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道德风险（精选12篇）
银行道德风险 篇1
当前, 由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正迅猛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进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影响已呈蔓延之势。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正逐步加深, 金融危机不断蔓延, 全球经济面临严重衰退风险。在经济全球化更加深入的今天, 不仅中国的实体经济目前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 而且银行的道德风险也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 对新形势下银行道德风险也要有新的防范措施:
一、新形势下银行道德风险的主要特征
(一) 道德风险的产生带有客观必然性, 只要市场经济存在, 道德风险就无法回避
按照契约理论, 避免道德风险需要签订契约的双方处于信息对等的地位, 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信息必须是完全的。而这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是不可能的。商业银行决策层、经营层和管理对象, 由于实行区间和空间的原因, 在分级管理体制下。加上大多不拥有与其职权相适应的产权, 并无足够的经济能力对决策或经营成果负责。或者只负有微不足道的责任, 而每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 加上对管理者约束力软化, 于是道德风险产生也就变得必然。因此。道德风险实际上是人们将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后果时变得不太谨慎的行为倾向, 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操作风险。而国际上已将操作风险列为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并列的三大风险之一, 也就是说道德风险已成为商业银行第二大风险源。
(二) 道德风险以团体或个人利益为目标
道德风险是市场中交易的一方违反市场机制的一般要求或道德规范, 利用各种便利条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让对方承担损失的可能性。道德风险形成原因:一是为满足生存需要而谋取更多的货币收入所形成的, 二是期望自己的价值得到所在企业或社会的承认, 并谋求与之对称的待遇。由此而产生的不正当行为。此外还有管理体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存在问题方面的原因, 但有一条本质原因就是商业银行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发生其立足点是为本人需要, 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保全自己、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为价值取向。
(三) 道德风险是以信息不对称、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到位为条件的
道德风险是当事人之间获取的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整, 当管理成本太高以至超过管理收益时, 在获取信息方面占优势的一方有可能为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采取不利于他人的行动, 侵占他人的利益。在商业银行内部, 银行决策层、经营层明知其作为或不作为不符合商业银行的长远利益, 但因认为这种作为或不作为可能不被发现或即使被发现所带来的损失也小于所带来的收益而作出的决策或行为。
(四) 道德风险造成的危害极大
道德风险越来越可能成为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和经营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和长远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道德风险高是导致案件频发的一个关键因素。道德风险直接导致公众对银行信用程度的降低, 由道德风险导致的社会风险和诱发的系统风险不容忽视, 道德风险败坏了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奉献人生的良好社会风气, 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致使员工落伍。道德风险的发生对金融风险集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而引发区域性的金融危机, 损害存款人利益, 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 国内外大量金融案例表明, 道德风险已成为主要金融风险, 道德风险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有时甚至超过市场风险。
(五) 道德风险是一种损失的可能性, 因而是可以制止或化解的
道德风险虽无法根除, 但这并非意味着对此束手无策。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低下, 产生的条件在于信息不对称或管理不到位, 只要能通过某种制度设计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或提高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 就会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
二、银行防范道德风险的有效措施
(一) 从强化员工学习和职业操守教育入手, 全面建设诚信企业文化
针对员工的具体情况, 强化职业道德和风险意识教育, 安排部署周密的培训计划, 增强员工的责任心、意志力, 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非观和价值观, 提升经营行管理人员职业操守和风险意识。充分发挥党、政、工、团职能, 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 认真开展反腐倡廉教育, 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普法教育、规章制度教育, 增强员工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筑起坚实的思想防线。
(二) 从强化内部管理制度和体制创新入手, 规范员工业务操作行为
防范道德风险要从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方式创新多方面入手, 通过制定“刚性”的制度加以约束。一是加强人员控制。建立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 坚持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 对极少数涉嫌营私舞弊、品行恶劣的人, 采取断然措施, 坚决的清理出银行队伍, 永除后患。二是要切实执行业务主管轮岗轮调和强制休假制度。经常留意、排查信贷、会计、出纳等重要岗位人员的行为, 及早发现问题, 对重要岗位要定期进行轮换, 防止长期在一个岗位工作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三是要严格规范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员工八小时内外的行为, 建立相应的员工行为失范排查制度, 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 情节严重的, 要进行严肃处理。
(三) 从强化规章制度观念入手, 不断提高依法治行水平
各经营行领导干部要牢固确立依法合规经营理念, 始终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 绝不能涉足违法违规禁区, 发现违法违规的苗头, 要坚决予以遏制。要经常开展案例剖析, 以案说法, 运用反面的教训警醒员工, 不断加深其对法律、制度、规定、操作流程、道德标准的认识, 提高员工按照法律、法规、制度、规定约束自己行为的自觉性, 使其在遇到道德考验时, 能够根据道德指引做出阳光选择。对于应当承担责任的员工, 要加大法律、制度、规定的制裁力度, 做到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 加强法律、制度、规定的威慑作用, 为银行创造良好的经营管理环境。
(四) 从强化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入手, 筑牢道德风险防线
一是建立和完善举报制度。建立和完善员工举报制度, 依靠和发动一线员工, 鼓励检举违法违规问题, 坚决遏制各类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的高发势头。对举报查实的案件, 举报人属于基层员工的, 要予以重奖;对坚持规章制度, 勇于斗争而制止案件发生的, 要有特别的激励机制和规定。二是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出现大案、要案, 或措施不得力的, 要从严追究经营行高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并相应追究各级监管部门和人员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瞒不报、上报虚假情况或检查监督整改不力的责任;反复发生案件, 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行, 要从严追究有关人员包括高管人员的责任。三是加强社会公开监督。银行监管机构应加大对银行的监管力度, 通过各种监督形式, 使金融法规、政策、原则、决议、条例、操作规程及各项规章制度得以贯彻执行, 最大限度降低。
银行道德风险 篇2
[摘 要]银行产生道德风险的原因主要是内部审计体制不合理、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等。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垂直管理的内部审计体制；加强审计队伍的内部管理，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对现场审计全过程的控制。
银行审计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违反职业道德等行为对审计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即为银行审计道德风险。道德风险的存在，不仅降低了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果，而且可能导致审计失败；不仅败坏了审计职业形象，而且将危害整个审计职业的发展。由于存在多层级的管理体制和不健全的内部约束机制，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道德风险更加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业银行无论采取分级管理还是垂直管理的内部审计体制，如果不能有效地防范审计人员的道德风险，均不会取得应有的成效。
一、道德风险是一种重要的审计风险
审计风险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审计人员在执行整个审计业务中面临的风险。显然，这一概念不仅仅是指审计人员判断失误的风险，而且扩展到客户和环境因素造成的审计人员受到损害或不利的可能性。根据审计主体和风险影响范围大小，审计风险可以划分为审计职业风险和审计项目风险。前者是指对审计职业界生存和发展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的行为和环境的总和，后者是指审计准则中定义的审计风险即审计人员判断失误的风险。显然，这种审计风险类型划分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审计机构在接受审计委托后，会尽职尽责、努力工作，出现审计风险完全是能力、水平和方法的问题，与审计人员的品质、态度等无关，即审计人员不存在道德风险。这显然失之偏颇。
在全部审计关系中，有两种委托—代理关系，一是委托人与审计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二是审计机构与派出的审计组之间就具体的审计项目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委托代理关系，就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是审计风险产生的理论根源。从委托人的立场看，审计机构作为受托人必然存在道德风险。审计人员和其他“经济人”一样，也会有偷懒行为和机会主义倾向。如被审计人要求审计机构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审计机构在不违规时可能会满足被审计人的要求。这种“共谋”就是一种道德风险，这对委托人是不利的。因而道德风险可以表述为，在审计工作中审计人员在没有严格的责任约束情况下，有可能受种种利害关系的影响，故意不尽职尽责地工作或与审计对象勾结，隐瞒审计结果，不及时、如实向审计委托人反馈信息，或违反审计工作纪律，损害审计职业形象，对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果造成重大不良影响。
从审计机构的立场看，审计风险也应当包括判断失误风险和道德风险。判断失误风险只是发生在审计机构与被审单位之间的一种风险，是审计机构接受委托，挖掘、披露所有权人与经营管理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时所产生的一种风险。道德风险则是在审计机构的上下级之间、在审计部门与所派出的审计组之间甚至在审计组内部，存在的故意隐瞒审计结果、不如实向上级反馈信息等的可能性。[!--empirenews.page--] 无论从广义看还是从狭义看，道德风险都是一种重要的审计风险，是和审计职业风险、审计项目风险并列的一种审计风险。
二、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道德风险的表现及成因
（一）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道德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商业银行，大多在总行、分行分别设置内部审计部门，实行分级管理或不完全垂直管理的体制，在内部审计尚未真正成为商业银行加强内部控制的自身需要时，下级审计部门或审计人员丧失职业道德，不认真履行职责，不如实向上级反映审计结果的现象就不可避免。这种道德风险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
一是在审计过程中消极怠工，敷衍了事。由于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一些审计人员受种种利害关系的影响，不能坚持原则或故意不认真履行审计职责，致使违规、违纪行为或有关事项的真实状况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即所谓审计的力度不够、质量较差。在实际工作中，审计人员的知识水平、工作能力、从业经验等可能是决定审计工作质量的主要因素，但审计人员的工作态度、个人品质（诚信度）等对审计工作质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但这种道德风险往往被“能力不足、经验不够”等借口所掩盖。
二是截留、隐瞒审计结果和有关信息。一些审计人员以审计结果为筹码和被审计单位进行不正当交易，拉关系、送人情或要挟被审计单位以获取其他好处；下级审计部门出于小集体利益的考虑，在向上级审计部门进行工作报告时，故意隐瞒一些审计结果等。在“审计人员—下级审计部门—上级审计部门—最高管理层”的信息传递链条中，由于层层截留、隐瞒审计结果和有关信息，最终到达最高管理层的审计信息量大大减少和失真。
三是在审计查处过程中，丧失原则，徇私舞弊。一些审计人员为了包庇被审计单位或有关责任人，严重违反纪律。如故意泄露机密，为违规责任人通风报信；接受说情，主动为关系人开脱责任；与被审计方串通，篡改、销毁、隐匿审计证据，为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制造障碍；在提出审计处理意见和建议时避重就轻，对不认真落实、执行审计决定的行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等。
四是在审计工作中违规违纪。如接受被审计单位的宴请和礼品，参与被审计单位组织的公款旅游、参观，泄露被审计单位的商业机密，向被审计单位提出与工作无关的各种要求，耍态度、摆架子，故意刁难、要挟被审计单位等。这些问题可能不会直接影响审计结果和审计工作的质量，但却严重损害了审计部门的职业形象。
（二）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工作中道德风险的成因
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工作中道德风险的成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内部审计体制不完善。我国的商业银行大多采取分级管理或不完全垂直管理的内部审计体制，其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现代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一般包括如下内容：内部审计组织必须是独立于其他部门的；内部审计必须取得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支持，以便得到审计对象的合作；内部审计应直接对一个具有足够权利的人负责，以保证审计报告和审计结果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合理的利用；内部审计部门领导人的任免应由董事会决定；内部审计应有明确的授权，责、权关系应当科学、对称；内部审计的工作计划、人事计划、财务预算等应由管理层批准和提供保障等。相比而言，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如审计费用不能单独列支，审计工作尚未完全取得管理层的支持等。这使得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无法彻底摆脱被审计单位的影响和制约。此外，审计报告和审计结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合理的利用，也是引致道德风险的一个重要的体制因素。审计工作是由检查、报告、处理三个环节组成的，即查得出、报得上、处理到位。当审计结果不能完全、及时上报时，必然影响处理的力度和检查的深度；当处理不到位时，必然降低报告的质量，抑制检查的积极性。[!--empirenews.page--] 二是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审计部门的内部管理依然是粗放式的，在工作纪律、工作能力、业务水平、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和数量等方面，尚未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考核、评比、奖惩机制；一些商业银行的审计部门在组织机构的独立性加强后，思想政治、职业道德教育相对滞后；审计部门在行使监督职权时，缺乏有效的反监督和权利制约机制等。
三、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道德风险的防范和治理
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完全垂直管理的内部审计体制。建立垂直管理的体制是落实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工作独立性的必要条件，而独立性则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前提和基础。从理论上讲，内部审计是在经营管理权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被代理人出于对代理行为的了解和控制的需要而产生的。商业银行是统一的法人，在商业银行系统内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总行所代表的法人是唯一的被代理人，而不同层级的分支机构则都是代理人（转代理人），其代理行为（转代理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有效率，需要通过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来进行监控和反馈信息，这就是内部审计。因此，垂直管理的体制是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信息反馈系统和控制工具而存在的先决条件。在保证组织机构的独立性的同时，还要切实重视和合理利用审计报告、审计结果。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完善的内部审计处罚制度，防止审查而不处理现象的发生，杜绝对违规、违纪行为的宽容和放纵，严肃对待审计发现的各种问题，认真落实审计意见和建议。
加强审计队伍的内部管理，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首先要健全内部审计的各种规范，包括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职业道德准则、审计工作质量控制制度等。其次要加强岗位管理，实行竞聘上岗、优化组合，健全业绩和违纪情况的综合考评和奖惩制度，审计人员的进入、退出机制等。再次，要加强对审计人员的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教育。
“道德银行”负面效应审视 篇3
毋庸讳言，当今世风不佳，社会道德滑坡，那么唤醒良知，重建道德大厦，路在何方？计将安出？令人深深忧虑。学校不是真空，社会的不良之风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影响教师，影响学生，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学生思想品德教育，遭遇严重挑战，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道德教育有何良策？出路何在？学校在困惑中思索，在迷惘中探寻……在这样的困境中，对首创“道德银行”的人，我钦羡其智慧；对以“道德银行”为途径引导人积极走向尚德向善的轨道，我感动于其美好愿望；但是凭借“道德银行”或者类似“道德银行”的道德教育方式，能否真正唤醒人们心灵深处业已沉睡的道德天性，能否真正从整体上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还是值得忧虑的，理由如下。
一、 “道德银行”的“时尚”性可能造就道德“空宅”
设立“道德银行”系某些学校、社区、机关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实行的道德教育举措，属社会性行为。不能否认，这样的社会性行为的发起者肯定有着良好的初衷，那就是试图在组织中全面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从而整体提升组织成员的道德境界。事实上，从学校层面看，采取有效形式，搭建有形平台来开发道德资源，激发道德需求，鼓励人们自觉践行道德规范，确实是十分必要的；而开设“道德银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不失为道德教育的一项崭新举措、一种独特方式，甚至，在其最初阶段，会有“热点”效应。
然而，它的“崭新”和“独特”恰恰成为我们的忧虑，因为“崭新”和“独特”往往首先只是作为“时尚”呈现，“时尚”假如没有及时找到植根的土壤，就无法成为文化而被自觉传承。在我看来，“道德银行”有这样的“时尚”性，它的“时尚”，首先是理念的“时尚”，运用跨领域类比思维，迁移了金融行业术语，将无形的精神元素转化为有形的物质元素，这可以说是对道德教育传统思维的重要突破。其次是运作的“时尚”，在思维上将无形元素转化为有形元素之后，继之以道德货币形式来计量道德行为，借此评估道德行为的价值，让道德主体不仅可以在自觉践行道德的过程中看到自己“道德银行”中的储蓄日积月累愈来愈多，还可以据其存量多寡“兑换”相应的“荣誉”或“利益”回报，这对行善者是一种公开化的肯定和实质性的激励，具有放大教育效应的作用。
这样的“时尚”性自然会引来众多的效仿者，产生所谓的“道德银行”热。但纵观现代社会诸多“时尚”，大多在“热”过一阵之后便冷却下来，最终“风过无痕”，销声匿迹；而与“政治”有关的“时尚”，大多又是官员们表征施政成就的“政绩工程”。那么，现时正当“时尚”的“道德银行”，在某些校长、某些学校看来，是否也有可能“沦为”道德教育创新的一种“盆景”，并最终遗忘其初衷，虚化为学校道德教育的“空宅”呢？有些地方“道德银行”相继偃旗息鼓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 “道德银行”的“计量”性可能导致道德“误会”
银行以存兑货币为基本功能，计量是实现货币存兑行为的“杠杆”和“桥梁”。设立“道德银行”，作为道德教育的创新举措，其包含的若干创新元素中，引入“计量”方法，恐怕是“道德银行”得以运作的“核心技术”，否则，不仅“道德货币”的概念无法立足，“道德货币”的“存兑”与“流通”都将无法实现。也许，道德行为因借助了“计量”技术而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直观”到道德行为的“价值”，激发人们聚细流而成江河、积小善而成大德的道德“乐趣”和道德“期待”，从而在相关组织或社会区域内将“尚德”之风由小气候变为大气候。
但是，道德行为果真可以“计量”吗？如果可以“计量”，我们能够轻易地“找到”它的“计量”单位、“计量”方式，并且建立一套完备的“计量”运算体系来评估现实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道德行为吗？笔者对此保留质疑，且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既然实行此项举措为的是整体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就应预期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高尚道德的自觉践行者，就应期望各种有德的事情都会有人去践行，假如“道德银行”中仅有有限的“币种”供人“存兑”，或者仅关注“道德货币”的“面值”而不顾内在含量，这便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会引起人们对道德的“误会”。
比如慈善募捐，身家亿万的富家子弟捧出数千上万可能只是九牛一毛，而拾荒捡废的贫民孩子拿出数十上百，却已是竭尽善心倾囊相助了。比如结对帮学，智力居上、成绩优异的学生确有能力辅导学业落后者，但智力平平学习差强人意的学生却只能叹息自己力不从心……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道德银行”可能储蓄的“道德货币”及其“存款”数据焉能顾及内在的复杂情形，焉能确切评定学生真实的道德境界。由此可见，看似“标准”面前人人平等，其实潜藏着严重有违道德实际的因素，由此可能引起人的道德“误会”，继而产生相应的道德“纠结”，在这样“纠结”中，有人可能遭遇道德绑架，“被”自愿参与某些道德行动，有人可能因道德“计量”不公而选择放弃某些道德行动。
三、 “道德银行”的“回馈”性可能损害道德“基因”
社会为何要建设道德——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形成一种普遍意识形态，用以调节其日常行为，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个人为何要践行道德——一是为满足其内在的道德需要，追求一种精神幸福，二是为满足其外在的道德需要，求得某种荣誉或利益回报。社会道德的建设水平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体的道德发展水平；个人的道德发展水平最终取决于个人内在道德需要的成熟水平，而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道德需要成熟水平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水平。
如果说社会道德是一棵大树，那么个人道德便是这棵大树上的枝叶或根须；这棵大树所以是道德之树，而不是科学之树抑或其他什么树，是因为道德之树有着属于自己的道德“基因”，这种“基因”便是根植于人类心灵深处的固有之“善”，固有的“利他”之情。学界有人认为，“人性中具有趋美向善的根源性情感”，道德教育所以可能，就是由“人的内在善的本源所决定的”，道德教育的使命就是使人固有的“向善”之情“得到扩展与张扬”，“达成一定的道德品质直至形成道德人格”[1]，唯有以此为根基，方能使社会道德之树真正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然而，学校或其他社会组织设立“道德银行”时，似乎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源于主体内在需求的道德“基因”的重要性，他们所采用的以“道德货币”储蓄累积来换取诸如“道德富翁”荣誉、课程进修学分以及日后可能需要的回报性救助等做法，是“外铄性”的道德教育方式，与道德的“内生性”规律相悖。如若总以这种做法来鼓励和奖赏学生或公民的善举，久而久之，人的外在道德需求有可能不断放大和膨胀，心灵深处的向善“基因”则有可能长期沉睡而蜕化、而萎缩、而变异，被刺激生成甚至强化的却是人们表面为他人其实为自己、眼前服务社会日后谋取回报的功利主义道德意识。这样成就的是个人的虚假道德，是社会的表面和谐，而虚假道德和表面和谐都潜伏着人类道德危机，这种危机总有一天可能倾覆人类道德大厦。
综上所述，“道德银行”与道德本义存在严重悖论，它难以造就真正具备高尚品行的“道德富翁”，也难以造就真正具备良好道德风尚的和美社会。因此，类似“道德银行”的道德教育举措，作为某个特定时间、某种特定内容的趣味性道德教育主题活动，未尝不是一种好形式，但若要作为一种道德教育传统去持续实施，笔者以为有诸多疑点和漏洞，须三思而后行。
参考文献
[1] 朱小蔓，朱曦.中国传统的情感性道德教育及其模式.教育研究，1996（9）.
投资银行道德风险探讨 篇4
道德风险是以信息不对称、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到位为条件的。它的产生带有客观必然性, 只要市场经济存在, 道德风险就无法回避。按照契约理论, 避免道德风险需要签订契约的双方处于信息对等的地位, 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信息必须是完全的。而在现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是不可能的。我国的证券公司掌握的信息远远多于投资者掌握的信息。例如证券公司在办理承销业务的时候, 证券公司作为证券的承销商, 拥有大量证券投资者无从知晓的“私人信息”。而投资者作为证券的购买方, 所获得的信息基本上来自于发行者对外公开的各种报告和资料。这些公开信息在数量上不充分、时间上不及时, 而且存在着大量的信息内幕, 不愿让投资者知道。所以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 公开信息都知之甚少, 何况是对股票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内幕信息, 更是无从知晓。因而,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投资银行的从业人员必然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投资者的利益, 做出一些不道德行为, 产生道德风险。
2投资银行产生道德风险的表现
2.1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 又称知情者交易、内部人交易、内线交易, 是指内幕人员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泄露内幕消息, 根据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向其他人提出买卖证券建议的行为。
内幕交易客观上表现为: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 或者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 使他人利用该信息买卖证券;内幕人员获得内幕信息后, 根据该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非内幕人员通过不正当手段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内幕信息, 并根据该信息买卖证券;非内幕人员通过不正当手段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内幕信息, 根据该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市场上就肯定会出现这样一类人, 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 采用一定的手段获取非公开的私人信息, 与需要这些信息的人进行交易。
2.2操纵市场
操纵市场是指单位或个人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或者滥用职权操纵市场, 影响证券价格, 制造证券市场假象, 诱导或者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做出证券投资决定, 扰乱证券市场秩序, 以达到获取利益或减少损失的目的。
操纵证券市场的主要方式包括虚买虚卖、连续交易、相对委托、恶意散布谣言或不实资料、联合操纵等。
2.3欺诈客户
欺诈客户是指证券经营机构、证券登记、清算机构及证券发行人或者发行代理人等在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或者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愿、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证券经营机构欺诈客户主要表现为: 证券经营机构将自营业务和代理业务混合操作;证券经营机构违背被代理人的指令为其买卖证券;证券经营机构不按国家有关法规和证券交易场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处理证券买卖委托;证券经营机构不在规定时间内向被代理人提供证券买卖书面确认稳文件;证券经营机构以多获取佣金为目的, 诱导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 或者在客户的账户上翻炒证券;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愿、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如证券经营机构对客户收取不合理佣金和挪用客户保证金行为。
2.4虚假陈述
虚假陈述是指行为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有重大遗漏的陈述或者诱导, 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的行为。
投资银行虚假陈述行为主要表现为:证券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在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公司报告及其他文件作出虚假陈述;证券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专业服务机构、证券自律组织在向证券监管部门提交的各种文件、报告和说明书中作出虚假陈述等。
3投资银行产生道德风险的原因
3.1对利益的追逐, 自身的贪婪
对利益的追逐, 自身的贪婪是所有投资银行的共性。以这次全球金融风暴为例, 由于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投资银行及其从业人员意识到这存在一大片发展利润的空间, 而国家在这一行业的法律环节比较薄弱。在利益的追逐下, 贪婪的投资银行从佣金、服务费为主营业务收入的投资者转变为追求高利润的投资者。然而过分追求利润的这种贪婪行为, 不顾道德风险, 最终使投资银行自食其果。
3.2内控制度不规范
在内控制度方面, 缺乏有效的长期性激励机制。尽管目前证券公司的经营者拥有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一定的企业剩余索取权, 但当经营者意识到获取契约报酬与声望不如约束之外获取的隐性收入时, 就会导致激励失效, 如果约束又短缺, 将带来激励与约束不相容的后果。
3.3信用体系缺失和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 我国证券市场的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 防范道德风险的法制建设滞后, 失信行为无法得到相应的惩罚, 失信人员违法违规成本极低, 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证券市场上的道德风险。
3.4投资银行外部监管有待加强
我国对投资银行的监管机构缺乏对于金融道德风险全面监管的措施和手段, 并且现在的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往往不够理想, 留有弹性空间, 为道德风险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现阶段不仅仅在投资银行领域, 甚至整个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的发生较为普遍, 查处难度大, 惩处的力度不够。另外, 对于投行业的不当竞争相关监管机构缺乏有效地遏制手段, 这致使行业内的恶性竞争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道德风险。
3.5政府过多地参与金融运作
从经济学角度讲, 金融市场最基本的功能不是融资而是为了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定价, 以便于全社会在价格的指导下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我国, 政府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市场的组织者, 同时还是市场的监管者。政府过多地干预金融市场的运作, 破坏了风险收益的平衡, 最后的结果是金融市场不能为资产收益准确定价, 价格不能准确反映资产的隐含的风险和带来的收益。针对这次次贷危机,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院长罗伯特·布鲁纳曾经发表言论:“美国政府干预市场时间越长, 道德风险越大。”这也说明了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 参与金融运作会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
4防范投资银行道德风险的措施建议
4.1重视投行从业人员的道德教育
加强金融伦理道德教育是从根本上防范道德风险的长效制度, 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式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投行目前对员工过多地强调物质报酬和业务培训, 疏于金融伦理道德教育, 真正的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尚未形成。因此, 投行要强调和关注员工的伦理道德和职业操守, 并把培养良好的伦理道德水准和风险控制文化作为金融道德风险防范体系的重要任务。
4.2完善投资银行的内控制度
完善的金融企业内控制度, 是有效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治本之策。投资银行应该健全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强化制度的执行力, 有力防范内幕交易、操作市场、虚假陈述、欺诈客户等道德风险的发生, 确保投行从业人员按章操作、依规办理相关业务。
4.3加强外部监管, 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
加强对投资银行的外部监管, 加大对责任人的处罚力度, 是提高防范道德风险水平的重要保证。投行的外部监管机构要适时更新监管理念, 改进监管方式, 完善监管体制;要强调监管机构更为主动地以预警的、市场化的方式, 参与到投资银行整个业务的流程、风险管理政策和方案的评估。证监会应该和其他金融监管部门一起建立专门的道德风险评估体系。
4.4建立健全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
道德风险的一大根源就是来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公开与如实披露, 是保证证券投资市场公平与公正的基石。只有及时、准确地了解到有关信息, 投资者才可能根据真实信息, 对相关证券的投资作出正确判断, 并作出相应的投资决定。因此, 信用评级与信息披露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约束证券经营者的有效手段, 它不仅影响证券公司的信誉与发展能力, 而且也能对证券公司经营者产生激励或者形成压力。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本身就是对经理层的一种制衡约束手段, 也是对公司进行市场监督的基础, 是股东正确行使表决权的关键。
4.5转变政府职能, 逐步弱化其对经营的直接管理
将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放在法制建设、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上。可以将国有的投资银行股权多元化和民营化, 取消隐性和显性的政府担保, 特别是要禁止政府干预金融机构的退出。政府可以从救助方式、救助对象、救助条件等方面着手, 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最后贷款人制度, 对陷入清偿危机的投资银行尽量不予救助, 避免放大道德风险效应。对于经营不善、问题严重的投资银行, 严格按照《破产法》的推出体系, 实行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 使投行具有危机意识, 避免道德风险。
摘要：投资银行作为活跃于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上的一类重要的金融机构,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近年来, 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金融领域不断发生道德风险引起的违法违规行为, 如何有效防范投资银行道德风险已迫在眉睫。根据投资银行存在的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 分析道德风险存在于投资银行领域的原因, 并对如何防范道德风险提供相关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投资银行,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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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银行 篇5
9月20日，是全国第二个“公民道德宣传日”，也是党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三周年纪念日。巾山小学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启动仪式，临海市首家“道德银行”正式宣布成立并运行。
据该校大队辅导员介绍： “道德银行”的一切工作都由学生来担任，“道德银行”由“总行”及各“支行”组成，其中“总行”包括“行长”“副行长”及“监督员”各一名；全校37个班级各为一个“支行”，有一名“支行长”及一名“监督员”和“储蓄员”。“道德银行”由学生自行管理，其章程、工作细则、“储户须知”等相关规章制度都是由学生们起草完成的，“行长”及“支行长”等也是学生们通过竞选选出来的。“道德银行”所吸收的“存款”是学生思想道德上的每一点进步事迹，如主动为人让座、主动打扫卫生这样的小事，都可以“存”到这个银行里。学生把做过的好人好事记到“存折”上，由“储蓄员”计分并记录。在“存”的同时，银行也可“取”，“储户”如需要帮助可向所在“支行行长”提出申请，“支行行长”根据“储户”信息安排所辖“储户”向学生“道德银行”总行申请，为其提供服务或帮助。
该校黄校长认为：“以前做好人好事学校提出表扬的方式已经满足不了现在学生的需要了。现在的学生与以前相比，意识独立，有自己的见解，接受新信息快，教育方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前的教育是做好事不留名，现在做好事不留名的人也有，但很少，留名能做好事就已经很不错了。小学生‘道德银行’的出现也是受社会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换句话说，小学生‘道德银行’是顺应时代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的教育方式。‘储蓄’本既是学生自我表现的记录，也是其成长的见证，对其他孩子也是个触动。”
该校“道德银行”的成立引起了社会许多方面的关注。临海市教育局陈凌晨局长对该校“道德银行”的成立给予肯定：道德银行可使好人好事等道德行为由自发转变为社会关注的行为，道德银行只是一种比喻，并不等同于实际意义上的纯粹货币关系的银行。个人的道德情操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很多人共同参与道德积累就可使之成为社会财富，而道德银行恰恰起到了这种激励作用。
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研究 篇6
摘 要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存款人利益的直接保护来达到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目的,其作用不容忽视。但是,任何制度都有其缺点,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存在,它严重影响了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功效,本文通过对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研究,以期找到防范和克服道德风险的方法和手段,为存款保险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存款保险 道德风险 存款人 投保银行 金融监管者
存款保险制度最早兴起于美国,后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引进此制度,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目前中国也正考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存款人的利益。但是存款保险制度中各个主体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困难重重,如何规避道德风险,以使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对于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研究一时间成为热点。
存款保险制度又称存款保护体系,是一个国家的货币主管当局为了维护存款者的利益和金融业的稳健经营与安全,在金融体制中设置负责存款保险的机构,规定本国金融机构必须或自愿地按吸收存款的一定比率向保险机构缴纳保险金进行投保,在金融机构出现信用危机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金融机构提供财务救援,或由存款保险机构直接向存款者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以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的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与最后贷款人制度,作为金融监管的保护性措施,为保护公众利益,维护公众信心,维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同业之间的一种风险转移和补偿机制,体现了金融机构之间共担风险、共御危机的一种努力,它通过直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来维护公众的信心,进而防止银行恐慌,维护金融安全,明确的救助标准也规范了这个制度。但是,存款保险制度也有明显的缺点,其存在的严重的道德风险使得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离不开严格的监管,这无疑加大了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成本,并最终转嫁给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
一、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概念
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是指隐藏行为的风险,具体表现为在签约后,交易的一方违背承诺,进行有利于自己、损害他方利益的行为。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是指存款人、投保机构、存款保险管理机构以及监管者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以存款保险机构和存款人的损失为代价,以更高的风险决策追求最大利益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的损失,以致发生银行倒闭的可能性。
存款保险道德风险是先于存款保险而存在于银行体系中的,它是由于银行本身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责任制度形成的,是内生于银行体系运行中的。但是,不可置否的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诱发了更大的道德风险。
二、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形成
存款保险制度有四个主体,基于这四种主体我们来分析存款保险制度中各种道德风险的具体形成过程。
(一)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市场约束的弱化
格林斯潘曾经讲到:真正事前的金融安全网来自于市场,因为我们需要采取那些有利于提升私人部门监管的政策,把私人部门的监管作为实现安全、稳定银行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对于从事过高风险活动的银行,未被保险的私人部门必然会要求更高的价格,或者干脆不与其做生意。在把存款存入选定银行后,存款人还会继续监督该银行经营管理状况,如果银行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存款人会要求一个更高的收益率来补偿风险溢价或者是选择“用脚投票”——把自己的存款提走,无论是哪种情况,存款人的存在对于银行的经营管理是一种有效的约束,这被称为“市场约束”。市场约束的存在有利于金融机构的优胜劣汰,能有效的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
但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却明显弱化了市场约束。我们知道,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成本,存款人搜集存款银行资料、监督存款银行经营活动,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而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存款人只需要选择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进行存款,就可以减少损失,即使该银行破产存款人也能从保险机构处得到全额或者部分的补偿,这就大大降低了存款人监督银行经营活动的动力,进而弱化了存款人的市场约束机制。下面我们利用金融经济学的原理构建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解释存款人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容易引发的道德风险。
假定存款人原始存款资金为1,在银行存一年后本息和为1+r,其中r为银行年利率。存款人选择银行并监督银行经营管理是需要成本的,记此成本为c,即市场约束成本为c,c越大,市场约束能力越强。如若银行破产发生违约,那么存款人将不能收回本息,假定银行不违约的概率为p,其违约的概率为1-p。在无存款保险制度下,存款人的收益为R1,则有
R1=1+r-c (银行不发生违约时)
0 (银行发生违约时)
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即使银行破产无力支付,存款保险机构也会给予存款人补偿。我们假定存款保险机构会将本金补偿给存款人。在这种情况下,存款人的收益为
R2=1+r-c (银行不发生违约时)
1 (银行发生违约时)
在这两种情况下,存款人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R1)=p×(1+r-c)=p+pr-pc,E(R2)=p×(1+r-c)+1×(1-p)=1+pr-pc,显然的,由于0 (二)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 作为投保银行来说,参加存款保险之后,能大大降低银行发生挤兑的可能性,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但这同时也刺激了投保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的需求。据研究表明,由于银行股份制和负债经营的特点,银行本就存在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倾向,但是为了避免发生挤兑而导致银行破产,在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时,银行会主动约束其投资行为、有效控制经营和财务风险、积极改善经营绩效。而存款保险对存款人的保护,将增加投保银行的依赖性,使其更倾向于从事风险较高、利润较大的银行业务,将其所承担的风险转移给存款保险机构,一旦承担的不适当风险过多,就会导致银行内部体系的不稳定,不利于金融体系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三)金融监管者的道德风险 金融监管当局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道德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监管机构职责的冲突上。一方面,金融监管者的主要职责在于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及时关停有问题金融机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总成本;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监管机构要向政府负责,其工作的重点是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而这又主要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倒闭为标志。金融监管者作为纳税人的代理人,和整体纳税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的问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加之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监管机构可能会不当地延缓对一些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这就导致了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 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进一步激化了金融监管机构的这种内在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降低了银行由于发生挤兑而倒闭的可能性,这种金融安全网的建立会使金融监管机构认为整个银行体系发生系统性的可能性减小。结果是降低了金融监管机构总体的监管水平和对系统性风险的敏感度,造成监管松弛的现象。监管松弛的主要表现就是监管机构往往会放任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继续在市场上生存,而不是要求其立即采取行动。这样即会进一步鼓励银行从事高风险行为,又会错过对有问题银行实行援助的最佳时机。 (四)存款保险机构的道德风险 从存款保险管理机构角度来看,存款保险机构与存款人和政府或金融监管机构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存款保险机构可能会发生道德风险,隐瞒自己的行为、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存款人和政府之上。 相对于存款人的道德风险。一般的存款保险机构,除了具有“付款箱”的功能外,还具有对投保金融机构的监测监管职能、早期纠偏职能以及接管和处置破产银行职能。这些职能的履行对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实践表明,存款保险机构尤其是政府控制的存款保险机构未必有足够的动力去履行这些职能。一方面,存款保险机构存在忽视监管的倾向。相对于存款人和投保银行来说,存款保险机构和投保银行的关系会更亲密些,这种关系会造成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的监管不力,而且他们之间还可能存在腐败行为。对投保银行监管的不力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一旦银行发生破产,即使存款人能从存款保险机构得到全额或者部分的补偿,存款人依旧损失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另一方面,存款保险机构存在机会主义的倾向。当投保银行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机构可能抱着机会主义的态度延缓对危机银行的援助,如果银行能自己度过危机,存款保险机构能节省一笔费用。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可能造成存款人利益的极大损失。 相对于金融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对于政府的金融机构来说,由政府组建的存款保险机构是其代理人。他们之间也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同分析存款保险机构相对于存款人的道德风险一样,存款保险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过于宽容某些金融机构、延缓对投保银行的救助,这样会加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对金融监管部门来说也是同样不利的。 三、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影响 上面我们分析了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形成原因以及其四个主体的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尽管道德风险是先于存款保险而存在于银行体系中的,但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也的确诱发了更大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制度所诱发的道德风险问题不仅对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 (一)存款保险道德风险对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影响 美国是最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该制度在美国的成功经验使得其在全球盛行。目前,许多国家在引进存款保险制度时都因为惧怕存在于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存款保险道德风险引发的一场储蓄贷款危机。我国在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上,许多学者专家持不同的态度,有的认为道德风险本存在于银行体系内部,与存款保险制度无关,应该引进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稳定金融体系;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存款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存在直接关系到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成功与否,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具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于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影响了存款保险制度在各国的推广,对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二)存款保险道德风险对金融体系稳定的冲击 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弱化了存款保险体系中的市场约束,使得那些高风险的银行不用支付与风险相当的利息,结果使得银行业普遍都有了从事高风险经营的动机,增加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水平,加剧了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市场约束的弱化使那些高风险的银行或那些本来应该破产的银行仍然可以吸收到存款,结果金融体系中那些高风险、经营差的银行不能及时被淘汰出局,这也影响了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银行体系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其不稳定性的增加势必会冲击到金融体系的稳定。 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直接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投保银行将多余的资金投入高风险的项目领域,增加了银行内部风险,过度的风险的积累最终将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金融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会造成监管松弛,出现审慎性监管不足的问题。我们知道,金融监管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是三大金融安全网之一,也是新巴塞尔协议所确定的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之一。审慎性监管的不足不仅会恶化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还会激励其他高风险行为的产生,进而严重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阻碍金融发展。 四、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解决方法探讨 针对存在于存款保险制度中的各个主体的道德风险,目前许多国家试图通过对道德风险的深入探讨,进而找到行之有效的克服和防范存款道德风险的方法和手段。目前较为可行的几种方法主要有: (一)存款保险定价 存款保险的定价直接关系着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功效。迄今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存款保险费率的管理,采取单一保费率模式,即对所有的参保金融机构都运用相同的存款保险费率来计算应纳保费金额。单一保费率使得一些承担着较高风险的银行不必付出更高的费用来补偿风险溢价,这也是投保银行道德风险滋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防范和克服道德风险,目前国际上推出了基于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即针对每个银行的不同风险状况采用不同保费率,影响因素包括参保银行的财务状况(通过资产收益率ROA、权益回报率ROE等重要指标体现)、存款保险基金净值及其与投保银行被保险存款总额之比、参保机构倒闭风险事件及损失状况等多个因素密切相关。差别费率的实施使得高风险的银行要付出更高费用来补偿其风险溢价,银行就会注重风险管理,少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活动,进而降低了投保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减少道德风险对金融体系稳定的冲击。 (二)强化市场约束 上面提到,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弱化了存款人的市场约束,由此出现的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增加了银行内部体系的不稳定。要减少道德风险的影响,强化市场约束成为较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强化市场约束包括强化银行股东、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对银行的监督,并根据其自身掌握的信息和对这些信息的判断,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定的措施,影响与该银行有关的利率和资产价格,从而通过金融市场对该银行的经营产生约束作用,最终把管理落后或不稳健的银行逐出市场来迫使银行安全稳健经营。强化市场约束主要可以通过银行安全网的设计、信息的及时传递和信息有效披露来完成。但是有效的市场约束必须以稳健的会计制度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作为强有力的支持。 (三)加强监督 金融监管机构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产生的道德风险,不仅其本身冲击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而且监管的松弛会进一步加剧存款保险制度中其他主体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所以金融监管机构及时加强监管,采取一些管制政策,能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及时化解金融风险。而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资本金、信息披露、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以及市场退出等进行持续性监管。加强银行监管机构的审慎性监管是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防范的有效行政手段,对于防范存款保险制度产生道德风险具有重大意义。 综述,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存款人利益的直接保护来达到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目的,其作用不容忽视。但是,任何制度都有其缺点,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存在,它严重影响了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功效,通过对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研究,找到防范和克服道德风险的方法和手段,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罗滢.存款保险: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刘仁伍.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乔伟娟,易方方,于莉.理性看待存款保险道德风险.上海金融报.2004.3. [4]陈明光.关于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改革与战略.2009(12). 一、我国商业银行中道德风险的客观描述 道德风险可以定义为契约的乙方利用其拥有的信息优势, 采取契约甲方所无法观测和监督的隐藏性行动或不行动, 从而导致的甲方的损失或乙方获得利益。 从定义来看, 道德风险根源在监控的失效造成人的自利性放大, 从而导致道德风险。诚然, 道德风险不论在新型市场还是在成熟市场环境中都普遍地存在, 只不过转型期中国有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尤为突出。 企业 (自然人) 故意不还款或延时还款。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对借款自然人的信用没有一个全面详细的了解, 因此, 有些借款人企业乘机钻我国个人信用体系不完善的空子。一般来说, 有的企业短期行为严重, 为了不还旧账就变更了企业的法人代表, 或者是真的没有能力还贷, 干脆采取被兼并、解散或破产等形式, 借改制之机, 架空银行贷款, 使银行贷款成为呆账坏账, 想追回也没有地方可追。有的企业即使投资盈利, 也称投资失利, 因为股东对企业投资经营状况不了解, 这个风险就由银行来担;还有一些企业已经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了, 但是仍然承诺“银企合作”, 银行如果贷出款项肯定就回收无望了;更有甚者, 有的企业干脆是有钱也不还, 任其贷款逾期, 银行想收回贷款也没办法。 资料显示, 截至2007年末,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6.17%, 在上年末7.09%比例的基础上全年呈持续下降趋势。2007年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684.2亿元人民币, 这一数据较之上年末12549.2亿元人民币的数据略有攀升。分机构看, 外资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最低, 为0.46%;其次为股份制商业银行, 为2.15%;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然是最高的, 为8.05%。2007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大约52.6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9.7%, 总负债为49.6万亿元, 同比增长18.8%。 单位:亿元、% 单位:亿元、% 道德风险带来的问题是严重的。可以说, 我国目前商业银行大量的不良贷款实际上就是道德风险的损失。 二、模型的假设和建立 博弈论认为, 每一个完整的博弈过程一般由下列四个基本要素组成。 (一) 参与人。 在博弈中, 每个参与人都是一个决策者。这些决策者彼此之间互为对手, 对手可以是个人、企业, 也可以是国家。假设每一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 都根据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自身损失最小化的原则进行决策, 博弈中的参与人数大于或等于2。当在有两个参与人时, 称为两人博弈;当有n个参与人时 (n>2) , 称为多人博弈。 (二) 策略。 它是指参与人可供选择行动的范围。在博弈中, 每个参与人可供选择的策略数可以是有限的, 也可以是无限的。有限策略的博弈称为有限博弈, 构成了博弈论研究的主体。在有限博弈中, 若参与人在决策过程中, 对若干可选策略中各个策略彼此相互独立时, 称为单纯策略;反之若参与人按某种概率分布对可选策略进行组合, 称之为混合策略。 (三) 支付或效用。 它是参与人从博弈中获得的效用程度, 它是所有参与人策略或行动的函数, 是每个参与人真正关心的核心问题。 (四) 均衡点。 也是所有参与人的最优策略或行动的组合, 在这一点上, 假设其他参与人不变换策略, 任何单个参与人不能以单方面变换策略来提高他的效用程度。 按照博弈论的假设, 我们建立银企之间的博弈模型, 假设贷出银行为博弈方1, 贷入企业为博弈方2, 银行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核查和不核查;企业也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瞒报和不瞒报。作为理性经济人, 他们都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理性, 由于现实中两者各自利益上的权衡和决策, 使得他们具有如下的博弈支付矩阵: 银行可以选择“核查”和“不核查”两种策略, 采取“核查”时将花费核查成本C。企业也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瞒报”和“不瞒报”, 如果企业“瞒报”, 它必须承担事发后的风险成本R, R同时是银行的收益 (R>C) , 并处以F的罚款;如果“瞒报”没有被“核查”到, 企业将获得额外收益E (E>R) 。 三、模型的研究和分析 根据上面的收益矩阵, 我们采用划线法发现, 这个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因为银行“核查”, 企业就会选择“不瞒报”;企业“瞒报”, 银行就会选择“核查”策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因此该博弈中两博弈方的决策原则是不能让对方预先知道或猜到自己的策略, 应该以随机的方式选择策略, 并且随机选择两种策略的概率不能让对方又可乘之机。 我们假设银行以概率p选择“核查”和概率q选择“不核查”, 企业以概率m选择“瞒报”和以概率n选择“不瞒报”, 那么根据上述决策原则, 银行选择“核查”和“不核查”的概率为p和q一定要使企业选择“瞒报”的期望收益和“不瞒报”的期望收益相等, 即: p (-F-R) +q (E-R) =p·0+q·0 (1) 简化可得:p (F+R) =q (E-R) 。又因为p+q=1, 因此undefined 这就是博弈方1 (银行) 应该选择的混合策略。同理, 博弈方2 (企业) 选择“瞒报”和“不瞒报”的概率为m和n, 也应使博弈方1选择“核查”的期望收益和选择“不核查”的期望收益相等, 即: m (-C+R) +n (-C) =m·0+n·0 (2) 简化可得m (R-C) =nC。又因为m+n=1, 因此undefined。 这就是博弈方2 (企业) 的混合策略。 当博弈方1以 (p*, q*) 的概率随机选择“核查”和“不核查”, 博弈方2以 (m*, n*) 的概率随机选择“瞒报”和“不瞒报”时, 由于谁都无法通过单独改变自己随机选择的概率分布改善自己的期望收益, 因此这个混合策略组合是稳定的。这就是本博弈惟一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其中undefined。 由 (1) 式知, 若p*=0时, 表示银行“不核查”, 此时企业“瞒报”的期望收益大于“不瞒报”的期望收益, 即E-R>0。 其经济学意义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企业期望的额外收益与风险成本的差。它大于零表明:企业守约“不瞒报”按时还款的支付要比企业赖账或延期还款的期望的损失更大。所以, 理性的企业不会去选择“不瞒报”。 类似地, 若p*=1时, 表明银行“核查”, 此时, 企业“瞒报”的期望收益小于“不满报”的期望收益, 即-F-R<0。 从而,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银行的“核查”力度小于p*, 则其收益小于零, 企业必然选择“瞒报”。所以, 为了防止企业的“瞒报”行为, 银行应当选择“核查”力度大于或者等于某一临界点p*。此时, 企业必然不敢“瞒报”。显然p*越高企业越不敢“瞒报”, 但p*越高银行的“核查”成本就会越高。所以, 银行权衡的结果就是选择概率undefined来“核查”。 同理, 在 (2) 中, 若m*=0时, 表示企业“不满报”, 此时银行的“不核查”的期望收益大于“核查”的期望收益, 即0>-C。 其经济学意义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银行期望的收益与核查成本的差。它小于零表明:银行期望的核查成本损失要比“核查”可获得的收益更大。所以, 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 银行不会选择“核查”, 只会在企业“不满报”策略下选择“不核查”策略。 类似地, 若m*=1时, 表明企业“瞒报”。此时银行的“不核查”期望收益小于“核查”的期望收益, 即0 从而,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企业的“瞒报”概率大于m*, 则其收益大于零, 银行必然会选择“核查”策略。所以, 为了防止银行“核查”, 企业就会选择“瞒报”的概率小于某一临界值m*。此时, 银行必然不会“核查”。显然m*越小, 银行越不会“核查”, 但m*越小, 企业的收益就会越小。所以, 企业权衡的结果必然会选择以概率m*的“瞒报”策略。 四、防范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主要对策 防范和化解我国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长期任务,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防范。 (一) 加强商业银行职业道德建设。商业银行忙于运营指标时, 往往忽略了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应作为商业银行推动金融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和中心环节长期不懈地抓下去。以人为本, “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强化银行从业人员自省, 狠抓规章制度的落实。 (二) 采用科学的管理方式防范道德风险。既要从源头控制道德风险, 也要全过程控制道德风险, 结合我国国情制定防范道德风险的管理规范, 尽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优化信贷业务流程, 建立集中化的信贷风险数据库和信贷风险评级工具, 加强银行对信贷风险的管理, 推进信贷评估、审批和监管的一致性, 有效控制信贷业务道德风险。 (三) 建立稽核和信贷管理人员垂直领导体制, 弱化分支管理层的人事决定权, 从源头治理资产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稽核和信贷管理人员可以考虑从总行到分行自成一体, 垂直领导, 各级分支机构的稽核或信贷管理人员由上一级甚至上两级稽核或信贷主管直接任命或指派, 并对上一级稽核或信贷主管负责。根据人员的工作经验和能力, 将其分为若干等级, 授予相应的稽核或信贷的审批权限。 (四) 实行司法独立, 加大法律的惩戒作用, 降低道德风险。保持司法独立性, 健全法律, 加大惩戒力度, 严格执法非常重要。要减少政府官员对司法的干预, 保持司法公正性, 切实解决“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违法不纠”的问题, 增强各方面对法律的信赖。完善现行法律, 对于金融领域犯罪的新形式, 加快法律的立法速度, 从而更快更好地降低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孙志强.我国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控制机制的研究[J].北方经贸, 2006, 1 [2].http://www.stuse.com/Artic leShow.asp?id=2901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二版)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银行,道德风险,博弈 引言 中国目前对存款类的金融机构实行的是全额担保, 这是一种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然而, 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 互联网金融加速脱媒, 银行业民营资本的大规模进入, 这种隐性的担保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金融体系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中国亟需建立更加符合金融运行规律和市场化机制的现代存款保险制度。 在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上构造了银行间博弈模型, 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于制度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简要的界定与分析。 一、银行间博弈模型 (一) 模型的基本假设 1. 假设有n家银行参与博弈, 它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主体。 2. 收益假设。用VIi表示第i家银行的投资额, 每单位风险投资收益用VIE表示, 则VIE=f (SVI) , f (SVI) 是一个上凸的减函数, 即f′ (SVI) <0, f″ (SVI) <0。 3. 成本假设。用β/CSi表示第i家银行的破产风险成本, 用C表示机会成本。 4. 保险费假设。每家银行缴纳的保险费根据其规模大小CSi确定, 表示为γCSi, (0<γ<1) , S为银行体系规模总量。 5. 资本总量恒定假设。 (二) 模型的推导 (三) 模型总结与分析 1. SVI1* 2. 通过相关变量的调整来控制SVI的变化。可以通过对于n, β, C的调整来实现:nτ=n-Δnβτ=β+ΔβCτ=C+ΔC。此处可以依托于市场的自动调节, 亦可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进行保障。 二、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的政策建议 首先, 保持存款保险机构的适当独立性。具体可采用国务院直属, 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相互协作的的管理形式, 并通过立法赋予其实行金融机构救助、部分金融监管和及时处置风险的职能。 第二, 存款保险机构资本金来源多样化。中国可以参考美国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的经验, 存款保险机构资本金由中央财政注资、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商业银行保费共同组成, 通过让商业银行承担部分道德风险的成本, 抑制其转移风险的动机。 第三, 实行差别保费的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应设立最低资本充足率门槛, 并优先将资本充足情况好、资产风险低的国有商业银行纳入存款保险范畴, 同时在保险费率上充分体现不同银行的风险因素, 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 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钱小安.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约束条件与制度设计[J].金融研究, 2004, (8) . [3]王自力.FDIC经验与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建设[J].金融研究, 2006, (3) . 1.1金融道德风险的概念 道德风险源于研究保险合同时提出的概念, 以后逐渐被制度经济学家和产权学家所使用。经济学家对道德风险的研究由来已久, 亚当斯密早在1759年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就表明了道德风险的存在。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道德风险就是指某些道德行为在实践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因此金融道德风险, 可以理解为市场参与人在从事金融活动的过程中, 交易的一方违反市场一般机制或道德规范、法纪约束, 利用各种便利条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 作出对他人不利的隐蔽行为, 从而让他人承担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道德风险一般表现为投机取巧、偷懒、搭便车、欺诈、违约、违规、设置陷阱等形式。 1.2 金融道德风险的特征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道德风险的发生将对整个金融和经济系统造成重大危害。金融道德风险是道德风险在金融领域的反映和体现, 既有道德风险的一般特征, 又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隐蔽性。基于道德层面所发生的风险有其内在的隐蔽性,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金融道德风险源于人们非道德行为带来的金融利益诱惑, 属于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和动机, 道德风险的触发是金融参与者在背离道德标准的前提下满足个人膨胀的利益需求的过程, 而这种动机和心理在转化为行动之前很难被人察觉;另一方面, 由于现代发达的计算机网络和丰富的知识储备, 行为人往往会设下重重障碍来掩饰其非道德金融行为, 经过层层掩盖, 这种非道德风险被发现的可能性越小, 这样风险就积累越深, 将来一触即发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金融道德风险一旦发生, 便会给金融和经济带来长期的持续灾难。 (2) 传染性。金融已经贯穿了所有人的生活, 是一个“多边参与”的“信用网络”, 不仅涉及直接参与的团体和个人, 还涉及间接参与的团体和个人;不仅涉及金融信用体系本身, 还会扩散到非金融体系以及社会信用的各个方面。正因为金融行为已经关乎人们的生活, 所以, 一旦一方信用链条出现问题, 极有可能传染到其他的环节。同时, 金融活动有其特殊性, 信誉对金融行业的正常运行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一旦爆发金融道德风险, 必然会导致金融业信誉下降, 引起社会对金融的信心减弱, 产生金融信用危机, 金融信用危机又会波及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网络的每一个连接点, 造成金融业和整个社会的信用危机, 产生“雪崩效应”。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因为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冲破了道德的边界, 为了自身利益, 在信用评级机构的助长下, 将经过层层包装的次级债推向了美国市场乃至全世界的金融系统, 导致了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 造成社会对金融业的信心大打折扣。 (3) 破坏性。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金融道德风险的隐蔽性, 表明其潜伏期长, 极有可能带来巨大损失;金融道德风险的传染性, 可能造成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 引起社会对金融的信心下降, 造成信用恐慌, 从而金融道德风险的破坏性已经显现出来了;同时金融道德风险的破坏性还表现在其无法通过风险转移等手段来化解和控制, 一旦发生就只能靠自身来化解和承担。至今为止, 保险业还没有将金融道德风险纳入可保范围。 2 金融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2.1 金融道德风险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 (1) 基于信息经济学角度, 金融道德风险属于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 是拥有信息的双方 (多方) 参加博弈的结果。要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 从事金融的各方就必须达成完全契约, 才能防止金融道德风险。但实际上契约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完全的, 这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对称信息的存在, 总有一些“隐蔽行动”或“隐蔽信息”是无法被契约的另一方所察觉。比如, 银行在发放贷款时, 不可能完全和全面了解贷款企业的财务、经营、管理等信息, 这样企业就处在了信息优势方, 当机会成本可控时, 企业极有可能违反契约规定, 产生道德风险行为;再如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受评对象与投资者之间的中介, 面临多方的不对称信息, 一方面, 信用评级机构无法透彻知晓受评对象的信息;另一方面, 投资者作为信息的弱势方, 无法预测受评对象的财务、经营等状况, 更加无法知道评级机构是否切实履行了市场“质检员”的角色。二是订立和实施契约的成本, 过高的交易成本会容忍一部分“道德风险”的存在。比如股份制公司如果不依赖外部资金, 公司就无法运行, 这是他们就会利用信息优势, 让投资者承担一部分道德风险。 (2) 基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 金融道德风险属于“经济人”伦理道德沦丧问题。伦理经济学认为, 人类活动具有两种约束要素, 一种是由制度、体制、成文法、规定、规制等因素构成的正式约束条件;一种是由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因素构成的非正式约束条件。金融道德风险的存在证明了非正式约束条件的重要性, 用伦理道德来防范金融风险,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式约束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伦理道德是保证信用存在、交易顺利进行的基础, 是金融活动得以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 金融领域基本的伦理道德缺失会产生金融道德风险。 (3)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 金融道德风险属于金融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问题。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同时存在。一方面, 人总是想把事情做到最好, 但人的理性又是有限的, 这就导致了契约不完全性的必然。另一方面, 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即在非均衡市场上, 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 会导致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取非常微妙而且隐蔽的手段。鉴于此, 在金融交易过程中,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 导致交易合约的不完全, 同时机会主义倾向的存在, 促使当事人采取必要的手段攫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 金融道德风险的存在就是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作用的结果。 2.2 金融道德风险产生的现实原因分析 (1) 金融参与者的自利本能失控是金融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 道德作为非正式约束, 是否遵循完全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本能。金融行业具有其特殊性, 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 金融参与者在从事金融活动的过程中, 由于其自利本能的存在, 很容易冲破内心的道德防线, 产生道德风险行为。 (2) 过度的官方保护政策加大了金融道德风险产生的可能性。 基于金融行业的重要性, 为了避免金融风险扩散, 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 各国对金融业的管制和保护相当严格。但是, 过度的官方保护同样会带来逆向选择问题, 引发道德风险。金融道德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金融参与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将其行为成本转嫁给别人, 从而造成他人乃至社会的利益损失。因此, 过度的官方保护就建立起了非道德行为成本的转嫁机制, 这样的话, 行为人就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无所顾忌。比如建立金融安全网 (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人制度等) , 对金融业提供的救助、担保和承诺等。这些政策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 也蕴藏着风险。金融机构存在一种“一人犯错, 全体买单”的心理, 特别是各国政府一直奉行的“大则不倒”倾向, 更滋生了金融道德风险。自2007-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以来, 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了这种过度保护政策所蕴藏的道德风险问题, 甚至金融业的巨头都面临着倒闭。 (3) 内部控制不严。 金融道德风险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金融从业人员管理等把关不严导致的。金融业其实是集所有金融参与者的资金来通过金融媒介来运作的行业。金融机构本身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良好载体, 可以有效避免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 但由于市场参与者对其的充分信任, 却有可能引发金融机构本身的道德风险, 最终导致信用链条的断裂, 引发金融危机。另外, 金融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管的道德修养不到位也是产生金融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因内部控制不严产生的道德风险, 会导致金融腐败, 在本次金融危急中也有集中的表现。比如信用评级机构内部控制不严, 评级人员直接参与评级费的商定;雷曼兄弟、高盛等世界投资银行的高管为了自身利益, 置投资者的利益于不顾,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国近年来的金融腐败案件也层出不穷, 比如2005年中国银行哈尔滨支行的数亿元资金不翼而飞, 后经侦查是银行负责人与外部人合谋实施的金融诈骗大案;2008年, 时称“中国金融第一案”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公司金融案件, 其负责人被控贪污2.6亿元、挪用公款1.2亿、伪造凭证诈骗14亿元、非法集资24亿元;2009年6月, 融通基金经理“老鼠仓”事件等。 (4) 外部监管不力。 这主要体现在监管者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信任和保护, 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及对金融案件的惩罚力度不到位等方面。 3 金融道德风险的防范 从根本上说, 前文所述金融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可以归纳为人的因素和体制的因素两个方面。不可否认, 通过金融职业道德教育、提升金融伦理道德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道德风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若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金融道德风险, 有点过于理想化, 因为人的思维活动是很难控制的。道德是对人的欲求的一种规制, 而人的欲求是一种本能, 不可能完全根除。金融业巨额金钱的诱惑, 要靠道德规范来约束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 对金融道德风险的防范, 我们能做的主要是基于制度的层面来安排, 增加金融非道德行为的成本。 金融道德风险的产生在其实是金融参与者的一种博弈行为。一方面, 每一个作出金融非道德行为的人在行动之前, 内心都会掂量该行为的成本与收益, 经过放弃 (非道德行为) 与接受 (非道德行为) 的反复博弈之后才作出的选择;另一方面, 金融道德风险的产生也是金融市场的参与人之间的博弈, 以求转嫁风险, 由他人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所以应当建立金融道德风险的责任追究机制, 让收益小于成本, 震慑和遏制金融道德风险行为。 金融道德风险的责任机制包括金融道德风险行为责任和金融道德风险损失责任。违反金融道德的行为, 要么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等, 要么造成直接的经济和金融损失, 但无论是何种情形, 都造成了损失的“可能性”, 都应该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所以金融道德风险的责任追究机制, 主要在于加大对金融非道德行为的处罚力度, 增加其机会成本。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控制: (1) 完善法律法规, 明确金融非道德行为的法律责任。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 各国都应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 明确界定金融违规、金融道德风险的范畴, 明确金融道德风险的责任追究, 包括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针对没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金融道德风险行为, 要处以罚款, 或者剥夺其金融从业资格;针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行为, 不仅要赔偿所有损失, 金额巨大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各国的进入管理当局要切实发挥监管职能, 不能过分依赖金融机构的信誉, 加强对金融道德风险的事前预警、事中制衡、事后追究。 (2) 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加强内部控制。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道德风险的根本之策。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强化制度执行力度、从业人员按章办事、依规办理业务等, 都是防范金融道德风险所必不可少的。如建立金融机构内部稽查部门与小组, 专门进行金融业务的跟踪与稽查;建立相应的奖罚机制, 给从业员工一定的权利, 甚至是持有股份等, 使其利益与金融企业利益相一致;实行金融企业内部职工大会制度等, 及时披露和揭示金融道德风险。 (3) 转变理念, 引入市场机制, 改变金融业的保护机制。如前所述, 过度的官方保护使得金融企业奋不顾身的追求自身利益。现如今随着金融道德风险的频发, 特别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由市场来决定金融企业的最终命运显得格外重要。比如, 很多国家都有的存款保险制度, 以前很多国家都倾向于全额保险,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只救助那些存在暂时风险的金融企业、实行非全额保险, 而倾向于风险调整的存款保险制度, 以增强银行的道德风险防范意识。另外, 随着金融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 政府部门要渐渐收缩保护和救助的对象, 对于那些经营出现严重问题的进入企业, 要毫不犹豫的由市场来决定其生死;同时, “大则不倒”的理念和立场也渐渐被打破。传统观点认为大金融企业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一旦破产则给整个社会的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实际上, 大的金融企业利用其大的优势, 更有可能爆发金融道德风险, 并且一旦爆发, 造成的危害不亚于其破产倒闭。 参考文献 [1]张光华.论抵御金融道德风险——理论分析、国际经验及抵御对策[J].南方金融, 2001:10-11. [2]曹元芳, 王若平.国外对金融道德风险研究的前沿理论及防范经验[J].国际金融研究, 2006:71. [3]苗晴, 孔玉生.论金融道德风险及其防范[J].财政金融, 2007:180. [4]刘时阳.金融道德风险浅析[J].企业导报, 2010, (7) . 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 , 又称创业投资, 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 以期成功后获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由于风险投资过程中存在“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风险企业”两重委托代理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契约。 在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风险投资机构是委托人, 风险企业为代理人。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风险投资机构参与风险企业的管理, 表现为可以组建风险企业的董事会、决定是否追加投资、选拔管理人员, 因此当双方努力都有成本且存在私有信息时, 风险投资中就可能出现道德风险问题。风险企业比风险投资机构拥有更多的关于投资项目的信息, 因此存在利用假账等手段处理账目, 引诱风险投资机构进一步投入资金;“偷懒”, 不惜代价投资高风险或者是“劣质”项目等道德风险。而风险投资机构则存在拒绝再为项目注入资金或以继续投资为条件要求提高利润分配比例[1];与风险企业家经营理念不一致, 而寻找借口要求风险企业家离职或者将风险企业家“架空”等道德风险。如何设计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契约, 通过契约来约束风险投资机构作为委托人而产生的道德风险, 以及风险企业无效运用投资的代理人道德风险, 必然对现实中的风险投资行为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相关研究评述 很多学者对风险投资下的双边道德风险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认为投资方与风险企业家都需要适当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其努力的意愿, 而这种意愿通过可转换优先股可以有效地达到[2], 因为可转换证券可使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显示自己关于项目预期的私有信息, 并且发挥出最大努力水平[3]。但是, 虽然可转换证券可以约束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为, 但对于风险企业家却仅有激励效果[4]。 学者们也提出了从另一个角度解决委托代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针对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Jensen和Meckling (1976) 最早提出代理人的股权激励, 并认为股权越大, 代理成本越小[5]。而在风险投资过程中, 对风险企业家采用股权激励可以使代理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更趋一致, 与委托人的目标更靠近[6]。因此, 较优的股权结构设计有利于激励双边的努力, 减轻道德风险[7]。雅虎和苹果等风险投资的成功案例均验证了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与可行性。针对委托人的道德风险, Bebchuk和Fried (2003) 提出了代理人补偿问题, 认为补偿金的引入可以增加委托人道德风险的成本, 限制委托人的道德风险问题[8]。Agrawal (2002) 认为最优合同可以解决现实中的双边道德风险, 同时也可以降低委托代理双方相互监督的成本[9], 而设计合理的风险企业家的报酬机制是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10]。Bhattacharyya和Lafontaine (1995) 、Kim和Wang (1998) 则分别探讨了双边道德风险下最优契约的特征[11,12]。而杨青和李钰 (2004) 则研究了风险投资中存在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对投资成功率的影响及最优契约特征[13]。 上述学者在研究风险投资时忽略了初始契约对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企业的约束与激励以及市场行情对初始契约的影响, 可以通过比较完备的初始契约来限制委托代理双方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在初始契约当中就对违约行为做出规定, 一旦有违约现象, 将给予另一方一定数额的违约补偿, 从而降低违约倾向, 规避道德风险行为。本研究探讨以风险投资机构无理拒绝再投资的违约补偿来规避委托代理双方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 并探讨不同市场行情下最优初始契约的设计与特点。 3 模型的建立 3.1 模型假设 假设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签订的初始股权激励契约为s=α+βR, 其中α为风险企业家的固定收入, β (0<β<1) 为激励强度, R代表了所有股票的期权。在此激励契约下, 风险企业家可以选择的行动集合为A, a (a∈A) 为风险企业家的一个行动, 表示其努力水平。假定风险投资家为风险中性, 而风险企业家是风险规避的, 且成本为 假定在风险投资执行期间, 受到双方经营理念和利益冲突的影响,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为p (0≤p≤1) ;且在签订初始契约之前规定, 一旦风险投资家单方违约, 必须给风险企业家一定金额的补偿金T (a, p) , 并且补偿金不小于风险企业家的保留收入水平。如果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或者是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比较高, 都会增加风险企业家在签订契约时讨价还价的能力, 即可以获得比较高的违约补偿, ∂T/∂a>0, ∂T/∂p>0, ∂2T/∂a∂p>0。一旦风险投资家违约, 则另外进行风险投资项目将得到产出水平w0。 3.2 双边道德风险契约模型 在给定初始契约的条件下, 风险投资家的期望收益为:EV=E[p (w0-T) + (1-p) (π-s) ];风险企业家的收益为u=s-c (α, β) , 其期望收益为:Eu=E[pT+ (1-p) (s-c (α, β) ) ]。 其中, 风险投资家通过最大化其期望收益来设计初始契约, 设 参与约束IR[15]为: 激励约束IC为: 4 信息不对称下双边道德风险契约设计 信息不对称时, 风险投资家在不能观测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a的情况下确定激励契约, 双方的行动次序如图1所示。 4.1 期权不能执行时 在λa≤x0的时候, 根据风险投资家所给予的股票期权R=me-rtmax[ (λa-x0) , 0], 由于期权具有特殊性, 当股票价格λa小于执行价格x0时, 风险企业家不会执行期权, 其所得只有固定工资α, 因此风险企业家的期望收益为: 根据上文中的激励契约, 由一阶条件可得: 4.2 期权得以执行时 在股票价格λa大于执行价格x0的时候, 契约结束后, 风险企业家会执行期权, 即R=me-rt (λa-x0) , 代入上文中的激励契约, 最优化一阶条件, 且λe-rt=M, 可得: 5 经济意义及讨论 5.1 违约补偿对违约倾向的影响 将违约补偿引入初始股权激励契约后, 由于风险投资家会总是最大化其确定性收益, 求其期望收益的最优化一阶条件, 可以得到: 由上式可以看出, 在签订初始合约后,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主要受投资别的项目所得产出水平、风险企业家投入的努力水平、风险投资家的收入水平以及违约补偿金额等因素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违约补偿金额的大小将对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结论1.相对于无违约补偿的情况 (T=0) , 在初始契约中引入合适的违约补偿金 (T>0) 之后,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会降低。 结论1暗示着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在签订初始契约时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确定合适的违约补偿金额, 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的违约倾向;并且随着违约补偿金额的上升, 这一倾向会降低。表明解聘补偿可以缓解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 5.2 违约补偿和违约倾向对初始契约的影响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当风险企业家不能执行期权时, 在引入违约补偿T与违约倾向p之前, 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为0[16]。但是我们可以从契约设计的结果得到结论: 结论2.虽然激励系数β=0, 但是风险企业家依然保持一定的努力程度。 从结论2我们可以看出, 在引入违约补偿后, 虽然期权无法执行, 但是风险企业家依然保持一定的努力工作水平。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结论, 如果风险企业家不努力, 那么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会比较高 (∂p/∂a<0) , 不光影响到风险企业家的固定工资α, 而且一旦风险投资家违约, 那么投资项目因为缺乏资金无法进行, 将造成巨大的潜在损失;相反, 如果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的话, 那么不光可以降低投资家的违约倾向, 而且在遭遇到风险投资家违约的情况时, 根据∂T/∂a>0, 投资家也必须支付给风险企业家较高的违约补偿金额。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当风险企业家可以执行期权时, 在引入违约补偿T与违约倾向p之前的契约当中的β*, a*与引入T和p之后最优契约当中的β, a比较如下: 对β*, α*求T的导数可得∂β*/∂T<0, ∂α*/∂T<0。据此, 我们可以得到违约补偿金的引入对初始契约的影响。 结论3.在股票期权得以执行时, 引入违约补偿后, 风险投资家在初始契约中降低了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强度和固定工资, 且初始违约当中规定的补偿金的数额越大 (T越大) , 风险投资家提供给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强度β和固定工资α就越小。 结论3隐藏着以下激励机制:初始契约中引入违约补偿后, 虽然违约行为不一定会发生, 但是违约补偿限制了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 降低了违约倾向 (结论1) , 使其不能随意违约, 因为一旦违约, 将会由于违约补偿金的支付而对其造成经济损失。因此, 从风险投资家的角度, 会认为自己违约的隐性成本增加了, 因此往往不愿意支付给风险企业家较高的固定工资和较强的激励;而且初始契约中规定的违约补偿金数额越大, 风险投资家就会认为自身的隐性成本越高, 因此初始契约当中规定的固定工资与激励强度也就越低。 而根据a求p的导数, 可得da/dp>0。 结论4.初始契约当中规定违约补偿, 随着风险投资家违约倾向的上升 (p增加) , 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上升 (a变大) 。 结论4可以理解为在违约补偿初始契约签订前, 如果风险企业家觉察到风险投资家的怀疑态度, 在风险投资项目需要资金支持时很有可能出现违约行为, 那么风险企业家关于未来项目成功以及自己未来收益的考虑会驱使其投入更多的努力。 同时, 由a*<a, 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结论5.在股权能够执行的前提下, 在初始契约中规定违约补偿可提高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水平。 结论5暗示着:一方面股权对于风险企业家有长期激励的作用, 另一方面初始契约当中违约补偿的引入使得风险企业家有了利益的保障, 努力工作对其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因为在风险投资家违约的情形下, 高的努力水平意味着高的违约补偿;而在风险投资家不违约的情形下, 高的努力水平则意味着较高的投资项目成功概率, 对应着较高的未来收益。同时, 结论5也暗示着违约补偿规避了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 使其愿意投入比没有违约补偿的契约下更多的努力。综合结论1与结论5, 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即在初始契约中引入违约补偿, 可以有效地缓解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的双边道德风险。 5.3 市场行情对初始契约的影响 由最优契约设计可以看出, 激励强度β以及风险企业家的行为选择a均要受到股票市场行情M=λe-rt的影响。根据三者对M求导, 我们可以得到:∂β/∂M<0, ∂a/∂M<0。 当股票市场行情较好时 (λ较大、r较小) , 风险投资家会降低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强度, 并要求风险企业家承担较小的风险 (∂β/∂M<0) ;相反, 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 (λ、r较小) , 风险投资家会为风险企业家提供较强激励的契约来激发其工作努力程度, 并且要求风险企业家承担较大的风险。而风险企业家在股票市场行情不好时, 会付出比行情好的情形下更高的努力水平来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提升企业股票的表现, 从而也提高自己未来的预期收益。例如, 安泰科技就于近期公布了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 以便使公司的薪酬制度在业界更具有竞争力, 吸引优秀人才加盟, 实现人力资源目标。普华永道的人力资源业务总监吴富民也指出, 在低迷的市场环境下股权等长期激励的估值较低, 对公司和员工而言能以更低廉的成本发放和取得长期激励;从公司角度可以改善现金流, 节约成本, 在经济危机时期保留和吸引人才。 6 算例分析 在风险投资过程的初始契约中规定违约补偿金的数额, 不仅可以规避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问题, 同样也可以对风险企业家形成激励, 规避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下面通过一个算例, 分析不同的解聘补偿金额是如何影响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行为的。 假设在风险投资开始阶段, 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通过讨价还价签订的初始合约为α=100, β=30%, p为合约签订时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 T为风险投资家的违约补偿金额, 风险企业家的讨价还价能力决定了∂T/∂p的值。在契约执行过程中, 风险投资家发现了更好的投资机会, 如若转投其它项目可以带来净收益w0=1200, 此时根据观察到的风险企业家的行为,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为p*。表1和表2分别体现了不同金额的违约补偿以及风险企业家不同的努力水平对契约签订后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的影响。 (万元) (万元) 由表1可以看出, 在风险投资家签订契约时, 违约倾向不变;但是随着风险企业家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 (增加) , 初始契约当中规定的违约补偿金额增大, 风险投资家签订初始契约之后的违约倾向逐渐下降, 这说明违约补偿金的引入使初始契约具有了限制委托人道德风险的特征。 而由表2可以看出,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随着风险企业家投入的努力水平的上升, 风险企业的产出也随之增加。在签订初始契约、违约补偿金不变的情形下, 风险投资家的违约倾向下降。这说明违约补偿金的引入为风险企业家提供了利益保障, 使之更加努力地工作;同时, 由于采用了股权支付的形式, 风险企业家的努力将会提升股价, 为其带来未来收益的增加。 7 结论 从文中的一系列结论可以看出, 不论股票期权是否能够得到执行, 初始契约中引入违约补偿均可以在股权激励作用的基础上对风险投资家进行更进一步的激励, 具体表现在:虽然初始契约当中规定的固定工资与激励强度有所降低, 但是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却仍然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 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的道德风险均得到了限制。这一结论对于风险投资过程中双边道德风险规避机制的完善与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股票市场行情对初始契约设计产生的影响, 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条件下, 风险投资家会增强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强度, 并要求其承担更多的风险, 这为经济危机下风险投资的初始契约设计提供了借鉴。但是最优股权份额的数量以及更为详尽的实证分析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从双边道德风险的角度,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 研究风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最优契约。在传统的股权契约的基础上, 引入风险投资家的违约补偿金, 增加了风险投资家作为委托人的违约成本, 降低了其违约倾向, 既规避了风险投资机构逃避为风险企业追加投资的委托人道德风险, 同时也降低了风险企业无效运用投资的代理人道德风险。进一步分析了市场行情对契约的影响, 市场行情不好时风险投资家会提高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 并要求其承担更多风险, 这为经济危机环境下风险投资的初始契约设计提供了理论借鉴。 关键词： 医疗保险 道德风险 研究综述 一、 国内研究现状 （一） 医疗保险道德风险表现形式 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医疗保险需求方道德风险、医疗保险供给方道德风险，以及医疗保险供需双方合谋产生的道德风险。其中社会反响最为强烈的是供给方道德风险。 1.医疗保险需求方道德风险。黎民（2007）认为由于医疗保险第三方付费机制的存在，使得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参保人过度消费医疗服务。参保人所消费的医疗服务量往往会高于完全由自己付费时的水平，结果形成一种负向的倒逼机制：需求方的这种过度消费医疗服务反过来要求更高的保险支付，并最终导致保险费水平居高不下。 2.医疗保险供给方道德风险。董立淳（2008）认为由于医疗服务补偿机制的不确定性，导致我国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远低于成本，经济利益的刺激使得医院提供更多高技术类服务，以获取高额检查费等进行盈利，补贴那些收费标准低于成本的服务项目造成的亏损。代璐（2009）从博弈论的角度提出具有代理人与供给者双重身份的医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代理人的职责，是很难被估计的，在其他医生滥开大处方的情况下，某个医生的最佳策略也是滥开大处方，监督成本非常高。并且医患双方的利益不尽一致，患者希望得到性价比高的治疗服务，医生则既要考虑自身收入又要兼顾患者，在其中找到所谓的收入“平衡点”。 3.医疗保险供需双方合谋的道德风险。游海霞、岳金桂、陆明远（2015）使用数据模型说明了在医疗行为中，当需求方的过度消费和供给方诱导需求同时存在时，就构成了医患合谋，最终的结果导致保险机构成为最大的劣势方。 （二）医疗保险道德风险产生的因素 陈永升（2002）认为在医疗保险下的医疗服务市场中，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医疗供方的诱导需求和提供过度医疗服务。郑秉文（2002）运用经济学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医疗保险市场的运行情况，认为社会医疗保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逆向选择，但由于第三方支付等原因而无法克服道德风险。潘长刚（2009）认为高价药、大处方等医生道德风险行为导致医疗价格虚高。医疗费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医生道德风险行为而转嫁给患者的费用。即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产品只有一部分是患者所必需的，其余的都是浪费，并且有些浪费对患者的健康不仅无益，甚至有害。梁静（2014）认为信息不对称、疾病治疗的不确定因素、第三方支付方式、医疗市场的价格补偿机制和按服务项目付费的费用支付方式等是医疗保险道德风险产生的主要因素。 （三）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解决思路 赵曼（2003）在界定各参与方权利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激励与约束机制，从医疗保险领域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约束医疗保险费用的路径选择。王锦锦（2007）等提出针对医方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如转换经营机制、改进支付方式等，同时，我国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应进行制度创新，如人力资源优化、引进退出机制等。林俊荣（2006）系统分析了基本医疗保险中利益主体的道德风险，提出了引进信用分值制度，规范定点医院行为、建立个人信用账户对医生进行约束、制定具体的病种目录及一系列的参考系数以供监督等针对医疗供方的控制方法。史文壁等提出的基本解决的思路：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建立紧密联系，形成信息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分配的机制，是抑制费用不合理增长的发展方向。结合中国实际，对医疗机构的费用控制还有赖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包括医疗机构合理补偿机制的建立，三级医院资源配置功能的优化，大力发展社区医院和全科医生，建立和完善双向转诊制度，等等。黎民（2004）等分析了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与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道德风险具有巨大的活动空间，道德风险的肆虐又直接导致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甚至失控，而防范道德风险、控制医疗费用，则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构建相应的制度约束机制。王桂亮（2014）认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信息系统、引入市场声誉和个人信用机制、加强医疗服务的监督管理和建立科学合理的医院医生收入分配制度是避免基本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问题发生的有效对策。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一）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定义及解释假说 1.在对供给方道德风险的定义上，Rice（1983）和Eisenberg（1986）把供给方道德风险定义为医生所提供和推荐的医疗服务，Hadley等（1989）认为，供给方道德风险是指在一定价格水平下，医生转移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劝说患者增加对医疗保健服务的利用而不降低收费的价格。Frech（1996）则给供给方道德风险以消极的定义，随着越越多的医生涌入医疗服务市场，他们会给出更多的欺骗性建议来提高对医疗服务的需求。Sorensen和Grytten（1999）则把供给方道德风险定义为由于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生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诱导患者过多地消费医疗服务。Fuchs（1978）和McGuire（2000）的定义则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们认为当医生影响患者的医疗服务需求，而这种需求又不能与他们对于患者最佳利益的解释相一致时，供给方道德风险就产生了。 2.对供给方道德风险的解释假说有：目标收入假说：该假说认为医生存在目标收入，医生诱导需求是为了维持其目标收入。效用最大化模型：Evans（1974）将医生表示为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提供者，当竞争造成收入下降时，医生会增强诱导行为以补偿收入损失。利润最大化模型：基于厂商理论，建立供给方道德风险的利润最大化模型。委托-代理模型：Dranove（1988）通过建立委托代理模型来研究供给方道德风险问题。 （二）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中的福利与效率问题研究 在医疗保险道德风险对福利的影响方面，Pauly认为被保险人额外的健康照顾使用是一种福利损失。他认为最优的医疗保险政策应该是一种设有起付标准的共同保险，这有助于从需求方面控制医疗费用。Zweife和Manning认为道德风险在医疗照顾成本和价格之间制造了一个楔子，进而估计了过度健康保险的福利损失。 Nyman（2006）认为医疗保险道德风险是福利收益，对医疗保险提供税收优惠是有益的，医疗救治中的高价格是有害的。Bardey和Lesur证明了对保险合约设定起付标准的不完全赔付方式不总是正确的。他认为，如果患者得了小病，则应该对其实行不完全保险，如果得了大病，则要对其实行完全保险。 AgatayKo（2007）认为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可以分为有效率的和无效率的。对门诊病人应当实行医疗费用的成本分担机制，对于住院病人不应当或者降低医疗费用的成本分担比例。Jack和Sheiner在对比没有津贴的最优医疗保险和有津贴的最优医疗保险的基础上，证明了如果健康保险费是提前支付的，那么对共同保险支付进行津贴则能减少总医疗费用支出和增加福利。 （三）医疗保险道德风险下起付范围和免赔额及其影响的研究 Pauly（2008）通过结合“共同保险应随价格反应或价格对不同的医疗服务的需求弹性”和“价值为基础的成本分摊”这两种观点，运用数值例证研究，发现如果病人的要求都是以正确的信息为基础，那么优化共同保险在任何一种理论中都一样。如果病人知情需求不同，则最优共保取决于双方对信息的不完善的反应和对价格的反应。 Stefan Felder（2008）通过对于等待最佳化的风险分担之间的经济收益和道德风险的损失的权衡时间和医疗共保两个层次的分析得出，如果共保率进行优化设置，则候诊时间为零。Stefan Felder的研究表明，在公共健康排队医疗系统可能吸引高收入者选择并购买私人医疗保健。大多数健康保险计划不使用赔偿金这一情形取决于健康状况，但实际偿还给消费者使用得到照顾的费用。因此，设计一种涉及共付消费者的最佳保险合同，共保之间的折中解决了以风险分担和激励消费者增加医疗保健消费机制之间的问题。 VanKleef，VandeVen和VanVliet（2008）就个别有关风险特征的不同，提出改变免赔额的抵扣范围。通过实证分析旨在发现每一个人的免赔额的最佳起点，并针对群体的个人将风险分类，以区分在集团层面的免赔额的最佳起点。得出结论，相比传统的免赔额，转向以风险调整的起点较低外的现金支出额可能会进一步降低道德风险。 Grabowski ， Jonathan Gruber（2006）利用对政府长期护理的调查研究指出“公众对家庭护理保险的需求是与其收入和资产紧密相连的，这使得对储蓄强加了一种税”。而且，国家对病人医疗补助的低水平已被证明同时降低了医疗品质，床供应紧张可能会将有需要的人士拒之门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没有对家庭护理利用医疗补助政策的效果一致的证据，表明对家庭护理需求相对公共项目方面的补助无弹性。从政策角度看，这一发现表明，在整体医疗补助计划的变化对效用不会有大的影响。 Wagstaff ，Lindelowb（2008）结合匹配方法的差异获得对于影响的估计。通过运用在健康管理项目机构和家庭搜集的数据。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得出，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巨额资助自愿医疗保险这一计划已经增加了对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的应用，同时降低了缴费成本。但并没有降低每个门诊病人的自付费用。或者可以说住院病人整体上的费用并没有降低。同时发现在按收入高低划分群体并实施此项目的国家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这一项目使得一些小城镇拥有了更多的昂贵医疗设备但是并没有降低每个病例的医疗成本。在高利润率药品和高科技的使用下，消费实付实际上增加了。 三、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研究述评 上述文献资料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相关问题并取得了不少代表性的成果。国内的研究主要注重从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研究方法主要有信息不对称理论，博弈论等。探讨了既往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的弊病，着重于制度的表面分析。对于医疗保险费用的控制方法探讨主要有建立医疗市场声誉机制；实现管办分离，引入竞争机制；改变支付方式，等等，局限于表面现象的分析而缺乏深层次的对根源的挖掘，特别是缺乏理论上的证明和逻辑上的推理。 国外学者对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研究明显已经达到了更深层次，例如注重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产生的理论研究，善于挖掘道德风险现状背后的理论因素；与我国学者研究现状、产生原因及提出解决思路不同，国外学者将道德风险研究的内涵推向关注福利与效率的问题。除此之外，在难以完全避免的道德风险现实条件下，研究如何确立更科学合理的起付范围和免赔额也体系出国外学者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能力。 总体来说，与国外的研究相比，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研究完善制度层面，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都参差不齐，从指导实践活动开展的现实角度看，还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有待在我国医疗保险改革进程中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Mark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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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游海霞，岳金桂，陆明远.我国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及应对策略——基于南京市民的问卷调查[J].中国医药伦理学，2015. 一、保险行业人员道德风险的类型及特征 按道德风险产生的环境, 可以将保险行业人员的道德风险大致归类为以下五种。 (一) 管理决策中的道德风险 这种情况表现为在管理决策中, 以权谋私, 利用各种手段搞账外经营;截留保费、手续费及退费;越级审批。一些内部人员不顾公司利益, 向客户透漏内部消息, 例如在国家利率变动调整期, 公司执行新价格之前鼓动客户投保, 给公司造成损失。还有些保险公司利用退保退费的手段为公司建立小金库, 从中获得利益。 (二) 业务活动中的道德风险 这些案例大多表现为在业务活动中不遵守保险行业经营规则, 在承保方面不科学分析标的风险及违规承保, 承保大量的亏损客户, 造成赔付成本急剧上升。如在人寿保险方面, 从业人员不遵守诚信原则, 利用人际网络关系, 招揽不符合条件的客户, “使其符合承保条件”, 来完成自己的业务。这只是典型的从业人员和客户共同骗保的现象, 实务中这些骗保的形式各式各样, 并且频率也很可观。还有一些从业人员不遵守职业道德使得保险金变相流入客户的现象:保险从业人员利用专业知识骗取客户保费, 给投保人造成经济和利益上的损失。保险经纪人在推销保险时, 利用客户趋利心理和对保险的无知, 欺骗客户投保, 或利用容易引起歧义的条款误导客户投保。 (三) 关键操作人员道德风险 在保险经营的各环节中, 一些关键人员的违法活动将给保险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并造成严重的不良社会形象, 影响保险业的社会声誉和信誉。如一些关键人员欺上瞒下, 损公肥私, 监守自盗, 如某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多次伙同他人骗赔, 给保险公司造成几十万元的赔款损失。在保险估价、核保、定损等需要计量等环节上也出现了保险金变相流入从业人员或保户手中的现象。保险从业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客户进行地下交易, 以收取一定回扣的方式向理赔部门故意夸大事故, 影响定损或伪造出险现场, 以骗得足额或多于应付额保险金, 这样既能留住客户, 又能得到利益, 达到“双赢”的效果。 (四) 同业竞争中的道德风险 在目前激烈的同业竞争中, 保险从业人员往往为了业绩, 不择手段, 不顾成本效益, 变相降低费率及抬高手续费率, 造成严重的承保损失风险。如前几年车险普遍亏损, 主要原因就在于同业竞争形成了过高的手续费率, 各公司为了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不考虑经营风险给出过高的手续费率。为了保险业的稳健发展, 保险监管层发文规定各保险公司手续费上限不得高于15%才结束了这种恶性竞争的状况, 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仍有部分保险公司违规操作。 同业竞争使保险从业人员的“跳槽”现象仍普遍存在, 尤其是代理人频繁转换公司的现象最为严重。有些代理人以手中掌握大量客户资料以及和客户的密切联系为筹码, 在行业中频繁更换佣金待遇更好的公司, 并把业务同时招揽到新公司中去, 或利用“跳槽”威胁公司提高待遇。 又如“地下保单”是近几年保险业的一个点击率很高的词汇。所谓“地下保单”是指一些境外保险机构非法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销售境外保单, 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这些地下保单正是通过国内一些惟利是图的从业人员而流入到国内市场的。这几年“地下保单”销售逐渐升温, 从广东、福建等发源地向上海、北京等内地城市扩张, 甚至连新疆乌鲁木齐也出现了地下保单的踪影。根据国内和香港一些机构的调查, 内地每年有120亿港币通过“地下保单”流入香港保险市场。仅北京, 每天就有约40份地下保单签订。这些“地下保单”的存在严重扰乱保险市场正常竞争秩序,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权益有可能不能得到根本保障, 引起许多社会问题, 危害极大。 (五) 保险行业内部协调性不足引发的道德风险 保险公司内部分工明确, 但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 部门间员工的协调性很差, 互助和协作精神缺乏, 领导之间搞个人矛盾, 内耗相当严重, 使保险公司的工作效率大为降低。但这类道德风险一般不易发现, 也很难对其定性和定罪, 其表面上的危害性也不大, 因此一直引不起太多重视。实际上, 这类道德风险长期存在, 隐性的危害非常大, 会进一步带动更多的员工偷懒怠工, 员工缺乏创新力, 最终导致整个保险公司缺乏竞争力, 而被对手挤出市场。 从道德风险的表现来看, 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存在以下几个特征: (一) 隐蔽性。 一般情况下代理人往往会同客户约定, 发生事故首先通知代理人, 代理人利用第一时间出现在出险现场的便利, 隐瞒事故真相或伪造事故现场再报警并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察勘理赔。而这种做法往往保险公司并不能知情, 因为他们不能预知被保险人什么时候出险, 也就无法得知代理人是如何同客户商议骗保的。 (二) 普遍性。 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现象很普遍, 因为公司履行赔偿义务的条件一般情况下十分严格, 能够得到足额的保险金赔偿或给付必须要完全符合保险合同中所有必要条款的规定。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大多数代理人为了能留住客户都会“帮助”客户解决理赔问题, 使客户能够顺利得到赔偿或给付。 (三) 传递性。 大多数从业人员不良行为一旦出现, 这种不良行为就得到效仿, 进而在从业人员之间、从业人员和客户保户之间形成了默契。 二、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根源剖析 由于保险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造成的案件让广大投保人对保险公司产生不信任感, 会阻碍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认真反思种种案例, 促使我们进一步剖析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内在根源。从目前社会上发生的保险案例来看, 道德风险的主要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保险公司内控制度不完善 内部控制是银行强化管理的一种自律行为, 是保证其资产的完整性, 完成经营目标和防范各种风险, 对各职能部门及员工所从事的经营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施和制度。内部控制的核心是防范各种风险,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从目前所发生的大多数案例来看, 均与内部控制不严有关。特别是保险公司内部的会计功能和稽核功能发挥不力, 使得保险公司内部监督与控制弱化。如某保险公司对出纳岗位没有严格的防范和监督措施, 导致出纳在几年内贪污公款几百万, 最后由于工作变动的原因才导致东窗事发。因此内部控制对员工的约束不足, 使得员工发生道德风险的机会增多, 道德风险的成本降低。 (二) 保险从业人员薪酬制度不完善 我国保险公司的考核机制不完善, 前期考核机制主要沿袭行政管理方式, 以行政级别为主来决定考核和收入, 这种考核及收益分配与业绩的联动性非常弱, 致使收益分配形不成有效的业绩激励。因此道德风险的成本非常小, 而隐性的收益却非常大, 从而形成对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产生的隐性激励。当前又过分与业务规模挂钩, 致使业务人员不计后果地增加业务规模, 为了得到业务而采取欺骗保险公司的本身的手段, 导致了许多道德风险的产生。 (三) 保险公司内部业绩评价制度不完善 保险公司内部存在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函数并不完全一致, 代理人就有可能侵蚀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就需要建立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但在我国保险公司中, 至今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 对员工的业绩只有规模的评价, 没有全方位定量的评价, 根本无法体现业绩与收益之间的对称。从而无形中推动了道德风险的发生。 (四) 保险公司组织制度不完善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保险公司普遍缺乏专业人才, 而整个社会的人才档案又不完善, 缺乏良好的对个人行为的社会监督和声誉压力, 再加之人员的流动十分频繁,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十分严重, 因此对员工的选择缺乏充分可信的依据, 也为发生道德风险埋下了较大的隐患。 三、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防范措施 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防范是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研究的最终目的。在寻找到了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发生的根源后, 对我们设定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防范措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使我们进一步找到了有力地突破口。防范措施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 (一) 强化保险公司内控制度 为防范保险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 加强内控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实现其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而形成的一种自我调整、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制衡机制, 在追求自我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应建立和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保险公司要建立制度防范、骨干防范、重点防范和技术防范“四位一体”的预防体系, 同时应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 抽调专人核保核赔, 做到承保与理赔相分离。另外还要针对容易出现的风险, 加强保险从业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教育, 提高一线人员遵纪守法的认知。 (二)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关键在于设计一些最优的合同或契约, 即在给定的信息结构下, 通过最优的契约安排或制度安排, 使得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自身利益与团体的利益相一致。这就是现代公司治理中所提倡的激励相容或“协调性激励”。因此保险公司的内部利益激励与市场竞争的外部激励相结合, 是现代保险公司防范道德风险的有力工具。 (三) 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霍姆斯特姆曾证明, 任何关于代理人行动的额外信息, 无论多么不完全, 都能够使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福利同时得到提高。因此通过建立良好的内部信息系统, 将代理人的各种活动客观记录下来, 从而其经营的绩效能够快速反应到信息系统中, 使代理人的行为变得更易识别, 可以大大减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因为信息系统的建立可以降低监督成本。通过内部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可以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这就对保险公司内部的信息管理提出了要求。在现代保险公司, 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是业务发展的需求, 也不仅是满足客户对服务的及时性的需求, 同时也是进行内部有效管理, 防范员工道德风险的有力工具。因此, 保险公司在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同时, 应花较大的人力物力发展相关的信息技术, 通过引进或自行开发, 不断完善内部的信息系统, 从而能够实现从信息系统角度减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防范和化解员工的道德风险。 (四) 法律与自律相结合 竞争与法制是市场经济两个主要特征, 运用法律手段监管保险市场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强制性措施, 只有在法制健全、执行严谨的前提下, 保险市场才会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充分发挥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因此法律监管在整个保险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是其他监管手段的前提条件及依据。只有在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下, 保险业才会真正充分体现其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保险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 并使其有效发挥调节保险市场的作用。保监会要切实负起择优的责任, 要通过法律明确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及公证人的地位、资格、执业条件、法律责任, 设立严格的考试制度, 对于合格的要在本部门注册登记, 并交存规定的保证金后, 才能经办保险业务。保险行业协会应该切实地发挥其保险自律组织的职能。作为一个自律性民间组织, 以非强制手段调节和约束保险同业在保险经营上行为的同时, 要通过制定行业经营管理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各会员保险公司和中介人的行为。还应该定期组织从业人员参加道德素质培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课程, 观看历史纪录片, 加强思想建设, 提高从业人员的行业自律水平, 以保证行业的良性发展。 (五) 惩罚与教育相结合 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监督机构, 负责调整行业的发展方向, 规定行业的经营准则, 我国保险业自己的监管机构一一保监会于1998年成立, 直属国务院, 具体负责行使保险监管的职能。另外, 保险行业协会也承担着辅助监管的职能, 是沟通保险公司和监管机关的桥梁和纽带。保险监管机构应该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的监管状态, 发现不良现象, 必须及时地调查, 出台有针对性的规章制度, 控制不良现象的扩散。舆论也应该成为一个行业的天平, 在从业人员之间起到导向作用, 引导从业人员做舆论倡导的行为, 以舆论反对的行为为耻, 积极建立起个人行为准则和原则。但是舆论的建立和发展同样需要 保监会的介入, 需要从业人员共同维持和保护, 防止不良导向的形成。保险行业应该设立一个惩罚准则, 按道德风险对公司损失严重程度的不同划分相应的等级, 从业人员的不正当行为一经发现, 就应该按照风险等级给予惩罚。对于程度严重的, 取消其从业资格, 剥夺至少两年进入行业的权利。对于初犯而且程度较轻的, 应该给予教育和引导。只有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 才能在广大从业人员中树立行业监管的威信, 使其在惩罚面前退步, 消除和控制道德风险的发生。 (六) 佣金透明化 保险企业应该在保监会的监督下公开自己的行业信息, 将佣金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公开, 并接受保监会的劝告, 及时调整佣金水平。公开佣金费用将使行业佣金趋于均衡化和合理化, 达到一个市场平衡。还可以由保监会按照市场实际情况统一佣金水平, 防止公司之间因佣金战导致的不正当竞争。另外公司也可以适当地采取折价售股和分红的办法将从业人员的利益与公司经营情况挂钩, 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 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七) 保单通俗化 保单上条款争议一直是客户和保险公司的矛盾的焦点, 同时也是一些从业人员妄加利用的获利手段, 利用条款上的误解来误导没有专业知识的客户, 也是道德风险的一个根源。所以保单的通俗化并且在重要的地方加以提示, 可以起到有效地控制误导客户的道德风险。我国的金融市场即将面向世界开放, 保险市场也将成为中外各大保险公司的必争之地, 保险经营主体明显增加将成为必然的事实。短期之内市场主体的增加, 也必然会造成对原本就稀缺的保险专业人才的争夺更加激烈。这对保险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在促进正当竞争和防止恶性竞争之间取得平衡, 如何建立健全合理的市场机制, 将不仅是保险行业而是我国整个金融界应该开始注意的问题。 摘要：保险公司内部的道德风险问题日益突现出来, 成为保险行业风险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分析了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表现特征的基础上, 深入分析研究了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 并提出防范措施。 关键词：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特征根源,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1].J.E斯蒂格勒:“不完全信息市场的信贷配给”.[C].《美国经济评论》, 第71卷; [2].黄淳, 何伟:《信息经济学》[C].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年; [3].黄群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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