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战略投资者

境外战略投资者（精选12篇）

境外战略投资者 篇1

作为社会经济和工业发展的血液, 石油对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举足轻重的。作为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 国内国外对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的加大。近年来我国对石油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 为了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对石油资源的需求, 我国石油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是大势所趋, 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加大对海外石油资源的投资, 不仅能够有效的满足国内石油资源缺乏的现状, 还能够稳定石油价格, 提高我国石油安全系数, 石油企业境外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 当前我国石油企业在实施境外投资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困境, 制约了石油企业的战略投资, 影响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一、石油企业境外投资战略存在的困境

(一) 境外投资风险日益多元化

我国石油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中, 主要面临的投资风险有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作为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 石油行业在项目投资的过程中依赖于大量的资金投入, 但是我国的石油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难以与国际石油巨头企业相抗衡, 资金不够雄厚, 在开展境外投资的过程中造成投资风险加大, 影响企业的境外投资的安全性。另外, 由于石油资源是国际社会关注的战略资源, 其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 因此在实施境外投资中, 存在严峻的政治风险。东道国在接受我国石油企业战略投资的过程中, 会基于本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考虑, 当石油企业的相关政策法规不利于东道国时, 石油企业的投资就会产生严重的政治风险影响。另外, 在石油企业开展境外投资中还存在复杂地方法律风险和汇率风险, 这些都严重制约了石油企业的境外投资战略。当前石油企业境外投资面临的多元化的风险影响, 对企业的境外投资战略的选择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 石油企业的境外投资缺乏科学的战略规划

当前, 我国石油企业在实施海外投资发展的过程中, 缺乏明确的、科学的、体系的战略规划。大型石油企业在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和投资的项目中, 缺乏有效的境外投资评价体系, 未能够对境外石油战略投资的决策进行科学的评估分析, 不能够准确恰当的反映石油企业的投资收益, 造成石油企业在重大境外投资项目的投资过程中, 缺乏正确的投资目标, 难以有效的实现境外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另外, 由于我国石油企业缺乏国际化的战略储备人才, 在开展国际石油项目投资和合作的过程中, 国际化、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和严重不足, 影响了境外投资项目的实施开展。我国石油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对境外石油投资和国际石油合作缺乏全面的、科学的认识, 在项目投资过程中对项目的方案的可行性缺乏充分研究, 不利于境外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营, 甚至造成了中途停止和巨额亏损现象的产生。

(三) 境外投资政策和制度仍不完备

我国商务部发布了关于《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在文件中提出了关于境外投资行为的规范和相关处罚措施, 这有利于我国企业境外投资行为的规范和约束, 该项政策有助于石油企业简化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和核准手续, 促进石油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的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率的提升。但是, 我国关于境外投资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依然不充分、不完备。在新形势下, 我国石油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上市、收购以及兼并等过程中, 国内相关的投资促进政策并没有给予石油企业境外投资以充分的支持, 对企业境外投资的项目管理以及后期的监管缺乏充分的条款支持。由于我国相关的政策法规对石油企业的境外投资缺乏充分的保障和控制措施, 这不利于石油企业实施境外投资, 容易造成石油企业的国际收支平衡状态打破。我国政府对能源资源类的境外投资的政策法规的支持力度与日本等国家相比明显力度不够, 这造成我国石油企业在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和保险制度方面存在不完善。我国石油企业在勘探开发方面缺乏充分的专项资金支持, 这表明我国政府在海外战略资源投资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还不足。境外投资的政策法规的支持力度的不足不利于我国石油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的实施, 不利于我国石油战略资源的引进和储备。

(四) 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受到非经营性因素的困扰

石油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的过程中, 由于多种非经营性因素的影响, 造成石油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存在多种风险。例如, 东道国的外资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的变化与调整, 影响到我国石油企业在东道国的项目投资的利益受损。例如, 一些石油国家通过相关的政策调整外国石油企业的超额油价分成比例, 还有部分石油国家通过调整天然气的所得税以及委内瑞拉实施石油企业的准国有化运动, 这些国家的相关的税收政策以及对外招商引资政策的变化, 影响到我国石油企业的境外投资的利益和安全。另外, 由于东道国存在严重的政治动荡和局势安全因素的影响, 使得我国石油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项目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损失。另外, 由于受到第三方势力的干扰, 例如美国为了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 阻扰中石油在伊朗的油田的竞标, 这制约了大型石油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的实施。另外, 恐怖主义、环保组织以及工会等组织, 都是制约和干扰我国石油企业开展境外项目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

(五) 石油企业境外投资方式不灵活、企业内部运营机制不完善

石油企业在开展境外项目投资的过程中, 由于海外运营管理和境外项目投资经验的缺乏, 造成境外项目投资不灵活, 企业在境外项目的运营过程中存在问题和不足, 这制约了石油企业的境外投资战略目标的实现和企业利益的实现。石油企业在境外项目投资方式不灵活的表现为, 对海外大型石油项目偏好于独资收购, 在收购过程中, 缺乏灵活多变的投资方式, 忽视所在国的投资环境和政策法规。另外, 境外石油项目投资存在内部运营机制的不完善,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石油企业在海外项目投资过程中, 存在人才供给的问题。石油企业在项目管理过程中, 需要有充分了解当地政策和环境的经营管理人员, 但是, 石油企业在招聘的过程中, 没有充分的结合当地的经营环境的情况, 选拔优秀的、合适的、具有国际化经验的经营管理人员。另外, 企业在开展项目投资的过程中, 往往重视技术忽视了投资管理, 没有准确的对当地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的掌握, 造成在东道国的项目投资的方案的可行性研究不足, 对境外投资项目的投资管理过于乐观, 没有充分的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合理的投资方案, 造成石油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的失败。

二、审慎选择我国石油企业境外投资模式

(一) 海外并购模式

石油企业在进行境外石油项目投资的过程中, 应该充分结合境外投资的制约和影响因素, 结合石油企业项目投资的内外部环境审慎选择合适的投资模式, 以促进境外投资目标的实现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东道国, 石油企业可以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 获得东道国石油企业的部分股权, 促进对原有企业的重组改造, 也实现了我国石油企业迅速的海外扩张。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 通过收购东道国石油企业的股份, 从而获得对目标石油资源的开发的控制权。通过海外控股股权的收购的方式, 迅速实现石油企业的境外扩张, 有利于规避企业的勘探风险, 降低企业境外投资的压力, 有助于促进我国石油企业的国际化, 通过借壳和买壳上市, 促进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第二, 实施无形资产并购模式, 通过收购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和被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 促进我国石油企业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第三, 有形资产并购模式。我国石油企业可以通过收购东道国石油企业的有形资产, 完成对目标石油企业的收购、整合和控制, 进而实现企业的境外投资目标。

(二) 间接投资模式

我国石油企业实现境外投资战略目标, 可以通过间接投资模式。间接投资模式包括了债券投资模式、参股投资模式以及金融衍生品投资模式, 这些间接的投资模式具有其特殊的优势, 能够追求高价值的投资回报, 有效的规避企业的财务风险, 并且不需要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和管理, 能够有效的降低经营管理成本。

(三) 融资租赁模式

部分石油主产国存在严重的政治风险, 这给石油企业的境外投资造成巨大的风险和安全隐患。因此, 企业可以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参与东道国的项目投资。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获得设备的使用权, 并能够有效的实施风险转移, 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另外, 实施集合投资方式, 参与投资方的石油码头、石油运输系统以及石油仓储和石油加工企业的建设, 按照事先约定获得东道国的石油份额和投资回报, 这种投资方式有效的降低了企业的境外投资风险。

(四) 工程承包模式

我国石油企业在实施境外投资的过程中, 多采用工程承包的模式, 这种投资模式是投资方按照惯例的投标、议标、询价和接受委托等方式, 与其他企业共同获得、或者单方获得项目工程的施工权利, 按照合同规定的内容参与和组织项目工程的设计、施工, 并严格的控制施工项目的质量、进度, 通过完成承担的工程建设任务, 获取石油开发工程的成本收入。工程承包模式主要分为以下具体几块模式:产品回购模式、风险服务合同模式、产品分成合同模式、提高采收率合同模式以及矿税协议合同模式。矿税协议合同模式就是向东道国缴纳相关的所得税和矿业资源费等, 或者目标油田的相关开采、经营和油气支配权。

当前我国石油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石油企业开展境外投资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因此, 我国石油企业应该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境外投资的风险和问题, 规避存在的障碍和风险因素, 积极的开展国际合作, 学习先进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模式, 充分的利用自身的优势, 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战略投资计划, 促进石油企业走出去战略目标的实现, 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 促进石油企业经营效益的提升。

摘要：近年来, 我国石油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随着国际石油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的加剧, 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着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多重风险因素的影响, 石油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过程中应该重视投资战略和策略的选择, 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 不断的完善企业的投资策略。本文重点分析石油企业境外投资战略, 通过分析石油企业境外投资所遭遇的困境, 提出应对石油企业境外投资的战略建议, 促进石油企业投资多元化发展, 以实现我国石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关键词：石油企业,境外投资,战略,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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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战略投资者 篇2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当今国际市场的行为主体，已经得到空前的发展，几乎所有的经济强国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一批国外公司活跃于世界经济舞台。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2003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为5600 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了9%，共计达到1720 亿美元，特别是非洲、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出现明显的增长。跨国公司拥有巨额生产资本和经营资本，遍及全球的生产、营销体系和信息网络，在世界范围内从事着各种经济活动。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这期间，我国的企业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战略性经营转变：第一次由产品生产转向商品生产;第二次由单一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第三次由资本经营转向海外经济合作，并由吸收外资为主转向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如今，我国企业已开始走出国门，发展海外投资，实现国际化经营。我国外向型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日益发展扩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根据国家商务部公布的“2003年我国对外投资统计数据”，截止到2003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334亿美元，经商务部核准和备案设立的境外投资企业共计3439家。仅2003年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总额为29亿美元，同比2002年增长5.5%。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0.45%和0.48%。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份额相对较小，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并加入世贸组织，势必有更多的我国企业迈出国门，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走上国际化经营的道路。当然，尽管近年来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很快，也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总体来看，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企业缺乏立足于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从企业规模来看，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立足，主要依靠企业应拥有雄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扩大规模、壮大实力是“走出去”的先决条件。“走出去”的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产品、核心市场和核心技术，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才会有立足之地。目前，我国在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的企业中 ,如TCL 、海尔还不具有什么市场，品质的差距和营销网络的狭小成为其发展的障碍。此外，从企业自身条件来看，研发水平低，缺乏技术优势仍然是我国企业的弱点，这就导致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技术含量不高。我国大企业的主要差距在于企业资产规模过小，效益规模不够。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仅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的 1-2%,而“全球 500 强”美方上榜企业是 5-20%。目前，我国约有 2/3 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研发机构。这表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国内广大企业还远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直接结果就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数为加工贸易型，产品也大多只是进入低端市场。如在非贸易性海外投资项目中，近40%属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项目，即资源开发及初级加工等。

(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结构不合理

从行业构成来看，我国境外投资行业目前主要集中在投资额较低的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商务业以及建筑业。按分布行业计算，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商务业以及建筑业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92.6%。其中：采矿业为13.8亿美元，占总流量的48.4%，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投资;制造业为6.2亿美元，占总流量的21.8%，主要是通讯设备、计算机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批发零售业为3.6亿美元，占总流量的12.6%;商务服务业为2.8亿美元，占总流量的9.8%。①上述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中，资源开发型产业的投资保持较高的水平，生产加工类的投资增速迅速提高，而贸易类的对外投资增速逐渐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业均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使这些行业在国际市场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而相对于金融、电信等服务性行业，一方面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准入壁垒高，另一方面竞争的激烈程度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我国企业虽然在国内拥有一定的资本但还是不具备抗风险的能力。

(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结构不合理

应该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整体规模和行业分布还是相当有限，绝大部分投资仅限于香港

地区，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海外投资，企业也没有完全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2003年，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和地区的60%。从表1我们可以

表1 2003年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状况

地区 亚洲 非洲 欧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大洋洲

覆盖比率(%) 81 73 61 50 40 35

投资净额(亿美元) 15.00 0.75 1.50 0.58 10.40 0.34

投资净额比率(%) 52.5 2.6 5.3 2.0 36.5 1.1

资料来源：商务部，“2003年我国对外投资统计数据”。

发现，目前我国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占总投资净额的89%。根据国家商务部“2003年我国对外投资统计数据”显示，境外投资的地区主要集中香港、美国、日本、德国，占境外投资企业总数的41%，其中香港占21%。2003年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但所占的比例远远小于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状况与我国现行的出口市场格局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但显然不符合目前国际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和进一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要求。

(四)企业缺乏清晰的境外发展战略和高效统一的宏观管理与协调机构

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一般都具有完整的全球战略，即以世界市场作为角逐的目标，对再生产周期的各个环节实行国际化安排。而我国大多数外向型企业还不具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也缺乏全球性发展战略，没有融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还不能站在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战略需要的高度支规划自己的海外投资行为。这就造成一些企业投资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如我国某矿产集团在美国的子公司为了短期盈利，在没有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盲目从事期货交易等高风险业务，结果6000万美元的损失。 此外，目前立法、管理、信息服务等因素严重制约着我国企业成功开拓国外市场和参与国际竞争。这类制约因素主要包括立法严重滞后、工作机制尚未理顺、政策导向作用差、信息服务严重滞后、外汇管理和银行信贷限制过严、企业微观经营机制存在严重缺陷等。目前，境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发展需要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并以此为基本保障来引导外向型企业进行海外经营，积极参与协调解决本国企业在海外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只有进一步改善了这些制约因素，才能为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给与强有力的后方支持。

四、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尽管我国外向型企业都加大了海外投资力度，努力贯彻了国家“走出去”的政策，并希望在国际市场上提高企业的实力，但是这条路还很漫长。我们只有正视所面临的问题，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外向型企业国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并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来制定投资战略，才能使我国外向型企业实现快速发展。

(一)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选择战略

影响地区选择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一是非制度因素。包括当地的政局稳定性、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状况、技术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高低、产品销售的现有市场以及潜在市场、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亲近性等。二是制度因素。包括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企业运行的便利性等。其中，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东道国参与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贸易壁垒以及对外资的态度;经济制度主要包括东道国的金融外汇制度、经济自由度等;法律制度包括东道国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法律完善程度等;企业运行的便利性主要包括企业运行障碍、政府清廉程度、税收制度等。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对外资持欢迎态度在所有制度因素中最为重要。

1、维持并发展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潜力较大，金融市场发达，外资法律健全，企业在这样的区域投资成功后可以获得较高的效益，同时可以吸收先进技术，有效地绕开各种贸易壁垒。 当然，与此同时，作为投资主体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下述几个问题：第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具有很强的非制度因素;第二，我国的产业结构与这些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不具有比较优势;第三，美国和欧盟的对华政策仍具有较大的歧视性，以产品标准、质量、知识产权等为由加大了对我国企业和产品的监督和检测力度。

以海尔为例，海尔国际化运作取得的成功，吸引了不少企业家，特别是海尔在美国建厂更是让业界把海尔看成是民族英雄。而海尔作为一个企业本身此举的考虑仅仅是为了以后的发展做铺垫。如果我们的企业不顾自身实力，盲目效仿我国第一品牌，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海尔在美国市场的定位是市场空隙定位，以小冰箱、小洗衣机占领市场空白。所以，海尔在美国建厂并不意味着海尔已在美国大规模盈利了。而海尔在伊朗、约旦、突尼斯、尼日利亚等国设厂，都是以主流的产品成为当地的第一品牌。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在扩大对美国、欧盟待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应该将我国的“边际产业”转向发展中国家。那种把投资方向、重点及趋势只定位为发达国家和地区是有欠考虑的。

2、巩固并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

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89%分布于东南亚、非洲、拉美和东欧等地区。之所以出现如此战略选择，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具有其特定的区位特点与比较优势。未来的投资区位战略选择应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盟十国。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东盟十国与我国存在一定产业梯度，应成为我国转移“边际产业”的重要场所;第二，东盟十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投资;第三，它们的投资环境好，实施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这些国家的经济与我国有很强的互补性，同时，地缘上的邻近性及文化背景方面的类似性，构成了东盟国家的区位比较优势，可以减少投资的进入障碍。以越南为例，越南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大外资的优惠措施，包括大幅减免税收、降低土地使用费等。目前，我国很多产业，如摩托车、小型货车和家用电器在东南亚国家都非常受欢迎。“我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研究报告积极评价了我国和东盟经济关系的发展现状，认为双边贸易投资关系仍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区位选择遵循“就近原则”和“地区渐进原则”。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渐进性对外投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独联体及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畸形，轻工业发展水平仍十分落后，但是消费市场容量巨大，且其基础设施条件良好、人才资源丰富。我国的轻工业产品在这里拥有绝对的竞争力，2001年我国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就已达100多亿美元。近年来，其与我国的高层往来和外经贸部领导接触频繁，对加深相互间了解，其政局、社会治安以及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会逐渐减少。所以，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也是我国对外投资又一重要地区。

(3)非洲地区。与非洲诸国的关系一直很好，非洲大部分国家产业结构的层次较低，产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我国的很多产业在许多非洲国家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另外，我国的农业技术在非洲也具有比较优势且市场巨大，我国在非洲的农业中也有成功的直接投资经验。

(4)拉美地区。拉美国家具有较大的市场容量。而近10年来，拉美经历了包括2001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在内的3次经济衰退，所以有外资流入的迫切需求。我国与巴西、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古巴和乌拉圭等国家的高层互访保持强劲势头，经贸合作不断发展，也有利于我国企业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投资。

(5)西亚地区。西亚地区的国家对外界的商品依赖性很大，进入的限制更少;近年来，西亚国家正在积极实施经济多元化政策，鼓励国外企业进入，投资建设工业项目。我国企业也已开始尝试以设备、技术到西亚国家投资，举办加工装配项目。但是，西亚13国地处当今世界的热点地区，政局不稳定是不利因素。所以，我国在西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挑战与机遇并存。但长远来看，更符合双方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且双方目前合作的势头良好，如充分发掘各自的潜力，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二)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战略

从理论的角度看，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就是“边际产业”。对我国现阶段来说，我们的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应当有如下一些考虑：对外投资最重要的产业应该是曾经在国内有长期高速的增长，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在现阶段已经或者是即将陷入增长停滞期的产业。因此，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行业应该主要为：

1、加工组装型制造业

我国的家用电器、摩托车、金属制品、家用机械类产品都有较大的规模。这些产业都经过长时间高速增长，已达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阶段，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平均利润。但是，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稳定，在国外市场很有竞争力，发展中国家对这些产业的需求也较大。所以，加工组装型制造业，尤其是家电产业应该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首选。

2、传统产业

纺织与服装业是我国传统的优势产业，技术设备水平高，产品质量好，一直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目前，纺织服装业也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竞争激烈、经济效益下降的局面。纺织服装业对外投资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推进我国产业的继续发展，是我国对外投资又一产业重点。

3、资源开发业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的占有量较低，有些自然资源的国内绝对储量和产量都比较低，能源供给趋于紧张。所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深入，鼓励我国一批有实力的大型石油、矿产开发企业到境外进行资源开发类投资，也应是我国对外投资的又一产业重点。

4、高科技产业

我国不少产业的技术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也拥有比较优势，比如我国的航天技术、卫星通讯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都是国际领先的。另外，为了加快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直接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我们也有必要在前沿性科技领域开展“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所以，除了前面所述的对外投资产业重点外，高科技企业的对外投资也不能忽视。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到2002年期间，我国共批准境外设立研发中心22家，投资总额达5003万美元，主要有软件开发、光电技术开发、通信技术开发、家电产品研究开发。这些海外投资企业可以直接、快捷地掌握国际上最新的技术、质量、价格信息，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筹措与运用战略

投资与融资是紧密相联的，融资的目标是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规避和化解经营风险以及谋求建立最佳的资本结构。境外投资企业不仅要求获得最初投资进入的启动资金和营运资金，而且在投资进入后，也需要日常经营资金和扩大经营的再投入资金。如何以较小成本和风险筹集国际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是国外企业成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对于自有资金相对短缺的大多数我国国外企业来说，如何筹集资金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海外融资战略，对我国企业国外直接投资的成功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1、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融资战略的一般选择

境外直接投资公司从全球范围内融资，应遵循融资成本最低、经营风险最小、公司整体财务结构最佳这三个原则选择可利用的资金来源，从中选择最佳的资金组合。境外直接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公司内部的自有资金、母国的资金、东道国当地的资金和国际资金四个方面：

2、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资金运用战略选择

(1)根据投资国的金融特点制定和采用海外融资策略。在美国和加拿大，由于存在高度发达的证券市场，使得直接融资成为主要的融资手段;在欧洲，由于传统的银行业比较发达，所以银行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在日本，由于银行和证券市场的融资职能不同，企业不同的资金需求必须由不同的渠道获得。

(2)运用先进的融资手段。主要包括：第一，采用 “杠杆收购”融资，杠杆收购又称借债收购，是指企业以少量的自有资金(通常为5—10%)和大量的市场借款来完成收购。第二，国际金融租赁。国际金融租赁是指由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决定，向承租人选定的第三者(供货人)购买承租人选定的设备，并将该设备的使用权转让给承租人，并在一个不间断的长期租赁合同期内，通过收取租金的方式，收回全部或大部分投资。这是一种采用“融物”形式进行的中长期融资活动。

(3)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应与国外、国内银行形成紧密联盟，进一步加强金融活动国际化。国外银行首先通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向境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各种贷款和服务而成为合作伙伴。另外，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可采取通过与国外及我国银行机构的境外分支机构相互参股的方式合作，形成共同开发海外市场的格局，有利于企业获得发展的长期资金支持。加强我国银行业的海外拓展是我国外向型企业境外投资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不仅立足于国内，同时积极向全球发展，其中以我国银行的发展最为迅速。目前，中银集团已全球设立了500多家分支机构，海外员工近2万人，海外资产总值1700多亿美元。我国银行业的向外扩张，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一方面可为国内企业提供准确、及时的国外信息;另一方面，对于一些金融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国银行在那里设立分支机构可带动我国企业到这些国家进行投资，从而促使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多元化发展。

(4)充分利用金融创新。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始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发展到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工具。我国逐步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增强了境外直接投资公司海外融资的自主权，这些都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在资金筹集上提供了非常有效的途径。

(5)大力发展自己的海外金融机构，与此同时，要有意识地收购、控股外国的金融机构。

(四)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控制战略

境外直接投资，将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如汇率风险、投资环境发生变化所带来的风险等等，这就对上市公司的风险防范和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使投资者对企业发展前景的预测变得更加困难。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竞争虽已经有了一定优势，并迈出了国外经营的步伐。但要发展国外经营，必须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把握全球经济发展特点和趋势，制定正确的境外投资发展战略，规避投资风险。

1、在对外投资的步骤上，应采取阶段式渐进发展模式

比如选择国内经营→出口→设海外代理→设海外销售子公司→建海外生产子公司的模式。比较适合我国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而言，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差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应以渐进的阶段式发展为主，逐步积累海外的市场知识，从而提高国外经营的成功率。

2、在对境外投资的方式上，应先合资，后独资

对企业来说，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再结合自身实力施以不同的投资方式。针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经验不足的特点，应先走出去，与当地企业搞合资，这有助于利用两种资源、两种文化、两方能力和两个市场。这是实现国外经营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

3、在对外投资的产业上，应先劳动密集型产业，后技术密集型产业

劳动力便宜是我国的一大优势，产业选择应集中在小规模产业中，如纺织业、玩具业、电子等。这类产业的生产规模经济程度低，竞争性强，进入壁垒低，也不需大的研发投资以及复杂的技术。我国中小企业在这类产业中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优势。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积蓄资本和力量，然后再在国外搞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这对于我国外向型企业来说，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

4、在对外投资的区域上，先发展中国家，后发达国家

先把走出国门、进行国外经营的重点放在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东南亚各国，如马来西亚、泰国等。俄罗斯、东欧、中亚等地区的市场也在迅速恢复，并且这些地区的经济与我国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对我国民营企业亦蕴藏着巨大的商机。然后再考虑走向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与我国中小企业的综合实力相适应的一种选择。

总之，控制境外投资风险应更多依赖投资主体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对国有境外企业，应通过监管国内投资主体的方式来监管境外投资企业;对自筹资金的民营企业，应从宏观角度进行监管。

五、结论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加深，我国外向型企业朝着国外经营方向发展不仅完全符合我国外向型企业的目前状况，而且也是势在必行。尽管对外直接投资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某些负面影响，但总体来说，积极作用是居主流地位的。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正确认识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利弊是非常重要的，盲目乐观和悲观恐惧都是不可取的。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只有积极稳妥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增强海外企业的优势，调动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增强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并建立相应的部门协调和引导对外投资活动，创造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环境和客观条件，才能使我国的外向型企业在未来的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IMF,1977,Balance of Payment Manual(国际收支手册)，Washington D.C.

[2][英]约翰•伊特威尔等著：《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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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洪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P10-13。

境外战略投资者 篇3

[关键词]战略投资者建设银行战略合作

一、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合作的历程

我国银行业的改革最早始于1979年，在2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我国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和资产规模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我国商业银行在盈利能力、风险控制、公司治理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外同行，同时，其资产质量也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2003年，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比率为19.6％，而在国际上，同等规模的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一般不到1.2％。

我国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实践表明，单靠国内的力量，无法克服旧体制遗留下来的经济关系和行政干预的缺陷，很难从根本上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其持续发展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7月24日银监会印发了《推动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制定重组改制方案的通知》，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要环节之一。同年12月30日，随着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各注资225亿美元，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正式启动。而意欲在港上市的建设银行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开始了其与境外战略投资的合作之路。

2005年6月17日，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签署了《股份和期权认购协议》和《战略协助协议》。根据协议，美国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设银行进行投资，未来数年内美国银行可增持建设银行股份至19.9％。同时，根据战略合作协议，美国银行将在众多领域向建设银行提供战略性协助。这些领域包括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信息技术、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个人银行业务(包括信用卡)以及全球资金服务等。美国银行将在建设银行董事会中拥有席位，同时还将向建设银行派遣大约50名人员在以上领域提供咨询服务。自此，美银和建行开始了双方战略合作的道路。

2006年3月22日，双方共同宣布，自2006年4月1日起，中国建设银行乐当家理财卡开通境外交易功能，其持卡人在美国银行的ATM上可以享受取现免手续费服务；同时，美国银行的借记卡客户和ATM卡客户可以在中国建设银行的ATM上享受同等服务。

2006年8月24日，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签署收购协议，以美银(亚洲)2005年底账面净资产的1.32倍即97.1亿港元收购美银(亚洲)的全部已发行股份。同时，作为平稳交接的重要基础，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已正式签署了《过渡期服务协议》，约定于交割完成后，美国银行在风险管理、营运管理和IT等多方面继续向建行及原美银(亚洲)提供最长期限为18个月的支持服务。

2007年4月13日，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批准了《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信用卡合作谅解备忘录》，商定双方将分信用卡业务单元阶段和合资公司阶段两个阶段尽快开始双方在信用卡领域的合作。同年12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合资设立的建信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隆重开业，标志着中国建设银行和美国银行的战略合作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泛的阶段。

2008年5月28日，建设银行宣布，美国银行行使其认购期权，拟以每股2.42港元的价格买入60亿股建行H股股份。这一消息引发了人们对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作用及其参股中资银行动机的思考，同时也再一次使得人们对于建行“贱卖”发出质疑。因为按当日建行H股6.7港元的收盘价计算，美国银行此次增持的账面获利达到254亿港元；同时由于美国银行原先持有的建行股份将于8月解禁，因此，有机构认为，美国银行很可能在购入60亿股后再卖出60亿股旧股，这样在保持在建行持股比例的同时又可以套现226亿元。

二、对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合作的分析

1、对“贱卖”论的分析

第一，从时间上看。“贱卖”论开始于建行香港成功上市后，而不是在双方签订协议过程中。在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之初，国有商业银行几乎都面临破产的境地，在国际同行中声誉很低，在那种情况下，不要说“贱卖”，国有商业银行要想找到一个愿意合作的合格战略投资者都十分困难。而在建行与美银合作并成功发行上市后的今天，建行无论在治理结构，风险控制及盈利能力上都已今非昔比，那么以现在的市场价格来衡量2005年时的定价标准不免有些偏颇。

第二，从双方实际获得的收益看。汇金公司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美国银行。2005年12月17日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汪建熙在清华大学向社会公开了一笔账。2003年中央汇金共计投资建行投资225亿美元，加上其余3个小股东共计234亿美元，上市后上述股权的总市值达到约677亿美元，较上市前增加了约442.3亿美元，增加了1.89倍。上市后汇金持股总值为478.56亿美元，加上战略投资者购买股份交割获得的39.66亿美元，共计518.22亿美元。这一数据较上市前增加了293亿美元，增加了1.3倍。如果以建行收盘的股价2.55元看，汇金的权益更是增加了337.08亿美元，增加了1.5倍。而上市后美国银行持股市值为55.51亿美元，较之前的投入增加了25.51亿美元，增加了0.85倍，远低于汇金的1.3倍。而如果从银行增值金额看，美国银行增值金额更是只相当于汇金的8.7％。

第三，从美银持有建行股权的限制上看。按照我国证监会的规定，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最短股权持有期必须在3年以上，占股的比例不低于5％，同时，最高持股比例不能高于20％。这就使得，一方面，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国外机构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的预期很低，加之股权锁定期的限制，进行如此巨大的投资将会面临十分巨大的风险，而我国商业银行特有的制度特征和政治背景都对建行未来的经营发展构成了极大的不确定的影响，这就必然要求在进行股权定价时加入一部分风险溢价进行补偿；另一方面，由于20％持股比例上限的限制，美银无法在建行的经营管理中取得话语权，而只有将这些因素在定价有所反应才能保证交易的公平。

第四，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的定价看。主张建行“贱卖”的观点认为，按国际银行参股通常支付的2～3倍的溢价，建行出售股权的溢价仅为17％，远远低于国际正常水平。但是应该看到，国际通行的这种价格的确定是国际大银行之间合作时确定的价格，而在国外银行由于一贯遵循相同的国际准则，在政策背景，治理结构等方面相差无几，不确定因素少，同时，其在盈利能力，产品开发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均优于国有银行。而相比于2005年时建行的状况，我们不能以此为参照来衡量建行的定价，而是应该将建行的定价与其他国有银行相比较。在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工行获得的溢价为

15％，中行为10％，这样看来，建行的价格并不算低。

第五，作为股权的定价，我们并不能完全从财务的角度去考虑，我国之所以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主要是要引入其先进的经验技术，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而这些技术我们无法无偿地从外资银行那里得到。并且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效果也无法完全在短时间内表现出来，因此，就目前来说我们很难断言这笔交易的好坏。

2、与美银合作对建行发展积极作用

首先，美国银行对建设银行的投资，有效的提升了建行IPO的价格。美银最初入股建行的价格仅为高于建行每股净资产的15％，虽然这一入股价格遭到了一些质疑，但事实证明，这次交易使得建行IOP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给建行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在初次入股建行后，美国银行又在建行IPO时购买了5亿美元的股份同时还参与了建行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伦敦等地的路演活动，这些有力地支持了建行的IPO，使得建行以2.35港元的IPO价格发行成功。美银对建行的投资在有利于稳定建行股价的同时双方在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合作也提升了投资者对建行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投资者对投资建行的信心。

其次，推动了建行的国际化发展。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我国商业银行要跟上国际银行业发展的步伐，应对国际大银行的竞争，就必须积极推动商业银行国际化的发展。通过与美银的合作，建行不但可以借助美银的平台向国外的客户提供服务，尤其是通过收购美银(亚洲)，更进一步加快了建行国际化的步伐。收购完成后，建行在香港的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为原来的两倍，客户贷款从原来的第十六位飙升至第九位。且建行也通过此次收购，获得发展香港业务所需的网点渠道、人员、系统、产品和客户，从而快速搭建起在香港的零售业务平台。更重要的是通过持股美银亚洲，建设银行完成在澳门、香港、澳大利亚的布局，同时拥有保险、证券、银行等全业务，海外零售银行业务获得长足发展。而建行更将在港业务作为带动全行海外业务经营和发展的突破口，建设银行副行长兼中国建设银行(亚洲)主席范一飞指出，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收购美国银行(亚洲)的全部股权，是中国建设银行推进实施海外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在中国建设银行海外经营史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再次，建行与美银的合作大大提升了建行的核心竞争力。美银持股建行，不仅提高了建行的资本充足率，同时根据双方签订的战略协议，美银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信息技术、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个人银行业务(包括信用卡)以及全球资金服务等领域向建行提供的协助，更有助于提高建行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其持久的发展。自从建行与美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美国银行已派出50多名专家在协助型项目、咨询型项目、经验分享型项目、业务培训、讲座等五种项目上对建行业务建设进行协助，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双方在信用卡领域的强强联合不但加快了建行信用卡业务的发展，也极大提升了建行信用卡业务的核心竞争力。而建信租赁公司的成立，更加有效丰富了建行金融服务的手段，进一步增强了建设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综合性金融服务的能力，为其进一步拓展银行的客户群体和租赁市场，改善银行的业务结构和赢利结构，实现银行多元化经营奠定了基础。

最后，有利于建行资本市场的再融资。通过与美银的合作，建行的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从建行在香港IPO的成功，以及后来股价的良好走势可以看出，投资者对建行的未来有着良好的预期。这些因素对于建行未来持续利用资本市场十分有利。股市良好的表现，不但有效的提升了建行的国际形象和声誉，同时，对建行的良好预期，更会增加其未来通过增发、配股进行资本市场再融资的成功的可能性。

三、建行与美银战略合作的经验与启示

1、建行与美银合作的成功经验

引入战略投资者，一方面，对于增强我国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外资银行的参股也必然使其获得更多信息，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取得一定的话语权。因此，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时，我们必须权衡得失，在合作中努力取得“双赢”的结果。在这方面，建行与美银的合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首先，建行选择美银作为其战略投资者是与其总体发展战略相一致的。建行的总体战略是“建设国际一流零售银行”，而美国银行作为经营对象主要为中小资产阶级的美国第二大银行，在零售领域具有强大的实力，尤其是在其成功并购全球最大独立信用卡发行商美信银行(MBNA)后，使得美国银行的信用卡业务管理水平不仅在全美居于首位，在全球也处于领先地位。美银的这些优势完全符合建行“建设国际一流零售银行”的总体战略的要求，而双方目前在信用卡业务上的合作也会大大提升建行在信用卡业务上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美银的在华发展战略与建行的发展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与建行“建设国际一流零售银行”形成互补的是，美国银行并不计划在内地发展零售业务，与建行达成合作协议后，美银关闭了全部已经在内地开设的零售网点，仅通过建行分享内地银行业发展的成果。同时，美国银行不愿发展海外业务，并把美银亚洲卖给了建行，而建行则可以借此发展海外业务，从而帮助建行实现国际化目标。

最后，就美银对建行的持股比例而言，美银几乎无法成为建行的第一大股东，从而保证了建行在优化股权结构的同时保持了其决策的独立性。建行股份的70％被中央汇金持有，因此，即使在与美银签订协议时规定了美银的最终持股比例可以达到国家规定的外资最高的持股比例19.9％，但由于建行股权十分集中，这就使得美银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几乎不可能成为第一大股东，获得建行的控制权。

2、建行与美银合作的启示

第一，无论是从最初美银以高于建行每股净资产的15％的价格入股建行还是近期美银行使期权以低价买入建行股份，关于建行“贱卖”的争论一直未曾平息。然而，应该看到不管是否作为战略投资者，任何机构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必然会做财务上的安排和考虑，但真正决定合作成功与否的是合作是否有利于双方未来长远的发展战略，这对于美银如此，对于建行亦是如此。因此，在我们选择战略投资者的时候，应着眼于商业银行长远的发展，选择可以优势互补的境外投资者，这样才能在实现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达到“双赢”。

第二，从建行选择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成功上市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是美国银行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其他投资者对投资建行的信心。在很多投资者看来，国外知名的机构参股建行证明了建行财务报表的真实可靠，证明其确有投资价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我国商业银行经过一系列的改制与重组，无论从资产质量或是发展潜力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完全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健全加之旧的商业银行体制下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风险控制能力差等问题，使得我国商业银行无法得到国际机构的认可。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深化商业银行的改革，使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与国际接轨，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竞争。

境外战略投资者 篇4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金融业的保护期即将结束，这意味着我国市场将向世界全方位开放，金融企业面对的挑战更为激励。现阶段，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面对外资银行的挑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表现为体制和机制上的不足。股改后，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而他们为维护自身的权益，会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并派出一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帮助中资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此外，国有商业银行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一般都具有丰富的产品创新经验、先进的业务管理系统和高效的市场营销技术。与其建立合作伙伴后，可以享有这些创新的成果和经验，提高业务竞争优势，扩大优质业务的市场份额。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客户需求的个性化、国际化和服务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国有商业银行通过与境外金融机构强强联合，进行优势互补，可根据客户的金融需求进行针对性营销，不断扩大高端客户的市场份额，促进各项业务既快又好地发展。

引进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一种互利双赢的安排。中资银行业在改革重组过程中引进战略投资者，目的不在于“引资”而是“引智”。目前，这些境外战略投资者除国际金融组织外，主要是一批国际知名商业银行。从参股中资银行的前后变化看，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改进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方面，在引入先进的绩效与成本管理模式方面，在促进经营方式与盈利增长模式转换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境外战略投资者还将根据有关协议，对参股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和内部组织结构设计、市场营销、客户关系、产品开发、银行风险控制、绩效考评等多方面提供援助。这些都有助于中资商业银行全方位提高竞争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改善客户服务。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深圳发展银行迅速扭转了业务下滑局面，财务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风险控制取得成效，经营绩效显著改观。

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过程中的负面影响

1、引入外资而带来得金融安全问题。

境外投资者不是来扶贫的，是以盈利的目的而来的，这就决定了商业银行境外投资者的不稳定性，在金融形势和经济形势好时的大量进入、在经济金融形势不好时或有风险隐患、风险增大时的退出都是难免的。这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放大或产生危机。同样，以深发展为代表，大量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让境外金融机构过多持有中资银行股权，甚至是第一大股东，参与甚至决定中资银行的管理经营，可能会抢占中国的金融市场，威胁中国银行业的安全。

2、目前存在的监管理性问题。

伴随外资金融机构多层次、全方位的进入，对监管层面的思想和理念以及监管能力都面临严峻的考验。我国目前存在着的是以行政强制力、审批权来进行监管，外资的进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监管当局从监管理念、监管手段、监管方式、风险管理、市场准入、市场退出等方面都存在着感性的问题。

3、引资后的经营风险未得到足够重视。

尽管中国政府将数百亿美元资金注入国有银行，并将银行的大量股权出售给外国投资者，但这些银行目前仍然没有进行真正的商业化运作。商业银行信贷定价仍没有“区别对待”，而且贷款基本上仍由以储蓄存款形式提供的资金推动。四大国有银行不仅没有考虑贷款企业的盈利能力，而且银行在利润率更高省份的贷款份额实际上正在下降。甚至一些大型国有银行一直在持续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其他金融机构。目前，正规公司治理结构的各项改革措施对银行运营方式的影响较小。

三、对我国外汇储备的思考与建议

1、银行股权“出售”。

短期内是否能够分得清“贵”、“贱”。我国商业银行将部分股权按某一既定价格出售给外资战略投资者，该价格究竟算不算”贱卖”，谁也说不准，因为有竞争才会有价格。现在这些银行招股，似乎都不是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的方式，更不是面向中外的所有战略投资者，所以”私下”谈成的价格究竟是贵是贱，缺乏参照系数，也只能是一种粗略的估计，最终还得通过市场实践才能验证。在此之前，政府剥离了建行几千亿元的不良资产，这些也都是真金白银，即使不算作本次建行股改的代价，也应算作是政府搞国有银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2、建议加强准入法规规范和监管规范。

我们必须立足于金融安全的角度对境外投资者的进入进行法律规范和监管规范，严格界定境外战略投资者有严格的标准和条件、特别是严格界定和规范对个别银行取得相对控股的地位条件和标准，严格界定外资股份的出售条件和标准。

3、

建议引入“一套标准的银行经理人业绩激励手段”，使得这些引入外资的公司治理结构得到实质性的改善，通过有效的激励手段，使得这些机构的业绩得到可持续的改善。

4、

境外投资者自身的资质和实力，包括具有的竞争优势(核心竞争能力)和技术输出能力，重点考察其与银行自身的匹配性、对等性。一般而言，对方太“强”，双方合作的基础不牢靠，而后合作的和谐性也难以保障，往往会把自身置于整个合作过程的被动地位。对方太“弱”，银行则失去了引资的目的与意义，把握住度的松紧至关重要。

摘要：目前, 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逐步进入尾声, 并伴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强劲趋势, 我国银行领域出现了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现象:大中小商业银行通过出让部分股权, 纷纷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形成了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热潮。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 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结构上国有独资的单一性, 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但另一方面, 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同时也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股份制结构、监管体系等等带来一系列的挑战。

关键词：商业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

参考文献

[1]、吴念鲁《银行家》,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

境外投资申请报告框架 篇5

第二章 投资方情况

第一节 投资方基本情况

第二节 投资方基本经营情况

第三节 投资方相关实力和优势分析

一、人才实力

二、团队特点

三、在国内外投资类似项目简要情况

第三章 必要性分析

第一节 本项目投资目的

一、项目相关行业国内外情况

二、项目对投资方的必要性和意义

第二节 本项目社会意义

第四章 项目背景及投资环境情况

第一节 项目背景

第二节 投资环境情况

一、项目所在地基本情况

二、市场分析与预测

第三节 项目的外部意见及影响

第五章 项目内容

第一节 项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实施内容与地址选择

二、投资规模与业务范围

三、组织架构和人员配置

四、进度安排

1、项目进度时间

2、项目实施内容

五、项目总的实施计划

第二节 财务效益指标

一、总营业收入预测

二、成本费用预测

三、利润预测

四、财务评价指标

第六章 项目资金情况

第一节 项目出资形式

第二节 项目资金运用

第三节 项目资金筹措

第七章 项目风险分析

第一节 项目敏感性分析

第二节 经济周期及目标市场所在地经济发展状况引致的风险

第三节 汇率风险

第四节 管理风险

第五节 人力资源不足风险

第八章 项目申请报告结论

第九章 附件

1、投资估算表

2、营业收入估算表

3、固定资产折旧表

4、总成本费用估算表

5、损益表

6、现金流量表

境外战略投资者 篇6

摘要：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着来自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多重压力，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应对中外资银行全面对等的市场竞争，我国的中小商业银行纷纷积极、大胆地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研究中小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动因及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其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小商业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动因；影响

中小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银行体系竞争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给我国银行业带来了更多的活力。然而，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我国中小商业银行自身的现状并不容乐观，不少中小商业银行依然存在着经营规模相对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经营管理水平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合理、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进而导致了其不良资产比率、风险集中度、经营成本和损失过高，业务盈利能力、资本补充和自我发展能力较低，在与大型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此外，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外资商业银行不断涌入中国市场，其业务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竞争压力，业务开拓的难度越来越大，平均市场份额不断降低。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应对中外资银行全面对等的市场竞争，从1996年光大银行引进亚洲开发银行开始，我国的中小商业银行纷纷积极、大胆地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截止2008年底，我国已有24家中小商业银行，包括9家股份制银行和15家城市商业银行引进了33家境外战略投资者。

一、中小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动因

1、解决发展过程中自身面临的问题，提高其竞争力。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中小商业银行从成立起就就普遍面临着以下问题：

（1）资本金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张不对称，资本充足率远未达到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大部分组建时间短，国家扶持力度比较小，普遍存在资本金不足等问题，如2004年深圳发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仅为2.32%，杭州商业银行也仅为6.37%；按照银监会的统计，截止2003年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7.35%，112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6.13%，均低于巴塞尔协议的8%的最低要求，更低于国外同业平均12.25%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2）业务品种单一且趋同，金融产品缺乏特色，特别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开发和运用相对滞后。传统的存、贷、汇业务仍占大多数中小商业银行收入的绝大比重，而新型的中间业务、个人业务、信用衍生产品还处于开发探索阶段，金融服务尚未完全贴近中小企业和居民个人。

（3）缺乏战略规划，市场定位雷同，没有形成市场型的特色分工体系。长期以来，一些中小商业银行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自身优劣评价不全面，缺乏合理的战略规划，对市场缺乏细分和组合分析，忽视了各自发展时间的长短、经营规模、人员素质、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特色和金融竞争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盲目与国有商业银行以及相互之间争地盘、抢客户，正逐渐失去其自身经营灵活的特色，最终失去自己的竞争力，失去市场份额。

（4）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缺陷，內部控制能力不足，管理粗放。很多中小商业银行虽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障碍，中小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与巴塞尔银行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小商业银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班子和监事会各方职责不够明确，无法达到有效制衡。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在城市信用社的多级法人制向城市商业银行一级法人制转型中，由于在资产、负债处置和经营管理层以及其他人员的安置上方式不当，导致内耗严重，没有起到对高风险城市信用社的风险进行化解的作用，部分分支机构因为过高的不良资产比重甚至出现支付危机。所以，内部治理结构上的先天缺陷也是制约中小商业银行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因此，随着我国银行业的逐步开放，中小商业银行面对自身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各种难题纷纷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希望利用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一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进一步提高自身竞争力。

2、国内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导致银行业竞争更加激烈。

（1）来自于大型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国有商业银行相继通过股改、引资上市后，其资本、网点和人才规模等优势进一步显现，整体经营活力不断增强。截止2008年底，全社会金融资产的50%多仍集中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大型商业银行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在全国精简并调整自己的经营网点布局，争夺中小商业银行当地的优质资源，致使中小商业银行生存困难。

（2）来自于农村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等机构以及同质银行的竞争压力。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深入城乡腹地，在一些业务范围上，如对“三农”和一些乡镇企业的信贷支持等，其竞争优势不可小觑；加之继续不断深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改革，如信托投资公司经过清理整顿后，业务发展逐步走上正轨，这一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和融资途径的拓宽给计划扩大覆盖率和经营范围的中小商业银行带来了直接的竞争压力；各中小商业银行，特别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进行战略引资、上市，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快战略转型，整体竞争实力持续提升，促使各中小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加剧。

（3）来自于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截至2008年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96家银行在华设立237家代表处，12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28家外商独资银行（下设分行157家）、2家合资银行（下设分行5家，附属机构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2家。另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75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116家分行。截至2008年底，在华外资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3万亿元，同比增长7.37%；各项贷款余额7305亿元，同比增长5.09%；各项存款余额5974亿元，同比增长34.82%。特别是2006年底开始，对外资银行的限制期结束，外资银行取得和中资银行的同等国民待遇，中小商业银行银行在管理体制、经营理念、优质客户资源和人才资源、金融创新、投资与风险管理等方面都会面临外资金融机构的严峻挑战。

（4）来自于国内资本市场的压力。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由于直接融资的低成本、灵活性等优势，以发行股票、债券筹措资金日益成为企业融资的一条重要渠道，从而进一步加大中小商业银行的贷款营销难度。

3、我国政府和监管部门对中小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大力引导与支持。

2001年以前，我国法规禁止外国金融机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入股光大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IFC）入股上海银行经国务院个案审批才得以实行。银监会成立后，及时依法制定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并在实践中大力倡导引进合格境外战略投资者，这是中小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最活跃的阶段。2003年8月25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在华外资银行负责人会议”上表示：“将鼓励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或股权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刘明康在“2004年国际投资论坛”上称：“银监会欢迎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按照自愿与商业原则，与中资银行开展各种股权形式的合作。”与此同时，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第八次全国地方金融论坛”上也强调：“银监会鼓励城市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整合现有资源基础上，按市场规则和自愿原则联合重组，提高整体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总之，面对内忧外患中小商业银行举步维艰，中小商业银行在苦练内功的同时，开始积极寻求外部力量的帮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借鉴国际银行先进管理经验、技术和方法，积极促进其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与国际先进银行接轨，优化公司治理机制，不断提升其竞争力和绩效水平，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参考文献：

[1] 任克娟.新形势下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J].河北金融，2005，（03）：13-14.

[2] 庄毓敏.中小商业银行的资本扩张与竞争力的提高[J].中国金融，2004，（8）：49.

[3] 郑良芳.经济金融问题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境外战略投资者 篇7

一、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1、化解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中普遍存在的股权结构矛盾

通过现金换股权的方式和增发新股方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 都会使国有商业银行大股东汇金公司的持股比例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改变其“一股独大”的局面, 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由高度集中模式向具有一定集中度, 存在相对控股股东的模式演变。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 不同模式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产生一定影响。我们将股权结构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股权高度集中, 控股股东拥有公司股份的50%以上, 对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二是公司拥有较大的相对控股股东, 同时还拥有其他大股东, 所持股份比例在10%与50%之间;三是股权高度分散, 公司没有大股东, 所有权与经营权基本完全分离、单个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在10%以下。这三种类型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影响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股权结构的理论、实践与创新》郑德程、沈华珊、张晓顺:经济科学出版社, 略有改动。)

如表1所示, 过高的股权集中度或者是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对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代理权竞争和外部市场接管的作用基本都是弱效应, 也就是公司治理效率低。而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通过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股东权利关系, 监督机制、外部市场接管作用强, 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激励机制和代理权竞争, 公司治理效率相对较高。

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 股权结构由高度集中, “一股独大”向有一定集中度、存在相对控股股东的模式转变, 有效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效率。而且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 他们作为商业银行的股东、出资人, 其责任、权利明晰, 不存在出资人缺位的问题, 能较好地化解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2、新进股东在董事会的话语权可以促进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

境外战略投资者由于持有一定数量的股票, 必然要求进入银行董事会参加公司治理, 有助于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目前参股商业银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大都向商业银行派驻了董事, 虽然在国有银行的董事会中仅有1-2个席位, 但是这些新增具有专业素质的董事, 不仅有能力在更多新的领域为国有商业银行提供咨询服务, 还可以帮助银行有效避免行政干预和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干扰, 使银行变成有自我约束能力、追求利润最大化、进行独立商业化运作的机构。为维护自己作为的股东利益, 他们必然会敦促经理人增强对股东利益的责任心, 他们对经理人的监管能有效减少“内部人控制”, 其它中小股东也能因此“搭上便车”。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大都已经向参股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派驻了资深的职业经理人, 他们在与国内经理人合作与竞争的过程, 有利于提升商业银行经理人竞争意识和风险管理水平, 有助于提高银行经营绩效。

3、促进国有商业银行上市, 增强外部监督

按照银监会《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 国有商业银行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必须具备条件之一是有丰富的金融业管理背景, 有成熟的金融业管理经验、技术和良好的合作意愿。引入这类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 提高市场投资者的信心, 有助于促进其成功上市。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意味着加强了市场的外部监督。

证券市场严格的、持续的信息披露制度将上市银行内部人的行为充分暴露在公众面前, 能够对内部人形成一种有效的自我约束, 使得内部人的行为得以规范。可以说, 严格、持续的信息披露有效地改善股东和经营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减少滋生“内部人控制”。应当说, 在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 国有商业银行通过海内外上市, 强化外部的、市场的监督, 是提高其公司治理有效性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途径。

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分析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也是政府鼓励国有商业银行积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初衷。不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不代表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就一定会得到提升,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有效性取决于三方面:一是选择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具有参与银行公司治理的能力;二是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参与银行公司治理的动力;三是是否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约束境外战略投资者履行真正的战略投资者的角色。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 才能保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实际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过程中, 由于未能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 影响了其有效性。

1、选择对象把关不严, 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大部分是财

务投资者, 可能不具有积极参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力

国有商业银行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大部分并不是完全符合银监会规定的具有丰富的金融业管理背景, 同时要有成熟的金融业管理经验、技术和良好的合作意愿的外国金融机构, 而是具有投机性质的财务投资者。如参股中行的淡马锡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典型的政府投资公司;苏格兰皇家银行在欧洲也是以投资和收购策略著称, 此次他对中行的出资来自对持有西班牙SCH银行的股权出售收入。再如参股工行的高盛集团也是一家以套利为目的的投资银行, 最初签订的谅解备忘中就有“高盛退出”的相关协议。这些财务投资者关注的是资本短期投资回报, 可能不具有积极参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积极性, 其能力也是值得怀疑的。

2、入股比例过低, 战略投资者缺乏对参股银行管理与监督的动力

虽然银监会出台的五个条件之一是投资所占比例不低于5%, 但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并没有按标准严格执行, 除建行外基本符合标准要求外, 其它两家国有银行均不达标。参股工行的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2.5%和0.5%, 而参股中行的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则更低, 分别为1.6%和0.24%。

入股比例低, 境外战略投资者可能缺乏足够的动力参与或者监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穆迪投资2005年6月发布的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报告认为只拥有少数所有权的战略投资者可能不会有强大的动力向中国的国有银行提供技术和管理意见。

3、对未来增持股份的价格约定不合理, 战略投资者可能蜕变成财务投机者

以建设银行为例, 建行大股东汇金与美国银行协议约定, 2007年8月29日之前美国银行的行权价均为全球发售项下的每股发售价, 之后以招股价为标准逐步增加, 幅度由103.00%逐步上涨到118.10%。建行的招股价是2.35港币, 也就是美国银行的行权价在2.42-2.78港币。将来若建行H股股价走强, 就意味着美国银行可以以越来越高的折扣买入建行。套利空间不断增加导致境外战略投资者套现的冲动也会不断加强。锁定期限到, 所谓战略投资者很可能会被套利空间诱惑, 抛售变现, 蜕变成财务投机者, 未能真正发挥战略投资者参与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和实际经营管理的作用。

三、提高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1、国有商业银行要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选择合适的战略投资者

商业银行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前, 首先必须明确引资的目的是什么?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对方能给我们什么?要对拟引进的对象进行仔细的甄别, 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战略投资者”;弄清对方入股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对方的业务范围与实力。应该从银行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 谨慎选择战略投资者。理想的战略投资者具有与商业银行一致的战略目标, 实力雄厚且有丰富的银行业管理背景, 有成熟的管理经验、技术;业务范围与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避免合作过程产生业务和利益冲突, 有利于双方实现长时间的、深入的合作。

2、在控制风险的前题下, 适当提高单个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比例

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应该遵循“宁缺勿滥”的原则, 引入的单个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比例必须达到5%或者以上, 保证其具有足够的动力向国有商业银行提供更多技术和管理意见, 真正对银行管理负责。此外, 建议政府对于外资入股比例的限制可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类别区分对待。对于规模较小、股权结构相对比较分散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 按目前20%的单个外资入股比例也存在丧失控股权风险;而对于规模庞大、股权结构相对单一, 由汇金公司控股的国有商业银行不存在控股权丧失的风险, 银监会可以适当放宽对单个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比例限制, 使其具有足够的动力参与或者监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

3、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 防范战略投资者蜕变成财务投机者

判断对方确实符合一个“战略投资者”的要求后, 国有商业银行在具体引资谈判过程中还要重视制度安排。合理的制度安排能防范战略投资者蜕变成财务投机者, 约束其履行战略投资者的角色。例如, 我们认为对于未来增持建行股份的价格约定应该以市场价格作为参考更有利于约束美国银行履行战略投资者的角色。未来美国银行若选择行使期权, 这意味着它看好建行的长远发展, 愿意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增持股份, 增持后它不可能马上抛出, 因为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购入的股份在短期内没有多少套利的空间, 它增持股份不是为了短期盈利而是为了增强它在建行的话语权, 进一步参与建行的公司治理, 获得远期的回报。当然它也可以放弃行使购入期权, 甚至可能在二级市场上将前期购入的股份抛售, 使其持股比例下降, 对应其在建行中的话语权减低。通过将未来增持股份与市场价格锁定, 可以有效地防止境外股东假借“战略投资者”之名, 实际扮演投机者角色, 通过低价增持股份转手在二级市场抛售获利。

4、引入模式多元化, 抑制合作过程双方信息不对称

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模式单一:现金与股权的交换。这种模式下, 境外战略投资者现金购买股权, 参与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 可以获得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信息;反观国有商业银行无法参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经营管理, 无法获得其内部信息。两者信息严重不对称, 国有商业银行甚至于无法判断境外战略投资者提供管理与监督是否充分。可以鼓励国有商业银行通过互相持股的模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 加深双方合作的程度, 抑制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有效约束战略投资者角色的履行。

摘要：引进战略投资者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 自2005年6月起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开始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文章在分析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产生的积极影响基础上指出现实中存在影响境外战略投资者参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因素, 最后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公司治理

参考文献

[1]谢平、陈超: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定价机制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 2008 (5) .

[2]吴念鲁:对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及上市的评析[J].银行家, 2005 (9) .

[3]姚益龙、刘毅涛: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效率问题研究[J].济南金融, 2006 (12) .

[4]张敖:我国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述评[J].武汉金融, 2008 (8) .

[5]董彦岭、张继华、吴立振: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偏失及矫正思路[J].财经科学, 2008 (2) .

境外战略投资者 篇8

在过去数年,多个市场实施了若干购买限制,如今当中部分限制获放宽,可能会令机构投资者受惠。

高力国际亚洲资本市场董事总经理邓文杰表示:预期部分亚洲国家政府考虑到住宅价格和经济增长放缓,将会放宽现行降温措施。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长线投资者在目前市况放缓之际,风险减轻,积极寻求售价合理的投资项目。

业主的叫价越趋合理,将有助于刺激成交量上升。中国内地投资者亦可能会继续在亚洲及亚洲以外的地区抢购房地产。

2014年,中国发展商及保险公司的对外投资或会增长7%达95亿美元。与此同时,预计对华投资将由230亿美元进一步下滑,而这数字相较上年已减少27%。

中国投资者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一直是纽约、伦敦、悉尼和旧金山等门户城市。但近期,这些投资者将地域范围拓展至波士顿、法兰克福和墨尔本等二线城市。

高力国际上海董事总经理翁琳指出:随着新参与者入市,寻找国际投资项目的投资者类型也日益多样化。我们预测,在未来数年,投资者将把投资范围拓展至更广泛的资产类型,交易规模也会随之扩大。

内地投资者亦可能会提高对港投资力度。高力国际香港副董事总经理胡孝直指出:由于购房者争相购置具有增值潜力的物业,2015年香港楼市将继续保持活跃。目前,中国投资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外国购房者群体,而且他们的境外抢购潮很可能会继续加剧。

高力国际预计,2015年新加坡写字楼市场将继续吸引大批投资者,新供应呈现不足的局面,稳健支持高占用率,并推动租金和楼价上涨。

狮城住宅市场陷入艰难时期,成交量与楼价双双下跌,并且已经持续一段时间。

邓文杰表示:投资者将密切留意投资良机,尤其是豪宅市场。市场低迷促使卖家降低叫价,与2014年低迷的市况相比,来年的势头可能略为改善。

2015年,新加坡市场应当会出现一些令人关注的项目发展地盘,届时资本市场活动应会增加,将会迎来更多国际投资者,尤其是来自北亚洲的私募股权集团及欧洲养老基金。

境外投资的纳税筹划 篇9

我国最早于1993年提出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制度, 1995年出台了《境外所得记征所得税暂行办法》, 在1997年对该文件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出台。

2008年出台的新税法进一步推行了抵免制度, 加上外部因素, 2008年成为自2005年后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2009年12月25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 该规定进一步规范境外投资纳税活动, 使抵免制度更具有操作性。2010年我国又以公告的形式颁布了《企业境外所得税抵免操作指南》, 至此我国基本明确了抵免制度的原则及具体操作。

二、相关概念

(一) 投资方式和投资架构

境外投资方式多样, 目前税法中列明, 境外投资方式主要分为对外直接投资、对外间接投资、其他对外投资。

由于各国税收方式、税率均有所不同, 从投资国的角度, 通过投资的合理分配, 在不同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子公司、合营企业等商业实体, 或以间接投资的方式在国际市场寻找未来收益较高的投资渠道, 均能带来良好的收益。

(二) 抵免类型

税法规定的抵免方式分为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

1.境外所得税的直接抵免。企业直接来源于境外的所得采用直接抵免方式。该种应税所得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来源于设立在境外的分支机构直接取得的利得;第二类是在境外未设立分支机构, 但有来源于境外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等所得。

按照公司结构来说, 没有利润分配职能的分支机构 (如分公司) 在境外所取得的所得应当以经济收益纳入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境外缴纳的所得税按规定直接进行抵免。

2.境外所得税间接抵免。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 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 在抵免限额内抵免。需要强调的是境外所得税间接抵免的前提条件是居民企业对境外的被投资企业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

3.税法中的控制。税法中控制关系与财务中的控制关系略有不同。财务体系中主要以企业是否能够对投资公司的经营决策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只要通过直接、间接、协议等方式能够持有50%以上的表决权即可。税法中的控制是指各层企业直接持股、间接持股以及为计算居民企业间接持股总和比例的每一个单一持股, 均应达到20%的持股比例。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 居民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限于符合以下持股方式的三层外国企业:一是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二是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 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综合达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三是第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 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综合达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超过三层则不纳入间接抵免范畴内。

4.税收饶让。税收饶让, 亦称“虚拟抵免”和“饶让抵免”, 指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在国外得到减免税优惠的那一部分, 视同已经缴纳, 同样给予税收抵免待遇, 不再按居住国税法规定的税率予以补征。目前税收饶让抵免的方式主要有差额饶让抵免和定率饶让抵免两种。

三、境外投资结构

(一) 分公司与子公司的比较

1.子公司优势。

(1) 法人实体。子公司与分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 子公司是作为法人实体存在的。在一般的境外投资情况下, 即使为分公司, 东道国也会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收取相关税费。但由于分公司不是独立的法人, 其一般无法享受免税期限、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这使得分公司在一些税收优惠较大的国家难以享受到该国的税收优势。

(2) 当期可不纳税。分公司所得利润当期必须给其母公司所在国家进行纳税, 而子公司可以通过不分配利润的方式做到递延纳税, 从而缓解当期税收负担。

(3) 所得免税。许多税收政策发达的国家, 为了吸引外资投入会对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的红利进行减征甚至免征。

2.分公司优势。

(1) 成本相对较低。由于分公司并非独立的法人实体, 其管理层级一般较短, 故其管理费用等成本相较于子公司一般较低。

(2) 可弥补亏损。由于分公司当期所得需要与母公司同时报税, 故其当期亏损可以冲减母公司利润 (我国不允许, 但可以通过投资结构实现子公司的分公司) 。

(3) 便于资产转移。由于分公司与母公司为同一法人实体, 故其资产的转移不存在所有权的变动, 可以减少税收负担。

(二)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架构比较

1.直接投资架构 (子公司) 。企业直接投资结构下的境外投资子公司, 需要缴纳境外所得对应的所得税、分配红利时对应的预提税、母国收到红利后的境内所得税。但由于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 其实际抵免限额为境外投资收入乘以我国使用税率, 超过限额不得抵扣, 低于限额只能抵扣实际缴纳金额, 如投资国税率无变动, 其实际缴纳所得税与我国境内所得相同。从较少税收的角度直接投资并不适合我国。

2.间接投资架构。间接投资架构下, 一般通过建立境外控股公司, 以控股公司名义对目标公司进行控制, 这种架构可以使得目标控制公司在不经过我国的情况下将其盈利以红利的形式形成境外再分配。由于控制层数增加, 这种方式容易增加税收负担。但是, 目前境外许多国家或地区对于境外投资的所得是免税的, 如中国香港。此外,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签订有税收优惠政策时, 对协议国家的境外投资分配的股息予以减征或免征, 这使得间接投资架构有了很大的免税空间。

四、境外所得抵免案例

(一) 一般情况下的抵免

A为我国居民企业, 2015年实现境内应纳税所得额1000万元, 适用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25%。境外收入如下:

甲国设立的分公司B于实现税后利润1400万元, 由于分公司不享受该国相关税收优惠, 所得税税率为30%, 2014年分公司B亏损500万元;

乙国设立的分公司C实现了税后利润1700万元, 乙国所得税税率30%, 由于乙国鼓励外来投资, 对国外在境内投资的企业适用15%的所得税减免, 乙国与本国签订了相关协议, 税收优惠适用税收饶让政策;

将自有设备D出租给丙国某企业, 获得租赁税后利润850万元, 丙国适用所得税利润为15%;

丁国设立的子公司E全面实现利润向全体股东派发了1000万元股利, 其中A居民企业持股60%, 该国所得税税率为20%, 预提税率为10%。

根据我国《境外所得税抵免计算明细表》 (表1) 计算2015年应纳所得税。

1.我国采用分国不分项的境外所得税纳税方式, 故对不同国家的公司要进行分别计算。其中B、C、D均属于直接抵扣的范围;由于A持有E的60%股权, 大于税法规定的20%, 故其达到控制关系, 适用间接抵免的方式。

2.根据案例描述, A分别自B、C、D、E获得了境外所得 (不含税所得) 1400万元、1700万元、850万元、432万元 (计算过程:1000× (1-20%) × (1-10%) ×60%) 。

3.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及将2步骤中税额加上所得税金额:

甲 (B) 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1400÷ (1-30%) =2000万元

乙 (C) 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1700÷ (1-15%) =2000万元

丙 (D) 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850÷ (1-15%) =1000万元

丁 (E) 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1000×60%=60万元

4.在填报时某国投资如有以前年度亏损应填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中, 但该亏损抵扣只适用于同一国家设立的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需要注意的是, 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某境外亏损只能对应抵扣该境外投资所得, 不得抵扣境内或其他境外所得, 同一境外亏损在5年内有效。

根据以上规定, B企业2014年亏损500万元, 可以在2015年内进行抵扣。E在间接抵免范畴内, 不得填列该内容。

5.免税所得用于填报按照税收规定予以免税的境外所得, 但现行税法尚无具体规定, 本文暂不举例。

6.根据3、4、5计算的金额, 按照弥补亏损前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6) =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 (3)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4) -免税所得 (5) 计算:

B弥补亏损前境外应纳税所得额=2000-500=1500万元

C、D、E不存在4、5项填列, 故与3项金额相同。

7.可弥补境内亏损是指A公司于境内发生的亏损额。与境外发生亏损不同, 境内发生的亏损可以作为境外投资所得的抵减项进行抵减。本案例中A国未发生亏损, 故该列不填列。

8.根据6、7计算的金额, 按照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弥补亏损前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6) -可弥补境内亏损 (7) 计算。

由于案例中A公司境内未发生可弥补亏损, 故该项与6项金额相同。

9.该项填列居民企业境内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案例中A居民企业在其本国境内适用税率为25%。

10.8、9项填列金额及税率, 按照境外所得应纳税额=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8) ×税率 (9) 计算:

甲 (B) 境外所得应纳税额=1500×25%=375万元

乙 (C) 境外所得应纳税额=2000×25%=500万元

丙 (D) 境外所得应纳税额=1000×25%=250万元

丁 (E) 境外所得应纳税额=1000×60%×25%=150万元

11.实行分国不分项限额抵免的纳税人填报第10至16列。本列填报从境外子公司取得的所得在所在国家或地区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额, 可分为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子公司从境外取得的所得在所在国家或地区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额为直接抵免税额;从境外二级子公司取得的所得在所在国家或地区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额为间接抵免税额。二级子公司可抵免税额= (纳税人分得的所得÷同一纳税年度子公司税后应分配总额) × (子公司分得的所得÷同一纳税年度二级子公司税后应分配总额) ×二级子公司同一纳税年度已缴所得税。

根据以上规定, 该项目金额为:

甲 (B) 境外所得可抵免额=2000×30%=600万元

乙 (C) 境外所得可抵免额=2000×30%=600万元 (该国适用税收饶让政策, 减免税优惠的视同已经缴纳, 实际缴纳所得税300万元)

丙 (D) 境外所得可抵免额=1000×15%=150万元

丁 (E) 境外所得可抵免额=1000×60%×20%+1000×60%× (1-20%) ×10%=168万元

12.该项核算境外所得税抵免限额, 按照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来源于某国 (地区) 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计算:

2015年度境内应纳税额为=1000×25%=250 (万元) 。

甲 (B) 抵免限额= (250+375) ×1500÷ (1000+1500) =375万元

乙 (C) 抵免限额= (250+400) ×2000÷ (1000+2000) =433万元

丙 (D) 抵免限额= (250+250) ×1500÷ (1000+1000) =250万元

丁 (E) 抵免限额= (250+150) ×600÷ (1000+600) =150万元

13.根据11与12项较小的金额计入年度允许抵免的金额。

甲 (B) 可抵免金额=375万元

乙 (C) 可抵免金额=433万元

丙 (D) 可抵免金额=150万元

丁 (E) 可抵免金额=150万元

14.可抵扣金额未超过境外所得税款抵免限额可以用于抵免以前年度结转的待抵免的所得额:

丙 (D) 未超过境外所得税款抵免限额=250-150=100万元

其他国家由于可抵扣金额均超过了抵免限额, 故为0, 此外由于丁国为间接抵扣范围, 该列不填。

15.本年可抵免以前年度未抵免、结转到本年度抵免的境外所得税额。如本案例中丙国2014年实际缴纳所得税300万元, 当年可抵扣限额为250万, 则未抵扣的50万可以用2015年未超过境内所得税款抵免限额的金额进行补抵。本案例中不存在该情况, 该项不填。

16.根据财税[2009]125号《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超过抵免限额的余额允许从次年起在连续五个纳税年度内, 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的规定, 也就是说应先抵当年的, 有余额时才能用以前年度的结余。

甲 (B) 未来可抵扣额= (上年16项-已超过5年未抵免税额) +600-375=225万元

乙 (C) 未来可抵扣额= (上年16项-已超过5年未抵免税额) +600-400=200万元

由于丁国为适用间接抵扣, 该项不适用。

17.该项适用于实行定率抵免境外所得税款的纳税人, 填报此列的纳税人不按以上算法计算, 采用直接乘以定率进行抵免。

(二) 间接抵免

如股权结构比较复杂, 则需要通过本层企业所纳税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 (本层企业就利润和投资收益所实际缴纳的税额+符合地面规定的由本层企业间接负担的税额) ×本层企业由上一层企业分配的股息 (红利) ÷本层企业所得税后利润额, 案例如下:

根据上文对控制的分析, 我们了解了G3、I不能纳入间接抵免范畴内。其他企业均在可抵免范畴内。

以F4、G4、H列为例 (其他公司方式类似) , 计算可间接抵扣所得税。

1.计算H所得税。首先计算最后一层即第三层企业H的纳税情况。假设企业H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万元, 适用税率20%。本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200万元。同期企业H将净利润 (税后利润) 800万元全部分配给股东。

由于G4持有H企业55%股权, 按照比例计算器分得红利440万元。

根据“本层企业所纳税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公式计算G4适用于间接抵扣范畴内的税额:

H所纳税属于由G4负担的税额= (200+0) ×440÷800=110万元

2.计算G4所得税。假设企业G4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万元, 适用税率20%。本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200万元。此外, 从境外分得440万红利, 在其H所属国家境内 (H与G非同一国家) 缴纳了40万元预提税, 在间接抵扣范围内的金额为110万元。综合税后利润为1200万元 (1000+440-200-40) 。当期H将全部利润进行分配, F4可获得红利为600万元 (1200×50%) 。

根据“本层企业所纳税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公式计算F4适用于间接抵扣范畴内的税额:

G4所纳税属于由F4负担的税额= (200+40+110) ×600÷1200=175万元

3.计算F4所得税。假设企业F4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万元, 适用税率20%。本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200万元。此外, 从境外分得600万红利, 在其H所属国家境内 (H与G非同一国家) 缴纳了100万元预提税, 在间接抵扣范围内的金额为175万元。综合税后利润为1300万元 (1000+600-200-100) 。当期F4将全部利润的50%进行分配, E可获得红利为650万元 (1300×50%×100%) 。此外, F4将上年度未分配的利润600万元 (当年缴纳所得税120) 全部分配给E。

根据“本层企业所纳税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公式计算F4适用于间接抵扣范畴内的税额:

(1) 本年F4所纳税属于由E负担的税额= (200+100+175) ×1300÷1300=475万元

(2) 上年F4所纳税属于由E负担的税额=120×1300÷1300=120万元

故E从F4分得的红利中可进行减抵抵免的税额为595万元 (475+120) 。

五、结论

由于我国目前施行的税收政策, 直接投资 (子公司) 的方式只有在投资公司不分配利润的前提下才得以取得递延纳税的税收优势, 但如果需要利润再分配, 则需要照常缴纳所得税。但通过间接投资架构, 我国企业可以将境外投资实体进行转移, 通过香港等地的利润分配公司从而实现对境外投资的管理。

随着我国境外投资逐渐增多, 间接投资结构逐渐被许多企业采用, 通过结构分配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成功避税。为了防止企业在低税率国家或地区建立受控外国企业, 将利润保留在外国企业不分配或少量分配, 逃避国内纳税义务, 我国参照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做法, 引入了受控外国公司的反避税措施。但我国目前内需不足, 不能消化闲置资金, 且我国境外投资逐渐成熟, 国家是否会出台相关激励性政策并不明朗, 故做出投资架构决策前, 公司应对最新政策与案例进行详细研究, 避免不必要的税务风险。

摘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 开始我国主要以小规模、低层次、单一型的方式开展境外投资活动。随着我国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了雄厚的力量。目前, 我国在不断完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企业所得税为框架的境外投资税收制度。

关键词：境外,投资,纳税筹划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中国居民企业对外投资与劳务税收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12.

[2]邹国金.让“走出去”企业走得更快更好[N].中国税务报, 2012-02-13.

[3]姜浩美.美国联邦公司税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境外战略投资者 篇10

一、企业境外资产监管和审计的现状与困难

(一) 企业境外资产规模巨大

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 截至2014年底, 我国共有107家中央企业在境外设立了8515家分支机构, 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二五”以来, 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从2.7万亿元增加到4.9万亿元 (本文的统计数据口径均不包括中央金融企业, 下同) , 年均增长16.4%;营业收入从2.9万亿元增加到4.6万亿元, 年均增长12.2%。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70%, 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以上数据表明, 我国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的规模巨大, 中央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中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队和主力军。

(二) 企业境外资产面临较高风险

与境内投资相比, 境外投资风险更高。其主要原因, 一是制度不完善。我国境外投资管理大多处于初级阶段, 在管理模式、人员配备、内部控制方面还无法像境内企业一样健全。二是境外业务国际化程度较高。境外投资的对象在国外, 业务国际化, 容易受到境外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三是监管环境复杂。境外投资实体属于东道国注册企业, 受到境外监管机构的监管。作为东道国企业, 境外投资在外汇、税收、资本流动等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

随着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活动的增加, 境外资产风险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央企业境外资产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境外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风险。部分中央企业在未经科学论证的情况下, 盲目开展境外投资, 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二是境外企业违规从事金融投资的风险。一些境外企业违反规定, 擅自从事高风险的期货、期权、外汇等金融衍生品工具投资, 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三是境外企业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力进行利益寻租的风险。少数境外企业的管理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 将境外企业合同、工程等承包给亲戚、朋友或其他关联关系人, 收取回扣、提成等, 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四是国有资产“私人化”的风险。一些中央企业为掩盖国有资本的敏感身份, 或受东道国法律的约束, 不得不以私人的身份代持国有股权。由于监管不力, 造成国有资产及其分红流失。五是恶性竞争的风险。部分从事竞争业务的中央企业为取得国外合同、工程等订单, 不惜牺牲利润竞相压价, 有的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竞标, 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六是政治与社会动乱风险。境外投资的东道国如果出现政治和社会动乱, 很可能会导致中央企业投资损失。

(三) 企业境外资产监管面临困难

一是监管手段上重审批轻管理。对企业境外投资重视事前审批而忽视事后监管, 使得企业运营效率受到影响。二是监管方向上重微观轻宏观。监管方向上过于重视微观层面的管理, 而非宏观方面的监督。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动性得不到发挥, 不利于企业的长期成长。三是监管方式上重形式轻实质。对境外投资的监管过于注重形式上要件的齐全和审批, 而忽略了经济实质内容, 达不到监管的目的。四是监管分工上重划分轻协同。对企业境外资产的监管各自为政, 忽略了监管信息共享、监管工作协同, 容易造成重复监管, 增加企业负担。

(四) 企业境外资产审计面临困难

一是目前只有审计法等法律层面对境外国有资产审计的授权, 但缺乏实施细则。境外国有资产审计的组织方式、审计范围和审计评价等在法规上尚处于空白。二是相关法规对境外国有资产监督重前期轻后期。我国现行境外投资的行政法规集中在投资的审批和监管上, 但对投资后境外企业的监管力度较小、措施不多, 特别是相关管理人员应当承担的经营责任不够明确。企业一旦“走出去”, 监管部门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对境外企业进行监督, 也给审计评价和审计定性带来一定困难。三是国际法律障碍, 审计管辖权的冲突。比如, 在外国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一般会成为所在国的企业, 对境外企业实施审计相当于对外国企业进行审计监督。另外, 实施境外审计时, 一些常用的审计方法, 如问询、外调等都存在障碍, 审计技术手段与境内审计相比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二、对企业境外资产进行审计监督的必要性

境外资产是企业用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产生的可带来预期收益的资源。从企业境外资产的规模和面临的风险来看, 对境外资产的监管责任重大。加强对企业境外资产的审计, 有助于监督国家对外经济战略的落实, 促进境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1.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关于海外机构监督的共识

(1) 关于国际或跨国机构的财务控制。1956年9月24-29日,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第二届国际大会对国际或跨国机构的财务控制这一议题达成以下共识:只有由审计机关对跨国机构的收入和支出确实进行了有效的外部审计, 各成员国才能确信, 含有自己股份的跨国机构得到了妥善的管理。会议对此项专题提出建议, 确保此项外部财务审计的独立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先决条件是:审计国际或跨国机构的审计师应由各成员国共同委派;只有根据具体的技术标准, 通过高水平的专业测试才能被委派;指派给接受各成员国款项的国际或跨国机构的每一名专业合格的审计人员, 都应在接到派遣国最高审计机关领导人推荐书后才能被任命。

(2) 关于国家海外机构及其他海外机构的监督。1962年5月18-26日,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第四届国际大会关于“对国家海外机构及其他海外机构的控制”专题中认为:“如同对国内机构一样, 最高审计机关有义务控制本国在海外的国营公司及驻海外机构的财务活动。”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第九届国际大会于1977年通过《利马宣言》, 其中第23条关于“对政策投资的工商企业的审计”中明确规定:“如果企业中政府掌握很多股份, 审计机关需要对这些企业进行审计。”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1986年在悉尼通过的《关于绩效审计、公营企业审计和审计质量的总声明》第3点指出:“公营企业拥有大量的国家资金、政府投资和其他物质资源, 需要充分的经济责任, 这种经济责任只有经过最高审计机关审计后, 才能得到保证。”对境外企业进行审计, 符合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达成的共识。

2.对企业境外资产进行审计是法律赋予审计机关的职责

审计机关要发挥在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应着力实现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审计监督全覆盖。企业境外资产作为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应纳入国家审计监督全覆盖的范围。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 审计机关应加大对经济运行中风险隐患的审计力度, 密切关注境外企业国有资产运营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 积极提出解决问题和化解风险的建议, 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三、加强对企业境外资产审计监督的对策

审计机关要促进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资风险,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应按照审计监督全覆盖的要求, 创新企业境外资产审计监督方式, 开展经常性的企业境外资产审计。

1.找准审计监督的着力点, 不断完善企业境外资产审计的内容与重点

(1) 审计机关对企业境外资产的直接审计, 应重点关注境外资产的运营情况, 查处严重违法违纪问题和经济案件线索, 促进企业境外资产的保值增值。一是对境外企业向母公司报送的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关注境外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是否经过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必要时可以根据相关监管合作协议, 抽查国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底稿, 对财务会计报告资产、利润等项目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复核。二是对境外投资项目运营的情况进行审计。关注境外投资项目投入、产出是否符合预期, 关注境外投资项目债务利息负担、投资回收的现金流管理是否安全。三是对境外企业的产权登记情况进行审计。关注境外企业产权登记是否符合国家关于境外国有资产登记的规定, 关注境外国有资产及其收益是否以个人形式持有, 以及境外资产产权是否因变动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四是对境外企业的金融投资业务进行审计。关注境外企业是否违反我国法律规定从事高风险的金融投资业务, 关注境外企业对金融风险敞口的管理情况。五是对境外企业中方负责人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关注境外企业负责人或其他管理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贪污腐败、利益寻租等违法活动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

(2) 以境内母公司对境外资产的管理审计为核心, 促进企业境外资产管理能力的提高。作为境外资产管理的责任主体, 境内母公司对境外资产的管理至关重要。从近些年审计和媒体披露的案例来看, 境内母公司对境外资产的管理还不完善, 有些企业一味追求“走出去”的业绩, 急于将境外业务“做大做强”, 忽视了境外投资风险控制制度的基础建设。境外投资业务复杂、专业性强, 境外资产管理的核心在于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 提高境内母公司的境外资产管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审计机关应加大对境内母公司境外资产管理的审计, 重点关注境外资产投资的风险控制制度建设, 促进企业加强境外资产风险控制管理。一是对企业风险控制机构和职能设置情况进行审计。关注企业是否对境外企业风险控制进行指导, 风险控制机构和职能设置是否满足需要。二是对企业境外投资的项目管理流程进行审计。关注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可行性论证是否充分, 尽职调查和评估是否完备, 项目筛选是否科学, 项目过程管理是否符合程序, 项目报告制度是否完善, 项目结果评估制度是否建立等。三是对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进行审计。关注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是否建立和有效运行。

(3) 以对境外投资监管机构监管职能履行的审计为基础, 促进完善企业境外投资的监管。审计机关对境外投资监管机构监管职能履行情况的审计, 应重点关注境外资产监管体系的制度建设情况, 促进境外资产监管体系的完善。一是关注境外资产监管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制定, 确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推动公开、透明、规范的境外资产监管体系的建设。二是关注境外资产监管发现的主要问题, 分析问题产生的体制、机制、制度原因, 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三是关注境外资产监管管辖权的国际协调。境外投资的企业从注册地来看属于外国企业, 受东道国监管机构的管辖。我国监管机构应在维护我国监管主权的前提下, 通过与境外监管机构签订监管合作协议, 加强监管的协调、配合, 建立信息畅通、合作共赢的监管协调机制。

2.积极探索和研究“走出去”审计的规则、制度和方法, 加强企业境外资产审计的基础建设

目前从国家层面看, 审计署主要对中央企业在香港的投资进行了一些监督,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涉及。障碍主要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境外审计实施细则, 审计的职责、权限尚未明确。此外, 法律上也存在一定障碍。企业在境外投资, 接受其他国家法律规定, 我国审计机关怎么行使审计监督权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作为国家最高审计机关, 审计署要积极探索和研究“走出去”审计的规则、制度、方法, 加强企业境外资产审计的基础建设。一是要研究“走出去”审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积极地“走出去”审计。二是要促进相关主管部门加大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对“走出去”企业的重大项目的决策、重大项目的投资、重大资金的调度使用, 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管控。三是要加紧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对境外国有资产的审计监督职责, 解决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四是要从方法制度方面提前思考、提前布局, 促进国有企业真正“走出去”, 能够科学发展, 同时也能管得住, 管得好。五是要建立统一管理平台, 明确企业“走出去”数据采集报送清单和报送频率, 推进企业“走出去”电子数据库建设, 提高运用信息化技术审计核查问题、评价判断、综合分析等能力。六是要加强境外审计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 加强对境外审计的法规政策研究, 并积极促进国际审计和司法合作。

3.拓展企业境外资产审计监督的范围, 提高审计实效

(1) 加强对负责境外子公司管理的境内母公司的审计。审计机关对境内母公司管理境外资产情况进行审计, 可依托对境内母公司领导人员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并视情况开展对境外子公司的延伸审计, 实现境内境外审计一体化。审计机关通过对境内母公司履行境外子公司的监督检查、考核评价、内部控制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职责情况的审计, 可有效实现对境外资产审计监督的职能。对境内母公司履行境外投资管理职责的审计, 是从股权运营管理的角度对企业境外投资的审计监督, 有利于促进境内母公司加强对境外资产的管理, 强化内部审计, 提高境外资产管理水平。

(2) 加强对履行境外投资监管职能的国内监管机构的审计。对履行境外投资监管职能的机构进行审计, 是审计机关对境外资产审计监督的重要手段。审计机关对境内监管机构进行审计, 宏观性、政策性、指导性更强, 有利于从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发现问题, 提出加强监管的意见建议和相关对策。审计机关对监管机构职责履行情况的监督, 是在监管基础上的一种再监督, 有助于督促国家境外资产监管政策的贯彻落实。

四、对“一带一路”战略落实情况进行审计检查的措施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一带一路”的宏伟战略, 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外交部已代表国务院提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 。各级审计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 在稳增长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财政审计以及经济责任审计等工作中, 加强对有关部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情况的审计检查, 促进各项规划的制定, 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果, 推进重点投资项目建设。

(一) 促进规划制定和政策落实, 防范投资风险

要重点检查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外交部、交通运输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与“一带一路”战略紧密相关的政府部门, 是否根据《愿景与行动》制定本部门规划及配套政策;是否确立工作目标、线路图和时间表并加以分解细化, 明确职责;是否统筹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 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市场的主导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是否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利用周边国家市场拓展发展空间, 充分发挥国际、国内市场调节机制, 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相关地方省市政府部门是否科学制定规划和实施意见, 是否存在忽视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造成新的潜在投资风险的问题。

(二) 促进加强金融体系建设, 提高资金使用效果

要对中央财政资金、金融性资金及外汇储备资金中涉及“一带一路”战略的专项资金进行跟踪审计。检查各项资金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使用, 促进资金整合并发挥效益;检查相关政府部门是否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手段, 保障企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检查相关金融机构在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等各项工作是否有序进行, 银行贷款、银行授信等多边金融合作工作是否开展, 各项金融监管机制、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机制是否建立。

(三)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促进政策目标落实

要加强对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等建设项目的审计。关注项目前期论证和可行性研究是否充分, 配套条件是否落实, 推动对已批复但开工和建设滞后的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督促项目建设单位按照有利于项目实施、政策目标落实、促进经济增长的要求, 尽快完善程序。

(四)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 推动产业转型

要检查相关政府部门在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方面是否经过科学论证评估, 地区产能转移承接机制是否建立;是否因地制宜, 发挥地缘优势、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 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 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产业链分工布局是否进行优化, 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的建设是否科学有序;是否存在基础产业已转移, 先进产业无法落地, 造成新的结构失衡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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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克玉.论境外国有企业的审计管辖与法律适用[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4 (6) .

[5]李天星.国际化经营的法律保障--《境外资产监管办法》和《境外产权管理办法》解读[J].中国石油企业, 2011 (8) .

境外投资途径求解 篇11

在投资者致力于在全球寻找高回报市场机会的时候，专家预测，在未来五年内，将有150亿美元投入中国市场，众多投资者纷纷抢滩中国。

如果说150亿美元仅仅只是一个数字的概念，那么中国巨大的投资潜力与投资机会早已使其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投资魅力的国家。

制造业和快速消费品业是投资热点

近年，中国政府为推进历时多年的国企改革，正在加大力度吸引外资参与国企重组、并购，以，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将在未来几年主导着外商投资中国的趋势。另外，中国市场中不可忽视的民营企业也成为外资关注的焦点，它们灵活的机制和丰富的市场资源成为外资参股或者合作的选择对象。由中国内地大型国企和众多民企组成的海外上市大军，给外资以进入中国的良好机遇。

据权威数据表明，未来制造业和快速消费品行业及相关领域，将是外商投资的两大热点领域。全球跨国公司国际投资专家及各国投资机构调查结果表明：未来3年全球投资前景看好，吸引外资的主要增长点为制造业及服务业。究其原因，中国拥有其他任何国家不具备的自身优势：充足的、低成本及高效率的劳动力以及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有资料显示，至2004年，仅电子信息类产品，如电话机、彩电、视盘机、扬声器、收录放机、微波炉，磁性材料、铝电解电容器、压电石英晶体器件等，中国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一。

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前三季度GDP总值93144亿元，同比增长9.5%，比上年同期加快0.6%。如此快速增长的GDP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使中国快速消费品行业及医药、保健品行业正成为吸引外资的一个新的投资亮点。

把握投资细节

对于投资者，尤其是境外投资者，投资对象的选择至关重要。在对预投资的中小企业进行较为细致充分的市场调研后，应分别从宏观方面及公司运作两个层面对其全面掌握，避免出现以下问题，诸如：

宏观层面：产品市场缺乏透明度，难以取得完整的市场信息；资源分配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恶性竞争的形成；投资过程周期过长；投资决策中的变数较多，完成投资的比例较低等。

运作层面：公司治理结构及内控制度不健全不透明；缺乏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及长期的发展战略；缺乏完善的财务管理体系；关联交易较多等。

摩根士丹利作为全球证券、投资管理和信用卡市场的佼佼者，以其优秀的金融咨询服务和市场执行实力享誉全球，在中国已活跃了数十年，成功的投资案例不胜枚举。但是，不曾经历过失败的公司不能称其为一个优秀的公司，作为在中国投资的第一个制造业项目——南孚电池，摩根以失败告终。2004年8月11日，生产“Mach3”剃须刀和金霸王（Duracell）电池等消费产品的美国吉列（Gillette）公司宣布，已经买下中国电池生产商南孚电池的多数股权，自此，摩根正式退出南孚。由于欧亚农业、周正毅事件的后遗症，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信用度有所下降，融资成本随之提高，海外资本市场对于民营企业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不少民营企业倾向于选择在国内A股上市，摩根投资国内民营企业，必然面临着一个退出机制的问题。而摩根的投资介于风险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其参股南孚等国内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让这些企业在海外上市，以便变现，而南孚海外上市夭折，导致摩根只能采取股权转让这种方式来退出。

由此看来，成功的投资不仅仅需要敏锐的洞察力与嗅觉，更要着眼于企业的微观层面，诸如：选择拥有优秀管理团队并处于行业领导者的成长型或成熟型企业；与企业建立共同成长的伙伴关系；与管理层在公司运作等主要方面达成共识；建立有效的沟通及监控机制；建立健全的财务信息体系等...

投资攻略

对于投资方式而言，以股本或与股本相关的股权投资主要有以下几种：上市融资、扩张型融资、上市前私募融资、管理层收购等。

股权市场的融资方式最有效的为上市融资，这也是投资者退出的最常见方式。中海油（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这家中国最大的海上石油天然气公司，世界最大的独立油气勘探和生产企业之一，于2001年2月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和香港股票交易所成功上市，所采用的方式即为上市前私募基金。1999年，中海油首次上市因市场因素而放弃，公司需要资金支持其预期的业务增长，同时也希望借此吸引国际机构投资者对其投资，以提升其国际知名度，使潜在投资者对其二次上市充满信心。2000年，英联及其他国际性投资机构一起参与了中海油上市前的私募，使中海油募集了4.7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并最终实现了纽约及香港主板市场的上市，投资者亦取得了可观的投资回报。

如果说中海油的成功需要的是一种契机，那么2004年诸多中国企业在境外资本的扶持下海外上市的成功无不证明了其有效性。腾讯公司，1998年注资50万元人民币成立，于2000年获得了由IDG和香港盈科共同投入的220万美元的境外风险投资，2004年腾讯香港上市融得资金总计14.4亿港元。可以说，腾讯是中国企业与境外资本合作最为成功的范例之一。

企业扩张（如重置设备、引进技术、开发产品和扩大生产规模）而进行的扩张融资被称之为扩张型融资，为投资对象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长期的资金及公司治理结构的支持。“融资外包”是融勤国际在中国首推的顾问服务理念。融勤以专业化的服务标准，运用“评估——规划——推介”模型，在中国企业和境外资本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ZS教育集团融资便堪称成功案例。

该集团位于珠三角地区。珠三角的经济腾飞带动了当地民办教育的发展，但亦有不少民办教育机构、企业并不顺利。ZS教育集团有十年的历史，发展至今，旗下四所私立学校的学生已超过8000人，总资产约3个亿，已形成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广泛影响。集团借势想进一步扩建校舍，实现规模化办学。然而该集团领导人为了筹集资金，绞尽脑汁依然无果。虽然该教育管理公司拥有土地、校舍等固定资产，却受教育法的限制，校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收费权的质押也不为银行和担保公司要求的反担保措施所接受。毫无疑问，银行贷款和担保融资这条路行不通。经过分析发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为民办教育的蓬勃发展拉开了序幕，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无疑是个契机。ZS教育集团在其核心管理团队的带领下，打造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区域品牌。近几年的财务状况显示，该集团拥有稳定的现金流，资产负债率和速动率都表现出良好的盈利能力。融勤国际根据对企业的诊断分析和融资规划的专业操作，结合丰富的渠道资源，为其选定了欧洲某投资机构BM投资集团，该投资机构长期以来始终关注中国教育产业并拥有成功投资中国教育业的经验，对教育业相较其他行业投资回报期较长但收益稳定的特点表示认可和接受。对于投资方而言，该项目最大的吸

引力在于——ZS教育集团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以及团队管理层优良的素质和卓越的教学理念，使ZS多年来保持着良好的声誉和品牌效应，生源状况始终呈现稳定并上升的趋势。基于各方面系统及审慎的评估及调查，融勤国际最终促成该教育集团与BM投资签订了5000万人民币的投资意向书，ZS教育集团成功地跨出了资本运作的第一步。

同样，河北某生产制造企业JHM利用融勤国际为其量身定做的中外银行的互保，成功地从国内商业银行取得了1.2亿元人民币贷款。继而，该企业通过与境外投资机构合作，取得了境外银行2000万美元的备用信用证用于境内银行抵押贷款，从而解决了企业购进国外先进生产设备，扩大企业生产制造能力所需资金的问题。

私募基金是相对于公开发行受益凭证的证券投资基金，通过非公开宣传，私下向特定少数投资募集资金形成的集合投资单位，它的销售与赎回都是通过基金管理人私下与投资协商而进行的，这种方式的合法化是必然趋势，也已成为众多企业成功上市的一条理想之路。

一直以来，私募基金始终游走在黑暗和阳光之间，但一次次的成功却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锁定在这样一条充满希望却又布满荆棘的道路上。2004年末，世界最大私募基金公司之一的凯雷投资(Carlyle Group)联合美国第三大保险公司保德信(Prudential Financial)4亿美元入股太平洋保险集团24.9%，这可谓是2004年圣诞节前中国的最大的私募案。

此前，根据波士顿咨询(BCG)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未来四年内，中国寿险的保费总额将以年复合增长率20%的速度增长，到2008年时将达到8300亿元人民币(约1000亿美元)。依照WTO规定，保险业向外资开放达到期限的今天，中国潜在的巨大寿险市场显然是私募基金不能错过的蛋糕，而太保集团和凯雷的成功则无疑是笔双赢的买卖。

管理层收购(MBO) 是公司的经理层或管理层利用杠杆融资或股权交易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行为，通过收购，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公司所有权结构、公司控制权和资产结构都发生了改变，进而达到重组目标公司目的一种收购行为，目前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变革方式，进而融资。

论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的规避 篇12

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 2002年至2010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52%。“十一五”期间,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增长35%, 增速是“十五”时期的4倍。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 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 同比增长36.3%。截至2010年底, 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588亿美元。“十二五”期间, 我国将更加重视“走出去”, 统筹推进企业对外开展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加工制造、农业等领域的投资合作, 培育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使其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

二、目前海外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一) 为了取得海外市场, 企业盲目投资和无序投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某些企业仅仅为了海外市场规模的扩张, 不考虑投资经

济效益和环境资源效益, 采取低价竞争, 从而给国家造了成巨大的损失。例如,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竞标承建波兰高速公路时, 报价不及波兰政府预算的一半, 可开工后却发现当地的物资成本远高于预期, 只好被迫放弃项目, 后续还可能会承担高达2.7亿美元的违约金。

2、海外中国企业之间缺乏协调管理, 造成国内企业在同一国家同一项目上的恶性竞争。

如今年年初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在海外市场争得不可开交。

(二) 金融汇兑存在巨大风险

许多国家金融制度极不完善, 传统的信用证交易几乎完全不可行, 因为商业银行不是拒绝办理, 就是拒绝承兑。而采用其它付款方式, 如货到付款、付款交单等同样存在钱货两失的风险。还有不少国家实行外汇管制, 即使赚了钱也难汇回国, 不得不求助于地下钱庄, 风险更难预估。

(三) 文化差异影响海外市场的拓展

在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 面对的最大困难不在于资金、技术或资源整合能力, 而在于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和众多的利益团体如何进行良好的沟通。但是, 由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的不同, 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必然面临文化冲突问题。

(四) 国际政局动荡、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不可抗因素, 给我国海外投资带来不小的损失

例如今年2011年3月份, 利比亚境内的动荡给中资企业造成了相当大影响。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总数有50个, 涉及合同的金额达到188亿美元。在利比亚的中资企业达75家, 在这次利比亚事变中, 均蒙受程度不等的经济损失。再如, 据国资委不完全统计,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 有68家央企曝出114亿美元的海外业务巨额浮亏。

三、如何防范境外投资风险

(一) 规范企业海外投资业务

一方面通过法规和制度的完善, 有效规范投资项目决策和经营行为, 从而规避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针对在同一国家同一项目上曾经有过多家国内企业相互竞争的情况, 政府部门要及时加以协调, 防止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上的无序或恶性竞争。例如中石化就成立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对外代表中石化统一进行招投标, 有效防止了各个油田在所在国的竞争。

(二) 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 防止盲目投资

在进行境外投资决策时, 一定要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 进行科学的投资可行性分析, 尤其是投资效益的分析。财务部门在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阶段, 应对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科学的估算, 在进行效益估算时, 对使用的数据一定要通过多方调查论证, 尽量使用准确的数据。在项目可行与否的结论上, 要重点把握投资回收期、内含报酬率、净现金流量等关键评价指标。

(三)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建立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是防范投资风险的具体方法, 借助于该系统的有效运行, 能够加强境外投资风险的事前管理。具体包括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公共安全风险预警系统、经营风险预警系统等。通过风险预警系统的建议和完善, 能够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使企业避免各种风险带来的损失或使企业的损失最小化。

(四) 充分利用当地信息资源, 规避政策风险

要有效地规避境外投资的政策风险, 需要充分利用当地的信息资源, 采用“借力”手段来实现。一是通过当地或国际上知名的会计师、财务咨询公司的咨询服务来实现境外企业会计制度的建立、日常会计业务的核算、财务报告的提报、纳税的申报和各种投资优惠政策的享有等;二是充分利用当地的财务管理人才进行境外公司的财务管理, 实现财务管理本土化。财务管理本土化, 是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 规避政策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

(五) 建立科学的财务监控体系, 掌握财务控制权或监控权

对境外投资进行有效的财务监控是防止境外企业资产流失, 实现境外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根本保证。失去了对境外投资的财务监控权, 就失去了对境外资产的支配权。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迅猛, 特别是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海外投资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这一方面可以弥补国内资源不足、减少贸易摩擦、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等问题, 另一方面,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以及不可预知的因素的增多, 海外投资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因此, 如何加强海外投资管理, 防范投资风险成为摆在我们企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企业境外投资,投资风险,风险规避

参考文献

[1]新华网.《我国海外投资问题及风险管理》, 2011年8月14日

[2]李宝民.《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范》, 光明日报, 2010年12月10日

[3]汪发元, 潘会平.《浅论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配套分析》, 2011年3月19日