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共7篇）
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篇1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人们感受到了金融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 许多学者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货币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长期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即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 这使得金融机构认为自身可以承担更大的风险, 宽松的货币政策, 持续的低利率, 推动了资本、信贷的繁荣, 也推动了金融机构在高杠杆下承担更多的风险, 导致了金融的不稳定。
我国目前具体的金融体系仍是以控制利率的金融管制, 还没有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加之一直以来对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研究只关注于货币政策传导影响银行信贷的数量关系而忽视了货币政策传导影响银行信贷的质量关系。通过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这一质量关系对于我国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以及审慎的货币政策制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Borio&Zhu (2008) 正式提出通过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参与主体的收入和现金流机制、追逐收益机制、中央银行的沟通反应机制等作用机理, 货币政策调整影响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或风险容忍度, 进而对银行资产组合、信用风险定价以及贷款决策产生影响, 并最终作用于实体经济。
检验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 参考DelisandKouretas (2011) 的模型, 构建模型:Z=a+b*Z (-1) +c*MP+d*LNASSET+e*CAR+f*GGDP
我们使用Z值 (破产风险) 作为银行的风险测度指标。m2的增长率负数 (M2G)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IR衡量货币政策立场。名义GDP的增长率GGDP来衡量宏观的控制变量, 主要考虑银行资本水平资本充足率CAR和银行资产规模 (LNASSET) 。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P值。
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代理变量 (M2G、IR) 与银行的风险承担存在显著地负向关系。表明了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 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银行更高的破产风险和更高的不良贷款占比。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 央行会增加货币供给市场上货币环境会变得相当的充裕, 经济受到刺激导致投资会较为的活跃, 投资者会更倾向于回报率较高同时风险也较高的投资项目, 从而银行会增加承担的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IR会下降, 那么银行的存贷利率会缩小, 利息收入会下降, 又由于银行是个追逐收益的金融机构, 为了保持利润, 银行会选择高风险同时是高收益的项目, 银行会更愿意提高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
商业银行风险一阶滞后项Z (-1) 呈现着较为显著地正向相关关系, 说明银行的破产风险行为是具有延续性的。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风险会积聚下来, 银行业的风险延续性会导致银行的风险更难控制, 增加了控制风险的难度。
GDP的增长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系数显著为正。当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时, 由于收入、现金流机制, 客户违约概率会有所下降, 银行存在着信贷扩张的冲动, 此时银行可能会忽视隐藏在信贷扩张背后的贷款的质量风险。监管当局应加强经济上行期间的银行风险的监管。
因此, 中央银行应该高度重视制定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偏好和承担的影响, 同时银行的监管机构也要关注货币政策的变化, 考虑到到银行风险的影响, 加强风险承担的监督。要直面金融中介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的角色, 有效的应对金融失衡, 加强金融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张雪兰, 何德旭.货币政策立场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 (2000-2010) [J].经济研究, 2012, (5) .
[2]徐明东, 陈学彬.货币环境、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J].金融研究, 2012, (7) :48-62.
[3]谭中, 粟芳.货币政策、市场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实证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1, (10) :57-64.
[4]于一, 何维达.货币政策、信贷质量与银行风险偏好的实证检验[J].银行业研究, 2011, (12) :59-67.
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篇2
资本充足率已经成为一个衡量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指标，也成为监管部门规避银行风险的关注点。一般认为，资本充足率水平越高，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越强。保持一个恰当的资本充足率，提高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对我国金融市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高效稳健的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收集了我国14家商业银行2008-2013年度面板数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提高资本充足率，使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保持稳健，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提高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王丽琴（2012）针对银行的信用风险建立模型分析，指出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会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偏好，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黄宪、马理等（2005）指出资本充足率日益成为银行监管的核心，资本充足率监管会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偏好与选择，一般结果为造成信用紧缩，反应在贷款行为上即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张娟（2009）提出资本充足率和商业银行风险关系密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能够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和破产风险。
Godlweski（2004）认为资本充足率变化与风险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提高资本充足率会使商业银行增加信贷风险。
3. 实证分析
理论认为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可以约束商业银行风险偏好选择，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增强商业银行运营与发展的安全性;也就是说，一般认为，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所面临的风险越小。
3.1 变量的选择和指标度量
（1） 被解释变量：不良贷款率。本文以不良贷款率作为商业银行风险的度量指标。不良贷款率反映的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和贷款余额之间的比率。
（2） 解释变量
① 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银行资本与其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反映的是商业银行为应对其信用支持的债权人在资产遭受损失时，商业银行以自有资本承担这种损失的能力。
② 核心资本充足率。该指标是商业银行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将银行资本进一步细化是本文的创新点，进而度量银行细化后银行资本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3） 控制变量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平均总资产回报率是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反映的是商业银行资产运用是否合理，能否为股东创造收益。该指标越高，表明银行的经营业绩更突出，盈利能力越强。
此外，本文还选取银行规模、杠杆比率、贷存比、宏观经济状况GDP作为控制变量
4.2 模型的建立
本文在综合对银行风险影响因素之后，以不良贷款率为风险衡量指标建立以下多变量回归模型：
其中，用i银行t年的不良贷款率表示其风险承担水平;表示i银行t年的资本充足水平;表示i银行t年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残差项。
对方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如下所示的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P-value 显著水平
CAR -0.137089 0.0797 10%
CCAR 0.208491 0.0056 1%
P-value（F-statics） 0
R-squared 0.508653
图 4.1 对各商业银行2008-2013年度数据的估计结果
数据来源：上交所和深交所披露的商业银行年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所得
4.3 实证结果分析
总体上看，虽然判定系数R-squared为0.508653，也就是该模型的契合度并不是很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与风险的关系不大。从F统计量为零可以看出，该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显著的。
资本充足率和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137089，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即提高资本充足率，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1：0.137089），这与我们之前的理论所得结果一致。另外，统计量概率P值为0.0797，表示资本充足率对风险的影响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核心资本充足率较资本充足率来说和银行风险之间有着更强的相关性和显著性——相关系数为0.208491，显著性水平为0.0056。但是本文结果表明两者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即在当前核心资本充足率水平，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会使得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也就是说，当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时，可能偏好风险更大的项目，以此来赚取更高的利润。
5. 结论与思考
资本充足率与核心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呈现出负相关的显著影响，即提高资本充足率，能够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而核心资本充足率则呈现出正相关的显著性影响，即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银行会偏好风险较大的信贷项目，进而增大银行风险。
在5个控制变量中，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显著因素。一方面，规模较大的银行有着充足的资金、有效的业务运营和精良的风险管理，能够对资本结构做出及时的调整以应对风险，因而风险承担水平也较高。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向好，使得市场发展有着更好的前景，因而银行面临的风险较小。
参考文献：
[1] 张娟. 资本充足率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2009-5-1.
[2] 梁艳. 资本监管约束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2012-6-1.
[3] 黄宪. 资本充足率监管下银行信贷风险偏好与选择分析. 金融研究[J]. 2005-7-30.
[4] Konishi M， Yasuda Y. Factors affecting bank risk taking： Evidence from Japan [J]. Journal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4.endprint
1. 引言
资本充足率已经成为一个衡量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指标，也成为监管部门规避银行风险的关注点。一般认为，资本充足率水平越高，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越强。保持一个恰当的资本充足率，提高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对我国金融市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高效稳健的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收集了我国14家商业银行2008-2013年度面板数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提高资本充足率，使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保持稳健，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提高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王丽琴（2012）针对银行的信用风险建立模型分析，指出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会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偏好，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黄宪、马理等（2005）指出资本充足率日益成为银行监管的核心，资本充足率监管会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偏好与选择，一般结果为造成信用紧缩，反应在贷款行为上即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张娟（2009）提出资本充足率和商业银行风险关系密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能够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和破产风险。
Godlweski（2004）认为资本充足率变化与风险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提高资本充足率会使商业银行增加信贷风险。
3. 实证分析
理论认为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可以约束商业银行风险偏好选择，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增强商业银行运营与发展的安全性;也就是说，一般认为，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所面临的风险越小。
3.1 变量的选择和指标度量
（1） 被解释变量：不良贷款率。本文以不良贷款率作为商业银行风险的度量指标。不良贷款率反映的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和贷款余额之间的比率。
（2） 解释变量
① 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银行资本与其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反映的是商业银行为应对其信用支持的债权人在资产遭受损失时，商业银行以自有资本承担这种损失的能力。
② 核心资本充足率。该指标是商业银行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将银行资本进一步细化是本文的创新点，进而度量银行细化后银行资本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3） 控制变量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平均总资产回报率是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反映的是商业银行资产运用是否合理，能否为股东创造收益。该指标越高，表明银行的经营业绩更突出，盈利能力越强。
此外，本文还选取银行规模、杠杆比率、贷存比、宏观经济状况GDP作为控制变量
4.2 模型的建立
本文在综合对银行风险影响因素之后，以不良贷款率为风险衡量指标建立以下多变量回归模型：
其中，用i银行t年的不良贷款率表示其风险承担水平;表示i银行t年的资本充足水平;表示i银行t年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残差项。
对方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如下所示的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P-value 显著水平
CAR -0.137089 0.0797 10%
CCAR 0.208491 0.0056 1%
P-value（F-statics） 0
R-squared 0.508653
图 4.1 对各商业银行2008-2013年度数据的估计结果
数据来源：上交所和深交所披露的商业银行年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所得
4.3 实证结果分析
总体上看，虽然判定系数R-squared为0.508653，也就是该模型的契合度并不是很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与风险的关系不大。从F统计量为零可以看出，该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显著的。
资本充足率和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137089，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即提高资本充足率，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1：0.137089），这与我们之前的理论所得结果一致。另外，统计量概率P值为0.0797，表示资本充足率对风险的影响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核心资本充足率较资本充足率来说和银行风险之间有着更强的相关性和显著性——相关系数为0.208491，显著性水平为0.0056。但是本文结果表明两者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即在当前核心资本充足率水平，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会使得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也就是说，当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时，可能偏好风险更大的项目，以此来赚取更高的利润。
5. 结论与思考
资本充足率与核心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呈现出负相关的显著影响，即提高资本充足率，能够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而核心资本充足率则呈现出正相关的显著性影响，即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银行会偏好风险较大的信贷项目，进而增大银行风险。
在5个控制变量中，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显著因素。一方面，规模较大的银行有着充足的资金、有效的业务运营和精良的风险管理，能够对资本结构做出及时的调整以应对风险，因而风险承担水平也较高。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向好，使得市场发展有着更好的前景，因而银行面临的风险较小。
参考文献：
[1] 张娟. 资本充足率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2009-5-1.
[2] 梁艳. 资本监管约束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2012-6-1.
[3] 黄宪. 资本充足率监管下银行信贷风险偏好与选择分析. 金融研究[J]. 2005-7-30.
[4] Konishi M， Yasuda Y. Factors affecting bank risk taking： Evidence from Japan [J]. Journal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4.endprint
1. 引言
资本充足率已经成为一个衡量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指标，也成为监管部门规避银行风险的关注点。一般认为，资本充足率水平越高，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越强。保持一个恰当的资本充足率，提高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对我国金融市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高效稳健的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收集了我国14家商业银行2008-2013年度面板数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提高资本充足率，使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保持稳健，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提高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王丽琴（2012）针对银行的信用风险建立模型分析，指出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会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偏好，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黄宪、马理等（2005）指出资本充足率日益成为银行监管的核心，资本充足率监管会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偏好与选择，一般结果为造成信用紧缩，反应在贷款行为上即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张娟（2009）提出资本充足率和商业银行风险关系密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能够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和破产风险。
Godlweski（2004）认为资本充足率变化与风险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提高资本充足率会使商业银行增加信贷风险。
3. 实证分析
理论认为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可以约束商业银行风险偏好选择，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增强商业银行运营与发展的安全性;也就是说，一般认为，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所面临的风险越小。
3.1 变量的选择和指标度量
（1） 被解释变量：不良贷款率。本文以不良贷款率作为商业银行风险的度量指标。不良贷款率反映的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和贷款余额之间的比率。
（2） 解释变量
① 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银行资本与其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反映的是商业银行为应对其信用支持的债权人在资产遭受损失时，商业银行以自有资本承担这种损失的能力。
② 核心资本充足率。该指标是商业银行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将银行资本进一步细化是本文的创新点，进而度量银行细化后银行资本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3） 控制变量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平均总资产回报率是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反映的是商业银行资产运用是否合理，能否为股东创造收益。该指标越高，表明银行的经营业绩更突出，盈利能力越强。
此外，本文还选取银行规模、杠杆比率、贷存比、宏观经济状况GDP作为控制变量
4.2 模型的建立
本文在综合对银行风险影响因素之后，以不良贷款率为风险衡量指标建立以下多变量回归模型：
其中，用i银行t年的不良贷款率表示其风险承担水平;表示i银行t年的资本充足水平;表示i银行t年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残差项。
对方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如下所示的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P-value 显著水平
CAR -0.137089 0.0797 10%
CCAR 0.208491 0.0056 1%
P-value（F-statics） 0
R-squared 0.508653
图 4.1 对各商业银行2008-2013年度数据的估计结果
数据来源：上交所和深交所披露的商业银行年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所得
4.3 实证结果分析
总体上看，虽然判定系数R-squared为0.508653，也就是该模型的契合度并不是很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与风险的关系不大。从F统计量为零可以看出，该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显著的。
资本充足率和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137089，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即提高资本充足率，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1：0.137089），这与我们之前的理论所得结果一致。另外，统计量概率P值为0.0797，表示资本充足率对风险的影响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核心资本充足率较资本充足率来说和银行风险之间有着更强的相关性和显著性——相关系数为0.208491，显著性水平为0.0056。但是本文结果表明两者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即在当前核心资本充足率水平，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会使得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也就是说，当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时，可能偏好风险更大的项目，以此来赚取更高的利润。
5. 结论与思考
资本充足率与核心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呈现出负相关的显著影响，即提高资本充足率，能够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而核心资本充足率则呈现出正相关的显著性影响，即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银行会偏好风险较大的信贷项目，进而增大银行风险。
在5个控制变量中，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显著因素。一方面，规模较大的银行有着充足的资金、有效的业务运营和精良的风险管理，能够对资本结构做出及时的调整以应对风险，因而风险承担水平也较高。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向好，使得市场发展有着更好的前景，因而银行面临的风险较小。
参考文献：
[1] 张娟. 资本充足率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2009-5-1.
[2] 梁艳. 资本监管约束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2012-6-1.
[3] 黄宪. 资本充足率监管下银行信贷风险偏好与选择分析. 金融研究[J]. 2005-7-30.
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篇3
其于银行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在全球范围内时有发生,学者们 ( Calomiris,1990; Kaminsky & Rienhart,1996; Demirgü - Kunt et al,2005; Dewatripont et al,2010 ) 以不同视角探索了金融危机及银行危机发生的机理, 得出一致结论: 商业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因素。以此次金融危机为例, 2003年到2007年期间,银行机构通过高杠杆的使用,大量借入短期、低成本资金,投入到长期、流动性差的风险资产中,最终导致过度风险 ( excessive risk ) ,因此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 risk taking) 是金融和经济脆弱性的根源。面对银行债务担保引发的巨大风险敞口,西方政府进退两难。
此次金融危机,我国银行业并没有受到较大冲击,这能否说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较小? 事实和经验证据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业目前面临自身特殊的风险承担特征。首先,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投放巨额信贷,违约风险进一步凸显,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不断上升。其次,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行为模式和风险暴露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进一步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 李文泓,2009) 。再次,我国仍然停留在隐性存款保险层面,即公众认为国家会对银行所有的经营失败买单,而实际中政府也几乎承担无限责任的隐性存款担保。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加大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为整个社会金融、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关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已日渐引起了我国学者们的重视,目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外部环境 ( 货币政策、资本监管政策) 和内部治理结构 ( 大股东控制能力、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高管特征等) 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张雪兰和何德旭 ( 2012) 利用2000 - 2010年间我国金融经济数据,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证实货币政策立场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并且受银行异质性特征的影响。陈其安和黄悦悦 ( 2011) 以14家上市银行2007 - 2010年季度数据为样本,以超额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政府监管指标,实证检验了政府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发现超额资本充足率和银行规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产生显著 正向影响。孔 德兰和董 金 ( 2008) 选取2000 - 2007年5家上市银行数据,从公司治理角度,即大股东控制能力、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资本充足率等方面考察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证实公司治理中各因素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但是影响存在差异。吴成颂等 ( 2014) 以2002 - 2011年13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银行高管特征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高管特征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结果不一致。其中,银行高管学历与银行风险呈正相关,银行高管学历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显著性倒U型关系,银行高管任期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不显著的U型关系。
与上述文献的研究视角不同,本文拟从银行收益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入手,以前景理论为基础,利用我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收益能不能成为抑制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工具, 并最终给出政策建议。
二、理论及文献综述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投资组合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以及最新发展的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
( 一) 早期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的关系非常直观 ( Knight,1921) 。投资者如果选择了风险承担相对高的投资,那么就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较高的预期回报作为补偿。基于此,预期回报的上下限既不能为负,也不能是无限的。Bernoulli ( 1954) 经过检验最终证实风险承担与收益的关系取决于损失的维度。也就是说,当投资的可能损失越大时,投资者就越不愿意继续进行投资,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逐渐增加。另外,每个投资者对于预期收益都有一个不可观测的最大效用值,而投资者风险厌恶取决于这些不可观测的个人效用水平。
此后,关于风险厌恶和效用方程的研究构成了微观金融理论的核心,并且逐渐扩展至投资者行为和债券市场。Markowitz ( 1952) 的《证券组合选择》提供了一种根据各种证券风险程度提升总体收益的证券组合方法,标志着现代金融投资理论由此开端。该理论同样引入了方差和均值的思想,即利用均值衡量收益,用方差 ( 标准差) 度量风险。假设有N种资产可供投资,那么任意一组组合将对应相应的均值和方差,即收益和风险。利用图形表示,则图1中ABC区域内任意一点代表一种资产组合,投资者的目标是收益既定时风险最小,或者风险既定时收益最大。如图1所示,曲线AB满足上述要求,本文称之为效率边界。效率边界上不同点反映了投资者不同的投资偏好。如选择A点代表该投资者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选择B点则表示该投资者具有明显的风险厌恶倾向。
继Markwitz后,Sharp ( 1964) 提出若存在一种无风险资产1,则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不再是效率边界,而是资产市场线,即图2中相切于效率边界的直线。
基于资产组合理论,Fama & French ( 1992) 假设风险与收益具有正向的线性关系,这一假设符合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偏好和愿意在既定收益下承担相应风险的理论,当前仍然适用。
( 二) 前景理论与银行风险承担
现代金融理论普遍接受人们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不断更新自己的决策知识等假设之上,然而实践中人们的投资决策并非如此。另外,现代金融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是建立在有效的市场竞争基础之上的,而大量研究证实非理性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往往能够取得比理性投资者更高的收益。为了解释现代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市场异象,行为金融学理论在放松对理性经济人约束的条件下,以心理学为基础,通过刻画金融机构行为的特征来研究其决策过程。其中,通过修正最大主观期望效用重点研究投资者偏好和风险选择的理论是Kahneman与Tversky ( 1979,1992) 提出的前景理论。前景理论最大的成功在于将来自于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经济学当中,利用实验对不确定情况下人为判断和决策进行研究和解释。
前景理论是一个描述性范式的决策模型,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级两个过程。在编辑过程阶段,个体凭借框架和参照点等采集和处理信息,在评价阶段依赖价值函数和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对信息予以判断。价值函数是经验型的, 具备三个特征: 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 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好的; 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加敏感。前景理论也可以利用五大效应加以描述 ( 如表1所示) 。
根据上述效应,前景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公司治理理论认为投资者的偏好是固定的,而前景理论中投资者的偏好会随着参照点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前景理论改变了风险分析模式,提出投资者实际厌恶的是损失而并非风险。
前景理论在解释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中提供了不同于现代金融理论2的思路。前景理论从人的主观判断特别是对风险的感知状况出发,可更有效地探索和了解风险决策过程。特别地,风险决策中的信贷审批和贷款期限决定因素中,信贷人员的经验和判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前景理论“为了更好地探索和了解风险决策过程,所以参与到行为中”的研究方法类似于中国传统思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前景理论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中 的研究主要是风险态度与参照点在风险承担动机中的应用。Fishburn ( 1977) 从理论上证实了在投资组合配置上应该采用一种替代风险中性的分析模型,将风险定义为低于特定目标的分布。根据前景理论,如果低于特定目标,决策制定者是风险偏好型的,如果高于特定目标,决策制定者变成了风险厌恶型的。与Fishburn ( 1977) 不同,更多的学者从实证角度对前景理论进行验证。Fiegenbaum & Toman ( 1988) 以美国85个不同行业的3 300家企业为样本,通过会计数据确定了基准回报值作为中位数,将公司分为两组,最终证实与前景理论预测完全吻合。Johnson ( 1994) 对1970 - 1989年间美国商业银行进行测算,得出结论美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符合下述情况: 如果其收益低于既定目标, 则银行更加偏好风险。Godlewski ( 2006) 选择了1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894家银行作为样本,通过不同变量对风险和收入进行测算,最终发现高于既定目标水平的银行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厌恶,但低于既定目标水平的银行不一定是风险偏好型的。Nahila & Boujelbene ( 2012) 通过对1999 - 2008年间10家突尼斯商业银行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论证了前景理论是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决定因素———低于目标水平的商业银行更加愿意从事追求风险的行为,而高于目标水平的商业银行表现得更加风险厌恶。Alam & Kin ( 2012) 利用2000- 2010年795家伊斯兰商业银行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支撑了前景理论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方面中发挥的作用。
三、实证设计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机构对于风险承担的态度取决于未来收益状况。如果未来收益是确定的,那么机构会更加厌恶风险; 而如果未来损失是确定的,那么机构则会更加偏好风险。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决策中,参照点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效应”。本节将采用前景理论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进行测算。
( 一) 模型设计
根据Fishburn ( 1977) 对于样本银行的风险偏好测算,风险不完全是预期收益的分布,而是距离目标收入的方程,即:
其中,R( t) 是风险的测量; t是指目标水平; α是指目标偏离的敏感程度,α > 0 ; F( x) 是关于X的概率密度函数。
根据前景理论,R( t) 是对低于目标结果的风险承担可能性的测算。α测算银行对于低于目标结果的态度,如果其处于 ( 0,1) 之间,低于目标结果的银行会做出更高风险承担的决策; 而如果α大于1,则银行会更加风险厌恶。
根据风险与 收益的关 系,利用Fiegenbaum ( 1900) 提出的实证模型,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进行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其中,b代表银行( b = 1,2,…,97) ,h和l分别代表高盈利组和低盈利组,α是常数项,βh和βl是高盈利银行和低盈利银行有关风险与收益关系的系数。
( 二)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97家商业银行2003 - 2013年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数据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和各银行年报。
在前景理论中,商业银行的收益和风险指标决定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其中,在收益变量的选择上,本文主要采用资产收益率 ( ROA) 指标来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利润,体现银行运用其全部资 金获取利 润的能力; 净资产收 益率 ( ROE) 指标主要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力; 股东权益比率 ( Equity To Asset,E /A) 是股东权益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企业资产中有多少是所有者投入的。同时,本文采用净利息差和营业收入比来衡量商业银行收入和信贷行为。NIM和NIRAA是衡量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盈利能力的指标,其中NIM是利息净收入与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NIRAA是利息净收入与总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二者数值越高,反映银行获利能力越强。
风险指标变量 中,本文选择 了不良贷 款率 ( Non Performing Loans/Gross Loans,NPL) ,这一指标主要反映商业银行低质量贷款的比重,通常用来测算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一旦银行发生不计后果的借贷以及借款者进行高风险的投资,不良贷款会迅速地上升。不良贷款上升代表银行贷款审查的无效、贷款评估的错误判断、贷款信息披露的 缺乏。拨贷 比 ( Loan Losses Reserves/ Gross Loans,LLRGL) 是坏账准备金占总贷款的比重, 可以反映管理层风险态度以及改变银行利润率的拨备情况。该比值越高,代表商业银行坏账准备金越高,因此商业银行拥有越高的风险承担状况。信贷资产比 ( Net Loan/Total Asset,NLTA,NLTA) 比值越高,表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越大,相应盈利越高。
( 三) 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
首先,根据收益变量对样本进行分类。在划分标准上,本文采用了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方式,即利用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收益类银行和低收益类银行。然后,分别对两组银行的风险和收益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注:***、**、*表示在 1% 、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是 t 统计量的绝对值。
根据前景理论中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βl系数应该为负,βh的符号应该与βl的符号相反,且|βl| > |βh|。也就是说,如果实证结果证实βh> βl > 0 ,且|βl| > |βh| ,即可证实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可以用前景理论解释,低收益商业银行比高收益商业银行拥有更加强烈的风险承担动机。
表3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低收益组的βl符号基本与预期符合,且全部在1% 水平上显著,证明我国低收益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呈现负相关, 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表现为风险偏好。高收益组的βh系数符号基本与低收益组商业银行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实现了高收益的商业银行并没有表现出风险厌恶,而是同样呈现风险偏好的特征。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中的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前景理论,高风险偏好特征明显。
另外,低收益组|βl|均值为2. 59,中位数为1. 11; 高收益组|βh|均值为2. 12, 中位数为0. 54。显然,|βl| > |βh| ,即低收益组商业银行比高收益组商业银行具有更加陡峭的风险收益关系。换言之,低收益商业银行表现出比高收益银行更强烈的风险承担行为,这一点符合前景理论的预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样本中R2较低,最低的只有0. 15。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样本容量大于30时,R2的要求可以相应降低。本文中,5组收益指标和3组风险指标的样本均在600左右,所以不能片面强调拟合优度,可以将F值与R2共同考察。考虑到F值较大,且均大于临界值,可认为模型中风险与收益之间的线性关系成立。
(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证 实结论的 稳健性,本文利用ROE作为收益标准,将我国商业银行划分为高收益商业银行组和低收益商业银行组,再次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对表3和表4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次实证检验结果十分类似。总体而言,低收益类商业银行的系数βl多数显著为负,表明低收益类商业银行风险与收益之间负相关,表现出较大风险偏好动机; 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系数βh基本上与低收益类商业银行保持一致,表明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前景理论,同样表现出高风险偏好。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呈现出的风险承担行为,既有与前景理论一致的地方 ( 低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表现) ,也有与前景理论不相符的地方 ( 高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表现) 。
注:***、**、*表示在 1% 、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是 t 统计量的绝对值。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收益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1) 与国外银行相比,收益仍然无法构成我国商业银行的硬约束, “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尚不能完全实现,即高收益银行不能表现出风险承担的自我抑制,而是同低收益银行一样,仍然保持较高的风险承担动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承载的更多是国家信用。一方面,我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出现的风险,大部分处理结果均是接管、收购或者救助,部分采取清算和关闭撤销的处理方式后, 又得到不同程度的中国人民银行注资或者地方财政支持。甚至一些银行出现的人为操作性风险,最终也由政府买单,大大违背了银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经营理念。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资本监管标准的严格与监管执行的温和形成强烈反差。2004年至2006年三年过渡期中,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未达标的银行纠正整改措施不够。2006年底,达标银行资产仅占银行总资产的77% 。直到200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才全部达标,这已经距离1995年《商业银行法》中提出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过去了整整14年。 ( 2) 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仍然未能根本改变传统的以利息收入为主的收入模式。尽管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和投资收益不断增加,但是利息净收入仍然占据65% 左右,有的商业银行比例更高。收入模式的同质导致商业银行在业务设计和产品创新上呈现同质化特征,这是高收益银行与低收益银行实证结果出现趋同性的主要原因。
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篇4
然而,近几年学术界又兴起了另一种观点,认为长期的低利率环境同样会增大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 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伤害。 反思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众说纷坛: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的管理不当,资产价格泡沫的积聚和崩溃,委托—代理问题等。 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商业银行承担了过度的风险。 美联储自2002年就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市场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增加了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降低了它对风险的感知程度,致使其放松了贷款的价格条款,最终影响到银行贷款的整体质量(Borio & Zhu,2008)。 基于以上两种观点,需要思考我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关系。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程度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利率的不规则波动性加大,加剧了银行的脆弱性,本文要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 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度量方面 ,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的度量指标有不良贷款率(NPL)、加权风险资产占 比 (RA)、破产概率Z值 (Z-score)。 Delis & Kouretas (2011) 使用了不良资产率和加权风险资产占比这两个指标来度量银行风险承担,徐明东、陈学彬(2012)选用Z值和资产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的测度指标。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使用贷款损失率、 预期违约率等来衡量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考虑到存贷款业务在我国商业银行业务中一直占有较高比重以及数据的准确性,本文选用各大银行公布的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衡量指标。
2. 解释变量 。 在选择货币市场利率变量时 ,由于我国货币市场还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基准利率,因此不得不采取多个指标。 国内学者对基准利率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CRATE)、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BRATE)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SHIBOR) 三者之间。 海涛、 方兆本 (2010) 通过对SHIBOR、CRATE和BRATE的波动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三种利率均不能完全独立地作为我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 本文选取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BRATE)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SHIBOR) 作为货币市场利率的衡量指标。 利率波动性的变量则采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标准差来衡量,即DSH。
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银行自身因素、宏观经济状况和市场竞争等可能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本文选取银行规模(SIZE)、银行资本充足率(CAR)、银行资产收益率 (ROA)、 实际经济增长率 (GDPG)、 银行业景气指数 (BBI) 和市场集中度(CON)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二)模型构建
基于研究目标和变量选择, 本文参照Delis & Kouretas (2011)的模型设定 ,构建模型 (1):
模型(1)用以研究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在模型(1)中,i代表i银行,t代表t期,Risk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本文以不良贷款率作为其衡量指标。 MP是解释变量,代表货币市场利率,本文以BRATE、 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利率的指标 。 控制变量 :SIZE银行规模,CAR银行资本充足率,ROA银行资产收益率,GDPG实际经济增长率,BBI银行业景气指数,CON市场集中度。 银行业景气指数反映的是调查当期相对于上期银行业的变化情况; 市场集中度反映的是银行业的竞争情况,集中度越高,市场竞争越小。
在模型(1)中引入MP与CAR的交叉项,得到模型(2):
在模型(1)中引入MP与ROA的交叉项,得到模型(3):
模型(2)和模型(3)用以研究货币市场利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是否会受到银行资本充足率、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
基于之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在模型(1)加入变量DSH, DSH为利率波动性的考察指标 ,得到模型 (4):
模型(4)用以研究利率波动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 在模型 (4) 中 ,MP仅代表上 海银行间 同业拆借 利率 (SHIBOR),DSH即SHIBOR的标准差 。
二、实证分析
( 一 )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信性,本文采取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年至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兴业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 数据来源于各银行年度报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
由于BRATE所取得的数据为月加权平均数据,HIBOR所取得的数据为日数据,因此,在这里用隔夜SHIBOR的曲线图来说明我国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三)参数估计与分析
1. 估计方法。 由于所构建的模型中均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为了避免出现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 (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 广义矩估计分为差分广义矩估计(DIF 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 GMM),但在有限样本下,系统GMM的估计结果相对于差分GMM的估计结果来说, 偏差更小。 系统GMM又可分为一步广义矩估计和两步广义矩估计,相对来说,两步法的估计结果对异方差和截面相关性具有更高的稳健性,因此本文最终选用系统广义矩估计两步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2. 估计结果 。 首先 ,观察表3中所有AR(2)和Sargan检验的P值,结果发现它们的P值都显著大于0.1,这说明可以接受这两种检验的原假设,即“不存在序列自相关”、“所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 另一方面,被解释变量滞后一阶系数在各个模型估计中都显著为正,说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在相邻期间内存在较强的关联, 可以认为之前所构建的4个模型都是合理的。
(四)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交叉项的系数
1. 货币市场利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以BRATE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中,BRATE的β系数分别为-0.07、-0.282、-0.474,z值分别为-8.07、-7.35、 -3.03,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 在以SHIBOR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中,SHIBOR的β系数分别为-0.069、-0.353、-0.397, z值分别为 -7.8、-3.44、-3.11, 同样都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 这一结论与Altunbas(2009)、Martha(2010)、牛晓健、裘翔 (2013)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 ,低利率水平会助长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 结合我国2007年到2014年的隔夜SHIBOR曲线图 (图1), 发现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在2007到2010年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波动性不大,从2011年开始,利率波动性显 著增加,但利率整体水平并未提升到相当高的程度。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估值效应和逐利机制来实现的,较低的利率水平提升了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降低了商业银行对风险的感知度,刺激了商业银行对高收益的欲望,最终导致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加重。
2.利率波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从表2中模型(4)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DSH的β系数为0.188,z值为11.73,在1%的水平上显著。 这一结论验证了黄金老(2001)的理论推断:利率市场化会带来两种风险,分别是利率显著升高和利率不规则波动性加剧,但利率不规则波动性加剧将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 在我国,由于利率长期处于管制状态,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有效的金融工具用以应对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 尽管我国近几年大力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但商业银行适应新的环境仍需时间,必须要逐步改善管理制度,实现金融创新。
注 :1括号内为 z值 ;2*、**、***分别表示在 10% 、5% 、1% 水平上显著 。
3. 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银行盈利水平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 银行的规模越大,其风险承担越高,这符合 “太大而不能倒 ”的范式 ,规模较大的银行考虑到自身在银行体系中的重要性,认为当自身出现危机时,中央银行为了保证金融环境的稳定必定会对其伸出援手,因此,会主动承担更多的风险以获取高收益。 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越高,就会越倾向于采取谨慎的投资决策,以防止出现重大损失;盈利能力较强的银行,不会过分追求高收益,而会将管理目标更多地放到安全性方面,因此银行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较高的银行会 倾向于承 担较低的 风险 。 另一方面 , 将BRATE和SHIBOR的系数与MP*CAR和MP*ROA的系数结合起来分析 , BRATE和SHIBOR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 而它们与CAR和ROA的交叉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可以得出结论,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能够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利率的敏感性。
4. 宏观经济状况 、市场集中度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业景气指数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 表2的估计结果显示GDPG和CON的系数均显著为正,BBI的系数显著为负。 一般来说,宏观经济状况良好,无风险收益率会降低,商业银行为了保证足够的收益, 一方面会进行高风险投资,另一方面会放宽借贷标准,从而导致银行风险承担上升。 市场集中度越低,市场竞争越充分,银行风险承担越低,这一结论与Michalak(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 银行业景气指数反映了银行业相对于上期的变化,BBI指数越高,表示银行业的变化越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就越低。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高利率、低利率、利率波动性三个方面分析了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2014年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货币市场利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这表明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估值效应和逐利机制来实现的,低利率水平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利率波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且影响系数较大,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应对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资本充足率、盈利能力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并且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能够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利率的敏感性;宏观经济状况、市场集中度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业景气指数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
本文研究的结果显示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估值效应和逐利机制来实现的,这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管理具有重要启示:第一,商业银行要加强对借款人资格的审查,保持一定的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违约的可能性;第二,商业银行在追求高收益的同时,应该兼顾资金的安全性,实现收入多元化,分散风险。 利率波动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利率剧烈波动的适应能力较弱,因此政府应继续坚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针,对于放开存款利率的时点、方法要谨慎考虑。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年至2014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两步法,检验了货币市场利率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货币市场利率主要通过估值效应和逐利机制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低利率提高了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降低了商业银行对风险的感知度,刺激了商业银行对高收益的渴望,最终导致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加重。利率波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并且影响系数较大,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利率的剧烈波动,因此,政府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时必须更加谨慎地考虑放开存款利率的时点、方法。
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篇5
我国的经济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济体制截然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目前计划经济虽已经瓦解，但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处在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阶段。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全国性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行，受到政府的管制较大，这种政府管制差异也可能会反映到资产规模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上。从银行经营来看，银行受到政府管制和市场关注的影响，必然会影响其经营管理及盈利能力，银行管理层为获得监管部门的赞许和人事升迁的好处，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以平滑利润。
当前，我国银行主要通过贷款损失准备和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来进行盈余管理（段军山、邹新月、周伟卫，2011；孙丽、徐一泉，2013），这可能会影响到不良贷款率核销以及风险资产的构成。因此，研究银行盈余管理行为是否会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以及不同规模的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对银行风险承担作用的差异性，对于银行监管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关于资产规模对企业盈余质量影响的研究，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论。在国外的研究中，大多学者认为规模大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会更低，盈余质量会更高，主要理由是相对于小公司来说，大公司一般都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和审计制度，有效的内部审计制度有助于减轻盈余管理程度，改善财务报告质量，将会降低管理层操纵公司盈余的程度。Gore、Pope和Singh(2001）研究发现非五大审计的公司比五大审计的公司允许更多的盈余操纵。Francis、Maydew和Charles(1999）研究发现六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会减少公司的盈余操纵。另外，大公司也更为关注其历史累积的声誉，也使其在操纵盈余的时候更为谨慎。然而，部分学者也提出了相反的结论。Dechow和Skinner(2000）研究发现大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并没有披露准确的盈余信息。Nelson、Elliott和Tarpley(2002）研究认为审计师更可能在大客户的驱使下操纵盈余。Kim、Liu和Rhee(2003）认为大企业往往具有更多的资产以使其具有更大的操纵盈余的空间，大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管理去操纵盈余。
在国内的研究中，学术界对规模和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对规模——政治成本假说的检验。王跃堂（2000）发现政治成本对于企业会计选择并无影响。沈振宇、王金圣和薛爽（2004）发现上市公司更容易利用原则导向会计准则来操纵利润，且规模越大的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越大。李增泉（2001）研究认为规模越大，企业的资产减值比率越低，即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当期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乔永波、闫予磊和王宾（2005）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规模越大越倾向于使用增加当期利润的会计政策，由于我国大规模企业多是国有控股公司，因此国有控股公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更倾向于使用增加当期利润的会计政策。江金锁和胡焱鑫（2010）以2004～2008年沪深两地上市的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发现政府管制与盈余管理存在倒U型的关系，即盈余管理程度随银行规模先上升后下降。
截至目前，对于研究银行盈余管理行为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文献非常少。学术界认为银行盈余管理行为主要是通过贷款损失准备等手段来实现（Fonseca、Gonzalez,2008；李宇嘉、陆军，2008）。贷款损失拨备的盈余管理假说认为，银行的预期盈余水平较低时，银行可能会故意低估贷款损失拨备或当期提取较少的贷款损失拨备来缓冲其他因素对盈余的不利冲击；相反，当银行的预期盈余水平较高时，它可能会选择对一些自由裁量的、能减少收入的应计项目进行管理来降低报告盈余的波动性（Bouvatier、Lepetit,2008）。许友传和杨继光（2010）研究发现，贷款损失准备是银行事前计提的用于涵盖预期损失的一种拨备，能降低银行报告盈余的波动性，可被用于满足盈余管理的需要。当商业银行使用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时，其报告盈余将与贷款损失准备正相关。Yasuda、Okuda和Konishi(2004）以日本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并分别以可操纵性应计利润、银行股票波动率表征盈余管理程度和银行风险，研究日本银行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与银行风险显著负相关，说明银行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来粉饰财务状况，而非理性的投资者确信银行财务状况良好而低估银行风险。王小稳（2010）研究发现，银行的规模与贷款损失准备有关，规模越大，相应的贷款损失准备越多；不良贷款与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正相关，不良贷款越多，银行的风险便越大。
目前对我国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进行研究的文献，基本上是基于对规模——政治成本假说的检验。跟踪学术发展前沿，引入我国制度背景，对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盈余管理进行研究将丰富研究规模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文献。除此之外，国内外文献主要是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没有将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结合起来，探讨盈余管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文献非常少。因此，本文将基于我国的银行数据来研究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影响以及银行资产规模在该过程中的作用。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一）研究假设
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规避源自外生的系统性风险，银行业需要政府的管制。实施金融管制的原因：其一，金融产业脆弱性引起的负外部性，银行与银行之间有着复杂的债券债务关系，一家银行破产容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大银行的负外部性程度高，政府对其管制自然更严格；其二，金融产业的自然垄断性，金融产业与其他自然垄断行业一样，存在规模经济，大银行的垄断性程度高，政府对其管制自然更严格；其三，金融产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于小银行，大银行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严重，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金融管制手段）来解决金融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政府的“帮助之手”可以对商业银行股东实施较强的约束（江金锁，2009），并规范商业银行的会计信息披露，提高金融会计信息质量，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同时，相对于小银行来说，大银行一般都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审计制度，有效的内部审计制度有助于减轻盈余管理程度，改善财务报告质量。此外，大银行一般会接受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大会计师事务所更容易识别和发现银行的盈余操纵行为。大银行也更为关注其历史累积的声誉，也使其在操纵盈余的时候更为谨慎。因而，资产规模越大的银行的盈余管理会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基于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1：银行资产规模越大，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小。
Greenwalt和Sinkey(1988）发现商业银行存在以贷款损失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为手段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其目的在于平滑利润。张立群（2011）也认为我国商业银行主要通过损益确认时间的提前或延后、贷款损失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等手段进行可操纵性应计项目的调节。我国银行业特定的所有权结构、控股结构及其衍生的管理激励制度，也有助于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在我国众多的商业银行中，除民生银行外的主要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均由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控股，这种特殊的所有权结构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和利润分配机制势必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国家控股的激励约束下，企业经营者有动力尽可能地提高其报告盈余，目的是为了获得监管部门的赞许和人事升迁的好处，这种“业绩邀功倾向”使之在任何时候都有动力向外部披露更多的报告盈余。因此，即使在盈利较好的时期，商业银行并无激励提取较多的损失准备和资产减值损失来平滑未来的盈余波动和降低当期的报告盈余，从而削弱其在监管者中的绩效表现和良好印象，因而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与风险资产并不会降低。而在利润较低的时期，商业银行则尽可能地减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和资产减值损失，或是从前期转回，从而避免当期报告盈余水平的降低和较大波动性，从而有减少不良贷款和风险资产的核销。而且，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和资产减值损失也只是从账面上核销不良贷款或风险资产，并不会减少真实的不良贷款和风险资产。因此，银行有动机通过对贷款损失准备和资产减值损失等手段进行盈余管理，降低商业银行报告盈余的波动性，“隐藏”其真实风险水平或风险承担倾向，从而弱化监管约束和市场约束。基于此，结合H1，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随着银行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也增加，且相比小银行，大银行的盈余管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提高要小。
H3：相比资产规模小的银行，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更能制约其盈余管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提高。
（二）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三个假设，本文对三个基本假设的实证分析检验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个部分：主要研究资产规模是否会影响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是以贷款损失准备与资产减值损失等方式来进行，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静态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第二个部分：主要研究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否会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考虑到银行风险暴露对宏观调控变化的反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我们参照Jiménez、Ongena和Peydró（2010）的研究，引入风险变量的滞后一期变量作为模型的内生变量。动态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第三个部分：主要研究银行规模大小在盈余管理行为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过程中的异质性作用。动态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三、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定义
1. 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Delis和Kouretas(2011）在文献中列举了常用的银行风险测度指标，主要有加权风险资产比例、不良贷款率、Z—Score等，本文主要选取风险资产占比（RWA）和不良贷款率（NPL）作为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测度指标。RWA越大说明银行的风险偏好越大，NPL越高表明银行的信用风险越高。
2. 盈余管理水平。
本文借鉴孙丽和徐一泉（2013）的研究，基于Jones(1991）的基本模型并结合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对Jones模型进行相应的修正，最终形成如下模型：
其中：TAit为第i银行第t期应计利润，采用当期营业利润；△REVit为第i银行第t期营业收入扣减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资产减值损失后余值与t-1期营业收入扣减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资产减值损失后余值的变动额；PPEit为第i银行第t期固定资产净值；Depositit为第i银行第t期客户存款；Loanit为第i银行第t期期末发放贷款和垫款账面余额（未剔除减值准备）。本文采用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代理变量，即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
3. 银行微观特征变量。
由于银行规模（Size）、资本充足率（Car）、银行资产收益率（Roa）以及杠杆率（Lev）对银行风险承担有重要作用，将这些变量作为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控制变量。另外，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是以贷款损失准备（Loanloss）与资产减值损失（Aimploss）等方式来进行，故在研究市场竞争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时，本文选择贷款损失准备与总资产之比和资产减值损失与总资产之比作为控制变量。
4. 外部环境变量。
在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外部因素中，宏观经济和银行业市场结果作用很大。本文将HHI指数（HHI）作为银行业竞争程度的代理变量，并选择GDP增长率（Gdpr）作为宏观经济观测指标，该指标包含了较多宏观经济信息，可以反映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另外，由于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也有加大作用，本文选择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年度加权平均值（MP）作为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7～2013年共计54家中资银行的数据，包括5家大型商业银行，10家股份制银行，39家城市商业银行。数据主要来自Bankscope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中经网、锐思数据库以及各家银行在2007～2013年的年度财务报表。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1可知，从样本银行的风险承担指标来看，不良贷款率均值为1.531%，风险加权资产比例的均值为64.795%，另外，从盈余管理的指标来看，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均值为0.657，说明银行业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从分类样本来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要小于城市商业银行，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盈余管理程度要低于城市商业银行。另外，本文的样本在计算盈余管理程度时，已将2007年和2008年两年的样本剔除掉，共剩下54家银行5年的样本，共计270个观察值。
在表2中，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DA）与不良贷款率（NPL）、风险加权资产比例（RWA）的相关性系数为0.173、0.201，在1%水平上显著。银行规模（Size）与DA的相关系数为-0.062，但并不显著。
（二）银行规模对银行盈余管理的影响
在表3中，全样本模型、全国性银行样本模型以及城市商业银行样本模型类型选择结果表明：F检验值结果都显著地拒绝了混合OLS模型，都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LM检验结果都显著地拒绝了混合OLS模型，都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模型都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其进行修正。这三个模型的Wald chi2值分别为61.95、53.48和30.48，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回归结果稳健。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同。
银行规模的系数分别为-0.182、-0.344和-0.166，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且相比城市商业银行样本，全国性商业银行样本的银行规模的约束性作用更大。银行规模越大，隐含着银行具有较强的获利能力，相对于小银行更容易受到大众及相关部门的注意，因而产生较大的政治成本负担，受到监管的程度更大，因而盈余管理水平更低，从而证实了H1。
从控制变量的系数来看，贷款损失准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贷款损失准备是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贷款损失准备与盈余管理呈正比，这与李宇嘉和陆军（2009）的结论一致。资产减值损失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资产减值损失有助于抑制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与左晓惠和袁千惠（2012）的结论一致。HHI为负，除全国性商业银行样本不显著外，其他样本都显著，说明银行竞争越激烈，银行越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冲动，从市场竞争的约束机制角度看，市场竞争强度的增加会降低公司利润，当会计盈余表明公司处于竞争劣势时，从而可能使经理人的私有租金受损，比如受到更严格的监督，显性与隐性收入的降低，经理人有动力采取措施扭曲公司真实业绩以避免被解雇。
（三）盈余管理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结果
本文采用DIF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1)～(6）进行估计。从表4可知，模型（1)～(6）的Wald chi2值分别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扰动项的自相关性进行估计的结果显示，模型（1)～(6）的AR(2)P值均大于0.1，故扰动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过度识别检验（Sargan test）的P值分别都大于0.1，亦表明模型（1)～(6）的工具变量有效。
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绝对值（DA）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而且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系数要小于城市商业银行的系数，说明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会提高银行风险承担，而全国性商业银行盈余管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提高要小于城市商业银行，从而证实了H2。银行资产规模的系数显著为负，且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系数要小于城市商业银行，反映了银行规模越大其经营策略越保守，也可能是由于规模越大的银行其受到了更严格信贷管控和监管的结果，这与Delis、Kouretas(2011）的结论一致。
从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来看，货币政策（MP）、资产收益率（Roa）、资本充足率（Car）、杠杆率（Lev）、GDP增长率（Gdpr）以及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HHI）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与张雪兰和何德旭（2012）的发现一致。资产回报率越低，反映了盈利能力较弱的银行为改善盈利指标而更倾向于采取高风险承担的策略，而盈利能力越强，银行可以将盈利更多地转化为资本，风险承担越小，与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的结论一致。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可能反映了银行更加谨慎的行为，资本不足银行的资产组合行为相比资本充足银行更为激进和冒险，这与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的结论一致。杠杆比率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即银行杠杆比率越大，银行贷款审查等也会越严格，因而风险承担越小。GDP增长率与银行的风险承担正相关，说明宏观经济形势较好时，银行可能会放松发放贷款的标准，使得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增加，增大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HHI的系数显著为负，银行业市场竞争加剧削弱了银行的市场力量，继而导致特许权价值下降，有限的负债鼓励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从而会引发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这与张雪兰和何德旭（2012）的结果一致。
（四）资产规模对盈余管理作用银行风险承担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采用DIF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7)～(12）进行估计，表5中模型的Wald chi2值分别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扰动项的自相关性估计结果在1%水平上，表明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Sargan test的P值亦表明模型（7)～(12）中的工具变量有效。
本文主要关注DA×Size的系数及其显著性。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7)～(12）的DA×Size系数都为负，都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比资产规模小的银行，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更能制约其盈余管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提高，证实了H3。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7～2013年共计54家中资银行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来研究银行资产规模对银行盈余管理的影响、盈余管理是否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以及资产规模在盈余管理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过程中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银行资产规模会降低银行盈余管理程度；第二，银行盈余管理会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相比城市商业银行，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盈余管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要小；第三，相比于城市商业银行，全国性商业银行更能约束银行盈余管理行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提高。
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篇6
一、文献回顾
1、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研究
国外的银行股权相对来说较为分散, 且以私人股权为主, 故学者主要从委托代理理论方面展开论述, 主要形成了“道德风险论”和“公司控制论”两种观点。Merton (1977) 与Marcusand Shaked (1984) 以道德风险假说为基础, 提出股东是银行贷款的主要决策者, 股东们可以控制银行管理者, 股东为最大化其收益而可能从事更高风险业务, 从而将风险转嫁给政府, 引发道德风险。Gorton and Rosen (1995) 提出“公司控制论”, 该理论认为在银行业体制不佳的时期, 管理者持股与银行风险应成一倒U型关系。反之, 当银行体制良好时, 管理者则会“过于保守”。
在我国, 由于历史和制度的原因, 股权集中与国有股份是股权结构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故我国银行股权结构研究的重要落脚点在股权集中与国有股份上。李维安等 (2004) 的实证研究表明, 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风险成正相关关系。张学陶、李家豪 (2009) 通过研究得出前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银行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曹艳华 (2009) 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有股比例的增加导致风险增加, 外资股持股比例的增加则降低了风险;全国股份制银行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降低了风险。曹廷求等 (2006) 对山东、河南29家中小商业银行的调查数据表明, 银行第一大股东的性质没有对银行风险产生显著影响。
2、董事会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研究
Changanti et al (1985) 与Jensen (1993) 认为, 当董事会人数较多时, 容易造成董事间的沟通与协调困难, 以致于让管理者有机会去追逐个人利益;反之则较可能达到有效率的控制机制, 使经理人倾向和股东利益结合, 而不会造成银行风险增加。但从另一角度看, 外部董事的数量与董事会人数成正比, 当董事会规模变大时, 外部董事的人数也变多, 其可能倾向支持风险较小的决策。Simpson and Gleason (1999) 认为当董事会人数较少时, 可能会出现易受管理者影响与控制的现象, 但当人数增加时, 反而可能提出较广泛的建议, 银行风险会减小。
孔德兰、董金 (2008) 认为董事会和监事会规模与银行风险显著负相关, 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风险显著正相关。张学陶、李家豪 (2009) 的研究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占比都对信用风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董事会规模越大, 独立董事比例越高, 上市银行信用风险承担越低。
3、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
早期Fama (1980) 曾分析经理人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且发现支付高额薪酬, 将有助于降低经理人进行危害股东权益的行为, 即可减缓代理问题的发生, 且后续学者如Murphy (1985) 、Antle and Smith (1986) 、Aggarwal and Samwick (1999) 与Fu (2001) 等也进行了相关议题的检测, 结果也一致性地支持此观点。但就另一个观点的文献发展支流中, Shleifer and Vishny (1989) 与Christie and Zimmerman (1994) 提出高阶经理人会倾向从事对自己有利的活动, 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 进而可能从事高报酬、高风险的方案, 并在公司获利提升的同时, 获取较高的奖酬, 而增加的风险则转由股东及债权人来负担。
二、理论假设
1、股权结构与风险承担的关系
在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 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更强, 按照道德风险论的观点, 对银行控制能力更强的大股东追求超额风险的动机也更加容易变成现实。对银行股东而言, 高杠杆的资本结构使其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倾向于投资高风险性项目, 并且银行的大股东更容易通过关联交易从银行套取资金。亚洲银行公司治理工作小组 (2005) 认为, 银行业滥用关联交易, 特别是关联贷款, 导致的后果比其他绝大多数行业要严重得多, 从事关联交易的动机 (特别是在家族式银行中) 比其他行业也要大很多。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1: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正相关。
我国的商业银行历史不长, 银行业又是我国重点管理的行业, 计划经济的痕迹遗留依然存在, 国家股权在商业银行股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国有股投资主体和商业银行主要高管由国家机构审批指派, 导致“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前者造成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软化, 国家及其代理人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远远大于其作为所有者对企业的监督约束, 后者导致过分的在职消费、行为短期化、转移国有资产等代理问题。Bonin等 (2005) 、Fries等 (2005) 研究发现银行所有权主体的性质对风险有重要影响, 在过渡经济国家中, 国家持股比例越高, 银行风险越严重。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2:国有股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性质与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
由于体制原因, 我国上市银行中仍存在非流通股, 稳定性股东或稳定性股权将继续存在。当股权具有充分流动性时, 股票价格更准确地反映银行业绩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和努力水平, 同时股东能够采用“用脚投票”方式使经营者感受到来自外部市场被收购接管的压力。而稳定性股东大大削弱了资本市场的约束作用, 增强了经理的控制能力, 助长了其道德风险, 提高了银行风险。因此, 本文选用非上市流通股比例作为稳定性持股比例的替代指标, 提出假设3:非流通股比例与风险承担正相关的假设。
2、董事会结构与风险承担的关系
董事会是企业决策的重要机构, 董事会对企业的事务行使独立于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其他因素。因此, 科学决策、相对独立以及具有监督机制的董事会可以防止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内部人向公司掠夺或输送利益, 也可以落实董事及高管人员的法律责任。一般认为, 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更能实施有效的控制, 较大的董事会则由于沟通、协调的问题使得经营者更容易追逐个人利益。但对于银行而言, 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意味着股东具有较强的控制力, 从而会使银行风险增加, 而董事会人数较多时则会使得董事成员在专业知识、管理经验等方面实现互补, 有利于吸收各种不同的意见, 从而减少经营风险。
公司通常用独立董事占比来考察董事会的相对独立性。所谓独立董事是指不在银行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并与所受聘银行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任何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越大, 对商业银行的监督和管理就越客观公正。Byrd et al (2001) 以1983—1990年间美国26家发生风险事故和60家没有发生风险事故的存款机构的对比分析发现, 独立董事占比更高、独立性更强的董事会银行风险越低。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4: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风险承担负相关。
3、高管薪酬与风险承担的相关关系
按照激励相容的观点, 对高管人员的激励会协调所有者管理者的代理摩擦, 有利于银行绩效的提高, 同时会削弱高管人员追求过高风险的动机, 这表明高管人员薪酬激励越到位越有利于风险控制。在本文中, 我们假设银行高管人员的薪酬越高 (主要是现金收入) , 则更容易对自己的收入感到满足, 因此不愿冒险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来使银行利润和自己的收入提高, 所以提出假设5:高管人员薪酬水平与银行风险负相关。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2007—2010年我国10家上市银行的共40份年报作为研究的数据来源。与已有研究相同, 本文采用具体的风险指标替代风险承担。我国的商业银行以传统业务为主, 利息收入是每家商业银行营业收入最重要的部分, 基本占比都在75%以上。虽然在近几年的发展和改革中, 表外业务和中间业务的收入占比有所提高, 但是不可否认, 其在商业银行业务中的重要性还不高。所以, 本文将主要考虑公司治理机制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参考已有的文献, 信用风险用不良贷款率来衡量。
公司治理机制中有很多的指标无法量化, 为此, 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取适当的解释变量。我国银行股权相对集中, 本文选取的十家上市银行样本的前三大股东持股平均占比50%以上, 为此, 我们选取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股权集中度;股东性质采用国有股占比和第一大股东性质来定义;选取非流通股占比作为稳定性持股比例的替代指标考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对于董事会, 则选取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2个指标考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选取行长薪酬考察薪酬激励对风险的影响。以上各有关变量的详细定义见表1。
2、样本描述性分析
根据表2可以看出, 由于国家对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的重视以及银行本身的不良资产管理, 上市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总体来看是不断趋于下降的;前三大股东占比总体呈不断增加的趋势, 但各行间差异较大, 最小占比20%以下, 最大占比95%以上;非上市流通股占比总体不断减少, 个别银行已实现全流通, 但也有银行的限售股比例依然很大;国有股仍占很大份额, 上市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多为国家或国有法人;董事会规模及独立董事比例相对稳定, 董事会构成人数在16左右, 独立董事在5人左右;行长薪酬较为稳定。
3、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我们以银行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以多个治理指标为解释变量,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了避免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在建立模型时尽可能选择更具解释力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经过检验, 选择以下4个方程:
通过Eviews6.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参数估计, 对上述4个模型进行检验和测算, 得出固定效应模型最为合适, 回归结果统计如表3所示。
(注:系数右边的***、**和*分别表示t检验值在1%, 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1) 股权集中度 (SH) 。此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 显示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 拒绝了原假设。这是因为样本银行的前三大股东持股相对平均, 不能凭借一方的控股能力谋取控制权收益。同时, 股权集中有助于解决股东监督管理层的动力和信息问题, 积极的大股东愿意并且能够对管理层进行监督, 制约经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此外, 我国上市银行的前三大股东多为国家或国有法人, 国有控股银行由于承担更多的社会和公众责任, 面临更大的信誉压力, 因而会较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审慎经营。
(2) 国有股持股比例 (STAT) 与第一大股东性质 (XZ1) 。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显示国有股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性质都与银行风险负相关, 拒绝了原假设。对于我国上市银行而言, 前三大股东基本都是国有股或者国有法人股, 使得国有股持股比例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与股权集中度相似。此外, 在我国, 银行与政府关系密切, 当国有股份较低时, 银行得不到政府有力支持, 而政府的相关政策和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极其重要的盈利来源。当国有股份逐渐加大时, 政府方面的支持将得到显著增强。
(3) 非上市流通股比例 (STABLE) 。此变量通过了方程3的检验, 系数大于0, 显示其对银行风险承担呈正相关关系, 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稳定性股东的存在, 使资本市场的约束作用大大被削弱, 再加上我国的外部接管市场发展不充分, “用脚投票”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造成经理人的控制力很强, 道德风险加大。
(4) 董事会规模 (BOARD) 与独立董事比例 (ID) 。BOARD变量的系数不显著, 显示董事会规模与风险承担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从表3中可以看到, 4个方程的系数均为负, 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微弱负相关,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原假设, 即董事会规模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董事会人数较多, 可以实现专业知识、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互补, 有利于吸收各种不同的意见, 从而减少经营风险。ID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独董比例与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 独立董事比例越高, 上市银行风险承担越低, 有力地验证了原假设。独立董事较之内部董事而言, 监管更加客观、公正, 可以有效防范银行高风险。
(5) 高管薪酬水平 (SALARY) 。此变量系数不显著, 显示高管薪酬水平与风险承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与原假设不符。其实, 就高管薪酬与风险承担关系的实证研究来看, 结论很不一致, 正相关、负相关和不显著的实证结果均有。当高管薪酬能缓解代理问题, 增加经理人对公司的向心力时, 有助于降低经理的违约风险, 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若管理者追求自身私利, 投资高风险高报酬项目, 将推升银行的风险承担, 估计系数为正;若薪酬激励的这两种效果相互作用并相互抵消, 可能会得到本文的结论。另外, 选取变量过于单一, 也可能是得到本文结论的原因之一。
四、结论分析与建议
本文以上市银行的年报为数据来源对上市银行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统计结果表明, 股权结构是我国上市银行风险承担的显著影响因素。其中股权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透过二者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以发现, 各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作用非常重要, 通过这种制衡机制, 可以有效地防范单一大股东的道德风险与激进行为, 使银行倾向于稳健经营。反应股东性质的两个指标国有股占比和第一大股东性质并没有像假设提出的那样会显著提高银行的风险。因此, 我们认为银行的国有性质与风险之间不存在确定的正向关系, 政府持有银行股份并不一定会带来负面影响。作为稳定性股权的替代指标, 非上市流通股比例与风险承担正相关,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稳定性股东削弱了资本市场的约束作用, 增强了经理的控制能力, 助长了其道德风险, 提高了银行风险。董事会治理对上市银行风险承担影响较为显著。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多, 风险承担越低。高管薪酬对银行风险无显著性影响, 但这并不表明薪酬激励不重要, 尤其是在我国高管持股不普遍的情况下, 适当地让高管持有股份, 可以增加高管对银行经营管理的责任心。
基于上述的结论分析, 我们提出如下建议:第一, 优化股权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积极引进机构投资者, 在大型国有股逐渐退出的趋势下, 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就显得尤为必要。因为机构投资者具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 在投资决策运作、信息搜集分析、上市公司研究、投资理财方式等方面都配备有专门部门。从理论上讲, 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相对理性化, 投资规模相对较大, 投资周期相对较长, 从而有利于上市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第二, 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提高独立董事尤其是外国董事的比重是今后上市银行完善董事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第三, 建立合适的高管薪酬机制, 适当实施股权激励。
摘要：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致力于解决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冲突以及银行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 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以我国10家上市银行2007—2010年的年报为数据来源, 对上市银行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股权集中度对风险承担产生了显著影响, 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 风险承担越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性质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非上市流通股比例与银行风险正相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高管薪酬没有对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上市银行,治理机制,风险承担
参考文献
[1]曹艳华: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 2009 (5) .
[2]张学陶、李豪杰: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J].求索, 2009 (10) .
[3]李维安、曹廷求: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城市银行绩效——来自山东、河南两省的调查证据[J].经济研究, 2004 (12) .
[4]曹艳华、牛筱颖:上市银行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2000—2007) [J].金融论坛, 2009 (1) .
[5]Shleifer and Vishny: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J].Journal of Poltical Economy, 1986 (94) .
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篇7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源于布尔迪厄(PierreeBourdieu),他认为社会资本资源的集合体是潜在或实际的,而Lin(2001)指出,社会资本嵌入在社会中,是人们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资源。部分学者对发现社会资本能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企业通过高管的金融关联能够降低债务成本(Ciamarra,2006)、增加外部资金(Bruak,2008)、缓解融资约束(邓建平等,2011),而且银行关系还能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彭红枫等,2014)。而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税收优惠(吴文锋等,2009)、获得行业准入(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甚至获得政府补助(余明桂等,2010)。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关系”在中国经济活动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发展尚不健全、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的银行业而言,“关系”的影响尤为突出。银行的各种“关系”主要体现在高管的社会资本上,而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最大的应是银行高管与各类金融企事业单位间建立的金融关联和与各类政府部门间建立的政治关联。
本文从高管金融关联的角度研究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探讨高管金融关联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一步引入探讨政治关联,探讨政治关联对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间关系的影响。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研究银行高管社会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的关系,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在中国的“关系型”社会中,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有怎样的特殊性。第二,大多数研究高管社会资本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政治关联上,而我们考虑对银行有重要影响的高管金融关联。第三,引入高管政治关联,研究政治关联对对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关系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以往文献主要研究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关联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考虑董事会成员的银行背景,且研究出发点大多从银行对企业监管的角度。Booth(2005)指出,董事会成员中拥有银行背景的董事将增强企业负债的承受力,提高企业债务。与Booth(2005)研究结论相同,Ciamarra(2006)也认为具有银行背景能提高企业的债务比例,降低债务融资对企业有形资产的敏感度和企业的债务成本。Bruak(2008)认为银行背景高管有利于增加外部资金和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但这些融资好处仅有利于有较好信誉但投资机会较差的企业。Slomka-Golebiowska(2012)得到,当董事会中有银行董事时,企业的投资行为更多依赖银行贷款而非内部资金,银行家会利用自己拥有的金融专长帮助企业降低融资约束。邓建平和曾勇(2011)利用民营上市公司样本,得到金融关联能有效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且这种缓解在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尤为显著。此外,政治关联程度较低的民营企业的金融关联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较大,而且,金融关联比政治关联更能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2013)研究发现,面临政治不确定性时,企业的投资支出会明显下降;政治关联企业其投资支出水平要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彭红枫等(2014)对沪深两市2330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政治关联会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而银行关系则不会,而且政治关联能有效地降低民营上市公司的银行贷款违约率。
上述文献对金融关联和政治关联的研究主要以企业为对象,研究高管政治关联和金融关联对企业的影响,而对金融关联的研究主要都是当企业的高管与银行有某种关联时,企业是否能提高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目前尚未有针对银行研究金融关联有风险承担行为间关系的文献。基于此,本文以银行为研究对象,探讨金融关联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影响方式,进一步拓展对金融关联的研究。
(二)研究假设
1、高管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各类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本文中,我们只关注非系统风险,并且把研究重点放在违约风险、信用风险和贷款风险上。在中国,金融机构的从业类型大致可分为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中农工建交五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农信社、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六大类。本文将分别研究高管在不同金融机构中的从业经历对银行不同的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1)违约风险
首先,不同机构类型的从业经历对违约风险有不同影响。有政策性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长期工作于政策性银行,由于这类银行受政府直接控制且政府的支持力度最大,因此,他们养成了只关注经营业绩和一些特殊政治目的,而不关注经营波动性的职业习惯(以下简称“不顾风险”的职业习惯)。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稳定性关系到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它们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经营,带有较少的政治目的,相比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必须注重控制银行风险。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稳定性关系到地方金融的稳定性。有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会有“注重经营稳定性”的职业习惯,但其“注重经营稳定性”的职业习惯比有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完全按正常商业条件经营,它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受国家的支持和控制也相对较少,他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收益。因此,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具有更高的追求风险收益的倾向性,这将提高银行的违约风险。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类似,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的主要目的也是获取收益,故有这两类经历的高管也倾向于提高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以增加风险收益。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有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高管占比越高,银行的违约风险越高;而有大型商业银行或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高管占比越高,银行的违约风险越低。
(2)信用风险
不同机构类型的从业经历对信用风险有不同影响。鉴于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相比在其它类型银行(以下简称其它银行)的工作经历,在或曾在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的高管与各类政府部门尤其是银行业主管部门的联系更紧密,也更了解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监管体系,他们能利用自身掌握的政治资源以及对中国银行业风险监管体系的了解帮助银行更多的从事稳定性高的业务。相比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其它银行与政府部门尤其是银行业主管部门间的联系相对较少,对中国银行业风险监管体系的了解相对不足,他们利用各种资源(尤其是政治资源)、知识与经验为银行拓展业务的能力相对较低,致使银行业务的规模都相对较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有政策性银行或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占比越高,银行信用风险占比越小。
(3)贷款风险
不同机构类型的从业经历对贷款风险的影响不同。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中,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占有大量优质的贷款资源,使得其它机构获得贷款资源尤其是优质的贷款资源的空间大为减少,进而只能通过降低贷款条件和增加可用贷款资金的方式进行竞争,从而具有为扩大贷款规模而提高贷款风险的倾向,直接影响其所在银行的贷款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有政策性银行或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占比越高,贷款风险越小;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外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高管占比越高,贷款风险越高。
2、高管政治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以往很多文献(Li等,2008;Niessen和Ruenzi,2010)表明,政治关联能为企业经营提供很多好处,如在困境时更可能获得政府救助,提高企业价值和绩效等。政治关联的这些好处会降低金融关联程度高的银行因经营波动较大而违约的可能性,但同时也使金融关联程度高的银行对“违约风险”的敏感性降低,从而更大限度地实施风险性行为。
信用风险和贷款风险是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银行风险,当银行的政治关联程度较高时,银行可以利用政治关联带来的业务多元化来分散风险,而“风险的分散”会降低监管层对银行信用风险敞口增大的敏感性,进而使银行更能利用金融关联扩展表内和表外业务。因此,在政治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信用风险的提高作用更显著。同时,当银行的政治关联程度较高时,银行更能利用金融关联,通过降低贷款条件、降低贷款损失准备、提高贷款利率等手段获取更多的好处。此外,政治关联程度高也会给银行带来更多源自政府部门的压力,进一步提高了银行的贷款风险。因此,在政治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贷款风险的提高作用更显著。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相比政治关联程度低的银行,在政治关联程度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违约风险、信用风险和贷款风险的提高作用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3年我国32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整理年报中公布的高管信息,并结合搜索引擎搜索,经内容分析,手工整理得到。样本的其它数据(财务数据、基本情况数据等)通过Bankscope数据库和各样本的年报手工整理获得。宏观经济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
(二)检验模型及相关变量说明
(1)高管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关系建模:
(2)加入政治关联和政治关联与金融关联的交叉变量,建立政治关联程度对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二者关系影响的模型:
其中,RISK为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指标。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指标,我们采用Z值(Laeven和Levien,2009)、股东权益比率(Laeven和Levien,2009;Thierno等,2011)、不良贷款率(Patrick等,2010;Fiordelisi等,2011)、拨备覆盖率(李燕萍和韩立岩,2008)等指标度量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同时,结合我国银行风险信息披露的实际,选取最大信用风险敞口作为衡量信用风险的指标,本文主要关注表内信用风险,使用表内最大信用风险敞口与银行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风险大小。
金融关联的自变量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不考虑政治关联的金融关联,即政策性银行工作经历(PBP)、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经历(NBP)、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经历(SBP)、城商行农信社工作经历(CABP)、外资银行工作经历(FBP)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经历(NBFP)。其中,这里的大型商业银行除中、农、工、建、交之外,还包括邮政储蓄银行。其它金融机构分类参照银监会年报中给出的金融机构分类。另外,由于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都是地区性商业银行,很多城市商业银行是由农村商业银行合并而来,所以把它们归为一类。二是考虑政治关联的金融关联。为验证政治关联对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引入政治关联程度变量PS,用一般政府部门得分、行政主管部门得分和银行业主管部门得分相加。这三项得分采用以层级为权重加权平均得到。关于层级,一般政府部门关联采用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和乡科级,分别赋以5,4,3,2,1的权重,行政主管部门关联和银行业主管部门关联采用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乡科级以及其它,分别赋以5,4,3,2,1的权重,综合得分越高,说明银行高管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模型(2)中的金融关联FTP为银行高管金融关联的综合程度,用银行高管在各类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比例总和来衡量,综合值越高,说明银行高管的金融关联程度越高。
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以往文献,对模型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银行基本面变量,包括银行规模(SIZE)(Boyd等,2009;宋清华等,2011)、高管规模(MEMBERS)和管理层的高管平均年龄(AGE)。二是制度约束层面变量,包括名义GDP增长率(GDPG)(Louzis,Vouldis和Metaxas,2012;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上市与否(LIST)(Thierno等,2011)。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结合上述模型和变量,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银行的违约风险(Z)相差不大,最大值5.93,最小为2.19;而信用风险(ISCR)的差异较为明显;对于贷款风险(NLP、BLR和PCR),差异最大的是拨备覆盖率,最小覆盖率为48.29%(原深圳发展银行,2007年),最大达到了537.7%(重庆银行,2012年)。从高管的金融关联程度来看,高管在或者曾政策性银行工作的比例较小,均值为2.399,而在或者曾在五大国有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工作过的比例较大,其中,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比例将近30%,总体看来,银行高管的金融经历比较丰富。从表2中还可以发现,各个银行高管政治关联差异很大,最高分值达到了123,而最低分值仅为5,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高管的政治关联程度得分较高,而城市商业银行高管的政治关联程度得分普遍较低。
四、实证结果
(一)高管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银行高管在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中的从业经历会对不同的风险承担行为有不同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1)违约风险
表3的前两列是用Z值和CAR作为银行风险代理变量的实证结果,表示的是高管金融关联对银行违约风险的影响。从计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仅非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经历(NBFP)的高管比例与Z值和CAR同时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具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高管比例越高,银行的违约风险越高,这点与假设1中的假设相符。非银行金融机构往往更加注重利润的提高,因此,在经营过程中,银行的违约风险可能会相应更高,具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工作经历会影响高管的决策行为,受之前决策思维的惯性影响,促使现任职银行的违约风险提高。
(2)信用风险
表3的第3列代表银行的表内信用风险,表示的是高管的金融关联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管的金融关联对银行表内信用风险的影响较大。其中,PBP和SBP均与ISCR显著负相关,这说明高管具有政策性银行的工作经历和股份制银行的工作经历会显著地降低银行的信用风险,这与假设2。
(3)贷款风险
表3的第5列和第6列分别是以不良贷款率(BLR)和拨备率(PCR)衡量的银行贷款风险,表示的是高管金融关联对银行贷款风险的影响。从实证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的金融关联变量与BLR和PCR的系数并不是显著相反的,而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经历(SBP)与BLR在5%的水平下正相关,与PCR在1%的水平下负相关,这说明,具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比例越高,银行的贷款风险越低。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发现,银行高管的金融关联会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而且,不同的金融关联对不同的风险会有不同的影响。
注:(1)括号中为z统计值,当样本量超过30(大样本),t分布近似等于z分布,STATA汇报告z检验值的结果,*p<0.1,**p<0.05,***p<0.01,下同。(2)以上7列分别代表以Z、CAR、ISCR、OSCR、NLP、BLR和PCR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下同。(3)上表中的所有方程都包含5个时间虚拟变量,篇幅所限,结果没有列示在表中,下同。
(二)政治关联程度、金融关联程度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本部分研究政治关联对金融关联程度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间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1)违约风险
PS(政治关联程度)与Z值和CAR都正相关,但两者均不显著,FTP(金融关联程度)与Z值和CAR都负相关,并且也不显著,这说明政治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的总违约风险和股东权益比率都较高,而金融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总违约风险和股东权益比率都较低。可能的原因是较高的政治关联使银行对经营波动性的关注较少,同时,政治关联为银行股权融资提供了便利。进一步,FTP*PS(金融关联程度与政治关联程度的交互项)与Z值正相关,与CAR显著负相关。将FTP*PS与FTP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高管政治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提高银行违约风险的作用较小。
(2)信用风险
PS、FTP均与ISCR显著正相关。即无论是政治关联还是金融关联都有提高银行信用风险的作用。但是,FTP*PS与ISCR显著负相关,将FTP*PS的检验结果与相应的FTP检验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在政治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信用风险的提高的作用较小。
(3)贷款风险
PS与BLR显著负相关,与PCR显著正相关;FTP与BLR显著负相关,与PCR正相关。即政治关联程度较高或金融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的净贷款比例更高,不良贷款率较低,而拨备覆盖率较高。与PS、FTP的回归结果不同,FTP*PS与BLR显著正相关,与PCR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在政治关联程度较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贷款风险的提高作用更显著,而在政治关联程度较低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贷款风险的降低作用更显著。如前所述,政治关联会降低监管部门对银行贷款风险的“警惕性”,另外,这两种关联所带来的压力相互叠加也使在政治关联程度较高时,金融关联对贷款风险的提高作用更显著。
从总体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关联和金融关联对银行的风险承担均会产生影响,而且,加入政治关联的因素后,高管的金融关联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会发生改变。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银行高管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间的关系,首先检验了高管的金融关联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然后检验了政治关联程度对金融关联程度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间关系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关于高管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高管金融关联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且不同的金融关联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有不同的影响。具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工作经历高管的比例越高,银行的违约风险也就会越高。具有政策性银行或股份制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会抑制银行的信用风险。与此同时,高管股份制银行的工作经历还会使得银行的贷款风险提高。
(2)关于政治关联对金融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关系的影响。政治关联会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同时,政治关联还会影响金融关联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效果。在政治关联程度高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贷款风险的提高作用更显著;而在政治关联程度较低的银行中,金融关联对贷款风险的降低作用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