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溯源（共7篇）
风险投资溯源 篇1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涌现海外耕地投资热潮之际,国内外学者对此现象展开学术研究。学界就海外耕地投资的现状、区位选择、投资方式、风险收益、政府规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一系列成果。然而,这一逐渐凸显的研究领域中,始终有一问题悬而未决且未引起研究人员的足够重视,即何谓“海外耕地投资”。从现有的文献和媒体资料显示,对这一新兴投资行为,国际上有不同的表述方式,甚至部分措辞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而国内不少学者、媒体也常常将其直接等同于海外农业投资或农业“走出去”。概念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内涵不定、外延不清,往往造成学术理解的偏差甚至争端。本文试图对“海外耕地投资”这一术语从时间上进行梳理,并结合当前国际上海外耕地投资的特征,进行概念界定,希望以此为基础解决课题研究中的理论难题,为后续研究提供逻辑起点。
二、海外耕地投资的概念溯源
海外耕地投资,一种去政治化术语,在国际上常用foreign(direct)investment in(farm)land、international/transnational farmland deals/acquisitions等词汇表示,通常由主流的国际发展机构和政府使用。另外还有一个与海外耕地投资在相同领域和范畴内,主要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卫士等使用的口语化、政治化措词———“抢地”(land grab)。从文献追溯上看,此类词汇集中出现在2008 年以后,其中以国际非政府组织GRAIN于当年发布的一篇调查报告《Seized:The 2008 Land Grab for Food and Financial Security》为开端,首次将此类“抢地”行为与生物能源生产和粮食出口联系起来,并确认了该行为的全球趋势。随后,总部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在2009 年4 月的一篇报告中称,自2006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约有1500 万公顷至2000 万公顷的土地或被出售,或被租赁,或正处于与外国机构的转让谈判中;这些土地交易大多发生在非洲。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也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着重研究了发生非洲的跨国土地交易,并认为约有240 万公顷的土地交易完毕,但这些交易完毕的土地并未都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2009 年7 月英国《卫报》报道称,援引自联合国和其他专家的数据分析,当前约有3000 万公顷土地正以粮食安全为由被收购。与此同时,联合国食物权特别研究员,奥利维尔·德舒特(Olivier de Schutter),则开始强调“所有的国家都在看其他的国家怎么做,当看到有国家开始购买土地的时候,其他国家也会照做。这种全球抢地行为给最贫穷地区正持续和深化粮食危机所带来的潜在的破坏性影响。”自此,有关海外耕地投资问题得到了国际官方、非官方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在意识形态两种不同观点的影响下,引发了热烈的政治争论,形成了以GRAIN,Via Campesina为代表的投资否定说和以FAO、World Bank为代表的投资肯定说:虽然‘对土地的抢夺’被认为是一件‘坏事’,但对农业的国际投资又被认为是件必要的好事”。
正如“抢地”是一种概括性措辞,学者们对海外耕地投资采取了宽泛式定义。S. Borras等将其解释为“跨国商业性土地交易,着重强调土地交易的商业性质,而不论交易的规模和产品市场”。还有学者将其解释为“与某个地区平均土地持有量相比的不成比例的大规模土地占有和控制”;这个定义并不关注在土地收购中的不公平行为而是强调土地收购对当地居民和国家在当前和未来获得资源权利方面的影响。Dessy认为这是一种离岸外包,跨越国界在土地相对丰富国家进行农业生产和出口的,以减轻粮食不安全的不利影响。FAO认为这是外国投资者在他国进行的大规模土地收购:通过购买、租赁或特许协议等方式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进行长期或短期的转让,目的在于建立种植园等大型生产项目。
可以看出,上述学者对海外耕地投资概念的解释其实大同小异,都认为是以土地为标的的跨国交易行为,只不过有的学者强调行为的不公平性,有的强调行为的商业性,有的强调行为的方式、目的。而且尽管不同背景、不同领域研究者对海外耕地投资的研究焦点———到底该不该进行此类投资,这类投资又能否在区域或国际层面得到有效规制———的意见可谓针锋相对,但在历史视域内他们的观点却达成一致:海外耕地投资并非新生事物,这种行为可以追溯至殖民时期,西方列强对亚非拉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中充斥着类似的土地收购和需求。“全球原始积累”中对土地积累的渴求,直接导致了世界体系内土地利用转型的出现。整个19 世纪(到20 世纪初),西方国家在政治上以其强大的帝国,经济上以股份公司控制了全球,直接投资频繁地出现在殖民地。这段期间内,作为帝国殖民经济活动开展重要形式和载体———以单一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种植园,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发展。事实上,学者对海外耕地投资并非新生事物的认知就已经引起了矛盾:为何在承认了海外耕地投资的历史性和延续性的同时,此类投资却又以一副“新事物”的面貌出现在2008、2009 年世界三大危机(粮食、金融、能源)之后,而不是数年前,或更早?这些新面貌是否决定着当前的海外耕地投资与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种植园全球范围的建立有着不同?如果有不同,又该如何界定当前的海外耕地投资?
三、当前海外耕地投资的特征
本文结合国际非政府组织GRAIN发布的四百余个案例,总结当前海外耕地投资特征如下。
1、新型的土地利用主体
当前海外耕地投资中,土地利用的主体(或称投资者)不再仅仅是上述“传统”的在农业领域运营已久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跨国公司,新型的土地利用主体也积极参与世界耕地资源的角逐。新的土地利用主体主要来自深受粮食危机影响的资金“富裕或相对较富裕”但资源较为匮乏国家,如印度、海湾国家等。农业不再是投资者所属的唯一的行业,金融业、能源业、制造业和公共组织等投资者,也在跨国土地交易中纷纷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如2011 年3月日本制造业巨头的三井集团就收购了总部位于瑞士的Multigrain AG,生产主要用于出口的大豆、棉花和玉米;韩国最大汽车企业———现代,也在巴西从事类似的土地收购。从主体性质分析,“私营”仍旧是投资者的主要属性,但两国政府之间的直接合作以及有着政府背景和支持的“国有”企业、主权财富基金对此轮土地交易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例如,加纳和卡塔尔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在加纳成立一合资企业在5 万公顷农田上进行粮食作物的生产并将其运回卡塔尔;设在巴林的一家国有基金则专项进行海外耕地投资,以支持该国政府的粮食安全政策。
2、土地投资模式多样化
当前海外耕地投资土地获取方式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的即直接购买或租赁他国土地。间接的包括股权参与和订单农业,以到达实质上控制投资目的地农业生产。事实上,间接收购的方式被很多公司应用,因为这种方式对投资者而言付出成本低,承担风险小,周期短,更容易获得当地政府的认同,上述日本三井集团在巴西就是采用间接方式。
3、土地利用方式的多样化
很多非政府组织、媒体习惯用“土地争夺”描述新一轮的全球土地投资热,不仅是因为土地交易的规模和速度不仅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大、更加迅速(仅2008 至2009 一年,世界范围内就有5660 万公顷的土地被收购,相当于一个乌克兰的面积),还因为土地利用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土地从供给发展中国家的人转变为供给发达国家的机动车———出口型生物燃料生产。就连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认为当前的土地交易中土地的主要用途不是为了粮食生产而是为了生物燃料和工业产品的生产。生物燃料产量的提升必然导致能源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能源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将直接带来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减少,同时也威胁到森林、草地等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
4、土地利用的动机多样化
以前的海外耕地投资追逐单纯的商业利润或市场占有,当前的跨国土地交易中不同的投资者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包括商业利润、资源安全和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很多时候,对同一个投资者而言,利益诉求是多重的。一方面农产品价格的高行自然会使农业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粮食安全起着稳定器作用,对于那些因为资源限制无法生产足够农作物满足自身需求的国家而言,在国际粮食市场可依赖性不大的情形下,为避免陷入危险境地,跨界寻求资源进行离岸生产,无疑是必须的战略选择。而土地资产保值增值性,在农产品价格高行的趋势下,也必然会进一步提高。事实上维际海外投资于2012年4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称:近十年所有投资项目中农地投资资产增值最多,短短12 年增加了12 倍。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农地更加成为养老基金、房地产集团和金融资本等青睐的扩大投资组合的一种新资产。
四、海外耕地投资的概念界定
“投资”一词有二层含义:一是指一种活动,一种创建或一种获得财产的行为;二是指这笔财产本身,它完全是上述活动产生的结果。从法学理论来讲,对某一行为下一定义,除对行为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权威性范畴外,还应该概括这一行为的相关标准,这些标准包括行为性质、行为来源、行为目的和动机,以期人们只需通过法律概念就能快速准确认识、理解该事物。上述学者对海外耕地投资概念的界定大多集中在对投资行为事实、特征概括上,较少关注海外耕地投资的性质、来源、目的、动机。这其中FAO的定义相对较为完整,但也缺乏对此类投资性质、动机的表述。从实践层面看,海外耕地投资属于国际投资中的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又可分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四种。
结合上述海外耕地投资的特征,本文认为海外耕地投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具有独立投资决策权,并对投资结果负责的多类型投资主体(包括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官方与半官方机构等),为了满足自身的战略发展要求或投资主体所代表的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对农业自然资源及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需求,获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粮食、能源安全),通过购买、租赁或特许协议等方式,对他国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进行直接或间接占有,目的在于建立、控制、经营以种植大宗农产品为主的大型农业生产项目并将作物产品返销回国或在全球市场上分配的一种资源获取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狭义的是指,具有独立投资决策权,并对投资结果负责的投资主体,为了满足本国粮食安全的需要,通过购买、租赁或特许协议等方式,对他国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进行直接或间接占有,目的在于建立、控制、经营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大型农业生产项目并将作物产品返销回国的一种资源获取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GRAIN.Seized:The 2008 Land Grab for Food and Financial Security[EB/OL].http://www.grain.org.2008.
[2]IFPRI:as reported by Reuters,30 April 2009.
[3]Sulle,E.and F.Nelson:Biofuels,land access and rural livelihoods in Tanzania.London:IIED.2009.
[4]Fao:土地权属和国际农业投资[EB/OL].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2010.
[5]Borras,S.P.Mc Michael and I.Scoones:The politics of biofuels,land and agrarian change:editors’introduction[J].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10(4).
胜任力模型溯源 篇2
一、胜任力研究溯源
胜任力(Competence)来自拉丁语Competere,意思是适当的;国内有人译作素质、能力、胜任力、胜任特征等。胜任力在管理领域的研究与应用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勒1911年通过“时间——动作研究”对胜任力进行的分析和研究。Flanagan (1954)首先提出“关键事件”方法,根据公司管理者的工作分析,认定7个管理者工作要素,即生产监督、生产领导、员工监督、人际协调、与员工的接触和交往、工作的组织计划与准备以及劳资关系,也被认为是胜任力研究的萌芽阶段。
1958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克莱兰主编了一本题为《才能与社会:人才识别的新角度》的书,阐述了具有某些个性特征的人与其所表现出的工作取向以及工作绩效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胜任力研究的开端,其书中所使用的Talent一词,也就是后来所使用的competence的前身。
1959年,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怀特在《心理学评鉴》杂志上发表了《再谈激励:胜任力的概念》,在文章中第一次正式提到与“人才识别”和“个人特性”有关联意义的competence一词。1963年,罗伯特·怀特在《生活探索》杂志上发表了《人际关系胜任力》,对胜任力和社会生活关系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和探索。
正是由于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怀特使用了competence一词并作了探讨,1973年,戴维·麦克莱兰博士在其具有标志意义的文章《测量胜任力而非智力》中使用了competence而不是talent。麦克莱兰博士《测量胜任力而非智力》一文的发表,标志着胜任素质体系的基本确立。
二、Competency与Competence
关于competency与competence二词关系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学者Berman认为,competency与competence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是有区别的。他认为competency是胜任力的表现,是用来了解和识别优秀绩效、行为、功能性技能,而competence是以观察功能型的技能为基础的,主要强调整合的功能方面。McClelland认为,competence实指个体履行工作职责和取得绩效的能力,而competency则集中关注个体在一个特定情景下的实际行为和绩效。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院则认为有必要对competency和competence这两个词做出更清晰的界定和对比,competence是一个抽象的、笼统的概念,狭义地讲,它指的是个体能够达成某个职位的绩效要求的一种状态或综合品质。相比之下,competency则是对于一个个具体的职位或工作任务而言的特质或特征。也就是说,competence具体到某个特殊的职位或任务上时,就可以提炼出一项或数项具体的competency。
综上所述,competency与competence之间是有区别的,competence是“胜任力”的意思,而competency则是“胜任特征”的意思。笔者认为,从数学角度来说,competence就是一个集合,而competency就是集合里的元素。
三、胜任力的概念及分类
麦克莱兰博士在《测量胜任力而非智力》一文中并没有给出胜任力的全面定义。他的同事斯班舍1993在《工作胜任力》中给胜任力下了定义:胜任力就是个体所具备的某种或某些潜在特质,这些特质与高绩效员工的工作表现具有高度的因果关系。在这个基础上,麦克莱兰又追加说,这些个人特质在人格中扮演深层次、持久性的角色,它们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一个人在复杂的工作情景及重要职位上的行为表现。1994年,斯班舍在其著作《胜任素质评估方法》中再次对胜任力的定义进行了辨析:胜任力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概念、态度或价值观、具体知识化、任职或行为技能——也就是可以被准确测量或计算的某些个体特性,这些特性能够明确地区别出优秀绩效执行者和一般绩效执行者,或者说能够明确地区别出高绩效执行者和低效率的绩效执行者。
综上所述,胜任力就是用行为方式描述出来的员工需要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特质,是个体能够达到某个职位绩效要求的一种状态或综合品质,具有可指导、可观察和可衡量三个特征。在建构胜任力模型时,一般将胜任力分为三类:门槛类胜任力、区辨类胜任力和转化类胜任力。
1. 门槛类胜任力。
门槛类胜任力仅指为保证工作取得成功而界定出的一些最低标准要求。一般说来,提高门槛类胜任力与取得更高的绩效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门槛类胜任力通常包括基本的技能、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等等,是进入某个职业的最基本的素质,也是能力继续提升的基础素质。
2. 区辨类胜任力。
区辨类胜任力是那些能将同一职位上的高绩效者和绩效平平者区分开来的素质。比如说主动性、影响力和结果导向等等。区辨类素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特定的方法来加以影响和改善的。这就要求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在管理人员开发中,要注意员工区辨类胜任力的开发和提高,因为高胜任力可以产生高绩效。
3. 转化类胜任力。
转化类胜任力通常是指管理人员和员工普遍都缺乏的那些胜任素质,一旦他们在这种胜任力上得到改善和提高,那么将会大大提高工作绩效。例如。“开发他人”、“系统思考”、“复原力”等胜任力就为大多数人所缺乏。当然这些胜任力的开发和提高也就比门槛类胜任力和区辨类胜任力要困难得多。一个想要出类拔萃的管理者和员工必须要注重转化类胜任力的开发和提高。
四、胜任力模型的构建方法
胜任力模型是指担任某一特定的任务角色所需具备胜任力项目的集合。即CM={CIi—=1,2,3,…,n}。CM表示胜任力模型,CI表示胜任力项目,CIi即第i个胜任力项目,n表示胜任力项目的数目。当前构建胜任力模型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1. 归纳法。
这是一种通过对特定的员工群体的个人特质的发掘和归纳,形成胜任能力模型的方法。此方法运用的主要工具有关键样本法和行为事件访谈法,其中运用最多的当属行为事件访谈法(BEI)。作为一种用来收集被访者个人特质的访谈方法,BEI凭借高度结构化的访谈模式和熟练掌握相关访谈技术的咨询顾问,来详细了解被访者工作中的关键事件及其成功要素,收集其过去的行为和真实想法,从中发掘有价值的个人特质。BEI的对象同时包括高绩效者和业绩平平者,通过对访谈结果的比较分析,发现导致高绩效的那些特质,作为建立胜任力模型的素材。通过BEI获取大量的“原始素材”后,咨询顾问对这些信息进行细致的筛选、编码、分级等加工过程,并最终形成胜任力模型。
2. 演绎法。
这是一种从企业使命、愿景、战略以及价值观中推导出特定员工群体所需的导致高绩效特质的方法。主要应用工具为小组讨论。演绎法的基本假设是:胜任力模型作为对任职者的一套个人特质的要求,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有益于愿景、战略等组织目标的实现,并体现组织的核心价值观。演绎法的实质是一个逻辑推导过程,其基本步骤如下:(1)厘清组织愿景、使命、战略和核心价值观;(2)推导关键岗位角色和职责;(3)推导导致高绩效所需要具备的特质。通常我们通过分组访谈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推导过程。分组访谈的对象既包括胜任力模型的直接针对人群,也包括其他了解情况的相关人员。访谈的结果仍将经过筛选、分类、分级等专业处理过程,以最终形成胜任力模型。
3. 限定选项法。
中华“礼”的溯源 篇3
《左传·定公十年》曰:“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文化很早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标志。“礼”之产生,可以溯源于原始的以祭天、敬神为主要内容的祭祀活动。“礼”本谓敬神,是原始社会宗教信仰的产物。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禮”字,左边是神,右边是放在“曲”这种祭祀礼器上的祭物“豆”,表达的是一种对神的虔诚敬畏,以求神灵降福。殷礼仍属于礼神时代,严格意义上中华礼仪核心的人文精神并未形成。经周公“制礼作乐”,实行以德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礼制,进入了道德礼制时期,使“礼”实现了由事神领域到事人领域的转折飞跃,有了祭祀、婚冠、宾客、军旅、丧葬之“五礼”,成为治国安邦的首要工具,并逐步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精神内容,使周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有序统治,周礼也成为汉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家制定“礼”的经典依据。
春秋中后期,社会动荡、王室衰微、战争频发。面对分裂动荡、道德沦丧的多变社会环境,孔子为“天下无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礼崩乐坏”而痛苦,发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悲叹,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14年奔游列国,主张“为国以礼”、“克己复礼”,充分体现了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适周问礼是孔子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孔子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成为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制高点。孔子以仁释礼,突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周礼,把礼推到了社会各阶层,列为人人可学的对象,“不学礼,无以立”,从而将治政的途径引向诲人自省的道德修养,使中华礼文化得以传衍久远、承续有端。
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为巩固万世一系的皇权统治,采取残暴愚蠢的“焚书坑儒”,春秋末叶以来形成的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精神因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春秋保留的仅有的一点“礼”正在消亡。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将儒家经典作为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唯一的行事规范,儒学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主导。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出现,从天子到黎民百姓,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神州大地,处处王化,华夏大地封建社会的秩序最终确定。此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虽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是儒家的经典作为国人的行事规范、“礼”对政治、经济、司法、百姓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定,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就连始于汉朝的科举考试,考试的主要内容也是考学生们对孔子礼学的理解程度。即使其间出现两次短暂的少数民族主政,也都是进行的“汉化”统治。由此可见,“礼”的“定分止争”功能的强大,是“礼”给了社会以秩序,给了庶民以安定。“礼”不但成了社会稳定的强大工具,还成了个人修身的目标。
近代鸦片战争叩开了国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遇到了全球资本主义浪潮的外来冲击,原有的封建礼法制度再也无法维持其对社会的统治。无数中华儿女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奋斗中,开始学习西方文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孔教,“砸烂孔家店”,孔子封建礼教被视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束缚人们思想、扼杀国人心灵的精神鸦片而彻底摒弃,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为全体国民共同认可的“礼”却并未形成。
解放后,长期以强制命令和政治运动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常用手段,其结果是“文化革命”对整个社会文明的几近毁灭式的摧残。“文革”中,“批林批孔”、“打倒孔老二”、“彻底捣毁孔家店”再次使一代先师蒙羞,孔子礼学受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人际关系日趋紧张,各种摩擦、冲突频发,危机四伏,矛盾凸显。仍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为全民族所共同遵守的礼仪规范,以致造成了国人不尽知礼,面对纷繁复杂的礼仪形式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孔子礼学重新焕发活力,在感化个体心灵、陶冶思想情操、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等层面再次彰显独特魅力。尤其是遍布全球的近300家孔子学院的设立,掀起了全球“孔子热”、“汉语热”,孔子归来,儒学的中国复兴,孔子礼学走向了五大洲,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世人所瞩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礼学并未因批判和摧残而消亡,相反经过时代的选择、改造、创新、重构,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之精魂,中华文明之核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使礼仪春风再次吹遍全中国,唤醒国人尚礼意识,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仪规范逐步回归。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礼”的重建过程。
“留学生”溯源 篇4
我们把留居外国学习或研究的人员称为“留学生”, 那么“留学生”一词是怎么来的呢?
“留学生”这个词是日本人创造的。唐朝时, 日本政府为了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 曾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遣唐使是外交使节, 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不能过长, 因而难以更好地吸取中国的先进文遣唐使等回国后仍然留在中国学习的学生, “还学生”则在遣唐使回国时一起回国。后来, “留学生”这个词就一直沿用下来, 其语义也有了变化发展:凡是留到外国学习或研究的学生, 都称作“留学生”。■
古代教师称谓溯源 篇5
古“教”字的含义,是长辈对下辈的督责、训育,是对“传道、授业、解惑”的一·种尊称。《说文解字·支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古代的“师”字,原本是古人对军队编制的称呼(古代以2500人为师)。“师”字引申有众人表率之义,又引申为统领众人的师长之称,泛指具有专门知识技艺和德高望重者。《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谕诸德者也。”《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殷商的“瞽宗”,选择技术水平很高的乐师到学校担任教师,瞽是乐师的官名。西周金文称乐官为师、镈师或辅师。春秋战国时亦把“师”作为教官的称谓。秦朝曾以吏为师,汉代以后多以儒为师。直到近代,人们才把“教”与“师”二字结合在一起连用,总称为“教师”,专指向学生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入。由此可见,“教”字与“师”字虽然在我国古代早已广泛流行,但把这两个字连用而成为一个特定概念的专门称谓,却是出于近代。
“师长”是古代对教师的尊称,《周礼·地官·师氏》:“三曰顺行,以事师长。”《韩非子·五蠧》:“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古人把教师视为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品德高尚的长辈而大加尊敬和崇拜。
“师傅”是古代教师的通称。《谷梁传·昭公十九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之罪也。”封建社会东宫太子的教师,被称为“太子师傅”。“外傅”是古代对教师的特称。
“师父”是古代对教师特别亲切的尊称,包含有视教师如父亲之意,《白虎通义·封公侯》:“人有三尊,君、父、师。”封建社会许多人家厅堂建造的牌位上写着:“天地君亲师位。”
“老师”一词起源颇久,最初是指年老而资深的学者,如西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后来用于尊称教授生徒者,如金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儿,属句有凤性,说字惊老师。”“老师”的称谓在宋元时期为“小学”教师的别称。
古代还常常对年纪已老、德高望重的教师尊称为“先生”。按《礼记纂言》卷一中注:“先生,老人教学者。”《孟子》注:“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古时把“门馆”、“私塾”老师之中年长者一律尊称为“先生”。
“山长”或称“洞主”,书院的主持人,是古代学生对书院中授徒讲学之首席教师的敬称。一般都是书院的主讲者,总领院务。五代时蒋维东隐居衡岳讲学,学生尊称他为“山长”,“山长”之名由此起源。至元代,为书院院长之正式名称。
“经师”原指对儒家经典有专长而教授有方者,一般是指儒学学官。汉代学校教师也称“经师”。《汉书·平帝纪》:“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经师一人。”后来历代把在学校里传授儒家经典的教师统称为“经师”,《王文宪集序》:“经师人表,久资望实。”
“人师”指操行品德可以为人师表者。袁宏《后汉纪》:“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由此可见,“人师”是比“经师”更加崇高的尊称,这说明古代颇重视有封建道德修养做学生榜样的教师。
“座师”,古代科举制度,考中的举人、进士称乡会试的主考或总裁官为“座师”,犹如唐朝时所称“座主”。
“房师”,古代举人对荐举本人试卷的同考官尊称为“房师”。因为乡试分若干房,每房有一同考官,试卷必须经过某房的同考官选荐,方能取中。
“教谕”是宋代京师设立的小学和武学中的教师称谓。元、明、清代的县学都以“教谕”作为教师的称谓(学官名),主持文庙祭祀,宣扬儒家经典和皇帝的训示,教诲和管束所属学生。
“教习”是明代入选翰林院的进士(即庶吉士)之教师称谓。清代,翰林院庶常馆简用大臣二人掌教习事,月考庶吉士(选士殿试后选入庶常馆为庶吉士)学业。以侍读、侍讲学士以下翰林官分司训课者,称为“小教习”。至清代末叶,兴办学堂,开始时仍称教师为“教习”。辛亥革命后渐废不用。
“训导”,明、清代各府、州、县学皆设“训导”,地位略次于“教谕”。
“学录”,宋代于国子监设置“学录”,掌管执行学规,纠举并处罚太学犯规学生。明、清代仍旧设置“学录”,目的是监督学生,不得有法外行动。
“学正”,宋代于国子监设置“学正”,地位在博士、助教之下,学录之上。元代以后,各州学亦设“学正”,相当于府学的教授。
古代常把家庭教师尊称为“西席”或“西宾”,因为古人的风俗习惯常席地而坐,以西为尊、为大。唐代以前,私塾教师赴宴,必请入西席面东而坐。故民间尊称私塾教师为“西宾”,亦称“西席”。
“夫子”,本为古代对男子的尊称,后用以尊称教师,如春秋时大教育家孔丘,被古人尊称为“孔夫子”。
古代“教授”、“讲师”、“助教”、“博士”称谓的含义,与今天不同。远在唐代以前,虽然早已有“教授”这一称谓,但唐代以前“教授”的本义仅仅只是一种教学行为,并非教官称谓。作为教学之官的“教授”,究竟何时开始设置呢?据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以40年时间和精力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记载:“(至道元年正月戊申朔)始命司门员外郎、开封孙蠙为皇侄、皇孙教授。时中书言‘唐文宗朝,宰臣李石奏,太子有侍读,诸王亦有侍读,无降杀之礼,请改为奉诸王讲读。今皇侄、皇孙皆列职环卫,请以教授为名。’从之。”由此可见,宋太宗至道元年(995)正月,司门员外郎孙蠙在皇宫内任皇侄、皇孙教授,乃宋代设置教授官之开始。宋真宗咸平元年(998)正月,又设置了南宫教授、北宅教授,即睦亲宅教授、广亲宅教授,分别为太祖、太宗子孙与秦王延美子孙的教官(《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3《宗学博士》)。宋庆历四年(1044),在州学、军学、监学开始设置教授官,据南宋学者赵善沛抄本《元丰官志》记载:“宋初但有四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未建州学也。景祐四年,诏藩镇始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四年,始诏诸路州、军、监各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六月,又有“大学教授”与“小学教授”之分。凡教14岁以下的宗子,称小学教授;教15岁以上的宗室成员,称大学教授。自从宋代开始于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科均设“教授”,以传授学业。宋以后,仍沿用“教授”为学官名称,掌学校课试等事。
古代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的教师,谓“讲师”;古代“助教”,是学官名,始于晋代,协助博士教授学生,其后各代均在国学中设助教,助教为“国子学”(即后之“国子监”)教师。古代博士,源于战国时期,《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代,博士掌古今史事侍问及书籍典守。汉代才开始称太学中教师为“博士”。西汉武帝时,用公孙弘议,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自后博士专掌经学传授,与文帝、景帝时的博士制度有异,立五经博士,以今文经学为主。而同时河间献王(刘德)也立博士,表彰民间古文经学,与官学相抗衡。平帝时,立左氏《春秋》、毛氏《诗》、《逸礼》和《古文尚书》,古文经学逐渐成为官学。东汉光武帝立十四博士,又恢复了今文经学的地位。东汉中叶以后,经学转到民间儒师手里,博士制度虽历代相沿,而作用与前已有不同。唐宋时期,博士为专精一艺的教职官名,各专业学校有“律学博士”、“算学博士”、“书学博士”、“医学博士”等。
案香溯源 篇6
一个能破解生命的语汇
通往历史的隧道
在千古的沉睡卷经中
复活了兴衰沉沦的生命洪流
等你一千年
一本本品读
墨香绕梁
字字如金
案上留下是青灯的火焰
一丝余光
把世界还原
也许有更多人无法读懂一种的强音
当繁华落尽
唯有沉静后再现的声声不息的涛鸣
二
一个能诠释历史的文明
有多少人用青春生命
在案上耕种
也许数百年成为古树
无人问津曾有过故事
只有大树下乘凉人守望蓝天和青山
不断延续
不断成长
成为绵延不断的衔接生息的历史节点
在这个节点上
案上孤灯
总是照亮永恒的世界
人类从此有一个
记录和还原的文明
三
案上独白
是档案人心灵深处的坐标
尽管冷暖檐下知
感觉具有能集聚财富的力量
能见证历史清白
唯有案上兰花
在静静守望窗外世界
将恒久的兰香
“原来”溯源 篇7
“原来”最早运用还是“元来”用得早?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和渊源?“元来”为什们现在已经不用了?“原来”这个词在明朝之前是不存在的。那时通用的是“元来”。“元”是起初、开始、本来的意思。改动是朱元璋猜忌的结果。
朱元璋看到“元来”心神不安,“元来”不但冲撞了其名,还暗含他灭掉的元朝回来之意,这不是元朝要复辟吗?于是他决心要消灭这个不祥之词,但这是常用词,即使现在消灭了,过去的重要文献书籍中还大量存在。一位聪明的大臣看透了朱的心思,便建议将“元”改为“原”。朱元璋听了大喜,随即诏令“原来”通行天下。“元来”从此绝迹。本来当是“元始社会”的也成了“原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