅是满足客户对服务的及时性的需求, 同时也是进行内部有效管理, 防范员工道德风险的有力工具。因此, 保险公司在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同时, 应花较大的人力物力发展相关的信息技术, 通过引进或自行开发, 不断完善内部的信息系统, 从而能够实现从信息系统角度减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防范和化解员工的道德风险。

(四) 法律与自律相结合

竞争与法制是市场经济两个主要特征, 运用法律手段监管保险市场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强制性措施, 只有在法制健全、执行严谨的前提下, 保险市场才会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充分发挥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因此法律监管在整个保险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是其他监管手段的前提条件及依据。只有在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下, 保险业才会真正充分体现其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保险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 并使其有效发挥调节保险市场的作用。保监会要切实负起择优的责任, 要通过法律明确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及公证人的地位、资格、执业条件、法律责任, 设立严格的考试制度, 对于合格的要在本部门注册登记, 并交存规定的保证金后, 才能经办保险业务。保险行业协会应该切实地发挥其保险自律组织的职能。作为一个自律性民间组织, 以非强制手段调节和约束保险同业在保险经营上行为的同时, 要通过制定行业经营管理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各会员保险公司和中介人的行为。还应该定期组织从业人员参加道德素质培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课程, 观看历史纪录片, 加强思想建设, 提高从业人员的行业自律水平, 以保证行业的良性发展。

(五) 惩罚与教育相结合

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监督机构, 负责调整行业的发展方向, 规定行业的经营准则, 我国保险业自己的监管机构一一保监会于1998年成立, 直属国务院, 具体负责行使保险监管的职能。另外, 保险行业协会也承担着辅助监管的职能, 是沟通保险公司和监管机关的桥梁和纽带。保险监管机构应该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的监管状态, 发现不良现象, 必须及时地调查, 出台有针对性的规章制度, 控制不良现象的扩散。舆论也应该成为一个行业的天平, 在从业人员之间起到导向作用, 引导从业人员做舆论倡导的行为, 以舆论反对的行为为耻, 积极建立起个人行为准则和原则。但是舆论的建立和发展同样需要

保监会的介入, 需要从业人员共同维持和保护, 防止不良导向的形成。保险行业应该设立一个惩罚准则, 按道德风险对公司损失严重程度的不同划分相应的等级, 从业人员的不正当行为一经发现, 就应该按照风险等级给予惩罚。对于程度严重的, 取消其从业资格, 剥夺至少两年进入行业的权利。对于初犯而且程度较轻的, 应该给予教育和引导。只有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 才能在广大从业人员中树立行业监管的威信, 使其在惩罚面前退步, 消除和控制道德风险的发生。

(六) 佣金透明化

保险企业应该在保监会的监督下公开自己的行业信息, 将佣金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公开, 并接受保监会的劝告, 及时调整佣金水平。公开佣金费用将使行业佣金趋于均衡化和合理化, 达到一个市场平衡。还可以由保监会按照市场实际情况统一佣金水平, 防止公司之间因佣金战导致的不正当竞争。另外公司也可以适当地采取折价售股和分红的办法将从业人员的利益与公司经营情况挂钩, 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 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七) 保单通俗化

保单上条款争议一直是客户和保险公司的矛盾的焦点, 同时也是一些从业人员妄加利用的获利手段, 利用条款上的误解来误导没有专业知识的客户, 也是道德风险的一个根源。所以保单的通俗化并且在重要的地方加以提示, 可以起到有效地控制误导客户的道德风险。我国的金融市场即将面向世界开放, 保险市场也将成为中外各大保险公司的必争之地, 保险经营主体明显增加将成为必然的事实。短期之内市场主体的增加, 也必然会造成对原本就稀缺的保险专业人才的争夺更加激烈。这对保险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在促进正当竞争和防止恶性竞争之间取得平衡, 如何建立健全合理的市场机制, 将不仅是保险行业而是我国整个金融界应该开始注意的问题。

摘要：保险公司内部的道德风险问题日益突现出来, 成为保险行业风险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分析了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表现特征的基础上, 深入分析研究了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 并提出防范措施。

关键词：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特征根源,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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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奖学金与道德风险 篇10

关键词：奖学金,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

一、奖学金评定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1、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 是指在交易双方签订交易合约后, 信息居于优势的一方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不利于另一方同时不承担后果的行为。道德风险是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假设的产物。道德风险虽在短时可使得交易一方获得额外利益, 但是长远来看, 会严重降低交易效率和提高交易成本, 破坏市场信用, 对双方的长远利益都有很大的损害。

2、奖学金制度

奖学金, 顾名思义是为在学业上某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学生而设立的, 旨在对其刻苦努力而取得的成就作出奖励并激励其再接再厉以取得更大进步。奖学金按性质可分为资助型和奖优型奖学金。资助型奖学金 (如国家励志奖学金等) 主要针对优秀学生中的贫困生, 而奖励型奖学金 (如国家奖学金等) 主要针对有突出表现的大学生, 而不论贫困与否。

3、奖学金与道德风险

奖学金设立主体的目的就是激励先进, 因此这也是其最大的利益所在;而与此同时, 学生在奖学金评定过程中最大的利益就是奖学金的货币收入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荣誉。当奖学金的评定标准或者评定程序不合理, 使得某些不符合标准的学生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通过某些手段获得奖学金资格时, 就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奖学金制度运行的任一阶段, 比如奖学金申请资格确认阶段、评定阶段以及后续跟踪反馈阶段。比如说国家励志奖学金的申请, 我们知道励志奖学金的基础条件有两个——“优”和“贫”, 只有满足这两项基础条件的学生才有资格进一步参与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选。就有一些学生为了获得励志奖学金而通过一些非常手段去满足这两项条件, 比如所谎报家庭经济状况, 伪造自己贫困生身份。由于制度不完善, 涉及面广等原因, 奖学金评定主体难以有效确定学生是否达到贫困生的程度, 据笔者所知, 现在确定是否为贫困生的依据主要是“贫困生”所提交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或者贫困证明 (加盖有民政部门公章) , 有这份材料就可以认定为贫困生, 没有这份材料就没有资格申请励志经学金。理论上来说有民政部门加盖公章应该可以保证材料的真实性, 可往往是“理论比较丰满, 现实比较骨感”, 各级民政部门往往很少去审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 与他们没有很大的厉害关系, 所以一般只要去民政部门, 他们会很快帮你盖章。而奖学金评定主体又主要是依据贫困证明或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来认定贫困资格, 学校去一一确认真实情况要么技术上不可行要么成本太大。所以, 最终情况就是“心有多大, 奖学金就有多大”, 即使是家庭条件很好的学生只要其他条件满足也可获得评选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资格。

以上只是简单的举例, 现实中道德风险问题还有很多种类型, 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这些道德风险问题的共同点就是一些本不完全符合奖学金评定标准的学生, 利用奖学金评定主体的信息劣势通过非常手段获得奖学金。

二、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奖学金评定过程中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从学生角度来看, 不外乎有两方面的原因:奖学金制度的缺陷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

1、评定标准精细细化, 标准执行粗糙化

奖学金评定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是单纯以学业成绩分数来评定, 另一种模式是以学业成绩为主体的综合测评分数来评定。目前绝大多数高等院校是综合测评模式来评定奖学金, 在学业成绩为主体的情况下, 又设置了名目繁多的加分减分项目如科研能力 (参加的课题、发表的论文等) 、获奖情况、学生干部、无偿献血等等, 并且每一项的加分标准都制定的非常精细, 如参加或自立的课题的不同级别分别对应不同的加分, 发表论文的不同级别加不同的分数, 不同的干部加不同的分数等等。标准制定可谓十分的精细化。精细而又全面的标准确实可以体现学生的综合素质, 真正评选出品学兼优的优秀大学生。可以同时又存在标准执行粗糙化的问题, 很多标准难以真正有效的执行, 材料的审核缺乏科学合理的机制。比如说科研能力中的论文发表, 论文是体现学生科研能力的主要成果形式, 但是现实中存在很多为获奖而在论文发表上弄虚作假的问题, 如出钱挂名论文“二作”或者“三作”、请人代写代发等问题。这些弄虚作假的问题不是不能发现, 而是缺乏发现这些道德风险问题的机制。

2、缺乏跟踪反馈机制, 道德风险成本低

奖学金评定后的监督跟踪机制是保证奖学金发挥其作用的制度保证, 若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督跟踪机制去保证奖学金按照规定用途使用, 那么就难以保证奖学金的激励作用。现行的奖学金制度下, 大部分是采取一次性转账的方式划拨奖学金, 少数是采取按月划拨的方式。不管是哪一种方式, 都没有对奖学金的用途进行监督, 某些高校明确规定了奖学金的用途但是缺乏监督机制, 规定形同虚设。例如励志奖学金主要是用于学生生活费用以及学习费用, 但是某些学生在获得巨额奖学金后奢侈消费, 购买名牌衣服、电子产品等等, 这些做法不仅违背奖学金制度初衷, 更会掀起学生中间的奢靡不正之风。学生只要想办法获得奖学金资格就不用担心其他问题, 因为没有人活着制度去时候监督审查。学生因为道德风险行为而给自己带来的成本是非常低的。有时候, 即使发现弄虚作假行为, 往往也只是收回奖学金而已, 难以对其形成威慑。

三、优化奖学金制度的建议

1、简化评定标准, 拓展奖学金种类

现行奖学金标准过于复杂, 原因在于企图通过设定一种奖学金来达到激励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殊不知, 过于复杂的奖学金评定标准使得其难以有效实行。通过拓展奖学金种类, 亦可达到激励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比如说针对励志奖学金来说, 可以将其拆分为几项励志奖学金, 比如学业励志奖学金 (课程成绩) 、科研励志奖学金 (科研能力) 、学工励志奖学金等, 原定励志奖学金奖金也可按照一定比例分为几部分, 这样就简化了奖学金评定制度, 而且也可以激励学生为了获得某项励志奖学金可以重点在某方面发展, 而不像现在的制度下, 学生要想获得励志奖学金就必须在各个方面超过别人。“全面发展”不是“全面优秀”, “全才”毕竟是少数。过于综合的奖学金评定模式只能使得部分学生通过非常手段来使得自己成为“全才”, 滋生道德风险问题和行为。

2、建立跟踪反馈制度, 加大道德风险机会成本

为了有效监督奖学金的用途以及事后发现道德风险问题, 必须建立有效的跟踪反馈机制, 设立专门的奖学金监督小组, 由学校专门分管教学的领导兼任, 确定监督小组的行政地位。可以由监督小组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已经获得奖学金的同学的家庭情况或者日常消费情况进行抽查, 并接受全校师生对奖学金的使用情况的举报和反映, 及时进行调查。对于不按规定使用奖学金或者在参评奖学金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的同学进行处罚, 比如取消以后评奖评优资格或者参照考试作弊处理办法进行处罚。同时对政策规定进行大力宣传, 使得学生对道德风险问题的机会成本有明确的认知, 使其认识到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荣誉和奖金, 通过违规行为骗取奖学金是不值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事前预防时候惩戒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郑浩.经济学视角下的奖学金制度浅析[J].科教导刊, 2010 (4中) .

[2]蒋国华.激励理论在高校奖学金评定中的应用[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2) .

思想道德风险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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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40.684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11-0057-01

摘 要 道德风险指的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为了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本文提及的“道德风险”，是说在社会医疗保险领域里面，各相关当事人由于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给政府和社会带来的利益损失。本文首先介绍社会医疗保险领域中的道德风险的现状，其次分析道德风险形成的原因，最后从患者和医方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

关键词 医疗保险； 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 风险约束机制

1 社会医疗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

1.1 医疗服务需求方的道德风险：

医疗服务需求方的道德风险是指医疗服务需求方根据自己的信息所做出的使医疗保险费用急剧增长的机会主义行为。[1] 人们在购买社会医疗保险后，会倾向于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使用更贵的药物和住院的时间更长。因为社会医疗保险客观上降低了医疗服务的价格，这使患者可以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进而造成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同时由于个人机会主义的存在，消费者倾向于选择更加“昂贵”的治疗方案，从而诱发道德风险。

1.2 医疗服务供给方的道德风险： 医疗服务供给方的道德风险，是指医疗服务提供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利用其与患者和保险机构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所采取的导致医疗费用急剧增长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医疗领域特殊的信息系统，对于疾病和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只有医生知道，病人使用的诊疗方法、服用药物等都是由医生决定。因此，医疗机构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可以“创造”需求为自己牟利即医生诱导需求。

1.2.1 处方及用药的问题：由于医疗服务价格相对低于药品价格，因此医生为了从药商处获得经济利益而开好药、开贵药，从而使得医疗资源极大的浪费。

1.2.2 诊疗检查的问题：医生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会以各种理由来要患者做没必要的检查，甚至会诱导患者做各种价格不菲的高新仪器的检查。

1.2.3 住院的问题：医院对病人不坚持出入院标准，收治门诊病人住院，并且鼓励医保小病患者住院，小病大治，从而更多地收取费用和恶意地套取医疗保险金。

2 分析形成社会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的原因

2.1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自身的原因：第三方支付方式。社会医疗保险的支付是由除患者和医方之外的医疗保险机构来支付的。对于患者而言，则具有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倾向，，以确保自己得到最好的治疗和照顾；而对于医者方面，则具有提供过多医疗服务以获取更多费用补偿的动力。因此患者和医者都有花统筹基金的钱不心疼的心理，从而造成医疗保险支出的急剧增长。

医疗市场的价格补偿机制。医院“以药养医”的价格補偿机制，客观上促使医疗服务供给方道德风险的扩张。我国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要求公立医院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公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以提升某些医疗服务的价格来弥补损失，并且允许药品以15%的利润来加价。这种医疗价格补偿机制，事实上鼓励了医院和个人以诱导需求和过度供给的方式来获得好处。

目前“官办不分”的医疗卫生体制，使医疗服务的供方缺乏自律的动力，而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服务供方的监督也容易产生“管制俘获”，从而使得医方的道德风险有更加宽松的生成环境。

2.2 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道德风险产生的基本条件，医生的委托代理身份和供方诱导需求的行为都是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称。在医疗服务市场，医患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只有专家（医生）了解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手段的有效性等信息，而患者则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知识而处于医疗信息的劣势。多数情况下，患者都是服从医生的安排，也就是说，患者在医疗产品上缺乏消费者主权。医生具有双重身份，他不仅是患者的代理人，还是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其处方权决定着患者能否消费以及如何消费。医生诱导需求能力的大小与医疗服务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关，一般来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高，医生诱导需求的能力就越强。

3 解决社会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

3.1 患方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

3.1.1 完善重点参保对象的监管，扩大拒保范围。 首先，由于退休人员和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占据医保基金支出的很大比例，因此将大病与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单列出来，并交由医保管理部门进行重点审核，从而及时发现问题。其次，扩大拒保范围。将那些道德风险发生频率比较高的病种排除在医保范围之外，并且为那些费用支出过高的病种设置一定的封顶线，以免形成保险资金的黑洞。

建立守门人制度。守门人制度是说门诊服务一般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俗称守门人）来承担，而各类医院更多的是提供专科医疗服务，从而限制患者向大医院盲目的流动，同时鼓励个人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合理的就医。在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向大医院的转诊时，如果没有全科医生这个“守门人”的首诊和准许，所有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保病人不得住院或者看专科医生。因此，这就从医疗价格方面降低了医疗费用，客观上将患者的过度需求降低到最低限度。

3.1.2 医方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医药分家”的经营机制。将医院的药房改为药品零售企业，令其独立核算、分开管理，此时医院只负责开处方，这从根本上切断了医院的效益与医药供给量的联系，从而杜绝“以药养医”道德风险的产生。与此同时还应加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资，以此来消弱公立医院对医疗创收的依赖。

退出机制的引入。当医方不能满足医疗保险机构代表患方提出的要求时，医疗保险机构可以主动退出与医方的委托关系，找寻新的医疗服务代理人。这样就可以使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代表患方与医方进行谈判，并且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价格进行有效的监督。

3.1.3 “官办分离”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首先，要做到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管办分离”，培育医院的市场声誉机制，从而增强医生自我行为的约束意识。与此同时还要加大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监督，健全相关的医疗法律法规。其次，要做到医疗保险机构与政府部门“管办分离”，当医疗保险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走向市场时，医疗保险机构同医疗供方的谈判能力才能得以发挥，进而抑制医生道德风险的发生。

参考文献 

[1] 张芳，涂庆丰.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其对策分析[J].科技与管理.2007（3）.

[2] 王建.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与信任机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3] 王锦锦，李珍.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其制度消解[J].河南社会科学.2007（1）.

[4] 赵曼.社会保障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注释： 

关于会计道德风险控制的探讨 篇12

一、会计道德风险

会计道德风险是指从事会计行业的工作人员因违背道德准则、丧失规范等造成财产损失或遭到惩戒的可能性。

会计道德风险具有一些典型特征, 与其它风险一样, 损失的不确定性是会计道德风险的特征之一, 风险是否发生、风险的大小程度、风险是否被揭露都是不确定的, 当会计所造成的违反道德法规的行为未被揭露, 会计就不会为因此遭受的损失而承担全部责任。客观性也是会计道德风险之一, 会计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诸多风险的系统, 由于会计这项职业的特点, 涉及公司财务, 会计统计的数据多而杂, 会计面临环境压力也很大, 会计工作者的主观因素等使会计系统本身就孕育着风险, 追求数据的绝对真实性是从事会计方面工作的人追求的终极目标。既然存在风险, 危害性当然也是会计道德风险的特征, 会计道德风险关乎国家的经济安全, 对于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会计风险的研究与管理对于未来会计业的发展方向具有指导作用, 因此, 必须把对于会计道德风险控制提升到一个高度上来, 鉴于前文会计道德风险的典型特征, 可以得出结论, 会计道德风险是可控的, 可在客观固有因素和人为因素这两个层面对会计道德风险进行控制, 下文将进一步论述会计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以及控制的对策。

二、会计道德风险的动因

要想解决会计道德风险问题, 必须要对会计道德风险的成因进行分析, B=F (P, E) 是组织行为学中的一个基本公式, B表示人的行为, P表示人的内在因素, E表示外部环境, 由此可知, 人的行为是受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接下来, 笔者便从这两个方面突破, 分析产生会计道德风险的动因。

(一) 利益诱使

人要想生存, 必须要有经济收入, 利益是人们在生存发展中产生的物质与精神的满足程度, 其中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思想文化利益, 经济利益是最根本最核心的。

会计领域是一个诱惑很多的领域, 经济利益诱惑是在众多诱惑中最具吸引力的, 这方面的诱惑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企业为争夺市场、增加市场占有率, 常常出现企业做假账现象;二是当会计个人认为所得到的利益大于他们遵守职业道德所带来的利益时, 他们可能会突破道德底线, 追求利益最大化。会计领域还存在着政治利益诱惑, 很多政府任命的企业公司领导干部, 为追求表扬和提拔, 出现虚报盈利、隐瞒亏损的现象。

(二) 制度缺失, 监督无力

从“安信”的轰然倒塌到“安达信”爆发丑闻, 美国发生的一系列会计类的案件给中国的会计业很多启示, 我们不仅看到了道德方面的缺失, 更看到了法律制度上面的缺失以及监管机构的监督无力, 我国的会计法本身就不够完善, 虽然近年来我国先后制定并完善《会计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但仍不够完善, 比如存在会计准则体系不够系统、缺乏整体框架且现行会计规范之间有冲突等问题, 很多会计法律层次不够清楚、有抵触甚至矛盾的意思, 使会计们无所适从。监督无力是出现会计道德风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包括国家监督滞后、社会监督低效、单位内部监督失效三方面, 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中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有效的监督体系。

(三) 成本低廉, 执行乏力

会计自身的专业优势与目前的信息优势使会计造假成本低廉, 在这种条件下, 会计没有良好的道德素养, 容易被利益所诱惑。同时, 我国对于会计的处罚不力, 执法乏力, 过宽的法律责任造成的威慑力不足, 我国的《会计法》、《刑法》等法律对于会计人员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较低, 打击力度不够, 缺乏威慑力, 而且在执法时, 往往执法人员说的严厉, 但实施起来却刚性不足, 做得较为宽松。

(四) 道德缺失

缺乏良好的职业素养教育, 没有及时得到专业知识的补充使很多会计道德缺失, 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抉择中, 选择了个人利益。道德缺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或企业对于职业道德教育缺乏重视, 没有把会计道德教育提升到一个高度, 使会计道德教育短缺。在会计中, 普遍存在会计在校未学过会计道德课程, 对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了解不充分。在当前教育模式下, 对会计道德教育的内容与层次不完善, 一般高校对于会计专业人才的职业道德教育仍显空白, 这样的会计专业教育是不完整的。

三、会计道德风险控制的对策

会计道德风险的愈演愈烈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 有必要加强会计的道德风险控制, 对于在会计行业中出现的问题给出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一) 完善法律与制度

当前制定的会计方面的法律存在缺失与不完善, 有效地控制风险, 必须完善法律体系, 明确法律内容, 使法律界定明确, 加强法律执行力度, 针对涉及会计方面的法律处罚较轻等问题, 必须制定较为严厉的法律, 违法必究、处罚从严, 改善当前法律中存在的冲突现象。

(二)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健全的监督机制能有效地防范风险, 国家监督滞后、社会监督低效、单位内部监督失效是当前监督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 必须要建立有效地制约监督机制, 使国家、社会、企业内部三方力量的监督有效地连为一体, 在国家监督这一块, 要保证财务、税务、审计等部门可以沟通交流, 交换意见。社会监督方面要逐步进行会计中介规范化、法制化的工作。

(三)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提高会计自律意识

职业道德缺失是会计行业容易出现造假、数据失真现象的重要原因, 因此, 有必要加强对会计人员职业素养教育, 企事业单位每月或每年要定期组织会计参加职业素养培训课程, 请专业老师进行授课, 注重强调突破道德底线追求利益所造成的影响及危害, 让他们能体味到违法行为的恶劣性。除了对在职会计进行职业素养的提升教育, 国家还应该鼓励高等学校对会计专业的学生开设会计道德课程, 让他们在校就开始接受素质培养。企业还应加强鼓励, 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便可创造财富的氛围, 这样不仅对会计道德风险进行了有效控制, 同时在整个企业内部都形成了一种团结向上的动力。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