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共8篇）

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篇1

一、我国境外投资现状

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 2002年至2010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52%。“十一五”期间,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增长35%, 增速是“十五”时期的4倍。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 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 同比增长36.3%。截至2010年底, 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588亿美元。“十二五”期间, 我国将更加重视“走出去”, 统筹推进企业对外开展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加工制造、农业等领域的投资合作, 培育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使其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

二、目前海外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一) 为了取得海外市场, 企业盲目投资和无序投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某些企业仅仅为了海外市场规模的扩张, 不考虑投资经

济效益和环境资源效益, 采取低价竞争, 从而给国家造了成巨大的损失。例如,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竞标承建波兰高速公路时, 报价不及波兰政府预算的一半, 可开工后却发现当地的物资成本远高于预期, 只好被迫放弃项目, 后续还可能会承担高达2.7亿美元的违约金。

2、海外中国企业之间缺乏协调管理, 造成国内企业在同一国家同一项目上的恶性竞争。

如今年年初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在海外市场争得不可开交。

(二) 金融汇兑存在巨大风险

许多国家金融制度极不完善, 传统的信用证交易几乎完全不可行, 因为商业银行不是拒绝办理, 就是拒绝承兑。而采用其它付款方式, 如货到付款、付款交单等同样存在钱货两失的风险。还有不少国家实行外汇管制, 即使赚了钱也难汇回国, 不得不求助于地下钱庄, 风险更难预估。

(三) 文化差异影响海外市场的拓展

在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 面对的最大困难不在于资金、技术或资源整合能力, 而在于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和众多的利益团体如何进行良好的沟通。但是, 由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的不同, 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必然面临文化冲突问题。

(四) 国际政局动荡、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不可抗因素, 给我国海外投资带来不小的损失

例如今年2011年3月份, 利比亚境内的动荡给中资企业造成了相当大影响。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总数有50个, 涉及合同的金额达到188亿美元。在利比亚的中资企业达75家, 在这次利比亚事变中, 均蒙受程度不等的经济损失。再如, 据国资委不完全统计,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 有68家央企曝出114亿美元的海外业务巨额浮亏。

三、如何防范境外投资风险

(一) 规范企业海外投资业务

一方面通过法规和制度的完善, 有效规范投资项目决策和经营行为, 从而规避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针对在同一国家同一项目上曾经有过多家国内企业相互竞争的情况, 政府部门要及时加以协调, 防止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上的无序或恶性竞争。例如中石化就成立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对外代表中石化统一进行招投标, 有效防止了各个油田在所在国的竞争。

(二) 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 防止盲目投资

在进行境外投资决策时, 一定要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 进行科学的投资可行性分析, 尤其是投资效益的分析。财务部门在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阶段, 应对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科学的估算, 在进行效益估算时, 对使用的数据一定要通过多方调查论证, 尽量使用准确的数据。在项目可行与否的结论上, 要重点把握投资回收期、内含报酬率、净现金流量等关键评价指标。

(三)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建立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是防范投资风险的具体方法, 借助于该系统的有效运行, 能够加强境外投资风险的事前管理。具体包括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公共安全风险预警系统、经营风险预警系统等。通过风险预警系统的建议和完善, 能够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使企业避免各种风险带来的损失或使企业的损失最小化。

(四) 充分利用当地信息资源, 规避政策风险

要有效地规避境外投资的政策风险, 需要充分利用当地的信息资源, 采用“借力”手段来实现。一是通过当地或国际上知名的会计师、财务咨询公司的咨询服务来实现境外企业会计制度的建立、日常会计业务的核算、财务报告的提报、纳税的申报和各种投资优惠政策的享有等;二是充分利用当地的财务管理人才进行境外公司的财务管理, 实现财务管理本土化。财务管理本土化, 是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 规避政策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

(五) 建立科学的财务监控体系, 掌握财务控制权或监控权

对境外投资进行有效的财务监控是防止境外企业资产流失, 实现境外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根本保证。失去了对境外投资的财务监控权, 就失去了对境外资产的支配权。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迅猛, 特别是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海外投资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这一方面可以弥补国内资源不足、减少贸易摩擦、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等问题, 另一方面,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以及不可预知的因素的增多, 海外投资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因此, 如何加强海外投资管理, 防范投资风险成为摆在我们企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企业境外投资,投资风险,风险规避

参考文献

[1]新华网.《我国海外投资问题及风险管理》, 2011年8月14日

[2]李宝民.《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范》, 光明日报, 2010年12月10日

[3]汪发元, 潘会平.《浅论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配套分析》, 2011年3月19日

[4]徐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与对策研究》, 中国改革报, 2011年8月5日

如何防范个人境外证券投资风险 篇2

开放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风险

从资本项目开放的角度看，尽管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已经平稳启动，但开放境内投资者境外证券直接投资，对境内金融市场及香港金融市场等方面将产生巨大影响。从管理角度看，更需重视政策放开过程中的各种风险的预测和控制。

影响国内宏观经济风险。一是可能对我国宏观经济带来冲击。2013年以来，国际证券市场的收益状况要优于国内证券市场，美国市场不断创出新高，日本市场上涨超过20%，欧洲市场虽然经历了塞浦路斯危机，但回报率依然接近6%。而我国证券市场表现平淡，且长期以来我国对境内个人证券投资基本限制，一旦渠道畅通，可能形成部分个人长期积聚需求的集中释放，资本的大量外流，可能会引致外汇收支出现逆差，势必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二是增加我国调控人民币汇率难度。由于境内个人对外投资，一定规模的境内个人资本积累于国外，但当国内汇率存在较为明显波动趋势时，由于资本的趋利性，这些资本就会顺势而动，增加我国调控人民币汇率的难度。三是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中，相当部分源于个人出资，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个人资本的持续支持。但当境外直接投资政策开放后，将引起境内个人资本分流，从而减弱对国内实体经济的投资支持力度，从而削弱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四是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金融市场。境内个人为获取投资收益，将一定资金用于炒股，购买国库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购买保险等投资项目，当个人境外证券投资放开后，面对境外更好的投资机会，一部分个人资金会从境内转向境外，从而降低了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能力。

加大违规资金流动风险。一是加大境外投机资金流入的动力。个人境外投资股票市场的放宽在畅通境内合规资金外流渠道的同时，也提供了投机资金的回流途径，可能成为更大规模资金流入的动力。二是提供非法资金“洗白”的机会。境外证券市场风险和交易规则与内地有很大不同，加上人民币升值状况，谨慎型的投资者未必会积极参与，倒是出于非法目的的资金，比如洗钱资金，会不顾及成本积极参与，非法“洗钱”资金获得了十分宽松的“洗白”机会。三是部分境内企业可能利用企业和个人外汇政策范围的差异，利用境内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其超范围投资的目的。如境内个人可对外期货期权投资，而对于企业一般境内金融企業或大型的企业没有这种投资资格，这种情况下，为规避政策限制，境内企业就会借道境内个人投资境外期货期权市场获利。

加大投资者投资风险与汇率风险。一是境内个人投资者到境外进行证券投资，由于其信息、能力、知识等方面的不足，必然面临一定的风险。二是投资本金和外币投资收益的汇率风险，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远期、掉期、外汇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锁定远期汇率，而国内个人投资者参与外汇市场受限，汇率风险则完全由个人投资者承担。

政策应落实与跟进

目前我们正处在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第一步骤时期，即将推出的QDII2将进入第二步骤。QDII2是在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可兑换条件下，有控制地允许境内个人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一项制度安排。面对高度市场化的境外证券市场，在政策开放的过程中，若没有相对完善和健全的市场规则和监管机制，相应的风险很难得到有效地控制。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开放在技术和系统上其实比较简单，重点是有关政策的落地和跟进，同时也需要相关配套制度安排。

制定境内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法律法规。制定《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证券市场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明确监管者、投资者以及外汇指定银行三者的权利与义务，规定适应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投资规模（初始投资规模及最高投资规模）、调高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个人结售汇年度总额。

建立完善的境内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管理体系。一是外汇管理部门方面：根据拟出台的《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证券市场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规范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核准登记管理，负责投资者主体资格审查、项目审查及投资额度审查。建立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年检制度，通过年检，了解个人投资者真实的资本市场交易情况，加强对个人投资者的动态管理。确保外汇资金封闭运行，投资者证券投资跨境资金只能在外汇局指定的银行之间收付，不得向第三方划转和在境外存取，防范境内外其他外汇资金混入证券投资资金跨境流动，加强非现场数据的监督和分析。二是外汇指定银行方面：投资者境外直接投资必须开立专用账户，其外汇资金收支均应通过个人资本专用账户办理。银行办理相关业务时，必须坚持真实交易背景的原则，即个人证券投资外汇账户资金应真实用于境外证券投资。证券交易资金交割清算，必须以实际买卖证券的交易清单为依据。必须坚持现金现券交易的原则。即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必须以在资金账户存有的足额外汇或在证券账户存有的足额证券为前提，严格杜绝融资融券和买空卖空。

加强投资主体的管理和投资者风险意识宣传。一是设置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者主体资格条件，作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核准登记的审查内容之一进行管理。投资主体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件；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18周岁以上；4、必须拥有5年以下股票市场操作经验；5、个人投资者与境外证券交易所签订风险投资书。二是加强投资者风险意识宣传工作，充分向投资者揭示投资风险，使投资者形成风险自担的意识。同时应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控制风险，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篇3

1.投资方式不断丰富

最近几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不断丰富, 已经从早期单一的制造业为主的直接资本输出转变为资源开采与投资, 以及战略合作伙伴等国际通行方式, 发展跨国投资已经成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已经从吸收外资的大国不断走向在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主要投资国。当下随着改革的逐步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为我国境外投资创下良好的机遇。在对外贸易中取得较好成绩的同时, 我国的对外境外投资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尤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 发展境外投资业已成为我国中小型企业, 争取发展机遇应对挑战的主要方式, 也是我国广大国企保持经济竞争力时, 推进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从2001年到2014年间, 由工信部发布的对外投资总额从18亿美元猛增至1200亿美元。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参与发达国家制造, 纺织, 医药, 电子设计设备, 汽车的重点传统领域的境外投资保持快速增长。以2014年为例, 2014年无疑是中国境外投资元年。我国从以前的资本净输入国转变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投资国。我国企业除了投资英美发达国家外, 我国企业积极探索意法德等经济实体。中国企业广泛接触中亚, 南洋, 拉丁美洲, 以及非洲的发展中经济体。我国企业的投资规模从单一的能源企业, 到现在对服务业制造业的有关投资, 投资趋向多元化, 境外规模不断扩大。除国企外, 民企在境外投资也初显规模。但比较资本、技术、政策等方面因素, 民企仍然处于劣势。

3.投资区域不断拓展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增强, 我国企业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举措越来越频繁, 对外投资的区域和范围也越来越广, 截止至2014年底, 我国已超过15000家对外投资企业分布在世界的179个国家, 境外投资覆盖率为83.5%,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外投资的直接对象仍然受限于发展中国家, 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较少。从具体类型来看, 境外投资仍以能源驱动型为主, 以石油, 有色金属, 贵金属, 天然气为主, 仍然集中在澳大利亚, 美国, 加拿大, 中亚, 以及非洲等有关地区。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结构优化升级, 劳动力价格的升高, 可以预见境外投资的需求仍将逐步增长, 我国境外投资的区域仍将不断深化, 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4.投资缺乏规范

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 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仍需要大量资本, 与吸收境外投资相比, 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尚处于萌芽阶段。在境外投资市场的发展上, 我国企业面临语言, 风俗习惯, 相关国家法律, 资本等技术障碍, 境外投资缺乏可持续发展。以高铁产业为主, 中国南车, 中国北车作为交通轨道的企业巨头, 由于境外投资的不规范, 产生了恶性竞争。阿根廷事件将南车北车的恶性竞争问题暴露在眼前出来。在阿根廷, 中国南车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不当获取数十亿元人民币的订单, 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 直接损害我国整体利益, 伤害业内企业的情感, 违背了企业公平竞争原则, 直接导致南车北车的合并。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 我国境外投资缺乏规范, 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 同样面临企业指挥运行分散、缺乏分工协调能力的困境, 在境外投资市场上的竞争力弱。为了增强我国企业的海外发展能力, 拓宽境外投资发展渠道, 我国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出台有关境外投资风险防控的单行法。在企业运行方面, 推进投资前的尽职调查和事后企业文化的整合策略, 推进我国境外投资的稳步发展。

二、境外投资风险分析

1.竞争力低, 投资效益低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境外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 境外投资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健全。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 规模小, 竞争力低下, 投资效益也相对比较低。在技术, 资本, 规模, 以及相关服务上面, 中国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型企业仍处于弱势地位。在境外投资的过程中, 我国企业无法独立形成特有的规模优势, 推广品牌意识, 对市场的开发能力仍处于弱势地位。难以预期的收益, 较高投资风险, 以及低下的竞争力让众多中国企业对境外投资望而却步。由此可以看出, 由于缺乏核心知识产权, 缺乏相关技术严重阻碍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 企业经营缺乏新的增长点。

2.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差

值得注意的是, 广大中小型企业是境外投资主体。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因素, 国有企业占据境外投资主流。但是与广大中小型企业相比, 我国国有企业未建立彻底的现代产权制度, 许多企业党企不分, 管理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 任人唯亲, 尸位素餐, 这些严重地制约着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科学发展。当然由于由于境外投资需要要求较高的管理水平对管理人员有较高的要求, 也客观上加剧该问题的严重性。在对外投资方面, 广大中小型企业普遍遭遇资金难题, 主要体现在外汇和融资成本上。现行的经济制度, 国有企业拥有对广大中小型企业不恰当的竞争优势。在境外投资上面, 国企能获得更多资金政策支持。由于资金技术的门槛, 广大中小型企业在国际境外投资方面缺乏主动性。

3.结构不合理, 缺乏宏观规划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境外投资起步晚, 发展慢。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针对境外投资问题, 我国政府未制定我国境外投资的中长期战略。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规划, 我国境外投资结构划分不合理, 企业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 加工制造, 等初级投资, 缺乏对高新技术, 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企业面临不规范的准入门槛, 不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 繁杂耗时的审批程序, 令人困惑的政策等诸多制度问题。这些因素直接导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扎堆于一些低附加值, 低效益的产业, 缺乏宏观规划, 难以形成合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处于不利地位。

三、防范规避境外投资风险的措施

1.推进相关企业海外投资法律体系和单行法的出台

加快推进相关企业海外投资法律体系和单行法的出台, 是强化我国境外投资的必由之路, 是规范境外投资的兴业举措。依据英美发达国家的经验, 制定海外投资的中长期规划, 实施步骤以及相关产业目录, 制定企业境外投资的资格认定, 竞争力评估, 组织对外投资专管机构,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国情的境外投资市场机制, 削减审批程序, 加大对广大中小型企业政策扶持, 深化国有企业份制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建立统一的海外投资法律体系有利于规范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纳税, 防止恶性竞争, 出台有关单行法有助于细化相关责任制度, 推进海外投资的规范化, 法制化, 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制度, 便于统筹管理和监督, 从而推进企业对外投资的纵向和横向协调发展。

2.推进投资前的尽职调查和事后文化整合策略

推进投资前的尽职调查和事后文化整合策略能有效推进企业管理的本土化, 增强境外投资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俗语有言: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推进投资前尽职调查能有效防范投资地的政治与法律风险, 防止境外投资被肆意浪费, 建立权责明晰的管理制度及日后追责制度。事后文化整合是对企业文化的再塑造, 增强职工和管理层对企业的认同度和同质化程度, 客观上规范了企业内部有机个体, 防范经营失败风险, 便于企业制定积极客观的经营目标, 取得预期投资目标。

3.健全相关行业规范和公共信息服务制度

广大商会、行业协会在企业境外投资过程往往能发挥政府所无法代替的作用, 能有效抵制恶性竞争, 监督行业各个客体诚信经营, 阻止有关商业参与者弄虚作假, 破坏境外市场的秩序。当下我国企业对境外投资的需求猛增, 设置统一的境外投资管理机构, 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信息服务制度业已成为政府无法推卸的职责。编制企业境外投资的大事表, 发布具有战略眼光的蓝皮书, 统计境外投资的相关数据, 提供有关行业的国际市场和投资环境, 鼓励相关行业, 商会制定本行业规范, 进行跨行业的交流会业已成为现下的燃眉之急。可以预见, 随着相关行业规范和公共信息制度的规范, 我国境外投资的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规模会有质的扩展。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的国民经济的逐步扩展, 我国的境外投资也将逐步增多, 境外投资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之一, 其发展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国综合国力, 经济结构的优化, 因此, 境外投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做好有关的防范风险措施, 趋利避害, 扩大我国境外投资规模, 提高境外投资质量, 为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提供切实保障。

摘要：改革开放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我国企业积极贯彻党和政府“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 积极拓展对外投资渠道与模式, 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危机与风险并存, 我国企业也面临种种挑战。针对我国企业境外投资中存在众多法律风险, 本文试图从国家法制和相关企业运行这两个层面进行相关风险防控对策及法律方面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梅.中国投资海外:质疑, 事实和分析[J].科技与致富导读, 2014, (11) :39~41.

[2]林海涛.浅谈海外投资风险控制[J].企业管理, 2013. (10) .65~67.

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篇4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企业实力的增强,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蓬勃发展, 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步伐,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 由单一的新建投资办厂为主转向并购投资与新建投资并存的格局, 国有大型企业替代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 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FDI) 流出量约480亿美元, 世界排名第六。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排名跃升至第五位, 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据商务部统计, 截至2011年底, 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 (地区) 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 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 220亿美元, 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

伴随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快速增长, 中国企业也进入国际风险高发期,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 中国企业应对国际风险的经验不足, 抗风险能力薄弱。其结果出现中国企业并购成功率低、投资亏损率高的困境 (亏损率高达67%) 。因此, 研究当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问题及应对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面对的国际风险分析

1. 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 当代发生战争、政变、军事冲突、民族骚乱、恐怖主义等极端政治风险的几率在下降, 而来自东道国的政府干预和工会罢工等形式的政治风险在上升。

近年来中国企业频频遭受国际政治风险的威胁和干扰, 诸如海外员工遭到绑架和袭击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也给迈向国际化征程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2001年15名中国援外建筑工人在斯里兰卡遭毒打和绑架, 2004年中国援助阿富汗工程项目的工人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 导致11名中国工人丧生。2007年中国石化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石油工作人员遭到非法武装的袭击和枪杀造成9人遇难, 7名工人被绑架。2004年9月发生在西班牙埃尔市的一场大火烧掉了价值800多万元的中国鞋, 致使中国商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 投资进入方式的决策风险。

投资进入方式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跨国经营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时, 选择和确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 (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 是一种系统性安排。其中, 跨国公司对进入模式选择与决策是国家风险评估与防范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为不同的国际市场进入类型, 企业所面临的国际风险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 在三大模式中, 由于投资区位、资金投入的原因, 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最高, 出口居中, 契约最低。因此, 对不同模式下的国家风险评估与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是在对于投资进入方式缺乏科学论证和评估的情况下做出的。

3. 海外融资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 也面临着:一是金融障碍, 即中国国内银行提供的跨国服务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常规银行业务, 难以满足企业海外并购所需巨额融资要求。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 中国的各大银行还不能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起到足够的支持作用。而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难以支持或满足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需求。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 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 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中国企业难以从国际市场获得金融支持。

4. 跨文化风险。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经营时, 将面临新的文化环境, 语言、习惯、价值观等文化差异使其外部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 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除竞争对手和社会公众外, 消费者、供应商、雇员等文化差异均会对跨国公司构成挑战, 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差异会导致观念差异和文化冲突, 跨国公司在经营中若不了解这些差异, 就会导致经营的失败。对外投资企业如果不重视多元文化的差异, 将会增大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后由于缺乏跨文化管理的经验, 而屡屡发生文化冲突的风险, 最终导致失败, 应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和警觉。TCL并购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德国汤姆逊电子失败, 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没有处理好并购后的管理整合和中法跨文化沟通问题。

5. 投资资源国的国家风险。

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海外投资除了上述一般政治风险外, 还面临其他一些特殊的政治风险。因为石油或矿产资源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 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还由于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都是大型中央企业, 其跨国投资活动也就带往往被资源国视为有政府支撑或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近年来, 一些西方国家制造和散布“中国威胁论”, 将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和油价飙升归因于中国增加进口, 蓄意将中国资源进口问题过分“政治化”,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更是将资源能源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手段。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防范对策

针对各种国际风险, 中国跨国企业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来对政治风险进行规避和防范, 可以将风险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1. 选择正确的跨国经营进入方式。

对于投资进人方式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科学论证, 就跨国经营进入的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等方式进行科学决策, 以做出系统性安排。就跨国经营的是否直接投资或并购进入的方式以及是否采取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经营的哪种投资形式进行科学论证。就规避风险而言, 合资、合作形式明显优于独资, 中国企业通过与东道国企业合资有助于缓解民族主义对外国企业的敌视, 还可减少政府进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 因此企业可更多采用合资经营方式。另外, 还可以根据跨国投资行为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 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对策。例如, 在投资前期, 侧重于投资的可行性研究, 分析风险来源和因素, 做出投资评估和决策。在投资中期, 可以根据经营过程中的不利因素, 对照经营绩效, 随时调整投资方式和性质, 如采取投资分散化、共同投资以及经营方式当地化等等, 取得预期的最终的投资目标。

2. 高度重视国际政治风险的评估研究, 风险的有效识别和评估, 提高企业风险防范能力。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和政治风险, 企业应高度重视并加强国际政治风险和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研究。做好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评估, 不仅要立足现在, 更要预测未来中长期走势, 还要从宏观层面加以把握和防范。在制度设计上, 企业应设立风险防范部门, 赋予其相应管理职能, 使风险管理机制的运作规范化, 通过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 有效地预控、规避、减少和转移政治风险, 以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风险防范与预警管理水平。针对东道国风险评级、影响程度和评价结果, 制定和采取风险防范对策。

3. 实施“本土化战略”, 以降低东道国政治风险度, 增强企业环境适应能力。

面对各种政治风险, 中国企业应该主动出击, 采取“本土化战略”, 入乡随俗, 以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环境适应能力。本地化战略的最大好处是, 大大降低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门槛和政治风险, 并有可能享受该国国民待遇, 免受非关税贸易制裁, 还可以较快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 有利于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降低政治敏感度。实施“本地化战略”, 尽可能利用东道国的原料、资本、技术和人才, 在东道国制造产品和研制技术, 在本土销售。首先要学习和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 聘请当地的法律人才, 他们熟悉本土法律法规, 而且通过寻求“本土化”法律保障, 可大大降低政治风险。

4. 利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转移和分散政治风险。

作为规避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由来已久, 它是母国对于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遇到的政治风险等所提供的保证或保险的制度。投保海外投资政治险是一种积极的预防性策略, 针对海外投资存在的各种政治风险, 企业可以有选择地对海外资产进行投保, 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发达国家许多跨国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战争险和罢工险等方式, 以转移国际政治风险, 保护本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跨国公司可以利用投保方式来转嫁政治风险, 尽可能避免东道国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

5. 熟悉和掌握东道国相关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制度。

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问题很繁杂, 应该熟悉和掌握东道国相关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制度。学会利用东道国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诸如商标、商业秘密和技术等知识产权。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 从控制法律风险及限制和减少经济责任看, 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另外,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众多海外投资企业分散风险。

6. 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

海外投资是一项复杂的跨国经营活动, 不仅要求经营者通晓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必要的专业知识, 熟悉国际惯例环境和国际市场, 还要求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并具备较强的管理技能。因此, 长远看来, 中国培养人才战略, 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端人才, 从而增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

摘要：中国面临更为广泛和更为直接的国际竞争, 实施“走出去”战略既是企业的微观投资行为, 也是政府的宏观管理行为。推动有比较优势的国内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利用国际资源, 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应树立风险预警意识, 加强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防范, 增强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对外投资,现状,风险,趋势,中国企业

参考文献

[1]洪银兴, 赵曙明.国际企业:风险管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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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篇5

此次温州试点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 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18周岁以上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温州市个人, 通过新设、并购、参股等方式, 在境外设立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出台的试点方案允许取得因私护照的投资者使用自有外汇资金、人民币购汇以及经核准的其它外汇资产来源等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投资者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利润也可留存境外用于其境外再投资。管理办法规定, 投资者单项境外投资额不超过等值300万美元;多个投资者共同实施一项境外直接投资的, 投资总额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年度总额不超过2亿美元。此外, 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不准投资设立境外特殊目的的公司、涉及中国禁止出口的技术和货物, 以及能源、矿产类境外投资, 严禁涉足股市和房地产。

该方案一经公布, 温州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对这个国内第一个允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试点方案, 无论是温州当地的企业家, 还是国内外机构、专家均表示叫好, 认为温州大量民间资金经过地下渠道流到国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试点方案的出台为温州数千亿民间资本境外投资找到一条新的合法的投资渠道;同时, 该方案的出台还可以阻击海外热钱借机流入, 是一个“多赢”方案。但时隔半个月, 国家外汇管理局即出手对此进行干预, 认为温州试点方案并没有经过总局批准, 要求温州低调处理此事, 不得再进行媒体宣传, 试点方案被暂缓试行。

此次试点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举措, 为温州大量民间资本开辟了一个新的投资领域。在中国国际收支的形势趋于平衡的背景下, 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是化解汇率压力以及国内流动性问题的必要手段。将更多的资源分配转向民间, 更多地“藏汇于民”, 是不可动摇的未来发展趋势。而所谓的“藏汇于民”, 并不是老百姓把外汇藏到自己手里, 而是他们自行决定运用,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外直接投资。从目前温州经济发展和国内外的宏观背景来看, 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有着较为优厚的条件, 其中仍存在着一些风险和问题, 需要有关方面继续优化制度设计、完善政策导向。

一、温州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的条件分析

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是温州经济的主要特点。2010年, 温州市国内生产总值 (GDP) 2925亿元人民币, 人均37366元人民币, 约合5666美元。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是温州经济的最主要特点, 也是在温州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支撑。2010年, 温州的出口依存度达3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据不完全统计, 温州至少有70多万侨胞聚居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 从经济比例来看, 温州市民营经济占当地GDP的90%左右。2010年,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业户分别占温州市工业经济的51%和19%, 成为温州市工业经济的主体。温州市居民个人可以有效凭借其国内投资经验, 自主、灵活地决定境外投资规模和投资节奏, 有效降低境外投资风险。

温州当地民间资本充裕。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抽样调查, 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此外, 温州的侨汇收入也非常丰裕, 2010年侨汇流出入达90亿美元, 约为温州市GDP的20%。据调查, 这些民间资金约35%用于一般生产经营, 其它大部分用于民间借贷及房地产投资等项目上。若适当加以引导, 这些资金将为个人境外投资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

温州民营企业前期已积累了一些境外投资经验。近年来, 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目前, 温州已设立了612家境外机构, 建立了越南龙江工业园区、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和哥斯达黎加中国产品工贸园等一批境外投资平台。据温州市统计, 2009年和2010年全市境外投资项目分别为30个和32个, 投资总额分别为1.26亿美元和1.3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60%和2.6%。境外投资的丰富经验为温州市个人进一步拓展境外投资奠定了投资领域、资金运作以及人脉关系的较好基础, 可有效降低投资风险, 吸引民间资金跨境投资。

温州居民个人对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需求较强烈。由于现行境外投资政策不允许个人进行境外实业投资, 部分温州市个人不得不先设立境内企业, 再开展境外投资。大多数企业和个人反映, 当前境外直接投资审批程序仍比较繁琐, 手续较复杂, 从立项审批到最终批准设立至少需要2个月, 往往导致个人丧失一些商业机会。同时, 设立企业需要缴纳公司登记费、验资费、税务登记证费、印花税和年度审计等很多费用, 对于小规模的境外投资来说, 成本相对较高。因此, 居民个人急切希望开通个人境外直接投资。

一些境外投资项目出于特殊考虑, 要求以个人名义投资。鉴于境外资源能源和高新技术项目的敏感性, 若直接以境内企业的名义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往往要支付额外的中国概念成本, 甚至牵涉政治因素考量, 一些相对重要的项目难以成交。这也是中国公司“走出去”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例如, 温州巨泰特种钢公司拟在印尼合资设立境外投资项目, 开发红土镍矿、燃烧煤和铁矿石。由于矿产资源的敏感性, 印尼合作方明确要求该公司直接以董事长王某的个人名义投资。

二、开展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试点的风险防范问题

“暗渡陈仓”使许多温州人事实上已完成个人境外投资。从当前温州市境外直接投资实际情况看, 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一直存在, 并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个人往往通过非正常渠道, 如分拆购汇、外汇黑市、地下钱庄等非正规甚至非法渠道汇出资金。一些企业采取“钱先通过地下渠道出去后, 回头再在温州注册公司”的手法违规操作。这种境外直接投资违反个人外汇管理相关规定, 影响国际收支统计的真实性, 不利于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同时, 温州市民间借贷是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 没有“准生证”的境外直接投资可能加大温州民间借贷的风险。

通过个人渠道“走出去”的外汇资金真实用途难以监测。放开个人境外直接投资, 个人将资金汇至境外后, 对资金真实用途的监管是一个难点问题。这也是以境内机构名义开展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鉴于个人迁移的便捷性, 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 监管上必须采取有效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一些个人存在“阳关大道走出去, 地下暗道摸回来”的侥幸心理。如果放开个人境外投资, 就必须对境外资金的汇回加强监管, 需要其提供合理收入证明及完税凭证等。一些有对外投资意向的个人对此存在顾虑。一些企业老板担心:“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钱能不能拿出去, 而是钱出去后能不能拿回来。”因此, 不排除一些有境外投资想法的个人, 通过合法渠道汇出资金, 在境外取得投资收益后, 再从地下渠道汇回, 对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甚至国内税收等方面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三、下一步政策建议

化堵为疏, 引导民间资本合理合法“走出去”。在当前大量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已既成事实的情况下, 一方面, 个人资金通过地下钱庄等非法机构汇兑, 面临一定风险;另一方面, 由于这些境外投资项目的程序不合法, 个人在境外的投资项目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权益保障不足。建议考虑开展境内个人境外投资试点, “开正门、堵邪路”, 在引导民间资本合理合法“走出去”的同时, 从政策上挤压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的生存空间, 保障个人的资金安全和合法权益。

加强风险防范, 细化监管。在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相关制度安排上, 应细化操作指引, 加强管理, 如设置专用账户, 加强外汇资金汇兑管理;加大审核力度, 资金汇入汇出要求提供相关完税证明, 必要时要求提供相关审计报告。商务、外汇、税务等部门应建立联合监管协调机制, 加强监管信息共享, 进一步增强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此外, 应加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风险教育, 积极引导理性投资行为。

继续加大对地下钱庄的打击力度。从调研情况看, 地下钱庄在江浙一带仍大量存在, 且“生意”红火。地下钱庄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 对外汇监管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应予坚决打击。要有效发挥异常外汇资金流动监管协调机制的作用, 加强部门协调, 对重大案件进行查处。加大对地下钱庄犯罪分子的处罚力度, 提高其违法成本。

摘要：2011年1月, 温州发布《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 18周岁以上拥有温州户籍并取得因私护照者可赴境外投资。温州由此成为中国首个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试点城市。但仅过半月, 该项试点就因多种原因被迫暂停。作为我国民间资本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在温州市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 有着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但其中埋藏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在“藏汇于民”的大背景下, 有关部门应继续优化制度设计, 以温州为突破口, 积极稳妥地推开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工作。

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篇6

一、我国石油企业境外投资面临的风险

1. 投资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突出。

政治风险是我国石油企业进行境外投资面对的最主要风险因素之一。近年来, 中国石油企业加快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海外投资的步伐, 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样, 与这些海外投资紧密相伴的政治风险同样值得关注,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已经进入风险频发期, 应引起我国石油企业的高度警觉。就投资石油资源国家的政治风险而言, 中国石油企业境外投资项目项目接近59%的收购都发生在政治敏感地区。中东和非洲占到总数的近一半。这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存在政局不稳、社会内乱、恐怖袭击等极端政治风险。中国企业在此类地区的海外投资往往会冒很大风险。近年来中国企业各种政治风险频发, 安全事件、人质事件和劳资冲突等事件的爆发, 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中国石油企业在应对东道国政治风险中缺乏经验, 准备不足, 这对企业造成了较大的的影响。

2. 第三国干预风险上升, 已成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阻力。

第三国干预风险包括第三国直接威胁和间接干预两类, 一类是第三国政府直接采取制裁措施的风险, 这种风险主要来自欧美国家, 这些国家往往借口“人权高于主权”而对他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实施威胁和干预。另一类间接干预风险主要来自第三国, 第三国介入中国企业进入的东道国或地区, 并对东道国的决策或者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3. 整合能力不足, 并购后跨文化风险凸显。

中国石油企业跨国并购后将会面临文化整合风险, 中国企业缺乏并购整合的经验, 对国际游戏规则、惯例和规范不熟悉, 如果跨文化整合不够, 加上跨文化沟通障碍, 易于引发文化冲突与信任危机, 则会造成人才大量流失, 大大降低公司的整合效率。另外由于并购可能会使得部分客户流失, 订单锐减, 原有市场和品牌资源流失。近年来中国石油企业几乎在在亚、非、拉、欧美各大洲都有境外投资的身影, 并购后跨文化风险也日益凸显出来, 如何提高企业跨文化管理和整合能力, 以获得并购的协同效应, 是中国油企亟需解决的难题。

4. 国际化高级人才缺乏。

人才问题已成为制约石油企业国际化经营健康发展的瓶颈, 而国际化人才的匮乏尤为突出。TCL并购法国阿尔卡特和德国汤姆逊公司后急需3000多名高级国际化人才, 包括TTE、移动通信、家用电器、数码电子、电气等几乎覆盖了每各个部门, 这说明了并购后企业面对的人才危机问题。根据经济学人的调查显示:82%的中国企业高管认为, 缺乏境外投资经验管理是中国公司海外收购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我国石油企业境外投资风险应对策略

1. 加强投资前的文化风险评估。

开展文化风险评估, 即对投资国的社会文化状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进行调查和比较, 知彼知己, 获得可靠客观的数据资料, 为海外投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涉及东道国文化、民族习俗、价值观和目标企业文化等问题进行认真审核、评议, 依据文化评估的相关标准, 比较文化差距, 对企业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进行分析, 进而了解并购发生后这些文化差异将会产生的影响, 提出文化潜在冲突和风险的预案, 对于可能发展的文化风险点进行监控, 在海外投资或并购实施方案中给与重点关注。石油企业通过对企业文化整合难度的调查评审, 一方面可以找到企业之间主要的文化差异, 另一方面能够发现实现协同效应的关键因素, 让我国石油企业更有准备地应对可能发生的文化差异与冲突。

正视文化差异, 尊重对方文化, 加强跨文化训练。对于中国的跨国企业而言, 应以高度开放的心态和国际眼光对待和研究世界文化, 应克服文化上的所谓民族优越感, 放弃自我中心主义。尊重对方文化和东道国的文化, 重视跨文化训练, 树立多元文化和跨文化意识, “胸怀全球, 放眼世界”, 具有海纳百川, 兼容并包的气概和胸怀。对海外员工加强和实施跨文化培训, 树立多元文化意识, 理解和尊重东道国文化、社会宗教信仰及民风民俗, 熟悉东道国的语言和政治法律等。

3. 建立我国石油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及预警体系。

在制度设计上, 成立风险预警部门, 赋予其相应管理职能, 使风险管理机制的运作规范化。并将跨国并购风险评估列入跨国投资决策的重要议事日程和项目。通过风险识别、监控和综合评估, 有效地预控、规避、减少和转移政治风险, 以提高我国企业的风险预警管理水平。科学的风险预警管理机制的主要流程是:首先, 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和生产经营状况, 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的风险额度。其次, 通过收集的企业相关数据估算出各指标的指标值并与预先设定的额度进行比较, 评定企业经营风险。接着, 将这一风险值传递给决策者以进行定性的风险成因分析。最后, 启动风险管理和控制。通过这个流程, 实现了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动态、实时跟踪、评价与预测, 达到企业投资预警的作用。

4. 科学进行海外投资, 审慎选择目标企业。

海外并购是企业一项重要的海外长期发展战略, 企业在认真分析自身的资源条件、所处的外界经济环境和市场地位时, 应当结合自身并购所依赖的各种条件, 以并购规模效益最大化为目的, 制定全面、正确的并购战略, 使自身与目标企业的结合具有互补优势和关联优势。在此过程中, 运用专家调查法和头脑风暴法对选择的目标企业和几个操作性较强的可行方案进行筛选和评价, 并选择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企业和最满意的并购策略。 (1) 克服信息不对称风险, 合理衡量目标企业价值。由于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的固有缺陷, 在并购活动中无法掌握信息的透明的和真实性, 这往往容易给自己带来经营风险。因此, 企业在海外并购的准备阶段, 应积极做好目标企业的财务审核调查工作, 充分考虑目标企业的整体技术、资产价值量、人员的整体素质、企业的文化及信誉和其他因素, 确保目标企业所提供的财务报表和财务资料的真实性。然后可以委托投资银行和聘请经验丰富的国内外中介机构对目标企业的信息进行进一步的证实。 (2) 增强管理层并购的风险意识, 建立健全财务风险预测和监控体系。企业的管理层是企业的重心和源头所在, 增强企业管理层的风险意识, 才能真正做好企业风险的内部控制, 才能将并购风险降到最低。管理层确定目标企业之后, 应经过谈判、草签协议以确定并购流程, 并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自身的财务风险控制体系, 筹建风险预测预警机构。结合收取的数据分析, 由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协助完成并购规划, 并提前制定几套预控措施, 防患于未然, 从而降低并购失败的可能性。

5. 实施“本土化战略”, 以降低东道国政治风险度, 增强企业环境适应能力。

本地化战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帮助外资企业降低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门槛和政治风险, 并有可能享受该国国民待遇, 免受非关税贸易制裁, 还可以较快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 有利于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降低政治敏感度。实施“本地化战略”, 尽可能利用东道国的原料、资本、技术和人才, 在东道国制造产品和研制技术, 在本土销售。面对各种政治风险, 中国石油企业企业应该采取“本土化战略”, 入乡随俗, 以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环境适应能力。首先要学习和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 聘请当地的法律人才, 他们熟悉本土法律法规, 而且通过寻求“本土化”法律保障, 可大大降低政治风险。

6. 利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转移和分散政治风险。

作为规避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由来已久, 它是母国对于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遇到的政治风险等所提供保证或保险的制度。投保海外投资政治险是一种积极的预防性策略, 针对海外投资存在的各种政治风险, 企业可以有选择地对海外资产进行投保, 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发达国家许多跨国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战争险和罢工险等方式, 以转移国际政治风险, 保护本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尚待建立健全, 目前我国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已经开设了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 中国企业可以利用投保方式来转嫁政治风险, 尽可能避免东道国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

7. 加快石油企业跨国并购人才的培养。

石油企业应大量引进海外优秀归国人才, 充分利用境外投资项目这一平台, 吸收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级人才, 发挥海归人才在国际化经营的舞台的才能和潜力。加大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力度, 开展跨文化培训和文化敏感性训练, 可以借鉴中石油“干中学”的做法, 注重国内人才在境外投资项目中经受锻炼和培养, 通过实践锻炼, 使得大批国际化人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茁壮成长。实施人才“属地化”战略, 充分利用好东道国当地人才。善用当地的员工就 (下转第160页) (上接第124页) 业、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使公司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有利于处理好中国企业与当地的劳工组织和当地政府的关系, 增强中国企业的东道国文化适应能力。

8. 搭建“能源外交”舞台, 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政府通过能源外交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随着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 中国已经与世界上很多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关系, 在经贸、科技、教育方面合作很多, 适时与这些国家进行能源合作也是中国政府的目标。我国政府应搭建好能源外交国际舞台, 为中国石油企业的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应继续加大力度寻求可能的能源合作伙伴国家, 以多种形式与其建立良好关系, 为石油企业的投资铺开道路。

总之, 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是一种长期投资项目, 其投资周期长, 政治稳定性要求也很高。中国石油企业应加强东道国各种投资风险的研究。做好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评估, 不仅要立足现在, 更要预测未来中长期走势, 还要从宏观与微观方面把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提高我国石油企业的风险防范和管理水平;构筑石油企业跨国战略联盟, 降低跨国经营的风险;重视并购后的文化融合和后期经营;加快石油企业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等, 提高海外投资的质量和整体效益, 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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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篇7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使中国全面走向了世界。 伴随着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作为共和国脊梁、微观经济重要基础的国有企业,积极实施了 “走出去”战略,开展了境外承包工程、收购资源、并购企业、境外上市等国际化营运活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上升,中央优势骨干企业成为了我国境外投资的主力军,全球正在兴起一股“中国海外投资潮”。

审计署境外审计司司长章轲在《以十八大精神引领境外审计工作再上新台阶》的报告中提到:“数据表明,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持续增加,2012年底已经达到79家, 仅次于美国。 截止2011年底,我国13 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累积达到4 247.8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2万亿美元。 另一个数据表明,截止2011年3季度末,包括外汇储备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工程承包在内的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已经高达4.7万亿美元。 ”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中充当了主力军的国有企业,其境外业务在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加强对国有企业境外业务的审计监督,是适应境外业务总体规模不断增大的需要,是维护国家资产完整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 也是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仅2011年审计署审计公告结果显示,20多家企业中, 有7家国有企业海外业务存在信息失真、投资失误、合同诈骗、转移资产等问题。 如2011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总行向其境外子公司无依据转移收入28.31万美元。 由此,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关注境外资产和投资的权益和安全情况,监督国有资产境外投资的相关情况,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企业审计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央企境外投资存在许多问题及不足。 如中国铁建沙特轻轨项目造成41亿元人民币亏损、中海外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若完工将预亏3.95亿美元、利比亚战乱中国企业涉损合同额达188亿美元等,这些亏损事件无不折射出国有企业海外经营风险意识薄弱,风险管控欠缺。 从这些投资失利中, 国家审计应看到在开展相关境外审计项目时的突破点及关注点。

从审计角度来看, 审计最基本的职责是保证资产安全完整性,而危机爆发前的美国,对次级贷款的审核不严格,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把握不足都说明现行的注册会计师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在保证境外资产的安全完整方面仍存在不足。 因此,建立一套科学适用的境外国有资产审计新路径———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 对维护国家海外资产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国有企业境外项目实施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可以帮助审计人员针对企业风险对管理和控制提出改进建议,以实现监督国有资产境外投资的相关情况,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1理论基础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政治体制中重要的监督部门,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国家审计发展历史,主要是国内经济业务审计历史。 随着境外业务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境外业务审计已经展开,但与对国内业务审计相比,由于制度、技术人才等因素制约,国有企业境外业务审计范围、力度和频度等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审计要适应现代化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需要,依法、独立预防查处国有企业境外业务拓展中的问题,促进其健康运行。

在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时内部控制审计应运而生。 内部控制审计是保证内部控制有效执行、控制企业风险的重要途径, 风险导向的内部控制审计从风险管理角度出发, 通过识别、 分析、评估企业的风险,给出企业内部控制的薄弱点和重点,有重点地进行审计,既可以节约审计资源,又能保证审计的有效性。

内部控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一个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和一个使其得到良好运行的机制。 这其中就需要对内部控制建立和实施进行恰当的监督,通过监督活动,不仅便于评价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还可以发现现行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 当发现相关内部控制缺陷时,应及时提出改进意见,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对其利益相关者的损害。 审计监督站在独立、客观与公正的立场上,是内部控制监督的核心要素。

国家审计对于相关部门内部控制的关注有其必然性。从理论上来看,源于公共受托责任的国家审计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府审计准则,对政府部门履行公共责任,配置管理和利用公共资源的有效性、合理性、科学性进行审查、分析、考量和评价, 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高效发展目标的实现。 从审计实践来看,国家审计机关对于相关部门内部控制的关注,有利于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将有限的审计资源集中在内部控制薄弱的环节。 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1)内部控制的发展推动审计的发展。 在内部控制健全有效的部门,其所提供的会计和其他经济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就高一些,发生错弊行为的可能性相对低一些,可靠程度较高。审计对象的可靠程度高,开展审计工作的难度就小,所做的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就少,所用成本低, 有助于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

(2)内部控制的完善推动审计工作范围、 重点的变化。 理论界对内部控制与审计的关系的描述有一个公式:T=S+R-SR,其中,S表示审计的范围,R表示内部控制的可靠程度,T表示审计结论的可靠程度。这个公式说明审计结论的可靠程度取决于审计的范围和内部控制的可靠程度。 内部控制可靠程度越高,审计证据就越可信,对其的依赖和利用程度也就越高,审计风险相应降低,这时就可以缩小审计的范围,进而减少审计的时间、成本,审计效率和审计结论的准确率就高。 在审计时,考虑到成本与收益的均衡关系,审计人员往往确定一些重点审计领域,在存在内部控制的情况下,寻找审计的重点领域将相对容易很多,审计人员可以根据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部门管理中的失控现象及内部控制确定的各项业务重要性排序,决定审计的重点领域。

《审计署 “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 》中也提出:国家审计应关注国家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国有资产安全、民生安全、资源与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揭示存在的风险,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对策性建议,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开展企业审计时, 注重揭示影响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风险,深入分析企业经济活动与国家方针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 维护企业安全,促进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

由此可以看出,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可以缓解国有企业境外业务时面临的审计范围、力度和频度等方面的困境,为进一步开展相关项目审计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2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新路径的构建

2.1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

随着国有资本参与境外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 层次越来越高,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和能力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普遍不足, 应对风险的能力也相当有限, 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今天,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面临的风险隐患也逐渐开始暴露并释放出来。 2011年3月爆发的利比亚事件更是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推上了风口浪尖, 使人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境外投资存在的不可忽视的风险隐患及其伴随的巨大破坏力。这些风险的积聚和爆发不仅导致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巨大亏损,也使得境外国有资产管理陷入深深的困境,甚至给国家整体形象以及中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可以说,国有审计在进行境外审计时必须高度关注其投资风险问题,决不能将其与境内投资风险一视同仁。也因此,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显得尤为紧迫。

通过分析、归纳得出主要有以下风险。

2.1.1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因投资者所在国与东道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 东道国政局不稳定、 政策法规发生变化给投资企业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政治风险通常包括战争、内乱、征收、征用、没收、国有化、汇兑等发生的风险,有突发性、复杂性、多样性的特征,一旦发生将给投资者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 特别是政局动荡风险。 2011年发生的利比亚战争,使在利比亚进行投资与建设的中央企业遭遇了极大风险,如中石油、中石化两家石油公司在利比亚战争期间, 几乎所有的勘探设备和车辆均遭受 “洗劫”,损失相当严重。 在利比亚重建中,尽管在经济、技术和资金方面,中国参与利比亚重建必不可少,但由于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曾有的立场使得利比亚高层或普通百姓难以理解和接受,以及利比亚战后政治派别林立,东西部政治权力的争夺激烈,新的政治环境将更加复杂,对参与重建的中国企业来说,可谓面对巨大的利润和同样巨大的风险。

2.1.2经济风险

近年来,世界经济环境愈发复杂,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恶化, 发达经济体低速增长,全球实体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加大,对央企境外投资影响巨大。 突出表现为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是未来金融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主要包含利率、汇率、股票、债券以及衍生品风险等。 金融风险中,又以汇率风险、衍生品风险、 金融危机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最为显著。 以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为例,2008年以来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有多家央企爆出了金融衍生品业务巨亏的消息。 中国远洋所持FFA (远期运费协议)约浮亏40亿元,东方航空因航油套期保值导致公允价值损失约为62亿元,与之类似,国航燃油套期保值合约公允价值损失也高达68亿元。 粗略估计,东方航空、中国国航、上海航空3家国有航空企业, 就曾因金融衍生品交易而导致发生的账面亏损总额己达131.7亿元。

2.1.3政策法律风险

政策法律风险主要是受东道国政策法律约束及东道国政策法律变化给投资企业带来的影响, 以境外投资中的跨国并购为例,各国出于保护本国利益、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等需要,通常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对跨国并购行为进行制约。

其中,合同风险是最为重要的风险,潜伏于合同洽谈、起草签订、履行等各个环节之中。 例如中铁建沙特项目。2009年2月中国铁建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城乡事务部签署了 《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该项目合同总金额为120.7亿元人民币本次项目工期要求为2010年11月13日开通运营,达到35%运能;2011年5月完成所有调试,达到100%运能。 但是,2010年1月26日中国铁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同时发布公告,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王国麦加的轻轨项目预计将发生41.53亿元的巨额亏损。 这也是中国建筑企业有史以来在海外项目上的最大亏损。 究其原因,也是合同风险管控不到位所造成。

2.1.4自然灾害风险

自然灾害风险是指自然灾害的不可预见性和摧毁性, 带来的损失与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极大。 2010年巴基斯坦发生洪灾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在该国承建的杜伯华水电站项目坝区营地受洪水袭击,使百余名中方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受困,虽中巴政府积极展开营救,仍造成少量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更无法估量。

2.1.5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企业由于战略选择、产品价格、销售手段等经营决策引起的未来收益不确定性, 突出表现为行业风险。 自2007-2008年以来,我国一些企业由于误判形势,先从国际市场高价买入并囤积了大量原材料, 之后却因市场形势的变化与急转直下,形成了大量的库存积压,最后为了去库存周转只得以低价销售。 如此一来,在高进低出的双重挤压之下,使得企业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经营困境甚至危机。

2.2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流程

针对上述的投资风险点,应开展相对应的内部控制审计。 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首先从企业的风险管理入手, 通过分析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内外部环境采用风险识别、分析、评估的相关技术对企业的风险进行分析, 将分析结果与内部控制体系风险数据库中的风险相比较,确定风险识别率,进而分析内部控制体系中的风险管控措施,得出内部控制风险管控措施的有效率在以上两者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初步的剩余风险,根据剩余风险确定审计的重点,进行现场审计,发现内部控制执行中的风险最终确定企业的剩余风险,给出相关建议(见图1所示)。

2.3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适用的方法

由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的流程可以看出, 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的第一步就是分析企业的环境,识别、分析、评价企业的风险。 因此,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的方法首先包括风险分析的相关技术,风险识别和分析的方法很多,如专家意见法、头脑风暴法、安全检查表法、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法、故障树分析法、 潜在问题分析法、流程图分析法、工作任务分析法等;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审计的特点, 适合风险导向内部控制风险识别和分析的方法包括:专家意见法、头脑风暴法、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法、 故障树法、潜在问题分析法、工作任务分析法和流程图法;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审计方法主要包括个别访谈法、调查问卷法、座谈法、抽查法、核对法和分析法等。

确定现场审计重点时,主要可采用的方法有符合性测试、穿行测试及有效性测试3种:

(1)符合性测试。 对于一些整体层面的定性的描述,可以采用符合性测试的方式,采用个别访谈法、调查问卷法、座谈法、抽查法、核对法和分析法等方法进行获取。

(2)穿行测试。 这是进行内部控制执行情况审计的第一步。 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一定手段, 了解被审计单位已经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的情况,并做出记录、描述,审计人员应考虑被审计单位经营规模及业务复杂程度、 数据处理系统类型及复杂程度、审计重要性。 相关内部控制类型、相关内部控制记录方式、 固有风险的评估结果等因素,研究资料,成立检查小组,发送检查通知,制订初步测试评价方案,对内部控制的程序、控制环境、 会计系统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审计。 审计师应当通过实施如下程序获得对于专用控制设计的了解:1询问合适的管理层、监督人员和员工,获得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的一定了解;2检查公司的相关文件;3观察公司专用控制的应用情况;4通过信息系统追踪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交易。

(3)有效性测试。 有效性测试主要用来测试内部控制体系各个关键控制点的有效性,是否建立了相应的控制措施,以及控制措施是否有效,为内部控制体系审计指标提供数据支持。

3结束语

内部控制审计作为检查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的重要手段,对审计工作的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开展境外审计时应当重视内部控制审计,同时加强审计项目内部控制测试与评价,以保证内部控制体系在境外审计项目中得到顺利开展,以达到下列目标。

3.1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国有企业规避政治风险

通过加强境外业务审计, 揭示境外业务存在或潜在的政治风险,及时向相关部门建议,构建防范风险体系,增强境外业务的安全性。

3.2加强境外业务审计, 促进国有企业有效防范或化解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

通过加强境外业务审计,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建议金融管理机构进行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研究, 积极研究采用部分金融工具,减少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对境外业务影响,增强对相关金融风险的防御和化解能力。

3.3加强境外业务审计,促进企业有效抵御经营风险

加强对境外业务审计, 可以及时揭示企业存在资源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人才储备等方面不足,促使企业转变改变闭门造车或者依赖国家观念,尤其在应对国际指责时,采取 “ 拿来主义”, 为我所用, 更好地改进自身管理水平, 增强主动适应性,不断提升企业应对和化解国际风险的能力,并塑造负责任的中国企业形象。

摘要：伴随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规模日趋扩大,境外投资的风险也与日俱增。本文通过介绍境外投资易产生的主要风险点,秉承降低审计成本、提高审计质量的目标,提出建立一套科学适用的国有资产境外审计新路径———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

零售业境外直接投资管理风险防控 篇8

一、我国零售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

我国零售业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 特别是一些来自于东道国的风险, 如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等。这些风险的存在将一直伴随零售业境外投资的全过程, 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风险, 我们必须正视并对风险进行认真分析。

(一) 政治风险

这主要是指东道国的政府在商业运行中出现的非预期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可能性。政治风险将对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带来经济损失、经营的终结、收益的降低、进口成本的提升、运营成本的提升、资金无法及时回国等。政治风险的存在不仅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还存在于经济发达国家中。造成政治风险的因素有很多, 例如:东道国政策的变动、政府当局领导层的变化等。在很多国家中对零售业的竞争设置了一道屏障———限制性法规, 其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国外零售业的过度竞争、垄断竞争等局面的出现。例如:在马来西亚, 就对直销公司的成立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法国的地方和全国城市商业计划委员会将对大型的店铺发展进行管理, 并规定不得随意建造超市, 特别是对于那些大面积店铺的审批制度更是严格。再例如:2011年发生在利比亚的战争, 使得中国在利比亚投资的众多项目受到严重影响, 中方零售企业损失惨重;2012年, 北朝鲜的单方面毁约使得中国的境外投资损失2.4亿元。

(二) 经济风险

所谓经济风险主要是指零售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经济活动时, 由于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出现波动等因素导致的境外直接投资者出现未来收益不确定的风险, 简单而言即: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经济指标变动等为境外直接投资带来的风险。当东道国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时, 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较小;如果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佳, 那么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必定面临较大的风险。例如:宏观经济风险, 在零售业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先对东道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进行评价, 在这方面零售企业可以通过网络, 上具有权威性的各大机构的数据库、网站等进行查询。我国商务部也提供了一些合作国家、地区的投资环境评估报告和分析, 可见, 零售业在境外直接投资前对东道国宏观经济指标的考量越全面, 在境外投资遇到的风险就越小, 投资的收益也就更有保障。另外, 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也是阻碍零售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块硬伤。

(三) 文化风险

这种风险主要是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人们的生活价值观、欲望满足的条件、消费模式、生活习惯、工作努力程度等方面的影响, 零售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由此而产生的诸多不确定性。这种风险在我国零售业中极为明显。我国零售业的成长背景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方儒家文化, 与西方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长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文化差异, 将会给东道国带来一种被入侵的感觉, 严重的还会引起当地的民族主义冲突。例如:在西班牙的中国鞋业零售商受到西班牙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攻击, 从游行示威演变成恶劣的烧鞋事件, 对中国鞋业零售在当地的发展极为不利。

(四) 法律风险

主要是指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由于其经营活动不符合东道国的法律规定而导致的风险。我国零售业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时一定要对东道国的法律法规进行研究, 特别是关于环境保护、劳工、知识产权、税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例如:关于零售业使用临时工的劳动合同中,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能超过六个月, 但是在非洲加蓬, 法律规定, 如果临时工使用的时间超过以后就会自动转为长期工, 如果想解除合同, 企业必须向其支付等同于正式工的薪酬, 同时还必须支付相应的补贴。

二、零售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措施

(一) 为零售业创建良好的境外直接投资环境

无论是在国内进行投资还是在国外进行投资, 同国内投资环境相比, 境外直接投资的环境更加复杂、各种不可控因素更多, 因此, 维护良好的商业环境并不是单靠零售业就能掌控的。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建立各种双边投资、多边投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为我国零售业走出国门创造良好的环境。目前, 我国已经同英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建立了经济高层的对话, 同世界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由贸易区, 并签订了十个自由贸易协定。近期, 习主席出访英国, 两国达成了在经贸、文化等各领域的投资合作, 共计达成了150项合作协议, 涉及金额约400亿英镑, 这为我国零售业走向欧洲创造了条件。

(二) 整合资源, 适时进行兼并重组

目前, 就世界零售业发展的现状来看, 兼并重组一直就是零售业巨头们迅速扩张的主要手段。例如:沃尔玛在1997年进入欧洲, 收购了拥有21家连锁店的德国韦特考夫, 1999年, 沃尔玛投资了150亿美元收购了英国的大型超市阿斯达, 从而一举奠定了沃尔玛在欧洲的地位。我国零售业在国内发生了诸多并购如华润收购家世界等;在国外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已经是一种趋势, 如2014年三胞集团旗下南京新百成功收购了英国弗雷泽百货商店集团89%股权, 成为中国零售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境外投资。零售业通过兼并重组构建了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商业集团, 实现了资源的优质组合, 提升了国际竞争力。但并购有风险, 在兼并过程中, 要建立健全并购流程, 充分保证并购方案的合理性, 重视并购后企业资源的协调。

(三) 实现业态组合经营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消费者对零售业的服务形式出现了多样化的需求, 这也就要求零售业必须以多样化的业态来适应这一变化。在国外, 零售业主要是通过业态组合经营的方式来赢得顾客。作为一种纵向发展的战略, 业态组合经营有效的分散了零售业的经营风险, 为零售业的发展扩展了市场空间, 更有效的实现了优势互补、品牌意识加强、资源共享的优势。

(四) 建立并完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控制体系

对于零售业境外直接投资行为而言, 所面临的风险很可能已经超越了自身能够控制的范围, 因此, 零售业必须建立通过一套完善的、多角度的包括完善的政策、制度体系等在内的风险控制体系。

总之,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大环境下, 国际零售商们加快了在全球扩张的脚步。我国部分零售业实施跨国经营战略, 通过多年国内国际经营的激烈竞争, 在资产规模、投资管理及风险防控等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国内外跨国经营零售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借鉴、国家走出去政策的支持, 将为促进我国零售业走出国门, 以攻为守, 抢占国际市场, 构建全球产购销网络奠定坚实的基础。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国际零售商加快了在全球投资扩张的步伐,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资源配置、最优的零售经营地理位置、完善的生产组织等进行市场的扩张。零售巨头家乐福、沃尔玛、麦德龙已经成功实现跨国经营, 走出国门、迈向国际化经营已经成为我国零售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将就我国零售业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管理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 并找出相应的对策, 为零售业的跨国经营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零售业,境外直接投资,管理,风险,防控

参考文献

[1]宋则.我国零售业改革与发展中长期三大战略要点[J].中国流通经济, 2012 (05) :13-18.

[2]孙元欣.上海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措施和商贸发展[J].国际商业技术, 2014 (2) :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